计划经济的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31:23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1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04)

摘要:1978年底,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从农村改革入手到城市经济改革铺开,再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和发展,然后到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经济领域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点,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从以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与归纳,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体制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2

中图分类号:F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36—02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金钟哲(1970—),男,辽宁开原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王武文(1986—),男,贵州丹寨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在“公有制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明确规定了国家经济的性质,也指明了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早期探索

建国之后,尤其是1956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经济的部分正确做法都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来看,并对之一一否定。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也从来没有否定和排斥过商品经济,而是特定地否定和排斥了私有制经济。首先,有人认为十年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是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水火相隔、互不相容。其次,认为那个时期人民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缺衣少食的现象都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而不是那个时期国家一穷二白的家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再次,把发展个体经济看成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看待,这样不仅超越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将商品生产自身的问题当作是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认识,而且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识到:“现阶段只要还是两种所有制的话,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可或缺。”[1]同时,他认为苏联“关于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论证的不是很清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第一个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后还是要看它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密切程度”。由此观之,我们社会即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整个社会物质产品还不是很丰富的话,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存在。

在我们能否彻底取消全部商品经济从而实现产品经济的问题上,有两个条件必须认真对待:一是国家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二是产品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国家有权支配所有产品。毛泽东认为:“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部门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2]从一定意义上说,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否的必备条件。毛泽东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了社会历史进程,之后又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提高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也不应该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得把之前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认识否定掉,重新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自觉遵守和依据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行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因此,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全社会范围内按计划分配社会总劳动和因社会劳动无法直接计算而必须借助价值来间接计算这两种客观必然性,这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备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属性,可以看成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指出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这一提法表明我们党改变了之前在经济建设中将计划经济跟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逐步形成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的调控方式,运用计划和市场两个调节的双重功能。这样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让国民经济有序协调发展。随着全国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运而生,应时而出,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在深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到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关系,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3]这次重要讲话使国家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重新有了新的认识,为党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的意义

有计划商品经济为我们党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前提;进一步改善了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逐步适应了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满足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新要求,对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具有双重意义。

在思想层面上,它改变了以前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中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规定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搞经济建设应该遵守和依据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为经济发展服务,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跳过的环节。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政策,以城市为中心,促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方向,让城市成为改革的先行者、领头雁和排头兵,使之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在实践层面上,它应对的是现阶段我们建立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如何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应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活力;在解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面临的相关问题上,我们应自觉遵守和依据价值规律,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发挥价格机能的导向作用,实现经济杠杆功能的最大化;积极探索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经济技术交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在理论上解放了思想,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改革的中心从农村转到城市和企业,改革的方向开始明确指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2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3

一、计划及其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4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5

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说明了东北区一九五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意义,提出了东北经济建设的任务,分析了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并说明了如何去完成计划和任务。本文不打算对高岗同志报告中的问题一一解释,而只就完成和超过生产计划,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这三个问题作些说明。

一、完成和超过生产计划

首先,让我们来弄清楚完成生产计划是什么意思,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又是什么意思。

东北国营公营工业的生产计划是今年的生产总值要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是完成了生产计划。这个生产计划是比东北去年经过增产节约运动所达到的水平更加先进的计划,所以完成计划就带着增产节约的意义。

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就是在计划以外,额外地为国家创造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生产这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不用国家投资,也不用再添机器和原料,只是用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方法。现在经过东北各个厂矿的讨论,增产节约计划的总数又提高到一千万吨粮食以上了。经过更广泛的讨论后,数字还将超过。

第二,怎样才算是完成了生产计划呢?只是完成了生产数字,是否就算完成了生产计划?那还不算。完成生产计划,有以下四点具体要求:

(一)不仅要每个工业部门平均完成生产计划,而且要每个企业、每个车间、每个小组、每个车床都要完成计划。如果每个工业部门平均地完成生产计划就算完成生产计划了,那就有可能其中有些企业、车间和小组是完成了计划,而另一些企业、车间和小组却没有完成计划,只是把他们加在一起,平均起来才完成了计划。这样还不能算是完成计划,必须是每个企业、车间和小组都完成了计划,因而整个工业部门平均起来也完成了计划,才算是完成了计划。

(二)不仅要按照生产总值完成计划,而且要按照每种产品种类完成计划。如果只管按生产总值来完成计划,那就有可能是某些产品种类没有完成计划,只是和另外一些产品种类在价格上总计起来才完成计划。这样还不能算是完成计划。

(三)不仅要按产品数量完成计划,而且要按产品质量、产品成本完成计划。如果只管按产品数量完成计划,很有可能是,计划中规定的产品倒是如数生产出来了,但是这些产品的质量很坏,或者是用了很多的成本才制造出来这些产品,那么这样还不能算是完成计划。保证产品的质量很要紧,因为产品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人民的当前生活,而且关系着国家长期建设的基础。例如人民花钱买到了一双鞋子是一种“礼拜鞋”(这鞋只穿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坏了),人民就直接感受了产品质量不好的结成。有一种盖房子的砖,叫“到口酥”,“到口酥”是一种点心,一放到嘴里就碎了,人们拿这种点心来形容这种砖的不坚固。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在这上面,更马虎不得。

提高产品的质量就等于增加产品的数量。例如:从前生产一百双鞋子,每双鞋子可穿半年,现在仍旧生产一百双鞋子,但是鞋子的质量提高到可穿一年,那不是等于生产了二百双鞋子吗?那不是等于产量增加了一倍了吗?

(四)不仅要按年、按季完成生产计划,而且要按月、按周、按日完成生产计划。如果全年、全季看起来是完成了计划了,但是可能其中某几个月没有完成计划,或一个月中那一周没有完成计划。只是这几个月、这几周和其他几月、几周平均才完成了计划。这还不能算是完成计划,必须按日、按周、按月来完成计划。

这些要求就是要我们全面地完成计划。

第三,东北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有什么意义?

高岗同志在他的报告里举出了几个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数字,这几个数字就把东北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义说清楚了:

(一)东北国营公营工业的生产总值去年比前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今年又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这说明东北的工业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着。高岗同志还举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速度的数字,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从来没有这样快的速度。东北工业的发展能有这样快的速度,正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工业目前虽很少,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落后,但是能以最高的速度,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二)东北区今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其中工业超过百分之十。一九四三年工业的产量是工业产量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超过工业产量的最高水平了。这个数字,把标准不能突破的神话打得粉碎了,这也充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7

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以及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各个过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积累——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发展的。

实行计划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各种的无数的企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着,这一部分发展了,就要求其他部分也相应的发展。例如,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需要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原料。随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要求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粮食。例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十万锭子和二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以每天三班生产计算,一年就需要四十万担棉花。如果农业部门拿不出或不能满足工业增长所需要的原料,那么很多工业部门就不能够发展。此外,在目前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还要求农业部门提供一定数量的出口物资——土、特产品,以挽回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还要求农业部门通行农业税的形式提供一定数量的积累,以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发展工业同样需要运输部门的支援。因为要实行工业化,就要进行许多工业基本建设,这就有大量的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需要运输。同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和制出的成品,也需要一定的运输工具来运送。因此,如果在各工业基地之间,没有相应的交通运输网,要进行工业建设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亦需要商业部门的支援。

不仅在国民经济各大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从工业内部来看,在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燃料工业、建筑器材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各种轻工业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譬如,制造机器,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钢铁,而在生产钢铁时,又需要有大量的燃料;在机器工业与钢铁工业扩大生产时,需要进行基本建设,而进行基本建设又要求具备一定数量的建筑器材,这样,生产建筑器材的工业部门又必须相应地发展。

其次,无论我们进行生产或基本建设,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三个因素,亦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必须配合地起作用。如果在某一生产企业中,光是职工数量增加了,而机器设备占财务流动资金都没有增加,那末该企业的生产还是不能扩大。反过来说亦是如此。由此可见,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这三个基本因素,亦必须相互适应地按比例地增加。

上面这一切,都说明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说明计划经济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下产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以前没有五年计划,建设进行得也很好,为什么还要制定五年计划呢?有了年度计划不就可以了吗?何必非有五年计划不可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的规划比较简单,故有年度计划即可;现在是大规模建设时期,国民经济的内部联系较前复杂得多,一个部门的变动会引起其他部门相应的变动,一个事业的发展要求其他事业相应的发展,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来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造,否则其中某些部分就会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就会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步骤的发展。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制度意味着最大的节约。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进行的;而国家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又是根据社会经济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的,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各个企业机器设备的添置与劳动力的增加,都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的,因而在正常的管理情况下,可以避免发生浪费现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则相反。寄生阶级的消费,经济危机、失业现象,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长期低下,技术进步的人为障碍,惊人的非生产性消耗,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互相竞争,根本不考虑市场的需要,这样盲目地进行生产,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产品的积压与某种产品的脱销。大批产品被资本家销毁,资本家任意解雇工人、关闭工厂,造成社会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惊人的浪费,把劳动人民抛入贫困的境地。

第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可以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与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生产部门中去;能够在同等数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下,比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国民经济能够得到高速度的发展。

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把过去属於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收,近来,变成劳动人民所有,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头等的先进工业国。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总产值要增加百分之九十八点三。而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一年,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仅增加一倍,英国增加百分之六十,意大利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法国增加百分之四。这就充分说明了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五年内粮食增产量,要相当於过去几十年来粮食的增产量。

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新建铁路干线、支线、复线、专用线共一万余公里,而在过去六、七十年内,总共才建了二万多公里。

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五年内的建设工作量,要相当於甚至超过近去几十年所做的工作量。

第三、既然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因而也就能适当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将增长一倍左右。农村购买力增长的这种高速度,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8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9

关键词:苏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计划;渐进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07-02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那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中喊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从那时起,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为之奋斗,为实现一个自由、公正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一战后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二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然而,20世纪90年代,随着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陷入低谷。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全面计划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尤其以苏联的解体为代表。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带到了死亡的边缘;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争霸又再次将人类投进了灾难的深渊。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苏联的参与。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大国和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在延续了70年之后顷刻间解体覆亡[2]。

在长达70年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内向、世袭的苏联政权带来了全民的噩梦,为了有效控制人民,它不仅实行特务统治,克格勃全面渗透到苏联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取消了人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让人民活在没有尊严的世界。苏联,这个宣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怀着共产主义的梦想,要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天堂,结果却走向了对人的全面控制,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然而在失望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无非就是两个:要么认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现了问题,要么认为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哪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观点主要集中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等,但是所有这些弊端都可以用“以计划替代客观规律”来概括,而这一点也恰恰是马克思本人激烈反对的。在旧时代俄国那种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在它初期的存在中,确曾存在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确曾实行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有力步骤,确曾启发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无限的希望,但最后却又不可避免地解体了。但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一观点被忘却了:资本主义,当它持续的时候,是一个进步的生产方式,它无忧无虑地发展比反动的替代方案更优越。现在它回来复仇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真正具有全球性,而且它还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3]

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以计划替代了客观规律”,使得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旧时代的俄罗斯在各种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用全面计划代替了一切的客观规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灭亡。现代哲学家波普尔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时就认为“乌托邦的或整体主义的方法和渐进主义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表述如下:渐进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渐进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使乌托邦主义者对关于社会建构的控制限度的社会学假说产生了反感;……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渐进放开

(一)以客观规律代替全面计划,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是对因循教条、全面计划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将“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中国“新社会的支柱”之一,邓小平的资深翻译张维为在其所著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也将其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摸着石头过河”是由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提出来的独特见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方法论,意思就是冒着一定的风险通过反复尝试探索未来的道路。

从列宁开始,苏联就逐渐意识到实行全面计划的一些弊端,并开始了一些初步有益的改革。到斯大林后,苏联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控制,经济上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苏联模式下实行闭关锁国,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在经济贸易上,到战后斯大林则提出建立“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凡此一切,都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地步,实际上造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这是必然的。在紧闭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交往的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因循教条,阻挠改革的体制性因素。这些体制性因素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理论教条,高度集权的机构体制,特别是苏联重工业——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存在以及在此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僵硬的全面计划的管理体制导致了对客观规律的漠视,导致了对任何意外的不宽容,正如波普尔指出的“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在另一方面,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问题又必然迫使乌托邦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否)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并且把他的纲领加以扩大,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实验,试验成功了再进行推广。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它实际上为政策提供了一种试错机制,它鼓励试验,鼓励渐进的放松管制,因此为渐进的社会工程开辟了道路。

(二)放开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将之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友好的或慈善的体制。它是迄今为止在财富创造方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目标,因为它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而运行的。它创造了经济的增长、繁荣和作为副产品的就业。它也以自己不断变化的趋势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和破坏。”[3]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其实就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之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做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有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而这些思想本身都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背叛与篡改,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

而中国的改革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手段、方法。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搞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我们过去多年搞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5],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做的重大决策。

总之,正是在从“全面计划到渐进放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摆脱了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引入市场经济,放松中央对地方的管制,使得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2]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计划经济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

近年来,鉴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学术界以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指代和把握。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宏大叙事,而对其进行理念概括和逻辑提炼也极具复杂性。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诸如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可否认识?中国模式如何评价,是“唱衰”、“慎言”还是“高论”中国模式?表现为多视角多层面的观点杂陈、莫衷一是甚至矛盾对立。众说纷纭的观点,固然表现为一种学术繁荣,但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在学术的繁荣之上更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已过三十多年,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于是,中国模式的学术讨论,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实质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未来发展问题,不但是要审视和总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是要透视中国的未来。

基于三十多年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现象和事实,现象反映本质,事实包含逻辑,现实昭示未来,历史透出玄机,可以对中国模式从其历史背景、现实矛盾、发展趋势的高度、广度、深度作出一种最具逻辑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即中国模式的根本或者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之上应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

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

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

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

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

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

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

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

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

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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