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2:32:33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动乱的口号。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发现在当前热烈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存在着一些根本就无法成立的伪问题。这样的伪问题并不因争论者的众多和各方观点的差异而成立。对于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言，一切答案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集中进行辨析的三个突出的伪问题不仅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伪问题之一：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将这一个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宣布为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一问题也无法表达为“为什么”的语句。既然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都失去了争论的对象。即使萨伊所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也是不需要的。

要阐明“价值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价值（usevalue），其二是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顾名思义，使用价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尽管斯密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出现错误，由“水与钻石悖论”引致出价值决定的论点，但这两个范畴却是简单而正确的。

具体来说，斯密的价值定义是把人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主观评价相互进行比较，则形成交换价值。离开了人，谈不上任何价值，价值只能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设想一下，当一座繁华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离开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楼大厦又怎么能谈得上具有价值呢？既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评价，那么，争论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就成为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主观评价的价值并不能够创造出来。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创造价值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将物品混同于价值的结果。说某种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创造出来显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而给出评价，并依据各自的不同评价决定是否交换和以何种比例交换。离开了人们的主观评价，无论哪些要素参与了物品的生产也都不会形成价值。我们可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不能说这些要素创造了价值，因为价值与物质实体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价值创造理论是个伪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时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不断修改和增加基本论断，总是徘徊在劳动创造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之间，甚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价值论。为了应付实践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扩大劳动的内涵，辨析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混乱，削弱了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伪问题之二：应该按什么分配

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与什么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密切相关，也是近年来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合约理论提出之前，经济学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理论分析上，资源配置与分配决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样处理的，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也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剩余分配。西方经济学则通常是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论述每一个投入所有者获得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两大理论体系都忽视了对投入所有者怎样获得报酬和通过谁获得报酬的研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随着合约理论的提出，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缺口被填补上了，使这两个被分割的内容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根据合约理论的认识，企业与市场都是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一切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之前已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确定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合约的签订已经在产品到达市场之前解决了，而不会出现在产品销售后再评价各要素贡献进行剩余分配的问题。如果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在生产之前没有解决，或者说，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使用没有签订合约，那么生产就无法进行，也就更谈不上按什么进行分配。例如，要生产一台电脑，企业就必须首先同员工签订下工资合约、同专利所有者签订下技术转让合约、同物质资源所有者签订下购买合约等。这些合约本身就规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状况和收入状况，在电脑生产开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电脑生产和销售以后再来研究该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根本就没有必要

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

准确地说，经济学可以研究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拉大的问题，为什么国有资产在改制中会流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不能够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导致了社会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公平是一个规范判断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质疑顾雏军运用“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但顾却声称自己在收购中吃了亏。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国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和政府评判的问题，而不应该由经济学来越俎代庖（经济学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经济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解释之上的预测，不是指导社会实践。正如张五常所分析的，中国昔日的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所谓“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可见，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经济学说了算的，真是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利用和煽动情绪也好，显然不如平心静气的做真正对人民有用对学术有益的事情。

具体来说，经济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为何会出现，如为什么国企改革会出现大量资产的流失。当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能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要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热情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因为，一旦搀杂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会有意识地将事实引向自己设定的答案，从而丧失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例如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现象在许多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所谓“研究”中大量存在，当经济科学单纯为了论证某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时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理论分析的客观性。

经济学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价值判断并不表明经济学不能对包括公平观在内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事实上，从选择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特定的公平观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公平观而放弃其他的收益。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了。当然，即使对公平观选择的理论分析也不容许加入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

结语：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逻辑分析出发，还可以发现不少的类似伪问题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也很容易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是套套逻辑；有的问题是模糊不清；有的问题则是合成谬误。对于这些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但那是玄学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许能够成为宣传的口号和政策的主张，但不应该成为经济科学解释的对象。反思政治经济学中伪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政治政策与学术问题混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伪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冷遇就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群众大都不明白伪问题争论的意义何在，也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振兴，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要的是放弃对伪问题的争论，并转向对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努力。

一是各学说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事实，学术思想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种解释有效性的比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国本土的过渡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都应当在解释事实这一共同学术规范下展开竞争。各学说流派不应该将攻击和取消其他理论范式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现象给予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无论是应用那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积累，推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各学说流派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融合。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泡沫经济的论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一个理论往往在自己的范畴内部很难发现伪问题，而通过对其他理论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鉴，则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谬误。

三是扩大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将制度、政党、宗教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无疑，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内在要求。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内容的广泛而加入主观价值判断，相反，即使对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也应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74（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庄宗明、陈永志、陈琛，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2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政府研究

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加强，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家的保护职能了，而是开始干预经济和调节经济；进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局部的、临时性的发展为全面地、制度化地干预。国家对经济实行调节、促进和管理；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对某些产业的扶植，或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开始研究国家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家的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问题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1政治学发展的“国家—政府—国家”历程

发源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一向以国家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随着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兴起，政治学开始注重国家的具体运作，国家内部构成成份、国内的政治团体等进入研究视野。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于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方法“侵入”政治学，“国家”被当作一种抽象的实体，被拒斥在政治科学研究之外，“国家作为历史上过了时的范畴，作为政治考虑的核心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2]“政府”取代“国家”，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国家论基本上属于规范研究，主要使用哲学推理和演绎的方法。行为主义则主张经验研究，注重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有关国家的事实资料是由构成国家的个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或者是由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执行者的政府的活动所提供的。行为主义据此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还把量化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描述，所以转向研究政府。另外由于国家是个抽象的实体，无法使用定量化的手段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自1930年代形成，195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美国政治学家佛·i.格林斯坦和尼·w.波尔斯比主编，于1975年出版的八卷本的《政治学手册》，全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其中没有把国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政府体制与过程”则专门设了一卷，[3]政府，而不是国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

对国家概念冲击最大的是政治系统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与此同时，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利益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组织均依靠输入—输出体系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自己的生存。伊斯顿用“当局”取代政府，进入政治系统分析。“这种权威角色的承担者我们称之为当局。实际上，我们经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政府。”[4]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在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中也沿用了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这个名词范围过于狭隘。[5]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传统国家观的也构成冲击。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的一元主权，“把国家仅仅看成形式和框架，或者看成是可以设想的人类联合体之一。”[6]按多元主义的观点，国家并不象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国家不过是压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器。国家并不是高于其他团体的机构，而是与社会中的团体地位相等的“多元”政治主体中的“一元”。

1970年代，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提供足够的答案。此外，政治系统并不能取代国家，政治系统的边界是模糊的，可能比国家的界限更难以确定。行为主义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政府研究继续的同时，国家概念再次被复活，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被称为政治学向国家的“回归”（returntothestateorbacktothestate）。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已经稳固，有关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国家的内部构成和运行规律，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到政府。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形成过程等等问题成为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传统的国家理论失去现实需要，政府的形式、政府的过程、政策制定等政治问题上升为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政治学走向应用。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发达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多元结构倾向明显，个人自由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社会的整合遇到新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再次出现。当社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家的作用便被记起，比如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就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合法性危机，应重新考虑国家的问题。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动力来自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社会的构成成份集团化的现实中，政府官员、立法人员、院外游说者等等以政治或行政为职业的社会成员也有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成为利益团体，他们的利益可能与社会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家的自主性”（theautonomyofstate）问题，政府不再是个中立的政治行为框架，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团体。由于官僚们掌握着分配的权力，在行事时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国家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现实的这种变化也是国家重新引起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贴于2经济学对政府与国家研究的特点

20世纪之初，西方的经济学本已与政治学脱钩，特别是关于国家、政府等问题已经不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列。但1930年代的大危机把经济学拉回国家面前，市场缺陷的灾难性后果把国家推上维护社会经济的前台。政府干预成为政策的首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应经济危机的需要，政府问题从而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大约也是在1970年代，政府干预政策的效力走到了尽头，西方国家普遍遇到了滞胀的难题。滞胀问题的出现表明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政府问题进一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关注政府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政府介入经济，自然会对个人的经济自由有所限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滞胀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政府对个人的干预，政府插手市场过程，破坏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个时代，自由问题不是由政治学家，而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先后发表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的宪章》、《自由、市场国家》等著作，反对国家干预，重申个人自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关心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中对政府问题的兴趣的另一原因是一些经济学家对公共财政问题的关注。财政问题自出现以来就与国家不可分离，近代国家的建立依靠一套税收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放任主义盛行，国家的作用仅局限在提供保护和维持秩序的范围，有关财政只是经济学中较小的分支问题。进入现代，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政府的活动靠财政支撑，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政府的规模扩大，政府的活动范围加大，财政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公共经济成为整个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经济的关注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学术起点，作为公共经济的执行者的政府遂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注重政府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对制度问题的关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的提高，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等与经济的关系愈发密切，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制度问题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国家和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构成成份，成为制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当代经济学家中有的从整体的角度谈国家，有的则重点讨论的是政府。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尔森的观点较具哲学色彩，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制度本体论，探讨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制度的角度看国家，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把国家看成统治者的工具，国家由统治者群体组成。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功能等问题，提出较全面的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新经济史学密切相关，因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才能显现，对经济史的分析一般都要涉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本人就既是经济史学家，又是制度经济学家。

奥尔森专门研究集团，他甚至没有独立地谈到政府。集团是在国家的制度环境中活动，集团理论必然涉及国家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尔森始终没有把国家当作一个抽象的实体。从集团决定论出发，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聚焦到分利集团上，认为集团的分利化倾向迟早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因而，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方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可以增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奥尔森对国家提出的任务。公共选择学派与行为主义政治学一致，以政府取代国家。公共选择学派反对把国家当成抽象的实体，只研究现实中的政府，他们对政府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类型、政府的起源、政府的失败等问题都进入公共选择的视野，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较为丰富的政府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味道浓于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分析术语是国家，而不是政府。相对于制度这一基本概念，国家比政府在逻辑上更为接近。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合理性给出了新的论证，在克服“搭便车”现象方面、[7]界定产权方面，国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经济上已处于低效率的政府持续存在的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家合理性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点，这是政治学国家论所没有提出的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和改变者的立场解释国家的兴衰和政府的更迭，对于抓住政治经济演变的根本动力，有独到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以突出制度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作为其理论的学术落脚点。

二国家的起源与政府的合法性

沿着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的思路，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用产权理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选择学派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

1国家起源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国家的起源问题是政治学中的传统问题，自近代以来有过多种观点，其中社会契约论大体上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尚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迄今关于国家起源的看法或是被认为是假说，或是根据逻辑推演的结论。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政治学对国家的起源这类的难以用经验验证的问题减少了注意力。新政治经济学则再次提到了国家的起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把历史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归结为两种看法：契约论和掠夺论或剥削论。他从产权理论出发，解释国家的起源。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契约制度和确保契约的实施，如果国家保护的是有效率的产权，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契约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框架，从而促进福利的增加。”[8]契约论已经包含了国家有制定产权的功能的观点。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这个阶级或集团向其他阶级或集团诈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9]

在诺斯看来，这两种理论均是不全面的，契约论只能解释最初定约时的利益动机，无法说明定约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掠夺论忽略了定约时的得利，只着眼于掌握国家权力者从其他选民处诈取收入。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起源论偏重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国家，没有注意国家建立后的行为。诺斯的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国家起源论的任务只是说明国家的形成，至于国家持续的动力应是另一个问题了。另外，契约论虽然只是一种假说，但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却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学说不但打破了神权论的国家起源论，指出了国家是人类自觉创立的，而且发挥了统治权来自人民的人民主权观点。”[10]

诺斯用“暴力潜能”（violencepotential）分配理论来统一上述两种国家起源论：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11]对于国家的起源，契约论和掠夺论又都可以归结为冲突论，建立国家的定约是为了避免冲突，由权威来仲裁人际纠纷；掌权的阶级掠夺或剥削其他阶级激化了社会中的冲突，同时也把冲突固定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的程度则取决于各方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因此控制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控制社会中的暴力。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12]国家的作用正在于控制暴力和分配暴力。

根据我们的理解，关于国家的起源除了冲突说之外，还有合作说，即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这种主张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解释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13]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著名论点也强调人的合作天性，人有趋向城邦生活的本性。在冲突说中除了上述认为内部的冲突导致国家的诞生之外，还有把外部的威胁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力的主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家本身就是以抗拒国际环境压力的形式诞生的。”[14]从政治学的发展来看，国家的起源问题基本上是个近代政治学问题，已经不再是现代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诺斯重提两种国家起源论的用意并不在于提出新的国家起源学说，而是突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地位，国家对暴力潜能的分配凭借的是制定产权制度。诺斯从国家的起源问题入手，目的是强调产权理论在其政治经济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

2政府存在的公共选择理由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政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政府存在的理由。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的价值在于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比如国防，单个公民无力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全部任务。再比如社会治安，个人可以保护自己或小范围的安全，采取雇佣保镖或个人卫队等方式，但任何个人都负担不起保持全社会治安的费用，因此国防和社会治安只能由国家来提供。“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团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定义为公共商品或服务。”[15]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无法把国防和社会治安按人头分解为每个公民一份，也不能因为某个公民得到安全感就使该社会的治安服务因而减少了一分。公共物品具有共同消费性，即一个人消费一定数量的财富时，他人亦可消费同等数量的财富。公共物品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对一个人提供财富或服务时，对他人也提供同等数量的财富或服务，而不管其贡献的大小甚至是否有贡献。

公共物品的存在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rider）现象”。既然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无法区分享用者是否为公共物品做了贡献，不付费而白享用公共物品便成了个人最合算的选择，“搭便车”现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理选择的结果。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都只想索取不想贡献，公共物品的匮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经济学上把之称为“合成谬误”。除此之外，还可能导致因对公共物品的争夺而产生人际冲突，无政府条件下，个人行动不能自动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需要公共权威来维护、管理和分配公共物品。从理论上，不排除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比如由个人组织卫队保护社区的安全，但与国家的警察系统相比，个人提供的社会安全服务的成本明显高得多，因此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个人效率更高，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效应。

公共物品的维护、管理和分配要经过集体决策，由集体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品种、数量，以及每个成员应分摊的成本。这就是公共选择，公共选择专指非市场决定，即不能由个人自由地独立地选择，其价格和供求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经集体决定的决策。

由于公共物品不能自由买卖，民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无法通过市场反映，只能经由政治程序表达。由于不同群体政治影响力上的不平等，政府对民众到底期望获得多少公共物品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所以公民所希望得到的公共物品的量与公共物品的实际供给量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公共物品既是政府存在的根据，也是政府出现缺陷的契机，在提供公共物品这一职能上蕴含着在任政府与潜在的统治者之间竞争的可能。

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政府的优势十分明显。按美国政治哲学家R·诺齐克的观点，政府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来自自由竞争。诺齐克认为国家起源于个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的需求。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财产权可能受到他人的侵害，保卫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受人雇佣，负责保护雇主的财产。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商业竞争，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最后形成垄断性机构，其职能是代替个人行使保护个人财产的权利。最初的政府是各个地区性权威性保护机构的联合体，后来演变为具有独立强制力的专门机构，政府不过是放大了的保护性机构。[16]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的行使，在提供秩序这种公共物品上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学也持同样的观点，著名产权经济学家科斯(Coase)认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17]政府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办到私人企业难以办到的事，有关公共问题的很多事情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只有通过政府是最节约的方式。与公共选择学派不同的是，科斯提出政府的行政机制运转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只有在行政解决的方法的费用低于市场解决的成本时，政府才有理由介入。

三国家的本质与政府的职能

对于国家的本质和政府的职能这样的典型政治学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用企业的组织理论分析国家，并把克服“搭便车”现象和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公共选择学派则强调政府的职能本质上以消极的方面为主。

1国家的企业性质

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新制度经济学也用交换的观点来分析国家。国家提供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安全和其他社会服务，得到的是征税的权力。国家通过征税来扩大自己的收入，税负就是国家服务的价格。“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18]选民以交纳税赋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作为交换的一方，选民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公共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成为评价国家的一种标准，这使得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当政的统治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价格过高，就会受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想成为统治者的个人或集团的挑战，他们以较低的税率或较好的公共服务来竞争统治权。选民因而有了其他的选择，选民会因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转而追求来自别国的或国内的另一个统治者。“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19]

新制度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看成一种企业，可以根据其产出——公共物品来衡量其效果。科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超级企业，比照企业运行来分析政府。用交易费用来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诺斯则把关于企业的组织理论引入国家分析，他认为国家的行动由统治者和人来完成，这与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那种“委托--”关系是一样的。就像企业的管理一样，国家的统治能力也会受到问题的困扰。国家由统治者和官僚构成，统治者位于权力的最高层，官僚按政府的行政系统分层，各个等级的官员有自己的利益。它们与统治者的利益有重合，也有区别。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官僚倾向于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时统治者的意志往往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因为下级官员会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上级的命令。作为对策，统治者为了避免受到来自下级的牵制，一般不愿意给下层人过多的权力，目的是避免造成成本过高或失去对下层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对政府官员监督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政治学谈监督问题多数是从权力的制约的角度，没有深入到官员的个人经济动机。从历史的经验看，最有效的监督发生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双方之间，这种情况下，监督者的动力最强。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厂商的监督正是出自消费时个人的切身利益。政治过程里，选民与官员的关系远没有消费者与厂商那样直接，对政治过程的监督动力低于市场情况，效果自然也会降低。即使在市场条件下，当企业出现以后，仍会有“内部人控制”问题。按新制度经济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即借用“委托—“关系，建立逐级控制机制，可以对官员的监督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法。

转贴于2提供公共物品

国家的职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现代国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国家研究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政治学也开始涉足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认为国家是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国家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提供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合作、增加个人收益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实施机构。宪法秩序层次的制度，即社会的基本规则就是国家所提供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实施也主要依仗国家的强制权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一个区别是对合法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因而国家是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一种组织，“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到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20]国家垄断了最强大的暴力，国家所具有的强制力使它在提供秩序和界定产权方面效率最高。

科斯从产权经济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制度就会对交易活动，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通过界定产权，或变动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过程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国家的积极职能即在于此。

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也主张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是组织的一种，具有组织的功能，比如提供集体物品，因而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如法律、秩序、国防等。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也会限制经济自由。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民的经济自由，比如增税，从而造成个人消费自由的减少，就无法投资增加国防力量、警察力量和法律系统。政府的维持并不是靠其提供公共物品，不是依靠公民自愿的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税收来支付。

从公共选择的立场出发，奥尔森倾向于用税收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物品靠个人提供，不可能实现均衡，只能依靠强制的索取，这就是税收的本性。关于税收的强制性，奥尔森赞成瑞典财政学家维克塞尔（Knutwicksell）提出“一致同意”的纳税理论，维克塞尔认为公民不反对强制性税收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类公共物品无法在市场上购买，也不会有任何机构自愿提供，只能靠征税来支持。维克塞尔坚持旧式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强制，坚持国家在一个公民同意之前绝不能向他收税。具体而言，政府提出的每一项开支，如得不到国会的一致同意，就应该取消。

奥尔森反对传统政治学关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在出发点上的二元论观点，主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国家中的行为出发点是同样的，均以自利为初始动机。个人并非在市场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在组织中却自我牺牲压倒一切。奥尔森在其理论中只谈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坚持用个人来说明国家，认为国家的功能是提供个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两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没有专门论述国家的形态、国家的制度，而是用集团来说明国家。在他看来，国家不过是集团活动的场所，制度本质上是中性的。从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奥尔森没有国家理论。

3克服“搭便车”现象

国家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选民的“搭便车”心理是民主政治可能失效的一个原因。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一人一票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从逻辑上看，这种思路是将民主社会的政治程序建立在完全（免费）信息的模型之上。”[21]实际上获得政治信息需要专门的渠道，使个人的利益要求进入政府决策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活动都是有代价的。普通选民在知晓政治信息、游说官员和议员方面要么是无法知情，要么是不愿或无力付出这方面的成本。因而，真正在政治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那些组织良好的，有能力支付参政成本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的结果就像奥尔森指出的，政策往往有利于少数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得不到考虑，有时甚至会受损。

“搭便车”现象解释了选民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少数利益集团左右政策。在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中，不管单个选民是否尽力，都可从结果中受益。这种形势使得理性的个体可能采取“搭便车”行为，致使在有关大众的利益问题上难以形成有力的团体。这就是“无组织的大众和组织严密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总是后者得胜的……理由。”[22]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思路是迫使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方式是制定排他性产权，使那些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不能“搭便车”，或给以集体成员排他性利益，或者强迫那些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为自己的“搭便车”行为“付费”。

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式是制定产权，产权的基本特性是其排他性，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23]新制度经济学讲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产权概念更宽泛，大体包括三类：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因此可以把产权看成是一“束”权利。交易的过程中既有物品或服务的交换，也有权利的交换。而新制度经济学更看重的是交换过程中附在物品或服务上的权利束的交换。产权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24]

诺斯从制定产权这个国家的功能中得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各种管制，也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25]国家由于负有确定财产权的责任，进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决定性作用也不为过。

“搭便车”现象是使经济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每一位当事人都抱有“搭便车”的心理，公共物品将会枯竭，结果将是一种“合成谬误”。搭便车现象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也都有可能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过程，以个人自愿的方式解决。在市场领域，“搭便车”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政治过程中“搭便车”现象更是一种顽症。解决“搭便车”问题只能靠来自外部的强制，各个不同社会曾采取过种种方法，对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从界定产权入手，应该说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4政府的最小功能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府：保护性的和生产性的。保护性政府的职能是确保契约性协议的执行和实施，生产性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

保护性政府对于其保护的对象而言，是外在的，它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行动。保护性政府并不制定法律，而是在既定的法律的规范下，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裁定契约是否被违反了。如果有违反契约的行为，给以适当的惩治。政府处于一种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仲裁人”角色，担任着产权的保护与保证契约的实施的任务，“最低限度政府的法律保护伞下及一定条件下，市场‘运转着’”[26]尽管保护性政府外在于其治下的成员，但还是必须从这些成员中挑选担当执行者的人，同时又要把他们看作似乎是外在的。

诺齐克（Robertnozick）提出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也是保护性的，国家没有超出保护功能之外的任何责任。[27]政府的优越性来自市场过程，来自政府在起到保护作用时的规模优势。布坎南认为保护性国家相当于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守夜人的国家”和诺齐克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28]

生产性政府是内在的，且必须考虑其中每个个人的愿望。生产性政府决定那些应由自己提供的物品的生产数量，所用的费用分摊方案。生产性政府的这些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参加决策的每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依靠固定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性政府是一种机制，它使得个人能够参与公共物品的决策，并得到公共物品。

保护性国家所做的是执行现行法律的集体行动，类似于裁判员的工作，生产性国家负责的是在现行法律内的集体行动，“这一套活动包括提供资金，供给和提供‘公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个人和私人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活动可能不足以充分供应那些商品和服务。”[29]布坎南区分这两种国家时实际上是分别论述了政府的两种功能：保卫个人安全和公共物品的生产。

保护性政府与生产性政府并不是两个政府，而指的是一个政府的两种职能，公共选择学派提出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指出国家的有限职能的合理性。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仅限于提供安全、秩序和公共物品，超过这一界限，就成为“剥削性”国家了。

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中国家就像政治团体论者本特利所说的，政府是“一系列利益集团的调节过程。”集团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多元主义，按多元主义观点，国家并不重要，政府只不过反映社会上各个集团利益的平衡。政府过程不过是接收来自各个利益集团的种种压力性要求，转换为国家的政策。国家充其量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在这个问题上，公共选择派的观点有些极端，奥尔森与公共选择派有所不同，是他还认识到利益集团可能控制政策，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出于自己的利益，国家可能维持无效产权。

四国家的兴衰与政府的效率

国家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种种理论和演义。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国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府的效率这个概念，从经济的标准评价政府行为。

1国家兴衰的集团原因

奥尔森从集团的分利倾向出发，在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中，探讨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历史上许多兴盛强大的大帝国曾败在落后的蛮族手中，大英帝国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增长率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后面。相反的例子是二次战后法国、德国、日本的快速增长。法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先是曾濒临武装革命的边缘，而后又有左派执政，尽管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到1970年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却明显地高于英国，与西德速度相同，仅比美国低1/4。[30]作为战败国，西德几乎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日本也同样几乎是白手起家，但西德和日本却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奥尔森认为这些国家的兴衰原因在于其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结构。

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国内既无极权统治，又无革命动荡，也没有被占领的年代。在这样的“超稳定”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集体行动的集团会生存下来，因此这种社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数目与日俱增。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辞。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31]奥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机构僵化症（institutionalsclerosis），“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32]他认为古代史上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的衰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西德、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很多在战争中不复存在，集团之间形成的旧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alitions)被摧毁，新的集团力量弱小，还不足以左右政策。集团成立的时间短，还没有形成新的分利联盟。社会中致力于分利，甚至不惜阻碍经济增长的势力几乎没有。法国的情况是不稳定与增长同时存在，按奥尔森的理论，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包括正面的功能和负面的功能，所以法国在战后有快速增长。“极权主义、动荡、战争使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锐减，而稳定与和平却使英国的这类集团持续发展。”[33]

与此同时，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是长年无战事，但却有比英国好得多的增长记录。奥尔森仍然用集团理论来解释。瑞典与挪威均有强大的，且成立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两国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那里的工会是全国性的，雇主的组织也是相容性的，主要的集团都是广泛性集团。广泛性组织有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比如，“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34]而英国的利益集团大都历史悠久，范围狭隘，只代表特殊利益，缺乏广泛性，它们只注重分利，没有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动机。加之英国人的正统观念顽固，阶级壁垒森严，有的集团排他性强，倾向于排斥新成员，反对社会变革。英国僵化的集团结构遂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35]根据奥尔森对上述国家的兴衰的分析，打碎分利集团的联盟，消除制度僵化症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重要条件。

另一种例子是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日本的高速发展。美国独立以后到一战前，在短短100多年里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德国在19世纪初仍十分贫穷，但到1914年却超过了英国。日本在1868明治维新以后仅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工业强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境内的众多小邦国，日本的明治维新消藩设县，剥夺幕府将军的特权，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统一是这两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剂，奥尔森认为近代欧洲在世界上的率先现代化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即由政治上的统一扫除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195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法、德、意、比、荷、卢）到1980年代前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地高于二战期间未遭受军事侵略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36]

这类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管辖权的统一(jutisdictionalintegration)，即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把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决策的权力转移到新的权力机构手里。[37]共同体内的自由贸易政策对阻止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管辖权的统一摧毁了原来较小辖区内的垄断势力，实现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制度环境。欧洲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大都经历了政治统一，市场扩大，分工专业化，贸易增加这样几个阶段。“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38]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正是发生在实行宪法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内。

正统的政治团体论的一个缺陷是忽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研究，被批评为只研究有限的政治现象，无法处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等更为宏观的政治现象。奥尔森的集团国家分析正好弥补了政治团体论的这一缺陷，他的方法并不是把国家、民族等实体当作一种团体，而是通过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结构的角度分析集团互动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奥尔森没有专门论述国家问题，但他从集团活动形成的结构性后果出发，找到了一个建构集团与国家之间逻辑联系较好的一个渠道。

2政府类型的效率分析

从政府的有限职能出发，根据政府的目标，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分为三类模式。一种叫仁慈的专制者模式，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以社会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并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政策的出发点，又可称之为柏拉图式的政府，即无私的、只为全民利益的公仆政府。政府根据社会的偏好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没有任何统治者个人的，或政府自身独立的利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用于公民的福利，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社会的总产出能达到极大化，这种政府是有效率的。

另一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模式。政府机构庞大，目标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整体的利益在于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官员的目标则是追求权力和待遇等。巨物型政府包括两种：一种是专制君主政府，与公仆政府相反，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统治者的收入最大化，民众所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君主强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专制君主政府是低效率的。另一种是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类似，这种政府的目标只是使整个官僚机构的收入最大化，选民的偏好永远是第二位的，这类政府治下的社会总产出少于柏拉图式的政府，因而也是低效率的。官僚政府与专制政府还是有区别的，统治者不是专制君主个人，而是官僚群体，官僚之间在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存在相互制约，社会的福利损失可能会减少，因而官僚政府的效率可能高于专制政府。

再一类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全体公民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决策，政府的决策与公民的偏好之间从而建立起联系，政府行为受选民的约束。选民与政府之间还有个重要的中介——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集中和综合了选民的意愿，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政策，政府的决策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民主政府中选民的偏好能反映，社会总产出有可能达到最大化，因而是有效率的。但民主政府的效率带有约束条件：社会总产出与利益集团的竞争占用的资源量成反比。

公共选择学派对三种政府模式的区分以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为重要依据，在这点上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分析集体的福利是如何增进的，这个目标是否实现，用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即“如果某个经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以致于一个人的状况不可能再变得更好，除非使其他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不再有改善的可能，”的时候。[39]公共选择的学术目标是研究理性的个人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借助政府决策，实现集体福利的增进。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中的政府介于“巨物模式”与“民主模式”之间。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作为经济人，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有可能以权谋私，从而使国家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另一方面，现行制度下选民对政治家和官员又有制约，限制了政治家和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消极后果。

公共选择学派在这里评价政府效率的标准是一个政府是否与尽量多的选民，或选民的尽量多的偏好相符。这时他们对效率的理解不是增长，而是切中民意，他们以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来定义效率，这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五国家的悖论与政府的失灵

国家不能抽象地谈论，不同的国家或同样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条件下，国家并不总是主动促进经济，提高国民的福利，低效的经济和不良的政府可能会存在。新制度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的悖论”，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现象。

1国家的悖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有两个基本目标：界定产权，制定社会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收益最大化；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的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与使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40]这个提法被称为“诺斯悖论”，即由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又不是[41]中立的，国家的目标是增加自己的岁入，统治者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家的目标和统治者的目标与社会总收入的最大化不总是一致的，“新创制的制度协定往往不是使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那些制度协定。”[42]

“诺斯悖论”涉及的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所谓国家的自主性，是指国家“具有其自己的，与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或政治体（polity）不一致的利益结构和逻辑。”[43]国家自主性的提出基于国家的非中立性质，国家并非抽象的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群体组成。作为一个组织，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济人，统治者们有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动机。由他们所构成的国家有自己的利益，遇到国家的偏好与市民的偏好不一致时，国家倾向与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于国家垄断了强制性权力，国家可以控制市民的偏好，把自己的偏好转化为社会的偏好。国家不仅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而且国家的自主性有潜在地与社会相分离的倾向，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即来自于此。在现代政治中，国家的自主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集中在权力关系上，新政治经济学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对国家的自主性从个人动机给以解释，具有独特的说服力。

“诺斯悖论”反映的也是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诺斯认为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44]政府行为并非只遵照效率原则，公平同样是政府做事的出发点，必要的时候为了公平，有可能牺牲效率。在存在权力竞争和政治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2政府的失灵

193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信奉的是市场制度和完全竞争，1929年大危机显示出市场是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随之兴起，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合理调节者，认为“私人家庭的愚蠢行为，也许正是处理国家大事的精明行为。”凯恩斯主义假定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能合理地反映社会意志。这种政治经济主张导致政府的作用大为增强，政府膨胀，预算赤字高居不下。19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滞胀的困境，失业率上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转，使资源配置不合理，个人丧失积极性。“凯恩斯经济学导致政治家过度自由，它摧毁了对政治家正常欲望的有效约束，用凯恩斯主义武装起来的政治家能大肆花费并不因急需征来的税金。”[45]由此可见，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应限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人的角度，指出了政府缺陷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政府失灵首先表现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民选的官员和政治家不是经济上的“阉人”，他们在参与公共决策时有自私的动机，不必拔高他们政治行为的动机。作为个人，政治家和官员不管其头衔多高，首先都不是为了追求正义，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的。“公共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都不可能成为政治家竞选和行为的最高标准。他们有可能不代表公共利益，而只代表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完全可能不顾公共利益。退一步讲，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弱点。政治家和官员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他们的动机是公共利益，其行为的结果也仍可能走向反面。布坎南曾指出，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下，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函数之类是不存在的。

政府失灵的第二个表现是政府行为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官员行动时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政治产品过剩，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因为官员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政府行为的低效率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立法只涉及政府的决策规则，政治家很难确定官员在行政中的政策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二是官员决策的出发点是部门利益，官员的动机是机构规模的最大化和预算的最大化，结果使政府开支扩大，只有利于部门，公共福利却因此而受损。官员的另一方面的动机是减少个人的成本。避免错误，减少风险。其方式是故意把决策的程序复杂化，以使一旦错误发生，责任不是由特定的个人承担，而是由官员[46]阶层承担，实际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在试图避免明显错误的同时，他们忽略了必须由公众承担的各种成本。”[47]三是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困难的，关于某项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在哪一点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往往很难以确定。

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下，受经济人本性指引的官员和政治家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必然性。政府部门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公众作为服务对象，无法用“退出”的方式对抗垄断。政府官员利用垄断地位，抬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变相地谋取个人利益。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治家在进行政府决策时的着眼点不在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他们看待政策的是宣传效果，而不是实际效果。“一场大肆渲染的为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治机构改组计划。”对于官员，政策的舆论效果大于实施效果。政治家的利益与公众的情绪一致，而不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因为公众的情绪易受舆论左右。

另一方面，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作为监督者的选民关于监督对象（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足，信息被政府部门所垄断。由于政府是唯一的，选民在监督时无明确的考核指标，也无法对公共部门进行比较。监督者又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的工作质量既缺乏热情，又缺乏经验，处于“理性的无知”状态。

政府失灵来自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一是政府部门中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的制度约束比私人企业松弛得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政府部门中的人们最有可能姿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官员越是进行合理行动，政府的膨胀可能就越严重。政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缺陷的问题，而是常常使问题恶化。“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时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出现了。”[48]二是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个人偏好的加总尚无有效的技术解决方式。三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各种政策措施之间有可能相互抵消，这会使其效力大打折扣。因此，把政府视为圣人，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市场缺陷的想法是幼稚的。

市场失灵问题学术界已经盖棺论定，政府失灵也开始逐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界所认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总结较为中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放弃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呢？经济学无法回答如此深刻的政治问题；它全部能做到所有的一切是研究集体和市场选择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并指明各种机制(例如污染税或承担后果的法规)，在这些机制下，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49]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认为政府失灵问题并不象公共选择派所讲的那样严重，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政府并不需要直接干预，只需要对产权做出规定，使得纠纷双方的权利明确，能够以支付费用的方式解决纠纷，即把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可以恢复市场正常运行。他甚至认为，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公共物品也能依靠市场途径提供，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新政治经济学谈政府失灵的依据之一是人的经济人本性，在我们看来，他们在这一点在哲学上并没有超出霍布斯的性恶论。霍布斯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50]霍布斯的契约论建立性恶论的基础上，认为在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借助国家这一公共权威机构对人际敌对状态进行控制。霍布斯把国家放在绝对的主权者的地位，认为个人一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就必须绝对服从它。与霍布斯式的政治学传统相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进步在于指出国家不是神圣的，国家并不具有天然正确性，而是有可能犯错，对国家的权力必须限制。“布坎南的理想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的原形是自愿的市场交换行为。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遍及于人类交往活动的很多领域，例如，人们排队买东西或等车时，虽然不存在什么正式的公式，但相互容忍的道德观念是存在的。”[51]

政治学从没有认为国家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圣人，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循环的学说表达的就是由于国家无法克服自身的错误而导致的制度更替，近代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相互制约，其出发点就是权力可能被其执掌者所滥用。政治学传统的缺点之一是认定国家可以天然代表公共利益，尽管政体有变动，朝代有更替，但国家总是公意的化身。当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了这一理论假定，以之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合法性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论的意义在于指出国家的出发点并不是公共利益，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取决于官员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政府的政策可能符合大部分选民的立场，也可能只代表少部分人的利益。更进一步的是，公共选择从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来指出政府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打破了官员无私，自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学神话。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学说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从经济出发评价国家，包括从个人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两个角度。对个人经济活动国家是否有权干预，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大体上的一致：国家代表着社会整体，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经济自由会对社会整体带来损害，国家干预个人经济活动有了合法的理由。国家介入经济活动又会造成负作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经济学界的争论由此而起，如何使国家的作用限制在既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不致于出现政府失灵的限度，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的新课题，因而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新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是指明国家问题分学科单独研究难以深入，必须由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研究，国家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影响在研究对象上，用政府取代国家。在经济学领域，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的程度，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所以经济学家更多的是谈论政府，而不是国家。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是它的主要内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特征也与行为主义在政治学中的流行有关，行为主义主张实证方法，认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能够成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实体只能是政府。在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候，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是关于政府行为的，已经出现了“政府学”这样的准分支学科。当经济学进入政治学的“领地”，研究政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学科的学术规范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新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政府乃至国家研究，都是一种深入，其学术地位是政治学无法取代的。这也再一次说明政府问题的跨学科性——它已经成为政治—经济问题。

注释:

[1]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指一种研究取向。美国公共选择派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勾勒：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包括公共选择、调节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公共论丛》第2卷（1996），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8页。）本文所涉及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使用的是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公共选择是西方经济学分析政治现象的主要方法论工具，因而这两个流派的观点在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

[2]（德）克·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年版，第126页。

[3]（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前言”，第4-5页。

[4]（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233页。

[5]（美）加·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3-4页。

[6]（德）克·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第126页。

[7]FreeRider，指不付费用而享受某种待遇的行为。

[8]（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1年版，第22页。

[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页。

[10]王惠岩：《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1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67页。

[1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58页。

[14]（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5页。

[15]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20页。

[16]（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1年版，第35-6页。

[17]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中译文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页。

[18]（美）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99年版，第11页。

[19]《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7页。

[2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1页。

[2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60页。

[22]（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63页。

[23]（冰）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35页。

[2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06页。

[2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版，第149页。

[26]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7页。

[27]（美）罗·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35-6页。

[28]《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14页。

[29]《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244-245页。

[30]参见（美）曼.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7—8页。

[31]《国家兴衰探源》，第81页。

[32]《国家兴衰探源》，第84页。

[33]《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4]《国家兴衰探源》，第98页。

[35]参见《国家兴衰探源》，第85页。

[36]《国家兴衰探源》，第8页。

[37]《国家兴衰探源》，第129页。

[38]《国家兴衰探源》，第137页。

[39]魏埙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4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0页。

[42]《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26页。

[43]Scokpol，t.，StateandSocialRevolu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27.

[44]诺斯1995年3月9日在北京的演讲，摘自《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

[45]布坎南等：《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4页。

[47]（英）安·B·阿特金森等：《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96页。

[48]（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册，第1189页。

[49]（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下册，第1209页。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3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abstract:Schillerisnotonlyascholarofactivities,butalsoamodelwhohasinfluencedcommunicationpracticeswithhisacademicachievements.Hisworkshaveenlighteneddiscussionsofworldcommunicationandappealsofnewordersfrominternationalcommunities.Somedevelopingcountrieshaveabsorbedsomeofhisthoughtsintheircommunicationpoliciesandpractices.

Keywords:communicationpoliticalandeconomicscience;criticalleader;schiller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注释：

①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②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和西荤·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r．DanSchiller，H．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帮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HerbeatSchiller．p．24．intelevision&newmedia,pp．19—26。

④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Rememberingtelevision&newmedia,p.6.

⑤Lai-sitsui,HerbertSchiller:ClarionVoiceagainstCulturalHegemony,aDifferentRoadtaken,155-172.

⑥perspectivesonCommunicationsResearch:anexchange,p.

18,inJournalofCommunication,31:3(Summer1981),pp.15-23.

⑦mcChesney,Robertw.,HerbSchiller:presente!p.47,intelevlsion&newmedia,pp.45-50

⑧Zhao,Yuezhi,HerbertSchiller,theU.S.media,andDemocracyinChina,p.55.intelevision&newmedia,pp.51-55.

主要参考资料：

Lent,Johna.(1995).aDifferentRoadtaken:profilesinCriticalCommuniceation,westviewpres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

maxwell,Richard(ed.).(2001)television&newmedia,Speciallssue.RememberingHerberi.Vol.2,no.1,February2001,sagepublication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4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迅速向前发展，同时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思维方法、道德风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这种深刻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这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必须正确面对。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教育为市场经济服务，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经商赚钱，而为市场经济培养大批合格的高素质的有用之才，才是教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功能最集中的体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必须考虑它的学科特点。由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象职业技术教育那样直接训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直接培养能为市场经济顶岗工作的各级各类人才，因此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任务只能是提高大学生——未来劳动者的素质，为他们将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岗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大学生经过高校的既定培养，素质好，质量高，人才的素质就会相应提高。可见，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虽不能直接培养劳动力，却可以通过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富有创造力、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培养的未来人才素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着力于培养大学生——未来人才的如下素质：

1.1德育为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按照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照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要使现在的大学生将来在工作中适应市场经济，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感情。

市场调节、等价交换、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三个基本要素。实行市场经济，将使得生存竞争、等价交换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那种人际关系的开放性、流动性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道德上的互助、回报和评价机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会造就人们的务实精神，也会形成功利主义，使人们的行为受功利驱使，缺乏对价值的追求；能够培养人们的自主性，也会产生利己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负面现象。要使大学生将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格有用之才，就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注意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引导他们遵纪守法，对人民负责，有主人翁精神，忠于职守，对工作埋头苦干，精益求精，团结互助，乐于助人，先人后己，见义勇为等，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后，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1.2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学会掌握了这些特点和规律，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成为胜者。因此，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注意渗透一定的市场意识。

1.2.1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实现，各行各业都存在着竞争。没有竞争意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中就无法生存。但是又必须让大学生懂得，社会主义的竞争是要使自己上去，同时还要带动竞争对手跟上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用卑鄙手段把对方整下去是不同的。

1.2.2合作意识。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日益加强。为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具有合作能力，在合作中取得成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不具备合作能力，没有良好的互助意识、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都会受到损害。当然，大学生必须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同时也有合作，在合作中的人才要具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合作能力本身一种很强的竞争能力。

1.2.3实力意识。竞争的实质是一种实力的对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谁能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形成更强的行为能力，主动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最新成就，谁就具有了保证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要让大学生懂得，未来竞争实力必须在大学阶段打下牢固的基础，为此需要勤奋学习知识，刻苦练习技能，充实自己。

1.2.4平等意识。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它的实行要求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同时也要求人们应该有必要的平等意识，因而需要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启发大学生维护正义，坚持公平，识别和抵制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

1.3进行心理素质培养

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效能状态，并能面对激烈竞争、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等各种因素，随着环境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达到与外界的心理平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未来个人获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意志、毅力和耐挫力，自主意识和自主性，自信心和自制意识，进取意识和风险意识，惜时、求效和诚信意识等。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和强烈的生存发展能力，更要有良好的稳固的心理素质。

1.4培养听说读写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息反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与需求的及时协调。在市场经济中，迅速捕捉、正确分析、及时输送信息，将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就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形成，要靠在大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重视大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教会大学生自我学习，让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教师要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大学生，未来的社会是科技的社会，知识的社会，终身学习的社会，而听说读写是最基本的学习能力。教育他们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不仅要肯于学习，还必须要善于学习，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将很快成为社会的落伍者。

1.5渗透就业意识。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读好书、考高分、上大学、端“铁饭碗”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需求，以至形成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严峻局面。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已经不“铁”了。因此，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意识的教育，让大学生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各类的人才，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正当的职业都是社会需要的，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此，就会有利于他们将来形成正确的就业意识，安心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岗位的工作。

2.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弊病

应该说在广大高校“两课”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努力探索下，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绩，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面前，则暴露出诸多不适应之处：

2.1德育不够力。目前，绝大多数“两课”教师已重视了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但从整体上看不够得力，效益不高。其表现有三：一是节外生枝，借题发挥，生拉硬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二是德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脱节，造成整体效益不高。三是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涉及市场经济方面的内容时，常常感到比较棘手。

2.2课堂教学讲析多，训练少。学生学习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所学知识消化不良，难以通过运用形成学习能力，影响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因而教学效率不高。

2.3重读写，轻听说。听说是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它在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却轻视甚到忽视听说，影响了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就必然会对未来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适应岗位工作造成不利。

2.4政治理论课考试存在不少弊病。如光考读写，不考听说，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等，这些问题的不同程度存在，均有碍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3.对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3.1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

要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当然，转变教育观念应该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两课”教师的任务。“两课教师”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应该得到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得到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但是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冲破束缚，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就要继续在高校政治课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德育的有机结合。要善于联系在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求得实效。还要重视听说教学，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注意使大学生全面打好基础，在各方面都能有所提高。大学生应该提高的素质包括很能多方面，需要大学阶段的所有学科各司其职，共同承担。高校政治理论课毕竟是大学诸多课程中的一种，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无法起到大百科全书的作用。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既要注意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又要顾及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能越疽代疱。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还有一个“两课”教师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教师的读写能力不强，难以有针对性地点拨大学生；教师的听说能力不强，则难为人师以教好学生。

3.2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40分钟是教学阵地，要提高效率，关键有三点：一是要根据教材的知识结构、编排体系和本节课要教学的内容、对照大纲的有关要求，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或教学目的，避免走弯路、做无用功；要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使大学生学会学好，保证本节课达到既定的目标；三是要有时间观念，搞好课堂设计，合理安排每一个环节，充分用好课堂的每一分钟。忽视了时间因素，也同样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3.3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高校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面向实际，注重运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学科的特点。为此，要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活动，创设必要的条件，让大学生从中接触社会实际，从中了解“实际”对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需求，启发大学生为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实践和锻炼的自觉性。如此，则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政治理论课需求的适应性。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5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6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7

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诞生不仅要有其现实需求，而且也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也可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对此，现有的理论却难以给予圆满的解释。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对于中国经济学人来说，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经济学为中国现实服务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机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准其理论出发点或基础。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且也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经济思想，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个方法论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缘起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但也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构建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之后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从探索的角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些思想元素。

（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及其当代运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其更深刻的目的是发现并证实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人类摆脱其自然生存状态而开始从事生产活动后，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成为经济活动的主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贯穿于人类社会演进的整个过程。因此，如果需要一种经济理论的话，那么一定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如果要构建一个经济理论体系的话，那么一定是围绕如何发展生产力而展开。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发展逻辑，使得生产力理论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成果，而且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今天的生产力发展加以解释。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商品作为其逻辑起点，因为，商品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最抽象概括。那么，以商品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一步步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以研究商品为出发点突出了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那么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生产力有着怎样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生产力为目标，但其着力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研究经济关系影响生产力的规律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过去我们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来概括这种关系，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分析经济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经济是如何影响生产力时首先注意到，一般的商品经济是借助价值规律影响生产力的，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是通过在价值规律中注入资本的力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形成以后，其运行的轨迹与商品流通的轨迹完全不同，一般的商品流通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是一个为买而卖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实现商品所有者的消费为目的，因此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资本流通便成为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一个为卖而买的行为，其目的不再是满足消费，而是追求交换价值，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止境的。[2]

马克思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找到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所显示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无论是一般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都是通过激发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进而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而显现出来的。这在今天依然是生产力发展不可替代的机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度消灭了商品经济，结果使人们失去了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极大地消解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逐步陷入发展的困境。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最终选择了通过改革来发展生产力。而改革就是恢复商品经济，引入市场机制，结果使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还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这成为中外经济学界要破解之题。其实，一个秘密就在于，我们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空白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这些机制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力，也就是极大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所具有的潜力。

当然，只是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显然是不全面的。马克思除了从正面分析了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之外，还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包含的矛盾分析了它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资本家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是资本家为实现更多剩余价值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衍生出一个规律，即“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3]也就是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扩大同时增长。这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为继，或走向灭亡。其次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导致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从而出现资本过剩，并可能使资本虚拟化，形成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经济体系。这最终也影响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中出现这两个矛盾反映了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空间。

资本主义制度借助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为这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提供足够的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命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除了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规律性，还为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遇到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方案，即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来改变资本主义一般规律运行所积累的矛盾。当然，由于马克思的这一解决方案是一种理论设想，因此，在社会主义现实中还需要找到其适合的实现形式，这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的出发点。

（二）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始终是围绕人这个中心进行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用“人的异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哲学批判。在他完成经济学转向后，“以人为本”仍然是其经济学逻辑演进中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一般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商品生产者生产产品是用来交换的，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或价值的。这决定了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并形成了商品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商品生产者追求交换价值或价值改变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们以满足自己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获得更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由这一转变形成的商品经济运行不再是一个个互不影响的独立生产者的经济活动，而是按照分工紧密相连且相互竞争的有机整体。在这一经济活动中，每个商品生产者不能独立生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这不仅为商品生产者注入强大的动力，而且也给商品生产者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形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一句话，之所以产生商品拜物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能把握，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并影响自己的超感觉的东西。马克思借助商品拜物教所要表达的是，商品经济尽管形成了一种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机制，但其中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一经济形式并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形式。人类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5]马克思之所以要设想这样的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不仅是因为这体现了他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理想，而且也因为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可以解决人们在商品经济下面临的不确定性。

当马克思把这种研究一般商品经济运行规律运用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依然体现了他对人的关注，并且以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为立足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资本的本质并不是某种物，而是一种关系，即资本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雇用工人便形成了资本关系。在这种资本关系中，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工人受雇于资本家后，不仅要受资本家指挥，而且最终在机器和大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机器的附庸。当资本关系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种与商品经济下相同的逻辑又一次显现出来。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资本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始终为一种矛盾的状态所困扰。资本家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扩大生产，但不断增加的生产产品却受到由工人贫困化导致的消费不足的制约。当这种状况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候感到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当我们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加以简化，并抽象其核心内容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以人为本”展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因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有了强大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是因为资本关系难以调和，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使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收入都受到抑制。因此，未来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应该是在寻求一种可以激发人们生产动力机制的基础上，重点解决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把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挖掘出来，不仅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还因为人的因素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关注这一重要立足点。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经验借鉴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有了新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它还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其中一些理论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借鉴意义的。

列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探索的是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俄国在取得十月革命之初尝试建立一个军事共产主义。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俄国国内的形势使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难以为继。列宁就此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商品买卖、货币流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6]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一个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有益探索。这里反映出来的一种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虽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但其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对资本主义实行过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根据国情选择特殊的发展方式。

然而，列宁逝世以后，前苏联并没有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而是按照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对立或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确实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区别。然而，社会主义建立的现实表明，这样的超越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生产力发展机制，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中都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降低，吃“大锅饭”成为个人与单位以及国家关系的一种形象表达。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开始也模仿前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东欧各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较前苏联更为灵活。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波兰另一位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的“分权模式”，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提出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弥补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当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是有底线的，即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探索最终并没有实现其想要达到的目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在改革中焕发出活力，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一轮新的改革浪潮中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无论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明确了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必须找到一条更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然而，由于在理论上没有更大的突破，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成功的变革之路。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后都被迫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这些改革大多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改革的经历，给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西方经济学借鉴

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创建以来，在240年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既有学派继承性发展，也有许多新思想创新。检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有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形成的“庸俗经济学”思想，也有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确立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不应该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该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而是应该吸收其菁华之处，为我们所用或为我们的经济学创新获取理论资源。[7]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创建西方经济学就是以研究生产力为出发点。他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分工，而分工则是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机制。以分工为出发点，亚当?斯密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分工对于发展生产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如何促进分工呢？斯密认为：“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8]也就是说，分工是借助于交换而不断发展的，而交换的发展需要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是交换的供求双方的结合，因此，市场规模的扩大既需要供给的扩大，也需要需求的增长，还需要供求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斯密的这一生产力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逻辑起点，从此出发形成了不同角度的生产力研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市场奉为圭臬，坚持只要市场有效运行，财富就会自然增长，生产力也会得到发展。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对象，生产力发展则变成题中之义。

然而，在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之后，以研究经济增长为主题的宏观经济理论产生并发展，成为继承亚当?斯密生产力理论的新形式。这种经济增长理论随着一系列增长要素的凸显而不断发展，有从宏观的有效需求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投资、消费、外贸、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都被不同经济学家纳入到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以得到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或途径。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虽然并不属于主流的理论，但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又难以回避对它的研究，我们在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中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有关生产力的思想。如此表明，生产力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有着深厚而广泛的渊源，不管如何超脱生产力本身而构建其经济学体系，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一主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求经济学的创新。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都在演绎着这样的逻辑，一种新的经济学诞生都是重新回到如何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发展生产力的机制。我们说西方经济学并不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它指向的生产力研究出了问题，而是在探索生产力发展机制时不能很好地考虑这些国家的国情。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虽然不应该彻底否定，但一定要认识到它不可能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一套有效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过，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所反映的、具有一般性的生产力发展规律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坚持把市场机制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这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其运行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西方经济学关注到这一层面时虽然一定程度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但也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思考。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一项重要制度发明，它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而对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马克思也是予以充分肯定的。资本主义在其最初一百年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虽然可以归结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成果，但其本质上却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因此，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生，但绝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始终。市场经济中蕴含的发展生产力的机制，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挥了作用，也可以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下发挥作用，只要有形成市场经济的条件，它就应该存在并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性自然要求对其运行的规律加以研究，对此，西方经济学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应该是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把握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

然而，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困惑于市场失灵的问题。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但是，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时却会面临一系列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等等。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如影随形，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如此，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许多非主流西方经济学也在寻找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出路，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灵的最终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始终找不到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案，主要是因为他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包含着一个矛盾，即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国家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而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中又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这种风险是市场经济本身难以克服的，必须借助某种外力来加以解决。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应该说，不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何反对，它确实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出路。但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以学派之争表现出来，而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来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这给我们在借鉴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在经济上是否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并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市场自身的失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哲学基础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一定哲学的基础上，任何一次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或革命通常都可以在其创立者那里发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首先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变革。马克思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哲学开始的。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而且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成为黑格尔哲学或费尔巴哈哲学的信徒，而是成为这两种哲学的批判继承者。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启蒙运动起，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方面对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专制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对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很高的期待，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神圣的标签都被贴在将要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上。不仅如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通过一个庞大的唯心辩证法体系，把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终结于能够体现其绝对精神的德意志。如果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基础上，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代替封建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因此，对资本主义只能去辩护，而不能去批判。马克思在现实中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既没有体现平等，也没有所谓的博爱。但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必须改变当时处于主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首先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建立了自己的辩证方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与它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9]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唯物辩证法是理解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变化发展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一辩证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它最终一定会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所代替。

马克思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因此，他的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十分鲜明的。其实，我们在分析其他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时，同样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构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遵循了启蒙运动时期兴起的自然秩序理论，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他崇尚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思想的证据。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学大多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契约主义的基础之上，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立足于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0]。

哲学基础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通常在经济学需要创新或革命时更为突出。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找到坚实的哲学基础。

首先，要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今天理解社会变迁的最有效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构建都需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任何试图人为地超越只能是短暂的激活，而不会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力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的这一规律主导着人类的进化，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曾经在一些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直以来都是机械地对待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一个困境。其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即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演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一个过程，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这个过程包含的机制越来越复杂，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自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为”实现的，人们要变革其所处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是基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引起的问题或矛盾激烈的程度。当一种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会引发社会变革。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变革还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那么一定是通过这种变革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新机制。因此，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在社会变革阶段体现出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因为突出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可能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另一种是社会建设阶段体现出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则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通过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阐述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不过，在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规律时可以有所创新，一个基本的遵循便是要根据我们的国情探索生产力发展的途径。

其次，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起到了价值导向、社会规范、净化人生等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社会的把握，甚至对人生的感悟，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近代以来，在逐步兴起的反封建浪潮中，传统文化被作为批判的对象，或者被认为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绊脚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破旧立新”的行动有利于我们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进步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在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起倒掉了。换言之，我们在一种没有根基的现代西方思潮的浸泡中难有一种定力，并为不同的西方思潮所左右。如此，我们只能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始终不能实现超越。如果说过去我们相对落后，需要跟随西方发达国家来改变我们落后的面貌，那么在今天我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并可以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时，再继续跟随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已经严重影响到最终实现超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细细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用我们现代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现其中可以形成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具有中国特征的新价值观。当然，这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哲学基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这样的价值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在于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哪些价值观，而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够与中国当前现实相契合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定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关系。如果以一个社会为价值主体，那么什么应该成为其价值客体，这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近代西方社会倡导的是一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就是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如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社会的价值取向，比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指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导致社会福利最大程度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在于集体，一个集体的状况如何决定了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程度。就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其绝对意义，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哪一种价值观更合适。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阶段，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有意义，因为集体在这一时期对于生产力发展更重要，我们在世界古代史中看到一系列强国都是大的帝国。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凸显，因为每个人就代表了一种生产力，如何把所有人的生产力都发挥出来，这对于这个社会十分重要。因此，突出个人价值，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到了现代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生产力的进步不仅需要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力，而且需要一个更大的集体容纳这种生产力，因此，集体的重要性重新凸显，这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更为重要。

当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的哲学思想还有许多，这里只是指出一个方向罢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深入，我们需要引进更多的中国哲学思想。不过，这种引进绝不是原版照抄，而是要结合我们的时代予以批判性吸纳并加以创新，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们的基本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接受。

四、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完成这样一个课题是我们经济学人的重要使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找到适合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寻求其理论逻辑的起点。

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一些具有现实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并把它运用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去。为此，应吸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人本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并把它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当然，也应该吸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果，从探索的角度借鉴其有价值的成果。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经济学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9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wallersteined，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pp23-42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bySChanandJwiener，Lewiston:nY，theedwinmellenpress，1999，p51

政治经济学理论篇10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16-02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又做了科学界定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而且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马列主义、思想的相关著作中对此未做出过严格、明确、科学的界定，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长期没有弄清楚的论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认识，大多只是描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也有人把社会主义本质纯粹解释为“伦理社会主义”，这样导致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更多的观点是长期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归属范畴。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往往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民们一方面受到自己传统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概念的外部作用，使“社会主义本质是计划经济”这个传统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并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直至达到共同富裕。”[1]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坚决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让成果惠及发展中的全体人民。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共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完善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并存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三是同志以前指出“高效率、严要求、社会公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2]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社会和谐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等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先进的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马恩原著在对未来社会所做的设想中就指出：“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前提下，单位劳动时间有计划地分配着，体现在不同的劳动部门。只要社会占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管理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代替。”[3]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建立了集中度极高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压市场，不重视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不光在实践上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僵化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具体经济实践上建立了类似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不过，列宁、斯大林的晚年以及同志都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他们都在经典作家的基础上理论上有所前进，但却始终未能有突破，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更不能是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计划经济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邓小平这一观点，打破了理论的禁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三、突破了马恩的单一所有制设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广大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权，逐步夺取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全部资料，把生产工具都集中在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无产阶级手里。”[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将最终取得国家政权，并且会首先将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

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得以确立，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6]。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始终坚持平等保护物权，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序竞争、互相平等新格局。”[7]十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长足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依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情而提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空想元素和教条式的理解予以摈弃，打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是单一公有制模式的框框，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构成面向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的最根本属性，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健发展奠定可靠的经济理论基础。

四、突破了马恩的单一分配方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劳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果实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劳动者消费品的分配须以实行按劳分配为原则。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与实行的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在分配形式上也采取了单一的分配方式。但长期以来，实践中按劳分配原则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被歪曲了，它往往同“平均主义”、“大锅饭”联系在一起，以名义上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人们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分配方式与所有制结构形成必须相适应，于是就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进而突破了单一的分配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7]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特有主题、活的灵魂和不竭的源泉，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又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3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共产党宣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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