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1
一、个人对自身的责任
只有自我负责的人才能对集体负责，这是集体主义责任建设的内在前提。个人对自己的责任主要是指自身作为责任主体对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使命应承担的义务。个人对自己的责任主要有:个人生命责任。这一看似个人自然属性的责任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显示出道德意蕴:生命存在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个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父母孕育，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受着社会的塑造，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个人行使保全和发展生命的责任实质是对家庭和社会集体负责，这是个人对自身和对集体负责最根本的条件。个人行为责任。“道德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其必须是出自责任而被做。”在康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者，在道德领域可不受客观经验的束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这种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而是表现为一种高度道德自律，“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惟有在这种“自由的自律”的基础上，人才能产生行为责任的自觉和实践。萨特说:“(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因而个人只有自觉增强个人责任意识，完善自身行为，并敢于承担由自身行为失范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才能增进集体利益，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双赢。个人价值责任。人是肩负着一定使命的价值存在物，这种使命包括实现自我价值的使命和实现社会价值的使命。个人价值的实现既表征着个人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责任，也体现着个人对集体责任的担当。人的本性就在于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也正是在不断超越和创造中，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不断彰显;个人只有自觉肩负起实现本身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双重责任，才能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实践中真正实现个人价值。
二、集体对自身的责任
集体对自身负责实质上就是集体的自身建设，它是集体主义责任建设的内在价值诉求。它关系到作为责任主体的集体能否承担起增进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以及推动集体和个人关系和谐发展的责任。需要做到:一是集体应着力推动自身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整合。现实生活中，集体内部结构的不科学和功能的不明晰制约着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为:结构过于松散，冗员过多以致人浮于事;分工不明确，权责模糊，部门之间相互扯皮，集体的整体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小团体主义”以自我价值为标准，甚至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根本违背了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基于上述问题，集体应经常优化内部结构，明确集体成员的权利和责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密切关注集体成员利益诉求，合理化解集体内部矛盾，扩大集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基础，推动集体成员价值的实现，增强个人对集体的认同度，提高集体运转效率。二是通过集体中个人间的相互负责实现集体人格的价值塑造。在集体对自身负责的过程中，集体是责任主体，但集体这种责任主体是由多个个人通过有机结合所形成的集体人格而得以实现的。集体人格塑造的关键在于建立以互利互惠为目标的集体中个人对个人的相互负责关系。一方面要加强集体中个人的相互合作。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加深，社会资源和生产技能掌握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手中，只有“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一种集体力”，这种集体力能使个人在合作中找到自身的发展方位，取长补短，各得其所，在集体合作的实践中获得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要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权利让渡和平衡机制。承认各自所拥有的权利，并竭尽所能为对方谋求合理权利而付出自身的责任。责任是一种主体性存在，个人对个人的相互负责有利于主体间保持一种内在张力，缓冲个人间利益冲突，增强个人间的有机联系，成为集体的内在粘合剂，推动个人在密切合作和良性竞争中，不断提升主体能力和素质，增强集体的凝聚力、执行力和创新力，逐步实现集体人格的价值塑造。三是集体应着力保障自身运行机制的完善和效能的提高。集体自身运行机制主要包括集体动力机制、集体决策机制、集体执行机制、集体调控机制、集体评价机制五个方面。集体动力机制是集体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形成的开放性目标系统。集体在确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利益时，应对不同个体的需要和利益进行权衡比较，确立一个统合个人与集体利益的集体目标体系。集体决策机制是集体基于目标所做出的促进集体自身、集体与个人关系发展的战略决断系统。它直接决定着集体总体的发展路线和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协调方式，是集体运行机制中的发动机和导航器，在集体主义的建设中具有价值引领功能。集体执行机制主要是指集体实现集体目标、贯彻集体决策，促进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的活动过程。落实高于一切，必须保持集体执行的一贯性、稳定性和有效性，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偏离集体发展轨道的情况，杜绝执行过程中的大起大落，推动集体的有序发展。集体调控机制是指集体依靠内外监督机制对集体运行过程中诸多环节和方面进行调节、完善的过程。集体的内部监督主要依靠集体内部的个人监督、体制监督，集体的外部监督主要是指社会监督。通过二者的监督，集体在自律和他律中对各种不利于集体、个人及其关系发展的因素进行修正，推进集体价值协调发展。集体评价机制是对集体运行的环节、内容和效果进行审视和评判的活动过程。集体评价通过相应的效能反馈，对于重新审视集体目标、调整集体决策、把握集体执行环节以及深化集体调控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是集体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更好地实现集体主义价值的必然要求。集体的五大机制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和谐共进的有机整体，只有不断增强其契合度和周延性，才能不断完善集体自身建构，增强个人对集体和集体主义的认同度，为集体和个人相互负责提供内生动力。
三、个人对集体的责任
个人对集体负责，这是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和个人共同发展的内驱动力。集体的存续和发展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当人们基于自由意志和共同利益结成集体时，个人的整合和优化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个人所不具有的“新质”，而恰恰是这些“新质”能够推动个人更好的发展。“当他成为这个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在他看来这个集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作为的。”因此，个人应承认集体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个人的实体，增强个人对集体负责的主体意识，提高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自觉承担对于集体的责任。个人对集体的负责不是盲目地“无条件服从”。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对集体的负责”和最大限度地实现“集体对个人的责任”统一起来，建立利益平衡的价值结构，防止个人利益不堪集体利益的重负，防止集体总是不能满足个人对于集体的预期，防止个人对集体安全感、责任感和归属感的挫伤与失落。新时期集体主义中“个人对集体负责”有其特定的评价标准。第一，集体利益是否正当。集体利益正当性有三个评价标准:其一，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看集体利益是否代表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促进集体整体的逐步优化和越来越多的个人利益的不断增进。在这个过程中，集体难免会因主客观复杂的原因而牺牲一些人的利益，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要求个人无条件地对集体负责，但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暂时牺牲如果本质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能够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优化和个人利益的增进，就是一种正当的集体利益。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依据这个标准对集体利益的正当性进行判断有时会有一定难度，这就需要人们保有足够的敏锐性和预见性，不要局限于眼前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暂时得失。其二，是否符合人性发展规律。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在社会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这是人性最基本的发展规律。要在不同时期都能从不同程度上满足人性的内在诉求，避免人的正当利益长期处于“缺场”状态，避免集体利益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并充分考虑人性的价值承受力，让个人在集体中找到自我发展的希望和诉求，追求个体对集体的广泛认同。其三，是否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集体和集体利益的完善程度受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如果集体利益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的正当性就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彰显了集体利益的公平性和公利性。在我国，集体利益成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核心表现就在于集体利益彰显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性本色，为集体利益保障个人的利益创造了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促进每个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最鲜明的历史期盼，也是集体利益的正当性不断升华的价值动力。第二，集体利益是否崇高和重要。分析集体利益的崇高性和重要性，必须把它和个人利益加以比对来具体分析。这就需要合理界定“崇高”或“重要”的内涵。对集体利益而言，其崇高性或重要性主要表现为:集体利益的实现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对个人利益而言，其崇高性或重要性表现为能保障个人生命健康、合法财产、自由等最基本的生存发展利益，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比较分析中，主要牵涉四种情况:(1)当集体利益崇高而重大，而个人利益却不那么重要时，个人应该毫无保留地牺牲个人利益而促进集体利益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集体负责将获得最大的效应，因为个人是以牺牲相对次要的个人利益为代价来换取集体的重大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将最大限度地推动个人根本利益的达成，实现集体和个人的“双赢”。(2)当个人利益崇高而重大，集体利益不那么重大时，不能一味要求个人付出巨大代价对集体负责，而要进行具体的权衡。如果能够在保障集体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牺牲部分非重要的集体利益为代价实现个人的重大利益，不但能使个人利益得以保全，还能激发个人对集体归属感和忠诚度的提升，促使个人更好地对集体负责，推动集体更大利益的实现。(3)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崇高度和重要性都不大时，如果两者的利益都有利于推动二者更好的发展，就应当在保障个人对集体优先负责的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的实现;如果其中一方的利益存在着不正当因素和倾向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要求不正当的一方对正当的一方负责，推动正当一方利益的实现。(4)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十分崇高和重大时，最容易造成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二难选择。一方面，应首先保证个人对集体负责。因为如果崇高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那么个人的重要利益必然遭受威胁。个人为集体无条件自我牺牲甚至是生命的牺牲具有价值超越性，是社会发展中最崇高的代价，这种代价从根本上推动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高度融合。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这种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精神，换来了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数亿人的解放，是最伟大的价值实现。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单一选择，即使在最残酷的境遇中，也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双方核心利益的保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年代，二者兼顾应当是基本的价值取向。个人作为责任主体对集体负责时，关键要强化三点:一是集体利益的优先性要有深刻的价值体认，增强维护集体利益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二是既要敢于“自我牺牲”，发扬奉献精神，又要善于权衡利弊，善于保护和增进自身的合理利益，保证自我牺牲的价值超越性。三是最大限度保障个人选择的自由性，增强个人承担集体责任的自觉性。
四、集体对个人的责任
集体对个人负责是集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集体主义优越性的集中展示。在集体主义中，集体和个人在道德责任和道德权利上具有双向性。在对待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方面，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是不同的。在法律层面，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承担责任是享受权利的必要条件，享受权利是承担责任的必然要求;道德责任和道德权利则存在不对等性，因为道德具有自律性和自愿性特征，即:“我虽应当关护他人，因为他人的召唤使我承担责任，但在这里并不发生有来有往的相互作用。即我负责，却并不需要问及别人是否报答。”事实上，道德责任和道德权利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对等性，只不过这种“对等性”与法律层面的“对等性”有所区别。在法律层面，责任和权利的对等性在“质”和“量”上都是“对等”或“等同”的关系;而在道德层面，这种责任与权利的“对等”是“质”上的对等，而不追求“量”上的等同。因为道德行为出于主体高尚的自由意志，属于主体超出底线伦理做出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必然要付出一定牺牲，这种牺牲出于主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使命感;受动的道德客体给予施动的道德主体一定的道德权利也是基于自身内在的道德责任。“量化道德”把道德作为商品性的东西进行等价交换是不符合道德本质的。因此，道德权利和道德责任的“对等性”主要依靠于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基于人本身的利他属性而形成的道德责任与道德权利间的良性互动。但是，如果一个道德主体总是基于道德责任处于道德“施动地位”而得不到“道德回应”，一方面其责任意识会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受益的客体道德责任的缺乏，这种道德“施受关系”本身是不够健全的，最终必然要被另一种健康的道德责任双向性的关系所取代。在集体主义中，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时，需要强调集体和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权利、责任上的“质的对等”，集体和个人都应当给予彼此相应的道德关照，而不是一方无休止地付出而另一方无原则地索取，这样才能促进集体和个人在责任和权利上的双向协调和多维选择，推动集体和个人在交融互动中平衡发展。个人形成集体的目的是希望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满足单凭个人力量而无法达到的利益，如果个人利益因为集体的不负责而长期得不到维护，集体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因此，在肯定个人对集体负责的同时，必须强调集体要对个人负责。在集体主义中，集体对个人负责有其特定条件:其一，个人是否对集体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个人和集体在履行责任和享受权利方面居于平等地位，但这种平等不是“绝对平等”，而是“有限平等”，当个人要求集体提供实现自身利益的空间时，必须要以承认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为前提。个人只有对集体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为集体的共同利益服务，表现出对集体足够的忠诚和奉献时，集体才应该对个人负责;否则，如果个人一味地对集体提出“要求”，甚至企图诋毁集体，这样的“个人”就不应属于集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集体就不应当对这种“个人”负责。其二，个人利益是否正当。讨论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有两个预设:一是必须纳入同集体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二是预设了集体利益具有总体上的正当性。
在这种视阈下，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有两个层次递进的衡量尺度:(1)是否损害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不损害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正当性的底线要求。个人在手段上依靠集体的力量实现自身利益，在结果上与集体利益“价值无涉”。在这种情况下，集体需满足个人的合理诉求，彰显集体的人文关怀。如果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损伤了集体利益，集体就有理由“放弃”个人。(2)是否有利于增进集体利益。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如果能够增进集体利益，推动集体和个人的良性互动，则将促进个人利益正当性的升华。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应创造各种条件推动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拓展，促进个人和集体双向性责任机制的和谐运行。在集体对个人负责的过程中，集体作为责任主体应着力做到:首先，集体应践行集体和个人间权利与责任的双向性原则。集体作为社会关系共同体，集合了个人的力量，相比于个人自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集体必须正确认识这种“优势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个人是其力量和利益的深刻来源，没有了个人就无所谓“集体优势”，要自觉承认集体和个人在人格地位上的平等性，不能依仗所谓的“集体权威”遏制个人的生命力，而要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人的潜能，使其成为一种集体创造力，不断巩固共同利益基础，成为集体与个人和谐共处和价值升华的主导者。其次，集体要增强对个人负责的针对性。每个个人都有独特的需要，对集体充满了期待，因而集体肩负着对每个个人各不相同的责任。集体在对个人负责时，必须深入了解个人的需要，理解个人的价值诉求，然后量体裁衣，对不同的人采取相应措施，自觉保护个人的健康个性。集体应当成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各个个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引导者和协调者，依据各种不同利益的轻重缓急、正当程度等基本标准，最大限度地推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提升个人对集体的满意度。最后，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推动集体责任的制度化建设。这种利益补偿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物质利益的补偿;二是精神利益的激励。“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任何人都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决定了人既有现实利益的需要，又有道德的需要。”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2
本文不仅注重在传统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不规范体制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对政府决策影响研究，而且更加关注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正在生成、成长并发挥作用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大多虽尚不具备完备的组织形态，发展也不平衡，甚至还未获得合法性认同，但在反映民意、整合利益、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等方面开始有所作为。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状况
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产生的基本背景和条件
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并推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文化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控制，同时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是其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忠实代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狭隘”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当时人们虽然也承认，事实上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主要是指存在于“二元式”社会利益结构中的、政治化了的、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由于当时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由国家公共权力决定的，各群体成员利益不可能通过组团结社得到满足，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时代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仅存在自在的利益群体，而不存在自为的利益集团。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出现了驻大陆台商利益群体、“买办”
者利益阶层。这些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正逐步形成特定“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同时，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执政党和政府不仅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正视利益集团存在的现实，而且还能够理性应对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甚至从政治上允许乃至支持公民组成利益集团。如在2001年12月，浙江省义乌市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就曾作出过“让外来务工者也参与乡镇基层政权建设”之决定，并允许和支持当选者代表外来务工者群体的权益。从相当程度上说，那些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自发、自觉生长起来的，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利益集团某些性质（如成立时的自愿性、自觉性，在利益表达中的独立性、自主性等等）的自为性行业团体，也是得到党和国家允许或支持的。
此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这使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党和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发展，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宏观的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方便快捷，大大节省了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成本，从而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2.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形态和种类
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总体上说，大多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的利益集团。
根据不同的标准，本文对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态种类作如下划分：首先，根据其社会性质，可以把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划分为合法的利益集团和非法的利益集团。
合法的利益集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合法程序组织起来、得到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中包括农村中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和城市中的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那些本应成为代表其成员利益、按利益集团方式运作而实际不然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一类是虽未经政府审批，甚至游离于政府管理视野之外，但其追求的是合法利益，如中国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追求的是非法的利益，或者以非法的手段追求利益，如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那些通过合法手段（制度安排、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维护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属于非法的利益集团，因为它们的利益具有狭隘性、排他性，它们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或集团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它们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公众的认同。
其次，根据其组织化程度，可以把中国现有利益集团划分为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
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分工，有特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或以特定的方式追求利益。这类利益集团，既包括如村委会、居委会等村民（居民）自治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具有“准政府机构”性质的群团组织，工商联、足球协会等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又包括已经形成较严密的直线制组织结构、制订了严格组织纪律的部分黑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中，有的具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分工，有的则只是为着某个共同的利益目标，自愿、主动组织起来协同行动，如大量的集体上访群体。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虽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或固定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成员之间往往能够墨守集团内“潜规则”，必要时能够协同行动，各成员对其自身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认知程度也比较高。此类利益集团主要包括那些暗藏在公共组织内的、相互庇护的腐败群体，以网络形式存在、或依托网络成立和运作的“虚拟利益集团”，以及游离于政府管理视野之外、纯民间化的利益集团等。非正式组织群体成员虽具有共同的切身利益，但并没有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有的甚至没有“结伙”行动，只是有为这种共同利益积极奔走、呼吁的利益代言人。一些积极呼吁党和政府重视、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专家学者，也可以视为如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外出普通务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
最后，根据其活动目标，可以把中国现有利益集团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
经济性利益集团是为了表达某些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专门组建起来的，如各经济团体，行业协会等。一些经济性利益集团，可能还具有专门从事利益表达的机构，甚至还有进行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非经济性利益集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本身及其成员并不从他们的活动中得到直接的物质利益，而多以维护或实现社会成员的政治或社会权益为宗旨。
本文中的“公共利益集团”就是典型的非经济性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是一种寻求集体利益的组织，而取得集体利益并不会有权责地给这个组织或其积极分子带来物质上的好处”（Jeffreym.Berry）。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类集团有残疾人联合会、保护未成年人协会、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权益保护基金组织等。
另外，还可以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将利益集团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
后者针对单个利益问题，目标单一，问题解决即自行消失（此类利益集团在西方国家也因此被称为“单一问题集团”）。如为了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中国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可以预见，如果索偿成功，这一组织将不复存在。
3.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特点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利益集团作为人们维护和实现其权利（利益）的工具和途径，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影响中国社会利益集团产生、发展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利益集团，无论是横向的国际比较，不同形态种类间的相互比较，还是纵向的历史比较，都有其显著特点。
从西方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在中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部分利益集团，同样也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特征。同时，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程度较高，社会性、非政治性特征较明显，各利益集团对政府、对执政党的依赖性也较强。这是与西方社会利益集团明显不同之处。
1）中国利益集团形态多样，但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就利益目标而言，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以经济利益为诉求，而以政治利益和社会权益为诉求的利益集团，无论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较少，但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集团已经产生，且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第二，就组织形式而言，有的有完整固定的组织结构形式，有的则是组织程度很低的“准利益集团”，有些利益集团甚至以虚拟组织的形式存在。
有些利益集团的组织，还出现跨地区、跨行业整合趋势。第三，就利益集团所拥有的资源来看，集团之间无论是在组织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还是社会关系资源方面，都不平衡，有的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有些则人微言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代表和维护城市无业人员、下岗工人、退休人员、疾病患者、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其组织化程度较低，所拥有的资源较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告状难，反映问题难，利益诉求不被重视。这不仅为黑社会等非法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他们往往以破坏性、甚至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利益矛盾极易导致突发性。
2）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但具有潜在政治性的自发性利益集团也日益增多村（居）委会、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合法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是政府主导型的，自主性较弱，具有十分明显的官办性。这一特点导致的后果是，在社会利益冲突中，本应居于各利益主体之上的政府，却因为社团等组织所应承担的中间环节功能的缺失，变成矛盾冲突的一方，成为矛盾的焦点，直接承担政治压力和风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利益集团正日益增多。一般而言，网络性、自、兴趣性以及临时性的利益集团，都是自发形成的，而且越来越多。这类利益集团一般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促进利益目标的实现，不是政治性的“压力”集团，也不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但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容易转化为政治性利益集团。例如，当一个城市政府对私人轿车的政策（如环保标准、收费标准、道路规划等）进行调整时，各种“车友会”
就可能变成反对某种政策方案的政治性压力集团。
3）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中国大多数合法利益集团，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的历史，它们本身正处在从官办性的准利益集团组织向自主性利益集团组织转变过程中，处在从“自在”的利益群体向“自为”的利益集团转化过程中，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功能发挥，都还没有定型。与西方国家相比，利益集团典型特征，如非政府性、自愿性、独立性、自主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例如，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一方面，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所有社团组织，都必须与党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政府往往通过社团组织的挂靠机关，主导它们的重要活动。在自主性上，一方面，有些社团组织，基本上受政府主导和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自愿性和非政府性；另一方面，一些民间组织（农村的庙会组织、城市的文体兴趣组织），则完全是公民自发组建，甚至根本没有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也不受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愿性。在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上，以工会为例，一方面（开始）强调，工会是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更强调，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与西方国家工人通过工会影响政府政策不同，中国则往往是政府通过工会贯彻政策。
4）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但矛盾的对抗性有增强趋势非对抗性矛盾和矛盾的非对抗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描述的是矛盾的性质，后者描述的是矛盾的激烈程度。
当前，除极少数非法利益集团外，中国现存的大多数利益集团，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利益集团之间是一种合作互利，兼容共赢关系。但另一方面，有些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有增强的趋势。如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中，资方任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克扣工资、体罚员工等，表明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具有一定的对抗性。
日益增加的也表明，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有增强趋势。
5）利益集团网络化趋势明显这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主页或网站，而且许多利益集团本身，就是依托网络成立和运作的“虚拟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可以被认为是现实社会利益集团的“电子克隆”），其发展速度和吸引力相当惊人。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甚至以网络作为自己组织的载体，依靠互联网络传播信息，吸收成员，与其他组织进行联系，通过网络平台组织线下活动等。
6）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如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以蒋齐心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从1996年起，采取非法手段，办起了汽车长途客运公司、汽车修配厂、宾馆等企业，还承包了加油站；到1999年，注册成立了“东安齐心实业有限公司”，下设东安长途客运公司、修配厂、加油站、宾馆等9个分公司，形成了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公司化”黑社会组织团伙。这些合法的外衣，为其获取不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使其有了各种形式的护身符和保护伞，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破坏性。
7）部分利益集团将不断分化重组在转型期内，一方面，一直享受优越待遇的利益集团中，将会出现一部分“走投无路的集团”，并逐渐异化于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将会产生出“显现活力的集团”，并以明确的形式组合在体制之内，进行参与、竞争、增殖，并产生多种变化。如得益于传统计划体制的、仍然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群体，由于其不能与时俱进地理解、诠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将越来越“走投无路”，并最终异化于主导体制之外，相反，那些受益于经济市场化的新兴利益集团，特别是“资本集团”，正在开始“显现活力”，并通过参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方式，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具有相似利益需求的利益主体，并不必然会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如中国的农民，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组织，以至于广大农民的切身、根本利益都乏人代表。某些利益主体也不一定只参加某一个利益集团，如部分私营企业主，他们既可能参加代表私营企业主切身利益的私营企业主协会，也可能参加其他的公民兴趣性组织、慈善性机构等。一些民营（私营）企业家参与组建的光彩事业促进会，即是明显的例子。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本文不仅注重得利于传统计划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不规范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研究（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并非存在于中国的最高层，而是存在于一些“特殊领域”、“特殊部门”之中），而且更加关注新形势下自发形成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影响。利益集团到底会对地方政府的哪些决策施加影响？影响的方式有哪些？影响后果如何？这些问题是本论题的研究重点之一。
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笔者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如据笔者参与的某课题组调研获悉，南方某市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区人大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每个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由于长期在当地基层任职，有较高的地方声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由于其是当地“土著”代表，能影响较多的区人大代表，因而他们常常能够影响、乃至左右该区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够左右处级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一名接受访谈的干部曾指出：“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能极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斥巨资为汽车修造二环、三环乃至四环、五环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例如，据笔者调研得知，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如围绕在中国汽车工业周围形成的两个“泛利益集团”，曾推动了不同的政策法规的制定：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油品燃料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主要是运输公司和富人）、交管部门、以及为汽车工业发展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车族”利益集团，因其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导向，极力要求调整财税政策，特别是消费政策；有计划地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大力发展汽车贸易与服务业；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汽车贸易条例、政策，取消地方通和车辆收费项目等。由深受汽车污染之害的普通居民（尤其是交通要道旁居民、呼吸道病患者）、环保主义者、汽车替代品生产及其经销商、以及对（私人）汽车消费文明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反车族”利益集团，则推动地方政府出台了旨在限制噪音污染、排放污染的管制措施，制定了有关安全、环保与节能方面的强制性标准等。
2.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4）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
从总体上来讲，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开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间性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导致它们有时被迫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第三，合法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获取正当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实现不当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渗透，往往与权力的寻租相结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层政权的力量，来谋取本集团的特殊利益。特别在乡村社会，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恶势力团伙，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直接染指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造成极坏的影响。
3.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几点评价
中国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精英、诉诸既定规则、参与民主选举等方式，对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税收、政策法规等决策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对促进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公平施政乃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等，都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各利益集团在参与过程中，往往由于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促使竞争性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有效地疏导转型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排除体制内隐患”。各集团若能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及程序，来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一般就不会通过行贿、非暴力对抗乃至暴力等方式，来谋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满情绪，从而能够化解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并因而有利于地方政治稳定及其发展。
第二，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由于利益集团对多元化、分殊化、异质化的利益诉求，以及反映这种诉求的“民意”，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整合，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若能充分汲取各不同利益集团所表达的利益聚合和民意整合信息，则能更好地代表“民意”，代表本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决策更符合实际。同时，利益集团的参与，还有利于减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政府决策效率。
第三，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通常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决策时，按照“公平”原则做出回应。这样往往能够减少政府决策的偏颇与恣意性，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合理性。
第四，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积极参与，往往能有效地疏通和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利益集团进入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公民的政治积极性。
显然，上述积极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利益博弈规则的公平性与透明性、政策制定者高度的自主性与权威性、地方政府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与调控能力等。从实际情况看，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可能、甚至已经在一些层面产生消极后果：第一，力量强大、资源充裕、组织良好，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第二，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领导傍大款”
现象，就很能说明此种情况。
第三，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利用其强大的权力资源，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这是目前“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的根源。它既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风廉政建设，也使有关政策或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如在某地就形成了一个包括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司法人员等在内的庞大的、黑白合流的非法利益集团。这个非法利益集团，几乎控制了当地的正式国家机关组织，危害一方，嚣张至极。
第四，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往往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
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如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大批量地、反复地从事非法走私贩卖活动，主要就在于此类走私集团，均与当地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海关等执法机关负责人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并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使这些地方的政权机关实际上掌控在走私集团手中。
中国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再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应成为中国政府应对利益集团的再发展、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处理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中国政府在近期内主要是要关注并规范利益集团行为，为其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从长远来讲，中国政府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1.中国政府应对利益集团再发展的近期对策
为应对利益集团的再发展及其政治性影响，中国政府首要的工作方针，就是要关注并规范利益集团行为，逐步实现“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
1）对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方针
中国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
首先，要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
由于非法存在的利益集团，无论其追求的是非法的利益，还是以非法的手段追求利益，都是与其他利益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严重冲突的，因而，无论在现行体制内外，都是不允许其存在的。对于这类利益集团，必须循法律的途径，从严从重从快地打击，并从源头上铲出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特别要注意防止和铲除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违法利益集团。
对于那些得到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性利益集团，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不受政府本身的侵犯。对于那些虽未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但其追求的是合法利益的民间性利益集团、公民自与兴趣性组织等，其合法权益也应得到承认、尊重、重视和保护。政府尤其应该加强对此类利益集团的规范、引导和扶持，使其能够借助政府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将来独立地行使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政府还要创造条件，使这类利益集团合法化。
特别地，对于那些合法的、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包括村委会、居委会，登记注册的社团，参加政协会议的人民团体等），因其能够在公民个人与决策者之间，提供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使得多元社会中的多种利益诉求，能够有组织地流入政府决策过程，这将意味着，规范化的、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将成为现代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必要的组织制度形式，因此，政府应为此类利益集团的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具有明确经济性质的利益集团，仍将占主导地位，但那些围绕公共事业、环境保护、人权、社会问题等的公共利益集团，将不断增多，并且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政府理应对这类利益集团积极引导，大力扶持，从经费、宣传等方面，支持其开展活动。另外，中国政府要在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动听取并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政府和这类集团之间，建立比较固定的沟通机制（如聘请公益团体的负责人为政府顾问等），与它们形成一种职能上的合作、互补关系。
其次，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
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
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再次，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说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效率问题，那么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调节利益主体、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政府应该主要按照“公平逻辑”，建立或帮助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并特别关注、关心、关爱和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具体地，一是要加快税制改革，对高收入群体实行有效的调节，有意识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考虑开征遗产税。二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补贴、扶持。三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关怀、捐助、救助弱势群体的机制，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捐助、救助。四是要建立再就业援助，适时推进公共就业-大力发展非正规部门（即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和以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为特征的非正规就业；要鼓励、支持教育扶贫，提高失业或再就业工人的知识水平，以知识来改变其命运；由政府出钱为有能力工作的特困人员“购买”工作、安排其参加公共工程。
2）理顺社团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关系
中国目前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主要以社团形式存在。社团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关系不顺，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团组织和政府组织各自角色的错位和职能的紊乱：许多社团组织，是变相的政府性机构或准政府机构，而政府则因为社团组织功能的缺失，变成利益矛盾冲突的一方。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社团组织的角色必须准确定位，政府机构的职能必须转变，同时找准理顺关系的切入点。
首先，社团组织的职能角色必须准确定位，克服社团行政化倾向。
社团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代表和维护所属成员的利益。因此，社团的功能定位，首先是依法维护所属成员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管理的某种工具。即使工会、妇联等团体，也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而不是国家政府机关。以工会为例，如果职工群众的利益不能被工会组织所代表、所维护，他们必然会寻求其他的利益表达途径，甚至组建其他各种形式的利益维护组织。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社团组织的职能角色必须准确定位，克服这些社团行政化、机关化倾向；要防止这些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
这里所说的政府职能，主要是相对于社团组织而言的。根据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每一社团必须挂靠一个行政单位。于是，行政权力便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各社团中来，使得这些社团变成了代表行政机构管理或协调团体内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准政府组织”，而不能很好地履行独立表达本集团利益诉求的功能。因此，就政府对利益集团的管理职能而言，政府应该改变大包大揽、管得太多太宽的现状，应该居于各利益集团之上，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代表社会对利益集团进行管理，扮演利益集团之间“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节者、仲裁者角色。
最后，可以将改革和完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作为理顺关系的切入点。
为了保证社团真正发挥整合民意和利益的最大功效，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群体的利益，有必要改革完善社团成立登记制度和管理制度：第一，修改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消登记许可制，实行登记备案制，同时加大对社团的司法管制力度，对一些社团的违法活动实施追惩。第二，取消挂靠制，保证社团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第三，将原来的分级、分口双重管理体制，改为业务主管登记备案机关分级管理体制，推行官管（业务主管登记备案机关依法管理）民办（自治自立自养）体制。第四，将那些处在游离状态、网络状态、外在于政府管理的利益集团，纳入政府一定形式的指导、监督范围之内。在管理方式上，业务主管登记备案机关要从全面管理，转为根据问题进行管理；要从对其进行控制，转为服务、协调、指导和监督。
3）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指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游行示威、非暴力对抗乃至暴乱等群体行为。这类群体行为，大多将“矛头”直指政府，带有明显的“压力”性质，其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及时、平稳、有效地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维护地方社会政治稳定，已成为当前各级党政部门工作中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首先，要保证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畅通，尤其要重视发挥部门的信息沟通作用；要使领导接待日、市长电话和电子信箱等联系群众的措施制度化，及时了解和掌握群众中存在的热点、难点和苗头性问题，以便及早研究和制定对策。
其次，要充分利用人大、政协代表听取并反映人民群众意见的制度，发挥人大、政协在收集并反映社情民意方面的作用。
第三，要建立科学的预警防范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要进行深层次、综合性、超前性研究，组织力量定期对若干热点问题进行快速、准确的民意民情调查，尤其是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更应如此。
第四，要完善宣泄机制。宣泄本身就是对不满的缓解，群众的不满情绪若有渠道宣泄，则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基于此，除了这一传统渠道外，可以考虑开辟或增开网站、电子信箱、行政服务中心投诉站等多种渠道。
2.中国政府应对利益集团政治性影响的长期路向进行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将越来越多元化、分殊化、异质化，利益意识会越来越自觉，利益集团会越来越多，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对政府的自主能力、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等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政府对多元利益的整合、对利益关系的调控、对利益矛盾的协调，只能主要依靠制度，因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要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提供开放的利益表达渠道，应成为中国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和相关机制，才能形成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当前，构建制度及相关机制的重点是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功能，使之成为各利益集团进行利益表达的合法的主渠道；完善和扩展决策听证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使相关利益主体能够获得对称性信息，并平等地参与政府决策；规范代表新的社会阶层、合法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渠道，开拓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合法渠道；加强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的形成，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公众传媒的组织机构和体制，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纬度、多层次、大渠道的网络体系，使其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表达利益和要求的窗口。另一方面，只有重视制度化，才能调整和规范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支持合法、正当、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表达，控制、疏导非制度性表达，防止和化解抗议性表达。
2）要提高制度建设的民主化政府整合多元利益、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主要靠制度，而这种制度本身的制定，只能是基于各不同利益主体和集团依民主的程序，在相互博弈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民主被认为是达成共识的有效途径：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利益集团，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以及制度获得通过之前，根据事先制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能够充分表达其意见（自由），同时能够听取并尊重与本集团意见不同的意见（平等），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既定程序，形成合意（制度），并表示愿意遵守之。这样，用于利益整合、协调、调控的制度，因其获得了各不同利益集团的普遍认同，减少了施行的阻力。
因此，要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必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而且，越是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主体集团化、利益集团政治化，发展民主就越重要。
3）要实现民主制度的程序化在各不同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制度博弈时，必须要有一套程序性的机制加以保障，才可能使其行为有序化。政府也只有按照民主的、得到了公众普遍认同的决策和工作程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并在现行体制内，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才可能为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诉求的民意表达，提供一套程序性的机制，同时作出程序上合法的决断，建立程序上合法的制度，从而使这种制度与程序获得各不同利益群体和集团普遍的认同。因此，政府必须不断探索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和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凭借民主政治的治理技术和程序，来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合理解决利益冲突。
4）要实现民主程序的法治化一旦上述民主程序获得了各利益群体和集团的普遍认同，政府就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并确立其在利益博弈中的权威，实现民主程序的法治化。“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就利益集团问题而言，一是政府要用民主程序来协调、调控和解决利益集团与政府、各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二是要树立这种民主程序在政府与利益集团以及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中的权威，不仅政府要依民主程序运行，而且各利益集团也要依民主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制度博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利益集团可以任意行事。
5）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这里所说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是相对于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而言的，是指地方政府“独立于社会中各利益群体（集团）
的自主性程度“，其决定性因素，是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与社会上各种单个或集体形式的特殊利益相脱离。政府自主性的高低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公共权力免受个别势力干预的程度，以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程度。这里的”软政权化“，指的是地方政府在行政能力、效率、政策等方面，缺乏明显的社会整合效能、稳定性与发展战略的宏观导向性。
地方政府如果没有较高的自主性，它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就不能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公平、超然地位，就不能代表好、实现好和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如果呈现“软政权化”，它就不能运用合法资源和权威，对利益集团行为进行有效调控，它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就无法对各利益集团起制衡作用。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防止地方政府自身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如果地方政府自身有特殊利益，它当然不可能有超然的姿态去保护社区的公共利益。如果政府机关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自身的部门利益，以及在政策制定上明显倾向于强势利益集团，它就有可能在公众心目中丧失其作为社会公平代表的象征意义。如果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其政策制定“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定过程”，那么，其发展结果就只能是“转型期社会的失控”。
其次，要防止利益集团的结盟，尤其是社会利益集团与政府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结盟。
政府自主性的高低与所受势力影响的力量大小有关，如果利益集团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某种形式的结盟，将对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从一定程度上看，厦门远华走私案、湛江走私案和沈阳/:请记住我站域名/腐败案的实质，就是社会的非法利益集团（如赖氏走私集团）等与政权机关内部非法利益集团（腐败群体）结盟。这种结盟的结果，是使地方政权完全丧失自主性和公共性。
再次，要慎重对待一些利益集团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发展，防止出现与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政治利益集团。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3
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中外政治学者的广泛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集团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和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相对单一，目标直接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在人们拥有共同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只要人们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支持他们共同为这个目的建立起利益集团，所以，与国家、政党、政治联盟等政治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显得相对单一；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目标也相对直接和具体，只要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使他们得到满足。
其次，利益集团一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并不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而只是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最大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利于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利益集团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利益集团不是政府组织，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利益代表的范围也仅仅是本集团的成员，尽最大努力为本集团成员争取利益，因此最能吸引所有与集团成员有共同目标的人。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直接代表着某一方面群众的利益，存在和活动于群众之中，因此，更能直接感受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与群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
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转型时期；多元利益集团；必要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并推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同时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是其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忠实代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狭隘”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当时人们虽然也承认，事实上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主要是指存在于“二元式”社会利益结构中的、政治化了的、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由于当时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由国家公共权力决定的，[1]25-30各群体成员利益不可能通过组团结社得到满足，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时代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仅存在自在的利益群体，而不存在自为的利益集团。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利益集团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条件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一、中国利益集团逐步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1.市场化改革前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一直受益的集团将发生分化与重组。一方面，一直享受优越待遇的利益集团中将会出现一部分“走投无路的集团”，并逐渐异化于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将会产生出“显现活力的集团”，并以明确的形式组合在体制之内，进行参与、竞争、增殖，并产生多种变化[2]。如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系下形成的社会精英阶级，特别是知识精英，其分化就比较突出。又如，在与管理部门和国家官僚的讨价还价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些工人和有组织的劳工群体[3]553-571，虽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普遍受益，但随着体制改革和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将发生新的分化与重组。
2.一部分以社团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准利益集团将转向自主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由于大部分社团属于“体制内”社团，即由政府主导产生或从政府机构分离出来，其没有或不能代表好普通成员利益、独立行使利益表达功能，因此，它与西方国家中的社团性利益集团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之下，中国一些社团已经逐渐地向着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按照利益集团的方式运作，它们对本社团会员或相关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认知，以及自觉运用集体力量实现或维护这种利益的意愿和倾向逐渐增强，并且常常自觉地或被迫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反映意见。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新的社团，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可能具有了利益集团的某些性质，如产生时的自愿性、自觉性，在利益表达中的独立性、自主性等等。
3.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自发、自觉生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将不断增多。这既包括中国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维权组织等，也包括那些针对行业外部侵害或应对市场竞争、基于共同利益之保护而成立的行业性组织。民间性利益集团一般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促进利益目标的实现，不是政治性的“压力”集团，也不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但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容易转化为政治性利益集团。例如，当一个城市政府对私人轿车的政策(如环保标准、收费标准、道路规划等)进行调整时，各种“车友会”就可能变成反对某种政策方案的政治性压力集团。
4.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目标的利益集团将不断增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具有明确经济利益目标的利益集团仍将占主导地位，但那些围绕公共事业、环境保护、人权、社会问题等成立的公共利益集团将不断增多。典型的如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如“自然之友”、“绿色之友”等。此外，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公共利益集团。
二、多元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
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是指个体追求最大价值化的理念，而集体理性则是在集体群体追求最高效率、内部稳定以及集体成员之间的公平性。个体理性应当遵从集体理性，而理性问题则要照顾个体理性，因此，研究行政管理动态下两种冲突的研究势在必行，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的基本所在。
1．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行政管理是各个管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过程，行政管理主体不断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不同部门也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平衡和协调是行政管理追求的目标，一旦两者达成了协调，行政管理工作就会顺利进行。
1．1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问题的识别
行政管理过程的关键是管理问题的提出，管理主体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认定，管理主体针对各种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在问题的处理阶段，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管理主体会主动的回避部分社会问题，这具有典型的目的性，很多管理主体会优先处理对自己有利益帮助的社会问题，从而造成了部分社会问题的搁置。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行政管理中的集体利益很难解决。再者管理主体长期积压部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由于其处理成本较高，很难进入到分析和处理阶段，例如很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充分暴露了问题识别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
1．2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制定
行政管理方案制定内容包含目标确定、方案选择、运行流程等，引导行政管理行为最大化的实现集体利益，在方案制定中，主导人员的个体理性会贯穿于整个方案中，体现了显著的个体偏好性，从而忽视了集体理性。个体理影响方案公平性，不同领域管理者是实现行政方案公平性的关键所在，并在维护公平性的同时实现集体利益，但是管理者的权利过大会造成方案制定缺乏合理性，从而影响了集体理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方案的公平性。再者个体理影响方案的科学性，各级职能部门在制定方案时，会发生个体理性来引导集体理性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布局的合理性，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合理性。此外，个体理影响方案的实现，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纠纷，个体理性的引导追求利益最大化，方案的实现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因此难免会影响集体理性的实现。
1．3理性冲突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会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行政管理方案的执行是整个管理工作的重点阶段，直接决定了行政管理目标的落实，行政管理方案的目的是协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避免出现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不均等的损失，这对不同部门的管理主体理性冲突产生影响。两种理性冲突直接影响行政管理方案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行政方案的执行和落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产生的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方案执行力度和走向，从而影响其执行的有效性。
2．避免行政管理体制中理性冲突的策略
2．1明确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要解决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首先要明确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这是分析和解决冲突的关键所在。两种理性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利益方的冲突，因此，要引导两种理性之间形成平衡点，引导双方形成共容利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加强两者之间的利益共容性，通过个体理性的引导作用来实现集体利益，同时要明确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重点凸显集体利益，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各种利益关系，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照顾个体利益的发挥，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中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再者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合理分配体制上下级的利益关系，保持同级机构之间维持公平的竞争关系。
2．2逐步完善正式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解决行政管理冲突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行政管理中，要逐步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制，保证竞争的公平性，给予个体理性以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的现行体制不利于个体理性的发展，尤其是行政管理主体单一的现象明显，管理主体单一化不利于消除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侵扰和影响。建立完善独立的监督体系，增加对行政管理主体的监督工作，及时监督行政管理主体的工作，有效的组织个体理性的膨胀。其次，要建立激励制度塑造集体理性，对为集体做出贡献的个体进行奖励，有利于增加个人对集体利益的动力。
2．3逐步完善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避免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两者的冲突，当前要强化行政管理中的思政教育工作，端正个体理性的发展理念，克服个体理性的发展弊端，保证个体理性趋向于集体理性的发展，逐步实现两者的靠拢和融合。再者在行政管理中，要加强对个体理性的文化熏染和道德约束，以实现集体利益的发展，从而缓解行政管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并在集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延伸个体利益的完成。此外要逐步健全社会价值引导体系，在社会范围内建立集体价值观念培养体制，培养健全的个体理性，缓解行政管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3．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行政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冲突日趋显著，因此，在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中，要重视个体利益的实现，同时要合理分配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分配，避免两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保证两种利益的顺利实现，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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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旭．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科技风，2015(18)．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公平与效率；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9X(2009)05-0010-03
1引言
中国古语道：“有土斯有财”。土地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权利与独立，更意味着个人的财富[1]。林地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之一，在农村中成为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作为国土资源，林地具有土地的本质属性――政治性，林地产权制度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稳定。
我国集体林地总面积25.48亿亩，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60.1%[2]。自建国以来，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以适应该时期的社会生产力。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林地作为土地重要形式之一，其生态资源属性越来越凸显，要求人们在利用林地获取物质财产的同时，必然将生态环境资源因素考虑其中。这就造成林地产权制度摆脱传统林地产权制度“经济效率”单一价值目标设计理念转而向生态优先、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林地产权制度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与权利结构
2.1林地的双重属性
林地具有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的双重属性，在社会综合平衡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平”与“效率”是林地实现其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越来越重视林地的资源属性，同时，林地的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林业发展新时期，确保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障林农收益权，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林地利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生态性能。
2.2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受质疑
我国当前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为集体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一系列权利的设置、划分与保障。在以为切入点来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深入的背景之下，集体林地的传统权利设置与划分越来越受到质疑，被指“主体缺位、内容缺失、形成与配置不公平、行使与运行无绩效”等，对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构架和内容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已成为必然。
2.3林地利用权被分离出来
集体林地产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可分为林地所有权、林地利用权、林地收益权和林地回收权。从集体林地集体所有的所有权结构中，分离并设定一项具有完全物权性质的林地利用权，并将传统林地所有权所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融入到能够进入市场流转的林地利用权之中，以实现林地财产属性的“效率”价值目标。而同时，林地的资源属性所要求的“公平”价值目标，则需通过集体林地的所有权人――国家和集体，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手段，对林地利用进行科学、合理的用途管制和权限划分，并以健全的机制予以保障。
在这样的制度构架中，林地所有权与利用权、收益权和回收权彻底分离，林地利用权成为一项相当独立并能够自由流转的权利，林地收益权由国家、集体、林农、社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按一定规则予以分配，国家和集体除了应当行使集体林地所有权和回收权的情形之外，不得再随意干预林地利用权在市场中的运行[3]。
在新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之中，林地双重属性所蕴含的两种不同价值目标都将通过不同制度和机制实现。在这一前提下，立足于我国现有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结合生态学理论、预期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构建我国现代化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3完善我国现代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中，许多学者将西方产权理论、市场与市场变迁理论、外部性经济学理论等加入到改革中，为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改革起了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主观角度出发，对林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效应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完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这些理论也应当受到重视。
3.1理性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expectancytheory)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弗隆姆(V.H.Vroom)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倾向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期望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者的吸引力。该理论包括三个要素：①预期(expectancy)，即当人们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时,他们必然会为付出一定代价后可能会达到的特定业绩做出心理评价。该心理评价则是他们的预期,是他们为实现目标必须投入的可行性评估；②认知(instrumentality)，人们对一定业绩可能会导致的预计收益做出心理评价，是他们对预期收益的评估；③评价(valence)，是人们对收益净值的评价,是对投入产出比的评估[4]。
理性预期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5]。它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强调了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变动中预期的重要性[6]。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7]。明确产权可以避免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不正当干预，增加权利主体的预期性，使其能进行自主决策，增强责任感，更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使用的收益最大化。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谓其“主体缺位、内容缺失、形成与配置不公平、行使与运行无绩效”等[3~5]。他们认为，集体产权“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同时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要害是国家行为造成的严重产权残缺”[8]。此外，“集体产权缺乏监督和绩效衡量，因此存在致命缺陷”，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在预期、认知和评价三个要素上的弱化，从而导致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效率价值低。
3.2激励理论
心理学认为，激励是指激发人努力工作、追求某种目标的动力。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提出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心理评价体系方面的满意程度，如由于良好的工作成绩而得到的奖励和提升、工作的成就感、对未来发展的期望等，称之为心理激励因素；二是工作环境或工作条件等硬件方面的满意程度，如单位的政策和行政管理、安全性与稳定性、工作环境等,称之为心理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9]。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激励形态。
在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要实现制度的最优激励效果，必须合理处理两层关系：一是努力与绩效的关系。林农希望通过一定的努力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个体认为达到目标的概率很高，就会有信心，并激发出很强的行为力量；反之如果目标通过努力也难以达到时，就会失去内在动力，导致行为消极；二是收获与个人价值目标的关系。如果通过努力所得到的收获是自己价值目标范围之内所期待拥有的成果，必定会激发农民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林地经营中，以创造更大的价值[10]。
3.3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是在对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股东至上”的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质疑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1]。代表人Clarkson从狭义上对“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在企业中投入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的群体和个人”[12]。产权与利益相关者地位的关系甚密，“只要一种多元的产权理论被接受，那么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13]。正确、合理界定利益相关者地位是影响产权制度激励效应的重要因素。
第一，利益相关者的分级期望值。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V.H.Vroom)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完成组织的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的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动力或激励取决于其对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以及预期达成该结果可能性的估计与判断。在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利益相关者包括：基于政治因素的一级管理者，即林地所有人――国家和集体、基于财产属性的效率价值目标经营者，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人――林农、基于环境和资源的公平价值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和社会中的人。此外，还有地方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林地流转中涉及到的权利主体等。根据利益相关的依赖程度和利害关系程度，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权利地位进行分级，对于良好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内在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分歧和争议，具有极大意义。
第二，利益相关者的效价评估。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林地的所有权人、利用权人、收益权人和处分权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只有当预期与回报紧密关联，目标才有激励作用，劳动者才会有积极性；如果相关利益集体的付出与回报不存在合理关联，便会导致积极性低下，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14]。尊重不同级别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诉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激励功能，创造最大的价值。
4完善我国现代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具体途径
立足于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促进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向现代林地产权制度转变，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4.1激发农民的合理预期性
预期性的强弱主要与明晰的产权、合理的产权制度、健全的信息化和适当的国家干预相关。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要保证其享有高度合理的预期，才能实现集体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应该做到：第一，明晰产权，稳定林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是预期的基础。明晰产权，使林农成为所承包林地的真正主人，是保障林农积极性、提高预期性的前提。只有赋予林农主人翁意识，享受充分权益，才能保障承包林地被最大利益化利用。第二，实践信息公开。信息是人们形成预期的前提和基础。在做出某一决策前，对信息的获取和掌握是对正确预计成本与收益、形成正确预期的基础。林地产权明晰后，及时公开产权信息，对于避免农民之间权属不明的林地纠纷、避免行政手段的非法干预、促进林地资源的合理透明流转、保障农民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都有极大意义。
4.2确立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
合理分配和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权利义务，是促进生产的重要保障。只有各个利益相关者良性互动，积极配合，才能达到生产的最优效益。确立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确立农民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地位，保障其利益的首要地位。行政机关在制定林地政策或改革方案时，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需求，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不得以权（权力）压权（权利），。第二，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处理好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作与冲突。“新时期各方利益诉求的博弈与满足，预示了改革的迫切”[15]。集体林地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民等诸多利益主体，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纷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林地资源的利用和发展。在改革中，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起新型的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协调、交易、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等方式，确保集体林地所有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参与方分散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林地的最优化利用。
4.3完善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应从限制行政权力入手，减少行政手段的微观干预，确保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此外，由于林地兼顾财产属性和生态属性，资源的双重属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注重引导林业可持续发展，在保障生态效应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完善激励机制上，应鼓励林地的合理流转，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将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减少农民的顾虑，促进林地更加科学、合理流转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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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流转；土地收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05-06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对于破除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尊重和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财产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保证集体建设用地改革顺利推进，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选取30个左右县（市）进行改革试点，并于2015年年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确定了33个改革试点县（市），其中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市）15个。但直到现在，仅四川郫县、贵州湄潭、广东南海、重庆大足区等少数几个地区敲响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第一槌”。显然，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改革面临诸多难点，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理发现.研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收益分配的文献较少.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入市收益在集体成员内部的分配和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关于土地收益在集体成员内部分配问题的研究，如张鹏（2014）认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集体组织内部分配问题；黄发儒（2015）认为构建合理的调节利益分配机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动力所在，必须统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与被征收土地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沈孝强、吴次芳和陆汝成（2015）引入法学利益衡量论，通过建立包括个体利益、阶层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内的分析框架，厘清了集体建设用地人市改革的复杂利益关系，并从个体、制度和社会利益等多个层面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于土地增值收益来源的研究。早在1993年，周诚从投资、供求和用途三个角度分析了城市土地增值的形态；丁日成（2002）认为城市边缘集体土地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农业土地地租有关的土地价值，另一个是可预期的土地性质或土地用途改变后未来土地地租上涨而带来的潜在增值价值；邓宏乾（2008）将土地增值归结为生产性因素和非生产性因素，其中生产性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因素，非生产性因素包括土地稀缺性、土地用途调整、利率、政策性等因素。
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探讨。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具有城乡“二元”性，所以不少学者针对土地征收制度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周天勇（2003）认为中国土地在集体和国有之间的交易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国家给集体土地确定的是补偿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进而提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并轨，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制；李海伟（2004）认为对必须征用的公益性用地要提高补偿标准，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对符合转让条件的农地转为商用行为，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农民权利，相信市场力量；邓宏乾（2008）主张不同类型的增值收益应按不同方式进行分配，并对农地经征收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置业投资产生的增值收益分别提出了差异化的分配方式。通过对土地增值收益相关文献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多是从土地增值收益的来源、归属和分配等视角出发。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的诸多弊病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
目前在试点地区，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实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人市、同权同价的权利，是对现有土地制度的重大突破。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改革试点地区进行分析，认为厘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构建科学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是关系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
二、广东南海、四川郫县等试点地区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
1.广东南海、四川郫县试点地区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分配的基本做法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土地承包权的改革.激活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鼓励各地兴办乡镇企业，对集体建设用地的管制政策也开始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1992年，在广东南海市（现为佛山市南海区）、中山市等地进行了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性的入市探索。1999年11月，安徽省芜湖市主动向国土资源部申请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试点并得到批准，由此拉开了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试点的序幕。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经过了30多年探索，积累了一些改革经验。2015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33个试点县市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其中，广东南海、四川郫县、重庆大足区等15个市县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试点地区.突破现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的法律限制，实行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改革，探索可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
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供应不足的突出问题，在1992年前后，广东南海县（现佛山市南海区）自发性地进行了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对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实行以土地股份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将集体资产及土地折成股份，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公司。村民小组改组为股份合作社，以户籍村民作为配股对象，设置基本股（以村民成员权为基础）、土地用益物权股和劳动贡献股（以村民劳动年限长短为依据）等多种股份，按股权份额分红。股份公司主要负责土地开发，厂房、商铺开发以及物业、土地出租等。据统计，到2007年，南海区已先后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近2000个，其中股份公司达200家；股份合作社多达1800多家，占全市村民小组总数的99%；到2013年，社员股东总数为75.9万，占农村居民的99.4%。据统计，佛山南海区2005―2013年底，共出让、出租集体建设用地1552宗，共计573.42万平方米，流转入市的集体建设用地占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的2.3%；其中，出让集体建设用地88宗，面积145.87万平方米；出租集体建设用地1464宗，面积427.55万平方米。通过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土地增值收益。据统计，集体土地租金收入从2008年的22.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0.2亿元，村组两级分红从200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6.7亿元。
2015年之前，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征收标准向政府缴纳土地增值收益。2015年作为国家试点地区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按其用途以土地成交价格为基础征收差别化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属于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或农村综合整治片区内的地块为5%，其他地块为10%；商服用途，属于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或农村综合整治片区内的地块为10%，其他地块为15%。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为2.5%；商服用途3.5%。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工矿仓储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为1.5%；商服用途3%。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区、镇（街道）各分享50%，统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按以下方式进行分配：按规定比例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再由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按出让时土地公开交易成交价格的30%缴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城乡统筹提留金，统筹用于道路、给排水、供电等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体等城乡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纯收益纳入村股份公司统筹，纯收益中扣除10%作为股份公司的福利基金，剩余部分留成51%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49%作为土地分红，农民个人按股份分红。
2008年四川郫县作为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点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2015年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集体经营l生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四川郫县通过组建村民参股的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功探索出了“化零为整”的入市改革模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取“就地人市、调整入市、城中村整治人市”的分类入市流转路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四川郫县通过挂牌方式出让了四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建设用地面积共2.89万平方米。为了保障土地出让收益合理规范的分配，构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定了《郫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指导意见》。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基础上，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公平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土地用途、土地区位与等级差别，设定了有幅度的差别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办法，按土地成交价格的13―40%的比例缴纳。在试点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总结，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由新的受让人按成交价格15%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第二宗、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由出让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向政府缴纳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扣除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其收益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股东（即人股的原村民），剩余部分留成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公积金和公益金。具体分配因土地区位、土地增值幅度而有所差别，如第二宗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方案为：土地出让价款向政府缴纳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剩余部分的20%按股东人数进行现金分配；80%作为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中50%作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公积金，用作村级资产再投资和公共资源配套优化，并在公司股权中量化到股东；30%作为公益金，用于村级公共福利，如购买新农合、发放养老补助、社区治安投入、基础设施维护、环境综合整治等）。
2.现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南海、四川郫县等国家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在入市收益分配方面为改革推进提供了借鉴价值。通过分析广东南海、四川郫县集体经营l生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政策，不难发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顺利入市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其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现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直接参与集体土地首次入市和再次流转中的土地收益分配，违背了产权分配的基本原则.混淆了土地财产权与公共管理权的性质。土地财产权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享有的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享有的排他性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也就是享有的基于土地之上的所有利益及其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保有土地和转让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或一定年期的地租资本化（即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地价）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享有。政府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从而保障正常地履行管理职能，这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来实现，政府直接参与土地财产收益的分配，损害了土地产权主体的利益。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导致土地收益分配主体模糊。我国农村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农民集体三级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按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三级所有”，即村、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体运行中则是按实际经营管理权来界定的，这事实上造成了所有权主体的缺位和“虚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到底归哪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法律没有明确界定.这种制度设计导致了集体土地流转中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如广东乌坎事件；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第三，不论是首次人市还是在再次流转的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均按土地成交总价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而不是按照土地出让或流转总价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征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可能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土地财产利益受损。以四川郫县征收3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例，若土地增值一倍，实则相当于土地增值收益60%收归政府，远高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100%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三、合作博弈是解决土地收益分配问题的有效路径
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多方合作博弈的过程，其土地收益的形成是多方权衡博弈的结果
在实践中，土地收益分配比例难以科学地确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试图将L.S.Shapley提出的Shapley值法运用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初次分配的研究中来。该方法是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问题的一种博弈方法，其理论假定如下：当n个主体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它们可任意组合达成若干合作方式，且每个参与主体都会得到一定的收益，合作中主体的增加不仅不会引起效益的减少，反而使n个主体的合作带来的效益最大化。Shapley值法就是解决n个主体的合作效益在合作主体间公平合理分配的一种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与主体主要有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用益物权人、政府、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等，若不同利益主体寻求合作，其增值收益的分配可以看成是多人合作对策的收益分配，因而可运用Shapley值法来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以首次入市为例，分不同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假定存量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入市，即新土地使用者（a）、政府（B）和农民集体及个体（C）不选择合作，在这种情形下，新土地使用者因无法获得土地难以获得土地收益；政府只能收取少量的税费，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因集体建设用地不能流转只能获取有限的土地收益。即假设不选择合作，政府（B）和农民集体及个体（c）收益均为5个单位。第二种情况，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只能通过政府征收后变为国有土地才能入市，即没有赋予C对等的主体地位，无法调动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则a、B、C之间难以实现充分的合作，假设a与B合作的收益为35个单位，a和C合作的收益为25个单位，B和c合作的收益为20个单位，显然c的是被动的。第三种情况，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与市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权利，那么a、B、C间的合作会产生协同效益，假设合作收益为50个单位，但若将合作的利益均分，则分别获得16.7个单位，说明平均分配并不能调动新土地使用者的积极性，那么到底如何合理分配其合作收益？
基于前文Shapley值法的推导，可以得出i：{a，B，C}，首先，在不合作的状态下，各自的利益分别为：υ（a）=υ（B）=U（C）=5个单位：其次，政府征收集体建设用地，1J（auB）=35.u（aUC）=25，υ（BUC）=20；另外，在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的情况下，υ（aUBUC）=50。按照Shapley值法计算Φ（υ）的值，那么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新土地使用者a的利益分配中Φa（υ）的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
综合求得新土地使用者在各种情况下的收益总和为20个单位，即由表1中最后一行的数值加总求得。同理可得φB（υ）=17.5、φC（υ）=12.5个单位的收益，均大于5个单位的收益，并且φa（υ）+φ（υ）+φC（υ）=50，φa（υ）+φB（υ）≥35，φa（υ）+φC≥20（υ），这说明Shapley值法可以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上述合作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印证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有与城市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其潜在价值无法顺利实现，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难以有效盘活：第二，原有征收方式严重侵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国有建设用地的受让者所分享；第三，尊重农村集体和农民的产权地位，维护其产权权益，多方利益主体才能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收益最大化。
2.构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应解决的问题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 利益集团；规制制度环境；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 DF13(71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75-05
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政府决策、法律制定的影响必然会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制度是社会开展活动的规则或用以建构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限制。制度是由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章等正式的规则，习俗、行为规范和自我施加的品行约束等非正式限制以及两者的实施所共同组成的。利益集团的制度环境即国家用以规范和制约利益集团活动的所有正式或非正式准则的统称。
一、中美两国利益集团规制制度环境比较
(一)利益集团规制制度体系比较
美国关于利益集团的制度体系比较健全。几乎从利益集团游说活动出现开始，美国就重视对利益集团规制的制度建设，“游说活动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游说活动的历史几乎就是美国立法的历史”。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与宪法相配套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业自律与非正式制度为一体的，结构合理、层级分明并自成体系的利益集团规制制度体系。由于美国联邦和州立法所发挥的促进及规制作用。以及相关政策所具有的规划和引导机制。美国的利益集团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在利益集团规制制度建设上严重滞后，目前还未建立起利益集团规制的制度体系。除了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了不同利益集团在我国客观存在及它们之间存在差别和矛盾的事实外，对其监督和管理等一直以来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便是与利益群体有关的社团立法也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目前中国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相关的立法却没有建立。并且既有的社团立法过于简略，法律层级也较低，法律制度之间存有冲突之处。在中国对利益集团规制的制度体系框架中，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党的政策，这是与美国利益集团规制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利益集团立法规制指导思想比较
从政府对利益集团立法规制的指导思想上看，美国倾向于激励性规制与监管。美国对利益集团游说的立法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利益集团或对其进行管制。相反，他们认为消灭利益集团就等于消灭美国的自由，所以倾向于采用将游说行为公开化、规范化的手段对利益集团进行规制。
中国对利益集团立法规制的指导思想是约束性、限制性监管。立法规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利益团体的管理和管制，而非引导其积极、有序地活动，对其自治能力的培育则很少涉及，这主要表现在对利益集团的“双重管理体制”上。这一体制的特点是利益团体的组织管理机构是双重的，即政府对利益团体的登记注册和业务管理，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双重负责、双重监管的原则，形成宏观方面的登记管理和微观方面的业务管理双管齐下的严格体制。1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立的“双重管理体制”自实施以来就广受民间组织、学术界甚至执法部门的非议，但在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强化管理的趋势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控制型管理”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被管理对象“不信任”“不成熟”的指导原则基础之上。
(三)利益集团规制法律体系比较
对于利益集团的利弊功过，美国的态度一直存在分歧且十分矛盾。因此，通过法律来约束游说活动已经成为美国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但由于美国宪法的规定以及美国民众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加上游说人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关于游说的立法很难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对利益集团游说的规制带有很强的被动色彩。“游说立法的未来，看起来和它的过去相类似，不断产生的必将是一些孱弱而又不那么有效的法律。它们背后掩盖的东西要比公开展示的东西要多得多”。“无论试图对压力团体进行规制的哪一种尝试，或者试图对压力团体最为邪恶的活动如何加以抑制，都一定会遇到困难。之所以这样讲，就因为这一形态的政治是以美国公民自由权的习惯之中最重要的自由权为基础的。如果想用抑制这些重要的自由权来对压力政治加以规制，无异于为了治好疾病而将患者杀死”。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完全禁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活动无疑是违宪的，即使是限制游说活动的立法也是违宪的。因此，如何管制利益集团又不违反第一条修正案，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共政策的难题。这种矛盾心态直接反映在对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立法规制上。尽管美国国会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院外活动进行定期调查，并多次酝酿对院外活动加以限制，但直到1934年美国国会才在一项税法中写上了一条阻碍而不是控制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条款。1935年通过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6年的商船法以及1938年的外国人登记法中有关条款规定了所涉及的院外活动人员应进行登记，并说明活动情况。到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联邦管制院外游说活动法》，才确立了规制利益集团的基本框架。
从对利益集团规制的法律体系构成看。美国对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法律规制分别在1938、1946和1995年进行了3次大的改革，规制法律体系主要由4部法律构成。一是于1938年颁布的《外国人登记法》。该法主要是保证美国公众有权了解外国在美国的游说活动，防止它们干扰美国的政策制定活动。二是于1946年颁布的《联邦院外活动法》，该法明确了游说者的定义和直接游说的方式，规定了游说者要报告各种游说开支以及对拒不登记和拒不按规定报告的游说人的处罚措施。三是于1995年颁布的《院外活动公开法》，该法对游说者、游说机构、委托人、游说活动等术语进行了明确界定，对游说者进行登记和报告的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对管理机关的职责、违规处罚等方面也进行了规范。四是1998年通过的《游说公开技术修正法》。该法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对游说监督的限制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将秘书处的监督解释为禁止或干预人民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的请愿权、表达个人意见权及结社权，也不能解释为禁止或授权法院禁止个人或团体从事游说活动或接触官员。由此可见，美国对于利益集团的规制，并不是从游说制度本身的弊端来看待，而是从游说人员的“不道德”层面来看待，这种视角直接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游说立法。因此，国会最终通过立法对利益集团
的游说进行规制的时候，往往着眼于通过建立制度和规范体系使其公开化，增强游说政治的透明度和合法性，而不是进行实际控制。
除通过立法规范利益集团的游说行为外，美国还通过立法来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加强政府官员的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如1978年美国通过了《政府伦理法》(又称《政府操守法》)，并成立了政府伦理局来制定有关“利益冲突”的道德规范。1989年11月通过了《政府伦理法修正案》，对国会议员的演讲酬金、薪资外收入、应邀旅行、收受礼品、离职后游说、退休应缴节余竞选经费之处置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利益集团规制的法律体系，与此有关的主要是对于社团的管理法律依据。尽管早在1950年政务院就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并颁布了“实施细则”，但以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为标志，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才正式确立了社团监管体系。目前对于社团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专职人员社会保险》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等。除这些法规外，围绕利益团体如何组织运作、政府对其如何管理、社会团体领导人的任职、专项基金管理、纳税范围、财务管理制度、登记收费标准、印章管理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但并未明确规定利益团体如何参与政策制定。但是，利益集团毕竟迥异于社团，以对社团的规制制度作为约束、规范利益集团的活动准则只能是权宜之计。
(四)利益集团管理模式比较
美国对利益集团的管理模式是培育型管理。美国人认为游说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渠道，游说活动终归是一项相当严肃的政治活动，受到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的支持，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利益集团游说与社会性质和腐败行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基于此认识，美国对利益集团采取过程控制的办法。即对利益集团的成立采取宽松自由政策。而加强对其成立后开展活动及其组织运作的动态过程的监督、评估和控制。如发现利益集团有违法之处，政府将给予处罚、禁止其开展活动或将其解散，以避免对国家和公共利益造成伤害。
中国的利益集团规制是在缺乏法律规范条件下的预防制与追惩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政府的严密监控甚至直接干预下，通过“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对社团组织实施双重领导，社团组织的一切活动，如登记成立、日常管理、监督、解散等活动，都基本被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体制之内，社团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制度化渠道反馈政治信息，或通过隐蔽的体制外非正常渠道表达并实现自身利益，很少或根本没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监管。有学者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对中国社团的监管框架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的社团监管具有强烈的国家控制特征，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社会高度防范的取向，维持国家对社团空间的有效控制是有关行政法规出台的主要目的㈣。
(五)利益集团准入登记制度比较
从准人登记制度来说，美国的利益集团管理是备案登记制，中国是审查登记制。从英美普通法的观点来看，结社自由是一种契约自由，除须向政府登记之外，不为法律所禁止。备案登记制是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明示条件，利益集团就可以登记注册，取得合法活动的资格。但登记与否并不是取得合法性的前提。根据美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一个“为了取得报酬或得到任何好处而试图影响国会通过、废弃任何立法的人，在从事实现这一目的活动之前，应事先向众议院书记官或者参议院秘书长进行登记”，主要是通过书面形式报告姓名、营业地点、雇主姓名和地址，以及他所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他受雇的期限等情况。审查登记制指政府登记部门对申请登记的利益集团或社团进行审查，符合政府需要的利益集团或社团，允许登记；不符合政府需要的社团，不能赋予其合法活动的资格。审查登记制的实行，有益于对社团等利益团体的规范与管理，但也为其准入设定了较高的门槛。
二、我国利益集团规制的主要问题
利益集团要获得健康的发展，保证其公共责任的良好实现，要求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制，这既需要利益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更离不开外部的监督。由于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的规制制度建设实质上处于缺位状态，成为制约我国利益集团良性发展的“核心困境”。
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问题严重影响利益集团规制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行政部门对利益集团的界定还存在很大分歧，仅仅与利益集团有关的表述就有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群体、分利集团、压力集团等多种称谓，而且我国关于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之间概念的界定也非常模糊，对利益集团与社团、民间组织等概念的界限如何划分也存有很多争议，这已成为影响利益集团规制制度建设的最大瓶颈。
目前，我国关于利益集团规制的立法还是空白，与其相关的社团规制条例也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相关法律政策的缺失导致了利益集团外部规制权威性依据的缺乏。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对传统法律框架和社会利益调整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利益集团的法律主体地位、基本权利义务、组织结构、与政府关系、财产关系等应由法律予以明确的问题都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我国，不仅在利益集团规制法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法缺失，关于利益集团的实体法也缺位。而且，我国对利益集团或社团的规制和监督是由行政法规来对其规范，而行政法规从本质上是以管理为取向的，对公民结社权利的保障是有局限性的。这反映了我国立法上的错位与认识混乱。
对利益集团的社会定位及其管理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政府规制的制度安排上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对利益集团的社会定位及其管理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直接反映。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家对社会实行绝对的全面的控制。1976年前应当属于这一阶段。第二阶段，国家与社会进行合作，但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或支配地位。社会团体发挥“第二行政系统”的职能，目前大致属于这一阶段。第三阶段，社会获得充分的自治和独立，第三部门获得高度发展，同时社会团体与政府积极合作，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合作主义机制。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够成熟且较为模糊，国家和政府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统构社会，社会实际上是国家之中的社会。所以，目前对利益集团的定位和规制思想主要是限制型和控制型，对利益集团的定位和规制思想不能准确地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不能恰当地反映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和制度变
革的理性要求。
制度是社会演化变迁的产物，制度的形成必然是与其社会基础相联系的。而立法是制度演化结果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中各种制度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㈣。目前，我国关于利益集团规制与监管的立法及相关制度体系明显滞后，与其他制度体系也无法有效衔接。我国对利益集团及社团进行管理的制度性规制主要包括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非竞争性原则、限制分支原则等。这些原则均不同程度地遗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这种管理思想曾经对社团的管理与监督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机制的推进，利益多元化、阶层分化出现，现行法律、法规中的许多原则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发展，这就严重制约了利益集团规制体制的构建和运行。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利益集团规制的几点启示
借鉴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规制利益集团的经验与做法，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明确政府主导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规制模式。目前我国缺乏利益集团成长的良好的公民社会环境，欠缺对利益集团进行良性规制的制度约束，利益集团自我治理能力尚显薄弱，因此，解决我国利益集团规制监督中存在的诸多问一题，就必须从我国的政治、法律环境和利益集团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定位，注重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本身对利益集团的规制和政府对各种社会监督资源的整合、协调，最终形成政府、社会的监督与利益集团自我治理相结合、多个监督主体共同协调运作的格局，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规制模式。这是突破我国利益集团监督困境的现实选择。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使社会监督和利益集团的自我约束逐渐成为利益集团规制监督的主要力量。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9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共xx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XX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XX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XX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凸现着潜在的社会危机。”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隐患。xx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恶果。犯罪集团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隐患还表现在：一是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二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出现“领导傍大款”，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三是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四是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政府如何应对利益集团“当前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程浩对《了望东方周刊》表示。程浩认为，政府在近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使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为其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XX年7月31日，xx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次日，中国正式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许可项目的泛滥在相当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力部门～的机理。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将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规定行政许可范围和清理行政许可程序两个关键环节上达到限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创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等企业。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中共xx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对合法的利益集团如民营企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从长远来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经济学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学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观察家认为，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个人利益；青少年；道德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曾经大一统的道德价值观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形形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使人们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步入误区，造成严重后果。青少年正置成长中的过渡时期，身心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由于身心发展的动荡性，以及外界形形的价值观念体系，使得青少年在道德价值观的建立过程中，难以区分、难以决择。尤其面对诸如自我利益、个人利益这些长期不被“正视”的内容时，使他们更是感到进退维谷。因此，正确看待自我利益，以其合理的内容来引导青少年健康道德价值观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此主要对个人利益及个人利益与健康价值观的建立作简要论述，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关于个人利益的界定
1、个人利益的内涵
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以往的理论大都是从人的个体自我保存需要角度来看的，或者把个人利益理解限定为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或者把个人利益理解限定为个人生活的消费资料。但不管哪种理解方式，都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把个人利益归结为个人的欲望和需要，实际上意味着把个人利益主观心理化了和观念化了，变成了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了。个人利益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其二，把个人利益归结为个人的消费资料或物质财产。就会流于现象，或流于过分实在和狭小。个人利益不仅是这些东西。当然，对个人利益概念的解释确实不能离开这些因素，但是，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个人，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肉体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也是消费者和创造者的统一。因此，个人的欲望和需要也必然是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肉体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也是消费需要与创造需要的统一。个人欲望和需要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而个人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则是由个人在一定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决定的，即说，个人欲望的满足及其满足的程度如何，是受个人所处的一系列相关社会条件所制约的。因此，个人利益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赖以存在和发展并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当然，这里讲的个人利益的自我牺牲或者获得，必须是在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时，才是有道德意义的。
2、个人利益的两极性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该遏止还是该提倡?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追求自我利益是“致恶”的根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致善”。
“致恶论”者认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切和追求是导致不道德行为的罪魁祸首，“私利乃万恶之源”。中国传统文化对此都带有鲜明的“致恶论”色彩。如孟子就认为人性本善，只是由于后天物欲的蒙蔽才利令智昏而导致了善心的失败，因而人欲是道德的障碍。人要想保持善心，寻回失散的善心，就必须寡欲节制。只有寡欲，才能存心养性；只有排除物欲对心智的诱惑和干扰，才能成为善人。而佛教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有，人生是个无边的苦海，何以如此之苦?在于人有欲。人要想跳出苦海，就必须去欲。摈弃尘世间的欲望，才有望致善成佛。因此，修炼成佛的过程，也就是与自己的欲望作顽强斗争的过程。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世界分成二个：一个理念世界，一个世俗世界。他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值得追求的，而尘世人生则是虚幻的、没有价值的。人自理念世界来时禀有善性，只是由于尘世的物欲而忘却了根本，因此，人要回到真正有价值的理念世界，就必须克制尘世欲望，学会节制。作为西方中世纪统治思想的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堕落为罪人，就是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不能克制欲望而偷食了伊甸园的禁果，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一个向神赎罪的争取再返天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必须洗清自己的感望和罪恶，鄙视尘世间的物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宽恕。
二再来看“致善论”。致善论者认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幸福，都建立在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上，抑制和消灭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会失去社会前进的动力，毁掉人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指出：人具有双重本性，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人作为“经济人”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尽力去追求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就越大。所以，应当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让人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国家对此决不可加以限制和干涉。限制和干涉的结果只能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影响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让人们放任发挥自己的天性，让人间的事务在各个人的偏见和私心的竞争支配下自然地进行调节，是富国强民的关键。人们贪财追求自己的快乐。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的、混乱的，然而，美德、秩序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产生出来的。正如树木生长一样，树木只有在茂密森林中，各自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能长得高大笔直。同时，爱尔维修认为，趋乐避苦、追求个人利益是天然人性，不可抹煞，也不能改变。在无损于他人权益的条件下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利益，是无可非议的。相反，靠牺牲个人切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来满足社会利益，到头来必将引起社会的崩溃。
可见，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是把“双刃剑”，一面可以伤害社会发展，伤害别人利益，一面又可以披荆斩棘，作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动力。任意挥舞，必然伤人；弃之避之，又无以获得前进。
二、个人利益在道德价值观培养中的作用
道德价值观就是主体根据自己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作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个体坚信不疑的各种道德规范所构成的道德信念的总和。道德价值观是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旦形成就直接影响个体的道德目标，支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控制个体的道德行为抉择和实际的道德行为过程的重要变量，是个体价值观系统中有关社会及个人的道德生活的部分。不难看出，不管是道德价值观中的道德需要，还是道德判断的内在尺度，以及道德信念等都离不开主体的知、情、意、行。只有这几方面有机组合，才能使健康道德价值观最终建立。而个人利益对个体的知、情、意、行都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利益对认知的影响
人作为一个具有种种需要和欲望的社会性动物，其行为和态度受个人利益的影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人的一些基本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是否受个人利益的影响呢?Georgesen的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
Georgesen研究了个人利益动机在人们讲述故事时对内容和结构的影响。首先让被试参加一个15分钟的集体工作任务，完成任务后要求被试用语言描述他们的经历，在描述时有两种有同的指导主分别激发被试的个人利益动机和准确动机。结果发现在个人利益动机指导语下被试的描述更强调他们对集体任务的积极贡献，也更注重与个人有关的认知和行为。
2、个人利益对态度的影响
早期研究者发现个人利益与人们的态度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的相关，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似乎能够较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而不能够预测人的态度。例如Sears对美国1972年大选中(在此次大选中nixoa击败了mcGovem)“校车行动”的研究发现：个人利益对态度没有明显的影响，受此措施影响的人(白人父母)并不比不受影响的人(白人非父母)更反对“校车运动”；而前者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参加反校车行动组织等)。
但随着对个人利益和态度关系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者发现，态度不仅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甚至个人利益成了人们表达态度和采取行为的理由。如miller认为个人利益规定了人是而且应该是利己的、没有什么动机比个人利益更正常更合理，而且这种社会规范是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和日常经验被习得的，即使在成年之后。当人们的行为违背了个人利益原则时，就会感到不舒服，担心会遭到他人和社会的非议。因此个人利益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的不是动机而是理由。在解释公共场合围观的人越多人们的帮助行为越少这一现象时，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是多使得分摊到个人头上的责任感减少，但miller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不能为自己的帮助行为找到利己的理由，从而抑制了人们做出助人行为。在Holmes等人的实验中，引发大学生高度同情心的情况下，通过出售蜡烛获得的捐款比在无交换物条件下获得的捐款要多得多；而在引发低度同情心的情况下，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被试对星期日本身没有兴趣，星期日只是给人们施展同情心提供了利己的理由。人们在有利己的行为理由时，做起助人行为来，可能会更自在一些。国内研究也表明态度与个人利益之间是一致的。
3、个人利益对行为的影响。
中国有两句俗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个人利益与行为反应之间关系的绝妙的总结。一般认为：个人利益是行为的动机。一些研究者如Baston认为：个人利益和其它动机如集体精神、同情心、责任感和公平感等一起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更有一些研究者如thomasHobbes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动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谈到个人利益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时也毫不避讳，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行为科学中唯一的假设，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是人类唯一理性的行为。由此可见，个人利益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具有合理的个人利益追求，才会产生健康、积极的行为。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对个人的认知、态度以及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些内容正是道德价值观建立的主要基石。不过，虽然个人利益在道德价值观建立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个人利益内容的特殊性，在引导青少年建立健康道德价值观时，必须要选择合理的个人利益内容以及恰当的培养途径。
三、在引导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由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既可以致善，也可以致恶。因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应该采用“疏导”之法。如果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当作“致恶之源”去“堵”或“灭”，就会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的发展动力逐步衰弱乃至丧失；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当作“致善之源”来放任自流或予以激发，则会产生一系列道德上的混乱，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人欲的堵灭和西方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对人欲的放纵，都曾产生过不良的社会后果。这正如鲧之治水，采用的方法是“堵”，结果洪水横流。禹之治水，采取“疏导”之法，让其沿着一定的渠道前进，水顺其道而行，既消除了水患又可灌溉农田，一举成功。人之私欲若水，亦需“疏导”之法政之。所谓“疏导”之法，则是既看到“水”之利，又看到“水”之害，既让其灌溉农田，又不让其泛滥成灾。将其引入适宜渠道，朝着可控而有利的方向奔流。即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予以完全遏止又不能任其放纵自流，而要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道德的各种有利有力的社会措施，把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纳入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轨道上，防止其越轨，不让其违背社会整体利益及他人利益，而使其成为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动力。
2、充分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任何个人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参与一个群体并通过参与群体内部活动的分工和协作才能够得到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集体利益寓于并体现于个人利益。集体活动目标的实现，就在于向个人活动目标的分解和转化。即在总体组织结构的引导和制约下，实现集体活动目标的个人目标化和总体活动的个体化，并通过集体成员之间活动的协调化和规范化，促进其成员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积极发挥，实现集体活动的根本目标。其二，由于集体利益是其成员个人利益之间共性的表现，是更集中化、偏重体现彼此之间的一致性的，因而集体利益也就不能完全涵盖个人利益的丰富多彩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实际地将二者划分开的；同样地，任何集体都不可能为每个成员提供他所要求的最全面最充分的活动条件和发展条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仅有相互联结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个人利益有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一面，如果过分地强调集体活动的共性一面和整体性一面，要求把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个人活动内容完完全全地纳入集体活动中去，要求个人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服从集体活动要求，那么，就会使个人存在和发展出现片面化，并压抑个人独创性的发展和发挥；反之，也正因为集体利益作为群体活动方式，有其共性和集中一面，所以，如果在集体活动中忽视集体活动的集中性、规范性、秩序性和协调性，过分夸大个人活动的多样性一面，就会使个人活动的自我膨胀化，在活动指向上个人随意化，从而导致集体活动陷入实际的无共同目标、无共同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直至危及集体的存在和发展。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找到一个科学的接合点，既要充分实现集体利益，也要尽最大可能地实现全理的个人利益。只有两者同时兼顾，才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