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多样性价值篇1
关键词：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识别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021-16
一、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包含了有用性和稀缺两个特征，是一个经济范畴的问题。首先，它向人类提供了各种物品和服务，具有重要且不易替代的经济服务价值；其次，这种服务是稀缺的。但是这种价值又往往被经济体系所忽视，因为这种价值不同于普通的商品，要受到物种丰裕程度、多样性结构、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以及气候变迁和人类需求等外部因素制约，实现由物量属性到货币化的转化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所以国民经济体系往往会忽略它的存在，结果是，我们很难通过市场完全展示这些经济价值，更不能利用经济手段做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优化选择。然而，气候变迁再次引致生态服务急剧退化，又进一步加大了我们的认识难度。所以，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样性货币化价值识别体系。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于，首先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类生物多样性中识别出有益于人类的物理属性，然后运用经济手段识别其经济属性，再利用经济价值评估体系展示这些经济价值，最后采取措施对这些生物多样性加以保护。其中，生物多样性热点保护区又是问题的核心与重点。围绕这些内容，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从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国外研究
国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其中，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研究“热点”。20世纪90年代，从不同区位空间、生态结构、时间跨度、生态系统层次、保护手段等视角深入探索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理论演进至今，已经取得了如下贡献：认识到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了气候变迁，从而引起生境破碎，造成生物多样性结构与功能改变，令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揭示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会逆向加剧气候变迁，改善生物多样性则是“双赢”路径；通过指标评估、模型模拟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为框架的生态价值评价体系，认为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迁能力十分脆弱；提出在生物“热点地区”建立优先保护区和利用生物“碳封存”和“碳捕捉”等措施缓解气候变迁。存在的不足是：很少考虑到多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叠加后果，较少涉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经济判断，相应保护对策缺乏有效的经济手段。
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特点有：从研究目的看，主要基于偏好方法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价值判断和理论指导；从研究重点看，注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成本效益、服务价值、补偿对策和保护对策的效果评价，也认识到气候变迁引起的经济损失，但对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关注不够；从研究趋势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正在演变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尤其是，teeB的生态价值的识别、展示和捕获三步法备受关注。这种方法首先通过甄别哪些生态服务有用且具有保护价值，然后通过评估展示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最后通过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将生态价值纳入决策之中，实现了生态价值体现和保护管理的有机地统一。从研究应用看，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提出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保护思路，并就保护对策的实施效果做了经济评估。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整个体系依然纷繁复杂，观点纷呈。从保护管理的逻辑前提看，存在“福利均衡”、“不确定性”“外部性”、“不可逆性”、“社会公正”、“产权交易”等研究视角纷争；从关注重点看，生态经济学派注重价格或成本替代分析，认为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生态价值总量可以超过GDp。环境经济学派则坚持在GDp框架内，使用支付意愿和边际分析等方法计算生态价值。期权价值论者认为重视不确定性的生态预期价值可容易避免决策的不可逆性。伦理经济学派强调了保护的伦理判断。
（二）国内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缔结《生物多样性公约》后，不少问题获得了有益的探讨，如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生物多样性内涵，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生态保护等。具体来说，国内主要研究了下列问题：关于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认识到气候变迁已成为驱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尤其会对农业造成显著影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但是因为过度消耗造而面临耗竭，因为市场力量和气候变迁而加速丧失和形成结构失衡；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石和生产力，提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评价体系以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从技术性角度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基因库、繁殖基地等对策。但是对“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则存在激烈争论。从经济体制角度提出以“外部性”和“产权”为理论基础的处罚、税收、许可证、资源租等政府规制保护管理机制，以及以“信用”和“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债券、碳汇、期权交易等市场交易激励机制，提出同时改善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双赢”模式；关于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有待于在气候变迁背景下构建一个内嵌生态服务价值于经济体系，兼顾当前与期权价值的一体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理论框架，为决策实践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导。目前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生物多样价值识别研究不多，主要理论观点包括：西部地区对气候变迁的影响力认识不到位，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价值，研究缺乏全局识别意识。在决策上则表现为：重视气候变迁对人的影响，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将生态服务价值内生化于地方经济体系，造成企业支付意愿与政府补偿要求相互错位；重视生物的局部性工程建设，忽视整体生态发展规划。结果导致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始终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无法使保护管理渐次演变为一个自觉自发的过程。相关研究同时认为，西部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只要积极应对“气候变迁+经济社会”造成的双重影响，通过甄别对人类有用且需要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识别），并将其现期和期权价值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价值展示），最终运用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等手段保护这些价值（价值捕获），形成政府规制下的适度市场化激励多元化保护框架，就可能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和延缓气候变迁。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经从不同学科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价值补偿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学科协同性方面亟待加强，尤其需要强化研究气候变迁中生态脆弱区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识别问题。根据teeB框架，这种识别具体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生物识别（生物物理结构、过程和功能）和价值识别两部分。
二、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的理论体系
（一）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演进
在2007年3月C8+5国家波茨坦环境部长会议上，德国提出一项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意义”的提议，并作为《波茨坦倡议》的一部分。2007年6月在海利根达姆的G8+5峰会上，该提议获得通过并开启“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研究计划。teeB从诞生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teeB诞生到2008年5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期报告，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积极开发合适的能够估计和量化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退化的方法。第二阶段自2009年9月到2010年10月，主要是完成了生态与经济基础报告（简称teeBD0）和国家及国际政策决策者（teeBD1）、本地和区域管理者（teeBD2）、企业（teeBD3）、消费者与大众（teeBD4）等四份最终用户报告，发表了《气候变化问题最新进展新情况》报告，强调了自然资本投资内在的货币价值，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了完整的teeB报告。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将生态和经济整合到不同生态服务评估中，为各类生态服务推荐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让国家、企业和个人了解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代价以及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与效益，从风险管理、机会成本、商业影响等角度为改善生物多样性的各类经济活动提供咨询和工具，为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决策者制定行动指南。第三阶段就是自2010年10月至今，主要为teeB推广阶段。目前，teeB已逐渐被许多国家接受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已有德国、荷兰、英国、捷克、西班牙等国启动了teeB国家进程。
（二）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teeB研究为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方法、技术和标准体系。其研究目的在于：考虑如何将生态与环境整合到不同情境下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为各类情景分析提供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通过估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经济代价和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与收益，设计符合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行动指南，以实现可持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从风险管理、商业影响力等角度，为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活动提供领先的信息和工具；帮助人类认识人类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的双向影响，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目标。teeB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开始反思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经济价值以及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威胁，认识到当前生态补偿不足现状，考虑反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事项；通过研究贫困对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系，揭示出贫困是导致忽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通过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建立了各种估计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的经济方法，用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与收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视为自然资本投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成本、保护成本与效益问题，从全球、国家、企业角度提出相应指导建议；开始关注伦理和公平、自然过程、人类行为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建立了包含物理、定性、定量和货币等四位一体的“金字塔”式生态系统经济评估体系；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市场和新政策，主张生态保护益处分享；提出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贴、通过生态补偿和市场机制来奖励生态保护行为等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teeB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包含价值识别、展示与捕获等三个步骤，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有机地融合于经济体系的分析框架，目前正在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采纳。在teeB中，第一步价值识别是基于对人类的有用性经济价值判断，确定生态系统、物种和生态多样性等层面的服务价值范围；第二步价值展示是基于经济价值角度，使用经验分析方法判断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的存量与流量变化，以便为支持决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服务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第三步价值捕获是决策者根据前两个步骤的分析结果，利用经济激励措施和价格杠杆，引导社会各个层面自觉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三个步骤之中，价值识别是基础和导向标，具有奠基和引领后者的功能，强调了生物多样价值的经济属性，突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已有的研究显示，由于生物多样性结构复杂、非市场化程度极高、公共产品属性突出、受外部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teeB目前尚无法做到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识别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即使在一国范围内的全面分析也相当困难，但在识别特定外因条件下特殊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的单个或几个生态服务价值时，效果比较理想。teeB的三个步骤框架通过经济学方法评估并量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有助于决策者及其他人士（如企业）做出正确决策。teeB主张通过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将生态系统的价值纳入决策之中，有机地统一了生态补偿、环境补贴、税收减免、环保产品和生态市场等保护决策，兼顾了实现保护行为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分析气候变迁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多样价值的识别问题就是对teeB研究成功经验的传承，也是对其研究内容和视野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在气候变迁条件下，teeB的价值识别对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的铺垫作用（见图1）。价值识别既要识别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哪些经济价值，还要考虑气候变迁引起了哪些经济价值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什么性质的变化？在此工作基础上，价值展示才能根据价值识别的结果，利用各种评估方法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数量变化，价值捕获才能依据价值识别和展示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展开各种正向激励和逆向抑制保护决策，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由此可见，价值识别具有开源引流的基石作用。
根据teeB价值体系，价值识别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从生物特性角度，识别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哪些生态服务，并理清某些外部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从经济价值角度识别哪些生态服务可以被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经济价值因外部条件发生变迁将发生什么变化。在气候变迁条件下，我们首先要识别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气候变迁对这些生态服务产生的影响，然后识别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构成以及气候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相应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
三、气候变迁条件下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生物识别
生物多样性是指对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物种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由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十分复杂，需要根据它们纷繁复杂的生物特性，采取合理的识别技术来筛选稀缺且有用的生态服务，进而识别其可以纳入经济体系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首先要充分识别它能给人类提供哪些生态服务，因哪些原因而产生变迁。teeB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分为支持功能、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等类型。这些服务功能正在因人类过度利用而不断弱化，更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服务的急剧退化。
（一）气候变迁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气候变迁特征具体表现为：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很可能是在自然变化趋冷的背景下由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而出现的反自然变化趋势（详见图2）。从空间分布看，北半球增温比南半球明显，高纬度比低纬度明显。冰川加剧融化，海平面逐步上升。据ipCC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科学基础》显示，1901-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19厘米，过去10年间，冰川融化速度比上世纪90年代加快了数倍；全球年降水量增加，区域降水格局变化有差异。自然灾害频发。1980-2012年间，全球发生各类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约21000起，而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变迁造成的。
气候变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物多样性，这些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气候变暖造成物种灭绝数量加剧。自1800年全球气候变暖以来，全球动物灭绝速度日益加剧且快于自然演化过程（见图3）。据估计，目前世界物种灭绝速率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每年，甚至每天有大量动物或植物灭绝。如果未来全球平均升温幅度超过3.5℃（相对于1980-1999年），则有高达40%-70%的物种可能灭绝。
其次，气候变暖影响到物种分布。气候变迁打破了物种分布具有的内在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气温变化引起物种迁移、生物入侵危害以及流行性疾病的空间位移。气候变迁也引起了物种入侵，对入侵地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的威胁，导致植物病害分布范围改变、植物病害增加，相应增加相关的产业维护成本，也使相关产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尤其会影响到农、林、牧、副业等产业产品质量，从而增加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
再次，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全球变暖和降雨量的变化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大气Co2浓度影响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也加重了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危及粮食安全问题，特别像我国西部地区这样的处于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和缺乏应对手段的欠发达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自然和经济挑战。气候变迁尤其对占全球粮食产量85%以上的小麦、玉米、稻米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粮农组织（Fao）网站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伴随着气候变暖趋势明显，全球三大粮食产量增幅有明显下降趋势。
我们以Y1、Y2、Y3分别代表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产量，以X1代表全球气温，X2代表全球Co2排放量，建立粮食产量与气候的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验证气候变化与农作物之间是否存在明确关联性。其中，小麦、玉米、水稻气温数据通过归并和整理世界粮农组织（Fao）网站各国粮食产量数据而获得，Co2排放量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估计结果如下表1。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全球小麦产量与全球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全球Co2浓度正相关，随着气温的升高，对全球小麦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Co2排放浓度加大，也有利于小麦的整体生产。全球玉米产量与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Co2浓度负相关。根据预测，玉米的产量在未来10年内呈增长趋势，但有趋于减缓的趋势。全球稻米产量与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全球Co2浓度负相关，但是全球稻米产量增长速度正在逐渐增加，主要原因是水稻种植从低纬度向高纬度推移的结果，这种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粮食生产的经济布局。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迁是相互影响的。气候变迁也引起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迁的逆向作用，因此气候变暖对其自身具有双重的加速作用。此外，气候变化不仅改变物候期，而且影响到地区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目前，全球大约有80%物种的物候期每10年提前或延后了2.3-5.1天，这将会影响地区旅游业格局和收入，而带菌生物的传染病传播爆发和寄生虫生长速度加快也将增加对人类健康维护医疗成本。
（二）气候变迁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影响
气候变迁同样成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突出因素。首先，气候变迁引起中国大量物种灭绝。《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列入的濒危动物则达到258种，濒危植物有188种。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已扩大到35个，保护成本逐年上升。之所以造成如此多的濒危物种，气候变迁就是一个主因。其次，气候变迁导致物种分布空域发生变化，加重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本。最后，气候变迁也影响到我国农林牧业生产的空间分布。近些年，我国气温呈现升高趋势，有利于北方秋播和临冬播种的作物生长发育。伴随着气温升高，我国冬小麦的种植面积从南向北逐步扩大，由北纬36°扩展到北纬39°。未来50年，一年一熟制大约向北推移200-300公里，一年二熟和一年三熟制将向北推移500公里左右。但是气候变迁也让我国水灾和旱灾频繁，病虫害频发，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1951-2013年全国农业年均受灾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31%左右，其中水、旱灾受灾面积合计占到总受灾面积的79.8%，病虫害损失大约为农业总产值的20%-25%。
按照总价值体系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也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但西部地区贫困和经济欠发达特征造成了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直接通过市场识别的价值比重偏低，非市场价值部分比重偏高现状，致使大量生态服务价值被忽略，从而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十分脆弱且需要亟待保护与保护极为不力的鲜明对比。所以，该评估体系还不完全适合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识别。但是仍然有必要从理论上理清其中的价值内涵，以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体系。
首先，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市场价值也包括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价值又包括真实价值和虚拟价值两大类。其中，真实价值主要包括农牧产品、野生动物皮毛、野生中药材、自然保护区旅游观光等通过市场交易体现的市场价值，虚拟价值包括西部原生态生物多样性所蕴含的期权价值。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虽然丰富，但是极其脆弱且适应性差，一旦退化或消失就很难逆转，所以它的生态服务价值就显得更加珍贵。然而，气候变迁进一步促使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出个别数量型增长与整体质量型下降的态势，成为我国公布濒危物种最多的地区。所以，这些特征决定了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退化的不可逆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就决定了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相对经济价值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但更不幸的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位偏低，客观上决定了支付意愿低于发达地区，也低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的实际预期价值，由此又导致大量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仅仅被纳入到了间接价值或非市场价值之中，甚至非指定保护价值范畴之中，从而大大增加了西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种种风险。另一方面，间接价值同样包括真实价值和虚拟价值两部分。真实价值是指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成本。虚拟价值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修复、以及避讳、重置成本的总和。限于西部地区经济文化欠发达、生物多样性市场化程度极低、生态脆弱性高等因素，这部分价值一般不宜识别、也很容易被忽视，往往造成大量生物多样性价值无法通过市场识别，因此价值评估和管理也被严重扭曲，最终形成生物多样性退化迅速与保护修复缓慢的巨大反差窘境。所以，通过有效价值识别手段，尽早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有利于国家从经济体制上统筹规划生物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财政税收体系以及市场体系杠杆的作用更有效地保护西部生物多样性。
其次，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非市场价值包括显示性偏好和描述性偏好两个方面。其中，显示性偏好主要有享乐价值和旅行成本。在西部地区，针对生物多样性的享乐价值主要包括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欣赏、特有性极高的珍惜动植物观赏、以娱乐性为主的服务于休闲、体育竞赛等活动价值。旅行成本主要包括游客在西部旅途中产生的景点门票、交通食宿费用等开支。描述性偏好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或然行为、选择模式、联合选择，该部分价值主要是无法通过替代和或然归纳和演绎而评估的出来的价值，以及服务价值多元化条件下，所做出的归一化或联合价值选择；第二部分联合价值，包含了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等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基于上述“供给服务”的价值体系展开对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显然，这些研究还不能完全满足西部地区生多样性的价值识别要求，需要进一步借鉴和使用更为合理的新评估体系。
2.teeB框架体系下的生物多样价值识别体系
根据teeB分类，生物多样性各种服务价值包括供给、文化、调节、生境等服务的经济价值。其中，供给价值一般包括食物、原材料、新鲜水、医药资源的价值；文化价值则包括娱乐消遣、旅游观光、精神体验、审美欣赏等经济价值；至于调节价值，则包括当地气候和空气质量、碳捕集与封存、极端气候、土壤侵蚀与肥力、废水处理、授粉、生态控制而产生的经济成本。此外，生境价值包括物种丰裕度、遗传多样性所产生的价值变化量。不仅生态服务丰富多元化，而且生物多样性的服务跨越了不同的生物层面、地缘政治维度、价值评估机构，受到经济机制、政策和市场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建立一个万能包罗万象的模型来评估这一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规范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研究框架，建立包含正规体系（如法律、税收、保险和市场规则）和非正规体系（如习性、消费和观念）的评估框架。
按照teeB的价值分析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包含指定和非指定价值。除了全国共性的生态服务价值之外，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指定价值主要包括对西部地区有用、稀缺和濒危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这些价值不一定与其他区域相同，因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所独有的生态服务价值，可能对西部地区十分重要，但对其他地区可能价值不明显或未必有价值，反言之，其他地方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也可能对西部地区未必有价值，比如物种入侵就是如此。非指定价值是指那些对西部地区非稀缺、暂时没有发现其使用价值的生物多样。
根据teeB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同样包括供给价值、文化价值、调节价值和生境价值四个方面。
第一，供给价值包括食物、原材料等经济价值。食物是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可分为粮食、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纯净水等经济价值。其中，西部地区是小麦、玉米、水稻的主产地，盛产牛羊肉，也是是全国主要奶制品生产基地，主产大白菜、辣椒、土豆、西红柿、苹果、梨、猕猴桃、板栗、石榴、柿子等果蔬产品。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大气和水污染程度相对较轻，产品的性价比高，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新鲜水源聚集地。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还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生物性原材料，如皮毛制品、中药材等。另外，西部地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也催生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医疗技术和医药产品，为西部地区的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的关系密切，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货币化价值，所以大多数都被纳入了国民经济体系之中。
第二，文化价值包括娱乐消遣、观光旅游、审美欣赏。其中，西部地区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娱乐消遣价值主要有乡村农家乐、果园和花卉基地等休闲式娱乐活动场所的生态消遣活动，比如农家乐、垂钓、游泳、餐饮、喂养动物、果园采摘、花卉观赏等。而观光旅游价值主要是在一些自然风景区、生物保护区的自然风景服务价值。审美欣赏则主要是参观园林、动植物园，以及欣赏一些生物工艺制品给我们视觉听感官和心情带来愉悦的心理价值。在这些价值中，娱乐消遣、观光旅游价值可以通过旅游和交易体现其经济价值，而审美欣赏的经济价值则不容易直接通过市场来体现。
第三，调节价值包括气候和空气调节、环境改善、非消耗服务、生态控制。其中，生物多样性的气候和空气调节价值主要有调节气温和降水、空气净化、抵御极端天气、碳捕集与封存等，这些服务功能尤其是对地处干旱、半干旱、生态十分脆弱的西北地区十分重要。而环境改善则主要包括生物分解和固定污染物的状况。至于非消耗服务，一般包括生物水源净化和涵养、传粉等价值。生态控制则具体包括自然保护区、生物保护基地、生境廊道的价值。在调节价值中，只有通过财政和人力资源投入的经济价值才能包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内，而其调节价值需要借助其他价值方法加以评估。
第四，生境服务价值是指物种栖息地的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等的存在价值，包括必需的物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价值。生境虽然不能为人类提供直接生态服务，但是生境好坏却决定了物种的丰裕程度、分布结构、隐蔽场所结构以及遗传多样性等，也决定了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质量、程度等。因此生境服务价值也是价值识别主要组成部分。生境服务识别具体包括：水平、时间、垂直结构三个方面。水平结构价值包括物种丰裕度、隐蔽场所、生境选择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其中隐蔽场所主要包括生物的逃遁、越冬、休眠、休息、繁殖场所。时间结构包括生物周期循环引起的价值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的期权价值等。垂直结构包括对遗传多样性、基因保护等所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三）气候变迁条件下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变化识别
由于气候变迁已经引起生物多样性结构、变迁过程和结构等生态服务的变化，显然也对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负有正。根据teeB框架，笔者认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总体经济价值功能日益弱化，致使经济价值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从局部角度来看，气候变迁对不同时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影响有所不同，有正有负。但是从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整体生态服务价值来看，气候变暖、干旱、极端天气、引起、酸雨等已经造成西部地区的畜牧和养殖业产品质量下降、土壤维护费用增加、作物种植养护成本持续上升、保护区、基因库、养殖基地等生态保护费用不断增加，从而抑制了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总体经济价值，也造成西部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整体下降。
其次，从价值内部结构来看，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影响是全面性的。具体表现在：不仅弱化了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支持的经济价值，造成由其所提供的原始生产资料日益稀缺，而且令生物多样性急剧退化，造成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的供给品质下降，供给数量日益减少，但却提升了供给成本，也造成湿地萎缩、冰川消退、雪线上升造成水资源利用成本不断攀升，导致居民和企业使用水资源的成本增加。有人估计，在1960―1990年，西部地区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再就是西部地区的林木蓄积量有所增加，但可利用程度低，导致木材进口数量增加，成本逐年上升。此外，生物多样性的调节价值正在弱化，主要表现为：地区持续升温和干旱增加了西部地方政府用于治理干旱和防风固沙的成本；雾霾等天气弱化了生物多样性对地区传染性疾病的调节作用；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医疗费用；生物多样性丧失对水资源的净化功能；增加了居民和产业用水成本；生物多样性文化功能的严重退化，让我们面临很大的欣赏大自然和获得自然教育的机会成本，为人类的生态期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2
第一种定义是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定义为代表，认为生态系统服务（ecologicalservices，eS）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利益。既包括纤维、食品和药材等生态系统产出物，也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消纳废物和水土保持等来自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及其变化过程的利益。在Daily等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论著和Costanza等关于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研究中都使用了这种较宽泛的定义。第二种定义把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视为2个不同的范畴，把生态系统有形产出物称为“产品”，把人类获得的、通常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利益称为“服务”。DeGroot等在探讨生态系统功能与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就区分了这2个范畴。研究生态补偿（包括森林生态补偿）应使用第二种定义，因为根据生态补偿的概念，可以把生态补偿看作一种交易，很明显，交易对象是无形的“服务”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的“产品”。如果在生态补偿研究中使用第一种定义，将引起价值评估结果偏大，使补偿标准偏高。下文提及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均属于第二种定义的范畴。
2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类型
参考普遍认同的ma报告，同时结合第1节的分析以及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的需要，可以把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调节、文化和支持三大类型。支持服务是森林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根本，是森林提供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基础。对支持服务的探讨更多的是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学范畴内展开，所以讨论支持服务中的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比经济价值更有意义。支持服务中的初级生产则兼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由该过程产出的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具有消耗性使用价值。调节服务中的子类型，例如固定二氧化碳、水文调节和农田防护等，间接为人类提供福利，属于间接使用价值。文化服务中的森林游憩和精神宗教价值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科教价值大体上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因为科教活动以非消耗性使用为主。根据是否具有市场价格、是否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是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此时，可以把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划归“市场价值”，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归“非市场价值”。在这种分类方法中，产品的“市场价值”与服务的“非市场价值”之和相当于分类系统中的总价值。
3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与要素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效益）补偿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般都是从环境或生态经济学角度给出，例如wunder提出的peS定义，李文华等对生态补偿概念和内涵的解析。综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认为可以把生态补偿理解为：为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应，而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支付现金或提供物质、技术和优惠政策等作为奖励，或者向破坏者收费用以补偿和修复生态系统的一种基于利益关系调节的经济刺激手段或制度安排。这是从较宽泛角度的理解，包括激励和惩罚2个方面。因此，可以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看作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它包括供应者、购买者、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等要素，这些要素缺一不可。1）供应者一般是林权所有人或者实际占有者，在土地私有制国家一般指私有林地所有人。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国有林区；南方为集体林区，经过林权改革，个人林权所有者比例已经增大。2）交易对象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某一种或者几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载体是特定林地和地上森林植被构成的生态系统。交易对象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它们的边界有时不甚清晰，但其载体具有清晰的边界和权属关系，这是实现交易的前提。3）购买者通常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当然也可以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或者多种组织的联合体。4）交易价格即补偿标准。为便于实践操作，一般按森林面积逐年支付，元／（hm2•年）。
4“理性”决策下的机会成本
本节中“理性”是指经济学“理性人”概念中的“理性”。现实中经常存在2个决策单位，一是政府（整体长远利益的代表），二是经营者（私人、局部利益的代表）。“理性政府”决策目标是整体长远利最益大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认识的提高，优先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成为世界潮流，例如现有植被是天然林的，要求维持自然状态；是人工林的，要求尽量经营混交林、延长轮伐期和实行择伐。“理性人”（经营者）决策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从生产成本、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等因素出发，通常选择经营人工纯林，缩短轮伐期，实行皆伐。对同一林分而言，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不可能同时实现，必然有所取舍。为示区别，称政府选择的经营模式为“经营模式Ⅰ”，经营者选择的为“经营模式Ⅱ”。2种经营模式获得的服务价值存在差异。假定现有植被为天然林，长方形的高度示意单位面积天然林和人工林eS流量价值的相对大小。一般情况下，人工林每年单位面积的eS价值低于天然林，因为：人工林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降低于天然林；群落结构相对单一使人工林保持水土、养分循环等方面的价值低于天然林。此外，为保持人工林的稳定性和林木的较快生长，通常需要投入一定量的农药、化肥，这些物质进入环境后容易污染水体、破坏大自然食物链。当选择经营模式Ⅰ时，意味着保留天然林，公众可以获得高于人工林的eS价值，高出部分用图2中的Δ表示，显然它是一个差值。Δ也可以解释为选择经营模式Ⅱ时（表现为皆伐天然林后持续营造和经营人工纯林），公众因选择的改变而引起的eS价值的损失。使了流量的概念，并且关注不同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原因是：1）正如消费者入住酒店时，付费购买的是所需的服务（按时间计费，视为“流量”），不是酒店的资产（“存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交易的是生态系统供应的服务“流”，很少涉及到生态系统本身的交易（或者说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2）当某一块土地林地使用价值属性不变（现实中，受法律法规的约束，林地不能随意转变为其他用途的土地），而地上植被面临不同选择时，损失的是一个差值，不是生态系统服务全部。天然林和人工林经营决策“博弈”的例子，天然林和人工林都可以提供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固定二氧化碳等服务，所不同的是数量和质量。因此，实践中应当分析、界定和评估“流量”价值，用流量价值作为制定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当面临林地用途不变、地上森林类型可能发生变化的情景时，应正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发生的得失，并根据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的定义，选择最大的差值作为该情景下补偿标准的参考。例如，假定在我国亚热带林区拟通过生态补偿防止某片天然阔叶林（流量价值为eS0）转变为人工林，当地最流行的人工林是马尾松林和杉木林，同等立地条件下流量价值分别为eS1和eS2，则Δ＝max（eS0－eS1，eS0－eS2）。进一步，可以得出：1）对于公益林，评估其eS总流量价值；2）对于商品林中的天然林（即天然商品林），评估天然与潜在转变的人工林类型的eS总流量价值之差。而一般情况下商品林中的人工林生态价值不高，一般不予生态补偿。
5评估原则与指标
5．1评估原则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载体的基本特征，参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和绿色GDp核算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4项评估原则：
1）评估对象应是可以给人类带来福利的，虽然属于非市场价值，但是具有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价值的eS。这些eS是生态系统自身过程和功能的结果，但不等同于过程和功能本身。
2）评估对象的载体（指具体的森林实体）应具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和权属关系；
3）评估对象的流量可以计量；
4）根据生态补偿的定义，评估对象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5．2指标筛选
根据5．1的4个原则，参考ma中eS的分类，以及1、2和3节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概念和价值类型等的界定，对常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分析和筛选情况见表1。总体上，由于调节服务的物理量可测，价值评估的方法多样，因此这部分指标均可采用。文化服务指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主观影响较大，因此这部分指标不适合。支持服务属于为人类提供各种福利的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不是结果，例如物质循环过程可以改善森林生态系统输出水分的水质，就生态补偿而言，需要评估的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一定输出水量的价值，而不是该生态系统过程，因此支持服务包括的指标也不适用于面向生态补偿的价值评估，但较为特殊、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5.2.1同时满足前述4项原则的有：
1）传粉。
指某一森林中传粉昆虫发挥的作用。传粉使特定经济植物正常完成开花结果，出产经济物品，使人们从中获益。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其价值。2）调节气候。森林植被的存在改变了地球下垫面性质、影响光辐射，森林还可以调节水、气循环，森林这些都会影响气候，作用于人居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例如：一定面积的城市森林可以减轻热岛效应，可以用生产近似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3）农田防护。
主要是人工林，例如我国北方地区的农田林网，在夏季可以减轻干热风的危害，保障作物稳产、高产。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
4）净化大气。
森林植物可以吸附大气中的有害物质。一般使用替代成本法评估该种价值。
5）控制土壤侵蚀和保留营养元素。
控制土壤侵蚀是森林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2种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植被的存在可以减轻降水对土壤直接冲击；森林植物通过与土壤的相互作用使森林土壤保持较强蓄水能力，森林枯落物也具有较强蓄水能力，这些都可以减弱地表径流，从而减少被水流带走的表土量。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6）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
在旱季森林缓慢释放土壤中的水分进入水系，在雨季森林对地表径流的形成有一定的消减作用，森林植被通过蒸腾作用消耗土壤水分，这些作用共同形成调节水文循环、调节流域水量的作用。降水在进入森林生态系统后，其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可以因一些生化反应而降解，或者被植物吸收、被森林土壤过滤，从而得到净化。同样可以用替代的思路评估森林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的经济价值。
7）固定Co2和释放o2。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固定在生物量之中，同时释放o2。可以用替代成本法评估。固定Co2价值也可以用碳税法来评估。
5.2.2不能同时满足4项评估原则的指标有：
1）森林游憩。
该项价值属于非消耗性直接使用价值，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不属于“公共物品”。而且，受交通、地形等因素限制，不是所有森林都具有游憩价值。
2）精神与宗教。
精神与宗教属于历史、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载体通常是一个具有一定区域分布的、完整的生态系统（例如神山和圣地），不宜割裂，因此不适合用单位面积价值描述其价值，也不适合评估流量价值。
3）科教价值。
科教价值取决于人类认知水平、重视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按流量评估。
4）土壤形成。
土壤的形成需要自然和生物作用的漫长过程，不宜按年为单位计量流量。
5）养分循环。
养分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内部反应过程，相应于人类利用而言属于中间过程。
6）初级生产。
初级生产是生态系统自身得以维持的根本，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该过程的产出物流通于市场后成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系统产品（木材和果实等），因此不应入选。
5.2.3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一般包括3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都具有使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体现在高价值的基因、物种和森林生态系统（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和产品、产权的交易等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用市场定价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传统的价值评价方法进行估计；另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又都具有从人类精神、情感上定义的存在价值的特征，属于“非市场价值”，一般采用支付意愿调查或者基于特定人群（例如专家评审团）打分的方法等进行评估。根据前述原则，须在生态效益补偿研究中评估“非市场价值”涉及的内容。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森林生态补偿具有市场交易行为特征，但是其内涵和目标决定交易对象通常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流”，不是木材、食品、草药等森林生态系统产品“流”，也几乎不涉及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用“元／（hm2•年）”表征服务“流”的价值（即流量价值）较为直观，符合补偿金按面积逐年发放的实际。在常见价值评价指标中，适用于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制定的有8种：传粉、调节气候、农田防护、净化大气、控制土壤侵蚀与保留营养元素、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固定Co2与释放o2，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特指“非市场价值”涵盖的内容）。需注意，在具体评估实践中选择某一项、某几项或者全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取决于对象的自然特征和功能。因此要求研究者对森林特征和功能有清晰的认识。森林的消失与加快气候变化、增加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生物灭绝等关系密切，保护森林，尤其是天然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林地不容易转变为其他用途（比如农用地和建筑用地等），但是经常面临森林类型的改变，这与林地和林木的权属关系相关。集体林权改革完成以后，天然商品林的林权所有者有权选择皆伐天然林、经营人工林，如果准备用生态补偿政策鼓励林权所有人持续经营天然林，避免皆伐天然林，可以用需要保护的森林和潜在转变的森林类型供应的eS流量价值的差作为补偿标准的参考值。
6．2讨论
1）补偿标准的动态和极限。森林生态系统是生命与非生命组分共同组成的有机体，eS价值量会伴随演替过程而发生变化，同时，人们对eS的购买力也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补偿标准也应当具有动态性和极限———随支付能力的增强而加大补偿力度是合理的，但是标准上限应趋近、但不超过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顶级群落）供应的eS“流”的价值量。现实中，兼顾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动态的，尚属空白。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3
摘要：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已是必然趋势。本文回顾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深入剖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系，列举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案例，并提出了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绿色经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加强保护尤为重要而紧迫。早在1993年，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率先完成公约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1994年完成《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章可循。2010年，中国成立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由25个成员部门组成，审议通过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成为一段时期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6月，国务院决定把“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并于2012年6月，召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应看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一些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受到不同程度威胁，生物多样性总体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多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为特征的损耗式经济，常常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并威胁生态安全。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而言，绿色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使用能源与资源为特点的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和发展形态。2011年，Unep在《绿色经济报告》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一种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
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实行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将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些资源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衣食住行物资和良好的栖息环境，还能为发展绿色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体现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巨大的基因库，包含着大量具有重大价值的物种和种质资源。生物多样性对一个区域实现绿色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价值上。已有研究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分类方式不一，国内认同度较高的分类方式是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可以通过消费获得，如食品、林产品、林副产品、药材等。间接使用价值可以通过无成本获得，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功能和文化、精神价值上。非使用价值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遗产价值及存在价值。遗产价值是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后代的可利用性；存在价值是指人们通过生物多样性获取知识等（图1）。
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是绿色经济发展中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使用价值，将为绿色发展提供生态、文化、社会基础，影响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并远超过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直接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等这些非使用价值虽不能直接在经济体系中有所体现，却能够丰富绿色经济的内涵，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维持绿色经济的平衡与稳定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带动区域发展方式改变
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多集中于山地、喀斯特地区、草原、高原、沼泽以及近海海洋等地区。由于区位因素、发展阶段落后等原因，这些地区往往远离市场，尽管有附加值潜力较高的生态、农、林产品，但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仍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加快实现从抢救性保护战略向持续性保护战略转变，采取有力行动恢复和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保护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当地产业，就是保护生产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最大效用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区域气候调节、生态旅游、文化价值、干扰调节、水量调节、水源涵养、控制流失、土壤形成、养分循环等多方面生态承载能力。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这些间接使用价值，还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非资源型绿色产业，比如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绿色产业，有利于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绿色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绿色经济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从经济技术手段、发展理念上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实现路径，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有绿色经济作为支撑。
绿色经济发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绿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带动生物技术不断创新突破，为生物多样性的保育提供了技术支撑。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逐渐发现一些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物种，如杂交水稻的成功就是来自野生稻，优良品种的发现同时减轻了生物资源利用的压力。从另一角度，生物技术也为生物多样性的迁地和就地保护，特别是遗传资源的保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植物优良种质的器官、组织、细胞、原生质，甚至胚胎或精子体都可在超低温（-196℃）下加以保存，技术的发展可保证一旦需要时它们能够再生成完整的植株。分子标记技术可以在基因层面更精确地估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以看出，在生物多样性受到高度威胁的当下，绿色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动力。
绿色经济发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良性环境
绿色经济不仅代表国民经济的绿色发展，也意味着绿色制度、产业、观念方面的发展与创新。绿色经济将生态优化和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而中国日益受到威胁的生物多样性恰恰需要这种外部环境来加强保护。在资源和能源的使用上，绿色经济体制下将优先采用低碳和高效的清洁能源，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也间接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绿色经济理念也有利于生态文化的养成，有利于唤醒社会公众转变消费观念，以及带动公众选择绿色产品、节约资源能源等更多的生态保护行为，实现从无度索取向主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性改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实践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与绿色经济关系密切，生物多样性为绿色经济发展和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生物多性资源的保护也离不开绿色经济的支持，二者互为支撑、协同发展。目前，国内外不断涌现区域绿色经济与生物多样性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以实践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可行之径。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实践
亚马逊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拥有全球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是巴西最大的自然财富。亚马逊地区的居民早巳充分意识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重要性，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森林资源为支撑。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印地安人长期占用农地和滥伐森林，对亚马逊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为保护亚马逊生物多样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于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将林区划分为生态保护区和可开拓的耕地或牧区，利于当地资源适度开发生态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对摆脱印地安人贫穷落后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析了林区的生态和经济因素后，为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巴西政府利用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生物产业，于2002年在亚马逊建立生物技术中心，实现了资源保护、开发与共享。
滇西北老君山绿色产业与保护模式
滇西北地区是全球十个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老君山处于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人口居住分散，经济水平落后。长期以来，当地居民过度砍伐树木及采摘天然药草，破坏了森林资源结构，使得很多珍稀药用植物濒临灭绝。
为了保护老君山的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一些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民间组织在老君山地区投资建立了绿色产业试点。通过资助的方式，一方面改进栽培方式，开展羊肚菌等高寒林产品试点种植，并迅速将试点扩大到整个老君山地区；另一方面对当地居民进行培训，提升人们对药用植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指导居民发展小规模药用植物人工养殖，以此维持生计，增加经济收益。同时，为减少旅游对生物资源的破坏，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示范基地，在帮助当地居民摆脱传统发展方式的同时，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环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对策探讨
尽管目前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为了更好地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今后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地区经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问题。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规划编制、项目实施重点考虑的因素，明确各类经济建设活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和措施。发挥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绿色经济发展试点示范，合理选择、延接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产业链条，适度发展生物医药、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推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即由资源型、粗放型、传统型经济形态向生态型、循环型、低碳型的绿色经济转变。
加强生物生境保护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保护，通过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科学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完善管护设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能力建设，做好监测、评估与资源收储。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做好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更有效地利用城市和乡村的土地资源，为野生物种延续提供足够空间，谨慎开发土地资源，避免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通过有效保护生物生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可以恢复、重建、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完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
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政府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中将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把发展绿色经济跟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联系起来，将技术创新作为解决传统经济和生态环境不可调和的重要突破口，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实行鼓励发展绿色经济的财税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加强对绿色企业的信贷支持，促进绿色企业的发展。不断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对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贫困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机制。
重视宣传、交流与国际合作
加强宣传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加强相关保护知识的培训，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区域发展中的主流化，推动建立社区共管的良性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绿色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支持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实现技术资源优势互补，提高保护和发展水平。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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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多样性价值篇4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文化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就文化的蕴涵看,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思想道德的内核是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思维方式,有怎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怎样的文化模式,也就规定着一个民族发展的情态、势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历史逻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人是未完成的存在,也是非特定化的存在”,人的价值观念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养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辩证地也就诉求于和谐文化繁荣、发展,现实的实践路径也就是文化和谐之路。
核心价值诉求于文化的历史塑造:价值观念在文化辩证统一发展中得以形成。文化与自然相区别,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内在地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辩证统一: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人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结、民族情感等内心活动。人类也就在这精神文化指引下形成行为方式、制度模式、风俗习惯,也就在价值观念与理性的规范下改造于客观世界。在这辩证统一中,文化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发展,是人类自觉地走向真善美的长过程。因为,人只有价值意义的保持,才有对未来的预期,进而以预期的理想为标准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制度模式、发扬自己的风俗,才会在一定社会秩序下展开对世界的物质改造以造就物质文明。至于文化自身,是改造自然界的人类一切成果,其存在着、发展着,也就是教化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及至人的价值观念。
就此,特定文化环境造就特定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既是适应先进文化前进的要求,也是先进文化的表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曾经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虽然其意强调人的性恶与法制,但也强调礼义的教育功能。当然,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的本质要求文化的环境应是良性的文化条件,也就是其适应性的文化应是以先进文化为主导的多样文化客观存在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对人自身来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注重主流文化的建构,以先进文化为主导条件求得良好的文化生态来塑造人的内在品格,历史地审视与前瞻,人们历史地更加成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其依托的必然是共同的文化环境及其优化、和谐。
文化环境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向及其路径就是和谐文化与文化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共识,其对应的文化环境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时代性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以和谐意识、和谐行为方式为自己的特征,能够以群体的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发展,并彰显共同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和谐文化是一种状态与文化样态,其实践只能是文化本身多样态的和谐,也只有在多样态的文化和谐情景之下,在多样态的文化相互统一、吸收、促进的过程中,各种价值观才能进行相互比较、磨合而造就一种时代的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其一,文化要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中达成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文化是历史上曾经创造和拥有过的文化,文化传统是现存在社会上的传统文化遗存。生成文化传统的传统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以君国、身家利益为上,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文化虽然内涵文化优良传统,但终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而造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和谐文化应是适应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要求,体现公民社会的特征,以人民、国家、社会、集体、他人利益为先,遵纪守法的文化。
其二,文化要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地吸纳世界文明的过程中拓展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会造就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就在于内在多样化的包容与吸纳。今天的中华民族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占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只有在学习别人合理的先进的文化才能塑造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文化只有符合时代潮流才能成就真正和谐并被认同。
其三,文化要在多样化的生态存在中促成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生态的自然存在,文化有史以来就是多样化的存在。当今,“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和片面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也就更加表现其自然的多样性存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存在总有其合理的因素,文化多样性地生态存在,也就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前后的扬弃与更替,并显现自我生机与活力。
其四,文化要在形式的时代变革中展现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市场是有购买力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生产效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水平也日益提高,而且,人们在心身需要之下,吃穿住行医娱等需求更显现出多样性、多层性。对此,文化生活的满足也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实现多样化。
概而言之,核心价值体系是时代主流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路途理当从文化发展规律中探索,实践方向理应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一致,实践内容理应从构建和谐文化之中诉求,进而实践逻辑推演之路径又是文化的多维和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251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p144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5
关键词：高保护价值森林；森林保护；经营原则；经营模式
1高保护价值森林保护与经营原则
1.1可持续发展原则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子孙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将改变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对自然的保护也很重要。同时，森林的利用对实现社会目标，如脱贫等，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目标必须保持协调。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新理念，作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产物，其首要原则为可持续发展原则。具有高保护价值的森林对地球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人类活动的破坏，已经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这些森林是否能得到保存，关系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能否维持良好的运转。
1.2预防原则
高保护价值森林具有特殊的、至关重要的环境、生物多样性、社会和经济价值，如果不能确定某项经营活动是否会对高保护价值带来负面影响，那么应该假定存在负面影响，直到收集到的信息能够证明其不存在为止。对高保护价值森要具有损害的经营活动，在制定措施时应强调其危害性，不可在高保护价值森林内实施；对目前尚无法确定，但可能对森林高保护价值森林产生的影响的经营活动，则假定该经营活动会产生不利影响而对其进行限制或调整，因为某些经营活动对高保护价值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1.3适应性经营原则
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保护与经营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高保护价值森林定期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并根据监测结果判断已经进行的保护与经营措施是否维持或提高了森林的高保护价值，进而不断调整有利于高保护价值森林的适应性保护特征方面的经营措施，提高高保护价值森林在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服务等方面的高保护价值。
2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模式
2.1社区共管森林经营模式
社区共管经营模式是一种运用于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的管理模式，它强调的是当地社区和保护区对社区和保护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共同管理的整个过程[1]。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保护区同当地社区共同制定自然资源管理计划，共同促进社区自然资源的管理；二是当地社区参与和协助保护区进行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工作，并使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成为保护区综合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森林共管可以：①减少对实施法律的需求，因为违法活动减少，选派代表参加或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任务；②除了自然保护区外，还需要注意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③改善自然保护和资源管理[3]。在保证森林管理不会导致森林恶化或是社区内权益分配不均的前提下，社区共管对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巨大是作用。
2.2参与式林业经营模式
在自然保护区的经营管理中，有很多参与性与共管性的内容。“参与”一般是指一个共同活动的过程，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活动的所有共同利益者都对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并分担对整个活动的控制和管理。参与式林业经营不仅是一种技术、管理举措，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它强调的是一种协调适应弹性经营。该经营模式关键是林业机构的转变，重要的是社会各利益方的参与，适合于自然保护区（或自然保护小区）的经营和社区林业的经营。
2.3自然演替模式
生态区位重要和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森林应以封禁保护为主，不宜施以过多的人为干扰措施，充分利用自然力实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因高保护价值森林包含生物多样性价值富集的森林区域，因此，自然演替的经营模式适用于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中的森林。
2.4近自然经营模式
近自然经营法是在研究原始天然林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流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人工技术措施，在尽量依靠自然的力量经营森林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或恢复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各类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力。该种经营模式适合提供重要生态服务价值森林的经营。2.5景观美化模式
景观美化经营模式指的是在美学原理指导下，通过一定方式提高森林景观的多样性、独特性和美感，同时还包括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稳定的一切具体措施，如造林景观规划、抚育景观规划，以及森林更新景观规划等[5]。此种经营模式主要是为了发挥森林的游憩功能和培育潜在的森林观赏价值，适合用于具有景观价值森林的经营。
参考文献
1温亚利.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6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物多样性；人类中心主义；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1)02003005
多样性的生物资源是人类摄取食物的来源，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来源，并与环境交互作用形成了人类生存所赖以支持的生命支持系统。而当代许多的人类活动却极大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不仅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悲剧，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要切实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修正错误的伦理观念，树立一种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伦理观，对人类的相关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当前的生态伦理学对生物多样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树立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伦理观提供指导。
一、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以外的大自然事物，只有在满足人类个体的特别需求时候才具有价值，对于其他生物的关怀也仅限于直接有益于人类的生物。在这种伦理观的指导下，人类利用自然时仅仅把它看作原材料仓库，大肆破坏和使用，以满足人类的利益。因而，它对生物多样性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基本不予关注。近年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被人们质疑为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逐渐意识到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并致力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新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形成，生物多样性也开始纳入其关注的视野。
以美国哲学家诺顿为代表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当利益仅仅建筑在“感觉好”的层面上，就不会顾及到事物本身。经济目标往往只有“价值评价”，决策只管人的需要，尽管中间会作些调整，但最终结果还是要服从人的需要。而人类之外的大自然事物，都可以满足人类的“熟虑偏好”而具有价值。所谓的“熟虑偏好”就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并且采用理性的世界观，运用科学理论构成框架，并以圆融的形而上学、美学价值和道德概念为基础所形成的价值观。它认为大自然的多样性就如同资源一样，对人类都是有价值的。因此，生物多样性应该被保护。[1]
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存在“既是一个等级系统（由诸如器官、细胞、各种酶等子系统构成），又是一个超个体的等级系统（人口、物种、生态系统、文化系统等）的组成部分”。因此，从生态的角度说，人类的存在依赖于“生命支持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因此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并且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的限度内”的。为了个体和种的延续，人类应该选择那些可以保护我们“生命支持系统”的事情来做。[2]显然，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就具有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以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尔等人为代表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保护自然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因为生态危机证明了人对自然做了些什么，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些什么。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的利益是同一的。人类不仅是自然的改造者，也是自然的管理者。人类应当担当起自然管理者的责任，以维护和发展自然，使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面演进。因而，人类有责任保护自然的生物多样性。
新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念,也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论证，是对破坏自然、掠夺自然倾向的有力抨击。但其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仍然聚焦于人类眼前的利益，存在视野狭窄和目光短浅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出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就很难作出适当的选择。
二、生物平等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生物平等主义要求人们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个生物，不管其属于哪个物种，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关心和关怀。平等对待的理念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动物权利主义运动是生物平等主义的先声，首先提出了人与动物平等的理念，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彻底的生物平等主义。辛格在《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一书中指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所有动物跟人一样都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其拥有利益的前提。如果一个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人类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动物具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和利益，如果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动物的利益，那么实际上就是犯了一种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类似的错误。不管一个动物的本性如何，人类都应当平等地关心它，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一样重要。雷根主张动物也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天赋价值。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这种天赋价值，或认为人比动物拥有更多的天赋价值，那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物种歧视主义。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应当尊重和关心动物的价值和权利。虽然动物缺乏人所拥有的许多能力，但不应影响动物拥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获得与人类同样的尊重，应当把平等和博爱的原则推广到动物身上去。
从对动物任意践踏蹂躏到尊重它们的生命和权利，动物权利主义不能说不是价值理念的一次飞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动物权利主义的视野仍显狭窄，它仅仅将动物纳入了伦理关怀的范围，并把任何一个动物个体的价值都看得高于任何植物个体的价值。这种对生物价值区分的尺度是完全主观的人的感受，如果说只关心人类权益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那么只关心动物权益的做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人类也应当承认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把各种生物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的做法，还会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对立，不是全面意义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施韦泽和泰勒进一步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大并惠及到其他所有生物。施韦泽提出著名的“敬畏生命”的理念，认为敬畏生命是世界中的大事,人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也适用于自然的生命。生命没有等级之分，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泰勒继承和发挥了施韦泽的思想，在《尊重自然》一书中指出，自然界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生命的目的中心，人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人的生命并不比其他生命优越。那种认为人因为具有理性思考、审美创造、自主决定等能力就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那种以人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其他生命是否优越的做法，不过是人类偏爱这个物种而歧视其他物种的不合理的自私的偏见而已。
生物平等主义把伦理关怀的视野投向了包括植物在内的一切生物，在这种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更为全面。但是，生物平等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首先，生物平等主义提倡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给养源，如果把所有物种的生命看成和人类生命全部意义上的平等，那就应该停止对它们的猎杀、砍伐和利用，这就会使人类陷入到了“施韦泽困境”之中。其次，生物平等主义关注的只是物种和个体的价值，对由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以及整体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能从物种之间相互联系以及生态系统整体存在的角度考虑问题。以此为指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只可能停留在对个体、单个物种进行保护的阶段，不能真正有效地对生物系统整体的多样性进行保护。
三、生态整体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生态整体主义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认为只有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重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它的道德考虑对象，除了人类之外，还包括生命个体、物种和无生命的自然界物体，如山川、野生地和地球本身。生态整体主义从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和自然价值论三个角度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出了论证。
在现代生态学的基础上，被誉为“环保先知”的美国人利奥波德在《沙乡沉思》中构建了著名的大地金字塔模型――在金字塔的底层是土壤，往上依次是植物层、昆虫层、鸟类与啮齿动物层，最顶层由大型食肉动物组成，最后两层之间还包括一系列由不同动物组成的较小的层。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体系中，每一生物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发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作用，以维系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能够对来自外界的冲击进行补偿和缓冲，从而维持其稳定性。当一个物种消失后，会进化出能够代替的新物种来占据空缺的生态位。如果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无法恢复其整体性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也会趋向灭绝。在此基础上，利奥波德提出了对待生物多样性的一般性道德规范：（1）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结构，并且非常复杂，就算生态学家也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是如何地运作的。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存所有生命形态的多样性。（2）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必须抱着和保持谦卑和自制的态度。人类轻微的干扰，地球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剧烈的干扰则会为人类带来灾难。（3）本土的动植物才是最适合当地的生物。引进外来物种，必定会破坏原有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引发生态危机。
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的奈斯在1974年提出深层生态学的概念，并将它推动为深层生态学运动。深层生态学强调人类只是地球生态的一部分，并相信只有认识到人类与整个自然界是一个联合体，我们才能达到人性的全面实现。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平等的，人类并没有超越其他任何生物的特殊价值，我们只是生物群落中普通的一员。深层生态学认为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造就了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盛。人类没有权力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除非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生态学联合体与生活方式》一书中奈斯提出对待生态共同体的原则：（1）多样性原则。多样性可以增进物种生存的潜能、新生命形态的诞生、生命形式的丰富度。所谓物种生存的潜能应看成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增进与其他生命形式共同生存和共同生产的复合关系的能力，这并不包括宰杀、利用和压迫其他生命形式的能力。（2）互利共生原则。生态学重视共同生活，而不是有你无我，后者会造成生命形式和相同物种内数量上的减少。这促使人类应该彻底改变现有重视经济的主流社会文化，因为它造成对大自然的主宰和入侵，而减少了人类自身和大自然的丰富度。（3）复合度原则。一个由多样性和完整性所组成的健全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复合度，这与混乱无序的混杂环境是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可以借由内部的多重联结和交互作用而形成一个井然有序并具备多样性的整体，这就是复合度。
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者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在地球上的存在繁衍皆有其内在价值。在罗尔斯顿看来，生态学关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共生性和丰富性的理论，加深了我们对生态系统稳定性根源和意义的理解，也为他的自然价值论原则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认为生命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自我维持、组织和不断再生产，自为地进行自己的生命运动，以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同时，为了生存这一目的，它要求在生态反馈系统中，维持或趋向于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保持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谐与协调，这就是生物的内在价值。承认物种存在的内在价值，就意味着物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其他因素相互依存，每一方的存在既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又是它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某一方的存在既是为了自身生存，又利于它方生存。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对它自身存在是目的，为它物生存提供条件，是它方存在的手段。只有在整体条件下，生物个体及种群才能在自然界中得以生存，也才能在生命物质、能量的交换与信息传递中保持自己物种的特性，蓄积永续性的演替、进化机能。
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平等主义相比，肯定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生态整体主义，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各种生命在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形成物质、能量流动相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是由食物网和食物网连接起来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种生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食物网的一个节点，与其他生物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依存关系。任何一个物种的增减或消失都会影响整个食物网的完整性，进而影响生物群落的其他生物。比如，地球上每消失一种植物，往往也会有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多种动物和微生物随之消失。生态系统整体的存在、稳定和发展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只有着眼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存在与进化发展，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物种和个体的多样化存在。
四、生态伦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从疯狂掠夺自然、蔑视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到对动物权利的思考、对一切非人类物种的关怀以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敬畏和尊重，生态伦理观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人们对其他物种权利的逐步认同和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完整、稳定的日渐重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念。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的保护应当从思想观念入手，破除以往那些漠视生命、以人类标准对生物区分等级、认为生物多样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认识，进而树立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伦理观，承认和尊重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平等地对待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同时要切实尽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
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必要的，但生态伦理要与人的实践有机结合，同时要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的保护。
首先，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与人的实践需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不等于抹杀了人对生物资源的索取，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从自然界中索取，包括猎杀动物和砍伐植物。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当是在索取中的保护，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索取方式和程度的限制。人出于实践的需要向自然界的索取以不破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为限度。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向自然界更多和更好地获取。生物平等主义敬畏生命的理念是可取的，但其过度强调尊重个体生命的做法在实践中可能使人类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走出这种困境的途径之一就是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尊重生命的理念辩证地结合起来，把人类的猎杀和砍伐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做到既满足人类的需要又不破坏生物多样性，但不必完全拘泥于对个别生命对象的敬畏，否则就会陷入“施韦泽困境”之中。
其次，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强调向自然开战，以征服自然为目标，这种与自然相对立妄自托大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样，那种过分强调敬畏生命和自然并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中，需要充分合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生态规律和进化规律，因而可以利用这些自然规律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比如，可以通过人为的增减一些物种的数量以使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得到维护，人为阻止某些外来物种的入侵防止生态灾难的发生等。另外，当今社会生物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保存、改进甚至产生新物种的技术，我们可以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谨慎地使用这些技术。比如，在大熊猫的保护中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熊猫产仔难的问题；用先进的技术保存了大量的植物种质资源等。当然，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目前认为是有益的事情可能在将来造成生态灾难，这样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多次了。
参考文献：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7
从价值观分化与整合的逻辑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的分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语境。现代社会生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分化。所谓分化，是指事物由同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异质性的演化过程，而社会分化所指认的就是社会各领域从“合一”走向“分离”且指向不同价值的历史历程。因此，社会分化不仅体现为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也体现在价值领域的分化上。诚然，分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但是分化过度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就当代中国而言，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中国已经进入了矛盾和问题的凸显期，贫富分化、生态恶化、价值冲突、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等问题屡见不鲜。实际上，在这些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问题，是由价值分化乃至价值冲突所引致的价值共识危机。
价值观的整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指向。从逻辑上看，过度的社会分化必然要求相应的社会整合，同样，价值观的过度分化也呼唤价值观的整合。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刚性“强”的社会整合而言，价值观的整合是一种柔性的“软”整合，是在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基础上的一种认同性整合，这就必然要求一个社会拥有能够为其成员共同认可并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曾指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一种“奢侈”，可有可无，相反，它是集体生活自身的条件，它可以帮助个体彼此照顾，具有共同目标，采取共同行动，一句话，没有价值体系，就没有可以再生的社会集体。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在应对经济体制转轨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价值共识危机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凝聚人心、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大价值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重塑，它不仅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判断是非得失、做出价值选择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比较可靠的价值标准，也有利于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形成共同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共同理想；坚持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形成共同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共同规范。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展开。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正是在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的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体现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表达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引导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决定着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方向，从而也是整合并引领社会主义社会多样化价值取向的核心价值理念。
实际上，在西方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这一社会思潮的背后潜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不会改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称，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同志强调指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真正自觉。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依然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作为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反思，也是人们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根据，更是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精神的太阳”。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不同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精神的太阳”，因为后者无论“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的太阳”必然会“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因为它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的社会共识。
从中国特色的方向去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彰显“中国特色”。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与本国的文化土壤、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信念都含有本国传统的内容，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所倡导的“非洲式社会主义方案”就是以非洲的乡村秩序为前提的。当然，基于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而提出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而且力图凸显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突出“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是在中西古今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冲突与消解、传承与超越的历史过程中自觉建构起来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方向来看，它本身意味着一种现代价值观念的生成。“现代价值观念在一定的国家、民族的传统中生成，但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总是与传统的和现行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斗争中生成的。这样一种生成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但是，“相对于世界的存在、现实、事物的既有状态而言，价值现象具有某种超越的性质，它是产生于现实和实践，又高于现实的现象。要准确地把握价值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就必须深入全面地理解人类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考察人类生活实践的表现和逻辑，才能得出科学有效的结论。”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8
“普世价值”的构造方式具有先天“不足”
一种思想观念无论正确与否，均有着自身特定的思维程式。“普世价值”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从来都不是抽象思维的“陈列馆”。它所涵括的那些被抽象与固化了的价值共识，经由各种价值观念集结而成，营造出西方意识形态衰落前的寄居地。“普世价值”在思维构造层面所显现出的繁杂与错乱，不仅表明它是西方话语体系“混搭”的产物，而且也是造成思想“雾霾”的主要成分。
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过程呢？其内容的散乱分布，初步呈现出离散结构的思维构造方式。首先，“普世价值”依托于多个理论源头。譬如，它沿用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竭力维护西方中心主义根脉；借助学术讨论形式，在传媒和学术界表露理论扩张意图；凭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追求普世伦理和永恒人性。其次，“普世价值”运用了多种扩张手段。它融合宗教拯救之意，驻足多元文化冲突语境，构造解决文明危机的种种方案；甚而专注于传统价值理念重塑，炮制价值多元的繁华景象。再次，“普世价值”选择了多头发展路径。它打着西方人本主义旗号，抱持新自由主义姿态，宣称“私有制与私有化”才是人类获得自由幸福的秘方，主张以此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笃信社群主义的“整体论”与优越性，以期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共同体”；迎合新儒学传承布道之路，鼓吹超越世俗价值，崇尚价值绝对论和道德先验论。
“普世价值”的离散结构表明，其内在构成要素矛盾重重，其中既有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也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抗。总之，由于深受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普世价值”的出现成为意识形态对抗和话语权争夺的具体表现形式。
“普世价值”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关系形式
“普世价值”作为观念产物和实践反映形式并非凭空出现。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渗透方式多种多样，但其本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作为不同物质利益关系对抗的特殊形式，“普世价值”表面上推崇超越现实条件的道德假定，实际上却试图通过这场观念上层建筑中的“圈地运动”，竭力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态和道德伦理，巧妙布设历史障眼法，企图打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
一方面，它反映出资本逻辑的本来面目。资本逻辑有其量身定做的话语体系，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进入疲软期，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能力日趋下降，迫切需要通过与资本力量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扩张，来维护其全球利益与霸权地位。“普世价值”打出的精神旗号花样繁多，不仅巧妙维护着“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最具灵活性的剥削制度，掩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新型剥削关系，甚至聚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民族国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俨然成为破解不同意识形态营垒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器”。
另一方面，它囊括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犹如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总会发挥“牧师的职能”一样，“普世价值”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之所以能够招揽信徒，就在于兼收并蓄了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核心元素，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宣扬“全盘私有化”，强调“人权高于”，以理论嫁接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理论外衣下潜藏着资产阶级全球利益诉求。这是继西方资本主义尝到了意识形态输出在剧变、、阿拉伯之春中的“甜头”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且“悲观论”盛行的大背景下，进行意识形态包装的新尝试。一言以蔽之，“普世价值”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干涉、思想控制、文化奴役的明显企图。
“普世价值”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普世价值”有着怎样的思想危害和实践图谋呢？“普世价值”有无之争可以视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论战。“普世价值”在这场论战中，顽固把持着一条明显的边界线，就是颂扬并输出西方意识形态，诋毁并倾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普世价值”弥漫着一成不变、永远存续的价值幻象，但只要触及两种社会制度冲突的底线，它就会露出话语霸权的凌厉攻势。这事关意识形态与话语权争夺，归根结蒂还存留着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影踪。
“普世价值”为何如此恋恋不忘私有制的土壤呢？私有制是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伫立其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周期性沦入经济危机频发、利益关系紊乱和社会协调机制钝化的困窘境地。这就自然需要借助类似于“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来诊疗和修复其病变机体，甚至开出自我麻醉的新处方。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很少讨论私有制弊端的原因，相反，它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自身发展中的难题始终保持怀疑。“普世价值”有无之争恰恰显现出私有制及其残余与公有制的生死角逐，反映出两种社会制度抗衡的阶段性、复杂性与长期性。
“普世价值”为何会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要承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无法绕开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这就迫切需要寻找安放自身话语体系的栖息地。“普世价值”以道德命题身份出现，寻求超时空意义的价值观念，不但藏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而且掩盖了社会现实问题的真相，充当起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动机。“普世价值”伪装成超越、超越民族国家的命题范式，旨在剔除价值命题的阶级内涵与本质，消弭思想冲突及其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维护西方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来面目，并不能改变其在社会制度变革中所一贯奉行的教条主义面孔。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9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公允价值
森林具有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环境、森林防护、森林游憩、森林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效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过度存在，导致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积极性萎缩，不利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现行会计体系，以反映森林经营单位森林生态建设业绩，并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显微式数据支持，成为缓解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不足和顺应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及其计量属性选择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私人影响之差（张宏军，2007）。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等于森林生态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森林生态收益。式中“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指采用合理的价值计量手段确认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是森林生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公允价值。“森林生态收益”指森林生态产品的市场（含政府补偿）均衡条件下实现的实际收益，包括政府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和市场化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计量是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森林生态收益计量的综合。森林生态收益的计量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采用历史成本模式。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核心问题就落在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身上。森林生态效益是依附于特定森林土地和森林生物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的一种外部效应。无论是森林生物资产还是森林生态效益，对其采用历史成本模式进行计量均存在致命局限性。从森林生物资产来看，森林生物资产是人力和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大部分属自然力形成（如天然林），其历史成本很小或无从考证（岳上植，2002），森林生物资产具有的增长能力和生物转化功能又主要依靠自然力和自身生物转化功能来实现。从森林生态系统来看，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修复功能，其外部效应的发挥也主要依赖自然力，人为作用影响很小甚至起负作用。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以历史成本属性计量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显得力不从心，公允价值模式成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必然选择。
二、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方法分析
公允价值的获取是一个严密的技术过程，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和步骤。公允价值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第二层次为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以类似商品的公开报价作调整而得；第三层次为相同和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均不存在时，使用估价技术。就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而言，可根据各项生态效益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条件的程度，选择不同的公允价值获取层次。美国SFaS157中规定公允价值估价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规定对森林景观资产公允价值可选择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及重置成本法。
（一）市场法
1.费用支出法。该方法主要从消费者角度对森林游憩价值的评估，它以森林游憩者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门票费、入场券、设施使用费、摄影费、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等）作为森林生态游憩价值。该方法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收益资本化理论，输入参数直接来源于市场，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导向要求。
2.市场价值法（生产率法）。对于没有直接市场交易，但其生态效益载体具有市场价格的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可采用该方法。它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1）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即以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释氧量及Co2、o2的市场价格共同确定。近年来，全球碳贸易市场发展迅速，2007年全球以Co2排放权为标的交易额达600亿美元，是2004年交易额的60倍，森林固碳功能的公平公开市场机制正在形成。（2）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评价，先根据地下径流增长法或水量平衡法确定特定森林生态系统在特定时期涵养水源量，再以其影子价格（市场上水价）作为单价，计算其价值。（3）森林保育土壤价值获取，森林所具有的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等于其减少氮、磷、钾等元素量乘以由化肥市场价格换算出的养分元素单价。
3.人力资本法（工资损失法）。用于森林净化环境价值评价。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潜在贡献，并以此估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体疾病的价值。森林减少健康损害价值等于该健康损害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加医疗费用。健康损害包括疾病和过早死亡，损害的价值计量包括医药费、疾病误工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早逝造成的未来工资收入的丧失（李金昌，1999）。改进的人力资本法用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和统计生命价值等方法，计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的健康损失和生命价值。
（二）收益法
1.预期收益（年金）资本化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有相对稳定或持续收入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如森林防护效益、森林游憩效益、森林生物多样性。某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等于该项生态效益未来净收益的现值。它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的具体应用，运用的关键点在于合理确定预期收益额、未来收益期和折现率。
2.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通过对游客进行调查，直接询问某种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wtp）和对某项森林生态服务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以确定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该方法广泛用于森林游憩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价。如运用条件价值法对森林旅游景区估价时，一般步骤是先进行游客调查，得出游客对该景区门票的平均愿意支付值；然后以该平均愿意支付值作为合理的门票价格，计算出景区的年门票收入，加上其它经营项目的年预计收入，得出该景区的年总收入；年总收入扣除各种成本费用即得景区的年纯收益；最后以年均纯收益除以适宜的投资收益率得出该森林风景区的评估值。
3.机会成本法。任何一种资源和环境都有多种互斥用途，因此将其作为一种使用的选择就存在机会成本。我们将森林生态系统的机会成本作为其价值。机会成本法的基本数学表达式为Ck=max{e1，e2，…，en}，式中Ck为k方案的机会成本；e1，e2，…，en为k方案以外其他方案的收益。机会成本法是费用-效益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常被用于某些资源应用的社会净效益不能直接估算的场合，这些场合包括生物多样性评价、森林保育功能评价、水污染损失评价等。
（三）成本法
1.替代（影子）工程法。影子工程法属于重置成本法，主要应用森林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保育土壤、森林防护效益评价、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的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等。影子工程法的优点在于，通过这种技术将本身难以用货币表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用其“影子工程”来计量，将不可知转化为可知，化难为易。如假设存在一个蓄水功能与森林涵养水源量相同的工程，那么森林涵养水源价值就被替代为该工程的价值。运用该方法可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产权交易价格确定提供依据。
2.生产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指因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存在而引起生产效率和成本的变化，而导致利润和产值的变化。如森林保育土壤和防护的价值可由森林给农业带来的增产增收效益来估计。
3.恢复费用法。恢复费用是指为恢复到一定标准的环境，减少或消除已积累的损害所需的成本。如果没有某种森林生态服务，灾难将无法避免，那么人为恢复该灾害所造成的损害所需费用就是该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如森林生态系统对水体的净化可以避免由于污灌而造成的土壤污染，那么恢复污染土壤的费用就是森林净化水质的价值。恢复费用估价往往是根据“最小成本选择”来进行，但计算的恢复费用并不代表环境退化的损失。
4.防护费用法。防护费用是指用于消除或减轻自然资产直接压力（如来自排放气体或倾倒废弃物所产生的压力）的支出。防护费用的计算只需知道环境质量水平的降低，其金额理论上应该是额外防治措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用于评价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物种保护基准价法就属于防护费用法，这种防护费用是指保护该物种生存所需要的最低费用，物种的保护费用受物种种群发展阶段、物种的生态位、物种分布的范围三因素影响。
三、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实施与操作
生态多样性价值篇10
关键词：高职学生；价值观；价值观教育；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120-04
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化趋向，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高职学生主流价值观中存在的消极因素不仅妨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科学地运用心理学理论知识，找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高职学生价值观现状
（一）价值观主流与核心价值观方向一致
从总体上说，高职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健康积极的，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在国家价值观方面，热爱祖国，期盼国家和平统一、民族振兴；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关心时事政治，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价值观方面，渴望国家富强，拥护精神文明、政治民主；在发展价值观方面，支持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荣辱观方面，尊敬师长、孝敬父母、团结互助、崇尚科学、辛勤劳动、诚信守法、艰苦奋斗。
（二）价值行为与核心价值观矛盾凸显
在人生价值观方面高职学生希望自己成为栋梁之才，愿意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为国家做出贡献，但面对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对部分学生缺少积极性、自主性和合作性，对思政课程抵触情绪较大、社会实践流于应付，易受各种内外因素的诱导和干扰，颠倒学习与休闲、娱乐的主次地位，有的甚至因网络成瘾、短期利益等而中断学业。
在道德价值观方面高职学生推崇正义美德，但较之“见义勇为”、“大公无私”更推崇“明哲保身”的行为方式；“人际和谐”是比“社会有序”、“精神文明”更希望达到的效果；认为不正之风在所难免，不必太认真，对“追逐金钱”、“升官晋级”等动机表示理解，个别学生甚至出现了为追求个人目标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勤俭”处于他们道德目标选择的最末位，铺张浪费、炫耀消费已成为当前教育者着力纠正的行为。
在自我价值观方面高职学生期望得到理解与尊重，希望自己有实力、能胜任、有地位、有威信、被信赖，但在艰辛的奋斗过程中，部分高职学生在惰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学习上消极应付、生活上得过且过，虽为懒散、拖拉、退缩、逃避等行为感到内疚、自责、后悔，但又觉得无力自拔，部分学生通过否定权威、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方式引起他人注意，寻求心理上的自我肯定和满足。
在学业价值观方面高职学生能够将学习与成才有机结合，但却狭隘地理解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将高收入工作视为学习的唯一目标，希望快速掌握轻松成才的秘诀或发财的技巧；在学习过程中功利倾向强烈，对能够直接获益的知识能力投入大量精力，对不能直接获益的学习则敷衍了事；投机心理严重，认为“学习为考试、考试为文凭”，个别学生甚至通过冒险作弊的方式获取考试高分，极大地败坏了学习风气。
在职业价值观方面高职学生在职业选择时更看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特长”、“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稳定有保障”、“工作环境（物质方面）舒适”等因素，而对“能提供较好的受教育机会”、“社会需要与社会贡献大”则不太重视，在岗位和待遇问题上，渴望工作稳定、轻松自由，同时向往较高的经济收入，表现出职业价值目标功利化、职业价值评价准现实化的特点。
高职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影响因素
（一）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
认知评价偏差高职学生正值智力发展的高峰，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创造性均得到发展，但这些积极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又以消极方式出现，表现为：社会阅历少，辨别真伪能力较低，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易受外界环境影响，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可能导致他们对现实不满、否定一切，甚至悲观厌世。另外，高职院校生源复杂，学生录取成绩总体偏低，学生普遍对理论知识的接受有难度，部分学生的认知广度和深度还达不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等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和政策思想的程度。
情绪活动复杂高职学生的情绪年龄正处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阶段，在情绪状态上具有两极性、冲动性、矛盾性等特点。他们取得成绩、受到鼓舞时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受到挫折时心灰意冷、甚至一蹶不振；他们“喜”时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怒”时暴跳如雷、大动干戈；他们对自己不满又不想承担责任，等等。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不稳定容易使高职学生在价值判断上动摇，在价值选择上彷徨，有时会步入价值观念误区，导致行为偏差。
意志品质缺陷高职学生意志品质的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自制力有很大提高，但目标选择仍具有较强的受暗示性，在消费性广告宣传的刺激下，有时将比较对象设定为媒体呈现的“虚构”人物，给自己设置不切实际的物质财富目标；计划执行仍具有较大的惰性，想得多、做得少，缺乏战胜困难的决心，经常因为遭遇挫折而动摇信念，怀疑自己的选择；自制力发展水平仍显薄弱，自由散漫缺乏集体观念，个人计划只能短时间坚持或条件稍有变化就见异思迁。
自我意识偏差青年期常被称为“第二次诞生”，是自我意识确立和迅速发展的阶段。自我意识的分化与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不断促使高职学生寻求解决方法求得自我意识的统一。部分高职学生由于“现实自我”短期内未达到“理想自我”，就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认为自己事事不如人，继而放弃努力、自暴自弃。另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故意散播的虚假信息，世俗化、低俗化和感官化的大众文化，国家官员、社会名人、教师亲友背离道德、超越法律的行为，这些与高职学生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形成巨大反差，使他们在自我调节过程中陷入了道德迷惘和价值冲突中，错误地以极端个人主义、权利主义、物质主义对“理想自我”进行设计。
（二）价值观的多样性
事物具有多样性，价值观也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价值观或相互一致或相互矛盾，例如：友善与仁慈一致，诚信与欺诈矛盾。当一个人有一只表时，他可以知道时间，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时间指示不一致的表时，却无法确定时间，两只表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手表定理说明，个体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他的行为将陷于混乱。当今中国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相互交织、激荡碰撞、此消彼长，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变化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趋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相关真理为基础和理论前提的，是以中华民族在相对较长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正确价值观，因此，必须以一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追求，抵御价值观矛盾冲突对高职学生思想行为的消极影响，凝聚全民团结和睦、奋发向上。
（三）价值观与行为的非一致性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个体的价值观与行为具有一致性，价值观被定义为“个体对事物及意义评价的观念系统，即推动并指引人们采取决定和行动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价值观决定着个体的态度、意见和行为。”随着对价值观研究的深入，价值观对行为直接预测力不高的证据也不断显现。例如，价值观与行为一致性存在文化差异。西方人的自我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知识，在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具有更高的一致性；东方人行动前更多考虑到他人的反应，其价值观和行为的一致性较低。人们认为诚实守信很重要，而当前我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的犯罪形为却比比皆是。人们期待建立和谐规范、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而“找熟人”、“托关系”已然成为办事的“第一想法”。
自我价值定向理论认为，个体的实际行为受制于两个因素：作为内部准备状态的态度和存在于外部的情境压力。当外部环境压力相对稳定时，某种态度与具体行为间的一致性取决于这一态度的向中度，即该态度是否居于个人价值系统的中心位置，态度的向中度越高，对行为的影响作用越大，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出现的心理冲突越强，态度抗拒不一致行为的力量也越大。反之，态度的向中度越低，以这种态度为背景的行为会更多地取决于情境作用。价值观是个体本质的、较为稳定的态度体系，在时间压力和情境影响下，个体价值行为选择取决于态度的向中度。学校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反差的确给高职学生带来了困惑与不解，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贵在知行统一，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杆引导学生构建个人价值意识的核心，是教育工作者当前迫切需要攻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高职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
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高职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理解，在情理交融中认同，在分析鉴别中选择，在思想反思中内化，在社会实践中外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价值整合机制价值观培育是一个价值认知需要、价值情感体验、价值意志选择、价值行为践行和价值整合的过程。应以高职学生价值认知需要为基础，系统化、现实化地澄清价值观的缘起――从何而来、方位认定――是什么、价值判断――为什么、决策判断――怎么办等问题，以浅显易懂的语句说明高度抽象的概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现实和高职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培养其健康向上的价值认知和价值需要；以价值情感体验为动力，运用一定社会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去理解、评价社会环境中的人和事，引导高职学生进行积极的价值体验；以价值意志选择为支柱，有意识地帮助高职学生培养坚定、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和挫折的精神力量；以价值行为实践为关键，促进高职学生把价值观念内化整合形成价值观，然后外化为相应的价值行动，至此价值观才真正生成。
价值观内化机制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认为，幼儿期和童年期个体主要是接受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处于价值观萌芽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个体会对周围世界产生新的认识，青少年期个体开始意识到以往价值观的逻辑矛盾性和父母价值观的局限性，在对现有价值观的批判中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认为，价值观内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服从。人们为了获取精神的、物质的报酬或避免遭受惩罚而采取表面顺化的行为，由于此种行为是由外在压力造成而非自己真心实意所以在认识和情感上与他人获集体并不统一。（2）同化。人们自愿而不是由于外在压力，接受他人或集体的观点、意见，在自身认识、情感、态度上与他人或集体的价值观念相一致。（3）内化。人们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他人或集体的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使之成为自己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结合价值观内化过程对高职学生进行教育，他们才能有选择地将社会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价值需要、道德规范等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观。
价值观外化机制与同龄本科学生相比，高职学生的认知能力偏低但动手能力较强。社会实践是高职学生自我实践、自我认知、深度体验和价值观确认和行为养成的重要过程。因此，要着眼于校园及周边环境对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情感和心理进行熏陶，利用地区文化、公益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增进高职学生的核心价值认同感；要鼓励高职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把社会共同愿景与个体价值观结合起来；要树立道德模范、同辈标兵，发挥典型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物质与精神、价值手段与目的关系，促进高职学生将所内化的价值观外化为良好的价值行动和价值行为习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在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中发挥积极作用。
结语
高职院校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还要注意教育的针对性，应依据学生现有的生活实践、思想认识及道德水平，以能够实现和达到为限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要注意运用教学活动载体、管理服务载体、文化教育载体、网络信息载体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载体，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因材施教，增强教育的系统性、有效性；要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使高职学生在教师高尚人格的感召下，通过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以较宽的文化视野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理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文化，抵制消极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渗透；要充分利用信息传播的“低介入模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高职学生的价值认知中，变“旁观”的被动参与为“当事”的积极参与；要变价值灌输为价值引导，将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增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高职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时，能分清是非、把握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使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朝健康方向发展，为构建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共同社会理想和追求的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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