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利益的概念篇1
那么保健品的营销操作的规律是什么呢？笔者想简要作一个分析。我认为：构成保健品营销操作有三个核心要素，那就是产品概念设计、产品利益挖掘、产品效果感设计。概念设计：保健品营销策划的精髓
大家都说保健品市场是一个概念市场，在一般人眼里概念仿佛是“假、大、空”的代名词，成了与产品品质相背反的贬义词。其实，保健品市场注重概念设计与注重产品品质并不矛盾，菲利普·科特勒认为：所谓产品概念是用有意义的消费者术语精心表述的对产品的构思，它是产品创意经筛选后根据营销需要发展而成的。其实，概念并不是保健品营销所独有的，任何激烈市场竞争的产品要想营销成功都需要有出色的概念设计，是因为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是一个最充分竞争的开放市场，因此概念作为营销差异化的重要手段而更显得犹为重要。
一个成功的保健品都有一个成功的概念设计。脑白金的“脑白金体学说”排毒养颜胶囊的“排毒理论”，婷美内衣的“美体修形、一穿就变”等等。赛尼克减肥药的“阻油机理”等。成功的概念设计支持产品营销传播的核心基础，这也正是史玉柱所说的“产品理论市场”构建。他曾说：一个产品的理论市场成功了，产品市场也就成功了。
为什么需要概念设计呢？
1、概念设计是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手段。现在产品的同质化已十分严重，在保健品领域尤是如此，卫生部准许的十几个保健食品功能现已拿到批文的产品就有几千种之多，功能同质化就可想而知了。为了竞争，保健品企业使出了诸多的差异化策略，如从技术、机理、功能、功效、利益、形象、服务、渠道等。广义上的产品概念就是对这些单个或多个创意化的差异点用有利于传播，及有利于与消费者沟通的方式巧妙而通俗化的概括，而侠义上的概念则多是指技术原理上的差异化的概括和表述。
比如中科.精工纺保暖内衣的“暖卡”概念就是技术的差异化。婷美内衣则是机理（中医药学、人体工程学、针灸经络学、生态能量学）、功能（不同于减肥药品的化学功能及减肥仪器的物理功能的第三条美体之路）、利益（重塑三围、一穿就变）的差异化。“白加黑”感冒片则是从服务的一个侧面（服用方式，使用过程更加人性化）上差异出来。
总之，要想差异化就要有效运用“概念”设计手法。婷美集团在今年推出的“婷美减肥美容胶囊”，三月中旬在北京上市，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就跃升为北京市的减肥品类第一名，再一次演绎了婷美营销神话，其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由产品技术原理上的创新而衍生出来的概念创新设计，提出了“阻糖减肥”概念，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减肥市场创造了差异化，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好奇心，有力的调动了他们的购买欲望。
2、以人的认知规律来讲，新的东西才会引起新的预期和期望，陈旧的理论、观点很难唤起人们的关注，热情，更不能成为支持人们购买的理由了。
3、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创新性的“概念”设计才会最大程度的降低传播成本。在众多的传播中引起关注。且合理的概念设计才能形成和消费者真正深层次的沟通。如今年的减肥产品一如既往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因婷美减肥美容胶囊有着与其它减肥产品明显差异化的“阻糖”概念，因此在广告宣传上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那么概念设计要注意什么因素呢
1、概念必须是独特的，具有差异化的特点，是其他企业所没有的，否则就失去了概念的设计的意义。
2、概念设计要有实际的创新基础，否则概念就成了无源之水。
“婷美减肥美容胶囊”的阻糖概念依据于婷美集团与全国减肥医学专家组及北大生命科学院三家单位共同研究探索出的减肥新模式，即采用先进的中药活性分子提取技术，抑制淀粉，碳水化合物（糖类）等物质在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使“中科.精工纺保暖内衣”成功超越传统的保暖内衣从而大获成功的“暖卡”概念则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科研成果。
“排毒养颜胶囊”排毒理念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和姜良铎中医博士的排毒养生理论。总之，有了科技上的实际创新保障，概念才能成为支持产品营销的核心基础，而单纯以编造概念来进行营销的产品往往也是短命的。
3、概念必须用消费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去概括表述，即概念一定要具备可传播性，沟通性、让普通消费者听的懂，这是概念设计的精髓之一。
近几年一直风靡保健品市场的“脑白金”就是一个易于联想和传播的好名字。“大脑的核心是脑白金体，其分泌的脑白金掌管人体衰老”的诉求也很容易让消费者听的懂。然而我们知道，脑白金的主要成分是“松果体素”，如果当初史玉柱把脑白金按其原名叫成“年轻态松果体素”，恐怕大多数消费者都会弄糊涂了，也就不会有今日的“送礼就送脑白金”了。同样的东西，四川原有一个很有大的企业集团，曾先于史玉柱投巨资推出“XX牌松果体素”，因为没有把深奥的技术术语进行再次提炼和转化，企业虽然花费大量的资金对产品做解释，结果也难逃失败的恶运。
回望2002年婷美集团中科.精工纺保暖内衣的营销操作，可以看出来点睛之笔就是给其绝对差异化于其他保暖内衣厂商的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聚丙烯超细旦长丝“起了一个极易传播，语言生动、亲切，富于联想，通俗易记的名字：“暖卡”纤维。
4、具有不可模仿性。比如，如果有厂家给自己的减肥品也提出“阻糖模式”因没有类似全国减肥专家和北大生命科学院这样的权威机构支持，也很难信服于人。产品所提供的利益：营销实现的关键
概念是差异化的重要手段，但消费者购买的最终是产品的利益，而不是产品的概念、特点等东西。营销策划是否成功就在于你承诺和提供的产品利益能否打动和满足消费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在长篇累牍的宣传自己的产品是如何的高科技，如何的获得多项大奖，如何的与众不同，但如果你没有说清楚这些特点能给予消费者什么与众不同的利益，能否更好的满足消费者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那么终究也是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因此，最终能够形成销售的是产品的利益承诺，大家都知道，根据经典的营销理论，产品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核心利益，这是消费者真正购买的东西，其余层次如实体产品、期望产品、附加产品、潜在产品都是为这个核心利益服务的。把这个精神体现到营销策划上来说呢就是产品的广告表述和利益承诺一定要准确、贴切、到位。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营销成功的产品给消费者的利益承诺，一定是准确而到位的。如婷美内衣从最初的“一穿就变”到现在的“深度塑身”倾倒了众多的追求美的女性。大印象减肥茶的“保持更重要”则使其成为本来就苗条女性的生活必需品。
但现在由于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明显化的利益都已被各种各样的同类产品反复承诺着，如减肥产品都在承诺“Χ天减去Χ斤”，“腰细X公分”等。每年冬季的保暖内衣大战，每个保暖内衣品牌都在反复承诺“暖”“舒适”。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营销策划工作怎么进行呢？
1、明显化的利益需求都已被满足，因此你的产品则需要提供消费者变化了的或者更细分化的利益。其实保健品营销每一个进程，每一个突破都是一个不断在挖掘消费者变化了的、更贴切、更细分化利益需求并提供满足的过程。如减肥人群最早的利益需求是粗线条的，多是单纯想由肥胖人群变为正常人，单纯是想减掉体重，现减肥人群的利益需求状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减肥市场里最具消费力的相当数量的女性则是为美丽而减肥，标准已从简单的苗条提高到“胸挺、腰细、臀翘”，因而产品所提供和承诺利益也就要相应调整。
2、你的产品能提供延伸化的利益。如太极集团的促进睡眠的产品“睡宝”刚开始的广告只是单纯诉求“睡宝”如何能够促进睡眠，效果很不理想（能提供睡眠利益的低价竞品太多了，如传统的安定等），后来广告诉求改为：睡宝因为有效促进睡眠，可使你的皮肤更亮泽、有弹性、气色好、更年轻。改动后的效果就突飞猛进了。
3、你的产品能提供更多的利益。如婷美集团的中科.精工纺保暖内衣，因于“暖卡”技术，可以带给消费者更暖（使其比羊绒更暖21％）；更舒适（透气性比纯棉还高10％；导湿排汉性高于纯棉的15％；亲肤性极强，其基础材料可以用于制造人体器官）；更美观，更方便（轻柔性比世界上最轻的安哥拉羊绒还轻20％，比羊绒细50％，因此保暖内衣很薄，也可以搭配更多的衣服）。
4、你能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利益满足方式。减肥品最早的霸主是“国氏全营养素”主要是用替食方法进行减肥，“美福乐”及随后跟进的“康尔寿”提出了“吃饱、吃好、健康减肥”，一举超越了“国氏营养素”，成了减肥品的新霸主。婷美减肥美容胶囊的“阻糖减肥”模式，就比传统的减肥方式“速度加倍、可以减去顽固脂肪，不替食、不腹泻，不反弹”。比竞争对手又略高一畴。
在这里大家明白，更准确、更细致的发现体会消费者的利益需求，并承诺和提供满足是营销更胜一筹的关键。接下来还有个关键性问题：怎么证明你能提供满足这些利益，即在众多的承诺中，（如今年上市的减肥产品就有上百种之多，众多的减肥品都在承诺几近雷同的利益），怎么让消费者确信你的产品能提供这些利益而不是其他，概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总结来说，概念是产品利益的支持，是产品利益的原因和基础，即是因为创新性概念的确立，才使产品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独特的利益。因此，从传播角度来说，因为创新性概念的确立，才使消费者相信你提供的利益是真实的、可信的。每年冬季众多的保暖内衣品牌都在承诺自己的产品有多暖、多舒适，但因为有中科院为后盾的“暖卡”概念，使消费者确信婷美集团出品的中科．精工纺保暖内衣所提供的利益，是最真实的可信的。
一般来说，成功的概念设计和产品的利益挖掘应满足如下关系和原则：
1、该概念可以带给消费者更多、更好、更独特、更贴切的利益。
2、概念所提供的利益，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换句话说，该概念所提供的利益明显优于通过其他途径而获得的相同的利益
3、消费者清楚该产品概念并相信其利益效果感设计，营销成功的保障
在中国保健品消费，可分为两种消费形态：一种是观念性消费，把保健品作为一种生活保障，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如维生素类产品。二是功能性消费，即消费者注重保健品现实是否有效，期望服用保健品来减轻某种病症，相当区域的消费者仍把保健品作为准药品来消费。
换个角度来说，中国保健品市场还是个“急切”市场，即消费者消费保健品仍是以急切的利益需求为主（非典之后也许会有所改观）。这也是为什么减肥、美容、美体、壮阳、补肾、排毒、润肠通便等功能明确，功效感明显，需求急切的产品好做市场，而相对来说，类似免疫调节、延缓衰老、调节血脂、补脑等利益比较远期，且服用当时功效感不很强的产品不好做市场的原因。做的成功的保健品的品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效果感强，这样才会形成顾客满意，才会形成重复购买，形成口碑，产品也才能真正推广开来。从三株、红桃K、汇仁肾宝、排毒养颜、脑白金等都无不是如此，而效果不强的品牌寿命会很短。因此效果感是保健品营销成功的重要保障。
但正如概念设计一样，保健品的效果感也是可以巧妙设计的。即让消费者感觉你的产品有效果，从而使你的营销操作如虎添翼。
一般效果感设计有如下方法和原则。
1、给产品设计一个和产品概念、利益具有联想关系的体验感觉。在这里要注意一点，设计应与消费者生活常识挂钩，如：排毒养颜胶囊服用后的多次排便就是消费者
较易理解的排毒方式。再比如，某品牌瘦腹霜，涂抹在腹部就会有火辣辣的感觉，这也是消费者较易理解的“脂肪在燃烧”的方式。
2、把产品已有的体验感觉进行合理转化，使之与产品概念和利益挂钩。如某减肥药品在服用后有发热、口干、心慌等感觉，这本来是缺点，但经其转化表述，使得消费者相信，这是该药品药效真正起作用的一个表现，使消费者反而对产品真实效果更加确信了。
3、在产品承诺的众多利益中，实现一个或两个利益。由于这一、二个利益的实现所产生的信任感来帮助消费者对其它利益产生联想和期待。在这方面设计之绝妙，当属脑白金莫属。脑白金的核心利益承诺是“年轻态”，这也是为什么其能成就礼品市场的重要原因，（如果单纯是促进睡眠的产品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消费者的如此青睐）。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利益承诺是很难从产品对应的实际效果感上来体现的，这也是为什么“抗衰老”的产品理论上市场需求很大，但现实产品市场却很难成功的原因。但脑白金的操作者们巧妙的设计了一个效果感爬坡逻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图1）
（图一）
因为第一、二、三阶段的利益是实现的，效果感是有的，能使你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因此你也就能够相信和期待着最终最核心的“年轻态”利益。
总结起来，一个成熟的保健品营销策划及操作应是一个完善的金字塔形结构。（如图2）而概念、利益、效果感共同作用于消费者从而产生购买（如图3）。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2
论文摘要：“整体主义”是一个词义宽泛、含混，容易引起歧义，并正被混乱使用的术语。教学实践中，这一不当术语易使讲者难着边际，听者一头雾水，有碍于人文传统的阐释。文章通过递进设问而三作质疑，并建议实事求是地采用“中国古代集体主义”来表述相应的传统伦理。
笔者因工作调动，新近接受“两课”教学任务，备课中，对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以下简称《修养》)中的有关优良道德传统部分的“整体精神”或“整体主义”概念，多存疑虑。此一问题不仅涉及整个传统美德内容编排，还进一步关乎如何弘扬传统，以充实当代大学生人文底蕴的“成人”大计。教义所在，教职所在，故不敢自揣其私。兹条缕三问，既供《修养》编撰者于修订中斟酌、参考，亦祈方家、同道者关注、赐解。
一、术语怎么约定
第一个问题，基于文字的困惑，“整体主义”术语如何约定俗成?
广义上，任何语词都有一约定俗成的过程，只要能基本反映或表达相关事物内容，不致引起歧义，便可因其语义的客观性、针对性而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并在习惯上成为既定语义的“成语”。
就《修养》涉及的道德传统语境而言，整体主义是否足以成其为一约定术语，值得怀疑。首先，其关键词“整体”的含义过于宽泛，包括一应物理、数理、心理及所有社会领域的具象和抽象事物的完型在内，故后缀“主义”，便难以贴切表述《修养》所谓“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传统美德内涵。其次，该术语未经习惯上的共同约定。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各类中文工具书中，除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下称《辞典》在2001年修订版里新增有“整体主义”辞条外，余皆不见获载。如果说，此例还仅仅是说明约定不充分，那么，该词在现实使用中的混乱语义，则足以反映约定不成功、不成型。仅举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为证：键入中文“整体主义”一词，可获得1470余项结果，但其语义语码之纷乱，运用领域之广泛，当令《修养》编撰者们大跌眼镜。对该词不仅褒贬迥异，或视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或勾连专制集权、法西斯主义，甚至从方法论到信仰体系，从古至今，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能掺和其中，自话自说。尽管不能要求《修养》对“整体主义”的肆意泛滥承担责任，但同时却必须承认，该术语确确实实未获得共同约定。其三，整体主义术语还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使其语词大多具有望文生义的模糊功能。即便学术术语，也不一定需要准确界定和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只要经圈内学者共识并默契采纳，亦可约定成学术惯例。但遗憾的是，这似乎也难为整体主义作辩护。
以笔者长期关注传统文化的视线所及，尚未发现上世纪9o年代前有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和文化史专著中，出现过整体主义术语；而且，从严复、章大炎、王国维、梁启超以来，无论以新学思维治旧学的国学大师，还是第三期儒学和当代新儒家代表，以及大陆的文化史专家和西方汉学家中的著名人物，似都不曾使用整体主义之语。即使不言垂垂老者，治中华文化史且仍活跃的权威人士，如汤一介、刘泽华、方克立、冯天瑜、金耀基等，亦未对整体主义提法作出呼应。
概言之，缺乏充分约定的语义基础和必要的学术积累，整体主义术语，未免显得突兀。尤其是考虑到该术语在当今社会歧杂、紊乱使用的时弊，《修养》新版的修订工作，当谨慎鉴之为是。
二、概念怎样形成
第二个问题，基于逻辑的困惑：整体主义概念如何形成?缺乏充分约定，并不根本妨碍概念在逻辑上的成立，只要给出确当的定义，揭示出反映事物本质的内涵，概念即可得以设定。
迄今为止，《修养》第三版仍未对整体主义作出定义，这又不免使学术概念失却了形式逻辑的基础。前述《辞典》，或可视为《修养》之奥援，罕见地收录了整体主义一词，且定义为“历史上统治阶级提倡的关于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一种道德原则与伦理学观点。不过，该定义却不够严谨：其一，以“整体利益”定义“整体主义”，有重复之嫌；其二，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不相称，“原则”和“观点”的外延明显小于“主义”(包括原则、观点在内的学说、理论体系)；其三，最重要的是，该定义并未一语中的、揭示出概念的实质内涵——“整体”的利益取向所在。这就使得定义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不够严谨的解释。词文撰写者或有所感，接下来又作了限制性解释：“抽象地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乃至为之作出牺牲。，，L妇亡羊补牢之下，虽勉强达意，但“整体”仍有待进一步说明。
以《辞典》庞大的编撰群体，外加冯契先生之功力，尚在界说时如此捉襟见肘，这足以表明“整体”词义过于宽泛，至使其“主义”不能被相称、确切地定义。或者说，由于使用了不当之术语，才难以抽象出与概念相符的本质属性。
当然，概念的形式，不必局限于设定或创新之独方，还可通过引进“外援”之别途，从异域输入。英语中即有现成概念：holism和wholism。
1979年版《辞海》将holism意译为“整体论”，指英国在前南非联邦统治者史末资(J．C．Smuts)所创立的一种殖民主义统治学说j，这显然与《修养》的整体主义意趣大相径庭。1999年新版《辞海》虽剔出其殖民色彩，但从时间关系看，似亦对《修养》不存在影响作用。
史末资于1926年首倡整体论时，已从哲学上提出了整体高于或大于部分的思想，但却没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持，故与holism词源一样，其学说还带有明显的“神启”痕迹。整体论在西方大行其道，乃系统论兴起之后的晚近之事。换言之，holism在现代西方，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基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论；二是基于方法论之上的一种哲学观：整体大于部分单纯相加之和。《美国传统辞典(双解)》即作如是解。另外，整体论方法应用于医学，又派生出医学上的整体主义，不过，这一派生术语，通常多以wholism来表述。后者系单词whole(全部、整体)加后缀而成，既直观、准确地表达了整体主义，又免除了holism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用之于西医学，最是贴切、自然。由于wholism的准确性，也常用作holism的同义语，以表述整体主义哲学或整体论方法。
既然西方的整体论或整体主义并不具有伦理学含义，就无从直接导入来指代中国古代思想史现象，因之，也不能成为《修养》伦理传统语境下“整体主义”概念成立的外来语借用理由。如果能进一步假设，《修养》是借鉴西方整体论方法来间接阐述相应的古代道德原则，那也仍然需要对“中国式”的整体主义作出定义。毕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保证东西方这两种“整体主义”具有概念上的等值性。但这样一来，中国式的整体主义概念，又将重新面临定义困难或难以相称、确切界说的逻辑困境，终不免使人产生概念何以形成的疑问。
《修养》与《辞典》中所谓整体主义术语欲表达的思想，虽不存在于holism或wholism中，并不等于西方缺乏相应的术语。英文collectivism即集体主义概念，实已包括了此一涵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集体主义的定义是：“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如国家、民族、种族或阶级)的社会组织(或学说——引者所加)”。对具有如此权威、精确定义的Colleetivism，《修养》竟然视若无睹，不认真加以借鉴，其中必有深意在。
三、逻辑怎样与历史一致
第三个问题，基于历史的困惑：整体主义之名，如何与思想史之实相符?
有三个直接证据可以表明，《修养》中的所谓整体主义，意在表述一种集体主义。其一，相关标题是揭橥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恰恰是集体主义(无论古代或近现代)的应有之义。其二，题下内容所列举的“以公灭私”或“公而忘私”，“义以为上”或“先义后利”，正是古代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三，以超出该题三分之一的篇幅费尽苦心地将整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详加比较，特地分析强调二者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实质上又无异于已把整体主义归类为集体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辞典》对整体主义的处理，也凑同工之趣：其所分别援引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的相应观点，即个人利益服从于城邦利益、公共福利、国家至上原则，都正是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共同阐扬的主张。并且，辞文作者也同样将整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进行了同类异质的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其辞目的英文对照，并非holism或wholism，而是collectivism!明明欲表述一种集体主义，却偏偏要迂回开去，甘冒约定难、定义也难之风险，采用生涩、含混的整体主义术语。虽仅一字之差，但已远离历史之实。兹就《修养》相关内容之偏离史实，略陈二三。
第一，缺乏定位，偏离了思想史重心。尽管《修养》把整体主义放在诸传统美德的首位，却既没点明其所处思想史位置，亦未陈述它与其后“仁爱原则”“人伦价值”“精神境界”“道德践履”的有机联系，从而也就使人难以通过清晰的坐标与参照，来准确把握其思想地位。缺乏定位，实因宽泛而又空洞的整体主义概念不便于定位。若明确以古代集体主义概念以代之，则可准确地定位为传统伦理的核心。甚至于，如能考虑到中华古文化形态的伦理——政治实质，还可进一步定位成整个中国古代民族精神或国家哲学的思想轴心。因为，集体主义不仅渗透于古代各社会阶层的道德观念之中，成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社会、民族、国家向心力和聚合力的“道”“理”依据所在。受过历史唯物主义训练的人，至少应明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而在古代集权社会里，集体主义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第二，“主义”单薄，偏离了传统的丰满实态，既称“主义”而非“主张”，那就是一种思想体系，就宜列出体系所应有的一些思想范畴或基本概念、思想原则或基本命题、思想表现或各类主张。但《修养》对整体主义的概括，仅限于“公私”观、“义利”观和爱国主义三项内容，未免离“主义”的丰富性甚远。并且，古代的公私观与义利观，实具二而一的内涵：公即义，私即利。将二者区别而论，越加衬托出“主义”之单薄。如果不是“整体”过于含混、难着边际，“主义”并不至于失去原有的丰满与充实。其实，公私(义利)观仅是古代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他还有本末观、忠孝观、忠恕观等；爱国主义也仅为古代集体主义的思想表现之一，其余还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民本主义，社会理想上的大同、小康主张，道德上的人性论、仁爱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华夏中心论和天下亲和论等等。总之，只要不以整体主义来放逐古代集体主义之“正身”，上述原本属于“主义”的丰满思想血肉，便不至于一并遭受放逐或忽略。
第三，一字之差，偏离了古代集体主义实践轨迹。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一字之差，意在区别二者的社会、阶级属性，凸现出《修养》用整体主义来特别黏附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利益的苦心孤诣。但是，人为的标签，不仅不能区别概念的本质属性，却倒适得其反，导致生硬的整体主义概念，被生动的古代集体主义实践区别开来。因为，正是基于社会、阶级的属性——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君国大计，治理广土众民的统治阶级，才会以安定团结为前提，掂量“舟水”利害，倡导“民本主义”，凭借集权方式来“为民作主”，从而整合统治阶级利益与民众利益。事实上，中国古代既流布有最完备的集体主义理念，更演绎出古代最富成效的集体主义实践。只要我们不囿于片面的阶级分析，愿意回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历史问题，就不难从古代的文治模式中，发现许多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如颇具统治理性的三省六部制，整肃吏制、扼制腐败的监察制，反映民情民意的上书制和申诉冤制；均田置产、劝课农桑，遏兼并、抑豪强，倡清廉、重身教，以及灾时的平籴、赈济，战后的土地分配、轻徭薄赋等。离开这些集体主义的行政管理实践，断难想像中华古文明竞能绵延不绝，屡创农业化高峰的世界奇迹。然而，在片面执著于社会、阶级属性的整体主义概念框架内，这些整合着统治者与民众利益的集体实践及其果实的鲜活历史，居然就被舍弃，而远离了我们。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仅一字之差，彼此涵盖的历史，何必相隔千里。
四、结束献语：请还“整体”给“集体”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3
一、建构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起源与概念
建构主义成为中国当今国际理论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建构主义强调世界的社会本体和国际体系的文化属性,强调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者习惯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对其具体化,并用来解释国际关系,主要是“规范”、“认同”、“文化”等。
建构主义主要采取社会学方法,虽然并不排斥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用经济学的方法论,但它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和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基本概念是国际政治文化、国际规范、国际认同。文化、规范与认同皆由社会建构而成,均指国际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共识。离开了这些共识,人们就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任何事项的意义。在权力结构与信息环境一定的情况下,文化的意义就会明显上升。
建构主义区别于理性主义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本体论革命,即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不全是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物质本体,而是观念本体或者说是社会本体的重要内容。这种新的提法是国际关系学界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它把理论的基点从传统的物质领域转换到观念领域,不是原来理论的重新调和或补充,而是从本体论上“物质”这个概念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因而它是个创新的论点。而正是这个创新,才使国际法的作用能够在其理论的支撑下重新得到认识。
(二)建构主义定义下的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以“权力利益观”为国家利益观.在此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国际法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说只是需要时即时产生的工具。这种国家利益概念对国际法地位的确立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经济政策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国际法是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因而国际法立法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由于新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虽创新的主张经济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占有很大地位,国家关注的核心仍是权力、安全和生存问题,经济利益的实现辅助于国家政治利益,最终是为国家安全。即在新现实主义者当中,经济因素得以提出但其作用在大方向上却微乎其微的。可以说新现实主义下的国家利益观是涵有少量经济因素的权力安全利益观。
自由主义的学说使经济因素上升到了一定高度,而后新自由主义提出并发展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就本质而言,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相互依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以物质性的要素作为国家利益概念的起点。而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认为:
1.国家利益不是由权力来表现的和界定的,而是由身份或认同来界定的,受到社会化和国际规范的巨大影响。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的不断建构过程中习的结果;
2.国家利益并非一个常量,而是动态的变量。某种情况下,它与观念,文化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
3.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着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还包含着精神利益,国家自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同时指出在传统国家利益观众下的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的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在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和互利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显然,建构主义有关观念建构国家利益的思路,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上,对国际法的研究与发展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都有所裨益。因为它使国际法的地位上升到一个主动的地位而非被动的被决定的地位。
二、建构主义对国际法的影响
(一)自觉认同的观念利益,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立法方面
作为一种行为体的国家,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型、角色和集团身份的特定身份而表现出来的利益所驱动的。从以上思路,我们可以对国际法的地位有重新的认识。例如,美国认同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份子,就会对私有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需要,因而与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身份上的同质性,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所构建的国际法律制度,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相反,此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身份上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坚持计划经济。
它在国家利益与国家身份的塑造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观念的认同,并从角色的定位出发,而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观念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国家把自己定位为某集体的一份子,而不是另一个集体,或者说是因某个特定的概念,这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才有了角色的认同,而一类国家的相似的角色认同使他们具有了相同的国家利益,并由此推导出了相关的国际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内化了各个国家本身观念和角色定位,因此更容易得到遵守与维护。
从而实现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对特定的国际制度的遵守与维护是自觉的自愿的过程,是自我观念认同的结果,是内化予特定文化的产物。这样,利益就是内化为自身的观念,而不是理性主义的外部约束的方式,以强制性的方式所实现的结果,国际法因为是自我观念内化的成果,是自觉自愿产生的。如此,整体的国际法制度就形成了并影响到了最终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这样国家利益与国际法律制度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经过这样分析,国际法的地位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理性主义的外部约束性到建构主义的自我认同的自觉性遵守,其地位的提高不用再做过多的强调了。
(二)在国际法律制度的影响下重新改变的国家利益
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的分析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国家利益的观念性,虽然利益部分出于生物性的动机,但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习得的结果。国际社会的机制、制度、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利益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内化到行为体中,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国家的属性,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不像以往理论所表述的那样是先验给定的、是不变的。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对自身利益并不了解,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中逐渐了解并掌握的。所以,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发展的,不同的国际社会背景,不同的时代,国家利益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认为国家利益是从国际行为的互动和国际规范中而来的。
国家利益可以是国家本身所理解的在国际社会的语境中对某个词的特定理解。当国际社会中的某个特定的规随着时代感的变化而变化时,国家个体持有的利益概念就会相应发生变化,例如,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战争权在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指导下的一系列法律规则的变迁是这种形态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战争权的这种变迁过程中,国际法的权威无疑得到体现。
(三)国家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互动中重新建构的国家利益
建构主义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有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之分,上述我们定义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从国家的客观利益方面来论证的,下面我们来浅谈下主观利益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国家和自私与利己的本性。但这本性不是像理性主义那样给予恒定的假设,而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物质的因素没有起到绝对的作用,而是在认识的过程中重新塑造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中与他者相互碰撞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国家的自我利益看作是一种主观利益,它是一种“信念化的利益”,是一种抽象化的利益观念,而非上述两种在大体框架下已确定的客观利益。
它是对自然利益的重新认识,即这种利益不是内在于国家的本质属性当中而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中与他者的互动中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被重新激活。这样,“他者”,“社会结构”就在国家利益这种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非象理性主义的定义那样比较呆板与僵化。
首先,在国家考虑自我利益时,因为物质资源的稀缺,与他者发生正面或者是负面的互动。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认同”机制就发挥作用了,在相互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一群国家就会认为他们是属于同一些个圈子的,是“我们”一起的,其实这在个人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所谓“物以群分,人以类聚”,但前提是相互交流。那以国家作为行为个体,我们可以参照适用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社会而单独生存,生活。
同样,国家也是,在与其它国家的互动中,交流中,相互激荡中,才能更深刻的认识自我,关注了更多的他者,通过深深的思索,才能重新建构起真正的自我。而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与相似的他者产生一个集体,以自我为中心产生一个同心圆。但是国家是一个群体身份,在群体中实现着自我。“国家利益”就会重新定位。而在这个圈子中,纯粹的“自我”是完全行不通的,在这种集体身份下,关心与支援别国,与他国合作,利他与利已成为一体的,互利成为各个国家真正利己的途径。
而这个互利,利他的过程就是建构主义下的社会结构在起作用,当然首先是观念上的作用,国家之所以能够作出利他,互利而不仅仅是利己,完全是这种集体观念的影响,是集体这种“文化”的影响。这就是建构主义对于国家利益这种主观利益的所作的解释。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国际法的立场下,建构主义的观点如何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它从内心信念中使各个国家遵守国际法,从而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
既然各国家是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来界定国家利益,在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影响下来重塑国家利益,而这种社会结构与观念在集体当中通过互动总会通过一定的形式化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规范,制度,是国际法。而在建构主义的理论解释下,国家遵守国际法是完全自觉自愿的结果,因为首行国家构建国际法是自觉自愿的结果,具有同一集体身份的国家,利他或者互利是完全是出于自愿的选择,是完全出于自我利益的动力,是不断通过建构后的最优选择,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使法律得到了最高程度的道德化的要求。
至此国际法的合法性问题就容易得到解释,“一个法律制度,或者一项法律规则,如果它不是内在被社会所广泛接受,人们服从它只是外在地处于对威胁性制裁的害怕,那么这种制度或这项规则的存在也就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将一个不被真正接受的法律制度强加于社会是颇困难的。决定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不是制裁,而是一些内在的因素,国际法规则是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因而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而且,这些规则构成了主张利益和认可利益的根据。而这里的利益是国家自身认同的内化成的一种信念。
既然规范、法律、习俗、学习与机构等可以从根本上建构与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国家行为体必然将重视国际法对其的约束及违反的后果,从而国际法的功能与价值得以提升。
其实,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现在国际法已经关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国际法上的人权问题和对一切义务的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国主张的和谐关系,使建构主义恰当的解释了当代国际法。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共同的世界性主题。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4
关键词：文化；民生；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42-06
近些年来，文化民生作为新兴语词逐渐成为政界、学界、理论界、舆论界等各界普遍关注与重点思考的对象。在这股“文化民生”热潮中，也存在着“冷然不均”的现象。大家对于“文化民生”的关注与探讨，大多集中于“如何建设文化民生？”的方法论层面。对于“文化民生是什么？”即概念的界定，大都表述为“文化民生是文化层面的国民生计”。而关于“为何要建设文化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等同于“为何出现文化民生概念”——的探讨最为薄弱。后者事关前两者的效度与深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1]（p.1）因此，本文试从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辩证关系的视角，考察与发掘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以期彰显文化民生概念的学理价值与战略意义。
一、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关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550）对此著名论断，有观点认为某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主流；只要统治地位不变，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而所谓“认同危机”、“认同威胁”亦自会化为“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这种理解过于乐观并略显机械，其偏颇之处在于将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视作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静滞状态。其实，马克思所做的上述静态描述与历史抽象，并未掩盖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背后的过程性特征，该特征体现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应然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然性转化；主流地位的必然性与认同的现实性互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名词性术语对其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隐藏设置”，并未“稀释”后者作为历史创造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是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是认同的行为客体。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三个阶段。根据影响认同的动力源划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表现为三种类型——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与利益认同。其中，在价值层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最高水平，起引领作用；制度认同是中间水平，是价值实现与利益整合的载体；最低水平是利益认同，处于基础与前提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离不开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但只有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与前提，并最终受利益认同的支配，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经典表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550）我们可做以下逻辑推演：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获得认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的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理论要获得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从中我们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人民群众是理论认同的主体；第二，理论若要获得主体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第三，“人本身”即人自身的（根本）利益。可见，利益是理论认同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亦概莫能外。
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利益与民生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达。而利益理论与民生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同一问题的两种回答。民生是利益的具体表现，而利益是民生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体现就是改善民生；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利益的历史就是改善民生的历史。通过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利益，进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利益”形成了系统的利益理论。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利益理论，将其与中国语境的民生概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民生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始终基于实现利益或者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视角。
利益问题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1842年至1843年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p.588），正是对利益问题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4]（p39）。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p.187）马克思还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p.550）。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要以利益为基础，在唯物史观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们全部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2]（p.55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p.320）；“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7]（p.411）人们活动的动机、手段都由利益来决定。
列宁认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8]（p.189），因为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人们不能够长年累月地处于狂热的兴奋情绪中，而只有经济的需要才能促使他们工作”[9]（p.400）。正是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因此，1921年，列宁提出“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没有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否则“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0]（p.259）。
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1]（p.864）。1942年12月，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2]（p467）“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13]（p.146）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进一步概括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p.864）1948年，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4]（p.1318）。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5]（p.257）中国共产党“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16]（p.337）。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值得爱。邓小平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6]（p.337）。
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之一，即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7]（p280）。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8]（p.11）。
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切身利益”，并第一次将利益与民生直接联系起来，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中，他着重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如果从字面理解“民生”二字，民即人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生即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与前提，那么“民生”便有认同主体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意，而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民根本利益问题的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民生关乎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根本、最重要的利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改善民生作为一种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就成为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战略意义的实现形式，而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互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两者借助“利益”搭建成一对互生共存组织，形成了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判断意识形态的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的。一般而言，每种意识形态都会给民众一种利益许诺，能够更好更快地兑现的意识形态就会获得普遍认同；倘若无法践行其利益承诺，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认同力。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认同都在遵从这个简单的逻辑。人民群众一般不是以一种理论思维，而是以一种利益满足的状态去完成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成败，也是以对人民的利益承诺能够及时兑现为根本条件的。因此，“离开意识形态与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再精致的语言，再巧妙的宣传都会丧失意义”[19]。
另一方面，以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导向[20]。改善民生作为利益实现的现实机制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基本前提，并非否定后者的能动作用，而正是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因为只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之下，才能保证改善民生作为利益机制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性质，所以改善民生必须始终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始终将保持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广泛性与持久性作为重要目标纳入改善民生的目标体系，始终以是否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检验改善民生的利益机制效度的重要衡量准绳，从而更高效、更全面、更持久地改善民生。
二、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
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基础是“民生”概念本身，而对后者的宽泛界定为其分支概念的发生与发展留下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使得关乎人民利益的任何方面，均可纳入民生范畴。得益于此，民生概念方可衍生出文化民生、政治民生、生态民生等次生概念，进而形成以原生概念“民生”为核心、其他次生概念为主体的概念群。但是，这也仅为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由逻辑可能转化为逻辑必然，提供了一个必要非充分的逻辑前提。此外，历史可能转化为历史必然的历史前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逻辑与历史是相互统一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这一思想方法做了准确的阐述，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p.588）。历史与逻辑之间，历史处于第一位，逻辑则严格建立在历史之上，脱离历史的逻辑，只能是不堪检验的臆断。因此，我们对概念生成进行逻辑剖析之外，还须加以细致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民生”一词古已有之。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书提出的“民生之不易”和“民生在勤”（《左传·宣公十二年》），是目前“民生”概念的最早出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饱含了屈原的民生情怀。《尚书·夏书》中的“厚生”作为“厚民生”的略语，已蕴含有“民生”之意。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说：“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左传·成公十六年》）其中，“民生敦庞”是民众为君效命的前提。现存经典中“民生”概念不多，且没有明确的界定，但被数个朝代（如夏、西周、春秋、战国）、数个诸侯国（如晋国、楚国、齐国）的人长期且广泛地使用，说明社会对其意蕴已形成基本共识，这对后来民生概念的演化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就为何如此关注民生概念，在《民报》发刊词中做了回答：“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擅扬时代也。”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而“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21]（p.327）。孙中山所指社会问题的核心即民生问题。
通过文献考察，孙中山首次正式使用“民生”概念是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裨益。”“民生”与“日用”并列以对“军国”与“国计”，意指人民日常生活，侧重物质层面。孙中山对于民生概念的首要贡献在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概念界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2]（p.355）。
对于民生概念的外延，孙中山多次将其阐发为衣食住行四大方面。比如：“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23]（p.322）“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24]（p.39）“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22]（p.355）
1912年12月，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资本、土地、实业与教育。1920年3月，孙中山手订《地方自治实行法》，指出“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必学校立，而后地方自治乃能进步。故于衣、食、住、行四种人生需要之外，首当注重于学校也”[25]（p.224）。“四大纲”与“五大需要”共同标志着孙中山关于民生概念的理解突破了物质层面的局限，将学校教育纳入其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孙中山民生概念对的民生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1938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建国方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26]（pp.189190）可见，认同孙中山衣食住行加教育的民生观，但并未停滞于后者“四大纲”、“五大需要”的水平，而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这种质的突破，是通过反复论述文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而实现的。
1940年1月，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讲演（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发，全文15节，6节专谈文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民族性、科学性基础之上，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就是指文化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服务。这种文化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能被“少数人所得而私”，“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7]（p.708）。
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人民大众作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决定了“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1]（p.864）。文化真正为大众服务，“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11]（p.864），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民生建设重回正轨。1978年8月，针对当时文化民生领域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与黄镇、刘复之的谈话中强调：“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对此，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6]（p.337），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
邓小平从两个文明建设的高度，践行自身的民生理念，诠释对民生概念的理解。可以说，两个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6]（p.337）。因此，从一定意义而言，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事实上就是建设民生，其中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建设物质民生，“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建设文化民生，“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灵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邓小平看来，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种科学论断对于物质民生与文化民生同样适用。
十分重视民生建设，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28]（p1471）他还多次集中论述文化方针，对于文化民生概念的形成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1990年，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他指出文化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向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1991年，在《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讲话中，他强调文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的利益。在建党70周年讲话中，他重申“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9]（p.159）。1996年，他再次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30]（p.2150）。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转换，从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到民生建设，文化功能与民生建设的主题也不断演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大众性特征及大众化趋向则越来越明晰，实现民生建设的全面性与平衡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成为了文化与民生建设历史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当下审视
除了逻辑前提与历史前提之外，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可能转化为现实必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前提，对其生成逻辑加以当下审视，不难发现背后不可忽视的现实机缘。
（一）文化民生是文化为民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民生两个关键词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重心与工作重点。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文化复兴也迫在眉睫。文化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民生与文化作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键词语与中心议题，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对两者的关注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民族、国家、执政党等高大主体，也不仅仅是限定于文化教育的狭隘视域之中，而是突破了主体与视域的种种局限，第一次直接从文化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的角度来谈。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是人民根本利益甚至基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人民群众都是文化主体，人民群众不仅仅生产文化，更应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民生概念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进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而尽管报告中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文化民生概念。但是，报告本身对于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所产生的双重启示则是不言而喻且影响深远的。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与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实践进程中，产生文化民生的概念是必然的，并对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与民生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指导与促进作用。文化与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空相遇，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题与重点，这种双主题、双重点的格局，成为了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现实土壤。
（二）文化民生是文化利民的实践选择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改善民生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正如指出“当今时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31]（p.33），人民对于文化的渴望也与日俱增，要求改善文化生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善民生过程中相对于物质层面“经济赤字”而言，更多地面临着如何消除巨大的“文化赤字”的课题。
而改善民生的实践自身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文化缺口”，往往被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看作发动文化战争的最佳突破口，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借用文化载体影响、争夺人民群众的“名正言顺”的口实。在此旗号之下，借机炮制各种“口感”的“有毒”文化迎合人民群众的文化“胃口”，随之而来的是看似人民群众的文化餐桌丰盛，而实则人民群众文化营养不良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要认识到不断地缩减民生的“文化赤字”，就是在不断地改善文化民生，但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文化消费品在量的层面上的简单增加，而关键在于质，这需要始终站在有利于改善人民文化生活的文化利民的高度。
（三）文化民生是文化保民的安全之举
文化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人民群众已不再简单扮演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围观者、受众的角色，更多情况下是以直接参与的主体身份出现。文化安全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执政党层面，它如同空气，与个体生命也息息相关。无论是对于文化的抽象主体还是具象主体，文化的穿透力、影响力与杀伤力都是不可小觑的。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安全又是安全问题极其关键的一环。文化安全，如同其他安全问题一样，都会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地影响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与生产。
而通过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日常文化领域施加渗透、影响甚至操控，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境内实施和平演变阴谋的重要伎俩。而剧变之后，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演变的战略意义也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文化入侵、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首要标靶。如果我们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有利于人民发展的文化，那势必会被其他文化所迷惑，最终危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民群众所处的文化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安全问题不仅存在于执政党、国家、民族等层面，更广泛地存在于普通的基层民众中间。文化安全本身就是人民根本文化利益和基本文化权益的体现，而破坏人民群众文化安全本质上是对人民文化利益的一种腐蚀、消解与掠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这种倾向和态势，要求我们重视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体现就要加强文化民生建设，进而巩固人民群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度与深度。
总而言之，文化民生概念生成是在其本体逻辑、实践历史与所处现实三大前提之下得以生成，三方缺一不可。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逻辑、历史与现实，无不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继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民生的同时，加快文化民生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感召力与认同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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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利益的概念篇5
「关键词物权、他物权、地上权、物权法原则
1我国土地物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物权与债权同为财产法的两大支柱，但相较于债权，物权具有支配性、绝对性及排他性，故物权法在各国立法原则上均采取物权法定主义规则，即由法律事先强行对物权之种类、内容及其效力等予以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在此内容方面有意思自治。同时又因物权法（尤其是土地物权制度）与各国的政策性规定关联很强（如各国所有制的不同），这样各国物权法虽在物权法原则及物权效力上具有相通性，但彼此的物权种类却因各国的政策性选择及习惯法的作用而有很大差异。
自物权法的发展及其规范内容来观察，土地自始至终均为物权的最重要的标的，土地物权是最基本的不动产物权。我国目前有关土地的立法性文件林林总总，虽已达100多件，但从土地为物权标的角度来看，因我国目前尚无完善物权法，民法基本法《民法通则》甚至未使用“物权”之概念（其第五章仅有“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为章名），如严格依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则除所有权之外，很难依现行法而确定我国的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此立法背景亦导致法学理论界在阐述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时，于概念使用的不规范、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的极不统一与混乱的现状。相应地亦导致土地经济学界在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如土地产权概念），故目前在我国确有制定一部物权法之迫切需要。而制定物权法则首应明确我国物权法在民法体系上的选择与定位，即我国目前的物权立法（实质内容的）与理论研究均经前苏联而继承传统大陆法系（以德国民法、法国民法为首）一脉，并非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制度。而在大陆法系，物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而建立其抽象体系，并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侧重向他物权体系拓展，以达物尽其用的社会目的。至于“产权”则为英美财产法上的概念，而英美财产法（包括整个英美私法）是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由能够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财产权利的共同性效力及属性构建起来的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财产权概念，这与将物权作为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并将支配性属性寓于整个物权制度之中，讲究抽象的演绎方法的大陆法系很不一样，英美法中的财产权或产权概念很难在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定义，这是两大法系的差异性所致。而我国目前所讨论或拟将制定的，很明显是继受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制度。故在我国应摒弃产权概念在土地物权制度中的使用。
2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定位
我国土地在所有制上经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现在的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局面，这是探讨我国土地物权法制度的基本前提。土地国家所有权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已有较统一的认识，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在以下两个问题存在争议：其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化，不能体现所有者的地位与利益；其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远较一般所有权而大受限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则已不仅为物权法问题，而关乎所有制度。实际上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应为全体集体组织成员，但就具体权利的行使倘应由全体成员或须征得全体成员的同意，则在事实上为不可能，故应须在选举基础上推举集体组织的代表，并由此代表（一人或数人）依全体成员的意思来行使所有权，并为全体成员取得因行使所有权而获得的利益。至于该集体组织的代表如何产生，如何行使所有权等则应由民法及相关法律共同规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其权利内容的限制实际上是受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无非是为了农耕或非经营性建筑，如宅基用地等）的限制，且倘考虑到目前各国对耕地的保护以及我国公有制的性质，则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在如何限制方面也确实存在许多需完善的地方。
3城镇国有土地他物权
现代物权法在强调传统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静态归属的同时，更不断地向动态利用方面发展，其表现则是他物权体系的发达。因为在物权法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下，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而在资源有限的现代社会，所有权相对于众多的人口的需要来讲，终是少数，倘再有所有权崇拜的心理作用，则物（社会资源）很难流转到其最佳或最需要利用人手中，必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样就必须在所有权（自物权）之外另辟途径。而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属性正好迎合此需要，这样在物的这二重属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物权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在将来也深深地影响着物权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质上亦是按此思路进行的。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国家（实代表全体人民）所垄断，而国家主体为抽象的存在，其权利必须由实然的主体去行使，即设立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既然国家垄断所有，则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所有权的交易，而城镇国有土地要改变以前无偿无期无限制的使用状况，并使土地进入地产市场成为交易的客体，则必须寻找另一种土地上的权利替代土地所有权以带动土地进入流通领域。而这种权利在我国就是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概念在各国物权法上并未有见，就概念的科学性来讲，此概念并不能完全地揭示其内涵，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内容依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并不是单纯的使用，至少还应包括占有、土地的开发及收益等权能。但此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已相沿成习，故立法及大多学者均使用此概念。另自所有权权能之角度看，使用又仅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且用益物权也主以使用为其最基本的权能。这样在我国就土地的用益物权方面使用“使用权”这一概念时，就不得不繁琐地限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使用权”等以示区别。土地就其用途而言，无非耕作与建筑（包括宅基地）二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则主要是建筑及土地开发，此类似于传统大陆法系中地上权内容，故大多民法学者主张以地上权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概念。笔者亦认为采用地上权概念有助于我国土地物权体系的建立。但也应看到：地上权是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概念，地上权的内容广于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概念，即地上权还包含了非开发性经营的宅基地使用权。故在我国采用地上权概念，只须明确在他人土地上从事建筑及开发为其内容，这样现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或城镇集体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均包括于其中，至于哪些地上权可以进行交易则可由法律规定解决。至于有些学者所认为应成为一项独立物权的土地开发权、土地经营权，实际上均仅为地上权的内容或权能，已为地上权概念的内容所包括，并无独立的必要。
我国选择地上权（下述均用地上权概念代替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其原因在于：①确保土地公有制；②担保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仅有抵押权一种）在性质上虽为他物权，但它追求的是土地的交换价值，倘以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则在抵押权实现时即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移转，此与坚持土地国有原则不符；③地上权是以追求土地的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地上权的享有与行使以实际占有土地为其基本条件，地上权的移转与流通，必导致土地占有人（即利用人）的不断变动，这样在有序的房地产交易市场条件下地上权的流转，就必带动土地流转到最佳的利用人手中，而丝毫不动摇国家所有人的地位。这样在私有制国家以土地所有权与地上权为二元交易标的模式，在我国因公有制度原因就仅能体现为以地上权为交易标的一元模式。目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依行政划拨或出让合同而取得，在性质上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均应为物权，只是因取得方式不同而在权利效力上有所差异。
地上权的移转，自民法上看即为地上权人对其权利标的-地上权依法律行为方式所作的法律上的处分，即地上权人对其所拥有的地上权享有处分权。此处分权的享有为地上权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法律逻辑起点。地上权人处分地上权行为的方式大体有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抵押权等。买卖、互易、赠与（此为非交易方式）为依债权行为方式使地上权产生变动；而设定抵押权则是在地上权之上再设定一项不动产担保物权，于被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导致抵押权实现时，通过变卖、拍卖（在我国现行法上就土地使用权抵押只允许以拍卖方式实现）而使地上权发生变动。故就土地所有权、地上权与地上权之抵押权三者的关系来讲，构成立体层次的物权关系，即由国家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地上权，再在地上权之上设定抵押权，前者以土地为标的，后者则以地上权为标的。地上权人通过买卖、互易、设定抵押权等方式使地上权进入流通领域，进而形成房地产交易的二级、三级……市场。
地上权可否成为租赁行为的标的，因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与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先后规定的不同而有争议。租赁权虽然在近现代民法中有物权化的趋势，但仍属债权，且是以对标的的用益（即追求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性债权。既然要使用，则必须要求以对客体的实际占有为前提，这样亦必然要求租赁权的客体必须是有形的实体物。而地上权为不动产物权，显然不成为使用的标的。当然地上权人仍不妨以其所取得的土地出租于他人，但此时租赁之标的为土地，而非为地上权，且还应视法律或地上权设定合同（即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地上权人有无出租的权能而决定。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6
全文约18，000字。除引言外，共分为五个部分：一、自私的定义；二、自私的相对性；三、自私的划分与人的道德划分；四、人为什么自私及自私的历史性与永恒性；五、从上述讨论中引出的几个结论。
一、 自私的定义：剖析“自私乃损人利己的行为”的定义，认为此定义不足以概括人们实际运用这一概念的全部本质特征。主张将自私定义为：当人同他人，社会发生利益关系时，他首先考虑的、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利益；当人认为自已同他人、社会的利益不矛盾时，这种为自己利益考虑的动机即可指导客观上“利人利已”的行为；当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社会的利益构成矛盾时，这种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动机，就表现为牺牲他人、社会的利益，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的行为。
二、 自私的相对性：1、自私相对无私而言。批判“人纯粹自私”的论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可分为损人利己的“恶性自私”、利人利己的“合理自私”，舍己利人的“大公无私”三种形式。
2、自私可分层次。自私可指“为了我”（个体），也可指“为了我们”（群体），要看以何种利益关系作参照。
3、从自私可分层次、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发生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事实推出“自私是古已有之”的结论。即使假定古代社会氏族内毫无利益冲突。
三、 自私的划分与人的道德划分：1、人的利益关系既有现实的同一性（统一性），又有现实的矛盾性。利益同一和矛盾的原因。
2、自私既可分为“恶性自私”、“合理自私”，还可分为“近自私”、“远自私”。
3、以“蛋糕理论”说明，工人与资本家同样存在“利益同一性”。
4、道德上可将人大致分为：“恶性自私者”、“合理自私者”、“大公无私者”。三类人均“不是纯粹”的，可以并事实上相互转化。
四、 人为什么自私及自私的历史性、永恒性：批判“生产力水平决定私有制进而导致私有观念（自私）的产生”
的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只为人们事实上占有某物提供客观可能性，只有人的要尽可能满足自身、家庭、集团而不是他人、他集团的利益要求的欲望意识，才得以使人对某物的占有成为排他性的事实━━成为私有财产。与其说是私有制决定私有观念，不如说是私有观念决定私有制。
现代社会生物的研究证明，与人类同祖的现代类人猿其内部存在等级、利益冲突━━假如这是事实，则实难设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类没有“内部（氏族内）的利益冲突”。
关于自私产生的假设：人的本能冲动（包括人所具有的意识能力）
在它与客观存在━━作为个体的自己，作为群体的我们与作为个体的他人、作为群体的他们以及相对各自的欲望要求而稀少的财富（利益）发生关系时，就可以且必然产生出私有观念来。因而决定私有制的产生。
自私极可能永恒地存在。恩格斯说，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摆脱兽性。
五、 从以上讨论中引出的几个结论：一般结论：自私既有积极、消极作用两重性，就不能一般地否定自私。
主张肯定“合理自私”，否定“恶性自私”。
经济的结论：经济制度必须适应“人的自私”的存在，人的工作应与其利益密切挂钩。
政治的结论：如果人确有“损人利已”的倾向性、可能，就不能让任何人掌握一种绝对的权力。
除正文外，请参阅：（一） 笔者收集整理的《“自私”的解释及使用“自私”的实例》。
（二） 本人著《自私的歧义分析及其他─与汪丁丁先生商榷》。
（三） 《“健康的自私”和“伪善的无私”》（刘以宾）原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0月25日。
（四） 《说“自私”》（载《杂文报》2000年8月29日4版）。
（五） 《自私论》（文清源著，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六） 《重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观》（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3期）
（七） 《“人性自私论”的现实危害与理论悖误》（张瑞甫著，载《当代思潮》1997年2期）
一、 自私的定义
自私，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一个概念，并非因为人们经常使用而便于给它定义，作为研究，怎样才能比较科学地定义以概括其全部本质特征呢？ 美国学者威尔逊在《新的综合》一书中，甚至将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基因也说成是“自私”的。按威尔逊使用“自私”概念的意义推而广之，一棵小草同另一棵小草争夺养料，鸟吃虫，猫吃老鼠，一只狗同另一只狗争抢骨头，人吃猪肉，食谷物，这统统是“自私”的表现。尽管威尔逊也承认基因既无意识，也无情感。实际上，威尔逊是将任何生物体表现的有利自身、且以损害其它生物体为代价的“客观行为”统称为“自私”。威尔逊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私这个概念，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为了研究的方便，只限于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上使用自私的概念。
自私，作为人的属性之一，作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可表现为人的客观行为，又可表现为人的主观意识、观念、动机。由于人的意识、行为的统一性，自私可兼指行为、观念二者；又因为人的行为、意识之间可能脱节，空间时间上发生分离，或以矛盾的形式出现，它又可独指行为或观念。那么，究竟从主观意识方面给自私定义好呢？还是从客观行为方面给自私定义好呢？
有人侧重从客观行为及其效果方面给自私定义，认为“自私，是指人以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行为”。换言之，自私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客观行为。我将此定义称为“自私的客观行为定义。”
该定义符合人们在道德评价中着重行为效果的习惯，而且，许多人在许多场合是在损人利己的行为的意义上使用自私概念的。但是，该定义失之于简单。
首先，按照该定义的规定，只有当人事实上表现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时，人才可以被称为自私。如果人没有表现损人利己的行为，那就不是自私的。然而，众所周知，如同人可以有犯罪的意识，动机，但并非一定事实上表现犯罪的行为一样，人有损人利己的意识，也并非一定事实上表现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是因为：一、动机、意识指导行为的产生，其间尚有一个过程。在过程完成之前，一种动机、意识可能己经改变或消失，被另一意识、动机所取代；二、一种动机、意识可能仍然存在，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或由于另一意识、动机的抑制，该意识、动机暂时没有指导行为的产生而潜伏下来。因此，人没有表现损人利己的行为，但这并不等于他头脑中一定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意识、动机。由于客观行为的定义没有将此种情况包括进去，在解释有些现象时，便显得生硬、牵强附会。例如，某人在某事上没有表现损人利己的行为，但在另一事上又表现了损人利己的行为。按客观行为的定义，就只能这样解释：他由不自私变成了自私。但事实上，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这种客观行为的变化是动机、意识相应变化的结果；二是行为虽然变化，但动机没有变，动机是原来就存在，是连续的。按客观行为定义来解释第一种情况，是合理的，但解释第二种情况，则显然不妥。
其次，如果在严格的“损人利己”的意义上使用自私的概念，那么，当有人遇难不帮或见死不救①时，这类行为也不能被称为自私。因为行为者他既不损人，也不利己。而事实上，人们没有例外地将此种行为称为自私，这类行为者被称为自私的人。
尤为重要的是，当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表现为利己利人（互惠）
时，人是不是自私的呢？按照客观行为的定义那也不能称为自私。
但我们知道，利己利人的客观行为效果，常常是从“为我”的主观动机出发的结果（当然有其他情况）。当有人实施客观上有利他人、社会的行为时，“利他者”很可能是为了从他人、社会那里获得相应报酬。“他的良好行为是一种老谋深算之举，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及其亲属的利益。”②观念、动机是自私的。正因为是“为了我自己的及其亲属的利益”，所以，如果他的良好行为（利他）没有能使他从对方获取他认为的相应报酬，或少于他认为的相应报酬，那么可以预期，他的良好行为将消失或减少，假如他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他的良好行为将继续表现。这类行为，虽然仅从行为效果（利己利人）看，从静态的意义上看，的确不便称为自私，但如果从动态的意义上，从主观意识、动机方面看，就有充分的理由称为自私。
由此看来，仅从客观行为方面给自私定义，虽然考虑到了行为动机的统一性，但由于没有注意到观念、行为的矛盾性与脱节的可能，故没有概括人们使用自私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所以，有相当的局限性。
从主观意识、动机方面为自私定义怎样？
无疑，从主观意识方面为自私定义是有根据的：一、只有人才具有鲜明的意识（当然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所以从主观意识方面定义，可以将人的自私与其它动物的“自私”（本能）很好地区别开来。并且，这符合我研究自私只限于人的目的；二，从主观意识、动机方面给自私定义，便于从动态的角度认识自私与人，从而避免客观行为定义的局限；三、动机、意识比行为本身更有力，其逻辑是：通常情况下，人的行为总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消灭意识、动机，那就能同时消灭行为本身，但消灭了行为，却并不等于消灭了意识、动机，而只要动机、意识仍然存在，它又可将消灭过的行为重新生产出来。
于是，我将自私定义为：当人同他人、社会发生利益关系时，他首先考虑的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当人认为自己同他人的利益不矛盾时，这种为自己利益考虑的动机即可指导客观上利人利己的行为；当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社会的利益相矛盾时，这种为自己利益考虑的动机就表现为牺牲他人、社会的利益来维护发展自己的利益的行为。
对自私作如此界定，也许仍然没有概括人们使用该概念的全部本质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自私这一概念，必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的整体把握。为此，就必须将对人的主观意识、动机与客观行为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
二、 自私的相对性
自私的相对性意义之一，是指自私相对无私（大公无私）③而言。
没有自私，便无所谓无私，反之亦然。
一些思想家们认为④，支配人处理与他人、社会利益关系的唯一原则、规律是“利己”（自私），在处理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时，人只有一种观念、意识、动机，那就是“为自己”，如同河水不会向河源倒流，人不会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即便有人在客观上表现了有利他人、社会的行为，甚至这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那也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满足自己爱惜荣誉的冲动的需要，（因为在行为者看来，他的荣誉的价值，大于他生命的价值。）这就是、这还是“为自己”。（自私）
早些年，我国一些青年人曾讨论人生价值问题，著名的潘晓也谈到了自私的问题，认为，即使是被人们称为崇高的大公无私者，那也不过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可能有利他人、社会，但在主观上，他总是从自己，从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冲动、情感、价值观念的要求出发的，因此，也只能是“自私的”。
以上观点可称为“纯粹自私论”。
按纯粹自私论的逻辑，任何人的道德行为，只有客观效果的差别，而没有主观动机的本质差异。“为他人、为公”，只有客观效果的意义，作为观念、意识，实质上并不存在。
必须肯定，任何人的道德行为，乃至其它一切行为，只要不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只要其中存在行为者本身的意识选择，哪怕是潜意识的作用，那么，行为总是要符合行为者本人的某种意愿、欲望、情感和价值观念，否则，行为本身就不可思议了。正是在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无论“我”以任何方式表现任何行为，作为行为者“我”的主观目的，总是“为了我”。在这里，“为了我”与“我”的行为，恰象如来佛的手心同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孙悟空的本事再大，他也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仅在这一点上，纯自私论的见解是颇为深刻的。
但是，虽然纯自私论者注意、强调了任何人的道德行为必然要符合行为者本人的某种意愿、欲望、情感和价值观念这一共同点，然而，纯自私论忽略了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意识的差异，因而难以使人接受。它无法对下述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a、“我”为了得到他人的钱财供自己享乐，于是杀了人，夺取了他人的钱财，这是为了“我”。
B、“我”为了赚钱，在没有弄虚作假的前提下，我为他人提供了某种商品或服务，而后赚了钱，这是为了我。
C、“我”认为人应为国家、民族、社会、他人的利益服务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光荣的。因此，“我”选择了牺牲自己，以有利于国家、民族、社会、他人的行为。由于这种选择符合“我”
前面的价值观，那么，这也是“为了我”。
a、B、C三类行为，就客观社会效果而论，其差别显而易见，a类行为是“损人利己”，B类行为则是“利人利己”，C类行为是“舍己利人”，这恐怕没有异议。
就主观意识、动机方面看呢？三类行为背后的观念、动机都符合行为者“我”的某种欲望、意愿、情感、价值观念，这一点是共同的。问题是，差别呢？差别是存在的！在a类行为背后，不仅存在“为了我”的观念动机，而且存在“为了我，可以甚至必须牺牲他人利益”的观念；B类行为亦存在“为了我”的观念，但同时又存在“我要兼顾他人利益”的观念，虽然，很可能只是把兼顾他人利益作为满足自身利益的手段；C类行为背后的主观意识又怎样呢？“我认为这样做，才正确，才光荣，才崇高，所以我这样做了”，“我”这样做符合我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也是“为了我”。然而，就在“我”的价值观念中，存在“应为国家、民族、社会、他人利益服务”的意识。在这里，只有“应为国家、民族、社会、他人利益服务”的意识，才符合“我”的价值观念，否则，我就不这样做。因此，在“我这样做，符合我的价值观念”
的意识中，己经包含了“应为国家、民族、社会、他人利益服务”
的观念。而a、B两类行为背后并不具备“我可以牺牲”的意识。
由此看来，三类行为背后的主观意识、动机的差异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如果笼而统之将三类行为背后的观念、动机通称为“自私”（利己），就不便将三种有差异的观念、动机进行区分。此是纯自私论的最大缺陷，也是人们不接受它的关键所在。
为了不仅在行为的社会效果上，而且在观念、动机上区别三种行为及背后的观念、动机，我以为不妨将a、B两类称为自私，（其中a类又可称为恶性自私，B类可称为合理自私，后面还将谈到。）C类可称为无私。
研究自私，自然就引出无私来了，本文不准备详尽研究无私，但提一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将自私等同于利己主义，无私则可等同于“利他主义”（或称“无条件利他主义”，以区别形式上的利他、实质上为我的利己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动机和行为，无私是指“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以单方面为了别人的利益。”当利他主义者实施利他的行为时，他“无意要求同样的回报，不是为了从对方获取相应的报酬而有意这样做。他的利他行为、观念相对地不受社会奖惩的影响。”⑤这里关于利他主义的解释，完全是借用美国学者威尔逊的描述。虽然仍可能不够精确，但作为与利己主义相区分的对立的概念，还是相当有用。
人的利益有两极，一是个体的利益，一是整个人类的利益。因此，可将自私与无私分为两极，一极是为了单个人的利益的观念、行为，可称“绝对自私；”另一极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的行为、观念，可称为“绝对无私。”介于两极的“中间地带”，那些为了朋友、家庭、集团、派别、地方、民族、国家的利益的观念及行为，既可称为无私，又可视为自私，全看以什么样的利益关系作参照。恰于公与私是相对的，可分层次的，自私也一样可分层次，这是自私相对性的第二个意思。
例如：母亲为了儿子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即使儿子的行为是反社会的也罢。仅就母亲与儿子之间的利益关系看，母亲是无私的，但就母亲儿子与社会、他人的利益关系看，母亲又是自私的。
认识自私的相对性，对于回答自私是人类存在即存在，还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种理论认为，古代社会（原始社会的早期、中期）人是不自私的，由于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使得个人利益总是溶于集体利益之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成员，没有个人私利可言, 总是把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了集体的利益或其他成员的利益，个体乐于牺牲自己。然而，持这种理论的思想家、理论家又用他们所了解到的、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知识告诉人们，生活在该时代的群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也会为了争夺猎场、牧区等发生冲突，也就是说，一方面群体内没有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却存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释两种不同的现象？
问题：群体内没有“为了我”的利益冲突，但群体之间，却存在“为了我们”的利益的冲突。
假设必须是“为了我”（个体）的利益才可称为“自私”，“为了我们”（群体）的利益就不能称为自私，或只能称为“无私”，那么，当现代社会的法西斯集团的个体成员为了其集团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时候，（如日本的神风队员）是不是也不能称这些法西斯分子是自私的呢？或者,我们还必须称他们为大公无私者呢？
用自私的相对性则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就个人与群体的利益关系而言，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是无私的；就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这种个体的行为又是自私的。
不仅“为了我”是自私的，而且“为了我们”也可以是自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使用“集团私利”，“民族私利”这类概念。
如果上述分析站得住脚，那么，即便古代群体内完全没有个人私利，没有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讨论），仅从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看，自私是古己有之，而并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三、 自私的划分与人的道德划分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7
【关键词】含义；意义；公共利益；宪法解释；公私利益平衡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利益”是我国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首次出现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0条（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增修条文第22条（宪法第13条第3款）。[1]这两个条款通常被看作“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的宪法规范依据，即宪法上的“征收和征用条款”（以下简称“征收（用）条款”）。随着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的日益突出，“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首先应当通过文义解释来确定其精确含义。[2]不过，虽然可以透过公共利益的本质要素——公共目的——来了解其核心含义，但由于公共利益的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已然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1｝作为一项理由，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意味着应透过法律尤其是判例法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客观含义。然而，按照一般的公法原理，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的法治诉求与依法行政的原理是一致的。这一原理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正如权力分立那样，是自由主义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思想。因为，通过法律来防止对公民财产的行政侵害，并不能为公民财产权提供真正的保护，因为这样的规定没有设置对法律内容本身的防波堤。｛2｝（p.44）而且，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含义复杂且时效性很强的概念，在没有判例法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单纯通过成文法的“描述性定义”[3]根本无法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
既然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那又应当如何解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现实问题呢？张千帆教授的观点非常中肯且较具代表性：“要保证政府的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在征收的程序控制上多下功夫。如果中国的全国和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能够对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那么目前困扰中国社会的征收问题将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将得到根本的缓解。”[4]也就是说，“完善程序控制”特别是那种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是确保公共利益的界定达成“社会共识”的主要手段。但是，完全求助于法律程序的控制，就会抛弃“合宪性判断”的路径，甚至有“抛弃”宪法之嫌疑。况且，“完善征收程序的控制”涉及到宪法解释问题，在权力链接程序严重欠缺和司法程序控制无法发挥效能的情形下，如何对行政征收的法律程序进行宪法上的“控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承认宪法具有最高效力的话，那么不管是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确认”还是“法律程序的控制”，都涉及到一个“合宪性控制”问题。
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会产生两种结果，即违宪性判断与合宪性判断。一般而言，为维护一国宪政秩序，在解释法律时应尽可能以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做合宪性判断，以确保解释是“符合宪法的解释”即合宪性解释。[5]不过，毕竟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具有高于一般法律的效力，[6]合宪性判断也只能以宪法而非法律为前提。如果不能明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如何进行合宪性判断？可见，要解释“公共利益”，宪法解释是主要的、根本的方法。而解释的目的在于，让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能够互相通融、协调一致。而问题是，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才能够让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协调一致呢？
二、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要保持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与协调一致，需要找到它们共同的链接点。就公共利益的解释而言，由于宪法解释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属于不同的解释方法，前者是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后者是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做合宪性解释，所以两者的链接点首先体现在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是否相同的问题上。因为，如果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就应当保持一致。[7]但问题是，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呢？如果宪法或法律中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必须对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进行分析，以便在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解释时能够明晰其确切的含义。
此外，要保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即便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得到合理解释，也需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因为，如果无法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依据”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把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混乱”以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宪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公共利益——的头上，这跟明希豪森拽着自己的头发将身子从沼泽地里拽出来不是一样的吗？
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即内容），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二是指该概念的价值或作用。本文中使用的“意义”、“规范意义”或“意义范畴”，指涉的就是一个概念所涉规范的价值或作用。由此，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体现为一种“规范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规范意义上存在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含义”或“事实描述”。比如，宪法中的“行政征收”是一个法律概念，有其核心的含义，但宪法如果没有对其意义范畴进行规定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就是模糊不清的。我国宪法透过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为“行政征收（用）”的概念划定了一个规范意义，或者说，宪法为“行政征收（用）”设定了一个边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和“补偿”。当我们谈到“行政征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做出，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经过“合理补偿”，就是无效的。所以，法律概念如果不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就不会发生规范效力，其价值和作用就体现不出来。由此，一个法律概念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够为法律事实提供一个解释的空间。
对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而言，只有当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依据时，其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如果只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看作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在解释“公共利益”时必须在“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内进行。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只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一个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如果仅仅把“公共利益”看作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那么在解释其规范意义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或意义）是为征收（用）设定不得逾越的界限，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设定一个意义范畴。[8]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虽然重视“公共利益”的含义解释，但忽视了该概念背后的“规范精灵”。这一方面源自于上述宪法条款的模糊性，而另一方面则与学者们试图开启宪法解释的历史命题有关。如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规定‘公共利益’时应当依据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规定，不得与宪法上的规定相抵触，这是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上有关‘公共利益’规定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是宪法监督机构审查判断普通法律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的依据和标准。可以说，这是宪法必须规定‘公共利益’的根本意义所在。当然，目前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我国这一监督审查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9]2但是，如果没有抓住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而只是求助于这样一个宪法上“无法实证”的概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监督审查？司法机关又如何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呢？可见，造成目前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1）试图用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涵盖其可能存在的不同含义；进而（2），忽视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至于（3），没有按照宪法的原则与精神来解释确定一个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因此，在宪法解释学上，不仅要探求公共利益的含义，而且要抓住它的“规范意义”，才能真正解决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难题。具体说来，应当透过宪法并依托法律来找寻公共利益的大致含义(由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所决定的)，并通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或者“宪法原则或精神”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然后，根据这个宪法具体化下来的规范意义来进行合宪性控制，以确保法律不脱离宪法所设定的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解释方法上保持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的协调一致。由此，含义与意义就成为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三、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虽然透过“公共目的”可以了解公共利益的核心含义，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这些不同的含义在以往阐释公共利益的文献里面，要么被混为一谈，要么被忽视，而这恰是造成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在这里并不对宪法和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含义解释（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指出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表述、运用领域、规范目的，并做符合本文写作目的之解释。
（一）法律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既有助于关照公共利益的社会现实性，也有助于明晰公共利益的含义。这是由于，宪法体现的是过去人民的意志，而今天人民的意志更多地体现为法律。而且，就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制度运行的缺失，我们认识宪法概念，可能更多地就要借助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以及社会的一般认知了。……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之下，毕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最具有权威性，也最有可能与宪法解释相匹配。”｛3｝｛4｝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出现，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中，都可以见到“公共利益”的字眼。从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和规范目的来看，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表述。
第一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私法领域，被视为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如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物权法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这个层面所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是一种对私权利行使的法律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凸显了在社会层面发挥公共利益的限制性功能，以保持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协作、稳固社会发展的道德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7条采用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较之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这种表述明显扩大了对私权利的限制范围。而且，该规定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条款结构和表述方式上来看，物权法第7条中的“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相对应，物权法第7条中的“他人合法权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相对应。如果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判断的话就会发现，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虽然没有超越宪法第51条的意义范畴，但将物权进行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非“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的限制，是否有违宪之嫌疑，颇值得认真斟酌对待。
第二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法领域，被视为公权力行使的向度和准据。如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和单位、个人的不动产”；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法典范，物权法将征收条款写入其中，使之具备了某种混合法的性质。这种做法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几乎完全照搬宪法条文的做法并不利于物权的保护。尤其是，该法第7条和第42条第1款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前者限制私权利的行使，而后者限制公权力的运用。虽然这两个条款采用几乎相同的“公共利益”表述方式，有助于在同一部法律中的保持表述方式的一致性，但在进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目的解释时就会遇到困难。
这个层面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主要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而言，其目的在于防止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公权力滥用的威胁。在表述方式上，通常采用“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与前述运用于私法领域的含义表述不同，并不特别强调其社会性。然而，上述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虽然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基本保持了一致性，但这种表述方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明显处于一种包含关系。问题是，这种公共利益除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以外，还包括哪些含义？如果说国家利益中的部分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即国家利益被排除在社会利益之外，并在制度规范层面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第三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私法混合领域，与维护社会的公共福祉以及社会济贫、救援、健康、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密切相关，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规定：“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注册会计师法第1条规定：“为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鉴证和服务作用，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招标投标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制定本法”；信托法第60条规定：“为了下列公共利益目的之一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一）救济贫困；（二）救助灾民；（三）扶助残疾人；（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六）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
这个层面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既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也限制私权利。在表述上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偶尔会采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就含义范畴而言，“公共利益”的含义较“社会公共利益”更为广泛。立法目的之不同乃是导致上述表述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的规定为例，该规定是针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的——政府征收行为的限制性规定，按理说应当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表述方式保持一致，但是，由于该法之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所以对这种征收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征收：一方面，将征收限定在特殊情况，即原则上不能征收；另一方面，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缩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前述的解释，排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征收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规定在解释上尤其是在合宪性解释上便会遇到困难，尤其是该规定是否会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相冲突，值得认真斟酌对待。而且，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上述表述方式（意味着公共利益的含义差别）的不统一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合宪性解释。
综上可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征收（用）条款中“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就含有“公共利益”用语的法律规定来看，除第二种运用于公法领域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表述以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为依据外，其他两个层面的“公共利益”都无法从1982年宪法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述。而且就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言，如何解释第一种和第三种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值得认真对待。尤其是，由于第三种公共利益的法律表述即传统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之解释涉及公权力的限制，能否单纯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给予解释，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以法律来解释宪法，这种由下而上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宪法自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洽的系统，否则就无法判断法律等具体化宪法实践的合宪性问题了”[4]。所以，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还需要从宪法规范中去找寻它的真实含义。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1982年宪法全面修订时并不存在，虽然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0条）和第13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2条）出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但这不过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结果。在此之前，个人（财产）权益在各种权益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为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了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在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入宪法以后，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和“合法的”的限制性规定使该修正案逊色不少，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已然获得了宪法上的明确保护，应无疑义。
自“征收（用）条款”入宪以来，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干预私人财产权的一个限制手段，在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烈，并进而导致拆迁补偿利益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虽然法律的不完善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但从法制层面来看，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典型的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但很显然，既然宪法第51条并未直接使用“公共利益”而是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初步认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应不同于第51条中出现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首先，从含义的核心范畴来看，社会的利益未必符合国家的利益，而集体的利益未必符合社会的利益。或者说，有些集体的利益，并不属于社会的利益范畴，而社会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国家的利益范畴。尤其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通常以公共目的作为判别的依据，比如医院和学校等属于公益事业单位，通常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载体。而一个村集体的利益可能既不属于村集体范围的公共利益，也不属于一定区域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一定区域的社会的利益，可能并不属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国家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公共利益。[10]所以，宪法第51条出现的3种利益，可能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可能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中，只有符合公共目的的部分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11]
其次，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是作为征收或征用的前提条件，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而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是作为公民权利行使的限制条件，目的在于限制私权利，两者之间在法律意义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最后，宪法上的第51条是私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第55条、合同法第52条、物权法第7条。而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则主要是公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土地管理法第2条、行政许可法第1条。至于招标投标法、注册会计师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经济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是否应完全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进行解释，以及是否应结合宪法第51条进行解释，颇值得认真探讨。
综上分析可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如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来得清晰。这是由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才“补充进来的”。而且，如前所述，含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对应的宪法条款并不一定使用“公共利益”的表述，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物权法第7条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但宪法第51条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且明显将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置于比个人利益更高的地位。因此，不能说宪法上只存在单一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也不能随意地将公共利益等同于“国家的、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此外，宪法中还有不少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与公共利益发生勾连，这些条款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而是使用诸如“社会秩序”、“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国家秘密”、“公共财产”等概念。这些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存在，也是导致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模糊及其解释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而如何理清它们与“公共利益”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有权机关做出合理之解释。
四、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及其解释
（一）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之含义区分，如上所述，除找到两者间一一对应的含义、明晰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以外，还应当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为法律的合宪性控制提供依据。如此一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就较“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有“特别的意义”。[12]那么，这个“特别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如学者们所言，仅仅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呢?[13]
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确实不假，但这只意味着，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应当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性（在理想状态下，对应的含义相同）。既然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对应）含义相同，从宪法规范不易变动的角度来看，由宪法来界定公共利益似乎并不妥帖，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显然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的范畴。因为，公共利益毕竟是一个含义复杂且现实性很强的概念。或者说，这一概念完全仰赖社会生活现实并从中获得其社会的意义。
然而，即便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具随意性。[14]也就是说，即便是法律界定了一个“公共利益”，那又能怎样呢？那就能解决“公共利益”界定的随意性吗？那种试图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获得一个含义依据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是将其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意义”，也无异于解决问题。不过，如果说宪法作为法律的立法依据，指的是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的意义，那也就意味着“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已经浸润了“规范性的精灵”，它不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宪法规范中的概念。如此一来，这种规范性的意义就成为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合宪性判断的依据，以防止它脱离宪法而自在自为。
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虽属法律（制定法，尤其是判例法）的任务，但它不能违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所谓的“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的说法并不妥当，将其表述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似乎更为恰当。由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什么？而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可否看作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呢？
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宪法规范条款都有一个规范意旨。这个规范意旨主要是设定某种或某几种行为的准据。与法律规范条款相较，宪法上的规范条款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在表述上也有特殊的方式，但任何一个规范条款都包括了“假定”和“处理”的基本结构。按照这一规范结构的要求，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似乎是无法导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的。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求助于对“公共利益”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解释了。然而，既不能先确定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再据此确定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也不能通过现实中的公共利益事件概括出一个公共利益的宪法概念来。因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只有在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表征，而且，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那就无法对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进行解释。
问题的实质在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涉的“规范性精灵”在哪里呢？这还得从“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在的宪法规范条款中来寻找。回过头来看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重要的宪法规范条款中的关联性概念，甚至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宪法概念。既然如此，“公共利益”的宪法规范意义应当如何进行解读呢？
要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首先应当求助于文义解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都包含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前提条件。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这个条件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关联规定来看，“公共利益的需要”显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的话，那它属于描述性的还是属于陈述性的？如果“公共利益的需要”属于描述性的或者把它看作是法律应当对哪些属于“公共利益”进行规定的宪法规范性要求的话，那么在判断“公共利益的需要”方面，就只能求助于立法机关而不是宪法规范了，或者说，这样的解释无异于将上述条款看作是对法律的一种授权性条款。但是，这样的解释抛弃了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也就成为一个纯粹授权性的条款了。但很显然，单纯将这一条款解释为一种宪法对法律的授权条款，并不适当。而且，宪法条文的简洁性和严肃性并不允许任何多余的、无意义的重复。“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做上述解释的话，就会与“公共利益”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么，立宪者就完全没有必要多写“的需要”这几个字了。显然，从合宪性控制和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角度来看，不能将“公共利益”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
此外，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词——“可以”。这个词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为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如果“可以”表达的是一种宪法上的授权即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社会情事来确定是否征收或征用的话，那么“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也可以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征收或征用。但果真如此的话，这种解释就会与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性质相背离。所以，不能将“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征收或征用。在笔者看来，可能的正确解释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表述方式隐含了征收和征用应以“必要性”为限度，也就是说，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
适用必要性原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公私利益平衡作为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已经确立下来。如果没有在宪法上确立一个“公私利益平衡原则”，那么上述解释就难以获得实证法上的依据。不过，如果能够解释认定我国1982年宪法已经确立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话，那么上述解释也就属于正当且合理的了。也就是在这里，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并成为宪法上的行政征收（用）条款的一个重要解释依据。
(二)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公私利益平衡原则被不少国家的宪法判例予以确立，并被用来解释在涉及私人利益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在美国，如同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一样，国家获取个人私有财产的强大权力是先于现代宪法而存在的，被视为“政治需求的必然产物”[15]。在早期，通常运用“公共所有权”的概念。[16]2其后，自2005年著名的“KeloV.CityofnewLondon”案以后，继“公共所有权”和“公共使用”的定义方式，“公共目的”的定义方式成为一种更加宽泛的定义方式。[17]3从美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中发现，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使两者达到共存的状态，乃是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
在欧洲各国，对“公共利益”普遍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广义解释，以寻找公私利益之间的平衡点。[18]4比例原则的含义是：要确定某一项举措是不是为达到立法目的所必须的；如果是，那么这项举措是否很好地平衡了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19]5一般来说，如果征收当局能够证明以下几点，那么征收就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对财产权进行干预的目的足以使对私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这一目的在理性上是相关联的；干预财产权的方法不能超越为达成目的所必须的范围；干预财产权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不能是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20]6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年）第14条第3款规定:“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财产征收行为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且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居于高于私人利益的宪法地位，而该规定可视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基本法原则的确立。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没有真正确立判例法制度（判例法作为成文法之重要补充，乃是当今大陆法系各国的普遍做法，由此导致普通法系与成文法系逐渐融合之趋势），公共利益只能透过法律的界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明确了“依据法律规定”）来完成，所以合宪性判断对于我国1982年宪法的实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要真正使合宪性判断发挥效力，除司法机关（宪法实施机关之一）作为合宪性判断机关的作用能够真正发挥效能以外，作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必须确立为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此情形下，作为落实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比例原则才能在行政司法实践中有进一步解释和适用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在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征收或征用的政府行为时，往往忽视了该原则与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关系。事实上，行政征收（用）行为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必须以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为依据或前提，如果欠缺这个依据的话，比例原则在实证法上的适用就未必是正当的了。
然而，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之前，我国1982年宪法并未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确立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原则。从1982年宪法第12条和第51条的规定来看，公共财产、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并赋予国家特别的保护义务。但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列）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以后，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否应当看作确立了宪法上的一项原则，颇值得学术界认真对待。
从历次修宪的背景来看，因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决断（该政治决断虽然最先以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但它最终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通过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并逐步强化了私人财产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为公私利益平衡原则成为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历次修宪情况来看，1982年宪法至今共通过了4次宪法修正案，这4次宪法修正案逐步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15条，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5条第1款，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13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2条）以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第11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1条）写入宪法，从而使合法的私人财产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取得了重要的宪法地位。从历次修宪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使之不再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从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1982年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这两个条款前后相继的关联性可以看出，虽然在公共财产保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的用语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现行宪法力图在公共财产保护与私有财产保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原则还是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和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规定，标志着我国现行宪法已将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确立下来。而且，从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行政征收（用）的补偿（普遍解释为合理补偿或公正补偿）限制，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原则在1982年宪法中的确立。不过，该原则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但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留待以后另文探讨。
【注释】
[1]增修条文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增修条文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拉伦茨认为，“文字的解释都始于字义”。[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5页。
[3]在法解释论上，以描述性的定义，特别是以“外延定义”对某些法律概念进行阐释时，常常会具有广义的取向。但从排除价值化取向的面向上来看，该解释或定义方式最能符合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参见李惠宗：《案例式法学方法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10页。
[4]张千帆：“‘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宪法解释”，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1日。张千帆教授所说的“完善对征收决定的程序（而非实体）控制”指的应该是“完善征收的法律程序”。这种观点与前述“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因为，“由法律确认”虽然指向的是一种实体价值，但表达更多的是，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方式来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5]德国学者Hesse认为，合乎“宪法”的解释不仅要探寻正要审查的法律的内容，而且也要探寻依据来审查该法律的“宪法”的内容，在合乎“宪法”的解释过程中，不仅需要进行法律的解释，而且需要进行宪法的解释。因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不仅基于实体而且基于功能的整体规范的考虑均指向于该法律的维持（尽可能不判定法律抵触宪法），所以在合乎宪法的解释中，尽可能以立法者将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来解释正要解释的宪法。因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宪法解释产生回馈的影响，要求对宪法作符合法律的解释。参见黄茂：《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注[26]。
[6]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意志为准。”[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3页。
[7]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相同，含义也应相同。”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如此理解的话，那种试图通过1982年宪法的“基本权利限制条款”（宪法第51条）来解释公共利益的做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该条款是为基本权利而非公共利益设定意义范畴的。
[9]参见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0]参见胡锦光、王锴：“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域外通常并不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区分，因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出发，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内涵上应当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私人利益相关的领域并不存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但却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发生关联。
[11]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中，多次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用语，这说明在立法者那里，社会利益并不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中，也出现过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的情况，这同样能够说明，在立法者那里，国家利益并不完全是公共利益。
[12]胡锦光教授在“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一文中，虽认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却将该“特别的意义”界定为“基本权利界限”。该观点似乎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的“公共利益”等同于宪法第51条中的公共利益，颇值得商榷。另外，上官丕亮副教授在其“‘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一文中也认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并未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13]上官丕亮副教授指出，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宪法是“母法”，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也往往会在“总则”第1条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此，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在立法实践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4]上官丕亮副教授认为：“这种做法（笔者注：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导致了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对‘公共利益’界定的随意性，这是这些年来我国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纠纷不断甚至导致重大社会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看来，‘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指导思想需要反思和改进。”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5]Kohlv.UnitedStates(1875)，91U.S.367，371，23L.ed.449.
[16]JennieJacksonmiller，“SavingprivateDevelopment:RescuingLouisianaFromitsReactiontoKeLo”，LouisianaLawReview，winter2008.
[17]Kelov.CityofnewLondon，Conn.，545U.S.469，125.S.Ct.2655，162.L.ed.2d439，60env't.Rep.Cas.(Bna)1769，35envtl.L.Rep.20134，10a.L.R.Fed.2d.733(2005).
[18]SeemcQuillenv.Hatton(1884)，42ohioSt.202；nicholsat617；wendelle.pritchett，the"publicmenace"ofBlight，UrbanRenewalandtheprivateUsesofeminentDomain(2003)，21YaleLaw&policyReview.1，9-10;RichardClayton，“newdirectionsinCompulsorypurchase”，Journalofplanning&environmentLaw，2006，FeB，133-146.
[19]maureenSpencer&JohnSpencer，HumanRightsLawinanutshell，sec.edi，London，Sweet&maxwell，2004.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8
作为劳动法的概念应当承载以下功能,它能够表明劳动法的性质,表明劳动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表明劳动法的特征。将劳动法的概念仅仅界定于“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概念不仅缺失劳动法的性质,而且也没能揭示出劳动法的特点。因此,在考察历史,立足法律、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笔者不揣冒昧地认为:劳动法是指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调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政府与用人单位之间、政府和劳动者之间为实现和保障社会劳动过程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个定义突出了以下几点:
1.“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是劳动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它反映了劳动法的本质属性。从历史来看,现代劳动立法是从前资本主义的“劳工立法”以及资本主义早期民事法规范的“雇佣契约”脱变而来,它对事实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设立基准法,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将劳动者的利益视为一种社会利益。对劳动者的保护是所有劳动立法的宗旨,因此劳动法的概念不能不反映劳动法的法精神和法理念,不能不反映劳动法是以保护劳动者为使命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包括生存利益,也包括人格利益。
2.明确了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政府与用人单位之间、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不应是那种抽象的劳动关系或职业劳动关系及其附随关系,而是具体体现为劳动者、用人单位和政府在共同实现社会集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一个复合体,由一个平等主体关系,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两个不平等主体关系,即政府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动监察关系、政府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促进就业与职业保障关系构成。
3.“为实现和保障社会劳动过程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显示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具体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与另一方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政府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为实现整个社会集体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提供服务、政策、立法、监督、管理、保障与另外两方权利义务履行过程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以往概念揭示的劳动关系则是一个静止的对象。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9
「关键词物权、他物权、地上权、物权法原则
1我国土地物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物权与债权同为财产法的两大支柱，但相较于债权，物权具有支配性、绝对性及排他性，故物权法在各国立法原则上均采取物权法定主义规则，即由法律事先强行对物权之种类、内容及其效力等予以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在此内容方面有意思自治。同时又因物权法（尤其是土地物权制度）与各国的政策性规定关联很强（如各国所有制的不同），这样各国物权法虽在物权法原则及物权效力上具有相通性，但彼此的物权种类却因各国的政策性选择及习惯法的作用而有很大差异。
自物权法的发展及其规范内容来观察，土地自始至终均为物权的最重要的标的，土地物权是最基本的不动产物权。我国目前有关土地的立法性文件林林总总，虽已达100多件，但从土地为物权标的角度来看，因我国目前尚无完善物权法，民法基本法《民法通则》甚至未使用“物权”之概念（其第五章仅有“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为章名），如严格依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则除所有权之外，很难依现行法而确定我国的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此立法背景亦导致法学理论界在阐述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时，于概念使用的不规范、土地物权种类及其体系的极不统一与混乱的现状。相应地亦导致土地经济学界在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如土地产权概念），故目前在我国确有制定一部物权法之迫切需要。而制定物权法则首应明确我国物权法在民法体系上的选择与定位，即我国目前的物权立法（实质内容的）与理论研究均经前苏联而继承传统大陆法系（以德国民法、法国民法为首）一脉，并非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制度。而在大陆法系，物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而建立其抽象体系，并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侧重向他物权体系拓展，以达物尽其用的社会目的。至于“产权”则为英美财产法上的概念，而英美财产法（包括整个英美私法）是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由能够适用于各种具体的财产权利的共同性效力及属性构建起来的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财产权概念，这与将物权作为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并将支配性属性寓于整个物权制度之中，讲究抽象的演绎方法的大陆法系很不一样，英美法中的财产权或产权概念很难在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定义，这是两大法系的差异性所致。而我国目前所讨论或拟将制定的，很明显是继受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制度。故在我国应摒弃产权概念在土地物权制度中的使用。
2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定位
我国土地在所有制上经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现在的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局面，这是探讨我国土地物权法制度的基本前提。土地国家所有权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已有较统一的认识，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在以下两个问题存在争议：其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化，不能体现所有者的地位与利益；其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远较一般所有权而大受限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则已不仅为物权法问题，而关乎所有制度。实际上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应为全体集体组织成员，但就具体权利的行使倘应由全体成员或须征得全体成员的同意，则在事实上为不可能，故应须在选举基础上推举集体组织的代表，并由此代表（一人或数人）依全体成员的意思来行使所有权，并为全体成员取得因行使所有权而获得的利益。至于该集体组织的代表如何产生，如何行使所有权等则应由民法及相关法律共同规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其权利内容的限制实际上是受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无非是为了农耕或非经营性建筑，如宅基用地等）的限制，且倘考虑到目前各国对耕地的保护以及我国公有制的性质，则这一点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在如何限制方面也确实存在许多需完善的地方。
3城镇国有土地他物权
现代物权法在强调传统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静态归属的同时，更不断地向动态利用方面发展，其表现则是他物权体系的发达。因为在物权法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下，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而在资源有限的现代社会，所有权相对于众多的人口的需要来讲，终是少数，倘再有所有权崇拜的心理作用，则物（社会资源）很难流转到其最佳或最需要利用人手中，必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样就必须在所有权（自物权）之外另辟途径。而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属性正好迎合此需要，这样在物的这二重属性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物权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发展，并在将来也深深地影响着物权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质上亦是按此思路进行的。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国家（实代表全体人民）所垄断，而国家主体为抽象的存在，其权利必须由实然的主体去行使，即设立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机关。另一方面，既然国家垄断所有，则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所有权的交易，而城镇国有土地要改变以前无偿无期无限制的使用状况，并使土地进入地产市场成为交易的客体，则必须寻找另一种土地上的权利替代土地所有权以带动土地进入流通领域。而这种权利在我国就是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概念在各国物权法上并未有见，就概念的科学性来讲，此概念并不能完全地揭示其内涵，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内容依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并不是单纯的使用，至少还应包括占有、土地的开发及收益等权能。但此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已相沿成习，故立法及大多学者均使用此概念。另自所有权权能之角度看，使用又仅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且用益物权也主以使用为其最基本的权能。这样在我国就土地的用益物权方面使用“使用权”这一概念时，就不得不繁琐地限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使用权”等以示区别。土地就其用途而言，无非耕作与建筑（包括宅基地）二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则主要是建筑及土地开发，此类似于传统大陆法系中地上权内容，故大多民法学者主张以地上权概念取代“土地使用权”概念。笔者亦认为采用地上权概念有助于我国土地物权体系的建立。但也应看到：地上权是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概念，地上权的内容广于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概念，即地上权还包含了非开发性经营的宅基地使用权。故在我国采用地上权概念，只须明确在他人土地上从事建筑及开发为其内容，这样现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或城镇集体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均包括于其中，至于哪些地上权可以进行交易则可由法律规定解决。至于有些学者所认为应成为一项独立物权的土地开发权、土地经营权，实际上均仅为地上权的内容或权能，已为地上权概念的内容所包括，并无独立的必要。
我国选择地上权（下述均用地上权概念代替土地使用权概念）作为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其原因在于：①确保土地公有制；②担保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仅有抵押权一种）在性质上虽为他物权，但它追求的是土地的交换价值，倘以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则在抵押权实现时即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移转，此与坚持土地国有原则不符；③地上权是以追求土地的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地上权的享有与行使以实际占有土地为其基本条件，地上权的移转与流通，必导致土地占有人（即利用人）的不断变动，这样在有序的房地产交易市场条件下地上权的流转，就必带动土地流转到最佳的利用人手中，而丝毫不动摇国家所有人的地位。这样在私有制国家以土地所有权与地上权为二元交易标的模式，在我国因公有制度原因就仅能体现为以地上权为交易标的一元模式。目前，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依行政划拨或出让合同而取得，在性质上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均应为物权，只是因取得方式不同而在权利效力上有所差异。
地上权的移转，自民法上看即为地上权人对其权利标的-地上权依法律行为方式所作的法律上的处分，即地上权人对其所拥有的地上权享有处分权。此处分权的享有为地上权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法律逻辑起点。地上权人处分地上权行为的方式大体有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抵押权等。买卖、互易、赠与（此为非交易方式）为依债权行为方式使地上权产生变动；而设定抵押权则是在地上权之上再设定一项不动产担保物权，于被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导致抵押权实现时，通过变卖、拍卖（在我国现行法上就土地使用权抵押只允许以拍卖方式实现）而使地上权发生变动。故就土地所有权、地上权与地上权之抵押权三者的关系来讲，构成立体层次的物权关系，即由国家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地上权，再在地上权之上设定抵押权，前者以土地为标的，后者则以地上权为标的。地上权人通过买卖、互易、设定抵押权等方式使地上权进入流通领域，进而形成房地产交易的二级、三级……市场。
地上权可否成为租赁行为的标的，因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与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先后规定的不同而有争议。租赁权虽然在近现代民法中有物权化的趋势，但仍属债权，且是以对标的的用益（即追求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性债权。既然要使用，则必须要求以对客体的实际占有为前提，这样亦必然要求租赁权的客体必须是有形的实体物。而地上权为不动产物权，显然不成为使用的标的。当然地上权人仍不妨以其所取得的土地出租于他人，但此时租赁之标的为土地，而非为地上权，且还应视法律或地上权设定合同（即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地上权人有无出租的权能而决定。
4集体土地他物权
集体包含着各种具体而特定的集体组织，依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理论上应存在不同集体组织间以及集体与国家间土地所有权移转的可能。但实际上在我国集体与国家只存在由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一种可能（且此又大多依征收、征用等行政方式实施），而集体与集体间因土地的不动性，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也很少见，故此集体土地物权的重点仍在于他物权制度上。集体土地用于建筑时，其他物权内容已包含于上述地上权概念中。集体土地用于农耕在现行法称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农地耕作权”概念较能恰当地反映其权利内容，因为承包经营权是自取得权利之合同行为来命名的，且易与企业的承包经营行为相混。农地耕作权的主体基本上是集体组织的成员，其取得虽以自愿性合同行为为基础，但实际上是按人口分配的，这一点是由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现实所决定的。虽有学者提出农地耕作权的主体可以是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对于那些未能取得农地耕作权的农民可以通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但笔者认为，农地的平均分配耕作虽受小农经济的局限，但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允许农地的自由流通仍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农民的积极性，这在物权法上的解决方案则是保障农民所取得的农地耕作权，即在期限上规定农地耕作权应有合理的相当长的最低存续期间，以保证农民的长期投资而避免短期行为；在权利效力及内容上，赋于农地耕作权的物权性，使农民可依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及优先性等效力规则主张自己的权利，以防止他人的不法干预。
5相邻关系与地役权
土地因其不动性而须毗邻。若彼此毗邻的土地归属于不同的所有人，而各所有人各依自己的意思与利益需要任意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权利，自由地利用土地，则必影响相邻一方对土地的利用，其土地的价值也必受损及，故有自立法上予以相互调节的必要。相邻关系（不仅针对土地，其他相邻不动产也包括其中），则是自立法上对相邻土地的利用作最低限度的调节，而地役权则是相邻土地的所有人为更高要求的利用通过相互协商产生的彼此权利的较高程度的调节。在土地私有制下，相邻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邻一方土地所有权的扩张，相应地是另一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不成其一项独立的物权。此扩张或限制是土地所有权中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法律强行规定的，不须相邻各方所有人之协商，故也就不必要专为相邻关系而办理不动产登记。但地役权在本质上是相邻土地各方所有人意定的产物，故构成一项独立的物权，是以用益为内容的不动产他物权，其成立必须满足不动产登记要件。
就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有就二者均予以规定的，有仅就相邻关系进行规定，而将地役权内容纳入相邻关系之中。我国现行民法仅规定了相邻关系，而未规定地役权，且相邻关系的规定非常简单，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较多数学者认为除完善相邻关系的规定外，还应规定地役权这种物权，以适应物权主体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一点笔者深表赞同。但必须注意到在我国土地所有制特色下，相邻关系的本质应重新理解。因为在我国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下，相邻关系在土地所有权间虽有发生，但多体现在不同利用主体间，故此相邻关系不应机械地理解为所有权内容的扩张或限制，而应扩张理解为土地用益物权（地上权与农地耕地权）权能的扩张或限制。当然在同一所有人（国家或集体组织）将其所有土地设定用益物权于他人时，亦可在用益物权设定合同中依据所有人的宏观规划而对不同用益物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从而起到调节相邻土地利用关系的作用。
6土地物权的登记
物权因其法定主义规则、绝对性属性，以及排他性、优先性效力，对社会公众的利益影响很大，所以又产生物权公示原则，并因此公示而产生物权公信力原则。物权公示在动产以占有为方式，在不动产以登记为方式，这在各国物权法中概莫例外，只是在其公示的效力方面有不同规定而已。我国因无物权法，在不动产物权公示方面的规定亦极不完善。首先在集体所有制土地方面，土地登记制度几乎是空白的；其次是城镇国有土地方面，虽近几年颁布的法律强调登记，但也未能明确揭示土地物权登记的效力。故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土地物权登记制度，这是在法律有序化环境下国家对土地进行宏观管理与控制的唯一手段，也是土地物权人的物权得以保障的外部表现与依据。
集体利益的概念篇10
关键词：群众概念；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主体
中图分类号：D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076-04
收稿日期：2014-03-25
作者简介：陈元明，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桂林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
玉苗，女，桂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其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要开展好这项活动，贯彻好群众路线，首先应该廓清群众概念。只有明确了群众是什么，群众的主体是谁，才能具体而不是抽象、扎实而不是空泛地贯彻群众路线，有的放矢地做好群众工作。
一、关于群众概念的几种片面解读
有人认为“群众即群体，即在社会中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所有人”[1]。这种观点以历史合力论为依据，认为群体中各个人的力量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群众以群体力量的形式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历史呈现出一种群体决定机制。此处以“相互作用”遮蔽了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笼统地把群众等同于群体，模糊了群众的概念。
有人认为现在“人人都是群众”[2]。因为现在人人都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没有人不属于群众。这种观点其实主要是把“三个代表”中的“最广大人民”误解为“全民”导致的，严重泛化了群众的概念。
有人认为“党员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3]8，“我们（指党员、干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不是游离群众之外的另类”，因为党员、干部也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这种观点泛化了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
还有人提出“我们的下属是群众”[4]，“我的下级就是我的群众……乡长是县长的群众，县长是市长的群众，市长是省长的群众。”[5]这样一来，有的干部按此论行事，省领导能到市区，市领导能到县区，就算深入群众了，听听下属的意见，也就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显然，这种观点歪曲了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
二、群众概念的不同层面辨析
上述种种对群众概念的片面解读及由此导致的误解，其根本原因是将群众概念不同层面的涵义混为一谈。其实，“群众”是一个多层次、内涵丰富的概念，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哲学理论层面唯物史观中的群众概念；二是政治实践层面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这两个层面的“群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同。
（一）哲学理论层面：唯物史观中的群众概念
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批判英雄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104，“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6]101，因为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非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这里的“群众”是与“英雄”相对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侧重于整体性，强调群众的合力创造历史。这是从哲学理论层面，从唯物史观的一般意义上理解群众概念的。
在高校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是这样阐释人民群众（群众的简称）概念的：“人民群众从质上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说是指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7]这是从质和量两方面理解群众概念，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是其质的规定性，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其量的规定性。这与基于词源学的理解也是一致的。从词源学角度看：“群”的本义是指羊群、兽群或人群，泛指多数；“众”与“寡”、“少”等相对，实际上也是指多数；“群”和“众”连在一起使用，就组成了词语“群众”。群众是一个集体概念，不是个体概念，单个的人我们只能称其为个人，或者说是群众中的一员[3]5。因此从量上说，群众具有整体性。
理清唯物史观中“群众”的内涵之后，再来看其外延。唯物史观中群众的外延在不同时期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就我国而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8]
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阐述了现阶段人民群众的外延：“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等；一切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主要指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经理者阶层等；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主要指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主要指台湾人民。”可见，现阶段群众的外延确实比以前大大扩大了。
（二）政治实践层面：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
考察了唯物史观中的群众概念后，那么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是否与此等同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1.唯物史观中的群众是哲学理论层面的，是为驳斥英雄史观提出的概念，具有较大的抽象性；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是政治实践层面的，是作为我们党根本工作路线的对象而存在的，必须具体化才有可操作性，否则无法真正贯彻群众路线。
2.唯物史观认为是群众的合力而非个别英雄的意志创造历史，其中的“群众”侧重于整体性；而群众路线作为具体的工作路线，其中的“群众”侧重于其具体成员。如果仅仅泛泛地强调整体性，群众路线就没有了明确的对象。
3.唯物史观中的群众主要相对于英雄而言；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主要相对于有一定权势的党员、干部等领导者或管理者而言。如果把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也笼统地定义为“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则势必产生如下问题：党员、干部是否属于群众？从历史和现实看，除了少数混入党员、干部队伍的投机分子外，多数党员、干部也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他们也应属于群众。然而，照此逻辑，既然多数党员、干部也属于群众，那么如果我们党内有人贯彻“一切为了党员、干部，一切依靠党员、干部，从党员、干部中来，到党员、干部中去”的路线也成了贯彻群众路线了。显然，如此理解易造成逻辑混乱和实践困惑。
因此，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不等同于唯物史观中的“群众”，仅仅从哲学理论层面理解群众概念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群众概念放到政治实践层面上“群众路线”的具体语境中，从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中考察我们党对群众概念的理解。
“群众路线”一词最早出现于1928年11月李立三同地方党的负责人的谈话中，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9]。此处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明显是指不包括党员、干部的基层群众。解放战争时期，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10]这里的“群众”显然不包括领导者和干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上着重强调了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群众路线的意义：“由于我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此处的群众是不包括党员在内的，如果包括的话，就不存在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了。
通过对两个层面群众概念的分析和群众路线中群众概念的历史考察，可知虽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多数党员、干部属于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范畴，但不属于群众路线中的群众范畴。与唯物史观中的“群众”相比，群众路线中的“群众”在内涵上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性，还具有基层性和无权性。综合起来，我们逐渐明确了群众路线中“群众”的内涵：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与领导者或管理者相对而言的，处于社会基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员群体。在外延上，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与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关系密切但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包含的各群体中处于社会基层的无权无势的部分，前者是包含于后者的。如果用数学语言形象地表达，亦即：前者是后者的子集。
三、群众路线中“群众”的主体分析
厘清了不同层面群众的内涵和外延后，那么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的是：组成群众的各群体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同等重要？这就涉及到群众的主体问题。群众路线中“群众”的主体也是有其质的和量的规定性的，从质上说是指人民群众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处于社会基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员群体；从量上说是指在人民群众中占主要部分的群体。实际上这也是判断哪个群体是群众主体的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群众主体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11]这就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主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正是劳动群众，因此劳动群众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2]意即工人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是社会历史的主要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阶级的宗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所以这种运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直接将群众的主体定位于无产阶级。
列宁在革命时期强调“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14]，这里列宁把人民定位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认为他们才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注意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深刻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15]
1935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16]这里实际上强调了工农群众的主体地位。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第二是为农民的……”[17]。此处工农群众位居“最广大的人民”的前两位，足见其重要性。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组成人民群众的各群体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主要部分，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人民群众也包括其他阶级阶层，但无论在任何时期，人民群众的主体始终是主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及其知识分子（这里指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知识分子，而非劳动群众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亦可统称为劳动群众。因为劳动群众既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也是处于社会基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员群体，还是人民群众中占主要部分的群体，所以它符合群众路线中“群众”主体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应当成为其主体。
（二）改革开放以来群众主体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分化，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也出现了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经理者阶层等新阶层，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全社会来看，主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仍占群众的绝大部分，仍是社会中处于基层的无权无势的基本群众，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因此走群众路线应当主要代表劳动群众（广义上的）的利益，而不能脱离劳动群众，泛泛地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不能因其他阶层也属群众之列，其利益也要维护，在贯彻群众路线时就一味偏重其他阶层的利益，而把劳动群众这个群众主体的利益抛之脑后，喧宾夺主。这种现象若任其泛滥，必然侵蚀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最终危害社会稳定大局。
四、哪些群体和个人不属于群众？
与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哪些群体和个人不属于人民群众？这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考察不应该代表谁的问题。如果在贯彻群众路线时混淆了应该代表谁和不应该代表谁的问题，就易导致对群众概念的泛化和歪曲。
（一）理论思考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实际上也指明了群众的外延。显然，那些对社会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群体和个人不属于群众。而群众路线中“群众”的外延是唯物史观中“群众”的外延的子集，那么根据集合原理，不属于唯物史观中的“群众”的群体和个人也一定不属于群众路线中的“群众”。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并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的问题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毕竟敌我矛盾依然存在。只要敌我矛盾存在，就意味着存在不属于群众的群体和个人。我国现行宪法也明文规定：“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现阶段存在不属于群众的群体和个人，至少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是不属于的，“最广大人民”绝不等同于全民。
（二）现实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历史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在处理社会矛盾上着重强调勿把人民内部矛盾视为敌我矛盾，严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然而新世纪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出现了淡化敌我矛盾，误把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误把“最广大人民”理解为“全民”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尤其是对和谐社会作庸俗化的理解，似乎一讲和谐，就不能再讲敌我矛盾了。但事实上敌我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国际不会因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就放弃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反而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变本加厉进行敌对活动并在我国内部积极培植人；另一方面国内卖国势力、黑恶势力、分裂势力、腐败分子、和其他严重犯罪分子等危害祖国利益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些群体和个人对社会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明显不属于群众范畴。反之，如果把这几类人也归入群众范畴，就是把敌我矛盾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会使党丧失在群众中的威信，间接助长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气焰，诱发更多不稳定因素，贻害无穷。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群众概念，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理解，群众概念不能只从哲学层面去理解，还应从政治实践层面去理解。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是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与领导者或管理者相对而言的，处于社会基层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员群体。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组成人民群众的各群体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劳动群众仍是群众的主体，现阶段仍然存在形形的不属于群众的群体和个人，需要作具体分析。厘清了这些问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有了明确的对象，不至于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从而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项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认真倾听劳动群众的呼声，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做到“主要为了劳动群众，主要依靠劳动群众，主要从劳动群众中来，主要到劳动群众中去”，才能逐渐克服“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股歪风，增强活动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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