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秩序篇1
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世界贸易体系的逐步演变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成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经济变化是经济变革的表现之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复苏，缓解了长期以来的经济乏力，但仍有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可是自60年代以来，20世纪的亚洲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重新分配了世界经济实力的格局，并开始在世界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影响。现在最显著的经济变化表现是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倾斜于亚洲。例如，2001年推出的多哈回合，它的发展主题旨在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行业，这一严峻的现实表明：战后世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秩序领导地位已经继续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如果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变化趋势能够继续，亚洲将在未来可以与欧洲，北美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特别是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由于吸引大量外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能够迅速融入世界市场。
(二)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法秩序上的逐步演变
战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依据相应的协议条款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狭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和本质是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具有和黄金地位平等的国际货币，然而，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因此被拖垮，甚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美国作为唯一具有否决权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任何重大的决定作出前必须是得票率超过85%，而美国仍然是唯一有超过15%的投票权的成员国。在这个意义上，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秩序没有因为美元让位给了纸黄金与数个通用国际货币相结合的现行体制而发生根本变化。美元的贬值，日元相对下降，马克，法郎，英镑等老牌国际货币相对衰落，近年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有所增加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不断演变。
二、国际经济法新趋向
(一)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加强
自上个世纪以来，国际条约就一直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来源。建立了大量的国际经济条约，这使得国际经济法律的过程包括国际商法的统一，明显加快。在国际商法中建立了更加统一的法律规范，统一的国际商法在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调整下已经在过去这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商会在近10年一直主持着商业惯例是推动国际商法统一的主要动力。虽然不同的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在国际商业看来不可以说是强制性的，但国际商业惯例直接反映了实际需求，反映了未来国际商业交易的发展方向，它在实践中具有深远意义。成熟的国际商业惯例，以吸收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上升为法律，以推动国际商业法的统一。
(二)多边贸易显著,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多边贸易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传统，不同层次的生活，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许多多边贸易国家引起了贸易摩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些国家可以进行低成本生产，而发达国家已经渐渐失去在过去生产领域中强有力的霸主地位。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得西方国家将永远不会再自己去定制一套经济运行和竞争的规则。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关系的统一趋势
国际贸易的逐渐扩大，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互利双赢的，各国经济关系形式正逐步形成。在这种密切的联系，单点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法律调整和规范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国际合作与相互协调。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会使和它有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实质上是各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统一，是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的同时，国家实现和发展战略选择总体对外开放经济,同时加强内部市场化的改革,国内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特别是成为国家经济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wto,欧盟和其他国际公约组织越来越大,加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每个缔约方和申请人必须按照国内法律对相关合同或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国际经济法规会越来越多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和适用性。
(五)最优惠国待遇体系正在发生变异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制度，也帮助所有wto成员国，这项基本制度体现了非歧视原则。根据例外的最惠国待遇制度，wto成员并不在wto体制下和区域贸易协定的wto体制下成员之间相互给予优惠;然而，由于wto成员绝大多数也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成员，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并在世贸组织内的快速增长，使各成员国在享受区域贸易协定相关优势待遇的比例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换句话说，最优惠国待遇不是普遍的wto体系，其成员待遇也因为其不同的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或贸易协议的成员是不一样的。事实证明，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制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三、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跟随国际趋势,更多地使用法律机制解决贸易争端
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作用，多边贸易的执行机构日益完善，约束力和强制性逐渐增加，国际贸易争端主要是依据国际法律手段进行解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对于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仍不理想，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也落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强我国对wto争端的法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努力研析wto各项规则和制度，合理有效地利用wto豁免、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尽可能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主要集中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实体规则的分析研究，充分研究和利用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知识，提升整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观察和学习其他成员对wto规则的理解和学习，通过机制解决实际贸易争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保障体系，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加强和维护国家主权。
(二)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法规处于被动局面，必须加快相应的立法步伐。经济发展中修改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法规，对目前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加强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相关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培养，对现有情况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抱着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积极态度去研究对经济生活中的保护功能的法律和规定，不断探索创新具有指导以后经济发展的立法，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传统观念，为将来的新挑战和新发展机遇做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份子，应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应在制定和完善的国际规则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在国际争端中更加公平合理，并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经济互利，真正合理的，公平的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提炼中国经验,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制新的理念和规则
国际经济法的变化，中国应认真细化其发展的经验，倡导新的创意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规律，去创造，去发现这些思想和原则的新规则。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在为此而努力。在1996年初的苏比克会议上，我国就已经详细地提出了apeC合作机制，充分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承认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利益和需求的不同。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的共识;遵循平等互惠互利，求同存异，自愿原则，寻求共同点。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强调要注意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已有广泛影响。在未来，这种做法的延续，巩固和加强直接影响更多的国际规则和解释的权利。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2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制度改革 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
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并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进而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凭借实力的增强，在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进展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其影响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而震惊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缺陷，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认真思考。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制度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1、美元地位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调整，但美元始终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美元的霸权地位虽屡遭挑战，但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动摇。因此，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本质上是脱离了黄金约束的国际美元本位制，这就意味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任意决定美元贷款基准利率、美元汇率和美元供应量，从而危及他国利益和国际金融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昭示了美元霸权的根本缺陷，即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缺乏有效制约。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元的信誉。鉴于美元霸权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改变以美元作为惟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储备货币的国际制度，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进而对美元加以约束和制衡，以期维护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
以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为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纳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并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实际上，正是基于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决策机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而作为拥有独家否决权的国家，美国亦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进其国际政治议程。冷战结束之后，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整体地位明显提升，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组织中不平等的决策机制显然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投票权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不符，因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分配基础的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际经济关系的新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展示了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尤其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无疑应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更大的份额。实行决策机制的代表性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就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
3、国际金融监管问题
鉴于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建立相应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无疑是必要的。冷战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金融监管成为全球性的课题，但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却长期缺失，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正是由于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缺失，国际资本流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国际资本的跨国投机行为日益猖獗，金融衍生品的发行与运转无拘无束，最终成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并使其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拓展并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实际上，正是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为全球政治的最优先议程之一。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实施有效和有力的全球金融监管已刻不容缓，而且，这样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必须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多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建立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无疑是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个重要制度改革问题。
4、发展中国家问题
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障碍，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性则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因而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制度规则的不平等性更加突出。实际上，发达国家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与代价。鉴于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必将损害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和利益共享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利益原则应是指导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并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为最终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危机的源头在美国，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实际上就是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重大缺陷，进一步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再次唤起了国际社会以及有关国家对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思考。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再度成为有关各方关注和角力的焦点。进而言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契机。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议程与现实意义
从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演进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内涵和追求目标；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原则及其阶段性成果也为寻求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借鉴，并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而提出的全面的改革方案，并以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作为改革平台。实际上，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有利契机，进而全面开启了改革战后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历史进程。
1974年5月和12月，联合国大会分别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等三份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相互依赖、合作互利和共同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实现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体目标就是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平等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寻求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的努力，是体系内的变革。
在确立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目标之后，发展中国家随即同发达国家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议程展开了积极谈判，持续推动国际贸易(以普惠制及“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确立为标志)、国际金融(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融资结构改革)、国际海洋(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和生效为标志)、国际环境保护(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确立为标志)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的阶段性进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改革亦构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透过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内涵及其阶段性进展不难看出，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纳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其他机制变革的主张就成为南北关系互动的诸多方式之一”并“在南北关系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谈判及其阶段性成果亦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与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着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战后国际经济关系诸多领域的制度改革与规则发展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与理念，由此彰显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议程在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影响，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再次凸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从根本上讲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长期追求的改革目标。就美元地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而言，尽管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没有直接涉及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问题，但反对美元霸权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应有之义，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贯主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彰显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元地位问题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亦成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方面，基于份额分配的加权投票权原则无疑是发达国家主导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制度基础，也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有关决策进程的制度根源。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首次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明确提出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其目的就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相关决策。由此可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就国际金融监管而言，鉴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国际金融动荡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目标。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纳入国际议程之际，消除汇率动荡以稳定国际金融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防止有关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成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理念。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问题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问题，改革和发展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诸多领域的改革议程均致力于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推动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及相关的制度改革，本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制度改革议程的历史延续。
综上所述，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由此进一步彰显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理念在国际经济制度改革中的指导意义。首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方案顺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其次，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以联合国决议作为基础的，体现了国际社会就改革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所达成的全球共识；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亦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国际关系并寻求制度改革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政策指导。第三，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等)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改革目标，因此，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依据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原则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时代性和紧迫性，其中，通过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寻求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无疑是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简言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国际经济领域的改革目标就是充实并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涵，以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改革的阶段性进展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机制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改革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召开为标志，国际社会在改革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方面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进一步彰显了改革与发展的原则理念。鉴于此，“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果无疑是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步骤。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一次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在此期间，出席“华盛顿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就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强调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应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并以此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作为“华盛顿峰会”的谈判成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共同确认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尤其是采取措施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机制。
由此可见，“华盛顿峰会”就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及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达成了原则一致，从而给危机阴影下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一线曙光，同时彰显了“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并拉开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第二次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首先，“伦敦峰会”确认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为1.1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金将由2500亿美元增至7500亿美元。其次，“伦敦峰会”强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将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纳入监管的范围，为此，“伦敦峰会”决定建立以“二十国集团”为主干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第三，“伦敦峰会”决定加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增发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其分配应向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应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以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伦敦峰会”的成果更加具体。除决定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之外，“伦敦峰会”还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普遍增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由此进入了实质性运作和具体谈判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峰会”强调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明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及贷款应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因而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鉴于此，“伦敦峰会”无疑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大变革的起点，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由此获得了新的动力。
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并取得了新的改革成果。首先，“匹兹堡峰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明显提升。根据“匹兹堡峰会”的决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至少应增加3％；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应提高5％。尽管此种调整尚属微调，但这不仅意味着新兴国家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且开始触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结构及游戏规则，同时也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长期倡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次，“匹兹堡峰会”确认“二十国集团”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为此，“匹兹堡峰会”决定，“二十国集团”峰会将每年定期举行，由此开启了“二十国集团”机制化的进程，标志着承认发展中国家力量并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机制的诞生。至此，“匹兹堡峰会”正式确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具体改革目标，确认了“二十国集团”的国际定位与发展方向，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呼声。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机制为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制度规则与组织结构、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进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为落实“匹兹堡峰会”的有关决定，世界银行年会于2010年4月通过决议，对世界银行的份额分配作出调整，中国的份额从2.77％提高到4.42％，位居第三；美国的份额则从16.36％下调到15.85％，仍居第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份额从44.06％提高到47.19％。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新的份额分配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地位的上升；基于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原则，新的份额分配同时也是改革世界银行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步骤。至此，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关改革世界银行决策机制的努力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
2010年6月，“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此次峰会强调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改革，推动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以此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革。由此可见，“多伦多峰会”再次确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目标，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其决策机制的改革进程，进而促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制度建设。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此次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列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题之一，同意发展问题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一个长期议题。由此可见，“首尔峰会”再次确认了发展问题的重要地位，再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特别关注，并将有助于推动发展导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3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
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含义
所谓国际秩序是指某一时期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着一定的目标，在某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凭借其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垄断国际事务，侵略、压迫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然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命题。******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在各种场合论述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多次重申这个观点。
在1995年10月下旬，******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他指出：“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向我们提出庄严而迫切的要求。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1]
在2002年4月，******在出访德国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在以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1]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应发挥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他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从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方面论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为各国正确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提出积极的建议，他倡导的一些原则，既有以往实行而又行之有效的，也有新提出并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这些论述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和谐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同一时代的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上不可能是一致的，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这是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和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有过多次论述。
1991年5月中旬，******率团访问苏联时，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欢迎宴会讲话中说“这种新秩序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因为这些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
1999年3月下旬，******出访欧洲，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产生于五十年代的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确立半个世纪以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是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的有力武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的行为准则，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提供理论依据。作为国际法原则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不仅因为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它运转了多年，早已根深蒂固、约定俗成，还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既有道义层面的抽象原则，又有具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在这众多的要件中，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呢？1991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试图用某种单一的模式来套住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不现实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1]
1995年10月下旬，******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讲话中说：“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1]
1999年11月初，******在访问沙特时发表演讲中说：“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1]只有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通过交流、借鉴来取长补短，整个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60亿人民才能和睦相处，整个世界不仅不会单一化、同质化，还会变得更加和谐，更有生机和活力，变得更加兴旺发达。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有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是认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世界矛盾冲突的根源；二是认为只有欧美式的文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是最先进的，是普世价值，应该在全世界推广。基于这种理念，一些国家可以把本国的法律作为衡量别国体制的标杆，可以充当世界宪兵到他国指手划脚、行使权利，甚至动辄干涉他国内政……1991年10月下旬，******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看双方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应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1]
1995年5月上旬，******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历史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世界经济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迫切。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1]
1998年6月下旬，******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中美关系时指出：“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大国应该站在推动历史前进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摒弃冷战思维，努力寻求和扩大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和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
世界是由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在于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中国哲学强调“君子和而不同”，推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彼此交流的起点，如果国家之间能够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将是一个太平的世界。
（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亮点是新安全观
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国家为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采用发展军备和与他国结成军事联盟的两种方式。殊不知这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导致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国家关系中的严重失衡。1999年3月下旬，******在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转贴于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1]
2001年7月中旬，******在出访俄罗斯时，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和平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1]
新安全观是******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各国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新安全观的理念被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采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发展中国家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末端，而既有的国际秩序与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改善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依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的正义事业，支持他们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1996年3月下旬，******在与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1]
1999年8月，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1]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这就注定了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虽然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对比中占优势，但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也有改变的空间。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发达国家已不可能抛开发展中国家为所欲为，它必须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便获取后者在重大国际事务或国际冲突中的支持与配合。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才能显示其力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在党中央工作的十四年里，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胸怀，深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及作用等问题，在许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从基础、核心、途径、亮点、主力军这五个方面深刻分析和论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重要思想，这些论述不仅使这一论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而且站在了人类道德正义的制高点。
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需要相应的国际和平环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几代领导人追求的理想。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过：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应当为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并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时，鉴于自身实力的原因，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字眼，但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确是中国外交实践中的重要内容。英国路透社曾这样报道：“中国在自从共产党政府执政以来的22年中，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多事的国家壮大起来，达到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个国家在古代达到顶峰之后，曾沉睡了数百年，现在已经觉醒了，成为一个工业和农业上的巨人，世界的五大核大国之一。自从这个共和国在1949年建立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是在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时候，也一直对世界事务发挥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以后，审时度势，用宽广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在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这个倡导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多边外交活动等内容一起，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建国后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使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互利共赢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思维
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共同繁荣息息相关。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做法丝毫不因中国国力的变化和地位的上升而动摇。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突出内容。继******之后，******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不断表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立场。正如他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上述内容是******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念的新解读，特别是他对“新秩序”中经济、文化、环保内容的新见解，对于回应外界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重要的化解作用。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导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然而，伴随着“金砖四国”、“钻石五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昔日超级大国一家独霸的威风已经不再，区域组织的纷纷建立，“G20”在国际事务中活跃的身影，都显示这样一个迹象：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和各国人民一起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共同繁荣、国际关系民主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1]******思想年编（1989—2008）[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4
关键词：经济失衡 演变 偏向性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这两种趋势的矛盾、摩擦和斗争中发展的。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的变动，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偏向性特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表现出偏向性相异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素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所构成。
1.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动；市场力量的一体化;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生产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分离，美元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力量以及国际生产中心的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权力“固化”的矛盾，则是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它左右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快慢进程。全球经济失衡下，发展中国家行为主体的强势博弈以及能否成为强势主体，决定国际经济秩序能否向公正、合理、公平方向演变。失衡两极的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偏向性相异。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生变量
“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个变量，为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在有限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为主体力量博弈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际行为主体gdp的变化；国际经济活动时处于国际经济主流之内或之外，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是否相等，是强势主体（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定者和裁判者）或弱势主体；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先后；参与国际事务制定的规则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主体力量的演化、相互制衡关系。上述四方面，是构成“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变量的主要内容。外生变量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进程，内生变量影响其演变的偏向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是内外生变量共同作用、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仅分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三大主要“偏向性”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实施的金融霸权战略，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外汇储备过剩国与美国的对垒。“金融、粮食、能源”是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力量。不同国际行为主体掌控金融、粮食、能源三要素的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粮食、能源”三因素的变动如何，左右它在四个内生变量的位置、秩序和制定规则权力，它们的变动是失衡两极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
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与机制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继而加深了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与互动，致使未来世界发展呈现多种演化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趋势，出现了被掠夺者开始提出改变规则，增加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从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演变。即演变为：多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社会”秩序。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中，中国应做好以下应对。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5
谁的全球秩序？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worldorder）或者“自由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世界的基本现实之一。这里的所谓“自由”是美国作为其主导者自我设定的一种普遍和超越国别的价值。
由于美国在全球性的“自由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了中心领导者的作用，1945年以来，“自由秩序”往往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把“自由秩序”与“美国秩序”划等号。但我认为，把“自由秩序”等同于“美国秩序”是不正确的。
“自由秩序”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以联合国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自由秩序”，也就是说，以《联合国》为基本宗旨的世界秩序就是自由秩序。
二战后世界秩序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贸易治理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国际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反映了自由秩序的济方面。二十国集团（G20）代表着全球化的混合的自由经济秩序。
从世界秩序的演化史来看，自由秩序是世界秩序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发展。可惜，学术界对这一秩序存在的深刻理由的认识仍是严重不足的。
改革势在必行
自由秩序有其局限性。代表自由秩序的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原始性的“设计缺陷”，这一秩序具有强烈的西方主导性（即所谓“西方的自由秩序”），而主导国美国往往视其国家利益高于“自由秩序”所代表的全球利益，并且把其国家价值凌驾于全球价值之上，对全球价值进行强行改造。于是，“自由秩序”被利用，长期为美国的全球统治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服务。美国控制着自由秩序的准入并主导其游戏规则，指责有的自由秩序的成员“免费搭车”。
所以，“自由秩序”也面对着必须加以改善、改革的进化问题，而任何改善、改革的动议和行动，最终如果缺少实质进展，将导致这一秩序的可持续性更加成为问题，甚至陷入长期衰退并最终瓦解。
正如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显示的那样，在全球层面上，“自由秩序”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自由秩序是如何构成的――谁是自由秩序的成员（类似谁是欧盟的成员）。也就是说，如何成为“自由秩序”的一部分，以及如何退出“自由秩序”（如同英国如何退出欧盟一样）？
一般而言，如同英国加入欧盟一样，加入“自由秩序”并非易事，都需要艰苦的谈判。某国一旦加入“自由秩序”，不管是否完全，例如仅在经济意义和条件上加入“自由秩序”，就与“自由秩序”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关系，退出“自由秩序”比加入它还要困难。这如同结婚非易事，离婚比结婚更难。
当一个国家退出某种秩序后，如果彼此形成的新型关系是良性的，作为替代，这是不错的；但也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不好的前景，即脱离“自由秩序”后，在历史纠葛和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与“自由秩序”不断产生摩擦、紧张甚至冲突。
中国与现行秩序
中国与现行“自由秩序”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和政策议题。有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对“自由秩序”不可原谅的无知和令人痛心的误解。事实上，中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奠基者和合伙人之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场，作为战胜国是联合国及与相关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贡献是历史事实。
但是后来，由于全球冷战和中国的国内变化等原因，中国与“自由秩序”的关系发生倒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成员地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截至目前，中国是所有全球性政府间组织的成员，与欧盟等地区性的“自由秩序”建立了外交关系，且不断加深与全球治理机构的关系。
中国还是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主要改革者。2016年10月，中国货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SDRs）。中国支持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加强全球自由贸易，而且身体力行，在国内设立了多个自贸区，与其他国家积极商谈、实践各种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还倡议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6
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重构,世界重要力量中心都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共同点是:未来国际秩序应当是多极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舞台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美国的挤压和妖魔化,其正当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致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伊斯兰世界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获得话语权的愿望是正当的,但美国的阻碍、核心国家和历史机遇的缺失使得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形成还要漫长的等待。
[关键词]伊斯兰国际秩序伊斯兰国家阿拉伯美国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05-10
面对复杂的现象,秩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而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在纷繁迷乱的表象之下,秩序也始终存在,因此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自然状态”下国际社会运行的规律,即秩序,肯尼思•沃尔兹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秩序的定义,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的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它包括: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国家独立或外部;和平;限制暴力,遵守条约义务,彼此尊重所有权等。[注:[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3-14]近代以前,世界历史上存在着多种地区性国际秩序,但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其他地区和国家则被动卷入。冷战后,随着国际秩序开始重构,穆斯林世界要求建立一种不同于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斯兰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不是伊斯兰统治世界,而是指伊斯兰世界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极。
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历史溯源
如果追溯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提及和他身后的阿拉伯帝国。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一一个生活在信史时代的创教者,的贡献不仅在于首创伊斯兰国际秩序,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为以后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1-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国际秩序的起源与辉煌
公元632年,逝世,阿拉伯帝国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633年帝国兵发拜占庭统治下的叙利亚,从此走向扩张之路。至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疆域达到极盛,东起中国、印度边境,西至大西洋,南至莫桑比克,北抵高加索,横跨亚非欧三洲,成为与中国唐王朝并立的亚欧大陆两大帝国之一。在阿拉伯骑兵的弯刀下,整个欧洲为之震颤,阿拉伯帝国凭借强大实力建立了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现代伊斯兰国际秩序的滥觞。
2-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国际秩序从巅峰走向衰落
1258年,曾经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亡于蒙古人,伊斯兰国际秩序出现短暂中断。但129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将伊斯兰国际秩序再次推向鼎盛,地中海几乎成为帝国内湖,苏莱曼大帝于1529年和1532年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帝国臻于极盛的同时也是衰落的开始。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在文明交往中占据了优势,凭借对外贸易和工业革命膨胀起来的强大实力,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开始觊觎近邻中东,而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数百年辉煌后,已是落日斜阳。当欧洲正在向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迈进时,其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水平上,被欧洲蔑称为“欧洲病夫”。以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和1774年的《库楚克•卡纳齐和约》为标志,奥斯曼帝国开始从扩张转为领土丧失。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入侵埃及,揭开了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入侵中东地区的序幕。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觊觎与侵略,使得奥斯曼帝国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和社会危机,领土不断丧失。帝国在俄土战争(1828―1829)中失败,导致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和黑海东岸丧失,并被迫将格鲁吉亚、伊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割让给俄国;不久后,奥斯曼帝国在与其名义属地埃及的两次战争(1831―1833,1839―1841)中也遭到失败,在英、法、俄、奥、普五国的联合干预下,埃及事实上独立,塞尔维亚经过1804年和1815年革命获得自治,而希腊在经历1821―1829年的长期武装斗争后获得独立。19世纪初以后,帝国仅能控制小亚细亚半岛、伊拉克和欧洲的鲁米利亚,统治风雨飘摇,7世纪以来绵延千年的伊斯兰国际秩序已是黄泉路近。
20世纪――重建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努力
一战后,国祚长达6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终结,伊斯兰国际秩序也随之不复存在。饱受压迫的阿拉伯民族在追求建立统一国家的同时,也在试图重新建立伊斯兰国际秩序。
1-谢里夫•侯赛因追求阿拉伯统一的努力
谢里夫•侯赛因属于圣裔哈希姆家族,即先知之女――法蒂玛之子侯赛因的后代,哈希姆家族一直居住在圣地麦加,获得了“谢里夫”称号(意为“尊贵的”,用来称呼伊斯兰教大教长),统治着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一战爆发后,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进行秘密通信,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英国承诺在大战胜利结束后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个国家的界限是,北面从亚历山大勒塔起,向东到伊朗边境,然后向南到波斯湾为止,即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但英属亚丁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以西的叙利亚地区除外。[注:[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80:474-475]然而在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国又背着阿拉伯人同法、俄两国签订了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并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致使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未能建立起来,侯赛因重建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希望落空。二战以后,伊斯兰国家大批独立,50多个伊斯兰国家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情和对外政策倾向的不同,及国家利益的千差万别,使得它们对新的国际秩序的构想有着巨大分歧,伊斯兰国际秩序的构建变得更为复杂。
2-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对伊斯兰国际秩序的追求
一战结束后,虽然阿拉伯民族被英法殖民者强行分割,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未放弃追求阿拉伯统一的努力,以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为首的先驱者仍积极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联合,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就是其重要成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埃及、伊拉克、外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协商阿拉伯统一问题,并争取英国表态支持。1941年5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发表宣言,声称“(英国)全力支持任何有关阿拉伯统一的计划”[注:LepkinFL.theBritishLabourpartyandZionism:1917―1947-Vancouver:Simon
FraserUniversity,July1986:84]。经过艰苦协商,1944年10月,埃及、沙特、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七国在埃及亚历山大签订了《亚历山大议定书》即阿拉伯国家联盟草约。1945年3月,上述国家又签订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标志阿盟正式成立。阿盟宗旨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维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民族整体利益。它的成立标志着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朝建立伊斯兰国际秩序在政治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3-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对伊斯兰国际秩序的追求
二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获得独立,伊斯兰国际秩序的推动力量由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变为泛伊斯兰主义,穆斯林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立是伊斯兰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重大成就。
穆斯林世界联盟成立于1962年。为抗衡纳赛尔的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费萨尔亲王的倡议下,以沙特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温和派阵营在麦加召开国际伊斯兰会议,商讨共同应对世俗主义和激进思想侵蚀的问题,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伊斯兰教组织――即穆斯林世界联盟(mwL)。尽管这一组织的最初目的是抵制极端思想,但它涉及到了穆斯林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强化了伊斯兰国家间的合作,对伊斯兰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着积极意义,现在它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根据1969年在摩洛哥举行的首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沙特费萨尔国王的大力支持下,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oftheislamicConference,简称oiC)在1970年5月正式成立。该组织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加强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支持所有穆斯林人民为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注:新华网-伊斯兰会议组织.news.省略/ziliao/200303/06/c
ontent_760600.htm]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后,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加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协商和经济文化交流,
大力推动中东无核区建设,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军备竞赛。目前,伊斯兰会议组织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伊斯兰国际秩序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现代伊斯兰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
国际秩序是在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制度保障。二战后,伊斯兰国家大批独立,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国际秩序的建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其内容不一,但都具备下面几个共同点。
1-伊斯兰国家必须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受人尊重的力量
当今世界伊斯兰国家共有57个,分布在亚、非、欧、南美四个大洲,人口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7%,成员国间贸易额达1.15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4.8%。[注:the11thprivateSectormeetinginislamicCountries.theRoleofthe
privateSectorineconomicinternationBetweenislamicCountries.manama,Bahrain.the11thprivateSectormeetinginislamicCountries,February08,2005:1]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国家油气资源极其丰富,其中沙特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约占目前世界石油常规储量的1/4,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根据美国《油气》杂志2005年的统计,在世界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十个国家中,伊斯兰国家有七个,分别是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利比亚和尼日利亚。[注: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GreatestoilReservesbyCountry,2006.oil&GasJournal,Dec.19,2005,103(47)]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地区大国,如沙特、伊朗、埃及、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印尼、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它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深刻地影响着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形成。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并试图通过对外输出革命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和实践这一观念,体现了伊朗对伊斯兰作为世界一极的渴望。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发言人,马来西亚也是伊斯兰国际秩序的积极推动者,2003年10月,马哈蒂尔在布特拉贾亚举行的第十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说,伊斯兰国家有13亿人口,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只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水平,就能发挥强大的力量。[注:邱孝益,苗素群.马哈蒂尔说伊斯兰国家应以新战略应对新形势.省略/news/international/specialreports/indonleader/musilin/200310300680.htm]它显示了广大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主宰国际关系的不满,要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变伊斯兰世界保守落后的形象,使得伊斯兰成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2-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近代以来,世界就是大国争霸的舞台,凭借工业革命膨胀起来的实力,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对外扩张,到19世纪末,整个世界已被列强瓜分完毕。伊斯兰国家或沦为殖民地或成为半殖民地,伊斯兰文明受到西方基督教的挤压,饱受西方侵略之苦。二战后,伊斯兰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相反,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大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争夺愈加激烈,其中又以美国最甚,这导致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999/2000年度,世界范围内高达83%外国人口对美国有好感;2001年,全世界都表达了对“9•11”事件的震惊和对美国的支持,但此后,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日趋消极,两者间关系变得紧张。[注:CRSReportforCongress.U.S.publicDiplomacy:Backgroundandthe9/11CommissionRecommendations.theLibraryofCongress,may1,2006:1]中东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反美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东遭受的入侵来自西方,如中世纪的、近代的殖民侵略、现代美国及西方对反动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偏袒;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没能改变中东下层人民的处境,相反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生活更为困苦;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生存困境,其主导下的和平进程迟迟没有进展,在美国控制着全世界媒体和舆论的情况下,穆斯林没有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渠道,强势的基督教-犹太教文化的压迫使得广大穆斯林感到绝望,冷战后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几乎都来自伊斯兰世界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所在。目前,伊斯兰世界已成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态度最为坚决的地区。
3-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肆意侵蚀
美国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它为全球化提供诸多“公共产品”,如规则制定、制度建设、市场、技术及交往手段等,全球化有着浓厚的美国气息,美国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全球主义的诸多方面确实被以美国为基地的活动主导着,或在华尔街、或在五角大楼、或在坎布里奇、或在硅谷、或在好莱坞;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而且,今天美国的战略依然是进一步推动贸易、交流、市场和对外开放的自由化,美国之所以这样做的最大理由是:它从中的获益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注:weberS.HowGlobalizationwentBad.Foreignpolicy,January/February,2007:49]美国凭借其主导权,制定游戏规则,设置有利于自己的议程,以极低的代价消费着全世界生产的财富,却使第三世界陷入贫困。
全球化对伊斯兰世界发展虽然不无裨益,但负面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格拉迪斯•莱切尼在《全球化与华盛顿共识》一书中指出:“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民主发展的最大障碍。”全球化在影响伊斯兰世界民主发展、经济进步的同时,还侵蚀着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化在缓解影响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压力的同时,也使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原教旨主义就起源于许多正在被破坏的传统;原教旨主义者反美主义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痛恨资本主义西方代表的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以及酒精、和色情的传播;无论是在宗教、种族认同还是民族主义方面,他们都躲进重建的纯粹的传统中,而且经常陷入暴力”[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239]。但伊斯兰国家要建立的新国际秩序并不排斥全球化,它所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要为伊斯兰文化传统留下应有之地。
伊斯兰国际秩序与美国
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最大获益者,任何新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必然触动美国的利益,对还未形成的伊斯兰国际秩序而言,美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以巴以、阿以冲突为例,自以色列建国之日起,美国便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在美国的援助下,以色列在五次中东战争中击败阿拉伯国家,彻底摧毁了阿拉伯国家战胜以色列的信心,迫使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埃及不得不主动求和,从而被伊斯兰世界视为奇耻大辱。由于美国偏袒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家迟迟无法建立,巴勒斯坦人民或遭到以色列的不公正对待,或流浪他国,民选的哈马斯政府遭到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其治下的加沙更成为“世界最大的监狱”,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成穆斯林世界的“不结疤的伤口”。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增长,穆斯林世界敌视美国的程度前所未见,这同圣地巴勒斯坦正义得不到伸张,不断发生,是息息相关的,看不出这一点,不但愚蠢,同时也是危险的”[注:[美]吉米•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郭仲德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1]。尽管面临国际社会和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压力,但美国始终不愿放弃以色列,原因就在于以色列对美国国家利益十分重要,它是中东地区唯一的西方民主制国家,美国无论是遏制苏联或地区大国崛起,以色列都是战略支撑点,无论是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或是卡特主义、里根主义,以色列都是美国的重要棋子,尤其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的双柱政策顿折一半,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被美视为“最可靠的战略资产”。美国政府和国会往往对以色列的行动持默许和放纵的态度,美国国内听不到对以色列的批评,即使是温和的、善意的批评,“由于美国国内的强大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以色列政府的决定很少受到质疑,更不必说受到谴责,媒体充斥着耶路撒冷方面的主张,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以色列所占领土的情形一无所知”[注:[美]吉米•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郭仲德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135-136]。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而阿以冲突、巴以冲突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伊斯兰国际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伊斯兰世界也难以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一极。伊斯兰世界的正当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和极端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也是美国成为恐怖袭击主要目标的原因。“9•11”事件的影响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它同样带给国际政治一次深刻反省的良机,我们必须重新面对迄今仍未在国际社会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问题,重构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的国际政治的行为规则、政治学说乃至国际法。[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237]美国在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为阻止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对其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亲美国家采取奖励政策,对反美国家则扣上“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的帽子,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方式逼其就范。为独霸中东、巩固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民主改革为契机,于2004年提出了全面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企图将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引向以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式发展道路,消除中东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
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
冷战结束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构,世界重要的力量中心和新兴大国,如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甚至巴西、澳大利亚都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其倾向性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未来国际秩序应当是一种多极化秩序。伊斯兰国家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完全应当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有助于其合理诉求的表达,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但伊斯兰国际秩序的建构绝非易事,除去伊斯兰国家不统一导致的内耗外,美国因素是伊斯兰国际秩序的最大阻碍。当今美国拥有冠绝全球的实力,而苏联解体又使其失去了仅有的外部约束,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美国战略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将美国的独霸态势继续保持下去,美国要阻止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出现。今天的美国就像古代罗马,它不再受别人的约束,根据自己的势力调整政策,美国不再像罗马那样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它感觉自己处于世界所有国家之上的地位,没有对抗势力的强国自成一个阶级,适用于别国的,不适用于它们,罗马和美国不愿和任何人平起平坐。[注:[德]彼得•本德尔.美国――新的罗马.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19]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7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和谐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观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分析国际关系失序、国际制度缺失和国际行为失范根源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关系，坚决摒弃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政治，倡导通过合作对话方式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努力增强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谐世界”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和平发展进入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新突破，它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与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建设和谐世界的首要前提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时代主题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依据。当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时，全世界各个国家才能从战争阴云中走出来、从冷战思维中解脱出来，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在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这一理论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时代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在每一个大时代长河中，若干历史阶段性特征和主题是不一样的。20世纪初，基于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的深刻性”和“生产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深刻论断，并亲自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它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桎梏下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概括地讲，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时代主题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广大新独立国家要生存、图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也要保生存、图发展。于是，“东西南北”各方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进而推进时代主题发生新变化。1984年小平同志两次会见外宾时都指出，当今世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
21世纪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社会财富。然而，战争也整整伴随了人类社会一个世纪。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是美苏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人类处于战争的恐怖之中，这种恐怖同战争一起都极大破坏了生产力，影响了人类社会进步，冷战结束以来，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展主旋律，和平相处、和睦相待、和谐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追求。但是，当今世界远未太平：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未消失；全球化深层矛盾不断显现，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成分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国际安全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在一些地区相当猖獗，各种文化和文明冲突不断。人类渴望和平，世界需要发展。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更期盼和平，更需要发展。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深受殖民掠夺和战争破坏，使国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无数人民流离失所，无数儿童因缺少药品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的关键是要求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发展问题。小平同志长期观察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面临着如何加快生产力发展这一矛盾。所以，小平同志指出南北方国家在发展上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共存性，而且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使发展问题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成为发达国家的责任。人类社会只有不断致力于世界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世界才能和谐与完美。第三世界的不断壮大将有利于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在和平中发展、在发展中和谐相处，实现双赢，这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世界。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建设层面，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可以不受歧视、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基础，改革和创新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使平等、公正获得强有力的法理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战以后，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旧秩序在政治上是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关系上严重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美苏两极划分势力范围，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经济上，国际旧秩序主要表现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经济和货币组织中的从属关系以及技术转让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这种旧体制导致南北差距扩大，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重，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弊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小平同志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早在1974年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就讲过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他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就是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他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小平同志对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贡献。
三、“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调加强和发挥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的作用，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建立一个互利、互信，开放包容，努力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与隔阂，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的多极世界的战略新格局。
世界战略格局是指在整体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与态势。一定的世界战略格局是一定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形式，反映一定时期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关系。科学地分析战略格局是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判断的核心内容。多极化世界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世界的思想以及他本人对促进多极化世界的形成所做的努力对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1988年10月，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由两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这里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小平同志关于多极化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多极化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必然产物；二是世界正在走向多化；三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的过程。
这些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判断，是极富远见卓识的科学判断。
四、主张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谐世界”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小平同志是一位历经沧桑、身经百战的将军，所以他更懂得和平的价值。他一再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1 “一国两制”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思路。“一国两制”本来是解决祖国统一而制定的基本国策，并已成功实施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但它又是和平共处原则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为解决一些国际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拎战后，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日趋严重，并导致战争的发生。这些问题已经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如果冲突双方都有和平的诚意，那么“一国两制”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新办法。二战后，殖民地宗主国撤退时，给新独立的国家造成或留下成堆成堆的领土争端，极其严重地干扰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战祸连绵，生灵涂炭，许多国家不仅无法发展经济，而且使本就十分落后的经济或者遭到巨大破坏，或者干脆崩溃。针对这一严重局面，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谈“一国两制”问题时，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项新原则。它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处理领土争端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性意义。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8
关键词：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哲学诠释学未来性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会面向未来的，这就是对人类、世界、人类和世界应有关系的一种应有的期望。哲学既有理论升华的任务，又有化归理论与实践，认知实践与理论的双重任务，那么，关于意识在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了。
我们每个人都期望对未来的把握，让未来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让未来安我们期待的步伐与轨道前行。像其他的大哲学家一样，伽达默尔在《论未来的规划》（1965年）论题中提出了世界秩序问题，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类和未来的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并非对现存的认识，而是对尚未存在的秩序地规划和创造。”i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工业革命的新阶段，而这种新阶段并不是自然科学进步本身的进步所带来的，是由自然科学之技术——经济应用的合理化导致的。这是一个科学思想掌控了社会实践的所有领域的，专家统治在经济和社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的时代。这是可能是整个现象学运动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在同样期望着一个未来的世界的合理的世界秩序，由此出发，对未来的关注成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他以一种科学怀疑主义哲学的态度认为“世界各地区和世界各国家，权力和思想的革命，在这个星球上对我们生活进行谋划和设置等等，不管科学有多大能耐，都不能越过一个尺度，一个也许无人认识但却是为每个人设置的尺度。”ii
在论述的具体方案上，伽达默尔将一种应该创造的世界秩序以不同的视角分解为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他以一种辩证的发展逻辑首先提出了对这种世界秩序存在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他认为普遍增长的福利是我们需求的经济合理化的状态，而阻碍这种状态的可以被称作非秩序。但是在经济的秩序化创造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所反感的非秩序也在扩张，这正是政治因素在起着作用。我们好像可以认为“正在增长的世界经济合作的合理性似乎成为一种真正的尺度，而世界秩序的意义就是由这种尺度而得到定义的。”iii但是经济视角和政治视角相分离的是值得怀疑的，以谈论经济的非秩序状况和合理的世界经济状况那样规定政治上的合理秩序是不可取的。因为有着无数的视角起着决定作用的世界政治要想普遍明确地制定出一种政治秩序观似乎是毫无希望的。这样也不会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以为合理的规划和秩序获得成功之领域的扩展必然会使我们接近合理的政治秩序。在我们可能失去对未来的把握的希望的同时，又提出的一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建设科学化可能性，但是正是给了我们希望的现在的科学化生活，是作为一种纯怀疑性问题被提出的。他带领我们回到柏拉图的建国方案，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方案寻求可能性，提出一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适应现存的社会秩序极其标准的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规划。我们要做的是将关注眼前任务技术化专家和规划未来的理性的政治家区分开来，技术进步可以使现代工业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摆脱外部痛苦和过量工作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让人们好像能够控制速度而不期待未来医治社会弊端，但是它不能消弭人与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别，即合理的世界秩序期望仍然在历史的链条中捆绑，显示的技术方案就是一把无能为力的利剑。在当今哲学的研究领域之中，对意识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的两种答案。一种是意识应该深化人们对今天实际存在东西的理解并使之彻底化的一种反转历史的世界的末世论，这种方案是被伽达默尔认为看不到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第二种方案得到了伽达默尔的支持，即要使我们能认识的一切成为实际，我们生活之持久的现世性应该得到普遍的承认，以现实性规划出它能够成功的界限。
我们知道伽达默尔企图恢复真正的实践哲学是用来面对当今的科学世界的危机的，这当然是对科学化道路未来前途的担忧。这是对未来的人类的公同的期望，这种期望在现在的秩序中和现在的生活方式中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可能在某种“力”的引导下谋划一个未来的境遇。伽达默尔在论及“诠释学的应用问题”iv的时候区分了理解（Verstehen）和解释（auslegen）,并且企图在虔信派的指引下引入应用（anwenden），作为理解行动。在此他的理解、解释、和应用都是没有未来的地位，“有效性”的需求只是在反观历史，而非在为求未来。也许未来并不在前期哲学解释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只有后期的真正的实践哲学转向才能带来现实世界的延伸和继续，对现在问题的未能解决的担忧企图让未来来解决的带来希望。
注释：
i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补充与索引（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5页。
ii同上：第217页。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 保守主义 垄断财团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F83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01－08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问题，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了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及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因此，深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讨其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无论对于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还是把握当前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趋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危机已不是简单的信贷危机。从当前大多数经济分析来看，危机的爆发牵扯到以下几个层面、不同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美国国内经济层面，从金融领域我们能够发现缺乏监管的金融泛滥造成了美国金融信用体系的断裂；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不成比例扩张所堆积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我们可以发觉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现有美元储备体系的脆弱；在世界经济层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愈益明显的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世界现有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消费能力)。总体来看，上述分析在经济层面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但是仍然存在两点明显的不足与缺陷。第一，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的隔离。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所强调的，“将政治学与经济学作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独立进行研究是片面的，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层面，金融危机爆发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同样密切相关；第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脱节。事实表明，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问题都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同样不可忽略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探究金融危机体系结构层面的深层原因，有利于挖掘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诱因。总之，与单纯的经济分析相比，对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更侧重危机爆发原因的根本性、全面性，体现了更深刻的内涵。
1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国际经济秩序也经历着重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突出特点表现出来：第一，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展与愈发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主要指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金融的扩展和融合，今天贸易和金融的触角已几乎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组织、公司、团体、个人的活动与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关、互相依赖。第二，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级化趋势。即与全球经济不断加强的相互融合和依赖相伴随的，以原有的成熟工业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各种新兴经济力量崛起为标志的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BRiCs)、富含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Brokers)。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地位凸现。这些推动经济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权力结构并深远地影响着它未来的发展。第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淡化了领土边界。“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这其中最明显的是货币流通，现在全世界每天接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近乎90％的这些国际交易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三大特点也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三个最显著的动能，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主导下的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现有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愈发不相适应，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与矛盾。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第一，传统的以“中心－边缘”模式进行划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联邦储备银行年度经济研讨会所承认，“成熟工业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与融合。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生产制造能力比重的提升，19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划分模式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同样，另一导致这一模式崩溃的重要变化就是资本流动的方向。19世纪处在中心区的英国，能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向边缘区国家输出资本，但今天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存在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向其提供资本输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当然，伯南克有一点没有讲透，即传统的“中心－边缘”两级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中心能够通过掌握生产和资金来控制和影响边缘。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是逐渐下降的。最初要应对日本、欧洲经济复兴的挑战，现在要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维持霸权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第二，缺乏调整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导致一个倾斜、不稳定的体系。“尽管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扩散，但它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新生力量实力的增长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而不是影
响能力上。世界经济权力的天秤依然倾向老的一极”。美国虽然缺少了对经济体系支配性的控制能力，但却仍然要保持霸权地位。不难发现现有的关于权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话语权的分配依然不合理、联合国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制定仍然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第三，权力结构的变迁、体系的失衡以及秩序调整的僵化导致国际体系内各种矛盾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的是贸易战、金融危机、能源资源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博弈。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科索沃、高加索冲突)无一不涉及与体系变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扩展、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势的转移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权势的相对衰退，而美国要想继续维持昔日的霸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本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至少通过以下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美国为了继续保持支配地位，必须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力量、对盟国的财政支持、对外援助，以及与维持国际经济相关的各种费用，这些保护以及有关成本不是生产性投资，相反却消耗其本身不断衰弱的经济力量；第二，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虚弱的经济力量不足以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时，国家的财政不可避免的趋于恶化，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第三，为了解决维持霸权所堆积的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美国需要通过“美元本位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然而滥印美元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信贷泡沫、美元流动性泛滥，以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第四，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贸易顺差国家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债务的投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这也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赤字国家变成了历史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第五，重新流入美国的资本如同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一般催生了美国金融行业疯狂的金融投资与信贷创造，直至形成经济泡沫，而当信用创造制造出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导致信用的断裂；第六，美国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与金融监管机制的严重滞后促成了危机的爆发，而金融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惊人能力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极度薄弱的现状也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
2 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如果说以上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那么以下内容将尝试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诱因，本文认为近30年来美国国内宗教、社会、政治的变迁与此次金融危机同样密切相关，这些国内层面的因素同样通过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危机的爆发。
第一，宗教保守主义兴起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如果谈美国国内近30年来的重大变化，那么最令人瞩目的要算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这股势力在宗教上主张按原教旨主义、福音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圣经》和美国宗教传统，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按上帝旨意建立的国家，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在有关社会、性与文化问题上，宗教保守势力坚决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男女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分工。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具有明显种族与社会歧视倾向。对环境保护问题也持漠视态度，体现了明显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在政治上，宗教保守势力认为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受到世俗化的危害，主张教会重新参与公共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集团向政界领袖施加压力，借以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用基督教原则治愈美国的目的。总之，伴随其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上述价值、主张已经全面渗透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正如研究美国宗教政治的著名学者乐马可所言：“美国宗教势力的迅速崛起，已不能把宗教排除在美国政治生活的研究之外了”。
第二，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宗教保守主义推动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与共和党联姻推动美国政治南方化。20世纪70年代，以南方州为主、拥有庞大民众基础、社会资源的基督教因不断加剧的政策、利益分歧而与近乎决裂。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政治人，以使自己的价值、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力表述。与此同时，处于逆境中的共和党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获得新的选民基础。相互需求促成两者结成政治联姻。这种联姻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南方化，以及令人注目的共和党围绕宗教的重组”。(2)宗教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助推共和党取得政治优势。得益于自由主义衰退而崛起的基督教和新保守派，一个活跃于社会基层、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个在活跃于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对国家政策、公众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双方在价值、政治观念等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都迫切需要通过政党来获取影响政治的途径。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双方结成了相互促进、互相扶持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支持共和党重新夺回了美国政坛的优势地位，而且决定了美国社会近30年的整体保守趋势。如今新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构建，而基督教右翼是决定近两届大选共和党获胜、得以连续执政的主要选民基础”。
第三，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势力相互配合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经过数十年的渗透与影响，共和党已逐渐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菲利普斯强调，“如果美国有一个地区希望推行十字军式的原教旨主义来控制国家政治，那一定是美国南方各州(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而如果有一个地区最想通过国家为其谋取石油、军工垄断利益，那这个地区一定‘阳光地带’(即美国西、南部迅速崛起的石油一军工财团)，而这一切促生了一个宗教、商业、政治紧密合作的复合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布什领导的近两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变迁无一不体现这的强大影响。(1)小布什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美南浸信会教徒，并毫不忌讳在公开场合强调对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国内，小布什政府无视环境保护问题，坚决抵制签署《京都议定书》。在社会保障、医疗问题等政策上也带有强烈的宗教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小布什政府强行套用宗教非善即恶的评价标准，强调美国是福音普散的超级强国，理应成为世界领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救世主；(2)新保守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影响也非同小可，政府内阁多位鹰派人物与新保守主义关系密切，一些重要官员本身就是新保派份子。新保
守主义提倡的“单极世界论”和“新帝国论”在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很有市场，直至促成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3)布什家族与南部德克萨斯石油、军工财团关系密切，共和党历来都是大垄断财团积极扶植的对象。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垄断财团已成为全球扩张谋取利益的急先锋。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必须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石油管道、地缘战略要地、重要航道以确保石油财团的核心利益。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优势，不断向外扩张、维持霸权以满足军工财团的关键利益。美国必须要推行全球金融扩张，垄断货币主导权，以符合银行财团、华尔街的核心利益。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而言，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分别为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提供了社会基层动力、思想动力和经济利益动力，三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不断推动美国对外谋求霸权的国内基础和动因。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又严重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于是，在国际一国内两个层面所构筑的封闭循环里，一边是夺取霸权的欲望愈发强烈，另一边是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弱。体系内的各种矛盾不断积聚，最终导致危机在冲突最激烈的领域、治理或监管最薄弱的环节不断爆发。从国际体系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现有体系内爆发的第一次危机，金融领域也不是危机爆发的唯一领域。因此，此次危机可以说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次集中释放。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深层原因的梳理，不难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金融、经济领域的范畴(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等)。在更深的层面，它还涉及到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所不得不进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有何影响?
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冲击大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重大冲击。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受到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大型金融机构不断破产，巨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市，但仍未阻止危机恶化。当前金融危机正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萎缩速度显著加快，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危机具体的损失尚未明确，但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基础。(2)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的缺陷和调解的乏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被认为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促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的糟糕表现，已使其内部管理结构(权力分配)的正当性、机制效率和管理职责备受争议。国际社会要求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对全球政治治理体制的冲击。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当前，新兴经济体在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全球政治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
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原因如下：(1)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四个权力结构上，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为现有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维持霸权的意愿和能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不会显著降低。(2)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的表现一度非常活跃，不仅率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在2008年第七届亚欧峰会上，意欲拉拢新兴经济体一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欧洲对世界经济支配能力的相对下降。此外，在关键时刻总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一直是欧盟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大软肋。欧盟内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在如何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在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与欧盟最初的改革期望相差很远。种种事实表明欧盟现有的实力仍很不足，无法动摇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3)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但其更多是体现为行动能力的加强，而不是影响能力的提升。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对其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未来发展潜力的预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4)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已使得彻底替换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实在太高。从某种程度而言，G20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经济主体力量，尽管与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都存在大小不一的矛盾，但或多或少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巨大的成本代价、密切的共同利益使得主要国家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修补现有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的替换。
从某种程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重大影响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迁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前者来讲：第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维护国际金融、货币体制稳定及其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
世界经济新秩序篇10
论文摘要：由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价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突出双赢；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破除惟我中心论；能够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
《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文件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联合国宪章》等所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在内容和精神上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人们在解决争端时更加理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几乎没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一般都涉及国家的利益、主权、安全，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使争端当事国都既能从自己的角度、又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解决国际争端不是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是本着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共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破除了惟我中心论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什么为其准则，这是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透析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概括出过去处理国家关系的两种错误做法，一个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另一个是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就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必然有差异，甚至对立与不可调和。
这种国家利益的差异、对立又正是导致国家之间一切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维护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追求的最终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也是一切政治家与外交家的行为准则，否则他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本身没有错。如果离开了国家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必然存在怎样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纯粹的意识形态要求是行不通的。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但不能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确定周家关系的亲疏好恶。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但是，国家利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对方弱小、贫困或有求于自己就不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因此，各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他维护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和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前者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对他人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后者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两者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都否认了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坚持其中之一，必然会使国家关系停滞不前。所以，无论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的做法，还是只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坚持这种论调，是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关系的。在当代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惟我中心论的根源在于：权威独尊、独断论迷梦、单一实践关系、单一片面的实践进程、偏狭的实践动力学。霸权主义无论是推行和平演变策略，还是在世界上推行其强权政治，都把惟我中心论推向极致。
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突出强调了国家遵守国际关系准则的相互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在措辞和表达方面也更为精练。这个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单向外交思维，破除瞻我中心论，承认和认识客观的多元世界。因此，它对正确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赢，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只有放弃惟我中心论，才能以一种新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才能赢得主动，进一步打开政府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要求他国选择与自己相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且以此来确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恶，而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而应该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以客观事物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中国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曾较为重视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来处理国家关系，无形中给自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设置了障碍。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使我国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在和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周家交往时，特别注意平等，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尊重这些国家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中国这一做法不仅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欢迎，而且也赢得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友谊、合作、信任。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原则的倡导和广为接受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体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并且日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础，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由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组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哲学，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市场，如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等，其实质是维护大国的霸权地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意志，建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个秩序使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额利润，财源滚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掠夺和剥削，经济上难以得到持久独立地发展。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尽管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样也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副作用。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得战后发展中国家组成与发达国家对抗的统一战线，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上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合理现象，使发达国家更加孤立；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发达国家缺乏更广阔的市场。
在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阻碍着他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战后世界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而发达国家尽管继续享受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带来的好处，同时又感受到发展中国家提出问题的压力，也觉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需要改变。为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和平、公正、平等、合作的政治经济相互结合的国际新秩序。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仍然由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价值决定论、西方制度扩张论、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不过是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贩卖旧秩序的老调，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憎恶。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国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但这个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的主观愿望和主张。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必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所提出的公正、公平、合理、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