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1
终身寿险由于只提供死亡保障，保险责任单一，非常适合保险意识较强的人群。但在营销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类人群对定期寿险也非常感兴趣，而且因为定期寿险保费便宜而倾向购买，使得终身寿险在销售中大打折扣。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样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的区别。终身寿险的释义在前面已经提到，此不再赘述；定期寿险是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规定一定时期为保险有效期间的死亡保险。根据规定定期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死亡，保险人即给付受益人定额的保险金；如期满生存，合同即行终止，保险人无给付义务，亦不退还已收的保险费。
所以二者的明显区别在于：同样的保障额度定期寿险保费低、有期限、不返还；而终身寿险保费高，无期限、有返还。
明晰了这个区别，对我们和客户进行有效沟通十分必要。
第二，我们要判断，客户因为定期险保费比较便宜而优先考虑购买，这种选择正确吗？
表面看起来没有错。客户买保险重保障，毋庸置疑，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在保险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盲点，即对定期险和终身险之间的不同并不完全清楚。
对此，我们要结合二者的区别和客户进行沟通，请他购买终身寿险。以下提供三种理由的话语沟通方式供参考：
方式一：
没错，你可以买定期险，而且保费的确比较便宜，可是我并不希望一两年后你埋怨我。买保险有两种投保的方式，一是便宜的投保方法，一是正确的方法。
如果采用便宜的方法，你只需付一点点保费，买定期寿险就可以了。但是定期险最大的问题是有期限，也许当您最需要保障的时候，保单也到期了。保单到期后，你将完全没有保障，而且你所付出的钱，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所以，我建议你采用正确的方法投保终身寿险。也许一开始你得付较多的保费，但是保险公司永远都不能取消你的保障，你想拥有多久都可以。假如你不需要保障了，那么你可以拿回保费，更棒的是，保险公司还会付给你利息呢？
这不正是您想要的吗？买寿险其实就是为家人买的，体现的是对家人的责任和爱。既然是源于一份责任和爱，当然要选择没有期限的，您说呢?
方式二：
假如我知道一个人很快就要面临死亡，我会劝他买定期保险；假如我知道一个人会长命百岁，我会提议他购买养老保险。您肯定也知道，我并不能预知一个人会早死，或长命百岁，对吗？所以我建议您采取一个中庸办法：投保终身寿险。
方式三：
购买定期保险，只是短期性的需求，保费也较便宜，所以在现金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别无选择；但若计划一辈子的保障，终身险的保费相对较低……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2
一、如何看待重大疾病
卫生部2006年统计报告的一个数据，全国人口死亡总数前十位死因合计占死亡总数的90.4％。他们是（按单项死亡率顺序排列）：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及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消化系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精神障碍。
至于排在十位以外的其它疾病死亡，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合计只占9.6％。
这组数据说明了一个不容质疑的一个问题，每十例死亡中，有九人就是因为重大疾病而导致的身故。
与此同时，2007年著名肿瘤学专家郝希山院士主持的“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研究”这项课题得出的结论是：人口老龄化与恶性肿瘤发病率变化趋势变化一致,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决定性因素。从不同年龄人群肿瘤发病构成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群，是肿瘤发病的高峰人群，肿瘤发病率所占比重最大,约为55.36%。
这个数据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1、年龄越大，罹患重疾的概率越大，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九成的人是要倒在医院的病床上身故。
2、越晚罹患重疾，治疗费用和养老金积蓄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大。这应验了我们常说的这样一句话，人生三大不幸莫过于以下三种情况：走得太早：将负担留给活着的人；病的太重：无穷无尽的医疗花费无疑是一个无底洞；活的太久：有多少积蓄同时为我们支付养老金和临终前的疾病开销？
二、如何看待重大疾病保险
重疾保险的保障原理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约定，客户和保险公司就一定数量的重疾种类签订合同，合同期间如果被保险人发生约定重疾种类中的一种且符合重疾定义标准的，当初投保多少就理赔多少。
需要清楚的是，一个投保十万元的重疾险，无论我们缴费了多少，哪怕只缴费一年，只要罹患重疾后被确诊，都是按照投保额十万进行理赔，而非按照已缴费保险费进行理赔。假如年缴保费是3500元，第二年首次罹患重疾，得到10万的理赔，那么这个9.65万就是所谓保障最数字化的体现。
然而，投保第二年罹患重疾的人肯定会有，但并不是所有人，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命都不会这么苦吧。绝大多数的被保险人基本上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高发年龄段排排坐的来罹患重大疾病，但此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保险缴费。缴费期后再罹患重疾，那么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是最大化，保险公司理赔数额是最小化，重疾保险是否还有意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此时的重疾保险在保障上的体现就是强制储蓄功能了。
如何理解总缴费八万，理赔十万的保障？很多人认为，如果高龄罹患重疾，所赔保险金绝大多数的资金都是自己过去积累的，感觉不划算。
事实上，保险保障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片段。
在同一个条款下人人平等，重疾险前期的保障功能，使得保险公司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机会，这是不能抹杀的。因为重疾风险是不可预知的，谁也不能断言自己何时会得病，我们不能等自己第四个馒头吃饱后来埋怨不该吃前三个馒头，我们也不可能一上来就吃第四个馒头。
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保险另一个功能――强制储蓄。
这就是说，重要的是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是否还有一笔钱可以专款专用。
如果说我们每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是因为重疾而身故，那么在疾病面前，我们是否有一笔钱可以专款专用，这是一个需要牢记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困绕了无数的消费者和人。
三、如何理解附加重疾险和定期重疾主险
重大疾病保险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毋庸置疑（其实什么保险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风险比国外高出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国人投保重疾险的比例却实在低的可怜。
绝大多数人是没有风险意识，在此就不多讨论了。也有很多考虑重疾风险的人却被品种繁多的重疾险种类所困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重疾险到底有那些种类，而这些重疾又有那些功能呢？
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重疾的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主险和附加险的区别，一个是自然费率和均衡费率的区别。
1、主险和附加险的区别保险分为主险和附加险两种形式。所谓主险是指可以单独投保的保险险种，绝大多数是返还的，所以保费较贵。
所谓附加险是不能单独投保，只能附加于主险投保的险种。附加险只有发生理赔时才有现金利益，没有理赔时就只能算消费掉了，所以附加险还有一个名词就是消费型保险。由于是消费险，所以非常便宜，一个十万保额附加重疾险在三十岁大约只需要300元，是典型的以小博大。同样一个投保额，主险和附加险的费率在年轻时相差在十倍左右。
2、自然费率和均衡费率的区别重疾险分为自然费率和均衡费率，所谓费率，就是某个年龄、某个性别下，投保一定额度的保险所需要缴纳一年的保费。
所谓自然费率是投保重疾险后，每年缴纳的保费根据年龄递增而递增（或者说根据风险的递增而递增）。年轻和年老时保费差距可以达到十倍以上。所以很多年轻人在投保附加重疾险时，看到自己第一年缴费只需要三四百元，就以为以后永远就是这个数，其实不然，事实是他每长一岁，下一年保费就贵一点，一年一个价，上年和次年的涨幅在8-10%左右。例如自然费率中，如果某人30岁这一年投保十万附加重疾需要缴纳277元，那么到他60岁的时候，这一年则要缴纳5800元。
自然费率的优点就是，年龄越低，风险越小，保费越低，不必在年轻时缴纳昂贵保费。
所谓均衡费率（也叫保证保费）就是保险公司把风险估算后，把各年龄段的保费平衡后，每年给出一个保费均值，从一个年龄开始投保后，以后每年的保费都是一样的。
由于各保险公司在均衡费率上都惯有保 障年限，年限不同，均衡费率也就不同，不一一举例，但是原理是一样的。一个10斤的包袱不会因为我们抱着就是10斤，背着就是8斤，无论我们的姿势怎么不同，但重量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抱着或背着都一样沉的道理，只是我们感觉会不同。如果我们背着真的只有8斤，那么你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这个包袱减少了内容。
搞清楚这些基本观念后，我们再来探讨各种重疾险的属性。
定期重大疾病保险：
以重疾保障为主险，在一定期限内给于保障，一般采用均衡保费。这类重疾险最多保障期限是30年，20岁买就只能保障到50岁，30岁买就只能保障到60岁，多一天都不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保险虽然是主险，但是也属于消费型的，没有理赔则不能返还保费。
附加重大疾病保险：
需要同时购买其它主险，例如同时投保终身寿或者养老保险，属于消费型险种，自然费率设计比较多见。也就是三十岁这一年只需要三、四百元，缴费至60岁后每年都要超过几千，且不发生理赔时保费不能返还。身故给付现金是按照主险的保额进行理赔的。
附加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需要同时购买其它主险，多数限定在同时投保终身寿保险（被保险人活着是拿不到钱的那种保险就叫终身寿险），属于消费型险种。身故给付现金同样是按照主险保额进行理赔的。
在这里，凡是看见有“提前给付”字样的附加重疾，需要了解它有个极为显著的特征――附加的重疾一旦发生理赔，主险的保额要相应减去理赔数额。例如投保20万终身寿附加提前给付重疾10万，如果发生重疾理赔得到10万，终身寿则要减去已理赔的10万，由20万变为10万。如果终身寿和附加提前给付各投保10万，一旦发生重疾理赔，主险减后为零，保险合同就会终止。
4、两全主险捆绑附加重疾：
多以生死两全保险为主险，捆绑附加重大疾病险。所谓两全险就是保障期限内身故保险公司要给钱，保障期限后没有身故保险公司也要给钱的那种保险。这类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都在80岁期满，附加上重疾后就成为过去最常见的有病赔病，无病返钱的那种保险。在这种保险中，附加险是不标明费率的，已经计入两全主险费率中。但可以肯定的是，附加重疾是均衡费率，而且附加的重疾险保障期等于两全险的期限，一般都在八十岁左右。
四、如何投保重大疾病
上述各种重疾险孰是孰非，需要靠各位的理解。但这正是重疾险名目繁多，让消费者云里雾里折腾的原因。
既然我们国人最终身故的人里十个人中有九个人必然要死于重疾，重疾险必然成为投保时的首要考虑，那么面对如此繁杂的重疾险，我们该如何投保呢？
1、经济型的考虑：如果我们年轻且没有为，我们只有年缴5000元以下的预算，建议大家投保养老险+附加重大疾病+意外伤害，这样万一中的万一发生了不幸，有各种保障保全我们的经济，但是尤其要注意的是，一旦我们经济能力加强后，一定要取消附加重疾，单独买一个两全险捆绑重疾。
2、富裕型的考虑：如果我们缴费能力每年大于一万元，毫无疑问，至少10万元的两全险捆绑重疾保障是首要考虑的，情况允许的话可以投保20万元，剩余的全部投保其它养老险或者理财险。（不要听别人投保五十万的忽悠，那样很浪费）
3.超富裕型考虑：如果你还有多得用不完的闲置资产，那么你拿出不大于1-2%资产的现金，用来买保险，其余的你爱干嘛去干嘛，找个凉快的地方把钱烧着取暖也行。
其实本来这是十分清晰的一个思路，为何保险行业会弄得跟雾里看花一样朦胧呢？
道理很简单，上述各种各样的保险，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只有一种可以销售，于是人能强调的，就只有自己公司的那一枝花。
于是，只能销售“主险附加重疾险”的保险公司人，一定会强调保障是最重要的；而只能销售“定期重疾保险”的人会强调保费的经济性是最重要的，那些只能销售“两全险捆绑附加重疾”的人则会强调专款专用是主要的。我除了没有听说车险也可以治病以外，其余的全听到了。
那么到底哪一种投保方式更适合被保险人？
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本文开头官方的统计和专家的调研，身故中因重疾的发生率是90.4%，而且年龄在65岁以后呈现重疾罹患高峰，那么我们需要的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罹患重疾时，我们是否有资金可以调用这样一个原则。至于这笔资金来源何处是次要的。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60岁退休，活到70岁的时候，我们花费自己养老金积蓄已经有十年了，那么还有多少钱可以供我们支付重大疾病中需要自费的进口药和营养药呢？所以说，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收入
是有限的，但开支确是伴随一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活的越久，养老积蓄消耗也就越大，重疾治疗的补充来源也就越薄弱，谁说这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傻瓜都知道定期重疾保险肯定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因为定期重疾保险的合同期限少的只有10年，比如银行保险，保险公司买的定期重疾险最大只有30年，如果我们在30岁投保，那么保障期最多只到60岁，可是我们60岁以后怎么办呢？还别说25岁投保。
但这种定期重疾险有一个优点，四十以上的投保，保费绝对便宜，保障也比较合算。
其次，主险附加重疾险，三十岁可能只需要三四百元，但是到了60岁以后呢，我们是否还能接受几千元的消费却不能返还的现实呢？更何况附加重疾保险不能保证续保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再次，如果我们以终身寿险附加提前给付重疾险方式投保，如果这样就能保障到80岁或者100岁，但问题是，我们能接受活着的时候没有现金利益的现实吗？毕竟更多人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钱。同样，不能保证续保依然还有一个投保本身的风险。别到时候我们只剩下一个终身寿险的光杆司令，那也难说。
如果附加提前给付重疾有保证续保政策，那也不失为一个比较经济的重疾保险。
最后，看似两全险捆绑附加重疾虽然可以专款专用，对于收入丰厚的人士没有问题，但是一年三、四千元的保费开支也的确难倒了那些经济拮据的投保人，如果我负担不起保费怎么办？
在这里，我依然建议我们首先遵循优先考虑重大疾病，其次才考虑养老保障的顺序。
五、什么样的人才考虑投保重疾
有些人会说，我们单位条件好，社保报销完了后单位再报，住院医疗百分之百报销，不用买重疾。果真如此吗？
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尤其是国家公务员和军人。
社保或者单位报销，是一个先支出再补偿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先开支出去多少，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报销回来多少。我们报销的数额不会大于开支总额，最多是等于我们的开支总额。
问题是报销真的会等于开支总额吗？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不在公费医疗药品清单目录上的进口药和营养药是不能报销的。除非是国产药没有选择，必须要使用进口药，那也要根据病人的职务级别层层上报得到批准后才能使用。你的职级是什么？
那么重大疾病保险是什么？那是一个契约，我们同保险公司就多少种重大疾病签订的契约，合约内容大约是：如果保障期间我们初次罹患了契约中约定的某一重大疾病，并且符合国家定义的重疾理赔标准，无论我是否治疗，无论我缴费了多少，保险公司都要给付我投保是标定的保额。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3
“定期”与“终身”有区别
定期寿险是指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间为固定年限的人寿保险。
定期寿险提供一个固定期间的保障,如10年、20年或到被保险人达到某个年龄为止如88周岁或100周岁。在保险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不幸身故,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期间结束时,如果被保险人仍然生存,保险公司不给付保险金,也不退还保险费,保险合同终止。
终身寿险是指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间为终身的人寿保险。终身寿险能够为被保险人提供终身的保险保障。投保后,不论被保险人在什么时间身故,保险公司都要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终身寿险与定期寿险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在定期寿险保障功能基础上,添加了强制储蓄功能,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是终身提供保障的保险。一般情况下,终身寿险的被保险人生存至某一高龄时,便可获得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在这一年龄前的任何时候死亡,保险人都向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给付保险金。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此外,“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因此,一旦发生变化需要变更受益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尽早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变更事宜,否则一旦出现赔付,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投保人不得擅自领取理赔金。
同样,对于含死亡责任的保险合同,除了“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险”这惟一的例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无论被保险人与投保人是何种关系,都要求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不然合同无效。
量力而行买保险
那么,该如何选择寿险产品呢?
专家介绍,相比较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终身寿险费率比定期寿险高,但保险期间更长。而定期寿险费率比其他寿险产品低,可以用较少的钱获得较高的身故保障;定期寿险的保险期间可灵活选择,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时期的保障需求。
由于定期寿险只提供固定期限的保障,消费者在保险期满后再购买定期寿险,可能会因年龄、健康状况等情况的变化而面临保险公司拒保或提高费率等问题。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4
出国留学除了要承受学业负担外,还要经历独立生活的磨练,所以,身处异国他乡的莘莘学子们更需要人身保险的保障。
出国留学保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踏出家门到学校的保险生效前,这段期间的保障;留学期间的保障;生命价值的保障。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常常会被忽略。
“真空期”的保障
大多数人会认同:出门在外总比待在家里风险要大一些,特别是有些出国留学的朋友在中国时居住在二三线城市,目的国学校又是在对方国家的二三线城市,一路辗转可能需要三四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学校之后,从办理入学手续,包括购买当地保险的手续,直到当地的保险生效,前后相加会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这段时间是保险的真空期。
买保险不是投资,买任何保险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出国保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符合签证要求。签证官会根据自己国家政府的要求,对申请留学的学生进行资产、风险等评估,有些国家会要求在申请签证时就要出具保险证明,这样可以覆盖真空期。
为增加签证的成功率,留学生应该先购买符合申请签证要求的保险。比如申根签证保险须包括由于生病可能送返回国的费用及急救和紧急住院费用,赔偿金至少3万欧元,约30万人民币。
签证前购买的保险一定要有拒签可退保的承诺,这种短期的旅行险通常可以在网上买。有些网站销售的出国保险,可以实现保险产品的在线对比,并可选择支付宝或者快钱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在线支付,并可将电子保单直接发送到您的邮箱,您自己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这种保险的价格与年龄性别无关,投保年龄一般是12周岁至30周岁,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保额和保险期间。比如1至2个月的保费大约在600元左右,而12个月的保费则需要3000元。
北美地区的医疗费用相对较高,所以保险费也会比去其他地区留学要高,幅度大约在30%左右。保障范围一般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医疗费用报销,还有部分财务损失保障,比如随身财物丢失、旅行证件遗失。有些保险公司的险种还可以包括鼠疫、流脑、急性脑膜炎等流行性疾病医疗费用的报销。
留学生如果在国外需要用到保险时,要及时拨打当地或国内保险公司的电话,多采集并保存好现场证据、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用的原始收据,以及相关部门的意外事故证明。购买了国内保险的留学生更应保存好相关收据和证明,回国时及时找国内保险公司理赔。
留学期间的保障
在国内保险公司购买的医疗保险,由于赔付范围各异,且保险公司可能在其留学目的国未设代表处,造成理赔程序繁杂或无法顺利理赔。当然,国内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会与国际SoS救援机构等具有全球救援保险网络的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帮助国内保险公司在国外开展紧急救援、垫付医疗费、理赔等工作。尽管如此,最常用的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还是应该在目的国买,以减少不必要的理赔纠纷。
不同的国家医疗保障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学校,留学学费就涵盖保险,不需要重复购买,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规定,在英国留学超过半年的留学生只要购买英国医疗保险,就能享受国民待遇,就诊费用可以报销。而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这几个国家留学,第一年都被要求强制保险。国外各大学通常有合作的保险公司,保费通常比市场价格低,且理赔迅速。
留学生在国外投保后,保险公司会给学生一张医疗保险卡。保险卡上有留学生的姓名、地址、保险单号码和有效期限等等信息,以及保险公司的名称、报案电话,包括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等。学生要认真保存,最好能随身携带。看病就诊时,学生需向医护人员出示此卡,许多医院不接收没有医疗保险证明的病人。同时,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因为多数保险公司规定了各类医疗费用的范围和最高限额,超过这个数额,费用由病人自理。
生命价值的保障
在买出国保险时,最容易被忽略、同时也是最应该在国内买的保险是生命价值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寿险。年满18周岁买寿险就可以不受保额限制了。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买寿险?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5
刘启斌恒安标准人寿高级理财规划师，《钱经》、《好运money+》杂志特约撰稿人
新年伊始，即将借壳上市的小马奔腾创始人及董事长李明因心肌梗塞，在北京突然去世。我的朋友又打过来电话，说被查出胃癌，在确定患癌之后，他将冰箱里的肉食全丢了，换了大量的有机蔬菜、水果。
以前经常有朋友劝他少吃腊肉、少熬夜、多运动，他都听不进去，可医生一句“你患癌了”，他立马清醒过来。如今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来跑步、打太极，希望还来得及。“唉！后悔没早一点运动保健，后悔没早一点买保险，人生就这么多悔不当初……”
之前我给这位朋友设计过一套规划方案，他一直比较忙，未能执行我的方案。还有一类朋友经常来咨询我，想买这样那样的险种，可当我问起他们为何想要买这个险种及这一额度时，很多人总会说，听说不错，同事也买。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所以，保险讲求的是量身定做，不同的产品解决不同的问题。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病医疗保险的购买要点。
购买大病险之前，首先需要知道自己所在的公司都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福利。
福利指的是社保、补充医疗、高管医疗管理计划等，不同的人需要的医疗报销险种也不同。如果公司给你提供了社保之外还有补充医疗的话，医疗报销险基本你就可以不用考虑了，但是如果你一旦离开这家公司，没有了这些福利，那就要给自己上一份了。此类险种属于交一年保一年的消费险类型，市场上也有相对更贵的医疗险，核心内容没区别，但多出来的是报销范围。选择哪种，还需看经济能力与是否适合自己。
其次，选择适合自己的大病险。
一般福利好的公司都会给自己的员工上一份补充的大病险，但是额度不高，再加上如果离开公司后，这份福利就会消失，所以需要趁早给自己规划好将来可能发生重疾带来的财务损失。市场上的大病险基本分为定期、两全、终身这三个类别。
定期，顾名思义有时间限制，不过最便宜，真正具有低费用、高杠杆的作用，能让你在某一期间得到很高的保障，市场上有到期全消费与到期返还一半保费两种类型可选。当然它也有缺点，就是它保障的时间短。此类产品适合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和有自己投资渠道的客户，投入不多，可以得到高保障。
两全，此类产品业内称为生死两全险，即无论生与故，到期后，保险公司都会返钱。此类产品之前受到女性客户钟爱，因为到期返还的保额（有的是保费）正好作为一笔养老金使用。但是，因为它费用贵、时间短、额度永远不变这些缺点，如今逐渐被市场抛弃，如果有业务员推销此类产品，请慎重选择。
终身，顾名思义，保障时间最长直到终身，它的费用在定期与两全之间。市场上有很多产品都称自己为终身重疾险，其实不然，有的所谓终身合同约定80岁、85岁甚至88岁返还，其实它们都属于两全的范畴，真正的终身险应该是不约定时间才对。市场上有两类终身险，一类是保障的额度永远平衡不变，一直保到最后；另一类是保障的额度会随着每年分红而增加，保额年年递增，直到最后。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6
长、短期保险相pK
一般来说，短期保险是指保障期限为一年或一年以内的保险，航空意外险、短期住院医疗险、附加重疾险等都属于短期保险。有些寿险产品，保障期限相对较短，比如5年时间，也可将其归为短期险之列。长期保险即保障期限为一年以上的保险，如长期重疾险、终身寿险等，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保险都属于长期保险。
续保麻烦：长期胜出
目前，市场上短期保险产品大多需要每年续保，有的产品还会因理赔或者被保险人身体健康原因拒绝续保，比如短期住院医疗保险。这类产品的续保最高年龄一般为65岁，但65岁以后往往是一个人最需要保障的时期，这些产品却无法提供保障。长期保险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期健康险的缺陷，只需一次投保即可享受长期保障。
保费成本：短期胜出
短期保险采用的是自然费率，在被保险人年龄较小的时候保费比较低。而长期保险多使用均衡费率，因为保障期长，其价钱也相对较高。例如意外伤害险，每年只需一两百元可获得1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障，而终身寿险一般都得数千元；附加重疾险一年只需几百元就可获得疾病保障，而普通的重疾险一般都价格不菲。
理财功能：长期胜出
保险公司对于长期保险的保险金，运用较为灵活和稳定，所以市面上的分红险、投资连接保险等具有理财功能的产品大都为长期险，收益率也较高。大部分长期保险还具备返还功能，符合许多消费者“买保险绝对不能亏”的心理。而短期保险中只有一部分银行保险类的定期寿险具有理财功能，收益率与储蓄利率差不多；其他短期保险都属于纯消费型保险，不具有理财、返还功能。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短期保险与长期保险各有长处，但两种期限的保险并非水火不容，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创业期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不久，经济基础薄弱，手头并不宽裕，但又想获得保障，此时就可以选择短期保险产品，如意外伤害险、短期医疗险、定期寿险等。当工作稳定，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后，则可以考虑购买长期保险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是保障时间长，且具有一定的返还性，能为自己和家庭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长期保险非长效
一张长期保单可以获得全面的、整个人生的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以及种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保险产品可能已经不适合，比如需要提高额度，或是延长保障期限。除了购买一份新的保险，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保单变更：投保人说了算
保险品种变更是指投保人在投保了一定年限后，可向保险公司提出要求，将产品变更为更适合自己的险种，同时还可要求增加保险金额、重新设置缴费年限等等。这种做法俗称险种转换，市面上许多保单都有此功能，比如泰康人寿的泰康附加定期保险规定，在距缴费期满目5年或5年以上，投保人可向保险公司申请将该保险转换为当时正在销售的终身寿险合同、两全寿险合同或养老合同，且无需可保性证明。
例如，很多年轻人购买了可转换的定期寿险，这种产品较为便宜，但属于纯消费型险种，不可返还。当经济情况改善的时侯，可以将定期险转为终身寿险，或是改为养老险，将原定期寿险保单中的现金价值变相转为其他险种所需的保费，不至于长期缴纳到最后一点回收金都没有。再比如，很多家长都会为孩子购买带储蓄性质的教育金保险，提供定期保障，一般在25岁后就结束了，在保险合同未到期之前，可以将此份少儿险保单转换为终身寿险保单，提供终身保障。
与重新投保一份新的保险产品相比，险种转换的最大好处是可按照自己最初投保时的年龄来计算费率，而不必按目前年龄计算，节省了保费的支出。
以30岁的吕先生为例，如果他将自己25岁时购买的定期两全保险转换为20年缴费、保额为20万元的终身寿险，可按照他25岁时(5年前)的费率计算保费，今后每年需缴费4560元。而他若重新投保一份终身寿险，就必须按30岁的费率来算，每年缴费5140元。显而易见，采用险种转换的办法，每年可节省580元的保费支出。另外转换时无需二次核保，避免了加费或拒保的可能。
另外，保险产品的更新换代是比较快的，当保险公司推出费率更低、保障更全面、回报率更高的产品时，可以考虑将老保单转换为新保单。
退保取现：现金价值来养老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儿女已经成家立业，终身寿险可能不如年金险实用。但此时购买新的年金险价格很高，如果进行保单转换，补交的差额也不少，此时我们可以考虑终身寿险的现金价值，如果现金价值足够高，将其退保取回现金价值也不失为上策。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7
关键词：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一、关于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法分析
保险合同的中心内容在于投保人以给付保险费为代价换得保险人承担约定的风险，从而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实现风险的转移，而在全体投保人之间则形成风险的分散。因此，保险合同在保险精算的科学基础上，要求保险人承担的风险与投保人所交付的保险费具有对价关系，遵循着对价平衡原则。由于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标的物的风险处于无体不确定的状态，不能转移占有，因此，“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1].保险标的的风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保险合同缔结之初其承担的风险与合同履行中的风险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而保险合同又是继续性合同，若危险严重超出缔约时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程度，则势必会提高保险事故发生的机率，而加重保险人的义务，破坏对价平衡。为此，当保险标的情况的变化严重增加了保险合同缔结之初所承保的风险，保险法课以相对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使保险人对危险增加的事实作出正确估量，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风险。各国保险法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但其具体内容却不尽相同。我国现行保险法在第36条用两款加以规定：
第一款：在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款：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应简便明约，但不能有“简”而无“明”。纵观其规定，言虽简意却未“明”。如：危险增加有轻重久暂之别，其构成要件为何，是否在事实上一经危险增加即一定成立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危险增加有时因可归责于当事人，有时则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是否不分情况规定为相同的结果；按现行法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下保险人有合同解除权与保险费增加权，其间的关系若何，是否可任意选择……凡此种种，皆须明了。现行保险法第36条的内容不能明示通知义务的构成要件，亦未涵盖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不同情况而在法律上异其效果。因此，有对之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必要，以在法律运行中明其意义，定其权利义务，理顺其责任，祛除对当事人造成的不公及由此而致的纠纷。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面临外国先进保险业的竞争之际，尤须基于后发展之地位，借鉴他国先进保险立法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现行规则，在投保人与保险人间达成利益的平衡，使中外保险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趋于一致，以完善我国保险现行法，加强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构成要件
（一）积极要件。
危险增加义务首先须具备危险增加的客观事实，此为积极要件。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深受多种无法控制因素的影响而致危险增加时，则义务人要对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但在现实中，危险增加有轻重久暂之别，若令义务人不分具体情形皆须负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必然耗费义务人的时间与财力而增加交易成本，对于保险人来说并非皆为必要，反而有违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因此，危险增加显非其字面意义所能完全表征，在保险法上实有其特定的内涵，需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特别的讨论。我们认为，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应包括如下要件：
1、程度要件，危险增加须达致严重超过缔约初的程度，使保险人非增加保险费不足以承保或以何种条件都不能承保。并非所有危险增加皆须通知保险人，若所有无关痛痒的危险增加皆须通知，对义务人而言不仅扩大交易成本，费时费力，对保险人而言亦无实益。危险增加须致一定程度，对保险人的风险负担构成实质性影响，方对义务人课以通知义务。概因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在于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物的风险为无体状态，与普通合同标的相比显具特殊性，保险人不能具体控制保险标的，亦无从控制其无体的风险状态，只有实际控制标的物的人对其所处的风险状态才最为关切最为挂怀，标的物面临的风险变化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最为明了。危险增加的客观事实若使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机率增大，以至达于必须增加保险费或即使增加保险费亦不能承保，也就是说，若该危险增加的事实于缔约时存在，保险人断不会以现在的条件与保险费率承保，则构成危险增加的程度要件。如：在财产保险，甲为其所有的房屋投保火灾保险，其邻居原为民居现已改为制造爆竹的工厂。在人身保险，甲投保意外险，其原为武术教师现为海关缉私侦察员。我国保险法对危险增加未为任何说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则有不同体现。我国台湾地区现行保险法于第59条第二项规定“致其危险达于应增加保险费或终止之程度者”即是。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9条则表现为“非重要危险增加，不予考虑”。日本商法典第656条则表述为“致危险显著变更者”。因此，我国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要做目的性限缩解释，从其程度性标准来说，实指“重要危险增加”或“危险显著变更”之意。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保险法上的用语不如直接表述为“重要危险增加”或“显著危险增加”。
2、时间要件，一指危险增加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二指危险增加事实本身在时间上应具持续性。危险增加除程度须达致一定标准外，还须满足时间上的要求。首先，危险增加的事实须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2]，而不是要保人发出要约之后保险人承诺以前。其次，相对于原合同缔结之初的风险状况而言，其具备程度条件的危险增加的事实本身应不间断地持续一定时间。此时，需要考虑两种情况：一是该重要危险增加一出现即刻引起危险事故，二是该危险增加发生过、后又消失。如：在汽车责任保险中，该汽车的制动器失灵马上引起撞车事故，此为保险事故的促成，非为危险增加。而若该汽车制动器失灵的情况发生后，该司机在一周时间内仍继续使用该车则构成危险增加。但在制动器失灵后，马上被司机修理好，则不属于危险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涉及时间上持续性的认定问题。若持续8小时、1天、3天、10天、1个月……，则何样的时间期限才算具有持续性，单纯从时间上判断殊难定论。因此，是否具有持续性，只有留待法官根据各种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的不同要求来进行具体判断。这样，在非典型案件的边界便给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
3、主观要件，在风险评价上要求具有未被评价性。危险增加除具上述两个要件外，尚须具备未被评价性，即在双方缔约时，未把该危险严重增加的情况计算在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的风险里，并核定相应的保险费。有学者称之为“不可预见性”[3]，但不可预见性易使人理解为对危险增加本身的不能预见，而有时保险人对缔约后风险增加是有预见的。如：汽车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可能会认识到该汽车的使用会导致制动器老化而达危险增加，但其已包括于承保风险中。然，若该司机在制动器失灵后仍不为修理继续使用该汽车竟致半个月的时间，则属危险增加。因为该保险人在评估汽车责任风险时，是以该汽车制动器功能正常为前提的，而制动器功能失灵的存在事实则远超出保险人对汽车使用风险的正常估价。又如，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会想到被保险人将来有变动职业的可能，所以，在合同中约定变动职业时须通知保险人。此时，危险增加显然已被保险人预见，而不是不可预见。因此，不可预见性不若采用未被评价性一语中的，又不致误解。
（二）消极要件
危险增加义务除上述积极要件外，还需考虑消极要件，即无下列条件之一的，通知义务才存在：
1、为履行道德义务而致危险增加。从积极要件上来说，因履行道德义务而致的危险增加当然满足危险增加的事实条件，使对价平衡遭到破坏，但因该履行道德义务本身是发挥人类间互助互济的行为，乃人类善良天性的张扬，如果一个法律制度对人们发挥善良天性的行为还横加归责，显然有违于人之为人的本旨，反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因此，因履行道德义务而发生的危险增加由保险人承担，一方面有助于鼓励人类道德的发挥，另一方面亦凸现出保险制度除了计较保险赔偿和保险费之间的对价平衡外，还具有“道德性之本质”。[4]在立法例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1条第三项将“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规定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免责性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6条后段亦有相似规定。
2、为减轻或避免损害的必要行为。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6条前项规定：“若危险增加是由于为了保险人之利益……则不适用第23至25条之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台湾保险法则于第64条第二项规定“为防护保险人利益者”而免除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因避免或减轻保险事故所致损失的行为，从保险人与投保人间看，有利于保险人，而从全体投保人组成的社会团体讲，则是出于主观上为减少或避免发生的善意，法律上免去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在于鼓励人们善意地行为以减免损害发生，从而有利于减少保险事故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无谓损失，从而增进社会财富的积累。
3、保险人所知。通知义务的本旨在于使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由不知转为知悉，据此重估危险，回复对价平衡。因此，为保险人所知的危险增加则无再为通知的必要，若此情况仍令义务人通知，对其不仅不道德，亦显苛刻，反而给保险人以未尽通知推卸责任提供理由。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非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诚信，亦在于保险人的诚信。故此种情形不必负通知义务。
4、依通常注意义务，危险增加为保险人应知或无法推委为不知的情形。既然保险人应知而未知，说明保险人欠缺其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过失，此种情形免除义务人的通知义务符合法律不应鼓励过失的精神，同时亦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要求。
5、经声明不必通知。在此场合既已明示不必通知，则表明保险人对危险增加无须再由义务人通知而来重估危险与回复对价平衡。不通知当然不违反保险人的意志，符合合同自由原则，法律无加以干涉之必要，予以保险人特别的保护。
因此，保险法上构成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危险增加的事实发生，此为积极要件。同时，法律还对特定条件下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予以排除，此为消极要件。我国保险法对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皆未澄明，实践中难免不发生与此相关的案件，如适用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必然导致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公平的后果。在语言表达上，“危险增加”一语字面意义无法确切表征其实质内涵，若改为“重要危险增加”等表明其程度的方式更能显现其本意，亦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在现行法下，可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未来修订保险法法条的用语则为根本之道。另一方面，在现行法下，遵循严格的法治原则，通知义务人必然无法适用排除性要件保护自己的权利，此时可考虑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或由有权机关通过有权解释来解决，而根本之道在于修订保险法时通过相应条款对其加以规定。
三、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类型化研究的本旨不是为类型化而类型化，其目的在于通过类型化而达到区别法律事物的性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法律后果的不同，以明了其法律规则的适用。
（一）根据重要危险增加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将之分为约定危险增加与非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经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危险增加，后者是保险合同上虽未约定，但在客观上足以提高危险发生率，符合上述重要危险增加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在实务当中，是否在合同中约定负通知义务的危险增加都是重要危险增加，从而皆须负通知义务，涉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他们代表着需要获得保险保障的社会大众，显有澄明的必要。有学者认为，凡是在合同中约定的须通知的危险增加情形皆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纵使客观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亦在其内。[5]按此，若保险合同中载有危险增加应负通知义务的情形，义务人都必须在情形发生后通知保险人，如违反此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其实质上是否具有重要性。但此一观点的合理性不无疑问，实质上涉及保险合同中对危险增加的约定的效力问题。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特定事项应负通知义务，包括几种情况：一是该特定事项从实际上来说确已致重要危险增加的标准，同时双方又在合同中约定明示，既反应了合同自由原则，亦符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本旨，没有问题。第二种情况是合同中虽约定该事项发生须负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但该危险增加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此时，令当事人对此负担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不合该义务设定的本旨，更使对方为通知义务所累，反给保险人据此推卸责任提供了理由，使义务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实务上保险合同皆采附和合同的形式，相对方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若保险人借此优越地位将实质上不具构成要件的危险增加规定于合同中而附加其身，在财产与能力上人单势薄的相对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同时，即使保险人与对方当事人能够进行协商，但对方当事人为一般民众，而保险人是专门职业者，对于每一险种的个别情况是否属于重要危险增加，只有保险人才能判断，而相对人可能一无所知，决难加以适当判断。保险合同与一般双务合同亦有不同，不能以一般双务合同的对等性来解释保险合同中的问题。保险的特性在于团体性，基于团体性观念，危险本是投保人通过保险人的中介将自己所负的危险进行分散、转化，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投保人组成的团体。如果认可合同中约定通知义务的绝对效力，保险人便会藉口义务人对于实际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履行使对方疲于奔命，甚至推卸自己的责任，不仅不能实现其中介职能，亦使投保人的目的落空。因此，我们认为，不能赋予合同中对特定事项须负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约定以绝对效力。对此解决的办法一是在保险业监督机关审察保险合同条款时加以限制，二是司法中由法官来认定该条款与实质危险增加是否相合。无论如何应在立法上明定该种条款的效力或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应赋予该种条款为推定非重要危险增加的效力，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由其负举证责任。义务人可以举证证明该约定的事项不是重要危险增加而不必履行通知义务。而不能赋予其视为重要危险增加的效力。在保险合同未约定的场合，则需按实质标准判断是否因该危险增加而使保险人在合同缔结之初绝不会以相同的条件承保。发生争议时，由法官根据保险合同的种类及保险标的的特性作个案判断。
（二）根据危险增加的原因事实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这是各国保险法理论中的通常分类，实质上立法并未如此表现。依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其区分标准则有不同表述。
日本商法第656条规定为“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者”，同法第657条则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事由，致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者”。即日本法以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3条将主客观危险增加分别表述为“与要保人意思有关……”，第27条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与要保人之意思无关……”。可见，德国保险法将是否与要保人的意思有关作为区分主客观危险的标准。据此，若危险增加由要保人的意思所致，则不论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均为主观危险增加。反之，若与要保人意思无关，则为客观危险增加。[6]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9条第二项将主观危险增加表述为“危险增加由于要保人或由于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第三项将客观危险增加表述为“不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致者”。即将是否由义务人行为所致为判断标准。但在台湾保险法中，该处“行为”系指行为人于主观上是否应有认识并有意使之发生，在客观上系在该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作为与不作为，即过错行为。[7]
综观各立法例，皆在保险法上将危险增加区分为主客观不同的情形，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区分标准并非完全相同。德国法中的“意思”与法律上评价是否有可归责性的“过错”并非一致，因此，德国保险契约法在适用中，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须在“意思”基础上再考虑是否具有可归责性（过错）而异其法律后果，显得烦琐而无必要。[8]按台湾现行保险法以是否为义务人行为所致为标准，则须对其行为的主观因素作出适当解释方能实现划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本旨。反观日本法上关于主客观危险增加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可谓一举中的，既能明确将两者进行区分，又与各自情况下当事人保险法上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认定和法条适用紧密关联。所以不妨采此标准为法律上的划分。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重要危险增加进行主客观区分的类型化，而对两种情形下的法律后果亦为相同的规定，该种立法形式不能体现出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的法理念，无法公平而效率地实现对通知义务人的保护和对保险人的救济。
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保险法第36条第一款规定，在危险增加条件下，义务人应及时通知，而保险人有要求增加保险费和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在第二款明定，危险增加怠为通知的，对因危险增加而致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义务人及时通知，保险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二是怠于通知，依当然解释，保险人当然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并且无论是要求增加保险费还是解除合同，保险人对因危险增加而致保险事故发生皆不负赔偿责任。从立法技术上来说，前款规定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对保险人的法律后果，第二款则是对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关于此条规定的其他缺漏之处前已述及，在此仅对法律后果的妥当性进行讨论。
（一）义务人通知义务的适当履行。危险增加的事实使保险人在缔约之初对风险的估计与现实不符，其收取保险费亦与其承担的风险处于不平衡状态，需要重新评估风险与计算保险费，以及决定继续承保与否。而这一切又以保险人知悉为条件。因此，保险法课以通知义务，使保险人利益得以维护，间接利于所有投保人之团体。同时亦赋予保险人以增加保险费与解除合同的权利，以对保险人承担了高于原合同约定风险的事实予以救济，排除其因此所受的不利益，使合同关系回复于平衡状态。现结合该条对通知义务的要素分别讨论。
1、通知义务的主体
由于我国保险法只在财产保险中规定被保险人有此义务，因此，现行法上，通知义务人只有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皆有不同。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同时适用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将被保险人亦定为通知义务人。（见台保险法第59条、日本商法典第657条。）据我国保险法第36条的规定看来，通知义务人仅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往往是财产的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直接管领控制该财产，与保险标的间的关系密切，对其了解最为直接全面，没有人比自己更能意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保险，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即是保险标的，对其情况自然最为明了，因此，法律令其负通知义务理所当然。至于投保人是否应是通知义务人，从各国立法来看，都把投保人列为通知义务人。其据在于投保人是向保险人发出要约，交付保险费并与保险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在我国保险法中还要求其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因此，有关保险合同履行义务自应由要保人为之。其他国家虽都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规定为通知义务人，但其立法技术却使之规定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于条文中将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规定的，如日本商法第657条的规定，或于保险法中设立所谓“被保险人视为要保人条款”（Gleichstellungdes.Versicherten.mitdemVersicherungsnehmer），如“西德及奥地利保险法”[9].而台湾保险法在第59条中区别不同情况而定通知义务，即有时只将投保人列为义务人的情形（台保险法第59条第一项）[10]，有时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为通知义务人（见台保险法第59条第二、三项）。我们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第36条从立法体例上存在疏漏之处，使通知义务不能适用于人身保险[11]，而人身保险中危险增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投保意外伤害险下，被保险人职业由教师改为警察，或由办公室工作人员改为某化学品生产车间工人等。这样，在人身保险领域若出现危险增加的情况，在现行法上无人负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假设因该危险增加而致损害发生，保险人必将负给付义务。这种情况不利于保险合同对风险的控制，亦不利于对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最终将损及保险人的经营。我国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在财产保险项下，而不是规定在总则当中，由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在危险性质、给付原则及运行方面殊然有别，亦不能简单进行类推适用。这将使司法实践难于解决此类案件。实际的办法是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对此进行说明，但实质上是代立法机关实行立法的职能，因其解释已超出法律解释的范围。所以，根本之道在于修改现行保险法，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定于保险合同法总则，或在人身保险合同章增加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同时，增加投保人为通知义务人。理由已如前述。
关于受益人是否应为通知义务人，学者间亦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之是否应负通知义务，“应以其所处之法律地位及其是否知悉危险变动为决定之依据”。[12]我们认为，受益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保险合同的纯粹利益人，法律自不应令其负担额外的义务，此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财产及人身的风险情况变化亦未必能加以了解和控制。因此，不宜将其列为义务人。
2、通知的时间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旨在回复对价平衡，对保险人承担比缔约时加重的风险的不利益进行救济。最终控制风险，使投保人间合理分担风险，获得保险保障。因此，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知悉后应为立即通知。但关于义务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期间，各国与地区的规定不为一致。首先，德国保险法规定，危险增加无论与要保人意思有关或与要保人意思无关，要保人于知悉危险增加之事实后，均应立即通知保险人，不得迟延[13]而在日本商法第656条规定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保险契约失其效力，自无讨论通知义务履行时期的必要。至于在客观危险增加情况下，日本商法第657条规定，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应于知悉后立即通知保险人。而台湾保险法将通知时间依危险增加发生之不同而分为下列三种情况：一是危险增加为保险契约所载者，要保人须于知悉后通知保险人；二是危险增加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先通知保险人；三是危险增加非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于知悉后10日内通知保险人。在第一种情形，姑且不论将记载于合同的“危险增加”皆视为重要危险增加妥当与否，对于将履行期限规定为知悉后通知，实际上并未规定具体的履行期[14].在第二种情形，学理上认为主观危险增加因既然为其行为所致，理应先知悉亦应先于危险增加的事实通知于保险人。但在由被保险人
不作为所致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可能未必会先知。如投保盗窃险者，其住宅房屋防盗警报已破坏，此时其未必会先知悉其事实，亦无法先通知保险人。至于第三种情形是客观危险增加于知悉后10日内通知，通知义务旨在使保险人重估危险，以回复对价平衡、控制危险。因此，以尽速通知为必要，10日规定与通知义务本旨不合，无此必要。我国保险法对危险增加未进行类型化规定，其通知时间在第36条以“及时通知”为概括规定，但何谓“及时通知”，从文意解释应以知悉后立即通知为其本意。
3、通知方式
通知义务采何种方式履行？从我国保险法及其他规定看，对此未予澄明。由于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系典型私法，亦应遵循合同自由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皆可。但实务中，有的保险合同条款约定“通知义务应以书面方式为之”，其效力如何，不无疑问。
保险合同系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本应以契约自由原则而对特定事项为约定，并且在民法中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情况下，可以特别约定排除合同法的任意性规定。但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合同自由原则在此不能与民事合同为同样的适用。因保险业的技术性与附和合同性质，双方的缔约地位实质上并非平等。处于缔约一方的是普遍的社会大众，另一方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保险人，若使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将通知义务片面定为要式行为，则必将增加通知义务人的交易成本。同时保险人动辄以通知义务人不为书面通知为藉口推卸自身责任，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更加不利。从保险团体性观之，保险人以苛刻的条件加诸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使其稍有不慎即除去风险保障的危险，保险的功能亦会落空。有学者认为，保险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分为两种，一是绝对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不能以契约方式变更其内容，不论有利于被保险人与否，即使变更其内容亦无效。如关于保险利益的存在、复保险的禁止性规定；一是相对强制性规定，此类规定原则为被保险人或要保人而设，原则上不得以契约变更之，惟有利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时，不在此限。即这类规定是对被保险人、投保人规定义务的最低标准，不能在此基础上加重其义务。[15]
（二）义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保险人有增加保险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1、关于保险费增加权和选择权
无论主观客观危险增加，皆破坏了投保人与保险人间的对价平衡。对价平衡被破坏的结果表面上不利于保险人，而实质上有害于由其他投保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因此在主客观危险增加情况下，保险人若于通知后经重新估价风险后，认为可以继续承保，则理应根据对价平衡原则对增加的部分加收保险费，以回复对价平衡。增加保险费的权利旨在救济保险人承担风险增加所受不利益。只是根据该条规定，此时保险人享有选择权，而如何选择法律上并未明示。因此，从字面意思来说，保险人即可选择加收保险费以维持合同，亦可解除合同。理论上存在着一经危险增加的通知，保险人即可解除合同的可能，解除合同亦不失实证法上的根据。若作此理解，该条显然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设置本旨在于因客观情事的变化而破坏了保险合同对价平衡，而该危险增加的状况又属于承保风险性质允许的范围之内。保险人不能在缔约之初对其评价，因此，通知义务旨在使保险人对于变更了的风险重新评估，以决定以何种条件继续承保或不再承保。按此，若在加收保险费即可继续承保回复对价平衡的情形下，应首先选择增加保险费，而在加收保险费亦不能符合承保条件，危险增加致事故发生机率超出保险风险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则保险人才能选择他种权利进行救济。因此，保险法立法应限制选择权的行使或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
2、保险人的解除权
在此种情况下，还赋予保险人以解除权。但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于保险人的解除权的效力、除斥期间、行使方式则未予澄明。现行保险法在第16条、第27条、第35条、第36条、第53条、第58条中分别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解除权，在这些规定中，有的涉及了解除权的效力，有的则未为明确。由保险法上关于解除权效力的现有规定来看，解除权的效力并非完全相同。实务中遇到相应的情形，难免出现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此种情形下的解除权的性质、效力、行使的时间、行使方式进行讨论。
（1）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保险人的解除权的性质和效力
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保险法为民法特别法，自身有特别规定者应适用自身的规定，无规定者自应回于民法，按民法理论，解除权为形成权，以单方意思表示而无须经他方意思表示配合即发生法律效力。危险增加情形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属于履行合同中的解除权，可以在合同履行的范畴讨论。一般认为一时性合同解除权原则上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权原则上无溯及力。[16]至于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总体来看主要有溯及力肯定说、否定说与折衷说三种观点。按肯定说，保险合同解除权原则上有溯及力，发生双方对待给付恢复原状的效果，保险人对其解除前的保险事故发生不负给付责任，再投保人为受领保险费的返还。按否定说，保险合同解除无溯及力，只向将来发生效力。解除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履行的给付依然有效存在，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须负给付保险金义务，投保人负给付解除前保险费义务。折衷说区别不同情况考虑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认为保险费返还的情形下，解除权有溯及力，不返还保险费情形下则无溯及力。[17]我们认为，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首先应看解除权的性质，其次要保护守约方，三应考虑保险合同的特性不仅在于对价性，更在团体互。由于解约对保险人并无实益，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一方交付保险费后，保险人即已承担了风险，在精神上使他方减少忧虑，在物质上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负给付保险金义务使其获得物质补偿。无论事故发生与否，解除前，一方都已享有合同利益，因此，继续性合同原则上要维持其效力。同时，保险因其互亦要求不能动辄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险保障。解除权的本旨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并回复致如以前未曾缔结合同的状态。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亦不能违反其本旨，原则上应有溯及力。[18]
3、解除权的行使
危险增加使保险人具备解除权条件后，只是合同解除的前提，由于我国并不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保险合同具备解除条件时并不当然解除。若使合同溯及的消灭，还须解除行为。解除行为以意思表示为之，并发生合同关系溯及既往的消灭的后果，因此，是法律行为。同时，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亦决定解除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无须意思合致，保险人一方只须将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与相对人，无须对方的同意即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解除权的行使为法律行为，且为单方法律行为，则不能不涉及向何人为意思表示，以何种方式为意思表示，在何种期限内为该形成权的意思表示。
合同解除权为保险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其意思表示的对象为合同的相对人即投保人，而不能向其他人为之。因其与缔约主体解除合同，是解除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合同。
关于以何种方式为解除的意思表示，保险法无明定。实务中常由保险人以书面通知方式作出。但该通知除双方约定之外，既然保险法未为明定，则为非要式行为，保险人未为书面通知，只是承担举证的不利，并非未为书面通知而生未通知的效果。
形成权旨在尽快使法律关系回复致未发生之前的状态，若权利人长期不行使，反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违秩序价值，亦对权利人不利。因此，应对其加以限制，使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确定，实现法律的秩序价值。如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68条，日本商法于第644条第二项、韩国商法于651条、652条皆对此作出除斥期间的规定，无例外地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定为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原因时起一个月。
4、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解除权的比较法分析
参诸各国立法例，日本商法典第656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因不可归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事由，致使危险显著变化或增加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契约，但该契约只对将来发生效力。韩国商法于第652条第二项规定，保险人从接到第一款之危险变更、增加的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可以请求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规定，凡危险增加可归责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者，保险人于危险增加后不但得终止契约，且该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与其到达时或为对方了解时立即生效，在危险增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时，保险人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于要保人接到保险人所为终止契约之表示一个月后生效。在第27条规定，保险人须在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之一个月前先通知要保人。即在一个月期间内，契约不失其效力，要保人于此期间可另觅保险人订立契约，以免失其保障，并且因归责于要保人所致之主观危险增加，虽未经保险人终止契约，于危险增加发生事故后，保险人亦不负理赔之责。
从各国规定来看，日本法将危险增加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在主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契约丧失其效力，无论通知义务履行与否。简洁利落。在客观危险增加场合，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只向将来发生效力，实质上类似合同终止的效力。同时亦严格限制保险人的解除权行使时间，规定保险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应尽快行使解除权，否则视为承认该契约。（日本保险法第657条第三项）。而德国保险契约法在主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保险人自知悉后立即通知，不得迟延。其不同点在于，保险人行使终止权时，其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根据危险增加是否可归责于要保人而发生效力的时间不同。因可归责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保险人接到通知后得立即进行终止契约之意思表示，并且契约自为对方理解和到达时立即生效。而因不可归责于要保人的主客观危险增加，则均于危险增加通知后一个月期满时，保险人的终止权才生效力，最为周到温和。但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5条（1）规定，在因义务人过失致主观危险增加场合，在其行使解除权前发生的因该危险增加所致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免除给付义务。韩国保险法亦于此场合规定保险人仅得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合同。我们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不仅对此情形下保险人解除权规定显有缺失，而且其本身是否妥当亦不无疑问。保险合同为继续性合同，其性质要求尽量促使其维持合同，而不是放纵其解除合同。纵使解除合同亦不能如一时性合同那样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同时，基于保险的团体互助共济性质，投保人本是弱势群体，其订立保险合同旨在分散风险于其群体，只因自己无力组织该风险群体而借助保险人之中介。因此保险合同不能象一般民事双务合同那样具有对等性，苟因危险增加不问归责于义务人与否皆解除合同。合同溯及的消灭，在保险人而言固然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在广大投保人则可能非因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保险保障，致保险的目的落空。我国保险法解除合同的规定对投保人过于严苛，在此情形令义务人对因主观危险增加所致的时事故发生损害不负给付义务已足，再令其解除合同使其失去保险保障，对于双方皆非有利。在怠于通知时，我国保险法由于不分主客观危险增加，因此，既可增加保险费又可解除合同。但对因危险增加所致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从我国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规定来看，未区分主客观危险增加而异其效果。在履行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但在第二款规定若怠于通知时，保险人对于因危险增加所致事故发生不负给付义务。按立法技术来看，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显然重于适当通知时的后果，故，可将前款理解为及时通知的法律后果，后者为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但第一款的后果是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对因危险增加导致事故发生是否负给付义务未为明定。在增加保险费情况下，保险人继续承保自应承担事故发生的给付义务，无甚问题。但在解除合同场合，若有溯及力则自不负给付义务，只是现行保险法对此未予明示。因此，若采解除权溯及力说，则，在怠于通知下，法律后果显比及时通知情形下为重，前者解除下尚有溯及力，不负给付义务，怠于通知时则更不必作此画蛇添足之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法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方面应以是否可归责于义务人为标准分为主客观危险增加。前者因具可归责性而规定较重的后果，在此情形，因可归责于义务人的事由使以缔约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估计的风险发生机率严重增大，且义务人主观上具有可归责性，违反了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据此，可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或合同终止权。若赋予合同的终止权，则合同自终止权生效之日起向将来发生效力，对终止权生效之前发生的因危险增加所致的保险事故仍应负责。而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则合同溯及地消灭，保险人对解除权行使前因危险增加所致保险事故不负给付义务。同时，因该合同保险人所为的给付应当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显然在客观上对保险人较为有利。但在保险业经营上，这对保险人来说无任何实益，对相对人而言，亦劳人费力。这种结果既违反保险合同的本旨，又不合生活规律。由于合同解除权原则上具有溯及力，因此不能以保险合同的特性而使之更改，否则便打破了民事权利的既有体系。于是，若立法上选择了赋予保险人解除权，为求概念上的逻辑统一，同时兼顾保险合同继续性特征，则必然要对解除权做出如日本商法典656条中无溯及力的规定。而此时不若直接规定保险合同的终止权。这时因终止权为形成权，自其生效之时起仅向将来发生效力。而在生效之前，因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所致的损失显然不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在立法上不妨规定，在保险期间内，终止权生效前，因危险增加而致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不负给付义务。此时，不负给付义务非因终止权为形成权的效力使然，而因系惩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归责性所致。我国保险法应一并规定终止权的效力、行使方式与除斥期间。而在客观危险增加情形，相较于主观危险增加而言，因其客观上虽改变了对价平衡，对保险人不利，但主观上并无可归责性，实情非得已。保险合同不能因为提供保障而限制义务人正常的生活自由。此种情形，只违反对价平衡，并未违反诚实信用。基于保险的团体互与继续性合同的特点，应尽量维持其合同效力，以免被保险人失其保障，德国的立法不妨参考。
（三）义务人怠于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行保险法在第36条第二款规定了怠于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对因该危险增加而致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依当然解释，自得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这对保险人较为有利。在危险增加怠于通知时，由于危险增加使合同双方的对价平衡状态破坏，而又应通知而未通知，同时破坏了诚信原则。因此，法律自可赋予义务人比适当履行通知义务情形为重的后果。鉴于此种情况与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形皆违反对价平衡与诚实信用，各国立法例多规定此时与主观危险增加相同的效果。我国不妨在未来保险法立法时斟酌参考。
注释：
[1]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0页。
[2]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3]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6页。
[4]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
[5]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6]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7]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3页。
[8]参见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2页。
[9]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0页。
[10]但有学者认为这是立法者的疏漏，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9页。
[11]参见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12]施文森：《汽车保险：保单条款及判决例之研析》，三民书局1980年初版，第136页。
[13]刘宗荣：《保险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3页。
[14]台学者亦有相同见解。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3页。
[15]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二），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5页、第196页。
[16]参见崔建远：《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析》，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第441页。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8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因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两年，保险人已丧失对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在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已构成欺诈的情况下，保险人能否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撤销保险合同？这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在着巨大争论。本文将针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保险人基于保险法的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法撤销权的适用问题争论
《保险法》第十六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需要以实相告。投保人故意或是因为严重过失而未能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的义务，足以影响到保险人是否决定同意承保或是提升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从保险人知晓有解除原由的时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从合同成立开始超过二年的，保险人则不得解除合同；保险人负有赔偿或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即保险公司因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依法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和不可抗辩条款。根据该条款，只要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两年，即使保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严重影响承保的，保险人也无权再解除合同。
在本案中，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的半年前，已确诊肝癌，并两次住院治疗，但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对其进行健康询问时，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恶意隐瞒事实真相，使保险人作出了错误的核保判断，并基于此错误判断作出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公司是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但由于案涉保险合同成立已超过两年零二十天，保险人已丧失合同解除权。在这种情形下，保险公司能否因投保人欺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请求撤销保险合同？对于此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排除适用说
此观点认为，合同法是一般法，保险法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的规定，处理此案时应当适用保险法。保险法只规定了保险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未规定保险人享有合同撤销权。因此，即使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因两年不可抗辩条款而消灭，保险人也不能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行使撤销权。
2、权利竞合选择说
此观点认为，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和合同法中的撤销权，并不产生法条的冲突，而是权利的竞合，不应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的原则，保险人依法可以择一权利而行使。
3、目前司法上尚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该问题，尚无统一的裁判标准。
本案一审判决认为，《保险法》第十六条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在规范目的上不一致，因而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支持了保险人撤销保险合同的请求。但是在二审中，法官并不认同一审法院观点，而是认为保险法关于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包括了合同法中的“欺诈”情形，保险法作为特别法，源自于保险法的合同解除权应优先于合同法中的合同撤销权。该案二审最终以调解结案。
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询意见稿的第8、9、11、12稿，均明确规定了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的撤销权，即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欺诈情形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在2013年6月正式施行的版本中，删除了该规定。
目前，对于保险人能否因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欺诈而享有撤销权的问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均找不到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亦无明确的裁判标准。
二、保险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之理解
1、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上看
保险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究竟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还是权利的竞合？以下我们从规范的构成要件角度分析该问题。
根据法学理论，法律规范之间要构成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一般规范的构成要件与特别规范的构成要件之间须为包含关系，而《保险法》第十六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在构成要件上并不符合这一特征。《保险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不如实告知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此两种情形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欺诈是不同的。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的事实，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使表意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重大过失并非“故意”，而故意不如实告知虽然也表现为故意隐瞒事实，但和欺诈仍有本质区别，即欺诈比故意不如实告知对于恶意的程度要求更高。欺诈必须要达到社会生活所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构成法律上的欺诈，而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而不论被影响的程度。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构成欺诈的典型例子就是本文所引用的带病恶意投保的案例，使保险事故的发生几乎成了必然，投保人隐瞒病情的目的就是骗取身故保险金。
因此，保险法第十六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在构成要件上仅为交叉关系，并不符合特别法排除一般法的构成要件。
2、从立法目的上看
各国保险法均规定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该义务享有合同解除权，这是因为保险合同是约定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合同，保险人所承保保险标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需要了解保险标的情况，所以要求投保人对相关情况如实告诉保险人，使保险人能根据所测定的保险风险收取保费或拒保无可保性的风险。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引进了国际上通行的不可抗辩条款，是基于保险人作为制定保险产品和格式条款的强大商业实体，为平衡双方利益而在法律的权利义务配上倾向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保险人滥用合同解除权，维护成立超过两年的保险合同交易之稳定性，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如果法律只允许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排除保险人就投保人通过欺诈方式订立保险合同行使撤销权，则恶意带病投保骗取保险金等欺诈行为将依托两年不可抗辩条款而得逞，导致保险人为不具可保性的风险支付理赔金，这会危及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或迫使保险人提高保险费，最终损害全体保险消费者的利益。这与保险法“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目的不符，也背离了引进不可抗辩条款、加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本意。
3、国外立法借鉴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规定了不可抗辩条款，但在确立不可抗辩规则时，大多规定了例外情形――投保人欺诈。例如：
（1）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1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根据本法第19条第2款至第4款规定所享有的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为合同生效后5年内，如果保险事故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发生，则上述规定不适用。如果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上述期限为10年。”该法第22条同时规定：“保险人以投保人欺诈性
不实陈述为由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不受影响”。由此可见，德国允许保险人在投保人不实告知构成欺诈时，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撤销保险合同。
（2）我国香港地区的判例法明确，在投保人欺诈的情况下，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不受保险合同中不可抗辩条款的限制。
（3）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1041条规定：“如投保人之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能影响风险之评估则导致保险人解除合同或拒绝给付保险金；然而保险人仅得于订立合同起一年内或合同所定的更短期限内行使因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而生之权利；但如投保人之行为属于故意，则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但是，我国《保险法》在借鉴不可抗辩规则时，并未系统引进整套制度而只是简单引进了单个法条，这就不可避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可抗辩条款进行恶意骗保，背离了保险法的立法本意和价值取向。
三、对于保险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在人身保险合同司法适用上的建议
综上，本文建议对保险合同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的适用采用权利竞合选择说，并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对于欺诈性的不如实告知，保险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54条行使合同撤销权，为司法审判提供统一尺度。这样就可以在不修改保险法的情况下，平衡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符合法律不保护欺诈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构成欺诈是关键，在此建议重点把握以下几点：（1）保险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投保人实施了欺诈性的不如实告知行为；（2）欺诈性不如实告知的目的是通过有意识地隐瞒患病事实来影响保险人的承保决定；（3）投保人在投保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如果保险人获悉其患病事实，就会拒绝投保要约；（4）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由保险人负责证明存在上述1-3点问题。
但是，考虑到保险法在法律权利义务分配上偏向保护保险消费者的立法价值，为防止保险人滥用合同撤销权，维护保险交易之稳定性，建议同时规定保险合同成立超过10年的，保险人不能再行使合同撤销权。（作者单位：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孙宏涛著：《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2]崔建远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刘建勋著：《保险法典型案例与审判思路》，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马宁、郁林：《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合同法中撤销权的竞合》，《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5]仲伟珩：《论德国保险法关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规定及对我国保险法的启示》，《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6]刘勇：《论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的竞合和及适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7]王冠华：《保险法上不可抗辩条款适用问题三论》，《暨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9
第一条 约因
保险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公司法定地址_____________(以下称甲方)，同意将本合同列明之事项的权授予人(以下简称乙方)人姓名_____________，其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有关法规，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就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人身保险业务的有关事宜，一致达成本合同。本合同包括委托合同、培训合同、担保合同及甲方关于个人人管理有关规定组成。委托合同为主合同，培训合同、担保合同及甲方关于个人人管理有关规定为附合同。
乙方应将本人的《保险人资格证书》提交甲方保存，换取甲方颁发的《展业证书》；甲方应妥善保存乙方的《保险人资格证书》，因甲方过错造成该证书损毁、丢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条 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1年，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乙方在期限内实施的行为方为有效。
期限届满，甲乙双方未做任何终止本合同的行为及意思表示，本合同将自动延长一个期限。
第三条 区域
乙方实施甲方授权行为的地域范围，以中国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甲方经营区域为限。乙方不得在前述经营区域外进行人身保险业务。
乙方优先在下列指定地区实施甲方授权的行为：
第四条 权限
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实施以下行为：
1．销售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
(1)个人寿险( )；
(2)个人健康( )；
(3)个人人身意外伤害险( )；
(4)经保险监管部门许可的其他险种( )_____________。
乙方销售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的行为仅限于向第三人宣传、介绍、推荐甲方提供的保险产品及产品的组合，无权决定是否承诺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乙方应将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之要约(投保书)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付甲方，由甲方作出是否订立保险合同的决定。
2．甲方收取保险费。乙方应甲方收取投保人预缴及续缴之保险费，向投保人出具临时收据，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付甲方。
第五条 保险费交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或票据方式收据的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
第六条 保险费交付期限
乙方应自收到保险费48小时内，将保险费交付甲方。如最后24小时为节假日，则顺延为节假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甲方业务时间。
第七条 手续费支付标准和方式
甲方按照本合同订立时执行的手续费标准向乙方支付手续费；
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要对现行的手续费标准进行变更时，应征得乙方或乙方推选的集体代表同意，并就协议一致的手续费标准订立集体合同，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原因。需要调整手续费标准的，如调整后的标准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最高限额的，可直接与乙方或乙方推选的代表订立新的关于手续费支付标准的集体合同，并对乙方具有约束力。如乙方不能认可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手续费标准，则本委托合同终止。
甲方支付乙方手续费的依据是乙方于上月15日以后(含15日)至本月15日的至本月25日仍有效的权限内的保险费收入。
甲方于每月30日前在代为扣除乙方应付税款后支付乙方当期手续费收人。延期支付的，甲方应支付利息。
第八条 保证与担保
乙方应提供两个甲方认为具有保证人资格的自然人作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保证人，并与甲方签订《担保合同》；
乙方应同提交单证、票据保证金人民币_____________元。
第九条 专属
乙方不得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也不得帮助其他保险公司及其人与甲方竞争。
乙方不得兼职从事其他职业。
此协议终止后6个月内，乙方不能为其他保险公司个人人身保险业务。
第十条 其他权利与义务
甲方应对乙方进行定期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得少于60小时；乙方应按时参加甲方的培训，如乙方不能按要求参加甲方的培训，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遵循《保险法》及《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并保守甲方及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报告有关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条款可以进行变更。
甲方应与乙方或乙方推选的代表就合同变更事宜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对本合同进行变更。
甲方与乙方个人协商对合同进行的变更，应订立补充合同；甲方与乙方推选的代表协商，对本合同所作的变更，对乙方所有成员有效，不能同意变更后事项的乙方个别成员，作解除合同处理。
关于合同的变更，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可因下列原因终止：
1．因本合同期限届满，甲方决定不再续延本合同；
2．甲方发生分立或合并，分立或合并后新的组织没有承诺本合同继续有效并承担本合同甲方权利义务的；
3．乙方辞去委托或者甲方撤销委托。乙方辞去委托时，不必取得甲方同意，但必须提前日通知甲方，如因辞去委托使甲方受到损失，乙方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甲方撤销委托时，不必取得乙方的同意，但应支付乙方已业务的手续费。如因撤销委托使受托人受到损失，甲方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收回乙方持有的属于甲方的单证、票据、业务资料、客户资料以及其他物品；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偿还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培训费，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合同终止时，甲方应收回《展业证书》，退还乙方《保险人资格证书》，并在乙方归还甲方的单证、票据、业务资料、客户资料以及其他物品后，退还乙方保证金，如上述单证、资料、物品有缺失、毁损，应相应扣减保证金，并将保证金余额退还乙方；如保证金不足以补偿以上损失的，可以在应支付乙方的手续费中扣除不足部分。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乙方应对在过程因本人过错导致的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乙方在过程因过错导致的第三人的损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履行赔偿责任后，有向乙方追偿的权利。
甲乙双方因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同解除后，并不排除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因过错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争议处理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调解、仲裁或提出诉讼。
第十五条 附则
乙方同意甲方制订关于手续费的规定和有关寿险员管理的办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修订时，与甲方签订集体合同，并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乙方提供的担保人与甲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本合同的附合同，本合同终止后，对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间的行为的保证责任不当然解除。
本合同经甲方签字盖章，乙方亲笔签字，并在甲方收到乙方《保险人资格证书》原件、单证票据保证金、《担保合同》后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保险公司
乙方：_____________(签字)
_____________分公司(办事处)
人资格证书号：
人展业证书号：
(盖章)
居民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代表：____________(签字)
住所地：
签署地：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签署地：_____________
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的区别篇10
购买重疾险首先要看清合同条款。重疾险产品并不是万能的,并非什么疾病都保,保险公司把能够保的疾病以及罹患疾病的程度规定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内才能获得赔付。因此,在考虑投保疾病种类时不要仅看重表面上的数量,而要确实能够给你提供保障的疾病种类,要注意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险种。比如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时,最好选择保障再生障碍性贫血、细菌性脑脊髓膜炎(亦称脑膜炎)等儿童高发疾病的儿童重疾险产品。而女士则可考虑购买涵盖了乳腺癌等女性多发病种的重疾险。
其次,还要参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家族病史,以及本区域的高发病种。一般来说,条款中如果包含了常见的心血管、肿瘤和老年性疾病,基本上就满足了一般投保人的保障需求。
除了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之外,市民如果还需要对其他疾病或者其他保险利益提供保险保障的,可考虑购买一些附加医疗险,主要的利益包括:疾病住院给付、手术费补偿、住院费用补偿等,和重大疾病保险产品搭配起来购买,得到保障更加周全、费用更加合理的保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