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1
热词：皮书研创学术影响传递中国话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皮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话语特征并被国际社会关注和接受的智库报告，在政府决策、智库思想交流、社会推广、媒体转化、引导舆论、传递中国话语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其“专业”“前沿”“连续”“数据”“传播”等特征，已经成为关于“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之一。皮书研创出版通过构建智库话语平台，为促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发展经验，为提升中国在学术上的对外话语权提供了有效支撑。
构建“当下中国”话语体系
（一）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演进
西方关于中国话语的研究始于汉学。一批汉学家通过设立汉学系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这在整个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非常边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有了传统汉学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的思想在全球得到了传播。二战以后，西方关于中国话语的研究从传统汉学转向中国研究，重要标志包括欧洲大陆荷兰的莱顿大学变成研究中国的中心，地处北美的哈佛大学开始研究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这时，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进入了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加合国，国际学者发表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献数量大量增加。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从事中国研究的是一些了解中国的外交官，或者是一些学过中文，可以看懂汉语文献的学者。
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中国研究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世界的需求，“当下中国”成为了热门研究议题，而且成为了显学。
（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亟需被理解、被信任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亟需被西方社会理解、信任，也正是这样，中国对外宣传的策略不断演进，中央不断提出要“走出去”。传统的对外宣传，主要依托华人华侨的宣传展示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但一直离“走出去”的目标太远。国际通行的版权交易，因阅读习惯、行文方式、文化价值观差异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输出输入严重不成比例。近年来，西方的一些学术出版机构，希望把当下中国的研究内容翻译成英文进行传播，但要求以英文的形式提交研究内容，语言的转换需要很大的成本，这对学者、对中国的出版机构形成很大的成本制约。2005年，国家出台对外翻译资助制度，这表明政府在推动经济、文化全方位“走出去”方面开启了新的思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也在这个阶段被提出。
我们要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关键是构建“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也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下学术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使命。所谓“当下中国话语”，就是指关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中国的观察和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皮书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之一
过去的智库报告一般是通过内部渠道上报的方式报送给决策机关和决策者，进而发挥决策参考作用的，比如新华社的《内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近年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及其他有关方面纷纷递送内部参阅信息报送件。这种方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报告是否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是否及时、适用？第二，大量信息堆积的时候，决策者（为决策服务的组织和个人）是否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的重要信息？因此，仅仅通过内部传递的方式发挥智库的作用，显然不现实。这就需要寻找能够反映“当下中国”的话语平台，皮书就是这样一个智库产品的整合和传播平台。
皮书研创出版建构了一个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智库话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具有学术话语特征的关于当下中国的皮书报告，经过媒体的转换，成为大众话语并引领社会舆论，进而引起官方上层的关注及被吸纳成为官方话语。
皮书的话语平台功能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皮书可以作为智库成果或社会科学应用对策成果的推广和平台；第二，皮书是关于“当下中国”年度发展的权威资讯平台，包括经济社会的前景分析与预测，行业或专业年度发展报告，专业评价、评估报告，等等；第三，皮书是世界实时、准确了解“当下中国”的专业窗口和通道；第四，以皮书为核心构建的皮书数据库，有效满足了大数据时代认知、把握“当下中国”对结构化专业数据的需求。
努力提升皮书话语能力
如何提升皮书的话语能力？深度发掘和把握皮书的话语平台功能和皮书的特征，应当在以下五大方面下足功夫。
（一）专业
皮书作为一种智库报告，无论研创者是官方智库，还是半官方智库，抑或是社会智库，均应具备第三方所具有的客观、专业、理性的鲜明特征，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它既不同于以政策宣示和诠释为特征的官方文告、年度工作报告，更有别于社会媒体、大众媒体的随意、喧哗之作。
（二）前沿
皮书作为一种年度专业智库报告聚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准确、客观、科学地反映当下中国和世界某一领域、地域、行业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普遍持续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有效回应信息时代各方对专业资讯的需求和关切。
（三）连续
皮书作为一种以年度为时间单元的智库报告，不同于其他智库报告的关键就在于其连续性。其他类型的智库报告或应用对策研究报告，大多是对某一时空领域问题研究的点状、间断性成果，而皮书则是线性、持续性成果。这也是体现皮书话语能力的一个标志。
（四）数据
用数据描述和分析现实问题是皮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皮书在众多应用研究成果、智库成果中获取影响力、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获取原始、真实、有效的数据，是每一位皮书研创者首先必须考虑和解决的前提条件。
（五）传播
皮书作为一种正式出版物，具有很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进而影响决策来呈现智库功能的。因此，皮书研创者和皮书出版者必须联手合作，精心打造数字全媒体时代皮书推广传播平台，从而真正实现皮书的话语能力。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2
关键词：智库；企业智库；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125-02
企业智库，就是企业的智囊机构。它是指依据企业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立足在企业利益基础上，发挥科技创新，为服务于企业、社会、政府等提供科学决策意见的组织形式。目前，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生活多元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会面临诸多新事物、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同样也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这使得企业决策的风险性加大、决策的难度和决策的要求更高。所以，依靠企业智库的决策和提供咨询服务的功能，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集体智慧使企业获得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的决策支持，还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推进企业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一、企业智库的发展现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在资源型经济逐渐向科技型、创新型、人才型、技术型、智力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面对经济转型、复杂的竞争环境，企业若要谋求长远的发展、稳中求胜，在未来战略战术上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时，单单依靠企业高层决策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借助企业外部的先进智力成果“外脑”，即如麦肯锡咨询公司、兰德公司这样的企业智库，来剖析未来行业发展趋势，为企业提供科学决策、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信息咨询等显得十分必要。
2015年1月15日上海公布的《2014年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依据活跃智库的表格数据显示，活跃智库中占比最高的是党政军智库，其数量为101家，占总数量的41%，其次是占37%的民间智库，数量为89家。而在民间智库中，包括企业智库20家，占上榜活跃智库总数的8.3%。据报告显示，活跃的企业智库数量比例可以说是少之又少。2015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工作会议。会议上有25家智库被列为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综合研究机构10家；专业性智库（指依托科研机构和大学而形成）12家；社会智库2家；企业智库仅有1家（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2016年1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公布《2015年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从综合影响力前十五名看，高校智库占5席、党政军智库占5席、科研院所智库占4席、社会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仅占1席。从报告上综合影响力榜单中可以看出，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地方社科院是中国智库的绝对主力，其中社会智库仅一家，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但其并不是企业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是根据决策影响力、智库的成长与营销能力以及来自学术、媒体、公众、国际的影响力综合计算而来。这是一份可信度高的报告，报告中企业智库屈指可数，国内企业智库发展非常不平衡。
目前，在经济“新常态”而来的转型升级环境下，各行各业对智库的认知和依赖逐渐加深。企业发展呼唤智库的建设。如靖江的星晨高速、航天动力企业为寻求智库支撑，和西安的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交流并达成了科技合作的协议；青岛的35家企业如达能环保、德固特等企业遇到技术瓶颈时，与西安交大青岛研究院达成合作协议，并提供127项科研服务及技术研究成果。2016年2月23日，“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在深圳正式启动，这促进了深圳的企业和智库联盟成员所在国经贸往来。从上述材料可知，当前中国企业智库发展的基础虽然薄弱，但各行业为了技术创新和长远的战略发展呼唤与企业智库的合作并期望获得企业智库的支撑，企业智库建设应该抓住良机。
二、企i智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提供服务的创新性及预警能力不足
企业智库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或者当前遇到的瓶颈分析现在所处的商业、法律环境等并给予企业客户提供分析报告、解决方案、策划书等，而提供的报告或方案重点也往往放在企业相关战略、及经营对策方面，缺少创新点和未来经济形势给企业带来的机遇及挑战的预见性，再加上对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及认识不足，对市场整体竞争环境的察觉能力不够，使得企业智库在引领企业进行决策的效用方面能力不足。
（二）实证分析及数据分析的重视度不高
企业的数据信息可以清楚明晰的反映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真实发展情况，但目前大多数企业自身对数据的收集、保存工作不完善，再加上负责数据梳理保存工作的人员流动频繁，企业数据部分信息缺失等，使得企业智库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时，难以获得一手资料及有说服力的数据来为企业长远计划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分析和支持。另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逐渐重视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保存，但咨询公司、高校智库往往缺少专业的数据分析师，研究或提供咨询的范围偏向于某一方向，使得企业智库为企业难以提供科学保障。
（三）人才资源欠缺、研究能力不强
企业智库是企业的智囊团，需要高端的人才为其提供专业可靠有预警性的计划或方案，因此需要精通某一领域的高端精尖人才，这些人才作为企业智库开展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人才，即各高校的专家，其他智库联盟的人才、国外知名咨询公司的人才等。然而，目前高端的研究人才往往集中在高校或者研究院，与企业智库合作的学者也只是流于表面的一种鉴于契约合作的关系，这使得企业智库缺少高精尖人才。企业智库一般是受企业委托，对目前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项目进行分析，缺少相应课题的研究，研究能力有限，这样的发展形式不足以支撑起企业智库的发展定位。
（四）缺少正常运转的资金支持
资金是企业智库发展的命脉，没有资金的支持，网罗高端人才与其合作、项目的分析、课题的研究、成果的评价都是无法进行的。企业智库与官方智库和国有大型企业内部智库不同，它需要自筹经费，仅仅通过提供咨询、课题研究、教育培训等各类智力有偿服务获得发展的资金是有限的，缺少资金仍然是阻碍企业智库发展的问题。
三、企业智库建设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企业智库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
互联网的发展为智库带来新机遇。在网络化、电子化、数据化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有助于更好地发现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作出有力的判断。
加强企业智库建设，首先，要培养数据分析人才。大数据时代，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挖掘海量数据中有用信息、掌握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具有独立分析撰写能力的人才。其次是搭建权威的数据汇集中心。通过数据中心，对各行各业的数据进行梳理、分类，定期权威的相关数据，从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问题上实现监测、评估和预测。
（二）培养企业智库人才，加强交流与合作
人才是企业智库发展的持久动力，是企业智库的最宝贵的财富。首先，加强智库建设应该充分尊重人才，广纳英才。如通过聘用管理、技术方面的退休专家、长期与研究机构或高校专家合作、引人各个行业的资深人士等途径，充实人才资源，提升智库整体的研究实力。其次，搭建开放式的交流合作平台。单单凭借一人或一个小团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企业智库机构不仅要在自身内部沟通上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共享，还应该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如与其他智库机构互相交流访问、互相合作研究、利用国内外的智力资源等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等。在交流合作的同时，学习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销出去，增强智库自身的竞争力及影响力。
（三）保障企业智库发展，需要获取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雄厚的资金支持是企业智库稳健发展的保障。首先，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目前，国家号召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地方政府应该支持推动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培训服务的“智慧企业”发展。探索设立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来自于政府的政策进而引导社会公益基金的参与，为智库企业解决资金缺乏问题提供一定支持，使其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其次，鼓励支持企业自主兴办或者与高校合作共同兴办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这样，既能够发挥企业智库快速反映市场动态来服务自身的优势，又可以面向行业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探索获得行业协会的支持，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3
记者：王院长，您好。多次在会议上提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高度。请您谈谈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距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存在哪些差距？为什么说全面提升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迫在眉睫？
王B：好的。与中央智库不同，地方智库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应用决策研究，为地方政府决策服务。广东省作为我国地方智库发展的先行地，已经形成了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等官方智库和企业社会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地方智库体系。然而，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距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决策研究实力有限，影响力不足。在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加强地方政府智库的作用》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智库调查研究报告》）中提到，在其开展调研的地方智库中，77%的智库认为其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实力不够；80%的智库认为高水平的数据支撑、科学的分析工具掌握不足；90%的智库认为地方智库缺乏有效整合全社会资源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和手段。同时，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近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全国排名前20的智库名单中，地方智库仅有上海社科院一家入选。
第二，规模偏小，研究投入不足。在《智库调查研究报告》中，所调研的地方智库平均实有人数仅39人，但每年承担的课题数平均却在70项以上。同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巨额投入相比，地方智库承担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例，其每年的科研经费只有不到1000万元，而中国科学院一个在粤研究所如地化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达到2个多亿。
第三，各地方主要智库在开展决策研究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拥有决策信息优势，擅长制订政府短期战略和政策，但受制于人才规模，其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决策课题的研究能力相对不足；社科院拥有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决策课题的研究能力，但缺乏决策信息优势和与政府部门对接的便利渠道；社科联拥有智库组织和协调的优势，但缺乏相应的研究能力；党校行政学院偏重于官员教育培养，同样存在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智库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但偏重于理论分析，往往不能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存在不能“接地气”的问题；企业民间智库独立性强但缺乏政治意识，也缺乏官方智库在实地调研方面的优势。
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地方智库作为中国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决策服务能力。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要求，地方智库必须全方位提升决策服务能力。广东省委书记同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调查研究报告》的批示中也提出了对广东智库建设的要求：“接地气”、“有价值”和“高水平”。这实际上给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显然当前广东地方智库离这一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记者：请您谈谈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不足呢？
王B：造成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智库的科研活力，不利于其决策服务能力的提升。
记者：请您结合广东地方智库谈谈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
王B：好的。目前广东地方智库主要分为五类：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不含民间智库，本文侧重谈官方智库）。其中党政部门和社科联是公务员管理单位，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是事业单位。这些地方智库大都初创于建国初期，于改革开放初期成型，其管理体制机制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很深，基本上是机械地套用了党政机关的管理体制机制。以地方杜会科学院为例，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构设置模式化，研究所的设立追求“大而全”，特点不突出；第二，按传统学科设立研究实体，主要开展以学科专业为研究目标的学术性研究；第三，任职管理行政化，论资排辈逐级晋升，缺乏竞争激励机制和正常人员流动；第四，经费管理统筹平均分配，工资福利与年龄资历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格局。显然，这种党政机关的管理体制机制，与智库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时展向智库研究提出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一方面，智库的主要功能是产生思想，现有研究机构较为僵化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利于智库人员思想的交流，稳定但不注重绩效考核的薪资分配方式不利于智库人员的激励，导致智库科研活力不足；另一方面，智库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比如决策信息公开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记者：请您谈谈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存在哪些问题。
王B：好的。现有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尚未形成。除了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与党政部门之间联系相对较为密切之外，其他智库如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高校等与党政部门之间常规性的沟通联系机制都还没有建立完善起来。这些地方智库获取决策信息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智库领导参加政府会议等非常规方式，导致智库科研人员往往难以直接掌握第一手的决策信息和党委政府关心的重大问题。这事实上反映了面向智库的决策信息公开机制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党政部门与智库之间没有建立起畅通的决策信息交流渠道，缺乏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科研人员得到的决策信息往往是滞后于决策需求的，其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时效性。
第二，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尚未建立。智库咨询成果一般主要通过党政领导批转、批示推动党政相关部门实现，智库决策课题人员在决策推动和实施阶段基本没有跟进。在决策实施之后，后续的决策实施的效果的评估和反馈过程更是无法介入。这导致智库科研人员的决策咨询研究与现实的决策实施没有直接联系起来，科研人员无法了解决策实施操作过程中的具体程序、遇到的主要问题等，也就无法对决策实施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和监测，同时也无法对决策建议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改进。这是大量智库研究成果不从实际出发，不接地气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智库科研人员无法通过与决策实施部门的跟进对接了解相应的决策实施信息，另一方面也无法对决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反思和完善。这就导致很多决策研究报告往往是“一锤子买卖”，写完之后不管任何结果，也没有后续跟进。
第三，上下级管理机制尚未理顺。目前地方智库与党政职能部门，不同层级政府智库之间的上下管理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存在一定程度多头管理，多头联系对接的状况。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和发展研究中心）、党校行政学院上下级管理机制相对较为完善，既有国家上级领导部门，也有下级对应管理部门。但党政部门智库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特别是政策研究室，承担了大量讲话稿、文稿起草任务，影响了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的开展；与党政部门智库相比，社科院的上下级管理机制就一直没有完全理顺。广东省社科院常年属于宣传部分管，无论是同与其对口“上级单位”中国社科院还是同“下级单位”广州市社科院都不是直属的管理关系而只是兄弟单位。同时，广东省社科院在21个地级市都没有下属单位，向下调研常常必须与政研室和社科联对接；社科联在21个地级市有对口下级管理单位，但在中央层面缺乏相应的对口单位进行交流和指导；高校智库与地方职能部门的关系相对较为清晰，主要是决策咨询关系而不存在对口联系，这就导致高校智库实地调研难度相对较大，这也是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接地气”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长久以来，各智库之间相对比较封闭，常规的交流互动机制也一直没有形成，事实上这不利于智库人员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学习和经验分享。
第四，智库人员的分配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智库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是生产“思想”，其工作强度和难度往往超过一般的公务员岗位。然而，现有的智库人员收入分配机制主要采用了公务员体系的财政拨款方式，智库人员的收入按照职称级别和资历分配而不与其科研贡献挂钩，干多干少差别不大。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地方智库的科研活动开展缺乏活力，难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由于干好干坏差别不大，“搭便车”的现象较为普遍，任务往往压在少数几个科研人员身上。然而，优秀科研人员在现有的分配激励机制下往往难以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这与整个咨询行业的高收入状况（包括麦肯锡等企业科研人员的收入都非常高）形成鲜明的对比，导致官方智库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非常有限。
第五，智库科研评价机制尚不健全。长期以来，地方智库科研评价机制一直采用高校的评价机制，以学术论文和规划基金课题为主要考核标准，科研评价机制较为单一化。然而，决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前者注重政策的建议、制定和评估，实践性较强，而后者主要关注学术理论上的贡献和创新，理论导向较为明显。两者的差异导致了智库人员的研究成果形式与高校研究人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职称评定时往往不被认可，给以决策研究为主的智库人员的成果考核和职称评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举例来说，社科院的主要成果形式就是专报和调研报告，其逻辑结构和行文方式与学术论文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专报和调研报告作为研究成果在职称评定时就基本不被认可。长久来看，这种单一的与高校接轨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对智库人员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库研究人员在其擅长的成果形式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
记者：要建设高水平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必须全面提升其决策服务能力。破除地方智库发展的制度障碍，创新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激发智库的科研活力，无疑是重要的抓手之一。王院长，针对前面提到的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您有哪些好的对策建议。
王B：要解决好地方智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就要对现有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此我谈七点对策建议。
第一，明确各类型地方智库的定位，充分发挥其长处，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布局合理的地方新型智库体系。不同类型的地方智库的历史基础、人员规模和工作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明确其定位，充分发挥其长处。党政部门智库（政策研究室与发展研究中心）具有决策信息优势，其研究人员规模小但熟悉政府各类政策和具体的决策实施流程，适合从事中短期的政府决策制定、分析和评估等研究工作；社科院研究人员规模较大，视野开阔，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经验，可着重从事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公共政策的分析评估研究；社科联研究能力较弱，可成为地方智库的组织和协调部门，重点推动地方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党校行政学院研究能力一般，但在培养智库人才，传播智库思想方面有一定优势；高校智库人才基础好，研究能力强，理论基础扎实，但相对缺乏地方实践经验，可主要聚焦于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
第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地方智库要为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服务，必须构建完善与地方党政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机制，改变当前依靠“猜测”、“估计”地方政府及领导决策思路、智库人员获取决策信息滞后的现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各级政府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主动向社会信息，增强信息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一方面，可积极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术优势，通过网站、微信和微博等多个渠道决策信息；另一方面，应建立起地方党政部门与地方智库的常规沟通渠道，定期向智库传递决策信息，而地方智库也可以积极与党政部门进行主动沟通。比如地方智库采取年度论坛的方式，邀请地方政府领导参加并表达其对当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法和研究诉求，同时结合年度圈点课题的方式，邀请领导对其感兴趣的决策课题进行圈定。前段时间，广东省社科院主办的“广东‘十三五’发展展望”研讨会，邀请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全国各地专家参加，就广东“十三五”的发展交流探讨，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构建完善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要提高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必须建立地方智库与政府决策执行部门的沟通联系渠道，构建完善的决策评估和监测机制。政府决策执行部门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要积极与地方智库沟通交流，保障提出决策建议的地方智库的科研人员能够在决策实施阶段参与进来，并结合决策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对决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测。如果决策实施以后效果不理想，还要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原有决策建议进行改进和完善，形成决策制定一实施―评估一完善的良性循环。
第四，理顺地方智库上下管理体制机制。首先，应加强地方党委政府对于地方官方智库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的直接领导，加强地方党委政府与官方智库的直接联系和对话，将地方官方智库切实纳入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来；其次，在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智库管理和对接单位，为地方官方智库建立畅通的向上向下的沟通联系渠道，改变各级党政部门与官方智库多头管理，多头对接的现状；最后，支持上级官方智库在下级城市建立智库分支单位，比如支持省社科院等单位在21个地级市共建分院，加强沟通交流，为实地调研提供便利。
第五，构建完善科研资源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是解决地方智库科研资源分配和人才激励的问题，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最大程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使科研人员自觉积极主动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激发科研活力，提高科研资源投入的效率。可以参考当前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的相关做法，通过与下属研究所签约的方式实现资源经费集中投入和管理权利下放，赋予各研究所在机构设置、资源配置、人员管理和收入分配等方面一定的自，并对最后的研究成果进行考核。其中，特别要通过设立对应研究职位的方式实现竞争上岗和退出机制，各研究岗位与其收入分配挂钩，实现科研人员的收入与其科研贡献挂钩，最大程度调动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六，构建完善多元化的科研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智库研究与高校学术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研究方法、逻辑结构和成果形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与国际智库接轨的科研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改变当前单一与高校评价机制接轨的现状，增强智库科研活力，给智库科研人员以更多的激励。一方面，应通过研讨会和沙龙等多种形式，积极学习借鉴国际智库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的思维视野、模式套路和技术方法，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另一力面，可以借鉴国际智库的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扩展多种成果形式，包括战略研究报告、研究手册等，建立与国际智库接轨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体系。
第七，建立健全地方智库交流互动机制。官方智库之间，官方智库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要建立良好的交流互动机制。首先，官方智库之间要建立起常规性的联系会议制度，包括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高校智库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就当前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前瞻性和综合性问题进行交流互动；其次，地方官方智库应积极加强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的学习交流，致力于推动地方咨询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构建开放型的学术和决策咨询交流互动机制。一方面，地方官方智库应建立起与国际智库、企业社会智库之间常规性的交流联系机制，比如通过论坛的方式邀请国际和民间智库共同就相关议题进行交流互动，或者邀请国际智库的知名学者开展讲座、分享研究成果等。另一方面，在时机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地方智库可借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模式，就某一重大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合作攻关，共同地方经济社会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在政界、学术界和商业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服务于地方政府决策需求。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变革交叉影响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面临的决策环境日益复杂化，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通过与王院长的交谈使我们认识到全面提升地方智库的决策服务能力迫在眉睫，而提升地方智库决策服务能力关键在于要创新地方智库的管理体制机制。相信贵院通过对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4
一、智库与高校智库的内涵
（一）智库
当前，委托智库对重大国策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成为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智库是国家的“大脑集中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智库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战略性问题和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专业研究机构。显然，为了进一步完善政策决策机制，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质量，加强国际影响力，则必然要求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嵌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中。诚然，受制于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共识上的不可通约性，智库的决策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它能够为调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提供平台。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和对象，智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决策及咨询，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从而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高校智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种类型。其中，高校智库设立于高校内部，是独立于传统院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组织，由高校单独或与其他机构、组织协同创建，通过生产政策知识和政策思想，培养政策研究人才，构建知识运用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桥梁，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由于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学术研究成为了决策咨询研究的坚实后盾，通过理论的转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者，使其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作为组织机构的一种形式，高校智库必须具备三方面的要素：（1）人员要素，包括以学者为主的研究者，以扩大影响力维护信息传播的媒体工作者，以及进行多渠道争取资源和促进政校交流的公关人员。（2）技术要素，具体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硬件”成分，以及高校社会网络关系、跨学科关联等等“软件”成分。（3）价值要素，高校智库要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目标导向。作为智库的一种类型，高校智库具有非盈利性、专业性和政治性等共性。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在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内容方面独立性较强，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弱；与民间智库相比，高校智库的组织机构相对规范，资源较为丰富。总体上看，高校智库具有学科领先、精英集中、资源庞大且综合性强等优势。
二、高校智库的功能
尽管高校内部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充满各种争议并积极参与讨论，但决策者对争议的内容和过程并不感兴趣，在后者看来，争议应该在学术团体内部解决，高校智库提供给他们的应该是统一和及时的结论[1]aDDinne.Ref.{C6B7C7e6-F1e9-42e1-9D52-66187998Be82}。高校虽处在资源高地，但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整合，在研究和预测事物未来发展上占据有限地位，无法像高校智库能够凝聚尽可能多的力量服务咨政、启迪民智、发出中国声音。如果说高校教师是知识管理的前端――生产和更新，那么高校智库则是知识管理的末端――转化和传播，构建了知识和行动之间的桥梁，真正打破了“象牙塔”封闭状态。
从功能上看，高校智库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应用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大学内，侧重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另一类为理论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专业性大学内，侧重于长期的理论研究。无论哪种类型的智库，对于高校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高校智库不可能完全独立，另一方面，高校智库的发展为突破自身瓶颈提供了动力。以高校教育智库为例，相比国家政府层面的统筹规划，高校教育智库在研究问题上具有针对性，更贴近教育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国家干预带来的负面作用。近年高校积极建设智库机构，根本动力在于越来越意识到：（1）高校智库能够激励和引领其他类型的智库。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仅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度，高校智库咨政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激?l民间智库探索其生存和发展，当越来越多的民间智库能够发挥咨政作用时，社会就越民主和谐。（2）高校智库有助于高校真正走出象牙塔。如果说高校和社会之间普遍存在“结构洞”，那么高校智库便是连接两者的桥梁。（3）高校智库能够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政策的制定基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科学执政有了科学制政的前提，将有助于改变以往低公信度的局面。
三、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
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主要对政府决策作进一步阐释，完全由高校智库独立提出的新概念、新战略很少，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智库转型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专业领域均排名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专业领域排名第五；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社会发展领域专业排名第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大国与周边关系专业领域排名第四。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名智库中高校智库占四席，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位列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九。可见，高校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较大。但是从《全球智库报告2015》来看，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中，中国进入名单的6所智库机构中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一所高校智库，这种反差值得我们思考。
（一）独立性不强
组织机构的独立性是获得公信力的基础，高校现有的智库大多依附于政府或相关部门，缺乏相对的自主性，对出台的相关政策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责任。高校智库缺乏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机构设置上，没有像胡佛研究所那样在独立的基础上共享高校资源，与一般的研究机构无异，大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高校而存在，不具备法人地位，无法凸显高校智库的地位和重要性，使得一些高校智库身兼数职，从而被边缘化。（2）资金来源上，主要靠政府拨款生存，通过市场和捐赠等途径获取活动经费较少。（3）选题动机上，受前两项的制约，高校智库在选题上也难以实现独立，往往找“对口”的项目进行研究，难以突破高校原本的知识发展机制。一旦高校智库献言献策后，决策方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挑选高校智库研究成果，以证明某项政策的合理性，同时过滤那些?⒒岵档顾?选政策的研究成果。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决策方和谏言方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高校智库的研究基于真理和科学的追求，而政策的制定基于权力和秩序的维护，这一矛盾导致高校智库难以真正服务于政策制定[1]aDDinne.Ref.{44a81BF2-5a30-4FDD-9816-8F64FD2aB733}。
（二）信息不流畅
高校专家发表的学术论文难以转化为在现实社会中被充分理解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正确理解政策运作程序上存在偏差。相对于决策者，高校研究人员对时间的敏感性较弱，不能及时给出对策，即便提出最佳解决办法，但拟解决的问题和政策条件往往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延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影响。根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进行的一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测评结果显示，从中央部门到县级政府平均得分无一超过60分（百分制），这一调查反映了在《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七年后，中国政府整体透明度状况仍不理想。例如，在217个测评对象中，无法打开网站或官方网站上找不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有37个，占总数的17%。在剩余的180个测评对象中，有72个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公开指南中没有包含条例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占总数的2/5[2]aDDinne.Ref.{28C6aD51-BCB4-4582-8165-a358B6948348}。决策咨询研究必须以占有翔实的信息数据为基础，但是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难以从政府那里获取第一手信息数据，即便等到数据公开时，已过了研究的前沿期，缺乏及时、全面的官方数据，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自然难以保证。事实上，智库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检测和预警的使命也强烈要求具备信息获取的便利条件，在智库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封闭空间，将更大范围精英的智慧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渗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
（三）咨政意识不高
高校人才队伍庞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全国共有153.5万高校专任教师；同时，高校可以调动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非常多，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力军，高校每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97%以上。以2014年为例，研究生在校人数为1847689人，其士研究生在校生有312676人；此外，高校能够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协同互动，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这是其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不具备的人才资源优势。另外，在高校研究人员的学历结构中，24.17%和36.87%的研究员分别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其他研究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研究员分别为14.58%和29.46%，而在企业中相关数据分别为1.07%和7.33%[3]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这一组数据突出反映高校处在人才聚集的高地。
事实上，高校智库并未因为人才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力量强大但相对分散，当面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时，呈现出明显的机构合力不足、学科合力不足、人员合力不足、研究合力不足，导致研究中各种力量和问题的碎片化现象严重，数量庞大而质量欠佳导致高校智库的影响力远低于应有的程度。如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世界最佳大学智库排名中，前十名里有6所属于美国，中国仅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排名。第二，通过统计智库中国网上的数据，列入高校智库的机构共有146所，大多集中设立在重点高校内，其中，北京大学有17个，清华大学16个，复旦大学有13个，中国人民大学有11个，浙江大学有8个，五所高校拥有的智库机构占榜上名单的45%[4]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其余高校智库也大多分布在重点高校内。整体上中国高校智库作用发挥非常不充分，尤其是普通高校在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识上还比较欠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课题完成情况和数量，高校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导致高校教师的研究兴趣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大都是在自己划定的研究领域“闭门造车”，社会问题研究意识比较淡漠[5]aDDinne.Ref.{256D6F84-F2B5-4C25-935e-a0B1CFa8F388}。
（四）成果转化不佳
根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庞大，几乎每年都超过三十万，如图1所示。尽管人员众多，但是成果转化率偏低。2014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方面出版著作数为27522部，数为322274篇，其中在国外学术刊物上10903篇；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与咨询报告为10659份，其中有5138份被采纳。如果将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询报告作为成果产出的能力指标，那么，咨政能力=10903/（27522+322274）*100%≈3.1%，如果将被政府采纳的决策建议作为成果转化的质量指标，那么，影响政策能力=5138/（27522+322274）*100%≈1.5%，极低的成果产出率和转化率反映了高校在发挥智库的作用方面十分不理想。
高校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理论范式研究，后者是现实模型研究，二者在思维和研究范式间存在鸿沟，高校智库的研究重在文献综述、比较研究和模型分析上，应该采用田野调查法，考察实际问题，而不是借助思想实验探究理论，缺乏实践维度与实证性会阻碍高校智库的成果转化。与国外普遍存在“旋转门”现象不同，中国高校教师对政府部门决策运作机制了解不深，不熟悉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方式，缺少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缺乏向政府决策机构转化研究成果的桥梁，这些因素制约着教育智库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
四、多维度提升高校智库建设质量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国已经有435家智库机构，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尽管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总体活跃程度相对较低，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中国智库仅4家上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2014年中??智库报告》中将活跃智库描述为：常规性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享有一定的国际、国内影响力。高校作为学术界的主梁，成为智库的重要成员是建设中国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既有构筑学术象牙塔的本职之责，又有在十字街头摇旗呐喊的社会之任[6]，因此必须将人才培养与咨政服务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应从资源、市场、评价和影响等方面入手。
（一）多层面进行资源协同
资源协同是指资源之间的有序相干，体现了资源在整体运行中协调与合作的能力。各类资源相互协作拉动事物共同前进，产生1+1>2的效应。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必须协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
物力资源协同是基础。（1）高校具备一定数量的科研机构，以武汉大学为例，目前已经成立重点实验室、中心、研究站、研究基地、校建平台等科研机构105所[7]aDDinne.Ref.{D65F08F7-848B-40D0-9Ce9-68aaDe5e90C6}。协同各科研机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类设备和数据资源，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资源，走数据共享的绿色科研道路，从而降低资源的浪费和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和分析信息，建立决策模拟系统，建立社会科学数据库和实验室，更大范围共建共享资源，达到通过先进的方法和丰富的数据来提高咨政服务质量的目的。（2）高校内建立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高校图书馆通过与国内外多所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建立文献交换关系，增强了其文献保障能力，尤其是日益更新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包含了及时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图书、会议论文、专利等产品，极大地缩小了信息的传播成本，为高校智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协同是关键。国外成功的智库具有一个共同点――智库专家大多具备多学科背景、多种工作经历、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和决策程序。建设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交互式高校智库，促进专家的流动，一方面让各领域专家、交叉学科科研工作者以及政府和企业人员自由平等地展开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8]aDDinne.Ref.{45118900-171a-456B-8836-64D88334a668}。国际上一流的智库通常采用开放式用人办法，协同管理高校专家与非高校专家。建立高校智库人才网络信息平台，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知名度，促进智库间的传播与对话，有利于研究者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研究工作，进一步积累和提升知识。在人才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上，根据业务进行标准化分类，一类专门进行资金募集工作，使智库专家从繁琐的申请课题和筹措经费中脱身。另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对观点进行整合与汇编，针对性地提交给政策制定方[9]aDDinne.Ref.{14FB1031-692D-4970-988B-82B879D88775}。
社会资源协同是保障。建设一流高校智库要改变传统高校“象牙塔”模式，走开放互动的发展道路，通过校际联盟、与世界顶级智库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深化资源结构改革和提高利用效率。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是高校智库联盟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跨校间的合作性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等七所美国非常知名的大学[10]aDDinne.Ref.{4eC4121F-C8C5-4747-aBF9-00a82D77B512}。一些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积极吸引政府官员加入智库队伍，了解体制内的运作过程，缩短了捕捉最新政策决策动向的时间，政府官员可以利用人际关系调动相关资源，突破智库初创时发展资源的瓶颈。
（二）以竞争激活思想市场
智库无论从事“对政策的研究”还是“为政策的研究”，其立足点都是非赢利性的。具体的说，智库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不排除它能够获得实际利益。尽管智库是非赢利性组织，但是资金的实力也影响到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在资金筹措方面，应按照高校智库成果转化率进行资金分配，形成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第一，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按能力分配资源，对于能力越强、被采纳决策越有效的高校智库，国家拨款越倾斜，以此激发思想市场的活力。第二，建立社会力量捐赠机制，鼓励基金会、企业、个人向高校智库捐助，向社会传播智库的重要性，提升智库的社会地位。高校智库之间展开思想竞争，脱颖而出的决策建议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和共识，较为充分地保障了决策的正当性，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三）制定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体系
任何机构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健康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为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智库专家时，除考核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著作的质和量以外，应将成果的转化率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还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例如，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次数，与公众进行的对话程度等，对于高校智库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局限于高校内部，要让其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接受考验。另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时，将其参与智库发展，提升智库水平，发挥咨政作用大小纳入大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资源的利用率、成果转化率以及国内、国际影响力方面考察高校实力。对于咨政服务，不能止于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政决策，而要重视对咨政决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和长期跟踪，研究“智果”在实施中的规律，从而提升智库咨政能力。
（四）扩大高校智库影响范围
首先，扩大服务范围。主席在访问德国时，提出将“智库外交”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的智库报告于2013年1月2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文版，英文版随后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及时将的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将思想传播到全球。高校智库“转知成智”，要发挥高校的语言优势，尽早将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到网络上。
其次，高校智库与媒体协同。一流的高校智库除了具有雄厚实力以外，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利用媒体联络机构、网上平台、创办刊物、建立公众号等方式，研究报告，与公众碰撞智慧，收集数据，引发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并为智库赢得广泛影响力和更多优质资源。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智库已经建立了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公众号。另外，将媒体力量吸收到高校智库中也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胡佛研究所智库专家的任职经历为例，97.6%有大学工作经历，45.7%曾在政府部门工作，16.6%具有商业组织身份，22.1%是媒体工作者[11]。
最后，将人才培养纳入智库建设体系中，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招募60名左右志愿者或实习生，占工作人员总数的1/3，这样既培养了人才，又节省了开支。全球著名的兰德公司不仅有各类人才和专家，而且还成立了生产智库的机构――研究生院，培养年轻一代的智库力量，这些做法都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5
中国经济报刊如何面对新形势、新媒体、新挑战，洁身自好，赢得和巩固话语权，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巨大作用，从而影响中国？
日前，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成立，印发了《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下一步，该中心如何打造高质量智库？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兼智库研究中心主任卫思宇。
《西部大开发》：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意义吗？
卫思宇：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决策咨询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又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他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就建设经济报刊智库研究中心进行了深入调研。近年来，报刊协会历任会长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经济转型，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课题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水平是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卫思宇：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不足，主要表现在有分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提交的课题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当前，要着眼解决经济报刊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提高报刊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我们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研究起草和修改完善，并征求多方意见，出台了《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该计划突出了改革、创新，突出了对经济报刊智库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导向作用。
《西部大开发》：您如何理解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卫思宇：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着经济、能源、环境、生态、战争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各类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以及预测分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
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建设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据美国最新推出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机构，且世界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个，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强大与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与经济报刊智库分不开。
《西部大开发》：经济报刊在建设中国特色智库方面有什么优势？
卫思宇：从世界范围看，经济报刊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考察国外著名的智库，可以发现经济报刊与智库关系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经济报刊内部可以形成多个智库。经济报刊智库多是在充分发挥基层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转化和推广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有影响力的报刊均有多个优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可以生成智库。
二是经济报刊智库的强势研究领域与优势领域互为倚重，长期积累。报刊优势是报刊智库的深厚根基和依托。
三是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报刊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良好条件：一是人力资源集中，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人才门类齐全，有利于解决综合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网络。
《西部大开发》：我国经济报刊已有少量的研究机构，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呢？
卫思宇：目前中国经济报刊研究机构虽然有，但高水平的智库还不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一流报刊智库有较大差距。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应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
中国经济报刊智库不仅仅要建言献策，还要为国家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决策基础、研究资料和宏观政策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引导舆论，特别是能够发出中国声音，这也是经济报刊的根本。
战略研究、建言献策、引导舆论和国际话语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和科学研究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报刊智库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组织，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报刊智库往往都是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出现的。经济报刊智库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实用性，决定了经济报刊新智库与传统研究机构的差异。
经济报刊智库产出的研究成果不是主要通过论文等形式显现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府采购的方式卖给政府或者企业，为政府、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在经济报刊智库建设中，如何评价智库水平，如何评价智库成果的优劣，不仅是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国家传媒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西部大开发》：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卫思宇：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实践。二是体现经济报刊自身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治理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要有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治国理政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人才是经济报刊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应立足中国经济报刊特点，以记者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打造经济报刊智库品牌。
《西部大开发》：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卫思宇：中国特色新型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经济报刊特点，以记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经济报刊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是建设新型智库机构。这是智库建设的重点，我们将协同北京泛亚智库国际咨询中心，重点以革命老区、特困县基地建设研究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有影响的经济报刊新智库，带动经济报刊智库总体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专题数据库和经济转型实验室建设，推动报刊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结合经济报刊“走出去，走下去”计划的实施，通过建设一批区域问题研究机构，支持经济报刊智库积极参与和设立区域组织、参加与举办国际培训等，扩大中国经济报刊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后备力量、推动经济报刊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智库队伍。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首先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同时要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还要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基地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三是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是制约经济报刊智库发挥作用的瓶颈问题，推动智库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渠道和平台的问题。要通过鼓励对外开展合作研究、支持举办高层智库论坛等，加强中外经济报刊智库交流平台的建设；通过完善集中报送专家建议的工作机制，建立咨询报告数据库，跟踪汇总分析相关信息等，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同时要规范流程，严把成果政治关和质量关。
四是创新智库组织管理。建设新型报刊智库，关键是深化综合改革，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主要推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大力推动协同，强化报刊与政府、报刊与报刊、报刊与企业合作，建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改变封闭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改进科研评价，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三）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完善后期资助方式等；（四）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三个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西部大开发》：当前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卫思宇：中国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经济报刊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报刊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经济报刊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卫思宇：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基地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经济报刊智库成果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西部大开发》：如何使经济报刊智库推出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
卫思宇：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经济报刊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
提高经济报刊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经济报刊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行业研究，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三是大力推动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经济报刊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西部大开发》：人才培养是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经济报刊智库如何处理好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发挥人才培养优势，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卫思宇：人才培养是经济报刊智库建设的根本任务。一是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二是注重加强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三是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西部大开发》：智库建设在推动经济报刊社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卫思宇：智库建设是经济报刊社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经济报刊社“走出去，走下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中国经济报刊智库研究中心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报刊社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报刊社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梦的代言者。
（本刊记者张永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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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报刊社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中国经济报刊社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提出倡议，制定本计划。
一、服务国家决策，明确建设目标
1.明确经济报刊社智库的功能定位。经济报刊社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建言献策、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一是发挥中国经济报刊的优势，着重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围绕重大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三是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发挥自身优势，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传递中国梦正能量。五是发挥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
2.建立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智库组织。按照总体设计、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分类实施的原则，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打造中国经济报刊社智库品牌，带动经济报刊社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一是以记者为核心，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二是以智库建设为重点，培育建设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新型智库。三是以项目为抓手，提高应用研究项目实践质量。四是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拓展转化渠道，搭建高端平台。
二、聚焦国家急需，确定课题主攻方向
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报刊社优势和特色，统筹规划经济报刊社各类智库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炼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以下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
1.经济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三农问题、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创新与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
2.政治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发展人民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治理创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民族与宗教问题等重点领域研究。
3.文化建设。围绕提升国家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点领域研究。
4.社会建设。围绕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教育现代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口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研究。
5.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研究。
6.党的建设。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重点领域研究。
7.外交与国际问题。围绕维护国家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新兴国家崛起、海洋战略与海洋强国政策、反恐维和、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重点领域研究。
8.“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围绕“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深化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研究。
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
1.以中国经济报刊协会智库研究中心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部级智库。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深化经济报刊社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总体布局，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认定和建设一批智库中心。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6
导读：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科技交流已经成为维系我国与邻邦日本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2012年6月21日假座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了“2012年中日科学技术研讨会”，主题为“科技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这既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日本技术士会近畿本部间友好合作的重要象征，也是汇聚中日工程技术智慧、增进民间工程技术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论坛所展开的热烈交流，既造福两国人民，更受益人类未来。
2012年6月21日假座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了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工程师学会、日本技术士会近畿本部主办，由上海市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上海市崇明县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2012年中日科学技术研讨会”，主题为“科技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日科学技术研讨会”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日本技术士会近畿本部间友好合作的重要象征，也是汇聚中日工程技术智慧、增进民间工程技术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在开幕式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曹振全先生致欢迎辞时说，到2015年，上海科技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列，知识竞争力进入亚太地区前列，而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科技交流已经成为维系我国与邻邦日本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日本技术士会近畿本部长福冈悟先生致辞时说，科学技术为现代社会带来很大恩惠，东日本地震带来的核危机又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新能源开发与节能技术的问题，因此这次会议将有助于中日在技术方面的合作与发展。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按照议程，研讨会按主题报告会场与专题报告会场分别进行。
在主题报告会场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洪杰作了题为《钍基熔盐堆及其综合利用》的演讲，认为我国的社会发展瓶颈已从“粮食紧缺”转变成了“能源紧缺”，能源问题已成为中国是否能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因此第四代钍基熔盐堆这样的专项反应堆具备本征安全性（piUS）、核废料最小化、核燃料长期供应、物理防核扩散等的特点，可弥补目前核能技术的缺陷与不足，而且这项技术已成为中科院未来十年先导研究专项。大阪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教授、工学博士西嵨茂宏作了题为《环保机械开发的思考理念》的演讲，认为目前的环境破坏可能是由于西方价值观下的大量消费引起的，因此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制度与人的意识行为是实现环保的互相联系的三要素，就像疾病治疗中的西医快、中医慢道理一样，我们要对机械照搬西方思想的做法提出疑问，比如设立高碳的奖励制度是否适合的问题。崇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冯志勇博士作了题为《聚焦低碳发展，建设生态崇明》的特邀报告，认为崇明坚持走低碳发展道路：在自然生态领域，实施湿地保护、检测、修复工程，加强水环境治理，开展高碳汇生态示范；在人居生态领域，完成瀛东村生态人居示范工程，建成陈家镇开发公司绿色办公楼示范工程；在产业生态领域，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进行种质资源保护，推动绿色休闲旅游产业发展。
专题报告分“城市公共安全与风险管理”、“新能源开发及其有效应用”、“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和措施”三个分会场进行。其中“城市公共安全与风险管理”分会场上，共有6位中日专家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同济大学束昱教授在题为《城市地铁车站综合体使用安全与风险评估研究》的发言中认为，灾害识别与风险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析判断系统工程，而采用蝴蝶结分析法的最大优势是把安全专家与一线管理人员集合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系统分析，并且可以依据灾害清单、针对可能的事件发生源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减少和避免灾害事故的发生、发展。大阪产业大学工学研究科技术士、工学博士中野雅弘教授在题为《城市中心施工中的大规模地下构件的安全监测技术》的发言中介绍了根据相邻隧道高速公路建设的实用程序的测量结果报告，认为监视摄像头可将显示器连接到共同沟网络，而设立在共同沟的这种光纤测量，会通过温度变化监测地下构建的纵向变形与水平向变形的情况，便于工程顺利安全地进行。上海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的侯心一副处长在题为《关于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认为我国道路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交通环境复杂、冲突多、隐患多，二是交通参与人守法意识不足、法律约束力差、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多，三是专业运输单位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为此，要实现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安全工作的基本目标，从现实情况看是任重而道远。日本都市-地域住环境研究所技术士、建设综合技术监理小岛和彦在题为《从东日本大地震复兴计划看公共安全保障及风险》的发言中介绍了日本各自治区建立的复兴计划，目的是通过硬件方面的准备、充足的市政预算，让许多在福岛灾害中受损的民众可以避开危险区，安全回归家园，同时这些复兴计划实施前还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同才行，要做到各方面的平衡。上海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陈文升在题为《智能变电站技术在上海电网的应用与探索》的发言中介绍了封周数字化变电站、蒙自智能变电站的主要技术特点，重点解析了由上海市电力公司承担的国网公司第二批智能变电站建设试点工程泸定智能变电站在一体化信息平台及高级应用功能、智能一次设备、全数字化的二次系统、智能辅助设备等技术方面的建设情况。日本石川技术士事务所技术士、工学博士石川浩次在题为《有关地震防灾的地震活动履历调查的必要性——日本-中国地震活动事例》的发言中分析了日本约有二千至三千个活动断岩层的基本情况，并介绍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5年神户大地震等中日近百年发生的大地震地质概况及赈灾情况，同时对如何制定防灾计划的问题提出若干地质方面的建议。
2012年中日科学技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正如主持“城市公共安全与风险管理”分论坛的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冠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日两国是近邻，彼此之间会发生许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因此本论坛所展开的热烈交流，将既造福两国人民，更受益人类未来。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7
阐明高校智库建设理论与方法
据悉，2009年李树林主持的联合课题组写给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在我国最先使用了“高校智库”这个词，随后，2010年，李树林在《管理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迎接高校智库时代到来》的卷首语，嗣后2013年又出版了《中国高教改革和智库问题论文选编》小册子，这些文章受到了高教界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树林总编辑应邀为该班作了专题报告。据了解，这个报告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谈对高校智旖ㄉ枥砺鄯椒ǖ娜鲜叮重点阐明了高校智库建设理论创新，要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要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大战略与小战略的关系。第二部分为智库实验与共享理论。这部分首先对大庆科技进步智库实验、大众化教育模式智库实验进行了介绍，同时对实验结果对高校智库的启示进行了归纳。其次，提出了成功智库具有的五个共同品质。第三部分对高校智库的前途进行了展望和预测，并提出了五条建议。
Cmtt对高校智库建设发声
本刊之所以能对高校智库发声，能量主要源于中国管理智库的基础。中国管理智库是国内比较早的思想库、智囊团。起源于1982年的大庆科技进步调研活动。中国管理智库21世纪初开始组织知识联盟，2006年正式起名为中国管理智库（Cmtt）。
Cmtt有别于一般智库组织形式，它是集传媒、研究、顾问、全球化性质和特点为一体的交互结构模式。Cmtt是分别由1992年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1981年创刊的《管理观察》杂志社、1999年成立的北京软知本管理产业顾问机构、2011年成立的北京全球南南科技发展中心等四方组成的新型智囊集团。
30年来Cmtt为推进管理本土化，在管理兴企、兴教、强国等方面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领导者提供了近100份研究报告，其中“大型企业科技进步调研、软着陆建议、推动管理本土化、中国南南合作”等研究报告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Cmtt30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但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Cmtt认为：一个成功的智库应当具备“国策（政策）对路、理论创新、成果转化、领导重视、社会影响”五个共同品质，也可以说是智库成功的五条基本原则。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8
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
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
全球智库排名前20
1.布鲁金斯学会（美国）11.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
2.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12.透明国际（德国）
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13.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德国）
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瑞典）14.国际危机组织（比利时）
5.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15.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
6.外交关系协会（美国）1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
7.（英国）1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8.布鲁盖尔研究所（比利时）18.传统基金会（美国）
9.兰德公司（美国）19.加图研究所（美国）
10.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20.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
詹姆斯・麦克甘（JamesG.mcGann）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他所领导的智库和市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自2006年开始就启动了全球智库调查，并且每年都会出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他们的报告已经成为衡量全球智库水准的重要参考。
1月17日这个项目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2012GLoBaLGototHinKtanKSRepoRt），根据这份报告，从智库的综合影响力来看，在全球总排名中位列前五强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排在了第17位，名次较2012年有所上升
詹姆斯・麦克甘2013年2月26日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的采访，解析全球智库排名的评选标准以及美国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给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詹姆斯・麦克甘看来，当今政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以及智库融资模式的变化、智库专业化的趋势等，使得智库应当在矩阵式组织（matrixorganization）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
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上海经济评论：这份报告列出了一系列智库的提名和排名标准，如出版、学术声誉等等，其中哪些标准你们更加看重？
詹姆斯麦克甘：你所指的这些标・准，是我们撰写年度全球智库索引时所运用的智库评估工具和具体的指标。当我们对一个智库进行评估时，这四个方面――资源、应用、成果和影响力――都在判断世界领先智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另外，
我们在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下，设置了一系列18个指标。不存在某项评估或者某个指标要比其他的重要，也不会存在某个智库在某个方面领先而在其他方面落后，还在排名中位置很靠前的情况。
在整个制定索引的过程中，要考察广泛领域的综合正面评级，有超过1950名同行专家（包括智库、政策制定者、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参与进来，这些集体性的评估形成了这个索引，并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独特的智库因能提供合理的建议被定义为“顶尖”机构。
这也是为何这个索引取名为“全球顶尖”，并且被设计来帮助确定世界各地域的领先智库和公共政策研究主要影响到的领域。比如，考察出版物时我们会考量广泛的成果。衡量出版时，我们会考量多重因素比如文章刊出的数量，被学术期刊、媒体文章和政策制定者的引用状况。在整个提名、投票，以及专家委员会的定量分析过程中，所有的排名标准都很重要而且互相联系。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哪些标准来衡量一个智库的影响力？
詹姆斯麦克甘：一个智库的影响力还能够由刚提到的四个方面之下的其他指标来衡量，比如资金支持、招聘和留住卓越学者的能力、形成对主要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公共观点的能力。赞助者并非用出版物数量来衡量机构，而是看机构的建议能否被听到、被采纳。评价一个智库的整体表现时，应用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智库的卓越之处在哪里？美国智库有哪些方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呢？
詹姆斯麦克甘：美国智库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我们拥有智库――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的特别之处有五点：第一，数量（有超过1800家智库）；第二，独立于政府的程度；第三，在媒体和政府各部门的受关注度；第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们的角色和影响力；第五，高度多元的来自私人的自由资助，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礼物和经费，这些机构每年都会收到出版物销售捐助。智库通过和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建立起来的网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也是常被提到的“旋转门”，就是说，总是会出现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智库和政府岗位间游走的现象。另外，媒体资源如网络和电视的传播也很重要。声誉越高，影响力越大。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在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
詹姆斯・麦克甘：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许多政策制定者看当时的政治气候，在政府、智库或者学术界中辗转，在离开政府机构时还经常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fornewamericanSecurity）、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americanprogress）。智库主要将目标锁定在议员，因为行政部门有许多专门致力于就外交政策提供建议的机构，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国务院（theStateDepartment）、美国情报界（theintelligenceCommnity）、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ChiefsofStaff）等等。
在美国，既有大型机构也有院校内的亚洲专家帮我们理解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发生的事情。关于对中国的政策，有许多思想流派，这也反映了智库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视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保守团体；国际主义者――主要是跨国公司、支持全球主义者、经济相互依存往来的支持者；以及那些提出一些变量可能会影响约束新兴力量的学者。
智库未来的趋势和挑战
上海经济评论：你的报告中，列出了智库面临的一些趋势和挑战，其中一点就是智库机构的专业化，你说这会增加智库间的竞争，也会不利于回应复杂的问题。专业化对智库来说，是一件坏事？
詹姆斯麦克甘：实际上，在报告中，我并非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题的回应，而是说专业化不鼓励对复杂问性。专业化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自从题的“跨学科”回应，也会限制创造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对于回应多重话题、跨学科的智库，专业化的智库出现了显著增加。在一个多数政策问题需要跨学科回应的年代，这个世界上却存在过多的专业化智库。
上海经济评论：在政府削减经费支持，而私人基金和公司倾向于将经费给到更具体的项目的时代，智库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更好地融资？
詹姆斯麦克甘：逆潮流而动，提供更广泛的跨学科途径；通过强调主要或者当下的问题，让他们的计划对资助者来说更具吸引力；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同领域机构的研究区别开来，给资助者一个具体的感兴趣的议题；此外，和资助者密切合作，发展良好关系，长期的合作会演化成更强大的联系，也可以让资助者更好地了解一个机构。
上海经济评论：一个智库如何在影响力和独立性上保持平衡呢？给我们讲一个成功的例子吧。
詹姆斯麦克甘：现在想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正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越来越多意识形态机构出现，以及对外界捐助愈加依赖。这种平衡取决于该机构的总体使命。中立派机构会意识到要保持它们的独立性更困难。而意识形的机构则“内置”于如索罗斯、科赫兄弟这样的捐助者。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兰德公司（RanD）、城市研究所（Urbaninstitute）是做到这种平衡的最佳例子。它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大的产品、非常多元化的支持基础以及广为流传的强势品牌，与此同时也保持着政治独立。
现代的机构应该确定允许其独立或者符合它们议程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建立针对主要赞助者的传媒和外展计划。
上海经济评论：我们对智库的研究水平关注甚多，但是对于政府、媒体尤其是公众如何使用智库的研究却关注较少。如何来促进公众对智库研究成果的使用？
詹姆斯麦克甘：在很多方面华盛顿的更具党派倾向的智库在通过智能消息和强大宣传将它们的信息推向公众上面表现更好，如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美国进步中心（Centerforamericanprogress），等等。对于很多传统主义者来说，宣传是个有争议性的议题。他们认为智库不应该卷入政治宣传工作，而是应当让智库的研究来代表它的意见。很明显，机构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公众，引起讨论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观点，社交媒体和网态络是最好的工具，尤其是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的时候。
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好的研究需要时间。在一个新闻24小时播出的时代里，在研究计划还没有得出结果之前，很多议题就经历了引起关注最终又失去关注的过程。那些研究持久而具争议性问题的大型研究计划最终只能在公共领域引起一时轰动。
给中国智库运营的建议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哪些？
詹姆斯・麦克甘：有两大优势，其一，它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机关有直接联系；其二，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基础。劣势主要有三点，其一，因为是政府机构，也就没有提出不同观点的独立性；其二，政府是单一的资金来源，这样限制了学者和研究中心可能会关注的议题和回应的范围；其三，它主导了中国智库的蓝图，给中国其他学术智库和政府智库笼罩了阴影。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有潜力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因为它包括了社会科学的许多议题。现在，它没有意识到的潜力很少，可能由于部门或者研究团队间的劣质沟通造成“谷仓效应”。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智库如何来提高研究质量呢，你有何建议？
詹姆斯麦克甘：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我研究智库很多年，中国是市民社会尚未显现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说智库越来越国际化，但还是囿于刚刚说到的这些因素之中。就像我刚刚所说，智库和政府的联系有利有弊，和权力关联通常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但是也要以独立性为代价。
上海经济评论：当我们在中国运营一家智库时，具体来说，应该用怎样的组织、商业模式、市场品牌策略来最大化其影响力呢？
詹姆斯麦克甘：中国足够大也足够有钱来试验不同模式的智库，而且应该发展、培养政策导向的出色研究机构，而非大学和独立智库里的学术导向的研究。中国真正的独立智库只有一两家，大多数的大学智库都过分学术化，远离政策决定者每日要面临的问题。现在要做的是对中国的智库蓝图进行综合、策略性的筹划，确定中国有多少智库，它们的研究涉及哪些领域，有哪些差距需要填补。我刚说到，和中国政府协商，承担更多的宣传作用有些缺陷，这些整体上说是好的策略，也被证明在西方特别成功。
上海经济评论：在美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智库和其他更大的智库合并的情况。对中国而言有何借鉴？
詹姆斯麦克甘：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智库间的合并很少了，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改变，因为竞争压力和资源的减少会迫使智库和其他nGo机构考虑合并。
我25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当形势所迫时，机构和它们的领导层会考虑合并，但当这一时刻来临时，他们也会退缩。一个挣扎中的机构可能理智上知道合并最符合其利益，但是也会担心在合并后的新机构中丧失它的宗旨使命。很多智库董事会成员的大脑告诉他们要合并，而他们的心却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
我想中国的机构更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灵活、反应快、有创新、目标多元、跨学科的智库，来应对在未来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创立并且维护大型复杂的机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了在未来起作用，智库需要在矩阵式组织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当今政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要求智库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建构智库组织，从而更好地帮助政府和公民应对未来的挑战。
1989年，位于美国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设立了“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该项目于2008年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
（internationalRelationsprogram，Universityofpennsylvania）之下。“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关注政策研究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研究智库的智
库”，该项目重在考察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特性及其角色的演进，尤其是把握智库面临的各种挑战，并由此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制定发展规划，提高它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从2007年起，该项目已连续五年《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是目前唯一一份对全球范围内的智库进行连续性、综合性和权威性研究和排名的报告。
智库推荐和排名的主要依据及衡量标准包括：
（1）智库的工作对所在国家社会发展变革的积极影响力；
（2）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权威期刊、书籍等形式进行出版的情况；
（3）智库聘用一流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
（4）智库与政界、媒体和学界精英的交流情况；
（5）智库的学术声誉（智库及其研究成果被学术论著和会议引用的情况）；
（6）智库的媒体声誉（智库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成员接受采访和成果被媒体引用的情况）；
（7）智库决策声誉（在相关问题上受决策者关注的程度，政策简报出版情况，与决策者当面交流的情况）；
（8）智库的融资能力（政府与私营项目资助、个人捐款等）；
（9）智库满足资助机构和个人需求的能力；
（10）智库的综合成果（政策建议、出版物、访谈、会议、成员在政府任职情况）；
（11）给决策者提供咨询的数量，成员作为决策者顾问的情况，智库学者获奖情况；
（12）智库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日常工作、立法及听证会、学术论文撰写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作用；
（13）智库提供新知识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14）智库联系决策层和学术圈的能力；
（15）智库联系决策者和公众的能力；
（16）智库向决策过程输入不同意的能力；
（17）智库与相关问题和政策制定挂钩的能力；挑战决策者传统思维的能力；提出创新政策思想和规划的能力。
在排名中过程中，以上标准被整合到四个指标中。
一是资源指标，即聘用顶级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能力、长期获取资助的能力、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界精英的接近程度、成员进行扎实研究，提供时效性较强的研究成果的能力；以及智库在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关系网络的质量及其可靠性
二是效用指标，包括该智库是否被所在国媒体和政界精英视为有问必询的机构；媒体曝光度和引用率的质和量；网站访问量、立法和行政机关听证会参与情况、与政府官员面对面沟通、被政府机构和官员垂询的情况；图书销售和研究报告发行情况；在研究中被参考的情况；在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以及学术研讨会中被引用的情况。
三是产出指标，包括政策建议和理念的质和量的情况；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出版和发表的情况；接受新闻采访的情况；会、研讨会的组织情况以及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或者被聘请为顾问的情况。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9
关键词：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战略研究人才培养
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面临着新的考验，在经济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亟需一批专业化程度高、决策服务能力强、战略谋划能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质量智库。这既是中国国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科学民主决策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软实力、适应中国不断提高的世界地位的战略需求。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中强调，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些说明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意味着我国迎来智库建设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智库中的一类――高校智库，也叫大学附属型智库。是指隶属于高校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重点探讨大学智库如何借鉴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路径？作为大学智库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发展优势和问题困难在哪里？提出推动大学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1.高校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
中国是智库建设的后来者，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同行认可度仍然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公布的《2013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六个，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20位。值得庆幸的是在最佳大学智库排名中，清华大学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位列第7位和第13位，排名相对靠前，但是对绝大多数高校智库而言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较早，有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和行业规范，值得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本文将就美、英、日智库的发展经验从服务对象、人才管理机制、研究管理过程、成果传播途径四个方面做一分析。
1.1智库服务领域的专业化
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iDS），是一个专注于国际发展交流的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智库。它成立于1966年，是一个以苏塞克斯大学为基点的独立研究机构。发展研究院与苏塞克斯大学是紧密相连的，但财政和管理却是完全独立的。他以一个公益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拥有自己的法人代表，并经过正式的合法登记。
美国各个大学智库的研究领域同样体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征。如创建于1962年的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它主要研究政治与军事、国际资源、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问题。该中心以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强硬路线为宗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是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智库。它的前身是1961年成立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专门从事对共产主义国家和问题的研究。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该所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估价当前国际研究的变化及其政治含义方面，1974年更名为国际动态研究所。该所的研究成果往往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俄罗斯政策的依据。
1.2智库人才管理机制的灵活性
国外大学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是非常灵活的，他们从各种渠道网罗人才，对智库人才的要求既要看学术研究能力又重视实践经验，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t型人才”是他们的首选。日本一些智库实行的“相对职称”制度是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的典型代表，例如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职称是根据本人的申报而定的，这是因为这样便于调研工作的展开，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一个人身上可能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
日本智库在人才管理中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放，到期后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此外，西方智库不仅在大学智库内部的人才交流频繁，而且还注重与国际一流智库之间建立定期访问制度。如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兰德公司定期互派访问学者，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人员交流。
1.3智库研究管理过程的科学性
国外智库对于研究过程的管理主要包括其课题的管理和辅助支持系统的管理。在研究分析阶段如何发展出一系列可操作的结构化、程序化的研究分析工具和方法是智库能否立足的关键。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所宣称的，关于方法的创造性研究才是兰德最经久不衰的成就。它提出了“德尔斐法”、“启发式规划”、“系统分析”、“线性和非线性规划”等。
在辅助支持系统的管理方面，很多智库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其他各种文献、数据和资料。例如，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终端检索兰德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所有兰德出版物。此外，各国智库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服务机构。斯坦福研究所不仅在国内的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休斯敦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伦敦、巴黎、苏黎世、东京、米兰等地也建有分支机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结构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
1.4智库成果传播途径的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智库被称为继行政、国会、法院、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在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博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权力的获得与其成果传播密切相关。除了定期出版期刊外，还利用早餐会、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他们的成果，与政府、企业、大众进行广泛的交流，使更多的人了解智库成果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另外，他们还开展企业咨询，出席国会听证会，推广了其研究成果，而且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营造了自身品牌，从而促进了智库的市场化发展。
2.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困难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在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方式向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方式转变的重要探索。高校智库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实际出发破解自己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成为营造良好的智库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
2.1发展优势
研究型大学已有的研究基础。我国高校中以“研究院”冠名的不止百个，但并不是每个研究院都适合发展成为智库。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智库既要求专业化又要求跨学科，既要求国际化又要求解决问题的本土化，既要求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短期的时效性又要求具有长期的战略性。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和规模，国内高校智库中较为突出的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等。
高校智库是较早进行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智库组织，而且高校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数据资源优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克甘在谈到中国智库时说：“如果要成为有效的、有益的智库，比获得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得数据。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扶持高校做研究是一种短视行为。”数据资源对于高校智库来说除了有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有高校自己采集的大量民间数据，这部分资源是非常可贵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如果高校智库之间能建立一个联合的数据库，设置一个数据访问的内部权限，对于智库提出建议的科学化将更加有益。此外，对于关键部门，特别是关键行业的政策信息的即时捕捉也是高校智库数据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要注意数据资源的保密性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优势。大学尤其是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从而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问题。加拿大智库大部分都在大学，正如他们所言：“与政府直属智库相比，大学智库学术能力较强，专业人才比较集中，涉及领域广泛”。但是能否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优势并不是做简单的加法就可以，它需要建立在培养复合型的智库人才。
进行长期战略性研究的可能性。智库参与民主决策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政府能从长远的角度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时，智库要帮助公众理解政府在决策时面临问题的复杂性。高校智库的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或者他们即使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进行长期研究的可能和动力，因为这与对学术理论的关注相关。
广泛开展非正式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2014年3月在访问德国时，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高校智库已有国际交流基础，他们是较早的进行国际交流的智库组织，通过非正式的各种访问、国际会议、邀请或互派国外智库和大学的研究员、客座教授等方式开展深入地交流合作，拓展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这是高校智库最为天然的优势所在。
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并不是代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加拿大的莫厄特中心认为，“如果智库成立的目的就是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这样的智库恰恰是没有独立性的。智库的独立性体现在对政府与大众的影响力和沟通力上”。美国智库提倡的“独立性”，并非指与政府毫无关系，更非永远批判，而是指他们的基本立场相对“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独到观点，但其研究产品最终指向都是希望影响与改变政策。而且高校智库并不像官方智库一样是受托研究，因而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变得更加主动。
成为潜在的营造良好的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高校智库的发展离不开整个智库市场的大环境，而且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社会组织与智库组织存在着竞争关系，他们都想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专业咨询公司、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等等。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在智库市场中，急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组织生态环境，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避免出现劣币驱良币的局面。高校智库本身隶属于高校，高校品牌本身会为智库品牌加分，智库一方面要依托高校已有的品牌优势，另一方面要反哺高校，规范自我行为，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成为潜在的营造良好的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
2.2存在的问题困难
对政策的影响力弱、建议的操作性不强。如何能提出对政策有影响力、操作性强的建议，对智库而言是一个难题，对高校智库而言更是一个需要从转变研究方法上认真思考的问题。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很多都缺乏实践经验，缺乏长期的调查研究，偏重发挥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研究报告在实际中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成果和建议提出的方式较为单一。对成果的包装与内容同等重要，这已成为西方智库的管理者和学者们的共识，智库作为知识和权力的桥梁，越来越多地利用传播媒介和议程设置来干预决策过程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与国外大学智库相比，我国高校智库对其成果的方式较为单一，或是单纯以研究报告提交，或是以论文集、期刊等方式，其对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较弱。
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弱。高校智库不容忽视智库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引导公众舆论，重视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和品牌建设已是一种趋势，如何把深奥的研究报告变成大众所愿意接受的东西是高校智库所欠缺的。
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生存，很多仍然按照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进行评价，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员的考核机制，这是很多研究人员面临着双重压力。智库人才并不等于高校毕业的博士生或大学教授，他需要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研究方法的转型，尤其是对于青年教师，更需要一些成长和积累的时间。对于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也受到大学考核机制的限制。
3.推动大学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高校智库应紧紧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善和发展，这是智库发挥作用的根本政治方向、根本政治原则和根本前提。
3.2重视研究辅助支持系统的筹建和应用
首先，是要建立属于高校智库自己的知识库，包括图书馆和案例、情报搜集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中提到，迅速变化的信息环境和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要求智库构建完善的知识库以应对挑战。其次是要充分借助新科技、新媒体的影响。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可以考虑开设微博、微信、论坛等以提高政策辩论的及时性与参与性，英文网站也应同步开放。
3.3长期专注于切实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智库虽然开始将一部分研究力量用于涉及世界各国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研究上，如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等。但各国智库研究重心仍然集中于本国核心国家利益的研究课题上，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时，全球知名智库的研究内容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如美国在“9・11”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反恐问题等迅速成为各大智库研究的热点。中国目前的重要议题如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人口老龄化问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农村发展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问题等都是高校智库研究的重要选题。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的重要功能。此外，建议形成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人员“双向派出”，这会提高政策建议的操作性。
3.4建立培训平台
智库应该重视建立一个学习培训平台，尤其是在地方层面。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智库才知道如何“加工报告”才能被政府接受。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智库的了解。根据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首次的《中国智库报告》中显示，智库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重中央、轻地方”的研究倾向。美国研究世界智库学者詹姆斯・麦克甘在给中国智库的几点建议中也提到：“在国家和各个省份层次打造公共政策的学校，政府官员也希望他们了解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提供更好的培训，让他们接受智库的重要性。”高校智库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与地方高校合作的平台来举办这样的培训。
3.5创新智库人才培养机制
智能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篇10
〔关键词〕智库，公共治理，决策咨询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95-04
〔收稿日期〕2014-10-25
〔作者简介〕张欣（1980-），男，安徽滁州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公共政策与安全生产。
池忠军（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3年4月，在一个重要批示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使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民主决策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本文所讲的智库主要是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而言的。近年来，对智库作用的研究很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①。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以抛砖引玉，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建言献策作用
建言献策是智库的首要职能，也是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核心功能。智库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桥梁，它是一个过滤器，能够去伪存真;它也是一个合成器，能够实现思行合一。在“复杂性”成为关键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解决什么问题，选取什么方式有效解决问题往往成为公共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由于专业化的制约，政府往往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有时选错了问题，有时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式。智库作为知识和智慧的“蓄水池”以其无可替代的专业化、系统化、综合化的优势给予了政府决策有力支持，从而有效解决了公共决策中“谋”与“断”的问题，实现了二者的有效整合。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智库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其长期以来收集、分析、提炼的大量真实科学的数据信息，为决策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智库能够凭借其多学科专家多年的系统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建议和权威咨询;更为重要的是，智库以其创新性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问题复杂化和动态化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在公共治理中应充分发挥智库“智”的作用，有效实现公共治理中的“智治”。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智库的建言献策作用可以通过参与调研、文件起草、提交研究报告等方式来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最为有效的实现途径就是通过参与政策调研、参与文件起草和提交研究报告等形式来发挥。首先，智库可以接受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委托参与调研或专题调研等形式直接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许多重大改革命题正是由众多智库专家参与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通过直接调研、委托部门和机构调研、听取专家意见、旁听政协会议等调研过程才最终得到答案。其次，智库还可以通过参与起草文件发挥建言献策作用。智库通过参与重大决议和政策的起草，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信息和经验为文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建议咨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中的许多成员正来自各种官方智库和非官方智库。最后，智库还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的形式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研究报告是智库研究的成果，通过提交研究报告能够使智库研究的问题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甚至采纳其方案。现已出台的“官邸制”、“‘383’改革方案”、“医疗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均源自智库向决策层提交的研究报告。
在直接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之外，智库还可以通过撰写评论文章、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和研究报告等文本形式和专栏评论、接受采访、参加和举办会议等多种形式建言献策，即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发挥“舆论聚散核心”作用。在公共政策舆论场，智库吸收、提炼、整合来自各方的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并通过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从而在社会中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强势，促使政府关注某一问题和智库对该问题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特别重视对于新兴媒体的利用，“脸书”和“推特”（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两个社交网站）已成为智库传播思想、增强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我国智库也应善于利用如智库官网、博客、微博、QQ、微信等新兴媒体实现信息交流与思想传播。
智库发挥决策咨询作用，还要有充分的人才保障。在智库人才流通方面，可以建立人才“出入机制”。美国智库培养和使用人才的特色之一就是建立“旋转门”，即学者和官员间的流通。旋转门机制对于决策的作用在于通过学者与官员的流通，学者可以直接成为决策者从而实践自己的构想;另外旋转门通过学者与官员的流通构建了智库与决策层的官方和非官方紧密联系，这使得智库能够凭借这种密切联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实现政策建议和主张的传播从而影响决策。因此，旋转门具有将思想转化成决策的功能，这对于智库和政府来说是一种共赢。旋转门机制对于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决策中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建立人才的“出入机制”（人才的输出与引入）加以实现。
人才的输出指智库的人才培养及输出，主要通过智库中学者到职能部门挂职以及智库机构对于如mBa、mpa、mpp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加以实现。学者到职能部门挂职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与政府合作以及智库与社会脱节等问题，学者能够凭借其专业领域的敏感性对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预见，也能够通过其专业技术知识对公共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分析症结并提出对策建议。学者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大量专业领域的数据和经验，这对于智库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也有颇多益处。
人才的引入指智库对于政府部门中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引入。西方国家高管退休后除了著书、演讲以外还会成立或加入智库。在我国退休干部中不乏大量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且精力充沛的专业人才，“退而不休”的精英融入对于智库理论与公共治理实践的结合意义重大。人才的引入还包括对于在职人员的培训和交流，其不仅增加了在职人员的思想和理论底蕴，通过交流在职人员为智库带来了大量治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在此过程中智库也获得并扩展了与职能部门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建言献策的有效渠道。
二、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导向作用
“一个好的智库应该具备政治深度和人文热度”〔1〕，在公共治理中对全社会发挥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不仅集中地表现为对于公共治理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更广泛地表现为对社会的多元化导向。智库的声音在公共治理中是一种力量，是一种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力量。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智库的专家、学者具有专业领域问题理解的深刻性、前瞻性、预见性。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对社会整体进程及社会局部发展发出权威声音，对社会走向具有指导性作用。
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导向作用既是其责任，也为现实所必需。世界各国对智库的导向作用都十分重视，正如“美国思想库网站地址的后缀一般为edu或org，又如布鲁金斯学会曾被一度成为‘没有学生的大学’”〔2〕（p54）。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是全社会的大学，智库产品是全社会的知识库，智库专家是全社会的导师，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多元而深刻的。在政治方面，智库通过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解读和分析，在客观上承担了政策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使公民在充分理解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并自觉投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提高政治素养，激发政治参与的热情，其对于公共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形成与合作乃至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3〕。在社会方面，智库对于各领域专业知识的宣传普及，使公众能够了解并自觉形成理性的行为规范和科学的生活方式，从而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和稳定，避免了大量公共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出现。这是一种预见性、预防性的公共治理，其作用不仅表现为对社会的良性引导和对社会危机的预防，更重要的是其将可能的公共治理对象转变为公共治理的资源和力量，实现了治理对象向治理主体的重要转变。
具体来说，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发表研究成果对公众进行教育和引导，提高公众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使其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积极参与到公共治理中，与他人有效合作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就有助于在社会中建立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促使人们形成与主流价值观相对应的内在规范。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软法的约束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治理中集体行为的三大困境（搭便车、囚徒困境、公地悲剧）所导致的合作障碍，人们将对合作产生合理、积极的预期，从而保证公共治理中多元主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协同行动〔4〕。
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解读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实现。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集全党和全社会智慧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布局和未来发展的宏观设计和指向，一般通过高度精炼的语句加以表达。对其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解读传达，使全社会全面、深刻理解需要智库的声音。如党的十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如何理解，在社会各领域如何贯彻，就需要智库专家的专业解读。在公共治理实践中许多政策执行的失败往往源于多种原因导致的理解和认同的偏离，因此应以媒介为平台实现智库对于国家重大政情政策的解读、分析、讨论和宣传，这样原本高度精炼的宏观指向能够通过智库的声音变为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实现党和国家核心价值观和战略方针指导下各领域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推进;在社会层面，智库的声音往往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从而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公民关注的热点，智库在此过程中通过专业、科学、系统观点和建议的阐述能够在社会中建立良好的价值观导向和舆论导向，从而为公共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价值前瞻和社会凝聚力。在公民层面，智库的声音能够使各个知识层次和各种背景下的公民充分理解国家政策方针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从而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自觉投身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
智库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在专业领域发出权威声音来实现。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个人都是“无知”的。因此，如何在“无知”的领域实现决策的优化和行为的理性就需要专家的引领。这一点在一些公共危机爆发的时候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些公共危机爆发时，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无知”的恐慌，社会秩序也会因恐慌而变得混乱。而智库的专家在这时便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们带领公众在危机中用知识保护自己，用科学唤回理性，从而一次次实现了人们在危机中由恐慌和无助向理性和坚强的转变。智库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引领，特别是在危机时刻的及时建议证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发出的权威声音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专业领域、在特殊时刻是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
三、发挥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应有协调作用
公共治理的时代背景是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世界的瞬息万变，新问题和新信息的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反映在公共治理中出现的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新媒体时代出现的信息空间“蝴蝶效应”上。“新媒体将智库发展和政府联系了起来。一个小小的事件，往往会迅速发酵，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示威的‘政治海啸’，从东欧到中东，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因此，智库必须理解这一趋势和浪潮，帮助政府来应对这一变化”〔1〕。面对复杂、多元、动态的新问题，在公共治理中如何甄别信息、化解冲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智库的协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通过多渠道引导发挥对多元冲突的协调作用。公共治理过程中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和多元问题治理，这一过程由于受多元因素影响，人们在利益博弈中往往被表面现象、无知、冲动蒙蔽，看不到问题的症结和利益所在而采取非理，其结果是以根本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短期局部“利益”，这导致治理过程中必然存在多元利益、价值、文化的冲突。智库作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者和权威人士，往往能够敏锐地透过多元感性冲突发现其中的理性统一，并通过多种方式对外发声，使个人理性公共化直至实现公共理性。智库在此过程中，通过多渠道对表面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能够使公众了解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引导公众采用正确方法和理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有效普及了知识，传输了专业技能，公众意见得以表达，困惑情绪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公众看待问题的视域，实现了共通。这样通过理性的共通性而形成的公共治理中的公共理性能够使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共识，从而为公共治理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如在处理拆迁矛盾、医患关系、城管与摊贩冲突等问题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智库的正确解读和建议呼吁，从而使全社会对这些冲突或矛盾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为合作共治提供了协调机制。这一过程源于理性的公共性质，即：“理性的载体虽是个人的，但它的本质却是公共的”，“今天所说的公共理性指公共领域起作用的理性，没有理性的公共性也就没有公共理性”〔5〕。
智库的协调作用还体现于能够促进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协商。通过听证会、研讨会、咨询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智库能够帮助相关利益主体表达诉求、交换意见，并能够在此过程中对各种观点、立场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到矛盾的焦点和根源，从而提出分析报告和对策建议，帮助利益各方消解冲突，建立共识，实现共赢。在“博弈-协商”过程中，智库在政府与利益主体之间、各利益主体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智者和斡旋者角色，起到了有效而持久的协调作用。智库的专家和学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在决策咨询、导向与培育中扮演着思想中介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政策企业家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公众中的一分子，这使得他们能够身处于公众中，从公众角度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够深刻地理解公众的处境、困难、需求和利益。因此，智库及其组成专家和学者通过其多重身份的转换，能够广泛地了解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公众的需求和困难，并以联名信、研究报告、著作等多种形式向决策层传达社会需求，从而实现了民情、民意、民生的上传。另外，智库在向决策层传递相关信息时，还可以通过借助媒体将信息向社会公布、申请召开听证会、召开新闻会、研讨会、论坛等形式使问题上升为社会关注的舆论热点引起政府的关注，使政府感受到压力采取积极行动对相关社会问题加以解决。智库这一作用的发挥对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需求和利益传达和实现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听到了智库的声音，感受到了智库所发挥的特有作用。而大量社会政策议题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智库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人口政策、劳动就业、住房保障、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反映出智库正在逐渐表现出卓越的“政策企业家”职能，并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通过智库的多渠道引导协调，公民将逐渐了解参政议政、合理表达诉求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渠道，这对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提高，优良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我国民主进程意义重大。
（二）通过理性分析发挥对信息浪潮的协调作用。信息时代it技术的发展给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也因此引发了许多问题。在信息社会，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混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能够共享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同时也会面临各种虚假信息带来的诱惑或煽动。信息空间中表面而肤浅的信息铺天盖地，虚假的引诱和蛊惑信息形式多样。在信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所谓“超能力个体”，这部分群体有倾向性的政治主张或者意见，谙熟新媒体运作流程，利用煽动性的政治观点和话语影响民众，他们的影响往往还会超越一国或者地区的边界，带来国际性影响。有些强度还很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智库此时必须科学地运用新形式传播有用的信息。因此，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甄别真伪，淘漉出有价值的信息，智库应发挥关键性作用。智库应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杂志、报纸、网站、博客、QQ、微信等多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正确信息和理性的声音，更应站在信息社会的最高点为公众解疑释惑，指引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学会辨别信息的善恶真伪，从而实现对社会的隐性治理。一度时期社会中出现的抢盐、抢板蓝根、网络红人、末日说、危害、等已经反映出大力发展和促进智库在公共信息和公共舆论中协调作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智库对社会的隐性协调治理功效也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推动智库作用的有效发挥。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中提出，要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智库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贤荐才（发表于2014年第10期《中国发展观察》）。
参考文献：
〔1〕赵博.智库必须思考如何以新形式传播成果〔n〕.文汇报，2014-02-17.
〔2〕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3〕仲逸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积极参与――基于公民主体角色与责任的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