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相关理论篇1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文献述评
一、引言
随着人们对品牌的重视，使得关于品牌的研究火热起来，与此同时，品牌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如同自然界中生物与非生物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多数品牌在与环境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经历着初创、发展、成熟、衰退、消亡等过程，使品牌与其商业环境的关系表现出生态系统的特征，再加上交叉学科研究的推广，促进了品牌生态学的诞生。品牌生态学毕竟是新的学科，品牌如何在其生态环境中发挥作用并得以成长，其运作机理到底怎样？本文对国内外有限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评述。
二、品牌生态学研究渊源及脉络梳理
将生态学原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熊彼特经济进化论。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首次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指出一定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可通过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学功能单位。随着战后各国对经济重视，生物学隐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始出现。
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和温特出版《经济变迁的进化论》一书，形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雏形，并标志生态学隐喻在经济管理研究中应用的复兴。1986年，美国JamesFmoore在《哈佛商业管理评论》上发表《新竞争生态学》一文，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ecosystem）概念，1996年又在《竞争的消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一书中建立初步的理论框架，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1997年，欧文·拉兹洛出版《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将广义进化论思想应用企业管理，并首次提出了“进化重构”思想方法。此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得到关注与传播，促进生态学理论在品牌研究中的应用。
1998年，品牌专家David·a·aaker提出基于单个企业品牌系统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将生态种群概念引入品牌研究，开创了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先河。随后，agnieszkawinkler（1999）提出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可以认为，真正的品牌生态学研究萌发于20世纪末，诞生于2l世纪初。
国内相关的研究较为滞后，1995年，孙成章出版的《企业生态学概论》一书是国内较早将生态学思想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的著作。199a7年，王玉在《企业进化的战略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企业的进化特性及其机制。随后，1999年，山东大学王兴元教授首次提出“名牌生态系统”概念，并成为将生态学应用到营销领域的国内开创者。此后，王兴元带领弟子做出大量相关研究，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并给出品牌生态系统的确切定义──以核心品牌为龙头，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在内组成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三、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相关研究及评述
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将品牌研究重点从以往的品牌本身扩展到一个涵盖利益相关者的大环境中，为品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品牌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品牌生态系统对品牌影响机理到底如何？这些都成为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话题。然而，当前相关研究屈指可数，以下仅通过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将学者们关于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的研究评述如下：
（一）品牌基因论
袁虎（2005）把形成品牌独特识别，具有鲜明品牌个性的品牌核心价值称为品牌基因，认为品牌基因不仅是形成品牌个性并影响顾客购买的因素，还是维系生态关系、实现生态演进的根本原因，品牌生态运作过程正是自身品牌基因在生态系统内逐渐扩散和进化的过程。该类观点强调了对品牌内部核心价值的重视，然而，品牌核心价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囿于品牌的本身。过分强调品牌基因，易导致忽视外界品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对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回到对单个品牌本身研究的起点。
（二）生态因子论
殷红春（2005）提出协同进化论，并提出生态因子的概念，认为影响品牌培育与成长的生态因子包括经济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企业生态因子及其他生态因子（自然资源因子、物流因子、信息与传媒因等）四类，正是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使品牌生态系统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导致了品牌集群与主导品牌的诞生，促进系统走向更高级的有序。该类观点克服了达尔文进化观过于强调物种竞争（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而忽略协同的缺点，同时还吸纳了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指出了品牌生态系统中竞争和协同的双向关系。然而，对于品牌生态系统中各品牌生态地位（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影响力）并无过多的讨论。
（三）成长动力论
王兴元，于伟和张鹏（2009）以高科技品牌为例，提出品牌生态系统包括自动力机制（适应顾客需求的企业家精神、创新、预见和组织能力等）和他动力机制（系统间的良性竞争、替代技术和产品威胁、政府政策等），指出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的成长链式过程机制和网式过程机制。随后，徐豪（2011）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品牌生态系统的动力因素又分为成长主动力因素和成长调节动力因素。该类观点从内外两方面对品牌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既考虑到品牌运营企业本身的因素，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对品牌的影响，相对较为合理。
（四）资源配置论
胡望明（2005）认为品牌生态竞争力的增强是品牌生态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品牌的生态竞争力是指企业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品牌较其它品牌更能满足自身品牌生态系统共同演进的需要，从而建立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比较能力，品牌生态系统竞争力增强意味着核心品牌在战略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增强。该类观点强调了对特殊异质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品牌研究的视角从企业之外回转到研究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之内，并强调了品牌运营企业对自身条件能力的重视。然而，资源配置论对资源的具体定义不一，对于特殊资源、异质资源、核心资源等把握不清，易造成企业对于资源配置的无所适从。
四、品牌生态系统当前文献研究总况
尽管品牌生态系统从生态学角度赋予品牌生命特征为其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也为解决品牌环境复杂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成为品牌理论创新的亮点。然而，当前理论研究还很有限，且存在以下不足：
（一）缺乏必要的理论佐证
当前对于品牌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品牌特征和生物特征的类比基础上的隐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直接将生态学概念“套用”在品牌学，至于为什么品牌会表现出生物特征？品牌生态系统到底是否真的类似于生物的生态系统？这些都还缺乏深入的佐证材料。
（二）缺乏量化的实证分析
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当前研究更多只是定性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和定量研究支撑，使得品牌主体在进行品牌决策中缺乏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
（三）缺乏具体的应用研究
当前学者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及模型的提出更多只是理论构思，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品牌生态系统的内涵，品牌操作需要全体品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这在具体操作中是难以实现的，毕竟利益相关者间除了合作关系还有竞争关系（特别是利益竞争），如果系统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权衡和治理关系没有解决好，那么理论也只能成为理论。
（四）缺乏清晰的范围界定
品牌生态系统除了核心品牌之外，还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看起来对于品牌的影响因素考虑较为全面，但是系统所涉及的范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界定。对于一个战略联盟所构成的品牌生态系统，站在战略联盟总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其理论操作性较好，但从一个品牌运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应用价值则很难体现。
（五）缺乏深入的系统研究
由于品牌的特殊性，品牌生态学的研究还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如代谢和发育品牌生理生态、营养品牌生理生态、抗性品牌生理生态、企业生命性、品牌生态关系生命性、品牌设计的生命性等。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已有学者初步探讨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体系的粗略框架，但真正全面、深入、透澈的研究尚未出现，特别是对于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JamesFmoore．theDeathofCompetition[m]．USa：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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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a·aaker．BuildingStrongBrand[m]．newYork：theFreepress．1996
[4]agnieszkawinkler．warp-SpeedBranding：theimpactoftechnologyonmarketing[m]．newYork：wiley&Sons．inc，1999
[5]王兴元．名牌生态系统评价与诊断[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1999（12）：1570
[6]袁虎．品牌生态战略模式及其竞争力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
[7]殷红春．品牌生态系统复杂适应性及协同进化研究[D]．天津大学．2005
[8]王兴元，于伟，张鹏．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特征、成长机制及形成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87～90
[9]徐豪．品牌生态系统成长动力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1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3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4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5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新兴交叉学科。生态经济学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1966年提出，但其快速发展却是在1989年之后（该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并出版《ecologicaleconomics》杂志）。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人如何在经济行为下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宗旨是探索人类如何实现资源、人口、生态、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它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大学课堂只有20余年的时间。生态经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一个国家全民生态保护素质最好的途径。本文首先介绍了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接下来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改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以期有益于该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化。
一、“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
（一）知识点多，涉及内容广。
目前国内生态经济学教材版本众多，其教学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生态经济系统与功能理论;（2）生态经济产业理论;（3）生态经济市场与消费理论;（4）生态经济价值及其核算理论;（5）生态经济制度与政策理论。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学知识点丰富，涉及内容广泛，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广泛和扎实的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同时教师既要能辨分主次，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讲清重点，又不能遗漏相关知识的传授。
（二）学科交叉性与理论性强，实践难度高。
生态经济学课程涉及的各种原理与方法涵盖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多学科交叉且理论性强的特点。而且，该课程的教学实践环节难度高。课程中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无法在课堂上进行实验和演示，而由于缺乏教学实践环节，学生对部分内容没有感性认识，增加了学习难度，往往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三）与现实环境问题联系紧密，时代性强。
生态经济学是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而出现的。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很强，因此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体现出时代特征。当前国际上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前沿主要体现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人类福利的评价、生态补偿等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这些前沿知识，掌握生态经济学领域的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通过联系实际及社会环境热点，加深学生对理论及方法如何应用于实际的理解。
二、“生态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主要问题
（一）偏重理论教学。
一部分教师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以讲授为主。以理论阐述为主的讲授方法使得学生感觉课程内容太抽象，有些学生自身经济理论功底不足，而有的老师缺乏有关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件的亲身经历，上课时照本宣科，往往导致这样的问题：教学初期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随后学生因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慢慢失去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越来越差。
（二）教材适用性差，教学内容设置不尽合理。
国内许多高校使用的生态经济学教材偏重于理论，教材中罗列大量的名词概念和经济模型等，并且所引用的案例比较陈旧且国外案例居多，缺乏国内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合适案例，教材更新速度慢。更严重的是，目前国内生态经济学教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大多立场不明，在逻辑框架的选择上也不够讲究，从而造成许多教材取材混乱、内容残缺。如很多生态经济学教材没有或很少涉及人口、消费等问题。可想而知，使用这些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
（三）考核方法单一。
目前，大多数教师在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过程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即通过期末考试和平时出勤情况评定学生学习的优劣，考试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记忆为主的概念和理论。这种考核方式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背道而驰，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改进“生态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主要措施
（一）创新教学内容体系。
合适的教材是改进课程教学的前提与基础。针对当前生态经济学教材的主要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创新教学内容体系。
1.确立生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理论体系中思维的起点。要创新生态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态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推溯和界定问题。生态经济学以生态经济系统为研究视阈，以可持续发展为学科宗旨。它致力于解决生态经济系统中自然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并非是指GDp这样的价值意义上的规模，而是指经济系统物质吞吐量的规模）与有限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当前一切生态危机的实质，也是困扰生态经济系统健康发展的“原始的基本关系”，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是紧紧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因此，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必须以“经济规模与生态承载力”这一基本矛盾关系作为逻辑起点。
2.建构生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
逻辑起点只是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的开端，有关概念范畴和具体理论还有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演绎。为此，还需要为随后的逻辑展开寻找一个合适的线索或框架。以ipat方程作为建构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逻辑框架非常合适。所谓ipat方程，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家paulR.ehrlich于1971年提出的用来表示环境冲击与影响因子关系的一个恒等式，其基本形式是：
i=p×a×t（1）
式中，i代表环境压力或环境影响，可以是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可以是某种资源的消耗量;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富裕度，通常可用人均GDp表示;t代表技术因素，常用单位GDp所形成的环境指标表示。
使用该方程作为构建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逻辑框架，首要的理由是该框架能对前面述及的逻辑起点进行很好的承接：既然将协调“经济规模与生态承载力”的矛盾关系作为生态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既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扩张不能突破生态承载力的限制，那么自然就需要对造成生态压力或生态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因素分析，以期找到生态压力的社会经济源头，并对这些源头进行管理和控制。ipat方程无疑是进行这种因素分析的最好框架。
（二）改革教学方法。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根本。针对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当前该课程教学方法的缺陷，笔者建议教师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开展案例教学。
好的教学案例能实现经济理论与生态知识的充分融合。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对抽象的生态经济理论的理解不相互脱节，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又能以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学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因此，如何选择案例及如何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学习显得非常重要。总的来说，要遵循3个原则：（1）生态知识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原则。典型案例都包含许多相关的生态知识与经济知识，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2）案例本土化原则。国外案例所叙述的生态经济问题常常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容易使学生的案例学习与现实问题发生脱节，从而导致案例教学的效果不显著。因此，应当多采用国内典型案例，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可以用来分析，比如西南地区石漠化问题、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问题。（3）取近舍远原则，也就是尽量选用近期案例。在案例组织方法上，教师应利用案例来引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探讨，并利用案例进行验证，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讲故事和进行案例灌输。
2.分组讨论。
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结合当前生态经济学前沿动态，列出多个专题（比如生态经济核算专题包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生态足迹核算理论与方法、能值核算理论与方法等）。由学生分组选题后，每个小组通过小组成员协作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和案例制作，并通过ppt在课堂上进行案例介绍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相应讨论，并由其他组的学生进行提问。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适当进行引导以保证讨论不偏离主题，同时可采用适当的嘉奖方式鼓励提问。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演讲和讨论，培养了学生查阅文献、分析问题、协同工作及语言表达等能力，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锻炼作用。
3.围绕区域特色生态经济资源开展教学。
由于教学材料直接来自自身区域，因此能更好地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更好地实现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融合，自然教学效果更佳。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当地最突出的生态问题――严重的石漠化，从石漠化出现的原因、石漠化的后果、石漠化的治理等方面进行讲授，效果很好。
4.室内模拟教学。
由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许多生态经济学方法都出现了软件。利用相关软件，对生态经济学的物流分析方法、能值分析方法、生态足迹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生态经济核算等进行模拟运用，使学生深入理解生态经济方法，并运用某些方法评价生态经济系统。
5.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国内外有许多生态经济研究机构网站，如中国生态经济科学学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环境生态网等等。通过这些网站的浏览可以获取很多的生态经济信息、研究动态、研究前沿。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小论文题目，如“全球气候变暖，是危机还是骗局”、“我国沙漠化现状及治理”、“三峡工程的生态效应”等，学生在小论文写作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上网查找资料，在有意无意间获得了许多科学知识。
（三）革新考核方法。
考核方法应从考核内容变革、平时出勤与课堂表现、专题讨论表现等方面进行革新。例如，可将试卷内容设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概念和解释题，注重考核学生平时在案例互动、实验式互动及分组讨论中所表现的学习和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根据出勤次数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以上的综合考核方法，能更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明灿，刘惠民.建立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初探[J].中国林业教育，2010（2）：21-23.
[2]沈满洪.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3]徐中民，程国栋.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理论篇[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2.
[4]成美.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创新[J].教学研究，2012（2）：49-52.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6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7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8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9
金融生态理论起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并伴随着系统观和生态观引入到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而逐渐发展起来。金融生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扩展了金融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大大增强了金融理论对现实金融活动的解释力，并为解决相关金融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回顾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金融生态理论的起源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学概念，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生态学和仿生学的产生不仅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系统观和生态观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系统观使人们跳出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思维局限，用一种联系的、全面的、动态发展的眼光研究现实世界。生态观不仅仅指自然生命特征和非生物体具有的抽象的、人格化的生命特征，如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体竞争与优胜劣汰、经济活动的产生与结束等；更重要的是指一种追求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首次将系统观和生态观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生态经济学在承认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联系的同时，认为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不仅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存在依赖于生态经济大系统的平衡和自我调节机制。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金融系统提供了研究依据和研究基础，极大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研究进展。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主张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变迁，并强调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为学术界从演化角度透视金融生态的演进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的变迁、路径依赖等思想也为后来关于金融生态的优化路径研究提供了参考。随着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学术界开始更多地关注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起，以patrick、mcKinnon、Shaw等人为代表发展起的金融发展理论首次将金融与经济联系起来，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3］。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使金融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逐渐被认识，并推动学术界更多地关注金融活动的组织构成、运作机制及作用影响。随后兴起的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一切金融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变化［4］。实际上，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和优化与金融结构理论密切相关，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阶段，随着系统观和生态观进一步从经济学领域引入金融学领域的研究中，金融生态理论正式进入了起步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理论首次将金融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并蕴涵以下三个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是它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二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三是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金融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生态的系统性，但这种认识只是笼统的，没有具体的层次和结构上的细分。金融结构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对金融生态系统有了初步的分类，虽然这种分类是粗糙的，不能很好地体现金融生态的系统复杂性，但金融结构理论的这种结构观不仅促进了金融生态系统观的进一步形成，也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二、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5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方面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态势，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主导性要素；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相悖，首先揭示了金融的资源属性，把金融资源与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5］。在此基础上，孔祥毅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他认为，金融资源要做到三个层面的协调：（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6］。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金融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白钦先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首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约束性影响［7］。随后，周小川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8］。随着“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系统”等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曾康霖、许诺金、林永军等人的系统阐述和发展［9，10］，这一“在国外是没有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生态理论最终得以形成［11］。在这一阶段，金融资源学说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对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首先，金融资源学说揭示了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物质（能量）基础是以货币和信用为核心的金融资源；其次，金融资源属性的揭示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成为后来金融生态研究的题中之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使得金融生态理论蕴含的系统观和生态观尤其是生态观追求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得以明确。随后产生的金融协调理论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可以视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与实现方式的探讨；该理论提出的系统论观点和主体、环境协调的思想更进一步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理论系统观和生态观的形成，也为金融生态系统的分类和优化路径提供了研究思路。可以不夸张地说，此时金融生态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了。#p#分页标题#e#21世纪初，我国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形成和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缺陷时，跳出了对孤立的、个别的金融问题的局限，开始把研究视野放到整个金融环境的宏观层面。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发现金融系统具有种种生态系统的生命特征和环境特征，“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系统”概念正式被提出，并随着后来学者的系统阐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生态理论最终得以形成。三、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随着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学术界从早期对金融生态的内涵界定、特征分析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生存基础、运行机制及优化路径等层面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阶段，关于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态系统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制度和政府在金融生态系统路径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一）金融生态与资源配置效率萧安富、徐彦斐研究发现，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从不同途径影响着金融运行的成本和效率，进而影响着金融资产的质量、增量和规模［12］。沈军等通过对金融生态概念的梳理，得出以下两点推论：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复杂适应性系统；二是金融生态系统循环本质上是“金融资源”的循环，良性“金融资源”循环是金融生态发展的目标［13］。上述推论揭示出金融的两大基本属性———系统与资源。因此，系统与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分析金融生态与金融效率之间关系的二元视角。万良勇、魏明海通过对河北担保圈的形成动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河北担保圈形成的更深层的制度性因素［14］。该文揭示了转型时期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制约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典型作用路径，凸显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意义。此外，韩大海等、温智良、吴治民等从区域金融生态视角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了进一步的研究［15－17］。（二）金融生态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18］。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和制度对金融生态内部系统的影响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基础性制度对金融生态起着根本性的作用［19］。在各种基础性制度中，法律又是最基本的制度，而在金融生态中，无论是解决市场失灵还是避免政府失灵，都要倚重法律制度手段。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还有利于明晰产权、减少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然而，当前在我国金融生态法律制度建设中，金融主体、金融业务、金融监管和金融环境四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要分别围绕金融产权、信用管理、市场效率、外部环境加强和完善这四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20］。如果对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法制缺陷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除了现有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之外，还有以下两点：一是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从“人治”、“权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从而阻碍了金融生态环境的长远建设与良性发展；二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基础上的非正式约束与市场经济还存在矛盾，制度中的实施机制“软化”是我国制度创新中一个突出的问题［21］。（三）金融生态与政府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虽然行政运行具有高昂的成本，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管制将必然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但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在一些涉及到许多人、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的情况下［22］。但政府（国家）在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通过排他性产权的转让、垄断等）的目标和社会生产最大化（通过界定和保障产权的执行、降低交易费用增加财政税收等）的市场需求存在不一致性，而且政府本身作为国家的人，也存在着委托－的激励与约束难题［18］。李扬等认为，现行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行政化趋势不断得到强化成了当下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特征，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信贷资源配置的自由市场机制，导致金融生态环境严重失衡［23］。吴江研究发现，金融生态和政府行为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均呈正相关，但政府过多干预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却不利于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24］。在政府作用与金融生态优化路径研究方面，谢家智、周振建议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新的制度时，要充分考虑税率调整和激励相容度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金融生态主体的预期收益等因素，以求达到优化金融生态、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的目的［25］。周道许等也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优化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26］。在这一阶段，相关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古典经济学的效率视角和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视角两个方面。在前者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金融生态系统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强调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效率观不仅是金融资源学说的体现，也可认为是古典经济学“均衡”、“帕累托最优”等思想的折射。后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虽然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但这种功能是有限的，并受到外部主体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个平衡、协调的金融生态系统不仅需要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的协调、适应，也需要外部环境的稳定和优化。那么，制度及制度供给者（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就理所应当地成为金融生态优化路径研究的重要议题。四、结论与展望从以上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历程看，金融生态理论起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并伴随着系统观和生态观引入到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而逐渐发展起来。从一定程度上说，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金融系统观和生态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前，金融生态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领域，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生态的定位和理性认识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此外，已有的研究对金融生态系统性、生态性的认识和量化研究关注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生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在未来的金融生态理论研究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p#分页标题#e#一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好金融生态理论的核心议题。金融生态理论起源于生态学和仿生学，金融系统的系统性和生态性特征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金融生态理论的系统观和生态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因此，未来金融生态研究，无论是理论扩展方面还是实证量化方面都不可忽视金融生态的系统性和生态性。二是如何明确和量化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在确定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后，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对金融生态系统复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内外因素展开研究。明确和量化各要素的作用和影响，直接关系到金融生态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指导作用的发挥。三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突变。虽然金融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但这种自我调节的功能是有限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会产生突变，从而破坏原有的平衡。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平衡和突变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也是未来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原有的平衡是否是有效率的？突变是由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等积极因素引起的还是由垄断等消极因素引起的？何种状态可认为是平衡的？突变的时间、范围、程度如何界定？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生态学相关理论篇10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Q98文献标识码：a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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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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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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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