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1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优化;灰色关联度
abstract:Fromfouraspects,suchasecologyindex,environmentindex,eco-environmentgovernanceindexandcomprehensiveeco-environmentinfluenceindex,thepaperexplorestherelationshipofthefourindexesandthecomponentsof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correlationofinfluencefactorsofeco-environmentandcomponentsofindustrialstructurearepointedout.Finally,itissummarizedthatundertheinfluenceofeco-environment,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acingtheoptimizationofcoalresourcecityareputforward.
Keywords:resourcecity;eco-environment;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greyrelationalgrade
中图分类号:tU-8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4-09(5)
作者简介:夏青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1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方法的选择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而且计算量小,十分方便,更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若把生态环境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看作一个系统,从其内涵和外延性分析,这个系统中部分因素未知,介于白色系统和黑色系统之间,即信息部分明确。通过分析可知,生态环境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影响强弱关系,但是因素之间具体关系不清,影响不明,所以该系统是一个灰色系统。若要明确系统中因素关系和影响强弱,这就需要通过灰色系统理论的方法使影响关系量化、序列化,为此应选择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构建生态环境影响因子与产业结构要素的序列矩阵,通过确定系统特征序列(母序列)和若干相关因素序列(子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来寻求系统中各因素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产业因素,从而掌握分析产业结构及优化的主要切入点。
灰色关联度分析主要的计算步骤如下:
(1)确定序列矩阵
由系统特征序列与相关因素序列构成一个序列矩阵
(2)原始数据变换
无量化处理,,得到无量化矩阵
(3)计算关联系数
(4)列关联系数矩阵
(5)求关联度
(6)排关联序
2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分析
本文依据国家城市统计年鉴相关产业的划分标准,选取煤炭资源型城市14个产业结构要素(产业部门),分别用Xi(i=1,2,…,14)来表示,即:农林牧渔业(X1);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X2);建筑业(X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X4);批发和零售业(X5);金融业(X6);房地产业(X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X8);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X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X10);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X11);教育业(X1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X13);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X14)。并在此基础上,从生态指数(Y1)、环境指数(Y2)、环境治理指数(Y3)和综合影响指数等四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与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关分析。
2.1以生态指数为特征序的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1)数据处理
①以生态指数为特征序列,以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相关产业为因素序列,构成序列矩阵
②根据公式(2)对序列矩阵的无量化处理
③根据公式(3)计算差值矩阵
④根据公式(4)得到了关联系数矩阵。
⑤在此基础上,借助关联系数矩阵,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专门处理软件(刘思峰院士的《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一书中附带软件)计算。
其中:r101、r102、r103、r104、r105、r106、r107、r108、r109、r110、r111、r112、r113、r114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产业与生态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⑥通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要素灰色关联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产业结构要素与生态指数间的灰色关联序。
r110>r104>r109>r113>r107>r111=r108>r112>r114>r103>r102>r101>r105>r106
(2)结果分析
①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生态指数的关联度较大。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生态指数的关联度最高为0.8076,这说明在对生态质量的影响控制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其次,结合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特征,煤炭的勘探和储运也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态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两个产业是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何平衡生态与二者的关系,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严峻问题。
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两个产业对生态指数的影响是等同的,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两个产业都是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同时,这两个产业对生态质量的影响也较大。服务业的壮大能更好地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如何促进服务业良性发展,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机遇。
③金融业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指数的关联度最低为0.6015,这说明二者之间的影响较低,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的好坏不是金融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2.2以环境指数为特征序的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1)数据处理
①以环境指数为特征序列,以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相关产业为因素序列,构成序列矩阵,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相关处理软件计算,得到了关联系数矩阵(略)。
②借助关联系数矩阵,得出煤炭资源型城市各个产业与环境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r201=0.8169;r202=0.8168;
r203=0.8152;r204=0.7889;r205=0.8059;
r206=0.6108;r207=0.8002;r208=0.8091;
r209=0.8365;r210=0.7743;r211=0.8091;
r212=0.8070;r213=0.7807;r214=0.8081
其中:r201、r202、r203、r204、r205、r206、r207、r208、r209、r210、r211、r212、r213、r214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产业与环境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③通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要素灰色关联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产业结构要素与环境指数间的灰色关联序。
r209>r201>r202>r203>r208=r211>r214>r212>r205>r207>r204>r213>r210>r206
(2)结果分析
①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农林牧渔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环境指数的关联度较大。其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与环境指数的关联度最高为0.8365,这说明该产业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影响最大,煤炭地质勘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
②考虑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特色,采掘、制造业等煤炭相关产业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给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农林牧渔业与环境的关联度仅次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为0.8169,这说明第一产业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
③金融业与环境指数的关联度最低为0.6108,这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关系,促进金融业良性发展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方向。
2.3以环境治理指数为特征序的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1)数据处理
①以环境治理指数为特征序列,以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相关产业为因素序列,构成序列矩阵,在此基础上,运用软件计算,得到了关联系数矩阵(略)。
②借助关联系数矩阵,得出煤炭资源型城市各个产业与环境治理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其中:r301、r302、r303、r304、r305、r306、r307、r308、r309、r310、r311、r312、r313、r314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产业与环境治理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③通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要素灰色关联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产业结构要素与环境治理指数间的灰色关联序。
r309>r305>r302>r301>r303>r307>r308>r304>r313>r314>r312>r311>r310>r306
(2)结果分析
①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环境治理指数的关联度较高,其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与环境治理指数的关联度最高为0.9122,这说明煤炭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何治理煤炭相关产业,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难题。
②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与环境治理指数表现出了很大的关联度,这说明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较大,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③金融业与环境治理指数的关联度最小为0.5132,这说明金融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较小,这将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机遇。
2.4以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为特征序的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1)数据处理
①以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为特征序列,以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相关产业为因素序列,构成序列矩阵,在此基础上,同理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处理软件计算,得到了关联系数矩阵(略)。
②借助关联系数矩阵,得出煤炭资源型城市各个产业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其中:r401、r402、r403、r404、r405、r406、r407、r408、r409、r410、r411、r412、r413、r414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业,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产业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灰色关联度。
③通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要素灰色关联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要素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间的灰色关联序。
r412>r414>r402>r408=r411>r403>r401>r409>r405>r407>r413>r404>r410>r406
(2)结果分析
①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关联度较大,其中,教育业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关联度最高为0.7093。这说明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教育业和政府将起主导作用,因此,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应对这方面的产业予以倾斜。
②采掘、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关联度也较大。这说明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与煤炭相关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③金融业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的关联度依然最小为0.6636,再结合对上述三个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煤炭资源型城市金融产业的发展可以不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金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3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分析,从生态指数、环境指数、环境治理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等四个方面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相关分析的总结归纳,提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1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机遇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主要面临以下机遇:
①发展服务业,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
②发展金融业,完善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投资经济环境。
3.2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挑战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①提升地质勘探业的水平,避免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平衡的破坏。
②规范煤炭相关产业,减少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
③加强政府部门监管力度,发挥煤炭资源型城市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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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2
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系统，高度集聚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并创造丰富的国民财富。同时，城市是开放生态系统，在与环境广泛的交流中，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生产、传输、转化、消耗，从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必然的，城市之间会因为这种争夺中产生强烈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城市面临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城市竞争力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对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城市管理者要有独特的眼光、思路、知识与水平，而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综合实力和能力的体现，绝非是宽修马路，大建广场，多做广告这么简单，必须兼顾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城市竞争力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围绕城市竞争力话题，许多学者基于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生态环境理论等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使得城市竞争力理论有了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重点梳理与城市竞争力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并试图寻找出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一、国内外城市竞争力研究进展国外城市竞争力研究兴盛于上世纪80到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特(michaele.porte)教授，他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并且提出其理论适用于次级的经济体，即城市或区域［1］。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或区域经济体更适合于作为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单元。道格拉斯•韦伯斯特(Douglaswebster)构建了包括经济结构、区域性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四个要素的城市竞争力模型［2］，并把这种模型运用到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竞争力研究上［3］。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2006年了关于《全球经济中的城市竞争力报告》［4］，2007年又出版了《城市竞争力:一个立体发展的创业模式》报告［5］。世界经济论坛(weF)在2011年出版的《世界竞争力报告:2011－2012》，从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高等教育和培训、健康和初级教育、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创新等十二个方面来测评世界各国的竞争力［6］。我国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而且随着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研究更加深入，成果更加丰富。一方面是以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为侧重点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上海社科院的《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等，本文重点研究的是与城市竞争力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因此不对评价模型进行过多探讨。另一方面是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如倪鹏飞博士建立了城市竞争力弓弦箭模型［7］，他定义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仇保兴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竞争力，则是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人才资源以创造价值和占领市场的能力”［8］。宁越敏教授借鉴国家竞争力模型，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测度指标体系［9］。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竞争力课题组”从城市竞争力评价的角度，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五要素论，认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包括五个层面:即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和城市魅力系统［10］。《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在国际化和市场化舞台上，在生产力要素的综合表达上，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动力培育上，在发展模式选择与制度创新上所表现出的比较优势和综合潜力［11］。连玉明教授提出了“城市价值链”模型，强调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目标，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本质是建立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运行模式，可以把城市竞争力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12］。王桂新等提出了城市发展的三维竞争力理论［13］。而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将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与人类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紧密相连［14］。二、不同视角的城市竞争力理论基础研究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系统，因此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城市竞争力的核心问题，从而构建起来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体系。通过梳理各种理论，构建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竞争优势理论、城市区域规划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生态城市理论。(一)竞争优势理论1.绝对成本－比较成本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ht)提出:资本积累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15］。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优势或后来获得的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这就是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16］。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以他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17］。认为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是否占有和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产地，是否具有生产上的高效率技术和组织方式等。2.集聚优势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18］。提出当企业集聚时，由于大量生产要素的集聚所产生的相互间积极影响，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后来研究表明，产业聚集的成本优势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如科技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制度因素、人力资源素质等。#p#分页标题#e#3.技术差距理论。美国学者m.V.波斯纳(michaelV.posner)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模型［19］。他把国家间的贸易与各国的技术禀赋联系起来，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不同，技术领先国家在技术上占据比较优势，得以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引发了技术贸易这种特殊的国际贸易形式。4.体制性竞争优势理论。在资源禀赋意义逐渐下降的情况下，竞争优势的研究转向更深层的体制性层面，它们主要是以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为代表［20］。认为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在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他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与劳务的能力，或认为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这些观点主要是从现代市场竞争的基本体制性因素———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制、公共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判。5.产业竞争优势理论。产业竞争优势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产业竞争优势理论重在研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位优势等［21］。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综合研究一国产业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产业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竞争优势，而且取决于一国产业结构是否体现其国际竞争优势，即一国行业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合反应。6.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竞争优势理论由企业上升到国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分析钻石模型［22］。强调一个国家的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的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在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中，包含了要素条件、需求状况、关联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遇和政府。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固有的比较优势不应成为谋求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障碍［23］。(二)城市区域规划理论1.区域空间格局理论。区域空间格局理论主要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探讨城市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空间扩散的过程与模式、城镇之间相互作用的条件与模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等级规模的形成及其空间分布等一般规律［24］。用于平衡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平衡区域之间的差别。目前，国外对区域空间格局的研究尺度越来越大，已从一国一地区向跨国、跨区域发展，从传统的区域城镇空间机制的研究转向新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全球范围空间机制的研究［25］。2.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是关于三角形经济中心(市场、聚落、城市)和正六边形市场区(销售区、商业服务区)的企业、事业分布的区位理论。其奠基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论，从而开辟了人文地理数量运动的先河［26］。该理论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时主要用于城市政府干预时服务机构布局决策，在许多国家政府的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中，都反映出该理论的思想。3.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perroux)提出，许多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27］。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的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并按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以及空间聚集意义的增长极。增长极理论已经成为了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4.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Zaremba)等提出［28］，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城市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会导致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城市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5.网络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在此基础上，网络开发理论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29］。6.城市圈域经济理论。“城市圈”(megalopolis)这一概念是法国学者简•戈特曼(JeanGottman)提出的，城市圈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和城镇网络，发达的枢纽和交通通信设施，模糊的形状和边界，有历史联系的、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合体，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新趋势的培育地。它是一种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态，即若干个城市、城镇相对集中或成片集中，并且在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功能联系的城市有机体［30］。该理论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域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1.大推进理论。大推动理论是均衡发展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31］。该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或地区在投资方向上，同时要针对多个产业并保持一定的规模与速度，进而打破其发展瓶颈。城市竞争力的增加需要产业的共同增长，而不是单个部门、行业或区域的发展，不同的行业、产业之间彼此提品及市场，才为需求提供稳定性，降低了单一市场的风险，突破市场瓶颈，以促进各产业的平均增长，形成经济空间，推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p#分页标题#e#2.累积因果理论。累积因果理论，又有叫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提出了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描绘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32］。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市场的力量会倾向于扩大区域差异而不是缩小区域差异，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区域政策应优先发展那些经济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以效率为目标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及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政府要防止由于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需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进而缩小区域差异。3.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雷蒙德•弗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这是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历史基础等原因造成的。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梯度水平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而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取决于区域主导产业部门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33］。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四)生态城市建设理论1.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生态城市(ecopolis)作为城市未来发展模式，旨在建设一种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联合国maB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最早提出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性的生态方法来研究城市问题和城市生态系统，并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即“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34］。强调“生态城市规划，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生态城市规划理论将城市建设与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建设融入一体。2.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生态结构的合理组合，将自然环境系统、建设环境系统、运转保障系统作为支撑着城市最基本的三个功能系统，对此综合系统进行生态因素整合、系统结构整合以及过程功能整合，从新的“生态”视角来理解城市生长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系统关系。并希望通过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的建构，来揭示城市生长、发育的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的本质，搭建起生态学和城市学之间的桥梁［35］。三、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特点城市竞争力研究是在不同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综合发展、综合应用的研究模式，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矛盾，提升城市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因此利用某一种理论是难以解决存在的复杂问题，必须在基础理论之上形成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的能力。通过重点梳理与城市竞争力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一)目标性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既不是由主外的行为主义，也不是主内的认知主义，而是内外兼修的建构主义，城市竞争力理论作为解决城市发展矛盾和管理问题的重要基础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和指向性，明确了指导的理论才会头脑更加清醒，眼光更加明亮，成果也会更显著。反之，则只会亦步亦趋，事倍功半。(二)实践性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有很强的实际需求，特别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理实践即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又为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案例，创造了很多的实践机会。目前城市竞争力研究还多停留在测算排名等操作层面方面，对符合城市竞争力研究自身规律的核心理论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综合性城市竞争力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不同的城市以及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运用的理论是不同的。而目前我们研究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中更偏重于经济和区域发展领域，对于城市生态环境以及和谐环境建设的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各种理论综合运用，调整好各因素的强弱时段，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始终把握系统的整体特性和功能，从而达到在整体上增强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四)开放性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而研究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同样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理论，无论是经济、社会、管理、区域发展还是生态建设，都逐渐融入到城市竞争力理论中来，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研究领域的理论会融合到城市竞争力理论中来。因此，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博采众长、优化组合的开放性系统。(五)平衡性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时候需要强调各种因素的相对平衡，目前的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强调了城市硬实力的建设和比较测评，对城市软实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在进行城市间横向比较的时候，也要注意指标的均衡性，才能体现出竞争力的大小。同一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竞争力水平也各不相同，对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研究也需要相应的平衡性。(六)创新性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给了城市竞争力理论创新的源泉，而其他学科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城市竞争力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城市管理实践的不断创新以及对其内在规律的深入研究，将不断推进理论研究创新，观念更新，为城市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3
关键词：都市农业；新农村规划；模式；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03.3；F304.1F509.75（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2）20-4651-04
2008年7月，《武汉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正式通过了专家评审，该规划对全市城乡的林业生态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依据规划，未来武汉市的大江大河堤岸、滩涂将全面实行绿化和美化，中心城区及两江四岸将形成绿岛镶嵌、绿带相连的生态格局，广大乡村将展现出绿荫掩映、瓜果飘香、富饶繁荣的景象。规划还涉及到都市农业发展的较多内容，如提出以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柏泉办事处、径河街道办事处、东山办事处现有乡村游项目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农耕休闲、农庄休闲项目，对乡村环境进行景观绿化；对玉屏山进行林相改造，发展生态文化休闲旅游；以走马岭街道办事处、荷包湖农场、辛安渡办事处一线现有的果园为基础，进一步发展生态果园和农耕休闲农业[1]；这些发展内容体现出了武汉市较强的新农村规划特点。
1现代都市农业的内涵
都市农业的概念是20世纪50、60年代由美国的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泛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范围里，并在大都市中、都市郊区和大都市经济圈以内，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以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2]。
都市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为标志，以农业高科技装备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主要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3-5]。
都市农业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展现及农家生活感受等方面，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换言之，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6，7]。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都是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纳入城市建设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建设的农业类型；但二者还是有不同特点。城郊农业主要以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满足城市商品性消费需求为主，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位置居于城市周边地区；而都市农业是为满足城市多方面需求服务，尤以生产性、生活性、生态为主，是多功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位置可在大城市地区，也可以环绕在市区周围的近郊，还可能镶嵌在市区内部[8]。
都市农业是把城区与郊区、农业发展和旅游观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交叉产业，它主要是利用农业资源、农业景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等一种文化性强、大自然情趣很浓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体现了“城郊合一”、“农游合一”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9，10]。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具有后备补充能力的农村承载着城区自然物质资源供应的责任；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都市农业充分发挥各种自然景观资源价值，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各类农业公园或游乐场所，从而给城市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和亮丽风景；农村具有为市民生产喜爱的优质农副产品的经济功能，还具有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休闲基地的功能。发挥这些功能价值，一方面为城市找到了发展的依托，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1-15]，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经济一体化。
世界上都市农业发展较好的当属荷兰和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荷兰在发展都市农业时特别注重农田的设计、规划，在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小花园”模式的同时，还将城市改造纳入了都市农业发展计划之中[16]。中国近年来也掀起了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都市农业在中国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受到了广泛重视[15]。许多学者对都市农业发展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多部关于都市农业理论与实践的著作[17-25]。
2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很多城市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许多城市郊区的农村功能由城市“可靠的副食品供应基地”单一功能转向多功能的现代“都市农业”方向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内部及近郊的农业发展具有了与工业发展相同的交通、邮电、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支撑，而且毗邻城市的优越区位又使得农业有条件逐渐向集约化、设施化、工业化方向发展[26]，现代都市农业愈来愈受到各方重视。
武汉市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围绕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需求拉动，各相关行业相继制定出了城乡农（林）业生态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规划，从而不断优化农业发展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融生产、生活、生态建设、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的迅猛发展。当前武汉市各地农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加速推进都市农业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创建东西湖区石榴红村和巨龙湖农业旅游基地等，正逐步完成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业的过渡[27，28]。武汉市农业从城郊型向都市型的转变，突出表现就是加工业产值远超农业产值。2009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了850亿元，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了3.2∶1，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9]。
2010年7月，“中欧社会论坛都市农业分会研讨会暨武汉海峡两岸都市农业论坛”在武汉市隆重召开，论坛的主题为：都市农业、加工增效、食品安全；旨在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促进城乡生态文明。在此次论坛上，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正式授予武汉市“国际现代都市农业试点示范城市”称号，使武汉市成为国内继北京、上海、成都之后的第四个试点城市[30]。该基金会是在联合国人居署、国际粮农组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农业顾问团等10多个国际组织的倡议推动下组建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武汉市成为试点示范城市后，将获得该基金会在都市农业发展指导、项目开发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当前，武汉市都市农业建设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出现了诸如蜂拥而上、都市农业项目类型单一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未来都市农业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它将表现出多种模式并存和运行变化较明显的特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寻、总结、研究。
3武汉市都市农业的研究意义
3.1能够推进武汉市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集生产、生态、观光旅游等功能为一体，与城市互动、为城市服务，在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同时，发挥出武汉市农村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优势，实现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求得农村自身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武汉市城乡经济的协调推进。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科学规划与调整，为农副产品带来顺畅的销售渠道，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进而从根本上推进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的进程。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使城乡资源能够科学合理地优势互补，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它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组合，有利于增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促进农民在现代都市农业产业链上的就业增收，有利于城乡和谐相融和城乡协调共同发展[31]，从而极大地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步伐。
3.2能够保证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与都市农业发展同步进行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被提上重要议程。加强都市农业问题的研究，把发展都市农业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武汉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各级政府也在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拓宽思路为武汉市近千万市民营造假日休闲好去处，这些因素将共同对武汉市都市农业的发展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都市农业发展有利于协调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利于人居环境的建设。武汉市是百湖之市、鱼米之乡、九省通衢之地，都市农业发展前景广阔。通过推进农事体验、休闲观光、乡村旅游等都市农业发展模式，保护城市生态景观环境，可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观光休闲处所，同时指导农村村域空间人居环境建设，构筑城市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持城市生态安全格局[32]。
3.3能够促进科技水平与都市农业共同发展
现代都市农业是城市经济体系和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在新农村规划中，要高度重视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和生态人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提倡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经济、农业科技、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新农村规划的特点决定了都市农业发展必须依托农业科技的保障功能，发挥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发展科技型都市农业产业，坚持产学研结合[28]，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武汉市的都市农业发展中，可以较便利地就近享用武汉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常集中和专家人才、学科门类比较全面的资源优势，让科学技术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注入鲜活的动力[30]。利用武汉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推进科技创新，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作物育种、园林绿化、特色花卉、水禽饲养等特色门类，这不仅能满足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需求，还能美化城市环境、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带来的“大城市诟病”，促进建设低碳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农业组织机构、公司与科研单位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力开展科技宣传、科普展览活动，共同开发瓜果、蔬菜种植及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并规划种植范围，实行标准化生产，形成生态农业景观，彰显现代都市农业科技生态文明的优势[33]。在提升科技水平的同时，极大地促进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
4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4.1新农村规划的定位和方向
都市农业发展中的新农村规划要更加注重农村产业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武汉市各方面的农村资源优势：譬如近郊或远城区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江河湖泊水资源条件等等。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都市农业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把握种植、养殖的主导品种以及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通过新农村规划，开发武汉市农村的科普教育功能、产业经济功能、生态平衡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制定符合武汉市地方特点的新农村规划具体实施细则，发挥武汉市农业资源的生态环保价值和生态旅游价值，打造体现武汉市地方农业产业结构特色的乡村景观、构建富裕文明的现代都市农业景观体系[20，21，28]。
4.2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4.2.1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种植业模式——田园种植景观农业通过新农村规划，科学构建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种植业模式。要开辟多种途径发展农村经济，使生态保护与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强化生态环保意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减轻资源利用对环境的压力。针对近郊农业生态环境较差的先天不足，鼓励种植有较高生态环境价值的大田作物、花卉苗木，重点发展绿化农业、园区农业和科普农业，发展田园种植景观农业。扩大武汉市近郊水果、蔬菜、花卉种植面积，为城市生活需求提供有效保障。推广瓜果蔬菜采摘园建设，开展科技宣传、科普展览活动[34]，丰富浆果类种植的品种与范围，开发景观瓜果蔬菜种植模式，如空中红薯、西红柿树、无子观赏茄等新颖蔬菜种类，把“花卉展”、“瓜果菜博会”搬到武汉市新农村。利用近郊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发多种形式、多条路径的乡村旅游，不断推出深受市民喜爱的各类“农家乐”活动，使每一个“农家乐”主题都不雷同，如种一分地、当一次庄园主；租农家房、享农家生活；采摘农家鲜蔬、品尝农家土菜；让市民在感受大自然清新环境里采摘、享受绿色食品大餐，并进一步丰富乡村田园旅游的内容。
4.2.2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养殖业模式——田园养殖景观农业通过新农村规划，科学构建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养殖业模式。武汉市丰富的水资源为水产养殖业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要充分发挥武汉市作为“百湖之市”拥有丰富的湿地等自然资源优势，加强对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科学指导，建立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场），发展现代养殖业[35]。武汉市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水体和农田的布局很合理，具有非常好的先天优势；在新农村规划中，要保护好独具特色的山水地貌。如在武汉市远郊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养殖业，在显现乡村生态养殖业景观的同时，实现农民的增收。养殖景观具有农业景观中最具吸引力的画面，结合农业养殖业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让都市人体验乡村恬静的田园生活，感受牛羊满山坡、鸡鸭满院落的淳朴气息；开发水产养殖业景观生态观光旅游活动，可以体验抓捕鱼虾的刺激与精彩，欣赏鱼、虾、鳖、蟹等竞相争食的感人场面，释放都市忙碌的疲惫[36]。
4.2.3武汉市现代都市休闲农庄模式——观光休闲农业现代都市休闲农庄模式适宜于城郊经济发展较好，特别是沿长江、沿河湖、沿交通线等地的自然风光秀丽、进出较便利的区域，培育一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作为休闲农庄的支撑，让休闲农业成为都市的“第三空间”[37]。经过新农村规划的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能够充当起乡村旅游的主体[38]，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能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灵活开展生态旅游相关主题活动，多层次开发果蔬采摘、垂钓、踏青、农家乐、野外拓展等旅游休闲娱乐活动，如东西湖区的石榴红村、巨龙湖农业旅游基地等项目在丰富市民休闲方式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要注重村落选址，规划出集住宿、度假、游乐于一体的农庄布局，农庄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以彰显地域文化特色[39]，生活区规划、建筑设计、小绿地及小游园布置、文化广场环境氛围构建等力争体现农庄的休闲特点；加强对农庄治理和文化建设的管理[40]，形成有凝聚力、向心力、积极向上的农庄文化氛围。
5小结
基于新农村规划的都市农业是适合武汉市农村发展特点的科学模式，在新农村规划中，注重以武汉市大都市市场的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建设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体系[41]。在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中，因地制宜发挥科学技术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乡村旅游，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质量，通过发展田园种植景观农业、田园养殖景观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等模式，促进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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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4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城市功能
中图分类号：F0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8—58—04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为前提，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条件，以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它不单单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必须与社会发展、居民富裕、环境治理相结合，必须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生态优化和城市功能完善，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探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发展思路。
一、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见于1920年代初英国学者奥隆索（auronsseau）提出的“矿业城镇”概念和加拿大学者麦金塔（machintosh）提出的“原材料理论”，历经理论奠基和初步发展、理论规范性研究、转型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四个阶段，理论研究相对成熟。
国内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对较晚，1978年李文彦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题为“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的文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和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被认为是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此后，随着资源型城市问题的不断显现和加剧，国内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化。1990年代初期，刘家顺、樊杰等研究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病，探讨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论界开始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来研究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寻求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沈镭对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限制因素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张米尔重点研究了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动力机制、产业转型的制约因素，提出要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产业转型策略；王广凤、张军、刘家顺。等提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此外，徐建中、刘淼群，吴新文、李剑斌等相继提出并不断完善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评价体系。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在研究范围上，从最初的问题城市（如煤炭资源型城市），到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到所有资源型城市，经历了由点到面，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二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从最初的产业结构，到经济结构，再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发展，经历了主导产业发展研究到全面发展研究的过程；三是在解决对策的研究上，从最初的政策优惠（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到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再到战略性改革层面，经历了由浅入深，逐渐接近制度层面的研究过程；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突出，从最初的城市生产力布局逐渐拓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具体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60～70年代始，世界上许多知名的资源型城市先后走上了转型发展道路。成功范例有德国北威州包括波恩、科隆等城市在内的“鲁尔工业区”，英国包括卡迪夫、斯旺西等城市的威尔士地区，法国包括梅斯、南锡等城市的洛林地区，以及比利时的烈日省、日本的北九州等。从这些国家的经验看，资源型城市一般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转型、转变和转移。“转型”是指发展与资源型产业不相关的产业，重新培育主导产业，资源型城市走综合发展道路；“转变”是指资源型城市立足现有资源，围绕主业，实施深度开发和相关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战略；“转移”是指那些无接续资源、区位条件不利、难以发展其他产业的资源型城市实施整体迁移。在这三种路径选择中，“转型”是相对普遍的选择。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适应。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但各国政府基本都通过采取优惠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大技术投入等措施，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这些成功经验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属于资源型城市较多的国家，目前公布的资源型城市有118座，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8%。它们曾经是我国城市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提供初级资源产品、构建国家工业体系、支持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资源型城市出现的时间较晚，在建设之初和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本应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由于资源衰退甚至枯竭造成的损害可持续发展及被迫转型的问题。但受传统体制下“基地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建设初期未能统筹安排，未能做出有前瞻性的长期发展战略。在资源开发鼎盛时期，资源型城市又没有预留自我发展基金，及时推动工业化升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到资源衰退乃至枯竭时，资源型城市已经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滞缓、就业压力巨大、财政资金短缺、居民生活困难、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被迫转型。
对于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干预。特别是进入2l世纪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自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开始，国务院组织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先后批准了三批、共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予政策，支持转型。2003年国家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把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重点和难点。2007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即在2010年前基本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在试点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中央财政首先给予资源枯竭型城市以财力性转移支付，接着给予资源型城市棚户区改造以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设立资源型城市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设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并准备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与国家政策相伴随，各省也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2010年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东北地区座谈会”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衔接，同时指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转型以及城市功能提升和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不仅对其他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而且也对国家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和借鉴意义。
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相协调、财政扶持和机制建设并进的原则，从改善城市社会民生问题着手，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线，以产业转型为核心，以城市功能提升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全面推进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具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问题普遍且严重、区域差异较大、传统体制惯性影响仍在、民生问题解决艰难、累积矛盾复杂等显著特征。这表明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城市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统筹解决的诸如政府财力支持与长效机制建设的关系，也包括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协调处理的诸如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等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是探索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前提，不仅对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源型城市所在地的省、市政府必须正确处理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关系，推行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产业转型带动城市转型。我国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初步成效为全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积累了经验，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型产业之间，可以是接续关系，可以是替代关系，也可以是接续和替代并存。
第二，必须正确好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是资源型城市的突出表征，维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资源型城市所在地的省、市政府要贯彻科学发展、文明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建立资源集约型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对处于成长和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要提高科技水平，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更要体现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补偿，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对已经处于衰退期和枯竭期的资源型城市，理应立足“生态恶化”的现实，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宁可暂时牺牲经济增长，也要走“先治理、后增长”的道路。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不再是考核此类资源型城市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同时，国家还要加大对该类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弥补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5
关键词：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熵值法；成都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2.13
中图分类号：F127；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2-0059-04
Studyon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
――aCaseofChengdu
JianGHao，CHenCanping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ern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610041）
abstract：thispaperdynamicallyanalyzesthe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ChengduandrevealstheshortboardofthedevelopmentofChengdufrom2008to2014throughthecomprehensivedimensionofnaturalresources，socialeconomic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n，itanalyzeswhetherthereisaharmoniousandhealthyrelationshipbetweenthe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Chengduandtheurbandevelopment.Resultsshowthat，socialeconomyhasalargecontributiontothe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Chengdu，thethirdindustryandurbantrafficarethemainlimitingfactors.ecologicalenvironmentistheessentialfactorindeterminingthe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ofChengdu，airqualityandgreenenvironmentistheimportantshortboard.andthenaturalresourceshaveexertedasmallinfluenceon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
Keywords：urbancomprehensivecarryingcapacity；indicatorssystemofevaluation；entropymethod；Chengdu
2015年12月4日，国务院批复《成都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要求要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620万人以内。罗马俱乐部的Donellameadows在其《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承载能力就是极限，任何超出其承载能力的人口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1]。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载体。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面临着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所以，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是城市的发展将如何适应城市有限的综合承载能力。
城市综合承载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就曾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它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能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2]。”建立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体系，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基于此，本文将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应用熵值法的客观赋权方法，从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维度对成都2008～2014年的城市综合承载力进行分析，并试图获取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提高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针对性建议，以期促进成都的可持续发展。
1文献述评
承载力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建筑工程学领域，即地基承载力。随着人口膨胀、生态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等现象的日益加剧，学者们认识到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是有一定限度的，因而承载力也逐渐被应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malthus在《人口论》中指出，人类不能无限制地增长，在人口学领域提出承载力[3]。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park和Burgess在生态学领域提出承载力，并首次提出生态承载力的概念[4]。之后，在人口急剧增加，耕地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土地承载力也呼之欲出。williamVogt在《生存之路》一书中最早提出土地承载力的概念[5]。与此同时，随着资源短缺不断加剧，承载力被应用到以水资源、能源、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为代表的资源承载力，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承载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学者就某个单一领域来研究承载力问题，mwackernag等、高吉喜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研究，陈念平、孙钰等对土地承载力进行了分析[6～9]，Rijsberman等、漆良华等从水资源的角度研究了水资源承载力[10，11]。除此之外，还有能源承载力、森林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等。而少数学者，如孔凡文等、付金存等涉及区域资源、环境的多种要素进行综合考量，研究区域承载力和城市综合承载力[12，13]。从研究对象来看，一些学者研究的是特定行业的承载力，尤其是旅游业和交通业，刘玲、李品直鸲曰粕骄扒和喀纳斯景区的旅游承载力进行了研究[14，15]，詹歆晔等、王爱苹等则研究了城市交通承载力[16，17]，多数学者研究的是特定地区的承载力，王景福等、刘保强等分别对涪江流域和滇池流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研究[18，19]，彭璇等分析了京津冀的能源承载力[20]，而关于成都的承载力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承载力和土地承载力。
综观大量承载力研究成果，承载力一直是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并上升到关系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的高度。但纵观现有文献，承载力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大多数学者对承载力的研究是基于封闭型区域之上，缺少开放视角。但多数区域是一个开放型区域，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外的一切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资源对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影响已经较小。其次，大部分学者对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个单一要素，很少将区域资源和社会环境综合起来研究区域综合承载力。最后，在现有的区域综合承载力研究中，对自然资源的关注较多，而对社会经济的关注较少；对静态承载力的分析较多，而对动态承载力的分析较少。如吕斌认为综合承载力需要强调基于粮食安全的土地承载力、基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环境承载力和就业岗位的承载力[21]，干靓等认为当前的承载力研究很少涉及承载力的动态特性[22]。
本文认为，承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总是随着水、土地等自然因素和经济水平、交通、就业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大气、绿化等生态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城市面积和人口的不断膨胀，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也不断上升，成为影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很少考虑城市公共安全。基于此，本文将在充分考虑区域开放性和社会经济重要性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成都市近7年的综合承载力进行动态研究。
2评价方法
21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
早期意义上的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城”是用城墙围起来的区域，主要体现政治和军事意义，“市”则是进行物品交易的场所，主要体现经济意义。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区域，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成都是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从2008～2014年，成都的人口总量增加8574万人，GDp增加61556亿元，建成区面积增加17645平方千米，7年间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与发展。截至2014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1365万人，占四川省和西部地区的1677%和39%；GDp超过1万亿元，占四川省和西部地区的3524%和728%。
22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综合承载力是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以及生态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涉及城市资源和环境的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因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几乎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构建的模型既能准确反映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实际状况又具有可操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与规范性原则、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简明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维度和生态环境维度之外加入了社会经济维度，构成了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自然资源维度主要是指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要素，显示城市发展中能够获得的物质保障和硬件支撑。对于开放型区域，自然资源的流动性使得它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作用已经较小，但它依然是决定城市资源禀赋的基本因素，也是决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基本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与人类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水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状况来考虑自然资源承载力，包括人均日用水量、单位GDp耗水、人均能源消费量、单位GDp能耗和人均耕地面积等指标。
社会经济维度主要是指与社会经济有关的要素，显示城市发展中能够获得的精神保障和软件支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它对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考虑到城市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承载，从经济、交通、教育、医疗、公共安全、人力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承载力。其中，选取的经济类指标有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交通类指标有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教育类指标有教育支出占比和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医疗类指标有卫生支出占比和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公共安全类指标采用城市公共安全支出占比；人力和社会保障类指标有就业人数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等。
生态环境维度主要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要素，显示城市所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是由生态系统组成的环境，是关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也是影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必要因素。考虑到其他学者的研究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相关标准，本文从与城市密切相关的水环境、空气环境和绿化环境来评估生态环境承载力，包括城市污水处理率、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
23研究方法
本文对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步骤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综合承载力、分析成都市城市综合承载力。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的主要步骤如下：
（1）选定评价指标Xij（i=1，2，…m；j=1，2，…n）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值；
（2）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为了消除量纲和指标正负取向的差异，本文选择最为常用的Zscore标准化方法；
（3）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wj）：
wj=（1-ej）∑nj=1（1-ej）（1）
（4）计算综合承载力值（Ci）：
Ci=∑nj=1X′ij・wj（2）
上式中，ej为信息熵，X′ij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m为年份，n为指标个数。
24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4年的《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省统计年鉴》和《成都市统计年鉴》。其中，单位GDp耗水、人均能源消费量、人均耕地面积、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和各项财政支出占比等指标没有直接数据来源，则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3结果分析
根据评价方法，首先使用SpSS软件对成都市2008～2014年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使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算出各维度承载力值和综合承载力值（见表2）。
31成都市承载力评价结果的维度分析
综合来看，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是一味的上升或下降，而是呈振荡式的上升。由表2可以看出，2008年达到较高的承载力值2364，之后呈现递减的趋势，到2011年达到较低的承载力值1325，然后不断递增。根据图1可以看出，综合承载力和社会经济维度、生态环境维度、自然资源维度的变动是高度相关的，尤其是社会经济维度。
从社会经济维度来看，其与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变动高度相关，是决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从具体的指标来看，第三产业占比的权重是所有指标权重中最高的，较高的还有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和就业人数比重等，这也符合经验和事实。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决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主要因素，而城市交通、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关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是影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因素。
从生态环境维度来看，其承载力值高于自然资源承载力值，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也不断加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决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必要因素。从具体的指标来看，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都占有较高的权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我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空气环境和绿化环境，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自然资源维度来看，其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作用较小，但它仍是决定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基本因素。从具体的指标来看，单位GDp耗水和单位GDp能耗占有相对较高的指标权重，这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是关系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要因素。
32成都市承载力的动态分析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从2008～2014年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振荡（见图2），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自然资源层面来看，单位GDp耗水可以反映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耗水量能推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但成都市2011年和2014年的单位GDp耗水同比上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尤其是2011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下降了618%；单位GDp能耗能够反映能源的开发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关乎到国家安全和能源的可持续，但成都市2014年的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年有所上升，能源利用效率下降205%；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指标是人均耕地面积，成都市的耕地面积7年间累计减少204千公顷，累计同比减少602%，而人均耕地面积累计减少3818平方米，累计同比减少1267%。这些都关系到成都的自然资源承载力，也是政府和学者值得关注的地方。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第三产业占比是决定综合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但成都市2011年到2012年的第三产业占比连续下降，尤其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516%，略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1%；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是城市交通承载力的主要参考指标，但成都市近7年的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一直呈“波浪形”趋势，特别是2014年的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为1478平方米，比2012年下降146平方米，下降了899%。就公共财政支出来看，社保和就业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和城市公共安全支出占比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成都市2008～2010年的社保和就业支出占比是不断递减的，而成都市近7年的公共安全支出占比大体是逐年下降的，尤其成都市7年间教育支出占比呈“波浪形”趋势，最高达到1994%，最低仅为1538%。这些都是影响成都市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也是提高综合承载力的突破口。
从生态环境层面来看，空气质量和绿化环境是决定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就空气质量来看，成都市近7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率呈“波浪形”振荡，最高达到802%，最低为608%，而2014年仅为611%；就绿化环境来看，成都市2014年的城市绿化覆盖率仅为3586%，同比下降1073%。这些都是成都城市发展的短板，给成都市的生态环境维度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带来较大影响。
33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城市发展间的关系分析
总体而言，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城市发展间应保持协调的、良性的关系，城市才能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本文认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四种可能关系（见图3）。第一种是连续增长型（见图3a），即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力不中断地共同增长并不断趋近，城市综合承载力高于城市发展水平但城市发展水平比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增长更快。第二种是S形趋近均衡型（见图3b），即城市发展水平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之下以逻辑斯蒂增长或S形增长来渐进地实现某种均衡。这两种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城市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极限之上。
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城市发展间的第三种可能关系是超越与振荡型（见图3c），即城市发展水平超越其综合承载力而没有发生严重和持久的破坏。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发展水平将围绕城市综合承载力振荡，而城市综合承载力则不断提高使得城市发展水平回到综合承载力之下。第四种是超越与崩溃型（见图3d），即城市发展水平超越其综合承载力，并对城市发展的基础形成严重和持久的破坏，最终引起城市发展的崩溃。因而，超越与振荡型是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城市发展间的最佳关系，这就需要各种努力使城市发展水平回到城市综合承载力之下。
对比成都市近7年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可以看出，成都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动态演化（见图2）较符合超越与振荡型，即城市发展水平一度超越其承载能力，但没有导致严重和持久的破坏，之后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提高使得城市发展水平回到综合承载力之下。当然，这是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的。
4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应努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使城市发展水平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之下，构建两者之间的最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第一，重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动态研究，重点关注城市的经济承载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承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根据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表现科学制定政策；第二，社会经济方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城市交通状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三，生态环境方面，重点关注大气污染，提高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率，改善城市绿化环境，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第四，自然资源方面，提高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坚守耕地红线并坚持最严保护制度。总之，以“自然―社会―生态”相协调的综合承载力体系为基础，根据成都市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努力提高成都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促进成都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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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6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7
一、生态文明城市的定义及内涵
1）生态文明城市的定义
生态文明城市既是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城市发展模式。
2）生态文明城市的内涵
生态文明城市并不是仅针对生态环境而言的，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不仅涉及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如空气、水体、土地、绿化等，也涉及城市的人工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它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系统。
二、生态文明城市与城市营销理论现状分析
1）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研究不多，但相关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对生态市、生态市指标体系的研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危及人类自身安全，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生态系统和谐、完整的重要性。20世纪后期，“生态城市”已经被公认为21世纪城市建设模式。就国内而言，在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的倡导下，也进行了大量的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把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如国外的法兰克福市、罗马、莫斯科、华盛顿等，国内的大连、厦门、杭州、苏州、扬州等。各城市由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采取的措施既有相似之处，也各具特点。
2）城市营销理论现状分析
城市营销理论自提出以来已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菲利普·科特勒对高速发展的西方城市做出研究。他认为城市问题增多，使支付需要以营销的理论经营城市、管理城市。城市营销的举措包含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城市居民观念、城市形象等方面。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三、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发展是一个综合问题，发展过程中将面临诸多影响因素。本文笔者将依托于城市营销理论对生态文明城市发展做出针对性的城市营销战略研究。
1）生态文明城市定位
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的首要工作，其确定了城市发展方向及路线问题。在生态城市发展过程中，大方向已经确定，即生态文明路线。但是因为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需要根据城市的具体特色细化城市定位。
笔者将城市定位要素分为：产业体系、要素环境和空间价值。生态文明城市发展初期应按照以上三点分析本地具体情况。
①产业体系：产业体系是众多从事不同产业的企业和从事产业不同环节的企业的宏观表现。一个城市的产业体系也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功能，在生态城市发展初期应根据地方产业体系决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侧重点。
②环境要素：城市环境要素可分为软、硬要素两方面。其中
硬要素=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区域环境+产业基础
软要素=文化特征+制度环境+管理营销+开放程度
城市的环境要素影响着产业体系的构成，各个要素对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程度吸引力。城市定位阶段，应依据城市的产业结构规划制定各个要素的定位战略。
③空间价值：城市的空间价值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先天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而是人类的活动，这是改变城市空间价值的主要方面。在这两方面城市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城市的具体定位。
生态文明城市的定位过程中，以上三方面有着相互的影响。城市定位应根据以上要素系统的进行。具体关系如下图（图中虚线反映了两者有着一种互动关系）：
2）建立生态文明城市品牌
笔者将生态文明城市的品牌战略分为建设和推广两个方面：在建设方面主要研究城市公信度作为城市营销的保障，功能区作为城市品牌特色的体现；而在推广方面主要从环境和文化方面研究城市品牌的推广工作。
①提升生态文明城市公信度
就我国现今的客观条件而言，如何提高城市的信誉度成为了比如何发展城市更加严峻的问题。生态文明这一命题在我国并不陌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浮出水面人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已从开始的向往转为淡漠甚至是反感。所以生态文明城市的发展在保证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必须提升城市在国民心中的公信度。谁能够率先完成这一工作则能在生态文明城市发展的路上走的更远。这也就是城市品牌建设势在必行的原因，城市品牌的价值在于能够在无形中改变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为城市提高信誉及声望。
②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功能区（形成产业集群，提升地方产品的附加值）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必须科学划分城市功能分区。国家以启动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将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
③打造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品牌的直观体现，以体验营销的形式促进受众对品牌的认识）
最为生态文明城市最为直观的表现，城市的生态环境系统在整个城市发展体系中尤为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能够给予受众直观的城市品牌感知的同时还能够以体验营销的方式增加受众对城市品牌的了解和认识。
在生态文明城市体系中，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应包括：绿化工程、工业污染防治、生态恢复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等。
④发展生态文明文化（通过建设个性、生态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城市精神方面促进品牌体验）建设类似于环境建设，也是促进城市品牌体验的重要渠道。其主要是通过城市建设的个性、生态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城市精神等方面加深受众对城市品牌的理解。
3）增强生态文明城市竞争力
①城市品牌竞争力
当城市成功的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时，就会大幅度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生态文明城市品牌形成后，会为地方企业加持区域品牌。使得地方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减少宣传、公关等不固定成本，在形成成本优势的同时提升地方企业的竞争力。
②建立投资服务体系（通过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并引导投资方向）
生态文明城市在发展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客观情况对由投资者所提供的外来资金有着巨大的要求。因此，生态文明城市的发展初期需建立完善的投资服务体系。投资服务体系的作用在于：1.为投资者提供政策便利，从而吸引更多资金；2.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生态文明城市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对城市发展都能起到推动作用。对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不但能够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更加能够保证城市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3.监管城市投资市场，投资体系在监管投资者准进标准的同时还需要对已经入本地市场饿投资者起到监管作用。
③集中力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适合地方特色的新兴产业，在能够更快取得成果的同时能够逐步改善地方的产业结构）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8
abstract：thearticleconstructsthemeasurementsystemofcompetitivenessofsoftwareservicesoutsourcingindustry，including6aspectsand45variables，suchasinfrastructure，environmentalfactors，socialandeconomicenvironmentfactors，humanresourcesfactors，financialresourcesfactors，technicalresourcesfactorsandmarketresourcesfactorsbasedontheinnerecologicalniche，outerecologicalnicheandecologicalnichesituationaltheory.itcalculatestheweightofevaluationindexesbasedontheentropymethod.thenthepapercalculatestheecologicalnicheofJiangsuprovince's13citiesbasedontheecologicalnichesituationaltheoryandecologicalnichecalculationformula，andanalyzesandprioritizessixaspectsofthe13citiesinJiangsuprovinceandtheir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
关键词：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测评；竞争能力
Keywords：SoftwareServicesoutsourcingindustry；ecologicalniche；Competitiveness
中图分类号：F27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024-03
0引言
软件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软件产业已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和战略制高点。服务外包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产业分工不断细化、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服务外包作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软件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具有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双重特征[1]。
“十一五”以来，江苏省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总销售收入、合同接包金额和执行金额、产业出口等各项指标均位居于全国前列。虽然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江苏省13城市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现状各不相同，而且各市盲目效仿，造成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后果[2]。
生态位理论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持续发展的理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可用生态位理论进行分析。本文借鉴生态学用于旅游产业或其它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将区域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看作整个生态系统，各个城市的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看作子系统。如果某城市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子系统所拥有的生态位越大，那么该城市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竞争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1生态位态势理论
我国学者朱春全（1997）提出了生态位态势理论。任何生物单元（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都以一定的状态存在并对周围环境产生相应的影响，即包含态和势两个方面的属性。因此，生态位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物单元的态，如能量、生物量、个体数量、资源占有量、智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过去生长发育、学习、社会经济发展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生物单元的势，即生物单元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的速率、生产力、增长力、经济增长率、占据新环境的能力[3]。
根据生态位态势理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可以看作其态和势的综合：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态指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当前的状态，是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积累的结果；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势指的是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它决定品牌未来的走向。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态位态和势的结合就是其生态位的宽度，即生态位的大小，体现了某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的强弱。计算公式[4]为：
nij=（Sij+apij）/■（Sij+apij）（1）
其中，=1，2…m，=1，2…n，nij为城市i的j项指标的生态位，Sij为i城市指标j的态，pij为i城市指标j的势，a微量刚转换系数。
2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表1）
根据生态位理论，某物种的生态位包括内生态位和外生态位。内生态位与外生态位是指生态元在环境供给和竞争资源条件两个维度所占据的位置。内生态位具体指的是物种生存必须占据的由环境提供的基本条件，如果不能提供这些条件，物种就无法存活，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于这种生态位主要来自物种内部的生物学要求，而不涉及物种竞争，故称内生态位。外生态位是描述不同生物单元在生态系统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资源占有和分配关系[5]。外生态位理论认为，物种在与其有相同资源利用谱系的物种进行竞争时，如果该物种对外界资源的利用能力越强，其占有的生态位宽度就越大。
根据内生态位和外生态位的概念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的启示，并充分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理论”中队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着科学性、数据易取性、整体性、可比性、代表性原则，本文构建了包括6个维度45个指标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内生态位是指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形成和存在必须具备的基本环境条件，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两个维度，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外生态位是指不同城市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在整个系统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资源占有和分配关系，是支持该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包括人才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四个维度，是该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
3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
3.1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本文采用江苏省政府及各市政府公布的2011年官方数据，当数据有冲突时，以最高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为标准。
①城市区位指数是反映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性的指标，便捷的地理位置可以使软件服务外包产品更容易接近消费市场，会增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主要包括自然区位优势度、交通区位优势度、经济区位优势度、政治区位优势度、文化区位优势度。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协会：http：//
②其他数据来自：
a）《江苏统计年鉴2012》B1-B16，e3-e6
b）中国江苏国际服务外包网a1，C1，C2，e7-e9
c）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网C1，C2
d）江苏科技统计局D1-D5
e）江苏统计局F7-F9
f）南京服务外包网e1-e2，
g）中国苏州国际服务外包网F1-F6
h）中国无锡服务外包网F1-F6
i）中国常州服务外包网F1-F6
j）宿迁市服务外包网F1-F6
k）各市政府网站、统计网站、政府经济公报F1-F6
l）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网a2
3.2初始数据的标准化由于指标量刚和单位不一致，所搜集的数据大小以及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所以在进行权重确定之前要对要研究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的方法很多，本文选择商法标准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xij=aij/amaxij（2）
其中，aij为第i个城市第j类指标；amaxij为第j类指标中i个城市最大值。对于逆向指标用其倒数来代替其本身的数值：xij=aminij/aij。
3.3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为了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系数。在信息系统中，信息熵是信息无序度的度量，信息熵越大，信息的无序度越高，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小；反之，信息的效用值越大。所以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与1的差值[5]。对m个样本的n个评价指标信息熵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对由公式（2）计算出来的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yij=xij/■xij0≤yij≤1（3）
则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表示：
ej=-k■yij1nyij（4）
其中，k=（1nm）-1，因此，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为：wj=1-ej。于是，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aj=wj/■wj（5）
首先按照公式（2）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带入公式（3）（4）和公式（5）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如表2。
4江苏省各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测评
4.1江苏省各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态位测评将根据公式（2）标准化后的数据，代入公式（1），计算得出每个城市每个指标的生态位，然后在将计算的各指标生态位的值代入公式（6）得到某城市的综合生态位（见表3）。
ni=■ajnij（6）
其中，i=1，2…m，j=1，2…n，ni为城市i的综合生态位，nij为城市i的j项指标的生态位。
4.2江苏省各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比较由表3所示，江苏省各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综合生态位平均值为0.2809，最高为苏州市的0.8282，最低为连云港市的0.0946，最高城市为最低城市的将近10倍，说明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发展说平还较低，且各城市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若想获得更大的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各城市的优势加大连云港等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的发展，以缩小发展差距，获得均衡发展。
从整体来看，社会经济环境生态位和资金资源因素综合竞争力相对来说发展水平较高平均值分别为0.3514和0.3496，社会经济环境竞争力各城市差距较小，但是资金资源因素生态位的差异性却较大，偏差值达到了0.0717，相关部门应该协调各省市在资金投入方面不断缩小差距，鼓励投资较低的城市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资金进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同时加大政府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投入。
基础设施环境和市场资源因素综合竞争力相对来说较低，平均值分别为0.2909和0.2962，且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这两个指标各城市竞争力相差较大，方差值分别达到了0.0885和0.0946，这说明在决定城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水平核对市场吸引力方面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这也是造成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江苏省13城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人才资源因素和技术资源综合竞争力最低，平均值分别只有0.2336和0.2211，这不仅是江苏省独有的特点，也是整个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拯待解决的问题，人才和技术是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因素，不断培养这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也可以不断提升技术发展水平。
在人才资源方面南京的竞争力水平较高甚至出现了人才过剩的状况，但是其他城市却存在人才紧缺的困境，因此其他城市需要制定相关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政策以提升人才资源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城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文章基于生态位理论和产业竞争力理论建立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江苏省13城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力大小进行了测评和，但本文是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研究仅限于现状的分析，今后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各城市产业特色及客户需求的差异化研究不同城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差异化定位及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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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娄策群.信息生态位理论探讨[J].图书·情报·知识，2006（9）：23-27.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9
：社区、空间、城市社会学。
。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社区与空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们通过社区和空间对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过程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什么？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察社区与空间是如何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焦点，以及研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本质与规律，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与变化的逻辑，从而找到确定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方法。
社会学起源于早期社会学家对城市化对欧洲社会的影响的关注。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可忽视的。齐美尔认为，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与传统社会中的人相比，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人是冷漠的、有计划的。迪尔凯姆认为，新的工业秩序将取代早期的生活方式，即工业城市社会分工产生的有机统一将取代前工业时代化村庄个人通过血缘关系建立的机械结合。可能是看到城市已经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作为与乡村的对比。当早期社会学家关注城市问题时，他们将城市作为一种新的类型进行讨论，社区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社会学家普遍承认，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一方面，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聚集在于城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使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将在地域上表现出来。在《社区与社会》中，滕尼斯从集体形式、规范、价值观和关系形象来审视人类的共同生活，并将农村和城市社区分别定义为“社区”和“社团海盗”。1前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家庭、村庄、友谊或信仰群体为基本形式，后者是指城市中基于理性选择、利益和契约的社会组织。虽然社区和协会定义了两种不同的“人群聚集”的性质，但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的生活社区。后来社会学家继承并发展了社区的概念，一些社会学家将其应用于城市社会的研究。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继承了齐美尔的主要观点。与马克思和迪尔凯姆一样，齐美尔将城市的性质归因于更大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在齐美尔看来，资本主义和货币经济产生的现代性将通过城市或大都市的人们的行为得到明确的表达。罗伯特·帕克、阿尔比恩、斯莫尔、路易斯·沃斯等学者都熟悉齐美尔的理论和思想。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追随齐美尔，关注于城市的活动模式。帕克发现，20世纪初美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混乱和骚乱，在本质上与生存斗争非常相似。因此，他将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理论引入城市分析。“人类是群居动物，他们无法独自生存。相对而言，他们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还需要合作伙伴的合作。”[1]大量的人是不同的聚集在城市地区。这些差异化的情节甚至会通过吸引同质化的人来强化自身的特色。对于这样的人群聚集，帕克用“社区”的概念来描述它，并将社区概念的焦点从最初的“强调社会整体关联方式”转移到“地域性生活共同体”。
帕克的定义使社区概念的含义更加明确。帕克引入人类生态学理论对社区进行进一步分析，提出社区是在一定区域内组织起来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在这里，人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帕克带领芝加哥学校将城市作为一个社区进行研究，并构建了第一个城市社会学范式——人类生态学，标志着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20多年来，城市社会学研究一直以城市为既定前提，试图理解城市容器中的生活方式，从社区角度探讨城市形成和城市生活方式这两个主题，这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阶段。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2]城市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例外，但将研究范围限制在城市，社区作为城市人活动和居住的载体，已成为最佳分析领域。在谈到社区概念的翻译时，费孝通还指出，“社区是指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但社会不是一个社区。”人类生态学派研究城市社区在生物、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和变化的生态过程。城市主义将某种人类生活方式与城市和城市地区（内城、外城和郊区）等不同的生活类别（物理空间）联系起来，并通过三个方面了解不同社区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人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行为、，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行为反映出的特点。因子生态学以经济因素（教育水平、就业、收入）、社会因素（阶级、民族、种族）、家庭因素（年龄、婚姻、子女）为基本变量，描述和概括社区的异同、特征和变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区的研究》和《社区研究》有两种模式，前者将共同体视为客观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后者视共同体为“透镜地区”为了理解其他社会问题，［4］传统城市社会学对社区的研究大多属于后者。他们不停留在简单描述社区面貌的层面上,而是通过对社区的分析和观察,了解城市人和城市社会的生活状态,，为了从城市社会的构成和发展规律中寻找城市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以及一系列的经济重建，导致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城市危机。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问题和现象是由城市环境（城市空间）引起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已不能用既定的观点来解释。法国社会学家卡斯特1968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学》真的有吗？他认为所谓的城市性不是由人类的生态过程造成的，城市人口分布是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因素的产物，这是由更加复杂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在他的领导下创立的新城社会学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将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做法，将城市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城市作为工业城市的主要载体，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城市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社会区域，即一种空间形态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透视社会城市空间的结构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空间已成为该学科的实证研究对象。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回归到城市社会学兴起之初的研究概念，即社会学家将城市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这样，各种宏观社会理论自然成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空间的参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发现，一些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评的学者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直接或明确地研究城市和空间问题，他们应该补充和发展这些问题。为了将城市空间融入社会，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空间看起来是同质的，完全像我们发现的客观形式，但它是社会的产物。”[5]在列斐伏尔看来，任何生产方式都会产生相应的城市空间形式，如城市中部地区是一个商业功能区，人们分散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这种空间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思想，指出生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资本投资产生了城市空间的物质设施和要素，如工厂、道路、学校和医院。
和卡斯特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城市空间。他深受阿尔都塞结构理论的影响，将城市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卡斯特认为城市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是经济的，这种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消费上。因为城市是一个空间单位和一个社会单位，而空间在本质上只是物质存在的条件。这不是事情本身。具体而言，在研究中，空间不能成为概念单位。空间要想成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在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之间保持一致，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失败在于未能证明这种一致性。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既定的空间来研究城市中的所有问题，并没有产生一个具体的城市社会研究对象。“他们只是将资本主义的过程，如竞争和个人主义，描述为城市的固有性质。因此，他们只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解释经验主义。”[6]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也缺乏真正的研究对象，因为生产是按区域组织的，例如，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位于不同的城市，工厂和管理部门也可以位于不同的地区。生产可以解释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但它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身份认同。基于这些批评，卡斯特指出，集体消费的社会单位与空间单位是一致的。集体消费是由集体组织和管理的消费过程。其消费材料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设施等，这一过程依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必须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因此，集体消费是根据空间单位组织和供应的，该空间单位由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体系的要求决定。
作为新城市社会学流派之一，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相结合，分析了与城市空间形态相对应的社会现象。代表人物英国城市社会学家雷克斯（雷克斯）和摩尔肯定芝加哥学派（摩尔肯定芝加哥学派）关于“社区不同城市居住着不同类型的居民”的说法，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人们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个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获得住房资源的结果。另一位代表帕尔认为，《城市经理人》决定了不同类型城市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进而决定了城市资源的分布模式。
新城市社会学创立了空间生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透视城市社会的概念工具。这座城市是在太空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城市社会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城市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空间生产及其视角构成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关注城市社会。虽然城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那么，什么是城市？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人口聚集体或区域性社区，而“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的机会，特别是特殊和异常类型的人。城市生活充分展示和放大了人类的各种个性和特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将城市作为实验室或诊所来研究人类特征和社会过程。”[7]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包含权力、阶级、资本和冲突。它是一个微观社会。城市包罗万象（家庭、教育、劳动和休闲），其特殊性在于规模和规模。城市社会生活最紧张，人口最集中，这在社会失范最有可能出现，因为人口集中有利于或促进某些社会进程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只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活动和事件，而不是原因。因此，学者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必须探究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是通过了解城市社会的现状来找出最基本的社会运行机制。
城市概念的张力决定了城市社会学无法确定研究对象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例如，家庭社会学和学校社会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他们以家庭和学校为分析单位，研究这些对象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关系。与城市不同，它所承载的不是那么多的城市社会关系或城市社会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存在。社会学家探索了现代城市，以展示社会内部的整体运作过程。城市社区和城市已经成为学者们洞察社会的对象。城市透镜的定位使城市社会学家倾向于用宏观理论来分析城市社会。在这种研究逻辑的限制下，城市社会学形成了一种确定研究对象的特殊方法。结合城市现状现状，引入解释性理论进行分析。同时，这一过程必须与社区和城市这两个空间单元相结合，因为它们是社会活动的容器。
20世纪初，美国三大城市之一的芝加哥，大量移民涌入。帕克、他的同事和学生非常关注移民和同化问题。在帕克看来，城市是由不同人群的态度和情感组成的。这个过程隐藏在小型社区环境中。他的任务是以物质共同体为分析对象，了解人的相互依存和适应过程。沃斯认为，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使不同的社区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社会学城市的任务是“揭示大量异质个体聚集的住宅典型的、相对长期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8]尽管沃斯提出的人口密度、规模和异质性来自生态学的角度，但异质性“无意识地结合了文化的观点。异质性表现为生活方式，是阶级和生命周期的结果。沃斯的城市理论大多继承了齐美尔的城市思想。20世纪60年代，欧美爆发了城市危机，导致工人失业、住房短缺、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欧美城市不断出现贫民窟骚乱和种族冲突。然后，国家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投入了巨额资金。在此期间，出台了大量的城市改造规划，各项福利政策也不断完善和完善。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关注城市公众，特别是穷人和少数民族，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政府的城市政策应该为谁服务。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是资本积累、阶级斗争、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场所。学者们希望研究国际经济秩序、资本积累、社会阶层和国家权力等诸多因素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约翰厄里）看来，城市是一个由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组成的社区，也可以称之为“太平洋地区相对独立的劳动力”。每个城市都由大量的生产性家庭组成，他们需要为劳动力再生产维持消费服务，并争夺消费资源。卡斯特鉴于美国一些城市公共服务短缺导致的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城市骚乱，重点是集体消费。在英国，由于住房短缺和工人严重失业，雷克斯和帕尔等学者关注城市住房和公共资源的分配。
确定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方法不仅支持了整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而且为社会科学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
确立了学术界公认的四个研究对象：生态社区、生活方式、集体消费和资源分配。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城市的鲜明特征。正如卡斯特所说，这个城市不是自变量，而是一个因变量。它受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国际环境的支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城市的形态和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任何城市社会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各种因素不断集中，特别是大量人口涌入。人们如何在城市中生存和适应是当时社会学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新城市社会学家如卡斯特的研究抓住了当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城市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随着国家地位的上升，国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这与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完全不同。此外，这四个研究对象分别植根于社区和城市空间，从城市的角度发展了城市社会学。正是因为
对城市社会学对象的确立是以社会为背景的，城市社会学现有的四个研究对象都抓住了一些反映社会本质的东西。人类生态学派的生态适应研究得到了主流功能社会学的肯定。帕森斯将社会组织功能的前提条件定义为综合性和潜在性因素。沃斯的生活方式关注已成为现代社会学家关注异化的思想基础。雷克斯关于种族不平等和冲突的研究也被纳入了种族社会学的研究。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研究已经从桑德斯扩展到一门新学科——消费社会学。今天，这些触及当代社会理论核心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例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整合问题在本世纪初再次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当时芝加哥学派面临着各种亚文化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主导文化。如何适应和融合各种文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城市社会学的小而精的人文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卡斯特指出，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和城市空间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应用，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过去围绕一个中心发展的城市模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心区、郊区、远郊、城镇和多中心都市区的混合体。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个人、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交流。虚拟社区兴起并作用于真实社区。在此背景下，区域研究、文化认同、社会传播、时空压缩、虚拟社区等诸多领域都被纳入了城市社会学的视野。自城市社会学诞生以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学者们多注重对研究对象的梳理和批判，而对确定研究对象的方式和方法却鲜有讨论。事实上，后者对学科建设的意义更大。城市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空间维度。人们在城市中的聚集就是社区，社区自然成为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容器的社会运作，空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城市分析。对社区和空间的关注也创造了城市社会学的两个基本主题：城市主义和城市化。任何研究都必须着眼于社区和城市空间，从特定的理论视角选择能够支持城市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研究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有几个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由于于城市的透镜作用。不同取向、不同立场的学者用城市的镜头观察他们所关注的社会现象。随着全球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城市与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城市的规模效应仍然是影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城市现实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成为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焦点。城市与社会关系密切。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和发展性导致了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更多新的社会理论的引入。在
看来，城市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卡斯特、戈蒂纳等学者指出，新世纪绝大多数城市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市化时期。基于中国城市镜头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理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视角，探索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过程，透视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丰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促进城市社会学的发展。
引用
[1]帕克。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5。
[2]吉登斯。社会学[m]。由李康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3]夏建中。城市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6.
[4]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5-208.
生态城市产业研究篇10
【关键词】城市文化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生态构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建设即城市文化软实力滞后的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断涌入，对我国的文化生态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保护城市文化生态环境，加快城市文化建设成为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城市文化生态
生态学研究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环境为己任，其研究重点已经逐步从以生物界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社会为主体，从主要考察自然生态系统过渡到主要考察认为生态系统，这种研究与文化学相结合，产生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指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多内外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它所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文化生态是试图把特定社会的总体文化构成看作是多个子文化的有机结合，注重他们之间的融通和互动，并以此作为解读文化演进和文化变迁的重要依据。因此，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城市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因为城市具有人口、建筑物及设施等大规模而显而易见，而且由于信息化使得城市潜见文化规模日益扩张。滞后的城市文化生态建设，使得城市成为了缺乏灵魂的巨人。城市文化生态的发展，会逐步使得人们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
城市生态文化建设中涵盖了城市居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以及从外界吸收来的思想、准则、艺术等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表现形式，是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价值核心的文明结晶与追求目标。
二、城市文化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本来是人们为应对自然生态危机，使得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发展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但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失衡的问题，也面临着文化生态失衡的危机，而且后者同前者一样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威胁性。因此，文化生态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文化生态的平衡。从文化生态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外在来看，经济发展是文化生态产生的基础和根源，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生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文化生态建设的层次和程度。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不单单是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两间的关联性问题，也是城市文化生态的系统性问题。保定市及其周边各地区生产水平参差不齐，文化生态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当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它决定着当地人们的生存状态，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从文化生态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来看，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发展也在一种文化生态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总体趋势是不相矛盾的，诸多经济活动也相当于文化生态活动，文化生态多动也多具有经济意义。
三、保定市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城市生态文化系统是一个城市的根和脉，切实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保定市作为我国华北地区重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如何在大力发展保定市经济的同时处理好对当地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发展创新生态文化，保护文化生态平衡，使其健康发展对保定市及保定居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基于人类生态文明的觉醒和对传统工业化和工业城市的反思，已经不再是原有的纯自然的生态和单纯的城市文化意识形态，而是自然、社会、经济及文化复合共生的城市形态。
建立合理健全的文化生态发展机制，能够为保定市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传播城市文化及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有价值的资料。生态城市建设是文化生态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文化生态发展赖以依托的经济前提。构建和谐的保定市文化生态系统首先要进行合理规划，加强生态城市建设，实现良性循环为当地居民构建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聚居地。要推进生态工业健康发展。按照可持续循环经济理念和生态工业构建模式，调整保定市及其周边地区产业机构，加快发展低消耗、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产业和产品。再者，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高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和防污能力，采取有效手段治理严重的“雾霾天”等一系列污染现象，构建生态保定城。与此同时，要大力实施生态文化战略，从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态文化及精神文化等方面进行文化生态建设。其中，精神文化是一个城市生态文化最重要的灵魂和根源，是当地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也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为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保定城，首先要通过提高当地居民对文化生态的错误认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他们的生态伦理观念，产生对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主观需求，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主体，与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改变那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轻视城市文化建设的思想观念，要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正确处理好保定市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首先要必须选择与当地生态环境、居民传荣文化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实要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的机构与体系，采取适当的经济开发技术；要实行可以促进荡地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实现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从而建设一种尊重自然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实现当地人们与所处自然的共同繁荣。
总之，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生态的建设。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源泉，更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发展资源。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概念，强调社会、经济、自然、文化协调发展，与时代相适应，与世界大潮相贯通，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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