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1
在对我国沪深两市新闻出版上市公司2010-2014年度业务分布领域及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数字化转型业务对这些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从价值提升的角度对该类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公司价值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出版传媒公司上市与业务转型的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技术的进步与变革也为这些公司从传统出版业务向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2013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营业收入从2009年的10341.2亿元增长为18246.4亿元，增长幅度高达76%，表现出较强的增长能力，而2013年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营业收入就占到当年GDp的3.2%。[1]与此同时，新闻出版行业也存在着各细分业务[2]参差不齐、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图书出版业务稳步增长，但增幅有所下降；报业期刊出版形势严峻；出版服务类业务和收入不断增长；数字出版业务明显增加，呈现出以出版社为核心的传统新闻出版行业逐步向以数字发行平台为核心的经营方式转变。[3]根据winD数据库公布的2014年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显示，以中文传媒、中南传媒、凤凰传媒和大地传媒为代表的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位居该行业的前四名，其收入总和已超过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50%。无一例外的是，这四家公司都已从2012年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此为契机，沪深两市的其他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也开始了或快或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此，本文拟以我国沪深股票市场上的16家新闻和出版业[4]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2010-2014年业务分布领域及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考察这些公司不同类型业务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业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分析
我国对数字化出版发展所采取的扶持政策最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而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则标志着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回顾近几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扶持政策，其内容如下。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围绕出版产业系列指导意见，包括《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若干意见》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出台从加强组织领导、发挥部门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投入力度、搭建交流平台、加强版权保护、强化网络监管、完善法规体系、健全考评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十个方面给予了数字出版全面支持。[5]在“十二五”时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财政、税收、建设用地、投融资、进出口和人才培养引进等诸多方面给予数字出版龙头公司必要的扶持和优惠，例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公司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出口数字出版产品经登记为软件产品后在符合国家关税政策的前提下实行免税等。这里的“数字出版龙头公司”是指能对出版行业的其他公司产生影响、号召力及起到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并对该地区、该行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司。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及《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的要求，2012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并推动产业升级。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并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出版公司上市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出版资源有效对接。上述政策为新闻出版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出版公司朝向数字化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及业务分布领域分析
公司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会存在共性。本文通过对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及业务分布领域进行分析，寻找其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字出版上市公司的转型现状。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大类下的“新闻和出版业”公司在沪深市场共有16家。通过对winD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发现，16家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当仔细分析这16家公司在2010~2014的业务类型时，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公司既有新增业务，也有摒弃业务；另外一些公司仅有新增业务或者只是在摒弃业务；而剩下的公司在其业务领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根据这种业务变化的特点，以16家公司中业务类型是否发生变化为标准，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11家并将其划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包括博瑞传媒、华闻传媒、华智控股、时代传媒、天舟文化、中文传媒和浙报传媒，共7家公司。该组公司不仅摒弃了某些传统出版业务[6]且增加了数字化业务。第二组则包括4家公司，分别为皖新传媒、中南传媒、大地传媒和凤凰传媒，这一组公司在保留其现有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又增加了数字化业务。
在本文所选取的11家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最早开始于2012年。比如，中文传媒在2012年新增了影视、艺术品及新媒体等业务。表1给出了11家新闻出版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业务变化及分布领域。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业务变化所呈现的趋势。
1.教育出版业务比重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近五年来，新闻出版公司并没有蜂拥而向数字化出版业务，反而是对传统出版业务有所保留，并且大部分公司都新增或者保留了其部分传统出版业务，而且所保留的这些传统出版业务在公司营业收入中仍占有相当比重。这些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传统出版业务中有关教育教材的出版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在和“教育教材收入”有关的5家上市公司中，仅2014年一年，该收入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最高就可达52.43%，最低的也占到20.44%（见表2）。由此可见，教育教材出版业务收入仍然是这些公司实现业务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2.数字出版业务较为分散通常所说的“数字出版业务”一般包括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子图书、影视传媒、数字阅读器等。表3所示的这些上市公司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都有选择性地新增了一些数字化出版业务进行尝试。比如，凤凰传媒在2014年新增了游戏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影视业务收入等，同时向几个数字化业务方向发展；但也有公司专攻某一数字出版业务，比如，华闻传媒与优酷联手提供视频信息服务；中南传媒则在开辟自己的数字化教育等，上述这些都使得整个新闻出版行业的数字化业务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
3.通过并购新增业务通过分析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新增业务，我们发现，虽然有些公司在尝试通过与大型网络平台合作的方式以开拓其数字化业务，而大多数公司还是通过并购的渠道来增加其新业务，被并购的公司都是增长潜力较大的新型、小规模公司。其中比较典型的并购业务当属2013年华闻传媒并购太傻教育。这项并购为华闻传媒新增了出国留学咨询及相关业务。在2014年，华闻传媒又先后购入国视通讯、掌视亿通、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等公司的控股权，来增加其动漫类、视屏服务类业务收入，同时收购国视通讯、掌视亿通为其拓展到移动视频行业奠定了基础。
三、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其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在进行业务转型时会制定不同的战略，有些公司在选择摒弃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也会增加数字化业务，而其他一些公司在增加数字化业务的同时会选择保留传统业务。
1.摒弃传统出版业务且增加数字化业务公司的收入及其价值分析在分析上述第一组公司的业务时，我们发现天舟文化、华闻传媒和时代传媒都在2014年增加了数字出版业务，天舟文化还于2014年增加了移动网游戏业务并在2013年就摒弃了其教育咨询业务。中文传媒的数字出版业务则包括数字阅读产品、数字出版运营服务和数字内容增值服务。浙报传媒则投身于在线游戏运营业务、无线增值服务、平台运营业务甚至技术信息服务。凤凰传媒的数字化业务涉及游戏、数据服务、软件、影视等领域。上述公司新增的这些数字出版业务或其他业务都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带来了增长点。从图1可以看出，这7家公司的业绩总体表现较为平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中文传媒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从2010年到2013年增加了近2.6倍，可是在2014年中文传媒的主营业务收入略微下降，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司需要不断调整所遇见的新问题并整合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收入波动也在情理之中。由于新闻出版行业发展较完善，我们选取各个公司每年度的股票均价与其当年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乘积作为各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图2中的7家公司的价值波动较为明显，2012年公司价值最小，从2013年开始公司价值逐渐增长，2014年年末则有较大的提升。造成该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自2009年开始，国家为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外部环境，各公司纷纷开始进行转型，而转型的集中年为2012年和2013年。在业务转型过程中的适应期间，一方面，由于传统出版业务的部分减少或者全部摒弃影响公司的业务收入，另一方面，新增数字业务增长不明朗或者需要与既有业务进行磨合、整合，而这些都会通过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反映出来进而传递到其公司价值上。只有当新业务逐渐稳定后，公司价值才会逐步回升，但从长远来看，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业务转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们通过天舟文化主营业务收入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2010~2012年天舟文化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公司价值均没有发生明显的增长，而天舟文化的其他业务和数字化业务转型出现在随后的2013和2014年。2013年，由于受传统出版行业萎缩、教辅新政策的冲击及移动互联网给行业带来的变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天舟文化对其主营业务进行了整顿。一方面，对于效益不佳、效率不高的业务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合，优化了公司的资源结构。比如，摒弃了占主营业务总收入的比重很小且对公司价值影响也很小的教育咨询业务（2013年教育咨询业务收入为209.63万元，占其主营业务总收入的0.64%）。另一方面，公司围绕数字出版与新媒体业务进行战略投资，如收购北京神奇时代项目、研发数字教育出版项目等。又新增了移动网游戏业务，该业务在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高达30.31%。上述这些数字化业务也使公司价值不断攀升。
2.既保留传统出版业务又增加数字化业务公司的收入及其价值分析第二组4家公司的突出特点是，在进行公司主营业务调整的时候，保留了传统出版业务，又增加了数字化业务，而这四家公司在进行数字化业务或其他新业务调整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各异的。比如，大地传媒是在2014年增加了传统出版业务；皖新传媒和中南传媒从2013年开始分别涉足多媒体业务、数字出版业务；凤凰传媒的业务领域则更加宽泛，除了传统出版业务之外，还包括游戏、数据服务、软件、影视等新业务。这些新业务的增加不但拓展了这类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也对其主营业务收入有所贡献。从图3可以看出，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图4中，四家公司的价值大致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即2011和2012年度公司价值较低，2013年开始公司价值逐渐回升。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虽然这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仍处于上升趋势，但如果不能及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调整因传统出版业务受到冲击造成的公司收益下降的局面，公司价值就会有降低的危险。第二，公司价值受到公司选择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机的影响。这四家公司在数字化业务转型过程中行动稍晚。实际上，也是在这些公司的价值下降以后（在2012年度左右），公司才在随后的年度选择了数字化业务以扭转价值下降的局面。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在凤凰传媒的业务转型上。对比图3和图4我们发现，2012年凤凰传媒的主营业务收入相比2011年虽然增长了11%，但其公司价值却下降了近10%。即传统出版业务虽然在短期仍然是凤凰传媒收益增长的主要来源，但传统出版业务收入的增加却没有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成长。随后，2014年在稳固其传统出版发行业务的基础上，围绕数字化这一核心战略，积极拓展省外业务，开展在线教育，投资影视领域，以实现传统新闻出版业务与新兴媒体的有效融合。在这种转型战略的指引下，凤凰传媒在2014年度避免了由于传统出版业务不景气所造成的主营业务下滑。围绕市场环境进行的业务转型不但给公司带来了持续的盈利能力，也因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被投资者所认可。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2
[关键词]数字化；大型企业；客户价值主张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3095
基础设施提供商率先构建了信息骨干网，用于提高特定职能部门的效率和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只有某些行业中的企业（如音乐、娱乐和电子行业）在探索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然而，由于随时随地能够访问在线信息，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发展。进入2010年，互联网和全球连通能力的重心和影响力已经发生变化（见图1）。
1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变革
今天，全球的企业都处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成为巨大的经济资产。据统计，全球上网人数已达20亿人，仅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在2014年就已达到63亿[1]；设备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手机访问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日益增加；社交媒体正迅速成为人们主要的沟通与协作方式。网络、设备和内容的快速融合正无时、无处不在的影响着数字消费。
面对全球数字化机遇，企业管理人员看法各异。有的认为数字化转型关键是优越的客户体验；有的认为不同行业和公司的转型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数字化转型应采取自下而上的变革方式，等等。这些毫无依据的说法实际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刻认识，很可能误导企业负责人做出错误且代价高昂的决策。具体如图2所示：
图2数字化转型的误区和实际情况
数字化转型做得好的企业将从客户满意度提升、公司效率提高和生产效率改进中获得巨大好处。凯捷咨询和mit斯隆管理学院联合的《数字化优势》调研报告显示，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比同行其他竞争者的盈利能力高出26%[2]。客户体验等数字化转型维度的确可以从部门改善开始，但是这些举措很容易被局限在某个单独部门。尤其对于大公司而言，由于内部的职责划分明确，这些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哪怕得到实施也很难在全公司推广。所以，部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是有意义的，但远远不够。数字化转型的精髓在于打破部门局限，围绕客户体验、进行产品再塑流程。
例如：耐克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最初是从中层开始的，将产品设计数字化，采用了大量社会化营销方案，并设计了量身定制的生产服务。这些独立的创新非常成功，但是却忽视了各个互不关联的“孤岛”间潜在的协同效应。2010年，耐克成立了跨部门运作的“数字化运动”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潜能才真正爆发出来。该部门在企业内部提供技术资源、预算和协作，目标在于打造完整的消费者体验，对快速变化的消费偏好做出响应乃至引导。如今，耐克大部分客户服务数字化项目都由该部门牵头，不断地在nike+品牌下新产品。
可见，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对数字化转型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数字化转型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肯定行不通的。因为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综合运用社交网络、移动设备、数据分析来改变传统做生意的方式，这涉及企业的资源再分配体系、管理协调机制，甚至商业模式的改变。
2如何转型
数字化时代，企业应该如何恰当地对待和利用创新的前沿技术？如何让自己的企业建立起“数字化优势”？关键领域包括重新确定客户价值主张（提供什么）和重新规划运营模式（如何提供）。这两组问题可以通过图3所示的渐进式转型阶段而解决。
大多数企业都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侧重于这两个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可以运用新的移动性、互联和信息接入能力重新形成产品和服务、信息和客户的交互，挑战是如何使这些新的客户价值主张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运营模式的重新调整，可以使客户偏好的要求渗透到购买和销售链的每项活动中，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需要整合所有的业务活动，并优化与活动相关的数据管理与追踪方式。
21重新定义客户价值主张
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捕捉客户需求，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转型，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企业转型的新方向。企业可借助信息和数据分析，通过增强、扩展和重新定义三个层面重塑客户价值主张（见图4）。
211增强产品和服务，改善客户体验在所有行业中，企业可通过客户信息的收集与数据质量优化分析，洞见客户的需求，实现品牌差异化方面的特性和服务。比如：美国梅西百货公司曾经展示过一个装有镜子的虚拟试衣间，该试衣间能够以数字化方式捕获顾客试穿新衣服的形象，然后，顾客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在形象上增加一双鞋或者一条围巾，顾客“看到”装饰的形象后，可将数字图像发给好友，实时征求他们的意见[3]。再比如，有些企业在进行销售时，将企业的系统与业务员携带的便携设备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来，客户的基础信息便可自动呈现，客户过去的购买行为也可以自动呈现，甚至客户的未来购买倾向也可以通过数据的分析得出，从而指导销售员有目标地进行推销。而客户的理赔、报价及其他服务也可以在后台运作与流程整合的条件下，通过移动终端在客户面前自动完成。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是把企业的运作完全呈现在客户的面前，自动、迅速地完成企业对客户的销售及服务，完成对客户体验的优化提升。
212扩展产业链，增加收入来源数字内容可以对传统产业链进行扩展延伸，通过寻找新的方式实现品牌差异化特性的价值，增加新的收入来源。比如，传统的唱片业最早感受到数字革命的冲击，由于标准mp3格式的数字音乐的出现，2003―2014年，传统音乐公司丧失了超过35%的收入价值，总收入从120亿美元下降到了80亿美元。但数字音乐现在就比较灵活，比如中国移动的数字音乐基地就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延伸。现在从图书到影视、到体育、到电商，所有传统产业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延伸，而且这个延伸可以快速地促进品牌积累。
213重新定义已从根本上发生价值变化的核心元素社交媒体、移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求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客户价值主张。以远程医疗为例，在信息化时代，医疗设备制造商、医疗服务提供商、患者之间可以合作研制疾病监控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可以向远程医生传送关于患者状况的关键信息，这种通信服务实际比医疗监控设备本身更有价值。再比如现在有一种植入式广告，叫娱乐广告，其实它本身是娱乐的，但里面可以有广告内容。过去的植入式广告，是由故事通过直接对应植入广告。而现在不这样做了，现在是针对一个对象，比如给腾讯做一个形象宣传，可能不会去讲腾讯公司本身，而是通过讲一个娱乐的故事，受众仍然能够对腾讯公司留下印象，甚至更为深刻，只不过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娱乐。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植入广告了，而是娱乐广告。
22重新定义运营模式
企业期待业务的发展、运营的优化、获得数字化优势，这些则依赖于某种程度的新型运营模式（见图5）。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实现运营模式转型的程度与所能实现的效率和生产力改进程度密切相关。
221创建数据供应链，让信息流通起来各类数据技术都在迅速发展，但大多数企业技术的应用仍非常零散。其结果是企业数据普遍难以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要挖掘利用数据价值，就应将数据看作一条流动的供应链，使其在组织内部充分活跃流通起来。谷歌和沃尔格林等公司都已通过开放应用接口采用了这种方法。如今，全球超过80万家网站都在使用谷歌地图tm数据。第三方开发商也能够将沃尔格林处方药瓶上的条码扫描进自己的应用当中，从而更容易地帮助人们再次购买药品。通用电气、万事达卡、脸谱网，都通过创建Kaggle等众包平台，找到了一个汇集全球计算机精英、数学家和数据专家的网络，从而帮助公司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比如寻找最佳航线，或是优化零售店铺位置[4]。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员都有着热忱的奉献精神，甚至可以不付分文。
222整合并优化所有数字和运营元素，利用信息管理企业下一层面，企业可以利用跨渠道、业务单位和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信息与关系，去整合那些提供最高价值的数字信息和运营要素。例如，美国的“庇护所”杂志和meredith广播公司，利用其数据分析，为广告商和其他商业客户创建了针对读者和观众的营销能力，其营销部门与著名的消费品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在社交媒体、移动活动以及传统出版业务中也进行了合作[5]。全球第三大零售商乐购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创新方式利用技术的领导者，该公司通过标准化业务系统在全球快速建立了新店。乐购客户可以在家通过手机扫描产品，从产品清单中做出选择，扫描后的商品被加入到客户的在线购物篮，之后送到客户家中。该业务在推出后一个月内，这种电话购物应用程序被下载了40万次。此外，乐购还提供了用于追踪积分以及查找附近乐购商店的应用程序，一旦客户进入店内，应用程序即可以向客户指出购物清单上产品的通道号码[6]。
23选择转型途径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领域包括重新确定客户价值主张和重新规划运营模式，由此而产生的转型的战略途径主要有三种：其一，注重客户价值主张；其二，注重运营模式转型；其三，就是从更整体和整合的角度，将前两种途径结合起来，同时转型客户价值主张和组织运营方式。在当前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即使在主要采用物理化形式的行业中，企业也不会从“零”开始数字化转型之路。相反，大多数企业已经通过提供交互式网站、更好的客户服务或者更优秀的客户体验而找到了使用数字化信息的方式。与此相似，它们都在培养基础的运营能力，例如在线渠道或数字供应链跟踪。从这个起点开始，企业的战略性转型一般遵循如图6所示的三个路径之一。
对于企业来说，最佳转型途径取决于其战略目标、行业环境、竞争压力和客户期望。在产品实物形式强而且客户对信息的要求不高的行业，例如矿产与挖掘业，企业可从运作的数字化转型开始（途径1）。在其他可以在线或通过移动设备提供新型服务的行业中，例如金融服务业，及早注重客户价值主张会带来直接的效益（途径2）。然而，许多企业，确切地说是几乎所有行业，都需要同时重新定义客户价值主张和运营模式（途径3），以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立即如此行动的企业将具备成为行业领导者的独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无论是全面重塑客户价值主张、转变运营模式还是两者的结合，都需要全面了解并评估多个因素，如：
产品和服务在行业的数字化演进过程中位于何处；
移动性和社交网络的利用水平以及客户的期望；
其他行业参与者的战略举措；
转型每个阶段的整合程度――新的数字流程和旧有的物理流程之间的整合。
3如何实施
企业如何确定最佳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使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积极参与其中？结构化的步骤如下：
（1）识别转型机会，这需通过全面了解行业中的数字化转型而实现。机会的识别取决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或者可能实现数字化的程度，以及竞争对手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客户期望。另外，产品和服务若直接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将会改变客户的交互和协作方式。
（2）重新定义价值主张，这需根据现有客户的购买支付意愿而进行。价值主张的重新定义要求企业寻找新的方式，使用技术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利用新的数字化渠道留住现有客户，并且最终重新定义整个产品和服务系列，以实现数字化的价值。
（3）设计优化的运营模式，这需结合企业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要求进行。思考“如何”交付价值，需要首先了解企业当前的能力和机遇。运营模式的设计应支持客户交互，并将此作为跨渠道整合和供应链协作的组成部分。
（4）执行战略，这需重新定义运营模式，以支持新的价值主张。优化线上线下交互流程，培养数字化执行能力，通过整合供应链、建立互联的员工队伍来实现新的客户交互。
（5）持续改进，这需利用企业的客户洞察力和先进的分析能力而实现。随着新概念的传播，客户的需求与偏好也会随之变化，审视新市场，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技术。通过分析甚至是微细级别上的客户交互能力，企业也须根据洞察结果持续创新。
4结论
任何行业中的企业都面临着重新思考客户价值主张和运营模式的巨大压力。全球大型企业已开始利用自身的技能、规模和影响力优势，向数字化组织转型。在数字化革命中采取主动举措的企业应当这样做：
（1）重塑客户价值主张；
（2）重新制定业务运营模式，有效率、有效益并以创新方式满足新的客户价值主张；
（3）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实现最全面的行业转型。
针对不同的行业、客户的接受程度和企业原有的环境，数字化转型的途径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转型途径都需要在正确的时机运用正确的技能，同时克服企业文化阻力。大型企业应通过数字化转型改进营销方法、提升流程效率、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协作、增进与客户的交流。如果没有抓住新的数字时代带来的机遇，企业将来成功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对于那些能够通过数据运营实施新业务模式，并克服整合运营中各项挑战的公司，将能够在人才、合作伙伴和资源方面赢得先机，并将新的和现有的竞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成为行业领导者。
参考文献：
[1]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统计数据分析[eB/oL].[2014-12-10].http：//wwwchinabgaocom/stat/stats/39422html.
[2]Rueter，thadinternetRetailermacysoffersavirtualfittingroominitsnYCflagshipstore[eB/oL].http：//wwwinternetretailercom/2010/10/12/macys-offersvirtual-fitting-room-its-nyc-flagshipstore.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3
事实上，处理能力、带宽、存储容量等每隔五年提高十倍。这意味着，十五年后，10×10×10，系统性能、速度、效率和容量将达到今天的1000倍。如何实时地利用这些数据，提供更好的洞察，造福世界，这将是我们这代it人的机会和挑战。
从云到大数据，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从iot到量子信息，大家越来越多地在谈论新技术和其背后蕴藏的商业模式。最近，Delltechnologies与第三方研究公司VansonBourne合作了一项调研，面向全球16个国家、12个行业的4000位企业领导，了解其现状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变革的。
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商业市场瞬息万变，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做到在一天中比别人多出几小时，但优秀的突围者却能够做到在1小r中做更多的事。
比如我们熟知的通用电气（Ge），正在变成一家走在数字化转型前沿的公司。其产品设备上排布的传感器正无时无刻地产生着数据，借助大数据分析和应用平台，进一步释放价值。当设备不再仅仅是设备，传统工业领域正经历这样的变革，从物理世界向新兴的数字化世界转型。这种变革在为企业生产效率带来质的飞跃的同时，也在不断引领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
当今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竞争对手似乎总是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行业劲敌，新兴企业一出现就是数字化的，它们一改以往初创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物质条件不足的历史，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自身优势，赢得成功。
研究表明，78%的企业认为新兴企业在当下或未来会对其构成威胁。在过去三年间，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半数以上（52%）企业感受到重大的冲击，全球48%的企业不清楚其所在产业未来三年的发展前景。近一半（45%）受调查的成熟企业担心，在未来三到五年与新兴企业的竞争中遭到淘汰。
传统企业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来自于新兴企业的挑战，同样同行业间的竞争一刻也没有停息。
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在这种压力下，一部分企业开始走上了数字化转型之路，但实际状况比想象的更为艰难。受调查的企业领导者认为，要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中取得成功，企业必须能够做到五点：一是敏捷的创新方式；二是能够前瞻地锁定新机遇；三是能够展现透明度，获得信任；四是能够给客户交付独特的个性化体验；五是始终在线，实时响应。
在接受调研的企业中，只有7%的企业在上述五个方面都做得不错，在全公司层面实现数字化转型；三分之一企业在上述某一个方面做得不错；多数企业都只有部分业务在考虑和实施数字化，73%的企业承认其整个组织机构内的数字化变革需要进一步普及。
约六成的受访企业都无法满足客户的最高需求，比如更安全、更快、全天候访问服务和信息。近三分之二（64%）的企业承认无法实时对情报做出反应。
可见，传统企业放下传统想要跻身技术前列，但他们遇到的问题远比天生具备数据化基因的新兴企业要复杂的多。因此传统企业需要更多的咨询和更为全面的业务流程、管理、乃至深入企业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改造。
找准你的数字化转型坐标
想要为改变赢得一个良好的开局，首先是了解自己的处境。
VansonBourne设计了数字化转型指数，这是一项作为评价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指标体系。根据企业数字化型的进展程度，将企业分为五个级别：（1）数字领导者；（2）数字化采纳者；（3）数字化评估者；（4）数字化跟随者；（5）数字落后者。分别定义如下：
数字化领导者：数字化领导者。
数字化采纳者：具备成熟的数字化计划、投资和创新。
数字化评估者：谨慎并逐步接受数字化变革，为未来做规划和投资。
数字化跟随者：数字化投资非常少，初步开始规划未来。
数字化落后者：没有数字化的计划，采取的措施和投资都很有限。
这次对全球4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是，5%的企业可以称为数字化领导者；数字化采纳者占到14%；数字化评估者占34%；数字化跟随者占32%；数字化落后者占15%。
企业可针对自己的情况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同时按照坐标的指南找到相应的对策。
加快数字化转型的他山之石
从调查数据看，73%的企业认为需要有一个集中化的技术战略；66%的企业认为it基础架构和数字化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加大投资；72%的企业正在扩张软件开发能力。可见，技术战略、it基础架构、数字化能力、软件开发能力，是大家努力的重点。
未来三年，企业重点投资的技术包括四个方面：融合基础架构；超高性能计算（包括闪存）；数据分析与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湖泊，DataLakes）；以及物联网技术。
数字化转型早已经不只是it层面的事情，而是董事会和更广泛的部门都在考虑的事。一部分企业甚至根据数字化战略重塑业务关系，和谁做生意？如何分配预算？如何调整组织架构？都会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因素。
例如，有些企业通过跟新兴企业合作，实现开放式创新，甚至通过并购或合资从新兴企业获得数字化技能；有些企业分拆出一部独立的部门开展数字化转型，以便更加敏捷；有些企业有专门的执行委员会评估数字化转型的进展。等等。
如今，各行各业，数字化创新如火如荼。零售企业正大量依赖客户数据，通过强大的、全新的分析技术，实时洞悉时尚前沿，设计最受市场欢迎、顺应潮流趋势的产品。在保险和汽车行业，新型遥感探测技术可提供有效信息，使管理者能够更具体地评估驾驶行为，并将此信息应用于政策定价和汽车设计。
十年前，有健康意识的公民就给口袋上别上了健康检测器，用于计步。牛仔裤还仅仅是牛仔裤，现在，Google和Levi’s有项合作，目标是开发互动服装，功能就像是一个开放的it平台。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4
一、指导思想
以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文化强区为指针，加快有线电视数字化步伐，不断丰富全镇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广播电视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作用，为建设“数字州”作出努力。
二、工作目标
按照区委区政府用二年时间实现全区30万户用户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的目标，结合我镇实际，按照成熟一批，转换一批的办法，计划年转换单向数字电视5000户到6000户，若时间允许，适当再增加转换数量，其余安排到年。确保二年内完成全镇9860户单向数字电视用户的转换目标，让全镇人民及早享受数字化文化生活。
三、工作部署
1、宣传发动阶段。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工作面广量大，涉及千家万户。因此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和调查座谈，在此基础上制订实施方案，召开由村支书参加的全镇数字电视转换工作会议进行部署，统一思想，形成合力。
2、试点阶段。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涉及大量的机顶盒安装调试、用户数据录入、部分用户增值业务的办理等后续服务工作，为了积累工作经验，以便顺利开展整体转换，因此在年3月初，把张东周村260户用户作为试点率先进行，试点工作具体由广电站负责操作。
3、全面推广阶段。在完成张东周村试点转换的基础上，对网络条件好的行政村实施整体转换。年要完成单向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行政村有南二、南一、东二、东一、岐西、合一、卢一等7个村5500户，若时间允许，再增加嵩一、西城、东城等3个村。每个村整体转换的具体时间由广电站安排。
四、整体转换方式及相关政策
1、整体转换方式采取现场办理和用户到广电站服务窗口办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了考虑整体转换的工作量，以用户到广电站营业厅窗口办理为主要方式，机顶盒安装以用户自行安装为主与上门安装相结合进行。上门安装的承诺用户在7个工作日内安装调试完成。办理转换手续时，用户须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和有线电视用户证原件（三证姓名须统一），填写好业务受理单，在册的居民用户和非在册的居民用户需先缴清当年的视听维护费。
2、整体转换的相关政策
（1）对于正常缴费使用的有线电视在册居民用户，可得到赠送的一台基本型机顶盒和一张智能卡作为主终端，第二台（含）以上机顶盒和智能卡由用户自行购买，即若支付500元可再配置一台基本型机顶盒，并开通数字直播电视套餐（含服务预存费480元）。对于非原有线电视在册的居民用户（即新开户的居民用户），享受原有线电视在册居民用户的整体转换政策，且直接办理整体转换手续，录入BoSS系统，成为数字电视用户。
（2）对于一般的在册和非在册的商业用户及单位（含宾馆饭店、机关企事业单位、店面房、商店、办公楼等），所需机顶盒和智能卡均由用户自行购买。
（3）原先通过市场推广模式发展的数字电视用户（含单、双向），因属于提前整体转换的对象，在本次整体转换过程中不再免费赠送机顶盒和智能卡。
（4）对未整体转换的居民用户赠送机顶盒政策对未整体转换的居民用户，在订购了一年48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可赠送基本型机顶（含智能卡）一台；在网络条件许可情况下，在订购了一年70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可赠送增强交互型机顶盒（含智能卡）一台；在缴1000元以上的预存费的同时，订购了一年48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可赠送增强交互型机顶盒（含智能卡）一台。
（5）对在册和非在册的商业用户及单位购买机顶盒政策在现行的资费条件下，基本型机顶盒（含智能卡）售价500元/只，如果同时订购了一年48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则可获得赠送的250元服务预存费。在网络条件许可情况下，用户要购买交互型机顶盒的，增强交互型机顶盒（含智能卡）售价1000元/只，如果同时订购了一年70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则可获得赠送的500元服务预存费；高清交互型机顶盒（含智能卡）售价1500元/只，如果同时订购了一年70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则可获得赠送的500元服务预存费。
（6）遥控器及智能卡
基本型遥控器售价10元/只，学习型遥控器售价30元/只。整体转换时，用户可免费得到一个基本型遥控器，如果用户需要学习型遥控器，则需补差价20元；对订购了一年480元以上的数字电视增值业务的机顶盒，可优惠配置或调换一个学习型遥控器（机顶盒和遥控器必须一一对应）。每个机顶盒都免费配置一张智能卡，因人为损坏或丢失需要购买，每张100元。机、卡采用一一对应，因此，更换后需要进行机卡配对。
（7）居民用户主、副终端界定及账户管理对于数字电视居民用户，多台机顶盒有主、副终端之分，主、副终端共用一个账户，待条件成熟后，改变原来模拟电视先看后付费为先付费后看电视的管理模式，账户的余额为预存费概念（即不区分视听维护费和增值业务费），将根据每个机顶盒开通的业务费总和按月扣费，扣完为止。
居民用户主、副终端的界定是：第一台机顶盒作为主终端，需缴视听维护费，第二、三台作为副终端，第二、三台暂免收视听维护费，第四台作为主终端，需缴视听维护费，同样可用两台作为副终端，以此类推。非居民用户不存在主、副终端的界定，一律以实际开通的机顶盒业务计算视听费及其他费用。
（8）其他政策数字电视基本服务：为48套直播频道、“州资讯”数据广播、若干套调频广播。。数字电视用户的视听维护费，过户、移机费，报停、开通、开户费等，在新的物价政策未出台前，按原政策执行。对最低生活保障户、特困户等政府规定的特殊对象，整体转换后，基本收视听维护费按有关政策继续给予一定的优惠。数字付费频道、互动点播、商务娱乐等非基本收视业务为数字电视增值业务，收费实行市场定价。数字电视订购服务，用户根据资费表按市场原则自愿定购。
五、工作要求及措施
1、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有线电视数字整体转换已列入区委区政府的年度实事工程之一，全镇有线电视整体转换工作要以区委区政府的精神为指示，在镇党委、政府及区广电台领导下开展，各行政村、单位也要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积极配合，在转换工作中予以支持，广电站作为具体的实施者，要未雨绸缪，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5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党建为统领，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双师团队建设有突破，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专业建设成绩较突出。
近三年来主要工作：
1.完成“2014年山西省职业教育重点专业建设项目一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项目建设及验收工作，主持课题“基于三新教学理念，校企四共信息技术技能人才”，荣获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2019年；
2.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做好信息技术专业群顶层设计，完成“山西省职业院校高水平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工作。2019年；
3.作为项目主要实施人，完成“全国第三批现代学徒试点”及“山西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工作。2018年我院与昆山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建成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校企双方共同修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2018级现代学徒制班教学工作正在按计划实施，有关教学资源校企双师共同制定中。2018年9月起；
4.在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领导下，作为主要负责人，承办“山西省第十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技能大赛，我院以“技术精湛、组织严密、周到服务”组委会肯定、同行好评。我院本赛项荣获团体“一等奖”。2019年11月；
5.成功申报1+X制度证书试点2项，电子商务数据分析、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2019年12月；
6.积极相应山西省大数据战略，探索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大数据战略是我省破解资源型地区创新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201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了23条“真金白银”政策支持发展数字经济。百度（山西）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项目等一大批项目已列入山西省2019年大数据领域重点推进。2019年12月2日，省委书记楼阳生深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调研时指出，建设数字山西，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希望百度加强与山西企业的合作，拓宽应用服务领域，为建设数字山西、打造数字政府作贡献。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人文环境，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2019年，信息工程系抓住机遇与山西威尔达安迪科技有限公司在百度数据标注领域开展合作，在2018级云计算、大数据部分学生实施引企入校、工学交替人才培养。
7.贯彻“网络强国”战略，落实山西省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在5G领域，探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6
【关键词】大数据；科技期刊；数字化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高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从西方到东方，从硅谷到北京，大数据的概念正被不断地传播与推广，大数据无疑已成为新技术与和产业聚焦的热点。因此，顺应时代形式、力求创新发展无疑是科技期刊的必行之路，以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契机，加快推进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乃是大势所趋。
1大数据与数字化出版
1.1大数据
1.1.1大数据的发展历程
“大数据”一词首次被提出是在2011年有关机构的研究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驭》之中。这份报告研究了数据和文档的状态，同时分析了处理这些数据能够释放出的潜在价值。此后，iBm、甲骨文、emC、Sap等全球it巨头纷纷把长期部署的海量数据设备、数据分析、商务智能等硬件、软件与服务以“大数据”这一概念推向战略前沿。大数据发展历程如表1所示。
1.1.2大数据的涵义
大数据（BigData）又称为巨量资料或海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咨询。大数据具有4V特点，分别是海量化（Volume）、多样化（Variety）、快速化（Velocity）、和价值化（Value）。这些特点预示着大数据将改变目前“it”架构，将信息界变革的重点由“t（技术）”转向“i（信息）”，以形态多样且富有价值的数据为主体，借助一定的技术，分析得出大量额外的有价值信息和数据关系，帮助指导人们优化自身的决策和行为方式。
1.2数字化出版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数字化出版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用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出版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文化形式，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都应在网上完成，是融语义信息、听觉信息、视觉信息、行为信息、符号信息于一体，突破时空、学科、语言的限制，将期刊带入一个超立体空间和多维的环境。数字出版包括了三层递进的含义，基本上反映了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从低到高的演进过程，见图1。
2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面临的机遇
2.1.1有助于期刊出版模式多元
当前，虽然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已开发打造，但所提供的资源形态一般仅为文字或者图片，相对较为单一，同时也尚未建立资源之间的关联性。大数据环境下，科技期刊编辑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搜寻与分析，聚合优质资源，并利用数字出版技术、信息技术、知识挖掘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了解学术前沿情况，发现研究机构及相关作者的研究现状，进行更深层次的选题策划和组稿，并“协助”各类编辑软件对日常稿件进行筛选、选择审稿专家、、规范基本格式、校对等，快速完成资源的优化，为用户提供多维的资源服务。科技期刊将改变以往以书、文献等为单位的粗放型生产模式，转而强调科研全过程的发表，为作者提供深入的知识服务，实现科技期刊跨学科、跨行业、多角度应用以及多媒体展现。
2.1.2有助于期刊品牌价值提升
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分析能够成为科技期刊质量管理、规划和决策等提供对维度的支持，有助于科技期刊品牌价值的提升。要善于利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科技期刊编辑根据对用户行为大数据的全面挖掘和分析，了解用户的关注点和知识需求，预测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展示学术前沿、热电等，为编辑筛选、评判稿件提供学术依据和技术职称，从而进行针对性约稿，开发学术前沿与热点的专栏等，解决科技期刊内容创新度不高的问题。同时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可以了解作者近期的研究方向，推测遇到的问题，实现数字期刊的精准推送，一方面提高期刊论文的引用率，一方面培养作者群，扩大期刊的流通范围，均有助于科技期刊品牌价值的提升。
科技论文出版周期长、流通环节不畅、时效性差等问题不仅广被诟病，更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的认定、传播和利用价值，以及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流程的优化，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缩短论文的出版周期。大数据时代，作者、编辑、专家等的信息传输和决策行为均纳入了数字化管理轨道，并与中外公共文献数据库实现了链接与共享，这使期刊编辑中的数据互通共享、数据计算分析及数字化作业成为可能，将对优化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流程提供帮助。科技期刊编辑智能型办公系统将以多维度数据为基础，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计算工具，以达到减少重复劳动和简单劳动，提升编辑质量与效率，缩短审稿周期，从而最终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2.2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
2.2.1保密工作更加复杂
当前，科技期刊发展进入数字出版时期，期刊编辑出版的数字化程度日益提高，投稿、审稿均已实现网络化，开放存取平台（如万方、维普及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日益完善，覆盖的期刊种类日益增多，国际检索系统收纳的中国科技期刊类别也越来越多，同时，媒体融合态势明显，网络平台种类增加，普及到数据库、期刊网站、手机平台等，特别是数字优先出版模式的出现，更是加快了科技期刊的出版速度。在学术指标评价方面，论文作者的学术指标往往以文章公开发表数量、原创性以及是否被ei、SCi等检索为职称评定的关键指标，科技期刊则以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引文率、反应速率、期刊他引率、期刊被引半衰期等为指标，这些都是以科技期刊能够网络出版、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为前提的。这就直接导致期刊发稿时效加强，科学研究原创性成果上网周期缩短。如果存在科研机构作者保密意识不强，科研成果定密标准认知不一，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保密审查不严，即使单篇发表作品看似没有泄密，但在大数据分析技术下，泄密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2.2.2期刊数字化建设水平较低
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虽然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与国外同行业相比，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产业仅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数字化建设水平阻碍了大数据在科技期刊业的应用。目前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为网络传播，加快推进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将有效促进国内外用户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通过积极向国外同行、国际重要检索机构进行推送，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然而目前，国内很多科技期刊编辑尚对数字技术认识不足，局限于现有的出版模式。同时，科技期刊编辑的数字技术水平也普遍较低，缺乏推进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主观愿望。
在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论文的发稿时效和稿件审稿编辑周期都将大大加快，对期刊编辑和身高专家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了更高的挑战。因此各个科技期刊编辑部不仅需要建立一支能适应新环境的具有高素质的编辑队伍，还需要一批乐于奉献的高水平审稿专家队伍，在新的大数据环境下，需要作者、编辑和审稿专家协同努力，以适应新的编辑环境。
3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对策
3.1以发表优质稿件为宗旨，坚持推进期刊数字化建设
中国传统的科技期刊还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想在内容、管理等方面实现数据化运作，首先必须彻底推进期刊数字化。科技期刊编辑应主动顺应这一潮流，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推进期刊的数字化改革进程。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站在战略高度，认识到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时展的必然趋势。科技期刊编辑要不断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主动寻找适应数字化出版需求的运营管理模式，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出版业做出贡献。但主动迎接大数据给予的发展契机的同时，科技期刊的定位应该是做优秀的内容提供商，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应认清并巩固自身的核心价值所在，坚持优质稿件的办刊理念。已经起步的数字型编辑普遍存在重技术、轻内容质量的问题。对于大数据的分析使用始终无法代替文化产业属于人的精神创造活动，编辑只有对文字内容资源，包括稿件的收集、编辑加工、知识体系的分类等进行整合和管理，坚守角色定位，专注内容质量和价值提升，大数据才能在科技期刊业得到科学利用和持久发展。
3.2以保密管理为抓手，坚持贯彻期刊保密审查制度
一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依据《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原则和要求，加强期刊保密审查和监督工作，促使科技期刊出版单位落实保密制度和保密责任。二是，期刊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要在日常管理中健全保密管理、严把保密审查、加强保密教育，通过物理隔离和定期检查等做好稿件各环节的管理，加强对编辑人员的保密警示教育，针对保密审查中发现问题的稿件，要禁止编辑或其他人员通过任何渠道获得或传播稿件。三是，期刊编辑人员要高度重视。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会保密、善保密的坚实防线，应在日常业务中学习保密法律法规知识，牢固掌握保密的相关规定和业务技能，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保密意识认真贯彻执行保密审查制度。
3.3以传统编辑为基础，坚持提升编辑人员信息素养
首先，科技期刊编辑要搞好选题策划，除了通过参加会议与专家交流获得选题外，还要善于挖掘和借助行业创新库，实现信息的获取、存取、交换、传递和应用，运用技术手段挖掘优质作者、寻找创新点及热点等。其次，科技期刊编辑要搞好稿件审读。编辑虽然不能对工作中涉及的专业领域做深入研究，但应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科技期刊的编辑可以借助各类信息平台为专家提供辅助审读依据。如编辑可以根据期刊自身要求，将是否具有创新点作为投稿必要条件，并借助平台提取稿件的创新点。第三，科技期刊编辑要借助大数据平台搞好期刊营销。编辑要运用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包括数据库、网络、多媒体等计算机应用新技术）将出版物中的文字视为信息符号，将文章进行碎片化处理，得到文章的标题、摘要、创新点、关键词、主要内容、潜在用户等信息。期刊编辑按照不同终端用户需求对碎片进行打包和再加工，通过计算机技术完全能够针对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完成对这些信息符号的不同处理，最后推送给各类终端用户群。
【参考文献】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7
关键词:数字化供应链;产业升级;动力机制
在中国信息通信信息研究院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中提到，2019年的全球产业数字化占全球GDp的35%，我国数字化经济产值占GDp的29.9%。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步下降6．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网上购物娱乐、网上教育培训等数字产业迅速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3．2%，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由此可见，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我国政府在各类工作报告、政策文件中也多次强调“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现有的数字化成果进行了检验，得益于我国雄厚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多数企业在受到疫情冲击期间通过远程办公、线上销售、线上培训等方式来降低损失。但是一些行业如传统零售业、传统制造业仍面临供应链断裂、停工停产的风险，以及订单大幅下滑等问题。尽管大多数企业可以利用远程办公来开展临时工作，但是对于生产运营等核心环节，制造型企业无法利用实时数据进行调整及优化。疫情加速了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运营习惯的养成，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在新冠肺炎疫情与市场营商环境恶化的双重打击下，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节奏和资源投入策略都发生明显变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从“可选项”过渡成为“必选项”，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数字化背景下制造型企业运营环境的新特点
(1)消费场景从实体环境向虚拟环境转化，传统的企业业务流程多发生在实体空间，交易双方的连接要素相对稳定，生产企业根据目标客户所在地区进行选址布局、配送优化，但是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消费者不再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从而拥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客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也更加趋于个性化。(2)企业的组织目标从聚焦核心竞争优势转向与其他企业合作共生。面对日益细分的产品市场，不论是新产品研发还是产品生产流程，单一的企业或部门无法覆盖整个产品的业务流程，企业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越来越依托其所在的生态系统。(3)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运营环节的支持作用明显。产业数字化不同于传统的信息化，信息化主要侧重于业务流程的改造，数字化则是侧重于企业的每一项业务，要求供应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时集成和畅通各项数据信息，能够通过及时高效调整实际业务流程，极大地减少各项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损失，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
2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
2．1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良好的基础
佛山市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基础，供应链完整齐全。以美的为代表的家电制造业已经依托信息技术，建立开放式的研发平台，推进研发模式创新;以嘉腾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以工业aGV为切入点，已经具备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数字化运作体系，根据客户需求推出新机型，并且在逐步探索产品设计与关键工序的智能化管控，推进产品线的数字化建设。2．2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因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市场的冲击，我国各类企业出现停工停产潮，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据统计，我国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在2019－2020年度出现需求急剧下降，为了持续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我国在2020年正式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佛山市政府也相继出台《佛山市“智能制造、本质安全”示范企业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政府文件，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定向减税、定向补贴等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灵活的货币政策也能够维持货币的流动性与经济稳定发展。
2．3国内消费升级和投资创新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新的市场
我国市场规模广阔，消费需求具有多样化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线上零售额达到117601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线上零售额达到97590亿元，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4．9%。消费能力的提升带动消费升级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双循环的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内外供需匹配的壁垒被打破，一些具备本地市场效应的商品倒逼供给结构与质量的改善与提升，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3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选择与应用
3．1ai算法在库存环节中的应用
ai算法和分布式计算、概率预测、多种库存策略等相结合，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的数据，对仓库内的上架作业、补货作业、拣货作业、库存盘点进行优化支持，对常规产品、呆滞品、易腐品、促销品等不同类别的产品，提供针对性地库存解决方案。此外，还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指导企业在合理库存状态与达到预期最优服务水平之间取得平衡;通过优化调拨方案，实现货物在前置仓和区域仓之间的合理分配，提高企业运输效率，提升用户体验。
3．25G技术在生产制造中的应用
5G可以通过无线覆盖，使企业的产线快速重组，保证各类机器之间的互联，主要适用于需要精密时间控制和流程控制的任务，同时使生产现场环境、物料、人员、设备信息在指定区域内实现实时通信。通过5G网络替代现有的有线连接后，企业产线部署更加灵活，基本可以实现柔性制造，数据的安全性也得以提高。5G与边缘计算技术结合可以在遇到突发且持续的流量激增情况下，解决带宽、速度和安全的问题。通过运行边缘计算的摄像头、传感器、智能手机等各类终端应用产品，边缘设备可以向云计算中心发送处理过后的有用信息并自动删除无用数据，减轻网络的传输压力和企业在云计算中心的存储成本。图片来源:未来智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案及应用》。
3．3区块链技术在质量追溯体系中的应用
在产品加工环节，企业采用高清工业相机进行产品缺陷识别，例如通过三维成像系统应用于批量产品加工、重复性产品外观、尺寸监测等场景，在工位上下料环节还可配合机械手定位引导，将前端采集的图像传输到后端大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在一些核心部件的传统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生产加工各环节的信息录入不全，很难确定最后的产品瑕疵来源或产品质量责任的归属，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构建产品的质量追溯体系，保证生产环节的每个过程数据信息都录入区块链账本，据此对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的质量检测与管理。在后续的使用环节一旦设备发生故障，可以依靠后台存储的过程数据，快速排查故障原因，给出维修建议和人员安排。
3．4aR技术在分拣、配送环节的应用
近年来，物流行业中已有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Reality，aR)的应用，在仓储管理中用于订单分拣，可以通过在视觉环境中使用箭头导航指引员工到具体的捡货位置，系统提示需要拣选的货物数量，解决分拣和订单复核的难题;在配送环节，aR技术可以优化配送路线，准确显示路况信息，协助对配送件进行编号检索，提高配送效率。
4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
虽然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枢纽，佛山市制造业也处于全国制造业先进地位，但是由于在高端制造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数字技术架构仍然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因此，佛山市制造业在产业迭代、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方面限制了市场需求，不足以满足用户体验创新的需求。从长远发展来看，需要从以下几点提升。
4．1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例如汽车产业的数字化需要依赖于能源互联网、智慧车联网，以及相应的交通设施，虽然我国5G网络规模位居世界首位，但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成熟度和先进性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有不少差距，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制约环节。
4．2创新数据治模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将数据纳入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在过去几年间，大数据展示出创造经济价值的巨大潜力，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发展阶段，要积极探索数据的治理模式，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的结合，整合利用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的数据，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利用。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找准数据共享、数据保护、数据利用的立足点和平衡点，既保护数据主体信息安全，又发挥数据的价值，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找到技术赋能的途径。
4．3推进数字型人才培养
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具数字技术知识和业务操作能力的人才较缺乏，因此，在寻找数据化转型的切入点、流程优化关键点、产品服务创新点等方面缺乏运营管理的新视野新格局，难以推动数字化模式下的流程重构与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应着力于吸引数字人才的集聚，打破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壁垒，为数字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平台支持。
4．4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机制
当前主要是一些金融类的企业或是小微企业从事相关数字技术的运营管理，各类主体地域布局分散，资本的集聚能力较弱，带动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机制不完善。因为数字化转型需要考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项新技术，对于各项数字技术的政策边界尚不清晰，一些数字化产业也存在缺乏监管和引导的状态。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必须立足于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对制造业数字化进行规划设计，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细化相应的数字产品供需发展计划，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开展。
5结语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8
趋势一：全球银行业经营环境恶化，国内银行业亟待破局
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银行市场经营环境持续恶化。金融危机后，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欧洲经济停滞不前，导致全球主要银行市场收入增速显著下滑，收入平均增速仅为5%左右。2011年到2014年在发达市场，只有北美银行业收入保持增长，为8%，西欧零增长，其他发达市场则为负增长。在新兴市场，中国的增速由23%降至14%，但还保持两位数增长，而亚洲新兴市场、拉美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增速已降至个位数。全球银行业Roe水平则从2008年至2014年连续7年低于10%。监管的整体趋严对银行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全球银行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14年达到了12.6%，相比2007年增长了52%，银行业普遍高度关注资本使用效率与资产质量。
传统运营方式下的中国银行业举步维艰，亟待破局。中国银行业同样面临着艰巨的发展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步入恢复、调整和变革期，中国经济则进入增速换挡和结构转型升级期，GDp增速由2010年的10.6%稳步下滑到2015年的6.9%。金融生态也相应发生变化，竞争加剧，监管趋严，新的经营环境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和更为艰巨的发展挑战。而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提速，给国内银行的盈利模式带来极大挑战，传统的息差盈利模式难以为继，利润增速骤减。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17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速为12.8%；2014年降至个位数，只有7.7%；而2015年仅为1.9%。零售业务方面，由于数字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很多业务还需要依靠实体网点、理财经理、柜员得以完成，租金水电与人工成本逐年递增，大部分网点已无法实现盈利，而且业务流程冗长繁琐，严重影响了客户体验。由于缺少数据分析与场景化融入能力，产品的客制化程度不高，销售方式单一，很难获得客户的认可。
对公业务方面，信贷业务以传统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为主要支撑。而传统行业处于增速放缓，去产能转型阶段，使得银行的不良率攀升，利润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先进的风险分析技术，很难应用大数据从新兴产业与中小企业中识别优质客户。且由于数字化技术不足，无法全面对接企业的运营管理系统，难以掌握企业的真实风险与需求，导致不良逾期高企，利润严重下滑。
趋势二：借助金融科技，新进入者分解蚕食传统银行业务
全球银行业的收入与利润正在被金融科技企业从各垂直领域分解和蚕食。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JamieDimon警告说：“硅谷已加入战局。数以百计的新创公司带着人才与资金投入研究传统银行的替代方案……”。举例说，paypal、Square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颠覆了传统支付模式，以LendingClub、Kabbage为代表的线上借贷企业颠覆了传统的消费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模式。预计2025年颠覆创新式金融科技企业可能使银行收入在消费金融领域降低40%，支付领域降低30%，中小企业贷款领域降低25%，财富管理、房贷等领域也将受到显著影响。
中国以蚂蚁金服、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领军企业也对传统银行业务产生了巨大影响，截至2015年末，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渗透率已达36%，用户数将近5亿人。互联网金融从存、贷、汇等三方面撼动了传统银行业务的根基。
存：大量银行储蓄存款搬家到互联网理财。2015年存款搬家达到2万亿元，较2014年的9000亿元，增长超^1倍。其中，余额宝的规模两年内增长3倍，达到6207亿元。占到2014年全年储蓄存款增量的9.5%，2015年储蓄存款增量的6.8%。贷：互联网信贷井喷式增长。2015年p2p网络贷款的交易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占全年银行系统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的35.6%。
汇：第三方支付全面抢夺银行阵地。2015年第三方网络支付超过11.8万亿元，移动支付超过9.3万亿元，总计占全系统银行卡消费额的38%。
新进入者往往聚焦某个细分市场，基于移动端创新技术手段在成本与客户体验方面做到极致，超越传统银行。其技术发展趋势和业务拓展范围也已经从零售业务，如个人理财、消费金融、支付等，逐步扩展延伸到对公业务，如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机构资产管理等。
趋势三：全面数字化时代，客户行为发生根本性改变
移动端服务兴起，客户行为由线下向线上转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客户行为由线下逐渐转移到线上，利用数字化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主流。麦肯锡的一份市场调研显示，有83%的消费者希望出门不必带钱包。2015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量超过400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了2倍以上，在美国以数字方式进行现金或支票付款比例，两年内增长了5倍。全球数字渠道同比增长5%～10%，领先的数字银行2015年客户渗透率已经达到92%，即92%的客户已转为通过数字化渠道办理银行业务。其中手机银行渗透率为61%，网上银行渗透率大于80%。
客户对于金融服务的期望和要求日益增加，对于银行在全渠道体验、定制化内容、智能数据、实时、便捷及移动等方面的服务，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客户体验已经成为全球银行Ceo最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些领先银行已经率先将改善客户体验上升到了战略重点，并快速付诸行动，赢得市场份额。如欧洲某领先银行率先通过数字化流程改造，将银行开户时间从7天缩短到7分钟，抵押贷款审批从800分钟缩短到80分钟，解决了客户痛点，优化了客户旅程。
趋势四：新技术快速发展，传统银行业面临重大转型机遇
颠覆式技术给银行业带来重大转型机遇。大数据、云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成熟有力地推动着银行提升数字化业务能力和客户体验。新技术孕育了金融服务的民主化，推动金融科技公司迅速崛起。而银行也同样可以轻易获得或者发展类似的技术，强化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如区块链技术，其去中介化的属性可以帮助银行推动底层技术的革新，实现高速的资产认证与转移，一改交易高成本、慢时效、体验差的传统作业模式。银行借助大数据与高级分析，可以精准判断客户需求类型，提高销售、服务效率，深挖客户价值。利用云技术，可以为银行提供更低成本、高效率的财务和运营管理支持。
领先银行都已积极开始新一代技术布局。麦肯锡的一份国际银行业调研数据显示，领先银行将税前利润的17%～20%投入颠覆式新技术的布局，支持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银行通过自建、并购或者投资合作，获取最新的科技洞见，掌握最尖端的科技应用。具体做法包括：建立金融科技基金，投资区块链、大数据、比特币、云平台、p2p、移动支付、线上贷款、智能投顾等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内部的创新中心，投入新技术的研发和孵化。
以区块链为例，全球40多家领军的金融机构已加入R3区块链联盟，共同探索未来区块链的潜在应用模式及标准。包括巴克莱银行、Bmo金融集团、瑞士信贷银行、澳联邦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外贸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道明银行、瑞士联合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富国银行等。2016年5月，随着第一家中国的机构――平安集团的加入，R3联盟全球成员数达到44个。
趋势五：银行业进入4.0时代，需要重塑新的商业模式
银行业迈入4.0时代，蓝海市场机遇无限。随着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银行业正在全面迈入第四个重大发展阶段，即数字化时代（银行业4.0）。推动数字化银行演进的根本是新技术的应用，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实现了人与机器的智能结合，将银行的产品与服务无缝嵌入到客户的生活与工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服务，打造最佳客户体验。（见图1）
未来十年，我们将见证在技术创新推动下近24万亿美元规模的一体化移动生态系统的繁荣。客户将在移动终端解决生活、工作中的所有问题。对于客户，各个行业的边界，由于智能移动终端的一站式服务，将变得模糊。支撑这一移动生态系统的正是大数据、智能分析、分散式总账等新技术。
争抢24万亿美元蓝海市场的主要竞争者来自电信业、零售业、银行业以及数据公司。与其他行业相比，银行业的重要优势在于过去积累的数据基础以及通过口碑、网点、工作人员与客户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劣势则来自于外部趋严的监管环境以及内部僵化、反应迟缓的机制体制。
未来竞争格局下，银行的商业模式可能会衍生出四种类型。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成为赢家，市场参与者有两个可行的方向。一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迅速拥抱互联网/数字技术拓展业务领域，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搭建较为完整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二是成为专业服务商，通过效率、成本、专业化来聚焦制胜。具体而言，可能会衍生出以下四种商业模式。模式一：全面数字化的全能型银行这类从业者能够以多种出色的数字能力提供传统金融业务，包括基于数据的洞见与分析、数字化营销技能、精简高效的数字化流程以及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文化氛围。模式二：生态圈的营建者此类从业者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多重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构建较为完整的互联网生态圈，并成为生态圈的拓展者。生态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而金融中介业务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比较典型的案例如蚂蚁金服、平安集团等。模式三：细分市场的深耕者这一类参与者通常聚焦于某一细分领域，提供高度精简化与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捷克的airBank可称为银行业的极简主义派――只向客户提供传统的活期（关联信用卡）、储蓄、现金贷款这三个业务，所有业务都能在手机、互联网等移动终端办理。荷兰inG直销银行（inGDirect），只提供结构非常简单，易于理解的产品。除此之外，还有聚焦独特细分市场的数字银行，如意大利的CheBanca、美国的SimpleBank、葡萄牙的activoBank以及英国第一家手机银行atom。模式四：专业的规模供应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供应与运营端正进一步趋向标准化和商品化。因此未来将出现专业的规模供应商，即通过效率、成本和专业化来制胜。
中国银行业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麦肯锡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及金融行业的大变革时期，中国银行业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见图2）优化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在优化资产负债表，提升盈利性上已取得不小的成果。但与国外领先银行相比，国内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主要不足在于表外资产占比高，表内资产以信贷，尤其是对公信贷为主，负债过度依赖同业负债等。国内银行应检视现有资产负债结构，明确
优化调整方向，通过考核激励机制引导经营机构落实。
大力发展特色公司业务。建立行业专业化能力，做强交易银行、投行业务，发展金融C构客户是未来银行对公业务的主流方向。银行应建立明确的行业细分，通过行业聚焦，做精做深若干行业的企业客户，形成强大的行业服务能力。成为行业大客户的主办行，甚至核心银行，通过多元化业务不断加深客户服务深度，为银行创造更多价值。做强交易银行、投行业务。投行业务和交易银行业务是领先银行推动公司银行业务转型的重点，国际领先银行经验表明，其收入贡献可以达到公司银行业务总收入的80%左右。发展金融机构客户。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客群，2015年，在全球银行CiB业务（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中，金融机构客户贡献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收入，占银行CiB收入约25%。
强化金融市场业务。中国金融市场正逐渐成熟，银行面临市场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打造专业化产品中心，尤其是固收FiCC类、避险类（汇率、利率）等业务，实现金融市场向代客业务转型是未来5年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核心。
超常规发展零售业务。金融危机后，国际领先银行零售收入快速发展，并保持相对高位。相比而言，中国银行零售收入占比较低，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而中国城市的富裕人群正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62%的城市人口将达到大众富裕及以上水平，给消费金融与私人银行业务带来巨大的发展商机。而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的服务客户还将扩展至长尾客户，县域及农村市场将得到充分关注，可择机拓展。
发展重点区域。中国金融总量在各省市分布极为不均，增长也不再是全面增长，而转为局部增长。国内银行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制定自身的核心区域战略，大幅提升重点区域市场份额，形成差异化的比较优势，打造额外的增长潜力。
做强互联网金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各类金融科技的涌现，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机遇，银行应借势做强互联网金融业务，大幅提升获客能力、提高市场估值。具体可重点关注四方面机遇：即以客户为中心的多元化服务，随时随地的客户体验，全面数字化的银行运营，以及“金融+非金融”生态圈。
做强资产管理。中国资产管理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增长机遇，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资管”规模将达到约18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资管50万亿元。且资管业务Roe高，收入稳定，中国银行业应跟随市场增长，做强全行“大资管”产品平台，打造稳定的收入流，同时服务零售、公司、同业客户，提高客户粘性。
择机开展并购。在当前银行业内生式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境内外上市融资、综合化金融布局、国际化扩张成为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增长模式。国内银行应明确并购战略目标，组建专职团队，紧盯政策导向，关注市场机遇，择机主动出击。
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双轨战略”：转型+创新
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监管环境、客户变革和金融技术爆发，全球领先银行不约而同采取了“转型+创新”的“双轨战略”：一方面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传统业务全面转型。另一方面以科技及数据引领，开展全面数字化布局。（见图3）
“双轨战略”之一：以客户为中心，推动传统业务全面转型
金融危机后，全球领先银行纷纷围绕三大目标，制定了转型方案并推动业务的全面转型。一是提升绩效。加倍提升资本利用率，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推动一切可用的效率杠杆。二是推动商业模式变革。零售和财富管理业务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资本市场业务以客户为中心，回归代客本源；公司及投行业务推行行业专业化及深度的综合服务。三是拥抱文化变革。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要重塑领导力，改变决策方式，提高决策效率；将组织健康作为管理层关注的重点；自上而下改变高管理念，以实际行为影响文化。
具体实施包含四方面举措：
举措一：聚焦战略。削减或者退出非核心业务，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和地区。面对经营环境和资本成本上升的挑战，全球领先银行纷纷聚焦核心业务和区域市场，削减和退出非核心业务。如花旗银行推行“聚焦增长”战略，重塑高利润业务组合。花旗银行在过去6年中退出了35项非核心业务，包括资产管理业务和所罗门美邦国际，专注于投资银行、全球交易银行以及消费者银行三大核心业务，并且专注扩展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志在跻身20个国家市场当地银行业前三甲，占有10%的市场份额。
举措二：协同战略。拉动银行各业务条线之间的充分协同，形成合力。如摩根大通拉动公司和投资银行（CiB）、商业银行、个人和社区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四大条线的协同效应。包括利用公司和投行（CiB）业务与私人银行间的相互客户推荐，带来投行业务量和私人银行客户数量的增长；通过私人银行平台为零售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和综合金融服务等。通过条线间的交叉销售、客户推荐等协同业务为摩根大通在2013年创造了价值180亿美元的协同效应，包括150亿美元的收入增长，以及3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
举措三：业务转型。推动以客户为导向的对公、零售和金融市场业务转型，着力发展高效、轻资本的业务模式。德意志银行与摩根大通关注核心高价值行业客户，聚焦发展中间收入业务驱动的轻资本业务，打造综合定价能力和综合金融产品方案，推动公司与投行业务转型。花旗银行与渣打银行以代客业务为重点，聚焦全球核心客户，推进金融市场业务转型，并打造高质量交易建议能力和高效的交易执行水平，为重点目标客群提供广泛的资产选择，同时大力推动公司与投行业务、零售业务的交叉销售。丹斯克、汇丰及富国银行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客户建立跨渠道的一致体验，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用于精准营销、风险管理、客户分析等，大力发展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业务，降本增效，提升客户体验，推动零售银行业务转型。
举措四：风控转型。推动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的转型，建立以战略为导向，以精细化管理工具为手段的风险管理体系。如欧洲及美国所有大银行几乎都启动了“全面风险转型”项目，围绕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制定了多项转型举措，包括统一风险衡量标准，精简优化风险组织和决策流程，强化风险建模和监控能力，启动数据质量提升工作，并在内部建立项目管理办公室，匹配专项预算，全面推进风险措施落地。
“双轨战略”之二：开展全面数字化创新的布局
国际领先银行一方面通过推动传统业务全面变革，保护和提升核心业务，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全面布局新技术和数字化能力，全方位推进数字化战略。其核心是o紧围绕客户旅程，借助颠覆式科技的应用与数据分析技术驱动的新型业务模式，打造未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四方面举措：
举措五：全面数字化。围绕核心客户旅程，推动端到端的数字化流程改造。数据研究表明，银行内部20～30个核心客户旅程已经代表了约40%～50%的运营成本以及80%～90%的客户活动。在客户行为转变与银行运营成本上升的挑战下，几乎所有的国际领先银行都纷纷启动了核心客户旅程的数字化改造方案。汇丰银行规划了未来三年30多个客户旅程数字化改造方案，推动全球业务数字化转型；荷兰银行推动了20个客户旅程的数字化转型；意大利圣保罗银行推动包含零售与对公业务的40个客户旅程的转型；澳联邦银行从购房贷款开始，改造客户旅程，开展数字化转型。
某欧洲大型银行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该银行自2015年初依次分批启动了包含按揭、信用卡、小企业受理、日常作业等7项客户旅程的改造。截至2016年上半年，除了财富项目外，全部进入市场推广，大幅改善了运营效率，如按揭处理时间缩短40%，筹资转化率提升了两倍，开户时间从1周缩短至1天，信用卡在线申请不超过90秒等。（见图4）
举措六：拥抱金融科技。通过收购、投资、战略合作等多种形式布局金融科技。颠覆式金融科技已成为全球领先银行不可忽视的话题，领先银行纷纷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布局下一代金融科技。麦肯锡对全球100家领先银行的调研结果显示：52%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39%的银行有商业加速器项目，37%的银行采用风投或私募的形式布局金融科技，30%的银行建立了内部的数字能力中心。在具体实施中，领先银行通常会建立独立的创新推动组织，设置专项预算布局金融科技，确保执行过程中决策的独立性。
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建立了20亿欧元的金融科技投资基金BVaVenture，为创业者及金融技术创业公司提供资金及资源打造颠覆式金融服务。主要投资关注三大领域：优化各渠道客户体验的新技术；创新的产品及服务；革新基础设施及平台的新技术。BBVa通过控制单笔投入规模（不超过25万美元）、广撒网的形式，广泛布局新技术，深入嵌入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圈。其代表性的投资包括专注比特币钱包的Coinbase、理财平台personalCapital、网上p2p平台prosper、数字化银行Simple等。此外，BBVaVenture注重专业人士运作，聘请金融科技风投专家为主要负责人。
举措七：数据驱动与科技引领。打造全面数字化的支撑引擎。建立大数据战略，通过业务用例提升业绩、强化风控、优化效率国际领先银行纷纷以大数据能力建设作为核心战略，通过制定蓝图并持续落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美国Capitalone银行自2002年起就制定了“数字驱动的战略”，设置了首席数字官（CDo），平均每年尝试8万个以上的大数据实验分析。其数字战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广受推崇的信息决策战略（iBS，information―based―strategy），即基于大数据分析，判断客户价值，并指导差异化的客户策略。iBS被广泛运用在客户获取、激活、产品组合管理及客户挽留四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巴西伊塔乌联合银行（itau）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大数据转型，重点实施了25个业务用例（将数据应用于业务场景来创造价值的具体方案，如零售精准营销），统一了全行的数据，搭建了全行级的系统平台。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定义了42个数据域的“黄金数据源”，用两年简化数据架构、改善质量，之后3年逐步将数据用户和系统迁移至“黄金数据源”。汇丰银行（HSBC）以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和建立客户360度视图为目标，搭建基于Hadoop的大数据平台，并逐渐完善平台上的数据分析工具功能，2015年又进一步投资数据分析平台plarfora。（见图5）
在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领先银行往往通过分析大数据实施在各个业务领域的价值影响，优先开展那些潜在价值更大的领域。实践经验表明，大数据实施在决策支持、信用风险、精准i销与差别定价领域的潜在价值创造最大，银行应该优先考虑开展应用。
数字化战略的成功实施往往受限于银行it开发的速度，常见的问题包括it开发流程冗长、it架构僵化、it人才缺乏等问题。国际领先银行借鉴互联网公司的敏捷开发经验打造了“双速it”的开发模式，即通过彻底或局部改造现有it架构提高开发的灵活性，采用“敏捷开发”模式，以每周/双周为周期进行“冲刺”，快速试错，不断迭代，同时采用可视化看板追踪项目进度。
澳联邦银行CBa建立了完整的双速it架构：针对以追求极致的客户体验、实时的客户分析为目标的前端渠道及客户管理开发模块建立了快速通道，组成独立的跨职能开发团队，通过业务与it团队合署办公的模式，实现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敏捷作业，快速交付。以app为例，通常从启动到交付仅需要3～6个月。在传统模块，包括核心交易系统及后台，则以降低成本为目标，打造直通式处理实现规模效应。通过持续整合、模块化、简单化、测试导向的开发，提高效率并确保稳定度。
澳联邦银行的一款在appStore和GoogleplayStore排名第一的银行app，就是基于双速it与敏捷开发，在3个月内完成的。初期由小团队用纸笔进行头脑风暴，产生创意，开发阶段以两周为一个周期，冲刺开发，不断迭代。整个开发过程中，每隔两周便邀请用户测试新版本的产品，及时反馈和修正。app正式上线五个月后，每周平均有超过300万用户使用，处理150亿美元的交易，取得显著的市场成效。
借助云科技，全面提升效率。突破传统硬件承载能力极限，云科技可极大提高银行运维各方面效率，实现快速响应。在数字化进程中，银行不可避免会遇到硬件承载能力以及运维服务的挑战。如银行机房的空间资源和配电资源趋于饱和，对增量设备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新的机房建设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需求。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响应和网络化的特点，要求不间断的运营服务以及应对业务量的突增负荷，给银行运维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经验表明，采用云科技，可有效降低单位运营成本30%～60%，将it项目准备应用环境的时间由15～50天缩短到10～20分钟，能减少90%左右的重大损耗。
大多数领先银行都启动了云转型。如美国Capitolone银行利用公共云的方法实现全行的云转型，高盛也将内部的基础设施环境转型为云环境。高盛为了降低成本，提升业务需求的响应速度，启动了云转型，制定了统一的私有云架构，成功将系统架构由传统的内部部署基础架构，转变为可运行大型网格计算的云架构，实现计算机处理在全球各地的数据中心进行，带宽和结果随时可用。高盛通过推动云转型，降低了运营风险，优化了应用程序启动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天）。一些国内领先银行也在积极筹备云转型，有的大行已经启动了将整个银行搬上云端的规划。
举措八：建立创新组织。推动大规模组织机制革新，建立敏捷的组织与文化。为驱动全面数字化战略落地，国际领先银行纷纷开展了配套的组织机制革新。其核心是打破传统部门条线制，设立专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开展创新业务和数字化转型。例如美国花旗银行设图立了创新实验室、孵化器、风险投资等非传统部门来进行创新项目的管理；澳联邦银行建立了创新车库，定位为下一代银行产品实验室；荷兰inG银行则驱动全行从传统部门制机构向“部落和小队”的敏捷组织转变。
花旗银行设立了一系列组织架构，构建了完整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包括创新实验室、孵化器、创业加速器和风投，分别承接渐进式的产品数字化改造、颠覆式业务模式创新、加速创新概念向实际生产力转化和新业务布局。
创新实验室服务于渐进式创新。产品的数字化创新和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效率，一个新的数字化产品或流程改造在3～6个月的时间里即可上线。创业孵化器以包容试错的文化服务于颠覆式创新。孵化器通过对内部创业想法的收集和筛选，对于那些最有可能重塑市场游戏规则的重大业务模式创新题材进行孵化。
同时，为更好布局未来的颠覆式创新，花旗借助以下两个机构进行外部创新布局并对内加速成果对接：创业加速器推动被投资企业创新成果为花旗所用。加速器帮助被投企业和花旗内部相关业务部门快速对接，通过专家辅导等多种形式协助被投企业加速成果产出，使得花旗能早日应用成果。
花旗风投进行创新布局。紧密关注与自身创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四大领域，即大数据与分析、电商与支付、金融科技、安全与企业it，进行创业公司的筛选和投资。同时，在风投中专门成立创新网络团队，与大学、设计公司和其他风投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紧密的沟通互动，时刻掌握学界和业界的前沿动态焦点，敏锐地发现新的创新和增长机会，并广泛吸纳人才。澳联邦银行借助创新车库推动数字化创新澳联邦银行建立了“创新车库”，定位为下一代银行产品实验室，建立了从想法到产品服务落地的端到端创新驱动引擎。
创新车库的大门对所有申请的创意进行评断与优先排序，符合标准则会进入车库内部。创新车库配备了一系列“车间”和“单元”促成创新概念落地：在“洞见单元”与“拆解单元”，借助交互分析墙（可触交互式电子屏幕）了解澳大利亚各区人口的消费习惯，收集深刻的市场和客户洞见，明确并改善创意构思，转化为设计要素；在“测试设计单元”配置了固定的“车库设计师”，“轮岗制”的业务专家及it人员辅导并开发产品原型设计蓝图；在“客户声音单元”，通过预选用户小组进行产品测试获取市场反馈；在“可用性y试实验室”，装备了人眼跟踪技术、六架空间相机、超大触屏，开展实时测试、焦点研讨，多次测试修正后交付产品；最终的交付产品进入“扩大规模单元”，由前端业务经理指导，设计合适的规模化推广方法并与业务对接，从试点验证开始，试点成功后可进行规模化商业推广。
澳联邦创新车库为银行源源不断提供各类新产品，优化了客户体验。如CleverKash是一款数字化、互动式的储蓄罐产品，推出后，澳联邦银行的移动app使用者增加了37%。荷兰inG银行借鉴互联网公司模式，建立全新的敏捷性总行组织敏捷组织和文化是荷兰inG银行实现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成功要素。过去2年间，荷兰inG银行借鉴了互联网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推动总行由传统部门制组织机构向互联网形态的“部落和小队”组织模式转变，除柜台/分行、运营、呼叫中心和支撑职能（风险、法务、财务、人力）外，将包括数据分析、产品管理、it、营销/渠道管理等传统职能共约2500名全职人员重新组合成13个部落300多个小队，形成敏捷的组织形态。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9
关键词：丁字型/社会结构/结构紧张/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比如，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就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①[本文使用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概念，其涵义均为middleclass，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很大的社会结构。再比如，人们常说"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指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笔者最近分析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invertedtshapedsocialstructure）。
笔者使用的具体方法是，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index）测量全国就业人口，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本文就试图解释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结构。
一、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与"丁字型"社会结构
社会学对于社会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种方法，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阶级分析即一种定性的方法。马克思用所有权关系分析阶级现象，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分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大阶级。
如果用这种分析模式看，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可以分为两个巨大的群体：一部分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和绝大多数受雇的雇员（包括各种经理阶层）。但是，如果将社会经济地位很高的受雇的高级经理、律师、医生、教授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酒吧饭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洁工看成是同一个雇佣阶级，这样的分类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没有什么解释力。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他增加了两个新的分类变量，一个是组织资产，另一个是技术资产，于是从三个向度将西方社会分为12个阶级（wright，1985）。
赖特自称他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定性分析的优点是能够解释总体的阶级关系，缺点是只解释了大的结构，而忽略了众多小的社会阶层。
另一种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试图解释人们社会地位的细微差异，比如声望测量，可以根据人们对每一种职业的评分而确定职业地位的高低，其缺点是仅仅为一种主观的评价；而按照收入将人群分组，是一种客观标准。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户按照人均年纯收入分组的情况是：100元以下的占0.49%，100-200元0.18%，200-300元0.31%，300-400元0.52%，400-500元0.78%，500-600元1.19%，600-800元3.25%，800-1000元4.87%，1000-1200元5.52%，1200-1300元2.97%，1300-1500元6.39%，1500-1700元6.45%，1700-2000元9139%，2000-2500元13.79%，2500-3000元10.81%，3000-3500元8.02%，3500-4000元5.84%，4000-4500元4.20%，4500-5000元3.16%，5000元及以上11.85%（国家统计局，2004：381）。按照上述分组，年人均纯收入1300元至4000元的人数较多，占了全部被调查者的60.69%.按收入分组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各个收入组的收入水平和规模，但是，这些收入组仅仅是一些统计意义上的分组，各组并不是具有真实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意义的群体。
为了弥补单纯收入分组的不足，研究人员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布利深（Blishen，1958：519-531）和美国学者邓肯（Duncan，1961：109-161），该方法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客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权打分，有时还考虑到了就业者的年龄因素甚至就业者父亲的财富、社会经济特征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尽管该指数与职业主观声望测量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将此类指标国际化的过程中，特莱曼做了很多努力，他将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从发达社会直到传统不发达社会在内的60个国家的85套职业声望数据进行整合，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treiman，1977）。此后，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数值（Ganzeboom，Graaf&treiman，1992）。在建立该指数时，特莱曼等使用了16个国家的31套数据。这些国家包括了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同时将教育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不仅具有国际代表性，并且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
本研究在将职业指标转换为iSei值的时候，也尽量作到对于职业进行辨析和实现转换的准确性。我国的职业分类自1986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职业分类标准以来，已经多次修改，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接近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当然，由于国情的差异，在职业种类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本文采用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
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比较，这一分类仍显粗糙，类别没有国际标准多，这可能与我国的职业分化不充分有关。但是并没有影响分值的转换，多数职业的对应还是比较容易。对于个别不容易对应的职业，笔者与学生张海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该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在分辨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应的工作。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的职业地位受到单位体制的影响，个人间的不平等受到单位间不平等的调节（Bian，1994）。而此次转换为iSei值时，没有采用单位地位的调节，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地位对于个人地位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了；第二，目前由于众多新型单位的涌现，连单位地位的高低也很难分辨了。所以，如果用单位地位去修正，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差。转化成iSei后，我国各个职业阶层的地位值见表1.
表1中国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采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全国总数据中抽取，抽样比为0.95‰，样本人口为1180111人，然后取其中的16-64岁人口，共为641547人，在分城乡后有少量缺失样本。]
表1的结果使我们十分惊讶，它所反映出的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丁字形的，即64.7%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参见图1.
、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
在以往有关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丁字型结构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丁字型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为什么会如此呢？中国为什么呈现出了"丁字型"社会结构呢？
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但是最为直接的原因显然是户籍分隔。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国"丁字型"社会结构并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持续了久远的时期。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其实也是丁字型结构，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李强，1997：32-41），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丁字型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改革25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经济结构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什么丁字型社会结构却依然如故呢？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20余年来的城乡户籍政策，笔者以为，在户籍制约下的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城市化的发展并行的。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普雷斯顿对1950年至1970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包括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进行考察，在收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其比例关系大约是1∶2（普雷斯顿，1988：24-25），即，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长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以此为参照，我们看看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就会发现严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
试以1978年至2000年中国大陆的数据为例，1978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为26.2%，城镇人口比例为17.92%.到2000年，工业（非农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低的估计为50%，高的估计为60%，本文取中间数55%.这样，2000年中国工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比1978年上升了28.2%，按照上述普雷斯顿所发现的1∶2的比例，相应的城市人口应上升56.4%.然而，我国200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为36.22%，与1978年比，仅上升了18.3%，也就是说，比国际一般规律测算的城市发展速度低了两倍。
为什么城市化滞后会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城市是经济（工业、商业、金融、新兴产业）、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技术流入和聚集在城市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与城市和工业相比，农村和农业具有明显的劣势。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量大值低，不容易保存，需求弹性小，利润低，风险较大（赵满华主编，1997：121）。因此，世界各国都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农业。当农业人口降低到较低的比例时，比较容易采取辅助政策，像我国这样，城市人口比例低、农业人口巨大，则补贴的人均量必然较小，只能是杯水车薪。
农业本身的劣势使得生活于农村的人口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即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一般就业于收入低、福利差、不稳定的职业。
虽然可以从城里获得一些收入，但是与城里人相比，是很低的收入水平，打工和汇款也不能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相反却扩大了差距。
所以，如果不对城乡分野的户籍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任由城市和农村自由竞争的话，农村的滞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都上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均消费，城市居民都大约是农村居民的4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的话，城市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的6倍。正是城乡分野的体制，使得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难以变化（农业部信息中心，2003）。
以上说明，丁字型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构成丁字型结构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地是城市的社会阶层。下面笔者就通过数据分别分析验证这一结论。
先看看用iSei测量的农村社会结构（参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到，23分值的群体，即大田农民占到了农村劳动者的78.3%；29分到31分，如上所述，主要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建筑工人、矿工以及一些重体力型的、粗重劳动的工人，包括很多不很正规的乡镇企业工人，合计占7.2%；33-34分，主要是农村中搞运输的、从事一些小的服务、餐饮业服务的人员以及农村一些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工人，合计占2.4%；37-38分，主要是农村的一些机械设备修理人员，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装配人员，仪器仪表修理人员，工艺品制作人员，精细纺织业的工人等，占3.7%.累计40分以下的群体，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40分以上的群体寥寥无几。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产阶级。
再来看看城市里的群体（见表3）。总的来说，在城市居民的分布里，中间阶层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低分值群体虽然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并不是很多。最高分值的群体比例当然很小。总体来看，还是有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所以，城市的阶层分布与农村完全不同，应该说城市还是有中间阶层结构倾向的。
如果严格按照分值将城市群体均等分成三组的话，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低地位群体组分值为16分至40分，人数比例共计55.3%，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iSei值16分至40分劳动者已经占到农村全体劳动者的96.7%.可见城市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
城市中间地位群体组分值为41分至66分，总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分值为67分至90分，总共占18.2%.所以，总的结构是下层组比例略高一些，占了全体劳动者的一半多一点，中层和上层组合计几乎占了另一半，这种中上层结构显然也与农村的丁字型结构完全不一样。
表2我国农村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表3我国城市16-64岁人口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三、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丁字型结构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结构紧张"的概念。
笔者所说的"结构紧张"（structuralstrain），也可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在这里，涉及到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社会结构究竟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或仅仅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称？在韦伯等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社会结构不过是个名称，并不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没有经验根据的、是推测性的抽象（约翰逊，1988：267）。
韦伯认为社会现实是以个人的社会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之外。与此相反，另一派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结构是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体。
比如，涂尔干将社会结构视为一种客观的实在，认为它超越于个人之上，并影响和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涂尔干有一句名言："社会先于个人"（societyispriortoindividual）（转引自叶启政，1992：18）。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本文的立场是属于后一派的。本文认为"，结构紧张"或"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实在，它的产生是因为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它一旦产生以后，则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结构紧张是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基础原因。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strain）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
后来，斯梅尔塞还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与默顿的观点相似，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斯梅尔塞提出，在结构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会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行为，例如造反，人们会用这种非理性的信念来解释社会状况。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比如种族暴力行为，人们的反应是动员起集体行动，如果该行动不能被社会控制的因素所阻止，就会出现混乱的集合行为甚至社会运动（Smelser，1962）。
马克思在论证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尽管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结构紧张的概念，但是他的观点与结构紧张类似。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的两极型社会结构（马克思、恩格斯，1972a：251，263；1972b：708）。所以"，结构紧张"说大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视角是一致的。
本文所发现的丁字型社会结构，以及丁字型结构所造成的结构紧张，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比如，目前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就是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又比如，笔者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李强，2000：100-111），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还比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和加工食品的多是丁字型结构的下层，但是在消费食品的丁字型结构的中上层群体中产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恐慌。再比如，城市里偷盗下水道井盖的事屡禁不止，还有盗窃路灯、消防水龙，甚至楼房的纱窗，其实盗窃者卖废品后所能得到的利益是极为微小的，却成为丁字型结构下层的一些人谋生的方式。为了微小的利益造成公共设施的巨大损失，这说明丁字型结构的巨大差异已经使得社会的基础设施都难以保护，基本的运转都难以进行。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以为，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新问题。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解放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
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最高领导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是，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以此缓和结构紧张。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结构的底层倾斜，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种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笔者认为，虽然社会结构的涵义很广，但是核心问题还是要实现群体结构或阶级结构的转变。党中央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思路，与本文所说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应该认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就可以改变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政策变量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其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第三，如果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干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会带来更为惨痛的教训。
探讨结构变迁趋势的一个最好途径就是分析一下过去变迁的历史轨迹。下面，笔者试比较一下我国三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由于没有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所以没有采取上述的转换为iSei值的方法，而采取比较三次人口普查中大的职业类别变化的方式，这样一方面使得阐述比较简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纲挈领地理解变迁的主要趋势。同时，上述iSei值的方法也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因此在大的结构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表4显示了从1982年至2000年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这段时间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所以，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发生的最主要的变迁。
笔者试对表4中显示的主要变化做如下分析：第一，从1982年到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改革开放的力度很大，但是社会职业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这反映出政策变量对于社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农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仅仅减少了1.4%；生产工人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当然，工人内部结构还是有变化的，城市市民中的工人比例有所减少，而农村的工人对于这部分有一些补充；商业、服务业人员仅增加了1.4%；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也只有微小的变化。
第二，从1990年到200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表面上看，生产、运输工人的总比例仅增加了0.67%，但内部构成变化很大，城市居民里面的生产工人比例大大减少，农民工的数量在增加，农业劳动者所减少的6.12%主要补充到了工人之中；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几乎翻倍；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单位的管理者比例变化不大。
表41982至2000年我国各主要职业群体结构的百分比变化
第三，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如果预测一下未来的变迁趋势，如果农业劳动者以上述每10年6.12%的速度减少，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还需要70余年时间。即使条件允许我们采取加速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对策，农业劳动者每10年减少10%，也还需要40余年时间。所以，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有长期的准备，不能指望短期内发生太大变化。
第四，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是中层太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出于对管理成本增加的忧虑，我国在管理对策上希望精简机构，不愿意将管理人员、干部的队伍扩大，但是其他三个群体的扩大对于社会是有益的，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在我国目前更为稀缺的是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就要在对策上加大这方面的导向和培训投入，同时，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对于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主要应提高他们的教育、专业和职业水平。
总之，本文认为，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应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所谓正规化就业，就是按照我国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雇主应该与雇工订立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利。所谓社会保险，主要是工伤、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在生产工人的队伍里，避免雇主一方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以后，又将他们一脚踢开，推向社会和农村——这种现象是导致我国工农结构转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为完成第一步战略遇到两大障碍，户籍障碍和城市容纳力的障碍。
为此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模式及城市容纳力研究。我国农民中已经有较大群体转入工业队伍，现在的任务是如何确认这种转变。如果一代农民转化困难的话，可以通过代际变迁完成转化，使农民的第二代转化为工人。
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表4显示，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和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关于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篇10
一
英国《卫报》从2006年开始走媒体融合之路，先后建立起了不断升级的四大技术平台，即开放评论平台（2006）、开放数据平台（2009）、开放技术平台（2010）、开放新闻平台（2011），2012年《卫报》从全英媒体排名第九跃升为第一位。2014年4月，《卫报》因报道“棱镜门”与《华盛顿邮报》一起，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
Cnn也在2006年推出互动新闻平台CnniReport，并在2011年升级开发出移动设备上的客户端。2013年的波士顿爆炸案、2014年的马航客机mH370失联事件更让Cnn抢足了风头，Cnn通过社交网络发动全球民众展开实时搜索，汇总、整理、公布相关事件的图片、视频等信息，并在电视和网络平台实时滚动和动态跟踪。
2013年《纽约时报》也曾因报道“华盛顿雪崩”而获普利策新闻奖，报道利用现场视频、3D图片、气象图表、文字报道和声音等多媒体形式，让公众有了全方位、全息化的体验。
西方主流媒体通过数字化转型，逐渐夺回了被新媒体蚕食的阵地，维护了职业传播机构的权威性；同时，数字转型也带来了新闻业务的变革，新闻报道在形式上更加赏心悦目，具有了可视性、前瞻性、科研性等新特征。
二
国内传统媒体一直呼喊“媒体融合”，但融合的效果千差万别。凤凰卫视因为身份特殊，再加上节目落地受限，所以凤凰网的融合成效明显，算是做得较好的典型。中央电视台依据视频优势，不断推进一体化发展战略。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在积蓄力量，期望通过媒体融合，巩固和壮大宣传舆论阵地。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是全国经营得较好的媒体网站，但与世界知名媒体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近两年，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商业网站的不断成熟，使各类媒体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很多地方媒体的领导都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急迫性。2013年下半年，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邀请江苏四位媒体领军人物到学院讲学，他们讲课主题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内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调媒体融合对媒体发展的重要性。四位老总的视野是开阔的、见解是睿智的，他们的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念感染了很多新闻学子。2014年暑期，新华报业集团大力招聘网页制作、视频制作的实习生，从中能够看出其媒体融合的决心。
然而，也许因为主流媒体强大的思维惰性，也许因为新媒体管理上的困难，也许因为缺乏相关的技术人才等，目前江苏主流媒体的网站还不尽如人意。江苏网络电视台还只是电视节目的广告橱窗，新华报业网仅是纸媒的最简单翻版。据新华报业集团内部员工反映，新华报业网的在编工作人员还只是个位数。处在边缘位置，没有足够人力的新媒体部，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创世神话”的。一些市级媒体的网站更是低端低级低俗，网站主页的导航位置被一些低级广告占据，有的网站常年是“打瞌睡”的状态。江苏省内一家一流的市级党报，无论内容策划还是版面设计都可圈可点，然而其网站主页却充满卖药的广告。
媒体是信息传播的平台，也是意识形态的阵地。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传统媒体容易迷恋于已有的成绩，擅长在遭遇压力时寻求体制的保护，更习惯于用传统媒体思维搞媒体融合。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传统媒体的领导人在乎头上的官帽，担心新媒体会给自己惹事，在媒体融合上不但没有起码的开拓精神，而且相当保守甚至顽固。个别基层媒体人甚至不大清楚媒体融合是咋回事。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具体布置“媒体融合”工作，可见媒体融合在当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意义。自此，各级传统媒体有了尚方宝剑，有了媒体融合的体制化动力，期望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方面能够快速赶上国际水平。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