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1
一、统计教育有利于学生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观
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说话、办事，一切都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这是、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观。统计以数量反映事物的面貌，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无论是认识过程，还是研究方法都严格遵循客观、真实和可靠的实事求是原则。例如，统计在确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时，坚持客观实在性原则，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虚构和违背对象性质的拼凑；统计在搜集研究对象的信息资料时，强调准确、及时、全面，竭力克服重复、遗漏和迟报；统计在对信息资料进行加工整理时，强调加工整理的方法要符合研究对象的结构特征，坚决反对歪曲客观实际的技术游戏；统计在分析和描述研究对象的状态、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时，强调用反映客观实际情况的统计数据说话，坚决反对没有事实根据的空洞说教。由此可见，整个统计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自始至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正因为如此，开展统计教育，必将有利于高职学生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观。
二、统计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勤奋精神
统计的认识过程是“质量质”，即先是区分事物的质(事物的一般规定性)，在一定质的范围内去研究事物的量，把握了事物的量再进一步去认识事物的质(事物的状态、特征、发展变化规律、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认识过程要求学生，首先要学会对事物的分类，要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按照科学的方法，区分出不同质的事物。其次，要能够依据各种事物质的规定性，在事物众多的特征中，分析各种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去观察登记实现研究目的的事物特征。再次，要能够对调查登记得到的大量的事物特征的信息资料依照研究目的进行科学的加工整理，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最后，还要采取适当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把结果明确地显示出来。
统计的认识过程和工作步骤，既要求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要求学生善于深入实际，善于动手，能够依据基本理论设计调查、整理和分析方案，并依据方案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从社会实践中取得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经济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和运用，这就是说，统计活动必须善于动手、勤于动手，统计教育也就培养了高职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勤奋精神。
三、统计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深入实践的作风和提高调查研究技能
统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主要有确定研究对象的定义和范围，搜集和整理研究对象的信息资料(主要是数据资料)，对加工整理后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供研究对象基本状况的数量分析报告及相关工作决策意见和建议等。其中，调查和研究是核心，它既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又是统计研究的基础工作，做好统计，必须搞好调查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调查研究技术也是其他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从事各项社会工作必备的技能，哪个人调查研究搞得好，他的事业就会成功。哪项工作调查研究搞得好，该项工作就有了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同志曾经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就是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其中，调查研究能力可以说是素质中的素质，没有调查研究能力，就没有成为优秀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条件。加强统计教育，是培养调查研究能力的基本措施。在统计教育中，高职学生首先要学习统计研究必备的理论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强化训练调查研究技能。通过统计实践活动，确定研究题目，搜集研究资料，根据研究目的对信息资料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加工整理后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基本面貌、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并提出研究报告等。因此，通过统计教育将培养学生深入实践的工作作风和提高调查研究的技能。
四、统计教育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增强社会工作能力
首先，统计教育教给了高职学生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这就是要做好社会工作，必须首先调查了解社会，深刻认识社会。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对与该项工作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问题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不管做什么工作，一开始就要培养敢于深入社会、善于深入社会的精神和作风。当前，我国高校的各类毕业生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尤其是新兴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尚没有从普通高等教育中脱胎换骨，高职的“应用”特色尚不突显。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高职教育接触社会少，没有深入社会实践中，不能很好地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没有用理论指导实践。而统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深入社会，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开展统计教育可以使高职学生增强社会工作能力。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2
1.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2.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4.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
5.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社会学思考
7.人口社会学浅谈
8.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老年糖调节受损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9.人口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及其实践功用
10.外出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和艾滋病KaB调查
11.人口社会学的课题
12.新疆高校大学生“五观”的人口社会学差异分析
13.SaRS对人口社会学的挑战
14.关于人口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15.人口社会学浅谈
16.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护士离职意愿的影响
17.面向现代化的人口社会学
18.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
19.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20.对《人口社会学》构成体系的初步设想
21.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22.网络社会的群体参与——以人口社会学为视角
23.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24.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
2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26.人口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27.人口社会学的个理论问题
28.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29.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及对策
30.“人口社会学”探究式学习教学法的应用
31.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
32.深入探讨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第四届人口社会学年会综述
33.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34.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35.县城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社会学特征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36.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研讨会综述
37.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38.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40.第一讲:人口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
41.当前人口社会学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全国第三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2.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的老年糖调节受损者应对方式分析
43.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4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委员会驻华顾问默顿斯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讲授人口社会学
45.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深化创新——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6.探讨·开拓·创新——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综述
47.农村流动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体社会学为视角
48.英国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
51.人口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50.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
53.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4.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及特征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55.创建幸福家庭——人口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56.全面认识社会与发展中的人口——评《人口社会学》
57.不同等级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原因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58.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9.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社会学分析
60.农村体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62.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3.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64.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5.人口社会学研究内容探析
66.全国第二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述评
67.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69.对加入wto后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动人口社会学调查——广州市化隆拉面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调查报告
71.第二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侧记
72.对“溺婴”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73.辽宁流动人口犯罪社会学分析及控制对策
7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口就业理论探讨
75.我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76.试论人口社会学的研究
77.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78.知识社会学与195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论间的竞争
79.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80.公安机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81.中国人口与中国体育人口比较的社会学分析
82.影响大学生体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会学分析
83.当代中国体育人口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84.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85.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
86.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87.海宁市外来务工人员人口社会学特征及麻风病认知情况调查
88.中国人口社会学的定向历程(续)
89.我国当代人口流动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0.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1.从民族社会学视角看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中的性别因素——兼论提高女性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92.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93.我国老龄人口健康评价指标的社会学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95.流动人口犯罪的犯罪社会学分析及其社会性防治对策
96.试论社会学研究人口问题的内容和方法
97.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98.“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99.湖北地区革命伤残军人健康状况抽样研究Ⅰ.伤残及人口社会学特征
100.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1.中国社会学2013学术年会“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分论坛成功举办
102.影响体育人口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3.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104.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生男偏好”的影响
105.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106.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107.大型社区的人口、住房、活力与公平上海大型社区规划理念与策略的社会学思考
108.论人口、贫困与幸福——从《人口原理》谈起
109.人口结构与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学分析——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110.试从社会学角度谈人口增长
111.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113.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微博粉丝网络；社会属性；行为特征；吸引度；网络演化；拓扑属性
0引言
国内外学者围绕在线社交网络的拓扑结构、形成机制及演化规律等开展了各种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Kumar等[1]采用网络快照的方法，对博客网络的连接生长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博客结构的聚合性和网络结构的演进过程。Fu等[2]采集了Xiaonei网络数据，对其拓扑结构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在线社交网络的自组织性。文献[3]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大规模社交网络演化模型，该模型能很好地仿真出社交网络的分层结构。Yu等[4]分析了豆瓣社区中朋友关系形成的原因。近年来，人们又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新型社会媒体――微博网络，分别从度分布、度相关性、聚类系数、平均半径、中心度、同质性等多个方面对粉丝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研究[7-12]，发现微博粉丝网络与传统社交网络在很多拓扑特征属性上存在差异。Kwak等[7]发现twitter粉丝网络的入度并不完全服从幂律分布，当粉丝数量超过106以后会出现重尾分布。樊鹏翼等[12]发现新浪微博粉丝网络的节点出度分布表现为分段幂律函数，出度和入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用现有社交网络拓扑演化模型仿真微博粉丝网络，均不能获得理想的仿真结果。
研究粉丝网络的拓扑结构、理解其演化机制，并建立演化模型，不仅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诸多因素对微博粉丝网络演化过程的影响，而且有助于对其网络拓扑特征的内在成因进行剖析，同时也能微博消息传播、微博社区发现、微博影响力、微博网络监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和仿真基础。目前微博粉丝网络演化模型方面的研究刚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Yin等[13]通过收集的twitter数据，发现了微博网络中老节点之间产生新边的生长模式，twitter网络中91.78%的新边都是由节点与其邻居的邻居连接产生的，即为第二跳连接，只有少数新边的节点跨度超过两跳；mitsuhiro等[14]提出了文本消耗的问题，它将会导致已存在关注关系的消亡。文献[15-16]就微博粉丝之间的连接成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连接建立的预测算法。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尚未提出完整的微博粉丝网络演化模型。
本文在分析微博粉丝网络拓扑结果特征、发展特点及规律基础上，发现微博用户的行为特征和社会属性是影响粉丝关系拓扑演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借鉴陶少华等[6]提出的基于吸引因子的无尺度网络演化模型，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吸引度的微博粉丝网络演化模型SBpaF（users’SocialcharacteristicsandBehaviorpropertiesattractiveFactorbasedmicroblogfansnetworkevolvingmodel）。模型中提出了通过用户行为特征和社会特征具体刻画节点吸引力的方法，并且结合实际微博粉丝网络的演化特征，综合考虑了多种影响网络演化的因素。仿真结果说明，SBpaF模型仿真的网络在拓扑属性特征方面与实际的数据相契合，能更好地描述真实微博粉丝网络的演化过程。
1微博粉丝网络拓扑建模
微博粉丝网络是指微博用户之间由关注与被关注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本文简称为粉丝网络。粉丝网络可以形式化定义为一个有向图：G=（V，e）。其中：节点集合V代表微博用户，节点之间的有向边e：V*V，代表了用户之间的关注关系，边的方向代表了用户之间关注行为的方向。图1是由8个节点组成的粉丝网络拓扑结构示意图。
2SBpaF粉丝网络演化模型算法
在微博粉丝网络中，节点的连接与增长率并不仅仅依赖节点进入网络的时间长短。经常会出现“一夜成名”的用户，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粉丝连接，超过那些注册时间很久的早期用户。这说明在粉丝网络中，有些节点能以更高的速率获得连接数量。基于粉丝网络的这一特征，在设计粉丝网络演化模型时参考吸引因子的无尺度网络演化模型[6]，充分考虑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吸引因素。
2.1用户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吸引度
定义能够准确刻画微博粉丝网络用户吸引力的具体指标，是建立演化模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微博粉丝网络是由用户的关注与被关注行为产生的，而用户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是驱动关注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其中，用户的社会属性是指由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属性，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信仰等。在粉丝网络中，社会属性相似的节点之间建立连接的吸引力更大[17]。行为特征是指用户在使用微博时表现出的特征，不同用户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这些节点在网络演化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通常行为模式越为活跃的用户对于其他节点的吸引力越大。关注、微博、转发、评论是四个典型的微博行为，可以使用粉丝数量、博文数量、转发数量、评论数量这些行为特征值对用户的行为特征进行定量刻画。下面给出SBpaF模型节点社会属性吸引度和行为特征吸引度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定义1社会属性吸引度βij是指由于节点i具有的社会属性形似度而产生的对新节点j的吸引力。具体计算公式为
会属性特征向量，n是向量维数，表示社会属性的数量，每个分量表示一种社会属性。两个节点的社会属性特征向量的方向一致，说明它们的社会属性基本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计算社会属性特征向量之间的夹角来判断对于节点的社会属性相似度，从而得到节点之间的吸引度βij。式（1）是计算两个节点社会属性特征向量夹角余弦计算公式，βij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值越大说明吸引度越大。
权重向量，每个分量代表了每种行为特征对于行为特征吸引度的贡献。m是向量的维度，表示选取的行为特征数量。由于粉丝数量等于节点的入度，为了避免重复，在选择行为特征向量的分量时不考虑粉丝数量这个行为特征值。
2.2SBpaF模型及其算法
根据上一节中的分析，提出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吸引度的微博粉丝网络演化模型SBpaF。模型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具体计算每个节点的吸引度，新节点依据节点吸引度优先连接的原则增边，老节点依据第二跳连接原则增边，当节点的出度达到上限要求时则进行删边，并且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行为特征随着网络演化而进行动态调整。在网络演化过程中，可以通过调整模型中相关的计算函数及参数，来决定社会属性、行为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和它们对网络演化过程的影响作用。
模型的核心算法描述为：
1）初始条件：设置网络的初始节点为m0，然后按随机图的方式在节点之间连接边，并且按用户的社会属性分布概率为每个节点的社会属性向量赋值。社会属性分布概率是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用户出现的统计概率。假设总共统计的用户数量为n，第k维社会属性sk具有（a1，a2，…，am）m种取值，社会属性sk的概率分布计算公式为
p1（sk=ai）=sk的取值等于ai的用户数总用户数量n（3）
然后依据用户的社会属性特征向量计算节点的行为特征向量。式（4）是对行为向量计算过程的数学描述，其中函数fi的具体形式要根据所仿真的具体微博网络统计数据来进行拟合。在第3章的仿真中，将给出依据新浪微博数据拟合函数fi的具体实例。
B=（b1，b2，…，bm）；bi=fi（s1，s2，…，sn）（4）
2）网络的增长：在每个时间步长，增加m1个新节点，每个新节点将与网络中的老节点建立m2条新边；k个老节点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分别建立m3条新边。具体规则如下：
①新加入节点数m1服从指数为λ的泊松分布。对每一个新节点v，依据社会属性分布概率计算式（3）确定社会属性向量取值。
②每个新节点j与网络中的老节点i建立新边时，按吸引度优先连接原则，即建立连接时的概率依赖于节点的入度ki、社会属性吸引度βij和行为特征吸引度ρi，概率计算公式为
Πji=（1-ψ）・ki∑kn+ψ・βij+ρi∑（βnj+ρn）（5）
其中：∑（βnj+ρn）为网络中其余节点所有的吸引度之和，∑kn为其余节点的入度之和。ψ是0～1的数，表示优先连接和吸引度连接对于模型演化的影响大小；当ψ=0时，边的增长就是一个完全按优先连接原则增长的过程。
③老节点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建立新边连接时，按第二跳连接原则。将粉丝网络中的第二跳关系划分为三类[13]：R1关注者关注者，R2关注者粉丝，R3互粉互粉；然后按三类关系的概率分布函数p2在三类第二跳关系中选择节点。其中p2的计算公式为
p2（Ri）=第二跳关系为Ri的用户关系数量所有的第二跳用户关系数量（6）
3）网络的消亡：在每个时间步长，调整老化节点集合Vaged，然后在Vaged中随机选择节点，删除m4条以老化节点为源点的边。老化节点是指那些出度达到阈值kout的节点。其中kout根据所仿真的具体微博网络确定，它的物理含义是系统允许的微博用户最多关注人数，如新浪微博的kout=2000。
4）网络节点的演化：每个节点随着时间变化，依据式（4）动态调整其行为特征向量值。
5）演化终止：当网络节点数量达到n时，结束演化。
3SBpaF模型的仿真与分析
本章采用数据仿真对SBpaF模型的合理性和可用性进行验证。首先，通过不同参数变化对于网络演化过程的影响仿真实验，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然后，利用SBpaF模型对新浪微博粉丝网络的演化过程进行仿真，并对仿真网络的拓扑属性特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验证模型的可用性。
3.1模型合理性验证
本节验证模型中参数对网络演化过程的影响是否与参数代表的物理含义对实际网络的影响情况相符，从而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
选择ψ、λ、w和m3这四个参数进行仿真实验。其中，ψ的物理含义是吸引度对于新节点增边的影响力，λ代表了节点加入网络的速度，w代表各种不同的行为特征对于行为特征吸引力的贡献程度，m3表示老节点增边的速度。由于模型中存在大量概率事件，为确保实验结果的正确性，采取多次实验取平均值的方法来统计SBpaF模型的入度分布特征。此外，在设置w权重向量时，只设置了两个分量（w1，w2）。图3和图4是在不同参数下绘制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ComplementaryCumulativeDistributionFunction，CCDF）图。
通过分析，发现SBpaF模型参数ψ和m3的取值直接影响入度分布的指数（图3）；而其他参数对入度分布的影响不大，只影响网络增长的速度（图4）。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SBpaF模型的参数对于网络拓扑演化的影响情况与实际粉丝网络演化过程的特点基本一致：1）节点加入网络的速度只会影响网络演化的速度，并不会影响网络的拓扑属性；2）粉丝数量、微博数量等这些用户的行为特征对于行为特征吸引度的影响基本相同，即用户的各种行为特征对于用户的影响力的贡献是相似的；3）用户在添加关注时，更倾向于连接那些吸引度大的用户。
3.2模型有效性验证
通过调整模型中的参数，设置行为特征调整函数，SBpaF模型能仿真出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粉丝网络。通过实验拟合，用SBpaF模型仿真出与新浪微博粉丝网络拓扑结构相似的网络拓扑，表1是仿真新浪微博粉丝网络时的模型参数值，行为特征调整函数选取线性递增函数。
从图5和图6的仿真结果分析，SBpaF模型能够很好地刻画微博粉丝网络入度分布的幂律属性特征。通过曲线拟合，当n=5000时，入度概率分布的幂指数为-1.428；当n=10000时，入度概率分布的幂指数为-1.436。在出度分布方面模型虽然也表现出了与实际网络相似的分段特性[12]，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幂律特征，这主要与SBpaF模型老节点的边生长过程没有考虑节点吸引度有关，这是后续模型需要改进的方面。
4结语
针对现有社会网络演化模型无法仿真微博粉丝网络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微博用户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在粉丝网络的演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定义了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吸引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粉丝网络演化的规律，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吸引度的微博粉丝网络演化模型SBpaF。模型充分考虑了粉丝网络节点及边生长的复杂性，深入刻画了粉丝网络中节点吸引度对于网络演化的作用，同时模型还依据真实网络的特性，增加了刻画边消亡的事件。模型中的参数能够动态调整，从而来决定各种因素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大小。仿真实验结果显示，通过恰当的参数及行为特征调整函数设置，SBpaF模型能仿真出与实际微博粉丝网络具有相似拓扑属性特征的网络拓扑。
需要指出的是，SBpaF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如在聚类系数和节点出度方面的仿真结果不够理想。这是因为模型的边增长过程与实际的网络演化过程还存在差异，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考虑更多的网络演化影响因素。此外，对于行为特征调整函数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新节点的增长模式是否服从泊松分布还不明确，这些都是日后需要进行验证和改进的方向。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4
引言
消除农村贫困已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的要求，包括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2016年3月，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十三五”期间的重大举措被提出。显然，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是农业现代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该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将更多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早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就曾指出：“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因此，在多维视角下分析农村贫困人口所具有的特征，对于我国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2013年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分析这些特征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贫困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研究贫困及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这类研究多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或实证检验考察不同因素对贫困的影响。例如Kentabata基于世代交叠（oLG）模型分析了倒U型的生育率曲线和贫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降低经济收敛于贫困陷阱的风险[1]。Semmler和ofori考虑了不同国家在资本规模、规模收益以及资本市场的约束等方面的异质性，研究了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指出由于资本市场的约束性和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可能导致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长期收敛于贫困陷阱之中[2]。Kraay和Raddatz建立了基于低储蓄率和低技术进步水平的拉姆齐增长模型以考察陷入贫困的微观机制，并结合实际数据评估了经济援助的效果[3]。Gokan构建包含信贷市场摩擦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货币增长规则和金融发展阶段对贫困陷阱形成的影响，指出当货币增长速度低于某些临界值时，经济就会收敛于较低的资本存量稳态，而金融发展阶段越低，这种贫困陷阱出现的可能性越大[4]。
第二类是考察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因素对贫困的影响，该类研究多是基于微观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是目前关于贫困比较多的一类研究。例如，Hanjra等结合实证研究，分析了影响贫困的路径，认为人力资本和农村市场是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5]。naschold结合印度农村的面板数据进行半参数估计，分析了印度农村的资产贫困陷阱，指出较高种姓、大量土地持有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极小[6]。Cazzavillan等结合撒哈拉以南32个国家和发达国家（G7）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物质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生产率差异为撒哈拉以南地区陷入贫困提供了支持[7]。Giesbert和Schindler结合莫桑比克农村的家庭面板数据检验了基于资产的贫困陷阱，从初期资产禀赋、家庭特征、社区特征、冲击和中介因素、应对粮食不安全的策略等5个维度考察了资产的增长情况，指出尽管大多数家庭会收敛于趋于贫困线附近的均衡，但一些具有特定特征的家庭（如迁移户、户主教育程度较高等）会达到较高的均衡水平[8]。Bucca从个体差??和社会结构角度分析贫困和富裕的根源，并结合拉美七国200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个体特征（如教育、社会阶层、流动性经验、种族）对贫富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国家差异[9]。Zhang分析了教育对贫困的影响，并结合关于中国西部经济和社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昂贵的教育费用会加剧中低收入家庭的成本，进而产生“教育-贫困”陷阱[10]。
第三类是关于减贫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多是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一类研究。abro等结合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旨在提高农村生产率的政策对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生产率的提高能起到减贫效果，但还需要完善农村资产保护、完善农村周边设施（学校、卫生中心等）、降低通胀压力和稳健的人口政策的措施来配合[11]。maitra和Rao基于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调查数据，采用半参数有序二元probit模型研究了粮食安全与贫困的关系，指出贫困政策应当致力于消除粮食不安全，但应当有人力资本投资和赋予女性权力等措施的补充[12]。imai等结合印度和越南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非农就业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指出非农部门的就业（销售、专业人士、职员等）对农村家庭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旨在帮助农户分散到非农部门的政策（如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可以起到有效的减贫作用[13]。wossen和Berger构建了基于多个体系统的生物经济模型（Bioeconomicmodelling）进行政策模拟，指出致力于促进农业信贷和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干预可以有效抑制气候和价格波动给贫困农户带来的不利影响[14]。mahadevan和Hoang基于潜类别模型研究了越南的多维贫困问题，指出扶贫计划应当致力于消除对多维贫困影响较大的长期贫困而非短期贫困[15]。
此外，国内学者对贫困的关注程度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李实和JohnKnight根据收入和消费标准将中国城市的贫困分为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并指出预测的金融资产和收入、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特殊需求均对不同类型的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16]。王祖祥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通过贫困线、贫困人口、贫困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贫困指数（如贫困基尼、Sen指数和SS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估[17]。王小林和alkire通过多维贫困指数衡量中国的贫困状况，指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18]。罗楚亮结合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化特征，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家庭健康状态等都会对贫困状态的转换产生重要影响[19]。邹薇和方迎风结合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从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国目前的贫困状况[20]。李实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CHips）分析了中国近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和不平等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指出尽管目前的减贫政策是有效果的，但却是无效率的[21]。Chen等人结合中国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第二类广义beta分布函数比较能刻画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且经济增长对农村扶贫的积极影响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人口的老龄化日益成为影响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重要因素[22]。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分析各类因素（经济、社会、制度、政策等）对贫困影响以及贫困的经济社会后果等方面，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定量考察时，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出现，而单独关于贫困人口主要特征考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研究贫困的相关问题时，国内外学者均不同程度上将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生活质量、非农就业等因素作为考察贫困人口的重要特征变量（见表1）。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结合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特征等维度描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分析维度上，尽可能涵盖更多的特征变量，以求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面貌；（2）在分析视角上，考察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的差异，并分析背后可能的原因；（3）在分析方法上，针对贫困人口主要特征变量的识别和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分别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以增强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变量描述及特征分析
（一）调查数据的预处理及变量描述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开始放缓，扶贫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被列入“十三五”规划。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采取了多级随机抽样的方法，涵盖100个县（区），调查数据较为系统、全面地覆?w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因此数据基本可以反映我国当前社会状况。
运用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时，先对分析中用到的变量进行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对象的选择，由于本文所分析的对象为农村人群，因此分析时只保留样本中具有“农业户口”的被调查个体，剔除“非农户口”（含“居民户口”“军籍”“蓝印户口”“其他”等）；二是贫困标准的选择，尽管有少数学者也将粮食安全[12]或消费水平[16]作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但大多数学者均以收入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而且中国目前的扶贫标准也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于2011年11月所规定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2010年不变价格）。因此本文中划分贫困人口时，将被调查的农村个体中过去一年（即2012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归入贫困人口，否则归入非贫困人口。值得一提的是，样本中被调查个体的收入数据中存在大量的0值、“缺失”“不知道”“拒绝回答”“不适用”等信息，分析之前需将这些数据剔除，最后得到涵盖全国29个省的5410份问卷数据（其中海南、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缺失）。
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CGSS调查数据的主要内容，在对贫困人口特征的选取方面，本研究考虑如下4个维度：（1）个体基本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种族、婚姻状况等；（2）个体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配偶受教育程度、未成年子女数量、拥有房产数量等；（3）个体社会特征，包括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等；（4）个体其他特征，包括非农工作参与、周工作时间、看电视频率、使用互联网频率等。表2反映了中国农村被调查个体相关特征变量的基本数据信息。
关于表2中的数据信息，有3点需要说明：（1）受教育程度的单位为年限，其数据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未受教育”包括原数据中的“未受任何教育”“其他”2个类别，“小学”包括原数据中的“小学”和“私塾”2个类别，“高中”包括原数据中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2个类别，“大中专”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专科”“中专”“技校”3个类别，“本科及以上”包括原数据中的“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2）婚姻状况是对原调查数据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已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同居”4种类型，“未婚”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未婚”“离婚”“丧偶”3个类别；（3）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的“未参与”包括原调查数据中的“没有参加”“不适用”2种类型。
（二）贫困人口主要特征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2中4个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结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差异。首先进行两类各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各特征变量的均值差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看出，在4个特征维度下，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的各个特征变量中，除了性别和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个别变量之外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1）在个体基本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中平均年龄（58.28岁）要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中的平均年龄（46.38岁），平均受教育程度（4.82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7.48年），健康状况显著的比非贫困人口状况差，民族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一点），婚姻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中，已婚人群比例略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很明显。（2）在个体家庭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34人）要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3.23人），贫困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1.59年）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3.31年），贫困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4.98年）要?@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个体配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7.38年），贫困个体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4人）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中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平均值（0.6人），贫困个体与非贫困个体拥有的房产数量存在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人口拥有的房产数量略低）。（3）在个体社会特征维度方面，农村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略有差异[12]）。此外，农村贫困人口的合作医疗参与比例（92.7%）略高于非贫困人口的参与比例（91%），但并不显著，而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8.7%）则显著高于非贫困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比例（60.6%）。（4）在个体其他特征维度方面，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6.8%）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拥有非农工作的比重（36%），贫困人口的每周工作时间（45.64小时）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每周工作时间（50.95小时）。此外，贫困人口使用电视和互联网的频率也要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依据贫困线将农村被调查个体分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通过构建二值离散选择模型来识别4个维度下的主要特征变量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进而考虑到被调查人群在不同维度下的异质性，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各个特征对农村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及背后可能的原因。
1.离散选择模型。在二值离散选择模型之中，可以不将农村个体确定性地陷入贫困的结果作为分析对象，而是将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作为分析对象。也就是说，这里将讨论确定性取值1（陷入贫困）或0（不会陷入贫困）的二值选择模型转化为讨论农村个体是否会陷入贫困的概率二值选择模型。假设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取值为1）的概率为p（yi=1|Xi），其中Xi为影响农村个体i陷入贫困与否的特征变量向量，因而农村个体i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为1-p（yi=1|Xi）。因此，二值离散选择模型的回归方程即为：
上式中，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μ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该式是用线性函数描述的概率选择模型，因而被称为线性概率模型（Linerprobabilitymodel，Lpm）。该模型要求，给定任意的特征变量Xi的取值，回归结果取值范围始终在[0，1]之间，但现实中这一要求难以满足。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引入转换函数F（Xiβ）加以修正，转换函数在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农村个体在特征变量向量的影响下，陷入贫困的概率。如果利用Logistic函数作为转换函数F（Xiβ），则可以的得到Logit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对于（3）式而言，左边的p/（1-p）表示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和不会陷入贫困的概率比。第K个特征变量Xik的估计参数βk的经济学意义是明确的，表示Xik增加一个微小量时，所引起对数概率比的边际变化。当βk>0时，表示第k个特征变量对于陷入贫困具有正向的影响；反之则反。
2.分位数回归模型。由于农村个体在本文考察的4个维度下的个体差异较大，因此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收入水平期望值的影响，不能考察各特征变量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分布规律的影响。Koenker和Bassett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弥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不足，它旨在对条件分位函数进行统计推断[23]。分位数回归的假设相对于普通最小二乘更弱，参数估计的稳健性更强，并能全面刻画变量的分布特征。由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农村个体收入水平y在给定特征变量X下整体的条件分布，因而可以考察不同维度下各个特征变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方面的影响。根据Koenker[23]对分位数回归的系统阐述，这里以农村个体的对数收入水平y的为被解释变量，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X为解释变量，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借助stata13.0通过Bootstrap方法获得估计系数βq及其稳健标准误。
（二）农村贫困人口多维特征考察
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征识别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4个模型在整体上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表4中，模型1为基准回归结果，考察4个维度下18个特征变量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影响。回归模型2为将模型1中的“看电视频率”替换为“使用互联网频率”后的回归结果，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可以看出，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的显著性和估计参数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是稳健的。回归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中西部=1），可以看出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表明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东部农村地区。作为对照，模型4为普通最小二乘（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结果，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相同，可以看出，模型4的拟合优度要低于模型1～3，这说明，运用Logit模型更能刻画农村个体陷入贫困可能性的变化情况。因此，下面基于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各个维度分析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1.个体基本特征方面。年龄较大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性别的影响似乎不大，而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则不是很大，这三个特征所反映的结论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原因可能在于：老人往往在平均劳动体能方面弱于其他人群，因而更容易陷入贫困；健康状况好的人一般具有良好的劳动体能，劳动参与率也较高，并且在医疗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支出，因而一般不大可能陷入贫困。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较大，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所致。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尽管不显著），已婚人群可能因为家庭有效劳动力的增加和家庭内部的分工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尽管也不显著）。
2.个体家庭特征方面。个体所在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或者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家庭人口数量较大则意味着家庭的生活开支较大，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则意味着家庭的抚养负担较大；父母或配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源自父母的代际人力资本转移和源自配偶的代内人力资本转移。此外拥有房产数量较多的人群不仅不会在住房需求上有较大指出，反而可能会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
3.个体社会特征方面。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对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处于农村基层的中共党员在脱贫方面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和模范作用。宗教信仰对于农村个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与maitra和Rao在考察印度贫民窟的贫困问题时的实证结果比较相似[12]）。合作医疗参与和养老保险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这说明，参与社会保障机制之后，农村人口抵御疾病和其他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因而降低了“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可能性。
4.个体其他特征方面。具有非农工作的人意味着在农业之外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因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每周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不显著），这是由于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使得工作时间较长，能在既定工资率下获得较多的工资收入，进而起到脱贫的作用。此外，看电视的频率似乎?ε甯鎏逑萑肫独У目赡苄杂幸欢ǖ母合蜃饔茫?这可能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电视是人们获取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相关信息的主要手段，因而可能会降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模型2中用“使用互联网频率”替换“看电视频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的合理性。
综上，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少数民族、未婚状态、所在家庭人口数量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大、非党员、无宗教信仰、没有非农工作、周工作时间较短、看电视频率（这里理解为获取与农业生产相关信息）较低、处于西部地区可能性较大等。尽管还有一些特征变量并未被Logit模型识别出，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影响，而且这些所有的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多维特征对贫困与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影响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这里以收入水平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CGSS调查数据中，经过预处理之后的这5410份个体调查问卷中，处于贫困人口的个体有730个，因此当年（2011年）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3.49%（=730/5410），在表5的分析结果之中，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模型4和模型5可以反映各个特征变量对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模型3的反映的分位点（15%）附近被调查个体的家庭人均收入虽然在贫困线之上，但依然不足3000元，因而可以将该模型的结果看作是对贫困线附近农村人口主要特征的反映。下面详细分析各维度下的特征变量对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异。
1.个体基本特征。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年龄对收入水平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在10%分位点附近非常显著，而在非贫困人口顶层收入人群中不存在这一倒“U”型关系。性别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方向性差异，在非贫困人口中可能存在性别歧视。受教育程度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强度上随收入水平提高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说明教育回报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健康状况对各人群的收入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随收入水平上升存在递减趋势，说明对于底层贫困人口而言，健康的身体意味着较强的劳动体能，因而会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即健康是收入的因）。民族特征（汉族）对收入水平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汉族聚集区较为落后，因而收入水平也较低。婚姻特征（已婚）只对贫困人人群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已婚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增加，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会提升。
2.个体家庭特征。不论是贫困人口还是非贫困人口，家庭人口数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均呈现出“U”型特征，原因可能在于：当家庭人口比较少时，有效劳动力不足，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因而家庭人均收入会下降；当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的有效劳动力也在增加，此时分摊到每个人的收入会相应逐步增加。父母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不同收入水平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说明源自父母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和配偶人力资本的代内转移对农村个体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只是贫困人口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成年子女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还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增加，因而这种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拥有房产数量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这是因为贫困人口大多只有一套房产满足住房需求，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额外的房产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因而房产数量对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这种影响的强度在迅速扩大。
3.个体社会特征。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一定正向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党员在其所在收入阶层所发挥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所致。宗教信仰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只是显著性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在中下层人群中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宗教的某些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和作为交流平台为农村人口提供了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24]，因而有助于提升农村人群的非农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但对非贫困人口中的部分群体收入水平的负向影响表明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即参与合作医疗之后人们主观上医疗保障加强了，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反而退到了较低收入水平。
4.个体其他特征。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大于非贫困人口，这是因为在农村地区非农工作对于贫困人口而言是获得额外收入的一种方式，但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这类工作具有兼职性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闲暇的珍视会导致这种兼职的意愿会有所下降。周工作时间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周工作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因而既定工资率下的收入也会增加；在较高收入水平（90%分位点）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已不显著，说明高收入阶层并不存在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农村非贫困人口中的高收入阶层，可能存在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人们更看重闲暇）。看电视频率对于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是上升的（尽管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贫困人口通过电视获得的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其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看电视频率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较高，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渠道很多，源自看电视频率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很小。
四、结论
本文结合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识别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这些特征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旅游管理;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0-01
2003年起，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急剧增加，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727万的高峰，是2003年的3.43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剧增，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日益凸显，大学生就业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民众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作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业，已经与石油业、汽车业一起发展成为世界三大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增加，旅游不再是奢侈的代名词。据统计，2014年全国旅游总收入约为3.25万亿。随着旅游消费需求增加，旅游管理和服务的质量提升势在必然。但从旅游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流失严重：汪剑明研究认为，旅游专业本科毕业生两年后仍留在原旅游企业的不到20%。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调查显示，河南省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三年之内的对口就业流失率接近90%。杨卫武等调查发现，旅游院校毕业生行业流失率在20%-40%左右，而综合性大学行业流失率高的能达到70%。大学毕业生是高级宝贵的人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探索、构建适应旅游行业要求的毕业生胜任评价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文献回顾
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在1973年提出了“胜任力”这个概念，认为胜任力包括与工作或工作绩效相关的知识、能力、技能、特质或动机等。自从麦克利兰提出胜任力的概念以来，有关胜任力模型的研究成为热点。在国外，冰山模型、洋葱模型是比较著名的胜任特征模型。冰山模型由麦克利兰提出，他认为胜任力可分为知识、技能等位于冰山水上的显性部分，以及社会角色或价值观、自我概念、个性和动机等位于冰山水下的隐性部分。洋葱模型由美国学者博亚特兹（RichardBoyatzis）提出，他认为胜任力像圆葱一样，从内到外分为动机、个性、自我形象与价值观、态度、技能、知识等不同的层次，其中动机是内核。塞尼.m.斯潘塞博士（Signem・Spencer）等在传统冰山模型基础上，经过近20年的研究与应用，提出了新的冰山模型，将自我概念特征引入胜任力模型。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对胜任特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行业包括家族企业、通信业、it企业、高校、医院等领域，研究对象包括高层管理者、管理干部、辅导员、班干部、医生、护士等，构建的胜任特征模型从二维度到多维度不等。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刘新民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青岛9所高校2008年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分析，构建两个维度的大学生就业胜任力模型：素质和能力。姚若松通过对广州地区的企业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企业对大学毕业生职业胜任力的要求，构建了任务管理维度、自我管理维度、人际管理维度、运筹能力维度、冒险创新维度、岗位管理维度的大学毕业生胜任特征六因素特征模型。王蕾等对浙江省某高校2010届毕业生进行研究，构建了四个因素特征模型：核心胜任力、岗位胜任力、角色胜任力、其他胜任力维度。
二、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构建流程
在参考以往有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和胜任力特征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旅游管理专业特点，笔者提出了构建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的基本步骤，主要如下：
1.文献分析：在分析以往大学生就业竞争力、胜任力模型的研究文献和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确定绩效标准，选取有效样本，区分胜任力强的群体与一般群体。
2.行为事件访谈：请被访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围绕自己的本质工作，介绍3个成功的经验和3个令人感到失望的经历。要求受访者详细描述事件发生的背景、当时的目标、实际采取的行动、最后的结果以及受访者的感受等。访谈时要做好录音和记录，输入计算机，整理成统一格式的文稿。为保证模型的客观、有效，访谈必须做到双盲设计，访问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要保持中立，不对受访者的描述做主观评价。
3.访谈编码：在对分析员进行培训和反复训练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胜任特征字典对文字记录进行分析，统计各种胜任特征在文稿中出现的频次，并对表现的复杂度和广度水平进行编码，确定各个要素指标的程度。
4.问卷调查：根据访谈编码结果，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采取五点量表法，请被试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进行1-5级的评定。通过问卷调查，可以进一步完善行为事件访谈的信息。
5.构建胜任特征模型：对搜集、编码的信息进行分析，设计指标，分配权重，建立胜任特征模型。
三、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
通过上述五个步骤，经过试验和调整，得出了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包括三个部分：个人特质、岗位胜任力、其他胜任力。
个人特质是个人具备的，能够对工作和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潜质。岗位胜任力是特定岗位上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所需的能力，后天的培养、锻炼可以提升个体的岗位胜任力。其他胜任力主要是指能够辅助个体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或胜任岗位的能力，包括风险承担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学习能力等。
四、小结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胜任特征模型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岗位胜任能力是核心，反映了个体的职业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个人特质和其他胜任力是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岗位胜任力的层次和效果，是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保障。依据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胜任特征模型，合理调整专业培养方案，有计划、分层次地引导毕业生各项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场胜任力。
参考文献
[1]王雷.高校毕业生职业胜任力模型研究[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1（10）：74-76
[2]王雷.高校毕业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11）：91-97
[3]孙杰，孙宝民.地方高校毕业生胜任力培养方式探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4）：131-134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家庭环境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
1.引言
随着武术散打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此项目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运动员生理上的准备越来越完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优秀运动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心理因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如何解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已成为散打运动训练和竞赛中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与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而个性特征对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有直接影响。[1]因此，对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研究对散打运动员心理选材、心理训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2.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上海体育学院附属竞技学校女子散打运动员12名、吉林队女子散打运动员9名、山东队女子散打运动员8名、河南队女子散打运动员8名、安徽队女子散打运动员6名，以上43名运动员均为注册在队的国家一级以上运动员。发放问卷43份，回收43份，其中有效问卷41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表1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3主要研究方法
3.1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需要，利用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对近十年有关运动员个性方面的研究报告、论文进行检索，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为本研究打下前期资料基础。
3.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1982-1983年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个性测量问卷（epQ）中国修订版成人问卷量表和自制运动员信息表对调查进行测试研究。[2]
3.3专家咨询法
就有关个性心理特征选择研究、问卷的制、修订与实施测量等过程向有关心理专家、武术散打资深教授、教练等人咨询，充实和完善本课题研究。
3.4数理统计法
采用eXCeL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对epQ问卷及运动员信息量表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3.5综合逻辑分析法
调查并结合有关心理学、运动训练学、教育学等学科对相关知识进行逻辑分析与论证，探讨研究结果对女子散打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方面的应用与价值。
4.结果与分析
4.1家庭环境对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环境是指围绕在个体周围的并对个体自发地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外部世界，即围绕在个体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3]本研究不包括有目的地自觉地施加影响的教育活动，而主要指家庭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社会关系、风气等。
4.1.1家庭经济条件对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2家庭经济对优秀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2显示，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是非常好，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对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性：运动员在神经质（n）特质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在内外倾向上有差异性但不显著。究其原因，家庭经济状况对运动员的从小生活习惯有一定影响。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运动员从小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满足，无生活压力，依赖性较强，思想上较放松，善于与人交往，自信、乐观，情绪稳定，易产生“优势心理”和自傲。经济条件不好的运动员受到家庭经济压力的影响，与周边条件较好的朋友相比易产生自卑心理，但更独立、意志力较强、吃苦耐劳，与队友和教练相处时易被一些敏感的话语影响情绪和心情。
4.1.2家庭生活地域性对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3家庭社会环境对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3显示，无论运动员家处农村还是城镇，对运动员在e、n、p、L四个维度的个性特征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可知，家庭环境是否是农村或城镇对其个性心理特征的影响不显著。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社会发展迅速，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时展的同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表4不同地域对优秀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南北方运动员的性格特征在内-外倾（e）值和情绪稳定（n）值上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南方运动员表现出多血质情绪稳定个性特征，而北方运动员表现为胆汁质情绪、稳定性不高的个性特征。南方运动员因为南方的风俗习惯和丘陵地带的地理因素影响，特征表现比较温和含蓄、谨慎细腻、多情善感。而北方人因地处平原地带，身材高大、民风彪悍、性格爽朗粗犷、果断干脆、随意，但脾气火爆易怒，所以南方运动员在比赛时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从容，在比赛中缺少一种霸气、兴奋性不高。北方的运动员在打法上更加硬朗、敢拼敢打、好胜心强、精力充沛且敢于创新。然而表现出不计后果、行事冲动莽撞、行动不均衡的性格特征，在比赛中一旦出现劣势就容易急躁。
4.1.3父母对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5父母关心程度对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影响
表5显示，父母的关心程度对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有较大的影响。受到关心较多的运动员，表现出更加外向的倾向，性情开朗随和、关心他人、易于相处、自信，但是在精神质上，两类运动员都表现出高分，有容易激动、易感情用事、情绪不稳定、意志力不强等特点。可能是父母的关心有助于运动员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得到更多的精神和物质帮助，其抗压能力较好。而父母关心程度一般的运动员表现出内向倾向稳定和外向不稳定型，有些还表现出高精神质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是易产生孤独感、对生活的态度比较忧虑、易紧张、脾气急躁，却更独立、敢于面对问题。因此父母的感情投入对运动员生活与训练中的个性特征的表现有很深刻的影响。[4]
5.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员的个性心理类型主要是多血质类型，其次是胆汁质类型。我国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主要个性心理特征表现为：个性外向且情绪稳定，自信谨慎，机智灵敏，善于与人交往，这类个性运动员在训练与比赛中，环境适应力强，且有较强的分析应变能力，意志坚强，遇到困难能勇敢面对、独立解决，打法灵活多变，并且能很好地执行教练安排的任务与战略战术。影响我国优秀女子散打运动员个性心理特征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家庭经济、南北方地域差异、父母对运动员的关心程度及对运动员个性心理特征的影响最大。
5.1教练应重视对女子运动员健全的个性心理特征的培养，平时应常对运动员的心理动态进行监测，以便在训练和比赛时针对运动员的个性心理进行科学的调整引导和完善，使运动员充分挖掘和发挥才能与潜力。
5.2在选拔和培养女子散打运动员时，应考虑各种因素对运动员个性心理特征的影响，综合考虑散打项目特点与不同个性心理特征的运动员，采用科学合理的培养与引导。
5.3教练和运动员的父母应该互相配合，重视对运动员不同个性心理特征的调整和完善，并且注意自身品质和个性心理特征对运动员健康个性心理特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苗秀丽.谈体育教学与竞技运动中的人格体育[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5，4（11）：69.
[2]龚耀先.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修订手册[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53-57.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土地征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7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1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进程是与不同阶段农民就业持续分化过程紧密关联的。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实施，释放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以“离土不离乡”形式就近进入乡镇企业等非农领域就业，推动了我国农民从农业向非农兼业的第一次就业分化阶段的形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启动，城乡、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障碍逐步被打破，农民就业呈现出以“离土又离乡”式的异地非农就业流动构成了对原先就近兼业的替代，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农民就业分化阶段；而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迎来新一轮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浪潮，因农地非农征用而失地的农民规模持续增加。失地农民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农村现有社会结构，同时也构成了对农村乃至城乡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要求，其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与转型发展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民步入第三次就业分化阶段。
与大量围绕前两阶段农民就业分化主题研究的文献相比，当前由失地农民为核心的新时期农民就业分化问题研究总体还不多。牟少岩[1]基于青岛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的微观因素；陈会广[2]认为农民职业分化与土地制度变迁存在紧密联系；许恒周[3]研究发现，基于土地产权偏好差异，农民将面临分化趋势；谢勇[4]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民群体就业形成了差异性影响；陈浩[5]研究认为，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增强失地农民非农就业能力，提升其家庭主动离农意愿；李飞[6]进一步揭示了除了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职业获得也具有显著影响，而张晖[7]认为，适量的拆地补偿有助于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等等。
纵观上述研究，对我国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富有价值探索，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突出体现为现有多数研究或多或少都隐含着一个假设，农民对土地存在一定的就业依赖，因此失地农民的就业分化将主要表现为由征地导致从原先的涉农就业形态（如农业或兼业）向非农就业或无业形态转化。虽说这一假定确实能反映当前我国特定区域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状况，但初步调查显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①严格意义上，完全失业者谈不上职业层次，但如果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个体就业程度，可发现纯粹意义的劳动时间为零的所谓绝对失业是罕见的，即便是那些不出去工作而居家的无业女性，按照家庭理论观点，其照看家庭行为本质也属于一种劳动供给（Becker，1962），但可以归结为极低职业层次。
（如长三角地区），由于高度的农村非农化水平，农民完全非农就业比例也很高，因此对土地的就业依赖度较低，因此，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就业分化并非仅存在由涉农向非农就业模式的外部分化，更可能表现为非农就业结构的内部深度分化，其中职业层次变化是重要内容，但迄今尚未发现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力图基于长三角地区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对土地征用前后农民从事职业层次及其变化状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运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方法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深入洞察当前城镇化土地征用背景下失地农民特别是原先从事非农就业农民的职业演变规律，进而提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1理论分析
1.1失地农民职业层次的构成
分化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反映特定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环境变迁下所形成的行为与状态的变化。本文所研究的失地农民职业分化，侧重考察基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征用制度变迁对不同类型农民职业层次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及其演变特征。
陈浩等：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就业是人的重要经济行为，但就业行为离不开特定职业作为核心载体。按照职业理论的观点，职业类型存在某种层次属性，职业层次的高低对从业者经济和社会阶层地位的演变具有直接而又显著的影响，因此，职业层次的变化不仅可清晰地反映个体就业类型的演变，更构成衡量其就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8]将80年代以来国内农民的职业层次类型按照从低到高分为8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工商户、私营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与农村管理者。本文基于数据采集和研究便利的考虑，在陆文的基础上，将失地农民职业层次按照从低到高归纳为以下5类：
（1）最底层：农业劳动者和无业①。为了与陆学艺等学者的研究范式一致，我们将征地前农民从事的纯农业界定为最低职业阶层，但征地后，这部分农民因无地、少地可种，而可能面临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我们将上述两种形态合并，共同成为职业层次的起点。
（2）中低层：短期雇工。是指农民从事一线岗位，但属于短期雇佣性质，以是否签署劳动雇佣合同情形来度量，具体可包括：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零工和签署合同期限
（3）中间层：长期雇工。与短期雇工相反，长期雇工是指农民与用人单位签订雇佣期限≥6个月劳动合同的一线岗位。一般而言，能够提供较长期正式雇佣合同的企业，其综合实力与运营水平也较高，在用工流程和劳动保障体系方面也更为规范，因而更有利于维护农村务工人员各项合法权益。
（4）中上层：技术人员。（2）、（3）两层职业形态本质上都属于企业一线生产岗位，我们进一步将在企业或农村从事专业职能服务的岗位归类为技术人员层次，具体形态上包括：乡镇企业或其他企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生产管理、会计、营销人员、农村建筑承包人、服务业技师等，此外，也包括农村知识分子，如教师、医生等。
（5）上层：创业与管理者。主要包括个体与私营业主、各类企业管理者以及乡村干部。由于相比其他层级都属于他雇性质，该层次职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业或拥有较大的职业权力，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失地农民职业层次的最高层形态。
以上构成了衡量农民职业层次的基本类别，不难发现，其涵盖了从农业到非农领域，但以非农领域为主，因此，农民职业层次分化的实质是从事非农就业农民之间在非农职业形态上体现出的异化和发展差距，因而从征地前后的农民职业层次演变中也可窥斑见豹地洞察城镇化土地征用对农民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的深入影响程度，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目的。考虑到部分农民兼业特性，我们以其所兼的非农职业作为考察其职业层次的基本依据。
1.2影响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的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就业行为受到从其个体到家庭乃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这也构成了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体系。
（1）个体特征。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者就业状况首先取决于其自身劳动能力，而其是由个体人口特征与人力资本状况所决定，具体可包括以下指标：年龄、性别、健康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技能培训状况。对于农民而言，个体人力资本禀赋越高，其从事高层次职业能力和水平也越强，失地后，与其他农民的职业分化度也将越大。
（2）家庭及区域特征。大量研究证实，区域与家庭因素也构成对农民职业层次选择与就业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基于本研究主题，我们仅遴选了3个核心指标（见表1）。其中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地区类型和距离中心城镇距离的家庭所在地类型指标一般而言，处于经济越发达地
注：补偿形式中，社保补偿是指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或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作为征地补偿的方式；就业补偿是指直接以安置征地农民非农就业等方式；此外，调研中还存在土地股份分红、安置房补偿、以地换地安置等补偿形式，但这部分样本少且分散，故统一纳入“其他”项。
区以及越接近城镇的农户，其家庭成员获取较高职业层次的非农就业机会也越大，对农地生计依赖度也将越低，因而土地征用对其就业冲击影响程度也越弱。能较好地反映区域特征，而社会资本体现了家庭拥有就业发展的社会关系资源程度。
（3）土地征用特征。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的最直接外部推力是土地征用因素。[9]首先，不同征地程度将决定农户家庭最终拥有的农地禀赋状况，这将对失地农民就业选择特别是从事农业或兼业等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其次，不同征地用途将对周边的失地农民带来不同的就业机会，因此调研中我们整理出4类可能性征地用途，用以考察其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程度；三是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土地征用补偿既能增加失地农民的实际收益水平，同时又对其就业决策与未来预期产生某种影响，但不同征用补偿方式其影响效应也将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结合调研情况，梳理出目前长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方式大致可分为4类，具体涵义与赋值见表1。
以下将基于长三角实地调研数据，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2长三角地区失地农民职业层次分化的描述分析
2.1调研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需数据来源于“长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就业分化统计调查”，系作者所主持相关课题阶段性调研成果。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较发达区域之一，面临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要求，而妥善解决因农地征用而产生的失地农民群体就业保障问题至关重要，因而符合实证研究的地区要求。调研对象区域为长三角核心区——苏浙沪16市的抽样农户，调研时间为2011.12-2012.3，调研样本抽样方法是，先按照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调查地区划分为一类和二类地区，2011年长三角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16个城市地区人均GDp排名依次为：苏州、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台州、南京、常州、绍兴、舟山、镇江、嘉兴、湖州、扬州、南通和泰州，为了考虑区域差异因素，本文将位于前8位城市列入一类地区（更发达地区），而其余列入二类地区（次发达地区）。以随机非等距原则抽取每类地区市中的1-2个市（县）作为实际调查区域，每个市（县）再以经济发展水平随机选取5-6个近3年内发生过征地行为的自然村或社区，每个村随机抽取10户左右农户，以户主作为调研对象发放问卷，由课题组中受训过的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当地生源本科二、三年级学生指导填写并进行部分
访谈，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980份，剔除其中一些关键信息填写不完整的以及残疾、无劳动能力等特殊家庭样本，得到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有效失地农民样本858份，其中一类地区447份，二类地区411份（各地区实际回收有效样本分布为：上海金山区51份，江苏苏州124份（昆山68、虎丘区56），无锡89份（宜兴42、惠山区47），常州135份（武进区63、溧阳72），镇江145份（润州区65、丹阳80），泰州姜堰92份，南通海安75份，浙江嘉兴嘉善34份，宁波奉化48份，绍兴诸暨65份），具体样本分布见表1。
2.2失地前后农民就业模式分化
就业模式是决定职业层次的首要因素。图1显示，征地前，长三角地区农民就业模式总体呈现“农业与兼业”，“兼业与非农就业”的“旧二元分化”特征，但征地后农民就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首先，从事农业与兼业模式的农民比例随着农地征用过程而急剧下降，尤其是纯农业比例已不到4%，显示了失地农民对土地的生计依赖度正趋于不断降低态势，与之相对应的是，从事完全非农就业的比例大幅上升，从征地前的38.35%增至征地后的63.05%，增长了近1倍，其中包含了一部分的非农创业形态；此外，土地征用后，农民无业/失业的比例也从征地前的2%猛增至10%多，究其原因，固然不排除其中有少数农民因获得较高征地补偿进而降低了劳动意愿并选择“自愿”失业，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形并不普遍，更多可能是因就业能力和机会的缺失而导致“被迫”失业。因此，伴随征地前后农民就业形态的变迁，使得失地农民群体的就业模式将体现为“失业—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创业”的“新二元分化”转型特征。
图1就业模式变化
Fig.1Changeofemploymentpatterns
2.3失地前后农民职业层次分化
运用前文所设计的职业层次划分方法，我们比较了征地前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层次变化（见图2），表2显示，征地前，长三角地区农民总体存在显著的职业分化特征，但土地征用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分化的深入。从相对比例看，失地农民职业层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与征地前相比，从事中层及以下职业层次的农民比例不同程度地有所降低，而处于中上层以及上层职业层级类型的比例则相对增加，而从变化幅度看，在所有职业类型中，失地农民在中上层（技术人员）层级的变动幅度最大，净增长近7%，表明一部分失地农民择业行为中的技术倾向有所提高，这有利于增强其未来进一步提升职业层次和水平的能力。
但从绝对数看，失地农民总体职业层次仍然偏低，图2显示，样本区从事长期雇工（中层）职业的比例高达35.548%，成为失地农民的最主要职业形态，征地后，农民从事短期雇工等中下层职业的比例依然有17.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处于绝对最底层职业阶层的下层比例更高达13.05%，且绝大多数以失业形态为主。这表明即便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现阶段的城镇化与土地征用制度并不能帮助大多数农民尤其是那些处于中低阶层群体实现其职业层次提升和就业发展。因此，未来有必要推动城镇化与土地征用发展战略思路转型，要从单纯以追求区域GDp增长为导向的经济目标向促进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区域民众就业机会创造和职业提升的民生目标倾斜，以实现区域经济与就业民生兼顾的良性互动发展。
图2职业层次变化
Fig.2Changeofvocationallevels
3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据上可知，在城镇化土地征用背景下，农民不仅在就业模式上经历转型，且在职业层次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体而言，征地后，不同失地农民群体之间围绕所从事职业层级类型将呈现出不断分化差异特征，那么当前决定失地农民职业层次选择的影响因素程度如何？对此，下面拟运用定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3.1模型变量确定
我们将土地征用后失地农民所从事的职业层级类型视为5种不同就业情形选择的结果，并假设对于每个农民而言，当前仅存在1种适选职业情形可能，且不存在严格的次序关系，据此，可采用SpSS.20软件包中的multinomialLogit模型方法[10]，来估计影响该失地农民可能处于某种职业层次情形的各种因素，该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ij=prob（yi=vocationi）=eβ′Xi∑jm=1eβ′mXi（1）
（1）式中，i为第i个失地农民，j为当前失地农民分别处于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以及上层等5种职业层级情形，X为影响因素向量，我们将表1中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方程。为了突出失地农民非农职业层次分化程度，本文选择以下层职业（农业或失业）作为参照组，依次对失地农民处于其他4种职业层次情形进行估计。模型变量的估计系数β若为正，则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下层职业）来说，该变量对于该职业层级形态有着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即失地农民处于此职业情形的可能性更大；相反，若β为负，则表明相比参照组而言，该变量对于失地农民处于该层级职业具有负向概率影响，即处于该职业层级的可能性低。
3.2计量结果分析
我们建立了长三角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影响因素的multinomialLogit模型，结果如表2。
从上表的相关检验系数看，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考察各模型变量的回归结果，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具有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相比女性而言，失地农户中的男性从事中层及以上职业层
注：各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系数（）为sig值，*、**分别表示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
①相比我国其他地区，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政府更重视社会保障发展，对企业规范用工和劳动保障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各类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高。如江苏镇江市明确规定，凡雇工3人以上，雇期3个月以上的企业必须为员工办理参保手续，并把灵活就业人员、失地农民工等也纳入到职工社会保险范围。
次类型的概率更大，尤其是从事技术人员与创业管理者的概率分别是女性的2.57和2.64倍，性别间的职业分化特征十分明显，这可能与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有关，土地征用将使得男性因承担更多家庭生计责任而对其职业提升的要求更为迫切；而年龄变量显示，当前长三角地区55岁以下各劳龄阶段的失地农民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且从概率比看，不同年龄段之间的职业分化度也较为显著，年龄越小，从事各类非农职业特别是追求较高职业层次的概率越大。
（2）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具有直接而又显著的影响。表2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职业层次较低的短期雇工类型对人力资本要求不甚明显，但相比之下，拥有更高健康、教育和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失地农民从事较高职业层次的可能性加大，尤其是教育程度越高，会显著增加失地农民从事中上层及上层职业的概率。
（3）家庭和区域因素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存在一定的影响。从计量结果看，地区类型变量不显著，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统筹发展深化使得区域差距趋于缩小；而模型Ⅲ、Ⅳ中的家庭所在地变量为显著正值，表明家庭越靠近中心城镇的近郊失地农民，越易受到城镇良好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机会的辐射，因而获取与从事中上层以上非农职业的机会也越大；社会资本变量方面，模型Ⅰ、Ⅱ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其中前者为显著，而模型Ⅲ、Ⅳ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值，但却不显著，这表明，社会资本构成长三角失地农民职业层次提升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即农民拥有社会资本只是具备追求高端就业的第一步，其成功性可能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如人力资本等），但与之相反，缺乏社会资本，却会显著扩大其从事低层次职业（如短期雇工）的概率。
（4）不同土地征用因素对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呈现出差异性影响特征。首先看征地程度。结果显示，征地程度的加深，将显著增加农民从事中层以上非农职业形态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农户拥有的农地资源越减少，土地保障能力也将越弱，则越会强化农民将非农就业作为维系长期生计保障的核心手段[11]，进而努力提升其非农职业的稳定性与层次水平。
其次看征地用途，从各模型变量系数看，总体而言，各类土地征用开发形式对周边被征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发展并不构成显著的正向促进概率，相反，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反而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农民非农职业发展，其中，对中层及中上层职业形态的阻滞效应尤为明显。这似乎昭示了当前长三角地区实施的城镇化征地开发战略存在某种不均衡缺陷，即过多地关注区域GDp增长等经济目标，而对促进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区域民众就业机会创造和就业发展等民生目标较为欠缺。长期以往，将严重制约区域城镇化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是征地补偿方式。结果表明，货币补偿显著降低了失地农民从事中低层以下职业的概率，同时提升了从事高层职业的概率。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货币补偿增加了失地农民短期非劳动收入，使得一部分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失地农民有可能降低劳动意愿而选择“自愿”失业[12]；而另一种可能则是一些具备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失地农民充分利用货币补偿契机，进行自主创业投资等，提升其非农职业层次，模型Ⅳ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货币补偿对失地农民从事创业管理职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的概率。此外，模型结果还显示，一定范围的就业补偿对那些缺乏自主求职能力的农村弱势劳动群体获得短期雇工等职业机会而从事非农就业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其他职业形态影响不大；而由于当前长三角地区普遍较高的企业职工社保参保率①，因此单纯的社保补偿对失地农民非农职业形态并不构成显著影响。
4结论与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征用作为一种外生制度变迁，对农民就业将产生一定的分化影响效应。这种分化效应既涉及到征地前后农民在涉农与非农之间外部就业模式的演变，更涵盖农民所从事非农职业层次的内部结构变化，而后者构成了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就业分化的重要特征。
本文基于内部结构视角，分析了城镇化农地征用背景下失地农民的职业层次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858个失地农民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前，样本地区农民职业已呈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而土地征用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分化程度，其中处于职业低层与高层的失地农民就业发展差距有所拉大，久之将可能扩大其收入水平及市民化能力的差距，进而增加未来群体分化的风险；而进一步运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显示，人力资本是造成失地农民群体职业分化的核心因素，相比而言，低人力资本水平构成了征地后农民获取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此外，征地用途、补偿方式等征地制度因素对失地农民职业行为也构成一定的影响。
文章认为，在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要把促进失地农民就业转型发展作为重要政策切入点，将扶持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职业层次水平，进而缩小群体内部乃至与城镇民众之间的就业差距作为助其市民化转型的长效之策。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推动新时期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转型。要摒弃以往单纯追求区域GDp增长经济目标，而将就业与公共福利增长等民生目标纳入区域土地征用与城镇化发展规划与政策考核范畴，特别要重视城镇化发展对就业创造和带动效应，以满足失地农民等各类新市民可持续生计发展需求。
（2）打破城乡、区域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壁垒，消除各类就业歧视，构筑面向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所有城乡劳动者平等开放的有效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培育基于能力绩效导向的不同职业阶层的平等进入机会和扶持通道机制。
（3）要通过加大教育培训以及非农职业技能训练等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培育和提高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水平与进入更高职业阶层的劳动竞争能力。鼓励和扶持青年失地农民（特别是女性）追求自主创业等高层次就业，以创业带动其他家庭成员就业，以提高失地农民非农就业程度；同时，注重对年老、残疾、患病等弱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扶持，努力改善其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减少因病、因残而被迫失业的几率，针对性开展适用技能培训和职业帮扶，以实现其个人及家庭适度参与非农就业的目标。
（4）转变土地征用方式与补偿政策思路，基于就业优先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指引下，不同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在征地用途上，要进一步向职业层次高、区域就业、创业带动效应强的开发项目倾斜；在征地补偿形式上，要从单纯重视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提升被征地农户成员人力资本发展之长期“能力补偿”转变，鼓励和引导失地农民合理运用征地补偿契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升非农职业层次水平。
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不足：虽然文章的核心价值在于初步揭示了失地农民因土地征用而存在进一步职业分化特征，并对征地后不同失地农民群体所从事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短期静态分析。但应看到的是，一方面，严格精确意义上对职业分化度的刻画应建立在对每个农民围绕征地前后不同阶段的职业变化进行深入跟踪和比较研究，特别是应以征地前的职业形态为重要参照点，建立起规范评价模型，但受调研数据采集等条件限制，本文这方面的分析力度略显不够；同样地，也没有考虑征地后失地农民可能面临职业分化长期动态演变问题，针对以上缺憾，有待作者后续深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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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小农生产者农地股份合作社认知参与意愿
前言：
农地股份合作社为村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然而，面对农村土地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的大方向，很多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和传统行为习惯等多方面的考虑，不愿加入合作社。有关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从农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出发研究现存问题，从小农生产者角度出发研究小农生产者对农地股份合作社认知和意愿的比较欠缺.本调查采用后者研究视角，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小农生产者的认知情况和参与意愿。
一、调查方案与样本分布
选取常州市嘉泽镇士桥村为调查区域，嘉泽镇是江苏重要的花木产地。士桥村是当地花木重村，耕地面积2552亩，总人口2276人。针对士桥村下设的士桥村、大圩窑、盛家村、赤岸里和小村前5个自然村，通过一家一人一问卷，共发放问卷180份，样本有效率为87.2%。
被调查的小农生产者中，男性占63.1%，女性占36.9%。其中，34岁以下的占4%，34～44岁占25%，45～54岁占18%，55岁以上占53%，60岁以上占9.0%。被调查的农户中，文化程度小学以下的占19.1%，小学文化的占50.3%，初中文化的占27.4%，高中及以上占3.2%。样本的总体分布比较合理。
受访农户的家庭中，土地规模5亩以下占68.8%，6-10亩占24.8%，11-20亩占3.2%，20亩以上的大户占3.2%。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户占82.8%，农业为主兼业占6.4%，非农业兼业占3.8%，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占7%。收入在5万以下的占73.2%，5-10万占21.7%，收入较高的农业大户中，收入在10-20万的占2.5%，与收入在20万以上的农户所占比例相同。
二、小农生产者参与农地股份合作社意愿分析
（一）小农生产者对于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认知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完全不了解农户占到60.5%，有一定了解占33.8%，具有完备正确认识的仅占5.7%，当地小农生产者对于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呈现两类偏差：第一类，以老年人为主，将农地股份合作社与混为一谈；第二类，以青年人为主，认为农地股份合作社是资金、权利操作的一种手段。
（二）小农生产者加入农地股份合作社意愿分析
1.模型及变量
农户作为经济理性人，影响意愿的因素有以下5个方面：小农生产者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小农生产者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口、劳动力和兼业化状况；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如土地规模、流转状况、生产交易费用和农地收入；小农生产者产业认知；政府和村委支持。
本研究选用BinaryLogistic模型，构建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函数：加入意愿=F（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农业生产特征变量、产业认知变量、政府和村委会变量）+随机扰动项。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2.估计结果和分析
采用后向筛选法，进行参数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最终模型-2Loglikelihood=108.029a，Cox&SnellR方和nagelkerkeR方的取值分别为0.406和0.579，说明模型拟合得比较理想（表5）。
根据表6，将影响小农生产者参与农地股份合作社意愿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在生产者个人特征参数估计中，三个模型分析比较发现：户主性别参数显著（p
第二，在生产者家庭特征参数估计中，三个模型分析比较发现：家庭人口估计参数显著（p
第三，在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参数估计中，三个模型分析比较发现：土地流转估计参数显著（p
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行为事件访谈团体焦点访谈
零售业是近年中变化最快，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2004年到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增长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增速稳中逐年加快的态势明显。随着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从速度、网点、商品层面走向管理、人才层面。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06年7月初至8月中旬对47家零售企业的调查和中国零售从业人员调查状况显示：目前零售从业人员中高层次和复合型人才不足，管理人才短缺。2006年7月商务部了《国内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表明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关注到商业零售人才的稀缺问题，明确指出要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商”工程。2006年11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了《零售业职业经理人（店长）协会标准（CGCC/Z0001―2006）》，该标准基本基于强化知识提高能力按照初、中、高级次而提出相应要求，但对关键职业执业能力并没有严格的分析和界定。我国零售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职业经理人，但目前还没有形成零售业职业经理人的评价机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零售业职业经理人市场。随着中外商业零售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零售行业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更加重要,急切地要求对职业经理人的胜任特质进行研究。
一、零售业职业经理人和胜任特征的基本概述
1.零售业及零售业职业经理人的定义
(1)零售的概念。目前比较主流的零售业定义分为两种：一是市场学定义：零售业是任何一个处于从事由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产品营销活动的个人或公司，他们从批发商、中间商或者制造商处购买商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另一是美国商务部的定义：零售贸易业包括所有把较少数量商品销售给普通公众的实体。他们不改变商品的形式，由此产生的服务也仅限于商品的销售。根据定义可以得知：零售是一个行业，是服务为主的行业，是在产业链中处于末端的行业。它的主要功能是服务性，它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满足终端消费。
(2)职业经理人。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是为“对其他人的工作负有责任的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纯净的职业心态，对股东负责，对市场负责；职业素养，追求品质，保持工作品质的稳定性；职业操守，不惜牺牲职业生命。2003年6月，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制定职业经理人执业标准时对职业经理人定义为运用全面的经营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独立的对一个经济组织开展经营和进行管理的管理者。这个定义可以标志着我国职业经理人队伍的正式确定。
2.胜任特征概述
自1973年美国学者mcClelland提出胜任特征概念以来，曾有多种定义和释义。本研究中主要采用Spencer（1993）的定义。胜任特征是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潜在的深层次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
胜任特征模型(competencymode1)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所需要具备的胜任特征总和。胜任特征并不是这些方面的简单相加，它有三个重要特征:(1)与工作绩效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预测员工未来的工作绩效;(2)与任务情景相联系，具有动态性;(3)能够区分业绩优秀者与一般者。
1911年，泰勒就认识到优秀工人和较差工人在完成工作时存在着差异时，建议管理者去界定工人胜任特征的成分构成。1972年，mcClelland最早提出胜任特征这个概念，即应该用管理胜任特征指标来代替传统的智力测验，因为它能预测工作绩效。1982年mcClelland的同事及合作者Boyatizis著《胜任的经理：一个高效的绩效模型》，从此胜任特征概念在管理界的广泛使用。1993年Spencer对胜任特征进行严格定义并列出了能预测大部分行业工作成功最常用的20个胜任特征。此后，专家学者对胜任特征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近些年来，国内对各种行业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胜任特征建模研究工作。时勘、王继承等(1998)运用Bei技术，对我国通信业管理干部的胜任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他们（2004）采用Bei方法，对家族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模型进行了研究。此外，一些专家学者还在中组部干部任用、军队指战军官考核培训、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才选拔进行应用实践。
二、研究的总体设计
本研究收集形成基本观点和数据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行为事件访谈、问卷调查、团体焦点访谈。其中数据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等，数据统计主要使用SpSS11.0软件。
本研究建立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模型包括如下六个环节:1.选择调研对象：根据所确定的研究课题确定研究的对象的基本范围。
2.归集胜任特征因素：通过文献检索、行为事件访谈和开放性问卷调查，查找胜任特征因素并加以归集。
3.封闭式问卷调查：依据归集的胜任能力特征因素，设计封闭式问卷，并开展问卷调查。
4.整理数据并检验：问卷获得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行专门的分类、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获得核心胜任因素。
5.建立并验证模型：以团体焦点访谈的方式，运用封闭式问卷方法产生的数据和验证结果，总结建立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模型，并检验其有效性。
(6)胜任特征模型推广和应用建议。本研究是在零售行业内选取能够担任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选择零售业态中常见的购物中心(shoppingcenter)、百货店(departmentstore)、超级市场(supermarket)三种有店铺销售业态的人员为研究范围。
三、研究内容和数据分析
1.研究项目收集
本研究通过参阅相关资料、浏览国美电器集团公司、华联商厦集团公司、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等十家国内知名的零售企业招聘职业经理人的招聘要求，对13家零售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中层干部53人进行了事例访谈（BeiBehavioraleventinterview)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归集形成了由6个维度103个子能力构成的胜任特征调查模型。
2.问卷预试和修订
在对研究项目内容收集整理基础上，形成零售业职业经理人基本胜任特征的问卷。问卷内容在石家庄某大型百货集团进行预试，调查抽取76人进行问卷调查。为保证问卷调查质量和对胜任因素理解无歧异性，研究者对因素内容解释的文字描述加以整理，并请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实战专家对胜任因素的描述加以修订。鉴于个别要素内容贴近，在参考有关量表编制要求和明确的基础上，研究者确定选择Likert七点量表。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通过修订，形成零售业高层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模型研究问卷的正式稿，共6个维度20个问题。具体状况是:(1)基础素质要求：自我提升，自信，责任感3题;(2)企业组织要求:创新能力，专业精神，协调能力3题;(3)战略决策和执行能力:战略思维，判断力，规划力，远见4题;(4)企业管理控制能力:质量意识，重视细节，信息敏感，应变能力4题;(5)组织管理能力:人本精神，用人适当，团队合作3题;(6)领导行为能力:追求成就，领导力，洞察力3题。
3.正式调查
本研究的被试选择对象为不同区域零售业职业经理人。共发放问卷102份，实际收回92份，问卷回收率为90%。剔除无效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86份。被试对象平均工作年限18.56年，担任零售企业职业经理工作平均年限7.37年。采用经过预试后根据信度和效度状况调整的胜任集，在加以解释和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得到的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问卷，仍以Likert七点问卷来测试。从预试中再次进行编制问卷，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运用SpSS11.0进行检验，其结果为：
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20个因素次序排列在10处出现了大的拐点，这样，特征值大于1的9个因子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研究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经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后提取特征值接近和大于1的10个因子，这10个因子累计解释了77.92%的方差变异（见表2））。从方差变异量可以看出，这10个因子的重要性相差不大，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胜任能力特征，具体见表2。
鉴于数据的特征可能有相互关联，研究者在以上数据检验基础上进行数据的会聚检测，结果如下：
**表示p
从表3可以看出，这10个因子的相关性都不是很高，因此，这10个因子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哪一个因子都代替不了另一个因子。
根据最终的问卷调查结果和统计可以发现，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共9项内容，即：团队合作、应变能力、洞察力、创新、质量意识、战略思维、重视细节、追求成就、自我提升。由于人本精神其特征值小于1，故暂时不考虑此因子作为胜任特征。
4.团体焦点访谈
研究者利用零售行业相关组织的渠道，召集召开了专家会议，采用座谈方式来讨论确定优秀任职者应表现出来的胜任特征行为或特征。通过团体成员的积极讨论，达到以下目的:(1)专家小组认可研究者采用的表现优秀零售业职业经理人的判别标准。(2)以封闭式问卷调查得到胜任特征数据和相应数据分析，与团体焦点访谈认可的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内容相符，无显著差异；专家们一致认为从员工、顾客和合作者与职业经理人关系角度，需要增加人本精神因素，人本精神也符合当今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四、结论和展望
零售业职业经理人胜任特征是在零售行业中，从事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优异的职业经理人潜在的、深层次特征，它是这些经理人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的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可以被可靠测量元素的总和，它包括团队合作、应变能力、洞察力、创新、质量意识、战略思维、重视细节、追求成就、自我提升、人本精神10项根本要素，这些要素在个人实际工作行为表现不同，能显著区分优秀绩效和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
我国企业建立和应用胜任特征模型时间不长，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思维方式和管理水平还比较传统和落后，社会上也缺乏咨询管理服务机构协助导入，故存在绩效优秀与普通者除个人因素外受其他环境影响、胜任能力测量中能力测量和态度测量困难、职业经理人价值观和动机等深层因素相差很大等实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胜任特征技术的发展，并这些问题在企业在建立胜任特征模型和应用胜任模型的时候，要引以注意。
但理论和是实际表明：胜任特征模型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起着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基点。如果在零售企业人才管理上能够加以运用，一定能够在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工作和岗位、人员招聘、晋升、绩效管理、员工激励、员工培训与开发的促进取得良好的效果。当然，胜任特征的具体内容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研究正是通过胜任特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当前零售企业对于职业经理人员工胜任特征要求的差异性，进而指导企业有效地开展基于胜任特征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胜任特征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将为零售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进一步增强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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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研的基本特征篇10
关键词：税收背景；地税收入；社保工作
一、国家税收背景地税概要以及社保工作
（一）国家税收背景概要。我国的税收，是指借助其政权并且按照法律制定的要求强制且无偿性地向纳税人征收一定税款形成的固定的分配关系。国家税收实现了以下方面的作用。（1）维护我国政权的行驶。作为维护我国政权强有力的工具，它产生于国家政权，同时又对国家职能的行驶起着积极良好的作用。如果没有税收，那么国家的很多职能是不能够得到实施。它是国家进行利益重新分配的手段，以达到维护国家政权的目的。（2）监督并调控国家的经济。在进行税收时，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出现的问题，并通知相关的政府或者纳税人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将税收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社会的生产以及更有效的运作。如公共事业的建设、社会保证工作的进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等。
（二）地税概要。作为中央税的一种对称，地税是由一个国家地方政府管理、征收、支配的一类税收。是在一个基于收入支配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的进行的分类。地就是属于地方管理、地方征收、地方使用的一种固定的收入税种。在中国地方明确支配与管理的税收份额比较少，并且收入零星、税源分散，但是地税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以及保证地方政府在行驶职权的范围内解决地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地方税收包括以下几种税种：营业税（不包括各保险总公司、各银行总部集中收缴中央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房产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等。地方税的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执行贯彻国家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上级机关制定的各项税收办法与制度、行政规章，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关的具体实施方法。其次，负责实施与规划系统信息税务工作。然后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地方税收的规章制度。最后负责党风廉政建设，负责行政复议以及税收行政诉讼等职能工作。地方税的税收特点具有地方特色，在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根据地方特色来研究制定当地的税收制度安排，中央赋予地方税收一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考虑到地方财政一些特殊的经济情况需求与利益。在这种地方税收背景下，利用地方税来增进社保工作是一种切实可行有利于民生的一种财政政策与措施。
（三）社保工作概要。社保即为社会保险，是一种对于暂时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岗位、退休人员、因为健康原因造成劳动力丧失的人口提供的一项社会保障服务。在国家政府的管理统筹下，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手段，依托社会基金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个人投保、集体投保、强制储蓄、国家支助等手段进行资金的筹集工作。社保工作有利于一步步地增进全社会成员的文化与物质福利，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全面小康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二、运用地税来增进社保工作的措施方法
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社保保险费等有关办法条例，自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征收实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三项社会保险费。但是由于社保工作支出长久固定而且是一笔较大的社会民生开支，所以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下，还需要利用地税来支持与增进社保工作。具体的方法在以下几点：
（一）稳步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的金额与效率。征收社会保险作为各个地方税收部门的一种政治任务，是地税部门重视的一项日常工作。社会保障工作是一个任务量大、压力重，关乎人民切实的利益工作，所以应该督促地税部门做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管理工作。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物价的逐步增长，我国的社会保险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大，在依靠国家有关财政支持下，地税部门也要逐步增加社会保险费用发金额，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的金额的同时，地税部门要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效率，加强对于社会保险费用的管理工作。
（二）逐步规范收缴工作，加大收缴力度。地税部门应该在现有的税收征收的体系组织下，充分利用税收征收管理的优势，将社会保险的费用与社会税收征管纳入一个体制下，规范社会保险费用的收缴步骤与程序，实行统一管理、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等手段。加强突出基础工作，积极推进管理加科学技术的帮助，不断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使得社会保险费从此迈向依法征收的步伐与轨道。社会保险的依法有效征收就是对于社会保障工作的一种大力基础支持。自从地税部门着呢感受社会保险费之后，由从前的差额征缴到现在的全额征缴，而且实行了社会化的征收与发放，相应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加大了征收成本与征收难度。应该主动催缴，加强监控，加收滞纳金，通报长期欠费用户等手段来保证社会保险的及时征收与入库，大力清理欠费的现象。加大收缴力度，支持社会保障工作。
（三）积极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践经验。对于社会保障工作庞大复杂的工作而言，社会保障要增加收入资金来源就应该通过“费改税”，征收社会保障税等一系列税制改革来完成，这也是未来国家税收改革一个热点话题。地税部门通过研究世界上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发现，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来支持社会保障工作。地税部门在长期的税收制度研究与税收制度征收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在切实可行的时机贡献自己的智慧，加入税收改革与社会保障工作的队伍中。
三、总结
在国家税收背景下，通过研究税收、地税以及社保工作来研究如何利用地税来增进社保工作。本文得到以下几个措施方法，稳步提高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的金额与效率，逐步规范收缴工作，加大收缴力度，积极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践经验等。如何继续发挥地税的力量来促进社保工作仍然是社保工作者与地税工作者的一项长期研究努力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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