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研的意义篇1
今天这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市七次党代会、市八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开展“抢抓新机遇，建设新某”献计献策和大调研活动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认真总结近年来妇联组织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工作，研究部署今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工作重点，更好地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在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做出新贡献，实现新发展。刚才，我们在迁西县南庄村进行了现场观摩，对“创争”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迁西、迁安、遵化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了大会交流，市文明办副主任尹翠琳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尹主任讲话精神，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施展才能，发挥作用。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近年来开展“创争”活动的主要成绩和经验
自2003年以来，我市各级妇联组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任务要求，将十星级文明家庭创建和巾帼文明生态庭院创建有效整合，创造性地在全市农村开展“创‘三化’庭院、争‘十星’之家”竞赛活动。几年来，各级妇联组织积极主动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发动农村妇女广泛参与，认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有效促进了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和农村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创争”活动得到了全市、市妇联领导的充分肯定，市妇联分别在全市“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命名暨工作推进会和全市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工作会上进行典型发言；市巾帼文明生态庭院现场经验交流会和文明生态家庭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市妇联举办了“环保进家庭”某专场展示活动，“创争”活动获市妇联特色工作创新奖；市妇联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市文明生态村建设先进集体，“创争”活动内容被纳入文明生态村建设五条标准之一，这项活动已成为妇联组织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服务品牌。
（一）推动实施“一建四改”，农村妇女居住环境得到显著优化。在发动妇女建沼气池，实施“一建四改”的过程中，各级妇联组织采取切实措施，在农村掀起了广泛发动妇女建沼气池的热潮，身边鲜活生动的实例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为将“三化”工作做深做实，各级妇联在继续发动妇女建沼气池的同时，向妇女宣传普及沼气安全使用和管理知识，市妇联联合市新能源办下发了《关于在农村妇女中开展沼气池“建、管、用”培训活动的通知》，各级妇联举办大规模沼气综合利用培训437场次，培训妇女5.2万人次，发动妇女新建沼气池4.5万个。迁安市政府还把年底验收各乡镇沼气池建设情况的任务交给了妇联，这充分反映了各级领导对妇联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作用的肯定。“一建四改”有效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柴草乱堆，污水乱流，垃圾乱倒的脏乱差面貌，农村妇女和家庭的居住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家庭生活方式得到彻底改变。
（二）坚持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重点，开展美德进农家活动，农村妇女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几年来，我们抓住康官营村被命名为全市美德在农家示范点的契机，围绕“学、乐、评、美、富”相继推出了学习型家庭、环保家庭、平安家庭、科技家庭、和谐家庭等一系列特色家庭创建活动，通过知识竞赛、先进事迹报告会、图片展览、经验交流、演讲比赛、魅力家庭展示等多种形式，以及每年评选表彰百户特色家庭活动，动员引领广大农村家庭摒弃传统陋习，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制封建腐朽思想侵蚀，建立新型、和谐的家庭和邻里关系。通过开展十大孝星、好婆婆、好儿媳评选，大力倡导人与人谦恭礼让，互相尊重，建立民主、和睦、文明的家风，用家庭的和睦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用家庭与环境的和谐促进社会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定期组织妇女开展妇女健身表演，丰富农村妇女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抵制不良生活习俗，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树立文明新风，促进村风民风的好转。迁西县妇联单星状元争夺赛，滦县、丰南妇联由群众海选文明家庭典型的做法，使群众真正参与进来，在参与中受教育，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提升。
（三）坚持以加强日常管理为关键，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农村妇女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浓厚氛围日益强化。“一建四改”的实施，从硬件上根本改变了农村家庭生活面貌，但农村妇女及家庭成员的原有生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针对这一特点，各级妇联组织在“创争”活动中，抓住关键，将庭院日常管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树立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开展庭院家居美化竞赛的形式，巩固“三化”创建成果。县乡妇联干部包村入户，主动示范家居物品摆放，规划居室布置和庭院菜畦整治，并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督导的方式，促使妇女及家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持之以恒，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市妇联专门出台了后期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确定了“日清理、月评比、季挂旗、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的管理模式，以各级妇联层层签订责任状的形式加以落实，巩固“创争”活动成果，为全市文明生态村建设保驾护航。看得见的变化悄然改变着农村的生活习俗和观念，辛勤的付出换来真诚的回报，“创争”活动已得到农村妇女的广泛认同，既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农村妇女及家庭参与“创争”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空前高涨，“创争”活动进入了扎实推进，稳固发展的新阶段。
各县区妇联组织在参与文明生态村实践中注重创新思路，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服务文明生态村建设大局。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妇联组织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围绕文明生态村建设总体安排开展“创争”活动，取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制，落实责任，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宣传发动，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可和参与。各级妇联组织充分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大规模宣传引导，特别是分层次培训工作的开展，不仅使“创争”活动的覆盖面更加广泛，而且提高了广大妇女参与创建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典型带动，推动“创争”活动深入开展。在活动中，各级妇联组织注重选树示范户、示范村，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可，使“创争”活动更具实效。
四是开拓创新，注重实效。各县（市）区妇联在“创争”活动中结合县域发展特色，在活动载体和活动方式上不断创新，使农村妇女和家庭的参与面越来越广，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形成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五是协调联动，为“创争”营造良好的氛围。各级妇联组织注重发挥星级文明家庭建设领导小组和“双学双比”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对“十星”创建内容以责任制的形式分解到各部门，形成了齐抓共管，合力创建的良好局面。
几年来，“创争”活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应当看到，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文明和谐新某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是：“创争”活动的发展还不平衡，个别县区宣传发动不到位，妇女参与积极性不高，活动参与覆盖面小；活动开展之初工作热情高，抓得紧，近期有弱化的趋势；后期管理虽有制度保证，但督导检查力度不够；部分县区工作创新意识不强。工作中缺乏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效果不够突出；部分地区存在重评选轻创建，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等。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解决。
二、扎实推进妇联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工作
团结带领广大妇女投身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妇联组织的中心任务。全市妇联系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市七次党代会和市八次党代会精神，遵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发展维权齐抓、宣传培训结合、文明和谐共进，培育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女农民，建设文明和谐新农家，以妇女和家庭的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一)围绕农村妇女全面发展的需求，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妇女的综合素质。培养和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是妇联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要进一步深化“双学双比”活动，以文化教育、农业技术、就业技能、法律和健康知识等为主要内容，采取“新农村、新女性大课堂”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对农村妇女教育培训工作。一要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普及培训，教育和引导农村妇女增强科技意识、市场意识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识；注重提高培训，帮助“双学双比”女能手、女经纪人、龙头企业带头人等女能人掌握法律政策、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为她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二要拓宽教育培训渠道。发挥“联”字优势，充分用好政策，结合政府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和“阳光工程”等有关培训计划，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把对农村妇女的培训纳入政府整体培训规划；发挥农村妇女科技指导中心（站）、农村妇女培训学校（阵地）和龙头企业、女能人的作用，加强与农广校、农函大等培训机构的合作，借力搞好培训工作；发挥“双学双比”女能手协会的作用，依托会员的企业创办农村妇女培训学校，本着收购产品、科技先行的思路，紧紧依托协会会员，开展订单式农业技术培训，发展致富项目，促进增收。三要注重培训实效。各级在抓培训工作中，要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搞好实用技术调查问卷，根据妇女需求搞好培训。明年是实施“某市十万妇女培训工程”的最后一年，各级妇联组织要不断加大培训力度，确保完成培训任务。要进一步完善培训网络，采取多种形式建立各级妇女培训学校。市妇联明年将拿出10万元用于奖励农村妇女培训工作扎实有效的县区和基层妇联。
(二)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要求，进一步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妇女实现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村妇女增强创业意识，拓展致富空间，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推进妇女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一要建立和完善“双学双比”科技示范基地，在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带动妇女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增收致富。按照我市发展现代农业和“一县一业”的经济发展思路，重点培树一批科技含量较高、兼具生产、示范、培训、服务功能的“双学双比”科技示范基地，扶持“妇”字号龙头企业，积极探索企业、基地与农村妇女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方式，促进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妇女的农业产业化格局，让农村妇女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二要发展妇女合作经济组织，使妇女通过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增收致富。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协会、女能手+协会、妇代会（妇联）+协会等模式，发展农村妇女合作社、妇女技术协会、女能手协会、女经纪人协会等各类妇女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妇女组织化程度。明年有条件的县（市）区都要建立县级女能手协会，到2008年所有县区全部建立。要组织会员开展交流联谊等活动，发挥她们在传播技术、沟通信息、联结农户、开拓市场、组织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带领广大农村妇女共同增收致富。三要积极开展“牵手行动”，多渠道为妇女增收致富提供援助。开展“科技牵手”，形成各级农村妇女科技指导中心专家与女能人、女能人与农村妇女建立稳定的科技服务联系；开展“项目牵手”，因地制宜指导妇女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增收致富项目；加强“资金扶持”，多渠道争取资金扶持政策，提高扶持资金的使用效果。明年市妇联将继续争取市财政对农村妇女项目支持资金，并加大扶持范围和力度。四要鼓励妇女创业与就业，帮助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领域转移中增收致富。围绕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宣传、动员、组织农村富余妇女劳动力参加引导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对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指导，依托妇联“知心大姐”等家政服务机构，多渠道开辟就业岗位，帮助农村妇女富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明年市将成立家政服务协会，发挥妇联家政的品牌优势，逐步形成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服务格局。
(三)围绕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的要求,深入开展“创争”活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妇联组织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切入点，继续深入开展“创‘三化’庭院，争‘十星’之家”活动和“美德在农家”创建工作，继续广泛深入开展特色家庭创建，围绕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开展科学富家活动；围绕提高农村妇女文明素质，开展文明治家活动；围绕优化农村妇女生活环境，开展生态美家活动；围绕建设健康和谐家庭邻里关系，开展和谐兴家活动。要向社会选树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过硬的典型家庭和个人，以妇女和家庭的文明进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要认真抓好“三化”的日常管理，努力形成“日清理、月评比、季挂旗、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的良好工作机制，进一步引导广大农村妇女自己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园，培养她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配合有关部门，继续扎实做好沼气池建设的宣传发动工作。要认真抓好示范村、示范户建设，辐射带动更多家庭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善农村妇女生产、生活、生存环境。
“创争”活动要坚持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要因地制宜，从妇女群众和广大家庭的需求出发，在活动载体、内涵和形式上实现不断创新和发展。要学习借鉴单星状元争夺赛、“文明家庭擂台赛”等生动有效的形式，不断扩大创建活动的覆盖面。二要强化创建，进一步提高创建活动的实效。要努力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提高群众的参与度，使广大农村妇女和家庭成员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实现自身的新进步。三要加强对创建活动的谋划，从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增强创建活动的针对性。四要科学管理，努力保持创建活动旺盛的生命力。要加强“创争”活动的日常管理，加快将新“十星”的内容和标准宣传下去，进一步完善创建、评选、管理的工作制度。要逐步建立健全表彰奖励机制、信息交流反馈机制、组织管理机制等，推动“创争”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五要抓好典型示范，加大表彰力度，进一步扩大文明生态家庭建设工作的影响力。市妇联每年要开展文明家庭和巾帼文明生态庭院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把“创争”活动推向深入，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创争”活动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团结协作和支持配合。各级妇联组织要切实承担星级文明家庭创建办公室职责，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要为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搞好协调服务，主动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逐步将创建工作纳入各地各部门工作的目标体系，推动星级文明家庭建设和巾帼生态庭院建设实现更大发展。特别是要主动加强与文明办的配合，围绕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也恳请各级文明办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扶助，帮助妇联组织解决妇联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给妇联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进一步激发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的工作热情，使妇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四)围绕管理民主的要求和农村平安社会建设，切实维护农村妇女权益。管理民主是激发农村妇女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农村家庭的平安是农村社会平安的重要基础。一要继续抓好妇代会直选工作。提高农村妇女管理民主意识要从基础抓起，逐步提高妇女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妇代会直选是一个有力抓手。农村妇代会直选工作，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全市已有1155个村直选了妇代会主任，各级妇联对新当选的妇代会主任进行了培训，提高了妇代会主任的素质。今后，各级妇联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妇代会直选工作。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主动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妇代会直选工作的社会大环境。要做好对妇女的宣传发动工作，完善各项工作的基础培训，充分调动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为直选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对直选上来的妇代会主任要做好后续培训，使其尽快适应妇联工作，将自身的聪明才智与表达妇女意愿有机结合，真正成为农村妇女的娘家人、妇女利益的代言人，妇女姐妹的贴心人，夯实妇联的基层组织基础。二要加大农村妇女维权力度，提高维权工作的针对性。要重点关注失地妇女、老龄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加大推动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家庭暴力等重点难点问题的力度。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妇女维权网络的作用，为农村妇女群众提供多方面的维权服务。要结合新形势，认真做好“春蕾计划”和对贫困家庭的救助工作，探索对优秀春蕾女童高中阶段的救助形式。要深入推进“平安家庭”创建，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预防和有效化解各种家庭、社会矛盾，做好家庭防拐卖、防盗窃、防抢劫、防隐患，无、无、无暴力、无犯罪的“四防”、“四无”工作，使“平安家庭”创建成为妇联带领农村妇女参与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活动和品牌工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的平安稳定做出贡献。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2
关键词：研究生自信调查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我国三个自信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理念。”研究生党员这个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人才，肩负祖国重任，应该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素质，“三个自信”对研究生党员给予高度期望，笔者对这个群体进行“三个自信”的基本情况进行调研分析，进行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穿行研究。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2份，收回问卷42份，其中有效问卷38份。其中调研女性党员16人，男性党员22人。研一党员23人，研二党员15人。问卷具体信息附于文末，不再赘述。
关于金融学院研究生党员对“三个自信”的认知方面，调研结果如上图所示，我院党员共有24人对“三个自信”的表示了解，有5人认为自己对三个自信非常了解，另有8人对该表述只是听说，1人完全不了解。关于第二题对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识方面，共有27人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题与第四题调研结果显示，金融学院研究生对三个自信的意义方面认识较为一致，大部分研究生认为三个自信重要论述意义重大，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金融学院全体党员均对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有信心。
金融学院对三个自信重要论述的认同感方面，本次调研主要从9个问题进行调研。调研有效问卷38份中，有30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人工，有8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认同。有27人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一论述，另有8人基本认同该表述。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这一表述中，有30人认同该表述，有8人比较赞同该表述。所调研党员中，有32人认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论述。所调研党员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37名党员认为思想在当代仍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有29名党员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近代文明”这一论述夸大了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正面效应，但从主要方面来说这句话是对的，另有6人认为该观点完全错误，3人认为该表述完全正确。所调研人群中有14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另有15人无法判断该表述的正误。所有党员均认为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而对精神、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则有不同见解。
关于金融学院党员对“三个自信”的践行方面，所调研党员意见较为一致，均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终身，均认为志愿者活动有意义应当主动参加，均自愿为灾区捐献党费。但只有24名党员认为周围大学生党员原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终身，11人认为大部分党员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对于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的冲突问题，33名党员认为应当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5名党员持观望态度。
整体来看，我国大学生党员对三个自信认知、认同、践行情况良好，但其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大多数党员对三个自信等重要表述认识较为全面，体现出我院党员良好的政治理论基础。但同时，在关于近代史认识等方面，我院党员仍显薄弱，以认同类第7题、第8题为例，可知其历史观方面仍显薄弱。我们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研究生党员中开展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平时学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还要加大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中华民族历史上创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每一中国人与党员全面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成就。通过学习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升对“三个自信”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思想认识。
第一，深入学习宪法，提升研究生党员法律素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体公民和一切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原则，宪法规定了依法治国的原则，规定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宪法，是研究生树立法律意识，牢固树立宪法的观念，自觉维护宪法权威，并在生活中宣传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3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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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转贴于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转贴于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4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与农业生产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且是农民由生产动机决定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在关心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对农民行动形式和过程的了解，而且是对农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意义的了解。后者是解释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角度。这样获得的资料才能较全面地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作出解释。
重视农民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消费需求看最大的市场在农村，从社会流动看农民对中国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资源开发分配影响都很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问题。正是因为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而且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引起普遍注意和持续的深入研究。现在很多部门从多方面展开对农民的研究说明了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从农产品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农民，从社会流动角度研究农民，从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方面研究农民，从文化习俗角度研究农民等等，即使要推销化肥也需要研究农民，不仅要研究农民的需要，而且要分析农民内部不同群体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差异，更为深入的市场调查还包括农民形成该类需求的动机和文化背景。可以说，对于农民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单纯从瞄准机制来定义农民研究并不全面，这样不能体现社会学研究农民的学科特征。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围绕对象和问题形成的课题设计：即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工具。工具的应用划分了人类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近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和农民在研究力量和发表的论著中占很大比例，比较而言对于方法论探讨相对弱。脱离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固然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如果实证研究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这样的调查甚至不能称作实证研究，只能称作不加入知识背景的直观描述，说白了就是侃山聊天。这种没有结构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抽象也受到质疑，因为合理的逻辑并不能从证真和证伪两个角度同时证明材料的真实意义。社会学有句名言：没有理论框架的任何实证资料都是无效的。现在社会学界有人力图将社会调查排除出社会学领域固然缺乏根据，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调查都必然有资格纳入社会学范畴。我觉得可以纳入社会学范畴的农村社会调查必须同时具有如下特征：以社会学范畴发展史、现代化理论为学术基础，以中国农村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化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性不仅指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建构，而且包括意义解释。农村社会学的重点领域是从群体行动层次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内部分层特征。社会学的特点在于瞄准行动者和行动机制，农村社会学以农民的社会行动为分析单位。农民的行动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个体动机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民的社会地位，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民以村落为中心幅射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研究农民需要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及其范畴认真研读细心体会。但是现在许多研究农村和农民的学者更注重深入农村，强调“在场感”，从数量和质量上出活的也是这些人。这两种倾向在优先性上是否存在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调查设计、分析概念和调查员素质要认识到和努力适应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陆学艺导师带我们几个学生到山东农村驻村入户调查，农民称我们为“上面来的人”[3]，见我们又问又写又记感到很神圣，1995以后再到农村调查，农民的态度已经变了，普遍反应是不再好奇，有的农民甚至这样提问，（你们）干嘛不去挣钱，干这活有啥意思？前后对比反映出农民自致性导向的积极主体意识和已经具有了相对性的开放眼界。现在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的一些表面现象与过去研究确认作为本质表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当时自己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再到那些农村去调查，发现有些十年前的总结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是起点一样逻辑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有的是起点一样结果一样，但过程和逻辑不一样，说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由线性向多元发展，社会条件变了，不能刻舟求剑了。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积累也相当丰富，有较成熟的范式和规定。今天研究农村和农民已经有条件将以往的学术积累与现实发展联系起来，脱离当前时代背景和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简单重复以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方法已经不适应了。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首先需要从认识上重视农民，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但是这些仅是基本条件，仅有这些已经不够了。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是，在前两个条件仍然有效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学理上反映和达到时代条件所许可的认识深度，才能够准确描述现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现在社会上对于农村研究确实很重视，研究和调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取得的成绩与时代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原因有观念上的，投入上的，技术上的，但是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这些方面，而是在于问题意识和调查方法。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同于本世纪初的传统中国农村，仅仅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和吃苦的决心下到农村，未必能有所发现和了解实情。农村职业分化和农民流动增加，仅靠缩小空间距离，甚至面对面，也不能保证必然会得到深刻准确的知识。认识和了解农村需要理论指导，提高研究农村和农民的理论水平以达到准确深入认识农村与农民的目的。
你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研究对象重要性，还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方法和规范的重要性？
黑格尔哲学认为目的和工具是同一层次的东西。研究农民不能简单描述农民的行为，要深入研究农民行动的意义，社会学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的上强调研究农民的重要性，就要在方法上强调社会学的工具重要性。研究农民的社会行为如果不是仅在于表达道德同情，而是研究社会规律和内在联系，就需要社会学的专业意识。农村社会学研究能够从自己的独特视角诠释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学者表述观点的职业方式应该是论文和专著，其次是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参加这样的访谈不应该是学者的工作方式。你怎么看？
问题不在于学者是否应该介入交谈，而在于学"者是否以自觉的学术意识介入交谈。认为社会分工给学者的发言权是专著和论文如果局限在规范表述学术成果领域是准确的，论文和专著的格式化特征使主题明确，易于学界同行之间的内部交流。但是从社会接受便利方面看就不一定了，由于专业刊物、专业规范、专业话语表述的职业规范性，多少限制了社会其它界别成员的阅读兴趣。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应该是沙龙内自娱的玩物。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必须要关注社会，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理论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说过，学术对于社会贡献率的考核指标就是阅读率以及由阅读率决定的引用率。这就需要两极主动地互相靠拢，一是提高大众对于学术的接受兴趣和理解能力，二是学术要承担这样的职能，在没有意义缺失前提下，将规范的学术文本“转译”成大众能够理解的日常话语。论文反映学者成熟成型的思想，但是由于论文和专著的严密逻辑和主题核心，那些与构造逻辑相关而与表述逻辑不太相关的细节和思路往往被忽略，结果就是从著述中难以深窥大家的底蕴。与规范表述的论文和专著相比，交谈构造了“表述”和“质疑”直接互动的的共时性情境，互为客体的双向建构有利于破除“表述”的伪自圆其说和“质疑”的似是而非，这样的双向交流增强了学术的内在构造能力和亲和性。这种语境也构成一种阅读，即“内在性地阅读”。
读有启发性的理论著作时，我常有如此感受，一方面为大家的见解而赞叹，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达到精辟认识的。作为读者，前一问题属于类型学意义的接受，后一问题属于发生学意义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对看了他的著作后慕名而来的采访者的经典回答是，既然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没有必要关心母鸡如何了。钱先生的回答固然有目的论的道理，但是吃了鸡蛋还捉摸母鸡的人则有工具论的道理。就论者是怎样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哪些观点是开始作为基本思路但后来舍弃了，舍弃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挖掘论者的全部积累，尽可能全面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如果没有访谈，显学鸿儒的学术积累除过已经公开发表著作外，其思想精华难为后人所全窥，许多深刻的思想碎片只能沉积在个人体验的深层，难以形成规范文本保存，同时代小范围圈内人也许心领神会，但圈外人难以识见，往往只能将前辈成果归结为人格魅力，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削弱了学术积累，迟滞了应有发展。这种探讨在学界以课题有核心的研究小群体内部并不陌生，许多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谈和讨论往往正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向社会学前辈学习，有利于同行交流心得。在明确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这样的访谈有利于学术思想扩散并超出本学术范围接受社会的检验，这种互动式检索有利于防止在同代学人和前代学人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上简单重复，这样的比较和梳理有利于明确学术的主流框架和内在逻辑构造，有利于学术积累和进步。
你研究农民侧重哪个方面？
村落公共权力。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村落公共权力越来越重要。
一．村落公共权力在农民研究中的位置
研究村落公共权力？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按法律，你是研究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强调依法治村四个民主；按现实，你是研究村党支部的，强调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按传统，你是研究家族的，要论证传统组织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可以利用的；讲到人格，你要发现无私奉献鞠躬尽粹的村干部典型作楷模。讲到财政，你要研究形成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痛斥“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开会”；也许你重视社情民意，你要列出若干村名、有纵横对比，用分类数字、饼图、直方图证明现在农村干部太多了，老百姓养不起了，干部要钱都要得“人生了，狗熟了”。最后要形成政策建议，财务规范化、村务公开化，三监督双代管一上墙，依法减负、减人增效，云云。
我的研究包括你说的内容，但并不是依据你所说的村级组织形式分类来定义村落权力类型。我在1994年开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时也是首先从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入手，但在后续研究中感觉对于村落权力的形式分类不利于说明村落权力的整合和各自组织的实际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对村落权力的定义是：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权力与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和整合。我说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活动中心概念；我说的权力包括权力的类型，关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点上能够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话，在研究的终点上体现为规范的理论建构；分析的逻辑过程来使用规范的概念分析工具来解构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构造和运行，了解村落内具有哪些资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哪些重要资源和村民权利发生关联，哪些重要资源受村落权力支配；村落权力是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决定村落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的。研究村落权力要对比制度规范和生活内在逻辑的关系。我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资料和结论必须对现实有解释力，研究必须建筑在科学的领域之内，方法是要对村落权力实行奥斯汀所说的“哲学的实地考察”[4]。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只是我分析农村权力建构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务是最终要说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作为论据来使用它。
研究农民一般以农户为分析单位，村落公共权力属于结构，结构研究与农户研究是什么关系？
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多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但并不局限于农户，也涉及到农户与村落权力的连续谱系，本世纪以来对于乡绅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对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农户与村落权力关系而言，解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质的变化。解放前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买卖兼并；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特征是公社体制对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农民没有流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依次开始了资源选择、效率选择、职业选择，村落权力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与农民的关系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深度。当农民面对非农产业发展时，当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时，农村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农民对于村落权力支配各类资源的传统、方式和规则就敏感起来，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维度的构造，村落权力成为透视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视角。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对从上到下方向的研究，整理分析了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大传统分析模型。相对而言对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构造研究比较薄弱，对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缺乏了解，对与文本规则相对应的生活规则的了解从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到意义解释都很缺乏。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保甲制度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制制度规定，但是对保甲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则缺乏详细文献资料[5]。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定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社会背景下，自下向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农业社会，研究中国农村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以及地方势力得以形成的基础的宗族、家族的成果很多，怎么能说积累的资料不够呢？
这个感觉是从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整理中发现的。这里要区分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6]。文本规则容易收集，而生活规则需要了解比较解构和筛选，生活规则的意义在于说明文本规则的形成，并且对行动有直接解释力。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写道：“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成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7]。解放前陈之迈先生在《中国政府》第三册序言中就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8]。钱端升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法律和实施并重，而历史的演进为必要的基础。在受到地域传统定义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规则。基层政权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一个各种统治手段综合运用的调控系统，生活规则才是它最本质的内容。村落权力运作的实质就是村落内生势力建立生活规则以积极适应或消极敷衍文本规则的动态过程。典型就是根据分析案例建立的研究模式“依附－庇护”关系理论。解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研究农村也需要哲学背景。更深刻地作用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农民的一个重要难点是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生活化石的分析。
农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连续谱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讲农民是小生产者，要用农民的群体分化和社会行动特征来证明这一理论标签。行动构造关联，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研究农民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强实践性，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不仅需要从感情上接近，从资料上整理，而且要从文本规则与生活规则的参照比较中发现不足和缺失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还原和再现。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农民生活要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概念，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应用以往的逻辑是不够的，需要在事物的动态成长和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识，由此可以推论，只要给农民放权，农村经济社会就会发展。
这样表述没有准确和完全反映现象事实与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归纳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在思想史上属于民粹主义[9]。虽然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但是不能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归结为对农民放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只是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的动力基础，并不构成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固然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根本意义在于奠定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至上的产权关系和社会基础，使农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位置与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积累由先赋性向自致性转变，这样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种植业局限，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开始以整个社会为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农民思考问题和对自己生活意义定位的传统狭隘眼界，促使农民的劳动在与市场需求更密切的结合方面寻找和开拓可能的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当使村落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的深度开发，当以自己已有的资源存量与村落外部要素结合从而走向农村以外的社会时，农民会立刻感受到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讨和研究农村村落公共权力不仅有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和农民的个人体验有了沟通和交流的现实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社会结构影响又是通过组织权力和体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分析农民对于社会学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瞄准农民行动和行动所嵌入的社会背景，透过村落权力揭示和反映农民行动和体制约束的关系变化。
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是社改乡镇、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农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全面渗透；国家权力对村社[10]组织和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建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18年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明确。中国农村现代化在形式上和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道路有相同之处，但是本质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内涵性变革，核心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11]，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指的就是在村落社会内生性权力的构造和人格化代表的生成。1987年以来，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组织和村落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化建构就是国家意志适应和促进农村内生性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固然是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但是农民流动和资本对乡村生活的渗透都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自己也切实感到：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农户经营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户与社会的联系、农户与村落公共资源的联系在发展中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农民个人可以感觉的社会行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你是说现在的村落权力建设既受到体制制约，也受到农民素质的影响。
国家权力深入农村所反映的社会进步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中已经有深刻表现。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正在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家权力以严格细致的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村级自治权力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是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就本质即选举程序而言是现代化国家意志的体现，需要国家通过合法性权威领导农民构造自治权力，并且使农民通过合法性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领导体制看，首先要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但是从国家权力和农民层次看，基于现在农户经营规模和农村集体资产的格局，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建设、村委会领导人的选择、自治权力对乡村公共资源的持续公正的开发利用方面，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规范管理举足轻重。
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董辅仍委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变革，村落权力建设也反应了这种关系。那么农村公共权力建设在前后两种体制下有什么不同特点？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公共权力从社会需求到精英进入渠道都有区别，最根本的表现是公共权力吸纳精英的方式、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规则。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个人的赢利动机，而且需要使这种动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环境，公共权力就是象征和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不受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发展表明，农业产业化才能实现优质高产高效，需要相应的分类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农村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发展公共事业，农民生活需要文明引导和法制宣传教育；国家政策深入农村得到贯彻落实，都需要有效的村级管理。农村是党和国家的政权基础，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没有有效的村级管理，恶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1995年到1998年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秩序良好，村级组织领导人素质过硬，能够起到引导、示范和带头作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矛盾严重，直接原因是村财务不公开，农民负担重，实质问题是村干部违纪、作风不民主，多吃多占，自私自利，不但不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且卖地毁地严重，使农村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村干部选不好，已经不仅是使农村经济难以发展，而且成为农村现有社会资产和财富的败家仔。1996年农村吃土地的干部为数不少，成为动摇基层政权的一大隐患，村霸、恶棍、把头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出现的大问题，而且有向体制内渗透的趋势[13]；有的县近三成村干部父子世袭[14]。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讲到山东赞皇县农村土炼油厂破坏掠夺国家石油资源的事件，村干部表现出对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蔑视，限制新闻采访记者的人身自由，在现象上这是目无法纪的个人行为，在结构上这是个别村落权力开始与社会公共权力对立的征兆，这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破坏性。研究农村公共权力建设中的的体制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类似问题。
一方面有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从事这类研究创造了条件。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冬天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为认真，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相关性的判断也更为理智。这些表明农民对农村自治权力已经有迫切需求。我作为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国家观察员实时实地观察了四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内生性权力的有效表达形式和渠道，内生性权力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凸显。在农村生活实践中农民已经认识到，民主选举是实行有效的村民自治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与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认真，讨论更深入，农民在选举前就开始收集和学习文件，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的判断也更为理智[15]。这些特点都在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表现出来。
1996年冬第四届村民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即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省《村委会组织实施办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村委会选举办法》、《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规定》为依据，严格依法进行。具体就是坚持九条原则：一是直接选举的原则；二是差额选举的原则；三是村民权利的原则，在村委会选举中，一定要尊重民意，尊重选票，尊重选举结果，不能代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四是选举权平等性的原则；五是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六是民主竞争的原则；七是秘密划票的原则；八是“双过半”的原则，即依法享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的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九是公开唱票计票，及时公开选举结果的原则。这九项原则有价值判定，操作程序，也有操作技术路径，农民能够理解、参与、执行，也能够监督。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和1993年相比出现了四个突破：一是直接提名方式，二是设立秘密划票间，三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部差额选举，四是竞选演说。这样的选举既是普法教育宣传，也是民主素质训练。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觉悟，是中国乡村民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国农民具备民主素质的证明。从学理分析来看，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使村委会权力具有了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的双重特征，即在表达意志上体现了村落内生性权力特征，在程序合法性上体现了体制性权力特征。
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的村在候选人提名形式上有争议，有的村选票分散难以集中，这往往与村里原有矛盾没有解决匆忙进行选举有关。程序合法性并不必然保证结果有效性，但是不能为了结果有效性而破坏程序合法性。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村中其它复杂问题的间接反映，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宜于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选举本身或选举程序的问题。通过村委会选举，农村村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在成长，以村委会组织建设为内容，农村红白理事会、村民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等村级组织都在形成并逐渐规范化。体现了农村现代化的方向。
农村权力建设应该属于社会结构，你引用的例子则是农村干群关系，这样"用人际互动指代农村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否合适？
从农民行动到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正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这种联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给出了理论基础。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16]以来，如以往那样将宏观与微观截然分开静态分析已经不适应从内在本质上深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的纵深方面。使用理论概念并不是理论研究的外在象征，本质上理论研究的品格是发展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对于实际行动中内在规律的研究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品格，从已经形成的规范的理论范畴到日常生活中被文化构造并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从现象逐步深入到本质的范畴，这样的抽象是有质的规定，但在抽象的逻辑上则是连续的过渡曲线[17]。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在对于行动叙述之后简单贴上相应的理论标签。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共识。近期对中国村落案例的深入研究也发现：是来自上面的政策和农村内在传统两重因素构造和制约着村落40年来的变化过程，土改过程才促进了中国农村的行政村的结构形成[18]。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农村处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方面承担直接业务指导，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规民约方面有长期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积累。1996-1998年山东和河北农村已经开始了乡镇政权规范化建设试点，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形成功能类似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那样的指导乡镇政权规范化管理的政策文件。进行这样的制度建设需要完成文本合法性和生活合法性的双重论证。现在对于村委会建设从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3年以来吉林、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农村的村委会建设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山东潍坊寒亭区从1993年开始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监督，依法减负，合同管理，到1998年3月已经形成了对农民和国家职能部门各自权利义务的双重约束，村干部及标志农村村落权力建设已经开始进入通过法律监督来双向制约的新阶段[19]。农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对生动的社会现实做出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分析论证。现在中国农民对于农村村民自治的衷心拥护，不是农民对村委会组织法的文本有特殊的偏好，而是由于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民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权利和发展空间与村落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深刻的利益驱动使农民在村落公共权力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并不逊色。
这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更象农村政策研究和操作，这样的工作由政府职能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来承担更为合适。
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要以理论为基础。部门工作的优势是对于问题的解析有一个完整的操作和责任系统，对一规则和民众的反应了解深刻，材料丰富详细，局限是工作责任边界明确，专项性强，任务有时间要求，虽然政府部门同志有工作敏感能力和相当浓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在工作中由于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局限，即使有分析能力也不能有效发挥出来。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有助于弥补这个缺陷，同时理论研究注重整体性和内在逻辑，不受短期任务影响，有条件将历史资料和现实发展中的联系起来，放在整个事物发展全过程中从内在关系来分析其地位的意义。
你觉得当代学术界提供的有哪些资料和成果对于农村基层权力建设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资料，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研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指出中国农村中乡村绅士居于农村权力结构之中具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财富的积累规模，二是乡绅和官府的个人密切联系；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指出国家政治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延伸是现代化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并且利用30-40年代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农村村落个人生活史的分析和社区研究提出了“赢利经纪”和“保护经纪”的二元乡村政治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自治与赢利经济模型的对立，突出了乡村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需求。他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区分了文化和制度，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将CliffordGeertz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引伸来定义没有提高赋税效益的国家政权扩张，由此解释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对于4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地主类型的研究表明，在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抵达的乡村，虽然租佃关系并不发达，仍会形成恶霸直接以暴力来“虚拟”国家权力职能。恶霸并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20]。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背景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分化，村落边界主要是地域边界，村落内部群体主要是小农，农民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还比较狭窄，对“差序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还没有提出在农民和国家都能认识到的利益冲突和整合中的深刻质疑。但是上述研究的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将农村中的个人行动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已经注意到农村内部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和虚拟行为，由此形成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理论上不断深入，调查工具不断系统化。农村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农村社会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来自于国家体制层次的压力，而且内生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缪尔达尔指出“非经济因素”中的制度分析对于解释南亚国家农村的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村落权力的社会关系类型研究也揭示了“庇护－依附”有独自的定义域和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解释范围。在市民社会研究中，黄宗智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农村认为应该从国家和社会的交汇点“第三域”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亨廷顿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并不必然体现为正相关。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探讨也为研究现阶段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提供了较全面的分析视野和理论背景[21]。
UnDp《1994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概念的表述并非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产率、公正、持续性和权能授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对个体商或部门的投资；在国家发展中要特别注意政治资源的使用能力。目前国外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农民分化已经进入到“假设－验证”的理论模型建立阶段。如维克多．尼(Victornee)1996年1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分析已经由经济结构分化深入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及其原因的解释，将中国农民和国家权力及市场的互动关系分为内地，沿海的私营企业、地方企业、农业产业化四种类型，从外在显性特征类比描述进入内在因果关系分析。美国著名中国发展研究学者帕瑞思(williamL.parish)也通过分析匈牙利社会体制改革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到农民的变迁。"还有一种是从市场与家庭、合作组织与国家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上，探讨农民再组织的合理形式问题，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型”组织和“合作型”组织哪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马克．谢尔顿）。这样的分析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具有深刻启示。
村落权力属于农村社会结构，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民行为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用规则来规范行为，还是无休止地听取农民对村干部的抱怨和评头品足？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我感觉难点不在于根据规则来约束农村干部的行为，而在于发现农村干部与农民监督各自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冲突来源于内在的合法性的冲突。干群关系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本质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是体制建设，形式是程序的规范化，实质是整合的合法性。干群关系是人际互动行为，干群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际互动层面的反映。干群关系涉及农村干部的道德品质，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主要是确定干部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但是不能将干群关系的实质和解决归结为个人品质。农民的角色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规定之中，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在动态调整。围绕某一事件形成的“干部－农民”互动关系，随着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收益形式和收益率的改变、生产要素稀缺性和替代弹性的改变、机会成本种类和大小的改变，农民对干群关系的具体评价在程度上甚至在方向上都会有前后不一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固然表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表现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价值判断。体制对个人经验具有直接解释力，人际互动具有结构化特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
当代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也通过归纳和演绎在新的背景下对农村村落权力结构类型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有待验证的新的理论命题。由出发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类以农民的个人本位或者农村的基本单位农户本位为出发点，从家庭经营主体地位提出了农户家庭自组织机制的内生型权力结构；即以传统农村差序格局以中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所论证形成的家族中心主义的权力格局。第二类从农村社会的制度安排切入，从社会体制转变角度提出了由行政泛化权力向社区权力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类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是由局部归纳形成结论，如对于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典型村的调查得出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组织依附理论，认为农村精英通过制度组织体系表现其才能，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得到验证，不如说只是理论的初级形态，只是对部分发达农村地区的一种外部特征分类概括。理论对于“概括性结论”的基本规定就是：“原有事实”没有资格承担对概括性结论的“验证”功能，否则则为循环论证。其二是乡村民主自治建设，在乡村政治操作中相关部门提出了民主选举决定的社区精英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中部地区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但是在农村经济发达地区，村民直接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在现有事实上既不能对农村精英形成强大吸引力，也难以进入现行村落组织体系的核心，而且不能解释中国现阶段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权力形成状况。将上述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将农村发展中的权力结构和功能变迁抽象成为一种有内在逻辑、对不同类型农村地区权力建设有解释力并且可以验证的理论结构，是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能够从理论上作出有实质意义的贡献。这种研究的难点何在？
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导致农村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的消解，但是其功能在农村村落内部由何种组织的权力结构如何替代，在农民已经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条件下，如何确定农村村落权力在生产要素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则成为社会结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
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和干群关系已经有相当多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村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权力结构和机制的相关性已经引起重视。一些调查研究往往在强调农村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农村权力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随着社会发展，村落自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解释力会越来越突出。农村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农村的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为建立在追求投入产出效率的理性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动的效果，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就是将个人行为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解释原因，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对于制度安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缺乏解释，对于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没有能够有效说明。在现实的社会互动中，个人努力和制度安排对于权力结构都有影响。社会学理论已经对此有理论分析框架，认为个人以及群体互动努力构造权力结构并且决定权力性质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交换论为代表，认为制度安排在农村权力结构构造中起主导作用可以归结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为代表。在当代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分化和各种类型中这两种理论都能得到相应的支持论证；问题在于各自有限合理性的根据和社会约束条件是什么，这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都是难点。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此项研究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发现现在干群关系协调与冲突的问题和原因所在，总结中国农村发展在农民分化基础上有效实施社会整合的规律，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及实施做出贡献。我的研究将制度变迁和个人行为联系起来，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内部结构的条件、阶段和技术路径，以及和农村传统社会组织资源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理解”和“历史”的特点。
你对目前村落权力建设的建议是什么？
一是注意村落权力的内生性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合法性由国家授与，表现形式是良性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化，但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本质上是国家体制性权力与农村内生性权力有机结合的结果。忽视农村内生性要素的权力建设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只能是合法性象征，成为“形式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哈贝马斯）。形式上的合法性权力与实际支配资源的村落内生性权力二元运行，必然在农村社会人际互动层面的局部领域形成冲突。
二是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差序格局是传统农村的基本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区开放、收益形式多样化、要素流动，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根据经济理性原则可以实现差序格局和交换原则的兼容及替代，这种替代随着条件变化是可逆的。其实证意义在于说明，传统村落制度对于转型社会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可以平稳过渡，传统村落组织资源在现代化合法性权力建构中并不必然具有消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要创新
你谈到课题设计时好象很重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相匹配是反思社会学的基本要求。社会学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规范化不仅在于使用规范的分析概念和调查方法，而且对调查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使用的分析工具的针对性、"适应能力和局限都要有自觉的认识，后者体现了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特征，反思社会学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今天所讲的调查方法的创新不是说对于过去的调查方法的反对，而是说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调查方法要作相应的调整，要根据调查对象的变化和调查目的作相应的调整。研究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调查提出的开调查会的方法，现在对于调查农民对村落外部事物的评价仍然有用，但对于了解村落内部事物这种方法就并不太合适了，用这种办法未必能了解真实情况，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内部出现了分化，所以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成功的经验。
以前是别人认为搞不了理论研究的学者才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两年许多钻理论钻的很深的人也开始扎村入户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个人研究旨趣的演变还是研究环境变化的压力使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农民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的深刻自觉，为什么还要求调查者具备深刻的学术素质呢？
农民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正如植物学家偏爱落差大的山林地区，不同的海拔线上分布着各种植物类型，易于采集标本进行比较。社会学的魅力更在于，标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农民请你吃肉并不必然证明他富，只是表明农民或当地的传统好客；农民家里没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穷，许多农村中小企业老板不买冰箱，是因为可以节省请客的饭钱：来人了拿个篮子上街割肉去，你拦也拦不住，转一圈回来说不巧肉卖完了，那么炒个鸡蛋也说得过去了。农民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深刻自觉，不等于说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学界内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认为研究材料具有理论形态才是搞理论，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材料是生活现实的便是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即研究中国农村的社区（村落）与社会不是理论。这种评价不能成立。是否理论研究的界定标准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使用常识来研究常识不构成理论，说白了叫聊天。现在有一个关于蛤蟆的研究课题，完成的调查报告是“一个蛤蟆一张嘴，俩个蛤蟆八条腿”，调查者确实去蛤蟆窝看了数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这样的调查报告无法进行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它没有反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使用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常识就具有了理论的品格，当然是理论研究。研究农民没有理论背景不行。把握农民对于生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构成了农民研究的学术底蕴。
农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往往不是通过学术型的规范语句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农民的思惟和行动来证明的。这种证明不是语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认识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当代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应的转变，要完成从他述向自述的的转变。从表述方式上就是要从“我认为”转变到“我发现”。因此要区分三种真实：一是农民表述的真实，二是农民行动的真实，三是农民意义的真实。这三个层次的真实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资料，但作为形成归纳和分析结论的材料却只能属于第三层次。研究者对于农村的参与观察具有共时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务是要以共时性的有效沟通与认同为中介进而发现历时性（diachronic）对于农村社会生活、分层和习俗规范的构造和影响，这里的历时性可以定义为：习俗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制约＋个人行动的价值判断＋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义积累。这样的研究才属于农村社会学研究。
对于农村中已经有的制度积累应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中去寻找，1996年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村，村中有句话叫作“紧睁眼，慢说话”，
请具体谈一下你在研究村落权力中采用的方法。
我觉得对于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在于：在理论方面给认识和理解有关经济规律提出了定理或定律，在应用方面不断给现实经济的发展提出有效的实用模型。我把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定位为：以规范性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的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有两重含义：一是以理论假设为支撑，二是以科学研究方法为手段。研究方法是达到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和路径，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也反映研究能力。
我在调查设计和实施中力求做到：⑴理论设计对研究对象价值判断、行动空间、约束条件和选择可能的敏感性；⑵调查工具对研究对象的动态适应[22]，要求封闭研究对象价值判断选择项的全部逻辑可能；⑶理论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仅覆盖课题的设计过程，而且完善于实际调查过程中，在现场调查中动态检验和修正理论假设；⑷在价值判断的表述上实现由“他述”向“自述”转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民的研究不能借口"客观性只满足于学理性质的“他述”研究从而忽视农民具有自我意识意义的“自述”定义。“他述”更注重总体认同，“自述”更侧重于对村落、支系、氏族甚至家庭的个体认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述能够更准确和有效地反映农民的价值观念、行动和社会小环境的关联。他述容易表述逻辑的事物，或者说将表述者的逻辑套用于事物，自述才能揭示事物自身的逻辑。弗雷德里克.
巴斯（FredrikBarth）在研究民族认同时提出一个原则：认同的终极依据在于当事人自己[23]。这一主体确认原则在分析受到行动定义的社会特征时尤其重要，有助于理解分析单位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现阶段中国的农民概念已经超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代政治管理和行政划分的色彩，对于农民的认识也同样需要从阶层识别、群体特征、身分确认等多个角度切入。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条件下，农民内部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同一职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网络背景条件下的分化都体现出明显特征。要理解农民，就要准确理解农民动机生成和理性行动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人在研究历程中就已经遭遇、提出并且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费孝通当时在瑶山的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理论设计与实际调查脱节对于认识调查结果的研究和分析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指出：文化研究需要亲切的观察，要让课堂上的理论成为具体认识社会文化的工具。在调查地点的选择和调查工具基本合格的前提下，对于调查人员的田野调查背景、理论素质和对于分析主题的敏感性就成为完成调查并且能够分析意义的必要条件。他将这一体会应用于后来与张之毅先生合作的云南三村调查，明显就上了一个境界。我感到费先生的总结是深刻的。我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方法，体现资料检索能力和框架建构能力。应用文献资料，根据已有理论，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村村落权力的理论框架进行比较，确定理论框架和适用条件之间的联系。在对于农村村落权力的研究中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制度安排与传统组织资源、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基层权力与社会网络”就是起连接生活史叙述和运用社会学假设不断作出判断的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连接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制度规范与大众传统，能够连接“观念的普遍性与所叙述的特殊文化”，能够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行动的动机以及所受到的文化约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形式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形式。
2．实证调查方法，体现事件敏感能力、现场布置能力和跟踪能力。利用已有的关于村民自治理论所确定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在实际应用中积累的有效事例，分析村民素质以及分析民意和村落权力的认同与冲突程度；选择有代表性并且有资料积累的若干个村进入深入访谈，使形成的分析框架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实证调查方法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方法，认识农村和农民要经历五个依次联系的深入阶段，即“阅读观察倾听解读深描”。阅读：通过阅读文本接受一个以叙述形式被赋予意义的事实。观察：经历事实，注意现场展现的全部有意义的细节。倾听：加入行动者对事实的意义理解，注意赋予意义的行动主体的社会特征。体验：将倾听获得的有局限性的主观意义放在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中来理解。体验=(共时性+意义+背景+网络)，体验是“解读”，也就是哈贝马斯强调的对于社会事实要“设身处地地领悟”。体验是接受以多元因果性界定的事实。通过阅读接受一个以叙述方式被界定了意义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是有重大区别的。有案例表明现在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在小传统仍然发挥作用条件下，行政话语系统中“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可能只承担合法化语言象征功能，只是村落社会结构对合法体制在形式上的顺应。这样的调查方式便利于全面准确认识研究主题。通过“阅读观察倾听体验(=解读)深描”全面准确认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身分，在本质上农民也是社会人，他的动机、行动和价值观念受到群体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作为历史行动的积淀农民又在不断进行理性总结来适应和改造群体和制度环境。
二是设定农村社会情境，即区分“日常生活”与“事件”[24]。“日常生活”可以定义为常态，“事件”可以定义为非常态。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编织社会网络，“日常生活”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和构造过程，也是积蓄能量过程；在“事件”中，社会网表现为能量释放过程。常态可以描述社会网的构造，但是社会网的质量需要有内生性事件来振动、检测。行动者通过事件中网的作用和预期效果比较从而校正今后的行为，按此逻辑的社区群体行为积淀形成传统。通常将传统理解为大的时间尺度的函数，其实在科学意义上传统是一个连续谱系，从纵向上表现为事件前后更替之间的意义关联，从横向上表现为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生成和认同。在认识过程中一般存在着两种缺陷，一种是信息不完备的局限，一种是意义缺失的局限；信息不完备的局限在任何认识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是不能从根本避免的，因此在课题设计中要对分析所要求的信息完备程度有一个在资源如时间、人力、经费、客观环境允许条件下有一个适度规定，但是意义缺失的局限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操作来说是必须避免的。了解农村社会生活时对“日常生活”和“事件”只了解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认识都存在“意义缺失的局限”，“事件”的生成会检验和重新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事件”的结合才构成乡村社会生活的全貌，对这两方面的完整了解才能全面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的逃跑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他在事件中的表现使土著人重新调整了他们与他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村来说，下发救灾款、发放外出劳动力指标、提供就业机会、上级考察、授予社区先进称号、村委会换届选举，都构成有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村落公共权力构造有直接密切关系。
3．由类比方法深入到分析方法，体现意义解释能力。对现象事实进行理论定位，使现象描述具有理论意义，使行动分析具有结构化特征。
这个框架如果能够成立，对于具体的分析工具我觉得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因为这就进入了社会学理论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部分。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5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着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着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着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着。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着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法学派；社会利益；社会连带；现代法学研究
一、社会法学派概述
社会法学派是资产阶级法学各个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一般认为，法国的孔德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在早期的社会法学派中的主要人物有德国法学家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柯勒，耶林认为“法律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而在后期，社会法学派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和美国的庞德。该流派又分出几大支派，在欧洲，有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在美国，有庞德的社会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
社会法学派的支派较多，但基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1、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2、认为法或法学不应该像19世纪那样仅仅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①从上述第一种特征看，社会学法学派属于广义的实证主义法学，即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相对称的社会实征主义法学。同时，社会学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实质上是同一含义，只是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或社会学家，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其研究角度和着重点有所不同。西方法学家有的认为法律社会学是描述的，而社会学法学则是规定的，也反映社会学和法学的研究角度不同。还有人认为法律社会学是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或者认为它是应用法学而非理论法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法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哲学，它们很少探讨那些原来属于法哲学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本质、结构、思想等，而是更多的探讨法律的具体问题，比如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及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法律的效果、影响的社会因素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传统的法理学是法学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社会法学更像是法学的一种技术。同时，从两大分支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法学研究的范围和目的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社会效果，而不是封闭的规范体系和概念。第二，结合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为立法作准备。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才是社会法学派研究的主要目的。第三，研究使法律规则生效的手段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具体体现。
二、社会法学派的兴起
社会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与其他流派，如自然法学派等学派相比较晚。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再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一味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利益，导致资本家愈发富裕，而普通民众则面临生存飞艰难，诸如失业、住房等问题，社会矛盾日益严重。为此，20世纪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医疗卫生、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性的社会立法，形成“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法学家们也开始思考法律的作用，不在仅仅强调个人作用，也注重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如何是法律更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便开始形成起来。
三、社会法学派的发展
社会法学派在法学的观点中，要注重的社会整体利益，认为法律必须仔细的考虑社会问题，考虑其现实的社会作用，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产生标志一般被认为是德国法学家耶林1872年《法律的目的论》的发表，他表达了社会法学的基本观点，即法律的目的是社会利益，法律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以达到一定目的即社会利益的手段。社会法学的内部分支很多，大的方面可分为欧洲的社会法学（又分为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和美洲的社会法学（又分为实用主义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我们通过研究各国主要代表思想家的观点来进一步认识社会法学派的发展过程：
1、耶林的利益法学
在“法的起源”的问题上，耶林批判了历史法学关于法的起源的看法。耶林从个人权利转向到个人对社会的义务。首先，他分析了客观意义上的法和主观意义上的法之间的关系，认为具体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其生命由法规而获得，同时又返回到法规。其次，他论述了个人主张权利与维护社会利益的紧密关系。因而说，在社会利益上，每个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他指出“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②。如果没有权利，人将归属于牲畜，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法律只是立法者为了解决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制定出来的一些规则，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注意发现其背后冲突的种种利益，特别是社会利益，从而使判决真正地反映立法者的意图。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的变迁。它反映了历史法学是如何最后过渡到社会法学的。用功利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用追逐权利和利益取代崇拜民族精神，从注重客观权利到注重主观权利，直接为社会法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③
2、庞德的社会利益
作为现代社会法学的主要人物之一，美国法学家庞德在社会法学的地位毋庸置疑。“社会利益”是庞德研究社会法学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人类，不管是个体或群体或是以任何关系相结合的团体，寻求满足自己的要求、请求或是需求，因此就必须考虑透过政治组成的社会力量来调节行为的关系与秩序”这种“要求、请求或是需求”，均可称之为“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可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三类，三者相互联系。庞德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因而当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利益本身就可以代表个人利益，所以庞德强调社会利益在所有利益体系表中占有首要位置。在整个庞德的法律体系的理论中无一不贯彻这种社会利益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继受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观念，而庞德则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中，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法学，及法学的发展。
四、社会法学派对我国现代法学的研究的借鉴
对于社会法学派的分析之后，我们已经清楚的了解其理论的本质及其内涵，强调社会本位主义，是社会法学派所坚持的核心原则。重视社会利益，不是否定个人利益，只有社会的发展才能为民众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去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圣怀：《社会法学派评述》
[2]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7
近些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对象的泛化、研究方法的游移、学科边界的模糊和学科独立性的动摇，导致了学科性质的困惑和学科前景的迷茫。面对文化研究的强劲势头，"转向"说、"跟风"说、"劫持"说、"终结"说、"拯救"说、"扩容"说、"侵占"说、"跨学科"说、"大杂烩"说、"国际化"说、"殖民化"说，以及究竟是"文化研究遭到文学研究的劫持"，还是文化研究"入侵""劫持"了文学研究？可谓歧见蜂起，异说纷呈。"冷战"，有持续升温之势。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由于国内学界素来有重理论轻实证的倾向，因此，在学派建设中，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固然重要，但波尔多学派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同样重要。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判断，我认为金元浦最近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个案分析，在方法论意义上应予特别关注。据报道，这一个案研究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也恰恰表明了实证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对于当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8
关键词：CCt消费周期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Culture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和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and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arnouldand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Douglas.towardatheoryofConsumerChoiceasSociohistoricallyShapedpracticalexperience：theFits-Like-a-Glove（FLaG）Framework.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8（march），2002
2.Belk，Russellw.，GulizGer，Sorenaskegaard.theFireofDesire：amultisitedinquiryintoConsumerpassion.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30（December），2003
3.Grayson，Kent，Radanmartinec.Consumerperceptionsoficonicityandindexicalityandtheirinfluenceonassessmentsofauthenticmarketofferings.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31（September），2004
4.Holt，DouglasB.，CraigJ.thompson.man-of-actionHeroes：thepursuitofHeroicmasculinityineverydayConsumption.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31（September），2004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9
连续几次的资政会，分别以“平安*”、“工业强市”等作为主题，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表明资政会已成为我市政协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这对推动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次资政会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大家通过深入调研，昨天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下面，我就这次资政会，谈谈个人的几点体会：
一、充分肯定这次政协资政会取得的成果
（一）选题准确。这次资政会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选题，充分体现了政协工作中心意识、大局意识。我市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已有一段时日，十镇百村试点工作也开展了两个多月，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通过组织政协委员到基层调研，有助于我们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更好地推进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
（二）调研比较充分。虽然我没有听各位常委的大会发言，但认真我阅读了所有的调研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大家围绕新农村建设，深入基层、走访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广泛收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后，认真梳理，既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又比较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形势，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成效比较明显。22篇调研报告份量重，含金量高，有现象、有建议，突出重点，切中要害，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可贵品质，也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客观依据。总结这次的调研报告，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全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句话，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主等各个方面，22篇调研报告都有涉及，并体现了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特点。由点及面：这次的调研报告分成多个专题，这些专题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状。由近及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非常丰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现在做的只是第一个阶段。大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报告中充分体现了由近及远的内容，不仅仅反映了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规划设计、村容村貌整治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文化、医疗、教育等社会发展方面比较长远的内容。由表及里：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要靠广大农民群众。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的主体。有多篇报告提及农民的素质问题，并对如何提高农民素质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二是深刻。调研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分析比较透彻，尤其是对存在问题的剖析比较深刻，的建议切实可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市直有关部门将要认真吸纳，并将根据轻重缓急，分步实施。三是有效。调研报告没有停留在表面上，对解决问题了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是既号脉诊断，又开方抓药。
总之，这次调研的成果对*的新农村建设将起到较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代表市委对各位同志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市委、市政府将会充分吸纳这次资政会的调研成果，进一步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
二、大力推进全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市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农村综合改革。年初，国务院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如果没有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很难见成效。我市农村综合改革起步早，基础较好，可以说，是抢占了制高点。
下面一些数据，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我市的农村综合改革先是一个县试点，然后向三县一区推行。农村综合改革有以下几个环节：（1）调胖规模。全市乡镇总数由原来的101个调到70个，乡镇规模增大，平均人口上升到6.12万人，国土面积124.80平方公里。（2）调瘦机构。乡镇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0多个改为三大块：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业办公室，领导职数核定为9人之内，人员编制只减不增，党政领导实现了交叉任职。（3）深化改革。乡镇职能重新认定，公益事业进一步加强，是政府管理的回归政府，该推向市场的推向市场。事业单位实现了全员聘用，工资与技术和绩效相挂钩。通过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全市乡镇事业单位编制数由原来的4991名精简为3237名，减幅达28%；机构总数由原来的634个精简为336个，减幅达47%。庐江县乡镇事业机构数由原来的140个减少到84个，减少了40%，编制数由1149名减少到818名，减幅达28.8%；无为县由原来的237个减少到98个，减少了58.6%，编制数由1338名减少到867名，减幅达35.2%。（4）扩大村级规模。全市村级总数由1755个减少到1007个（包括城镇社区），减少了43%；平均人口由2597人增加到4526人，增加了74.28%。并村带来的效果主要表现在：（1）村干部素质能力更高更强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学历较高的村干部脱颖而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头雁。（2）小村并大村，激活了基层的动力，增强了基层的活力。并大村后的农村转移支付基本上可以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并有一定节余，这就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下一步，农村综合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主要是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上下功夫。
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包括以下内容：（1）为民服务全程机制。每个乡镇设立一厅一室两个窗口，即一个服务大厅、一个室、一个办理窗口、一个窗口，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全权服务。（2）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机制。村务管理做到指标化、制度化、正常化，并建立健全新的考核机制。（3）以钱养事服务农民机制。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真正确立以钱养事、利民便民的服务制度。（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新机制。这个机制是4个机制中最关键、最基础的，也是最难办的，它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市的211个专业合作组织很多是松散型的，大多组织化程度不高，功能也不够完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鼓励和推进。当前211个组织中还有87个没注册。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翻一番，达到400个完善的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我们已经先行了一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为我市新农村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标志着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并以此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社会调研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研究；实证主义；人文精神；融合；追求
中图分类号：G8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ofpositivismandHumanismintheResearchofSportsanthropology
QiUJun
（peDep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Byusingthemethodofinductionanddeduction，thepaperreviewedthecharacteristicsofbothnaturescienceandsocialscienceinsportsanthropology.Fromtheperspectiveofpursuingthepositivism，itdiscussedhowtoparticipatetheinvestigationbyoneself，howtoobserveandhowtoexploretheresearchdetails.alsofromtheperspectiveofpursuingthehumanism，italsodiscusseshowtovaluethethemewhenselectstheresearchtopic，howtoreflecthumantouchinresearch，andhowtoexpresstoshowhumanfeelings.intheend，thepaperdiscussestheintegrationofpositivismandhumanismintheresearchofsportsanthropology
Keywords：sportsanthropology；research；positivism；humanism；integration；pursue
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从学科特性上讲，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必然要受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因此，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奉为圭臬和法度的实证主义当然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石。然而，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特性使然，不能不关怀人，不能不关怀人的过去，人的现在，人的未来。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和人文色彩。那么，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番思考。
1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学，自培根（FrancisBacon）批判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导归纳法，以及牛顿建立古典物理学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谓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经验事实为起点，通过对事物的感觉经验观察后形成研究假设，然后验证研究假设，经过验证被证实，形成科学知识。概括地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实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Comte）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科瑟，1990），企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建立起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么，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除了重视研究中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的客观性、规范性，使之与定性分析解释更好的结合起来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以亲身参与和体验作为研究的基础田野方法被称为是人类学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学标志。体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以人类学作为母学科的体育人类学，在研究的方法学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体育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呢？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方法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在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这是因为体育人类学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都要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去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首先需要亲身参与和体验，需要介入和观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身参与并付诸于现场的实践，以获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以亲身参与和体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基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要先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写出人类学论著来，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马林诺夫斯基反对老一代人类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的历史，坚持作为一种文化科学的人类学，必须经过亲身的观察，才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才能避免本民族对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如此，体育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戏的历史民族学；濑户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的赛牛；威廉姆·盖尔纳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赛“波卡波卡”（参加比赛者用橡胶制的球滚进指定的地洞中，比赛者不是用手和脚控制球，而是用膝盖和臀部来处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认为是篮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遥远的现场，进行调查找寻最直接的遗存和遗迹。体育人类学为研究人类体育的遗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为田野工作而设计的调查方案和问讯的步骤，都是和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吻合的。
12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必须对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的观察，做到客观准确、深入细致，这种客观准确的观察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看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人类学者的研究都十分关心“别人的世界”，这种“别人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与研究者不同的别人的文化处境，就是对“他者”的关注。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距离，研究者与他者的空间距离在客观上为研究者的准确观察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在追求观察的客观准确上，人类学还强调“主位”和“客位”的观察方法，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来指使用一语言者对于另一语言的细微的语音区分。在人类学中主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被研究者）对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观点是指观察者（研究者）对被观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释。客观准确的观察在第二个方面的反映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资料和情况。体育人类学中的人，无论是观察者（研究者），还是被观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文化和社会对具体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现实的，因而对其影响也是真实的、深刻的、观念性的。反映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容易发生文化局限性现象，也容易产生“非我族类”的偏见，以及文化等级主义的偏见。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要摒弃这些偏见，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做到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
13追求对细节的关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对细节的关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学研究手径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对研究资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还需要有对研究资料细节的关注。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和观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发现。例如：2001年，中国人类学者王铭铭对法国阿尔卑斯地区毕西仰枕市（BrianQon）一个村庄——圣安德烈山村的人类学考察，他从一个法国大学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买一块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当时这位外地教授的到来，当地村民表现出了反感。通过这一事实进一步观察当地的村民，发现法国农村的村民与王铭铭研究过的中国农民有很多相近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小农意识”。这样的发现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进而获得重要研究发现的范例。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对波利尼西亚的三文治群岛社会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岛盛行比赛活动，居民对很多比赛活动相当热心。三文治群岛是未开化的社会，正是对这盛行比赛这一细节的关注，为未开化社会也存在闲暇和文明这一观点的立论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当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并不是忽视对研究课题的总体把握，而是在围绕研究主旨的前提下，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观念，不放过研究中心微小的细节，微小的证据，通过对微小的细节、微小证据的考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为深层的探索和考察。
2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对应的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性，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强调对生活意义和生存意义和追求。人文精神，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生命的维护和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珍视和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研究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以及表达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就体育人类学而言，检视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选题中的人文价值，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怀方面。
21重视选题的人文价值和人类学一样，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选题通常会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化，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文化景观。选题中关注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关注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不是猎奇，而是关注这些个别化的体育文化现象和独特的体育文化景观的背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所谓人文价值，是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它对人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对人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对人所反映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当然，人文价值的表现和阐发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它反映在体育人类学上也是具体的，反映在研究选题上也是具体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体育人类学作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体育活动，或者说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人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来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体育活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它对人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它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它所反应的智力意义和智力价值。
体育活动中有比赛，体育人类学也研究体育活动中的比赛，在一项具体的比赛选题的研究中，体育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是记述和描述具体比赛是如何进行的，它还会注意到具体比赛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例如：人类学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尔森岛的茨那克村爱斯基摩的比赛游戏，发现这个岛上的竞赛活动目的不在于战胜其他人，而在于发挥自己的最好本领。这些爱斯基摩人特别喜欢不计胜负的弹球游戏，把它当成发挥自己技术的场所。比赛并不看重胜负，为什么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体育比赛不计较胜负？林耶格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这里人们长时间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战斗，已经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他人。因此他们都奉行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竞争性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比赛活动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作为研究者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对人的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怀的人文情怀，是很难发现也很难解读这样一种特殊的体育比赛现象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庄的棒球：古老巫术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传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庄的过程中，指出棒球这种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术用于医治目的手段。美国一位体育人类学者的《种族、认同、体育：延续的权力》的选题，则着眼于体育对于印第安人维持自身种族独立性所起的作用，体育有助于与其他种族群体的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其他种族对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对自身种族进行意义再造这样的人文视角。又例如，邓宁·埃利克得在《文明进程：民族独立的曲线与现代体育的发展》的研究中将现代体育的发展纳入民族独立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它的内在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就现代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选题的人文价值和研究意义一目了然。上述学者所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也无论是个案的研究还是族群意义上的研究，选题虽有不同，但都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存在的价值，即选题中的人文价值，这正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选题中所追求的本质意蕴。
22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运的关怀。那么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呢？具体地讲，就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是一种物质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人还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仅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而是还要注意到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联系及其相辅相成；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不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兰学者伊斯图·洛皮亚（LstoRuopplia，1974）“游戏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戏和儿童认知能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化和情感的发展联系起来。苏恩·那格波（Sorennagbol，1994）的“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的研究，侧重研究环境与生活在阿马戈尔的海尔格兰岛上的居民身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体现出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的人文关怀。阿兰·麦特卡夫（alanmetcalfe）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英国北部的一个个案研究：1850-1914年体育设施的发展》的论文，这样一个选题乍一看起来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研究英国北部地区体育设施发展，但实际上作者在研究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和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通过这样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会背景的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体现出了学者的人文关怀。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土著人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在考察特罗布里恩土著人节庆中的娱乐舞蹈消遣时，并没有就娱乐舞蹈消遣而描述娱乐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土著人酋长将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种合法名义接受的平民捐献，又以节庆时的赠礼，在娱乐舞蹈时赠送了出去，从中发现了这些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生活意义，和维系情感和权威的社会意义。追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怀人文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学识、修养、人格情绪的综合体现。人文情怀包含三个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视角去思想问题，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强调物我交融的境地，追问物我交融的意义。人类学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笔触和人文情怀是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论文的撰写上倾向于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描绘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的叙述。在对相关事实的解剖和解释上也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以数据说话不一样，描绘解释，披文入情，注意与事实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义。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类与体育相关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绘体育中人类活动的抉择；借助文字剖析解释体育中人类生命的意旨和意义；借助文字对体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视，这一切的叙述都需要研究者倾注于人文情怀。例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比赛，比赛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比赛的展开往往和当地民间的故事、音乐、戏剧、绘画紧密相关，对于这些比赛的描写，体育人类学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怀，人文的笔触去描述。又例如，体育人类学要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村落所特有比赛或特有的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渲泄情绪的功能，由比赛和体育活动所提供的释放因生产、婚庆、葬礼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带来的各种情绪的机会，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视。因此，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应有之义，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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