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1
【关键词】工程造价纠纷；司法鉴定；造价管理
1案例简介
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包人”）发包“某餐厅装饰工程”，给江苏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包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了《某餐厅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承包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暂定为138.30万元，采用固定价格结算。指定承发包双方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无监理。”
合同签订当天，承发包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中约定：“1.合同附件施工图纸的封顶总造价为162.7万元，按此造价的85%暂订合同价款，订立合同10日内核实工程量，按核定后价格支付预付款。2.承包人按合同附件图纸请设计师交底施工。如果按图施工预算有缺漏项目的情况由承包人承担；如果有增减项目或材料价格的降低的情况须得到双方认可，相应增减造价。3.材料要求：发包人认同主材、饰面主材并封小样，方可施工；如承包人变换主材，需经设计师和发包人同意。4.承包人须根据发包人意图装饰合同图纸中没有的阁楼、楼梯，不增加总造价。5.承包人交履约保证金5万元给发包人，工程验收合格十五日内返还承包人。6.本合同项目的单价按预算的子目录测算，工程量按实结算，承发包双方逐项进行审核确认。若有漏项发包人不认可。如有费用增减，双方均要认可。”
合同约定，订立合同当日为开工日。承包人进场施工，没有按补充协议第1条核实预算与合同图纸工程量，也没有议定新的合同价格。工程主体大部按合同图纸完成，对照合同图纸，变化有三：一增项如图纸范围内和图纸范围外增加区域部分；二减项；三合同图纸范围内材料价格调整。承发包双方没有办理竣工交接手续，餐厅开始营业使用。餐厅营业不到一年时间，由于经营理念、选址、广告策划、客源等诸多因素，餐厅停业。
2主要焦点与评析
承发包双方就该工程结算价款谈判多次，主张不一致。双方都没有专业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来结算该工程价款，而且从合同谈判到施工结束也没有造价工程师的参与，这可能导致对合同的理解分歧和施工期管理的混乱，以及结算工程价款谈判得不到专业工程师的对口支持。发包人认为工程价款已超付，理由是有减项和材料价格的调低，但没有提出工程结算价款的具体金额；承包人提出结算价款为224万元，并请求返还履约保证金五万元。双方差距很大，久谈不决，遂诉至法院。
焦点之一：发包人要求驳回承包人的请求，认为结算金额最多就是封顶造价162.7万元，而承包人不同意。
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三款有关“合同价款在合同中约定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的规定，发包人认为：考虑到合同图纸内的减项和部分材料价格调低，以及优惠15%的因素，工期拖延一月和防水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素，估计与增项大致相抵，总之不会超过封顶总造价。那么发包人的理由和要求能否成立吗？
对焦点之一的评析：发包人提出工程结算价款为暂定合同价138.30万元，加上增减项，工期罚款，减去防水工程价款，得到的工程总造价不应超过162.7万元；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关于发包人要求减去防水工程价款，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
关于工期罚款主张，对照合同工期是延后一月。承包人认为扩大工程范围和增加工程量以及等待设计方案和业主审定材料等诸多因素导致工期延长，而且发包人拿不出节点验收文件，没有证据表明工期延迟责任完全在承包人，因此双方在管理上都有责任。
本工程结算方式为固定总价加上增减项，这也是法院认定的。至于合同价是162.7万元还是138.3万元？补充协议第1，2，6条约定：应在订立合同10日内重新核定合同价款以及相应价款修订细则。但是该工作没有履行。138.3万元是暂定合同价，162.7万元是合同图纸封顶价格，这需要法院认定。
焦点之二：承包人要求工程结算价款224万元，并返还履约保证金5万元，发包人不认可此结算金额。
承包人按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现场测量工程量；单价套用合同预算书，预算书中没有相同项目的，承包人自行组价；并考虑材料的替换，加上签证，计算得到总造价224万元。承包人结算要求明确，按实结算，思路清晰，依据充分理应得到发包人的认可。发包人提出异议：承包人结算书中大部分签证没有业主的签字；部分主材调换成高档次的也没有得到业主同意；属于奉送部分的楼梯、木雕等违背了补充协议第4，5条。那么这些异议形成了焦点三。
对焦点之二的评析：承包人主张按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工程量按实结算，采用合同预算书中的固定单价，得到总造价224万元。这也是没有道理的。
补充协议第6条是对第1，2条的进一步说明，而非结算条款，与固定价格合同不矛盾。承包人的结算依据没找对，所以224万元的总造价得不到认可。
焦点之三：承发包双方对该工程的增减项目的确认和计量计价意见不能统一，互为反方。
这是因为双方从目前利益出发，又无专业造价工程师对口协助，忘记了当初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以致于各执一词，诉至法院，发包人申请对该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从合同原意考虑，该合同是个固定总价合同。鉴定委托书要求我们：对花卉餐厅装修工程中增、减项目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
发包人提出如下主张：
（1）合同图纸中部分项目在施工中已变更，且现场无该项目，应视为减项；
（2）认可合同图纸外的地下室为增项，但地下室里的阁楼装饰为奉送项目；
（3）从合同图纸装饰楼层到门厅至户外的楼梯区域装饰也属奉送项目；
（4）合同图纸内的增项以及调换材料档次等项目应有业主签字，否则难接受。
承包人提出意见：
（1）合同图纸中有的项目而合同预算中无该项目报价，这不能作为结算的减项，理由是报价时已讲明不做如玻璃帆形包间只是设计师的概念图没有施工图；合同图纸和报价中都有的项目，现场没有，也不能全算减项，理由是有的项目变更为别的项目，也有的是做好了被整体移走，甚至看不出痕迹，如加工好的不固定的石材柜子等；
（2）合同图纸以外的所有项目都应视为增项；
（3）该花卉餐厅装修工程是讲求个性、美观、功能效果的项目，从谈判到施工过程中变化很多，本着友好信任的态度赶工程进度，很多变更项目凭着业主和设计师的意见就实施了，这些都拿不出业主签证，尤其是甲控乙供的墙地砖、金箔等需要按实计价；
（4）增减项目的确认应以现场实物与合同预算书子目对照计算，否则难以接受。
对焦点之三的评析：这正是法院的委托项“对花卉餐厅装修工程中增、减项目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我们研究了该项目的特点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和《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的要求，对于花卉餐厅装饰工程增减项目的确认和计量计价应遵循如下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2）从约、合法、讲求证据的原则。
本鉴定范围为增减项目的造价，主要依据是双方确认的增减项目签证，但情况是有双方确认的签证很少，或者对于增加项目和提高主材档次的签证没得到业主的确认，仅有一张减项签证。装饰工程的复杂和施工过程中管理跟不上造成施工资料严重缺失，相关佐证的资料也很少。这就要求我们鉴定人员到现场勘察取证，逐条耐心细致地工作，多次书面沟通，按照合法、合理、合规，对照施工技术验收规范和报价习惯来甄别增减项。对于没有得到业主确认的增减项，从有利于业主使用来判断；对于无法从现场痕迹来判断的减项，遵循谨慎原则，提请法官进一步质证；对于甲控乙供和提高档次的材料调价事项，遵循取信的商家供货凭证结合与之装饰标准相适应的市场价判断调整。我们认为该工程是包施工图的固定价格合同，也从当时装饰施工图设计深度和常规以及特定概念图如上述玻璃帆形包间是否能够施工和报价，来判断增减项，但缺乏当时设计交底资料和谈判过程文件佐证，凡此结论列入报告说明项。
3造价管理建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该项目属于社会投资，没有请监理，承发包方都没有专业造价工程师，对于工程的质量、进度、造价控制全凭老总个人的感觉和双方的信任，以致管理过程中造价资料严重缺失，结算扯皮产生纠纷。承发包双方应重视和加强过程履约管理，以及阶段性索赔，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合同资料，做到及时、有效、清楚无误。承发包双方只有通过扎实有效的项目管理来解决上述问题，才能有效保护己方的合法权益。鉴定机构认为造价管理制度不可缺失，提出如下建议：
（1）社会投资项目也要做好项目调查论证工作，最好请专业咨询机构来做，避免调研不充分导致项目的失败。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2
在日前召开的第17次欧美峰会上，为全球广泛关注的两大经济机体――欧盟与美国的跨洋经济融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会议所呈现出的最大亮点――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意味着美欧之间旧有经济矛盾的进一步舒缓和消解，而且为以后双方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单一市场打下了基础。
超长时间的探索
创建于17年前的欧美峰会虽然原始目的在于抗衡原苏联，建设当时提出来的“欧洲大厦”，以保持和巩固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但某种意义上也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对话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创建4年后，双方正式签署了《跨大西洋新议程》，确立了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框架。
相对于美国而言，秉承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宗旨的欧盟委员会对发展与对方的经济合作方面似乎更加积极。在第八次欧美峰会期间，欧委会提出了一项“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主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欧美自由贸易区。然而，由于美国当时通过了带有域外法权性质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激怒了欧盟，导致该计划一度搁浅。
不过，欧美双方为寻求经济领域深度合作的脚步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在第15次欧美首脑峰会上，双方首次提出了“推动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方案”，该方案包含了合作监管与标准化、资本市场开放与竞争、技术创新与开发、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从此以后，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握手更加频繁。
作为构建大西洋经济融合的重要基础――欧美双方截止目前所取得的许多前期成果不能不提。在贸易方面，美国和欧盟已开始实施世界海关组织框架标准，双方海关官员正就共享数据展开工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欧签署了有关双方在第三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行动策略。能源安全方面，美国和欧盟已经开始展开有关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通过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来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更好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并在鼓励第三国完善能源安全政策方面展开合作。
当然，由于前欧委会主席普罗迪、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这一欧洲三驾马车在中东民主化等许多问题上与美国总统布什的意见相左，并且彼此时有龃龉，欧美之间在谋求大西洋两岸整体经济融合中总是显得不尽如人意。但是随着“欧洲三驾马车”的解体，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政之后，欧洲地区形成了包括默克尔在内同时有欧委会新主席巴罗佐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加盟的欧洲外交事务的“铁三角”。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更是将跨大西洋的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提升到了欧盟外交舞台的中心地位，大西洋两岸的一体化脚步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跨单一市场的起点
虽然由伊战造就的美欧政治关系伤痕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得到了修复，但由于区域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作祟和泛滥，欧美之间最近两年的贸易磨擦和纠纷却频繁发生。就在日前，欧盟还宣布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制裁范围。与此同时，欧美之间经贸关系有着其他经济体所不可比拟的分量。目前，这两大经济体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0%，双方每天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量达17亿欧元。可遗憾的是，欧美之间从未签署过任何合作协议，而是透过世贸组织进行往来。
更有甚者，随着欧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双方经贸往来的主要障碍已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关税壁垒，由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定差异等造成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已经上升成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以汽车业为例，制造商分别在美国和欧洲生产同一型号汽车，现在需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进行成本高昂的不同测试，以分别获得美国和欧盟监管部门的批准。这种局面往往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与环境保护或安全考虑无关。
因此，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的达成不仅将消除所有的关税，而且也将打破目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其他贸易壁垒，并事实上成为了欧美建立跨洋单一市场的起点。据测算，仅减少金融壁垒、统一工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准入标准两项，两地资本往来的手续费和工业生产费用将分别减少60%和7%。而作为对一体化协议的及时回应，美欧在日前正式签署“开放天空”协定，新协定取消了对美国和欧盟航空公司提供来往两地航班的大部分限制，同时取消了对欧盟航空公司收购美国航空公司大量股权的限制，其本质意义还在于将进一步打开欧美的投资和消费市场。
按照“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欧美双方将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以进一步帮助各自在多个领域内统一或者相互承认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同时，在业已建立起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的基础上，欧美提出到2009年实现双方会计准则的相互认可，即在2009年前美国的“一般会计准则”（Gaap）和欧洲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相互适用，两地跨国企业到时将结束至今沿用的两套财会制度。
对北约的有力补充
表面上看来，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只是一份经贸战略合作文件，但其中隐含的政治意愿却相当深刻。一方面，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美国也正在为2008年的总统选举摩拳擦掌，双方通过加强经济融合以进一步改善彼此的外交关系似乎是颇受各自欢迎的议题。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美之间一直是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存在，如今，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的生成可以看成是对北约的一个有力补充。
相对于欧盟而言，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更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受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驱动，美国曾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发动对伊战争，给欧洲民众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时下美国总统布什急需要调整对欧战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而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无疑成为了这一举动的最好剂。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通过这次经济行动推动欧盟尽快将巴尔干地区国家纳入东扩范围，以便自己可以从中脱身。
当然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算盘。在欧盟看来，欧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在于自己应该如何对美国的单极世界作出战略性的回答。彻底站在美国一边，欧洲将变得无足轻重；以对手姿态出现，欧洲显得并不明智。因此，一个大幅度增强行动能力、步调一致的、把美国作为伙伴的选择才是欧洲的最好出路。也只有如此，美国才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认真地听取欧洲的意见。
当然，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思考更多的可能是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错，欧美占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因此这两大经济体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于其他经济体不可能不产生较大影响。
与1990年代中期搁浅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不同，此次欧美推动的一体化协议强调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在经济领域建立共同的法律和技术标准，并以此来减少欧美之间的贸易障碍，降低因标准和法规不同而造成的贸易成本，以达到啮合欧美市场、扩展欧美经济的目的。特别是欧美如能就某些技术标准达成一致，那么这些技术标准很可能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西方企业将因此而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不仅如此，外界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欧美反复强调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他们却在极力兜售“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政策主张，特别是目前欧美都面临着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的激烈竞争时，双方急需“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欧美两强的经济合作是否会造成新的贸易壁垒，欧美在经济上的强势又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产生何种影响，的确需要引起关注。
只能小步走
应当承认，欧洲所积累的建立共同市场的经验将最终有助于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的落实，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热潮也会推动欧美一体化协议更趋紧密。但是，从现在来看，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还只是一份政治性宣示声明，并不真正具备法律约束效力，同时，协议一直要到2015才能排出确切的时间表，其中的变数也隐约可见。
首先，欧美之间仍然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隔阂。英国《金融日报》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高层对建立跨大西洋单一市场并不热心，在这一议题上欧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另外，布什政府发动伊战的阴影在欧洲远没有消除。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5个欧盟国家中，高达36%的人认为美国是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3
pCB制造商重视增加分销，以双赢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与分销商真诚携手，共赢高回报。
在上一期《pCB行业重视分销的理由和价值》一文中笔者阐述了重视分销利于行业整体提升销售量等价值，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增加、采用分销能帮助制造商提升销售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制造商更加专注于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本文就分销对制造商产生的价值回报做具体叙述，如图1所示：
一、分销商更利于制造商的投资回报并推动技术水平的提升
1.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提到，对于技术实力强的制造商由于在技术研发和品质控制方面占有优势，如果选择自销的回报率是10%（自销要投入的销售成本很高，时间等价值降低，具体请参见后面的“自销的成本高，还是分销的成本高”部分）；而专注于技术的核心竞争优势，在销售方面采取与分销商合作的投资回报率是20%，则增加分销合作伙伴可以加快企业投资的回报。
2.笔者在《pCB行业重视分销的理由和价值（上）》一文提到了制造、分销专业分工合作的“1+1”≥2的理想销售模式，也因制造商可以更多地将时间、精力投入产品研发、技术改造、质量管理，无疑会因专注而获得成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下面两点争议：
1.自销销售量大，还是分销销售量大？
有的企业认为，自销销售量大――因为公司销售代表完全致力于本公司的产品；他们在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更富有进取心，因为他们的未来与公司的成功密切相关；他们更可能获得成功，因为顾客喜欢直接与公司打交道。
然而，有的企业认为分销商也可能比自销的销售量大。首先，如果制造商共有30家分销商，如果每家分销商都有10个销售代表，则相当于有300个销售代表，如果制造商得到的只是一部分份额，一般来讲也比自己的销售队伍更多；第二，分销商的销售代表和制造商的销售代表同样的积极、有才华；第三，有些顾客喜欢和同时几家厂商产品的分销商打交道，而不喜欢与某一个公司的销售代表来往。
从上面来看，两者各有各的优势，关键取决于两者的力量格局，如果一家企业早期重点发展了自己的销售队伍，没有重视分销，当然销售队伍的自销份额大，分销销售额小；反之，则分销的份额大。无论如何，两者的合力最大。所以任何一家企业如果增加优质的分销商，销售量肯定会更大。国外市场开发也是如此。
2.自销的成本高，还是分销的成本高？
大家都知道，在创业初期要组建培养自己的销售队伍很难，销售队伍培养成本很高，利用分销商成本低很多，因此都愿意找分销商合作。但当企业成长起来后，有的企业认为分销的成本要高，主要是因为疏忽了自销的很多隐形成本，具体如下：
1）销售人员的培养成本：普遍认为企业投入的培养成本是员工工资的5～8倍左右；
2）销售人员引起的办公面积、水电、电话、交通等大额成本；
3）招聘不合格销售人员等浪费的人力成本；
4）客户开发投入的成本，还有广告成本等；
5）由于客户不诚信引起的坏帐损失等大额成本；
6）前面的《提高行业整体效率示意图》也显示自己的销售队伍自销会增加因工作量加在引起的时间成本。与分销商合作减少了维护客户的工作量，节约了不少时间成本；
7）进行销售支持工作的技术服务队伍、行政队伍等大量的大量运营管理成本等；
8）与分销商合作停止、或不与分销商合作等引起银行信贷等企业资源组织能力降低的有形、无形成本；
9）销售人员的工资、提成等直接薪酬成本；
由上可看出分销的成本要低出很多，类似于有人在帮忙看销售专著，可以节约很多人力、物力。因此企业无论在什么时期，正确分析分销商各种优势，并重视和分销商的合作是可行、有价值的。
二、重视分销商的建立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各时期重视分销产生的价值如表所述：（见表1）
三、重视分销利于减少竞争提高利润
1.相扶相携，减少了竞争及其引起的利润下降。这几年，pCB行业很多中小型制造商采用和分销商合作双赢的方式，支持了分销商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分销商也支持制造商走过了创业阶段，并且在发展期也添了一臂之力。在这种良性环境下，分销商也能安于做好分销，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几年前制造商因有顾虑不敢配合、分销商不得已开工厂，致使中小型工厂竞争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行业相互竞争的现象。目前行业约有80%左右的中小型企业，故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合作至少利于80%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当然，对于成功企业来说增加分销也一样有帮助。
2.从整个行业的全局角度来说，由于制造商、分销商友好合作减少了分销商增设工厂的可能，因此减少了巨大的社会负面作用。
分销商与制造商稳定合作有利于：
1）减少新厂的建设，减少了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
2）减少了行业重复投资造成的巨大浪费，具体如下：
a、庞大人员队伍的招聘、培训、管理投入的大量资金、精力；
B、减少了在设备投资方面的巨大投资；
C、减少了在环保、安全防护等方面消耗的精力
3）并且减少了水、电等重要自然资源的消耗。
4）减少对劳工的巨大需求，缓解用工荒现象。
四、增加或采用一级分销是最佳销售模式
（一）采用一级分销为最佳：综上所述，以笔者个人之拙见，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例角度；无论是从行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无论是从制造商回报的角度还是风险成本的角度，采用、增加分销都是制造商价值极大化的选择。
加上格力、联想等成功案例表明，选择自销即零级渠道模式肯定不是唯一的、或者不是价值回报最高的选择，分销可以帮助更快速提升销售量。但根据产业市场的规律及我行业的情况，分销层级太多也不宜，笔者认为以采用一级分销为最佳（请见图2的pCB行业分销最佳模式）。
（二）增加分销商服务管理委员会、销售代表更利于双赢：有很多制造商与分销商合作时，会安排一个专业销售代表在两者之间起一个友好桥梁作用，专业地服务于分销商，提高了双赢合作效果；因还有些重要、紧急事项须要沟通，为更利于合作，最好增加由总经理亲自管理的、由销售、技术、品质高管人员组成的分销商服务管理委员会，一方面服务于分销商，一方面因更掌握分销合作情况并利于合情合理地制定对分销商的管理政策，达成更佳的合作效果。
（三）最佳分销模式图：因为分销商服务管理委员会、销售代表和销售分支机构本来就属于制造商或其分支机构，所以笔者将我行业最佳的分销模式简化如下图：即由制造商或其分支机构的销售代表开发或者维护分销商，再由分销商销往产业的直接客户，两者进行友好配合，对产业客户的服务通过合力作用，使之更专业、满意，能更加轻松地取得国内外客户的尊敬，赢得更多、附加值更高的订单，因此达成更快提升销售量的双赢效果。如果我行业的制造商朋友和分销商朋友能够真诚携手合作，则相当于是两股专业的力量汇聚，还能让制造商的产品品质技术提升更快，更加提升制造商技术水平在全球的威望。
（四）增加或采用分销的建议
1.已有分销的pCB制造企业，建议更加重视与分销商的合作，优化与分销商合作的策略；
2.没有分销的pCB制造企业，建议考虑增加与分销商的合作，不必排斥自己的分销朋友。
3.刚创建的pCB制造工厂，建议扎实做好自己的品质管理、服务等，如果分销资源多的话，销售方面可以考虑与分销商合作为主或者100%分销都可，这样更加利于企业快速度过创业难关，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并且快速步入发展大道。
五、制造商选择分销商不慎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早期制造商因为选择分销商不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只要选择合适的分销商，对其进行友好合作支持和公正合理的管理，则分销肯定能够稳赚不赔。笔者在下面提一些拙见谨供参考。
1.对分销商的选择：从以下情况进行了解分析。
基本情况：分销商的经营年数、企业性质、订单种类等；
经营现状：经营理念、销售力量、年营业额估计、通常付款情况等；
发展潜力预测：行业声望、市场增长潜力预计等。
2.优化对分销商的管理：我行业已有很多优秀企业成功地和分销商合作，有了很多精深的管理方法，比如说在服务支持方面和自己的直接客户一样地对待，一样地保证品质和交期等等――这是这些企业成功的要素之一。笔者在此增加如下建议谨供参考。
1）以长期合作伙伴的心态提供服务支持：
笔者特意调查过成功企业的分销商管理成功之道，权威人士曾坦言最成功的方法首先是服务支持于分销商，让分销商成功，分销商有钱可赚，就会增加对合作的制造商的感恩、尊敬，加上制造商的产品质量、性价比优等优势，分销商就成了自己迅速扩大销量的忠诚合作伙伴。
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到，一个企业应该用看待其最终用户的同种方式、态度来看待分销商，要主动研究满足分销商的需要，使得自身的服务能满足分销商的需要而提供优质的价值；并且应向分销商传递这样一个观点，即它是和分销商一起共同努力以取得最终客户的高满意度。具体的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a.成立分销商服务委员会：以便快速合理解决分销合作的问题，按让“客户及分销商100%满意”的目标进行服务和管理。
B.提供技术建议和服务、市场指导信息等。
C.指导经营管理方法等。
D.在分销商提出需要时，主动协助分销商开发客户。
2）激励：
正激励：对合作好的分销商在价格、技术支持方面提供优先支持，年底颁发优秀合作伙伴奖牌等。
负激励：对于合作不佳的分销商给予半年左右的查看期，实在无法合作时停止合作。已经发现属于经营失败风险的则马上停止合作。
3）培训：培训分销商，并且在培训后进行考试、奖励，让分销商了解自己的市场要求、经营概况、技术知识等，以便分销商更加能彻底地向市场宣传自己的产品优势等。培训内容包括：
a.公司的经营概况、经营理念、对分销商的合作流程等
B.制造商的销售要求及其方法
C.产品技术、品质知识等
D.现场学习、参观等。
4）签定合作协议：对于合适的分销商可签定年度合作协议，约定以下重要合作事项：
a.合作订单量，双方要秉承诚信和互谅互让精神友好签定。
B.合作价格及其互谅互让要点：建议制造商朋友同其他行业一样，在保证自己利润的前提下，认真核算自销的成本，可将这部分成本让利给分销商，或者是价格比自销低一定比例，增加分销商合作的积极性，则可在自销获利的同时增加分销获利，达到“利上加利”的效果。
C.交货期及其互谅互让
D.品质标准、投诉及互谅互让要点
e.货款结算及其互谅互让要点
F.合作流程、合作细节要点
G.产品改进市场调查的配合：制造商想进行产品改进调研时，可将调查表发给分销商，要求如实填好传回。如果制造商没有直接客户，而希望在直接客户处进行产品调研时，可和分销商协商提供1-2家有代表性的直接客户进行现场调研，制造商对分销商的客户履行终身保密责任。
5）专业影响力：制造商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管理、技术水平、成本管理、对分销商的服务等，赢得无可取代的影响力，这是和分销商合作的无形的最佳方法。
6）销售代表对分销商进行定期的访问，了解分销商的合作服务要求，反映给分销商服务管理委员会，推动制造商提升。年底务必做《分销商合作满意度调查》，了解真实的合作情况，达到让分销商100%满意的服务效果。
7）年度评价：年底对分销商的合作量、回款、配合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对合作优秀者颁奖，对有问题者帮助改善。对不合格者取消合作。
六、制造商、分销商目前须要优化的双赢合作要点
这几年也有不少制造商与分销商合作得成功，但在合作过程中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还须要双方以真诚、双赢的心态优化的，笔者在这里一一列出。
1.价格升降问题：如果制造商遇到整个行业成本上升须合理涨价时，分销商要配合涨价。但制造商要合理上涨，而且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否则容易因客户订单流失造成双输。
2.货款延迟问题：要求分销商准时支付货款给制造商；如果分销商少数几次因资金回笼稍慢（但无风险者）付款延迟时，要与制造商沟通予以谅解；制造商也要尽量体谅，不要轻易停单、尤其是停止复投单。――尤其是在春节、五一、十一等大节前后等整个产业链资金流不畅的时间，以免造成双输。
3.产品质量争议问题：按产品标准友好协商。对轻微质量缺陷按“客户满意为第一标准”的观念配合，以达成双赢。对于产品标准规定不严谨造成争议者，按“满足客户性能和外观要求”配合。对于质量赔偿按国家法规标准赔偿，而不要因小失大。
4.快速配合问题：交货要准时，并且具有行业竞争力；商务配合方面制造商要培养好销售代表或业务助理的专业能力和服务礼仪，不仅要友好真诚，还要快速服务。
5.保密问题：制造商要对分销商的客户资源、人才资源、经营秘密等主动承担保密责任；分销商对制造商的技术秘密、人才资源、经营秘密等主动承担保密责任。并且双方都注意保护对方的利益，如不抢客户等。
6.制造商与分销商的相互重视问题：制造商能够像对待长期合作朋友一样对待分销商，“在态度方面欢迎，在服务方面周到，在合作方面合理”；分销商对待制造商则像客户一样重视，一样地真诚配合，则合作肯定会双赢。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4
9月28日下午，在北京王府学校举行的第六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岑建君结合自身经历发表了对教育减负的看法。他认为，落实“双减”政策，一方面需要校内教育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做好考试改革，如将外语由高考必考科目，改为选考科目。
建议外语由高考必考改为选考，减轻学生负担
谈及“双减”时，岑建君指出，要进一步进行高考改革，否则学生的学业压力依然会存在。他认为，关于“一考定终生”、高考分数计算方式，以及外语是否该高考必考等方面，都有待再做进一步探讨。
岑建君举例指出，美国招生考试看Gpa（即平均学分绩点，是以学分与绩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的量与质的计算单位），韩国高考则是将学生各考试科目分数分成9个等级后，再综合计算成绩。“我们现在高考看总分，但总分很难看出一名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很难看出他各学科的平均分是多少。”岑建君说。
他还提到，“很多发达国家将外语作为选考科目，而不是必考，比如日本、英国、美国。但韩国将英语作为必考，并还多出了一个第二外语（法语）。所以，今天韩国学生压力大，他们有句口号是‘四上五下’，即一天睡4个小时能考上好学校，一天睡5个小时可能就跟好学校无缘了。这种状况跟韩国的考试结构设计有关系。”
岑建君认为，如果我国将外语变成高考选考，可以减轻很多学生的负担。
开设差异化英语选修课，满足学生不同需求
据未来网报道，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也曾建议改变英语“高考必考、中小学必修”的地位，将英语学科从高考必考学科改为选考，从中小学生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提升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
李光宇称，如果按照每天8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来计算，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10年时光里，将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作为语言工具，英语的学习应以应用为导向，而非以应试为导向。以高考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效果不佳，并无必要。
将高考外语（英语）由必考变为选考是否可行、必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外语教学的目标很明确，要么偏重日常交往，重视学生口语交流能力培养；要么以收集数据信息为主，重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要么是培养国际化人才，听说读写全面强调。我们今天的高考之下，把所有学生当国际化人才来培养，要求听说读写样样会，这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效果却不佳。”岑建君说。
岑建君告诉澎湃新闻，他本人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后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务，对英语学习和将英语作为工作交流工具方面都有深刻体会。
他认为，学好英语很辛苦，但学了很久的英语不用的话就会忘。因此，在推广英语过程中不宜对所有学生都一样高标准，要求听说读写样样会。
在岑建君看来，可以考虑通过教育改革，将外语变成选修课，并按不同的标准设计不同的课程学时，供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同时，高考中也可将英语由必考科目变成选考科目。
英语变选考是否影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经验？
此前有观点认为，高考不宜削弱英语的地位，因为英语是工具，学好英语便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及时了解、学习国外最新成果、技术。
英语变选考，是否会对我国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经验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岑建君向澎湃新闻表示，“这在我前面提到的按需选课、分类培养中有提到，即强调英语收集数据信息的功能。这类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英语选修课。对这类学生主要注重读和写的培养，不必强调对说和听的要求，也无需批评哑巴英语现象，他们的英语学习能满足吸取国外信息的需求即可。”
岑建君认为，外语教学，包括学其他技能，一定要讲实用主义，不能搞空想，否则只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谁需要某样东西，就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开车一样，并不需要全国老百姓人人都会开车。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5
关键字：固定总价合同;特点;风险;防范
abstract:Fixedpricecontractistheconstructionmarketisacommonformofconstructioncontract.inrecentyears,duetomaterialpricefluctuationisverybig,thefixedpricecontractwithhithertounknownchallenge.inordertoenablethecontractingparties,onthenatureofthefixedpricecontractriskawareness,insigningthecontractasfaraspossiblewhensufficientlyestimateriskrangeandreasonablesharing,avoiddisputesfromhappeningagain,combinedwiththeauthor'spractice,characteristics,fixedpricecontract,therisktypesofdisputesareanalyzedandputforwardpreventivemeasures,forthecontractorsreference.
Keywords:fixedpricecontract;characteristics;risk;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tU723.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固定总价合同是目前建筑市场常见的一种施工承包合同形式。近几年来，由于建材价格波动很大，固定总价合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带来的工程造价争议随之大幅上升。为了使承发包双方对固定总价合同的性质、风险有更深的认识，在今后签订这类承包合同时尽可能将风险范围估计充分并合理分担，避免纠纷再次发生，本文作者结合实践，固定总价合同的特点、风险、争议类型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供承发包双方参考。
一、固定总价合同的的性质、特点及风险
固定总价合同，俗称“闭口合同”、“包死合同”。所谓“固定”，是指这种价款一经约定，除业主增减工程量和设计变更外，一律不调整。所谓“总价”，是指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工程量以及为完成该工程量而实施的全部工作的总价款。
固定总价合同在目前的建筑市场上颇受青睐，特别是外资企业业主更是普遍采用这类合同。这是因为这类合同与固定单价合同、按实结算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更能保护业主的利益。
固定总价合同有如下特点：
1、工程造价易于结算。
由于总价固定，因此只要业主（发包方）不改变合同施工内容，合同约定的价款就是承发包双方最终的结算价款。对于业主来说，这样的价款确定形式可以节省大量的计量、核价工作，从而能集中精力抓好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
2、量与价的风险主要由承包商承担。
对承包商而言，固定总价合同一经签订，承包商首先要承担的是价格风险。这里投标时的询价失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价格上涨风险均由自己承担，业主不会给予补偿。
其次，承包商还要承担工程量风险。在固定总价合同中，业主往往只提供施工图纸和说明，承包商在报价时要自己计算工程量，再根据申报的综合单价，得出合同总价。即便业主提供工程量清单，也仅仅是承包商投标报价的参考，业主往往声明不对工程量的计算错误负责。这样，承包商还要承担工程量漏算、错算的风险。
招标实践中，业主给予的投标时间往往比较短，承包商来不及根据施工图精确计算工程量，只能凭经验结合图纸作估算，漏算、错算几乎难以避免，只不过漏算、错算的数额有大有小罢了。
对于业主而言，通过招标、议标选择的承包商，其中标价的利润空间已经大大压缩，业主高价获取工程的的风险几乎不存在。但是，材料市场不会永远只涨不跌，因此签订固定总价合同对业主同样具有一定的风险，只是基于业主在工程合同中的优势地位，往往可以逼迫承包商减少合同价款，因此，固定总价合同中业主的价格风险相比承包商要小得多。
3、承包商索赔机会少。
固定总价合同，业主往往在合同中明确只有业主变更设计和增减工程量可以调整合同价款，这样一来承包商索赔的机会大大减少，而业主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就能做到基本不突破预算。因此固定总价合同也是业主对付承包商“低中标、勤签证、高索赔”的妙招。
二、固定总价合同的局限性
尽管对业主而言，固定总价合同有那么多的优势，但固定总价合同并不适用所有类型的工程项目。根据固定总价的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固定总价合同仅适合以下类型工程：
1、合同履行周期短的小型工程。由于固定总价是价款不变的合同，因此承发包双方都要承担材料价格起伏的风险。虽然承包商承受的材料涨价的风险更大，但有涨总会有落。如果双方签订合同时正是材料大幅度涨价的时候，而在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又大幅回落，那么吃亏的将是作为发包人的业主。因此作者认为固定总价合同只适用履行周期一般不超过半年、材料市场价格相对稳定的小型工程。
2、适合工程结构相对简单的工程。因固定总价是量、价均不调整的合同，对于结构相对简单的工程，工程量误差率较小，报价的准确性更高。而结构复杂的工程，承包商漏算、错算工程量的概率较大，虽然业主可以施工图纸已经明确、双方已经通过询标、答疑解决了设计细节问题，工程量疏漏的损失应由承包商自己承担为由拒绝承包商的调价要求，但如果承包商确实因此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或者如上述案例那样因业主给予的投标时间过短无法准确计算工程量，造成工程量差异太大，损失严重，承包商依然会要求业主分担，甚至通过停工、诉讼或仲裁途径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对工期十分敏感的业主将不得不花大量精力、时间处理这些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结构简单的住宅、厂房、商场等类型工程可以使用总价固定合同，而结构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则更适合单价固定合同形式。
三、固定总价合同常见的争议类型
笔者所在的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在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法律服务已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一定造诣专业队伍。从近几年来承接的业务来看，纠纷类型主要有：
1、价格争议：在价格争议中，又可以分为：
（1）材料涨价引起的价格争议。如2003年全国大多数城市建材大幅度涨价，有些地方的涨幅达30％～50％，这对低价中标而又签订固定总价合同的承包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承包商认为材料涨价幅度已经超过正常的商业风险范围，属于当事人签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势变化，要求业主对此进行补偿，追加合同价款。而业主则以双方所签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材料涨价属于承包商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范围、追加价款没有合同依据为由，拒绝追加合同价款，双方因此产生争议。
（2）变更引起的价格争议。设计变更和业主增减工程量是固定总价合同约定的可以调整合同价款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双方对设计变更、调增调减工程量引起的价款变动没有明确、具体的约定，一方主张变更工程的单价应按市场价或造价部门市场信息价计价，一方坚持按照承包商投标时的单价进行计价，双方即会产生争议。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6
关键词:节能自愿协议;公众参与;企业环境责任;节能措施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93-04
一、节能自愿协议提出的背景
国外将自愿协议作为制定长期工业节能计划、促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一种政策工具。自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开始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来降低能源消耗。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当时,国际上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磋商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意见,许多欧盟国家将自愿协议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自愿协议,越来越多的被发达国家所采纳,以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目前,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通过自愿协议来激励企业自觉节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节能减排自愿协议行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节能减排的自愿手段,逐渐受到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重视,并展开了广泛的实践。2009年11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节能自愿协议》。这是我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份节能自愿协议,是我国通信产业探索节能减排新机制、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的体现,将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和意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学界对自愿协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并未就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节能自愿协议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技术标准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节能自愿协议的支持性政策、效果的评估、协议的形式、规范化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和构成要件,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对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和实施过程的规范化问题进行探讨。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公众参与原则
自愿协议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一种非强制性节能措施,它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具有灵活性好、适用性强、低成本、兼顾节能和环保、有利于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等优点。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环境法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法的意义上,公众特指对决策所涉及的特定利益作出反应的,或与决策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一定数量的人群或团体。公众参与原则中的公众不仅包括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包括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从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对自愿协议的名称、组织形式和具体措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由政府进行引导,企业(行业)自愿作出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改善环境方面的承诺。政府与企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自愿协议,在实现过程中由第三方进行评估评审,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由公众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
节能自愿协议在我国的广泛实施和推广,体现了节能减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原则。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使公民自觉履行节能环保义务。
一般情况下,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其中的政府机构可以是国家或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此外,除了政府和企业,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中。比如在实施过程中,协议双方可以聘请第三方社团组织或服务机构,提供节能目标设定、节能计划编制等节能技术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
自愿协议(Voluntaryagreement,Va)是指工业界整体或单个企业与政府部门签订的一种协议,自愿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一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类型,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体现了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理念,体现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
环境行政合同最早产生于日本,是行政合同的一种。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环境行政合同分为内部环境行政合同和外部环境行性合同。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达到节能减排目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签订的协议,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是公法精神与契约自由的结合,具有行政性、自愿性、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双重性等特点。
(一)行政性
节能自愿协议确定、变更和消灭的是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体现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节能自愿协议的当事人有且只有一方是环境行政主体,这是节能自愿协议行政性的体现,也是区别于民事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环境行政主体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组织。出于环境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环境行政主体一方往往享有一定的优益权。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环境行政主体一方,政府机构多为国家或地方的节能主管部门。
(二)自愿性
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在法律规定之外,企业“自愿”承担的节能减排义务,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自主参与权,是行政法和民法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了民法的自愿原则。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应就协议的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磋商,双方的意志都应该得到体现和尊重。
(三)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性
节能自愿协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节能自愿协议可以使政府和企业获取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效益。对于政府而言,自愿协议是传统指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手段的补充和创新,可以有效避免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的低效率和高社会成本,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整个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对于企业而言,节能自愿协议以其非强制性、灵活性易为企业所接受,使企业的管理理念发生变化,通过自主设立节能目标,提出与企业管理体系协调的节能计划,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四、节能自愿协议的构成要件
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多表现为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自愿与政府部门达成的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节能自愿协议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上,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一)自愿协议的主体
从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和企业是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出于需要也可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的协商或履行过程中。本论文主要对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行分析。
1.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重要主体,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环境保护问题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公益性”十分突出的事业,这就决定了环境保护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项基本内容。政府以其权威性、不可更移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在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从传统的制定标准、强制性执行转向尊重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保护主体地位,在协商的一基础上和企业合作,推动并促进环境政策的实施。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引用契约方式对环境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目的是使环境行政机关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公务,有效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政府通过节能自愿协议进行环境管理比使用其它政策手段更节省成本,因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成本较高,且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更愿意把节能自愿协议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补充手段并大量应用,尤其是在法律执行困难或者空白的领域。
2.企业。传统经济发展理念认为,经济责任是企业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从事经济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只要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就无需承担特别的社会环境责任。实际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会对环境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环境合作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强调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即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也是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需要由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企业既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环境问题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联系,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有效途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企业在法律规定之外,自愿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企业的环境责任要求企业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关注。节能自愿协议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管理理念发生改变,在管理体系中自觉纳入对环境保护的考量,使企业的管理决策更具科学性。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就协议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双方的意志都应得到体现和尊重。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不同企业与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一节能减排目标;二是政府给予企业以某种激励。
政府和企业作为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其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节能自愿协议中,如果政府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过多的甚至全面的行政控制,往往会构成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适当限制,妨碍企业经济自由并因此而降低其活力特别是竞争力,违反“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节能自愿协议法律关系中,政府的权利体现为对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其义务则是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或者奖励措施,如在财政、税收、融资、技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
企业作为“经济人”,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参与节能自愿协议的。为了平衡企业的利益、鼓励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节能自愿协议通常会赋予企业获得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的权利,这是企业主动参与节能减排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遵守国家节能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书面形式提交协议执行报告等,以配合政府的监督指导,保证节能自愿协议目标的实际、全面履行。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它是将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没有客体为中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一般认为,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是法律关系客体的典型形态。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而签订的协议。在节能自愿协议这一法律关系中,政府、企业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围绕节能减排这一行为设定的。
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根据《实现“十一五”环境目标政策机制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为了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应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多地采用包括命令型手段、经济手段和自愿手段在内的“混合”政策措施,同时应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推进节能减排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源节约型企业的建立。
既然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环境政策工具,我们就应该考虑借鉴和采用这种工具,使之服务于我国节能减排的要求,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其可行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一般的环境行政合同相比,节能自愿协议更具有灵活性。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目标制定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为了避免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达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有必要对节能自愿协议的节能计划、技术通则、协议样本等进行探讨,以保证其规范实施。
(一)节能计划
节能计划是企业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期间,为提高能效所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实现协议期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及时间表。一般在自愿协议中,只要求企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某个节能减排目标,而对于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并无特别的要求。但是作为节能自愿协议效果评估的依据,对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可以促进企业自觉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
企业需要按照所签协议的要求,根据潜力评估的结果,制定详细的节能计划,包括实现中期和长远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企业制定好初步的节能计划以后,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该计划进行评估和批准,以确定该节能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节能计划在时间进度和投资上是否切实可行。如果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规划的节能项目发生了变化,节能计划应重新修改,并递交给第三方重新评估。节能计划是节能自愿协议的活动方案,其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实现节能目标的可行性,对企业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方式提出要求,可以推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规范化。
(二)技术通则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和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当事人都可对协议的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协商。为了减少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具有指南性质的手册或标准,对协议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基本内容进行规定。
随着节能自愿协议在全国多个地区的推广,《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于2010年1月通过了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审定。这项技术标准适用于节能自愿协议项目或类似项目(如能效协议)的实施。该标准对节能自愿协议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作了规定,明确了节能自愿协议的实施程序和技术要求,指出协议双方应对能效基准、节能目标、核查和验证方案进行充分磋商,达成一致。
从《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的通过审定可以看出,节能自愿协议已引起了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并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项技术标准是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配合具体的可行性措施和政策。如在“实施程序”部分,该技术标准只是对节能自愿协议基本程序的简单罗列,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和其他措施,如节能目标、节能计划、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等结合起来。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该项技术通则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细化,以提高其实施效果。
(三)协议样本
协议文本作为节能自愿协议项目实施的载体,是协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重要依据。从国外节能自愿协议的的实践经验来看,虽然各国自愿协议的模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要素:明确协议的各参与方,明确各方职责和义务,描述节能目标,描述如何达到节能目标,描述所需的评估和监测过程,一致认可的修改和终止日期等。
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不同,协议文本也会有所差异。为了促进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实施,可以在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的普遍需求,创造性地研制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节能自愿协议样本。《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所附的协议样本,对协议的参与各方、能效基准、实施周期、节能目标、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履行义务的承诺等主要内容作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样本的规定一般较为概括,对节能自愿协议实施主体仅起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并非对每个具体的协议主体都完全适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从自身利益的需求出发,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产业特色,参照以上协议样本的格式,制定出专门的协议文本,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1]蒋芸.节能自愿协议:节能新机制[J].中国科技投资,2006,(9).
[2]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周玉华.环境行政法专题研究[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8.
[4]黄庆添.政府环境管理职能的强化[J].化学工程与装备,2009,(7).
[5]龙凤,葛察忠.中国环境管理引进自愿手段的法律基础分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1).
[6]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8]刘虹.国外工业节能政策与措施[J].中国能源,2007,(3).
[9]钱水苗,巩固.论环境行政合同[J].法学评论,2004,(5).
[10]孙佑海,张天柱.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7
一、气候变化立法的
世界进程:科学、政治与制度
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演变来看，其制度变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从科学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制度安排，而且这种发展趋势目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演化的进程中。
(一)由科学问题转为政治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建立
19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提出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不然的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的平均气温?至此，人类开始踏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科学之路。1896年，一位瑞典科学家阿列纽斯在研究冰河时代之谜时，通过计算得出一个研究结果: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一倍，就会导致地球温度升高5℃~6℃。1938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工程师盖伊斯图尔特柯兰达在英国皇家气象协会的会议上，更是大胆地提出一个论断:是人类的工业，是我们到处都在使用的矿物燃料，释放出的上百万吨二氧化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气候。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向政治议题开始靠拢。1951年，世界气象学组织建立(它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为气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资金支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环境问题开始进入人类的视线。人们从担心贫困转向了担心健康状况，1953年伦敦严重的雾霾天气，使人们意识到大气污染对人类有着致命的危险性。1963年美国科学家基林等人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地球中二氧化碳含量在不断增加着，它可能会导致下个世纪地球的气温升高4℃，而这将可能引发冰川融化、海平而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美国、俄罗斯以及非洲出现大而积的干旱并引起了粮食的歉收，饥荒问题再一次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8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通过不同的研究，不断表明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气候威胁。
1988年，在来自科学家、公众甚至官员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性气候变化研究组织的呼声不断加强的压力下，世界气象学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负责联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科学研究。1990年，ipCC提交了《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而来自人类的排放对温室气体的增加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排放，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成立气候变化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inC，以下简称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具体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和制定工作，以期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以签署。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的目标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并且强调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在尊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前提下完成的。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195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完全是科学研究的议题转向了一个政治议题。
(二)由政治问题转为制度安排问题:《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协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自1994年公约生效后，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softheparties,Cops)。然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没有规定各个国家的具体减排份额，因此，制定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能够规定各国具体减排分配的议定书就提到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的法律日程上。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对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做出具体规定。根据议定书的规定，占全球温室气候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然而，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的行为给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蒙上了一层阴影。所幸的是，俄罗斯的批准达到了议定书生效的要求，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它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文件。
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会议暨《京都认定书》第3次缔约方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会上通过了巴厘路线图(BaliRoadmap)，启动了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致力于在2009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如期召开，全世界119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向世界宣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和决心，也体现了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政治愿景。然而，会议进程并不顺利，在对2012年后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承担减排义务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会议几乎以失败而告终。19日在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
(三)由制度安排问题转为重构制度问题:气候变化谈判德班平台的开启
《哥本哈根协议》的通过并没有最终解决2012年之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承担义务问题。因此，联合国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召开了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坎昆协议》。然而，尽管《坎昆协议》进一步深化了自后京都谈判以来的各项成果，但仍如同《哥本哈根协议》一般，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命运、未来气候机制的法律形式和结构，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待遇的性质和范围上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201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七次大会即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这次会议上，欧盟抛出了气候变化路线图，企图将美国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强制减排行列中。但美国始终坚持自《京都议定书》以来的一贯拒绝立场;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权，以及不可动摇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会议在延迟了一天之后，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的德班决议。其中，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承诺安排，即《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到2017年或2020年12月31日结束，发达国家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40%。然而，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己明确表示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美国则一直拒绝承诺强制减排，因此，《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将主要由欧盟国家来完成。但是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德班会议结束第二天，加拿大就突然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无疑给本来就孱弱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四)德班平台下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自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十八次大会即多哈会议起，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入到了另一个新的谈判框架下，即德班平台。德班平台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开启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单轨制模式。同时，这也使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谈判阶段。具体而言，它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单轨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双轨制谈判终结后创设的一种新的谈判模式。2005年蒙特利尔气候变化大会启动了一个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由157个缔约方参加的2012年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谈判进程，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即《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并于2006年5月开始工作。这一工作组的成立打破了原有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模式，启动了双轨制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又成立了一个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awG-LCa)，最终完成了双轨制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模式构架。
不言而喻，双轨制谈判模式启动的直接动因是为将美国纳入到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中来(美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却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但谈判后期发生了新的变化，欧盟等发达国家不仅希望将美国，而且也意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到强制减排行列中，提出放弃双轨制，采取单轨制的谈判模式。实际上，这种主张背离了双轨制谈判模式设计的初衷，最终它演变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立场平台。而双轨制谈判模式也成为维护和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2006年至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双轨制谈判模式运行了六年，直到2011年德班会议上通过了德班一揽子决议，决定建立德班平台，取代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的工作。2012年，工作组在延续一年之后被正式关闭，与此同时，德班平台下构建新的国际谈判机制则开始工作。至此，气候变化双轨制谈判模式终结，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在德班平台下进入单轨制谈判模式。
2.德班平台单轨制谈判模式将主导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发展方向。尽管2012年气候变化多哈会议通过的一揽子决定中依然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将建立在德班平台单轨制下己成既定事实。特别是2012年多哈会议上关闭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的事实，和2013年4月下旬，德班平台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德国波恩的召开，都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向。
这一系列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新动向均表明，随着《京都议定书》的逐渐边缘化(加拿大的退出、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不承担第二期减排承诺，以及欧盟拒绝量化指标等都是明显的表现)，缘于该议定书的双轨制谈判，最终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舞台。同时，未来在德班平台下以单轨制模式开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将成为出台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主要机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的决议，德班平台应在2015年或之前拟订出一个可在2020年开始生效和执行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另一国际文书或某种具法律拘束力的议定结果。因此，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将有两个新的趋向，即第一，摆脱《京都议定书》的桎梏，出台一项适用于全体缔约方的国际文件;第二，进一步加强制订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文件。
3.德班平台下单轨制谈判进程使中国面临新的谈判情境、现实挑战和诸多问题。无论未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何演变，在德班平台单轨制谈判模式下，共同责任势必会被再度强化，而区别责任或将发生排放大国与小国的转向。对于中国而言，新的单轨制谈判模式有助于中国谈判力量的集中，更易于在减排、适应和技术资金等方面寻求战略平衡，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一，单轨制谈判模式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出现非中国意愿的转向。在德班平台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试图保持原有的意义，现在看来将是微乎其微的，它极有可能发生两种不同类型的转变。一种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新解读，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对区别责任的解释，中国显然不希望看到按排放国进行划分;另一种则是完全放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或是只强调共同责任，或是用另一新的原则取而代之。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最不愿意发生的情形。
第二，在单轨制谈判模式下，新机制的创设或存在削弱中国话语权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中国在今天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己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我们尚缺乏将这种话语权转换成有利于中国气候利益的机制。无疑，单轨制谈判模式下提供了创设新机制的可能性，但倘若中国准备不足，这种话语权则极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所攫取或蚕食。
第三，在单轨制谈判模式下，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对中国强制减排的束缚或加强。从目前中国气候变化的本土情境来看，我们更关注适应、资金和技术，而强制减排是我们最不希望得到的谈判结果。但在单轨制谈判模式下，减排议题有可能会被放大，特别是随着国际气候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欧盟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在增强，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排放大国而言，被强制减排的可能性愈加强烈。无疑，这对于中国而言将面临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以来更为艰巨的谈判形势。
二、气候变化立法的中国路径:环境、发展与制度规划
与国际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变迁不同，中国在其气候变化立法进程中，是从环境问题转向发展议题，再从发展议题转向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变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环境议题
如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与环境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同样又是一个逐渐认识的发展过程。197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端。1973年8月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内环境保护工作正式拉开序幕。1974年10月25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开始制定环境保护规划与计划。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实施。1982年在城乡建设部下成立具有国务院编制的环保局，它成为1984年国务院成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要执行单位，全面负责全国环境保护工作。
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之际，中国在ipCC的牵头单位是中国气象局。同一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从1988年起，中国开始积极参与了ipCC的工作。1989年，中国组织实施了一项气候变化研究计划，包括40个项目，有大约20个部委和500多名专家参加。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第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首次阐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会议通过了建立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决定。同年10月，由环境、科技和社科部门联合主办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高层国际会议，会议围绕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个主题进行了研讨，这是中国围绕环境问题举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在此会议上，气候变化是其中重要的议题之一。1990年的此次会议还促成了中国政府于1992年建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CCiCeD)。这一组织由时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担任首届主席，直到今天，它都是中国重要的环境咨询机构。
1992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并在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此次会议召开一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根据全球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制定本国21世纪议程的国家，积极促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1998年，国家环保局再次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成为国务院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工作与谈判。
(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发展议题
1998年，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国家机构调整，其中原有的气候变化协调小组被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所代替，它由17个部门单位组成，并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取代中国气象局作为统筹协调单位。在这一期间，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提交了该报告。2002年中国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开始积极参与该议定书项下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活动。2007年1月，中国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出台政府决策而提供科学咨询的专门机构。同年，为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的领导工作，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取代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全面负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办事机构设在发展改革委。
无疑，正如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所言，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机构的变化正反映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它不仅仅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的认识，而且更是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深入把握。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我们的能源消费也与日俱增。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仅十年之后，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到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己稳稳占据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严峻的能源形势使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极大的考验，构建合理的能源对外依存无疑将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紧迫任务。
然而，能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商品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因此，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会持续增长，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提出重大挑战。更为困难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这就造成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中国在降低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
是以，既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又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毋庸讳言，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将是实现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
(三)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制度安排议题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深入，特别是德班平台的启动，构建一个未来新的并富有活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重点。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制度安排议题也无疑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
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在该决议中指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相关立法就在不断的出台。例如《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都在2008开始实施。同一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司，主要从事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组织拟订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牵头承担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工作，会同有关方面牵头组织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工作;协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组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工作;承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有关具体工作。毫无疑问，这一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机构的设立，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体制组织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刚刚结束之际，中国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开始实施。2010年国家把能源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纳入到制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与此同时，青海省人民政府颁布中国第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地方性规章《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同年，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了协调联络办公室，加强了部门间协调配合。201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自2009年全国人大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以来，中国从不同层面开始了气候变化立法设计工作。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瑞士联邦国际合作与发展署启动了双边合作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社科院建议稿),2012年4月，该建议稿全文正式公布。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政法大学组织开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2012年该项目顺利结题。同年9月，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和江苏省信息中心承担的省级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项目正式启动。2013年6月，由中国清洁发展基金赠款项目支持的湖北省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也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进行了项目会议。与此同时，四川省也正在开展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更值得强调的是，2013年11月中国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出台，正式提出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原则和指导方针。
三、历史制度主义下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反思
如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对气候变化进行立法或制度安排，均已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是因为，构建起来的制度有助于形成一种结构体系，而稳定的结构又益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定的共识或价值基础。然而，应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气候变化法，或者说，如何才能制定一份既具科学性，又能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立法，这正是当下各国气候变化立法考虑的核心内容。对此，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无疑将有助于回答和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首先，应尊重气候变化立法的差异性。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制度不是天然存在的，制度的存在受到历史力量的作用，而且是各种复杂力量的共同作用才表现了现在的而貌，这一发现让很多人认识到制度的演变不是决定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选择现有制度不完全是直线决定论的，而是历史复杂变量的作用下，也许某个偶然性要素的重大作用，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而形成的一个现实的结果。
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气候变化立法亦是如此。它是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条件下生成的，它强烈地受到地域、民族习性以及文化的渲染，因此，在某一地区能够良好运作的制度安排，未必能在其他区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而且，长期的历史实践及社会科学理论也已多次表明，社会和地区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创造力的源泉和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是以，应尊重气候变化立法的差异性。当然，此处强调的差异性并不是排斥气候变化制度安排的统一性(或言之必要性)，而是更多地指向实现气候变化问题得以解决的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毋庸置疑，只有在保证尊重气候变化立法差异性的前提下，才可能允许气候变化制度安排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存在，才可能更大限度地发挥人类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创造力。
因此，作为国内气候变化立法，中国不仅要吸纳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致共识，而且也要看到各国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区域适应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而相结合，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自身独特的区域理念和制度优势，而不是强制性地要达到与国际社会统一的气候变化立法范式。
其次，应防止气候变化立法的路径依赖。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认为后者是制度变迁中必然产生的事物，但是路径依赖仍然存在着优劣之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路径依赖的不同，造就了国家相异的发展情势。因此，选择正确的路径依赖将决定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
就气候变化立法而言，极易形成两种不当的路径依赖。一种是围绕着气候变化形成的制度锁定。这是从宏观视角来说的，即气候变化立法是不是一定必须围绕着气候展开?是否存在着一种不依气候变化开展的制度设计?有没有一种不依气候变化进行却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制度设计?显然，如果对上述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回答，必然会出现一种为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气候变化立法，必然形成一种气候变化的制度锁定或路径依赖，但是这种路径依赖一定就是最好的吗?
另一种不当的路径依赖是从微观制度层面说的，即存在着一种围绕着气候变暖的制度锁定。当前，气候变暖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气候变暖也仅是放在一定语境之下才能成立。倘若不考虑气候变暖的科学语境，而只是孤立地对气候变暖进行制度设计，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将使社会的能动性被固化，最终气候的突变则极可能对国家社会形成更大的挑战和威胁。
是以，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我们是要选择一种路径依赖，而不是不要路径依赖，但这种路径依赖应建立在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大前提之下。通过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设计，不仅仅是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更是要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实现更大的目标，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环境的。因此，要防止出现为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立法的错误思想和观念，而要从更高层面、更高视野出发。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更有效的气候变化的制度创新。
最后，密切关注气候变化立法的关键节点。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均衡状态，按照制度最初的决策发挥功能，然而这种均衡不是永久存在的，当社会环境达到某种程度时，会产生制度的均衡断裂，从而会引起社会变迁的急速爆发。因此，关注这种均衡断裂的关键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此，我们以英国作为解读关键节点的事例。众所周知，英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然而，英国今天在气候变化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是建立在其较早地开展气候变化治理的基础之上的吗?可以发现，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但不可否认是，英国极好地利用了历史制度主义上所说的关键节点，从而促成了其在国际气候政治舞台上对话语权的掌控。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就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工业化国家.门。煤炭是英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且与煤炭相联系的利益集团己成为英国社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英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在气候变化领域大展身手的国家。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8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企业人力资本也相应地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本数量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就业人数从1996年的19922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40410万人，农村释放大量富余人力资本流向城镇企业，为城镇企业人力资本供给注入强有力的新生力量，尤其促进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数量快速增长[1]。另一方面，企业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从1996年的7.56年上升到2015年10.11年。但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发展不容乐观，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从1996年的4.81万件上升到2015年的81.38万件，平均年上升率为17.9%。于是，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数量、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抑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2]。
一、文献综述
在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意识到提高和维护积极的劳动关系有利于增强团队竞争力，劳动关系的改善与治理正在成为企业发展壮大备受关注的焦点[3]。于是，近年?砦夜?学者从法学、制度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研究劳动关系问题。一是劳动关系政策制定方面的研究。我国劳动关系政策演进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解除规制，建立一系列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促进劳动者自由择业，推进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的政策；第二阶段（1995―2005年）建立规制，先后颁布与实施《劳动法》（1995年）、《工资集体协商实行办法》（2000年）等法规，推进劳动关系法制化；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完善规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4]。我国劳动关系已形成契约化、市场化和法制化[5]，但劳动关系还处在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关系调整转型时期，这需要政府和劳动者共同推动[6]。二是建立与完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提供和谐劳动关系制度保障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劳动关系调解机制应从国家主导的立法干预机制、工会（或职工代表）与雇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7]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三方面进行调解[8]。刘诚提出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包括劳动基准调整机制、集体合同调整机制、人权法调整机制、民主参与调整机制和自我监管调整机制五个方面，其中，劳动基准调整机制与集体合同调整机制并重，其他调整机制辅之，各种调整机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9]。三是构建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袁凌和许丹[10]构建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评价模型，采用全国273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培训教育、工资报酬分配、劳动合同评价、工会建设与劳动争议处理，以及社会保障因素对劳动关系具有较显著影响。崔勋、张义明和瞿皎姣[11]运用劳动关系指标体系对60家企业的1607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组织承诺中的情感承诺能增强劳资双赢氛围，劳资双赢氛围能够提升员工满意度，促进和谐劳动关系，而交易承诺对劳资双赢氛围没有明显的作用。四是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关系的影响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改变了劳动者只能被动使用的传统观念，还对劳动者的知识价值给予重视和重新赋值，提升劳动者的地位，使其兼具资本身份，从而促进利益分享经济的形成[12]。劳动双方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博弈体现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即冲突与合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迫使双方朝着各自利益的方向选择行为，双方的期望收益一旦出现较大偏差，必然会导致矛盾与冲突。然而，双方为实现各自权益，开始通过谈判化解冲突实现双方合作[13]。调整劳动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的第三方作用，通过制定劳动法律法规调解劳动关系；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稀缺的人力资本，需要重视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14]。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新的平等与合作的“伙伴”劳动关系正在逐渐取代过去的雇员从属于雇主的“对立”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主体由单极化向均衡化发展[15]。
上述文献梳理表明，劳动关系不仅需要政府制定与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立三方协商机制进行有力约束和严格监督，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促使劳动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劳动关系更需要企业雇主充分认识与尊重人力资本的重要价值，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实现劳动关系主体利益“双赢”。鉴于多数学者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劳动关系的影响[16]，本文利用最新统计数据，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验证人力资本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模型建立、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建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建立相关经济变量关系模型，分析多个相关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本文运用VaR模型研究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含外生变量的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17]：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k×k维矩阵a1，…，ap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p是滞后阶数，t表示时间，εt是k维随机误差向量。
本文选取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以下简称案件受理数）和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当事人数（以下简称劳动者当事人数）为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为解释变量，从而构建两个不含外生变量的VaR（p）模型。用CaSe代表案件受理数，Li代表劳动者当事人数，H代表人力资本水平，LaBoR代表人力资本数量，Ue代表失业率。以案件受理数、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四个变量构建不含外生变量的VaR（p）模型为：
（二）研究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劳动关系是指雇员与雇主（管理方）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统称，其本质是双方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利的相互交织。劳动关系双方选择合作还是冲突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制度、政策、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15]。狭义的劳动关系主体包括两方，一方为雇员以及雇员团体（工会），另一方为雇主及雇主协会，而广义的劳动关系主体还包括政府。本文中的劳动关系是指狭义的劳动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指管理方和雇员在遵循一套既定制度和规则的前提下共同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为，劳动双方的利益、目标和期望基本保持一致。相反，当劳动双方的利益、目标和期望出现分歧，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冲突的劳动关系就会发生。因此，本文采用案件受理数（CaSe）和劳动者当事人数（Li）为衡量劳动关系的变量，二者数量上升表明冲突的劳动关系增强，和谐的劳动关系减弱，反之亦然。
2.人力资本水平（H）是指人力资本掌握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程度，是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衡量指标。采用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度量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计算公式为：H=H1×2+H2×6+H3×9+H4×12+H5×16，其中，H1、H2、H3、H4和H5分别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类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份额，对应各个层次受教育年限分别为2、6、9、12、16年[18]。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劳动?p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3.人力资本数量（LaBoR）是指劳动力数量，采用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指标。人力资本数量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增加，假设劳动力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岗位力量就会减弱，劳动者对劳动保障的谈判能力下降，而雇主对员工有更大选择权和使用权，从而会出现劳动关系失衡，劳动关系容易走向冲突。
4.失业率（Ue）是反映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失业状况的指标，失业率上升意味着失业人数增加，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雇主对雇用员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更加挑剔，从而企业劳动关系趋于冲突化。本文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
鉴于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数据取样时间为1996―201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6）》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2016）》。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案件受理数（CaSe）、劳动者当事人数（Li）、人力资本水平（H）、人力资本数量（LaBoR）和失业率（Ue）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作LCaSe、LLi、LH、LLaBoR和LUe，并计算出LCaSe、LLi、LH、LLaBoR和LUe时间序列数据。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对案件受理数、劳动者当事人数、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CaSe、LLi、LH、LLaBoR和LUe经过二阶差分后均平稳，服从i（2）过程。D和DD分别表示为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二）协整检验
为避免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产生伪回归，在协整检验和VaR（p）模型估计之前对时间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LCaSe、LLi、LH、LLaBoR和LUe经过二阶差分后均平稳，服从i（2）过程。因此，对它们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由表2可得，时间序列LCaSe、LH、LLaBoR和LUe在95%置信水平上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LCaSe=-8.4LH+11.7LLaBoR+2.4LUe。从长期看，人力资本水平与案件受理数保持长期稳定的负向关系，当其他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就会促使案件受理数下降8.4%；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与案件受理数保持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当其他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数量或失业率分别上升1%时，它们都将影响案件受理数分别上升11.7%或2.4%。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是案件受理数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减少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对案件受理数的正向作用。
由表3可得，时间序列LLi、LH、LLaBoR和LUe在95%置信水平上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LLi=-9.88-5.69LH+1.28LLaBoR+3.77LUe。从长期看，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者当事人数具有长期稳定的负向关系，其他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就会促使劳动者当事人数下降5.69%；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与劳动者当事人数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其他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分别上升1%，劳动者当事人数分别上升1.28%、3.77%。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是劳动者当事人数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减少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对劳动者当事人数的正向作用。
（三）VaR（p）模型估计
建立时间序列LCaSe、LH、LLaBoR和LUe的VaR（p）模型。根据aiC和SC值最小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p=2，VaR（2）模型方程为：
建立时间序列LLi、LH、LLaBoR和LUe的VaR（p）模型。根据aiC和SC值最小的原则，经过反复试验，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p=2，VaR（2）模型方程为：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中大部分参数的t值都大于2，表明多数参数是显著的。LCaSe、LH、LLaBoR和LUe四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97.5%、98.3%、99.9%和88.2%，VaR模型整体检验的aiC和SC值分别是-19.29和-17.51，表明模型估计比较准确。LLi、LH、LLaBoR和LUe四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85.2%、97.9%、99.9%和89.9%，VaR模型整体检验的aiC和SC值分别是-18.97和-17.19，表明模型估计比较准确。再采用VaR模型滞后结构的检验，结果表明aR特征方程的所有根的倒数值都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见图1、图2），进一步验证这两个模型是稳定的。
（四）冲击响应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案件受理数、劳动者当事人数分别对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的冲击响应，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分别对案件受理数、劳动者当事人数的冲击响应。在图3―图14中，横轴为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本模型设为10年），纵轴为因变量对自?量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线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由图3可见，LH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CaSe的冲击在前5期产生一个明显的负向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小值（-0.04），之后开始逐渐上升，到达第6期负向响应基本消失。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案件受理数的冲击在前5年内会有明显的负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使员工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劳动法律知识提高，从而减少劳动争议案件数。但在第6期以后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争议的负效应逐渐减退，甚至消失，这说明人力资本水平需要不断提升才能持续减少劳动争议案件数。从图4可以看出，LLaBoR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CaSe的冲击在当期开始产生正响应并快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09），之后开始持续缓慢下降，在第8期以后趋于收敛，整个过程表现出长期、显著的正向响应。这表明人力资本数量对案件受理数产生长期、明显的正效应，人力资本数量增加是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的原因。由图5可得，LUe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CaSe的冲击产生长期、稳定的正向响应，这表明失业率的上升对案件受理数产生长期的正效应，有效控制失业率有利于劳动争议案件数的减少。
由图6可见，LCaSe一个标准差对LH的冲击在当期立即产生负响应，第2期到达最小值（-0.006），之后负响应开始减退，在第4期以后又开始产生一个小幅波动的负响应，到第9期以后开始出现小幅的正响应。这表明案件受理数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微弱的负效应，主要由于劳动争议对雇主和员工产生不利影响，雇主不愿意为员工培训，员工对自我学习和参加培训的意愿降低，从而导致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有所下降。由图7可见，LCaSe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LaBoR的冲击在前两期产生较小的负向响应，但在第3期转为正响应并持续上升，第7期到达最大值（0.006），之后保持稳定的正向响应。这表明案件受理数对人力资本数量在短期内产生较小的负效应，长期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说明劳动争议发生可能会导致短期内辞退有争议的员工，但长期看，为保证生产任务完成，企业雇主必须不断招聘新员工满足生产需要，从而人力资本数量基本有增无减。由图8可见，LCaSe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Ue的冲击在当期迅速响应（0.037），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42），之后开始迅速下降，第7期正向响应基本消失。这表明案件受理数对失业率在短期有较明显正向效应，长期效应逐渐消退。
由图9可见，LH一个标准差新息对LLi的冲击产生长期、稳定的负向响应，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者当事人数的冲击有较明显的负效应。图10显示，LLaBoR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Li的冲击在当期开始产生正响应并快速上升，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8），之后开始持续缓慢下降，在第5期以后趋于收敛，整个过程表现出长期、显著的正向响应。这表明人力资本数量对劳动者当事人数产生长期、明显的正效应。从图11可得，LUe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Li的冲击产生长期、稳定的正向响应，这表明失业率的上升对劳动者当事人数产生长期的正效应，有效控制失业率有利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当事人数的减少。
由图12可见，LLi一个标准差对LH的冲击在当期立即产生负响应，第2期到达最小值（-0.006），之后负响应开始减退，在第4期以后又开始产生一个小幅波动的负响应，到第9期以后开始出现小幅的正响应。这表明劳动者当事人数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明显的负效应。由图13可见，LLi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LaBoR的冲击在第2期开始产生正响应并持续上升，第7期到达最大值（0.006），之后保持稳定的正向响应。这表明劳动者当事人数对人力资本数量在长期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效应。由图14可见，LLi一个标准差信息对LUe的冲击在当期迅速响应（0.038），在第5期之后开始迅速下降，第7期正向响应基本消失。这表明劳动者当事人数对失业率在短期有较明显正向效应，长期效应逐渐消退。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数量和失业率是劳动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与和谐劳动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人力资本数量、失业率与和谐劳动关系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负向关系。相反，和谐劳动关系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明显的正效应；和谐劳动关系对人力资本数量在短期产生较小的正效应，长期具有较显著的负效应；和谐劳动关系对失业率在短期有较明显负效应，长期效应逐渐消退。基于上述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数量从正反两方面对劳动关系产生不同影响。为有效抑制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从以下三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一是政府加大教育投资，尽快普及高中义务教育，扩大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对劳动法律法规的遵守，并且能够运用劳动法律法规进行自我保护与维权，从而有效预防劳动纠纷发生。二是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培训力度，运用培训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制定适合企业当前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员工培训计划，结合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方法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员工采取不同培训方法，定期组织员工培训，调查员工培训反馈意见并完善员工培训方案，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19]。三是引导员工养成自学能力，不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自身内在价值，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员工的岗位力量。
（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配置
企业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是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数量增加对和谐劳动关系负向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优化企业人力资本配置是解决企业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用人制度，以“公开、竞争、民主、择优”的用人原则将人力资本合理配置。通过职位分析，编制职位描述和职位任职资格条件，确保人力资本得到合理安排和充分利用，避免人力资本使用不当而造成的过剩或短缺。二是加快建设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制度[20]，建立长短期相结合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企业通过采用利润分享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激励人力资本不断提高工作绩效，开发人力资本潜能，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三是以企业战略为导向制定人力资本战略规划。对人力资本供求预测和现有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分析，制定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规划，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四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促?m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管理[21]。建立企业人力资本高度参与的民主化管理模式，简化组织管理层级，对人力资本充分授权，强化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认同感，从而激发人力资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9
论文关键词协议离婚当事人意思自治
虽然婚姻的解除有两种方式：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但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常只有在离婚双方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才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婚姻问题。协议离婚最早可追溯于古罗马时期。
一、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自从1950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婚姻法以来，对于协议离婚，我国的立法一以贯之坚持了绝对自由的原则。协议离婚需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主体适格，即有行为能力和身份关系的限制。第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意是协议离婚的基础，双方须就婚姻关系解除、子女的抚养及财产分割达成真实的合意，否则排除适用协议离婚；第三，符合特定程序。协议离婚虽然要求双方必须就离婚后果达成一致协议，但是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后不能当然产生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结果，双方的离婚协议还必须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
我国的协议离婚制度以充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为主导思想，符合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私权利的尊重，保障了当事人离婚自由。同时，方便了当事人，节约了司法资源。相对减轻了社会成本和当事人诉累。但我们的制度设计过多考虑了意思自治，协议离婚制度的总体设计并不完备，存在诸多问题。
二、我国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轻率离婚激增。从2003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婚姻登记条例》、简化离婚登记程序之后，登记离婚数量大幅上升，且至今仍处于上升趋势。自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协议离婚方式解除婚姻关系，但这些人中有许多没有慎重对待婚姻的当事人，以轻率的态度对待离婚，这样不仅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更不利于未成年的成长和社会的安宁。
2.对未成年人保护不足。相比较而言，如果通过诉讼离婚，法院可以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冷静的考量离婚双方当事人的状况，作出相对有利于子女的成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3.离婚协议书的困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离婚协议书内容瑕疵；二是离婚协议的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按照协议离婚制度的有关规定，协议离婚就要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约定，协议离婚当事人所达成的离婚协议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完毕，认为符合协议离婚的条件的，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离婚协议书至此生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同时，如果法院经审查发现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的内容不合法，不予支持，则当事人无法通过法律程序主张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在实践中，这些内容可能对当事人具有重大的财产利益，是当事人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的重要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该约定的合法性得不到法院的确认，使当事人以解除为婚姻为代价而换来的某些约定成为一纸空文，这对于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是极不公平的。
4.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规定不够清晰明确。当前的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只是笼统的要求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且对子女和财产以作了处理。然而《婚姻法》对当事人的自愿达成合意并无其他要求，即只要符合意思自治即可，至于离婚的原因和目的等一概不问。因此导致了一些人作出虚假或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骗取离婚，以期获得利益。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些人通过此种方式逃避债务，享受住房优惠待遇，逃避计划生育等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婚姻登记条例对协议离婚的审查没有具体规定和相关程序，导致很多假离婚蒙混过关，很难对这种现象进行限制。如此方便、快速、自由的离婚，可能产生其他矛盾纠纷，引导错误、负面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将取害于社会。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我们的协议离婚制度过分发挥了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我国的协议离婚制度几乎没有限制，没有明确的离婚条件、没有一定的审查程序，过于强调意思自治，忽视了婚姻的社会属性。
三、完善协议离婚程序之建议
用社会学观点看，婚姻家庭既是私人领地，也是社会领地。婚姻在表象上是个人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为。“自由不等同于个人的任性，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得妨碍和损害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利益，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婚姻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有机统一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当事人间的需求，而且担负着繁衍生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稳定和秩序的重大历史使命。所以，结合我国之历史文化传统、法律价值观念与司法实践，再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
（一）主体上限制性的规定
1.结婚年限的限制。如《法国民法典》第230条，结婚最初六个月内不得提出双方同意的离婚。
2.对有无未成年子女的规定。在协议离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状态，对他们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墨西哥民法典》也要求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规定有未成年子女的，不能采用行政程序的协议离婚。
（二）设置严格协议离婚的程序
我们在设置协议离婚程序时，建议设置四个时间段，为期七个月。婚姻登记机关在收到协议离婚的申请后，开始进入相应的协议离婚程序，给婚姻登记机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适当的反应时间。
第一段是为期二个月的冷静期，也可称考虑期。即在离婚双方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后，给予双方当事人一定的考虑期限，例如法国民法典规定了3个月的考虑期限，即双方当事人在这三个月期间内可以重新考虑是否需要离婚。冷静期可以看成对婚姻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一种对离婚的第一重缓冲，有利于双方冷静，避免冲动离婚。
第二段是为期一个月调解期。通常认为，离婚是当事人之间的个人私事，当事人一般不愿意将个人婚姻问题搞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就不必调解了。起码不需要留出专门时间进行调解。但在笔者看来，在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下，加强调解工作十分必要。该为期一个月的调解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专门设置调解机构和人员，在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后，组织一至三次的调解工作，该调解工作可侧重于法律后果及双方离婚协议内容的分析，有助防止草率离婚，增进当事人对离婚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和风险的认识。
第三段是为期二个月的审查期。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虽只进行形式审查，但也应该适当进行实质审查，建议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职能，赋予审查人员适当的调查取证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审查过于形式化。同时，在审查期内，婚姻登记机关在接收离婚当事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可侧重审查离婚协议书的合理性、公正性、合法性，以减少因为离婚协议书瑕疵发生的纠纷。
第四段是为期两个月的公示期。通过公示这一制度一方面是虚假离婚者心有恐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监督来减少这一现象。
（三）事后监督救济程序
我国现行《婚姻登记条例》对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并没有相关的惩罚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部分人的违法成本，这也间接上促使人们敢于以此来获得非法目的，由于法律的缺失，婚姻登记机关对此很难做到有法可依，故可能造成法律盲点。为此，有必要对新条例作补充规定，完善立法。
建议完善登记离婚的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婚姻之契约性乃世界大部分学者所共同认可。既然婚姻有契约之性质，即可借鉴合同上之无效与可撤销的规定。将违反公益要件的宣告为无效协议离婚，违反私益要件的宣告为可撤销协议离婚。
（四）离婚协议的公正性、合法性
离婚协议主要包括子女抚养的具体约定和财产分割的具体约定，我国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只是规定协议离婚的要对子女监护、抚养有适当安排，至于对子女的安排是否合理，是否考虑子女的最大利益，这些在协议离婚当中都可能被父母所忽视，导致协议离婚过程中经常发生侵害子女利益的行为，子女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因此，建议规定离婚协议有侵害子女、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或者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的，则不予确认或者要求其重新协议。
对双减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篇10
“中欧自贸协定被期待能够化解这一困境。”王锦珍认为，全面深入的中欧自贸协定能够为企业贸易投资减少壁垒和障碍，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推动中欧双方经济优势互补，深入持久发展。
中欧自贸协定或可减少中企在欧纠纷
在o密的经贸交往中，中欧贸易纠纷也在增多。欧盟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让前景更加黯淡。2016年11月9日，欧委会在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修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提案中，以“市场扭曲”的概念和标准替代“非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替代国”做法。
2016年11月12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初裁，并决定征收为期6个月高达81.1%的临时反倾销税。据了解，在我国屡遭反倾销调查的钢铁产业里，无缝钢管首当其冲。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最近七八年来我国无缝钢管对外出口量增速逐年减缓。
据商务部消息显示，2016年12月20日，欧委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日落复审和期中复审调查结果的披露文件，拟继续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丝绸部主任于华波说：“中国企业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往往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费用。”
除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相对增多之外，所谓的“中国议价”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中国公司到欧洲或者到其他地方购买一家外国企业时，经常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说。
“以纺织品、服装定单转移最为明显，自2015年起，欧盟自中国进口明显减少，而孟加拉、越南等国进口快速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价格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于华波说。
据于华波介绍，企业的大订单、长期订单越来越少，收款期延长，索赔赖账增多，企业承担的风险加大，融资成本提高，进口商对商品质量更加苛刻，“以前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成为进口商要求降价甚至索赔的理由。”而目前由于近期经济放缓，贸易需求不旺，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日子都不好过，导致中欧贸易纠纷增多。
针对欧洲一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欧洲对外贸易协会总干事艾伟德提出批评，“欧洲许许多多的公司从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因为中国能够提供高效和优质的服务和生产，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已经成为我们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伟德表示，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企业抢夺走了欧洲的就业机会，报告显示，以德国为例，每年两国贸易为德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超过120万个。“我们必须要提升公众的意识，必须要呼吁大家抵制贸易保守主义的思潮。”他指出。
对欧盟来说，中国市场决定成败
中欧自贸区建设和中欧自贸谈判工作一直备受关注。中欧双方曾在2013年《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条件成熟时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
王锦珍也表示，尽管双方存在着贸易纠纷，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希望欧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问题上信守承诺，按期、全面、彻底地履行义务，为中欧自贸区建设做好准备。
2015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1-10月，中国对欧盟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1.0%，好于整体出口情况。此外，在投资合作领域，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2016年1-10月，欧盟28国在华实际投资额83.6亿美元，同比增长41.5%，远高于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2%的增速。
王锦珍指出，中国与欧盟建交四十多年来，在双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在双方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合作成果丰富。
艾伟德也高度称赞了中国经济发展对欧洲经济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达到3亿人，中国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艾伟德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对欧洲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因为欧洲的内部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竞争激烈，中国消费者的行为能够决定着很多欧洲业务的兴衰和成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对欧洲很多公司来说都是关键。”
艾伟德强调，事实证明欧中贸易对欧盟经济来说不可或缺，必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观点。“与中国开展贸易不是威胁，而是欧盟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欧中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现在要做的是把这种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分歧和摩擦的增多，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关。
在中国，懂欧洲语言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人才数量并不多，为企业开展中欧贸易和投资合作出谋划策并提供法律支持的人更少，人才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困难。
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指出，企业对于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环保规则、劳工标准等情况并不很了解，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当地所有法律法规。
“中欧自贸协定对于缓解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张鉴钧表示。
艾伟德也表示，中国和欧盟经济合作互补性强，中欧应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消除贸易壁垒。
王锦珍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欧盟对华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这表明欧盟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他说，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近年来密切联系中国工商企业，积极参与中国自贸区建设，一方面向中外政府部门反映中国企业对自贸协定谈判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推广自贸协定有关政策法规应用。
为减少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王锦珍提出了三点务实建议，其中包括：一是促进中欧官民对话和产业磋商，通过座谈会、研讨会、论坛等多种方式，增进双方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减少摩擦。二是组织企业参与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收集并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中欧相关行业企业的政策诉求，尤其是企业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政策建议，为谈判提供参考，为达成中欧商圈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做准备。三是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完成后，宣传推介自贸协定相关政策法规，帮助企业更充分地挖掘自贸协定为自己带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