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行动方案篇1
关键词：老旧小区；改造；减碳；核算
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92.29亿吨，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1/3，是世界上碳排放增量最大的国家[1]。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求，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承诺我国碳排放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将努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建筑行业已成为全球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排放了约40%的温室气体，且具有最大的节能潜力[3]。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碳排放占建筑行业碳排放的比例超过40%。2000年至2018年，中国城市住宅建筑产生的Co2排放量从2.891亿吨攀升至8.91亿吨[4]。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展了社区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例如，黄建等对苏州一个新建社区的碳排放进行核算，核算内容为建筑能耗、交通、废弃物处理、水资源四大系统在使用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碳减排方案[5]。陈莎等对北京既有社区的能源消耗（用电、用气、采暖）、交通出行、废弃物和绿地碳汇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6]。但是CarbonReductionpotentialassessmentofoldResidentialtransformation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评估较少有研究对老旧小区改造的减碳潜力进行量化评估。结合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在改造中增加低碳化目标并评估其减碳潜力，将对城市低碳发展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对老旧小区既有使用阶段的碳排放和技术措施的减碳潜力进行核算，核算清单如图1所示。首先从景观绿化、建筑单体、水资源、固废物和基础配套五个方面对老旧小区阶段的碳足迹进行核算，掌握老旧小区的碳排放现状。接下来，根据现场调研提出适用于老旧小区低碳化改造的技术措施，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技术措施实施后可能实现的碳减排效益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施加减碳措施所增加的物化阶段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材生产、运输、施工）、拆除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筑垃圾的处理）和所能降低的运行阶段碳排放量。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emission-Factorapproach）进行核算，排放因子法是ipCC提出的第一种碳排放方法，也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方法[7]。即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与相对应的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核算公式如下所示：e＝∑Q×eF（1）其中，e为Co2排放量；Q为活动水平，活动水平数据量化了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如居民生活电耗、气耗、水耗、绿地面积、焚烧处理的废弃物量等，该数据将通过实地调研进行采集；eF为排放因子，即每一单位活动水平所对应的Co2排放量，例如：kgCo2/kwh，kgCo2/m2草地面积等。各个阶段的具体核算公式和对应的碳排放因子主要参考住建部颁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8]；部分碳排放因子来源于相关文献[9-12]。
2案例计算
2.1案例概况
研究选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和睦新村作为研究对象。和睦新村建造于1988年，共有54幢住宅，现有3566户居民，建筑面积17万m2。以50年的设计使用年限为参照，该小区的剩余使用年限为16年。
2.2既有使用阶段的核算
本案例既有使用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见表1。通过对住户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获取居住建筑内部的电耗、气耗和水耗，共计咨询了64户；其他公共区域的活动水平数据通过总平面图、实地调研、咨询社区管理部门和参考行业统计值进行确定。按照所收集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算，得到本案例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结果如图3所示。改造前使用阶段的碳排放为9721tCo2/年，单位建筑面积排放57.18kgCo2/（m2·年），人均碳排放为1155.1kgCo2/年。其中景观绿化碳汇抵消了-3.29%的排放；建筑单体耗能产生碳排放占比最高（84.17%），其次是固体废弃物处理（10.20%），水资源和基础配套的碳排放分别占8.62%和0.30%。从各活动水平的碳排放来看，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是居住建筑电耗、气耗和固体废弃物（大多数为生活垃圾）。
2.3减碳措施的核算
对该小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可以实施的改造措施包括建筑单体层面的节能灯具更换、太阳能光伏利用、屋面保温增设；水资源方面的雨污分流改造、雨水回收利用；固废物方面的垃圾回收处理和基础配套层面的节能路灯更换。2.3.1分项核算（1）建筑单体（a）更换节能灯具老旧小区内的单元楼道内灯具光源还存在白炽灯的使用，更换为LeD节能高效光源能够降低能耗。假设原本为12w的灯具，日工作时长为8小时；更换为自动感应节能灯具，功率为6w，日工作时长缩短为6小时。则每年能够节约电耗34mwh。考虑灯具的生产和拆除所产生的排放，案例更换节能灯具的碳排放影响如表2所示，合计能够降低384.5tCo2，拆除阶段的碳减排来源于建材的回收利用。（b）太阳能光伏增设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建筑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居住建筑中应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对于整个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巨大价值[13]。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为推广建筑光伏系统提供了机遇[14]。假设屋面光伏可利用系数取0.5[15]，铺设发电效率为15%的单晶硅发电组件，光伏发电系统的损失效率为25%[8]，则使用阶段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可根据下式进行计算。（2）式中，epv——光伏系统发电量（kwh）；i——光伏电池表面的太阳辐射强度（kwh/m2）；Ke——光伏电池发电效率（%）；ε——光伏系统损失效率（%）；ap——光伏系统面积（m2）。根据相关研究[16]，1m2光伏组件在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分别产生160.86kgCo2和4.93kgCo2的碳排放，拆除阶段的碳排放为-9.88kgCo2。该小区的屋顶建筑面积合计为32684m2，经核算，案例增设屋面太阳能光伏的碳排放影响如表3所示。该项措施在物化阶段产生的碳排放比较高，但使用阶段的减碳效益也更加显著，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量17867.9tCo2。（c）屋面保温增设既有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差，能耗损失严重。增设屋面保温将对住宅供暖、空调能耗产生较好的效益。根据相关研究，若既有住宅建筑的屋面增设40mm厚挤塑聚苯板（XpS），采暖制冷能耗能够降低12%左右[17,18]。基于此，若在案例小区的改造中，增设所有居住建筑的屋面保温，将能够取得很高的节能减排效果，核算结果如表4所示，实现生命周期碳减排4340.4tCo2。（2）水资源（a）雨污分流改造由于建设年代较早，老旧小区的排水系统大多为雨污合流系统，造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低下，降低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率[19]。对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能够减少合流至污水处理厂时雨水处理所消耗的能耗，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本案例需要改造管网9000m，开挖、移除土方4648m3，回填764m3，当地年降水量1378.5mm。改造施工工艺，即开挖、移除土方和填土碾压平整的碳排放因子分别为1.05kgCo2/m3和0.99kgCo2/m3。经核算，案例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后能够降低小区生命周期碳排放368.6tCo2，见表5。（b）屋面雨水回用浙江省降水量较为充沛，具备雨水回用条件。此外雨水资源化还能提高城市的雨洪调节功能，具有良好的节水效能和环境生态效益。小区屋面雨水不直接与地面接触，污染小，并且可借助檐沟、雨落管直接收集利用[20]，在雨水路径的末端增设蓄水池、雨水处理设备收集回用雨水，可以用于小区内绿化及路面浇洒[21]。雨水回用的计算方法如下[22]：（3）式中，wya为雨水年径流量（m3）；Ψc为径流系数，下垫面为硬质屋面，取0.9；ha为常年降雨厚度（mm）；F为计算汇水面积（hm3）。根据计算，案例的蓄水池容积为215m3，采用混凝土浇筑；年雨水回收利用量为23350m3。计算得到案例中增设雨水回用系统后的碳排放影响如表6所示，使用阶段的碳排放能够降低112.1tCo2，考虑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最终实现减碳量为84.5tCo2。（3）垃圾回收利用小区内垃圾收集较为杂乱，且垃圾收集点破旧，垃圾桶放在外面供居民投放，管理不佳。如果能够增加小区内垃圾分类宣传，严格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规范垃圾处理点，将能够提高小区内垃圾回收率，降低垃圾处理能耗。对案例小区内的23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进行更新，预计消耗主要建材包括混凝土12.7m3，混凝土砖7.3m3，页岩砖14.0m3。预计实施改造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能够提升14.53%。核算结果如表7所示，该措施在生命周期能够实现2294.3tCo2的减碳量。2.3.2综合碳减排效益六项技术措施在本案例小区产生的生命周期碳排放影响如图4所示。屋面太阳能光伏增设能实现非常可观的减碳效果，超过17000tCo2，其次是屋面保温增设和垃圾回收利用，实现减碳量超过2000tCo2，更换节能灯具和雨污分流改造的减碳量约400tCo2，屋顶雨水回用实现的减碳量相对较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小区在实施这六项减碳技术后共能实现碳排放降低25340.2tCo2，措施在物化阶段和拆除阶段产生了2518.6tCo2。碳减排效益主要来源于建筑单体的减碳（22592.8tCo2），其次是固废物，减少2294.3tCo2，水资源方面共实现了453.1tCo2的减碳量。案例小区实施这六项减碳措施后平均每年能够降低碳排放1563.8tCo2，减碳率能够达到16.3%。
结语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构建
问题的提出
随着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重，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世界主题。到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5.3亿吨，占世界的21.5%（石红莲、张子杰，2011），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各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我国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和限排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至2011年3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累计核证减排量已经突破3亿吨，成为全世界最有潜力的碳排放权供应方。然而由于我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及相应的定价机制，使得我国所参与的碳交易活动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对于碳排放权交易问题，我国一直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制度上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理论研究上的不足。近几年，我国理论界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研究虽然不断增多，但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实施方案、市场探索等问题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尤其缺乏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框架研究。因此，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制度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框架式分析和讨论。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对二氧化碳排放权进行自由买卖，通过提供经济激励，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所采取的市场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可以追溯至哈丁在《公地悲剧》一文中所提出的环境问题是由于市场的负外部性而产生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庇古（arthurCecilpigou）在分析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的差异时指出市场的外部性（高利红、余耀军，2003）。经济外部性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通常是指企业）的生产行为直接影响到其他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补偿，从而出现了外部性。它又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外部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给自身带来收益，也为他人增加额外收益的情况；外部不经济性是指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为自身带来成本时，也增加了他人额外成本的情况，亦称为负外部性。
环境问题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典型例子，环境容量使用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就是环境污染。环境容量使用者在由其经济活动受益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然而并未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治理，使本应由其承担的治污费用转嫁给了社会和他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将环境容量使用者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其中，科斯（RonaldCoase）提出“非干预主义”的方案，他的观点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在产权界定明确且可以自由交易的前提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律如何判决最初产权属谁都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将达到最优。此为科斯第一定理。在存在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此为科斯第二定理”（黄桂琴，2003）。换而言之，如果交易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经济主体不能谈判时，产权的配置情况决定着资源能否得到有效率地使用。由此可见，科斯特别强调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主张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就是源于科斯定理，通过明晰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使其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构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我国促进碳气体的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而言具有必要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必要性是现实存在的。
（一）应对严峻气候形势，缓解碳减排压力的基本要求
当前，整个国际社会的气候形势十分严峻。2007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nation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提供的证据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06-2005年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74℃，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采取共同行动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由UnFCCC各成员国签订并正式生效，它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以法律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以期实现抑制全球变暖的目标。《京都议定书》中将签约国分为附件Ⅰ（annexi）国家和非附件Ⅰ（non-annexi）国家，为附件Ⅰ国家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任务，即在2008-2012年的第一阶段将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年平均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5.2%，而非附件Ⅰ国家则没有减排任务（任捷、鲁炜，2009）。由于中国不属于议定书附件Ⅰ所包含的国家，在第一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但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趋严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抛弃《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明确的减排承诺或开展减排行动，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后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
上述国际形势说明，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不承担减排限排义务这一待遇在后京都时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压力。因此，构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积极实施碳减排，为下一阶段可能承担的强制减排义务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中国于2002年8月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国应根据承诺制定相关政策及法律，指导碳排放权交易实践，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人类社会的绿色贡献。
（二）发展低碳经济，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
气候变化问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当前粗放式、高碳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低碳经济，走向绿色发展。然而，在当今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低碳经济基础制度之一，其市场及价格制定权仍掌握在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手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权交易初级产品，即：经核准的减排量（CeR）的最大供应国。我国通过CDm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易，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减排项目和指标，却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当前，国内企业由于找不到专门的人员和信息平台直接到国际市场交易，只能低价将碳排放权卖给国外中介机构。来自发达国家的买家在中国低价收购后，开发成高价的碳金融产品在国外CDm二级市场上流转，国内企业低价出售的损失就变成了他们的高额利润。这相当于中国为发达国家低成本实现了碳减排目标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巨额经济补贴。从长期来看，如果将来中国被迫承担较大的减排额度，碳排放权在国内将成为稀缺资源，其价格也将水涨船高，CDm参与企业将面临着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高价回购碳排放权的情况，从而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
因此，尽快建立普遍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体系，用相关法律法规指导碳排放权实践，通过市场机制来优化碳容量配置，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无疑是当务之急。
欧美相关制度经验及启示
（一）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
2003年，为更好地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欧盟与国际环境委员会达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公法拘束力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即eUetS）。2004年，欧盟对《指令》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连接的内容，因此，该修改指令被形象地称为“连接指令”（付璐，2009）。2008年，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的修改提案，其目的是完善和扩大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机制。2009年4月颁布了“2009年交易指令”，确定了排放上限的规则，设计了公开拍卖排放份额的基本分配原则，并将一些新型产业（如铝和氨等）及氧化亚氮和全氟化碳两种气体涵盖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之内。
eUetS覆盖27个成员国，《指令》不能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成员国须根据该指令的内容制定相关的国内法使之生效。根据指令的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按照附件三的规定，提交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allocationplan，简称nap），规定排放权的分配数量与方式（韩良，2010）。分配计划包括该国在某一阶段内所需分配的配额总量及分配额在该国境内的分配方法等。分配计划通过审核后，各成员国的相关企业会得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每个企业在分得排放配额后，或者通过技术改进等减少排放量，出售多余的排放配额；或者以从市场购买额外的排放配额的方式增加排放量。在规定期间内，企业只能排放与所拥有排放配额相等的碳气体量。eUetS还设计出严格的超标惩罚制度，如果企业实际排放的碳气体超过排放配额，企业将受到严厉惩罚。
（二）美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美国是最早创立排放交易制度的国家，发展较为全面，在排污权交易中进行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美国通过的《1963年清洁空气法》及其修正案（1900年）是一部直接涉及排放权交易的法案。该法案通过采取鼓励企业参与市场买卖二氧化硫排放权的方式，初步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制度，从而达到有效防止酸雨的目的。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采用的一些基于市场减排限排温室气体的交易机制，甚至包括强制性的减排任务以及补充性灵活机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虽然《清洁空气法》并未将二氧化碳归入污染物范围，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法律颁布、政策实施等多个层面都有所突破。2007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马萨诸塞州等诉环境保护署”一案做出最终判决，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应受到美国《清洁空气法》的规范，这对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美国来说，意义深远。2009年12月，美国环境保护署进一步做出裁定：把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纳入《清净空气法案》管制，这无疑奠定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源基础。在立法方面，仅2007年美国国会引入的涉及气候变化法案就有七项之多。之后较为重要的提案有：《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丁格尔-布歇尔法案》、《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2010年美国能源法》、《美国电力法案》。这些法案表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迈向联邦立法。
同时，美国建立了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由企业发起，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合法交易平台，即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CCX交易的气体包括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气体。CCX要求所注册的会员自愿做出减排承诺，并通过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的减排量实现减排目标，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6年），每年在基准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1%的排放量；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基准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6%的排放量。会员的排放基准线是基于其过往排放量的平均值等所制定。同时，允许那些已经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会员国，将自己多余的减排份额有偿地转让给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CCX用市场经济模式推动全球碳减排，对我国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基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欧盟和美国相继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的颁布，加快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以期实现碳减排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但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和国际规则主导权。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框架构建
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框架构建：
（一）碳排放总量控制
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模式主要有绝对控制与相对控制两种。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采取绝对控制的管理模式。具体而言：首先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区域大气质量的考虑，通过科学分析，设定一个时期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调控范围内所有企业在规定期间内的最大排放量应控制在该排放总量内。然后各省级环境主管部门再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把碳排放量分派到县市，直至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从制度上来说，现有的环境法律及制度体系中没有统一的关于总量控制的规定，仅仅是在一些政策中有所体现，因此，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碳排放总量进行原则规定，为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的总量限制的政策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
为实现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国家对其拥有的碳容量资源在各碳排放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就是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在解决了碳排放总量控制的问题后，交易制度运行的核心就成为如何公平地对碳排放权进行分配。目前世界各国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主要有无偿分配与拍卖分配两种类型，而选择何种分配方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无偿分配的标准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或者其他历史参数，采用此种分配方式可以减少行业和企业的反对，大大增强碳减排实施的可行性。但无偿取得方式也存在很大弊端，由于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成本极低，企业用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进行交易，实际上是零成本获利。同时，无偿取得碳排放权的分配方式使其他生产者和碳排放人在同等条件下失去无偿获得这一资源的机会，有失公平。而拍卖分配利用市场机制分配碳排放配额，更为公平、高效，不仅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也奖励了那些提前实施减排措施的企业。其弊端是可能导致大企业进行市场操纵，囤积居奇，损害小企业的利益。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运行之初采取无偿分配方式为主，逐步过渡至拍卖取得。这样既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又体现了资源有价的市场经济观念，最终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只有完善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才能激活碳交易市场体系，提高碳容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想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制定相关规定，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发挥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所、CDm技术服务中心等机构构建碳排放权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作用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发展条件为依托，实现具有权威性、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平台。只有建立有地区代表性的区域易平台和统一的国家易平台，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市场交易机制的最大作用。
第二，选择建立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主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由于碳排放量具有信息透明度低、地域分散性强等特点，导致现货价格变动频繁，不能形成真实有效地反映某一时期的碳排放份额的供求关系。而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所特有的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功能则有利于弥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足。因此，我国可以在碳排放权现货市场不断发展并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建立以碳排放权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主的交易体系。
第三，完善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的金融服务产业，即《京都议定书》中所提到的“碳金融”。。“碳金融”产业的发展不仅活跃了整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且有效减少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增加其实际收益。
（四）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机制
市场机制虽然通过利益刺激、竞争激励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仍摆脱不了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决不能离开政府的有效监督和适度的行政管理，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应当肩负起以下职责：
第一，建立全面的申报登记制度。需要取得可转让排放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首先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自己所拥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处理手段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气体的数量和浓度，并提供有关技术资料（白洋，2010）。申报登记为环保部门对该地区碳交易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二，健全政府监督机制。在碳排放权交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对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履约的真实性、持续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禁止非法交易或幕后操纵；同时要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秩序，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处罚并且要进行信息公开，以期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起到警示作用；还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巡回抽查交易企业的环保设施与碳排放情况，监督交易合同履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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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8欧盟委员会建议案.改善和扩展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
7.2009欧盟议会和委员会指令.改善和扩展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3
1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抵消机制设计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自2005年1月启动，是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政策工具，该体系目前覆盖了31个国家，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国际性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的运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年，2005年～2007年)，可无限制的使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各类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抵消实际碳排放量。第二阶段（5年，2008年～2012年），可使用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下的大多数项目类别产生的减排量，但根据国别不同，其应用程度不尽相同。但不可使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核能以及大型水电项目的减排量。第三阶段（8年，2013～2020年），与第二阶段类似，但纳入更多定性化与定量化排放限制———仅接受最不发达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排除了特定类型的项目如三氟甲烷和氧化亚氮气体分解的项目，抵消量最多只能占排放交易体系总减排量的50%。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抵消机制设计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各试点抵消机制的设计逐步完善，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均了针对抵消机制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对可用于履约的抵消机制类型、来源和流程等做出了规定：
2.1北京市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园林局于2014年9月印发《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京发改规〔2014〕6号），规定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1）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不高于其当年配额的5%；（2）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3）京外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超过其当年配额的2.5%；（4）非来自减排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气体的项目及水电项目的减排量；（5）非来自本市行政辖区内控排主体的减排量。
2.2天津市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5月印发《关于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抵消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津发改环资〔2015〕443号），规定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核证减排量的使用比例不超过当年实际碳排放量的10%；（2）核证减排量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备案和登记；（3）核证减排量所属的自愿减排项目，其全部减排量均应产生于2013年1月1日后；（4）不得使用控排主体边界范围内的核证减排量；（5）核证减排量仅来自二氧化碳气体项目，且不包括来自水电项目的减排量。
2.3上海市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15年1月、4月印发《关于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期间有关抵消机制使用规定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5〕3号）、《关于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期间进一步规范使用抵消机制有关规定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5〕53号），其中规定（1）核证减排量抵消比例不超过该年配额的5%；（2）本市控排主体排放边界范围内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本市的配额清缴；（3）核证减排量为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且用于抵消的自愿减排项目其所有核证减排量均产生于2013年1月1日后。
2.4重庆市重庆市发改委于2014年5月印发《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渝发改环〔2014〕538号），规定核证减排量使用数量不得超过排放量的8%，减排项目应当于2010年12月31日后投入运行（碳汇项目不受此限），且属于以下类型之一：（1）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2）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3）碳汇；（4）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
2.5湖北省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4月印发《关于2015年湖北省碳排放权抵消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鄂发改办〔2015〕154号），规定核证减排量抵消比例不超过该年度配额的10%，应满足以下条件：（1）国家发改委已备案项目产生，其中已备案减排量100%可用于抵消，未备案项目减排量按不高于项目有效计入期（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内减排量60%的比例用于抵消；（2）湖北省行政区域内，控排主体边界范围外产生，或与本省签署碳市场合作协议的省市的核证减排量最多使用5×104t；（3）非大中型水电类项目；（4）在本省注册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2.6广东省《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规定（:1）用于清缴的核证减排量，不得超过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的10%，且其中70%以上应当是本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2）控排主体和单位在其排放边界范围内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抵消本省控排主体的碳排放。
2.7深圳市《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控排主体使用核证减排量最高抵消比例不高于年度碳排放量的10%，控排主体在本市核查边界范围内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本市配额履约。2015年6月，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印发《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消信用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深发改〔2015〕628号），对核证减排量的项目类型作出了规定，核证减排量应当由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类型中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农村户用沼气和生物质发电项目，清洁交通减排项目，海洋固碳减排项目，林业碳汇项目，农业减排项目等。
3展望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4
碳金融产生的背景
(一)碳金融产生的经济学基础
气候变化的外部性是碳金融产生的经济学原因。气候变化的外部性完全不同于很多通常研究的外部性物品，具有全球性、长期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Stern，2007)。而作为我们研究主题的碳金融机制，则是解决气候变化外部性特征的重要市场工具。
针对气候变化外部性的全球性特征，mendelsohn，nordhaus和Shaw(1994)，Rosenzweig和parry(1994)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国际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性外部性的根本途径。但是，气候变化的收益和成本并不在国家间统一分配，气候影响会使发展中国家更加趋于落后，存在国际不公平(o’Hara，2009)。Uzawa(2003)，Sheeran(2006)，Baer，athanasiou和Kartha(2007)，Stern(2007)都为这种国际不公平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针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性特征，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使用代际贴现的方法，将每一代人从环境和自然资源中获得的利益考虑在内(Sumaila和walters，2005)。一部分人主张基于高机会成本，确定一个高贴现率来减少当前对气候变化控制(如Birdsall和Steer(1993)，Stern(2007))，另一部分人主张基于低时间偏好率，确定一个低贴现率来加强当前对气候变化的控制(Cline(1993)，nordhaus(2008)，weitzman(2007))。
针对气候变化外部性的不确定性特征，Henry(2006)指出，
“不确定不可以被扩大化，也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但也有观点认为，应对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政策可能是错的。通过获得更多信息后开展减排能更认真地制定相适应的政策，也才能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与可能造成较高损失的行动之间的失衡，奠定了兼顾减排政策和获取信息政策的基础。peck和teisberg(1993)将上述分析方法从美国扩展到了全球。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陈迎(2000)，潘家华，庄贵阳和陈迎(2003)对如何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视角，崔大鹏(2003)从国际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强调了气候领域国际合作的作用，王军(2008)，谢怀筑，于李娜(2010b)则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作了评述。
(二)碳金融产生的政策背景
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纷纷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这就为碳金融机制的建立奠定了政策基础。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低碳排放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碳排放价格和水平、消费者福利水平等的影响等方面。实现低碳经济的市场政策工具有二：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这两种市场性手段孰优孰劣，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mcKibbin(2005)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外部性的长期性，减排的社会边际收益变化不大；但是减排的社会边际成本却会随着减排数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前提下，一旦存在对减排边际社会成本估计的误差，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比实施碳税的经济效率损失要大，碳税是更合理的手段。但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具有不确定性的是减排的社会边际收益而不是社会边际成本，那么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样会比税收更可取。winters(2008)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之后，认为碳税比碳排放权交易更容易控制，税款的利用也更可以符合预期，因此更具优越性。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Khanna和Zilberman(1999)讨论了贸易的影响和国内政策对于碳排放规模的限制及这种限制对福利成本的扭曲。认为利用碳排放权交易和国内政策改革减少碳排放，将比在碳税的情形下能带来更多的福利。
我们认为，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相比，有更大的优越性。
首先，碳排放权交易便于设定一个总量控制的目标，而碳税只是针对既定排放征税。因此，对于有减排目标的国家，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对我国来说，更有助于分期有计划的实现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
第二，顺应国际潮流，有利于国内政策与国外政策之间实现对接。继欧盟eUetS框架下的碳金融市场功运作之后，澳大利亚和美国强制性减排立法工作也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这说明这种政策手段是大势所趋。因此，通过建立国内的碳金融制度，也有利于我们顺利的开展国际合作。同时，只有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才能根本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性的外部性难题。目前开征国际性碳税的构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但通过碳资产在不同区域市场的可兑换，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全球性的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应该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由碳排放权交易所引致的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将会撬动可观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的领域，而这更是我国低碳战略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近几年，全球碳金融市场集中涌现了大批碳基金，2007年，近58只公共或私人的投资基金筹集了约95亿美元。2008年全球碳基金的数量增至67只，带动的碳金融投资总额约为138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估计，仅2007年一年，CDm项目就吸引了总规模为33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清洁能源行业，超过了自2002年起连续5年同类投资的总额。碳基金的集中涌现，不仅为全球投资者在其资产组合构造和风险管理过程中提供了一项另类资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使更多资金投入环保尤其是清洁能源领域，推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三)碳金融产生的制度背景
由于碳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是一种权益，而这种权益的产生又是基于政府某种规制。具体而言，这些权益的产生是基于某国区域内的排放贸易制度框架(Cap-tradeScheme)或者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间合作的制度框架。国内法规如果说是直接产生交易的制度“孵化器”，那么国际法规就是对各国境内交易制度的重要补充。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
准确地说是涉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简称《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2 《京都议定书》
为了促使《框架公约》的各个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等实质性行动使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附件i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
(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国家买进超标排放的部分。
(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发，它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或排放配额为主的权益交易市场。
3 区域性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权益交易的制度框架
其实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很多区域性的碳市场，即碳排放权或碳排放配额贸易机制已经开始运作，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等权益已在多个交易所里挂牌交易。比如，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及配额交易机制(eU－etS)、美国加州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减排计划和新西兰减排交易计划。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均建立了排放贸易机制(Cap－tradeScheme)，就形成了一个个区域性的“碳市场”。
碳金融的市场特征
我们认为，碳金融市场主要由如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碳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是各种权益，是排放权或排放许可证。而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通常需要限定一定时期内排放的上限并分配给企业，超标排放的企业要受到经济惩罚。因此，这些碳权益对于企业的稀缺性，以及企业违规排放之后面临的成本约束，使得各种各样的碳资产变成了一种有经济价值的可交易标的。
第二，碳资产本质上是一种权益，而这种权益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高度依赖于某种政府规制。因此，不同制度框架下产生的碳资产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市场交易的产品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彻底标准化。
第三，不同类别的碳资产是否能实现跨国交易，即实现超越不同制度框架的“可兑换”，依靠的是不同政策制度之间的相互融合及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第四，碳金融市场当前的基础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相关法律问题、会计及税务处理、尤其是各类衍生品的定价研究刚刚开始，跨学科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
第五，由于碳金融市场已经演化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宗权益国际交易市场，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流入。从交易者构成的角度而言，市场结构也由原先购买碳资产实现碳中和的终端用户占优，向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投资者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转型。在这个远不同过去任何一个大宗商品市场的新兴市场上，初创期的巨大波动性及其引致的高额投资回报，正在吸引更多的流动性，而碳金融市场也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个新兴的泡沫制造地。
碳金融的市场发展概览
(一)碳金融的市场规模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2009年的碳市场经历了一个波折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国际碳市场上的交易数量和交易总额仍然有所增长。其中，交易额由2008年的135亿美元上升至2009年的144亿美元，涨幅为6‰但交易数量的涨幅更高，达到80％，这说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碳资产的交易价格明显下跌。而在这一年度，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仍是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其交易额和交易数量在配额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从交易的具体内容上看，像往年一样，期货交易在各种交易中占据最大的份额，达到总交易额的73％，现货交易和期权交易也大幅上涨。但是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补偿二级市场交易额却出现了约三分之一的下滑。从变化趋势上看，2009年基于配额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额均有所上升，但交易量的上升幅度大于交易额。基于项目的交易额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从地区看，2009年中国仍然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最大供给者，但一些曾经未受重视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和中亚等地区)作为购买方，在市场上参与的份额也越来越大。至于aaU市场，其最大的买家是捷克和乌克兰。由于国际碳市场相关规则尚未健全，CDm项目平均要花费三年的时间才能走完整个流程获取相应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这无疑阻碍了项目市场的发展，然而其潜力为2012年以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碳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尤其对于新兴国家和地区来说，在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上，他们将会得到更多出售产品的机会。当然这就要求和碳交易有关的政策和交易规则尽快得到完善。
(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交易状况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交易市场包括CDm市场和Ji市场。
CDm的全称是清洁发展机制(the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它是《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机制之一，是帮助非附件i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最终减排目标的重要机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因此
《京都议定书》只给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而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任何的减排任务。而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较发展中国家要高，因此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要求，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并实施一些有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由此获得的减排量可以用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从这类项目中产生的减排量被称为“核证减排量”(CeR)。
与清洁发展机制相似，Ji也是通过建立项目的方式来获取减排量。Ji的全称是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它的操作方式与清洁发展机制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对项目进行投资的国家，还是项目所在国，都必须是《京都议定书》的附件i国家。即一个附件i国家可以在另一个附件i国家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项目建设，获取的减排量用来履行本国在《定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义务。从这类项目中产生的减排单位被称为“eRU”。
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资产交易量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其中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碳资产成交量下降最为明显。图1显示了2008年和2009年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和自愿市场三者的交易状况。
由上图可以看出，清洁发展机制下产生的交易是基于项目的碳金融市场的主体。以欧盟为例，2009年CeRs交易中期货交易占了85％，现货交易也出现了明显增长。与2008年相比，2009年CeRs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基本没有上升，略高于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全部CeRs交易中，现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下滑，CeRs的平均价格由2008年的24.5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6.6美元。
目前的CeRs主要涉及的温室气体是氟氯烃(HFCs)和二氧化氮(n2os)，这也是欧洲交易所主要的交易内容。eRUs因为存在供应上的限制，所以并不受欧洲主要交易所的青睐。某些类型的CeRs和eRUs还不得不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进行出售。以装机容量超过20mw的大型水电项目为例，由于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明确的交易规则的标准，因此大水电项目存在一种不确定性，欧洲气候交易所拒绝在其平台上进行这种交易。这就导致这种类型的CeRs价格下跌。
(三)区域性框架下的交易状况
1 欧盟的碳金融市场
欧盟2D09年的碳交易总额达887亿欧元，约合1185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交易来自现货市场，约有14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2008年的这一数字只有0.25亿吨。金融危机使期货交易的风险增大，因此，2009年碳市场的参与者们希望能寻求一种更为透明、安全的交易方式，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是，与场外交易相比，2009年上半年，通过交易所的交易量大大增加，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好，现货交易的比例又有所回落。图2是2008年5月和2009年5月欧盟碳市场交易方式的对比。
欧盟排放配额(eUa)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一种可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用来对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限制，所针对的行业包括电力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化工业、钢铁、水泥和油气行业等。一个单位的eUa等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在这一方案下，欧盟约12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将获得二氧化碳排放许可(或被称为排放权)，如果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可以出售它们剩余的eUa用来获取利润。欧盟etS在温室气体的减排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仅2005-2007年的试运行期内它就实现了40至1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约占排放量总数的2％到5％。它的成功在全球是有目共睹的，对今后全球各种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的实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投资银行曾经是国际碳金融市场上重要的参与者，它们的破产降低了碳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而在这样一个低迷时期，新出现的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更不敢贸然参与到不确定性如此之大的碳金融市场上来。受此影响，2009年一开始eUa的价格就处于一个显著下滑的过程中，由于现货市场上的大量抛售，eUa的价格在第一季度的二月份跌至谷底，创下历史新低。但随着经济的复苏，eUa价格也很快出现了回升。到五月份已经由2月份的每单位8欧元上升到13欧元，并且在随后的月份中将这一价格控制在13到16欧元之间，不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在此处，碳资产价格的一个意义在于它是市场机制在欧盟etS中的一个体现，因为它可以像其他较为成熟的能源类商品一样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展和经济的回升而变化，这就说明这一市场是有效和理性的。
与2008年相比，2009年eUa的价格走势相对平稳，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不了了之的结局使eUa价格出现下降。2008年和2009年eUa价格走势的比较如图3所示。
2008年经济下滑导致的碳市场低迷，使得诸如钢铁和水泥行业这类行业备受影响。由于2008年的履约期限是2009年4月，而2009年排放配额的发放时在2009年2月，因此这些行业纷纷利用这之间的时期，抓紧销售它们的排放配额，有些行业甚至预支了它们2010年至2012年的配额来获取收入。这也使得碳市场的价格和原油市场的价格之间的联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密切。
2 美国的碳金融市场
美国有一个区域性的强制性总量管制及交易框架(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RGGi)，即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立法提案。由于这个框架的存在，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的区域性法案的实施，2009年，美国碳市场的交易额增长显著，RGGi框架下的交易额从2008年的1亿9820万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1亿7890万美元。从价格上看，由于市场预期的下降，从2009年底到2010年初，RGGi配额和基于项目的CRts(ClimateReservetonnes)的价格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of2009，即w-m法案)，这项法案将建立一个包含经济中所有行业在内的总量管制及交易系统(也称为aCes)。根据w-m法案，企业同样可以选择通过碳补偿的方式来满足法案的要求，每年碳补偿活动量可以达到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国内和国际两部分在内。但是从2018年开始，企业若采取国际碳补偿的方式，必须对补偿量进行以1：1.25的比例进行换算。在美国国内，目前对碳补偿的有效性仍存在不少质疑。
此外，参议员SenatorKerry，Graham和Lieberman提出了一个多党合作的法案，称为美国能源法案
(americanpoweract，apa)，也称为K-GL法案，虽然Graham于4月份退出，但该法案还是于2009年5月获得颁布。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到2020年，整个经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能从2005年的水平上下降17个百分点。排放者每年可以分别使用15亿吨和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国内或国际碳补偿来履行义务。对于这项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目前在学者和民众中仍存在争议。
3 澳大利亚的碳金融市场
澳大利亚现在唯一在真正运行的环境类产品的市场是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Renewableenergytarget，Ret)，这项计划于2009年开始实施，它的目标是到2020年，由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能比目前多一倍，即达到20％的比例。有这一计划产生的产品被称为可再生能源许可证(RenewableenergyCertificates，ReCs)，这种产品目前的价格是每千瓦时40澳元(约合37美元)，用二氧化碳当量来衡量的话是大约每一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47澳元(约合43美元)。
2008年，澳大利亚的降低碳污染计划(CarbonpollutionReductionScheme，CpRS)自从提出以来，已经被国会参议院拒绝了两次，如果这一计划得到通过，它将会成为澳大利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中央工具，它将会覆盖澳大利亚大约四分之三的温室气体排放，对该国乃至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起到重要作用。这项计划的搁置，也给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2010年2月这项提案被再次提交国会，其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4 新西兰的碳金融市场
新西兰etS是除欧盟以外第一个强制性、全行业的碳交易框架，它不仅包括碳交易中的传统行业，如水泥和钢铁等，也将林业等行业包括在内(其中林业是2008年加入新西兰碳交易中来的)。新西兰etS框架下的碳交易始于2009年11月25日通过的《应对气候变化修正案》，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排放贸易体系。目前新西兰etS的排放配额(newZealandUnits，nZUs)在能源密集型行业是免费发放的。其目的是让企业既能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一些努力，也不至于因此而负担太大的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与欧盟etS不同的是，nZUs在2010至2012年期间有一个固定的价格：25纽币(约合18美元)。关于排放上限，新西兰etS的做法是在2010－2012年这个过渡期内不设定排放量上限，但是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得超过他们免费获得的配额。拥有排放量余额的企业可以将它们的余额拿到市场上销售，排放量超标的企业既可以用市场上购买其他企业的余额，也可以固定的价格(即前面提到的大约25纽币)向政府购买排放配额，政府对配方配额的供给是无限的，但是从政府购买的配额不能用来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在新西兰的排放量交易体系中，一些其他的排放配额(例如CeRs，eRUs和RmUs)也可以用来支付企业的排放。但是在过渡阶段(即2010-2012年)，为了防止套利带来的价格变动，nZUs不能用来出口。
5 日本的碳金融市场
日本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一个特点是一直以来其减排政策对市场手段都很少涉及。但是2010年五月日本政府提出了“全球变暖应对方案基本法”，这一法案将建立一个强制性的排放交易体系，并将一些和温室气体排放或可再生能源有关的税收也包括在内。对日本来说，这一法案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使日本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向市场化转变。反对者越来越多，担心提高成本，影响经济发展，与工业集团也缺少磋商。因此要获得通过并顺利实施可能会比原计划要多花费一段时间。
除了全国性的强制性减排方案以外，2010年4月，日本的东京地区也开始了自己的强制性总量管制及交易计划。这项计划涉及到日本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将服务部门也包括在内，对它们的能源使用进行管理，这是这一计划与其他地区的排放交易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这项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2010至2014年间，参与者将在某个基准排放量基础上实现6％－8％的降低。第二个阶段，即2015至2020年间，再进一步实现17％的减少。根据这项计划，企业实现减排的目标有很多种，包括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排放许可和参与碳补偿项目等等。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前景展望
世界经济正在全面复苏，国际碳金融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波动之后也重新回到稳步发展的轨道。从目前来看，区域性排放贸易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
首先，未来将总量管制和交易框架的发展前景尚不明确。以欧盟etS和新西兰etS为例，虽然两者的制度框架和交易市场都相对完善，但是对于未来如何发展，欧盟各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在观望其他国家的态度。如果其他国家在此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他们也可能以不再继续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进行要挟。当然从目前来看，这两个排放交易体系，尤其是欧盟etS已经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仅仅因为其他国家不积极主动的态度而放弃之前的努力也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碳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隐患。大多数总量管制和交易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是一个排放数量上的限制，而不是对价格的控制，因此碳资产的价格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经济低迷的时期中，由于厂商生产数量的下降，排放量也会出现下降，所以碳资产的价格也就出现下跌。因为排放数量是固定的，因此总量管制和交易体系无法采取改变排放上限的方式来对碳资产的价格进行调控。从近期的迹象来看，欧盟etS打算采取变更eUa分配方法的方式对eUa价格的波动性进行一定的控制，但是适当的调整并不能改变碳资产作为商品的属性，因此它的价格还是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如果欧盟etS真的为了调控eUa的价格而将分配eUa的方式由目前的免费发放改为拍卖，那么欧盟内部各国政府将如何使用拍卖收入又会是一个疑问。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5
国际低碳产业发展的经验
美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强化政策约束，提供公共资金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计划到2025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25%。《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总额达到7871亿美元，其中约580亿投入环境与能源领域。美国希望通过投资环境和低碳产业来重新塑造核心实体产业，刺激经济复苏，拉动就业，走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则于2009年6月以微弱优势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但原定于2009年秋天举行的参议院投票搁置至今。法案明确设定了美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2050年的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83%，如果获得通过，将具有对内的约束力。另外，法案在美国联邦层面引入了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还大量投资能效和清洁能源，提出“可再生电力标准”，要求2020年前，所有年供能超过40亿度的电力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力，20%以上必须来自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法案还提出国家燃油经济性标准，以及对高碳排产品征收“碳关税”等。
以区域性碳交易为核心发展低碳融资。美国目前在联邦层面并没有建立限额－贸易体系，对各州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美国局部地区早已经由私人企业和组织发起了自愿参与性质组建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该交易所在2003年开始运行，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市场平台，也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外的民间平台。它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自愿参与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体系。根据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推出的一期计划，所有的会员企业必须在2006年12月前把减排量在1998～2001年的基础上下降4%，二期计划持续到2010年，企业的目标是在1998～2001年的基础上减排6%，如果在限期内达不到目标就必须付费购买排放权。2005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了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从事碳排放权的衍生品交易。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也与2007年开始交易排放权期货衍生产品。目前美国碳市场已经较为成熟。
一是美国拥有以市场化为主的多元化碳机构，从买卖双方、投融资机构，到第三方注册机构、核证机构、监管机构等都一应俱全，其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还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学术机构等。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是那些面临排放约束的企业或州。这些最终使用者根据需要，购买排放权配额或减排单位，以确保达到监管要求，避免遭到处罚。已发放的减排单位可以进入到二级市场交易。在二级市场中，融资机构(如商业银行、资产管理者以及保险公司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提供结构性产品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通过对远期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信用增级）来降低最终使用者可能面临的风险等。
二是美国碳市场交易工具丰富，从项目减排量现货，到期货及期权，交易产品非常多元，随着碳交易机制的完善和交易工具不断发展，美国在碳交易市场上已经实现新的突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中，CCX交易额连续两年的增长速度都在2～3倍左右，2008年的碳交易额达到3.09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329%；2007年CCX的交易额为0.72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约2倍。
商业融资机构积极提供低碳融资服务。2005年起花旗集团遵循赤道原则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融资1000多亿美元。2007年8月摩根士丹利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
英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英国将低碳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中，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的排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提出了多项公共财政以及融资创新机制，包括加大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开征气候变化税、建立碳信托基金、完善排放贸易机制等等。
加强财政资金扶持。英国2009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了4.05亿英镑的资金计划，用以支持英国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和绿色制造产业。这笔资金的主要目的为支持开发低碳技术，如风能、海洋能，并帮助吸引和保护英国低碳产业供应链上的投资。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财政制度提供间接财政奖励，以鼓励采用清洁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活动。2007年英国政府推出了eCa(资本津贴)作为政府解决气候变化方案的一部分，eCa计划向有利于环保的设备采购活动提供税收减免，分为节能设备采购、节水设备采购和低排量汽车采购三个部分，2008年累计提供财政奖励1.15亿英镑。同时，英国政府已经通过政府采购向低碳产业私营部门提供更加直接的资金来源；积极干预纠正市场失灵，直接进行投资支持低碳经济的相关研发项目,并发挥投资的杠杆和拉动作用,促进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开征气候变化税。英国目前实施的气候变化税（CCL）实际上是一种能源税，该税最早出现在1998年马歇尔爵士的《经济工具与能源的企业耗用》报告中，1999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该税种2001年4月正式开征。CCL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帮助英国实现所承诺的国内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该税仅针对工业、商业和公共部门提供能源产品的供应商征收，不同的能源品种按电当量采取不同的税率，不设起征点。如天然气为0.15便士/千瓦时，煤炭为0.15便士/千瓦时，电力为0.43便士/千瓦时等。据估计到2010年，这项政策每年能减少约15%的企业和公共部门能源需求。
积极发展低碳融资市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手段：
第一，设立碳信托基金。英国“碳排放信托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于2001年设立，目标是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碳基金的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气候变化税，它是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种能源使用税，每年约6600万英镑。碳基金主要投资于三方面：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碳基金用于投资项目，一般是150万英镑；用于研究项目，一般在5万～25万英镑。低碳技术的主要筛选标准是碳的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并注重成本效率。碳基金主要关注大企业，即年能源成本在300万～400万英镑以上的企业。
第二，大力发展碳排放贸易。英国从2001年开始实施碳排放贸易制度（UKetS），用于推动国内的减排行动；2005年，UKetS并入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制（eUetS）。2008年伦敦交易的欧盟排放交易衍生工具在融资危机的背景下依然达到630亿欧元，使得伦敦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之一。eUetS体系通过市场生成碳价格传达给投资者、将碳价格有效整合进投资规划等,这些政策能够吸引和鼓励更多的风险资本或私募基金关注低碳经济领域。
第三，风险投资资本投资低碳技术踊跃。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清洁技术风险资本市场，自2001年至2008年以来已累计投资1.86亿欧元，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的生产、存储和替代技术领域。
德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体系支持
出于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履行国际义务，抢占技术制高点，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拉动经济发展等目的的需要，德国对于发展低碳产业有较高的积极性。2009年6月德国公布了一份旨在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文件强调生态工业政策应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德国发展低碳产业的措施包括，采取财政税收调节手段、鼓励银行发展低碳融资业务、
财政资金调节。一是征收生态税。生态税是以能源消耗为对象的从量税，是德国改善生态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重要政策。德国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实行，主要征税对象为油、气、电等产品。税收收入用于降低社会保险费，从而降低德国工资附加费，既可促进能源节约、优化能源结构，又可全面提高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为减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还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将二氧化碳排量纳入标注范围。二是提供财政补贴。为鼓励私人投资新能源产业，德国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给予可再生能源项目政府资金补贴。政府还向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甚至将贷款额的30%作为补贴。
通过政策性银行和碳基金引导低碳投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优惠贷款，与德国政府共同设立了规模约为7000万欧元的碳基金用于投资碳市场，该基金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日常管理。
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提供低碳融资支持。德国融资体系以银行为主，对于低碳产业发展积极性较高。其融资支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向企业提供低碳融资产品和服务。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德意志银行目前将自己打造成为绿色银行的先驱，该银行近年来在新能源产业等低碳产业部门给与了大量信贷支持，并且通过发行基金、提供低碳投资产品等服务为低碳产业部门融资。二是向碳市场提供融资服务。德意志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了欧盟津贴（eUas）、核证减排量（CeRs）的第三方清算，提供碳市场的做市和竞拍服务，提供清洁发展机制（CDm）融资服务，通过德意志银行跨地区、跨市场、跨币种的平台提供保管、结算和清算服务，提供碳市场投资建议等。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状况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政策
第一，制定降低能耗的战略目标。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2001～2005年）提出了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永续利用的发展战略，同时指出要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广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则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关于降低单位GDp能耗和利用新能源的具体约束性目标。
第二，制定低碳发展的具体规划。配合国家战略部署，2004年中国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同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国家发改委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系统、透明地反映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相关政策措施，是全球第一个拿出此类方案的国家。
第三，完善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在立法方面，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通过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实现了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有法可依。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现状
一是低碳产业发展迅速。包括水电、核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稳步上升，从1980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8.7%。
二是国内市场需求较大、发展潜力巨大。根据国家能源局预计，到2015年我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4.4个百分点，水电和核电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1%以上，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可由2009年的70%以上下降为63%左右，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空间巨大。低碳产业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高度关注。各主要国家对华合作都将包括节能、新能源在内的低碳产业发展合作作为重要内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往来活跃。
三是初步具备大规模加快发展的条件。首先，拥有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常规节能技术和装备，部分关键、共性技术已产业化，如专门从事低碳节能技术开发和使用的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已经掌握了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纯烧高炉煤气发电、低热值煤气燃气轮机、纯低温余热发电等技术，环保领域的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干化发电等技术。其次，国家大规模投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低碳产业发展快速，对于中国增加就业、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低碳产业发展处于导入期，自身积累能力较低，外源依赖度较高，但是低碳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有有所不同，所以必须通过融资体系的发展和转变，来适应低碳核心产业发展及相关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与金融服务。
各国融资体系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经验的启示
目前以欧盟、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区域性的碳交易体系，众多融资机构在虚拟层面通过融资工具和融资服务为碳市场交易提供融资支持，从而通过外部经济约束推进旧产业部门的低碳改造，同时通过外部经济性鼓励低碳产业部门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建立以碳交易体系为核心的低碳产业发展融资支持体系。
国外融资体系对低碳产业的支持同时体现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层面。一方面，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在内的各种融资机构在碳融资交易体系中发挥了市场主体的作用，实现了碳市场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各融资机构也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投融资的便利。
由于碳价格为人工设定的特点，低碳产业发展具有特殊特性，其虚拟层面的碳交易体系对于实体层面的低碳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发展低碳项目融资和服务的同时，必须要提供虚拟层面的碳市场的金融服务。虚拟层面的金融服务围绕碳交易体系，通过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中介服务创新等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创造市场流动性，解决碳价格发现这一核心问题。在碳价格合理定价的基础上，金融体系通过机构创新以及业务模式创新增加透明度，实现资金向低碳产业的合理配置，减少成本，加快低碳产业的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需求。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6
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因而就需要通过人为地制造稀缺来提升其价值。1992年各国所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便为碳排放权与碳交易提供了近似的法律依据。1997年所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则正式规定了部分国家对碳排放实行总量控制①——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将Co2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5.2%。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处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下的，这恰恰体现了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一种诉求。很显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远多于发展中国家，鉴于发展有先后、排放有多少的现实，理应给予双方区别对待。再者，从具体的Co2排放指标来看，也需要做出这种符合实际的安排。表2显示：（1）在碳强度指标②上，发达国家26.5%的减排力度远不及发展中国家33.4%的减排力度，这表明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发达国家并未发挥其技术上的优势。（2）在人均Co2排放量上，发达国家高达10.61吨，而发展中国家仅仅只排放了2.86吨。上述排放量的巨大差距主要源自于发达国家自身所存在的过度的消费方式，而这已然违背了低碳经济的三低原则。（3）因地区间的贸易而被掩盖的隐性碳排放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国际贸易等方式为发达国家提供部分Co2排放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将会越来越显著。总之，在规定碳排放总量上必须要考虑到各国的发展阶段与实际排放总量的差距来区别对待（见表2）。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受约束，从而令Co2排放量在各国间有调整的余地，并且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减排成本。③这些便促成了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在这一市场上，各国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也可以满足各自不同的交易需求。图1清晰地描述了碳交易市场上一种典型的供求关系。发展中国家作为碳排放量的供给方，发达国家则作为需求方，两者的均衡点便在a点处。因此，Co为碳排放交易的均衡价格，而eo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购买的碳排放量，eZ则是发达国家由于成本约束而进行减排的量（见图1）。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也在国际协议层面为碳交易设立了三种市场交易机制：（1）第六条规定：附件B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emissionReductionsUnit,eRU）来进行交易，这便是“联合履行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2）第十二条规定：设立“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目的是使非附件B的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协助附件B的发达国家通过交易来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CeR），以此来降低履行量化限制与减排承诺的成本。（3）第十七条规定：附件B的发达国家可参与“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作为一种减排行动的补充。在现实中，上述三种市场交易机制与一些自愿交易机制一同构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市场。①根据所交易的碳排放权的不同来源，碳交易市场可以分为基于配额与基于项目的两大市场（见表3）。以2011年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为例，基于配额的市场占有84.6%的比重，其中又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为主；而在基于项目的市场上，则是以初级CDm为主导。在初级CDm市场上，交易双方分别为：作为买方的是附件B的发达国家，以欧盟国家为主，共参与了86%的CDm项目；作为卖方的则是非附件B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大的提供方，供应了72%的项目。而按照减排项目的内容不同进行划分，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清洁能源②的项目为主，占到项目总数的65%（世界银行，2010）。eUetS是欧盟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机制，主要是通过配额③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即制定总的排放限额④→在欧盟各国进行分配→参与方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排放权的交易。在整个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是存在着一套有效激励私人企业来实施减排的机制。首先，各国在分配到一定减排份额的基础上，向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本国私人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权。⑤然后，各企业以emission-to-cap的方式在排放权市场上进行交易。具体而言，就是当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量时，可将多余的排放权在市场上进行出售；而当实际排放量超过分配量时，企业就不得不去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被处以罚款。具体的罚款数额在2005—2007年定为超额排放一吨Co2，处罚40欧元；在2008年后，则将处罚提高到100欧元，还会在以后的分配额中被扣除。而同期eUa的现期价格是在10—30欧元之间波动。由此可见，这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将保证各参与方能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与减排成本。最后，通过在各地设立统一资质的碳排放审核点来确保整个体系能公开与透明地运行。以2011年的情况为例：在总共12865个碳排放审核点⑥中，减排的有8107个、超出配额的有2805个。综上所述，以初级CDm、eUetS为代表的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⑦将会促使碳排放权成为全球最重要且最具价值的资产，并为其最终能够用作各国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奠定了基础。
从第一阶段的四个部分来看，这一部分既是最关键又是阻力最大的，因为对于碳排放权这种公共资源所进行的产权分配是较难在各国间达成共识的。2009年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曾一度让人们憧憬起美好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但是由于各方分歧巨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只是在延长会期后才通过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就表明了各方的博弈未能取得一个均衡解，因而出现“公地悲剧”仍是有可能的。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各国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根据《哥本哈根协议》的要求：在2010年1月31日前，发达国家应向联合国提交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应上报自愿减排计划。截至2010年年底，已有114个国家表示接受此项协议，并且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80%以上的74个国家也已提交了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与各自计划。其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见表4；而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计划如下：中国将努力实现到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比2005年下降40%-45%；①印度将努力实现到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比2005年下降20%-25%（除农业部门）；巴西则将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预期基础上减少36.1%-38.9%（温宪等，2010）。假使各国能切实遵守以上所提出的减排承诺，特别是如果能引入世界议会来立法、通过联合国来监督的话（具体见“第三阶段”），那么明晰产权后的碳排放权交易将会极大地推进碳货币诞生的进程。（四）发行各国的碳货币前面三部分的顺利进行将确保避免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于是，碳排放权已然成为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资产项目(管清友，2009)。因此，把碳排放权作为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将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种最佳选择。根据“碳排放权的储量=分配量-实际排放量”的货币发行原则，各国为了提高碳排放权的储量势必会要求降低实际排放量。而降低实际排放量又是从国内自身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便是一种基于提高生产能力模式上的货币发行机制，即新增生产能力能自动产生新增货币量，新增货币量反过来又能促成更多新增的生产能力。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发行各国的碳货币”并不是让某种强势货币单独地与碳排放权这种储备资产相挂钩，而是营造出一种各国都能一同参与、公平交易的格局，以避免重复之前“美元挂钩于黄金”的历程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至此，碳货币演进的第一阶段便宣告结束了，随后将转向更为标准、更高一级的第二阶段。#p#分页标题#e#
“各国碳货币的趋同”
在第一阶段中，碳排放权是与各国货币相挂钩的，但为了实现最终统一的目标，还必须设定一种过渡标准来使各国的碳货币走向统一。第一阶段末的现状是：一方面，尽管各国均发行了各自的碳货币，但由于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所以在各国的碳货币间有着良币与劣币之分；另一方面，虽然各国的碳货币是由各国货币当局按照碳排放权的资产储量来发行的，但是各国存在着生产能力上的差别，并且所设定的发行货币与储备资产间的真实配比关系也不一致。显然，如果没有“超机构”来规范各国的碳货币兑换机制的话，那么将会出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这无疑会令碳货币重蹈之前货币时代的覆辙。②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都将会在第二阶段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imF而言，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套向统一碳货币的过渡标准，这可以借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于欧元一体化制定趋同标准的经验。由于碳货币的发行是由生产能力来决定的，这就区别于此前货币时行货币的原则。③为此，imF应主要对各经济体在低碳经济下的生产能力状况做出相应的规定，而不仅仅只是对几个经济运行指标提出要求。具体而言，imF应高度关注两大指标：人均碳排放量与碳强度指标。因为如果上述两个指标在各国间存在极大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各国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对差距，①并且在各国的碳货币间存在着某种套利的空间。只有在各国的上述指标趋同②时，才能真正地实现碳货币的统一。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则是要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积极推进低碳技术、帮助欠缺资金与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战略。特别是当下正在迅猛发展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③（CarbonCaptureStorage,CCS），将是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世界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来积极推广该技术，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融资等金融服务上的支持。总之，在第二阶段中，imF与世界银行需要通力合作：imF设定统一碳货币的趋同标准；世界银行则在全球推行低碳战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一切最终将会把“碳货币方案”推进至最后一个阶段。
“统一碳货币的诞生”
尽管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之后，一种统一的碳货币便要宣告诞生了，但还是需要一套新型的中央银行体系来管理“碳货币时代”的货币政策。在“碳货币方案”下，全球性的新型中央银行体系是由imF与各国的中央银行一同构成的。其中，imF将起到“世界央行”的作用，它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居于体系的核心，负责制定全球的货币政策。imF是通过考察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全球低碳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则是通过各国的GDp、碳排放量等指标来衡量的。而各国的中央银行则是体系的执行机构，负责在各自市场上开展公开市场业务④来具体地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决议。特别是在货币发行上，各国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量必须要先经过imF的审核。历史上，货币的诞生是因地域交易的扩大所致，而今世界贸易的增长率远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预示着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事实上，人们最终是以信用与公共部门主导的方式来解决货币问题的，而未来恐怕也同样如此。因而，在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是世界大同的背景之下，“碳货币方案”就需要一套新的“全球货币治理机制”来规范各国之间的运行（见图2）。该“五位一体”的治理机制是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监督机构”、“保障机构”与“执行机构”所组成的。
其一，这套治理机制特别需要一部国际法作为制度保障，为此应设立一个“世界议会”的机构来进行立法。鉴于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众多、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均且经济发展状况各异的现实，该机构可以借鉴美国设置参众两院的经验：a院是以每个国家拥有相同投票权为原则，B院是按每个国家的人口多寡、经济总量大小来分配各自的席位数为原则，并且与任何国际法相关的议题①均需两院通过才能生效。
其二，应当发挥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的巨大作用，让其扮演监督机构的角色。联合国具体拥有行使监督、调停与处理争端事务的权力。如果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看作是订立一份多方合约的话，那么各国自身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协调机制的实施都需要按合约行事。一旦遇到争执或起非议之时，应由联合国介入其中来审查相关事宜，而合约的最终解释权则归属于世界议会。很显然，这能较好地纠正以往国际货币发行机制所存在的种种缺乏约束的弊端。
其三，如前所述，imF、世界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则分别扮演行政机构、保障机构与执行机构的角色。
主要结论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7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三、碳关税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收碳关税很难在wto多边贸易框架下找到合法依据。从理论上讲,作为wto成员我国可以借助wto相关规制,向试图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国家提出抗辩,甚至诉诸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由于wto多边贸易机制对有关环境问题处理上显得极为乏力,况且,wto争端解决机构还没有审理过类似案件,没有先例可循。而且耗时通常很长。所以,从长远看,作为碳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认真分析碳关税背后的原因,不仅重视推动出口贸易,还应该把贸易和环保统筹考虑。通过采取节能减排等措施。确实在减排方面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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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行动方案篇8
关键词：绿色经济；碳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出口退税；碳许可费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013.06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奥巴马政府提出以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本文分析了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的内涵、主要内容、技术支持及政策扶持措施，指出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也符合我国实际，我国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应对，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绿色经济新政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
（一）绿色经济新政产生的背景
以金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美国住房泡沫的破裂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更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金融稳定性报告》反映，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贸易量10多年来首次下滑，与2007年相比，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增加5100万人。为此，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宣布实施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再次实践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扩大内需、投资社会基础设施的政策主张，以拯救世界经济。
美国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聪明的支出”（wiseSpending）计划。“聪明的支出”是指经济刺激计划既要应对当前危机，更要着眼于未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着眼于未来就是要在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同时，兼顾气候变化、节能环保、减排二氧化碳，以获得新的竞争力。因此，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质上就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绿色经济新政的内涵
2009年2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纲领。一是今后10年，每年向可再生能源、清洁煤技术、二氧化碳回收储藏技术、环保车等低碳技术、绿色能源领域投资150亿美元，共计1500亿美元，创造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以发挥促进美国经济再生、创造就业和市场需求的作用。二是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以2005年为基准削减17％，到2050年削减83％；从2012年起的10年中将碳总量通过拍卖等方式分配所产生的1.5亿美元的收益用于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到2015年生产并且销售1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使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所占比例到2012年提高10％，到2025年提高2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政府支持的重点：一是投资建设“智能电网”，为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二是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以及氢气燃料电池的开发和商用，对其提供融资担保和补助，投资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特别是在政府机构设施的节能改造方面；三是提高普通家庭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能源效率；四是对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回收储藏技术的研究开发；五是培养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的专业人才等。
综上所述，绿色经济新政的实质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它并非仅追求眼前的经济复苏，而是更加着眼于中长期的增长，重视技术与产业创新[1](p51-55)。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第12卷第1期蓝虹：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及其启示
二、绿色经济新政的主要内容
（一）要以领导者的姿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如果任凭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持续下去，不仅会耗竭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而且会使人类面临最严峻、最大的挑战——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绿色经济新政认为，发展低碳技术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将成为美国抓住新的全球市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措施。虽然挑战巨大，任务艰巨，但充满了机遇，前景十分光明。美国不仅要把发展绿色经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政策的中心，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心，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而且要以领导者的姿态，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提升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
《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是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政策创新的“集大成”之作，构成了美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由绿色能源、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等四个部分组成[2](p57-65)。该法案明确规定，必须对美国的电力公司、石油企业和大型制造业企业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提出了美国温室气体总量减排目标。
（二）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美国绿色能源政策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案提出，2011年美国风能、生物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占电力公司发电总量的比例要达到6％，以后逐年上升，2025年达到25％，以此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州政府也要采取有关措施，促进此比例逐步提高。二是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为确保煤炭在美国未来能源消费中持续占主要地位，明确将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要求政府制定鼓励政策，明确技术标准，以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的广泛应用。三是低碳交通。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低碳交通运输燃料标准，促进先进的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交通运输燃料的发展。批准政府向城市、州或公营公司、汽车厂商提供拨款或贷款担保，以扶持电动汽车的大规模示范项目，促进电动汽车发展。四是智能电网。要求采取措施促进智能电网的推广和使用，例如推广使用智能电网，应用软件减少企事业单位的高峰用电，同时促进新型家用电器适应智能电网性能。要求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改革地区规划流程，实现电网现代化，并做好敷设新型输电线的准备，以便传输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五是允许各州能源办公室建立州能源与环境发展基金，以便共同资助联邦政府扶持的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
能源效率政策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建筑的能源效率。法案规定，可对采用建筑物能效先进标准的州和进行节能改造的商业建筑及住宅提供援助，以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同时，要求环境保护署制定建筑物能效评估办法。二是电器能效。法案要求制定关于照明能效标准的协议和其他电器的附加协议，并使之上升为法律条文。要求能源部加快制定能效标准，完善披露程序。规定向大量销售“最佳节能”电器的零售商提供财政补贴。三是交通运输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环境保护署制定针对机车、船舶和非道路污染等其他可移动性污染源的减排标准。同时，要求各州制定目标、措施等，减少交通运输部门产生的温室气体。四是公共事业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将配电公司和天然气输送分配公司纳入到提高美国能源效率的行列，明确每个输送分配公司都必须证明其用户达到规定的电力或天然气消耗水平，并以2012年度为基准，到2020年累计节省电力15％、累计节省天然气10％。五是行业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能源部制定行业能源效率标准，并争取获得国家标准研究院的认可。同时，还要求制定奖励方案，鼓励提高热电联产工艺的效率。
(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1.缓解全球变暖效应方案。该方案规定，要将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5万吨以上的电力事业单位、石油公司、大型企业等企事业单位作为减排对象(上述单位的排放量占美国排放总量的85％)，并按照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促进其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上述这些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联邦政府所发放的按吨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许可证（又称为“排放交易配额”）。联邦政府每年发放的排放交易配额将逐步减少，以确保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明确追加的碳减排目标。该法案要求环境保护署签署协议，防止滥砍滥伐，以便实现追加的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这些追加的碳减排量将达到2005年美国碳排放量的10％。
3.确立碳抵消目标。法案规定，被确定为减排对象的企事业单位在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情况下，可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得“抵消”减排。每年允许的碳抵消总量不得超过20亿吨，可在国内外平均分配抵消额。使用抵消方式的企事业单位必须按照每抵消4吨排放量需提交5吨抵消排放权的原则实施。
4.保障与监管碳市场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法案要求对碳配额和碳抵消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市场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对欺诈行为和操纵市场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碳排放配额和抵消市场。总统应根据政府机构有关工作组的建议，将碳排放权衍生商品市场的监管责任下放给相应的机构。
（四）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
1.在确保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法案规定对能源消耗量大且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企业实施“退款”或“退税”措施，以弥补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从而确保美国制造商在与国外企业竞争时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上述措施仍不能有效解决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应制定“更为宽泛的调整”方案，要求进口商负担相应的碳排放配额费用，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
2.在绿色就业机会和劳动者转型方面，法案制定了若干条款以增加绿色就业的机会。如要求教育部应扶持各高校设立有关绿色经济的课程，培养学生从事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其他形式的气候变化缓解方面工作的能力；要求劳动部实施提高社会人员从事绿色经济能力的培训。
3.在出口低碳技术方面，法案规定美国应采取措施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和使用低碳技术，并明确只有参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拥有实质性减排目标的国家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资助。
4.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应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确保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能够做出适当反映。每个联邦机构应制定相应计划，审核气候变化对其职能范围内事务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联邦政府还要建立一项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扶持州、地方和种族开展相关项目。同时，规定联邦政府应成立自然资源与气候变化应对专门小组，以协调联邦政府各机构做好自然资源使用的有关应对工作。
三、发展绿色经济的信息技术支持
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与it产业的结合，既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亮点。例如，美国加州硅谷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已从信息技术转向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产业与it产业的结合。据统计，在金融危机最为深重的2008年，全世界的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的投资金额比2007年减少了15％，而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却增加了2倍。
以硅谷为核心的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发展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绿色能源。例如美国英特尔公司出资5000万美元建立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新企业，2009年下半年投产，宣称到2010年要使温室气体比2004年减排30％，成为节能环保的先进企业，并在自己的产品开发中积极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高性能的微处理器。二是将it技术应用于绿色能源和节能领域，促进it技术与绿色能源的融合。例如，惠普公司和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制造商联手，把自己的半导体三极管技术运用到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制造中，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能源效率。三是研发节能减排的it新技术。例如，谷歌在2007年建立了“ReC”(比煤炭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之意)的部门，与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全世界招募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商务专家，开发低价的可再生能源。参与在加州莫沙漠的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研发计划，为25万户家庭提供电力，每年可减排50万吨二氧化碳。同时，还在总部推进绿色楼宇改造，与日本夏普公司合作研究利用太阳能发电，以满足公司总部40％的电力需求。此外，谷歌还与英特尔合作从事it系统“电力零损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经对伺服器的电源进行改良，使电源利用效率达到90％，计划到2010年通过提高计算机和伺服器的能源效率，使全世界计算机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每年削减5400万吨。
四、推动实现绿色经济新政
目标的政策措施（一）加大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扶持力度
1.积极参与能源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帮助企业穿越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所谓“死亡之谷”是指从技术发明到技术开发与推广对私营部门变得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愿意继续研发和推广技术的这一段时间。在美国，能源部是先进能源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的最大的政府投资者，主要负责推动能源技术创新初期的直接融资。同时，其他机构，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内务部、交通运输部与环境保护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也都制定各自的能源研发示范方案，帮助能源企业开展能源技术创新。部分州政府也在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能源部的科学办公室负责基础能源科学与研发项目之间的协调工作，支持早期阶段的高风险、高回报研发项目，建立了一个能经受失败并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机制，以使项目主持人愿意冒险和尝试。此外，对示范项目和技改研究建立了良好的管理和明确的目标，以及针对有限、分散产品的长期投资和能够在必要时通过结束项目减少损失而不因此遭受惩罚的机制[3](p1240-1247)。
2.大幅度减少能源技术企业和项目的税收，刺激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和美国商会均建议政府永久减免目前实施的研究与实验项目的税收，并扩大减免税收的研发项目的范围。主要理由有：一是永久减免目前实施的研究与实验项目的税收，将给私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这一点对于持续多年的研发项目尤为重要。关于研发项目税收减免有效性的综合研究表明，研发成本每降低10％便能刺激短期研发水平增长1％、长期研发水平增长10％。二是在支持私营部门开展研发活动方面，美国已落后于日本等主要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曾是世界上研发项目税率最低的国家，但是到2004年，美国在研发税收减免方面的排名下降到了世界第17名，远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对研发项目税收的减免比例从20％提高到40％，激发了更多的研发活动，提高了美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竞争力。同时，美国进步中心建议，政府还应该对参与在其他国家实施的示范项目的美国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二）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积极促成签订有约束力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如果能够促成此协议的签订，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碳排放国家的碳排放行为将会形成共同的约束，所有国家均将按照协议要求，约束本国企业实施碳减排，从而在美国强制要求本国企业进行碳减排时，与其他国家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协议也是解决“碳泄露”和遵守wto问题的最有效方式。“碳泄露”是指实施碳排放限制国家的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碳排放限制，将生产场地转移到对碳排放限制不严格的国家，本国碳排放的降低只是向海外转移了，而且也造成了尚未转移的企业与转移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如果签订了协议，主要碳排放国家将均实施严格的碳排放限制，碳排放量较高的企业也就没有必要将生产场地转入其他国家，从而避免了“碳泄露”。如果签订协议的某个国家没有严格执行协议，其他国家可能将对其企业实施制裁，这就涉及贸易壁垒问题以及是否遵守wto有关协定问题，对此可以按照所签订协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而不必提交wto仲裁。
2.稳步实施对能源消耗量大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退税政策。目前，由于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尚未签订，因而各国执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不完全统一，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此情况下，受美国碳排放限制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将会因碳排放限制产生额外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受碳排放限制影响的企业提供退税。退税只限于设在美国且产品在全球进行交易的制造企业，包括符合特定条件标准的钢、铁、纸浆、纸、水泥、橡胶、基本化学产品、玻璃和铝等。退税采用“基于产量”的刺激措施，对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相比，在碳排放水平方面每年不断改进的企业予以奖励。
3.适时启动征收边界调整碳许可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退税措施仍不能有效提升有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将实施所谓的“边界调整”方案。根据该方案，如果一个国家对其碳排放没有足够监管的话，对于那些进口其生产的温室气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商，将要求其缴纳碳排放许可费，以涵盖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如果没有缴纳碳许可费，就将禁止这些货物进入美国市场。边界调整碳许可费也被称之为“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实施碳排放限制国家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为美国商品与其竞争创造了公平的环境，有助于提升美国商品的竞争力[4](p35-41)。
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制，且采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实施边界调整碳许可费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期。目前美国已提出将启动边界调整碳许可费的日期推迟到2020年。此外，在实施退税和边界调整碳许可费过程中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要尽可能的公开和透明，以便有关国家提早准备，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三）努力提升碳管理能力和水平
1.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不仅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按照市场规则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排放许可证还可以合理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价格。碳排放许可证价格的形成又会刺激高效利用能源、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升级、提高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这将会促使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将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计入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将美国与全球碳信用市场连接起来。此外，拍卖碳排放许可证取得的收入还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加快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有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企业加大低碳技术创新力度，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升国际竞争力。
2.促进企业提高碳管理水平。碳管理是指促使企业生产的商品碳排放量最小化，并且提供低碳型商品和服务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管理。企业要求自己的供应商减少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或进一步要求供应商制定削减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的计划。二是碳足迹管理。要求在商品上标明其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碳排放信息[5](p76-80)。三是碳信息披露。披露对象是股东、投资者、消费者，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减碳排放的经营战略、碳排放管制所带来的风险、碳排放量等。目前，碳管理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标准，而且将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确保中长期收益的重要手段[6]（p515-520）。
五、评析与启示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发展绿色经济的技术创新
从奥巴马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实践看，当前绿色经济发展呈现与高科技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此，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如积极参与研发与示范项目，帮助企业技术创新穿越“死亡之谷”；大幅度削减能源技术企业和项目的税收，刺激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等。我国政府要积极借鉴美国的经验，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发展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为绿色经济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证。对涉及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项目，要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力度。二是充分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济技术创新。财政扶持资金必须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民间资本特别是高新企业的资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绿色经济技术的资金实力。同时，尝试建立“低碳基金”，给予企业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直接的资金支持。三是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作用。如对研发和引进绿色经济技术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对生产高科技绿色产品的企业适当下调税率，以增强企业实施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动力。四是加强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直接融资等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建设，尤其是银行要加大对低碳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产业链整合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低碳企业进行相关的商业融资、低息融资等，解决促进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资金瓶颈。
（二）积极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增强企业创新节能减排技术动力
前文分析表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温室气体总量限制和排放权交易制度，虽然在短期内给有关企业带来了额外成本，但由于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量，形成了可预期的碳价格，这将有效刺激企业创新高效利用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积极性，最终实现降低碳排放、提高企业收益与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三者的共赢。因此，我国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发挥市场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虽然在初期因能源价格改革导致能源价格上升，会造成有关企业成本上升，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增强企业创新节能减排技术的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资源价格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合理补偿标准（或体现为合理的价内资源税）；二是资源开采、运输、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成本（直接成本）；三是资源消耗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环境成本）。为了克服资源价格改革对民众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可通过减税等手段舒缓上游涨价对中下游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同时将资源税所得高效、公平地返还民众。
（三）引导企业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致力于实施温室气体总量限制制度，对本国企业提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并决定于2020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启动边界调整碳许可费。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在促进本国企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计划对进口商品征收类似于边界调整碳许可费的“碳关税”。上述分析表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我国企业扩大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出口的重要措施。对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政府应引导企业，自主实现低碳技术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应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有效应对“碳关税”。二是以应对“碳关税”为契机,加速开征国内资源环境税。一方面对钢铁、焦炭、电解铝等能源密集型产品继续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同时大力促进高新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资,以规避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开征的“碳关税”;另一方面加快开征国内资源环境税,对“两高一资”和高碳排放产品加征资源环境税,将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征收的“碳关税”先由国内征收,税收资金可用于发展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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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行动方案篇9
【关键词】碳关税；合法性；低碳经济；应对
一、碳关税的产生背景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保护气候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合作，及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此背景下，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贸易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后来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
碳关税，是指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其本质是一种边境调节税。①此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
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的主要目的，一是提高本国竞争力，维护经济霸权，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受此轮金融危机重创，美国政府希望以绿色产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对拥有世界先进减排技术的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其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制高点，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二是通过征收碳关税，维护其国家经济利益。征收碳关税不仅可以获得高额财政收入，减少贸易赤字，同时，美国通过对碳排放较高产品征收关税，将使该类产品进口量减少，导致该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降低，美国将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获得更大贸易利益。三是转嫁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美国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转嫁环境污染较高产业应承担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提高减排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购买先进减排技术，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减排成本和费用。四是碳关税的征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目前针对2013年后全球减排目标和减排机制正在进行国际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全球主导权。征收碳关税不仅将改变美国过去在全球减排方面的消极做法和国际形象，增强其国际谈判筹码，而且很可能会以“碳关税”为由要求我国对外承诺减排量。
二、碳关税的合法性剖析
(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和《京都议定书》第10条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肯定了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各国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是一种“奢侈排放”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排放”和“发展性排放”，理应负担主要的减排义务。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理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违反了公约义务，是推卸减排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宣布到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不区分来源国，对未达到国内减排标准国家的进口商品一律征税，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行为，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二)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法性分析虽然wto与unep在2009年6月25日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认为，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在国际自由贸易法制下是可以被例外地接受的。
但是，从gatt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分析，碳关税在wto框架下是不合法的，同时也不属于gatt第20条(b)款和(g)款的规定。②1.国民待遇gatt第2条第二款规定“对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可以征收与“国内税相当的费用”，第3条则要求“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时，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这两条是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在适用第2条第二款征收税费时，必须符合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得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的税费。
国民待遇要求对“相同产品”不得区别对待，而对于“相同产品”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在“日本酒精饮料案和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认定“相同产品”的四项标准:产品的最终用途;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产品的性质和质量;产品的关税税则分类。根据现行wto规则，“以不同生产或加工方法生产的产品，只要具有相同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不反映在制成品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中的其他标准不能作为区分相同产品的依据”。笔者认为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不同而将产品区别为“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对于未达到进口国内标准的“高碳”产品征收一定的碳税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国不能因为与产品无关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pm)而对进口产品征收额外费用。“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虽然在制造、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工艺、生产原料等不同而存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但是从产品的“最终用途”和“物理特性”等标准来看，产品是相同的。
同时，根据上述四项标准，除了第2项“消费者”对“高碳产品”和“低碳产品”的习惯和偏好可能有所不同以外，其他几个标准都是符合的。对“高碳”和“低碳”加以区分会使“相同性”的判断更为复杂，需要对碳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方面不同才构成“不相同”产品加以规定，考虑到各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不同，一概以进口国国内标准来判断不具有可行性和正当性。征收“碳关税”有违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构成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①2.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要求“一缔约国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相同产品的界定同国民待遇中的界定，不能以生产过程的不同而认为是“不相同”的产品，从而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征收不同的碳关税。
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并且大多使用清洁能源，如法国的核能和水电能丰富，如果法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会因为能够满足美国的环境标准而得到碳关税的减免，而中印等高能耗国家的产品则被课以重税，实则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对不同国家的产品实行歧视待遇，有
违国际贸易自由、平等原则。同时，碳关税不考虑个案的不同情况，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为标准来确定该国所有产品的碳税明显违反了wto最惠国待遇，是一种歧视性做法。
3.环境例外
gatt第20条历来被认为是缔约国行使“环境例外权”的依据，该条为缔约方采取有利于环保的措施提供了依据，但该条规定不明确，概念界定不清晰，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争端。笔者认为，从wto具体规则的适用来看，碳关税实质上有违wto基本原则。
(1)该条(b)款要求该措施“是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实行碳税的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碳税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之灾，保护因全球变暖而绝迹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符合“保护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的条件，但是碳税是否具有“必需性”需要个案分析。在1991年“金枪鱼－海豚1号案”中两个专家组都认为gatt第20条(b)款不能证明美国禁止进口金枪鱼的合法性，专家组认为禁令不符合“必需性”要求，认为“必需”意味着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存在。同时，“缔约方一定要采取，而且在可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gatt不一致最少的措施”。此后1998年“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的上诉机构对第20条(b)款中“必需”一词的解释进行了调整，强调了有关措施必须是“实现其本身的目标所必须的”，并从“是否能实现健康目标”的角度考察是否存在合理有效的替代措施，对“必需”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标准。由此可见，征收碳税不符合(b)款的规定，尽管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免遭气候变暖的危害，但是无法证明边境调节碳税是“必需”的措施，仍有其他合理的可选择措施存在。碳关税对来自未达到进口国碳排放标准的国家的产品单方面征收，事先没有采取善意谈判和磋商等其他方法，这种单方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①(2)征收碳税也不符合第20条(g)款的例外规定。该款规定的环境例外措施必须是“与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第一，wto对“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采取了扩大解释，天然资源既包括石油等矿产资源，也包括清洁空气等天然资源，还包括海豚等生物资源。无疑，碳税的征收有利于养护不可再生的石油、煤炭等矿物燃料，也对温室气体大气容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符合这一条件。第二，该措施要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这里不需证明“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只需证明该措施与特定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原则上的合理联系”(实质性联系)即可。1988年美国诉加拿大鲑鱼和鲱鱼案专家组认为，“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可能耗竭的天然资源的贸易措施才能被认定为与保护“有关”的措施。笔者认为碳税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为了弥补国内产业的碳税损失，防止市场竞争力的削弱，不能证明与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此外征收碳税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有待时间加以证明。
(3)第20条序言要求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任意限制”，成员国要证明其针对出口国的具体情况保持了灵活性，进口国不能要求出口国采取的措施与其完全相同，只要在“有效性方面具有可比性”就不构成“任意歧视”。其次，不构成“不合理的歧视”，除了保持灵活性外还要遵守“谈判义务”，援引方在单边措施之前有义务主动发起谈判，谈判不要求必须达成协议，只要善意地试图达成协议即可，同时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和程序的正当性。如果征收碳税前没有履行谈判义务，就构成了对贸易的不合理歧视。此外，碳税要求其他国家的碳排放达到与进口国相同的标准，可以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关于碳排放立法自由的任意的不合理干涉。征税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这种措施在事实上具有限制其他国家产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效果。①因此，笔者认为“碳关税”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三、中国如何应对碳关税的挑战
(一)碳关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不仅量大，而且集中于高能耗、高碳密集型产品。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523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额的17.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商品集中于通讯和影视设备、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等。这些产品大多是高能耗、高二氧化碳强度而低附加值的产品。这十类产品占到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80%。②由此可见，美国如果对所有的“中国制造”征收国别关税，那么中国产业必将受到整体打击。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碳关税”还将引发欧洲采取类似措施。欧盟一直是防止气候变化的“急先锋”，其领导人也曾表态提议做出类似碳关税的贸易安排。倘若欧洲仿效美国，将使我国外需“雪上加霜”。可见，“碳关税”问题值得我国政策界、产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二)中国应对碳关税的立场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碳税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违反了wto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又不属于环境例外情形，所以中国应坚决反对“碳关税”。
碳减排行动方案篇10
低碳转型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将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34％的具体规划(目前英国已减少21％，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以此来实现2050年前减排至少80%的目标。这项计划的核心是要让英国成为一个更清洁、更环保、更繁荣的国家，确保英国为未来的诸多机遇作好准备。计划阐述了具体将要采取的措施，到2020年前：英国将有超过120万人从事绿色职业；投资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预计将有700万栋房屋进行能源革新，超过150万户家庭将得到资助以自产清洁能源；40％的电力将来自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洁净煤；英国使用的天然气中，一半将从国外进口；新车的平均碳排放量将减少40％。这份文件还首次提出，所有英国政府机构都必须建立自己的“碳预算”，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如果达不到标准则会受到相应处罚。计划内容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多个方面，并阐述了具体将要采取的措施，各个主要领域的预计减排量。
1.电力行业
从现在起至2020年，通过完善更加环保的电力结构，实现每年减排约50％。预计到2020年，有40％的电力来自低碳能源，即30％来自可再生能源、10％来自核能（包括新建的核电站）以及洁净煤。英国要在2050年前基本消除电力生产中的碳排放，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方面：(1)投资600万英镑启动智能电网的发展，包括到2010年春天制定一份政策路线图；(2)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直接负责在2010年7月前制定一份新的电网准入管理制度；(3)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内设立一个新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办公室，以加速英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4)为地方政府提供1120万英镑，以助其准备并加速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规划决策，同时还要维护合理的环境和地方关系；（5）开展一个对现行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Renewablesobligation）进行修订的公众讨论，如将义务法令的年限至少延长到2037年、并引入20年的支持限制，使得该法令能够有能力推动实现约有30％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目标。（6）批准位于teesside的英国最大的生物质发电站。
2.家庭与社区
从现在起至2020年，通过提高家庭房屋能效和支持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每年减排约15％。这能够大大降低家庭开销，因为在一个隔热效果非常差的房子里，用在供热上的3英镑开销中就有约1英镑完全被浪费。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方面：(1)加强天然气与电力监管部门ofgem的权力，以保护消费者；(2)“按节约多少付费”试点计划，通过使用能源账单节省下来的开支来偿还预付成本，帮助居民对房屋进行绿色改造，将有400万英镑低碳投资资金来支持该计划；(3)对新的“清洁能源现金回馈”机制(Feedintariff)的形式和费率进行公众讨论，以在2010年开始实施；个人和企业利用低碳来源满足自身电力需求，将会因此得到回馈，类似的可再生能源供热机制将于2011年4月开始实施；（4）将现行的政府碳减排目标方案（CeRt）能效计划实施期从2010年延长到2012年。随着资助额提高20%，到2012年底，能源企业在提高能效方面的投资总额估计会达到32亿英镑；（5）在政府气候变化法案中，新的个人碳激励方案将要求人们基于自愿原则节约能源；（6）要求15个乡村、小镇或城市作为未来绿色倡议试点的试验田。
3.工作场所与就业
从现在起至2020年，通过提高工作场所的能效，实现每年减排约10％。2050年前，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医院的碳排放需要降至接近于零。除了能源部门之外，许多其他的新领域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商机，以支持所有企业提高能效。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方面：(1）投资1.2亿英镑，以大幅推动英国离岸风能行业的发展；（2）投资6000万英镑，以巩固英国作为波浪能和潮汐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3）投资600万英镑，探索潜在的热岩区域，用以提供地热能，英国西南部的深层地热资源可满足英国年均电力需求量的2％；（4）投资400万英镑，扩大制造业咨询机构，为制造商提供更多的专业建议以开展低碳商机竞争，包括为民用核工业的供应商提供支持；（5）建立一个核能先进制造研究中心，以综合利用约30家制造企业的知识、实践和专业技能以及高校在制造、过程工艺和技能方面的能力；（6）2009年晚些时候将发起活动，以帮助中小企业的低碳转型；(7）公共部门必须率先垂范，1990-2007年间，公共部门的排放已减少约1/3，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将要求自己的建筑物在2009-2010年度减排10％，之后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
4.交通系统
从现在起至2020年，通过使英国人的出行方式更环保，实现每年减排约20％。2050年前，道路和铁路交通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去碳化，航空和海运将大大提高能效。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方面：(1）提供电动车和plug-in混合动力车这些类型车辆的提议细节，能够使得为消费者提供2～5000英镑的激励措施有望从2011年开始施行，细节包括车辆要达到尾气限定最大排放量（75gCo2/km）所应满足的要求，支持这一方案的基础设施框架升级文件也已；（2）建立一个新的货运与物流行业指导小组，为测量、报告和减少物流部门的排放寻找有效途径；(3）承诺与欧洲合作伙伴相配合，为管理新货车的Co2排放制定健全的机制。
5.可持续的农场与土地及废物管理
从现在起至2020年，通过减少农业排放、管理土地使用和废物，实现每年减排约5％。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方面：(1）改变农业耕作的方式，可为农民节省开支，并且预计到2020年将会比现在减排6％；（2）支持使用厌氧消化技术，该技术可将废物和肥料转化为可再生能源；（3）支持节能和低碳耕作；（4）同意农业部门减排的一份行动计划，并设立一个咨询机构以帮助农民；（5）鼓励私人资金来创建林地；（6）减少掩埋垃圾的数量，并更有效地捕获掩埋产生的排放。作为配套方案，英国的能源、商业和交通等政府部门同时还公布了《英国低碳工业战略》、《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和《低碳交通：更环保的未来》等文件。《英国低碳工业战略》提出一系列积极的政府干预措施，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至关重要行业，为英国拥有竞争力或商业优势的行业带来大量的全球机遇，如离岸风能、海洋能发电和碳捕获与封存等，这也包括了预算中对绿色行业和技术首次资助的405亿英镑。《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介绍了英国如何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供应中的比例达到31％，在所有能源（电、热、燃料）中的比例达到15％。《低碳交通：更环保的未来》描述了在未来10年内如何使国内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减少14％。《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公布后，有人质疑该计划过于庞大，难以持续。要在2020年建成使用新核电站和运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火电站，对于英国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到2020年英国能源供应的15％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与欧盟其他国家如法国的20％、瑞典的49％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现在看来，英国要实现低碳经济国家战略并不容易。但勿庸置疑，英国在碳减排方面的努力对全世界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二、背景资料
在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建设方面，英国的许多做法均具有开创性：英国从2001年即开始征收气候税，成为全球率先推出这一税种的国家。根据这一政策，除居民用电外，所有用电都需上缴气候税，依据其煤炭、油气等高碳能源的使用量来计征，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则可获得税收减免。与之配套的是美国财政部出台的气候税减征措施，企业根据自愿原则，与财政部签订协议核定每年的减排污染物目标，企业如按时完成减排目标，可减免80％的气候税。气候税及其相关配套措施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所取得的效果非常令人满意，英国多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与财政部签订了协议，许多企业还超额完成了减排任务。2003年，英国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以能源白皮书的形式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2009年4月，英国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约束“碳预算”的国家，明确提出2008-2022年期间，每5年为1个周期，设立3个减排时间段。提出了降低碳排放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减少34%，到2050年减少80%。2009年6月17日，英国正式公布了发展“清洁煤炭”计划的草案。主要对象是以煤炭为燃料的火电厂，要求英国境内新设煤电厂必须首先提供具有碳捕获与封存能力的证明，每个项目要有在10～15年内储存2000万t二氧化碳的能力，对此，政府会考虑给予相关财政激励。此外，还要求新煤电厂及时更新相关设备，将碳捕获与封存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如果没有达到相关要求，将采取限制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运行时间等措施，以确保达到减排目的。如今，英国又正式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及一系列配套方案，率先迈出低碳经济实质性的一步。正如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edmiliband所说的，“我们正在推出一张路线图，旨在规划从现在到2020年及以后该怎么做”。英国商务大臣Lordmandelson也揭示了低碳计划的最终目的：“全球低碳产业的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英镑，并在不断增长，我们决定通过制定清晰的政策，使英国在经济和环境两方面同时受益”。英国还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大力促进低碳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2001年，英国成立碳信托有限公司（Carbontrust)，主要资金来源于气候变化税、收益循环投入，目前已累计投入3.8亿英镑，主要用于促进研究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3个方面。该公司成立以来，已帮助众多英国公司累计减排1700万t，节省能源支出超过10亿英镑。另外，英国还致力于开辟新的清洁能源。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在技术研发和运用上注重利用海洋资源，其海上风能、海洋能源等开发利用居全球领先水平。苏格兰地区拥有世界上第一个海洋能源中心和第一个并入电网的商业波浪能发电站，同时拥有欧洲最大的陆地风电厂，提供苏格兰总电量的2％。
三、深入分析
英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急先锋，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全球低碳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从政策法规建设、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到国民认知等诸多方面，英国都处于领先位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更是加快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那么，在当前世界各国因注入巨额资金救市，导致国家财政普遍“差钱”的背景下，英国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屡屡推出重大政策方针，究竟是出于哪些考量？综合多方资料，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
1.在短期内低碳化带来的经济
刺激将有助于英国走出当前经济危机，而从长远看来，英国着手推进“低碳经济”符合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趋势，不仅有望缓解气候问题，还能够帮助英国企业在未来的低碳大产业中占据先机，进而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受金融危机冲击，英国经济于2008下半年正式陷入衰退。2009年以来，英国经济依然步履维艰，衰退程度进一步加深：一季度GDp环比下滑了2.4％，是自1958年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单季跌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年6月份公布的最新预测指出，2009年英国经济将出现4.3％的负增长，大于美国2.8％的降幅。另外，英国的就业形势也急剧恶化，在截至2009年5月的3个月里，英国失业人数上升到238万，失业率为7.6％，达1997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摆脱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已成为英国当前的第一要务，英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以发展新能源和鼓励科技创新为重要特征的“低碳经济”不仅符合当前油价高企、气候变暖等问题对节能和新能源技术的迫切要求，还将产生一轮强大的生产需求，极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有望成为未来英国经济复苏的重要突破口。这也是当前英国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步伐的根本原因。从短期来看，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可从3个方面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进而助力英国经济复苏。第一，可有效促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英国政府的政策刺激下，英国国内和外国的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对英国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投资增加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英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另外，布朗表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使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增加50％，达到15亿英镑。第二，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可促进生产和消费。英国2009年6月17日公布的“清洁煤炭”计划便是针对煤电厂的技术改造计划，要求煤电厂具有捕获与封存Co2的能力。评估认为，这一计划将在工程、制造等领域提供3万～6万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它对英国经济的价值将达到每年40亿英镑。另外，汽车产业中兴起的电动汽车、生物燃料汽车，也是传统产业向低碳化发展的范例，将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第三，可通过碳排放交易获利。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等规定，没有减排指标的发展中国家或减排工作做得较好的机构，可以将碳排放配额拿到市场上交易。英国可以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将多余的碳排放配额出售来获利。从长远来看，一旦新能源技术获得突破，英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会下降，其二氧化碳排放也将随之趋稳甚至下降，气候变暖问题将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英国的现实基础也为进一步推进“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之前的政策法规建设、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到国民认知等诸多方面的良好发展，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全体企业、公共部门和居民为主体的“低碳经济”互动体系。这种体系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为英国当前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