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概念篇1
论文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of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comparativesociologyof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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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犯罪概念分立；犯罪行为分类；重罪；轻罪；刑事过错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一直使用的统一犯罪概念应当分立，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犯罪概念分立的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的评价标准更为清晰、明确，使犯罪概念的总标准与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
犯罪概念在全部刑法中是指导性的概念，刑法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和前提的。纵观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犯罪概念五十余年的研究，其主要方向是放在对犯罪本质——阶级性、犯罪的定义和特征上，即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的精辟论述为基点：“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1)，“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2)，从而彻底摆脱了旧法学的桎梏，实现了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犯罪的阶级本质和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规律，确立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以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条规定为标志，确立了犯罪的定义和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总标准。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第12条基本沿用了这一犯罪概念和定义，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建立科学的刑法学体系和深入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指导司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状况迅猛变化，各种新的犯罪现象亟待研究，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刑法典的修订任务繁重，刑法理论界对犯罪类概念的研究停滞。与此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典后，刑法修订时来不及遐顾和疏漏之处的问题逐步显现。“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3)为了适应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和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使我国刑罚的尺度更加准确，使罪与刑更加相当，也使刑罚处罚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我们应当对我国刑法犯罪概念的类别划分加强研究，将我国刑法和刑法学中一直使用的统一的犯罪概念分立，即按照社会危害性性质和程度实行犯罪行为分类，设立分立的犯罪类概念。参考国外立法例和结合我国实际，犯罪行为可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三大类。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是重罪；依照刑法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轻罪；依照刑法可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适用保安处分、免予处罚的是刑事过错。
一、统一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分类
犯罪分类，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犯罪划分为若干种类。在刑法理论上，对犯罪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来分类；二是按照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来分类。作为犯罪概念的分类，是指按犯罪行为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所进行的犯罪分类。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并将其纳入犯罪概念之中，使犯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且从社会学、犯罪学的另一高度，使其真正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成为认识和区别各类犯罪、违法和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的总标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多将犯罪按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侵害程度分为几类，如重罪、轻罪、治安(违警)罪等。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法律以违警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英国刑法汇编》第二章犯罪分类与其罚则之普通规范第20条规定：“每一犯罪不为叛逆罪，即为重罪或为轻罪”。1941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凡法律规定单独处监禁或拘役，或者监禁、拘役任选一种并科罚金，或者监禁和拘役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犯罪；凡法律规定单处拘留或罚金或者两者任选一种，或者拘留并科罚金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均认为是违警罪”。另外，在一些国家实行犯罪分类，采取分立的犯罪概念中，使用了刑事过错或刑事罪错的概念(通常是指可判处剥夺自由刑1年或6个月以下刑罚的行为)用以代替轻微犯罪行为概念，并将其作为犯罪概念分立化——犯罪行为分类的类别之一种，规定在刑法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比较传统的观点是重视统一的犯罪概念，而相对忽视对犯罪概念进行分立的研究，甚至将犯罪分类同资产阶级法律概念的形式主义相联系。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就曾说过，当法律提供了犯罪的实质概念时，犯罪的形式标准就失去了意义。苏联从第一次制定刑法典开始，就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1950年代以前曾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1950年代初就都取消了，而仿效前苏联，给犯罪作了一个统一的立法定义。我国1979年制定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一直使用的是统一的犯罪概念。
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统一的犯罪概念逐渐让位于分立的犯罪概念。如保加利亚1969年刑法典，把犯罪分为了两个范畴——严重的犯罪和不太严重的犯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被法律规定将剥夺自由不少于3年的行为，不太严重的犯罪指那些按法律规定要被剥夺自由3个月以上，限制自由3个月以上或罚金5000兹罗提以上的行为。按法律规定，剥夺自由少于3个月或罚金少于5000兹罗提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们知道，刑法首先注重的是犯罪行为，然后才是犯罪的主体情况。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为了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就有必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这是实现责任个别化、层次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罪重界限的必然要求。实行犯罪分类，能有区别地认定犯罪，为恰当地适用刑罚提供明确的标准和界限。
二、犯罪概念分立化的价值和功能作用
分立的犯罪概念与统一的犯罪概念相比较，对犯罪的本质和特征在阐释上并不发生改变，其价值在于使社会对犯罪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更为清晰明确，使犯罪概念这一界定罪与非罪、违法、过错的总标准与犯罪构成具体标准相衔接，为刑事责任追究、刑罚处罚个别化、多层次化提供基础。因此，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功能作用在于：
1.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可使立法者更加有区别地去评价各种犯罪行为，如实施犯罪时行为主体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的严重程度等各种犯罪情节；使司法工作人员更加细致地去区分犯罪行为中危害性程度的各种细微之处，更加准确地适用刑罚。
2.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将全部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对刑罚将产生实体法律后果，为轻罪和刑事过错规定出更为便利的服刑制度，可更广泛地适用缓刑、剥夺自由刑以下的刑罚和剥夺权利刑、社会公共劳务刑等刑罚，以及各种形式的免予刑事处分。
3.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对刑罚的执行产生重大影响。犯罪概念分立后，因轻微犯罪被判刑的人的劳动、改造、教育，都可专门进行。如匈牙利刑法典规定，因刑事过错被剥夺自由应在普通管束的改造地服刑。这种剥夺自由刑，允许被判刑人在改造场所地界内自由走动，受监督和监管的程度最轻。对那些因实施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犯罪而被判刑的，有许多国家都规定可以在半开放的剥夺自由场所服刑。我国监狱也逐渐在实行少年罪犯、过失罪犯、伤残病罪犯等分关分押，给予较多的自由和照顾。这样，重罪与轻罪的犯人分关分押，避免交叉“感染”，有利于轻罪罪犯接受改造，有利于其将来服刑期满后重返社会。
4.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不仅广泛地涉及许多实体法律后果，而且还影响到程序法的各个方面。对轻罪或刑事过错的这一类犯罪的审理，诉讼程序可按简易程序进行或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在案件审理中，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外，可以不要辩护人、公诉人，并可实行独任制审理，等等。这样做，既可加快案件的审理进度，有利于审判工作，使其及时、简便、易行，也有利于被害人和被告人，社会效果也好。
5.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刑罚的威慑作用不在于它的残酷性，而在于犯罪后被刑罚处罚的不可避免性。及时准确地对各种严重的和轻微的犯罪给予制裁，以震慑社会上一般违法人员，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并使之顺利地回归社会，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刑事犯罪的重要措施。
三、犯罪概念分立化一度成为东欧各国刑法发展的趋势
在犯罪概念分立化问题上，东欧各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其中以匈牙利最具有代表性。匈牙利1950年以前适用旧的法典，实行犯罪三分类：犯罪、刑事过错、违法行为。1950年代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给犯罪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实质性概念。由此，违法行为列入行政法规；刑事过错一部分纳入犯罪名目表中，另一部分转移到行政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里面去。1961年匈牙利刑法典保留了犯罪统一概念。1971年又重新分出了刑事过错概念，这一决定被后来的1978年刑法典采用。匈牙利现行刑法典实行犯罪二分类——犯罪和刑事过错。《匈牙利刑法》第11条规定：“(一)犯罪或刑事过错都是犯罪行为。(二)犯罪是指故意实施的法律规定要处两年以上剥夺自由刑的行为。所有其他行为都是刑事过错。”
20世纪60年代，除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外，前苏联和欧洲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犯罪概念都向分立化发展。民主德国刑法典将犯罪行为分为犯罪和过错，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法定刑幅度作为这种划分的根据。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制定的刑法典，除写进了犯罪概念外，也写进了过错概念。1961年1月1日起施行，1972年增补，1974年修订的《苏俄刑法典》，将犯罪分为严重犯罪、一般性犯罪。波兰则将犯罪分为三类，即：严重的犯罪，处不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一般犯罪，处低于3年剥夺自由刑；轻微犯罪，可免除处罚。其他东欧国家对犯罪的分类同波兰相似。
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性质和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是合理的，这比统一的犯罪概念更有利于准确地区分刑事责任。犯罪概念分立之后，把犯罪行为分成几个范畴，丝毫不会改变犯罪概念本身的实体内容，也不会使其失去法律意义。相反，犯罪行为分类恰恰是反映各种行为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种手段。正如t·霍尔瓦特(匈牙利)所述：“犯罪统一概念的分立化趋势，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各国刑法的一个特点。在一些国家中，分出了两个范畴，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分出了三个犯罪范畴。将犯罪分为几个范畴的根据，是通过法定刑反映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罪过程度。将犯罪分为几种范畴，并不意味着就要制定出某种特殊的、跟过去为犯罪统一概念制定的法律措施不同的调整规则。实施刑事过错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仍然是实施犯罪的那些后果。绝大多数刑事过错都要导致刑罚的适用。按严重程度对犯罪分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解决那些因追究刑事犯罪的责任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果。与此同时，还为更广泛地利用不涉及刑罚的人道的刑法手段提供了可能性。”(4)
作为当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改革和发展的两大趋势——犯罪概念分立化和犯罪的非刑事化，其意义是重大深远的。就犯罪概念分立而言，它从如何评价要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出发，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犯罪概念，是对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犯罪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刑法理论研究成果对各国的立法活动显示出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东欧许多国家和前苏联的刑事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吸取和采纳了犯罪概念分立化的成果，并将其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加以规定。刑法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一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就对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实践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后来经历了“”，但许多规定仍延续至今。
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需要犯罪概念分立化
我国1979年刑法制定颁布后历经十余年，其间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越了三大步。为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司法实践中与各类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22个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并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了修订。97刑法正式施行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飞速发展。但同时，社会差异的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引发犯罪率稳中有升。刑法修订时来不及调整或隐含的一些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已越来越引起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注意。笔者早在1996年全国刑法学会乐山会议上就提出，统一的犯罪概念不修改，许多刑法理论界已成熟的研究成果难以吸收入刑法之中，政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刑法时也难免造成困难和困惑。主要表现在：
1.刑法修订时统一的犯罪概念未修改，确定的“中改”方案中，原刑法基本框架不变，拟纳入刑法修订的十大问题之一——保安处分没有容身之处。行政处罚法制定时，未将劳动教养等作为行政处罚方式进行规定，刑法修订时保安处分又放不进去，最终被挂在空挡上。现在劳动教养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被暂定名为“行政强制性教育措施”，这种教育措施可剥夺人自由达3年以上，其惩罚的严厉程度超过许多主刑和附加刑，且无法可依。如果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分立，设定为重罪、轻罪和刑事过错，而在处罚对应部分，对刑事过错和轻罪之一部分则可设立和适用保安处分，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几十年来劳动教养“有名无分”的尴尬状况，给我国刑法整体框架结构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撑和基础。
2.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难以充分实现刑事责任和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多层次化。当前，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人们行为的多样化，犯罪的内容、形式和手段都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些严重违法、不正之风和工作中的失误与轻微犯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违法与犯罪组合结构，需要在性质认定和处罚上相应有一个多样性、多层次化的刑事法律调整规范。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提出了刑罚处罚的个别化和非刑事化要求。我国刑法一直采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人们一提到犯罪就认为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难以被接受。另一方面，一些轻微犯罪往往不被人们警惕，甚至有不少为其说情、开脱。由于法律对犯罪危害性程度规定的层次不明确，对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未体现出明确的层次，一些剥夺权利刑、资格刑，提供社会劳务刑等刑种难以在刑法中规定，在对一些轻微犯罪进行处罚后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实中轻微犯罪较严重犯罪的比例大得多，但司法机关近年来在适用刑罚上，使用管制、拘役、单处罚金、没收财产等较轻的刑罚并不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轻微的犯罪，尤其是一些轻微经济犯罪并未被定罪处罚。形成了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经济、民事处理代替刑事处罚的突出情况。
3.我国刑法使用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刑法理论界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难以纳入刑法，造成刑法总则、分则脱节。几十年来，刑法理论对一般犯罪构成和特殊犯罪构成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由于犯罪概念没有程度和层次区分，在故意犯罪形态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适用缺乏明确标准，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分则具体罪名的适用产生困难。如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盗窃未遂，依据司法解释不罚，只有重大盗窃未遂才予追究。一般盗窃预备、中止就更不构成犯罪，那么诈骗、抢夺呢?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对何种预备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明确，也就出现了杀人、爆炸、绑架、投毒预备也无人过问。世界上许多国家明确重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才处罚，我们可以借鉴。实行分立的犯罪概念，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刑事过错，对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对共犯中的从犯、胁从犯；对又聋又哑人或盲人犯罪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甚至不罚，均可划分出一个标准。另外，用刑事过错作为轻微犯罪的概念能为社会广泛接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不过这种过错的严重性已达到应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程度而已。
4.我国刑法实行统一的犯罪概念，使几十年来刑事政策的制定实施处于矛盾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决定》，直至2001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的部署，“严打方针”贯穿二十余年刑事政策的始终，确保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虽然每次“严打斗争”都是指向某几类严重犯罪，但因为刑法中没有重罪、轻罪的划分，难以完全做到重罪重处、轻罪轻罚。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难以体现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个别化和层次化，也导致人们对“严打”方针产生疑虑，甚至遭到刑法理论界一些人的质疑。刑事政策不是艺术，而是一种反映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践。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国家活动，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司法斗争实际，是同犯罪作斗争的科学总结。同时，刑法创制是与犯罪概念相关联的，立法者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据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政策的要求。因此在确定犯罪概念时，要保证国家社会对应给予刑罚制裁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否定评价标准体系清晰明确，应当将统一的犯罪概念修改为分立的犯罪概念，使刑罚处罚达到个别化和多层次化。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重罚”，对一般轻微犯罪则实行轻刑化并结合一些非刑事化处分措施，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严打”与轻刑化、非刑事化相结合的刑事司法之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相辅相成，并适应国际刑事司法改革发展趋势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56.3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6.416.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3
[关键词]生产力制度生产力第一生产力
何谓制度生产力？“制度生产力是制度规范、改善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而激发人们创造力正确发挥的能力”。制度生产力概念能成立吗？
制度生产力概念为我国学者谭忠真，邹东涛教授首提并研究。此概念绝非制度与生产力概念的简单组合，而是关涉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即生产力概念的正确理解，更关涉其基本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尤其是制度与生产力关系的科学把握。然综观二位教授研,可容易发现此概念实为伪概念，若不加以分析批判就可能在流传中“弄假成真”。不过此概念的提出与论证却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制度对生产力发生作用的方式，及良好制度的标准与建设要求，因此又是一个有极积意义的伪概念。
一、制度不是生产力
回答是否定的。所谓生产力，顾名思义即生产的能力。天地万物，谁有生产之的能力？唯有人，一切非人的存在物，包括人创物均不可能具有生产力。人的生产活动是在精神支配下以获取财富为目的的活动，所以生产力即“人类在精神支配下利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获取自身需要的劳动能力”，其核心则是人的创造力。关于生产力即人的生产能力，制度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者也是赞同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生产力是‘生产’满足我们需要的一切‘手段’的‘能力’，是改造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创造人类文明的能力”，当然“这种创造力不是单个人的创造力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的集成创造力”。
该伪概念何以产生呢？那是由于其提出者将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力等于制度生产力了。毫无疑问，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有的制度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力，有的制度却压抑甚至扼杀人的创造力；同一制度，在这一时期有利于人的创造力发挥，在另一时期却阻碍人的创造力发挥”但能因其重要的作用就将其视为生产力吗？非也，因为制度归根到底是有生命的人生产出来的无生命的规则，若制度生产力概念能成立，则一切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的事物岂不均可称为生产力，尽管其力度要小些。可见制度生产力是一个伪概念。
其实在制度生产力这样的伪概念产生以前，其它的伪生产力概念已“面世”。如，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让?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是生产的三要素，而“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于是他提出了资本生产力的概念，得出后来由马克思加以概括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庞巴维克直接称资本生产更多财富的能力为“物质生产力”，称资本生产更多价值的能力为“价值生产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将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视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此说受到马克思的批判，“无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机器设备、科技资料，无论是作为人的创造力发挥的结果，还是作为人的创造力发挥的手段与条件，都始终是是人的创造力的派生物，受人的创造力的支配”，所以不是生产力要素。以马克思的观点视之，制度生产力概念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因为制度只是生产的环境要素，连生产要素都不是。
二、制度不是第一生产力
所谓第一生产力无非是最重要，最基础的生产力。什么才是第一生产力呢？制度生产力的研究者的答案很简单：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制度何以成为第一生产力呢，为什么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呢？谭、邹二位教授指出因为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的“孵化器”制度，是形成有效组织的“孵化器”，而有效的经济组织是技术创新、产业革命的摇篮。谭、邹二位教授为此寻找了不少例证明，如人类伟大的工业文明的起步――工场手工业初始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的改变，有决定意义的只是生产集中到手工工场，进行了分工、协作而已。再如，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而别的国家却学了去开矿山、修隧道、造枪炮，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发展世界贸易，最后用枪炮，廉价商品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还有同一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而在农奴制下的俄国却湮没无闻。可见“纵观古今，制度创新是技术革命的“孵化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创新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制度是最基本层次的第一生产力”。
前已分析制度生产力是一个伪概念，因此“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自然更是伪概念。但是其说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言，关涉的是制度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确有分析，批判之必要。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吗？非也。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在这个由众多因素组成的系统中，制度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制度是从人的关系演化而来的，它可以规定、确认、强化、调节和控制现有关系，却不能决定关系的产生。社会关系是交往实践的产物，交往活动则由生产活动发轫，归根到底以生产活动为中轴。因此，在生产、关系和制度三者中，制度是一个被决定方面的因素，它的产生、性质由生产、交往决定，它的功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是思想的动物，其行为受思想的影响；人又是情感的动物，情感的交流与融洽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制度可以规定人如何行动，却不能规定人如何思想，不能规定人的观念，尽管它对人的思想、观念有重大影响。制度作为规则是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对非理性的情感显然是力不从心。在碰到思想与情感的问题时，制度运行就不那么顺畅甚至会发生扭曲，所以现实生活经常会出现“该做的没做，做了不该做”的情况。可见，制度对人的制约，激励作用是不完全的，绝不是“第一生产力”。
不错，工场手工业初始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的改变，有决定意义的只是生产集中到手工工场，进行了分工、协作而已。可是产业革命毕竟是以工场手工业的技术为基础的，至于“有决定意义的只是生产集中到手工工场，进行了分工、协作而已”岂不是因为人们的管理，生产的思想或意识的创新或进步之使然。如果制度真的那么神奇，移植先进的制度岂不是能使原始人进行产业革命。不错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中国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同一蒸汽机，只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可是没有这些技术，英国的工业革命何以轰轰烈烈？可见制度的产生、变化最终必以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为先导与基础，所以能被称为第一生产力的只能是科学技术。对此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思也是认同的，他说“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则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
三、伪概念的制度生产力研究具有极积意义
制度生产力虽然是一个伪概念，但其提出者的研究却具有极积意义。
其一,制度生产力研究者充分提示了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包括：（笔者注：制度生产力概念提出与研究者将制度生产力内涵概括为六大方面，其所谓的制度的协同力与更新力只是说明了好的制度应该具有协同性，创新性）一是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价值理念是整合全体人民的意志、愿望、奋斗目标的旗帜，是人民创造力潜意识的动力源泉。二是制度的激励力。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取决于精神状态，而人的精神状态又最终取决于制度环境造成的社会氛围所给予人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影响。三是制度的规范力。制度是规范和保障每个人自由地发挥和发展自己创造力的社会体系。每个人只有遵守制度所体现的社会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才能真正获得其创造力发挥、发展的自由。四是制度的开发力。人们创造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受制于制度规制的社会环境。从人们创造力的生产来看，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条件、方式、内容等，都是人们创造力生产的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由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投资的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产权与报酬制度、教育体制、教育管理制度等制约和决定的。从人们创造力的再生产来看，社会对终身教育的重视与需求，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的机会、条件、程度、方式、内容等都是人们创造力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同样是由制度制约和决定的。
其二，制度生产力研究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应该如何进行制度建设。如，要形成制度强大的整合力，制度所追求、奉行的价值理念，必须具有普遍性，先进性，终极性或永恒性。为此应尽可能创造如下条件：人们最低生存需要和基本发展需要(如基础教育)能得到保障；人们所得的报酬与贡献大致对称；人们对制度拥有公平感；人们对创业具有事业感和成就预期。要提高制度的规范力就必须严格规范立法制度，严格界定和保护产权，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技术手段的改进，严格规范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人们的经营行为。要形成制度强大的培育、开发力，就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造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和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全面造就使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量才使用、适才适用、客观公正的制度。制度影响力实现还要求制度要有较大的协同力，实现此，宪法必须明确体现以保障、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发展为最高宗旨；制度规则应授予最高司法机关独立监督的权力；从制度上鼓励立法机关和制度的各个执行部门、社会团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正在运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进行检讨等。最后，一个良好的制度系统，必须保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这需要在社会大系统内有一个对现实制度运行进行审视、评判的预警系统；在制度的更新上打破利益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樊篱；要围绕更好地保障和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在不同区域、不同组织团体间开展体制、程序层面上制度的自由创新和竞争；对外国的行之有效的一切有利于人的创造力发挥、发展的制度，应尽可能取其精华融入我们的制度体系；国家必须设立制度创新、发明奖励制度等。
参考文献：
[1]谭忠真邹东涛:制度生产力的体系及其测度[J].中国工业经济，2001，（6）
[2]贺汉魂:生产力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人本分析[J].学术交流，2006，（1）
[3]谭忠真邹东涛:社会生产力是制度的生产函数[J].生产力研究，2005（3）
[4]让?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0
[5]马克思:资本论（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6]谭忠真:制度是最基本层次的第一生产力[J].中国工业经济，2000，（6）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4
在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着的被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进程中，建立和完善民商法的任务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仅仅是适应当下经济活动或交易实践的需要提供某些法律承认和法律保护，或者是适应现行经济政策的要求提供某些可替代（或辅佐）行政管理的法律约束或法律调控。如果我们承认未来中国民商法应当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理念、基本制度构架和标准操作规范等角度，去考量这类法律部门的文化特性及发展路向。这也许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这里，我想集中讨论其中的一个侧面，那就是法的思维方式与学术风格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超越概念法学。
一、概念法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当代国际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民法属于大陆法系，特别是深受德国民法的影响。
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是大陆法系的两个主要支系（另一个支系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它们又被称作法典法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概念和法典的内在逻辑体系。这就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理性主义是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共同精神。
就罗马法复兴和近性主义法学思想而论，以下几个要点是重要的：（1）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以个人的法律人格和权利、自由为法律的价值中心；（2）法律的统一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稳定性；（3）法律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在这些要点背后，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法律现象的守恒性，它使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一劳永逸地将各种法律现象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第二，法律价值的单一性，它使人们相信，现行法律秩序所维系的价值体系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因而不允许成立体系外其他价值的合法性。总的来说，法典法系的宗旨，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精密和恒定的规范体系，以确保自由主义的法秩序能够普遍、稳定和永久地存续下去。
与此相适应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方法，是一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方法。在法典法系中，基本的法律规范是用具有高度概括的概念来表达的。这些概念既是社会生活中具体法律现象的抽象，也是法律秩序中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代表。同时，概念也是联结整个体系结构，实现法律规范整合的媒介和纽带。所以，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规范地理解、解释和应用，都必须借助概念，甚至依靠概念。
这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法律思维方法，就是所谓的概念法学。在本世纪前半期，以民法总则为代表的德国民法典模式及其概念法学曾经风靡一时。我国法制现代化发端于清末法律改革，继之以民国创制六法，当时正值德国法如日中天，故深受其影响。新中国的法学，在一定程度上继受前期法制现代化成果的同时，更受前苏联的影响。而以1922年苏联民法典为代表的前苏联民法又是以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尽管它的制定贯彻着与西方法系完全不同的价值和目标。
前苏联的法学，从法学风格上讲，仍然是概念法学。但是，不同的是，它所采用的概念体系是由一套以意识形态教条为中心的独特概念和推理构成的，而且，这种概念体系的功利目标从根本上说不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理念的民事秩序，而是以阶级专政为价值理念的统治秩序。所以，在这套概念体系中，真正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由法律现象归纳的）法学概念，而是（由意识形态衍生的）政治概念。
“文革”以后，中国法学复兴，其法学资料和方法又首先取自前苏联、日本和中国台湾，以及西欧的法典，以后才逐渐引进其他法系的成果。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民法学界，概念法学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那场起于70年代末，几乎持续于整个80年代的民法经济法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商品关系说”为代表的民法学派与以“纵横统一说”为代表的经济法学派，进行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论争。现在，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场论战实质上是社会的体制转轨和文化转型给中国法学带来的一次阵痛。论战的实质，从经济体制上讲，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从文化范型上讲，是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之争。现在，这场论战已经以纵横统一说的失势而告一段落，但都远未完结。就民法方面讲，自我总结的任务亦很繁重。因为，在这场论战中，民法学的学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求生存”（而不是“求发展”）的目标。而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在价值层面上较多地依靠了本学科在概念和逻辑方面的传统优势。因此，民法学在论战中不仅未能实现本学科理论上的中的创新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身的这种发展。
二、当代概念法学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法典法系及其概念法学，其影响力有所衰退，而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是英美判例法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打破了法律现象守恒的神话，从而使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人和德国人带着一劳永逸的愿望精心构筑的概念式法典城堡，在今日已难以见到其当年的风采和神韵。而英美判例法系的灵活务实作风，使它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进取的姿态和创新的活力。
要说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区别，最根本之点，还在于其法律规范的重心不同，前者在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后者在于法律的稳定性。总的来说，判例法系的一套方法和技术，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而法典法系则显得比较僵化、迟钝。目前，在法、德等法典法系国家，原来的法典不仅历经修改、昔日尊容难驻，而且因不敷应用，不得不求助于日益增多的单行法规。而这些单行法规的具体性和操作性，同概念法学的那种抽象、缜密的学究气，显得格格不入。
与法典法系的概念中心不同，判例法系的思维重心在于“解决方案”“（solution）。基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的立场，人们要求不同的案件（或曰，不同的事实背景）必须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判例法的操作方法，就是从以往的相同案件的判例中找出其中的解决方案，然后联系本案的背景和焦点，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确定本案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认为昔日的解决方案同今日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则不妨创立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遇到某种前所未有的事实背景，认为需要为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不妨建立一种新的案由。如果昔日未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在今日被认为有保护之必要，亦不妨创立一个新的判例。通过新判例的问世，宣告一种新权利的诞生。此外，判例法要求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充分阐述理由，故一份判决书往往无异于一本洋洋大观的学术著作。于是，法官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领导着法学研究的潮流。
法典法系和概念法学的困惑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前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冲破了法律价值单一性的桎梏，从而使那种排斥外来价值的封闭式规范体系和崇尚概念、拘泥概念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多元价值并存沟通的时代潮流。
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价值单一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片面追求效率价值（即财富增长的极大化）和个人权利自由价值，而无视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70年代以后，价值多元的局面开始出现。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通过社会化改良运动，树立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权威，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置于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框架中加以调和；另一方面，以宽容和对话的精神，寻求主流价值同各种非主流价值之间的和平共存，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意志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利益与共的文明建设中来。
在东方，包括我们中国，多元价值并存取代单一价值主宰，也正在形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法律制度的观念更新、结构更新和思维方法更新。
判例法在过去的实践中确实表现出它在实现价值并存和利益调和方面的某些优越性。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地断定21世纪将是判例法征服世界之世纪。由于判例法的操作系统依赖着一只庞大而素质精良的法官队伍和一套复杂精致、成本昂贵的诉讼机制，再加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实在是一种难以继受的奢侈品。
介乎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北欧法系是成文法系中的非法典法系，以单行的法规（acts）为主要法律形式。北欧法系的基本风格是实用主义，即法律的制定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故法律条文的设置不求体系完善，但求切实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北欧法系的思维中心，既不是概念（concept），也不是解决方案（solution），而是规则（rule）。这就是说，人们在制定或者适用一项法律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是，在某个具体场合存在什么规则，以及如何解释和应用这些规则。这种以法规（acts）为根据，以规则（rule）为中心，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的思维方法，就是北欧法系的基本特色。目前，在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国家，单行法规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单行法规的制定，既无需拘泥固有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也不受先例的约束，而主要是根据有关的法律政策（legal policy），即立法者对某一领域某些社会关系或社会问题的一般方针和对策。例如，瑞典的货物买卖法，是按照维护交易自由和提高交易效率的政策制定的；而它的消费买卖法，则贯穿着保护消费者和维护交易公平的政策。而这样的区别，在德国、法国的民法典里，则无法体现出来。
这种以规则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法规体系，对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也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比起判例法系来，这种体系有着更大的可移植性。实际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立法大都是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在制定和适用中表现出来的重实际求实效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文化格调，也代表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未来路向。
三、中国民法要超越概念法学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始终处于法文化冲突的困扰之中，追随德国法系的中国民法，由于受概念法学的束缚，长期以来一直被禁锢在法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尚未真正地成为广大民众手中的工具。学者们尽可以批评中国文化的落后的民众的愚昧，但缺乏文化土壤和民众支持的立法毕竟不能说是高明的。因为法律是为全社会制定的，是用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的，它们不应该成为少数人闭门玩味的艺术品。 当年黑格尔曾批评孔夫子的哲学缺乏思辨，只能算作一种常识道德。如果孔夫子当时还在，他一定会对这种德国式的精神贵族的傲慢反唇相讥。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浩然之气。知天命、顺自然，从自身文化体验中获得的人生哲理，哪怕带有某种直观地或者经验的色彩，也丝毫不逊于那些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和自寻烦恼的概念游戏。所以，中国民法要尊重中国的民族性，顺应中国的民情。
中国民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发达市场制度和私权立法的国度里，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其困难可以想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远比学者们想象的强得多。我们可以断言，现代民商法在中国生根发育的生态环境，实在比学者们想见的优越得多。所以，我们还不能把民事立法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统统归咎于外部环境，而应该从法律和法学的自身中寻找一下原因。 我们要首先打破一个神话，就是以为从前移植进来的德国民法及其概念法学方法是先进的、科学的和不容置疑的。其次要打破的一个神话，就是中国人缺乏接受现代法治的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学者们是如何嘲讽、抱怨甚至声讨那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的概念法学，如果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中赢得了怎样的崇敬和推崇，我们就不会把超越概念法学看成是愚昧，也不会把尊重本国文化看成是保守。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制定我国的民法典，也不否定概念法学的学术贡献。所谓超越，不过是针对这类立法形式和法学思维方法对我们的束缚而言。而这种束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们自己的某种心理障碍或者认识缺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博大包容的文化情怀，以及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加高雅的文化品味，以便在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基础上，发挥中华民族素来具备的文化综合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 超越概念法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超越法律现象守恒性和法律价值单一性的观点，以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的趋势。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律形式和结构上说，就是要克服法典体系的封闭性和抽象性，在制定作为基本民事权利法的民法典的同时，重视制定适应经济生活实际需要的各种单行法规。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律风格上说，就是不仅要关心法律的概括性、逻辑性和稳定性，而且要关心法律的直观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应更多地强调重实际讲实效的务实风格。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学思维方法上说，就是要摆脱单纯概念中心的模式，吸收判例法系解决方案中心和北欧法系规则中心的某些有益经验，同时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取各个法系的优秀成果，借以开阔思路，繁荣创作。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5
在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着的被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进程中，建立和完善民商法的任务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仅仅是适应当下经济活动或交易实践的需要提供某些法律承认和法律保护，或者是适应现行经济政策的要求提供某些可替代（或辅佐）行政管理的法律约束或法律调控。如果我们承认未来中国民商法应当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理念、基本制度构架和标准操作规范等角度，去考量这类法律部门的文化特性及发展路向。这也许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这里，我想集中讨论其中的一个侧面，那就是法的思维方式与学术风格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超越概念法学。
一、概念法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当代国际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民法属于大陆法系，特别是深受德国民法的影响。
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是大陆法系的两个主要支系（另一个支系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它们又被称作法典法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概念和法典的内在逻辑体系。这就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理性主义是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共同精神。
就罗马法复兴和近性主义法学思想而论，以下几个要点是重要的：（1）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以个人的法律人格和权利、自由为法律的价值中心；（2）法律的统一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稳定性；（3）法律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在这些要点背后，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法律现象的守恒性，它使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一劳永逸地将各种法律现象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第二，法律价值的单一性，它使人们相信，现行法律秩序所维系的价值体系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因而不允许成立体系外其他价值的合法性。总的来说，法典法系的宗旨，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精密和恒定的规范体系，以确保自由主义的法秩序能够普遍、稳定和永久地存续下去。
与此相适应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方法，是一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方法。在法典法系中，基本的法律规范是用具有高度概括的概念来表达的。这些概念既是社会生活中具体法律现象的抽象，也是法律秩序中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代表。同时，概念也是联结整个体系结构，实现法律规范整合的媒介和纽带。所以，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规范地理解、解释和应用，都必须借助概念，甚至依靠概念。
这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法律思维方法，就是所谓的概念法学。在本世纪前半期，以民法总则为代表的德国民法典模式及其概念法学曾经风靡一时。我国法制现代化发端于清末法律改革，继之以民国创制六法，当时正值德国法如日中天，故深受其影响。新中国的法学，在一定程度上继受前期法制现代化成果的同时，更受前苏联的影响。而以1922年苏联民法典为代表的前苏联民法又是以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尽管它的制定贯彻着与西方法系完全不同的价值和目标。
前苏联的法学，从法学风格上讲，仍然是概念法学。但是，不同的是，它所采用的概念体系是由一套以意识形态教条为中心的独特概念和推理构成的，而且，这种概念体系的功利目标从根本上说不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理念的民事秩序，而是以阶级为价值理念的统治秩序。所以，在这套概念体系中，真正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由法律现象归纳的）法学概念，而是（由意识形态衍生的）政治概念。
“”以后，中国法学复兴，其法学资料和方法又首先取自前苏联、日本和中国台湾，以及西欧的法典，以后才逐渐引进其他法系的成果。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民法学界，概念法学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那场起于70年代末，几乎持续于整个80年代的民法经济法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商品关系说”为代表的民法学派与以“纵横统一说”为代表的经济法学派，进行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论争。现在，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场论战实质上是社会的体制转轨和文化转型给中国法学带来的一次阵痛。论战的实质，从经济体制上讲，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从文化范型上讲，是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之争。现在，这场论战已经以纵横统一说的失势而告一段落，但都远未完结。就民法方面讲，自我总结的任务亦很繁重。因为，在这场论战中，民法学的学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求生存”（而不是“求发展”）的目标。而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在价值层面上较多地依靠了本学科在概念和逻辑方面的传统优势。因此，民法学在论战中不仅未能实现本学科理论上的中的创新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身的这种发展。
二、当代概念法学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法典法系及其概念法学，其影响力有所衰退，而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是英美判例法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打破了法律现象守恒的神话，从而使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人和德国人带着一劳永逸的愿望精心构筑的概念式法典城堡，在今日已难以见到其当年的风采和神韵。而英美判例法系的灵活务实作风，使它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进取的姿态和创新的活力。
要说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区别，最根本之点，还在于其法律规范的重心不同，前者在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后者在于法律的稳定性。总的来说，判例法系的一套方法和技术，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而法典法系则显得比较僵化、迟钝。目前，在法、德等法典法系国家，原来的法典不仅历经修改、昔日尊容难驻，而且因不敷应用，不得不求助于日益增多的单行法规。而这些单行法规的具体性和操作性，同概念法学的那种抽象、缜密的学究气，显得格格不入。
与法典法系的概念中心不同，判例法系的思维重心在于“解决方案”“（solution）。基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的立场，人们要求不同的案件（或曰，不同的事实背景）必须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判例法的操作方法，就是从以往的相同案件的判例中找出其中的解决方案，然后联系本案的背景和焦点，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确定本案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认为昔日的解决方案同今日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则不妨创立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遇到某种前所未有的事实背景，认为需要为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不妨建立一种新的案由。如果昔日未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在今日被认为有保护之必要，亦不妨创立一个新的判例。通过新判例的问世，宣告一种新权利的诞生。此外，判例法要求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充分阐述理由，故一份判决书往往无异于一本洋洋大观的学术著作。于是，法官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领导着法学研究的潮流。
法典法系和概念法学的困惑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前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冲破了法律价值单一性的桎梏，从而使那种排斥外来价值的封闭式规范体系和崇尚概念、拘泥概念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多元价值并存沟通的时代潮流。
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价值单一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片面追求效率价值（即财富增长的极大化）和个人权利自由价值，而无视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70年代以后，价值多元的局面开始出现。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通过社会化改良运动，树立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权威，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置于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框架中加以调和；另一方面，以宽容和对话的精神，寻求主流价值同各种非主流价值之间的和平共存，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意志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利益与共的文明建设中来。
在东方，包括我们中国，多元价值并存取代单一价值主宰，也正在形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法律制度的观念更新、结构更新和思维方法更新。
判例法在过去的实践中确实表现出它在实现价值并存和利益调和方面的某些优越性。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地断定21世纪将是判例法征服世界之世纪。由于判例法的操作系统依赖着一只庞大而素质精良的法官队伍和一套复杂精致、成本昂贵的诉讼机制，再加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实在是一种难以继受的奢侈品。
介乎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北欧法系是成文法系中的非法典法系，以单行的法规（acts）为主要法律形式。北欧法系的基本风格是实用主义，即法律的制定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故法律条文的设置不求体系完善，但求切实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北欧法系的思维中心，既不是概念（concept），也不是解决方案（solution），而是规则（rule）。这就是说，人们在制定或者适用一项法律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是，在某个具体场合存在什么规则，以及如何解释和应用这些规则。这种以法规（acts）为根据，以规则（rule）为中心，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的思维方法，就是北欧法系的基本特色。目前，在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国家，单行法规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单行法规的制定，既无需拘泥固有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也不受先例的约束，而主要是根据有关的法律政策（legalpolicy），即立法者对某一领域某些社会关系或社会问题的一般方针和对策。例如，瑞典的货物买卖法，是按照维护交易自由和提高交易效率的政策制定的；而它的消费买卖法，则贯穿着保护消费者和维护交易公平的政策。而这样的区别，在德国、法国的民法典里，则无法体现出来。
这种以规则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法规体系，对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也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比起判例法系来，这种体系有着更大的可移植性。实际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立法大都是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在制定和适用中表现出来的重实际求实效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文化格调，也代表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未来路向。
三、中国民法要超越概念法学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始终处于法文化冲突的困扰之中，追随德国法系的中国民法，由于受概念法学的束缚，长期以来一直被禁锢在法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尚未真正地成为广大民众手中的工具。学者们尽可以批评中国文化的落后的民众的愚昧，但缺乏文化土壤和民众支持的立法毕竟不能说是高明的。因为法律是为全社会制定的，是用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的，它们不应该成为少数人闭门玩味的艺术品。当年黑格尔曾批评孔夫子的哲学缺乏思辨，只能算作一种常识道德。如果孔夫子当时还在，他一定会对这种德国式的精神贵族的傲慢反唇相讥。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浩然之气。知天命、顺自然，从自身文化体验中获得的人生哲理，哪怕带有某种直观地或者经验的色彩，也丝毫不逊于那些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和自寻烦恼的概念游戏。所以，中国民法要尊重中国的民族性，顺应中国的民情。
中国民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发达市场制度和私权立法的国度里，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其困难可以想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远比学者们想象的强得多。我们可以断言，现代民商法在中国生根发育的生态环境，实在比学者们想见的优越得多。所以，我们还不能把民事立法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统统归咎于外部环境，而应该从法律和法学的自身中寻找一下原因。我们要首先打破一个神话，就是以为从前移植进来的德国民法及其概念法学方法是先进的、科学的和不容置疑的。其次要打破的一个神话，就是中国人缺乏接受现代法治的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学者们是如何嘲讽、抱怨甚至声讨那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的概念法学，如果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中赢得了怎样的崇敬和推崇，我们就不会把超越概念法学看成是愚昧，也不会把尊重本国文化看成是保守。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制定我国的民法典，也不否定概念法学的学术贡献。所谓超越，不过是针对这类立法形式和法学思维方法对我们的束缚而言。而这种束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们自己的某种心理障碍或者认识缺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博大包容的文化情怀，以及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加高雅的文化品味，以便在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基础上，发挥中华民族素来具备的文化综合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超越概念法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超越法律现象守恒性和法律价值单一性的观点，以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的趋势。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律形式和结构上说，就是要克服法典体系的封闭性和抽象性，在制定作为基本民事权利法的民法典的同时，重视制定适应经济生活实际需要的各种单行法规。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律风格上说，就是不仅要关心法律的概括性、逻辑性和稳定性，而且要关心法律的直观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应更多地强调重实际讲实效的务实风格。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学思维方法上说，就是要摆脱单纯概念中心的模式，吸收判例法系解决方案中心和北欧法系规则中心的某些有益经验，同时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取各个法系的优秀成果，借以开阔思路，繁荣创作。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6
【关键词】历史概念；学科能力；生成
如何强化历史概念教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教师引导学生理清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
历史概念一般包括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历史事件的性质、特征、影响等诸多因素。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准确梳理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为全面准确理解历史概念奠定基础。
以必修2《罗斯福新政》为例，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厘清该概念的内涵、外延。时间，1933年～1939年；地点，美国；人物，罗斯福；事件（措施），整顿财政金融体系、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调整农业、加强社会救济、保障体系、推行以工代赈、加强社会立法；性质，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特征，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影响，使美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缓和，避免走上法西斯的道路，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这样，通过教师引导学生梳理这些历史要素，学生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的时间、地点、人物、措施、影响等外延就有了准确把握，同时学生也能理解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的内涵。
二、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对于这些历史概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比较的方法帮助学生厘清历史概念。
所谓比较，就是把同类历史概念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点，从而把握历史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属性。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个历史概念同属于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很多学生容易混淆。教师可以试着从“划分标准”、“传承的方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定性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就容易得知：分封制是以血缘为主要划分标准、以世袭方式进行传承，对中央政权来说，分封的诸侯很强的独立性；郡县制则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以皇帝的任免作为主要的传承方式，对中央政权来说，地方郡县完全听命于中央。这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学生就能够准确把握同类历史概念相同的本质和不同的特征。
三、教师引导学生分解复杂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复杂的历史概念无从下手，难以全面把握。这时，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概念进行分解。
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历史概念，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学生把握起来比较困难。教师这时引导学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解为强化皇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为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两个概念，引导学生列举出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史实：君主专制制度，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设立、清朝军机处的设置；中央集权制度，秦朝的郡县制、元朝的行省制度。进而引导学生总结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
四、教师引导学生构建历史概念体系
历史事件不是孤立、零散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样，历史概念的存在也不是孤立、零散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历史概念置于历史知识网络中去，实现历史概念的体系化、网络化。只有这样，历史概念才能长时间的留在学生的记忆中也就不会陷入历史知识、历史概念一背就会，过两天就忘的怪圈。
比如必修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知识点复杂，历史发展的阶段多，学生很难入手。教师可以从构建概念体系入手，问题就迎刃而解。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概念体系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运动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子历史概念。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概念体系包括19世纪60、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1912年～1919年，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927年～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1937年～1945年，民族资本主义日益萎缩、陷入绝境等子历史概念。构建了完整的历史概念体系，学生也就能够准确理解同一概念体系下诸多历史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真正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五、历史概念教学也应注重学生的生成
由于历史课时的减少，不少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走“捷径”，直接把重要的历史概念印制成读案，学生在课堂俨然成了一个“背书匠”，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历史概念教学不应是灌输式、填鸭式，而应该是启发式、生成式。只有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学生才能对历史概念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全面把握历史。
比如必修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中“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一上位历史概念的把握。首先，教师可让学生先迅速浏览全文，引导学生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产业结构、经济模式等角度整体把握，然后教师给出“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图”，引导学生分析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概括美国经济阶段发展的原因，从而学生生成二战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调整的子概念特征。这样，通过学生的生成，历史概念就能牢记于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历史概念教学这一课堂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学生学科素养、能力的提升和高效课堂的打造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7
关键词：资本；市场经济；社会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C91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135－05
建国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经历了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伴随着这一艰辛曲折的探索历程，人们对资本的理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从而拓展了资本概念的内涵，深化了对资本现象的认识，客观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对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实现对资本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待资本的认识与政策有过较大的变化。建国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利用、限制并改造民族资本的政策，逐步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之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的公有制，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甚至认为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与交换，否认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1959年反思“”和化运动，经济学界曾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与价值规律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如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性、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与重要性等①。
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对“资本”一词仍然讳莫如深，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的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因此，资本范畴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取代“资本”的是“资金”范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互助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翻译列宁著作时，也有意无意地将某些地方的俄文“资本”一词译为“资金”②。真正有突破性的观点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卓炯同志提出的，他批判了苏联的产品经济论，创立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卓炯认为，商品经济是组织生产的工具形式，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由社会分工决定其存亡，由所有制形式决定其社会性质和特点。因此，他承认社会主义也有商品经济，主张把计划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系列范畴，其中就包括具有增殖含义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1961年，他的《从资金的循环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质》一文运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循环，论证了商品生产的普遍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质。他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原理，只要把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资本，改变为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资金，全部都是适用的，而且客观上也是如此的”③。尽管当时他所使用的仍然是“资金”范畴，但是，通过论述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的职能、阶段与形态，他揭示了资金循环与资本循环的共性与差异，认为二者在循环过程中都创造使用价值、增殖价值，所不同的是，资本循环是为剩余价值服务的，而资金循环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因此，卓炯实际上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同样具有价值增殖的属性，从而主张在社会主义企业中重视经济活动的资金循环过程，完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独创性与深刻性。然而，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些真知灼见在当时被人们所误解，甚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简单否定与排斥长久地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
应该说，长期以来“资本”范畴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对立，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所面临的难题，即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结束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时，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普遍的反思，从高层领导到理论界，围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市场经济”逐渐闯入人们的视野，套在“资本”身上的枷锁才逐渐有所松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最终被正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这一决定是对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难题的突破性解答，它不仅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还提出要通过资本市场发展融资。此后，“资本”一词经常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当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引入作为资本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发展并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引导国内外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这些提法不仅表明我们党驾驭与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水平在不断提高，还展现了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具备的开阔视野与开放态度。
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使得与资本相关的经济现象应运而生。经济生活领域的变化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理论界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与论证。在此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的争论。以此为契机，人们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与运用经历了较为深刻的转变。
首先，“社会主义资本”的讨论促进了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与运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资本现象。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思路。为此，国内经济学界从不同角度概括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性质、内涵与层次，围绕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反对将资本和剩余价值当作经济范畴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④。而更多的学者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阐发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丰富内涵。有学者认为，由于所处时代的特点与写作《资本论》的特定目的，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概念的阶级含义，但这绝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的唯一含义，在资本概念中存在着“生产一般”，它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⑤。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中形成了多个资本概念，包括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权力、一种价值、一种经济制度、一种剥削手段等六个方面，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容分割的概念体系⑥。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价值增殖的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和经济结构，他的资本概念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和多维度的复杂系统⑦。
应该说，以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为基础，运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现象，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思路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所认同。有学者区分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一般与特殊，认为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⑧。也有学者提出了“资本中性论”，认为资本本身是中性的，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可以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因而没有“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之分⑨。还有学者运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分析资本，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力角度而言，它是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讲，它在一定社会中必然体现出为该社会服务的属性⑩。
其次，随着讨论的深入，国外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进入国内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是马克思资本概念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同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资本”的进一步思考促使人们考察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经济学渊源，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并逐渐将视野延伸到现代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一方面，国内经济学界主要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范畴及其对马克思资本概念形成的影响，辨析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的差异。有学者详细考察了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资本问题的探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兴起以后资本理论的发展???，还有学者归纳了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十种资本理论???。这些研究基本囊括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资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概括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范畴的特点、共性与局限，比较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资本理论的价值论基础与逻辑分析思路???，阐明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特征。主要看法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从技术经济角度理解资本，把资本看作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种由经济社会产出的投入，从而集中研究了资本的要素功能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资本，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不仅论述了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相继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资本概念的内涵，扩展了资本概念的外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知识、技术以及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西方经济学逐渐由对物质资本的关注转向对熟练工人、高科技与知识的重视，提出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概念。“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者受到的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知识资本”则是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对传统资本概念的发展，它把员工知识与忠诚、企业信誉、顾客满意、产品创新、专利和商标等为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的非物质因素视作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上个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概念逐渐被国内学者所接受，并广泛运用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经营管理、资产评估、高校管理等诸多领域。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尽管“社会资本”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广义上它包括所有有利于以共同受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被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贫困、公共产品、创业、企业绩效等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领域。近年来，有国内学者自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展开调查与研究，并致力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化。在西方，布尔迪厄不仅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首创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用以指代包括个人修养能力、文化商品等客观状态，以及教育资格等体制状态在内的，有助于帮助个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源。“文化资本”的技术向度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在我国，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运用文化资本概念探讨社会流动、教育公平、高等教育、企业管理、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城市规划、知识分子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人力资本理论、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为基础，美国学者Seligman在2002年首次提出“心理资本”概念，将那些导致个体积极行为的心理要素纳入资本的范畴，从而引发了关于心理资本的探讨。一般而言，作为积极心理学范畴，心理资本强调个人的力量和积极性，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甚至将所有能够给个体与组织带来积极结果的心理和行为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开发、利用员工的心理资源，使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目前国内外心理资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心理资本概念的界定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概念一样，“心理资本”的提出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各种非物质资源。此外，旨在反映、活动与制度对社会经济与个体生活的多方面影响的“宗教资本”或“灵性资本”概念也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宗教学界初现端倪???，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再次，对资本概念的考察逐渐上升为哲学文化层面的反思与批判。主要在经济学界展开的“社会主义资本”的讨论，不仅波及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而且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这场讨论通过细致解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挖掘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丰富内涵，其中的理论成果为哲学界所吸收、借鉴，并激起了哲学界的回应与反思。例如，关于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性质、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资本的本质与实体、资本的运动习性与历史作用、资本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等观点，为哲学界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料。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借鉴西方思想界的激进的现代性批判话语，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出现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热潮。这些研究一方面挖掘出资本概念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阐发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批判意义。在现代社会，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它不仅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样式，决定着人们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资本范畴具有三个基本维度，即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的维度和精神生活的维度。在纯粹的物的维度内，资本与消费品一起构成了“经济物品”范畴；在社会关系的维度内，资本是既得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累积效应的载体，可称为社会关系“存量”；精神生活维度内的资本，其首要特征是能将对利润的追求转化为对利润的崇拜???。还有学者主张对资本进行文化哲学式的反思，认为资本作为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资本“文明化”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必须把资本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引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同时，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性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视角与线索。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现实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批判，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激进批判话语的革命性与彻底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意义。
三
回顾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资本的接受与理解，从讳言资本、否定资本到争论“社会主义资本”，从经济学领域研究、多学科关注到文化、哲学层面的反思，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如今，资本已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们常用的理论工具，对资本的批判研究在哲学界进行得如火如荼。展望未来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力量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资本现象，有效利用资本并合理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是摆在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借鉴资本概念嬗变中的经验，无疑能够为未来的研究与决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既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一致，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的探索历程的写照，又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密切联系实际、深入互动交流的发展路径的缩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我们党在结束以后反思“左”的错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客观上为经济生活中的资本现象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资本概念正名，同时也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紧迫的理论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现象的研究，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为突破口，逐渐转向引入与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前沿学说。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其负面效应愈演愈烈，国内哲学界开始从哲学文化层面反思资本现象，致力于阐发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批判意义，在主张发展资本的同时提出了“限制资本”的呼吁。可以说，资本概念的嬗变见证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现实、自由讨论、独立思考的优良传统，更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范例。
具体而丰富的社会生活无疑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直接的研究对象，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共同攻关。以资本现象为例，如果说资本的自我增殖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那么，不同学科的资本概念毋宁说是资本的幽灵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表现。因此，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有助于扩展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野，丰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具。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客观上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即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味地否定与排斥，还是合理地吸收与消化？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它不仅能与其他各种理论话语进行交流与对话，还能根据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作为一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关注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中介，通过批判性地研究社会科学而实现的，它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吸纳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资本概念为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不仅强调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而且揭示了资本增殖背后的社会机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分析了资本增殖的运行规律，而且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真正秘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同时具有解释功能与批判锋芒，后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与工人阶级解放理论的根本特征。这恰好是西方社会科学大多数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所缺失的，也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所要继承并发扬的。在当前，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还应该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对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进行合理阐发与应用，以进一步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要对资本现象以及形形的资本概念和资本理论保持足够的清醒，应该立足时代精神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揭示其限度与不足，反思资本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效应，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核心理念。
注释：
①参见孙尚清、张卓元、陈吉元：《评我国经济学界30年来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②参见丁世俊：《社会主义下“资本”范畴的使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3期。
③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④宋涛：《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高校理沦战线》1995年第7期。
⑤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⑥廖进球：《对马克思资本观与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再认识》，《当代财经》1995年第12期。
⑦宋醒民：《社会主义市场适用资本范畴试析》，《当代财经》1995年第12期。
⑧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陈其林：《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思考》，《中国经济问题》1997年第2期。
⑨简新华、马迪军：《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⑩侯廷智：《也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凤林教授的《西方资本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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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艳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形成的理论轨迹》，《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8
「摘要公法人是大陆法系法人制度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思维的产物，公法人制度蕴含着思想与方法的历史变迁。其中，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是理性主义思维与权利本体论的必然；而公法人主体地位的明确化则是实证主义方法与法学科学化的结果；公法人的制度化则同现实主义立场与公法认识论变迁紧密相关。「关键词公法人；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团体自古有之，但直到1798年，胡果才第一次在《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一书中提出了明确的法人概念（juristischeperson）.如果说法人概念的确立是现实与法律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公法人概念的缘起则更多地承载着思维的历史必然。作为一种组织类别，公法人由萌生至完备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法学思想不仅为公法人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逻辑与体系上的媒介和催化剂，而且是现实需求在法律体系中的升华与凝练。作为一种思维的产物，公法人制度蕴含着思想与方法的历史变迁。剥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积淀，追溯一种制度的源头与流变是把握它的必然路径，而历史分析是对过去精神现实的一种叙述，只有通过对当时承载思想的现实进行回顾与思考，历史分析才见深刻。因此，在理论视野中了解公法人制度的全貌和发展脉络，只有深入到法学思想的流变之中，将其放置在它所托生出来的理论渊源中来把握，去理解它的实际结构和动机，公法人制度的缘起和变迁方可得到清晰的理解。一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理性主义思维与权利本体论的必然以一贯之的理性主义倾向是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在公法人概念的起源上，理性主义不仅为其积累了充分而体系化的基础理念，而且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维工具，即理性。1.公权力与主观权利的弥合：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启蒙思想家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事物规律的求知和探索，并通过辩论、推理的哲学方法创造出伟大、严密、完整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追究万物共同本源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于大陆法系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法学家从对法律本体追问的角度来形塑理论体系，将主观权利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从而形成以主观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本体论，并以确定不同法律人格的主观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任务。正如狄骥所言，当时“法律、判例和法的学说所奋斗的目标在于确定个人主观权利所获致的限制范围，”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公法的核心问题在于确立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与个人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早在罗马法中，法（ius）这一用语就始终蕴含着法律和权利两种意义。近性主义的法律体系则建立于孤立的自然人的天赋人权之上。认为人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并有自由发展这种活动的能力——即权利，而权利体现为个人意志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理性主义将个人抽象的、理性的主观权利视为法的永恒目的，并从中引申出一种理想的、绝对的法的概念，即理性的自然法观念。在这一法律结构中，主观权利占据最根本的位置，成为一切法律结构永恒的基础，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归属。所有实定法的最高宗旨在于根据立法时法律道德原则，保障个人的“主观权利”。在这种具有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法律体系中，权利成为法律思想的起点与核心命题。其他一切法律概念都以权利概念为支点，整个法律概念体系因此建立在主观权利之上。16—17世纪，同上述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哲学同期存在着另一种理论，即“raisond‘ètat”（执政者理由）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联系，目的在于加强世俗国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加强势必与理性主义的“天赋人权”与“个人自治”相冲突。因此，“17、18世纪思想家的努力方向乃是在自然法的要求与执政者理由（raisond’ètat）的需要之间维持某种形式的平衡或调和”，以谋求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持。在此背景之下，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布丹（jeanbodin）首先提出了主权学说，将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主权，以阐明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布丹指出：主权是国家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狄骥在评论主权的法律性质时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主权意味着掌握在国王手中的一种命令权。他是一种与财产权同类的权利。国王行使主权正象他行使其他的世袭权利一样。主权是一种世袭权利，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至于它是绝对不可分割，也不能转让的。”此后，虽然布丹提出的君主主权观念受到民主思潮的猛烈冲击，但主权概念一直被保留和继承下来，并随之成为近代公法体系的核心。从法律体系的意义而言，主权概念的直接效果在于，使公法与私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主观权利，从而形成了公私法法律思维方法以及逻辑起点的统一。2.公权力归属的追问：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如前所述，主观权利成为近代法律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因此，探求这种主观权利的本质与核心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意志说、利益说、意志利益混合说均不可否认主观权利中意志因素的不可或缺，“主观权利只能是一种通过外在行为来表现自身的意志力量，这种力量向某种客体施加影响，而这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其他意志的尊重。”因此，“主观权利包含着三项要素：一个具有某种意志的主体，他表达着自己的意志；主体的意志所涉及的某种客体或对象；主体之外的其他人，主体对客体施加的影响，而这些人出于对主体权利的尊重而默然承受这种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主观权利都从属于不同的意志主体，而这种意志的主体因法律的认同成为法律主体。对于理性主义的法律体系而言，“如果有主观权利，也就必须有一个主体。”因为，“个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效果的动因，……使行为的效果与之结合”，法律主体的存在目的在于承担相应的法律效果，以便一种意志能产生符合这一目的的法律效果。因此，在以主观权利为核心的近代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成为法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法律是应然法则，只要人类思想还在活动，主体和它结构的法律问题就会是一个伴随法律历史永生不灭的法律命题。”主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毫不例外地应以“意志”为核心，“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一种赋有自觉意志的实体，使它能成为主权的主体，主权的执掌者。”随着君主主权说的彻底否定，无论是法国的国民主权还是德国的国家主权说，共性之处在于通过主权意志的抽象化和人格化，将民主思想、国家理论融合贯通于主权学说，确立主权的法律归属。盘点有关主权归属的论述，主权学说的民主化从霍布斯的集合式“全体意志”[11]中初见端倪，这种全体意志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成长为一种“共同意志”，进而抽象为一个特殊的法律人格“公我”[12].基于大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法国的国民主权学说将这一抽象意志的主体确定为“民族”。认为“民族是主权的原始执掌者，民族是一个人格，具有人格的一切属性、自觉意识和意志。”[13]黑格尔则将卢梭的共同意志进一步抽象化，从而确立了一个理性意志，并将其人格化。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主权的主要执掌者是国家，而国家各个主观的要素（民族、领土、政府）是不可分割的。康德受卢梭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人类为了限制在自然状态下各个个人滥用自由以及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侵害而成立的，“人民和各民族，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需要有一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把他们联合起来服从一个意志，他们可以分享什么是权利。就一个民族中的每个人的彼此关系而言，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构成公民的联合体而言，便组成一个国家。”这种国家的基础就是法律。“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4]这一论述将国家的组成与法律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立宪主义与主权学说的统一。晚后的德国法学家基于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它肯定了主权的原始和唯一的执掌者就是国家本身，而“国家就其保护和显示人民用来在精神上实现共同利益的一切强力来说，它是法律命令所承认的最高法人人格。国家的意志能力就是发号施令的权力；它被称为国家的权力”[15].从而得出国家是固定于一定领土上并组成政府的民族组合团体，是单一而复合的法律主体的结论。这一逻辑结论为进一步确立国家的公法人地位提供了理论积淀。二、公法人主体地位的明确化：实证主义方法与法学科学化的结果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这一潮流对法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为法学方法由理性主义向实证主义的演进。这种实证主义法哲学的出现是对以理性与抽象为基础的传统自然法学的冲击与挑战。他们完全以经验的态度来看待法律，不赞同研究和寻求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认为超出经验的本体论问题应当取消，主张用科学取代哲学，而科学的使命就是发现经验世界中的规律[16].在这一主导思想下，法律实证主义试图将价值这一抽象的理念排除在法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从而把法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以“纯法律研究方法”取代对法律的理想、意图和社会目的的理性探求，并形成了以概念分析为特色的概念法学。在公法领域，公法学者反理性主义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运用“纯法律研究方法”把国家结构中的法律秩序提高到一个新的概念高度，即法人。因此，如果说理性主义为公权力人格化的产生提供了法学赖以存在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则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的逻辑力量，是公法人概念产生的催化剂。1.法人：一个科学体系的标志性概念法人概念的产生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和技术的成熟。实体上的“法人”的诞生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法律层面上“法人”的制度化则是法律技术的体现。完成法人从物质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升华是以实证为主导的概念法学的功绩。概念法学以对人类把握世界理性能力的坚信不疑为认识论的基础，在立法上追求制定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内容完备的法典；以维护个人自由与平等权为出发点，主张限制或取消法律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上要求实现法官对法律严格形式主义的适用。这使得法律规则本身的逻辑成为法律的生命，法律决定主要通过规则体系本身的逻辑推导而不求诸外部价值支援，从而将法律视为相对独立于社会实体性价值和权力的自治系统，并建构了一个抽象的法律体系，用以调整社会关系。致力于把法律纯化为与外在因素独立的理论结构，使法律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概念法学以重视对概念的分析以及法律结构体系的构建为特点，在方法上试图将现代的科学方法引入法学，模拟自然科学的方法将法律概念化、体系化。体系化思想（Systmgedanken）是其重要特征，即通过意义的关联（Sinnzusammenhang），将多样性的事物统一为一个整体，并在对具体材料作分析的基础上，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制度内在的逻辑要求融合，进而凝练、概括为一些抽象的专业术语，用结构概念将法律秩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制度系统，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规则集合，形成概念有机体。这种体系化思维代表人类引用科学方法力争正义的意志，发挥着整合、维持法秩序的作用。概念法学认为，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把某个生活事实归入到某个特殊的概念中的过程。因此，法学家必须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这样一套符号体系既有利于增进法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而且也能够使法学知识区别于没有经过理论加工的社会知识和常识。唯有如此，法学家的特殊性以及法学学科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此，概念法学家致力于从人类的行为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总结这些规律，并将之适用于法律规范中。这一过程是一个从社会事实到语言的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即从经验到概念的过程。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概念法学主导下，法律概念化、体系化成为法学科学化的标志，并最终从社会和人类行为中推导出了“人格”、“法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法律行为”等技术性概念，构成一个概念谱系，并以此为纽带使得法律体系得以前后融通、秩序井然。因此，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技术术语，与其说法人是一件事物，毋宁说它更近似于一种方法，是法学研究方法试图科学化的产物，也是法律体系上升为成熟的独立学科的标志性概念之一。2.国家公法人身份的确立：立宪主义立场与实证主义方法结合的产物在概念法学的实证要求下，公法的首要任务在于将法律因素与所有‘非法律的’存在物彻底分离，通过逻辑的概念建造以获取理性主义主导下公法所欠缺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形成公法概念谱系，并逐步逻辑化、体系化。在概念法学的德国，“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失败创伤中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17]，从而促使法学方法转到实证主义，通过纯净法学方法使法学科学化。在概念法学的实证分析的作用下，首次在公法学中引入了法人概念，催生了国法学中的国家法人说，从而确立了国家作为公法人的法律身份，将法人概念同公权力主体相结合，开创了公法上的主体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传统的公法体系。戈勃和拉邦德是最早将“法律学的方法”运用于公法学的研究的，他们学说中所体现出自然法学的立宪主义立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的结合，成为贯穿于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公法学的源流。戈勃（CarlFriedrichwilhelmvonGerber）在卢梭、黑格尔等所创设的国家抽象法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人的概念，并从法人的角度出发，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国家法人进行法学分析，从而使得“潘德克顿法学”的方法渗入到了公法学研究之中。他坚定地从法学角度思考国家，旨在对教义性的基本概念进行更加清晰、具体、准确论述，其目的在于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所有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考虑的非法学因素清除干净[18]，发展公法的‘基本概念’，并实现公法的体系化。继戈勃之后继续以“纯粹的逻辑性思维”从事公法研究的是拉邦德。他将公法从所有的“附政治的以及国家哲学的理由”中纯化出来，意图建立一个纯净的科学的法学，并使这种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在公法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成文法进行逻辑整理，确立一般性的法律概念，再据此构成一个概念及原则的综合体系。并在实证主义主导下，以法律主体意志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致力于国家人格和国家权力的统一[19]，从而使国家法人学说更趋于完善。此后，耶律内克则在总结与调和的基础上，区分了实然与应然、规范和经验，将国家人格学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国家是由国民所组成的法人团体，它建立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并且被赋予了一种命令的权力。或者用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达方式：国家是被赋予了一种原初的命令权的区域性法人团体”[20].将国家视为公法人除了满足公法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需要之外，其政治含义在于为共同体在法律体系中争取一个具有非价值色彩的科学定位，通过中立化的国家主权理论化解主权在君与主权在民这一矛盾，将“法人机关”学说与官僚体制相呼应，用统一意志与责任，把职能各异的机关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确立国家作为一个意志主体，并用科层制作为组织形态，层级节制作为规制手段，以保障这种意志的一致，借以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三公法人的制度化：现实主义立场与公法认识论变迁的体现虽然，科学化运动确立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但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抽象性的思考会毁灭生命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把生命变成了灰色的理论和概念，并指责潘德克顿法学用形式主义抽空了所有公法概念和制度的政治意义[21].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法国分析实证法学派代表狄骥指出，社会是永远发展变化的，法律只是社会演进的保障体系，同每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法律也处于持续的变迁中，因此，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是终极性的[22]，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的无限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立足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这种认识立场必然反映到公法人制度的研究中，从而将公法人与社会的现实性与发展性相联系，进而承认国家意志之外，其它公法意志主体的存在价值，并为现代公法人制度的确定奠定基础。1.团体主义的法人格理论：公法人繁荣的机会之门现实主义以人的社会性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认为所有关于“法”基础的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18世纪哲学家所说的孤立和自由的存在，他是社会相互关联中的个体。认为人的这种社会性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因此，任何法律学说和理论均应以这一现实为出发点，以脱离传统法学中形而上学的桎梏。基于此种出发点，通过对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生活状况的考察，基尔克格外重视国家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认为团体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人的手段，而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的社会存在。所以，基尔克对社会政策和国家政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认为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离不开无数超越个人的甚至是世代相传的在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组织。立足于这种现实主义立场，基尔克提出了社会法的理念，指出社会法不同于传统的个人法，“社会法是从人的结合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共同形态的内部存在进行整理，从小的团体到大的团体，从低的团体到高的团体，日积月累的建设性的法则；是从夫妻到家庭，从家庭到村落，逐渐向上，逐渐扩大，最终至国家的构造起来的组织法”[23].基尔克在这种社会法观念基础上，从批驳形式主义与个人主义入手，形成其团体人格理论——法人实在说。他在方法论上反对拉班德把法学紧缩为概念的逻辑研究，认为法的体系与概念与法的历史无法分离，法学方法倘若要满足真正的科学要求，它必须同时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方法。并运用历史分析的手法，揭示了团体人格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反对萨维尼的个人主义的认识立场，认为法人应当是‘现实的人格联合体’，是有机统一体，它由个人和其他社团组成，具有固有的目的。它通过自己的“社会法”体系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自主意志和行动，从而它拥有真正的个性，是权利与义务的适当主体。[24]这种社会法理念的目的在于将人的共存性与法的社会性结合起来，实现了法人由个人主义向团体主义学说的过渡，其良苦用心在于强调团体主义的重要性。基尔克这种基于社会法思想的团体人格理论，反映了1866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动机在于将国家视为历史生成的有机体、有意志能力的法律人格、自治社团的联合体，坚持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对国家权力与服从的机械论思想，以社团的国家思想取代君主制和官僚制的国家思想。将统治原则和社团原则相互结合，以便将国家的公共职能分散到各个有机体，实现对平等之下的生活关系进行自治的和自由的塑造[25].这种团体思想在法国公法学家奥里乌（Hauriou）观点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他把“团体”定义为“一种从法律上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持续存在的一种职业或事业单位的观念。”[26]得出国家乃是诸多团体现象中最突出的代表，而非无限集权的实体的结论。肯定了现实中具有自治性与独立性的团体如乡镇、市、同业公会、公共设施等团体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统称为公法人。这种社团法思想根源于社会实践，是对19世纪中期德国社团繁荣，以及以乡镇自治为核心的地方改革的反映，也是对社会自我控制的巨大潜力的学术肯定。在这一背景下，基尔克社团法的基本思想以对社会关系中自治和自由的塑造为目的，反对在公法中片面强调统治因素，从而使公法从起初的以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对峙为核心，转化为研究规范整体的国家与其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社团立场和团体主义精神，具有一种缓冲作用，为社团自治打开方便之门，以此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抗衡和职能分担。2.从主权到公共目的：公法人本质的客观化同样立足于现实以及人的社会性，狄骥以公务学说取代传统的主权学说，对公法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如果说社团思想是对官僚制国家以及行政一体化理论的突破，肯定了以自治为属性的公法社团的法律地位；那么公务学说则是对主权观念的改造，虽然，狄骥意欲通过排除不可证明的“意志”作为权利的本质，进而否定权利、法人等概念，但其公务学说无意中成为明确公共设施等公务组织的公法人身份的理论根源。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利益的连带关系，不断加强的商业联系，智力成果与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都向国家施加了组织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责任。”[27]面对此种情况，国家的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共权力的行使。“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观念之上……”[28].因此，狄骥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在社会连带关系之上建立了他的法治观念以及国家与法的关系，认为不同于建立在先验的、理性主义的个人权利基础的法治原则，这种基于社会连带的法律学说以一种客观的方式确定了法治原则的来源及范围，反映社会相互依存性的客观社会规则，因而被称为国家和法律的客观性学说。在这种客观的公法观念中，狄骥抛弃了主权以及主权人格等所谓抽象的主观概念，认为政府的义务在于组织特定的服务，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并控制这些服务的运作。因此，“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大量规则。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29]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这种变迁反映到法律体系中，体现为一种注重实际的、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正在取代早先那种抽象的主观主义制度。这种客观法观念的确立意味着关于国家的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种新的公务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基于这一观念，狄骥认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而“任何因其与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30]并倾向于从“直接目的”的角度来理解公务活动中的“公共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大量以履行公共服务为目的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以机械的层级隶属为特征的官僚机构，具有一定的意志自主性，且组织形态灵活。这类组织具有特殊的公法意义，但是否可以冠之以公法人的称谓，以及能否以其拥有的“公共目的”为公法人的共同标识？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法律技术问题。随后法国公法学在公务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分权学说，为公法人多元化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水平分权、公务分权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公法人制度。而19世纪末，德国民法典的诞生则进一步促成了公法人概念在实定法中的落实，在塑造民法法人概念的同时，明确了公法人的身份，实现了以“公共目的”为核心的公务观念与法人组织形态的结合[31].其后，在“公共目的”这一基调上，对公法人组织形态的研究成为公法人研究的核心，如奥托？迈耶以“公共目的”为核心，将公共设施界定为一种“手段存在物，它是物的，也是人的，它被确定为在公共行政主体手中连续服务于特殊公共目的公法人。”[32]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公共目的、公用宣示、公共使用权、公法上的养护义务等，创作出《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设施》一书，完成了对公法设施的组织定性，并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构建了德国的公法人制度。因此，将目的与组织形态相结合，从目的的角度构建整个公法体系是现代公法的特点，这种认识角度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公法从主权角度来界定、解读公法人的传统，并使得现代公法人概念得以成立，进而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公法人制度，为公法人制度的完善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23][24]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62页；第115页；第223页；第229页。[11][13][15]（法）莱昂。狄骥著：《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第327页；第423页；第412页；第434页；第438页。[2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第43页；第175页。[20][22][27][28][29][30]（法）莱昂。狄骥：《公法的没变迁》，郑戈译，辽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44页；第369页；第212页；第51页；第8页；第53页；第53页。龙卫球著：《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兼论法律主体预定问题》，发表于《学术界》2000年第3/4期。[12]（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卷，第6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1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139页。[16]宋志明、孙小金著：《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17][18][19][21][25][32]（德）米歇尔。施托莱斯著，雷勇译：《德国公法史》，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第442页；第458页；第460页；第482页；第561页。[31]《德国民法典》第31条和第42条第2款规定民法典适用于公法法人，第89条将公法法人分为公法社团法人、基金会、公法设施。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9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著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 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1．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38
2．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2.292
3．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郭济主.行政哲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吕元礼.行政文化概念浅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
社会制度的概念篇10
一．分层法
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不同的层次，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层次。分层法就是把这些概念分成不同层次，进行层层讲解，从而达到对概念全面深刻的理解。如“按劳分配”这一概念就可分成以下三个层次：（1）分配什么：个人消费品；（2）分配标准：按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来分配；（3）分配内容：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劳不得。还有高二思想政治中的“规律概念也可概括为（1）本身固有的联系；（2）本质的联系；（3）必然的联系这三个方面。其它诸如“农村产业结构”、“剩余价值”等都可用分层来讲解。
二．对比法
对比法就是把两个相近相似的概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一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把易混淆概念区分开来。例如在高一思想政治课中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概念，它们共同点在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范围和程度的不同，前者的范围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后者的范围是“部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如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这三个概念也同样可以从劳动对象、劳动手段、目的以及类四个方面来对比把握，找出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另外第三产业与服务业，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积累与消费，量变和质变，内因和外因等均可用此法来讲解。
三．关系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和周围事物没有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有些思想政治课概念往往是从相互关系中来下定义的，因此掌握相互关系，就可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它们。例如“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就是从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的，物质即“客观实在”，这一“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而意识本质上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这一高度发达高度完善的物质的特有机能，是物质的反映。”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把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从是否承认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来把握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个概念，这样既把握了关系，又从关系中把握概念，对学生来说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四．属和种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