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的概念篇1
一、中学生对体育锻炼兴趣的调查结果
经数据分析得知，有19.1%的学生对体育锻炼是非常喜欢的，有31%的学生选择了“比较喜欢”，有17.2%的学生选择了“喜欢”，有28.8%的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喜欢程度一般，同时还有极少数的学生选择了“不喜欢”。从性别差别上看学生在性别上体育锻炼兴趣存在@著性差异，男生是高于女生的。从年级差别上来看六个年级在体育锻炼兴趣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初一年级在六个年级中是对体育锻炼兴趣最缺乏的年级。
二、中学生对体育锻炼认识的调查结果
经过调查发现，我校的学生对体育锻炼目的的认识79.8%的学生还停留在保持健康，提高免疫力上。仅有31%的学生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对心理进行调试，陶冶情操，增加学习乐趣。在对制约学生体育锻炼的因素方面，学生认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学习任务重，没有时间去参加锻炼，还有学生认为学校的锻炼氛围不够好，自己找不到可以一起锻炼的同伴或团队，这也使得自己更加加重了不锻炼的惰性。所以，大部分的学生还是认为现在的体育锻炼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有固定的时间和器材，以供锻炼。
三、对中学生体育锻炼具体情况的调查
在问卷所列体育锻炼的项目中，有约半数的学生经常参加的是跑步、打羽毛球、骑自行车。并且，他们习惯于同朋友或同学一起锻炼，大部分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方法的掌握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来自于体育老师。周末或节假日学生们的闲暇时间较多的学生选择了帮家长做家务或农活。
四、自我概念与体育锻炼关系的调查
1.自我概念与对体育锻炼兴趣的关系。体育锻炼兴趣越高，在生理自我、心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行动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进而影响到整体自我概念得分水平。这说明体育锻炼的兴趣可以影响到学生对身体、健康状态、身体外貌、技能方面的感受。同时体育锻炼的兴趣对改变学生个人价值及能力等的评价有积极作用。
2.自我概念与对体育锻炼认识的关系。通过对学生体育锻炼的认识程度与整体自我概念的差异性分析发现，选择体育锻炼“用处较大”的学生得分水平要高于其他选择的学生，并具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体育锻炼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状态、身体外貌、技能方面的发展；对其个人价值及能力等的评价更加全面。同时通过体育锻炼学生在与他人交往中的价值感和胜任感表现的更加完善；对自我现况也会更加满意，从而会更主动地去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中来。
3.体育锻炼的强度与自我概念间的关系。经过相关分析得知，体育锻炼的强度与心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批评、自我行动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多重检验得知，在心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批评、自我认同、自我行动方面，选择大强度不持久运动的学生与轻微强度和小强度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看来，体育锻炼的强度变化也会影响到整体自我概念的发展。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2
应该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确立了在农村经济中的决定性战略地位。如果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体系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的话，那么随着体制转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再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寻求农村金融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成为必然，而这种变革和创新是根本性的，非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如何打破既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提高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显而易见，发展体制外的农村民营金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全书在概述已有的农村金融研究、农村民营金融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农村民营金融概念，指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内生出了民营金融的创新主体，农村民营金融的发展是必然的。进而分析农村金融需求以及农村金融供给情况，提出发展农村民营金融是解决资金供求矛盾的关键。从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市场准入、金融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探讨了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检讨和回顾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分析既有的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提出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和对策。在界定农村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制度优势及其发展的必然性。
作者力图在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贯彻理论分析与比较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等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求对农村民营金融的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提出农村民营金融发展的可行操作思路和措施。作者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1.重新界定农村民营金融的概念。农村民营金融指农村地区主要由民间资本构成并掌握着经营控制权进而通过资金的融通活动或借贷活动为农民、农村企业等提供各种服务的金融形式。农村民营金融不仅包括正式金融，而且还包括非正式金融，不仅包括民间金融，而且还包括民有金融。这一界定突破了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村民间金融、农村民有金融等概念仅仅侧重于某一方面农村金融形式的概括，而忽视了另外一些金融形式的局限。特别是明确提出农村民营金融系统包括农村正式金融（民营部分）和农村非正式金融两个部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村民营金融的特点及其制度优势。[Ht5”SS]
2.探讨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状况。重新划分了农村金融需求，并对各种农村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展望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发展趋势。概括了既有的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情况，剖析了既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局限性。描述了农村民营正式金融与民营非正式金融的发展概况，显示出了农村民营金融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竞争力。
3.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通过比较历史和现实中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情况，指出其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种明确的、规范的制度进行监管，从市场准入、金融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探讨了农村民营商业性金融的发展。明确提出农村民营金融作为试点应该实行混业经营。
4.提出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检讨和回顾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分析了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一步指出了目前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所面临的障碍，提出了发展真正的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和对策。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3
一、综述与分析：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的多维度理解
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概念，许多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综合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大都给出了综合性的界定。通过对这些综合性的概念界定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都是对以下三个维度的综合：一是教育发生地域的维度，二是教育对象的维度，三是教育内容的维度。从教育的发生地域维度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界定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刘春生和刘永，他们认为，从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概念综合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可以理解为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学者石伟平在其所著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一书中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是指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实施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与城市及工业发达地区实施的工业、服务业职业技术教育相对的另一类职业技术教育”，他强调农村职业学校必须设在农村。以上观点立足于农村和城市在地域上的明显区别，旗帜鲜明地从发生地的角度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界定，即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是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从教育对象维度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界定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刘春生、王虹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农村职业教育学》（1992年）一书中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是指对农村广大的就业人员和从业人员所进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刘春生、刘永还提出“农村职业教育可以理解为发生在农村，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职业技术教育”。张力跃在《受教育者视界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困境与破解》一书中提出，农村职业教育“以农民子女为主要对象”。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就是农村人口，农村职业学校的生源都是农村学生，这是由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决定的，符合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从教育内容维度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界定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石伟平编写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中认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农业种植、水产、果树栽培、畜牧、蔬菜、花卉、药材等内容。刘春生、王虹在《农村职业教育学》一书中提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是种植、养殖、加工、运输、服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从以上观点看，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应当围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即第一产业来进行设置。尽管刘春生等学者认为应当设置“加工、运输、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相关专业，但总体仍然应当以涉农专业为常规的和主要的专业设置。农村职业教育内容的设置，最初是为了适应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需求，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技术水平。
二、嬗变与冲突：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界定的现实困境
（一）生源枯竭使“办在农村”几近名存实亡
农村职业教育自改革开放至今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历经了从恢复发展到陷入停滞、从鼎盛时期到步履维艰的兴衰起伏，并从曾经多数人的“理想选择”沦落为当前弱势群体的“无奈选择”。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农村职业学校和生源从数量上由充沛到短缺、质量上由优质到低下、结构上由多元到单一的嬗变。改革开放初期，高中教育分流制度的恢复，在生源方面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应当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这一精神，扩大农村职业教育规模成为当时各地教育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1985年国家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在这些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加之市场需求旺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增加最快、生源最好的时期，到农村职业学校就读也成为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生的理想选择。这一时期，全国农村职业技术学校数量由1979年底的2000余所发展到1992年的6900余所，几乎每县都办起了职业学校；农村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由1979年的23万增长到1990年的195.5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高校扩招以及农村中职学校自身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中职学校发展陷入停滞，生源出现了滑坡现象。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化成为企业改革的方向，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也开始被逐渐打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被推向市场，和企业实行双向选择，城市的中专和技工学校在户口、就业等方面的附加价值也随之消失。由于城市中职学校的地理位置、办学条件较之农村中职学校有明显优势，从而使部分农村初中毕业生流向了城市中职。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导致了“普高热”现象和中等职业学校生源的严重流失。从目前的地域分布状况来看，办在农村的职业学校数量锐减，县均只有2所左右，而现存的农村职业学校也普遍存在生源差、办学效益差等诸多问题，有些学校因生源枯竭甚至可能随时停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体制改革使城市职业学校附加价值消失，城市学生大都不愿意上职业学校，生源界限被打破，呈现出农村生源向城市中职学校单向流动的态势。这种生源的单向流动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农村职业学校生源枯竭，难以为继；二是在所有的职业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且占比90%以上。针对这一现状，我们不禁要问，职业教育还有必要办在农村吗？中等职业教育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农村人的中职呢？
（二）市场化导向使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日趋“离农”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余年，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和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农村中职学校开设了农学、种植、水产、果树栽培、畜牧等和第一产业密切相关、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农业生产规律、具有一技之长的合格毕业生。1984年至1992年，农村职业学校共培养毕业生430余万，这些毕业生大多留在家乡工作，并成为科技致富的带头人和农村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从1993年起，由于受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效益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职业学校的总体吸引力大大降低，涉农类专业的招生出现了严重困难。为适应新的形势，很多农村职业学校相继开设了面向二、三产业的专业，如计算机类专业、数控机电、电子商务、宾馆旅游、服装设计等。然而，由于办学资金、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大多农村中职的新设专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训设备、实习场所和优秀的专业教师，这自然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的毕业生往往达不到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和规格，造成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因而这一阶段的农村职业教育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始终坚持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目标。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普高热”，加上长期以来社会上轻农离农思想的影响，以及农村职校毕业生出路较差的现实，使广大农民认为让孩子读高中、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不少农村职业学校纷纷开设普高班来吸引生源、维持生存，还有一些农村职业学校则被迫停办或者转型为普通中学。进入21世纪之后的农村职业教育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失败的，也未能实现“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教育目标。
三、反思与展望：“农村职业教育”的概念何去何从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4
1我国农村人口安全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除了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人类传统的安全观以外，国家的土地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得到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因此，农村人口安全问题必须得到更广泛的重视。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人口问题除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外，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流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农村人口安全是在人口安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关系到我国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的非传统安全。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面临一系列的人口安全问题。即农村生育率问题、农村人口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等。
2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积极意义
2．1建设新农村，有利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我国是农业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稳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维护我国农村人口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进城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农村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目标，是最终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同时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经济。随着城乡合作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有利于城市地区扩大社会再生产。通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向流动，为农村人口安全提供了合理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的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2建设新农村，既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又能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控制人口数量是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前提条件。建设新农村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的生育率，有效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还可以促进农村人口改变传统生育观念，我国的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政策对农村人口数量的控制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科学文化素质，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相比相差很多。建设新农村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强农村人口的素质教育，有效控制农村人口增长，使农村人口安全得到保障，这对扩大农村地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3建设新农村，有利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推广和完善
随着农村人白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其养老观念和养老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转变。我国农村人口达8．69亿，其中60岁以上农村人口大约有6083万人，其绝对数是城镇老年人口的两倍。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关系到广大农村人口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是确保我国农村人口安全的关键所在，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所以除了继续发挥农村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这两种关系方式功能外，还要运用社会养老制度为农民提供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新途径。
3我国农村人口安全对建设新农村的影响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5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GeographyisaweakbranchofHumanGeographyinChina,especiallywithregardtoitstheoreticaldevelopmentandsomebasicconcepts.Firstofall,thispaperanalysesruraldefinit-ionssystematicallyfromamulti-dimentionpointofview(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anoccupationalde-finition,"rural"meansanareawherefarmingisthemainmodeofproduction.asfarasecologicaldefinitionsareconcerned,itmeansasettlementwhosepopulationscaleissmaller,outsideurbanarea,withrurallandscapesshowingunmistakablesignsofbeingdominatedbyextensiveuseofland,andwithdiscretes-patialunitsisolatedfromtheoutsideworld.Socio-culturaldefinitionsareintermsofcleardifferencesinbehaviorandattitudebetweenpeopleinruralandurbanarea,suchaswaysoflife,spatialbehaviorandaspirations.
theauthorthinksthatallthedefinitionsarelackofdelimitationsofruraltotallyandessentially.Ruralcannotbesummarizedbyasimpledefinition,becauseitisacomplicatedandindistinctconception.Difficultiesofdefiningrurallieindynamicevolutionofthewholerural,unconformityamongruralelements,relativitybetweenruralandurban,andrelevantrural-urbancontinuum,whichmakestheboundarybetweenruralandurbanmoreindefinite.toacertainextentruralisregardedasareasdifferingfromurbangreatlyandthedifferencecanbecomparedinmanyaspectssuchasproductionactivities,waysoflife,etc.thecloseextentbetweenurbanandruralrepresentsdifferentstagesofruraldevelopment.
theauthorsuggestsruralityshouldtakeplaceofruraldefinitionsunderthebackgroundofurbanizationintheworldoftoday.Ruralityreferstothemanifestationofruralcharacterswhichtakeurbanascriteriaofreferencewithinaspecifiedarea.theauthordrawshisconclusions.First,everyregioncanbelookedonasaunityofurbanityandrurality.themoreurbanityaregionis,thelessruralityitwillhave.Urbanandruralarecontinuousandthereisnotanybrokenlocalitybetweenthem.Second,thesizeofruralityindextakesurbanasunitofreference.Usingdifferenturbancriteriacanreflectdifferenceofruralityandstagesofits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isconcernedwithscale,indexandmethodwhichareusedinourresearch.
wecanweakensomeruralcharacteristicsandimproveregi-onalurbanityinpracticesuchasvillage-townplanningandregionalplanningbyestimatingruralityindexofdifferentaresa.inordertobefavourabletourban-ruralplanningandman-agementwealsoneedtoputforwardruralcountermeasuresconcernedcorrectly.
【关键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urban-ruralcontinuumrurality
【正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Countyplanning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4](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Guym.Robinson.ConflictandChangeintheCountryside.USa:Belhavanpress,1990.
2 editedbyRodefieldRDetal.translatedbyanZiping,ChenShuhuaetal.ChangeinRural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press,1978.(in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6
关键词：
扎根理论；农家乐；服务质量；上王村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2901
在我国，“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1987年源于四川郫县友爱镇农科村。经过近30年的发展，“农家乐”已遍布全国各地。一方面，“农家乐”旅游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农家乐”在增加农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2800万，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6.9%，年接待游客8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但是，在“农家乐”迅猛发展的势头下，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接待水平低、娱乐活动单一等质量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农家乐”旅游的声誉，成为制约“农家乐”旅游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提升“农家乐”服务质量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研究方法
1.1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择被称为“陕西第一‘农家乐’大村”的上王村为案例地。上王村隶属西安市长安区滦镇，位于秦岭北麓，东接秦岭野生动物园，南依秦岭青华山，西望祥峪森林公园，北临环山旅游观光公路，距市中心约25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截至2013年底，全村共有“农家乐”138家，占全村农户总数的85%，年接待游客量达100多万人次，产值2000万元。上王村是全国首个部级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是西安市“农家乐”的典型和代表。
1.2扎根理论方法及其实质
扎根理论是由BarneyGlaser和anselm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不同于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的演绎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资料中建立理论的归纳研究方式，从而摆脱了“结论在研究”的弊端。
图1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框架
1.3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网络点评作为获取信息数据的又一手段。由于携程网、同程网、到到网、游多多网等旅游网站及美团网等网站对上王村“农家乐”的点评数很少甚至没有点评，因此游客评论全部来自大众点评网，点评时间从2009-07-16至2014-08-22，共316条游客点评，游客点评均是参加过上王村“农家乐”旅游，有“农家乐”体验的游客的实地感知。因此，评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信息量大，准确性好。
2范畴挖掘与提炼
2.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通过发现概念与范畴并予以命名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围绕“‘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对大众点评网的300多条原始游客评论反复阅读，从中提炼出520条有意义的原始语句。然后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和预设，对每条原始语句逐句、逐行编码和标签，合并出在意义上存在重复或者交叠的初始概念186个，并进一步根据概念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属分关系、因果关系、类型关系等将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概念聚类成一个范畴。经过范畴化后，186个初始概念最终形成28个范畴。分别是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
2.2主轴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阶段得到的范畴意义仍较为广
泛，相互之间的关系仍较为模糊，因此，主轴编码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发现并建立起各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根据研究情景和研究对象，将28个范畴再次放回原始资料中，对网络原始评论和各范畴的内涵再次深入分析，根据其逻辑关系重新归类，最终归纳出6个主范畴，分别为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
2.3选择性编码
图2“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
选择性编码是指识别核心范畴，并通过“故事线”的完整描述，将核心范畴和其他范畴系统性地整合在一起。通过对开放性编码阶段抽象出的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等28个范畴的继续剖析和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6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在与原始资料互动比较的基础上，本研究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故事线概括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由顾客感知质量和顾客期望质量构成，其中，顾客感知质量是保障手段，顾客期望质量是前提条件。在此故事线基础上，构建的“‘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3结论
（1）本研究首次运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农家乐”服务质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范式，丰富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研究的成果。
（2）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提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探索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是由6个主范畴和28个范畴构成，并继而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这些主范畴又可归纳为游客感知质量和游客期望质量，二者是构成“‘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的维度。其中，游客期望质量是基础，游客感知质量是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显成，顾金孚.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研究[J].旅游论坛，2011，4（5）：5458.
[2]蒋平.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前瞻[Z].深圳：前瞻产业研究院，2013.
农村发展的概念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perspectiveforthestudyofruralsports
LUoXiang-lin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12,China)
abstract:today’sstudyofruralsportsfocusesmoreonsubjectcontents,butlacksinstudymethodsandperspectives.Byanalyzingthecontradictiverelationbetween“nearexperiences”and“futureexperiences”inruralsports,theauthorprobedintothenecessityoflocalperspectiveintoday’sstudybycomparingtherealisticdifferencesbetweentheimaginationof“futureexperiences”and“nearexperiences”,explaineditsfeasibilitybyanalyzingtoday’sachievementsinlocalstudyofruralsports,consideredthatweshould,inordertocomprehensivelycontemplateandcontrolruralsports,maintainalocalperspectivebesidesreferringtowesternsociologicalmethodsandtheoriesandholdingtothegroundofmodernsports,andthereforeputforwardthefollowingstrategiesforlocalizedstudyofruralsports:firmlyroottothelocalground;relymoreonlocalstudymethods.
Keywords:sportsociety;studyofruralsports;localperspective
当前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图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即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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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概念篇8
关键词：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peSRei
前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村镇宜居社区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日程，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村镇宜居社区”只有本课题组的些微相关研究，因此文章基于村镇宜居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相关文献研究和建设实践，提出并明确界定了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概念及其内涵，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实践指导性。
1相关研究
1.1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
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各类社区建设工作，但未使用“社区建设”这一概念，而是更多地采用社区发展、社区组织、社区工作、社区福利、社区照顾等。联合国1995年发表的《社会发展经由社区发展》一书中，将社区发展定义为“一种经由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创造力，以促进社区的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在我国，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并推行社区服务，到9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和推进社区建设。由此我国“社区服务”的提法进一步延伸扩展为“社区建设”，这一概念相当于国际上所流行的社区发展概念。关于社区建设的含义有不同的界定，但大多强调社区建设是全方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建设必须利用社区资源，依靠和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等[1]。
从区位和内涵上来说，社区发展则是社区建设的外部要求和保障；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局部任务，社区建设的成效取决于社区发展的水平，依赖于社区发展的培育；解决社区建设困境的出路在于社区发展[2]。细究二者的区别，社区建设着眼于“社区”这个小范围，社区发展着眼于“区域”这个更大的地区规模；社区建设侧重于硬件设施以及社区眼前的任务，社区发展更侧重于软件设施以及有关区域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建设。
1.2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
对农村社区建设，国内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李增元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社区真正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承担起促进农村政治民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载体[3]。黄小晶（2006）分析了农村新社区的五种主要功能，即发展社区经济和福利功能、传承社区文化和情感功能、促进社会文明和稳定功能、提供社会保障和共济功能；认为农村新社区建设应包括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六大任务：社区经济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环境建设、社区服务建设、社区治安建设、社区组织建设[4]。陈建胜（2011）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把农村作为一种自然型的社区而进行的整体性的建设，包括经济发展、基层政权构建、文化团结建设及其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多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广义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乡村社会发展建设，在很多国家又叫做农村“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复兴运动”、“社区重建运动”、“新村运动”等。而狭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借鉴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而在农村社会“移植和嵌入”的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5]。
国外对于农村社区建设，一般采取农村社区发展的概念。如Cavaye，D.J.（2001）分析了乡村社区发展的内涵，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发展是财富的衡量标准――财富意味着人们珍视的事物。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改善。而农村社区发展取决于多个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1）支持经济活动和社区生活的充足的基础设施；（2）新业务或建立新的行业和企业、可获得的风险资本、高效率；（3）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竞争、社会公正和环境负责任的政策；（4）维持就业、人口和农村地区生活质量的社区服务。但长久的农村社区发展也依赖于更多无形资产的发展，比如社区所有权、地方领导权、行动、“反思”和动机[6]。
2结束语
由村镇宜居社区的内涵得知，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和小城镇宜居社区。相应的我国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亦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建设和小城镇宜居社区建设。即相比较村镇社区建设而言，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本质体现在社区的宜居性上，即社区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村镇社区居民的需求完善社区的软硬件设施。
总之，我们认为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主要指社区硬件设施建设，如住宅、市政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而广义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不但包括硬件设施建设，更包括涵盖社区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软件设施建设，意即村镇宜居社区发展运动。文章的村镇宜居社区建设指广义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涵盖如下几个方面：社区人口（people，p）、经济社会（economy&society，e&S）和资源环境（resource&environment，R&e），简称peSRe。另外如果为了强调社区软硬件设施的区别，突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可以把基础设施进行单列，即村镇宜居社区建设的内容亦可以细分为社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i）四大方面，简称peSRei（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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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概念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 农联
当前，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是就“三农”谈“三农”，极少有学者在探析“三农”出路时论及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两个飞跃”的设想。同样，十六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通篇没有“两个飞跃”的字样。由此，可以定论“新农村”绝对“新”不到哪里去，必然会沦为过去所提的“三农”问题的翻版。不过唯一区别在于“三农”侧重指问题，是一个问题性概念，而“新农村”则是个目标性命题。
（一）“三农顽症”告诉我们什么
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上，笔者发现虽然参与解读的学者很多，但都是整齐划一的认识。极少有从“新农村”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中掘出“新意”来。就其原因来说，大概中央对“新农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以往“三农”改革的继续，本无新意，当然，也就嚼不出新味道。倘若真如此，恐怕“十一五”后，当我们在盘点五年来的成果时，“三农”处境不比现在更进一步恶化已是大幸。尽管凭心而论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可能在这五年中就所谓的“新农村”这个“宏伟目标”花了不少心血，但五年后的现实并不会为我们的“劳苦”而有所改善。这样没招“十二五”还得痛定思痛再抛出个“建设社会主义新新农村”的概念来，然后焦头烂额再五年。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呼吁重新审视“三农”的根本矛盾和政策。早在五年前，当在武汉目睹了李昌平声泪俱下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万言书”后，曾花了近两个多月时间到四川、湖北、新疆等省实地考察。在考察后，提出了系统的农村改革设想，即“农联”模式化的初步构想，同时预言如果中国的农村不迅速渐趋式向“农联”模式迈进，任何改革措施只会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政府陷入“三农”发展的泥潭只会越来越深。五年过去了，“三农”依旧是焦点，唯一变的是李昌平换成了吴春桃夫妇，而原来的李昌平也过上了甚是体面的生活。李昌平走了，吴春桃夫妇来了又去了，五年后又会是谁呢？“三农”问题为何成了“顽症”？根本原因何在？其实笔者之一在《经济学消息报》（总第672期）中已就此问题作过专题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核心不在农民问题，而在农村问题，也即农村的长远发展问题，而不是我们“年年提、月月提、日日提”的“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本质问题把握上的偏差。如果不针对主要矛盾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解决去改去革，而仅仅“为增加收入而改革”那么再动听的宏伟大计也必然无济于事。
（二）权威专家对“新农村”运动的解读
如今，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契机。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得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农村”。
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怎样才是正解呢？应该说来，最能代表学界、政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权威解读的无疑是林毅夫、张红宇、丁力等学界和政界名流在《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专题中的系列阐释。从文中对嘉宾的介绍可知，林毅夫是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红宇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丁力以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新农村”的解读。应该说来凭资历和阅历这三位对“三农”都是极具话语权的，他们对“新农村”或“三农”的理解无疑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关于“新农村”的形成背景林毅夫教授从“三农”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提出“新农村”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现实要求。张红宇和丁力二位则从农村的发展要求来阐释“新农村”的意义。就如何实现和建设“新农村”，林毅夫认为，“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最持续的就是必须减少农民，将农村里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但笔者认为，减少农民是必然的，而最关键的是如何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是泛化概念下的“农民”。当然这不仅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农村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然。在就如何构建新农村这个问题时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项目的投入，认为这是“把钱用到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因为这样建设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张红宇的认识也如出一辙，认为要启动农村市场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指出提高农民收入的两条道路：“一是农业内部收入，二是非农业收入，要求政策上要多予少取。比如，拓展补贴范围和增加新的补贴等”。丁力认为，新农村下农民要转变为新型农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都得有新的转变。颇有新意的是，丁力指出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农村“就地城市化”。丁力的认识无疑已经接近基于“两个飞跃”设想下新农村的真正内涵。尽管三位“三农”专家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但从总体上看“三位”专家对新农村的把握，更多地仍着眼于现实中“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新农村运动”的认识仍然还停留在“三农”改革的修补之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和重大突破。但却能代表了当前相当多政学界人士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点。由此可见，正如笔者所担心的，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没有着眼于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设想。
（三）“新农村”的意义应该何在
笔者认为：“新农村”必须实施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谓之“新”，应该是对以往“三农”改革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而不是当前“三农”改革的继续。“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一场农村的革命，一场基于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飞跃”设想的革命式改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新农村运动”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切中“三农顽症”的要害。否则，任何意义上的“新农村”都将是以往“三农”提法的继续，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则会沦为“表决心”的漂亮口号，从而失去任何实质性意义。
在改革中，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存在一种心理偏好，即总喜欢将一项政策措施的意义夸大，并将其与历史上某次重大的变革作“战略意义”上的等量齐观。比如，不少学者将“费税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可实际上“费税改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即便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不断地再给农民补助，它的作用也仅仅只能停留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上。要不“费税改革”已经被“深化”了这么多次，“三农”问题却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呢？故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么简单。“三农”的结症在于长期以来“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当前最广大的农村仍然无法摆脱“个体家户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这样的“小生产”是无法应对越来越开放有序的“大市场”的。如果不走真正?“产销一体化”并尽快实现专业化大生产，那么“农户经济”必然会走向没落，“费税改革”是挽救不了“小农经济”的。
如前文分析，当前对“新农村”的解读文献中除了一些套话和官话外，大多没有深入到“新农村”的实质，认识的层次不深。目前看来“新农村”的提出仅仅是基于当前“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再度重视而已。其意义顶多只能同在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后提出“西部大开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深陷发展的泥潭后提出“振兴东北”一样。所以在“三农”问题处境日益恶化后提出“新农村”，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解读中“新农村运动”只能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的宏观战略调整相并列。当然，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解读绝对是不够的。
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真要纳入“三次重大变革”?比较的话，那么土地革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无疑是两次重大变革，第三次重大变革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两次飞跃”所设想的第二次飞跃，即“集体经济”。当然，这里的“集体经济”绝不应该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以前的那个“集体经济”，而是具有现代公司制特征的有广泛农民参与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产销一体化”组织，也就是后文所提出的“农联”。此次十六大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没有提到“两个飞跃”的思想，但仍可视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新农村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话，无疑“十一五”就是“第三次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四）如何将“两个飞跃”的设想融入“新农村运动”
1990年邓小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是其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要解决历史积累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再拘泥目前这种常规办法，小搞小闹，否则是难以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施以大手笔、出手非凡，才能振奋人心，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发展的旧观念，才能尽快改善“三农”形势和城乡关系，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为此探寻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有新的纬度：
第一，把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问题可以通过民工输出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农村问题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没有农业生产力的真正提高一切改革都将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具有规模经济的大生产。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种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均耕地少，没有必要实现农业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大生产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认识只会把农村引向死胡同。
第二，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而不是一味的帮扶。市场原则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权，还农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自己的权利，让农民自主自愿自发走向专业合作组织。要强调合理引导下的农民自治和自由组织，不能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实行生产和销售的联合。再就是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包括市场主体即农民地位身份的平等和产品、服务交换的平等。为此要彻底废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户籍制度，还农民国民待遇，同时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避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实行等价交换。
第三，必须坚持走集体化、公司制的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经济以及有效解决农村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必由之路；而公司制的组织方式是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管理的保证也是建立现代化农村的必然要求。让农民自主自愿组织成立农村联合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农联”）使之成为在性质和职能上区别于当前乡镇企业、中介组织、农业协会以及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资产、技术、资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等入股“农联”，成为“农联”股东或固定员工并享受获利分红的权利。需要强调一点：“农联”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的生产型经济实体，是联系分散农户、逐步实现土地集中、生产环节的统一生产经营以及流通环节的一体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的集体组织。
第四，必须以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政策制度创新为依托。这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着。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就不会有农业产业化，更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而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关键在于土地流转的真正实现。为此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在保证农户原始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方式。让农户拥有完全的租赁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使土地不仅仅成为“温饱”的保障，更要成为农民长期收益的保障。由于我国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要强调确保土地给农民带来长期收益权，要积极探索实践用土地买社会保险，以土地作资产入股分红、拿土地使用权换工作岗位等方式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避免简单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第五，充分发挥外部力量的引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农村要城市化、农民要变为市民、小生产要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当前必须要强调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型模式的必然要求。鉴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教训新型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也即“农联”模式）下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要淡化，或考虑取消部分地方乡政府的行政设置，只设立区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乡的驻点或办事处，并且要突出强调其科技服务和经济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规范市场、维护农民权益的作用。另外要多途径、多渠道地实现农联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合作，共同融入乡村城市化建设，实现各经济实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彼此服务，从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达到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和目的。
实现“两个飞跃”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坚持走“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无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农村的理论探索。它的目的在于长远着手通过解决农村中“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此，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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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概念篇10
家庭是儿童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是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儿童接受学校与社会教育的基础。因此，合适恰当的家庭教育指导利于协助家长转变理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目前，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对家庭教育指导的相关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带动各个地区逐步重视与发展起来，开始探讨相应的指导形式。但是，农村有其特有的特点，发展缓慢，信息闭塞。那么，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有何需求，这都要经过调查才能提出适宜的对策。因此，本研究选取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吕梁市农村幼儿园D园进行深入调查，该园是这个村的第一所幼儿园，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二、研究的设计
1.被试的选取。此次研究选取山西省吕梁市农村幼儿园（D幼儿园）的所有家长（共46人）进行问卷调查。该幼儿园属于农村民办私立幼儿园，建园8年，规模比较小，有教师6名，园长1名，保育员1名。2.研究方法（1）问卷调查法。此次调查共向幼儿家长发放问卷46份，回收45份，有效问卷44份，有效率为95.65%。由于本次的调查针对农村的幼儿家长，所以调查问卷都采用封闭式的题目，将要调查的内容分成较为详细且简明易答的问题，有利于问卷有效的回收。本研究为了解该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现状，问卷分别从农村幼儿家长对家庭教育及相关概念的认知（t5，t6）、家庭教育指导者（t7，t8，t10）、指导形式（t11，t12，t14，t15）、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t13，t17，t16，t9）这四个维度来进行调查，对调查的数据用SpSS19.0中文版与excel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2）访谈法。为了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本研究除抽取12名幼儿家长进行深入访谈外，还对该园的园长和2名幼儿教师进行了个别访谈。访谈内容按照幼儿教师与园长对家庭教育指导者、指导形式、指导内容的认识这三方面进行。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幼儿园园长及教师对自己从事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看法，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现状，为研究补充更真实、具体的材料。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1）所调查幼儿的情况。在调查中发现，该幼儿园共有46名幼儿，其中小班4名，中班6名，大班14名，学前22名，大班与学前班幼儿占总体的78.26%，年龄班分布极不均衡。在访谈中，该园园长解释了这一现象“我们园是村里边第一所，建园也有八年多，但是由于近几年国家对幼儿园的重视与管理、学前教育的火热，我们这个小村就陆续建立五所幼儿园，现在是幼儿园多，生源少；而且我们园的小班、中班面积不是很大，教育局不让招收太多孩子，除非扩大教室的规模。”（2）所调查家长的情况。填写问卷的家长中，父亲12名，占27.27%；母亲28名，占63.64%；祖辈父母4人，占9.09%；在调查中发现该村位于城市的边缘，周围有一些化工厂、煤气公司等。该村的多数男人在这些厂子上班或者自己养车进行煤炭运输；妇女在家做饭，照顾孩子。加上我国目前的以核心家庭为主流趋势的家庭结构，该问卷将近91%由父母填写。填写问卷的幼儿家长学历较低，其中有86.36%是高中及以下，仅有13.64%为大专，本科及以上没有。2.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调查结果与分析（1）幼儿家长对家庭教育及相关概念的认知。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幼儿家长对家庭教育及相关概念（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认知情况，结果如图1。图1 幼儿家长对家庭教育及相关概念的认知结果显示，在44人中，对“家庭教育”这一概念，仅有2人表示没听说过，且有14人表示对其很了解，在这四个概念中家长对其的认知程度最深；其他三个主要概念中，部分只是在“听说过”的层面上，依次是家长学校占75%、家庭教育指导占54.55%、家庭教育指导师占38.64%，“很了解”的层面人数极少。说明家长除了对家庭教育这个与其自身息息相关的概念认知度较高，对其他相关概念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楚，认知程度浅。（2）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者。根据1955年的“国际家长教育会议”中相关人员达成的共识，家长教育指导者可以分为三大类：常和孩子及家长接触的专业人员，如教师、心理学家、医护人员等；家长教育的专家，如社会工作、教育学、心理分析等的专业工作者；家长领袖。本研究依据以上划分类型与《上海市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大纲》，将农村幼儿家庭教育的主要指导者，分为幼儿教师、幼儿教育专家、村委会或村干部、家庭教育指导师、其他有经验的家长、大众媒体这六大类（如表1）。a 没听说过aBCCCCBBBaaaB 听说过C 很了解家庭教育
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师通过表1发现：在农村幼儿家庭教育中，主要的指导者是幼儿教师占68.18%；其次是其他有经验的家长，书刊、杂志、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体，分别占36.36%，27.27%。在调查中，没有一位家长表示受到过村委会或村干部的直接指导，可以看到在农村的幼儿家庭教育指导中，幼儿教师承担了大部分的指导工作，其他幼儿教育专家、村委会及家庭教育指导师承担的工作寥寥无几。在农村幼儿家庭教育的指导者比较单一，长此以往不利于幼儿的发展。在访谈中，J和H两位教师都明确表示幼儿教师和相关的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去承担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但是他们时间精力有限，无法专门进行指导和兼顾到每个幼儿，并且农村幼儿教师对家庭教育指导者的认识范围还是比较窄，没有考虑到可以结合农村特有的村委会或村干部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机构为其提供指导；当然主要还是村委会或村干部在这些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责任，一起配合幼儿教师指导家庭教育工作。3.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形式（1）幼儿园与社区（街道办、村委、村干部或村卫生所）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将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分为“集体指导”和“个人指导”这两种常用形式。本研究作了更细的划分，分别调查了幼儿园指导家庭教育的集体形式与个别形式，对社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形式做了统计，结果如表2。如表2所示，农村幼儿园常用的集体指导形式是家长会和亲子活动，这两种都达到了50%以上，幼儿园开放活动、家教讲座及家教活动栏这几类形式较少。幼儿园采用的个别指导形式中，最常用的是打电话、发短信息；其次是网络聊天、家园联系册、约家长面谈等形式。根据对H教师与J教师的深入访谈，得知打电话、发短信息比较快捷、高效。现在的网络信息技术发达，人人都上网，在网络上与家长聊天很方便。所以这两种形式用得多。该园园长提出今后会逐步利用办园报、网络信息的更新等实现家园多维互动。社区仅在“通知家长给幼儿接种疫苗”这一方面及时地为幼儿家长提供指导，50%的家长也指出社区会简单地“告诉家长防治幼儿常见疾病”。但其他发放家庭教育手册、给家长上课等方面几乎没有涉及，社区对幼儿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形式极少，发展薄弱。（2）幼儿家长自主获取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图2 幼儿家长自主获取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在对幼儿家长自主获取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中发现，最常用的是向周围有经验的家长请教（占50.09%），其次是请教亲朋好友、幼儿园老师。从图2中可以发现，少数家长采用报名参加教育培训的课程来获取。结果表明：农村的幼儿家长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同时有自主获取家庭教育指导的意识，但是仅仅是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和在网络上学习，接受的信息不正规，而且有的不适用每个家庭，接受正规系统的家长培训课程几乎处于空白。4.农村幼儿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通过对问卷的分析，笔者发现目前幼儿园有81.81%的家长比较需要家庭教育指导，仅有1位家长不需要接受指导。同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幼儿园家长平常与教师谈论最多的是学习，占95.45%，其次是幼儿情绪占50%，可见农村的家长还是比较重视智育的发展，忽略其他方面的综合发展。目前该幼儿园63.64%的家长表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其次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无法理解孩子的想法和做法，这说明农村幼儿家长由于不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缺少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家庭教育的能力较差。
四、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