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性质篇1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本质属性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53-03
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明确地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这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实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总结，为我们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过去，我们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甚至还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等，但没有用一个总的概念把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另外，过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现阶段的指导思想、一种理论体系、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国各族人民在现阶段要实现的一个共同理想等去讲，很少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去讲。今天，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这在认识上就比较全面，比较深入，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现在有了道路、制度、理论、纲领、理想等方面的更为系统的、总体上的认识；也明确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力争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形成比较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本文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及两者的内在关系作一分析和论述，并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作出评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既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共性，又具有中国自己的个性，即中国特色。其当前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所阐述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上：
在经济制度方面，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基本原则，又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其它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比较丰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上，既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在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既保证了公有制所有权和主体地位的不变，又实现了公有制的经营方式和发展形式的多样化，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虽然占主体，但在现阶段的中国，还不能覆盖全社会，只存在于公有制范围；在公有制范围内还不能按同一个尺度进行直接分配，还必须在劳动者所在的单位内部来进行，以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表现，以市场交换的方式来实现，整个过程还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把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能较好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富的大政策，建立健全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经济运行方式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使两者取长补短，功能互补，保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在宏观调控上，把人民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很好地维护、发展和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从未停止。十后，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迎来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未来的五到十年将是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本质、本质属性的概念辨析
从哲学上讲，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独有的规定性。而“本质属性”，则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社会主义本质，就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界定。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指的就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外在表现。两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二、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新时期，邓小平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不断解答实践中各种困惑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再认识”，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在回答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问题时，完整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改革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存在着体制漏洞、效益不高、结构失衡、腐败蔓延等问题，致使人们对改革去向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过分注重了改革的市场取向、忽视计划指导造成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老路上去。另一种观点认为：问题在于市场取向改革深化不够。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症结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姓“资”。针对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在哪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标志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最终形成。
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这是党在新世纪里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十报告用24个字高度凝练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也是迄今最为完整的理论概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探究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先进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变”与“变”辩证统一的过程。不变，是指决定社会主义本质和性质的根本制度不能变、决定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和发展前途的基本要素不能变，否则，改变了“根本制度”，丢掉了“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失败;“变”，是指在“根本制度”和“基本要素”不变的基础上，必须适应时代新变化、实践新发展和人民新期待，不失时机地革除陈旧的体制和制度，改变落后的观念和做法，在变革之中求发展。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改革开放孕育、形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就是“不变性”与“可变性”有机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党明确指出，改革不是对原有制度和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革命性变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我们党又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可动摇，比如“四项基本原则”，比如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正是这样“变”与“不变”有机统一的改革观，指引着人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制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是没有尽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对当代社会主义本质研究认识的总体性概况，是阶段性的。中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就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要继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探索，因此现阶段基于当前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必然是不全面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还具有发展性。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继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长久不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3
关键词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s.2015.04.001
on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SocialevaluationSystem
DaiLihua
（YantaiVocationalCollege，Yantai，Shandong264000）
abstractVocationaleducationasanimportanttypeofeducation，traininghighlyskilledpersonnelforhigh-quality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educationReformtoday，vocationaleducationmustcontinuetoservethecommunity，andsocialstandards，inordertomeetthesocialneedsoftheculture，diversehigh-qualitypersonnel.inshort，thesocialconstructionofevaluationmechanismisimportant，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onlytobeabletocontinuetoimprovethequalityofteachingandschoolconditionsbybuildingasoundsocialevaluationsystemforthecommunitytocultivatemoretalents.thisarticlewillfocusontheestablishmentandpracticeofsocialevaluationsystemofvocationaleducation，andstrivetocreateconditionsforthereform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socialevaluation;system;diversification
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职教育的成败，完善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促进高职院校提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可以实现高职教育与社会的接轨，不断地服务社会，提高教学质量，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社会评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和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社会评价制度是衡量高职教育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也会反作用于高职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要建立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以此来督促高职院校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1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研究的意义
（1）实现高职教育与社会接轨、服务社会。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服务社会的高素质人才，进行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帮助高职教育更好地向社会迈进，不断地与社会接轨、服务社会。高职院校主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应通过它所培养的毕业生能否对经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来衡量，即通过毕业生是否具有岗位针对性、是否能较快地进入角色、是否较快熟悉所在职业岗位的工作流程来决定。因此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最终意义就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结合，让人才更好地走向社会，不断地发挥个人的价值，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这也是人才自我发展的目的所在。
（2）促进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社会评价制度研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及时地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能够让学校不断地意识到自身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进行改正和反思。很多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问题，比如片面强调主要职业岗位的操作能力培养，以使毕业生能尽快进入角色，尽量减少职前培训所需的时间，忽视毕业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建立规范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帮助学生提升个人水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应用于社会实践，这对职业院校的发展和学生素质的提高极为重要。因此，建立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能够促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3）从根本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对高职教育进行社会评价，能够从根本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随着职业化教育的日益推进，高职的教育也要与社会建立起广泛地连接，以不断地满足高职教育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一个合格的人才必将能够学以致用，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不断地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这正是高职教育的重点内容，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不断地促进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
2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现状分析
（1）建立社会评价制度得到国家倡导和鼓励。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得到了国家的倡导和鼓励，比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对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要采取领导、专家和用人部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质量评估和检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要求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要求学校培养更多创新型、实践型、应用性人才，以便服务社会。由此可见，社会评价制度已经从国家体制层面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根本走向，这对高职教育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此，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通过社会评价制度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
（2）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确立是大势所趋，建立科学化的评价方法，能够从根本上帮助高职院校解决既存问题，帮助高职院校更好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只有通过社会市场的评价来衡量。高职院校的最终使命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岗位需要的优秀人才，人才的质量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最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从根本上说，不管是高等院校还是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要进入企业，融入社会，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进行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所有高等院校都无法回避的，也正是由于社会评价制度的存在，才反作用于高职院校，督促学校改革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3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研究
（1）努力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建立高等职业教育规范的社会评价制度，首先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评价方法、评价主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比较，一方面，要立足于多元化的立场，打破单一评价方法，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以使评价更加准确合理。另外在评价主体上，根据学生专业以及就业情况，进行必要的反馈和分析，综合听取各个方面的见解，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价，这对于提高学生本身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努力地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力求为高职评价提供更多的思路，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完善与否，这对于学生本身素质的提高和高职的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2）实现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高职院校社会评价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是促进高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所在。评价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客观、规范的评价工具和评价方法，以学生服务社会的程度作为最终指标进行相关的量化，确定相应的参数，不断提高评价的准确性。要善于借用可以量化、数字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评价，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要采用多种评价方法，比如专家评价法、学生问卷调查评价、家长评价、企业评价、第三方评价等等，将不同的评价结果加以权衡和分析，综合得出全面的评价结果。总之，对于高职的社会评价制度来说，只有有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评价方法作为支撑，才能够让高职院校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有发展前景，从根本上提高办学效率，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社会竞争力。
（3）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实现高职院校社会评价制度的准确性，要建立专业的、稳定的评价机构，可以在行业企业、学校等多个场合建立这样的评价机构，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素质，同时评价机构也可以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的反馈资源，将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校，认识自己教学上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以便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即通过将专业的评估人才引入评价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提高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总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能够从客观上约束和督促学校教学，有效的人才评估能够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学生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4）社会评价制度要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宗旨。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想从根本上完善社会评价制度，必须要从学生本身出发，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学生作为社会评价制度的主体和核心，只有不断地提高个人的能力，提升个人的素质，才能够让社会评价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训练，在高职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能力，只有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才是最合理、最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在高职社会评价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增加学生个人能力的评价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创新性的优秀人才，不断地促进高职素质教学的进步，促进素质教学的改革。只有不断地实现学生能力的提高，才能够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条件和原动力。这同时也是高职教育评价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讲，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与社会评价制度的最终归宿是相同的。
4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本身、学校建设、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高职教育来说，建立有效的教育评价制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得到国家的倡导和鼓励，只有建立多元化的高职教育评价制度，通过科学化的方法进行评定，才能够实现有效的高职教育社会评价，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姚爱国.社会评价制度：高职评价方式改革的发展方向[J].继续教育研究，2011（10）.
[2]姚爱国，谭必翰.社会评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保证[J].职业教育研究，2006（5）.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4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制度建设；技术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381（2015）02-0012-04
现代大学制度是相对于古典大学制度而言，是在古典大学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指向未来的。现代大学制度与现代大学相伴而生。现代大学并非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学术孤岛”，而是镶嵌于现代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深受社会大系统及社会大系统中其他子系统如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大系统及社会大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和发展的，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现代大学及其制度也是随着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变迁而变化的，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和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生成而非既成的存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逻辑必然性。另一方面，从制度的特质来看，现代大学制度既具有技术性特质，也具有价值性特质，是技术性特质与价值性特质的统一体。但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制度的技术性特质，而忽略其价值性特质，所以，在此情况下建构起来的大学制度逐渐偏离了现代大学制度。因此，揭示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性特质，考察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弱化及其后果，探求其强化之道，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种价值渗入的社会实践活动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客观中立的，是价值无涉的实体性存在。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纯粹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只要遵循一定的技术标准，按照确定性的规则程序和步骤操作，现代大学制度就可以在理性预期的时间内建立和完成。这显然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性自负。事实上，现代大学制度不只是具有技术性特质，也具有价值性特质，是技术性与价值性两重属性的有机结合体。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渗入的社会实践活动。
首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基于学术目的的。尽管进行和开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学术目的。也就是说，学术目的是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价值动因。事实上，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大学这一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保障高深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做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的构架才能得到。”学术目的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类对于学术的内在需要，深刻体现了人类的精神诉求。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eilerBrubacher）所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2’现代大学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同样如此。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瞬息万变和大学条件的变迁，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术目的，作为维护和保障现代大学健康运作的制度体系，现代大学制度也需要根据大学内外部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变革，不断加强其建设。
其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保障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基本学术权利的内在需要。大学是学者社区，是学术的王国。大学学术的推动和创新，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具有学术修养和专业智慧的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教授是学术的化身，其不但掌握了学术，而且还担负着将学术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责任。”然而，大学中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其拥有必要的基本学术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具备必要的基本学术权利，既是社会发展学术的必然要求，也是他们自身学术价值观在权利层面的映射。因此，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要根据变化了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大学条件适时调整和变革大学相关制度，以便更好地维系和支撑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的基本学术权利，激发其学术想象力和学术创造力，实现学术薪火的永恒传递。
最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学术组织良好运作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制度，人是制度的目的和主体，制度是人的需要的投射和现实化。脱离人的主观需要的制度既无存在的必要，也难以持久存在下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如此。尽管现代大学制度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但是其基本的利益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团体即是学者共同体。与其他利益团体不同，学者共同体的核心利益在于探究学术，追求真理、学习高深学问是学者共同体的根本使命，是学者共同体合法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大学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本质上是学者共同体组织，学术性是学者共同体组织的本质属性。现代大学的内涵和属性决定了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基于学术目的，培育学术文化，坚持学术至上，维护现代大学的理想和使命，保障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的基本学术权利，维系和支撑学术组织的良性运作。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单是一种技术操作活动，它也必须从根本上反映学者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条件的变化不断为学者共同体更好地开展相关学术活动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弱化及其后果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弱化，主要是指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人们没有或很少关注和考虑制度的价值性特质，更不用说探究制度的价值本质，而是过多地强调制度的技术理性和形式化等现象或问题。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价值弱化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技术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技术主义，是指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仅仅注重制度的技术性特质，过于关注制度技术理性，强调制度的形式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忘却制度之价值理性、制度本质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弱化和技术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对于我国而言，这种情况更是如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秉持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崇尚技术主义哲学和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因此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关注制度技术性特质，强调制度的形式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忽视制度的价值性特质和价值理性，也即是制度的价值弱化。这种理论与实践给我国大学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现行大学制度逐渐偏离学术目的。大学是因为学术而存在的，是为了学术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形式，是学术逻辑之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偏离甚至背离学术目的的大学制度，尽管在形式上可能相当完备，但是它对于大学而言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在我国，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还非常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逻辑自然演化之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果，而是政府或政府部门主导下的产物。新中国建立后，在全面重建社会组织体系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也对大学组织进行了政治化、行政化改造，大学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或延伸机构，按照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和行政逻辑运转。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来，尽管市场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市场机制日益成为调节大学办学的重要机制，但是由于政府仍然掌握着大学办学的关键资源，各种教育行政审批程序繁琐，因此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包括大学制度建设，似乎并非完全为了学术目的，大学逐渐同构于政府组织，现有大学制度也逐渐偏离学术目的。
其次，大学制度是大学的制度，是维护和保障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基本学术权利的制度，但是在我国，现行大学制度非但没有很好地保护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的基本学术权利，反而渐渐成为其学术权利实现的障碍。现行大学制度在追求学术目的的同时，也在努力实现其行政目的。我国大学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了完备的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成为大学办学的主要调节机制之一。大学在面向社会依法办学的同时，也同时要兼顾国家目的和社会需要。由于我国大学办学缺乏民主的氛围与“为学术而学术”的文化和制度传统，加之大学的高度复杂化和功能的高度社会化，大学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逐渐成为我国大学办学的主导性力量之一，大学制度的建构必须体现行政力量的自由意志，因此现行大学制度融入了大学行政力量意志的反映和表达，有些方面未能体现出学术力量的权利诉求，这可能是我国大学中教授力量长期依附于行政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现代大学是社会组织体系中的一类特殊组织，即现代大学是学术组织，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技术主义的制度追逐中，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仅仅关注制度的技术性特质，强调制度的形式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很少关注制度的价值性特质，也很少追问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行大学制度的技术性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其价值性特质却隐而不彰。在埋首于技术理性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我国大学制度从表面看似乎越来越科学化了，但从实质看，它却渐渐偏离学术目的，逐渐成为维护和保障学者个体和学者集体基本学术权利的对立物。一言以蔽之，百余年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结果是，现代大学具有学术组织之名而学术组织之实却没得到充分体现。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整合路径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既具有技术性特质也具有价值性特质，是技术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无论是单纯强调技术性特质还是价值性特质，都难以很好地建构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能单纯从形式上解决问题，比形式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本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关注大学制度的本质，将本质与形式结合起来。”因此，从制度的技术性特质与价值性特质这一双重属性的角度出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抛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树立整合思维，在注重制度技术性特质的同时，更加强调制度的价值性特质，探究制度的价值本质，并将制度之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起来。
首先，强化制度的价值理性，弘扬现代大学制度精神。现代社会何以需要大学？现代大学何以需要制度？现代大学制度为何？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思考的前提性问题。在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应不断强化对这些本体性问题的思考。现代大学之所以存在于社会之中，根本之处在于它的学术性；现代大学的学术本质决定了大学制度是“大学”的制度，是维护和保障学术价值的制度，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强化制度的价值理性，追问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弘扬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5
关键词：技术创新 行动 环境变量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p.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1]g.dosi, technicalchangeand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london,themacmillanpress,1984.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6
关键词：社会断裂；二元结构；素质教育
SoCietYStRUCtUReinSpLitanDQUaLitYeDUCationinDiFFiCULtpoSition
abstract:thebalanceofsocialstructureisthebasisofsocialreformanddevelopment，splittingsocietystructurecanhindersocialreformanddevelopment.owingtothespecialnationalconditionsandtheunbalance-developingpolicythatgovernmenthastakeninthepast，societystructureis‘lagging’and‘split’nowadays，whichistheoriginofthedifficultpositionofqualityeducation.whenwecarryoutandstudyqualityeducation，wemustconsidertheculturalstructure.
Keywords:splittingsocietystructure;dualstructure;qualityeducation
一、社会结构的断裂
现代社会是异质、分化的社会，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地理——社会结构”中的。这样，整体的社会中同时存在着若干相对独立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社会结构成分，即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人们通过社会制度既可以加速也可以减缓这种社会分化，甚至由于私有制、历史国情和统治者的政治态度等原因，也会刻意地分隔以使各个社会成分之间无法保持“能量交换”关系，这时候，社会结构整体就会“各自为政”地处于几个不同的时代中，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就形成社会结构的断裂。各个亚社会结构的性质、水平、利益要求差别很大，而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政策总是有一个主导性的目标，无法同时体现各方的利益，这样也就会以一部分人的利益掩盖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同时存在，（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候，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了。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社会结构的断裂是“文化堕距”[1]和社会分化的极端化表现，它不仅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会对附着于社会结构之上各种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起牵制作用。整体的社会结构断裂问题不解决，各个社会子系统的改革（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等）是很难奏效的。所以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子系统的改革的时候，应当以社会结构状态为背景和参照系，把人们解决问题的热情和理智引到问题背后的根源上来，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疲于应付，力图在更根本的层次上获得突破。当那些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社会改革步履维艰的时候，尤其需要结合社会结构背景来分析。
二、我国的社会结构现状
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内涵，即使可以在形式上跨越某个社会阶段，该阶段的内容或者社会结构运动过程也是不能跨越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原理来看，社会主义本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包括物质、制度、观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但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缺乏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阶段。费孝通先生称我国百年来的历程是“三级两跳”，“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但是，不把缺下的课补足（指第一跳还没有完成——引者注），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2]所以，现阶段就有了一个“补课”的任务，实际上是指补资本主义的课：既要补本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完成的对封建主义的克服的任务，又要补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物质、制度、观念三个方面发展和积累的过程。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课题，这就有一个“历时态问题共时态解决”的特殊问题。“补课”的内涵不仅指物质层面，还指制度和观念层面；比如，物质层面要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任务——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只注重了这一方面，制度层面要补民主共和、法制化、政党政治，观念层面要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等的课。但补课的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下进行。所以，在这个阶段，社会结构具有“两重性”，再加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发外生”的特点，社会结构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下面对此具体分析。
（一）物质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是一直在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好像只要是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3]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这样以来，在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同时，由于“两重性”和“后发外生”的固有特点，再加上我们以经济发展取代了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问题和经济利益至上的问题大量存在着，而且还有日趋严重的趋势。关于社会结构断裂问题。由于“底子薄”、农业比重大、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等原因，而我们实行的又是不均衡发展的策略（如“挖农补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所以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比重中，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甚至知识经济的成分并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拉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有的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有的还在前工业化时代徘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称之为“断裂的社会”。关于经济利益至上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忽视了对制度和观念的改造和提升，导致了物质、制度、观念三层面之间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长期被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固有的对利益的追求迅速膨胀；所以这些就导致了经济话语和经济思维方式决定社会的一切，经济利益尤其是短期经济利益成了判断各种活动的价值标准。传统上的经济二元化，再加上社会结构的断裂，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极化。“传统的类中产阶级（指在我国过去的严格的户籍分割制度下的城市居民，他们比农村居民的地位优越不是因为财产，因此，他们和财产分层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所以称为“类中产阶级”——引者参照原引文注）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1994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13%。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中间的1/5家庭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为15%左右。这就是说，连中间的1/5家庭都得不到相应的20%的份额。这样，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4]“据估计，中国现有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再加上日益边缘化的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处境日益艰难的农民阶层，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与边缘化状态。”[5]
总之，中国当前的中间阶层不发达，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小，并且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化。“我国的中间阶层占从业人口的15.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80年代，美国为33%，日本为28.7%）。”[6]中间阶层的欠缺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金字塔的顶层狭窄，底层庞大。社会上存在“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7]这种情况会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而进一步加强。由于8亿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城市下岗工人人数众多，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还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后工业化的比重还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明显了。
社会资源可以分为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以生存性资源为主，发展性资源仍然属于稀缺资源；相应地，人口也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生存型人口占大多数。前者与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相联系，解决生存和温饱乃至小康问题；后者和后工业化相联系，与追求高科技、高知识和个性化、主体性、创造性等发展性需要有关；前者与自然资源的直接开发和利用、农民工、熟练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相联系，后者与知识技术的创造和利用、专业人员、高新技术产业相联系。由于我国的上述国情，对这种优越的、发展性资源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由于制度的阻碍，获得这种资源的途径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二是通过裙带关系。2、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相比，制度更多地与阶级性、政权、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联系在一起，所以，制度建设在“补资本主义的课”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和敏感的。改革开放之前，坚持“一边倒”，彻底地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和“补课阶段”物质层面改革相适应的要求，进行了一些体制改革，借鉴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优秀经验，但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熟的制度体系，比如，劳动就业制度、招生分配制度、户口与身份制度、人才流动与晋升制度等等。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既有与计划经济、前工业化，也有与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相适应的制度；既有针对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也有针对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的制度；既有与生存相适应的制度；也有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制度之间不一致、错位、相互冲突的情况十分突出，总体上看，制度与物质层面之间的协调一致出现了问题。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有：其一，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内要同时进行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扬弃的任务，这本身就十分复杂；其二，物质层面本身存在着二元化的问题，但制度是无法同时适应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甚至知识经济等多种成分的；其三，观念层面没有跟得上，而“文化（指精神文化——引用者注）是制度之母”，制度其实就是观念的组织化体现。3、观念层面。众所周知，对观念的改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未完成的”，留给了我们许多课题。“我们与西方相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8]建国后，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占据主要地位，对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改造又走向了偏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甚至还加强了封建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又过分重视了经济建设，忽视了观念建设。当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来“补观念的课”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极为复杂了。概言之，我们不仅未能对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残余的专制、人身依附、重“学”轻“术”、官本位等思想进行清理和改造，以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文化心理氛围；而且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进行批判，以建立集体主义、助人为乐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它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由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腐朽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理，社会主义应有的“合理内核”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储备；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旧的主流价值规范逐渐崩溃，新的主导性规范尚未建立，在这个青黄不接之际，价值真空、规范失灵、社会公德沦丧、思想多元化等等现象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裙带关系、专制意识、依附思想等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大量存在有关——可以称之为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问题，与自私自利、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观念有关——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大量存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制约了我们的物质和制度的革和发展，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缺乏相应的观念基础。
总而言之，由于社会主义新中国脱胎于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多种社会发展阶段“交汇”的社会，建国后，没有认识到“补课”的问题，或者重于政治、或者重于经济，不均衡发展的策略又加剧了社会两极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之间和各自内部的错位与分化日益严重。可以将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概括为：第一、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之间的“堕距”现象严重。由于历史国情的特殊性，以及长期以来更多地重视经济的发展，使本来就十分活跃的物质层面发展远远地超出了制度和观念的水平；而制度和观念发展却十分缓慢，与物质层面的发展水平和要求无法适应，已经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堕距”现象。第二、严重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种社会结构断裂的状态。在观念上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十分盛行，在制度上则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彻底改变，在物质层面上则有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成分并存。这种“堕距”与具体的地区、人口、组织、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更为实体化的特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本属于三个时代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并存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互相之间的“能量交换”缺乏，越来越无法保持有机联系，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社会的主体仍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后工业化的成分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断裂的社会结构是各种社会改革的背景，并对改革的进程和效果产生制约作用。
三、素质教育步履维艰的社会结构根源
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全面素质，通过学生主动内化的方式来形成素质而不仅仅是通过传授、训练的方式形成知识和技能。它和应试教育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对应试教育的克服和超越。比如，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不以考试为最终目的；不是不考虑升学、就业、谋生，而是不狭隘地以此为目的，也就是说，它不通过狭窄的、短效的技能训练去达到上述目的，而是以基础性、综合、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素质养成去达到上述目的，追求的不是“即时”的而是“长远”的效用。素质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教育，而不是“人力”的教育；就过程而言，与内化和主动性联系在一起；就效果和目的而言，与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综合素质等联系在一起，使人更像“人”；就指向的对象而言，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而不是少数“尖子生”。素质教育的宣传和实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在当前的素质教育实践中，大家普遍地感觉到，“应试教育挥之不去，素质教育步履维艰”，也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素质教育的实际遭遇：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许多学者从教育系统内部、社会的体制等方面对素质教育在实践中变异、扭曲或者形式化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但本文认为这与其背景：断裂的社会结构有关。下面结合上述社会结构现状来分析造成素质教育困境的社会根源。（一）后工业化社会成分比重小，生存型人口众多这一社会现实使素质教育缺乏物质和群众基础。
首先，素质教育是与后工业化时代相联系的。教育的内涵是由时代赋予的，一种教育理念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当前主要是经济的反映。前工业化时代，教育的生产性功能没有开启，教育为统治阶级垄断，为政治统治服务。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教育开始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为了培养大量的为工业化生产所需的合格工人，教育逐渐普及，但由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所限，以及人们就业的倾向，教育所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培养的是熟练工人、技术专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增加了，对工人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提高了，但是人文的含量并没有增加，这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为了适应知识、技能的提升，教育由小学的普及提高到中学，但教育的理念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由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人文内涵的缺失，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趋近于“人性化”，时代的范式发生了变化，用当前学界通用的说法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从现代主义的时代范式向后现代主义时代范式的转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何以为生”的反思，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从“人力”到对“人”的培养，强调个性化、多元化，创造性、主体性等等，培养的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素质教育的内涵是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范式相吻合的，体现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要求，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是素质教育的物质基础，而在中世纪和工业革命时期，是不会产生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要求的。其次，我国仍然处在由前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时代，这使素质教育缺乏物质基础。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的社会是几种社会结构成分同时存在的，后工业化的成分很小。后工业社会的成分是先进的，也是我们的方向，但在当前时期里，它毕竟不是主体，就人口而言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归属。当前生产力的主体需求还是中低级技术和管理人员，对创造性、主体性、个性化、自我实现型人才的需求目前还不是主体——尽管是发展的趋势；而如果说素质教育是着眼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后的后工业社会），那么目前就是处于青黄不接阶段，缺乏物质基础，实施起来步履维艰就是很自然的了。再次，中产阶级的欠缺使素质教育失去了群众基础。教育改革只能是顺应人们的需要而产生，教育理念也只有在公众的存在方式和思想体系中找到土壤，才能在社会中获得特定人群作为载体，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wto的冲击下，在传统产业中劳动和生活的人们正在被历史的车轮所抛弃。这部分庞大的人口虽然在经济形式上不能占据时代潮流，但是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却占据着主体，是教育改革的承载者。由于并不生活在后工业社会或者知识经济的社会成分里，而是生活在农业社会、传统产业的经济成分里，生活在裙带社会里，他们希望从教育那里得到的是知识、技能、职业以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中产阶级的弱化和下层化，使得中下层人口占据主体。有人说，政治和民主对于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同样的，当人们在为温饱、谋生而奔波的时候，主体性、创造性、人格完善以及综合素质养成等等是不予考虑的，当“以何为生”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人们才会考虑“何以为生”的问题。庞大的生存型人口还在为“以何为生”而苦苦挣扎的现实决定了教育应当侧重基础科学文化的普及、技能技术的培训，而不是主体性、创造性、个性的教育。倡导“何以为生”、追求“人”的意义的素质教育就只能局限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内推行，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素质教育就只能遭到群众性的广泛的抵触：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之后家长们在家里、辅导班和少年宫里加重孩子的负担，初中后分流的政策又被不想读职业高中、缴几万元赞助费也要上重点高中的家长们无情地瓦解了。素质教育适应了精英阶层的发展性需要，而没有看到更多处于工业化和前工业化的弱势群体和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生存性需要，缺乏全面推行的群众基础。
最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加剧了素质教育的尴尬局面。当前，和物质资源的分化一样，教育资源（学校质量）的分化是十分严重的，这一点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地区，各种“重点”中小学或者“示范”中小学的存在就是例子。对发展性社会资源的竞争，首先要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开始，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紧缺的，于是对重点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争夺使得考试承担了太多的额外功能，离它的本体性功能越来越远，考试的异化是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素质教育面临的一大障碍。
（二）不仅没有建立起人才合理流动与晋升的制度，也没有形成一种重视能力和素质而不是文凭的制度，这也决定了素质教育的困境。“一个儒教风行的社会是一种文凭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以他受的教育程度分类的”。[9]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获取发展性资源、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途径，对于大多数缺乏权力和社会裙带关系的生存型人口来说，只有接受精英高等教育（不是高职）这唯一的一条路。这也就使教育承担了大量的非本体性功能，而我们又缺乏公正、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和选拔制度，于是，应试教育“挥之不去”就在所难免了。
（三）观念层面上，缺乏追求人格完善、品德高尚、自我实现、主体高扬、民主自由等思想意识，这一点也导致了素质教育的困境。“官本位”、“重学轻术”、专制主义、人身依附等封建主义思想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来形成的经济利益至上、浮躁性功利等思想意识已经支配了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就教育观而言，是传授知识、技能，而不是主体性人格的自我建构的理念支配了人们的头脑。这种观念所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关注的要么是“如何进入官僚阶层”、要么是“如何获取经济利益”，人们流动的中心，除了公务员之外，就是发达地区、垄断性行业、具有后工业化时代性质的高新技术产业等。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对重点大学与热门专业的争夺，而不是对高职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的非热门专业的争夺，这一点，由近几年来高校“扩招”所导致的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是扩招的主要承载者）尤其是其中的热门专业人满为患，而民办高校、高职和一般本科院校（本应当是扩招的主要承载者）尤其是其中的非热门专业却总是冷冷清清，毕业生就业也是“步履维艰”的现象可以说明。将社会结构对素质教育的制约串起来分析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中，农业基本上仍然处于一家一户、手工劳动的水平上，离后工业化社会还有一段距离；城市中的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仅需简单技能的第三产业比重很大，而这些经济成分更需要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基础科学文化的普及教育、再就业的培训等。另一方面，在我国，人口金字塔的底层巨大，并且他们依然是传统思想观念的主要载体，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之现状、以及身上所内化的人身依附、专制主义、官本位、重“学”轻“术”等思想使他们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后代融入主流社会，扭转自己家族的命运，在这样一个裙带关系和学历文凭盛行而又缺乏正常合理的社会流动和人才选拔机制的社会里，只有接受教育这唯一的一条路。但这中间所说的接受教育指的不是职业技术教育，而是重点大学尤其是热门专业的教育，因为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彻底改变命运。于是，对优质的教育资源的争夺就愈演愈烈了，再加上我们对教育的真谛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还很有限，接下来，考试的异化、教育的异化就在所难免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也就可以理解了。质言之，底层人口基数大，制度建设又限制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多途径性，观念上又存在着对精英教育尤其是精英的高等教育追逐的心理根源，使得获取发展性资源和扭转生存困境，唯有通过精英教育和文凭这一途径；再加上人才评价和教育评价制度的不完善、不科学，于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素质教育，就缺乏了物质、制度、和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可以说，只要观念层面还大量存在着“跳龙门”、干体力活和当简单技术工人地位低人一等、“当官才能光宗耀祖”、唯学历主义、人身依附和用权力控制他人等意识，只要制度上还大量存在着限制人才流动和晋升的裙带关系和户口身份制、抑制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专制与权力中心制度等，只要物质层面上还存在着两极化加剧现象、存在着为生存和自主而挣扎的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存在着父母打工卖血也要让自己的独生子女读一所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以改变家族命运等等物质资源短缺、不均衡、不公平问题，以追求“两全”、自主性、创造性、人格完善等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就根本行不通，通过行政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只是沿海等发达地区在推行，就只能遭遇素质教育理念在实践中被扭曲、变形、夭折的命运，素质教育就只能成为应试教育的翻版。后工业化或者工业化的高度发达是素质教育的物质基础，但这种经济成分在我国的比重还是太小了，工业化和前工业化的成分比重仍然很大。这种二元和断裂的社会文化结构特点要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少数人的发展性需要掩盖多数人尤其是农民的生存性需要，素质教育只是大多数人都达到了小康之后的事情。素质教育实施难的社会根源在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环境。要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建设一个协调平衡的社会结构，否则，不仅仅是素质教育，就连其他许多社会改革，不管设计者的初衷和拟定的制度有多么好，都将因物质和观念的基础缺乏而在实践中走样、变形、甚至夭折——这方面的例子已经是数不胜数了。当前，一方面要缩小社会分化，加强社会整合，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培育发达的中产阶层；使断裂的社会成分之间能够进行能量交换并逐步缩小差距而不是分割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成分之间的流动、交换关系。另一方面是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彻底地进行制度和观念的变革，变革的程度和方向以生产力的需要为标准。而当务之急在于：努力缩小二元结构的差距，使社会整体都提升到成熟的工业化阶段；进行一场深刻的克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吸收其中的优秀思想的思想启蒙运动，将五四未竟的事业完成。而就素质教育而言，关键在于具备了物质基础之后，进行文化思想的启蒙，观念先行，使人们对人之为“人”、教育之为“教育”、“何以为生”等问题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大力建设与此教育理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使素质教育具有协调平衡的物质、制度、观念基础。注释：
[1]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指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的速度不一致，结果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产生问题。
[2][8]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1，(4).
[3]吴忠民·社会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n].南方周末，2002－05－16.
[4]孙立平执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
[5][6]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J].书屋，2000，（3）.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7
关键词：制度；社会正义；资源性意义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正义的理论形式从单纯的伦理学扩大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从制度伦理学的角度对社会正义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界的一大趋势。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讲到：“正义是制度的首要原则。”并进一步指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1]因此，针对社会正义开展的制度性探讨将正义的价值诉求和制度的规范建构有机关联，这就“构成了该社会的制度支柱并由此而增加着社会有序化的可能性”。[2]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正义原则相对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却没有对社会制度在保障正义价值现实化方面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为本文考察制度安排对实现社会正义的资源性意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必要。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制度”是多学科共享概念，但多学科对制度概念的不同界定也导致了其内涵的模糊。伴随现代学科交叉和理论研究的细化，人们对“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凡勃伦将制度理解为一种：“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3]，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4]，施密德将制度理解为“人们之间有秩序的关系集”[5]伯尔曼理解的制度为“结构化的安排”[6]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把“制度”定义为“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7]……尽管如德国学者柯武钢、史漫飞所说：“文献中的‘制度’一词有着众多和矛盾的定义。不同学派和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已不可能给出一个普适的定义来。”[8]但我们在众多的制度定义中，还可以判别出三类大致倾向：制度经济学学者主要将制度理解为一种组织机构或结构，如康芒斯、科斯和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派和社会契约论者则将制度界定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约束、行为准则、规范体系，如诺思、马克斯·韦伯、罗尔斯；另外还有一些人，如凡勃伦和哈耶克，将制度的定义范围扩展到文化、习惯、社会规则等无形的方面，认为制度是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致力于考察制度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的价值，所以侧重于制度在“制度正义”这一问题域中的内涵与外延。首先，“制度正义”中的“制度”仅指狭义的正式制度，即国家和社会中每个组织和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秩序和规则，不包含“习惯”、“风俗”、“文化”以及“潜规则”；其次，“制度正义”中的“制度”是基本制度与非基本制度的统一。基本制度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和背景正义的制度，它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或者说是非基本制度得以呈现和具体化，二者不离不弃；最后，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具备自我实现能力的制度体统。作为一个包括规则内容、特定对象、内在理念、实现载体四大要素在内的系统，制度具备自我实现能力。
制度可以使正义价值观念由应然转变为实然，从制度哲学的高度来讲，是因为制度的社会存在属性使其先天具备了将客观世界主观化和将主观世界客观化的能力，从而达到正义的主观愿望与社会正义客观现实的统一。制度是价值原则、伦理观念、社会理想、理论原则的对象化和客观化。一方面，正义观念在制度的对象化、客观化过程中扬弃自身的主观性，并外化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之中；另一方面，制度在社会正义的价值原则、伦理观念、社会理想等中的内化，既充当了社会正义实践过程中具体的、客观的现实依据，又扬弃了直接客观性。制度的这种特殊品格，使其同时扬弃了社会现实存在和主观价值观念的对立，从而实现了主客一体。由此，制度才具备了将社会正义的观念性存在过渡到现实性存在的可能。具体说来，这一过渡是通过三方面实现的，即社会的制度安排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制度性空间、提供实践手段、充当转化媒介。
二、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现实空间
制度，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秩序、规则，起着划定正当、合理行为标准的作用。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度，可以为所有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行为提供现实空间。这是因为，“规则是以规范或秩序选择的标准，即把什么是禁止的与什么是允许的及要求的区分开来作为基础的以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愿。人类通过对所有可能的行为设置界限，便能够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并且仍然对选择自由开放充分的空间”[9]。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开辟的这一制度化空间，可概括为社会正义的制度环境，也即制度建设为社会成员提供的践行正义行为的制度化社会生活空间。
一方面，正义制度环境划定人们进行社会行为选择的边界。个人在确定正义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他自己给自己颁布的法则”[10]，还受到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的影响。在社会生活历史中，业已形成的并作为客观社会存在固定下来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活动。制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向人们提供规约和可预见性，诸多具体制度更以各种方式直接导引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活中，制度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践履正义行为的选择范围，有关社会正义的内容也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得到人们的普遍共识、认可与遵循。换言之，正义理想的确立、正义意识的培养、正义人格的养成都是现实社会正义制度环境影响的产物。个人在超出正义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很难真正作出符合现实社会正义要求的行为选择。
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统一的客观标准。正义观念在发挥行为导向上的主观差异性，需要我们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找合理性的客观标准。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标准就是现实社会的制度环境。因为制度环境是按照不同行业部门的特点将道德规范、道德目标转化为工作的具体要求，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从活动范围、标准、程度到工作态度、责任、义务都有明确的具体规定。这既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了社会正义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在价值观念之外为消解正义观念上的混乱和困惑找到了实践的钥匙。
制度环境通过划定人们社会行为选择的边界，通过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客观统一的标准，框定了社会正义得以兑现的生产生活关系形式，同时也规定了人们交往合作的范围，厘清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合法性界线。如此，社会发展就被规范在一个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化空间内，正义价值由应然向实然的转化成为可能。
三、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实践手段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制度的手段作用：“制度可以叫做复杂的制度化的角色整合，这种整合在所谈及的社会系统中具有战略性结构的意义。”[11]制度整合是通过社会制度体制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整体，这种社会组织整合方式又称为权力整合。社会正义不是一个社会群体中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事情，它需要整个社会在认识上对正义原则的尊重，在行动上对正义原则的共同遵守。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组成是复杂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正义标准和思维水平，很难形成统一。制度通过外在的规范力量，统一社会意志，有助于增强实现社会正义的凝聚力。围绕制度安排的整合作用，制度安排进一步展开了实现社会正义的实践手段：约束与激励。
制度之所以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于制度中储存着信息和规则。这些信息和规则替代了个人思维的必要性。制度安排在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正义与非正义划分的同时，也就等于提供给社会成员以相应的行动信息，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行为，如此行为会得到制度保护；什么样的行为是非正义行为，如此行为应将受到制度限制与惩罚。人们通过具有普遍效力的制度规范体系可做出相应的判断，从而对自身行为进行取舍。这种取舍即制度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与激励的结果。换言之即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的实践手段。
制度安排能够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实践手段，因为制度是以某种关系为尺度对行为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的这种作用引导着社会行为的选择，制度安排通过这种选择方式，决定符合社会正义的因素归入应该被鼓励的范围，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因素归入应该受到限制的范围。在这一选择基础上，制度又通过其明示的强制规范力，对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社会行为进行校正、打击甚至惩罚，以此使社会非正义行为受到限制和约束；对合乎正义标准的社会行为进行保护和鼓励，以此赋予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人格，唤起社会共同体成员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整合作用衍生出约束和激励手段，从而有力地保障了社会正义的实现。
四、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转化中介
如果说正义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理性的道德价值，那么，社会正义则是现实的、与感性世界相联系的社会成员价值行为的集合。那么，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作为应然到实然的过渡，至少包含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个体美德与社会规范、理论原则与政治实践等三方面的转化。为实现社会正义，制度安排本身即此三方面转化的中介。
第一，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转化中介。实质正义是对客观对象的道义追求，它指向客观对象的终极价值关怀，可称之为内容的“善”或实质的“善”。程序正义则追问客观对象的存在方式，它指向客观对象的终极价值实现，可称之为形式的“善”或技术的“善”。正义关涉制度建设的实质内容而非程序。一般而言，实质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反映实质正义，二者相互对应。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程序正义的工具理性扩张淹没了实质正义的价值关怀，或者实质正义失去程序正义的支撑而停留于理想的“乌托邦”状态。或者说，制度建设在程序和实质方面都追求“善”，但同时保持善的两个层面则需要转化中介。社会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体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保证以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实现为终极价值关怀，而且能够通过公正、透明的程序来实现实质正义所指向的价值关怀。“一个效力和实效稳定统一的制度，不仅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秩序，更可以在这种稳定规范秩序中呈现与传达一种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精神。”[12]制度安排既保证程序正义的“效力”，又保证实质正义的“实效”。因此，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原则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转化中介。
第二，个体美德与社会规范的转化中介。美国学学者布莱恩·巴里在《正义诸理论》中提出，正义的观念性存在多以个体美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个体美德中的正义发挥，依赖于主体自觉，强调主体自律。而正义的制度性存在则依赖于社会制度规范的调控，强调他律的作用。主体自觉与社会调控、主体自律与他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因为正义的制度中包含着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基本框架，从而对个体正义具有原生性的约束，个体的正义美德成为制度道德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又因为正义的制度化安排对不同的行为主体具有同等的客观有效性，它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具有矫正作用，可以将个体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所以，正义的制度较之于个体正义美德，具有一系列发挥其社会功能的特殊形式。美德正义要想获得普遍有效化和客观约束力，实现向社会规范的升级，实现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过渡，就必须接受制度化的洗礼。制度性方式存在的正义即正义制度，是由个体美德到社会规范最有效的中介。
第三，理论原则与政治实践的转化中介。社会正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追求，是政治的崇高理想和价值目标，任何一个国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它已经成为世界现代政治的共同原则。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理论原则的正义和政治实践中的正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为现实政治行为提供指导原则和实践方向的正义，只具有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意义；而后者则更注重在国家或社会的具体政治活动中，将统一的理论原则作用于社会现实，进而促进社会正义的形成。社会正义的理论原则虽然具有原则性指导意义，但是它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间接无力的，它要获得公共权力并形成政治决策，必须依赖一个使其可以进行实践操作从而具备普遍效力的中介性存在。社会正义的制度化建设，将正义的价值取向引入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之中，也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评价提供重要标准。制度正义是实现理论原则过渡到社会政治实践的工具。
社会正义的存在方式可以区分为观念性存在方式和制度性（或者说是规范性）存在方式，前者所关注的是正义本身的、内在的、一般的价值属性，而后者所关注的是正义在从“精神”到“实践”这一过程中的实证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技术属性。二者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具有内在互生性特征。但以制度方式存在的正义相对于观念正义来说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社会正义的兑现过程中，正义的制度安排通过统一社会共识、确认社会结构、协调社会矛盾、规范社会行为等作用机制，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现实空间、实践手段和转化中介，从而完成对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建构。因此，制度安排具有将正义的观念性存在导向正义现实的资源性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规则、契约为基础的法制社会，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和前提保障，制度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代诉求之一，这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影响制度正义建设的诸多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体系建设，为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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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性质篇8
关键词:地下经济犯罪成本惩罚成本犯罪收益
一、“地下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
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有理性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其一,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犯罪成本。其二,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犯罪收益增加。其三,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扩大组织规模,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甚至......,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犯罪水平不断提高,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
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相互强化了反社会的心理,降低了责罪感。同时,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编制保护伞,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开脱说情,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使其能够逃脱打击,在较长时间内,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从犯罪行业看,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同样,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在竞争中,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只要有犯罪效益,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润滑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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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性质篇9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社会制度的性质篇10
“形式化民主”与“实质性民主”
自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逐渐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世界各国人民为民主政治的确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但民主的理想还远未实现，依然在前行途中。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于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价值。但这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资本主义民主是不可超越的典范。如果确认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资本主义民主就不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完成形态，而是必然要被民主政治的发展所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服从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逻辑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普遍无权”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法律上他们被赋予了各种民利，但事实上却被政治运作过程边缘化，导致“让少数人主宰一切，多数人被迫沉默”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的“民”，虽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指向了每一个人，但在普遍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面前，这种政治制度事实上和实质上所能维护的只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尽管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在局部上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调整，但这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奴役这一基本性质。正如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达尔所分析的那样：“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引发了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从而限制了多元民主的潜力”。政治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使一些公民对政府政策、决定和行动的影响比另一些公民大得多，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掩盖了实际上的金钱政治，形式上的多党“公平竞争”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这就使民主的道德基础和公民的政治平等遭到严重破坏。这样的民主显然不可能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只是一种“形式化民主”。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从而能够把民主政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基本制度上始终坚持公有制在社会经济基础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灭了造成阶级分化、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坚持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依法制约和监督国家公共权力的民利，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其次，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加强民生建设，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人，合理限制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防止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摩擦或社会冲突，而且在于不断深化和扩大人民群众的实质性自由与平等，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充分的社会条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一些迷信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往往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制度形式视为民主政治的实质，因而倾向于用是否采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来判定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例如，有人看到中国没有搞西方国家的那种议会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选执政，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或者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指数很低。这种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忽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根本差别，以及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这两种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制度形式上的根本差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区别，它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宣称“人民”，而是在实质上使人民真正成为者。只有这样的民主才真正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它不只是在特殊内容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而应当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的历史形态。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性民主，客观上就必然要确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国家机器始终不渝地成为全体人民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工具。而在现代政治形态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是必须通过政党制加以实现的，这就必然要求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政党，而不是代表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党，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保持领导地位或执政地位。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无疑是涉及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依据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思维框架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前提，因而许多西方学者和少数追随两方政治制度的人，特别迷信两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选执政的制度，并将其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他们完全不懂得或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党制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多元存在形态。无论政党竞选多么热闹，其最终结果都必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人民”不过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统治的政治幻象。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代表，它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在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它的执政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保障。因此，从政党制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不是一党和多党的区别，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政党和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基本利益的政党的区别。如果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就会变成一纸空谈。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始终不渝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始终不渝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领导的根本原则，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自身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的实质精神。因此，始终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政治优势和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依据，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比拟的。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生命线。
社会主义实质性民主的制度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决定了它在制度形式上必然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从而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宪法确立的。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地位，并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民利和根本利益为宗旨，因而在实质上真正具有民主的广泛性和人民性。其次，我们不搞西方式的议会制度，也不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而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强调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确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协商民主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