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大全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十篇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十篇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4:39:02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1

关键词:重大活动档案档案管理收集工作

重大活动档案是指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活动及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形态的历史记录。近年来,随着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明确,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国际资源加速聚集,重大活动的举办日益频繁,重大活动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和档案管理难度也日益凸显。自2008年以来,笔者共亲历或参与指导了二十余项重大活动档案工作,本文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在对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特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了如何更好地开展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

一、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的特点

(一)组织机构规格高,档案材料具有不可替代性

重大活动普遍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政治性极强,多为中央领导及市级领导直接挂帅,参与人员往往涉及各国政要首脑。如第二奥运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担任;2014年apeC峰会由主席主持,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等21位领导人出席会议。而在重大活动筹备、举办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档案,记录着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重大活动申办程序复杂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档案工作具有被动性

我国每年都会有很多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领域的活动或会议举办,但北京能否申办成功,要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审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无法提前掌握相关信息,一定程度上使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较为被动,很难对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的提早开展有效指导。

(三)重大活动组织机构临时且涉及部门众多,档案收集工作具有挑战性

1.临时机构涉及部门众多,集中办公存在困难,使得归档文件较为分散。重大活动临时机构通常涉及其内设机构及成员单位,其中内设机构少则十几个,多则二三十个;成员单位少则五六十个,多则上百个。由于经费、场地租赁等问题,绝大多数部门难以集中办公,仅能保证核心部门的相对集中。还有一部分重大活动工作区域本身就较为分散,甚至涉及外省市,如2008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的内设机构就包含29个委内部门、38个竞赛场馆、13个非竞赛场馆及青岛、香港、天津、上海、沈阳、秦皇岛等6个京外赛区。

2.重大活动涉及全市方方面面工作,需要各职能部门的协同作战,往往会从各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机构,来负责重大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其组成人员基本不改变原有人事关系。临时机构存续时间从月余到数年不等,但活动一结束,机构便解散,工作人员也被迅速召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各类载体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否则极易造成档案的散失,对重大活动档案的收集形成挑战。

(四)重大活动工作模式相对固定,档案工作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般来说,重大活动分为机构组建、筹备、举办、总结、撤销等五个阶段,其工作模式相对固定。以2008年奥运会为例,组建阶段自2001年8月至12月;筹备阶段至2008年4月;举办阶段至当年9月;总结阶段至2009年7月;机构撤销阶段至2009年7月24日。鉴于重大活动工作模式的相关固定性,档案工作可以采取项目时间管理方式对其进行管理。

二、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受重视程度不高

由于重大活动组织机构的临时性、工作节奏的快速性,加上档案工作本身的末端性、服务性、保障性,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很容易被领导忽视。部分工作人员也会因此出现拖延的情况,这极大地影响了档案工作正常开展。这种情况在常设机构时有发生,在重大活动临时机构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重大活动档案工作提前筹划存在难度

重大活动临时机构组建、人员逐步到位后,各项工作便进入战时状态。如前所述,重大活动申办程序较为复杂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加之档案自身的特点及档案部门相较其他职能部门而言,在重大活动中处于非核心地位,使得各项工作开展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前介入,开展建档指导存在难度。

(三)重大活动文件材料易散失

由于重大活动组织机构多为临时机构,工作人员身兼数职,使得重大活动临时机构撤销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大量存放于部门或个人手中的文件材料来不及统一收集,被随意丢弃或被带回原单位等情况,加之办公地点的不集中,很容易导致文件材料的散失。

(四)重大活动档案的归属容易引起纷争

重大活动档案的归属问题十分敏感。如不同举办主体之间,档案馆与博物馆之间,不同行业之间,都会出于对档案归属权的重视,希望留存档案原件,但原件只有一套,一旦分散必然影响全宗的完整性。

(五)重大活动档案人员业务能力明显不足

重大活动档案人员应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短时间内准确判断档案价值、合理分类、规范整理的业务能力;二是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三是培训督导能力,确保归档范围、整理标准得以贯彻执行。目前,重大活动组织工作强度大,工作人员多为兼职,在这种情况下,人员选配时仅有档案专业能力,不能满足工作需求。

三、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一)多措并举,提高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重视程度

首先,档案工作要变被动为主动,借助各种手段宣传档案工作,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愿意去认识和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其次,建立自上而下的档案工作机制。明确临时机构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明确临时机构主管档案工作的部门及部门的负责领导;明确主管部门内的专职档案员;明确临时机构各部门负责档案工作的领导及兼职档案员。(二)加强监控,解决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难以提前筹划的问题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应与经常承办重大活动的职能部门建立沟通渠道,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适应重大活动申办审批的特点,在审批通过后,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的监控。一是针对其工作模式相对固定的特点采用项目管理方式,将档案工作作为项目进行分解,预测各阶段的所需时间,根据总体规划和重要程度确定工作任务,参照预期进度进行跟踪,实施检查督导。二是借鉴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主办城市的监控方式,采用“红绿灯”监控机制,即运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工作进度,绿色代表完成、黄色代表进行中、红色代表延迟。三是采用定期通报机制,即在临时机构主要领导参加的重要会议上定期通报档案工作进展情况,以确保档案工作与重大活动筹办工作同步开展。

(三)建立制度,加强管理,确保重大活动档案的齐全完整

一是制发规范性文件,如文件材料归档制度(包括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要求等)、各类载体档案整理标准、档案保管、保密、利用、移交等各环节工作制度。二是制定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如制定档案工作总体安排计划,编制时间进度表。三是在机构管理上,编制包含归档范围目录在内的《档案工作责任书》,明确责任目标、责任内容、责任追究等事项。四是在人员管理上,对于组织关系未调整的,可明确提出未完成档案移交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及档案人员不得提前撤离工作岗位的要求,对于组织关系转到临时机构的,需由该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离岗人员档案工作无未结事项后,方可办理离职手续。五是在档案管理上,可采取待移交档案目录需经各归档机构主管领导审核确认方可向档案部门移交等方式。

(四)根据举办主体的情况,确保重大活动档案的合理归属

根据重大活动的规格、性质、涉及区域、所属全宗及其利用需求等特点,确定档案的最终归属流向。对于举办主体单一、归属清晰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档案由主责单位集中收集和整理并在重大活动结束后及时移交有关档案馆、由主责单位集中收集和整理并随本单位档案按期移交有关档案馆、移交由各参与单位分别收集整理并随本单位档案按期移交有关档案馆等三种管理方式。对于涉及不同举办主体、不同馆际、不同行业的,应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档案归属,能形成多份(套)的,如部分公文、实物档案等,分别归入各举办主体,原件仅一份的,如领导批件、会计、原始声像档案等,可由一方完整留存原件,其他各方留存复制件或档案目录,并签署档案保密利用备忘录,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2

【关键词】:犯罪;走私;预防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中国加入wto以来,走私,这样一种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在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内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特点。因此研究和预测新时期中国走私犯罪活动的特点,并探讨其预防对策,也就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一、中国现阶段走私犯罪活动概述

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十分重视打击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尤其是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走私犯罪案件持续上升。为确保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87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是对此作处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以2000年查处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为例,其犯罪金额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影响之恶劣,为建国以来罕见。而走私的犯罪行为,近年来也日益猖獗。由此看出,我国的反走私活动仍然任重道远。

综合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系列走私犯罪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一些特点:

1.走私犯罪活动的涉及范围广泛

走私犯罪活动近年来十分猖獗,不管是从涉案的人员、地域还是种类来看,涉及的范围都十分广泛。从涉案人员上看,不仅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公民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一些国家机关、税务、海关、外贸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接受贿赂,支持、纵容和包庇走私活动。许多单位和个人相互勾结共同进行走私贩私活动。少数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及其领导人参与或者支持走私活动。从走私的地域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波及到内地甚至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从走私的物品种类来看,几乎囊括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文化用品、文物、等各个种类。

2.走私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重特大案件数量上升,危害严重

不论是从走私案件的数量、大案要案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来看,近20年来,我国走私犯罪活动基本上是日趋严重。走私违法犯罪基本上是经济犯罪案件(除走私外),而衡量此类案件,走私数额的多少是判断其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近年来,我国查处的一些走私案件动辄上亿,甚至上百亿。

3.走私犯罪活动的手段更加狡猾,花样不断翻新

当前,走私犯罪活动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智能化。20世纪80年代初,走私活动主要是通过海上偷运来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走私活动充分利用了空中和陆地交通工具的发展,“海、陆、空”相结合,形成了“立体走私”的态势。同时,犯罪分子利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之机,打着兴办合资、合营、独资企业的旗子,以各种手段伪装、掩盖走私活动。有的以进口保税、转口物资为由进行走私,有的伪造批文、清单进行走私,有的采用现代化手段隐藏走私品进行走私,还经常贿买海关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掩护走私活动。

4.走私活动向国际化、集团化、暴力化方向发展

在走私犯罪活动中,共同犯罪甚至是犯罪集团相当突出,在一些案值高的走私案件中,往往是多个单位、个人相勾结,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海上走私案中,不但走私船只吨位大、投入成本多,私货价值高,而且大多是由走私集团精心策划、内外勾结,还经常武装押运。其中较常见的是国内走私集团与境外走私集团勾结,由境外走私集团派遣走私“母船”驶至靠近我国领海的公海,境内走私分子到公海上接驳走私“母船”进行走私交易。

同时,走私分子相互间形成了一整套极为隐蔽的联络方法,加上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工具,使其犯罪能量增大又不容易暴露。即使被缉私人员发现,也不易抓获他们。

二、新时期我国走私犯罪活动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查处的各类走私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走私犯罪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存在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珍贵文物、珍贵动物、珍稀植物、物品等属于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而走私这些物品,往往比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利润更高。而获取巨额利益正是走私犯罪最直接的动因。在此条件下,走私分子为谋取暴利而继续走私上述物品就显而易见。

2.尽管加入wto以后关税将大幅度减让,但是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依然存在,这也使以偷逃税款为主要目的的普通货物、物品走私活动相应的存在。我们必须看到,走私最根本的驱动力是通过偷逃国家税款来牟取暴利,因此,只要有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存在,就必然会有商品的国内外差价存在,走私就肯定会存在。

3.国外在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对我国实行贸易禁运政策,也必然导致此类产品的走私活动不会消失。我国本土高科技产业的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it行业刚刚起步,非常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却通过立法禁止向中国出口此类产品和技术。这也使得此类走私活动利润相当丰厚。尤其是此类高新技术产品本身又往往体积小,份量轻,携带藏匿方便,非常便于走私。

4.实施《海关估价协议》后,我国海关将由原来的依据“参考价格”进行审价转变为以“成交价格”作为估价定义,即,我国海关对进出口商品估价将按照“实际成交价格”,而不再使用现今的“最低限价”的做法。这客观上为价格隐瞒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采取价格隐瞒手法进行的走私现象会日渐增多。

5.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投资及企业进入我国的领域和方式将进一步扩大。由于在科技开发、经营管理、资金基础、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这对我国企业,尤其是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中小企业将是严峻考验,而这也有可能促使少数企业搞歪门邪道,进行走私违法活动,以谋求生存空间。

6.国(境)外商人走私可能增多。随着市场对外开放的扩大,外籍企业、人员以及港、澳、台企业、人员的涌入,其参与、组织走私犯罪活动也将增多。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犯罪手段上会趋向于高智商、更隐蔽和充分利用高科技。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科技产品走私问题,由于其具有价格高、体积小,易携带的特点,随身携带走私是十分容易的。再比如现在十分流行的“电子商务问题”,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其将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商品交易形式,而这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为一些特定种类的走私活动提供便利。

三、预防和惩治走私犯罪的对策思考

走私犯罪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作为公安机关应该如何更好保障国家利益,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值得我们深思。私以为,我们公安机关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主动积极措施应对,趋利避害,遏制负面影响,确保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

1.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应注重提高广大民警素质,适应新时期打击走私犯罪的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公安工作都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查处走私案件和其他涉外案件中,这也就对公安民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第一、要具备为中外企业发展提供符合国际水准服务的能力。这就要求全体公安民警在管理工作中必须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从服务意识、管理理念、工作水平等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投资环境。

第二、要注重培养一支专业队伍。从199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专业公安队伍――缉私警察,对于他们和其他相关的公安机关民警,要进行金融、税务、外贸、外语、wto等方面知识的系统培训,以期建立一支既熟悉公安业务知识,又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内涵的专业队伍,着力提高对走私案件和其他涉外案件的处置能力,以不断适应新形式的发展,使公安队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业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

2.加大对境内外犯罪,特别是走私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

第一、必须加强对因走私引起的不稳定因素的情报信息的收集、研究工作。要以受走私冲击最大的经济领域和行业为重点,广辟情报渠道,积极搜集预警性的情报信息,主动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将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制止在萌芽状态。

第二、要继续贯彻严打方针,对于出现的各类走私案件,应根据其特点,采取多种打击手段,重点对境内外勾结的走私活动予以“稳、狠、准”的打击,绝不使其抬头蔓延。同时提高对掩蔽性较强的罪案的发现能力,加大对在逃案犯的缉捕归案力度。

第三、加强国内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国内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之间要经常联系,互通信息,真正做到协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公安机关和其他单位之间也要加强联系,积极争取边检、外办、台办、外贸、安全、检察、法院的配合支持,对易受走私犯罪侵害的领域、行业、部位切实做到“有防有控”,掌握工作的主动性。

第四、要加强与境外警方的合作与交流,建立情报信息互通渠道,要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借鉴有关国家地区在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逐步积累情报资料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3

   【论文摘要】:中国自加入wto以后,走私犯罪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特点,因此,研究和预测这样一种经济犯罪的趋势,对我们将来更好的预防和打击这类犯罪,保障我国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

   自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以来,走私--这样一种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在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内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特点。因此研究和预测新时期中国走私犯罪活动的特点,并探讨其预防对策,也就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一、中国现阶段走私犯罪活动概述

   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十分重视打击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尤其是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走私犯罪案件持续上升。为确保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87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是对此作处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以2000年查处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为例,其犯罪金额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影响之恶劣,为建国以来罕见。而走私毒品的犯罪行为,近年来也日益猖獗。由此看出,我国的反走私活动仍然任重道远。

   综合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系列走私犯罪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一些特点:

   (一)走私犯罪活动的涉及范围广泛

   走私犯罪活动近年来十分猖獗,不管是从涉案的人员、地域还是种类来看,涉及的范围都十分广泛。从涉案人员上看,不仅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公民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一些国家机关、税务、海关、外贸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接受贿赂,支持、纵容和包庇走私活动。许多单位和个人相互勾结共同进行走私贩私活动。少数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及其领导人参与或者支持走私活动。从走私的地域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波及到内地甚至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从走私的物品种类来看,几乎囊括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文化用品、文物、毒品等各个种类。

   (二)走私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重特大案件数量上升,危害严重

   不论是从走私案件的数量、大案要案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来看,近20年来,我国走私犯罪活动基本上是日趋严重。走私违法犯罪基本上是经济犯罪案件(除走私毒品外),而衡量此类案件,走私数额的多少是判断其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近年来,我国查处的一些走私案件动辄上亿,甚至上百亿。

   (三)走私犯罪活动的手段更加狡猾,花样不断翻新

   当前,走私犯罪活动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智能化。20世纪80年代初,走私活动主要是通过海上偷运来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走私活动充分利用了空中和陆地交通工具的发展,"海、陆、空"相结合,形成了"立体走私"的态势。同时,犯罪分子利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之机,打着兴办合资、合营、独资企业的旗子,以各种手段伪装、掩盖走私活动。有的以进口保税、转口物资为由进行走私,有的伪造批文、清单进行走私,有的采用现代化手段隐藏走私品进行走私,还经常贿买海关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掩护走私活动。

   (四)走私活动向国际化、集团化、暴力化方向发展

   在走私犯罪活动中,共同犯罪甚至是犯罪集团相当突出,在一些案值高的走私案件中,往往是多个单位、个人相勾结,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海上走私案中,不但走私船只吨位大、投入成本多,私货价值高,而且大多是由走私集团精心策划、内外勾结,还经常武装押运。其中较常见的是国内走私集团与境外走私集团勾结,由境外走私集团派遣走私"母船"驶至靠近我国领海的公海,境内走私分子到公海上接驳走私"母船"进行走私交易。

   同时,走私分子相互间形成了一整套极为隐蔽的联络方法,加上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工具,使其犯罪能量增大又不容易暴露。即使被缉私人员发现,也不易抓获他们。

   二、新时期我国走私犯罪活动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查处的各类走私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走私犯罪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存在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武器、弹药、核材料、毒品、假币、珍贵文物、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等属于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而走私这些物品,往往比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利润更高。而获取巨额利益正是走私犯罪最直接的动因。在此条件下,走私分子为谋取暴利而继续走私上述物品就显而易见。

   (二)尽管加入wto以后关税将大幅度减让,但是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依然存在,这也使以偷逃税款为主要目的的普通货物、物品走私活动相应的存在。我们必须看到,走私最根本的驱动力是通过偷逃国家税款来牟取暴利,因此,只要有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存在,就必然会有商品的国内外差价存在,走私就肯定会存在。

   (三)国外在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对我国实行贸易禁运政策,也必然导致此类产品的走私活动不会消失。我国本土高科技产业的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it行业刚刚起步,非常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却通过立法禁止向中国出口此类产品和技术。这也使得此类走私活动利润相当丰厚。尤其是此类高新技术产品本身又往往体积小,份量轻,携带藏匿方便,非常便于走私。

   (四)实施《海关估价协议》后,我国海关将由原来的依据"参考价格"进行审价转变为以"成交价格"作为估价定义,即,我国海关对进出口商品估价将按照"实际成交价格",而不再使用现今的"最低限价"的做法。这客观上为价格隐瞒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采取价格隐瞒手法进行的走私现象会日渐增多。

   (五)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投资及企业进入我国的领域和方式将进一步扩大。由于在科技开发、经营管理、资金基础、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这对我国企业,尤其是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中小企业将是严峻考验,而这也有可能促使少数企业搞歪门邪道,进行走私违法活动,以谋求生存空间。

   (六)国(境)外商人走私可能增多。随着市场对外开放的扩大,外籍企业、人员以及港、澳、台企业、人员的涌入,其参与、组织走私犯罪活动也将增多。

   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走私犯罪活动仍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犯罪手段上会趋向于高智商、更隐蔽和充分利用高科技。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科技产品走私问题,由于其具有价格高、体积小,易携带的特点,随身携带走私是十分容易的。再比如现在十分流行的"电子商务问题",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其将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商品交易形式,而这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为一些特定种类的走私活动提供便利。

   三、预防和惩治走私犯罪的对策思考

   走私犯罪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作为公安机关应该如何更好保障国家利益,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值得我们深思。私以为,我们公安机关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主动积极措施应对,趋利避害,遏制负面影响,确保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

   (一)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应注重提高广大民警素质,适应新时期打击走私犯罪的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公安工作都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查处走私案件和其他涉外案件中,这也就对公安民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第一、要具备为中外企业发展提供符合国际水准服务的能力。这就要求全体公安民警在管理工作中必须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从服务意识、管理理念、工作水平等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投资环境。

   第二、要注重培养一支专业队伍。从199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专业公安队伍--缉私警察,对于他们和其他相关的公安机关民警,要进行金融、税务、外贸、外语、wto等方面知识的系统培训,以期建立一支既熟悉公安业务知识,又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内涵的专业队伍,着力提高对走私案件和其他涉外案件的处置能力,以不断适应新形式的发展,使公安队伍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业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

   (二)加大对境内外犯罪,特别是走私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

   第一、必须加强对因走私引起的不稳定因素的情报信息的收集、研究工作。要以受走私冲击最大的经济领域和行业为重点,广辟情报渠道,积极搜集预警性的情报信息,主动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将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制止在萌芽状态。

   第二、要继续贯彻严打方针,对于出现的各类走私案件,应根据其特点,采取多种打击手段,重点对境内外勾结的走私活动予以"稳、狠、准"的打击,绝不使其抬头蔓延。同时提高对掩蔽性较强的罪案的发现能力,加大对在逃案犯的缉捕归案力度。

   第三、加强国内公安机关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国内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之间要经常联系,互通信息,真正做到协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公安机关和其他单位之间也要加强联系,积极争取边检、外办、台办、外贸、安全、检察、法院的配合支持,对易受走私犯罪侵害的领域、行业、部位切实做到"有防有控",掌握工作的主动性。

   第四、要加强与境外警方的合作与交流,建立情报信息互通渠道,要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借鉴有关国家地区在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逐步积累情报资料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4

追捕就是指对逃跑的犯罪嫌疑人组织力量进行追缉,并将其捕获归案的侦查措施的总称。在检察机关侦查中,需要追捕的都是已经立案、且一般已被决定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因而追捕总体上属于执行拘留、逮捕的范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可以协助。但是,由于近年来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较为突出,追捕工作量大,公安机关则因任务繁重,因而多数案件的追捕是在检察机关的协助下甚至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完成的。同时追捕工作也反映了侦查部门的办案能力和办案水平,体现着检察机关的对外形象和声威。因此,检察机关非常有必要研究追捕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一、我国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现状

近年来,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出逃国外的人数不断攀升。2001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追逃专项战斗中,全国共抓获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数百名,但追逃仍然任重道远。新华社当天播发的一条相关消息首次披露了一个关键数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统计数字显示,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外逃携卷的钱款不断攀升,涉案案值比1995年前大大增加,贪污上百万兀、挪用上千万元的大案屡见不鲜。目前职务犯罪大多为受贿犯罪,而贪污、挪用公款型的外逃犯罪嫌疑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这类犯罪由于证据容易收集到位,犯罪嫌疑人往往迫于检察机关已经掌握其犯罪证据而潜逃;而受贿犯罪大多属于“一对一”,证据不易获取,犯罪嫌疑人存有侥幸心理。潜逃人员中,在金融系统任职的比较多,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管理钱财的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也较多。甚至个别党政机关部门的腐败官员,乃至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两年也开始或明或暗地卷入了海外潜逃的逆流。

二、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原因

1、主观原因

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主观原因,表现为犯罪后因恐惧畏罪而出逃的心理,总体上可以分为准备出逃(预谋充分)和仓惶出逃(预谋不充分)两种,在形式上有以下几类:

(1)犯罪嫌疑人的潜逃行为本身就是早有预谋的,是整个犯罪计划中准备实施的一个环节,其携款潜逃行为具有主动性、从容性和计划性的特点。这类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其罪行没有暴露之前就做好了人、财、物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准备携款潜逃,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设计出合家“远走高飞”的分步骤计划。其步骤大体循着如下轨迹: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转移,同时“暗度陈仓”,转移巨额不法资产;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本人则照常工作静观时变,以掩人耳目,同时继续玩弄实权,变本加厉地获取不义之财;一旦案发,便能迅即抽身潜逃,溜之大吉。特别是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犯罪金额较大且自以为手法隐蔽,作案后动辄潜逃,或在境内投资,或在境外进行所谓“创业”。潜逃出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因为在发达国家不仅生活舒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移民国家很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人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人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一位长期研究高官犯罪心理的学者发现:在高级别的官员中,虽未外逃,但有过外逃动机,做着外逃准备的并非极个别。像成克杰非法聚敛几千万元巨额赃款,大都转移到香港情妇的名下或存在境外银行里,梦想着有朝一日境外置业,周游列国,与情妇沉湎于另一种“温柔富贵乡”。再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5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

(2)职务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畏罪感越来越强,起初尚能假装若无其事,但在自我保护和逃避追究的心理作用下,一感到风吹草动就仓惶出逃,逃之天天。

(3)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原本有职务、身份和社会地位者,他们不愿也没有勇气面对身陷囹圄的尴尬和巨大落差,不敢正视自已的行为,因而选择潜逃。

(4)犯罪嫌疑人贪污、受贿、挪用的财物挥霍殆尽,或投资失败,无力偿还,害怕事情暴露、罪上加罪而潜逃。

(5)在窝案、串案或团伙作案中作为参与者或知情者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他人案发后既不愿意供出他人,更害怕牵连自己,因而选择潜逃之路。

(6)得知其主管单位或者部门或有关司法机关开始调查自己并掌握了其部分或主要犯罪事实,为逃避惩罚而潜逃。如远华大案中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在中纪委刚刚进驻厦门后,就持私人护照,携妻出逃澳大利亚,其已于2000年1月21日被捉拿归案。

2、客观原因

一些检察机关观念保守,因循不破不立、立案就是定案、撤案就是错案的传统思维,立案侦查的“风险决策”不足,措施不够到位。对一些成案可能性大、查处价值高、深挖潜力大而证据暂不十分到位的案件,不能依法大胆果断地立案,专门性强制措施和手段跟不上;对估计会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没能制订反逃预案,提前监控。同时,在一些地方,检察、公安、安全、通讯、交通、海关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和信息沟通不紧密,未能坚持对可能逃往境外的人员实行报备制度,没能形成控制外逃的整体合力。结果,给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留下了在立案前潜逃的余地和时机。此外,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由于疏于看管,以及取保候审后由于疏于监控而导致弃保潜逃的,也是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原因。

三、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危害

由于职务犯罪嫌疑人“捞了就跑”现象传递出来的犯罪信息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大量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能够暂时逍遥法外,逃避惩罚,使一些不法之徒抱着侥幸心理纷纷效仿,从而加剧了同类犯罪的增加。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会使成百上千的下岗职工和困难家庭失去生活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不利于遏制和打击职务犯罪,增加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积案,是案件久侦不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作案后携巨款潜逃国外的,不仅给案件侦破和审判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对国家的金融安仝和经济发展也构成潜在威胁。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之一就是墨西哥国内的资本外逃;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由于银行的官员出逃带走大量现金引发的。某些曾担任领导职务的犯罪嫌疑人的携款潜逃更是严重败坏党风党纪,有损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影响国家的国际形象。

四、实践中我院的主要做法

除了开展专项行动,我市检察机关也正在研究建立追逃长效机制,与纪检、公安、金融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情报信息交流工作,不失时机地立案、侦查和边控,预防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潜逃。我院一直将追捕潜逃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反贪工作的重要部分来抓,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准确判断逃跑方向和落脚点

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多是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他们自知罪行严重,都抱定要逃出法网的“坚定信念”,往往是“狡兔三窟”,缉捕难度相当大。因此在追捕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中,无论采取什么方法追捕,首要问题就是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落脚点,否则,追捕就是盲目行动,只会枉费心血,浪费侦查资源。根据侦查实践,判断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和落脚点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有:

(1)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别名、身份证号码、护照、家庭情况、籍贯、主要关系人、主要犯罪事实、作案动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智力水平、兴趣爱好、社会关系、生存能力、为人处世、生活作风、活动范围、经济状况、夫妻关系等,力求全面详尽。对这些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判断,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2)及时勘验、搜查,发现线索。携款潜逃的案件有很多是在单位发现犯罪嫌疑人数天没有上班后才发案的,携款潜逃的多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管理钱财的财务人员、营销人员。检察机关接到报案后,应立即进行现场勘验和搜查,搞清公款短少的数额、时间、流向,并通过查阅犯罪嫌疑人逃跑前的通讯资料、经济活动资料、照片、笔记、书信、电脑资料等发现线索,以此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如我院侦破的文某某贪污案。在犯罪嫌疑人潜逃后侦查人员及时依法对其办公室实施搜查,在抽屉里发现残留的几张股票交易交割单和几张照片底片,侦查人员立即将底片冲印,发现文某某与一女子举止亲密,侦查人员根据掌握的文夫妻关系不和的情况,乔装成婚姻关系调解人员,巧妙地通过文妻了解到文情妇的情况,一举将文某某在其情妇的老家抓获。

(3)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亲人、关系人。潜逃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属于重大决策,意味着将离乡背井,因而一般会在事前或事后告知亲人或关系人。犯罪嫌疑人虽然潜逃在外,但不可能长期与世隔绝,必然会与某些关系人发生联系。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情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债务人以及关系密切的老乡、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等人最有可能知道其去向、行踪或离家前的种种迹象。因此要及时向逃跑的犯罪嫌疑人的亲人及关系人调查了解,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明刑法对自首的有关规定,窝藏包庇应负的法律责任,督促他们讲出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或提供线索,督促他们动员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甚至协助我们抓捕逃犯。另外,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亲人、重要关系人的秘密布控,往往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我院侦破的唐某某贪污、挪用公款案。在犯罪嫌疑人潜逃后,我院经调查发现唐某某与其同事曹某关系密切,并曾借给曹数10万元,唐某某出逃时所带现金不多,极有可能向曹某讨债。于是,我们说服曹某配合我们的追捕工作。不久,唐打电话催曹某还钱,曹马上报告我院,于是我们在约定的交款地点将唐某某抓获。

(4)调查犯罪嫌疑人潜逃前后的通讯情况。犯罪嫌疑人潜逃前,往往要向外频繁联系,或打探消息,或寻求接应;出逃后,又急于向亲人报告平安,告诉动态。因此,通过向电信部门跟踪调查犯罪嫌疑人潜逃前后其电话、手机及其亲人、关系人的电话、手机的通话记录,通过分析与各个话机通话的次数、频率和时间,有助于削断其逃跑的方向和行踪。对重大案犯的追捕工作,商请公安、安全部门支持配合,在严格审批、严格限制范围的前提下,由公安、安全部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及其亲人、关系人的通讯工具使用情况进行监控,发现其逃跑方向和行踪。检察机关在利用这种方法时。要增强主动性,主动与公安、安全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避免消极等待。

(5)调查赃款、赃物的流向。犯罪嫌疑人潜逃首先要解决生活费问题。一是在潜逃前一般都会准备一笔费用,以供其生活和挥霍。查清了这笔资金的流向,一般都可以确定其潜逃的大概位置。二是通过查询犯罪嫌疑人在潜逃过程中银行账户、信用卡等消费、使用情况,发现其行踪。三是有些犯罪嫌疑人在仓惶出逃时来不及带钱财或者在其随身携带的钱财快用完时,就会与亲人、关系人联系,特别是对其债务人,往往会进行索要。对这些人要全面了解,做好工作,甚至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使他们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6)巧用说情人发现行踪。在反贪斗争中,检察机关每查办一宗案件几乎都有人找上门说情。犯罪嫌疑人在潜逃一段时间后,往往也会通过各种关系人向检察机关打探消息,说情开脱。我们往往因为强调办案纪律而将说情者拒之门外,然而说情者也有可供我们利用的一面,因为凡是说情者都是熟悉犯罪嫌疑人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或是其他利害关系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人。因此,侦查人员可以将计就计,打破常规,大胆利用说情人,为我所用,或通过法制教育或思想工作,使说情人讲出潜逃案犯的下落。如我院在侦破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某某受贿案时,就运用这一方法,通过说情人掌握了他潜逃泰国的重要情报,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持和泰国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地将其缉捕归案,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广东联络处,于1993年9月30日顺利将其押送回国。

(7)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样是追逃取得成效的基本经验。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对追捕潜逃的犯罪嫌疑人热情很高。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发动,建立侦查通报制度,适时向社会公布潜逃案犯的情况,采取发通缉公告、上网通缉、悬赏通缉等形式,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报告潜逃案犯的行踪,把追逃工作从职能机关扩展到全社会,广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对那些侵吞公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通过适当的宣传发动工作,往往会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如我院侦破的蓝某某贪污案。鹤州邮电代办所营业员蓝某某截留、侵吞当地逾百名外来打工者的血汗钱人民币26万元后潜逃,一时受害者和当地群众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将蓝某某缉拿归案。我们在平息群众激动情绪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追逃工作。一年后,根据群众举报,我们在北京将蓝某某抓扶,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8)利用境外侦探社和华人团体发现潜逃案犯的踪迹和落脚点。我们充分利用境外侦探社和华人团体信息面广、专业性强的特点,追查潜逃案犯的下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掌握主要的抓捕方法

(1)追缉堵截法。追缉堵截一般适于逃跑不久的犯罪嫌疑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路线,组织力量进行跟踪追缉和设卡堵截,包括追缉和堵截两个方面的内容。追缉就是在潜逃案犯后面跟踪追捕,堵截就是在潜逃案犯前面设卡堵截。这种方法要求侦查人员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明确追捕目标,即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着装特征、逃跑方向及逃跑路线等情况;快速部署,统一指挥,加强与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注意沿途调查,随时检验原预测的逃跑方向是否正确,掌握犯罪嫌疑人新的逃跑方向:加强控制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的落脚点。

(2)通令缉拿法。对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或逮捕后脱逃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作出缉拿决定,通过公安机关通令缉拿归案,同时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情况在网上公布,实行网上追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第131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16条至220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本辖区内,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直接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通缉决定作出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通缉通知书和通缉犯的照片、身份、特征、案情简况等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通缉令追捕案犯。

(3)伏击守候法。对于已经知道潜逃案犯行踪和落脚点的,侦查人员在其落脚点或即将出现的场所周围隐蔽守候,一旦发现潜逃案犯,立即抓捕;对于不知行踪和落脚点的,则选择在节日特别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和中秋节等节日,在潜逃案犯最可能出现的地点,如其情人居住地、家庭所在地、亲友居住地进行伏击守候。如我院侦破的观澜镇某村出纳员陈某某挪用公款案。犯罪嫌疑人潜逃后,我们在陈某某所在村及邻近地区发动干部群众严密布控。两年后,陈某某溜回邻村探听消息,出现后群众立刻报告,最终使陈落人法网。

(4)利害诱捕法。侦查人员根据潜逃案犯的心理和特点,预先设下陷阱,或投其所好,或“攻其所必救”,以巨额利润为诱饵,或传递其亲人病重等假信息,诱使其自投罗网。如我院侦破的天龙企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陈某某挪用公款案。侦查人员了解到陈有一大栋房子,出逃后由其妻照看,同时得知陈在外手头拮据,而其家庭又缺乏现金。于是侦查人员乔装打扮成富商前往陈家佯装买楼,要求陈妻通知男主人出面接洽。陈某某得知后以为有大财发,急忙赶回,被缉拿归案。

(5)敦促自首法。实践证明,潜逃案犯中的大多数与其家属、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明以政策,晓以利害,就可以通过其家属、亲友规劝、动员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特别是对于案情不是十分重大,或者经济状况比较拮据,逃亡生活难以为继的,效果更为明显。如我院侦破的沙井水务所出纳员陈某某贪污案。由于陈出逃时正身怀六甲,我们通过向陈的亲友敦促她为腹中的孩子着想,争取从宽处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我们的宣传感化了陈某某,终于回来投案自首。

(6)司法协助法。对于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首先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查找追捕;其次可通过与我国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地区查找追捕;最后可通过沿边的省、市与国外、境外司法机关的特殊关系,运用一些灵活的办法查找追捕。追捕职务犯罪嫌疑人必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国家间的合作,尤其是在遣返腐败犯罪分子、返还犯罪收益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协助,对各国都有利。有学者研究发现,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让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量下降50%.我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为共同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基础。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我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

五、深化改革标本兼治

只有从制度上杜绝漏洞,并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标本兼治。有关专家深刻指出,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这个新的腐败怪胎,必须狠抓党政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高筑拒腐防变的精神堤坝;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针对容易诱发潜逃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改革建立起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司规范运作要求,选好管好一把手,并对企业经营者建立激励束机制,由此形成企业的制衡监督体制。摘除贪官外逃这颗毒瘤,还需要依靠干部制度改革的深化。2002年7月23日,中共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通知明确强调“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责任追究制度”。要用好的制度选出党性强、作风好、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领导干部,要让那些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的贪官在党内无藏身之地。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5

【内容提要】文稿对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和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五条对策。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起诉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五)做好各种预防犯罪工作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6

【关键词】诉讼档案利用民生探讨

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为契机,深藏于机关大院内的各类档案开始逐渐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检察机关的档案机密性较强,服务范围具有明显的政治烙印,但并不是无法给普通民众提供利用。

一、民生档案的定义

民生档案就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有关人的基本生存、基本生活状态和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基本权益保护状况的档案,是社会管理活动的历史记录,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基本凭证。

二、诉讼档案服务民生的价值分析

(一)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有助于档案规范化管理和资源建设。检察机关诉讼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是检察机关服务民生的前提和基础。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结合贯彻《政府公开信息条例》,收集本单位各科室的业务文件,深入挖掘现有文件中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档案以及数据。按照业务性质整理收集的文件,确保每一份文件在库藏档案中有且仅有一个编号,科学有效的管理诉讼档案实体。服务民生要求加强档案资源建设,推动检察诉讼档案应用计算机技等对诉讼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提供网上查阅、咨询和业务指导服务。

(二)诉讼档案服务民生,与检察文化建设的相互促进。检察文化是“外显于检风检貌,内隐于干警”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表现,推动检察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检察文化建设的发展必然要求档案工作不断创新,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创新方式,检察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诉讼档案服务民生的步伐。

(三)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拓宽诉讼档案利用的有效方式。诉讼档案利用范围与民众利用需求是一对矛盾,提供档案加工制成品能使矛盾关系缓和。调研文章、编画册、演讲材料等档案加工制成品提高诉讼档案的利用率,在维护诉讼档案机密的基础上便于普通民众接受、理解。良好的社会反应和高水平的档案加工品的良性循环促进了诉讼档案资源开发利用。

(四)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有助于加快档案工作者传统思想观念。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是检察机关贯彻国家政策的积极做法,检察诉讼档案工作者的传统观念是“少提供利用少出错,不提供利用不出错”,很多档案被束之高阁。自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突出民生,各行各业都开始将民生纳入工作中。检察诉讼档案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受到“服务民生”的洗礼,开始尝试走出自闭空间,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里面向普通民众提供利用。

(五)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是检务公开的有效表现。诉讼档案服务民生,需要向普通民众宣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他们主动接近档案、主动认识和利用档案。也就将检察工作情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在普通民众眼前,可以使普通民众更加了解检察工作,深化检务公开。

三、天心区检察院利用诉讼档案服务民生的措施

(一)四间工作室。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利用诉讼档案调研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原因和表现特点,从中总结检察工作的规律和延伸检察职能,探索出一套综合化解社会矛盾的系列工作机制――“四间工作室”。办案人员综合运用人民调解、司法救助、专家咨询、关心疏导四项工作机制,分别从平衡利益、经济扶助、专业指导、心理健康关怀等层面,由浅入深地调节矛盾冲突、化解矛盾症结、填堵矛盾源头,引导案件当事人、申诉人合法、和平地表达诉求,扩展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培养检察干警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理念。诉讼档案服务民生,创新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社区矫正“三联”机制。判决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等监外执行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不规范将导致社区服刑罪犯交付执行不到位导致“漏管”。天心区检察院因此探索建立了法律文书联名送达机制,对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与法院以其送达罪犯所在服刑社区的司法所,并在后续工作中与法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进行联合督查。此外,以检察联络室为基地“联点帮教”组织检察官开展法制教育,为社区服刑罪犯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消除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

(三)经典案例进校园、进社区。人的心灵有时会迷失方向,需要善良意志来引导。天心区检察院每年都开展经典案例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检察官们利用诉讼档案写出了很多内容详实、形式多样的演讲材料,帮助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些材料以其真实性、简明性受到广大社会好评。

四、诉讼档案服务民生的建议

(一)营造氛围,加强宣传。检察机关的档案工作中要深入贯彻诉讼档案服务民生这一观念,整个检察机关系统中也要渗入这一观念。横向纵向两手不放松才能更有效的实现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此外,要继续深入乡镇、学校及社区,走村窜巷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是一项长期而且比较复杂的工作,收效具有滞后性。每个单位都应该根据工作性质和地方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策略和制度,突出重点,一步一步的围绕重点实施。而不是急于求成,今天一种做法,明天一个策略。

(三)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检察院从横向可以联合法院、司法局等机关,纵向可以组织社区、街道。对于诉讼档案服务民生,众人拾材火焰高,从宣传到落实,各个单位共同协商,统一布局,影响力聚合在一起,收到的社会效益更为广泛。

五、结束语

民生问题伴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过程,民生稳则国家稳。民生档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生计息息相关,与和谐社会建设密不可分。诉讼档案服务民生既是检察机关建设和谐社会的体现,也是检察机关档案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n].中国档案报,2008-02-07

[2]严永官.论民生档案[J].档案管理2009(1):21-24.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7

景德镇素有“陶瓷之都”美誉,本次集体献艺的50位艺术家中既有工艺美术大师、陶瓷美术大师、江西省陶瓷学院教授,也有民间艺人及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等。96件作品以独到的眼光、新颖的构思,别具风格地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繁荣昌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杨继波表示,本次受赠的作品题材纯正、工艺先进、制作精美,融入了创作者对党的热爱和对国家建设成就的赞美,是陶瓷艺术与中华文明的一次完美结合。中央档案馆将开设特展室,对受赠作品进行统一保管和陈列。

捐赠仪式最后,景德镇精益斋专职高级画师熊国瑞即兴表演了陶瓷绘画创作,并现场向中央档案馆捐赠。(本刊记者 许岩)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李金早到自治区档案局(馆)调研

8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李金早在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黄胜杰的陪同下到自治区档案局(馆)调研。

李金早饶有兴趣地察看了总控室、查阅中心、裱糊室、数字化中心、礼品特藏库、陈列室、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听取了自治区档案局局长黄明初的工作汇报,李金早对广西档案事业发展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李金早指出,广西近代历史特点突出,史料丰富,希望档案部门好好挖掘,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另外,档案的安全也不能忽视,自治区档案馆与辽宁省档案馆开展了重要档案资料互为备份工作,这个做法很好。自治区内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各级档案部门的重要档案资料也要开展互为备份工作,以确保档案的安全。李金早强调,“十二五”期间广西档案工作任务艰巨,要努力拓展档案服务功能,不断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阎海旺参观省档案馆

日前,甘肃省委原书记阎海旺一行在省委副秘书长刘玉生陪同下,参观了省档案馆。省档案局馆长张蕊兰汇报了近年来全省档案事业发展和省档案局馆工作的主要情况,着重介绍了全省开展档案资源、安全体系建设和省档案馆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大局开发档案信息为社会提供利用的情况。阎海旺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特藏陈列展、档案库房、档案整理工作间、档案查阅利用大厅、档案数字化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阎海旺充分肯定了省档案局馆的工作,对省档案局馆发挥档案资源优势,服务大局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档案部门要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进而获取更多的经验和智慧,建设甘肃的美好未来。他希望档案部门继续深入开发档案资源,提供更加优良的档案信息服务,为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加快甘肃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云南省出台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项目廉政规定

为确保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项目建成百年惠民工程、廉政工程,近日,云南省档案局印发了《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项目廉政规定》。《规定》要求领导班子及项目相关管理人员要筑牢防线,严守纪律。正确认识廉政建设在项目建设中的意义、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建设项目廉政建设与工程质量、工程进度的关系,明确廉政要求和行为准则。严于律己,做带头执行规章制度的表率。严格遵守和执行项目申报、规划、审批、招投标、管理、督查等各项制度和纪律,严守项目秘密,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虚心接受意见和建议,切实把县级综合档案馆建设的勤政廉政工作落到实处。《规定》明确了“9个禁止”的廉政原则,促进勤政廉政行为的养成。《规定》明确云南省档案局机关纪委作为建设项目相关工作的监督实施机构,及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发现违纪行为,及时纠正和查处。

广东省档案局升格

9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肖志恒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光超、省政府副秘书长杨绍森到省档案局出席了升格后的省档案局(馆)领导班子任职大会。杨绍森主持了大会。许光超宣读了省委组织部的文件,徐大章任升格后局(馆)党组书记、局(馆)长,张平安、李士智、孟凡华、黄菊艳任局(馆)党组成员、副局(馆)长,张进思任局(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肖志恒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徐大章代表新班子表了态。省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大会。

肖志恒副省长在讲话中说,根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省委、省政府决定省档案局(馆)升格为正厅级。在目前机构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省档案局(馆)升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包括档案工作在内的社会事业;二是省委、省政府对档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三是省委、省政府对省档案局(馆)寄予殷切的希望。大家要以这次升格为动力、为契机、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强学习,再接再厉,发扬成绩,找出差距,争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要强化四个意识:第一,要强化大局意识,注重资政为民。第二,要强化服务意识,建立幸福档案。第三,要强化创新意识,推动科技兴档。第四,要强化素质意识,加强自身建设。

江苏省档案局开展档案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

9月5日,《档案法》颁布24周年纪念日,为贯彻落实档案“六五”普法规划确定的“法律六进”任务,江苏省档案局在南京市湖南路街道青岛路社区开展档案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

宣传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早早赶来的社区居民急切地索取普法学习资料,不停地询问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往的人们被现场的气氛所吸引,纷纷驻足,或观看宣传展板,或相互交流,或询问相关问题。活动采用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出发,设计制作了“你了解吗?”、“你知道吗?”、“你做到了吗?”、“你家建档了吗?”等主题展板和宣传橱窗,向社区居民介绍什么是档案、《档案法》何时颁布、《档案法》的作用、什么是档案利用、什么是档案公布、什么是档案征集、档案违法行为有哪些、公民在档案事务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通过现场发放普法读物和宣传材料、组织专人咨询、播放档案馆宣传片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宣传档案法制,启发引导社区群众依档维权,合理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社区居民们对发放的普法宣传材料很感兴趣,一位大嫂表示,要把这些材料拿回家慢慢学习,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和家人学法、用法的能力。

北京市档案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刊讯9月6日召开的北京市档案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表彰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修改了《北京市档案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监事会。

北京市档案学会理事长、市档案局馆长陈乐人在工作报告中对档

案学会四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档案学会今后的工作,陈乐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继续抓好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档案学会的凝聚力;二是要继续组织好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三是要对评估中提出的不足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中国档案学会、北京市社科联、市民政局等单位领导到会。来自中央单位档案部门、市属单位档案部门和各区县档案局馆以及高校代表130余人参加大会。

港澳地区中央企业档案调研报告

2010年起国资委对中央企业档案工作履行指导职责,驻港澳中央企业档案管理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调研报告显示,组织机构基本到位,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档案库存数量庞大,档案信息化建设也已开始起步。但境外中央企业档案管理仍存在诸如工作体系不健全、基础管理不扎实、深层次开发利用不够等问题。对此必须意识到:加强境外企业档案管理是加强境外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档案工作对境外中央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意义重大;在发生法律纠纷时,完备的档案材料对于理清纠纷情况和准备证据资料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对档案资源的充分利用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为此,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思路是:1.积极研究制定境外中央企业档案管理办法,解决境外企业档案管理与国内融合、国际接轨的问题。2.组织开展对境外中央企业档案人员的培训,逐步树立档案意识。3.大力推动境外中央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通过技术手段促进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4.指导中央企业挖掘、拯救历史档案,弘扬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机电兵船档案》2011年第4期

天津:集中开放一批民生档案

9月5日是《档案法》颁布纪念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天津档案开放日。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对档案的利用需求,在天津市档案局的统一部署下,市档案馆和各区县档案馆于当日依法向社会开放了一批民生档案。

今年,天津市档案馆加大了对馆藏满30年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力度。新开放档案分别为馆藏天津市卫生局和天津市商会两个全宗的历史档案共计50余万页,涵盖了1903--1950年期间天津商会建设、行业发展及天津卫生管理、社会医疗等方面内容。自9月5日起,广大市民可登录天津档案资源网全文查阅或凭有效身份证件到市档案馆查询。

除市档案馆外,天津各区县国家综合档案馆也对保存满30年的档案进行了鉴定划控、整理编目,20425卷珍贵档案在“9・5”开放日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开放。与以往相比,此次区县档案馆开放的档案更加贴近民计民生,涉及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劳动保障、城镇建设、农林水电、粮油供销、物价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退复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规范管理和使用全宗号

对全宗号这一概念,国家没有标准的规定,因此对其理解也不统一。从全宗号的来源、内容、功能及外在形式方面出发,可以将其定义为“档案馆(室)给定,代表各自不同档案全宗履行分类及管理的一组唯一数字代码序列”。其特征是全宗代号的持续性、唯一性、数字性与灵活性。全宗号在档案管理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却常常出现档案号编制中忽略全宗号及全宗号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为规范其管理使用,笔者提出以下策略:1.为避免全宗号使用方式与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同一代码的反复性,国家应取消各档案馆的全宗号给定权。2.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对全宗号进行统一管理,以便全国档案资源的集中与共享。3.全宗号的结构模式可以效仿身份证管理模式,由地区代码+申请全宗号时的流水号组成,各级统一使用识别代码,以便正确区分各全宗档案的所属地。

上海:市级机关廉政文化建设成果展开幕

9月7日,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上海市市级机关廉政文化建设成果展”在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大厅开幕。市纪委副书记徐文雄,市纪委常委、秘书长黄建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英磊,上海市档案局馆长朱纪华等出席开幕式。

展览分为“宣传教育…制度保障”和“阵地建设”三个部分,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现近年来上海市市级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与机关作风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丰硕成果。

自2008年起,上海市市级机关纪工委与市档案局馆合作,共同建设“上海市市级机关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几年来,上海市市级机关党员干部纷纷来馆参观展览,观看资料片,聆听讲座,感受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教育。

江西:档案业务和档案宣传工作同抓同促进

9月2日,江西省档案局召开档案特约记者(通讯员)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工作情况,明确工作任务,表彰奖励先进。近年来,江西省档案局十分重视档案宣传工作,宣传报道、报刊订阅、信息报送和网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去年以来,强化了同新闻媒体的联系,扩大了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启动了重要信息向省委、省政府以及国家档案局(馆)的报送工作;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首次召开了全省档案工作和档案开放新闻会;认真组织开展了《中国档案报》和《中国档案》杂志订阅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一刊一报”在江西的影响。档案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使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化解长期制约江西当案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议还对下一步如何做好档案宣传工作提出了i具体要求。

宁夏:开通“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系统”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工作与检察监督工作相衔接的若干规定》,按照自治区档案局处室职能分工,自治区档案局将法制宣传教育处、行政审批办公室设定为局“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网上衔接工作机构”,具体工作岗位设置在宁夏政务服务中心档案局行政审批窗口。日前,在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档案局与宁夏检察院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系统实现连接,建立了“两法网络衔接、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实现了自治区档案局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间执法、司法信息互联互通。

“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事业

从实质上说,档案部门并不是城市记忆唯一的保护和传承者,文化、文物保护部门等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做着城市历史文化的延传工作。从研究现状看,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档案部门主动为城市留下记忆大有可为”,但我们更需要思考档案部门如何建立社会记忆的保护机制、传承机制和建构机制,如何与媒体形成互动机制开展深度记忆等问题。“城市记忆工程”从记忆的角度看待档案及其档案工作,为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其拓展思路,提高服务能力,加强档案资源建设。从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探索出发,“城市记忆工程”体现了“档案工作由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一行政话语向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的转变”。由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在档案工作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加全面地建构社会记忆。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8

[关键词]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

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密切相关,其发展历史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发展脉络与生产水平。档案和档案事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反应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研究档案事业,不可不了解档案的起源,了解档案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纵观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的研究,大多数都遵循这样一条主线,即从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角度,以史料为依据,阐述中国档案事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探索档案事业发展规律。本文拟将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发展、变革、成熟四个历史时期加以系统阐述,以期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1.中国档案事业的萌芽时期:档案形成阶段(夏朝~战国时期)

1.1产生背景

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个阶级社会,也是档案事业起源和萌芽的时期。档案事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档案、档案机构、档案管理活动等都是在奴隶社会开始产生和出现的。关于档案的起源,国内学者大多数都承认文字的发明是档案产生的条件之一,它使人们有了记录自己活动的可能;其次,要想形成有条理的档案,除了文字的出现,另一个是重要条件那就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档案是进入阶级社会时产生的,是在这一特定生产力水平,特定的社会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等作用下的产物。[1]

1.2发展概况

自文字的发明、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档案便应孕而生,我国的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如结绳、刻契、图画等方法。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了我国基本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机器,出现了刑法和监狱。

商朝由于商王崇尚迷信,一切行事,如农业生产、祭祀、战争、田猎、出游、疾病、生子等无不卜问吉凶,祈求神明祖先赐福。这些活动形成的记录叫占卜文书,因为刻在甲骨上亦称甲骨文书,后来成为甲骨档案。

西周统治阶级凡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重大事件都要在青铜器上铭文记载,如毛公鼎,这件西周晚期的器物记述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事和反映西周统治不稳定的情形。[2]由于其将文字刻录在青铜器上,因此称其为金文档案。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社会的时期。这时期各国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档案大多由“内史”、“左史”或“右史”掌管。随着社会大变革,原始档案不断被毁弃,律法档案、赋税档案等相继产生,一些新兴国家先后设置了新的档案史官――御史、章书、主书、尚书。[3]

由此可见,档案从起源到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字的产生、国家的出现应该是档案形成之时。奴隶社会是档案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最原始的档案形态与记录方式,为后期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3发展特点

第一,从档案官员看,奴隶社会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比较简单,出现了最初的档案官员,由于我国奴隶社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神权政治,因此档案的官员主要是宗教官员。第二,从档案的保管形态看,主要是甲骨档案和金文档案。第三,从档案的保管机构看,以西周时期“登于天府”为代表,从西周开始,就有制作副本的制度,并且记载有“石室金匮”保管方式。第四,从档案法规来看,这一时期有了基本的文书档案法规,如西周时的《吕刑》。第五,从档案的利用来看,主要表现为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使得档案流传民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收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删定六经。

2.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时期:档案工作阶段(秦朝~鸦片战争前夕)

2.1发展背景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各朝,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我国才开始近代化。这一时期政治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并且逐步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达到巅峰;经济上各个时期的封建君主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得到发展;文化上这一时期封建文化迅速发展,形成了各个民族独有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因此这个时期的档案工作,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创新。

2.2发展概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相当重视,一方面焚书坑儒,另一方面热衷于法律文书和石刻文献,设立档案机构,确定档案人员,地方设置郡县制,并设专门的官员管理档案。

“汉承秦制”,两汉初期的国家制度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中央丞相府是颁发皇帝诏令和收贮重要档案的机关,同时,御史府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档案的重要机构。后来尚书台,替代丞相的职权,成为主管文书档案的中枢机构。汉代地方政府由初期的郡县二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并且在各级政府中都有相应的文书官吏管理文书档案。

隋唐时期,受魏晋影响三省六部制度初步建立,建立了中央文书档案工作的系统,三省成为中央最高辅助机构,也是文书档案工作的最高管理机关,文书的拟定、审核与执行分别由中书、门下、尚书分掌。除三省之外,在中央兼管文书、档案工作的机构还有翰林院、宦臣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行政机构由最初州县两级发展为道、州、县三级,并设有相应的文书档案人员管理档案工作。

宋时,旧有的三省六部已徒有其名,在三省之上又设中书、门下,为了分割相权,集国家大权于一身,设置枢密院负责全国军政,成立三司(铁盐、度支、户部)加强征收赋税和财政管理。[4]地方上行政划分为二级,路为最高行政区划,府、州、军、监是二级区划,县是第三级区划,在各级行政区划中分别设有相应的行政人员来进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元时不承袭唐宋三省六部制,中央只设中书一省,总理全国政务,其次,枢密院负责掌管军政,御史台司负责监察。地方最高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下依次为路、府、州、县,都设有专门的官吏来进行文书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工作。

明朝时负责文书工作的机构颇多,中央文书机构主要有内阁、通政使司(银台)、六科、司礼监、文书房。地方机构实行行省、府(州)、县三级制,省级行政区划设有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同样也设有相应的文书处理处所和文书人员管理档案工作。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央文书机关主要有辅佐皇帝的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通政使司、奏事处、中书科),官府文移的稽查机构(六科、十五道)。地方政府分置省、道、府、县四级政府机关,省是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档案管理由书吏负责。省下是道,仅设有典吏等办事人员。道下为府,府下为县,县设有主簿或典吏协助知县办理文书。

由上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是档案工作的发展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档案工作系统,主要表现为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档案,设置了专门保管档案的处所,制订了一系列档案保管制度等等,这一时期的档案工作为以后档案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2.3发展特点

秦始皇确立了皇帝制度,制定了严格的文书制度,他虽然统一了文字,使得文书档案制度也逐渐统一,但他禁绝私学的发展,对史官注记也不重视,实行焚书坑儒政策,焚烧六国档案典籍。汉王朝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也较为重视对档案的收集和保管,在宫廷内外都设有保藏图书档案的处所,著名的有石渠阁、兰台、东观。

隋唐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档案管理方式---甲历档案,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在官员铨选、任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专门档案,可谓官员人事档案。并且这些人事档案还设有专门的管理处所---甲库,甲库是唐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机关分别设置的专门保管官员甲历档案的机构。

宋朝时,出现了皇帝档案库,两宋时期共建十一座皇帝档案库,分别收藏各朝皇帝的档案,如宋代最早建立的皇帝档案库称“龙图阁”。此外,宋朝还出现了王朝中央档案库,如金耀门文书库,地方上全国各级机关建立了专职的档案机构---架阁库,这是以架阁形式保存文书档案的机构,架阁库的出现,适应了文书保管的需要,提高了档案保管的效率。

元朝时非常注重对档案的保管,制定了一系列档案管理制度,如架阁管理制度,区别文字分别架阁制度,当面交卷制度等。

明朝时档案管理活动进一步发展,有些已经具有专门档案库的性质,如皇家档案库的杰出代表―皇史,集中保管皇家档案。此外也建立了一些王朝档案库,杰出代表如后湖黄册库。明朝在地方上也设立了专门的档案库来管理地方档案,有的称架阁库(堂),有的称案牍库等。

清朝时统治者重视文书工作的管理,只把档案管理作为文书管理的一种辅手段,因此档案管理制度并不具体,但是还是有所创新,如确立了一案一卷制度,编目、登记制度,档案的汇抄制度,档案的清查和缮修制度等。

3.中国档案事业的变革时期:档案事业阶段(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

3.1变革背景

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控制和压迫,使中国国家机关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种剧烈的变化也反映在了文书档案工作及其他方面。

3.2变革概况

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为了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包括司务厅和清档房两个机构,司务厅主要掌管“印、递折、收掌”事务,清档房负责“修辑、校对”。该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档案工作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同时,清政府在由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的总税务司署,也设置了文书机构―机要科、汉文科,机要科负责机要档案,但是控制权始终在外国人手中。汉文科负责一般档案,但主任“由洋员中通晓汉文者担任”,因此中国人在这两个机构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话语权。

清末除了与外国交往有关的档案机构有一定变化之外,有些地方机关也比较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管。如制订了“公门修行录”,用以控制、约束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有的县级机关分别设有札文稿簿、牌票号簿、申移稿簿、勤交清簿等各种案卷登记册,这说明地方机关注重制定严格的档案登记和交接制度。

民国时期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收集、整理、保管档案,并且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档案法规初现雏形。这时期国民政府发起的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和史学界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活动,促进了我国档案学于20世纪20~40年代产生。此外,这时期档案宣传出版、档案理论研究、档案专业教育等取得了新进展,主要表现为《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新东方》等一些可以为档案书籍和论文提供出版平台的刊物的出现,徐望之《公牍通论》和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等十三本旧著的问世。

可以看出变革时期档案事业取得初步进展,从封建社会时期只有相应的档案管理机构和官吏、档案管理制度、管理场所发展为档案学的产生,档案理论研究的进步,档案的宣传出版和专业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初步意义上的档案事业。

3.3变革特点

首先,表现为外交文书档案的大量形成,如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这些外交档案的出现是中国人民屈辱的历史记录。其次,出现了专门意义上的财会档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近代意义的财务文书。再次,统计档案的形成,清朝在统治崩溃的前夕,实行从外国抄袭过来的复杂的统计制度,统计文书被保留了下来,对后世专门文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最后,出现了学校档案,这些档案的出现正是教育领域向近代化发展变化的记录,此外,在报馆、图书馆、出版机关等文化事业中也出现了专业档案,在经济领域出现了银行档案以及注册商标档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我国档案的破坏不计其数,并且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档案也因为保护不力而被外国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所窃取,如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圆明园档案库的全部档案洗劫一空,将祖先留给国人的文化遗产一把火化为灰烬。又如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其统治腐败不堪,教育经费出现困难,就将清代内阁大库保管的诸多档案装在麻袋中变卖给造纸商以补充教育部经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

4.中国档案事业的成熟时期:档案事业体系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

4.1发展背景

我党历来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党和政府从各方面支持和重视档案工作的发展,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各级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在很短的时期内使档案事业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其间虽然遭受了挫折和破坏,但从整体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广度。

4.2发展概况

第一,组成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基本成分得到了量与质的充实和完善。首先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形成档案事业管理机制;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各级党政机关,继而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档案室,档案室成为各级各类机关单位的一个工作部门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基础;再次档案馆迅速发展,至今我国已有各级各类档案馆3816个,其中包括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企业档案馆、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和科技事业单位档案馆。

第二,1987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颁布,开创了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建设的新局面,标志着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档案政策与法规,是国家对档案事业实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各项档案政策与法规,是国家档案利益和档案意志的体现,表达了国家的档案意图、档案利益诉。

第三,档案高等专业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全国有三十多个大学本科开设档案学专业,培养了一批批档案专业人才;其次中国档案学会和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成立,加强了档案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研究,提高了档案管理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再次档案宣传与出版机构纷纷设立,出版了诸多档案报刊和书籍,传播档案理论知识。

第四,建立档案外事机构。“”后国家档案局恢复,新设外事处。1980年国家档案局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1994年国家档案局外事处提升为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公室。1996年举办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扩大了国际间档案事务的合作与交流,表明我国档案事业在国际上有了话语权。

到此,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组成部分和框架――档案行政管理(包括管理机构局、处等)、机关单位档案工作(档案室)、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教育、档案科研、档案宣传与出版、档案学术与理论研究(档案学会)、档案外事共8个方面全部形成,国家档案事业体系建立。

4.3发展特点

首先,注重对历史档案的接收与整理,最明显的成就是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明清时期历史档案)和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民国时期历史档案)的成立,两大档案馆对于开展政府工作、经济建设、学术研究、编史修志、对外交流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国家档案局的成立,使全国档案由分散走向集中管理,改变了档案工作的落后面貌。国家档案局是我国档案事业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它对全国的档案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推动了档案事业的发展。

再次,档案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档案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由多门学科组合而成的档案学科学体系,[5]同时建立了一支以高校教师为主力军的科研队伍,档案教育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还加强对国外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研究,学习国外先进的档案管理经验,不断完善自身档案事业的建设。

最后,档案管理方式现代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如电子计算机的管理方式,档案缩微技术的应用,现代化的档案保护措施等,推动了档案机关管理活动的创新,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第一,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档案及其管理机构一向为统治者所重视。档案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对当时国家政权的巩固,对文化学术的发展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决定档案事业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水平。纵观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四个时期,发现档案工作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进步的,现实中的实践经验推动了档案理论体系的建设,从而使档案学科体系更加完备。

第三,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档案阶段、档案工作阶段、档案事业阶段最后发展为档案事业体系阶段,这样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分散到集中、由零散化走向系统化的过程,档案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

第四,中外学术和业务交流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内外档案学术和业务经验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许多档案学的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还存在不足,还需要每一位从事档案工作、热爱档案事业的人员和学者们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7页.

[2]刘国能.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形成(上)[J].中国档案,2007⑼.

[3]刘文英.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探析[J].四川文物,2002⑴.

[4]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9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过去的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依法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突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检察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查办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是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实施法律监督所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一年来,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要求,努力开展各项法律监督工作。

(一)依法履行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职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各级检察机关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密切配合,切实履行批捕、职责,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加强监督,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及“”等组织的犯罪活动,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抢夺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始终保持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819216人。

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依法严惩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挂牌督办了113件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走私贩私、制售伪劣商品、金融诈骗、偷税骗税、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嫌疑人19222人,提起公诉21440人。针对一些地方经济犯罪严重,但行政处罚多、追究刑事责任少的问题,加强了对经济犯罪的立案监督,共监督有关部门立案1541件。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就依法惩治破坏防治非典工作的犯罪作出部署,并会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导各地检察机关及时批捕借防治非典之机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犯罪嫌疑人353人,并依法提起公诉,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犯罪,为维护防治非典时期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妥善处置群体性上访5363件;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依法不批捕、不,并定期组织回访,加强教育和挽救;配合有关部门对被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人员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保持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

(二)依法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责,加强预防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效终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执法犯法的必要手段。各级检察机关坚持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亿多元。

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办案力度。坚持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统一调度使用侦查力量,对重大复杂案件,由上级检察院直接查办或异地交办,增强了侦破大案要案的整体能力。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67人、省部级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坚决惩治行政执法和司法领域的腐败,立案侦查涉嫌贪赃枉法、等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9720人,占立案总数的22.3%,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依法查办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人员14844人。严肃查办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破坏选举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408人,涉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160人。进一步加大对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力度,共抓获596人。

规范执法活动,提高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规范办案,制定了《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在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工作中加强安全防范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讯问室设置、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指导各地检察机关进一步规范受理、立案、侦查等环节的业务流程,组织办案质量专项检查,完善办案质量考评体系,全面推行办案质量定期通报和一案一考评制度。严禁在立案前限制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严禁以监视居住名义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各级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掌握立案、撤案和不标准,严格依法适用冻结、扣押财产等措施,防止执法随意性,保障涉案人员和发案单位的合法权益,办案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各级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查办贪污贿赂、渎职案件,发现、总结作案特点和规律,研究提出防范对策,推动建立健全防范体系,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教育挽救失足者。重大建设工程的专项预防、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系统预防、发案单位的个案预防都取得新进展。在西部大开发和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三峡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中,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法制宣传、警示教育和预防咨询,有针对性地提出堵塞漏洞、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检察建议18628件,加强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还积极提出立法建议,促进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法制化建设。

(三)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

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制尊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客观公正,是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去年,各级检察机关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在做好日常监督工作的同时,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增强了监督效果。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注意收集和审查有罪、罪重的证据,防止打击不力,又注意收集和审查无罪、罪轻的证据,防止冤及无辜。在侦查监督中,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立案22575件;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销案件2552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而未移送的,决定追加逮捕9440人,追加5220人;对不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决定不批准逮捕58872人、不27957人。在刑事审判监督中,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906件。对侦查、审判活动中侵犯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等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9518件次。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中,对不依法交付执行,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依法提出监督意见7055人次。

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重点监督严重侵害社会公益的案件,因贪赃枉法、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侵害农民工、下岗职工利益的案件,共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13120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316件。例如,杨健、刘俊元等183名进城务工人员因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向法院,败诉后到检察院申诉。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并建议法院尽快审结,使此案在春节前改判,务工人员每人拿到工资14000多元。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对不服正确裁判的19903件申诉,做好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权威。

集中清理纠正超期羁押。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诉讼活动中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情况,去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开展清理纠正超期羁押专项监督行动,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检察机关从自身做起,对检察环节超期羁押的555人全部予以纠正,到7月底实现了无超期羁押。同时,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督促侦查、审判机关开展清理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先后派出18个督查组到重点地区检查落实。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推行与监管场所监控系统的计算机联网,实行动态监督,普遍建立羁押期限倒计时提示制度,向社会公布超期羁押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对严重超期羁押案件实行挂牌督办,逐案纠正,共监督纠正侦查、审判环节超期羁押25181人。经过努力,有14个省份实现了各办案环节无超期羁押,其他省份超期羁押问题也基本得到纠正。

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坚持检察长接待制度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努力把问题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解决在基层。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527332件,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69255件。为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申诉难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群众来信来访积案集中清理工作,院领导直接接待来访群众,先后派出13个工作组对多次上访、集体上访、进京上访等重大上访案件进行督办。各地对上访案件集中排查,逐案定人限时办结,妥善解决了一批久诉不息、久拖不决的问题。

二、以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以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要保证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必须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严密内部制约。去年,我们在积极探索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改革的同时,着重从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约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为了加强外部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题,根据宪法和法律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规定,去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经中央同意,决定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产生,主要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拟作撤案、不处理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实行监督。撤案、不和逮捕是实践中容易发生问题、群众意见较多的环节,有必要引入刚性的外部监督程序加强监督。因此,试点办法规定,凡是这三类案件,都要毫无例外地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独立评议,提出监督意见。检察机关要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对案件的处理决定。这项改革正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开展试点,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已推荐产生人民监督员4944人,有493起案件进入监督程序,人民监督员同意检察机关原拟定处理意见的462件,不同意的31件,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采纳人民监督员意见,改变原拟定处理意见的21件。从试点情况看,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增强了执法透明度,强化了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促进了办案力度的加大和办案质量的提高,使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取得了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完善查办职务犯罪的内部制约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职务犯罪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由不同内设机构承办,实行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分管侦查工作的检察长不得同时分管审查逮捕和工作;侦查部门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对需要逮捕、延长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按照规定经批捕、公诉部门审查,不得直接报检察长决定。通过实行严格的内部制约,保障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建立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为了巩固清理纠正超期羁押工作的成果,有效解决“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建立了羁押期限告知、期限届满提示、检查通报、超期投诉和责任追究等八项制度。明确规定,对或者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超期羁押的,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其主管领导的责任。

建立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工作机制。为了保证公正执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强化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律师依法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申请收集和调取证据的,均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办理或答复;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终结前,应认真听取律师的意见。检察人员违反规定的,律师可以投诉,受理的检察机关要认真处理。

三、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推进检察队伍建设

为了提高检察队伍的素质,进一步解决队伍和工作中存在的监督不到位、执法不公正、为检不清廉、作风不文明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紧紧围绕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工作来进行,实行检察长负责,上级业务部门对口指导,定点联系,分六个阶段逐段研究部署,逐段检查落实,扎扎实实地深入推进。广大干警紧密联系实际,自觉参与,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使教育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通过对2001年以来撤案、不批捕、不案件、无罪判决案件以及扣押款物情况进行重点清理和专项检查,以案查事,对案反思,深入查找执法观念、执法作风、执法行为等方面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共复查各类案件41万多件,对6643件存在办案程序不严格、法律文书不规范等质量问题的案件进行了纠正;对违规扣押、未及时返还和上缴的扣押款物进行了清理,依法上缴或返还。对424名违法违纪的检察干警进行了严肃查处,其中21人受到刑事处罚。在查摆的基础上,认真进行整改,抓住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和环节,完善规章制度,促进了检察队伍的规范化建设和执法水平的提高。

各级检察机关认真执行检察官法,不断加强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通过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岗位练兵、全员培训、专门人才培养和开展评选十大杰出检察官、向“公正执法的楷模”方工同志学习等活动,广大干警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又涌现出以陈革、常贵文、张会杰、侯耀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人物,全年有1509个集体、2785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他们的事迹鼓舞和教育了广大检察干警,在社会上也引起良好反响。

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向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评议检察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清理和纠正超期羁押、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了专题汇报。对34件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在规定期限内全部办结。

一年来,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工作中还有不少问题:一是在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方面,对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问题监督力度不够,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监督依然薄弱,有些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一些腐败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查处,有的案件办案质量不高。二是检察队伍的执法水平还不适应新形势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专业化程度不高。干警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有的执法不严,违反法定程序办案;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执法犯法。三是有的地方人员编制紧缺,不少地方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检察机关经费严重不足,装备落后,影响和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的是由于我们对检察工作规律认识不深、把握不够,工作措施和管理措施不到位;有的是由于检察干警自身素质不高,法治观念不强;有的则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和政策、规定没有完全落实。对此,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争取有关方面支持,认真加以解决。

四、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好2004年的检察工作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负有重要责任。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努力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坚持“严打”方针,加强批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重点纠正裁判不公和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问题,依法保障人权,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关部门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监督纠正。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提高在各项诉讼监督中发现职务犯罪的能力,增强监督实效,促进司法公正。综合运用检察职能,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二,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监督效能,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集中力量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深入查办行政执法和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以及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建设工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融等领域和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以及失职渎职造成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职务犯罪案件。加强跨区域协作和国际执法合作,加大追逃、追赃力度。立足检察职能,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努力实现查办和预防的有机结合,推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第三,深化检察改革,保障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要求,推进和深化检察体制改革,认真做好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准备工作。抓好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深化检务公开,完善投诉机制;进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试点,推进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经费等保障机制;积极探索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机关工会外出活动方案篇10

本文试结合多年工作实际,就如何完善相关监所检察工作机制,切实履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的新职责略陈己见。

论文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监所检察新职责工作机制

监所检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监所检察工作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从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都涉及监所检察业务,故监所检察部门素有“小检察院”之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条文中直接或间接涉及监所检察工作的共有30多条,其中不少是新增的职责,主要有:(1)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第93条);(2)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职责(第255条、256条、262条);(3)对社区矫正实施法律监督职责(第258条);(4)对强制医疗机构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责(第289条)等。

一、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羁押涉及到检察机关侦监、公诉、监所等职能部门,要有效实现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就需要三部门共同合作。如前所述,监所部门是检察机关内部分工中贯穿整个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环节的业务部门,犯罪嫌疑人从被拘留开始一直到判决生效、刑罚交付执行都处于监所检察的监督范围之内。因此,监所部门对于被羁押人信息的获取、更新有着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优势。监所检察部门在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方面应建立全方位的监督工作机制,主要做好如下工作:(1)审查机制。建立对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羁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工作机制。(2)调查机制。接受在押人员要求解除羁押的申请、调查在押人员的羁押表现,并将上述信息反馈给侦监、公诉部门。(3)特别档案机制。监督建立羁押必要性特别档案,对有和解意向但未能在批捕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跟踪关注。(4)执行监督机制。监督羁押措施的执行情况,针对不同情形,直接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到期预警通知书”、“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等文书。

二、完善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维护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

1.重点案件审查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高检发[2007]3号)第15条的规定,重点案件应该包括:(1)职务犯罪的罪犯;(2)涉黑涉恶涉毒犯罪的罪犯;(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侵财性犯罪的罪犯;(4)服刑中的顽固型罪犯和危险型罪犯;(5)从事事务性活动的罪犯;(6)多次获得减刑的罪犯;(7)在看守所留所服刑的罪犯;(8)调换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9)其他需要重点监督的罪犯。此外,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有争议的案件,对被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控告或检举的案件,罪犯认为符合减刑条件监狱、看守所未提请的案件等都应作为重点案件进行审查。在重点案件审查中,要不断向前延伸检察内容,通过查阅罪犯计分考核原始记录,审查减刑、假释档案材料,核实罪犯改造表现及行政奖励情况,调查是否有不应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

2.“六类案件”派员出庭制度。对职务犯罪案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其他主犯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案件的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开庭审理的,监所检察部门要派员出庭,并根据事前对案件的审查内容,发表检察监督意见。

3.罪犯与检察官相互约谈制度和检察官接待制度。派驻监管场所的检察人员应及时约见在押罪犯,了解刑罚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问题;同时罪犯也可随时要求与派驻检察人员约谈,反映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有关情况,并进行咨询、申诉、控告、检举。派驻检察官要定期接待罪犯及其亲属,受理其控告、申诉、检举。

4.列席执行机关有关提请减刑、假释研究会议制度。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应当列席执行机关研究提请罪犯减刑、假释的相关会议,检察人员根据事前的审查结果在会上发表有关意见,并在会上或会后就罪犯减刑、假释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意见。

5.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评审制度。对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以及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意见的,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应将相关鉴定或证明材料交检察技术部门法医进行审查,根据法医审查结论发表检察意见。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定,应由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人员、监管场所领导、监管民警、监管场所医生组成鉴定小组进行,并应听取罪犯同监室人员的意见,必要时组织公开听证。

三、建立和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监督机制,完善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监督的方式和措施

1.建立社区矫正各职能机关的配合与衔接工作机制。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部门多,需要整合各种力量,建立健全工作配合与衔接机制,能促进相关职能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有效交接,避免发生脱管、漏管,使社区矫正工作有序、良好地运转,保障刑罚正确执行。

2.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机制。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要紧紧围绕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个核心,检察机关应监督并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健全社区矫正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等工作制度,统一规范社区矫正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工作环节,统一规范法律文书,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档案和社区矫正工作档案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

3.建立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相结合工作机制。该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可能出现的严重违法问题和社区矫正中的重大事件,进行随时检察,及时监督人民法院是否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否依法、教育矫正。特别是注意监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判、交、接、奖、罚、解等各执法环节是否实现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同时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教,依法受理社区服刑人员的控告和申诉,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4.建立帮教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机制,解决社区矫正人员实际困难,帮助其从归社会。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若干意见》,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人员及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社区矫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的就学、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

四、建立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派驻检察制度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能。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措施的监督既包括对公安机关移送强制医疗是否合法、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是否适当进行监督,还包括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监所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内部对刑罚执行实施法律监督的部门,当然要承担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人民检察院如何开展强制医疗活动的执行监督没有具体规定,需要日后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笔者认为,对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督,应实行派驻检察制度。对监管场所派驻检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被强制医疗人员是明显的弱势群体,大部分人无维权意识、无权益自我保护能力,检察机关只有对强制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强制医疗活动进行更为切实的监督,才能有效保护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要对强制医疗机构进行有效监督,可参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规范化建设的有关规定,建立并规范派驻强制医疗机构的检察室建设。同时要完善强制医疗机构日常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制,建立对被强制医疗人员进行定期诊断、分析工作机制,对于已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需要继续采强制医疗措施的人员,应及时提请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切实维护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