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1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2
关键词：商务英语口译数字翻译表达体系模糊性
21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口译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愈显重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成熟，国际技术贸易和项目拓展愈来愈需要更多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及商务英语口译人才。加之目前国内在培养口译人才时常常把语言培养和技能培养分而治之，商务英语口译人员在工作时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其中，数字翻译亦是一项难题。从事商业或者相关工作，在询盘、报盘、订单、支付、谈判、仲裁等商务活动过程中，必然会用到很多数字。如果译员译错，甚至是不准确，都会为客户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一、明确汉英数字表达体系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数字表达的差异，这使译者在口译中感到束手无策。而衡量翻译的两条基本标准就是：“准确、流利”（梅德明，2006）。口译更要重视“准确与流利的有机统一”（陈，2006）。在商务活动中，数字翻译一定要做到准确。所以，数字翻译是口译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汉英数字互译时涉及数字单位的换算问题，译员的反应和换算速度会决定翻译的准确性和流利度。
英文数字是三位数为一个单位，而中文是四位数为一个单位。
tr：trillion；m：million；th：thousand；H：hundred
中文四位一进和英文三位一进的差异决定了数字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有单位换算问题。因此，在时间紧迫的环境下，口译员要准确无误地翻译出大数字就需要熟练掌握汉英表达体系，快速换算出目的语表达体系。
例如：
（1）sixhundredeighty-fivemillion，ninehundredfifty-fivethousand，onehundredandtwenty-ninetons
六亿八千五百九十五万伍仟一百二十九吨
首先在听英语时，按照英语三位数字体系记录下阿拉伯数字：685，955，129，从右往左分别是“千”、“百万”、“亿”。在用中文表达时，译员需要把该数据重新划分：6，8595，5129，从右往左分别是“万”、“亿”。
（2）十三亿八千六百二十四万五百七十二人
onebillion，threehundredandeighty-sixmillion，twohundredandtwenty-fourthousand，fivehundredandseventytwopeople
要把这个长长的数字翻译成英语，处理起来时比较复杂的。首先，译员要按照汉语四位数字体系记录下阿拉伯数字：13，8624，0572。在译成英文时，用斜杠或其他符号重新用三位数字体系划分1/386/240/572。这样，数字中的“0”还不会被忽略。
除此之外，译员在学习或练习过程中还要注意英美两国的数字表达体系也有差异。美国英语中数字的基本单位是：十、百（hundred）、千（thousand）、百万（million）、十亿（billion）、万亿（trillion）；英国英语中数字的基本单位原则是：十、百（hundred）、千（thousand）、百万（million）、万亿（billion）。
在英国英语数字表达体系中是没有“十亿”单位的，所以，译员在工作中要十分警惕这种现象。
例如：
汉英及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数字表达体系的差异使得译员在商务口译活动中要极其谨慎，要根据不同的数字表达体系、不同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单位转换。
二、正确的模糊
商务英语涉及财经、贸易、金融等相关的经济活动。经济贸易中所用语言的明确性是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基本要求。所以，在翻译经贸问题时自然也要求语言明确，任何小小的错误都可能给经济或商务业务带来灾难。在商务活动中，商务信函、商务合同中，还有在有关价格、装运、保险、支付、谈判、仲裁中出现的数字，译员务必要保证数字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但是，精确和准确与模糊并不冲突。精确是指非常准确、非常精确（《现代汉语词典》，1998：667）。模糊是指不分明、不清楚（同上：893），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所以，在商务或经贸活动中，说话者为了达到目的会使用一些非肯定性语言或者数字。这种非肯定的数字就含有模糊意义，是指表达本身的意思多于一种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在语义上又都是相关的。因此，译员在翻译这些数字时，既要准确地译出数字，还要译出模糊的含义。
例如：“几个”、“十几个”、“几十个”、“morethan”、“alittleoverthirty”、“lessthan”，等等。
在处理商务活动中的模糊数字时，译员亦需要注意说话者所使用的修饰语。一般来说，在没有完全弄懂说话者的目的时，人们常习惯于用“大约”、“about”这样的词来修饰数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大约”和“about”不能真正地表达出说话者的语义。这时，由于译员的“习惯”，听者很可能会误解说话者的意思，从而让双方都失去了合作的机会。
例如：
（1）我们的机器承载量只有500公斤。
ourmachineweighsonlybut500kilograms.
（2）今年的粮食产量大约是去年的5倍。
thegrainoutputofthisyearisaboutfivetimesasgreatasthatoflastyear.
（3）该市的轻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了近两倍。
thetotaloutputofthecity’slightindustryhasincreasednearlythreetimesoverthatoflastyear.
（4）inlessthanfortyyears，Chinahasgrowntobeoneofthemostpowerfulnationsintheworldarena.
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为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数字模糊翻译不是随意的模糊，而是准确的模糊，是根据说话人的具体语义和意图进行恰当的翻译。
另外，在非谈判、报价、询盘等之类的场合下，译员如果没能记下小数点后面的数据，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地选择模糊翻译方式。例如，同传。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听众只是把听到的内容或数字作为参考，并不是把它们作为交易的最后数据或谈判数据。
例如：
（5）我园区在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3.928亿元，2010年达到235.439亿元。
in2006，theGDpoftheindustrialparkamountedtomorethan6.39billionYuan，butin2010，thefigurereachedover23.5billionYuan.
（6）自从政府采取减贫措施的实施以来，贫困人口由原来的356，248，531人减少到了现在的128，000，720.
Sincethegovernmentcarriedoutthepolicyofpovertyreduction，thenumberofthepoorpopulationofpoorpeoplehasdecreasedfrommuchmorethan356milliontoabout128million.
在紧张的情况下，译员采取适当的模糊翻译既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又可以减轻听众把每个数字都记下来的压力。这样模糊翻译是有必要的。它既不影响翻译的效果，又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因此，商务英语口译中的精确翻译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相对的精确翻译涉及说话双方、交谈内容、目的、方式及其他客观条件，同时还不影响商务英语口译的客观结果。
三、结语
本文着重探讨了汉语数字表达体系、英国英语表达体系和美国英语表达体系，以及如何在精确地翻译商务英语中的数字时体现出其中所蕴含的模糊语义。在商务英语口译活动中，既要把握好汉英数字表达体系的不同，又要重视在准确、精确地翻译数字时体现出语义中的模糊以达到良好的沟通交流目的。
参考文献：
［1］陈，陈建平.商务英语口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2］梅德明.英语口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3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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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发表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普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6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核心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参考文献】
[1]孙健。网络经济学导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11-12.
[2]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9.
[3][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113.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7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8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其不仅融合了新媒体的文化特色，而且对创意产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数字媒体对于创意产业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关键词：
数字媒体；创意产业；发展；地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创意产业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崛起，并占据了广阔的市场。其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发展，与数字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说创意产业是前进的航船，那么数字媒体就是其前进的动力。近年来，it技术以及CG技术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概况
1、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现状目前，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很多企业都以创意为基础，将艺术、文化以及娱乐产业进行相互融合，使得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相互交融，促使其发展逐渐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但是部分企业在发展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并未将数字媒体放在主导地位。也没有意识到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其常常采用逐渐渗透的方式来进行创意产业的融合，但是其必然使得创意产业发展的速度无法得到全面的提高。所以，总体来看，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数字媒体已经密不可分。而且伴随着新媒体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的应用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因此，我国的创意产业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2、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意义数字媒体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数字媒体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的信息化，科学化。这样就给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新媒体的改革发展让创意产业的发展形式变得更加丰富。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营销品牌借助网络来进行销售，数字媒体也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关注，使传统的营销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其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泛，信息量也逐渐扩大。其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优势也有着集中的体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创意经济每天创造的财富价值大约在220亿左右，并且每个季度呈现5％的速率进行递增。而创意产业进步的核心基础就在于数字媒体全球化的营销方式以及被关注的热度。由此可见，数字媒体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内容
1、数字电影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数字电影是创意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包含了三个部分。分别是制作、发行以及放映。在数字电影中，其数字的特效十分重要。因为很多商业影视需要依靠数字的创意赢得观众的好评。而且创意产业也能与数字媒体相辅相成，无论是在数字特效上，还是在情节创新上，都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价值。例如，《星球大战》中数字媒体对太空的虚拟以及《泰坦尼克号》对数字的处理，都为数字电影增添了个性化的色彩，从而使得影片的商业卖点以及艺术特点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2、动漫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动漫的发展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具有集中的体现。因为动漫在制作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同时还要结合一定的艺术特色，这样动漫就能与创意产业进行有效地融合。但是在现代的很多动漫制作中，其创意性依旧有待提高，尤其是国产动漫，其不仅拍摄成本较高，而且也无法起到提高收视率的效率。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与创意产业相互结合。所以，随着新媒体的逐渐发展，数字媒体也逐渐运用到动漫的制作之中，尤其是在动漫的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牵引作用，所以动漫也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3、电子游戏在创意产业的进步电子游戏也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数字媒体出现以后，电子游戏从传统的二维空间逐渐过渡到三维视觉。这对于电子游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创新。现在在创意产业具有代表性的网络电子游戏当以“英雄联盟”为首。其利用数字媒体进行多种方式的营销，让创意成为利润，让创意实现价值。在电子游戏中，创意产业抓住了创新的基础，为游戏者带来了新的游戏模式和游戏环境，然后结合数字媒体的多种变化形式，从而极大的丰富了电子游戏在创意产业的具体内容。
三、数字媒体在创意产业中的发展方向
1、深化数字媒体的发展体系近几年以来，数字媒体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但是总微观的角度来看，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较好的同步。其在发展体系方面依旧暴露出诸多的问题。所以，想要深化数字媒体的发展体系，就要加强战略营销手段。数字媒体的发展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涉及到战略、策划、媒体组合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大多数企业只是将新媒体作为产品的宣传手段，其最终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所以数字媒体应当以创意产业为基础，让网络信息的传递逐渐规范化，一体化。这样就能让创意内容得到全面的传输，为人们获取文化创意产品信息提供了捷径。
2、创意产业前景展望在这个网络迅速崛起的时代，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快。其主要表现在创新的范围比较广、传播的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还能及时更新和宣传产品的信息，对于未来的创意产业而言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然而，新媒体的未来前景也不可忽视。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逐渐普及以及平台差异性的不断变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然能够促进服务产业的发展，同时三维造型以及一些影响事业的传播也会因为创意产业的进步而不断与时俱进。从而形成高效的服务群体，而且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也能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极大的空间。所以创意产业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只要将其与数字媒体同步发展，其所回馈的创意价值必然能够让人叹为观止。
参考文献
[1]郎立永.市场经济背景下数字媒体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发展策略研究[J].品牌(下半月).2015(09)15-22
[2]龚静子.论新媒体艺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J].艺术科技.2014(10)161-182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9
一、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林权是指对森林、林木、林地等林业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林权制度改革，主要是对传统集体林权制度进一步科学合理改革，明确林业资源的承包制，合理划分林权，有效利用林业资源，从而实现我国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起和谐的生态环境，建立起更高效的林业管理工作机制。
(一)林权制度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对实施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变革和完善，可以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扩大农村经济的发展空问。林权制度改革还促进了林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得农村的经济发展在林业潜能上进一步提升，促进农村林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平衡。
(二)林权制度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构建了新的产权制度体系。
通过对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明确划分，从法律层面上可以对林权进行保护，可以有效解决林地纠纷，对稳定农民生活、发展林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林权制度改革增强了农民投身林业发展的积极性。
通过对林权制度改革，将专项资金投入到林业发展中，提升林业发展的前景，可以增强农民积极性，主动重新投身到林业发展中，增加更多的林木产业，既可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又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二、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林业管理中的运用
(一)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林业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1．创造林业资源管理图像数据。林业资源管理人员通过运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创建出地理信息系统文件格式，从而能够创造出各种数据，便于制作林业资源管理图像。
2．精确计算林地面积。传统林权制度在林业用地面积管理上比较落后，数据常常不准确，林地非法使用现象较多，林地管理工作难度较大。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可以记录数字成果图像，从而能够对林业用地数据和林业资源情况进行确切掌握，实现对林业用地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有效遏制非法开采。
3．林地界限管理。传统林地界限划分不当，导致林地纠纷不断。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实现了对每个地区每片林地的详细、明确的数据统计，从而明确了林地界线，减少了纠纷，也明确了责任划分。
4．林业资源限额采伐管理。通过运用林权制度改革创新的数字成果图像，能够对各乡镇、村、组等林业资源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并进行科学、有效管理，在下达林业采伐限额指标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此外，还可以通过掌握林业经营情况，来实现动态经营管理，比如在采伐许可发放过程中，就可以通过多次查询来确定是否重复许可。
5．林业用地规划。通过运用林权制度改革创新数字成果图像，能够制作小宗土地的林业专题图和林相图，能充分满足设计要求，进行详细规划。
6．提升管理效率。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具有较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可以给林业资源管理工作带来数据支撑，进行资源的科学、合理安排，工作井然有序，对林业资源管理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
(二)在林业防火中的应用。
林业防火工作事关生命财产安全，不容小视，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对开展林业火灾预防、扑救以及善后处理等相关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将林业制度改革数字成果与先进的GiS技术进行有效的结合，能够有效提高林业防火效果。
1．查询地理位置。运用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能有效确定火灾地点和可疑热点是否为林业火灾。当确定为林业火灾时，可迅速确定火灾发生地的地形相关信息，迅速制定火灾抢救工作方案，能够及时与乡镇相关负责人进行联系，迅速灭火救灾。
2．GiS与GpS的有效结合。通过GpS定位系统可以将火灾地理位置有效转化为GiS数据格式，制作出林业地图，从而可迅速搜集出防火隔离带、交通道路、过火区边缘等信息，及时传输到总指挥部，方便指挥部对救火方案及时进行调整与纠正，确保火灾抢救顺利有序安全。
3．现场报告与GiS的有效结合。火灾现场报告中的模糊信息通过GiS的模糊查询功能，可以及时准确定位，并迅速传输相关数据给火灾抢救指挥者，使火灾抢救决策能够有准确、有效的数据支撑。
4．GiS与瞭望台的有效结合。嘹望台观测到的数据和情况通过GiS系统，也可以准确定位出火灾发生林地的具置，并显示到地图上，供指挥人员决策。
(三)在林业管理中的作用。
1．管理体制实现数字化。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可以在林地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为管理提供了大量有效数据，通过与互联网技术的联合，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完善的林地数据信息系统，为林地管理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技术运用，实现了林地管理数字化，满足了各项工作要求，也是我国林业资源管理走向国际化的重要进程。
2．林地管理实现现代化。根据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林地管理部门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建立数据、影像资源库，结合GiS、GpS以及RS三大先进技术，随时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并逐步可以实现林地人工管理转化为林地智能管理，数据更准确、科学，管理也更加现代化。
三、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林权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是适应不断提高的生态环境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林权制度改革顺应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深入，翻开了林业发展新的一页。数字成果是林权制度改革中的重要收获，为林业管理工作提供了大量准确有效的数据，为林业管理部门建立与完善各种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应用，同时也为创建新时期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林业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我国林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促进了我国林业经济和管理走向了绿色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作者:李月红单位:资兴市林业局
参考文献:
［1］匡湘鸾，蒋习林，孙永玉等．林权制度改革数字成果在林业管理中的应用［J］．安徽农业科学，2013，25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篇10
文化遗产数字化，即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充分应用各种it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以文化遗产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使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保存和保护，实现文化遗产的重现、再生和利用（研究、传播和展示），从而体现其历史价值。
一、文化遗产数字化面对的时代背景
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加快社会信息化”的建议，并特别强调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确定了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对文化产业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及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种种新观念、新主张和新举措都表明党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及传承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文化数字化产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成为各级政府制定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发展战略手段。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利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出口贸易成为重要的砝码之一，发达国家甚至用它形成“软力量”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加入wto后，国外文化入侵使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也受其影响。如何积极保护、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当下所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而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建设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影响下，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极其重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即典型的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价值之争。文化遗产数字化具有环保意义、生态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将带动科技、文化、旅游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可以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再现真实的考古、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信息，并且能够与数字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实现互联互通。
通过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整理，丰富的文化遗产内容经由数字化手段创作之后面向全世界传播展示，从而推动相关文化产业向前发展，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不但成为提升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主要趋势，更将会影响文化产业的未来格局。
当今社会，数字文化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越来越多的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接触到数字文化。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数字作品，对构建人类精神家园、重建信仰具有重要作用。文化遗产数字化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文化形态建设途径，对多元、丰富、原生态的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创作，在与当代、后代的传播和互动中缔造新的民族文化，使其得到长远的繁荣和发展。
二、国内外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世界各国都有明确的可持续的文化遗产保护总体发展战略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发达国家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大多以国家政策为主导，以公共资金启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
美国在数字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有全面的应用，在对本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同时，也开发利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遗产，作为展现最新技术的内容载体。美国推出“americanmemory”计划，旨在让全美各个机构共享国会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它将主要历史档案资料，不经过编辑，转换为数字化格式，提供给研究者、学者和一般读者。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水准上，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
在欧洲，欧盟提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该计划将文化遗产数字化作为基础，将各自国家图书馆中的自有藏品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让更多人了解欧洲的智慧、历史及文化遗产。法国数字式资料的存储量已经超过3tB，虚拟卢浮宫实现了对博物馆展厅的虚拟漫游。伦敦博物馆则采用全景图的方式展示其所有的展厅。
日本的“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由iBm东京研究所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对不同数字典藏资料的网络检索，支持交互式的网络浏览、编辑以及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加拿大也开展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数字化计划，如“魁北克CHin专案计划”与文化团体及相关组织合作，利用网络化环境提供民众文化资产的服务，并开展馆藏管理与互联网络的训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列提出，并将这一任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我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
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启动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该工程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文化信息共建共享。
2000年，敦煌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共同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采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展现敦煌壁画，运用这种技术可以从任意视点、任意视角观察莫高窟的三维立体图像。
“数字故宫”则是先用计算机构建出故宫的三维模型，再用数字相机采集故宫实物景观，按图索骥将它们“粘贴”在三维模型上进行合成。在数码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只需要操纵小小的遥控器，自己选定速度和角度，即可清晰地看到占地72万平方米的庞大木结构建筑群和故宫中的雕梁画栋、稀世珍品。
三、黑龙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黑龙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资源独特丰厚，历史上先后形成了以渤海文化、金源文化为特色的历史文化，以赫哲、鄂伦春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以站人文化、闯关东文化等为代表的流寓文化。同时，黑龙江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自上世纪初，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俄罗斯人、犹太人以及20多个国家的侨民相继涌入，形成了俄侨文化、犹太文化和朝日文化等外来文化，促进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因此，黑龙江在文艺精品创作中应特别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注意深入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打造出各类文艺作品的地方品牌，彰显黑龙江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
黑龙江省在抓精品创作的同时，还从做强文化产业入手，利用现代市场化运作模式，完善多方共建机制，融社会资本共同打造“龙江制作”，初步形成了以动漫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数据显示，2008年黑龙江省文化产业经营收入达477.7亿元，比上年增长23.4%。
2008年以来，在“文化兴省”战略的牵动下，以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利用工作的全面推进为基础，以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科学的政策措施为保障，黑龙江省的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文化发展源泉充分涌流，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生机勃发、两翼齐飞，全省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黑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局面正在显现。
国内外对文化遗产采用数字化技术再现和解读，为我省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提供借鉴和示范。黑龙江省文化遗产数字化对象实施方案具体操作流程为数字选题、数字调研、数字加工、数字解读、数字处理、数字制作和数字作品七个环节。
首先，对于我省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查，结合对数字技术的调查和研究情况分析，从中筛选出既符合文化需要，又具有技术可行性的题材。在数字选题确定题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完成对目标题材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继而将数字调研过程中采集到的资料做进一步加工、整理，解读为文字形式的剧本、分镜头脚本和图像形式的艺术形象。严格遵照艺术形象进行建模等制作，并进行后期配套制作，进行非编合成。最终将样品交由专家审查，对不适当的细节进行进一步修改，直到达到专家要求，数字化作品完成。
黑龙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提高对数字化生产力作用的认识，更新思想观念，充分利用数字高新技术手段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挖掘、保护、传承、利用，创新建设边疆文化大省的工作思路。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工作难度大的战略性任务，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重视此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理顺关系，科学、合理地设置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执法机构，解决政出多门和多头执法的问题，提高效率，拓宽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数字产品的道路，降低数字文化遗产管理和服务的运营成本，发挥数字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的政府组织领导作用。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结合我省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实际，尽快出台和完善有关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相关的激励政策，从法律、法规方面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法律和政策导向。重视数字化知识产权的保护，设立黑龙江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明确政府、社会力量及个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整合文化、旅游、教育、信息行业资源，在各大高校现有的遗产数字化科研基础上，组建成立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与发展研究院，协助政府制定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发展规划，制定文化遗产数字化抢救保护实施计划，完善数字化抢救、保护的认定程序、评估标准和建设采用的标准。实施以数字集成软硬件系统平台为核心的遗产数字化基础工程，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信息库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根据研究和合理规划，逐步建立完善数字文化产业园区，组织建设示范工程基地，打造数字遗产品牌，实施精品战略。建立和完善数字化建设的资金保障体系，对于具有创新性和带动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给予政策、贷款等项资金扶持。文化遗产数字化离不开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要建立和完善交流合作机制、专家咨询机制，广泛地进行技术、资源、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社团的设备、资金、经验和人才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趋势将从从重视单一要素的遗产保护，向“复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方向发展；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方向发展；从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向“大遗址”、“文化线路”保护方向发展；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保护方向发展；从重视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反应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发展；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结合而成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