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导向作用对策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的经济波动主要有投资、消费、政府购买三大需求引致，而结合相关的原理、公式及乘数作用，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匹配不同时期的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结合世界形势发展需要，制定一些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产业政策，从而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又好又快发展本国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以及理论依据与产生背景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与产生背景
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划分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运行完全由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来调节,以市场的自由运行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他的结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最好地调节和解决各项经济问题,而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
然而,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1929—1933年全球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大危机,使亚当·斯密提出的统治了经济学100多年的自由放任理论受到了质疑。而凯恩斯则认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也就是宏观调控。凯恩斯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国家通过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的平衡。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
二、宏观调控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重大作用
（一）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当今的世界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向世人展现了我国经济独特的活力。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因而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回升。
其调控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时效性强，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市场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趋缓局势，恢复了经济稳步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第二，灵活性大，货币政策应对新形势的灵活之举符合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第三，针对性强，着眼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与新增中央投资有计划，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有效的经济拉动力。
（二）为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天然具有其局限性。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第一，宏观调控的手段综合全面，有利于解决全局性问题；第二，通过组织措施来进行，使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措施。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既能注重全局又能兼顾局部利益，操作的灵活性更强，措施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在实践中也更高效，为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推力。
三、今后宏观调控利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加强立法，规范宏观调控模式
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取决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是，当前我国又处在转型时期，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政治改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我我国政府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凡是符合历史发展，人类进步的措施必将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凡是一切逆行倒失都不可能成功。有关部门应该顺应实力的潮流，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
（二）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广泛听取其他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建议，重视党外人员发出的声音，只有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才会使我国宏观调控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
（三）加强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国家制定的的产业政策需要需要进一步的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结束语
在面临着新形势、新环境，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应该向着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加强立法建设，进行民主决策，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最终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资料：
[1]吴志攀,肖江平.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法创新[J].中国法学.2007;01
[2]李西臣.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分析[J].经济经纬.2007;06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2
一、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及其法治化
区域经济，又称地区经济，是在经济结构关系或经济空间的地域分异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化特点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或地域生产综合体。一般来讲，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行业经济不同，区域经济作为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缩影，不论其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都可以按照产业、行业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从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角度进行划分。因此，区域经济虽然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但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综合性；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是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形成的基础，不同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优势不同，人文传统、制度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事实上，也正是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地区布局，也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所在；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性。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在空间范围内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亦即区域经济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从大范围来讲，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又可以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六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指把我国国土大致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北和西南六个部分），还可以具体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形成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所谓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应当理解为国家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宏观战略出发，对于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动进行的协调和干预。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决策与战略指导，地方政府的政策传导以及区域内部的发展部署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前的改革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特别是由于改革措施缺乏制度化保障这一薄弱环节，改革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作为改革预期目标的中央、地方两级调控体系远不完善。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淡化，地区封锁和地区垄断，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急剧拉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矛盾激化以及公平和效率在区域发展上的两难选择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反映着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明显乏力这一客观现实。实现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治化，就是要把国家在对区域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普遍地纳入法制轨道，实施法律调整，明确法律责任，实现依法调控的法治化，重在“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是和“人治”相对称的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即法律制度，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法律至上、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的治国精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法制，但由于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的权力无所限制，因此，其仍然逃脱不了“人治”、“政策之治”的根本属性。（2）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行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规范始终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危害，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要切实转变到规范政府行为的重点上来，法治的目标取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是从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的行为。（3）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实现依法调控。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判断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而言，虽然合理性的取向更为理想，但由于其具有管理操作和评判标准上的难度，故而实践中的政府经济管理工作当倾向于以合法性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政府经济管理首先必须合法，其行为不能越出国家经济法律规范，一切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都将得到纠正直至惩罚”。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首先注重合法性，强调依法调控，但同时也要注重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化。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体系
构成和基本内容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其内容一般涉及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体制性规定，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宏观调控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等等，其目的主要是制约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杜绝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并为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体制基础。这一类法律尽管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中数量不多，但都属于基础性、框架性的规定，起纲领性作用。因此，称之为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是较为适宜的。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法律手段”，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主要是具有法律形式的经济手段。体现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领域，就表现为由国家区域政策法律化所形成的区域经济政策法。这一类法律占据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绝大多数，其内容因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各异，如区域开发制度、区域财政制度、区域投资制度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作为规范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确定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是要建立旨在制约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科学化、适度化的法律机制和调控体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以及调控的法律责任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是对享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一系列国家机关的总称，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国务院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等等。如何在这些机构之间配置宏观调控权限，是一个必须由法律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以及重大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权，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区域发展计划权由计划委员会实施，区域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分别由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行使。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来综合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利。笔者认为，设立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一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乃是世界各国发展区域经济的通行做法，对于我国，设立这样的机构必然有利于维护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统一性。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应当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1）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区域布局的优化组合，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和步骤进行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细分为区域经济发展方针、战略的决定权、区域经济政策的决定权、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决定权等等；（2）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各地区的公平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际关系进行协调，推动地区协作和促进横向联合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法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其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旨在改善一国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所有的公共干预行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涉及计划、财政、投资、税收等多个方面，区域经济政策法的内容因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而各异。最基本的区域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和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等。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法律化，主要指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所形成的法律制度。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1）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一般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三个方面的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时限性。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个战略时期的最终目标，而且要规划出在战略期间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程度。”二是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多个内容，而且是全国各个地区发展目标的统一规划。三是可行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能够最终实现。四是号召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能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是指国家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对特定区域（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进行开发而制定的综合性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开发区域的确定、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区域开发的组织机构、区域开发的基本原则、区域开发的任务重点等。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财政政策的法律化，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按其内容可为分为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包括：区域税收制度、区域财政支出制度等。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除去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制度、区域开发法律制度和区域财政法律制度之外，区域政策法还包括区域投资制度、区域金融制度、区际关系协调制度等。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3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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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4
“调控”仍在继续
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宏观调控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五次宏观调控，从去年下半年起，到现在也将近1年时间了。目前看起来，本轮宏观调控仍未结束，可能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究竟会持续到几时，专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只说要看调控效果和视具体情况而定。
本轮宏观调控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两者针对的形势不同。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当时经济增长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其次，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第三，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
本轮宏观调控，即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中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而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起”局面，从而防止由“大起”导致“大落”。本轮宏观调控是一种主动的、局部的调控，调控的重点是3大重点行业，后来扩大到9大重点行业，目的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与前四次宏观调控完全不同的。
手段更加灵活与务实
本轮宏观调控在方式和手段上也与前四次有所不同。在方式上，本轮宏观调控采取了渐进的方式，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在手段上，本轮宏观调控综合采用了三种手段，即市场经济手段、体制调整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市场经济手段，如央行的准备金手段、公开市场操作等，从减少资金供应上进行调控。体制手段，如调整土地管理体制，国务院决定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土地的体制，设立银监会，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等。行政手段，如随着人民银行调整分支行的信贷管理职能，各商业银行也相应调整了信贷业务的经营管理规则，加强了信贷风险管理；国务院还通过对重大违规项目的处理，组织固定资产项目和银行信贷的大检查，加强本轮宏观调控的效果。本轮调控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有关部门将三种调控手段组合起来运用，如市场经济手段与行政管理手段结合运用，体制规范与法规执行结合运用，政策目标引导与解剖典型项目结合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效率，增强了宏观调控的弹性，软化了宏观调控的刚性，使宏观经济调控形成对失衡经济结构的制度性规范，支持和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与前四次宏观调控不同，本轮宏观调控还表现出了“有保有压、有紧有松，有动有静”的特点。对于地区、行业、项目的经济实体，有保有压，有限制有鼓励，行业调控突出重点，受重点调控的行业，谨慎地、逐步地由最初的三个，扩大为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印刷等九大行业。在政策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有紧有松，有动有不动，央行的准备金政策趋紧、信贷政策规范，但外贸外汇政策宽松；土地管理政策调整，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却迄今未动，在调控的同时，努力为经济增长创造宽松环境。
结果可能有三种
从目前情况看，本轮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旧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如何继续以稳妥措施，巩固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使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平滑转入正常时期的宏观经济调节。二是如何促进消费合理增长，缓解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资反弹。三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本轮针对经济局部过热的宏观调控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体制瓶颈和资源瓶颈问题，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推进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本轮宏观调控可能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是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软着陆。要想实现比较成功的软着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时间问题，软着陆需要有一段时间，时间上可能会长一点，二是继续深化改革，要想比较好的实现软着陆，需要坚持改革。
第二是硬着陆。硬着陆的五个因素，1、增速跌落的太快；2、不良贷款上升；3、就业情况得不到改善；4、企业间债务链加重；5、企业的资金困难。从目前情况看，这五个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存在，所以出现硬着陆并非无可能。
第三是出现反弹。现有的体制造成地方各级政府大搞投资的热情，为反弹准备了体制条件。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财政征收任务，目前财政的收大于支大概有上千亿元；因为抽紧银根，银行上半年存贷差扩大了5万亿元，银行里有大量的钱，同时也有花钱的冲动；再有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为反弹准备了良好的资金条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继续实施宏观调控方面，目前政界、学界意见几乎惊人一致。一些企业界人士希望本轮宏观调控很快就会过去，希望到时候再大干一场，这种希望可能会落空，如果有基于这种希望的投资计划，需要尽快调整。
七个问题要注意
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指出，要使宏观调控措施进一步落实，真正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当前在投资领域特别要注意七个问题：
一、控制投资增长要避免一刀切。既要防止因投资膨胀引发通货膨胀，也要防止因产业链条断裂引发通货紧缩。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在钢材、水泥、电解铝等中游产业层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要充分释放已形成的庞大的产业产能，就必须加大旅游、房地产、消费品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如果调控力度掌握不好，导致产业链断裂，会使产能无法释放，需求不足则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另外，还要防止因信用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目前一些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率不高，银行信贷的支持力度较大，形成了一批高负债项目，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但是在处理在建项目的债务关系时，也要区别对待，掌握好调控力度，防止信用链条断裂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二、要防止过热行业卷土重来。经过调控，目前投资总量与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下一阶段应继续贯彻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与补充，防止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卷土重来，同时适当加大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环保、教育、卫生等薄弱行业的投入，加快旅游、金融、居民服务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以迎接新的经济周期的到来。
三、要发挥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由于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水资源政策、环保政策尚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仍不够灵敏，这使得控制投资过热等重任过多地落在了产业政策上面，有关部门不得不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来刹车，难免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未来应当更多的发挥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分担产业政策的调控压力，替代行政手段的调控作用，用经济办法调控投资流向，在财政上，可考虑重新启用投资方向调节税。
四、要创新产业政策调控机制。根据当前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形势的需要，宏观管理部门适时提出了新的产业政策目录，规定了限制与禁止产业（包括产品）发展的清单，并且制定了相配套的信贷政策，取得了明显的产业调控的成效。但是，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本身也有着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即产业政策的调节往往静态的、孤立的支持与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却无法适应这些产业周期变化与相互关联的需要，从而难以避免供求偏差的发生。所以，要创新产业政策调控机制，尽量避免一人生病，大家吃药，要制订政策，鼓励发展产业集群。
五、要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从制度上限制各级行政机关越权配置投资资源。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强化行政问责制。重庆市最近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政府部门首次在制度上直接约束政府投资行为的有益尝试，应当充分肯定与大力推广。除此以外，还应当增强各级人大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债务融资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高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参与程度。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制度,政策效应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本文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方法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6
关键词：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宏观审慎；公共政策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加强了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的监管，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代表的新监管政策体系的出台，标志着全球金融监管进入了新的时代，然而相关政策如何有效实施，各国政府尚无经验可循。政策工具作为研究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领域，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理论”和“政府再造”运动在西方各国的兴起，逐步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其理论成果也为诸多专门政策研究领域所运用。从金融政策看，以三大操作工具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工具研究早已出现且数量颇丰，而金融监管政策领域工具取向的研究却非常少，仅散见于宏、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一般论述当中。本文的目的就是期望通过对国内外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的梳理和归纳，综合分析先前研究待完善之处，并在借鉴政策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深化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的建议，为完善政府监管“工具箱”服务。
二、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概念及分类
1.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概念。一般认为，政策工具是指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特别是政府选择用来执行公共政策，达成政策目标，从而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和手段。但已有研究中，鲜有对监管政策工具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因此，借鉴政策工具概念，本研究认为所谓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是指公共部门为执行监管政策，达成银行业监管目标而选择和运用的途径和手段。按照何种标准来划分这些途径和手段，直接决定了监管政策工具的种类、数量和性质，进而决定了监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
2.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类别。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类别进行了划分。沈坤荣、李莉把世界范围内曾经和正在使用的银行监管工具归纳为三类，即法律工具（包括市场准入限制、存款利息率上限和资本要求）、制度工具（即存款保险）、政策工具（即监管控制）。在此基础上，根据JamesR.Barth等人有关正式监管权力的划分，还可将监管控制扩展为监管人员依据及时采取行动权、勒令重组权和宣布资不抵债权三项权力所采取一系列政策行动。oeCD认为，识别合适的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任务，并将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工具划分为监控（Surveillance），基于市场手段的道义劝说，管制，政府担保，再贷款，补贴，许可和特定项目，政府控股或接管等7种。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为加强银行业监管，开发新的监管工具，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开始引人关注，这一阶段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的探讨基本局限于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二分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主流的分类形式。其中，巴曙松等人在阐述审慎性监管时提到，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监管可以分为限制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按这一说法，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还可以分为限制性监管工具和审慎性监管工具两类。
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
1.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分类研究。FSB、BiS和imF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分为旨在控制或降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时间维度的政策工具和旨在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金融机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的跨行业维度的政策工具。李文泓、黄亭亭和巴曙松等人根据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将这种分类下的工具总结为逆周期资本调节、动态拨备、杠杆率调整、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更审慎监管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多种手段。耿楠则结合FSB的研究报告，将实践中常用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归纳为避免信用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所形成的金融不稳定的工具、解决与杠杆率有关的系统性风险被放大问题的工具和减少金融系统结构脆弱性和限制在危机时期溢出效应的工具三种，该分类项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还可以细分为10余种具体手段（见表1）。
Landau则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两个组成要素（component）即系统性和宏观经济环境，将这两个组成要素与两种选择机制即自动稳定器和监管当局的自由裁量（将在下文详述）进行结合，可以构成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如下分类（见表2）。
2.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特性研究。田宁指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本身具有较好地涵盖主要风险指标和操作、测量简便易行两方面优势，同时又具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权衡问题、可能强调硬性的数量化指标而忽略某些软性因素和可能导致监管要求产生罚优奖劣的政策误导三方面劣势。王刚、刘嘉则从工具内在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贷款成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优缺点、可行性以及具体设计的要点和机制。于春涛认为拨备作为宏观审慎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关键在于拨备以审慎计提的形式将预期损失计入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而成为风险承受形式的特性。
3.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选择研究。与上文Landau的观点类似，黄亭亭认为，逆周期操作有基于规则和相机抉择两种选择方法，前者可通过自动稳定器机制来实现，即设置一个明确的数字目标或政策目标偏离某一参考价值的阀值，当触发这个阈值时，则启动逆周期操作；而相机抉择的方法是指宏观审慎当局“自上而下”的干预，实际就是监管的自由裁量。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和监管工具的选择，他强调应考虑各国金融体系和监管安排的差异性。刘志洋则指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汇率政策和冲击的类型等因素会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产生影响。
4.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研究。Yellen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过程中应兼顾基于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平衡，他强调应以基于规则为主，而给监管者自由裁量留下适度空间。Lim、Columba等人则重点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的五方面问题（见表3）。耿楠认为，由于市场数据本身就存在顺周期性问题，基于市场数据对系统性风险贡献进行估计的方法很难使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顺周期性问题同时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施有很大难度，同时这些工具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之间实施的差异性加大了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多部门间协调机制没有落实，也会影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王忠生、黄伦章还提出，宏观审慎的监管工具、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新框架以及新框架下政策的协调配合给个体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带来的高成本也是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5.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关系研究。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等监测指标是比较典型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它们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基础。对于两者的关系，李文泓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政策工具的着眼点和具体运用有所差异。而项莉、潘凌遥和王忠生、黄伦章等人则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工具实际是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的工具之和，其实质是将这些微观审慎监管工具通过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框架来减小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受到威胁。耿楠的看法是，目前国际上设计和运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仍然停留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不够匹配，而政策工具的“宏观性”应体现在运用宏观经济指标或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层面的监管措施的配合，来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纵观已有文献，工具取向或者工具途径的银行业监管研究，大体可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文献数量相当有限，后一阶段与世界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实践相一致，围绕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这一主题有所展开。从文献数量占比看，基本上可以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等同于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
实际上，政府用以实施银行业监管的“工具箱”中，远非只有以通过设置谨慎经营规则，借助各类指标或比率监测、预警和控制进行监管的审慎工具。具有强制性的管制工具、以窗口指导为代表的劝说工具、通过信息公开从而影响金融机构决策的自愿类工具等等，都是政府常用的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但已有文献基本局限于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这种研究视角上的缺陷，根本在于对政府或公共政策主体所能运用的政策工具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对“工具箱”中的工具缺乏系统、全面的分类，即使个别研究者列举了与审慎监管工具并列的其它政策工具，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少跟进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尽管文献数量开始增多，但基本停留在工具分类、组成和特性的静态分析层次，不同监管目标及其对政策工具的决定性，以及政府在差异化监管情境下政策工具的动态选择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社会公众合法利益为宗旨的银行业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样，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视角下往往以政策工具的识别、分类、构造和特性研究为基础，重点探讨工具的选择问题，原因在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是理论和实践的交会点。具体到银行业监管而言，政策工具研究就是要探讨监管机关面对不同的监管问题和情境，如何从完备的“工具箱”中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以解决监管问题。为此，建议未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可按照工具的识别和分类、工具特性及其适用情境、工具选择与优化这一思路（见图1）展开系统研究。
遵循这一思路，未来可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工具到底有哪些，如何分类。（2）各类政策工具的内在特性是什么，适用于什么样的监管情境，运用政策工具的内外部条件是什么。（3）针对不同的情境，监管机关如何选择监管政策工具，具体机制有哪些。（4）在此基础上，可结合具体政策实践，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对监管政策工具的绩效进行评价，提出优化选择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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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曙松，王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10，（5）：83-89.
4.李文泓.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思路和政策框架.中国金融，2010，（13）：40-42.
5.黄亭亭.宏观审慎监管：原理、工具及应用难点.中国金融，2010，（12）：40-41.
6.耿楠.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实践进展与应用难点.金融与经，2012，（11）：31-35.
7.LandauJean-pierre.Bubblesandmacropru-dentialSupervision，2009，（1）：3-8.
8.王刚，李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基于贷款成数的分析.武汉金融，2011，（6）：19-22.
9.于春洋.拨备作为宏观审慎主要工具之一的分析.国际金融，2013，（2）：61-65.
10.刘志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政策工具.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8）：19-2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中国机场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多层次评价研究”（项目号：ZXH2012n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多因素识别及影响性分析的航班延误治理研究”（项目号：61179046/F01）。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7
论文摘要：2008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面对危机，各国政府均实施了救市方案，我国运用了宏观调控的各项手段，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各项政策手段对于经济目标的作用力不同，所以应该制定宏观调控手段综合协调制度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结语：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吕忠梅、陈虹著：《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綦赞超：《浅谈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清华学术期刊，2007年第二期
注释：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8
[关键词]政策审计研究成果局限
《审计署2006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注重从政策措施以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发现问题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策审计研究成果丰硕,但任重道远,面临严峻挑战。
一、我国政策审计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审计工作者,从绩效审计、宏观经济管理、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审计调查、政策运行等角度对政策审计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从绩效审计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竹德操等(1997)认为,国家宏观财政活动有效性审查是通过对财政政策应用对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和分析,考察国家财政活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和绩效水平,发现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因素,提出改善建议,提高国家财政活动的绩效水平。
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学者曹俊汉2000年12月发表《迈向评估审计的新纪元:美国会计总署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一文,从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和研究了美国政策绩效审计的发展历史,为我国政策绩效审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邢俊芳、陈华、邹传华等的《最新国外绩效审计》(2001),审计署外事司的《国外效益审计简介》(2003),鲍国明的《国外绩效审计方法与案例》(2004),邢俊芳、陈华、邹传华的《最新国外效益审计》(2004)以及罗美富、李季泽、章轲的《英国绩效审计》(2005)等着作对介绍国外先进的审计理论和实务,加深我国审计工作者对政策审计的理解,推动我国政策审计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邢俊芳的《效益审计中国模式探索》(2005)、彭华章等的《政府效益审计论》(2006)等着作,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我国政策审计的模式和方法。
2007年4月,刘家义等在其着作《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中指出,对体制、制度、政策层面的绩效审计必须满足揭露问题、促进管理、推动改革、规范秩序、提高绩效的要求。
2.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02),吕培俭、罗进新(2005),张文祥、王羚、马绪忠(2006),姚爱然(2006),审计署驻京津冀特派员办事处课题组(2006),刘力云(2007)等发表文章认为,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包括:对宏观管理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反馈和后评估;促进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对宏观经济管理及时提供预警信息。国家审计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国家审计可以成为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决策信息提供者和政策效益的监督者。国家审计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信息工作,为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提供事前的真实、完整、可靠的信息;二是提高监督的层次,构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效益的事后监督机制。
3.从经济责任审计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2004年5月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人事部及审计署等五部委组成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编写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知识问答》一书,将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确定为:贯彻执行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情况;重大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事项的程序和效果等。
中央《关于2007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国家环保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环保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成因、处理及责任追究情况等;国家土地政策落实情况、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土地批租和转让过程中有无发生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等。
吉林省审计厅袁玉岫、沐云(2005),湖北省审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厅经济责任审计处(2006)等提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突出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和效果审计,促进领导干部提高决策能力;加强经济管理的合法性与效益性审计,促进领导干部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武汉大学刘颖斐、余玉苗(2007)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考查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经济政策和省、市、县重大经济决策及地方出台的经济法规情况。
4.从专项审计调查角度进行的政策审计研究
天津市审计局课题组(2006)在《关于开展专项审计调查的分析与思考》一文中,将专项审计调查分为以单位为载体、以项目为载体、以资金为载体和以政策为载体等四种类型。以政策为载体的专项审计调查就是对政策执行情况或健全程度开展的调查。实证研究显示,2001至2004年以政策为载体的审计调查项目数占全部专项审计调查项目数的17.2%。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审计机关专项审计调查研究》课题组(2007)发表文章认为,专项审计调查在一定范围内展开调查,其具体目标是监督评价国家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和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更有利于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性功能,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审计为宏观决策服务的作用。专项审计调查不仅关注效益问题,而且关注被调查事项的决策、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5.从政策运行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崔孟修(2007)发表文章《政府审计的新领域:政策评估》认为,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审计机关进行的政策评估应是在政策开始执行之后,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常规审计通常以既定的政策目标为前提,只关注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不质疑政策目标本身,而政策评估有时需要对政策目标本身提出质疑。
《中国审计学会2005至2009年审计理论研究规划》将“审计机关开展政策评估的探索”作为审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审计署科研所所长刘英来(2007)认为,以效益审计、效能评价和政策评估为主,可能是我们审计工作发展较高水平的标志。
二、目前我国政策审计研究的局限
可以看到,我国政策审计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规范的操作指南。不同角度的政策审计研究,虽然体现了研究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暴露了政策审计研究的局限,表现为:
1.从绩效审计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是将政策、项目、组织、活动等混合为一体进行的研究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将绩效审计的对象定义为“政策”、“项目”、“组织”和“管理”。政策居于项目、组织、活动之上,它既是后三者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是后三者的最终归宿的。目前的绩效审计研究并没有突出政策审计的这一重要性。
2.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开展政策审计研究,使政策审计研究陷入了管理研究的“泥沼”
审计应独立于具体的管理之外。政策审计应独立于宏观经济管理,它不应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具,也不应是宏观调控的“提鞋人”,而应成为宏观管理和调控的监督者。
3.从经济责任审计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仅仅是以某某领导人在位时的政策制定、执行等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政策的一贯性
经济责任审计,容易将持续性的各项政策及其效果评价因领导人的更替而结束,从而不利于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监督,不利于审计部门在较高层次上体现其监督职能。
4.从专项审计调查的角度开展政策审计研究,容易使政策审计研究误入调查研究的陷阱
毕竟,专项审计调查是一种调查活动,仅仅是由审计部门或以审计部门为主开展的一种调查。从严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来看,专项审计调查无法与政策审计同日而语。
5.从政策运行的角度进行政策审计研究,是将政策审计完全置于政策运行的过程之中,将政策审计作为政策监控的一个环节
在政策中研究政策审计,使政策审计研究局限在了被审计对象之上,削弱了政策审计的超然独立性,不利于政策审计独立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9
一、计划及其法律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内容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金融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影响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现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目前，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科学。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理论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政治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为使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在这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情况，国家应当将计划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市场运作的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快出台。我国的计划法没有诞生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而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的确是令人回味的，但不是偶然的。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计划几乎无所不包，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并缺乏实行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计划确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也就使人们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制定和运用计划法，以有效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首先应对计划进行正确的定位，依法界定计划的性质和计划的范围，保证计划真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不能让计划越位，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应让计划在应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计划职能的充分行使。其次，计划法应当对政府计划调控职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计划调控行为如其他宏观调控行为一样，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关乎全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约束，受到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失控和滥用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有学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因此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在实践意义上，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则主要表现为：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11]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二、计划法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计划法的概念和性质
按照给部门法下定义的传统“模式”，计划法就是调整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在法和经济法的属概念的基础上，计划法只需要说明它与其他法的主要差别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计划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计划调节的法。从内容上看，计划法包括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
计划法在性质上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既然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那么它也就具有经济法的基本性质。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因此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指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似乎更多的人认为经济法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兼有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尽管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我们也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社会法，只不过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为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权力干预权利的因素。有人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结果，并且指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12]
计划法也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社会法性质。计划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经济关系。本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应该属于企业竞争自由、营业自由的范畴，属于“私人”活动领域，是私法的调整对象，但是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活动中却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或调节因素，计划法对其进行调整主要运用了规划、指导等公法的调整方法。这种用公法的方法调整原本由私法调整的领域，是计划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计划法的特征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13]当然，计划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计划法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出发，我们认为计划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也具体地、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征。
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10
政策，是国家、政党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目标而规定的行为依据和准则。（注：张光忠主编《学科辞典》，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p33；）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注：王士元主编《市场经济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5月版，p447；）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经济政策一般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早期，各国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信息是完全的，价格可以引导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然而，在正常情况下，大量存在的是垄断与竞争不同程度结合的市场，加之外部效应（如生产引起环境污染）、公共物品（如海上的灯塔、道路、国防与安全等）和不确定性（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人们难以正确预测未来）的存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于引导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为纠正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生活。
二、会计政策的内涵及渊源
会计政策是企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注：iaSC：iaS1，presenta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Revised1997，para.21；），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注：《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第3条；）
在学术界，有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之说，宏观会计政策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法规和会计准则；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与宏观会计政策相对应的，由企业在有关法规和会计准则范围内所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注：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上海会计》，1999年第11期，p3；）
会计政策一般主要指微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的产生动因是由于财务信息用户与送户的分离，主要是对过剩会计惯例的提纯和过滤（薛云奎，1999）。松散的、放任自流的、不规范的会计实务终于酿成1929年股市的崩溃和1933年股市的萧条，作为规范会计信息生成和传递的会计准则，其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蓬勃和两权的高度分离，其产生的直接导火索是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其产生的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产生的内在动力是aiCpa、aaa等会计职业团体的壮大（王开田，1996），会计准则规范下的会计信息“相关可靠”“真实公允”，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效率。
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生活又充满不确定性，对于相同的交易或事项，会计准则在规定一种基本处理方法的同时，又规定了至少一种备选方法，提高了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使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可能。
三、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前已述及，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使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理解这一点，要从会计政策的目标与功能入手。
1.会计政策的目标体现经济政策目标。由于会计是整个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政策目标当然要从属于经济政策的总目标，或者说会计政策目标是经济政策总目标下的子目标。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具体包括：（1）高度充分就业，一般指失业率为3％的就业；（2）价格水平稳定，用物价指数来衡量，年平均2％、3％、不超过4％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3）经济持续地稳定增长，用GDp的平均增长率衡量；（4）国际收支平衡，指汇率稳定，进出口平衡。（注：高鸿业《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11月版，p228；）微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于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关于会计准则的目标，已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和稳定（林钟高等，1998），一般用帕累托原则来衡量会计准则的效率，考察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是否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用劳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情况，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具有极其深刻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要公平合理。会计准则的目标要求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必须能够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有两个目标（又称“双目标论”，薛云奎等，1997）：对适应于国有企业规范的会计准则来说，将其目标定位在政府利益上，集中体现政府对企业财务信息揭示的要求；对适用于公司制企业规范的会计准则来说，将其目标定位在民众利益上，集中体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要求，突出财务信息揭示的真实与公允。
理论上，会计政策目标应是使交易费用最小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陈汉文等，1999），但在实际中，由于经理是经济人，易操纵会计政策选择，建议实行股票期权等方法，加大经营者持股比例，减少成本，使会计政策选择自觉接受经济政策指导，提高社会效益和企业长期利益。
2.会计政策的功能有助于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功能在于：（1）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2）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激励和约束，使企业在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作出符合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而会计政策的功能在于：（1）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规范和约束会计信息的生成、披露，使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2）会计政策选择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进而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3）会计政策选择导致特定的经济后果，决定财富分配或再分配的格局，由此带来各利益集团的冲突。
政策的功能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
四、会计政策选择要服从经济政策
一方面，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会计政策选择要充分反映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和现实，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时期，存货计价应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加速折旧法而不是直线法。另一方面，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注：转引自《会计》，1996年第2期，p22；）
以投资贷项会计为例：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均可享受抵免，（注：《财经报》，1999年12月25日，第2版；）这在西方国家一般称为投资贷项。投资贷项会计，西方有三种处理：流尽法、费用扣减法和递延法，其中，流尽法能加大账面的利润，由于投资抵免所得税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扩大内需，政府希望其政策能立竿见影，使企业马上获得纳税减免的好处，建议采用流尽法，从而使会计政策选择服从宏观经济政策。（注：1962年apBopinionno.2，要求投资贷项按“递延法”处理，递延法使减税政策不能在报表上充分体现，美国国会通过SeC向apB施加压力，apBopinionno.4，允许企业在“递延法”和“流尽法”中任选其一，因为流尽法下，企业账面利润较大；）
五、会计政策选择应在具体会计准则给定的范围内合理选择
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任意操纵会计程序和方法，而应在具体会计准则给定的范围内合理选择。西方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的结论大致有：
1.分红计划假设。若管理人员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2.负债对权益比率假设。债权人与债务公司签订债务契约时，常伴有限制性条款，包括防止清算性股利的支付、规定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的底限（息税前利润／利息）、以及限制企业增加新的债务等等。研究人员发现：（1）负债权益比率（我国称为产权比率）越高，管理人员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2）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条款联系紧密，管理人员越可能采用能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3）企业为避免新准则可能导致的技术上违反债务契约的现象，对新准则的制定过程进行游说。
3.规模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也与企业规模有关系：（1）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选择能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以减少成本（税收增大和国有化风险）；（2）为降低新准则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院外游说，政治成本越高；（3）为避免引起政治家和管制机构的关注，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愿意采用拉平收益的方法，使政治成本最小化，以避免公众注意。
为正确引导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传贯彻《会计法》，提高财务信息质量。，适逢上市公司披露中期报告，中国证监会也要求上市公司应提高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减小中报风险，因此，上市公司应宣传贯彻新《会计法》，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2.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由于管理人员与股东的目标相冲突，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会损害股东利益，为减少成本。因此，应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一方面，应加大内部产权比重，加大经理阶层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注：江都无线电元件厂厂长严盛喜获公司7％股份奖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扬子晚报》，1999年9月4日，第2版。）实施股票期权，使会计政策选择与股东利益相一致，另一方面，还应加大外部产权集中化程度，产权分散化下，由于搭便车现象存在，小股东对企业监督缺乏动力，产权集中化会促使产权比重较大的股东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约束经营者，使其会计政策选择向着有利于大股东的方向。而要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须加大产权重组与产权流动进程，完善产权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