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的现状篇1
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2、大气环境恶化。在全国388个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二级质量标准,剩余66.9%都超过二级标准,其中有137个超过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5%。
3、土壤酸化、盐渍化程度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我国的土壤酸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5%,土壤酸化程度有增无减。盐渍化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8.5%。1995年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左右,在全世界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排倒数第三位。
4、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过度樵采或长期超载放牧,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超过1.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5、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虽有所增加,但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人均蓄积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7。森林结构不合理,人工纯林比重大,特别是针叶纯林易发生火灾、病虫害,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能力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森林质量过低,森林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呈现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现象。
6、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在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继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散,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
7、海洋环境不容乐观。1999年我国近海污染严重,四类和省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省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生态安全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并呈现出继续恶化的趋势,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二、生态安全现状成因
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表现在洪涝干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且范围不断扩大,时间在不断延长。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也在不断加大,严重危胁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江河断流,水资源供需矛盾激化也在不同程度造成了国民恐慌。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物种的大量消失,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更加剧了生态安全危机,导致一些生态脆弱区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国家也不得不实施生态移民,因此笔者认为造成生态安全危机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为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普遍不高,认为生态安全是国家的事,大家的事,与自己没关系,对破坏生态安全行为漠视,甚至是参与其中。农业方面表现在,大量农药、兽药的滥用,盗砍滥伐林木,滥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行为,以及种养殖对水体、土壤的破坏。工业方面的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堆放,生产生活垃圾处理,白色污染现象等不良的生产生活方式。大江大河断流,围湖围海造田导致的物种灭绝以及资源的过量消耗等是导致生态安全危机加剧的成因之一。
2、不合理的开发建设。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适应GDp政绩考核的要求,在一些项目开发上缺乏生态安全的论证,即使有论证也是为了给项目实施开绿灯。重经济行为忽视生态保护,重经济效果忽视生态安全。在矿山开发、城市建设、公路铁路建设等方面的随意占地行为,大江大河治理、火电、风电、水电项目实施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一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存在,为了追求就业增收而忽视影响生态安全的各种行为和因素应该得到根本的遏制。
3、把环境保护工作长期排斥在社会经济开发计划之外。尽管环境保护工作已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法》等一系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因机制、体制以及人们的认识程度,导致相关法律成为软法。在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下,使保护生态安全的法律法规从属于相关政策和地方保护之中。
4、决策失误是最大的破坏。项目的开发,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过快,对资源掠夺性的开发等,导致大量林地被毁坏、分割,大江大河被人为阻断,水体遭到污染与破坏。这些都与决策者的决策息息相关,所以说决策失误是生态安全的最大杀手。
三、生态安全对策
1、提高公众责任感。使生态安全深入人心,强化生态安全 意识。加大各个层面的生态安全宣传,从学校、传媒、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宣传力度,使生态安全深入人心,增强公众对生态安全的危机意识,从我做起,使人们自觉的成为生态安全卫士。2、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好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适应生态安全发展,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GDp单位消耗,对影响生
态安全的企业部门进行坚决关停,适度放缓经济增长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3、人才队伍的培养。人是生产力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生态安全建设的主体,提高公民的生态安全意识,注重生态安全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已迫在眉睫。在公民普遍提高生态安全意识的前提下,加大体制创新与科技投入,注重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扩大国民经济各部门生态安全专业人才队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素质。
4、规范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尽快制定国家生态安全法和实施条例,走出先破坏再治理的怪圈。加大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增加破坏生态安全的主体责任,加大打击力度,提高破坏成本。
5、巨大的资金投入与长效机制的建立。林业方面“六大工程五大体系”建设要从国家层面长期坚持,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注重造林模式与树种的选择,提高林地的综合生产力。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吸引民间组织、公益资金对林业的投入力度,输通投入渠道,完善机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长期、稳定、连续的投入是解决生态安全危机的前提。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2
1新疆生态安全评价过程
1.1研究区概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面积为166.49万平方公里，地处我国的西北边陲，深居亚欧大陆中心，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新疆地处内陆干旱区，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属大陆性温带干旱气候。新疆的生态环境特点总体呈现出干旱少雨、多样性和封闭性特征，区域荒漠植被和水资源短缺决定了新疆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脆弱性和叠加性，一旦遭受破坏便难以恢复。同时，新疆是资源富集区，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当地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居高不下。脆弱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资源禀赋构成了新疆区域发展中的矛盾统一体。
1.2评价模型建立及权重确定本文研究尺度为1990～2012年，数据来源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五十年》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新疆篇》。本文采用联合国规划署和oeCD共同提出的pSR模型，结合新疆区域特点，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诸多指标，构建涵盖1个目标层、3个准则层和24个指标层的生态安全指标评价体系，并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依据变异系数法计算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表1），对新疆生态安全状态进行评价。
1.3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及其区间划分通过变异系数法获得各指标权重后，用综合评价方法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其中，eSii表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eSiii表示第i个指标的安全指数；yi为指标i的标准化值；wi表示用变异系数法确定的指标i的权重值。研究定义区域生态安全水平用生态安全指数来表示。通过式（1）和式（2）可获得新疆生态系统压力指数、系统状态指数、系统响应指数和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图1）。沿用代小等的生态安全水平等级划分标准[13]，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划分5个区间值，0～0.2为很不安全，0.2～0.4为不安全，0.4～0.6为临近安全，0.6～0.8为较安全，0.8～1为安全状态，得出新疆生态安全等级评价结果（表2）。
2新疆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分析
2.1系统压力指数分析研究表明，新疆地区1990～2012年系统压力指数呈逐渐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217下降为2012年的0.160。其中系统压力指数最大值为2002年的0.296，最小值为2011年的0.154。系统压力指数下降主要得益于能源效率的不断提高，新疆单位GDp能耗从1990年的7.3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为2012年的1.58吨标准煤/万元；但同样应该看到，该区域人类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在加剧，表现为化肥施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增加（分别从1990年的39.46万吨和1.55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92.7万吨和2.97万吨），这源于新疆农业生产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发展以高污染重工业为主。同时，人口密度增加、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也成为新疆生态系统环境压力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2系统状态指数分析新疆生态系统状态指数呈上升趋势，1990年仅为0.009，之后逐年攀升，2012年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0.346，年均增速为16.98%。这一方面应归功于新疆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及对环保的日益重视。新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713元增加到2012年的33769元；环保投资在GDp占比从1990年的0.43%增加为2012年的3.15%；另一方面还得益于区域森林覆盖率的不断提高。1990年新疆森林覆盖率仅为1.12%，2012年达到4.24%。森林作为天然的绿色屏障，对于区域涵养水源、防风治沙和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2.3系统响应指数新疆生态系统响应指数从1990年的0.022上升到2012年的0.256，年均增速为11.20%。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主要得益于教育产出和研发支出比例等指标值不断提高以及旅游收入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持续下降。1990～2012年，新疆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和研发支出在GDp占比分别以年均8.27%和5.79%的速度递增；同时，旅游收入在第三产业的占比年均以7.92%的速度递减。这主要是因为新疆近年坚持惠民方针，重视科技教育事业，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加快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4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新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从1990年的0.249增加到2012年的0.762，年均增速为4.98%，表明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整体上得到不断改善。根据生态安全等级区间分析，新疆地区1990～1997年为不安全状态（其中1995和1996年为临界安全状态），1998～2007年为临界安全状态（其中2002～2003为较安全状态），2008～2012年较安全状态（表3）。但其生态安全现状水平仍没达到理想安全水平，主要制约因素有单位GDp能耗高（2012年新疆为1.58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水平为0.70吨标准煤/万元）、森林覆盖率低（2012年新疆为4.24％，全国为20.4%）、第三产业占比偏低（2012年新疆为36%，全国为44.6%）、研发投入在GDp占比偏小（2012年新疆为0.53％，全国为1.9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2012年新疆为17921元，全国平均水平为24565元）等，加之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较低，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消耗和高排放，使得新疆生态环境系统存在较大的不安全隐患。
3结论与讨论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3
特种设备的重大事故几乎都是各类微小和不易察觉的隐患和故障长期积累而成，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通过科学的预测方法，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及时侦测出设备的故障和非正常现象，就可以提前预知特种设备的运行是否向更危险的发向发展而提前采取措施。
随着日韩基于物联网的“U社会”战略，欧洲“物联网行动计划”以及美国“智能电网”、“智慧地球”计划的推出，物联网成为各国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物联网技术是以物联网为数据传输技术、综合了RFiD(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技术，缩写RFiD)、传感技术、图像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技术、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运营服务)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于一体的物物相联的数据网络，实现人和物的智能感知、自动识别、自动定位、自动追踪、信息追溯、智能管理、大规模数据挖掘、被动决策、主动决策，实现物物相联、人人相关、人人相联的智能信息化数据链。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型数据分析软件的成熟化，尤其是物联网这种综合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出现，使通过信息化技术装置来实现特种设备安全预测提供了可能性。运用物联网技术构建不同设备、不同企业分类监管模式，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安全责任有效落实到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作业过程，最大程度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并可同时实现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指挥及快速责任追溯。
运用物联网技术
构建分类监管模式
物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在行业信息化管理平台中应用物联网技术建立了集人员安全管理、资产管理、特殊设备管理的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可以极大地提高行业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
物联网数据监控平台包含了数据库、前端设备状态监测、警报控制、应用控制、日志模块、报表系统等；具备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关键部位失效状态、管道泄漏、设备能效监测（如锅炉等）、传感终端状态监测、RFiD终端状态监测、临界警报、运行统计、周期报表、设备台账、维护记录、数据访问控制、权限管理、共享接口等。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特种设备运行安全监控
对于后装系统，采用在关键部位安装基于ZigBee(Zigbee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个域网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和3G通讯技术的无线传感器及数据网关，监测特种设备关键部位状态(如锅炉、工业压力管道、移动压力容器、起重设备等)，以出厂参数和特种设备检测标准为基准数据，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安全生产法》为法规依据，对特种设备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实现特种设备故障预警、事故报警。
对于前装系统，采用与设备控制系统接口的方式，实现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以特种设备检测标准为基准数据，实现特种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故障预警、事故警报。
基于RFiD的特种设备关键部位失效监控
采用专用RFiD标签，监控大型游乐设施(如客运索道、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等)的关键部位安全螺栓，采用集成传感器的RFiD标签监控关键动力部位(气缸、轴承等)状态，实现特种设备关键部位的监控。以特种设备检测标准为依据，以《安全生产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为参考，实现特种设备的安全状态预警和事故警报。
特种设备维保状态及人员资质监控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对于安全事故的报告，特种设备事故多发生在使用阶段，其中违规操作、维保缺失(如电梯)是主要原因。依照《安全生产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对有可能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设备必须有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上岗资质的人员方能进行操作和参与维护保养工作。但现实情况是许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维保单位为节省成本逃避检验、聘用无证人员的现象屡禁不止，因此，对于操作和维保人员的资质、维保状态的监控成为最大难题。采用RFiD、人脸识别、人体感应技术构建的人员资质监控系统是解决这个难题的重要技术手段。
系统由前端终端和监控平台组成，前端终端集成RFiD、人脸识别、红外人体感应、图像采集和通讯模块组成；以人员上下岗刷RFiD卡实现人员基础信息的采集，通过人脸识别与RFiD卡内人员信息进行校验，防止借证、伪证人员对设备的操作，通过图像采集系统可在发生预警或故障时对现场进行图像采集。
特种设备维保状态及人员资质监控系统对于电梯、锅炉、起重机械等经常发生借证、无证上岗操作的设备使用单位可起到严格管理的目的。
电梯使用按照《安全生产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必须进行定期维保，并且必须是具备维保资质人员进行现场工作，本系统可实现维保日期预测、维保状态预警、维保人员资质监控、维保人员工作内容监控、定期巡检监控、梯内人员数量监控、紧急状态求助等功能，可达到对维保工作和人员的准确监控。并且预留有电梯设备运行状态接口，可协调电梯生产厂商与终端进行数据接入，同时实现运行状态的监控。
基于多部位应用的
监控平台软件系统
从监控平台软件系统示意图(见图1)可见，数据监控系统包含了数据库、前端设备状态监测、警报控制、应用控制、日志模块、报表系统、图像处理、语音处理、GiS、事故分析、预案分析等功能模块；具备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关键部位失效状态、管道泄漏、设备能效监测(如锅炉等)、传感终端状态监测、临界警报、运行统计、设备生命周期监控、维护记录、数据访问控制、共享接口等功能。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4
关键词：配电线路；检修；质量；安全
中图分类号：tm421文献标识码：a
适时对配电线路进行状态检修管理，强化生产环节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加强配网设备全过程技术监督，建立设备状态评价常态机制，有效实施线路状态检修，降低配电线路维护工作量，降低劳动强度，不断提高配网供电可靠性，对全面提升配网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配网状态检修的工作质量与安全，是当前配网状态检修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影响状态检修质量与安全的因素
（1）固守传统检修工作思维
许多运检人员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检修的思维模式下，没有充分认识到状态检修工作的重要性，也没有认清检修技术的更新换代，更不知道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下进行状态检修。检修人员有了因循守旧的思想，就不能找到不同设备在不同状态下运行的特点，也就制定不出对应的检修方法。
（2）缺乏专业的检修知识
状态检修人员缺乏最新的专业理论知识，没有感受到状态检修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轻视了状态检修的基本要求，导致检修工作经常遇到瓶颈。一线生产班组工作人员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配网状态检修工作原则和管理流程，没有掌握设备评价、检修导则等技术标准内容，无法为配网状态检修开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3）缺乏状态检修装备
配网状态检修作为新开展的一项工作，缺乏状态监测、带电检测分析和故障诊断业务等相应的装备，缺乏相应的数据分析系统，使得检修人员在计划检修和状态检修之中不能找到全新的技术，缺乏对相关技术的全面学习和掌握。因此，在电力发展愈加快速的今天，缺少必要的检测、诊断设备，缺少熟练掌握这些设备的人员，就无法顺利开展配电线路的状态检修。
现场检修安措不实
配电线路的检修点多面广，现场的安全措施不能有一丝遗漏，但在执行工作票制度的过程中，部分人员执行思想不严肃，执行手段不严格，工作随意，习惯性违章情况严重，使规范的检修方法成为了一种形式，导致现场危险源点得不到有效控制，增加了配电线路检修工作的潜在危险。
提高状态检修质量与安全的手段
（1）提高状态检修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检修人员配置中，纯计划检修人员只需要掌握一个专业方向的知识点就可以了。然而状态检修人员需要对线路设备有全面的理解。因此，状态检修人员必须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事故处理的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临场检修的能力。检修人员要在具备计划检修的能力之外多加学习，掌握状态检修的相关知识，从而在配电线路的运行、电力事故的处理以及配电线路的检修过程中努力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电力设备能够正常运行，提升整体效益。
（2）充分发挥技术监督的作用
加强配网设备带电检测、状态监测装备配置，在配网状态评价中使用成熟的带电检测、状态监测技术。充分发挥技术监督在配网设备状态检修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设备采购、制造、安装、验收、运行、试验、故障处理以及更新改造等环节全过程技术监督工作，及时发现和消除配网设备安全隐患，提高设备健康水平。
（3）提高配电路线的初始投入状态
初始状态就是设备投入运行前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订货、施工等。检修人员在把控初始状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配电线路在运行前必须是一个良好健康的状态，不能存有任何危险的讯号。另外，检修人员在配电线路运行之前，要能对整个供电系统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包括设备的结构、特性、运行维护的成本、特点等等，以便在今后的维修过程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相似的问题。
（4）全过程把控配电线路的运行过程
检修人员要随时注意配电线路的运行状态，并记录下相应的历史数据，在一定的时间后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保证配电线路即使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行。另外，当发现线路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要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状态检修工作，同时也要将问题原因及相关处理方法记录在册，确保今后的维修工作更加快捷、方便。
（5）状态检修信息系统与人工分析融合
在状态检修信息系统数据分析基础上，充分发挥检修人员的工作阅历与工作经验，通过维修人员的五官感应等传统方法对线路进行测试，比对与采集系统数据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分析出配电线路的运行状态，在与现场人员研究配合的基础上，对设备进行相应的检修。
（6）严格执行现场勘察制度，明确现场危险源点
根据危险点控制措施的规定，在检修过程中，无论规模大小，负责工作的责任相关人员都要亲自到达现场，明确现场的工作任务，并要制定出合理科学的方案排除工作危险点，有关责任方最好成立专门的安全小组进行危险点排查工作，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工作执行前，相关责任单位要组织工作人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责任人的细心讲解，向所有工作人员交代工作中存在的危险点，并传授相应的危险点控制办法，让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7）加强现场工作巡视，降低现场危险源风险
由于配电线路的检修点很多，面积较大，责任单位要派专人进行现场的巡回查看，使危险点的控制措施落到实处。负责专业技术的人员要深入组织工作当中，及时发现工作当中存在的危险点，加强检修人员的控制意识。另一方面，责任单位要坚持和工作人员保持紧密的联系，进行全程监察，保证所有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8）加强现场施工管理，严格执行“两票”制度
在日常配电线路检修中，经常出现少挂、漏挂接地线的错误做法，对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虽然安措不到位、临时改变接地点等不一定会发生危险，但根据“海恩”法则，检修人员的随意性一旦成为习惯，则累加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使得事故的发生成为必然。因此，要对检修人员进行严格要求，让他们对制度有敬畏感，使得他们遵守制度成为习惯，这样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
3、结束语
随着配电网系统规模的逐年增大，状态检修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要让检修人员清楚认识到状态检修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并懂得结合配网设备特点，强化基础管理，按照设备在配网中的重要程度和对供电可靠性的影响程度，合理确定配网设备等级，规范和加强信息收集、状态评价、检修策略、检修计划、检修实施、评价与考核等工作，科学制定设备检修策略和计划并严格组织实施，切实做到“应修必修，修必修好”，进一步提高配网精益化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5
关键词：发输电系统；概率安全性评估；蒙特卡罗模拟法StUDYonBaSiCFRamewoRKoFpRoBaBiLiStiCSeCURitYeVaLUationoFCompoSiteGeneRationanDtRanSmiSSionSYStemS
aBStRaCt:probabilisticsecurityevaluation(pSe)ofcompositegenerationandtransmissionsystemsisoneofacademicfrontieroftheresearchonpowersystemreliability.BasicframeofpSeofcompositegenerationandtransmissionsystemsincludingreliabilityindices,componentmodelsandevaluationalgorithmsisputforwardindetail.amonte-Carlosimulationmethodbasedframeworkisdeveloped,andabsorbingcomparativelymaturetechniqueappliedinadequacyassessment.theadequacyandsecurityareintegratedinasameassessmentframe.atlast,theproposedmethodisappliedtotheieee-RtS79system.
KeYwoRDS:Compositegenerationandtransmissionsystems；probabilisticsecurityevaluation；monte-Carlosimulationmethod
1引言
充裕度和安全性是电力系统可靠性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发输电系统可靠性的研究都局限于充裕度方面。近年来，电力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其显著特点是解除管制和实行市场化。新的电网环境促进了概率安全性研究的发展。
电力产业的解除管制和市场化运营，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和运行安全性的矛盾。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压力迫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线路的输送容量。实际运行中的线路输送容量已经接近于传统的由确定性方法得到的极限值，甚至超过了此值。这说明确定性方法得到的阈值偏于保守，人们需要一个新的能适应市场环境的更加精确的安全性评估算法，也就是基于概率风险的评估方法。其基本内涵就是通过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后果的综合效应来评定事件的严重程度，而且事故后果评价不再单纯地用负荷切除量、停电持续时间等电气量表示，更多地采用了货币形式的经济指标。
另外，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严重的安全稳定性破坏事故，使大家认识到保障电力系统安全性和对电力市场环境下系统安全稳定性控制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安全性研究得以发展的另一动因。
安全性研究是近20年的事。1988年，美国电力研究院提出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框架中包含了对安全限制条件的考虑[1]。R．Billinton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扩展，提出了具体的静态和动态安全限制条件集合[2]。但这只是在充裕度评估中考虑了安全性限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性评估。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继续研究各种安全性限制条件对发输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影响[3]，另一个是努力将充裕度和安全性评估结合起来，组成发输电系统可靠性评估的整体框架[4,5]。
总之，安全性评估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实用化的评估方法体系。本文对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有关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一些观点。
2概率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
2.1指标体系
本文从4个方面对安全性评估的系统指标进行了定义。这些定义都是基于采用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原理的蒙特卡罗模拟法给出的。
(1)反映系统运行状况的指标。具体是系统处于正常、警戒、紧急和极端紧急等状态下的概率值pn、pa、pe和pee。
式中tn为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下的模拟抽样持续时间；t为总模拟时间。
也可以类似地得到pa、pe及pee的定义式。
由于正常状态和警戒状态难以区分，故本文将其合并在一起，定义为系统可接受运行状态；将紧急状态和极端紧急状态合并在一起，定义为系统不可接受运行状态，或称系统状态风险指标(CompositeSystemoperatingStateRiskindex，CSoSRi)，即
(2)反映系统暂态稳定性的概率指标。具体有3个指标：
1)失稳概率(probabilityofLossofStability，pLoS)
式中Us为系统失稳时的系统状态集合；pi为系统状态i的概率；ti为系统状态i的持续时间；t为总模拟时间；pus,i为给定系统状态i的失稳概率。
2)失稳频率(FrequencyofLossofStability，FLoS)(次/年)
式中nus为系统失稳的次数；ni为给定系统状态i的状态数。
3)平均稳定运行时间(meantimetoinstability，mttiS)(h)
(3)综合反映系统暂态稳定性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事故后果的风险指标(RiskindexbasedontotalinterruptionCost，RitiC)(元/h)
式中im,i为表示事故严重程度的一个值，它是事故i发生后所有损失费用与其持续时间之比。
机组故障停运的费用值为
启动紧急备用电源填补系统功率缺额的费用、机组维修和重新投运的费用、损失负荷的折合费用。其中，irepl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emerg和Corig分别为紧急备用机组和常规机组的单位发电量费用值，在电力市场中也可采用上网电价，元/mwh；pg为损失的发电容量；th为故障机组的停运时间；t为事故持续时间。
iload通常为按照产电比理论给出的与损失负荷对应的折合费用。文[6]中给出了我国按地区、行业统计的产电比。可根据损失负荷的容量和各种负荷类型的构成情况，查询相应的产电比，计算停电损失费用值为
式中pload为切除的负荷容量；为被切除的负荷的停电时间；R为产电比，元/mwh。
为了简化计算，忽略有功调整过程的时间，即，因此式(8)和(9)可以简化为
对于线路故障停运，故障后果只包含后两项的对应部分。
上述指标难以详细模拟具体的系统运行状态。因此，需要针对系统各个故障状态定义安全性指标。
对于系统的某一故障状态，除了状态发生概率、持续时间外，还需定义以下指标：
式中FLc表示发生负荷切除的事故集合；pLC(i)为负荷切除的事件i的有功负荷损失量。
2)停电损失费用严重性指标(SeverityindexoftotalinterruptionCost，SitiC)(元/h)。该指标就是式(6)中的im,i变量，具体计算公式见式(7)-(11)。
2.2基本评估算法流程
安全性分析的算法由3部分组成：状态筛选，状态评估，指标计算。其中，状态筛选是算法的关键，可以通过解析法或模拟法实现。
本文采用蒙特卡罗法[7]进行概率安全性评估。它以概率与统计理论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模拟产生系统的所有随机过程的各次实现，即样本，在模拟一段较长的时间后，获得足够大的样本量，然后统计分析得到系统的各类指标。图1为整个评估算法的原理性流程图。图中“系统状态模拟及筛选”是通过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原理实现的。
蒙特卡罗模拟法有3种基本的抽样方法：元件状态抽样法，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法，系统状态转移抽样法。在进行安全性评估时，选用了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法，其原因是：
(1)元件状态抽样和元件状态转移抽样均为非时序抽样。而在安全性评估中涉及大量的暂态稳定性分析，需要确定故障前状态、故障中状态及故障后状态，这些信息不能由非时序抽样来提供，因此在安全性分析中这两种方法有一定局限性。
(2)采用元件状态持续时间抽样法，对其随机分布没有特殊要求，因此，可以将实际系统的统计数据直接引入模拟过程，突破常规的数学建模方法的限制，使得计算结果更符合系统的实际情况。
状态筛选的加速技术是整个算法成败的关键。实现加速评估，不外乎有两个途径：①提高每次评估的算法效率；②尽可能减少需要完全评估的状态。
对于第一点，主要集中在改进概率稳定性分析算法；而第二点，则包含了丰富的技术内容，各种智能技术(或称自动学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系统状态的分类辨识，从而不计算或者只需要简单计算就可得到有关的状态特征量，达到加速评估的目的。
研究发现，模拟过程中会出现重复的系统状态。对于这些重复状态，只进行一次完整的评估，而当再次出现该重复状态时，只需要读取以前的评估结果即可。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为加速评估提供了一条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途径。
采用合并相同系统状态的方法可很明显地减少计算量，例如对ieee-RtS79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总模拟时间200×104h中出现系统状态113759种，其中不同系统状态14959种，只占全部的13.15%，可见合并相同系统状态后可以大大减少计算量。因此采用存储技术，合并相同系统状态和状态评估结果，可以极大地减少需要评估的状态数，减少计算量。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需要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但对现在的计算机来说，这已经没有任何困难。
安全性评估中下列故障元件可视为相同状态：
(1)发电机本身或者是连接在同一母线上的额定容量、故障率、修复率均相同的不同发电机；
(2)线路本身或者是两端连接母线的线路参数、额定容量、故障率、修复率均相同的多回线路；
(3)变压器本身或者变压器参数、变比、额定容量、故障率、修复率均相同的并联变压器。
另外，忽略发生概率极小的高阶故障状态，也能减少一定的系统状态总数。
3ieee-RtS79算例分析
应用上述安全性评估框架，采用模拟法对ieee-RtS79测试系统[8]进行安全性评估。ieee-RtS79的网络接线如图2所示。
系统包括24条母线和71个元件(其中包括33条线路，5台变压器，1台电抗器，32台发电机)，发电机容量从12mw到400mw，总装机容量为3405mw，年最大负荷为2850mw，平均负荷率为61.44%。表1列出了对ieee-RtS79系统进行安全性评估的基本计算结果。由表可知，随着模拟时间的增加，各指标逐渐趋于平稳。当模拟时间为50×104h时，各项指标都收敛到一比较稳定的值。为了更好地说明蒙特卡罗法的收敛特点，针对失稳概率(pLoS)指标，对该系统模拟200×104h，每隔1000h抽样一个数据样本，可得图3所示的收敛过程变化曲线。
表1反映了故障切除时间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均值分别为0.10、0.15、0.20s，方差均为10%的情况。结果表明，当方差相同时，均值越小，失稳概率越小，平均稳定运行时间越长。显然，故障切除越早，越有利于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水平也越高。
表1还反映了均值为0.15，方差分别为5%和20%的情况。它表明方差加大后，失稳概率会变大。这说明除了故障切除时间期望值对系统稳定性造成影响外，故障切除时间的分布也有较大影响。
由上可见，故障切除时间模型及其参数是影响安全性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
4结论
本文提出了发输电系统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框架，对指标体系、基本评估算法等进行了详细论述。该评估框架基于蒙特卡罗模拟法，借鉴了充裕度评估中比较成熟的技术，并将充裕度和安全性统一在同一个评估框架中。所提出的安全性指标体系包括与充裕度指标相对应的基本概率、频率指标；同时提出了基于可靠性经济评估理论的系统暂态稳定性风险指标。可靠性和经济性的结合分析，为可靠性研究成果应用于电力市场提供了可能性。最后，通过对ieee-RtS79的计算分析，验证了本文评估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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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现状篇6
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是历来受人关注，尤其是相对其它行业比较危险的建筑行业，在施工实践中发现，重视安全并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的企业，防止和减少了事故的发生，为施工生产的正常进行提供了保障，必然带来企业效益的增加。反之忽视安全，在安全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事故经常发生，施工生产必然受到破坏，这时候企业得到的是负效益。“安全就是效益”的道理，就是我们从生产实践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2004年福建省惠安市一家建筑业企业发生了一起脚手架坍塌的三级重大安全事故，死亡五人，重伤十几人，事故赔偿等经济损失在二百万左右，企业还被省建设厅暂时吊销了建筑业企业资质，企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企业增加了成本，减少了收入和利润，因此，安全工作本身是一种负效益。随着人们对安全问题认识的深入，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这种观点了。安全工作表现出来的是成本的增加，但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对安全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并不像普通的投资那样可以直接反映在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上，而是体现在生产的全过程中，保证生产的正常和连续地进行。这种投入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不发生或少发生事故和职业病，而这个结果是企业持续生产、保证正常效益取得的必要条件。安全与效益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效益，从广义上讲，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企业信誉和员工士气等，本文中的效益仅指经济效益。安全，指的是一种状态，如果说一个企业的生产是安全的，是指这个企业通过一定的资金和时间的投入，在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个人安全行为、设备的安全维护和环境的综合治理等方面达到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几乎是没有发生事故的可能了，这个状态，就是安全生产状态。达到安全生产状态的途径是安全投入，这里的安全投入，指的是企业为使生产达到安全状态，在安全措施、劳动保护、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数量。一般地，企业的效益是其安全投入的单调增加函数，即，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企业的效益也是随之增加的。
二、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曲线图
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的安全投入与效益的关系呈下列曲线，即“安全――效益曲线”
从安全――效益曲线图1可以看出，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企业效益是逐渐提高的，但是在S点以前，即安全投入数量小于S1时，效益增长微乎其微。在S1点和S2点之间。曲线变陡，效益有了较大的提高，而过了S2点，安全投入增加了，企业效益反而有所降低。
图2对应于图1，描述的是安全投入与安全状态的关系。在S1点以前，安全投入与安全状态的关系和图1上安主投入与效益的关系是十分相近的，在S1点以前，安全投入的增加只是对安全状况稍有改善。在S1点S2点之间，增加安全投入带来安全状态明显的改善，S2点是在正常情况下（即排除不可抗力和其他异常情况造成的安全伤害事故的情况）最好的安全状态的安全投入点。在S2点以后，安全投入的增加已经不能再对安全状态事故发生频率进行改善了，对应的图形是一条直线。
图3与图1、图2相联系，描述的是在与安全投入S1、S2点相应的t1，t2时间段上，效益变化的实际情况。在t1点以前，由于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状态极不稳定，事故发生的频率高，程度严重，造成的损失大，在这一阶段从整体来看，企业效益总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在t1点与t2点之间，安全投入达到一定的数值，安全状态发生了质的改变，事故发生的频率明显降低，危害程度大大减小，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小。在t2点以后，重大事故已经杜绝，偶尔出现的一些很小的事故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
三、安全――效益曲线图分析
从安全――效益曲线上看，安全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区域：
1、安全失稳区
在安全――效益曲线图1中，区域（0，S1）成为安全失稳区，在此区域内．虽然有安全投入，企业的安全状态和效益都是无法保证的，S1也称为安全失稳点。
2、安全改进区
区域（S1，S2）称为安全改进区，在这个区域内，增加安全投入时，安全状态的改善非常明显，企业效益增长幅度加大。S2点是最佳安全状态点，在企业其他经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S2点的安全投入，会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我们把S2点称为安全保障点。
3、溢出区
区域（S2，+∞)称为溢出区。企业如果不考虑成本，盲目无节制地加大安全投入。虽然是能够一直保持最好的安全生产状态，但是，企业效益开始减少。
四、安全――效益曲线的应用
安全――效益曲线揭示了安全投入与企业效益的关系，为完善安全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对安全的检查，提高企业经营决策能力，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和依据。
1、加强对企业安全投入的管理
在安全――效益曲线图中，企业的安全投入数额如果小于安全失稳点S1，那么企业的安全状况是没有保障的。在这种状态下的生产是不安全生产，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强制性地要求企业的专用安全经费投入不得低于安全失稳点，通过企业审计、监察等手段，对企业安全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
不同行业的安全――效益曲线形状相似，曲线在三个区间上的发展态势是一样的，但是S1点的位置会有很大差别，例如建筑业与电子业的安全失稳点差异很大，有必要作出交通、采矿、石油化工、建筑、机电、轻纺、电子、仪表、服务等主要行业的安全效益曲线，确定这些行业的安全失稳点和安全保障点。
2、确定行业的安全改进区
安全改进区是企业加速改进安全状态的区域，企业在这一区域的安全投入策略，行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有的行业(S1，S2)上的曲线较陡，有的比较平缓，行业的固有危险程度越高。越是难于达到安全保障点，目前还缺乏足够的数据把各行业的安全――效益曲线描绘出来，以便在行业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3、合理地进行安全投入
安全投入是一种投资，但又不像一般的投资那样，投入量越大，获得的收益可能越大。正如安全―一效益曲线所指出的安全投入大于安全保障点S2时，企业效益开始递减，这时候安全投入的合理性问题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了，确定本行业、本企业的最佳安全投入点――安全保障点，并作为生产决策的指导，是企业安全管理的任务之一。
五、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中还应关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安全――效益曲线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到，安全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
第一、任何企业和生产经营机构，在安全管理上达不到一定的投入，就不能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没有防事故、抗风险的能力，生产就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第二、在安全失稳点和安全保障点之间的区域。是安全状态有较大改进的区域，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安全投入都应在这一范围之中，如何在这一区域做出本行业、本企业的安全投资决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安全保障点以后的溢出区，从理论上说，是安全投入不必进入的，但是由于缺少完整、连续和可靠的安全生产数据，企业很难找准自己的安全保障点，经常出现盲目投入的情况。
对安全――效益曲线的研究，本文还很粗糙，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入细致地探讨：
1、安全――效益曲线的基本构造。只是根据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分析得到的，曲线在各个区域上的数学性态，安全――效益曲线对应的安全投入――安全状态曲线{图2)、时间――事故发生频率曲线(图3)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分析研究。
2、如何确定安全――效益曲线的安全失稳点，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监察和企业经营决策。我们期望在有关部门的督导下，建立相关的标准，对一些行业的安全失稳点作出统计性的测算。
3、严格地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安全――效益曲线，但是由于有关安全生产数据的匮乏，我们甚至难以给出分行业的安全――效益曲线。这说明我国的安全管理事业基础还很薄弱，我们要在规范安全管理、普及推广计算机应用的同时，逐步建立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安全生产数据库。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7
关键词：城市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评价，p-S-R，昆明市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
1相关研究
“安全”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最早提出生态安全概念内涵的是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它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的反映[1]。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和组成部分[2~3]。城市是人类活动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生态安全对于保障人类居住、生活、发展有重要意义。开展城市生态安全研究，进行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无论是对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还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城市生态安全的概念并未达成共识。贾良清等认为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生态环境支撑条件以及所面临生态环境问题不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即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能够满足其持续生存与发展需求[4]。施晓清等认为生态安全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处于正常的状态以及自然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对人类活动的满意支持程度；而城市生态安全是指维护城市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能满足城市当前和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城市发展状况[5]。建立合适的指标体系，是进行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是城市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加之评价者评价目的、评价方法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因此在建立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上也有差异。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在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概念框架模型方面，以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应用最为广泛，并出现了p-S-R模型的诸多变形和发展。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中，“压力”指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压力因子，如公路网密度、废物排放等；“状态”指环境当前的状态或发展，比如物种多样性，污染物浓度等；“响应”指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中的各项可量化措施。这一框架模型具有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即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环境状态发生改变，而人类社会应当对这种变化作出响应，以恢复环境质量或防止环境退化。还有许多p-S-R模型的变形和衍生模型，如欧洲环境署（eea）在p-S-R框架中添加了“驱动力”和“影响”两类指标构成了D-p-S-i-R评价体系；以及杨俊等[6]建立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D-p-S-R-C）模型等；以上发展模型区别在于对生态安全因果链上分级不同。
在具体指标内容选择方面，国内研究对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选择多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一种侧重于从影响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支撑条件和城市环境质量问题出发；指标选择以城市资源及城市环境质量指标为主；另一种则更重于将城市生态系统看作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城市生态安全包含了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几个方面，城市生态安全包含了诸多反映城市本身结构与功能的指标。
图1oeCD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
2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认为，与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城市生态系统有其特殊性。在城市生态系统中，人居于主要地位，人工物质及其发达，系统内部与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密切，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不仅包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价，还包括反映对城市生态系统及生态环境有潜在影响的重要的自然或人文因素的变化趋势，以及人文社会对这些变化的能动性反映。城市生态安全影响因素中，资源、环境、人文社会因素并不是简单排列，而是相互之间交织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因此，本文选用压力-状态-响应（p-S-R）这一模型，它从社会经济与环境有机统一的观点出发,表明了人与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反映生态系统安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运用生态学、生态安全相关理论知识，构建了24个指标体系组成的城市生态安全评级指标体系，见表1。
表1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3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云南省中部，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2800米之间。境内主要有滇池、阳宗海、清水海等三大湖泊，水系分属金沙江、珠江和红河三大水系。境内土壤类型复杂多样，生物多样性特征显著。气候属于北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4.7℃，多年平均降雨量1011.2毫米，年均日照2200小时左右，无霜期240天以上，是著名的“春城”。
昆明市下辖六区、四县、三自治县、代管一市。全市面积21473平方公里，市区面积330平方公里。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昆明市人口726万；其中常住人口643万，城镇人口占全市人口的64%。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市形成了卷烟、机电、生物资源、信息、商贸旅游等五大支柱产业。工业形成了以机械、冶金、烟草加工等为主的体系，是云南省的工业基地和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昆明市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工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增长依赖于传统产业支撑，高消耗的产业对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压力较大。
2010年，昆明市的单位GDp能耗为1.03吨标煤/万元，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昆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缺乏。昆明市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272.96立方米，属缺水地区，并且昆明市水环境问题突出，滇池富营养化严重，入湖河道水质基本为劣Ⅴ类；饮用水源保护工作也较为薄弱。大气环境质量基本良好，但部分县区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超标。多数县区的生活垃圾缺乏规范处置；危险固体废物处理尚不规范。主城区声环境质量较好，社会生活噪声为主要噪声源；个别县（市）区环境噪声污染突出。2010年昆明全市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12.1平方米/人，区域景观破碎度增大，部分生态功能呈退化趋势。
3.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的步骤与方法
3.1数据的标准化
建立指标体系后，原始指标数据矩阵为X=｛xij｝m×n，由于各个指标之间单位不统一，没有可比性，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态安全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即越大越安全的指标，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以及成本型指标，即越小越安全指标，如农药化肥施用量。对于两类指标，标准化方式如下：
效益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
其中，为标准化后的值，为指标实测值，和分别为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
3.2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科学程度直接影响生态安全评价的最终结果。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很多，如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熵权法、均方差等等，每一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一般可根据指标权重数据来源不同而将其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主观赋权即根据经验赋权，如德尔菲法，缺点在于人的主观判断，随意性较大；客观赋权法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获得权重，如熵权法等，有可能导致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文采用主观和客观组合赋权的方法，综合两种方法的优点，以期取得最优结果。主观赋权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客观赋权则采用熵权法，最后两者加权平均获得最终权重。
3.2.1层次分析法（aHp）赋权重
层次分析法具体思路如下：构建模型――生成判断矩阵――计算结果。本研究采用1~9标度类型，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判断矩阵，使用层次分析法软件mCeV1.0获得最终结果，见表3。
3.2.2熵权法确定权重
依据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判断矩阵可以确定评价指标的熵权w，计算过程如下：
①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指标值比重pij：
；该式中，yij为标准化后数据值。
②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其中，
③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wj：
依照上述公式计算，熵权法得出最终权重结果见表3。
3.2.3组合权重计算
由于了两种方法在得出权重结果上不分好坏，因此，加权平均计算最终权重w，即w=0.5*w1+0.5*w2，其中，w1，w2分别为为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获得的权重。最终结果见表3。
表3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权重
3.3生态安全综合指标的确定
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其中，Si表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wi和yij分别表示指标的最终权重和数据标准化值。以此方法最终得到昆明市2000~2010年生态安全评价综合指数，见图2。
图22000~2010年生态安全状况变化趋势
3.4生态安全动态度
借用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型，构建生态安全动态度计算模型[7~8]，生态安全动态度指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变化幅度。计算公式为：
在上式中，表示生态安全动态度，、分别表示初期和末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表示生态安全变化时间间隔。它可以更加直观、准确反映生态安全变化的趋势及变化程度。最终计算结果如图3。
图32000~2010生态安全动态度变化趋势
4、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及调控建议
4.1生态安全评价分析
由于目前城市生态安全的许多指标并没有也难以计算出其科学的标准值，人为设定标准值可能反而使结果有失偏颇。因此，本文从生态安全变化趋势及动态度变化对昆明城市生态安全的现状加以评价。
从评价结果看，2000~2010年昆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依次为0.4972、0.5141、0.5636、0.5039、0.5285、0.4669、0.4096、0.4494、0.4684、0.4795、0.5512。从2000年至2006年生态安全指数并不稳定，但基本呈下降的趋势，2006年以后呈平稳上升趋势，主要得益于人文响应指数的快速提升。结合生态安全动态度分析，2002年、2004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较高，但是2002年与2004年生态安全变化趋势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且下降幅度较大；而2006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达到最低点，其变化趋势为上升，上升幅度较大，至2007年变化幅度为9.71%。
压力、状态、响应指数分析如下：
1）压力指标呈平稳下降趋势，而在2004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尤其2004~2005年相对变化趋势更大，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增长快，人口密度增加，2004~2010人口密度增加了29%；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增多，三废排放剧增。
2）状态指数从2000年至2010年出现波动，2006年降至最低点，原因在于2006年人均水资源量、水源水质达标率、公共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均有所降低；而2009年、2010年虽然为干旱年份，但是人文响应指数有快速提升，城市在绿化、空气质量、水源水质达标等方面状况较好，总体城市生态安全状态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
3）响应指数呈平稳上身趋势，但在2007年有所下降，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分别下降了15%和11%。2008~2010环保投资相对增加较大。
4．3生态安全建设调控对策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昆明市生态安全目前虽然处于稳定的趋势，但是仍需加强措施维护和提高城市生态安全状态。具体对策如下：
1）从降低生态安全压力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及城市生态产业。调整能源结构，用循环经济理念促进企业内部原料、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用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电力和地热替代煤炭。另外，应继续推行公交优先战略，完善道路交通体系采用清洁能源。
2）从改善城市生态状况入手，要继续加大环保投入，环保投入及环保措施的实行效果直接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状况。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要合理规划城市，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防治水体及水源污染。对重点污染水源行业和企业保证其污染源达标排放；加强污水厂建设，着重提高生活污水排放达标率。并发展节水、节肥、节药的农产品种植，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加强滇池污染治理力度。三是推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提高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提高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场的处理质量。四是建设城市生态生态屏障，提高城市林木覆盖率和城市绿化覆盖率。
3）从法律措施和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方面入手。加强立法，完善环境执法程序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加强各市、区县政府和各单位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宣传低碳生活及环保理念，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节水节能意识，并普及相关知识。
5讨论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生态安全及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并没有公认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一方面存在指标定量化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以pSR、DSR、DpSiR等模型研究城市生态安全简单直接,可以为城市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依据,但是模型本身也有限制，压力、状态、响应指标有时难以区分，仍然需要加以调整完善；在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上，一方面可不断探索各种数理方法，使评价结果更为精准；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遥感技术获取数据，并对生态安全进行检测与评估，以空间的形式来表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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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现状篇8
具体危险犯；结果犯；危险状态；实行行为属性；放火罪
DF611a011007
通说认为，危险犯分两种，一种是具体危险犯，一种是抽象危险犯，前者是指以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既遂要素的犯罪，[1]后者是指被立法者推定只要实施行为就存在抽象危险的犯罪，[2]前者如我国《刑法》第114、116、117、118条中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3]后者如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中规定的危险驾驶罪。[4]承认具体危险犯，不仅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而且是德日等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不过，本文认为，至少就我国《刑法》第114、116、117、118条中规定的犯罪而言，这些犯罪均是实害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认为这些犯罪是具体危险犯之观念难以成立。
一、法条中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不是指具体危险状态
就《刑法》第114、116、117、118条规定的犯罪而言，一般认为，成立这些犯罪要求具体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这在条文中有明文规定，例如第114、118条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第116、117条中的“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那么，“危害公共安全”和“足以使……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下文统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在法条中是指实行行为属性，还是指一种结果状态？通说认为，它是指一种结果状态，即法定危险状态，或者说危险结果。[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种结果状态，将导致这种犯罪一旦成立即属于既遂，而不可能有未遂、预备和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不合理解释。因为，如果具体行为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通说所谓“尚未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说明它不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例如，如果某放火行为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则只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无罪，而不构成放火罪。[6]反之，如果具体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通说所谓“已经造成了法定的危险状态”），则根据通说，又已经构成具体危险犯的既遂。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危险犯没有未完成形态，认为危险犯是以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而危险状态又是危险犯的成立所必不可少的要件，如此，“危险犯成立即告既遂，没有未遂犯形态的存留余地”。[7]“在破坏交通工具的案件中，行为人的破坏行为是否具有足以造成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果具有这种危险，就构成危险犯，并以既遂罪论处。如果没有客观危险，则属于一般的破坏行为，不构成犯罪。”[8]
至于认为法定的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的成立要素而不是危险犯的既遂要素的观点，[9]则有自相矛盾之嫌。因为其一方面认为法定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实际上该论者指的是危险犯的a概念，即通说所谓具体危险犯，下同）的成立要素，另一方面又认为实害结果是危险犯（实际上该论者指的是危险犯的B概念，即通说所谓与具体危险犯相对应的实害犯，下同）的既遂要素，仅发生法定危险状态只表明危险犯（a）的成立，只有发生实害结果才构成危险犯（B）的既遂，这实际上是在考虑危险犯（a）的构成要素时，有选择性地额外考虑了实害结果这一实害犯（C）的构成要素，是用“危险犯（B）”之瓶来装“实害犯（C）”之酒，即，尽管名称是“危险犯（B）”而不叫“实害犯（C）”，但是，没有发生实害结果的，成立“危险犯”既遂之前的形态（a），发生实害结果的，成立“危险犯”的既遂（B），这只不过是将通说所谓实害犯（C）改称为危险犯（B）而已，其偷换概念及乱用概念的做法并不妥当。
因此，认为法条中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种结果状态，其结局必然是导致将所谓危险犯看成举动犯、行为犯。这显然与通说认为危险犯是结果犯相矛盾，也与通说认为危险犯也有预备、未遂和中止等未完成形态相矛盾。
第二，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种结果状态将与着手理论产生冲突。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标准，理论上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之争，客观说内部又有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之别，实质客观说又可分为行为危险说和结果危险说两种。[10]我国目前通说是形式客观说，认为实行行为的着手是指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例如，开始实施杀人行为是杀人罪的着手，开始实施抢劫行为是抢劫罪的着手。[11]就放火罪而言，根据通说，只要着手实施放火行为即已经属于着手实行了犯罪，但是，如果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只是一种结果状态，则自着手实行放火行为至发生这种结果状态，其间必然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如此将导致放火行为的着手根本不可能成为放火罪的着手的局面。因为在结果状态出现之前，具体行为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除非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看作实行行为属性，但这显然又不是通说的看法），无法成立放火罪，也就谈不上放火罪的着手与否。推而广之，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也难以认定实行行为的着手，因为它们在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也无法认定着手，而不先认定着手又不能认定实行行为。
可见，根据形式客观说难以认定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着手，那么，根据其他学说能否认定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行为危险说存在与形式客观说同样的弊病，结果危险说又比形式客观说更容易导致一着手即既遂、未着手即无罪的局面，主观说则是刑法学界早已普遍否认的学说，折衷说无疑也具有与客观说相同的弊病。例如，行为危险说认为，“实行的着手是开始实施包含着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12]结果危险说认为，未遂犯是具体危险犯，只有当行为发生了作为未遂犯结果的具体的、迫切的危险时，才是着手。[13]前者重视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后者重视行为已经造成的作为未遂犯处罚根据的危险状态（危险结果）。显然，所谓“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是指一种客观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此处指实行行为属性）的行为，已经具有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现实的、紧迫的危险（此处指实行行为实行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例如，根据经验常识，如果将一块重0.5吨的大石头放到铁轨上，足以导致火车倾覆或者毁坏（实行行为属性），而行为人正在将一块重约0.6吨的大石头往铁轨上搬，故在行为现实地引起了法定危险状态之前（即在通说所谓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同形式客观说一样，只能认为其行为客观上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是若其已经现实地引起了法定危险状态，则又已经构成危险犯的既遂；而结果危险说本来就是将实行行为的着手与法定危险状态混为一谈的学说，根据该说更不可能在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认定着手与未遂。
因此，只有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实行行为属性而非危险结果状态，才能理顺其与着手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三，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法定危险状态，将导致对相关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产生较大争议，这突出表现在所谓危险犯的中止问题上。即，行为人在实施某种危害行为“导致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又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能否成立犯罪中止、成立危险犯的中止还是实害犯的中止、应当参照哪一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适用刑罚等，理论上有危险犯既遂说、危险犯中止说和实害犯中止说等的激烈争议，[1417]甚至有人一方面赞成实害犯中止说，另一方面又认为应当适用危险犯的法定刑和中止制度来决定刑罚。[18]其中，危险犯中止说明显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相违背，因为在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再成立犯罪中止，对此，将中止犯成立条件之一的“在犯罪过程中”扩张解释为在犯罪既遂之后，非但没有充足理由，反而破坏犯罪停止形态理论的统一性；危险犯既遂说则忽略了危险犯并非一种独立的既遂形态而仅是实害犯在实现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发展阶段，行为人主观上也没有独立的与实害犯故意内容不同的犯罪故意这一基本事实，人为地将行为人实施的一个完整的行为分解为一个罪的两种停止形态来评价。至于实害犯中止说，则又无法回应通说关于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是危险犯既遂的质疑，因而也不妥当。[19]
因此，只有不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看作具体的危险状态，才可能有效解决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还能否成立犯罪中止等问题。
二、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实行行为属性更加可取
如前所述，通说将法条中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一种法定危险状态，将造成其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和着手理论等的激烈冲突，那么，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实行行为属性是否更加可取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文理解释来看，当我们说某种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时，本来就是要说这种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实行行为属性，“足以”、“能够”危害公共安全，不是要说它已经造成了一种脱离行为而独立存在的具体危险状态。
其次，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实行行为属性，有利于克服通说的各种不足。其一，所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正如故意杀人行为必须“足以”杀死人、抢劫行为必须“足以”使行为人抢劫到财物、盗窃行为必须“足以”使行为人盗窃到财物一样，本来就是实行行为的应有属性，缺乏这种属性就不成其为实行行为，故具体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关键区别所在，只有具有这种属性的行为才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二，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实行行为属性，有利于对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着手和未完成形态的认定。因为在根据经验法则判断某种行为具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实行行为属性之后，就可以根据犯罪发展阶段来认定其预备、着手实行、实行结束至实害结果发生过程中的各个停止形态，而不必受制于“法定危险状态”这一错误理论的限制。其三，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实行行为属性而非危险结果状态，为什么法条中要特意规定这一行为属性呢？这是因为，许多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身也同时具有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属性，为了提醒他人区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其他犯罪，可以在法条中强调其危害公共安全属性。例如，以放火或者投毒的方式来杀害他人的，本身也具有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属性。实际上，即使刑法条文中没有特意强调危害公共安全属性，我们在区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与其相对应的普通犯罪时，也自然会强调这一特性。例如，在行为人放火烧毁自己的房屋的例子中，要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必然要考虑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如果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则构成放火罪，这一结论并不会因为刑法条文对放火罪是否特意强调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改变。从这个意义来讲，刑法条文中关于“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定，没有太大意义。
再次，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与其相对应的普通犯罪在行为构造上完全相同，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犯罪对象和犯罪后果不同。因此，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相对应的普通犯罪，在实行行为的着手、犯罪的停止形态、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等方面，都应当是一样的，不可能因为刑法为其既遂之前的形态单独配置了法定刑而有所改变。例如，将一包毒药投入到学校食堂的饭菜中，与将该包毒药投入到被害人甲的茶杯中在行为构造上完全相同，其不同之处只在于犯罪对象和犯罪后果。如果认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往食堂饭菜中投毒的行为属于具体危险犯，则同样可以认为投毒杀害一个人的行为在既遂之前也属于具体危险犯，但事实上除了少数人认为“未遂犯都是具体危险犯”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故意杀人罪在既遂之前属于具体危险犯，而在既遂之后又属于实害犯！又如，行为人对自己的房屋放火，无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造都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放火的后果。如果认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放火罪中的危险结果，则同样应当认为“足以杀死人”是故意杀人罪中的危险结果，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认为“足以杀死人”是一种危险结果，而只会认为它是故意杀人罪实行行为的应有属性。而如同只要一开始实施点火或投毒行为即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着手一样，只要一开始实施点火或者投毒行为即可认定为放火罪或者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着手，不需要等到所谓法定危险状态出现才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着手。因此，认为行为构造完全相同的犯罪具有完全不同的着手认定标准和停止形态标准，是不妥当的。
最后，就刑法第114、116、117、118条所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言，这些条文所规定的，并非一种独立的具体危险犯形态，而是实害犯在实害结果发生之前的一个阶段。因为就犯罪故意而言，行为人主观上有且只有一种犯罪故意，即希望实害结果发生的犯罪故意，其实施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实害结果发生，不可能仅仅希望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2021]更不可能仅仅希望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却对实害结果毫无预料或者预料到却根本排斥。对此，有学者认为，必须根据客观构成要素来确定故意的认识内容和意志内容，由于危险犯并不以发生实害结果为构成要素，其故意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并且希望或放任具体的公共危险发生就够了，因此，如果行为人仅对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而对实害结果仅具有过失，则是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此时，危险犯就是基本犯。[22]这种观点认为可以仅对具体的公共危险持故意而对相应的实害结果持过失，无疑不切实际，正如刘明祥教授所言，行为人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实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仅仅希望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15]如果认为行为人可以仅仅希望发生具体的公共危险，那么，这种希望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脱离了实害结果，所谓危险即不可思议；没有了具体内容，所谓希望危险发生更是难以想象；所谓危险，只能是指发生实害结果的可能性，而不可能是指发生某种危险的可能性；一种脱离实害结果的危险故意，无论在存在论上还是在规范论上都不可能存在。显然，刑法第114、116、117、118条中所规定的犯罪，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犯罪故意，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犯罪故意是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既遂形态的，理论上不可能承认一种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犯罪既遂形态，所谓具体危险犯的既遂形态根本无从谈起。
综上可见，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为实行行为属性更加可取。
三、对“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是对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
通说认为，在放火罪等具体危险犯中，必须具体地判断行为有没有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那么，这种所谓具体危险的判断，是一种对危险状态的判断，还是对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通说显然认为是指对危险状态的判断。不过，笔者认为，这应当是一种对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
首先，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相对应的普通犯罪的区别来看，这里的危险应是指实行行为的属性。如前所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其实行行为往往同时具有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属性。对所谓“具体危险”的判断，首先是对行为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是根据经验法则，具体地判断某一行为在客观上能否危害公共安全。在“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这一词语中，重点在于“足以”而不是“公共安全”。如果行为“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则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者，才有资格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实行行为，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至于认为一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则是一种对实行行为属性的误解，因为在对实行行为属性的判断之外，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所谓对危险状态的判断。
其次，所谓危险状态，只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推测判断，并非可以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并非一种危害结果。[23]正如有人在反驳危险犯属于结果犯的通说时所言：“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就是法律规定的一定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又怎么能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果呢？”[24]又如有人认为，说“火车、汽车处于倾覆、毁坏的危险中”，只是说“火车、汽车处于倾覆、毁坏的可能中”，这种可能虽然和现实很接近，但毕竟还未转化为现实，所以，犯罪结果只限于已经造成的侵害事实。[25]相反，赞同危险状态也是一种结果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危险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当这种可能性本身是由原因所引起，并且通过某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客观存在的由原因所引起的结果[26]；不能以危险状态蕴涵着导致另一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否认危险状态本身的现实性。[27]笔者认为，危险状态只是人们根据经验法则对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否足以导致实害结果发生所做的一种推测判断，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便这种推测判断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不宜认为它是一种结果；实际上，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只有诸如将毒药投入到食堂的饭菜中、将大石头搬上了铁轨等行为及其附随情状，而不可能客观存在着一个“危险状态”，所谓该种“危险状态”蕴涵着导致另一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提法，更是无从谈起。换言之，所谓“危险状态”并非可以脱离人脑想象而客观地、独立地存在，认为这种推测判断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果，违背物质与意识两分法的哲学原理。既然危险状态并非客观存在的结果，认为对具体危险的判断是对结果的判断显然没有依据。
再次，从学者们对具体危险的论述来看，一般所论述的具体危险，实际上指的是实行行为属性。通说认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区别在于，具体危险犯之具体危险必须在个案中根据行为人的认知及客观情况综合地、具体地判定，抽象危险犯之抽象危险则是立法中推定一实施行为即具有的危险。[28]但是，从学者们对具体危险的论述来看，一般所论述的具体危险，实际上指的是实行行为的属性。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破坏交通工具的案件中，行为人的破坏行为是否具有足以造成交通工具倾覆、毁坏的危险，就要看交通工具是否处于正在使用的状态，并根据破坏的手段、部位、程度等具体事实来确定。[8]501另有学者认为，“使对象物燃烧的行为是否属于放火（罪的）行为，关键在于它是否危害公共安全，这便需要正确判断。首先，要将所有客观事实作为判断资料……。其次，要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对象物燃烧的行为是否足以形成在时间上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状态。对于放火烧毁现在有人居住或者现有人在内的建筑物、矿井等对象的，一般均可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6]605可见，从这些论述来看，所谓对具体危险的判断，实际上是对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属性的判断，而不是指对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了公共危险状态的判断，因为所需要判断的，均是具体行为是否具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特性，而不是具体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已经造成了危险状态！即便能够同时确定行为已经造成了危险状态（实际上是指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那也是对实行行为属性进行判断的应有含义。如果判断的结论是具体行为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则该行为将被判断为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实行行为。而之所以在这些犯罪中必须具体地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属性，是因为这些行为在本质上往往具有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属性，但却未必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故而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地判断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四、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属于具体危险犯
如前所述，“法定危险状态”并非一种可以脱离行为而独立存在的犯罪结果，而只是人们根据经验法则对具体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实行行为属性的一种判断；并且，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有且仅有对实害结果的一种直接故意，不存在对危险结果的故意问题，因此，所谓具体危险犯，并非独立的犯罪形态，而仅仅是实害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只不过刑法为之单独配置了法定刑而已。[19]那么，所谓具体危险犯到底是什么性质？
对此，有人认为，危险犯是基本犯而实害犯是结果加重犯[2930]；有人认为，危险犯是实害犯的未遂形态[20][31]；有人认为，危险犯既是实害犯的未遂犯，又是实害犯的基本犯，具体取决于行为人对危险结果和实害结果的罪过性质是否相同[22]；有人认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之间是同一种犯罪的既遂形态和其他形态的关系[21]。可见，这些观点都是以“法定危险状态”属于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的结果或事物为逻辑前提的。由于本文否认“危险状态”的客观存在性质，认为其不过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判断，故无法赞同这些观点。那么，否认了“法定危险状态”的客观实在属性和具体危险犯的犯罪形态性质，则所谓具体危险犯到底是什么性质？
对此，有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行为导致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它不属于结果犯而属于行为犯，包括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25]这种观点认为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是正确的，但是，其认为“危险”是危险犯的构成要件并认为危险犯属于行为犯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因为“危险”是实行行为属性而非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危险犯也不属于行为犯。所谓危险，是指发生实害结果的可能性，危险犯则是针对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设置的犯罪，是因为某种行为可能导致实害结果而提前处罚该种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不足以导致实害结果发生，则不可能被设置成犯罪。
因此，刑法中独立设置的危险犯，例如《刑法》第127条中规定的盗窃、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犯罪，第128条中规定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犯罪，应属于与行为犯、结果犯并列的范畴。在这些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仅仅针对实施行为本身，并不针对作为立法理由的禁止此类行为所欲防止的实害结果。但是，就《刑法》第114、116、117、118条中规定的放火罪等犯罪而言，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所针对的始终是“严重后果”这一实害结果，并非针对所谓法定危险状态，故这些犯罪均属于实害犯、结果犯，不是通说所谓具体危险犯，如同故意杀人罪属于结果犯而不属于具体危险犯一样。由于这些犯罪的停止形态都是针对行为人积极实施行为所追求发生的实害结果而言的，所以不存在所谓危险犯的既遂、未遂和中止问题，危险犯本身即是相应实害犯的未遂阶段。而刑法为这些犯罪既遂之前的形态单独配置法定刑，目的应当只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法官根据刑法总则关于未遂或中止的规定做出过轻或过重的裁判。因此，对实施放火等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只能根据上述条文在3至10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定罪量刑，不能再同时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和中止的处罚规定。[19]
综上所述，由于所谓“法定危险状态”并非能脱离行为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实行行为应有的属性，[32][2]放火罪等犯罪也并非具体危险犯而是结果犯，通说认为放火罪等犯罪属于具体危险犯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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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现状篇9
[关键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安全等级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S341.1[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5）-7-352-1
耕地是土地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焦点[1]。目前关于耕地生态安全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Beesley[2]等在研究中强调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徐辉[3]等采用组合赋权法对黑龙江省宁安市耕地进行分析;禹洋春[4]基于生态足迹对重庆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探究。通过分析得出，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和耕地数量变化方面[5];而国内的研究大多偏重对耕地生态安全的概念辨析以及静态研究[6]。总体而言，现阶段对耕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静态分析，鲜有对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中小尺度下的动态多因素分析。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对耕地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对广州市保护耕地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研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可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7]。
1研究区域概况
1.1区域概况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东部，是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和政治文化中心，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城市。市辖区总面积为7434.4km2，辖有越秀、荔湾、天河、海珠、萝岗、白云、花都、黄埔、番禺、南沙、从化、增城等十二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耕地生态安全问题凸显。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249479hm2减少至2012年的99086hm2，下降幅度达到60.29%。对广州市开展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可以促进广州市加强耕地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文献查阅法进行收集，其中数据包括了《广东省统计年鉴》（1990-2012年）、《广州市统计年鉴》（1990-2012年）、广州市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数据和相应的统计公报、《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以及通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网站公布的权威资料。
2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2.1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保护耕地生态安全内容出发，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的实际情况，遵循选取指标因子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基于pSR模型建立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把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面，并从耕地生态压力、状态和响应这三方面共选取了14个评价指标。在生态系统压力层选择5项指标，分别为：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地均产值、城镇化水平;在生态系统状态层选取5项指标，分别为：耕地面积、耕地复种指数、耕地安全系数、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在生态系统响应层选取4项指标，分别为：人均GDp、环境污染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系数。其中，人均耕地面积、地均产值、耕地面积、耕地复种指数、耕地安全系数、人均GDp、环境污染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灌溉系数为正向指标;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为逆向指标。
2.2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权重值确定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结果与指标权重息息相关，本文采用熵权法来确定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的指标权重。其中，指标值之间数值差距越大，表明指标内容越丰富，相应权重值也会越大;指标值之间数值差距越小，相应权重值也会越小[8]，通过计算得出广州耕地生态安全指标权重值。
式中：k=1/nm;Yij为标准化后矩阵;wi代表的是熵权值;Hi代表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熵值。
2.3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
为了更好地对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计算，得出耕地生态安全指数。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F是指耕地生态安全指数;wi为第i项指标综合权重;pi指标i的标准化值。
同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9]和结合广州市实际耕地现状进行等级划分和评价。在指标体系中通过多角度反映耕地生态安全状况，采用综合评价法对每项指标进行加权评分从而得到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F，接着将F值取值范围划分为0-1区间并对应五个等级和相应的安全评分以及具体耕地生态特征，广州市耕地安全等级划分如下，F≥0.9（Ⅰ），等级为安全，生态结构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生态功能较强，生物多样性丰富;土壤健康且肥沃，指标覆盖率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好保护，基本未受到破坏和污染，受到人类的干预能力较弱，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较强，基本没有生态问题。0.7≤F0.9（Ⅱ），较安全，生态结构尚且保持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开始由复杂趋向简单，生态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肥力降低，有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干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污染，抵抗干预的能力下降，生态问题明显，生态系统出现不平衡。0.5≤F0.7（Ⅲ），等级为敏感，生态结构尚且保持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开始由复杂趋向简单，生态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肥力降低，有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干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污染，抵抗干预的能力下降，生态问题明显，生态系统出现不平衡。0.3≤F0.5（Ⅳ），等级为风险，耕地生态结构恶化，生态功能受到损害，耕地生态问题较为突出。生态系统结构较为简单而且生态功能不全，大部分功能受到损害后无法发挥;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肥力急剧下降，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等问题突出;受外界干扰后恢复能力受到较为严重损害，生态功能恢复困难。F0.3（Ⅴ），等级为恶化，耕地生态结构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结构不完整，耕地生态问题十分突出。抗干扰能够非常弱，受干扰后恢复非常困难，基本丧失耕地生态能力，出现严重退化现象，面临的生态压力远远超出自身的恢复能力，急需投入力量予以重建和保护。
3评价结果分析
对2000-2012年广州耕地生态安全进行等级划分，分析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及动态变化规律，以达到分析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及了解耕地生态安全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3年的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耕地风险阶段，耕地生态安全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带来了建设用地的拓张和耕地数量下降，同时不合理的开发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从而导致耕地环境破坏和质量下降，使得这阶段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2004年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耕地生态安全值有所上升，处于耕地生态安全的敏感阶段，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2005年之后耕地生态安全从敏感阶段降到风险阶段，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主要是受到耕地数量和质量下降以及粗放型耕地种植和生产经营形式有关。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加，耕地生态安全压力较大，耕地响应政策和措施暂时不能完全缓解耕地生态安全压力，使得整体耕地生态安全有下降趋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保护耕地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2010-2012年，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从风险阶段到敏感阶段，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提升（表1）。通过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土地整理和修复、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形式改善耕地生态环境，促进耕地可持续发展。
4驱动力分析
耕地生态安全变化反映了耕地资源与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广州市地势总体为东北高西南低，根据广州市地形情况进行分析和坡度分级，把全市分为5级，第一级为<2°的土地，占总面积的41.7%;第二级为2o～5o的土地占7.7%;第三级为5o～8o的土地占13.9%;第四级为8o～25o的土地占14.7%;第五级为>25o的土地占22.1%。全市耕地多分布在一级和二级坡度等级，集中在南沙区、番禺区等区域。从2000-2012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4927434万元到2012年的135512072万元，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同时，2000-2012年广州市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人口密度942人/km2上升到2012年的1106人/km2，人口压力逐年增加。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直接影响建设用地扩张范围和速度也不断加快，在土地总面积相对一定的情况下，建设用地的增加导致了耕地数量下降，给耕地生态安全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积极采取行动，在政策制定方面重视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和改善，在技术层面重视编制土地整治规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继续坚持本地补充开发和易地补充开发相结合，缓解耕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矛盾。
5结论与讨论
耕地生态安全研究是我国当前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问题，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实际，选取14个指标建立基于pSR模型的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综合分析法进行耕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值有上升趋势，但是安全水平仍然较低。耕地生态安全的压力值和响应值都呈现上升趋势，耕地生态安全状态值有所下降，对耕地的保护水平有待提高。2000-2003年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耕地生态安全不容乐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人口增加等多方面的压力导致耕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在耕地响应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使得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处于风险阶段。2004年的耕地生态安全值有所提高，处于耕地生态安全的敏感阶段。2005-2009年的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2010-2012年的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得到了保护和完善，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处于敏感阶段，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今后需要进一步修复和提高。
保护耕地生态安全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从经济和政策角度加强对耕地生态安全的经济投入和立法保护，减少经济发展给耕地资源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人口增长使得耕地生态安全压力增加，必须通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安全。还需要加强对高质量耕地的保护和耕地后备资源的建设，因地制宜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现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共赢局面。耕地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体系，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长期动态分析和研究。在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对耕地生态安全的跟踪研究和耕地生态预警机制的建立，保障广州市粮食安全和耕地生态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07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20130100145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a790074，14YJa630083）、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模拟与多功能保护研究）、广州市属高校科研计划一般项目（2012a014）、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研究项目（2013JK134）、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第2批）课题（12a037）、2014年度广东省教育厅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411078056，201411078057）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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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颜利，王金坑，黄浩.基于pSR框架模型的东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资源科学，2008，30（1）：107-113.
生态安全的现状篇10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层次分析法；湘乡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1日
土地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土地生态系统能够保持自身结构、功能稳定或不受干扰的状态，它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和基础。然而，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加之，人类在进行生产活动时，习惯以环境作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土地退化、土壤污染、荒漠化、土地承载力下降等一系列土地生态环境问题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区域的生态安全，甚至威胁着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对土地生态的影响机理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湘乡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实际状况，参考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社会经济指数、生物丰富指数、生物保护指数、环境负荷指数4个方面构建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评价体系。指标体系分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3个层次，选用15个指标因子来构建。（表1）
二、评价方法与模型的建立
根据湘乡市的实际情况，选用层次分析法作为土地生态安全的评价因子权重计算方法，最终通过综合指数多目标决策模型，测算出湘乡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期和规划期的土地生态安全指数。
（一）评价指标数据来源。据湘乡市相关统计年鉴、湘乡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最新规划修改数据整理所得。
（二）相对权重值的计算
1、构造评价因子的判断矩阵。根据1-9标度法构造目标层-准则层（a-B）、准则层-指标层（B-C）的判断矩阵p（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并进行层次排序。矩阵p的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即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分配。
2、一致性检验（CR）。对构造的判断矩阵p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特点，只有CR
3、计算指标权重。（1）通过计算得出a-B和B-C的权重值表。（2）分别把a-B、B-C的权重值相乘，得到a-C的权重值。（表2、表3）
（三）评价标准值的确定。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的选择依据包括国家和地区制定的标准；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所确定的技术指标；经济效益的标准可参考全国同类城市或当地近5年统计资料的平均数、最高数、最低数。
考虑到湘乡市属于县级市，本文根据国家生态县标准以及其他相关指标的研究情况，建立湘乡市的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等级标准和评价标准。其中，以“理想”等级的数值作为评价的标准值。（表4）
（四）评价因子指标分值计算。当因子指标集约利用合理值是一个区间值时，只限低值，达到安全理想等级合理值的区间全部取1；当因子指标集约利用合理值是一个点值时，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三、评价结果
由上述模型最终得出湘乡市土地生态安全指数的评价结果和单项因素安全指数的评价结果。（表7）
1、从总体上看，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是负面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给土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生物丰富指数和生物保护指数的规划远期值要大于现值，这说明通过对各类用地指标的规划，特别是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用地的控制，加强了该时期内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2、土地生态环境安全状况分为5类，分别是：巨警状态（恶劣状态）、中警状态（风险状态）、预警状态（敏感状态）、较安全状态（良好状态）、安全状态（理想状态）。其评价标准如表8。据此可以看出，规划远期湘乡市土地生态安全属于风险状态，生态问题较大，政府需要从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治理等方面入手采取一定措施。（表8）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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