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5]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analysisofamericanDigitaleconomy
HeXiao-yin
(Commercial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52，China)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2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3
【关键词】经济新闻统计新闻深度报道
统计界有名言：“统计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每项统计报告，记载了刚刚过去的社会经济的数据历史；及时讲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这些刚产生的数字，此刻代表着什么、说明着什么、揭示出什么，预示出什么？那么统计无论是“流动的历史”也好，“历史的流动”也罢，就成为了当下的新闻。
一、统计新闻的特点
统计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新闻直接反映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它往往是用经过抽象量化的统计数字来反映某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砚象的数量状态，让人们从这个数量形态上去认识这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意义。如果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可以说，统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间接性报道。
在统计新闻中，除了描述新闻事实的数字材料外，大量的引证和分析数字的材料往往是“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统计新闻实际上是背景性新闻。
一般的经济新闻要求及时、新鲜，有严格的时间性限制，报道上要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越近越好，但统计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现在事实”而是“过去事实”，有时还会有对“未来事实”的预测报道，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时新性上，而重在针对性上，只要它针对有关决策提出了适时的分析和建议，起到了参谋作用，那么它就是有较强的新闻价值。
统计新闻虽然也是以经济为题材的，但不能把它与一般的经济新闻划等号。由于它是以统计数字为主要特征的，而统计数字是统计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又具有统计信息特征的新闻。同时，由于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它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类新闻。
二、在统计信息中寻找新闻点
目前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统计信息，大致有这么三类：一是统计公报，分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与部门工作相关的统计信息，多出现在专业报刊上；第三类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统计信息，比如GDp的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等。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充分挖掘第三类统计信息，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完全新闻化的处理，辅以写作技巧上的创新，新闻的亮点就会从统计信息中凸显出来。
如何让普通群众对统计新闻产生兴趣？关键还是要围绕社会热点，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去挖掘数字背后有用、有益的信息。比如，当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的“校”和“学”，中青年的“岗”和“房”，中老年的“财”和“保”，老年人的“医”和“养”上，从统计信息中寻找和这些热点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自然会吸引眼球。
统计信息数据多，专业性强，必须对其进行新闻化处理。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写作技巧：第一是数字转换法。把大数字转换成小数字。正如英国的一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中曾提到，当读者从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亿美元，或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时，他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他读到国家债务摊到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头上是2美元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是数字拟人化。把数字的变化落实到人的身上。比如去年一直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先通过一位普通市民每天的算账记账说菜价的变化，再通过一个农贸市场的市场部经理来分析具体市场的情况，由此带出全市的价格变化，最后分析其上涨的背景原因。以点带面，贴近民生，使文章通俗易懂。
第三是数字对比法。通过对数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原因。
第四是数字延伸法。从眼前的数据寻找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原因，以此深化数据的含义。如2012年我市公布老龄人口数据，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没有把它处理成常规的排行榜解读，而是重点把社会发展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拎出来，综合以前的采访素材，进行点评分析，从强调铜陵步入老龄化社会方面采写报道。
三、拓宽统计新闻的深度广度
随着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主体这一观点被社会所接受，统计资料日益被新闻媒介所重视，形成了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报道素材的统计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统计新闻都有别于一般的杜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统计新闻有广泛性特点。统计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财贸、物资、劳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包括经济分析报告、对宏观经济的监控、预告情况、社会经济问题的预测等等。这些统计成果都是社会急需的，而且成为统计新闻广泛的素材来源，使统计新闻的内容较之其它新闻类别更具有广泛性。
在形式上，统计新闻以数据运用为主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统计新闻是以数字运用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反映、判断、分析，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数据资料，是统计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建立在大量的准确性高、可靠性强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使人感到统计新闻主观色彩较少，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渲染气氛，阐述观点、展开议论，通过数字，使人一目了然。数字在统计新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数字的比较，直接说明主题，经济活动的成果，往往通过数字的比较，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中国信息报》1994年3月4日），这条消息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227.6元，比上年增长31%，人均生活费收入2998.3元，比上年增长31.5%”通过数字的相对数的揭示，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主题清晰明了，不需加多余的说明。其次，系列的数字运用，可以通过相互的连带关系，揭示规律及趋势。《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中国信息报》1994年4月25日）这条消息中，就是用数字指标来揭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这一趋势的。
统计新闻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它侧重于事物“面”的报道，对事物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一般的社会新闻则不同，它更侧重于事物“点”的报道，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统计新闻往往是对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或一个极典型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报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工作的事后性与阶段性所决定的。
统计新闻属于过去时范畴，如何让过去的这一范畴与现在和将来接轨，笔者做了一些尝试，将简单的数字报表写成读者关注的深度报道。如在处理统计部门的本市儿童、妇女发展纲要这类稿件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数据与相关部门采取的发展举措、落实成效等结合起来，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引入统计部门未来的数字预测，采写的相关稿件以数字为起始，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深度报道中体现，无形中加深了统计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可读性。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4
目前，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埃森哲等海内外知名咨询机构都在密切跟踪、研究和倡导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本质是“信息化”
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里，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从字面上来说，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这样的理解并不荒谬，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往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长被作为“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
而要说到网络经济，马云在中国绝对有发言权，在2015年的一次信息技术博览会的演讲上，他甚至表示：与其说这是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信息化，实际上这也是数字经济的本质所在。信息化这一过程的发展涉及到了诸多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和设施、计算机硬件、网络设备的制造等。而它本身既可以自己进行制造业活动，同时还可以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进行产业升级。
目前，数字经济已被写入了政府报告，同时还是众多互联网巨头企业们发展的重点。《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的背后，凸显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思维方式、商业模式、消费模式的革新。
“数字经济”的魅力何在？
或许你觉得数字经济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但其实它已经影响了超过7亿的中国人了。数字内容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跟普通的民众结合最紧密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4G甚至5G网络技术、直播、短视频、游戏、aR/VR都属于数字内容的范围。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看，数字内容产业还具有转方式、调结构、促消费、扩就业的作用。我们看的电影《大圣归来》、游戏《梦幻西游》及多个版本的电视剧就是在小说《西游记》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种树开新花的现象就是培育新供给、新动力的表现。而电影《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更是带动了一波不同以往《西游记》价值观的认识何解读。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功能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迅速将具有相近世界观、价值观的受众聚集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年轻人也更易于接受和理解。
数字经济的魅力不止是在这种新型的互联网产业上，在传统的实体经济上也很有影响力。比如说，一个制造玩具的工厂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找到好的渠道方式砣米约旱闹圃斐杀窘档停而卖玩具的人同样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来扩充自己的销售渠道从而扩大销售量。
此外，通过数字经济的影响，国内海上风能的开发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风能转化率不仅变高了，上网电价也在逐年的降低。
2016年天猫双11全天的交易额达到1207.48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为32.37%，这些巨大数字背后，是无数网民需求带来的商业契机。热气腾腾的网购发展，其背后显示的正是数字经济的力量。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5
论文摘要：数字娱乐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分析，在分析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优劣势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并针对重庆市在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
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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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6
数字出版应用于我国当前阶段的基础教育，会产生知沟扩大的负面影响。知沟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通过经济基础、知识和技术、内容特征和个人动机4个方面的因素产生作用。本文认为通过调整数字教育资源分配秩序，努力激发较低阶层孩子应用数字教育资源的积极性，可缩小知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数字出版知沟数字鸿沟教育资源
一、数字出版的知沟及其层次
数字出版应用于基础教育正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目前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出版企业的经济利益，关注的是出版企业如何把握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盈利机遇。而对这一应用的对象――基础教育所产生的效应关注的还不多，有限的讨论集中于阅读方式的改变对学习效率的影响。出版和学习天然相关，出版物带给人类知识和信息，但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公众中分布并不均匀，“知沟”于是出现。
知沟效应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说，“社会经济地位高者一般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故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1]产生知沟效应的因素分为宏观和个人两个层次。宏观层面的因素最初由蒂奇诺等人提出，他们从社会结构层面审视不同社会地位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地位、地区、民族、职业和教育，统称“社会经济状况”（socialeconomicstatus，S.e.S），[2]S.e.S状况直接决定了社会不同群体中知沟的存在性。艾特玛等学者从个体层面对S.e.S决定论提出修正和批判，他们认为在相同的S.e.S群体内，个人接受信息的主观动机决定了知沟的存在性。总体来看形成知沟的宏观因素特别是经济水平是主导因素，个人主观能动性则是突破S.e.S状况的积极因素。[3]
数字化时代知沟又被称为“数字鸿沟”。数字出版作为数字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也会在公众中产生数字鸿沟，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产生的知沟有何特点，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数字出版衍生基础教育知沟原因分析
今天学界普遍认可知沟的产生受以下4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基础（access）、知识和技能（Basicskills）、内容特征（Content）和个人动机（Desire）”。[4]就目前我国的实践来看，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在aBCD四个方面的效果很不理想，甚至产生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1.经济基础。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经济投入。目前我国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扩大，早在2006年我国基尼数已突破0.5的“差距较大”上限，接近“收入悬殊”的最高水平（2006年后我国不再发表基尼数）。[5]产生知沟效应最重要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我国现阶段非常明显。与收入差异相匹配，我国社会数字化资源占有的差距也日益显著，以互联网的普及率为例，根据人口统计的资料，其在地区、城乡、职业和学历上都呈现巨大的差距：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达70.3%，远超云南25%的水平；占人口数过半的农村人口仅占总网民数的26.5%；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达96.1%，而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人群中只有8.5%。[6]因此，我国目前数字化资源占有水平的差异，为数字鸿沟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基础教育领域，数字化资源的分配同样极不平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已普遍接通互联网，电脑也成为基本的教学工具；但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这些硬件设施普遍缺乏。数字出版是高投入产业，它和我国基础教育结合的前提是现有的中小学已具备较好的数字化硬件基础，但受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我国目前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资源分配还很不均衡，这一前提基础还未能较好实现。
目前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结合的试点，电子书包就是典型代表。电子书包的定价一般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加之内容资源和网络的使用费用价格不菲。目前的试点地区因经济发达，政府财政能够为电子书包的成本买单，但试点之后的推行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是否能享用这一免费午餐尚不得而知。因此在其成本不能很好地从受教育者身上转移出去的前提下，电子书包的推广必然导致基础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知沟也随之扩大。
2.知识和技术储备。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获取要求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经济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对数字化教育所需的软硬件的拥有水平产生差异，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孩子通过早期使用、熟练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比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孩子拥有更大的数字化技术优势。教育部制订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规定，要在2005年前，所有的初级中学以及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并争取尽早在全国90%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但受长期教育投入不足特别是落后地区教育投入不足的影响，该纲要的落实的现状并不理想，软硬件老化、专业师资欠缺导致落后地区的孩子在数字化技术掌握方面存在普遍不足。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教育如电子书包所需要的技术并不十分复杂，但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比掌握技术更重要的是应用。因为缺乏其应用的生活环境，僵硬地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并不能使其真正获益。因此从纸和笔的传统学习方式过渡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数字化学习方式，对于落后地区的孩子来说，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3.内容指向。数字出版服务于教育的效益最终要通过内容体现出来。今天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它们承载的内容无论是内容特征、服务对象，甚至话语体系的取向都有明确的指向。这种指向主要由商业利益驱动，所构建的语境是适合主流社会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在这样的语境中成长，对现代媒体的传播内容耳濡目染，掌握程度较落后地区的孩子要高。个体的知识占有差异影响因素遍及生活的每个过程，而既有知识的累积又影响着新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结果导致知沟的持续扩大。
虽然教育内容的设定，会兼顾不同层次孩子的特点，但教育内容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去适应落后地区孩子理解的需要。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曾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精心制作了一部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试图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改善贫困儿童的教育水平。然而，研究表明该项目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富裕儿童对节目内容有更多的事先体验，因此接触和利用更多。虽然该节目的播出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富裕家庭的儿童获益更多，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反而扩大了。
今天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更加严重，而社会也更加复杂多样，远远超出孩子特别是落后地区孩子直接经验理解的范围，电子书包等数字出版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所承载的内容如果以落后地区孩子的理解为底线，不但无法发挥数字出版的优势，也会造成教育和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端；如果以发达地区的孩子的理解来考量，则可能造成落后地区孩子的学习障碍，从而扩大知沟，由此形成一个悖论。
4.个人动机。这里的个人动机指个人寻求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意愿、目的和寻求信息模式的差异。美国学者拉斯韦尔认为传播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递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谓的传递社会遗产就是教育。数字出版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电子书包，本身就是融合媒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综合“内容+终端+平台+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性、多媒体、网络化的教育服务平台，在侧重教育的同时，兼有教育信息服务、娱乐、社会交流等多种功能。当孩子在应用这个数字平台时，个人动机的不同，会导致他们更多的应用这个平台的某一个功能，或寻求知识，或游戏娱乐。
美国学者温德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表明：收入低的家庭接触现代传媒的资源量并不少于高收入家庭，但更多关注的是娱乐资源而非对其发展更有利的新闻资讯。[7]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因所受教育的他律和自律的要求较高，从中获取知识的主动性相对于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孩子较强，由此导致知沟的扩大。
三、缩小数字出版的“知沟”效应――需要跨层次的结合
1.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基础功能。数字化资源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数字出版技术应用于基础教育天然具有扩大知沟的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会积累。就个体的发展来看，知沟最初表现为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的差异，进而表现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知识掌握和高考入学率上的差异，最终表现为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因此早期教育资源的分配对于知沟有基础性影响。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对基础教育的知沟，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关键的影响。
知沟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宏观的S.e.S结构，其中收入水平又占主要部分。因此要缩小基础教育阶段不同阶层孩子的知沟，主要取决于社会不同阶层经济差距的缩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直接效果来说，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对于缓解知沟效应有现实意义。国家应以调节和补助的方式维持教育资源分配的平衡，以弥补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在数字化软硬件如设施、师资和教学内容上的差距。许多国家现行的经验值得借鉴：如英国的“缩小数字差距”计划，免费为低收入家庭接入互联网，并提供二手电脑；美国的“信息技术平民化”计划在加大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大力扶持那些研发平民化技术的公司，取得了积极效果。
2.个人动机的能动作用。相对于调节难度较大的宏观S.e.S结构，个人动机属于微观层次的因素，改变的难度较小。近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人动机的因素在缩小知沟方面的作用，美国学者夏普因此指出：“当寻求信息的动机非常强烈时，‘知沟’就会缩小而非扩大。”[8]虽然个人动机无法突破S.e.S结构的限制，但却是最现实和积极有效的突破因素。因此在农村加大数字化教育设施投入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培养低S.e.S阶层孩子获取数字教育信息的兴趣，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数字教育技术和资源对其将来参与社会、发展自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动积极地利用这些资源，以最大限度达到缩小与高S.e.S阶层孩子知沟的目的。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勒纳将现代传播技术称为“现代人格的放大器”，以此来描述数字出版技术在基础教育的作用再合适不过。这种放大，如果是建立在既有不合理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基础之上，则放大的是不同阶层孩子的知识鸿沟和将来分化的阶层鸿沟。因此，在数字出版和基础教育融合的起步阶段，合理分配这种新兴资源，尽力缩小数字出版可能产生的基础教育阶段孩子的知沟，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善莫大焉。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当前社会条件下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受2012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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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7
关键词：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课税；税制改革
1电子商务课税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进行课税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包括官方观点）都是主张不开征新税，而沿用现在的税制。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对如何适用现行税制，即征收哪种税，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网上提供的数字产品（如计算机软件），究竟是有形货物、劳务服务，还是特许权转让？有形货物适用增值税，劳务服务、特许权转让则适用于营业税。
已有的观点及理由如下：
1.1认为是销售货物，应征增值税。此类研究者认为，通过网络直接发送或下载的数字产品（如电子书刊、音乐和影像等），在流转税属性上与其有形的形式，在功能用途上基本相同，在税收上应该与其有形的形式同样对待，视同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
1.2认为是网络服务或授权行为，应征营业税。认为在线交易中，卖方提供的并非是有形的货物，而是无形的数字产品，或者是转让、许可使用数据资料著作权的行为，应该像无形劳务或特许权转让一样对待，征收营业税。
1.3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数字产品的性质介于有形货物和服务之间，应分类区别对待。其中像计算机软件、电子书籍等，尽管是通过网络传输，也应认定为有形货物销售。至于音乐、影像和动画之类的数字产品，依据消费者是否能通过网络合法下载并可永久性储存于储存装置内，可区分为购买有形商品或服务。近几年来，此类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研究结论与以上观点大同小异，分歧和争论一直持续着。
2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的对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在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2.1研究视角的时代错位。现有研究中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数字产品认识上的模糊，即并未认清数字产品的时代属性，数字产品是知识时代的产物，已经不属于工业时代。当研究者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数字产品征税时，发生了时代错位。
2.2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于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现有研究者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数字产品只看成是工业时代产品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看到其性质的改变，最终得出错误的结论。
2.3研究思路的舍本求末。现有的研究思路是对现行税制进行微调，以适应数字产品这一新生事物，着眼于怎样适用现行税制。结果陷入“数字产品属于哪种课税对象、征什么税”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中去，既浪费了时间精力又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而没有关注数字产品属性的根本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应不应该适用现行税制”的根本问题。
3数字产品的特征
数字产品是指用数字格式（即编码成一段二进制的字节）进行表示，并可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产品或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电子期刊、各种网上音频视频产品、股票指数、电子邮件、定制服务和数据库等。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与工业产品有本质区别，具有显著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特征。
3.1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1）非物质性。数字产品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它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或者是一个创意、理念，属于信息产品。其存在不具有一定的形态（如固态、液态等），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属于无形产品。
（2）可复制性。数字产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低成本进行复制，即可以无限次地复制而不影响效用。而工业产品的复制，只能是再造一个“同样”的产品。
（3）可修改性。数字产品由载体的物理性质决定，其内容存在可变性。从数字产品的生产，一直到其消费的全过程中，它们随时可能被修改。在生产时、网络的传输途中、到达用户手中后以及生产商对它们进行升级，都可能造成数字产品的改变。
（4）非磨损性。数字产品一旦创制出来，就能永久存在，是名副其实的“耐用品”。不像传统的有形工业产品，会随着使用时间和频率增加慢慢磨损，直至被消耗掉。
（5）传播的快捷性。该特征是虚拟的数字产品所特有的。人们通过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数字产品传送至世界任何地方，如发送电子邮件。而工业产品只能借助各种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传送，但再快的交通工具也无法与数字产品传播速度相比拟。
3.2数字产品的经济特征。（1）生产方面。数字产品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制造过程和销售过程，研发后可以大量低成本复制，零库存，成本的虚化，收益的长期性，遵循边际收益递增规律，采用与工业品完全不同的定价方法。
（2）流通方面。数字产品的销售和货款的结算可以在线完成，贸易无形化，可以广泛地、快速地传送。传统的中间流通环节消失，生产消费直接接触，国际交流极为便捷，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增长。
（3）分配方面。数字产品在分配上采用更有效的技术，以一种产品或服务代替已过时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改变获取数字产品的途径，都会导致数字产品分配与利用状况的改变。
（4）消费方面。数字产品属于经验产品、外部性商品。因其可复制性和共享性，又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在消费上有非排他性。
4基于数字产品的课税对策。在认清数字产品的物理和经济特征之后，就要纠正电子商务课税的传统研究视角、方法和思路，立足时代高度进行创新，抛开时代错位下的关于税种适用的无谓纷争，创建知识时代的电子商务新税制。
对电子商务课税实行的具体对策是：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负、易征管”的思路，设置一个新税种，实行单一比例税率，以在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计税依据，以购买方为纳税人，以资金支付环节为纳税环节，以购买地为纳税地点。
在税收征管上，由现行控制信息流变为控制资金流。因为在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交易中，物流消失了，而资金流的控制节点少于信息流，实践可操作性更强。为此，要在买方通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付款环节，植入计算机程序，自动扣缴税款入库。这种自动扣缴模式，忽略对交易内容信息的监控，免除普通税务人员的人工干预，可极大地简化征管工作，且基本不损害交易者的隐私权。总之，通过在资金支付环节自动扣税，可以形成一个税制简单、征管效率高、征收成本低、完全自动化的新型电子商务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陈雪。数字产品研究综述[j].天中学刊，2007（4）。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8
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出版业的经济范畴不仅局限于动漫、旅游、艺术品等原有形式，而是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形成了一种新锐而极具个性的网络文化产业链，这也是数字环境下所带来的全新出版产业经济形态。在数字环境下，网络互动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电子商务平台等模式，使得出版产业形成特有的网络文化出版，既满足了网络时代人们的多元化信息需求，也将信息系统源头赋予人们，促使新一代网络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伴随图书出版行业快速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境。事实上，作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发展趋势，传统意义的出版观念在数字化时代已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网络也逐步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构成平台，而这对于出版产业经济发展而言也必然需要一定的创新措施。因此，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概述
出版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发展，并伴随着新世纪电子商务活动的兴起而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尽管国内相关研究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理念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相关研究规模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探讨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聚焦于数字化出版对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认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实体意义上的发行作为出版的标准，其与传统意义上发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国出版管理部门规定实体性出版物是指书籍、杂志、报纸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实体存储介质才能被认定为出版。而数字环境下所带来的网络化出版只是借助虚拟的网络系统，因此不具有实体性，不能够作为出版物来看待，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价值而言，其不仅具有实体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传播文化知识的精神类别属性。因此，过于强调出版的实体性缺乏足够科学性，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
2.商业经济性是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的本质属性
在数字环境下，任何一种出版活动都具有一定商业性，即以获得相关利益为目标。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并非一种公益性活动，而对于出版效率与出版质量优劣的根本衡量标准在于对其盈利状况进行评价[1]。尽管商业化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成为各行业经营状况的根本目标，但作为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公益属性，而忽视公益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出版活动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具有网络出版的特性
对于网络出版而言，构建相应的法规极为必要。我国立法机构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网络数字出版的法律规定，并对数字出版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定义。然而，由于网络推广趋于大众化，使得数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够明确，这也影响法律规定效力的发挥，因此出版产业经济发展有必要处理好网络出版的规章性与合法性问题。
二、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日益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式语言、评论、新闻、趣闻杂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屡见不鲜，形成了独特的出版产业文化机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信息管理困难，制约数字环境出版产业经济发展
在数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现了一些公民有意识构建公共信息评论或转发的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一些付费文章、杂志、书籍等进行免费传播，使出版产业的经济发展面对盗版及违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将文章通过数字途径进行传播。然而，由于数字出版的公开性和复杂性，容易出现数字出版平台管理的漏洞，从而制约新兴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2.数字环境模式下存在网络出版文化价值取向偏离
由于网络自身传播的特性，使得网络出版文化产业的内容存在许多问题。如传播方式、传播者身份、传播时间地点和经营者都出现虚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来，数字环境中存在大量抨击社会、阴暗心理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黑色网络出版文化，造成人们自身价值取向畸形，影响了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3.出版产业在数字环境下容易形成泡沫产业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热情高涨，纷纷建设网络出版产业基地，举办数字出版活动，这对推动各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高数字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建基地和办展会比较容易见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会热[2]。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多数出版社都已经构建数字出版平台，而这一数字也在不断增长，相关的出版企业也进行了有效联合，逐步构建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不少城市在将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各类数字出版形式、出版企业出现的频率也络绎不绝。在数字环境的影响下，不少出版企业也顺利转型为专职数字出版企业。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和规划，出版产业内部行业的重复建设，数字出版产业的盲目发展，很容易形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泡沫。
4.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文化内容创新不足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9
【关键词】数字;数字应用;分众;精确新闻
在新闻报道中，数字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反映新闻事物的发展状况，说明报道的主体;也可以作为辅助性背景材料，解答新闻中的疑难问题，说明新闻事物的特征;或者对新闻中所涉及的学术名称、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帮助受众理解新闻内容。
一、数字应用在经济报道中的“分众”原则
分众理论是近些年来传播学上论述较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受众消费群体的差异性，是媒体进行受众细分的基础理论。我国经济报道改革阶段，专业化市场定位被广泛应用，但在受众的细分认识和理解程度上还有差异。特别是在看似简单的数字应用上，应该对受众心理需要的“分众”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早期的经济类报道在受众的细分上极为粗略。随着后期受众心理的变化和报纸版面的细分定位，数字应用的“分众”原则越来越明显。
当前，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报道更应该遵循受众细分原则——即报道的“分众”和“小众化”。解决数字应用的现存问题也必须考虑这一大背景，这也是经济类媒体和专业性财经类媒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般每日出三叠，即三大板块，受众区分十分细致：
a版——新闻和综合内容。除了财经新闻、国内国际新闻外，还有政策、来信、艺术休闲等内容。
B版——市场板块。包括市场要闻、重要兼并或交易、合作经营、行业日志、外汇交易、经济简讯等。
C版——金钱与投资。通常18页，包含金融市场日记，道·琼斯等各类股票指数、股市数据库、股市行情、基金行情、债券行情、期货行情、货币利率、世界各国股市动态。
以上版面的划分是以受众的视点为前提的。根据读者群的需要，a版的内容更多的是考虑到大众的视点，以使读者以最快速度获得经济资讯和掌握经济政策，阅读方式是综合、轻松、愉快。B版和C版显然更专业、资讯更商业化，考虑的是两个板块的服务对象的强指向性，是为了读者能在众多的商业信息中快速找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数字的处理可以相对专业些。
数字的应用虽然是其中小事，但是却能充分反映媒体的基本素质，以及对市场变化和受众心理变化的揣摩和分析水准。现在经济性节目媒体注意到了分众的必要性，比如中央电视台二套的节目，就有更细致的受众再划分。有为决策者办的《经济半小时》;有针对大众商业的《经济信息联播》;有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经济与法》。针对不同的受众，数字的处理和引用方式也各不相同。
二、数字应用在新闻报道中需要强化“娱乐”功能
目前财经类报纸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困境。据中国媒体研究中心2005年底的监测资料显示，财经类报纸广告市场占有率从2003年的9.45%到2004年的9.28%，再到2005年的9.20%，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同比全国性报刊广告总额则不断上升。究其原因，读者群数量有限。财经类报纸几乎都将读者定位于受过高等教育、有经济实力的城市阶层。这种定位必将影响到财经类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业界人士及专家学者指出，经济类报道应走一条“平民化”和“社会化”的道路，报道的内容应该做到通俗、平实和大众化。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做的就是使经济新闻报道通俗、易懂，让大众乐于接受。而经济报道中间环节就是将复杂、生硬的各种经济指标及经济数字进行翻译、解读。
转贴于
我国大多数媒体正在逐步强化资讯传播手段上的“娱乐化”功能。在这里，“娱乐化”主要指的是传播方式轻松、愉快、亲切，内容贴近生活和实际，并易于阅读和收视。这种基本的娱乐因素在各种专业性质的媒体上均有表现，特别是解决数字传播的枯燥问题上有较好的创意。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重庆晚报》在2005年10月1日为迎接“十一”而做的一组关于数字的系列报道《速读数字重庆》。其中的几个标题是这样的：
21平方米，重庆人均住房奔小康
长高2厘米重庆人越吃越有学问
在这组报道中，采用的是由重庆统计局提供的反映中共十六大以来经济成就的材料。报道的成功之处，一是在于精心挑选了这些数字而不是简单地堆砌和引用;二是角度贴近读者，是以生动的故事和事例来反映每一个宏观数字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在这里，数字的“娱乐性”就表现为把枯燥的数字贴近化、生活化。
三、数字应用在新闻传播中必然走向精确化趋势
精确新闻也称为精确新闻报道，是由美国学者、新闻记者菲利普·迈耶最早提出来的，是指记者在采访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报道新闻。现在，精确报道已成为经济新闻报道的必然趋势。
精确新闻之所以会成为传媒普遍重视的一种报道形式，是由于社会现象的日渐复杂化，要求媒体对报道内容做到客观准确。应该说，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中，记者的采访完全依赖于消息来源提供的材料。在现今社会，各种团体、个人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向媒体透露不真实或者片面的信息，当信息出现无法辨别或者难以理解的情况时，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实。
不难看出，相对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式，精确新闻正是运用了科学的社会调查的方法，尽可能地排除个别的、偶然性的事件，而更具有普遍性、说服力，更符合受众的接收心理。同时，精确新闻用量化的数字语言描述新闻事实，力图排除记者的主观意见，使新闻更加科学、客观，这也是其传播的最大优势。精确报道的出现既是数字新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闻模式转变的一个必要因素，它带来了整个传播方式和资讯方式的变化。
对于数字资讯的传播来说，媒体首先出现了差异和分工的不同。就电视来说，有两个基本的优势：一是速度快，可随时传播，尤其是有线传输和卫星传输;另一个是资讯的动态化和便于接受。比如中央二台《经济信息联播》、《中国财经报道》等栏目注意精确数字灵活组合，使复杂问题简单明了化。还有《财富故事会》，在一个个经济故事中将精确的数字说得明白易懂。这些都是电视大众化的重要表现，它使复杂的经济问题大众化，因此，这种传播的受众市场潜力很大。
四、重视数字新闻的延伸意义和延伸应用
数字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其作为资讯的本质性和事实性，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性和市场的需求性。在讲究资讯准确即时的时代，数字的意义更加特殊，不论是经济现象的分析、评述，市场波动的描述和传播，还是股市行情的信息服务，数字资讯成为商机和经济能力，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媒体来说，每天拥有的庞大数字、花费物力财力的分析结果，如果只有一次利用价值就很不上算。所以开发数字新闻的潜在价值及延伸意义，是数字新闻价值最大化的关键问题。
比如，《华尔街日报》数字资讯是有层次的经济价值递增关系。它的第一层价值表现在资讯的快速传播上。其中的道·琼斯电讯的“立即”传播性能，对商业人士，特别是华尔街人士提供立即而准确的商情服务。目前它向世界34.6万名金融界专业人士提供全球财经信息，并与美联社合作向65个国家提供国际经济和金融新闻。它的第二层价值在网络。比如华尔街日报在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付费财经网站，也是美国惟一向读者收阅读费的报纸网站，2004年的收入达3.28亿美元。网络是报纸资源的延伸，不仅通过数字资讯本身，还通过不同角度和领域的数字和资讯再整合，实现更多层次的服务。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点篇10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