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发展篇1
关键词:周村区;城乡一体化;实践启示
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省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区(县)作为连接城乡的结合点,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于一身,是城乡统筹最直接的操作平台,也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重大突破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有百年商埠之称的周村区在这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近年来,周村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谱写了一曲城乡共荣的新篇章。
一、规划先导——加快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区域相对集中,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全区城镇化率达到65%,具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近年来,周村区积极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周村区深刻认识到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是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先导、前提。为此他们坚持城乡规划一张图、发展一盘棋、区域全覆盖,城乡一体、科学构建城镇框架。按照“融合中心、一主两翼、三级联动、统筹发展”的总体思路,围绕“主城区、中心镇、中心村(社区)”三个层级,将全区统一规划为1个主城区、2个中心镇、22个中心村和29个居民点,构筑紧密衔接、布局优化、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城镇体系。融合中心,是指主城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按照”东新、西古、南商、北工“的总体布局,完善设施、提升品位、做大规模、壮大实力,全面融合中心城区,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承载力。按照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特色突出的要求,以产业支撑推动建设发展,全面提升城镇综合实力和承载服务功能。
以“两区三村”建设为载体,统筹规划城乡社区建设.把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农村社区建设、农村住房改造建设等相结合,全区统一部署,加强规划引导,全面整体推进。计划3年时间,投资20.36亿元,完成全区2个棚户区、6个老旧工矿居住区、9个城中村和12个城郊村改造任务。目前“两区三村”改造建设全面推进,全区开工建设5个项目,完成拆迁面积72平方米,开工建设安置房面积9万平方米。预计到2012年年底,全区城镇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35平方米和38平方米,城乡居民生活居住条件将得到切实改善。周村区已被表彰为“全省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区”。
周村区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是先导,是前提。工作中,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特别是要先构建起适合本地的城镇建设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搞好其他方面的衔接规划,才能增强规划的统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四两拨千斤”——“两区三基地”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架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桥梁
产业聚集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近几年,周村区坚持“一二三四”总体发展思路目标,以“传承商埠文化、激活商埠经济、打造幸福周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总的指导思想下,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突破以往城乡行政界限和政策“垄沟”,勾画出了“两区两带两基地”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成略,以“两区三基地”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这个“四两”,巧拨城乡一体化这个“千斤”,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梁。
“两区三基地”的构思主旨。周村区的“两区三基地”就是为了突破以往城乡分割的行政界限政策“鸿沟”,把过去以镇和办事处为“点”零散布局的相关联产业,统筹规划成片状和带状的产业聚集区,实现资本、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城乡、高效配置、集约发展。
“两区三基地”的实施。“两区”即西部老城区、东部新城区,唱好“双城戏”,深入推进以周村古商城为核心的西部老城区优化提升,改善周村人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充分发挥孝妇河滨河区域优势,加快推进东部新城区规划扩建。“三基地”即北部先进加工制造业基地和南部现代物流基地、王村高档耐材基地,突出抓好309国道市场物流产业带发展,建设大市场、发展大物流、实现大增值;目前,309国道串接起的物流产业带上已崛起了全国最大工业用不锈钢市场,中国家具行业十大商品交易市场、山东省最大的综合性多功能机床销售维修服务中心、辐射华北地区的中国周村轻纺科技城等一大批市场,年交易额达100多亿元,从业人员近4万人。北部先进加工制造业基地和南部高档耐火材料生产基地。两基地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200多家,垄断了周村企业的半壁江山,业已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出口耐火材料的主要基地和重要的精密机床制造基地。在“两区三基地”的发展战略实施的同时,周村区还注重加快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实施“优一壮二活三”方略。进一步调优调精农业、调高调强工业、调大调活服务业,推动产业加速向“集约化、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加快培植壮大丝绸纺织、机电设备、轻钢结构、精细化工、耐火材料、沙发家具6大特色产业集群,努力推动周村老工业区实现新的转型发展。着力构建以先进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农业为基本框架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带动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周村区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是动力和支撑。必须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各自为战布局产业的做法,要立足城乡一体化全局,整合利用各类资源要素,优化产业布局,突破瓶颈制约,才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新的发展空间。
三、均衡“社会事业”——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一体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农村,几年来,周村区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注重从农民最急需、受益面最广、与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人手,推动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向农村配置,收到了明显成效。
不断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周村区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扶助贫困户倾斜。近三年累计完成投资达4.2亿元,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周村区通过深入实施“服务为农、产业兴农、项目强农”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建设农村殷实小康十大工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全区新农村建设工作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得到进一步改善。
积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设施方面一是加快完善城乡交通网络体系。初步形成了干支相连、区域协调、镇镇通达、顺畅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二是按照“同源同网同质”的原则,建立城乡供水体制。三是加快完善城乡农用设施体系。公共服务方面,一是着力推动城乡教育服务均等化。调整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率先在全市完成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进一步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二是着力推动城乡卫生均等化。大力实施“卫生强基工程”,全区90处中心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全部完成规范化升级改造。三是着力推动城乡文化服务均等化。全区所有镇、街道都建立了综合文化站,50%以上的村居都建起了文化大院或文化中心,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周村区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依托和载体,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和重点难点。只有借新农村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均衡城乡事业,进一步改善民生,才能回归到城乡一体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不忘农本——突出“山、水、园、林”特色加快发展都市农业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近几年来,周村区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实现都市农业新突破”的要求,突出“山、水、园、林”特色,走出了一条从单一农业到现代农业转变的新步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规划,着力搭建都市农业发展平台。周村区充分发挥毗邻市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注重特色、科学发展”的原则,突出“山、水、园、林”特色,注重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土地利用、城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相结合,制定完善了周村区都市农业的发展意见和规划,把发展生态观光都市农业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切人点,确立到2012年基本完成由城郊农业向都市农业的转型,着力发展张周路园林文化服务带、孝妇河生态景观带、凤凰山休闲观光区等大重点区域,作为发展平台。并在资金、政策、服务等方面提供切实的发展保障。
都市农业初见成效。积极打造“生态、休闲”都市农业品牌,重点抓好了张周路苗木花卉基地和风凰山、葫芦山生态休闲农业等重点区域规划建设。加快推进第十二期农业综合开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确立了发展重点的基础上,近几年,周村区以都市文化为主线,重点规划了凤凰山、葫芦山,孝妇河生态观光带、张周路花卉苗木产业带等为重点的城郊乡生态观光农业区。预计到2013年,就能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效益突出、城乡互融的休闲产业格局,达到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的目标,实现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新景观、生态建设的新亮点和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周村区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必须不忘农本,立足各自资源优势,转方式、调结构,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让农民在发展中享受到城乡一体化带来的新成果,这样才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唐炜,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机制分析[D].西北大学,2007.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2
【关键词】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途径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历史课题的重要战略选择。党的十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为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重点、抓住关键、加强工作，认真研究解决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确定符合省情的统筹城乡发展思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取得进展。
一、城乡统筹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目标和根本途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新阶段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破解“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差别大，农民收入低且增收困难。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这个问题在陕西尤为突出。在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有一项重要指标为城乡收入比例，目前全国为3.13：1，陕西是3.63：1，而且在逐年拉大。要达到指标体系所要求的2020年达到2.8：1的目标，我们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因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居民不享受全面小康生活，作为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和内容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无法建成，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在于必须加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着力转移现有农村人口，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全面推动农村小康建设。
2、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增强发展动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消费需求、固定资产投入和出口贸易拉动三个方面。2011年，陕西GDp继续保持1.2万亿以上，投资达到了10033亿，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转变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陕西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由主要依靠投资逐渐转向依靠投资和消费控制拉动，这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值得重视的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基础的最大动力，在于通过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有关方面数据显示，2011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4496元，城镇居民为13783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1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就会增加9287元。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潜在消费市场巨大，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客观要求
城乡居民差距的严重存在和不断拉大，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破解的历史性课题。201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02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9元，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63：1。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接近和达到城镇居民水平，必须加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共同发展目标。
二、培育壮大城镇，改造提升农村，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成果
加强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城乡界限，彻底转变工业盘剥农业、城市剥夺农村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为目标，统筹考虑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解决城镇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城乡发展活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当前的任务目标和推进路径则主要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乐业安居，即通过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深度整合，大规模转移农业人口进入非农领域，离开农村入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减少农村从业和居住人口。与此同时，积极努力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业比较效益，加快农业现代化，使留守于农村继续从事现代农业的人口，能够拥有基本公共服务，能够享有城镇生活文明，实现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现代文明、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当前要通过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壮大城镇，为农业转移人口乐业安居创造平等的机会和良好的发展生活条件，使其能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要努力改造提升农村，通过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业发展效益，确保留守农村继续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村居民能够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当的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农民发展活力，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
1、统筹城乡发展目标，坚持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
必须统筹规划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制定城乡协调共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构建现代城镇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2、培育壮大城镇，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奠定基础平台
城镇是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的聚集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平台和基础。壮大聚集城镇产业，要发展提升优势特色工业产业，依托产业园区，打造专业化、规模化、产业特色鲜明的城镇产业竞争优势；要引导各地以园区为载体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色优势资源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大工业配套产业等特色主导产业，推动农村工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充分就业。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对城市新增人口的承载能力，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现代文明。更加关注民生，着力推进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确保广大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3、努力改造提升农村，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现代化
加强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使农业生产现代化，从事农业的农民生活城镇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提升农业生产条件，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土地向规模农户集中，完善平等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加大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力度。改造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改革农村粗放型宅基地供应和建房模式，推行跨自然村、行政村甚至乡镇集中布局建设农民住宅，推进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聚集、生态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农村示范社区建设，鼓励和支持农民以宅基地换取城镇住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引导农民逐步向城镇和新型农村示范社区集中居住区转移。
三、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路径
以统筹城乡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以梯度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进城落户为突破，以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公共服务为保障，进一步培育壮大城镇，改造提升农村，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交融、良性互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效机制。
1、积极推进工业化，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陕西省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工业化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资金积累，“三农”问题就难以解决，城镇就不能有效接纳农业转移人口，就无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社会事业的发展就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
一是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奠定城乡统筹的经济基础。大力推进工业化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紧密结合省情，把握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壮大提升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推进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实现化工产业高端化、电源建设大型化、载能工业特色化，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发展配套服务产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攻关力度，造就一批核心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名牌产品和产业集群。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纺织、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整合重组，加大果蔬、乳品、烟酒等食品产业生产规模，促进产业集中和技术集成，加大设备更新力度，提升产品档次，打造知名品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盯世界科技前沿，把握产业发展方向，以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为重点，集合各类生产要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突破激光、新药研发、物联网芯片、风机制造、光伏产业、核电设备等一批关键技术，抢占竞争制高点，打造产业新优势。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统筹资源、环境、产业等要素配置，重点建设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园，构建煤油、有色金属等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低碳产业发展，形成绿色产业主导的产业联动发展格局。推进高新技术示范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切实提高园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二是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构建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拓展城乡居民增收就业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增强城市功能并提高城市化质量，更好地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必须以增加总量、扩大规模、拓展领域、有利于吸纳创造就业岗位、优化结构、提升档次为目标，加快各类服务业的发展。积极改造提升商贸、旅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学习国际先进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产品，开拓服务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增强其生存发展能力。大力发展信息、物流、金融、研发设计等生产业，引导企业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结合产业关联度，深化专业化分工，实行主辅分离，提倡外购服务，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方式，壮大核心业务，建设一批生产业聚集区。加快培育保险、文化传媒、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按照发挥优势和突出特色的原则，面向国内外市场培育壮大旅游业、文化产业和软件产业，加强旅游软硬环境建设，加大宣传促销，加速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围绕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社区服务、信息传输、房地产、中介服务、金融保险等需求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新兴服务业。围绕推进果业和畜牧业产业化，加快发展各类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副产品流通体系。
三是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培育国民经济发展新的支柱。文化产业是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中可望成长为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陕西省文化产业2011年实现增加值374.86亿元，增长30.2%，占GDp比重3.03%，较上年提高0.21个百分点。要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文化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指导省级转企改制单位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完善市县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组建后续工作。二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精品工程，着力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富于地域特色的精品力作。三要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形成一核（大西安）、三带（关中综合文化产业带、陕北民俗及红色文化产业带、陕南自然风光生态旅游产业带）、四板块（历史文化产业板块、民俗文化产业板块、红色文化产业板块、生态旅游产业板块）。四要加快文化科技创新，挖掘新型文化业态，深入挖掘本省丰厚的历史、红色文化以及旅游资源，支持省体育产业集团做大做强做优，积极构建中国秦岭山地体育旅游经济圈，实现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强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提升农业整体水平
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工业化的理念来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用现代工业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农业产业化，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提升农业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带动城乡产业同发展共繁荣。一是多措并举增加农民收入。切实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继续实施农民增收系列工程。实施好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及就近就地务工就业，不断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大培训力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二是突出抓好“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引导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依托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科学选择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进一步做大果业，做强畜牧养殖业，壮大陕北小杂粮产业，实现产业聚集，形成区域规模优势。三是加快县域工业化进程，发展县域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着力抓好中小企业集群和工业园区建设，着眼于延伸产业链，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支持农业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发展及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向高层次、宽领域、外向型转变，提高规模效益，增强带动能力。四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建好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按照甲类3万亩、乙类1万亩、丙类5千亩的标准，进一步加大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力度，支持各地规划建设一批产业完整、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城镇建设，将园区内的村庄逐步迁出，使园区土地成为永久性耕地。健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以城镇化为支撑，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广阔平台
一是全域规划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要坚持高标准、分层次、成体系的规划修编原则，规划制定一次到位、逐步实施，涵盖全省中心城市、县城、城镇、农村社区。划分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关于城镇、产业、人口、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门类，形成相互衔接、功能互补、定位清晰的城镇体系发展规划。制定城乡发展规划要依据本级区划禀赋条件，结合发展战略、目标定位、项目布局等要求，制定全域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近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等规划，指导本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科学有序地积极推进。
二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的城镇体系建设。做美中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对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集聚、辐射和示范效应，形成支撑和带动城镇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做强县城。从扩大规模、强化功能、提升管理入手，突出抓好县城的城市化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县撤县设区、设市，逐步扩大省内计划单列市范围，促进更多的县发展成为功能健全的中小城市。实施县城标准化建设工程，开展卫生县城、园林县城创建等活动，进一步完善承载功能，集聚人口产业，切实把县城打造成中心城市副中心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大城镇。按照中小城市发展理念和基础设施水平、产业承载能力、公共服务功能标准，推进城镇建设，使城镇设施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成为农民进城落户、创业的重要平台和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做好新型农村示范社区。要注重把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把重点示范镇建设、撤乡并镇、空壳村整治、新型农村示范社区建设、鼓励有条件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离村不弃业，生活在社区”的要求，积极打造居住集中化、管理社区化、设施城镇化、服务均等化、环境生态化、城乡同质化的农民幸福家园。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切实使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切实使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成果。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建设。要始终着眼于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平，建设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城镇基础设施。加大城镇道路、电力、给排水、供暖、供气、广播电视、通信网络、污水垃圾处理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城镇功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切实完善商贸服务、卫生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健全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图书室、影剧院、公交等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要坚持超前规划，分段实施，质量领先。城镇建设中既要重视形象工程，更要重视基础设施，既要重视地上构筑，更要重视地下管网，切实提高基础设施的超前性、配套性、承载性、安全性，切实提高城镇产业聚集能力和宜居宜业水平。城镇建设和新型农村示范社区整合，要防止复制传统农村的现象。
四是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切实加强城镇管理，健全完善城市空间、产业、资源、环境、住宅和市政设施运营管理制度。在城市各个管理的细节上狠下功夫，大力解决交通拥堵、市容不整和停车难等问题。深入挖掘城市历史人文、山水特色，开展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优化生态与人文环境，不断强化城市功能。要加强对进城落户的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依托创建省级文明县城活动，分层次、分类别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文化知识、历史人文知识、法律常识等方面教育引导，加强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习惯的心理辅导，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居民素质，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和现代文明。
五是加强产业的城镇聚集。依托城镇区域自然、社会等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政府投资、招商引资、民间投资等多种融资形式，发展矿产开发、农产品加工、物流集散、文化商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个体工商、小微企业等非公经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园区，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开发。服务业是城镇产业结构中最富有潜力的领域。要大力发展商贸、餐饮、宾馆、信息、文化、旅游等生活业和物流、租赁、运输、建筑等生产业，积极扶持金融、信息等现代服务业，繁荣城镇经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六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减少农业人口，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是当前城乡统筹发展的当务之急。它既能保障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享受城市文明，又能盘活和提升进城农民退出的空宅基地、流转的责任田的价值和效益。支持和鼓励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必须坚持自愿有序和分阶段推进、分群体实施、分区域布局的原则，积极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对于有条件进城，愿退出享受农村政策的进城农民，以宅基地换取城市住房补贴、宅基地变耕地或置换城市用地指标，以承包责任田流转换取城镇社会保障费用补贴等方式予以鼓励和支持，加强对腾出土地的集约化规划利用。重点改善城镇辖区内与居民生产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竭力为进城农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其在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城市文明成果。
4、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为统筹城乡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标准，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使之逐步覆盖包括农民和农民工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并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省统筹。对于短期内不达标的，可以采取先低后高、逐步提升的办法逐步过渡。着力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促进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规范劳动用工制度。引导、鼓励自主创业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建立健全零就业家庭动态援助工作机制。
二是发展城乡一体的科教文卫事业。要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建立一批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和再就业培训基地。逐步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努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加强同国家卫生部联合，建立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共建以宝鸡、榆林为主要依托的城乡一体化卫生发展实验区。重点加强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建设标准统一的城乡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为广大农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是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标准质量同一、资源分布均衡，为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建立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标准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和公共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使小城镇和集中居住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与附近城市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而且更具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增强其凝聚力和吸引力。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3
[关键词]新城；城乡一体化；中间节点；纽带；双重发展；双轮驱动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4-0073-07
经典新城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与其时代背景和现实矛盾息息相关。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对当时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产生了新域理论，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不断调整修正，发展出包括田园城市、有机疏散以及区域城市等理论。
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构成中国新城发展的基本背景。现有新城研究一般以中心城为本位，从疏散中心城功能、优化城市空间格局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将新城的发展纳入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范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对现有新城理论研究是一个有益补充。
一、经典新城理论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中心城市本位的规划思想
包括田园城市、卫星城理论在内的新城理论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黄金时期”，以伦敦、巴黎为代表的各大城市经济和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和产业不断集聚导致城市用地向四周蔓延，构成单极集聚的城市形态，给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效率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带来很多问题，如城市环境污染、热岛效应、住房短缺、交通拥挤、两极分化矛盾突出等。在空间上，人口大量增加造成城市住宅严重不足，城市郊区用地急速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种无序开发带来了开发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维持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开发城市远郊地区的新城来分散大城市压力的新城规划思想出现，并通过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城开发实践得以逐渐完善[1]（p12）。
在新城理论中，无论是围绕行星旋转的卫星城还是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周围的“幼芽”[2]（p28）――新城，其规划建设的最根本动力和最基本目标都是疏解母城的功能、产业与人口。因此，无论新城的选址、城市功能、交通联络线还是重点产业和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都主要立足于中心城的可持续发展。而新城所处的农村地区被统一视作未开发空间，其如何发展基本没有纳入新城规划范畴，相关理论对此也鲜有讨论。
卫星城和新城的开发客观上对周边地区发展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但其承接中心城职能的核心使命使之在主观上极易忽视与周边地区产业的协作，以及承担周边区域城市化主要载体的职能，新城成为中心城的“飞地”，与周边农村发展脱节，从而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
二、城乡一体化对新城规划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一）新城发展理念必须变增长导向为“人本、创新、协调、可持续”
增长导向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发展问题。城市经济增长以外延扩张为主，资源消耗量较大，造成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空间不断低密度蔓延。城市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运行，重管理轻服务。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理念不仅体现在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方面，事实上贯穿了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主要依靠增加资源（人、财、物）投入、扩大生产场地、生产规模提高产出，而非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高投入和低效益为主要特征。外延式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是以农民工非市民化带来的低成本为前提的，同时也产生了路径依赖和恶性循环，增长方式转型困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进步之间的不协调长期存在。
新城的规划建设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摒弃增长导向的发展模式，树立“以人为本、创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基本准则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二）新城不能仅考虑自身发展，必须化解城乡发展问题
城乡一体化对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新城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心城市发展问题。
如图1所示，传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均出现严重问题[3]。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思路使得生产要素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过度集中，大城市空间不断低密度蔓延。农民城市“化”过程不完整，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仅完成了职业
转化，其本人和家属的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进程被户籍等城乡二元制度阻断，成了在城市工作却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福利而不得不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栖人口”。由于难以放弃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农村人口没有真实减少，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依然延续小规模、低效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落后局面长期存在。农民带眷迁移困难，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严重，家庭结构破裂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由于长期不能得到城市身份认同和人格尊严，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福利，成为收入低下、生活封闭的城市边缘阶层，威胁城市社会稳定。另外，只能在城市谋生却不能融入城市的不稳定、缺乏预期状态使得两栖人口将在城市的花费降到最低，而将收入寄回老家，这种低端异地消费模式降低了城镇购买力，制约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加之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流动人口长期得不到培训，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积累，又制约了产业升级，二者共同造成了城市产业发展转型的困难。
（三）新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割裂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在建设新城时，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并不突出，完全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的城市病。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一直以城乡分割为根本特征。迥异于世界城市化发展一般道路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积累了大量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新城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
城乡割裂的传统发展思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呈现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21世纪初的3∶1，扩大到2012年的3.2∶1。城市与乡村相互割裂的发展方式导致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与社会冲突、经济结构升级缓慢、农村日益落后衰败，造成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遭受严重威胁，必须选择城市化转型发展之路，即新型城市化道路。
中国新城的规划建设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模式，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探索者和先行地区。
三、新城所在城市区域的特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难点
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和起点是城市发展，根本任务是联动解决城市与乡村发展问题，基本途径是城乡之间各类要素的有序流动，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新城一般规划建设于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通常高度发达，是国家或区域经济中心，甚至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国内跨区域合作与全球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参与区域与全球产业分工，集聚高端产业和高素质人口。中国目前有四个城市明确提出发展新城，并将新城作为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这四个城市都是人口规模超过一千万（上海市甚至超过2000万）、经济规模过万亿的超大发达城市（如表1所示），是五个
“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以多功能综合性为主，除生产、服务、金融和流通等作用外，大多是行政管理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科技中心和人才密集之地，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顶级城市，构成中国嵌入全球经济网络的主要联接点，参与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流动。
与此同时，在增长导向重城轻乡的发展模式下，农村发展被长期忽略。这些大城市的周边地区由于受到通勤方式不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等因素的制约，发展水平也较低，一般处于传统部门的自我发展与循环阶段。尽管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相比，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但与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比较，产业层级落差过大，难以链接到中心城的发展链条中进行有效率的分工与合作。以北京市为例，中心城以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管理咨询、广告等生产业为主导产业，服务控制全国经济活动，并通过集中跨国公司中国总部参与全球合作，产业高端化发展态势明显，而在北京周边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延续传统模式，第二产业以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如小建材、服装加工、低端机械等。中心城区集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端人才、资本和技术，与全国其他区域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远大于本城周边地区。
一方面，中心城市作为产业层级和社会资源的双重高地，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不断集聚，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膨胀病”；另一方面，周边小城镇和农村集聚能力不足，发展过度分散。最终形成中心城愈发膨胀、周边农村愈发萧条的恶性循环，同一城市区域的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互动愈发困难。人口与产业过度密集于城市中心区的状况加剧了城市二元结构的刚性，膨胀病与落后病大范围长期并存。
大城市区域的中心城市高度发达、周边农村落后、城乡差距过大的特点根源于城乡二元发展的传统模式，构成现阶段大城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城乡融合水平远远落后于中等发达城市和中小城市，这与其城乡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严重分割、二元结构刚性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四、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新城发展分析框架
借鉴已有新城理论，结合中国新型城市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应以城乡一体化为发展目标，以人本、创新和统筹、协调、可持续为发展理念，以新城科学定位、城乡规划统领和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基本保障，以增强新城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要素自由有序流动为两大着力点，以公共政策为支撑构建适应中国现阶段城乡发展的新城发展逻辑框架，如图2所示。
（一）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新城定位和发展目标
城乡一体化的起点和前提是城市的健康发展，以城带乡，但在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区域，已经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不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共同繁荣，中心城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产业结构、公共资源、人力资本等全方位的巨大的发展鸿沟，导致周边地区难以嵌入中心城发展链条而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同时出现问题――中心城要素过度集聚难以向周边扩散与周边农村落后并存，这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症结所在。
鉴于超大城市城乡发展的这一特殊矛盾，必须在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和较为落后的周边地区之间规划培育若干个中等发达的节点，使之成为城乡间的中间阶梯和联系纽带，向内疏解中心城要素，向外发挥辐射服务周边地区的作用，变城乡严重割裂为开放融通，以此来平衡城乡间的巨大鸿沟，将周边地区接入中心城市的发展链条中（见图3），将城乡放在同一层次上谋划发展，形成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同时解决中心城过度拥挤与周边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
这一中间节点便是新城。因此，加快培育新城，使之成长为百万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较为高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环境优美的“次级中心”，起到双向融通中心城市与周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作用，方能实现超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因此，在统筹城乡的视野下，新城的发展定位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区域联动发展的中间节点和纽带，在高度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周边农村地区之间架起桥梁双向融通。
一方面，新城是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周边农村地区城市化的新载体，起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桥头堡的重要作用，有力地解决农村落后问题。新城是在大城市规划建设的规模化新城区，其规划范围内的地区将实现农村城市化，原有的城市面貌和发展环境得以改善。新城同时是广大农村地区新的“增长极”与“中心地”，在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一通过产业发展与就业扩张吸纳周围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第二，以产业链统筹新城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三，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第四，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和行政中心，为周边小城镇和农村提供服务，并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周边地区延伸。另一方面，新城作为区域中新拓展的城市，将为中心城疏解优化提供空间载体，承接中心城人口和功能的转移疏解，并可以与中心城互动发展，合作共赢，有利于中心城的调整优化，解决其过度“膨胀”问题。
新城这两方面的功能并非孤立实现，新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有赖于其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嵌入中心城经济网络与中心城合作互动是新城快速集聚产业、人口提升发展水平的最优途径。可以说，新城的发展壮大是其统筹周边地区发展的前提，链入中心城发展链条是其发展壮大的手段。
因此，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必然要求新城依托中心城提高发展水平，将农村区域纳入城市整体发展链条，构筑新城与中心城、新城之间、新城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互动网络体系。大城市周边地区以新城为纽带嵌入中心城市的发展链条，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格局，同时解决中心城过度拥挤与周边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城建设是大都市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内部功能一体化的融合过程。在当前发展阶段，必须以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承接中心城功能嵌入中心城发展网络为途径，以联动解决中心城和周边区域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进行新城的规划建设。
（二）双轮驱动：提高新城综合承载力和促进要素有序流动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新城发展着力点在于综合承载力的持续提高和要素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自由有序流动。其中，新城综合承载力的提高是新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新城吸引力的根本来源；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既是新城综合承载力提高的途径之一，也是新城发挥城乡一体化节点作用的根本保障。
1.提高新城综合承载力
所谓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指城市的就业空间、社会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对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可以分为三大类：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一个城市的水土资源及大气环境对城市的承载能力；经济承载力是指城市经济发展扩张就业岗位和提高平均工资水平的能力；社会承载力则是指城市提供全面规范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和谐社区空间的能力”[4]。
综合承载力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组合，需要互相协调、共同提高。社会承载力满足人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环境承载力满足人较高层次对宜居环境的需求，经济承载力带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更高层次的发展追求。在工业化中前期，城市经济承载力为社会承载力提供财政支撑，而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社会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共同决定了经济承载力。高水平的城市社会和环境承载力打造高水平城市品质，而城市品质决定了对高端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型朝阳产业的吸引力，即经济承载力的提升，可以说经济承载力是社会生态承载力提升的最终结果。
持续提高新城的综合承载力，首先，提高社会承载力，即为在新城工作和生活的居民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和构建文明和谐社区，缩小社会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构建现代城市社会秩序；其次，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即提高合理利用城市各类自然资源和科学规划建设各类基础设施，为城市高效运行提供技术支撑和环境保障；最后，社会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的共同提高造就了新城宜居环境和特色文化，必然吸引更多要素集聚，包括企业投资，从而提升新城经济承载力，扩大就业，提高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
2.促进要素有序流动
城乡生产要素二元分割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障碍，新城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将市场机制引入城乡要素市场，通过制度创新突破要素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有序流动，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发展。
充分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包括人口、土地、资本的流动。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积累农村人力资本，为农村儿童提供公平的机会和发展起点；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土地向城市有序流动，参与到高效率现代经济发展之中，同时促进城市社会资本进入乡村、重组农业资源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模式向农村延伸等。城乡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要素回报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实现共创共享。
（三）新城节点功能的实现路径
1基于新城功能优化的区域功能对接
新城功能的优化提升是城乡协调互动的关键一环。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于中心城是城市不断向心集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实现城乡联动发展要求优化新城功能，将城市新兴功能和中心城部分核心功能疏解到新城，新城只有承担了部分核心外部功能才能提升其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城乡联动发展的枢纽作用。此外，新城还必须健全与强化自身的基本城市功能和服务辐射区域的功能。
2基于新城产业升级的城乡产业联动发展
产业联动是指一个区域中不同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同地区通过企业产业价值链联系在一起，形成最优化经济发展形态，实现区域内产业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从而达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区域竞争力的目的。产业是城市功能形成的关键，产业联动是城乡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提升新城的产业层级，使中心城、新城与农村地区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有利于区域产业联动发展的实现。
3基于新城综合承载力提升的城乡人口合理分布
新城的人口集聚能力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决定的就业空间、城市公共服务与社区发展决定的生活品质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绿化建设决定的城市环境。一方面，新城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综合服务功能的优化，再加上宜人的居住环境来吸引集聚中心城迁出的人口；另一方面，新城通过居住空间和产业空间来吸纳周边农村人口，成为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以中心城人口疏散、新城人口集聚和农村城市化为特点的区域人口合理分布格局。
（四）新域发展的体制保障与政策支撑
新城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应该遵循“人本、协调、创新和可持续”原则，根据地区基础的不同，实事求是地做出多元化的设计，建立城乡融通、共创共享的系统保障。促进新城发展和城乡区域联动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户籍政策。制定专门面向新城的户籍政策。二是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新城公共服务标准化目录，对公共服务项目、硬件设施标准、管理服务水平做出明确规定，并推动公共服务规划的制定与落地。三是产业政策。包括引导中心城产业转移的政策，如财税共享政策、新城产业发展定位和促进政策、小城镇和农村产业发展政策等。四是土地政策。包括土地一级开发和出让政策、工业用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流转政策等。五是公共住宅政策。住宅的可获得性是居民选择居住地的重要考量因素，利用新城待开发土地规模较大、地价相对较低的优势在新城规划建设公共住宅，有助于吸纳中心城人口的外迁。
参考文献：
[1]张捷，赵民.新城规划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美]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4
1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的必要性
1.1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困境使然
农村体育的“弱”、“缺”与“难”形成了农村体育发展中的瓶颈。首先是农村体育主体—农民的体育意识较弱。由于我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带给农村家庭惯性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使得对体育意识的“弱”呈现一定的文化沿袭性，同时又受到体力生产劳动方式的的影响；其次是农村体育设施、体育管理以及活动经费等的短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农村体育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体育场地设施数量少、质量不高、设备简陋，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更大。就管理而言，国家行政对农村体育管理的主线是即国家体育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各级体育局中主管群众体育工作部门。但我国体育行政部门的人员编制只到县级，没有延伸到乡镇。基层乡镇是以文体局的设置进行体育的管理，文体局又多以行政职员任职，体育专业人员比例较低，平常注重抓典型和文艺骨干，以备上级的检查，以及特殊事件和节假日的演出。对群众体育的开展与管理较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与计划中，对落实与实施持拖延态度，能推则推，能免则免。村干部本来是本村体育活动的最直接宣传者和组织者，但在实地考查中发现，很多行政村非但没有分管体育的干部，以往负责体育活动的村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等管理机构名存实亡。村落原有的“青年之家”、“文体活动室”等体育活动场所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村庄重组逐渐消失，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村镇体育组织功能弱化，农村体育失去指令性的“统”的约束，农民体育活动缺少了抓手和依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村落体育管理机构尚不健全或缺失，导致体育管理上的缺失。再次是由于农村地广人多、居住分散、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造成体育管理、宣传上的“难”，农村自发性体育组织缺失、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又加深了体育发展的“难”。农村体育的“弱”、“缺”与“难”导致农村体育环境的整体不良，进而使恶性循环加剧。
2公共体育服务是均衡城乡体育发展的标尺
公共服务通常是指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行为的总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指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其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是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服务，它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体育需求为目的，着眼于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既给民众提供体育享受，也提供并保障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体育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1]。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体育的开展作为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实施的公共事业，其目的就是推进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体育服务上的利益关系，其本身主要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发展理念，体现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归根到底是在城乡居民之间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以提高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因此，实现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也涉及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是城乡社会共同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一目标也是从发展战略上指明农村体育的发展路径。目前我国城乡公共体育存在如下的矛盾和制约，因而推进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之路显得尤为重要。
1.2.1现有的农村体育供给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体育需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己经走过30年的历程，到目前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产品供给日益丰富，私人需求在市场体系中可以得到极大满足。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育等方面的公共需求也开始全面快速增长，现有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需求，这些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私有经济主体不愿生产或无力提供的。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正面临着的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之间的三大突出矛盾，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原有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短缺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三大突出矛盾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约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削弱了农村体育的快速发展。
1.2.2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加大城乡体育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市场机制自身的盲目性逐渐暴露，市场机制在增进效率的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成员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差距程度。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广大社会成员对缓解收入差距、实施再分配的公共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烈。在这些差距中，城乡差距尤为突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政府将主要公共资源投放在城市[2]，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限制了农村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过大差距。公共服务是收入分配中最基本的公平对象，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公平，保证个人“基本能力”的平等，人人享有体育的权利才会真正落实，才能使人们真正享受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自由。
1.3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全民体育健身的必然要求
城乡体育发展一体化既是城镇体育与农村体育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又是城乡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表现为城镇体育和农村体育各方面体育资源与要素不断优化组合的演变过程[3]。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之间公共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服务等文化要素非均等化态势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全民健身计划推进的障碍，更成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城市与农村公共体育的发展情况、差异情况以及协调情况，如城乡公共体育制度（条例）数量、城乡居民人均体育消费额差异以及城乡健身路径（晨晚练点）数量等等。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发展其实质就是一种过程，是以体育改革为动力，让城市居民与农民享有公平的待遇、完整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努力实现城乡地位平等、互补互促、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它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以及内涵是一致的。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无形的体育方针政策、体育法律法规、体育意识的一体化等，更要包括有形的体育监测服务、体育活动组织、体育设施建设、体育组织建立、体育指导服务等一体化。如何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阶段发展实际出发，统筹考虑满足基本体育的需要和兼顾多样化需求，需要对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
2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2.1农民的体育需求是内在的动力
农民的体育需求是吸引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原动力，支配农民参与体育的动因有很多，健康的需要、时尚的追求、形体的塑造抑或情感的宣泄、美的享受等等。不论是何种外在影响，都必须转换成农民内在的体育需求，这样才能将其真正吸纳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因此需求代表了强烈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资料表明，当代农民对体育活动内容的需要不断丰富，从心理上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体育项目如拔河、踩高跷、舞龙狮等，城里人玩的乡下人同样充满渴望。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游泳等普及型体育项目在逐渐进入农村家庭，包括舍宾（sharping）、瑜伽等以快乐、健康、安全塑型、塑美为目的的健身健美体育易被广大的女性农民所接纳；把体育活动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机融合的景观体育也以其消遣、陶冶心境等作用吸引着众多的农民；包括U型滑板、滑沙、冲浪、陆上帆板、悬挂滑翔、悬崖跳水、动力伞、自行车、摩托车等以新奇、刺激、冒险、另类为卖点，为青春释放激情、为生命展示活力的极限体育，成为撩拨农村青少年心理的巨大诱惑；以运动的轻松、和谐、时尚、品位为卖点，帮助参与者善度余暇，提高生活质量的体育休闲项目在农村这片土地上也有着潜在的成长空间。况且这些项目大多设在城郊，处在城乡的结合部，在方便城市居民参与的同时，也给农村居民提供观赏的便利，让农民产生亲身体验的冲动。
2.2经济迅速发展是外在的推动力
国内外历史事实证明，公共体育的繁荣，是建立在经济发展这一物质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衡量指标，同时也是公共体育一体化的根本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增加了十几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4.4倍。2004-2011年每年增速都超过6%，实现“八连快”，8年累计增收4355元，平均每年增收近550元，年均增速达到8.6%[4]。居民消费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吃穿为主的温饱型，逐步转为以住行为主的发展型、享受型。部分农村地区已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从农村经济的发展途径来看，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来自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即大量不再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另一种是来源于乡村在本区域内的市场开拓。即利用广大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发展市场流通，发展乡镇企业，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促进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赋予农民更多的可支配时间，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是必然的结果，选择体育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可能，在精神层面上为城乡一体化打破观念坚冰迈出坚实的一步；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国家发展领域的放开、投资身份的打破，一些城镇居民陆续下乡开发资源、治山治水，许多农村群众务工经商，在自己的这片热土上大展宏图，城乡联动、工农互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结果是，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拆除了城镇与农村发展的“围墙”，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置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城乡经济的融合促进了城乡文化体育的交流，为体育一体化疏通了宽敞渠道，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经济发展的背后也映射出以工支农、以农促工的城乡联合的影子。如经济富足的每个乡村几乎都与大中城市有着经济方面的联系、合作关系。
2.3乡村旅游加快了城乡社会体育的交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回归自然，塑造健康、绿色的生命旋律成为当今人们追逐的目标。近几年，乡村旅游、农家乐等活动不断为城里人所认可，据统计，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人民币[5]。乡村的绿色食品、清新空气、自然风光换来的不仅仅是大把的金钱，更有意义的是农民更多地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加深认识生活的本质。城镇居民旅游需求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对接，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乡村旅游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是将生命置身于大自然中，使人们体验生命的自由与活力，从规约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令肢体得到尽情的舒展，这何尝不是休闲体育的哲学内涵。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驱使下行动[6]。城里人给农村带去丰富生活的同时，也带去先进的生活理念，这种城乡交往并非哪一项硬件设施所能做到的，而是情感互动的结果。市民的体育行为成为对农村体育的范式促进，带动农民积极参与体育，有利于推动农村体育的开展。
3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3.1传统观念和农民文化制约了一体化的发展
首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上，而对于社会体育工作重视不够；其次，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消极，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界限，片面扩大城乡体育的异质性，给推进城乡体育融合制造鸿沟；另外，农村社会长期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形成了独特的农民文化，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色彩和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等传统农民文化特征。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下，其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7]。农民们能够接受带来直接经济效益或物质财富的事物，但对接受主要是精神层面体育就非常困难，形成了一体化软性的缺陷。
3.2农村现存的条件阻碍了一体化的进程
城乡分割的政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确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体制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政策的差异，种种有形的无形的“门槛”，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共进，由此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国家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称：“1998年之后，一直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快于农村居民，这种状况至今未改变。”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居民经济收入落差，必然导致农村体育发展条件受限；其次，由于我国呈现金字塔型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的辅助比例过高，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的未来基本生活保障预期不确定，城市能够做到的事情在农村就会很难，这种困难是刚性的，使我国农村群众体育缺乏经济强有力的支持，必然缺少发展后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农村群众体育的纵深发展。
城乡体育一体化建设必须依托相当程度的体育资源的流动优化组合和空间上的相对集聚。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受体制、利益分配及各种其他复杂因素的制约，农村体育资源跨行政界流动性仍太低，上至县区之间，下至村与村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我封闭的区域单元，并力求自我建设和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体育的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城乡之间体育资源的配置形成巨大的不均衡，并由此导致的体育方方面面的差距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相对的平衡，使得体育资源流动平台很难确立，形成一体化建设的巨大障碍。
3.3市场竞争扩大了城乡体育发展差距
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恢复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每年的12-2月份、7-8月份较为清闲，有所谓“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之说[8]；再者是由于当时农产品在总体上还处于卖方市场阶段，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经济收入一度增加迅速，因而改革伊始阶段，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体育活动比较活跃，市场机制对缓解城乡居民体育的差距起了促进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民经济意识和行为不断加强，片面的经济发展观也因此给农村自觉的群众体育带来影响，城乡体育差距也随之逐渐拉开并逐步加大。社会体育虽然被视为我国的一项公共事业，但在资源调配上往往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而只能有重点地发放，缺口部分由各地根据财政状况配置。这就将体育问题转嫁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上，与市场经济紧密连接。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它在本质上是扶强不扶弱，它从不给弱者雪中送炭，却总是给强者锦上添花，因而由于区域市场竞争会加剧强弱两者之间在体育资源分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同时影响到公共体育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宏观调控会局部失灵。处于二元经济中的现代城市是明显的强者，而以落后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农村便是真正的弱者。缺乏经济支持的农村体育“贫血”问题突出，农村体育的弱者地位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会更明显[9]。
4推进城乡体育一体化的建议
4.1提升农民的体育价值观念
体育价值观念是社会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对体育存在的评价的总和，是人们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便有什么样的体育行为，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体育。一体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在农村，其主要原因虽然与客观落后的经济水平和设施条件有直接关系，但农民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是第一位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同一地区或相同经济收入的家庭成员，其参与体育的状况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现实生活中，收入不高却热衷于健身活动，视体育为快乐的体验者大有人在。体育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时空不等值的特点，不仅处在同一时空的人们对同一体育现象的评价和取向会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个体，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体育现象的评价和取向也不会一致[6]。认清这一问题就会给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提供有力的启示。体育设施以及外在的管理等为体育行为的发生创造条件，相对于自身的需要只是外因。任何外在因素决定说都是将人看成机械化了的被动接受的客体。基于此，发展农村体育，首要的问题是运用公共体育资源激发他们的体育兴趣，提升农民的体育认知能力和水平，有效促进体育价值观的转变。具体措施可以采取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城乡政府工作人员的体育公共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城乡体育健身指导站、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宣传引导作用；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网站、宣传车、墙报、宣传册、体育表演活动等城乡社会群体喜闻乐见的媒介进行体育宣传；积极组织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体育锻炼的现场观摩活动。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培育，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4.2创建农村与城市体育对接和融合的条件
农村的经济支撑能力在新农村体育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是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农村经济水平既是农民参与体育的动力因素，更是农村体育持续性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同时又是城乡体育对接与融合的基础平台，这个平台是创建城乡体育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当前我国城乡体育的差距过大，如果按照一体化要求对城乡体育资源均等化供给，势必造成一方资源闲置浪费而另一方难以满足要求的状况。尽快缩小基础差距，也就是重点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农村经济上不去，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上，体育建设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呼吁。再者，从我国农村体育落后的明显标志缺少体育经费、缺少器械、缺乏体育指导等，即缺乏促进体育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来看，都是体育建设经费不足所导致。因此，促进农民增收也是体育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手段，是城乡体育进一步融通的桥梁。另外，国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变化[10]。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可靠稳定的制度保障。为此，应该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体系建设，并提出了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的立法建议。因此可以借鉴这一思想，研究并制定《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条例》或《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一体化发展条例》等，从而确立城市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地位，规定相应的城乡体育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场地设施、体育活动、体育指导、体质监测、文化宣传等相关条款。
4.3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合理引入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职能的定位依然适合于城乡统筹之中。从战略角度看，实现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城乡一体化。首先应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强化省、市政府的统筹城乡体育发展的职能，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在空间意义上具有国家层面、省、市、县以及小城镇、行政村多个层面，国家层面越过省级政府直接对城乡体育进行统筹，重心偏高，效果欠佳，同样县级政府层面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一体化发展，重心略低，不能解决富县与穷县体育不均衡发展问题，因此需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调动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的积极性，把强化省市政府统筹一体化发展的职能作为改革重点。按照城乡体育统筹发展的要求，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次要推动公共体育服务方式创新。改革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方式，不能仅局限于常规的行政手段，要对重要公共体育产品、重大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和活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效益；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努力推动公共体育服务职能向社区和农村延伸；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统筹城乡体育事业诸方面的发展；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统筹城乡体育资源配置[11]，促进体育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12]。一体化初期，应建立适当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配套奖励各地农村体育工程建设；鼓励农村成立体育社团，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形成典型并逐步扩展。再者就是农村体育不能唱独角戏，应与文艺联合、与旅游联姻，举办各种形式的比赛以推进体育建设，疏通城乡体育融合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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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发展篇5
关键词：长沙市望城区；撤县设区；城镇化；城乡一体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5-0129-02
1城镇化引领是实现望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途径
1.1城乡一体化
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十七大又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农业大省，湖南一直把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特别是近年来十分注重统筹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统筹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效促进了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
2009年11月，长沙市委第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长沙市委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纲要》。《纲要》指出，按照主城区――都市圈――城郊带分类指导，努力实现空间形态上城乡有别、社会形态上城乡一体。中心区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带动先导区、望城县城、长沙县城等都市圈融入中心区，鼓励浏阳市区、宁乡县城发展成为功能配套、环境优美的中等城市。
201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望城县，设立长沙市望城区，望城原有职能、体制和区划不改，实行“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享有县级管理权限。省长徐守盛亲自为望城区授牌，并强调：望城县改区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块肥沃的“试验田”，要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基础性工作，最终实现城乡互补融合发展。
1.2城镇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化现象，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本文认为城镇化的涵义为: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积聚和转移；农业用地向城镇用地转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
1.3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出发点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动态过程看，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要求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大历史任务的协调推进。促进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互动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必然深刻的影响城乡关系的变革。
近年来大部分地区城乡发展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就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很大，并已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繁荣农村经济，就必须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别。所以说，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就业率，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增收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提高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根本措施。
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十二五”时期“沿江建设、跨江发展”的战略思路，大力推动长沙发展由“五一大道时代”走向“湘江时代”。凭借撤县改区的历史机遇，“十二五”时期无疑是望城实现弯道超车的黄金时期。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是望城新一轮的发展任务。当前望城的城镇化率为43.8%，中共望城区委第一次党代会提出至2015年城镇化率达55%以上的目标，城镇化将成为望城发展的首要任务。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撤县设区背景下，望城应该走城镇化引领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2目前望城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望城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先后进入全省三强、中部十强和全国百强。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2.1规划指导性不强，管理水平待提高
近年来，望城的城乡规划事业发展迅速，规划基础不断夯实，规划覆盖率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法定规划体系不完善。近年望城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各层次规划编制数量较多，但通过法定程序批准实施的较少，且对上位规划的服从以及各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够，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定规划体系，缺乏规划战略指导意义。二是规划编制水平和质量不高。望城城镇建设发展迅速，管理部门为弥补过去规划基础薄弱的问题，密集组织编制各类规划，片面追求规划的全覆盖而忽略了规划编制中的基础调研、方案审查工作，规划缺乏更新更高的理念，质量不高，前瞻性不够，导致操作性和指导意义不强，规划调整现象繁多，影响规划权威性。三是城镇建设的规划管理力度不强。在具体实施城镇开发建设过程中，缺乏城市建设的精品，规划对建筑立面、建筑色彩、建筑造型、沿街风貌的控制还有待加强。
2.2功能层次不明显、发展定位不清晰
一是缺乏宏观性。比较重视单一城镇的发展，而忽视城镇体系的宏观布局，缺少从整体上对各乡镇功能层次和发展定位的研究。二是缺乏协调性。各乡镇之间的联动不够，仍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尚未建立协调互补的发展机制。三是缺乏独特性。城镇建设往往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甚至一味好高鹜远，盲目追求“高、大、全”，导致城镇建设“千镇一面”，缺乏特色。四是缺乏精细化管理。在精细化管理方面与先进地区差距不小。城镇管理观念落后，重建设、轻管理,重形式、轻内涵,建设项目决策草率，缺乏科学性、前瞻性,“拆了建、建了拆”现象比较普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忽视功能的完善和品位的提高。
2.3基础设施不完善，承载功能不强
城镇基础设施是城镇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具有物质载体的城镇基础结构系统。尽管经过我们过去的努力，望城城市建设有一定突破，但与长沙其他市五区相比，我们的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要素供应、公共服务等方面，尚未与市区完全融合。由于地方财力薄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总量仍然不足，建设资金的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无法满足城镇建设提速提质的资金需要。城镇功能还不完善，在居住、求学、就业、医疗、交通、旅游、休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城市的绿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和清洁能源使用方面与发达地区差距很大。
2.4产业支撑不强，发展后劲不足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很多，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其基本动力之一。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吸纳劳动力就业，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而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望城目前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2010年城镇化率为43.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8.5:70:21.5。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望城产业结构不平衡，第二产业的产值与第三产业的产值相差较大，第三产业比例偏低。尽管望城经开区、铜官循环工业基地等工业园区发展迅速，但我们仍未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产业聚集效应尚未显现。现代商贸业、服务业、物流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还不够多，发展后劲不足。
3新一轮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
3.1高起点规划为龙头
按照城市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在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宁可“穷建设”也要“富规划”。一是加强城镇体系规划研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编制统一协调的城镇体系规划，突出系统性和科学性，在布局上确定好城镇的地位、性质、功能。二是提升规划理念。在城乡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以进取的姿态接轨区域发展，以积极的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同时以本土的视角弘扬望城特色。注重融入都市区过程中城镇空间形态研究，深入挖掘望城自有的文化内涵，充分保护和利用山水自然禀赋，倡导“有机规划”理论、“田园城市”理论和“反规划”理论，创新规划编制新方法和新理念，进一步提高望城规划质量和水平。三是加强规划管理。要创新规划管理方法，提高规划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对城市重要区域、城镇重要节点、城市交通干道两厢的建筑风貌控制和管理，建立科学的规划评判体系，切实提高规划的专业技术水准，塑造符合城乡发展特征的建设精品。
3.2片区式管理为手段
3.2.1杭州市余杭区组团机制体制改革实例
城镇化过程中，各乡镇为加快经济发展，往往会无论自身是否适合发展工业也硬着头皮上项目，导致了布局分散、集聚度低以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问题，配套设施项目也存在一定区域内重复投入、浪费资源的问题。杭州市余杭区的组团机制体制改革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按照杭州市“一主、三副、六组团”规划空间布局，余杭区有“一副、三组团”的建设任务，即临平副城、余杭组团、瓶窑组团、良渚组团。余杭区按照城市化引领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来发展，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成立了组团党工委和管委会，改革财政管理体制、考核机制和相关工作的运作机制，对组团机制体制进行改革，让“组团”从概念落地实体，形成区委、政府――组团――乡镇（街道）的管理体制，改变以往‘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分区集聚，实现各功能区特色发展，促进各组团内部的有序开发和组团之间的协调发展，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
3.2.2片区式管理模式探索
借鉴杭州市余杭区组团机制体制改革实例，本文认为望城可以探索片区式管理模式。即将望城划分为“一组团、四片区”。一组团是指高星组团，包括星城镇、黄金镇和高塘岭镇；四片区分别是大众垸片区（新康乡、格塘镇、乔口镇、靖港镇）、白乌片区（白箬铺镇、乌山镇）、丁桥片区（丁字镇、桥驿镇）和铜官片区（茶亭镇、铜官镇、东城镇）。由区委常委兼任各片区负责人，初期片区管委会以协调片区内规划、国土、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事务为主，然后逐步过渡对片区事务进行统筹管理，区委、政府根据片区功能定位确定片区发展目标和任务，片区再根据各自范围内乡镇发展特色来进行统筹安排和目标任务分解。片区管理模式能促进各片区的良性发展，符合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区（圈）演化过程的分析研究，使望城能借助长沙市都市区空间结构重组的机遇，将自身培育为都市区的副中心，强化都市区与成长区城镇发展的互动机制，建设好副中心与专业化特色城镇。一是拓展资金筹措渠道。由区政府在先年年底组织国土、规划、征拆、工务、发改等部门和各产业园区对第二年的土地储备、土地出让、征地拆迁和重点工程铺排工作进行集体研究和统筹安排，让土地批回一宗，征拆完成一宗，配套完善一宗，熟地出让一宗，提高土地熟地出让率和土地经济价值；要整合和做大做强融资平台，利用城建投、水利投、交建投等融资平台，既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又涉足二级市场和工程建设，成为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要拓展战略合作，通过战略合作，来缓解近期建设资金压力，尽快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快打造城市亮点。二是改革乡镇考核办法，完善片区及乡镇考核机制。在继续执行现有乡镇考核体系的基础上，适时引入片区考核机制。“一区四组团”乡镇考核得分由单独考核得分和片区考核得分两部分组成，各占一定的权重。片区考核主要包括规划实施情况、项目建设情况、资金运营情况等，由各片区管委会对区域内的乡镇进行考核，区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审核。三是优化片区内派出机构设置，逐步实现“放权发展”。以“权利下放、重心下移”为原则，加快规划、建设、国土、公安、财税、工商等部门的片区机构建设，优化区直机关派出机构设置，实现“放权发展”。对派出机构实行双重管理，即具体业务由区直部门垂直管理，工作考核由片区管委会负责。
3.3城镇建设为着力点
进一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建设档次，完善住宅、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防灾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商业、医疗的配套发展。一是加快基础设施与都市区的融合对接。应强烈要求省、市加大投资强度，进一步扩大各项战略合作，加快对外交通、过境交通、轨道交通、骨干路网的建设，拉开城市发展空间骨架，尽快形成综合交通体系。如：城际铁路、城市轻轨、枫林西路（三期）、黄桥大道跨江东段、先导区联络线、芙蓉北大道、西线大道（南北向，经大众垸达益阳市）、过江通道等。二是城市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通信、垃圾处理、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标准要有超前性和扩展性，要按照远期城镇规模和人口负担来规划建设，避免只顾眼前利益的重复修建，紧迫需要解决的是旧房改造和城市垃圾污水处理等问题。三是围绕全面小康目标提高建房标准，合理规划建设城镇公共绿地、草地、体育运动场地、休闲娱乐广场等公用场所，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四是要重点搞好城市及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有效扩展城市空间来缓解当前及未来城市中心用地紧张的矛盾，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6
Keywords：taiwan;urban-ruralintegration;experience;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7-19（5）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关系日趋密切，但总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较为突出，城乡一体化水平亟待提高。多年来，台湾地区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本文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期为推进安徽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重要的镜鉴与参照。
1台湾城乡一体化的经验
1.1大力推行农业深层次改革
进行农业深层次改革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条件。[1]
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第一次农业土地改革，这对释放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从1981年起台湾开始扩大农场规模、实行农地重划、加强推行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基本奠定了台湾农业的框架，加上产业升级及离农就业的深入，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其中有两条措施较重要，一是进行农地重划，推动农业机械化。农地重划与专业化、机械化的推进有效解决了机械化与田块分散的矛盾。1970年台湾制定实施“加速推行农业机械化方案”，1980年台湾拥有各类农业机械12.6万台，1986年为27.5万台，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二是依靠科技推动农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制定实施了“农业升级计划”。[2]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者具有相互支持的关系。一方面，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增强了农村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二、三产业。另一方面，农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了城市的技术，城市为农村提供的先进机械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资金等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提高了城乡整体的生产力水平，而城乡之间的交流与支撑也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
1.2努力提升人力资本价值
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可促进其适应城乡一体化需求，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则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有效途径。农村职业教育可促使农民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及更优质的生活。为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水平，台湾农村职业教育在指导思想、领导与制度保障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首先，台湾农村职业教育确立了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职教观，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者。其次，注重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再次，规范的职业证照制度有利于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企业、社会之间的沟通，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企业、社会的藩篱。在硬件建设上，台湾采取了如建立科技推广示范园、使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措施，还创造性地开设有关职业教育的新专业，并更新老专业以加强专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多样化，二、三产业也在农村得以发展，这就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水平的要求，而农村职业教育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农民在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后，可以到农村周边的城市或小城镇就业，就业范围有所拓宽，就业机会更加平等，享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更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城市部分资金也随之转移到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1.3推动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
台湾注重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大力发展休闲农业。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农业出现衰退，农民与农政单位努力寻找新机，休闲农业就是其中一个颇有成效的举措，并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若干经验。
第一，为发展休闲农业提供政策支持。如通过“休闲农业辅导办法”规范经营行为。
第二，健全法规制度。各休闲农场、农庄、农园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运作，避免了无序开发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盈利的可能性。
第三，发挥农会等农民组织的作用。如经营休闲农业者成立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相互交流且举办共同活动，促使休闲农业走向专业化。
第四，合理规划布局并整合资源。台湾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并推动农业延伸至服务业等新产业。
第五，改进经营管理。如建设相关网站，重视同一地区在观光、住宿、餐饮等方面的分工合作，促进产品经营多样化等。[4]
利用农业及农村的休闲功能把城市的部分消费群体吸引到农村，增进城市居民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可有效促进城乡间的资金、人口流动，对缩小城乡差距大有裨益。休闲农业的发展还将农业发展延伸到二、三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农民来说，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不仅享受到美化的环境、更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其生活方式也逐渐与城市居民接近。总之，休闲农业有利于调整农业结构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通过发挥农村自身优势，并依托靠近城区的区位优势促进城乡互动。
另一方面，台湾重视发展中小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台湾越来越认识到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制定了协助中小企业融资、鼓励急需工业等政策措施。据2000年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中小企业有107万余家，占全体企业的98.08%，就业人数740万，占全岛就业人数的78.06%，出口值达到576亿美元，约占全部企业总出口值的50%。中小企业仅用36.5%的全社会资源创造出了高达52%的生产总值，占全部营业税收的44.15%。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台湾保持了长期的低失业率具有一定贡献。[5]中小企业在农村地区也可发展出良好空间，中小企业的发展及新产业的出现使农村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进而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组合的一体化。[6]
1.4注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城乡之间横向联系的桥梁，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二者相互联系、渗透的程度。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城乡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交通设施与公共设施领域，其一实施多项交通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完善高速公路网、铁路网及港口运输网，并将港口、城市和乡村区域特别是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其二改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供水、供电、通讯等公共设施，实现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公共设施均等化。[7]
此外，台湾采取金融支持措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开办加速农村建设专项贷款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台湾为提高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可操作性，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修建标准化农村道路、给排水设施等基础设施，并采取配套的金融支持措施，如1973年台湾设立了加速农业建设贷款和辅助农业大规模经营贷款，1978年此项贷款改由国库拨出无息资金，成立加速农村建设专项贷款，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8]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乡居民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础设施的配置更趋合理。
1.5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
台湾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面的规划为助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一方面，从人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规划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蓝图和具体方案，如推出《农村综合发展规划暨建设计划》等，[9]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台湾还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加强农村公共投资，如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其主要业务之一，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也逐渐超过国营企业。[10]上述措施有效拓宽了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筹措渠道，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一步实现。台湾还通过农会为农业发展及农民生活的改善服务，为台湾现代化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11]
在社会保障方面，台湾实行全岛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城市社会保障基本无差异。健康保险方面，台湾于1994年制定“全民健康保险法”，次年正式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此制度面向台湾所有居民，集预防保健、门诊、住院等于一体，使民众享受的医疗健康保障范围得以扩大，且就医经济负担减轻。养老保险方面，台湾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军人、公务员、教师和劳工养老保险制度，“国民年金”制度，各式老年社会福利和津贴及各种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等多层次内容，基本涵盖所有养老保障形式。[7]公共服务的均衡可促进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助于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1.6实行人口分散化政策
台湾人口分散化政策促进了城市化的均衡发展，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首先，台湾实行有利于人口迁移的户籍制度。台湾现行户籍制度以基本户籍法律为主、相关配套法律为辅，为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其次，较重视中小城市发展。1950年推行“‘县市’地方自治制度”，通过职能分散和权力下放使“县市地方政府”在实现人口均衡分布上更具主观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提出设“生活区”和“地方生活圈”，以地方中心和普通市镇为代表的中小城市成为城市体系的主体。台湾还通过改善交通、工业用地等缩小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在投资环境方面的差距。在大城市限制工厂的新建与扩建，要求大学、研究机构、军事机关迁移到大城市边缘，在中小城市优先发展高收入和高就业产业等措施促进了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此外，台湾还采取分散式工业化模式，在城市郊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地区开发工业用地和设置工业区，在推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口均衡分布。[7]通过推行相关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不仅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推动了城乡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2对安徽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台湾城乡一体化建设起步较早，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大陆地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有益借鉴。就安徽来说，应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并借鉴台湾经验，探索安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安徽城乡一体化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城乡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城乡空间联系也更便捷。尤其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安徽城镇化体系明显改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12]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安徽于2012年9月提出建设“美好乡村”，通过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城乡共享政府公共资源机制的形成，安徽美好乡村建设是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效途径。[13]安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城乡一体化水平地区差异显著、城乡一体化大致呈现出“南高北低、东强西弱”等问题[12]，应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城乡一体化。
2.1着力加强农民主体性建设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应被看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其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应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要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关注农民在客观上是否需要、主观上是否想要、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等问题。如在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中，政府在进行规划时应充分征求农民意见、符合农民整体利益。在今后安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发展现代农业或农村土地流转等过程中保护农民利益，赋予其更多的财产权利等。二要努力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拓宽其就业渠道。当前安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应在城市二、三产业中增加就业岗位并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城门槛。三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扶持，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四要提升人力资本价值。2013年安徽农民工总量达1782.9万人，其中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2.0%、16.7%、67.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所占比例仅为14%，占67.3%的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成为主力军，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升。[12]此方面安徽省可借鉴台湾做法，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企业间的沟通，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硬件建设，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满足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此外，安徽应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来提高农民组织能力，帮助农民增能。安徽也可结合台湾相关做法，建立农会等帮助农民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以协调农民与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增强农民抵御风险及获取农业收益的能力。政府应充分发挥此类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第一，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可行的农业发展阶段性规划。第二，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第三，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必需的生产及消费资料。第四，将该地区生产的农业产品集中销售，整合农民力量以抵抗市场风险及压力。
2.2进一步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
缺少城乡资源双向交流的通道及承接容纳城乡资源的结节性空间是安徽城乡一体化水平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12]因此，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在当前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台湾在此方面除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之外，还采取分散式工业化模式，台湾中小企业分散在全岛各地，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人口均衡分布。
对安徽来说，可结合台湾经验构建更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一，重视中心城市发展。如合肥市应抓住融入长三角功能区的机遇，尽快成为与南京、杭州并列的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同时应兼顾南北与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并带动周边城镇与乡村乃至皖中地区的发展。第二，注重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发展。目前安徽仅有桐城市、天长市等6座县级市，不仅不符合安徽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也与其他省份存在一定的差距。[12]安徽应在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同时，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以此可取得与台湾相近的效果，即在促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发展的同时，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加强城乡之间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通。可见，“大、中、小城市综合协调发展”，应是安徽当前阶段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适宜选择。
2.3注重优化城乡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收入的合理分配、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并逐渐转向城乡一体化。安徽应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注重提升第一产业并带动第三产业，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安徽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根据当地实际，推动乡村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迈进。台湾休闲农业在20世纪70、80年展背景及条件与大陆相似，尤其与安徽当前的农业发展情况较相近，如农业结构的变迁城镇化加快所导致的人口外流，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及妇女化，城市人口密度提高使得城市地区的公园、休闲活动场所及设备难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休闲娱乐时间的增加，人们在休闲旅游方面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也在提高等。因此，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对安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14]
在农业方面，安徽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设立相关的管理、辅导及推广部门，为休闲农业提供技术、产业等方面的帮助，应根据实际制定发展规划，并借助休闲农业学会等组织为发展休闲农业服务。政府还需对休闲农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农村特有的生产方式、景观，促进旅游、餐饮等行业的综合经营，发展特色休闲服务，并将农业发展的范围延伸至第三产业。此外，应进一步创新经营管理，如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创建休闲农业相关网站来提供景点介绍、旅游线路等服务，使相关服务更人性化。
台湾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带来的先进技术、资本、新观念等使农村进一步与城市接轨。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及相关新产业的出现，农村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安徽也应推动城乡产业空间合理布局，这需要有选择地把部分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12]将城市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适当地投放到农村地区，在减轻大城市拥挤之外也降低了产业发展成本，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助于推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2.4推进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及配置
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体现，当前安徽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尚未实现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较突出。要改变此状况，应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着手。一方面，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实际上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却往往存在城乡在空间上相隔离的现象。在此方面，安徽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实施村庄建设工程，按城市配套标准和新型农民社区标准逐步配套农村的道路、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如合肥市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实现全部行政村通水泥路和农村公交，近郊17个乡镇覆盖城乡供水网络。[13]今后安徽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借鉴台湾经验，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紧密连接，使人口及经济布局更趋均衡，在基础设施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7
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已经实现城乡一体化。现在很多改革试验区，都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有像河南的南街、刘庄，江苏的华西，河北的周庄，北京的窦店、韩村河等等，他们是什么化？你说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也行、工业化也行，文明村也行，说是什么先进典型都行，总之那里是全面发展，什么工作都走在前列。这些地方社会和谐、农民富裕、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可以说他们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住在那里，甚至比在城市更舒适。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我们党建立新中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三农”工作中取得的最为骄人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还有相当多的农村，工作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中央一直强调要扶贫开发，并专门设立了中央扶贫工作办公室。
最近看了几个材料，心里很难受。一个是小学生作文，题目叫《泪》，看了我也真是流下泪了。还有一个是四个儿童冻死在垃圾箱里了，这真让人撕心裂肺啊。还有一个材料写兄弟姊妹四个喝农药死了。这样悲惨的事件，虽然是个别的，但发生在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进行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后的今天，实在令人痛心。这还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愧对广大农民啊！所以提出来城乡发展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高度，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先进经验要总结推广，存在的教训也要总结，要找出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拿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
长期以来，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确实欠账很多，现在是到了反哺的时候了。但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是发展农村经济。生产力提高了、经济发展了、文化提高了，才能逐步实现一体化。不发展农村经济，生产力不提高、光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中国农村那么多，是反哺不过来的。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也就是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要发挥集体经济的组织服务功能。光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实现不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光靠土地流转、引进大公司也实现不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南街、刘庄那些先进典型，不都是靠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吗？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不等于片面城镇化，不等于把农民从乡村赶出来集中在一起搞城镇，不等于一味地扒房子盖楼。那叫一体化了吗？那叫片面城镇化。我看总书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也是针对那种片面城镇化的错误倾向的。不久前，老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搞城镇化，都让我们住到楼里边去。楼又只能盖六层，还不能安电梯。我今年九十多岁了，给我分到六楼，我怎么上去？”因此不能搞片面城镇化，不能把农民都赶到楼里边去，还是要像总书记说的，要让农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绝不能让城镇化成为对乡村文化、风俗、道德传统的大破坏。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6－0023－07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作出的重大判断。在前不久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充分说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一体化问题的提出
(一)进入工业化中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依据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非农业。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逐渐减弱。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农业获得利用自身积累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也就是说。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也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7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43％，2005年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两个趋向”的论断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依据
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他说：“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深入考察各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史后对工业化发展普遍规律做出的科学总结，是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后做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后做出的科学论断，这为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三)科学发展观为城乡一体化战略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缩小工农差别，缓解城乡矛盾。兼顾各阶层利益，建立社会新秩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城乡居民创造程序公平、机会均等的环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调动城乡两个积极性，开发利用城乡两种资源。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矛盾
(一)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乡隔离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国家超前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我国正常的城乡关系发展通道被隔绝。这一时期，全国多数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工矿基地”和“生产性城市”，农村不但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难以顾及农村和农业的需求，甚至还有城市剥夺农村和工业剥夺农业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状态。
第二阶段，城乡自主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带动下，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后又兴办了大量的乡镇企业，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依靠自身力量，积聚发展的能量。这一时期，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有限。因此，这一阶段，城乡之间形成了自主发展、相对独立的关系。不仅城乡之间的产业关联性弱，而且还存在着资源、土地、环境、市场和其他经济要素的不良竞争。这种城乡二元发展的状态。既不利于资源的整合与高效使用，也不利于城乡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产业发展层次的提升，妨碍了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第三阶段，城乡关系调整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市发展的制度趋于弱化，我国逐步告别了短缺经济，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代基本结束。以增加供给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被以区域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代替。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城乡发展层次不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质量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发展则面临着技术层次低、规模不经济、环境恶化、增长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重新认识和调整城乡关系，使两者由对立、分离逐步走向协调、融合，成为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城乡关系得到一定改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城乡发展开始呈现出扩散的特征，城市化地域扩张明显。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城乡关系正在由隔离转向融合。
(二)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
现阶段我国城乡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城乡关系的主要矛
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公共品供给失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城乡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差距较大。在传统体制中，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由国家提供的，而农业、农村的同类公共基础设施要由农民自己解决，国家只给予适当补助。1988－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1897亿元，只占28.7％。就是这些投资，还包括了全社会受益的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等，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有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2004年的统计数字看，全国农村有184个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行政村也有45万个不通沥青(水泥)路，是典型的“晴通雨阻”路；还有33％的村庄没有喝到饮用水，自来水通村率也不到50％，农民上学难、行路难、就医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2、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从1997－2005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9年低于城镇；农村与城市投资比连年递减，从1996年的0.30：1下降到2005年的0.18:1：农村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连年递减，从1996年的23.3％下降到2005年的15.2％。
3、资源要素流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资源要素加速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却受到了结构和制度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工业乃至非农产业的结构升级，用资本和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力，由此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约束，大量的农民被排斥在城市化之外。当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受阻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尖锐。
4、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失衡。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67％，年均增长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比80年代增长快67％。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放缓。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
5、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农村的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农村新产生和积压了很多矛盾，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城乡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比如。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民间金融发育受阻，造成金融组织结构单一，资金供给总量偏少，引起农民贷款难；土地征用制度落后，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体现。集体所有的土地既不能进入一级市场，也不能进入二级市场，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失业又失利：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财政补贴资金大量增加，农民的种粮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6、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失衡。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尤为落后。与城市相比，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教育结构单一，教育经费不足，农民教育负担重，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全国800万文盲中90％在农村。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更不能和城市相比，农民看病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相当突出。有4亿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少，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民主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一些带有迷信、愚昧、庸俗色彩的落后文化占据一部分农村文化市场。
三、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要点、目标体系和基本原则
针对我国城乡关系现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最终实现城乡关系的融合和整体协调发展则是长期的奋斗目标。
(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要点
根据城乡关系演变的阶段，我国目前正处在城乡关系由隔离走向融合的调整时期。城乡二元特征仍然十分突出，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针对经济发展现状，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要点应当是：平等、协调、融合、发展。
“平等”主要是指地位平等和机会平等。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内容，也是针对重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不平等现象提出的。要改变旧的城乡关系，将城市和乡村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实现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快捷流动，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协调”是指在平等的前提下，城乡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分工协作，整合发展，并在空间上有序分布。城市和乡村走向互动发展。
“融合”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融合并不是消除城乡差别，而是指城市与乡村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组成关系密切、结构合理、彼此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城市一乡村复合系统。
“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和最终目标。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和乡村为了寻求自身发展而相互作用的曲折历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经济流通的各种障碍，实现各类经济要素在城乡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并以平等、高效的方式推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目标体系
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应建立长远而明确的目标体系。
1、城乡空间布局高度融合。即城市与乡村在地域上融合成一个连续统一的、网络状的、多节点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
2、城乡功能结构高度互补。在功能上，城市向乡村传输商品、资金、技术与信息，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乡村则分担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以及风景旅游基地等部分职能。在产业上，乡村围绕城市的主导产业发展配套工业或第三产业。在市场上，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乡村是城市的生产资料、技术、资金、工业品市场，城市则是乡村农副产品、郊野旅游、建筑材料与劳动力的广阔市场。这种互补性关系。既使乡村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直接参与城市的经济运转，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也使城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避免相互争夺资源。
3、城乡生态环境高度协调。协调城乡环境的保护与整治，在城乡之间构筑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的“田园城市”。
4、城乡基础设施高度共享。除了建立快速便捷的城乡交通体系外，还要建立高度灵敏的网络信息服务，把现代通信技术普及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实现城乡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城乡空间以及人口、经济的融合。
5、城乡人口流动高度通畅。改革传统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向城市转移，实现城乡人口流动的畅通无阻。
6、城乡政治文化高度平等。尽快消除我国工业
化初期所形成的城乡社会分化及伴生的城乡对立状态。通过各种社会扶助活动和义务教育渠道，培养乡村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素质与能力。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有政治、文化等各项权利。
7、城乡生活水平共同提高。不断改善乡村生活方式，提高乡村生活的文明程度，使乡村居民接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教育。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医疗保障、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障，拥有充裕的文化娱乐条件。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原则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应贯彻以下几项原则。
1、非均衡整体发展战略原则。城乡一体化，就其本质而言，最终目标是实现无差别或最大限度地缩小差别。但是，就其客观进程而言，人们只有通过有差别的发展。才有可能加快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种均衡发展模式。事实上，在区域发展的政策框架中，如果按照均衡化思想运作，势必导致优势区位因得不到充足资源供给而造成经济效益低下，投资环境较差的地区由于投资回报低下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其结果是形成总体效益低的发展格局。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全面贯彻非均衡整体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从整个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区域的发展，全面提高整个区域经济空间的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必须有区别、有重点和有选择地将有限资源投向优势区域，以期实现高效益的产出，并利用其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一般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均衡化发展模式更有实用性，而在区域发展的高级阶段，均衡化发展模式更有一定的意义。今后10年，城乡一体化将处在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应全面贯彻非均衡化整体发展战略，特别是在战略规划上，要整合好区域开发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关系。
2、双向演进互动发展原则。从本质上讲，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城市与乡村双向互动的发展过程。无论从空间形态上讲，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讲，都是强调对城乡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只有注重双向演进、城乡互动、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决不单单是解决乡村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城市推动乡村发展的问题。而是两者互动的发展过程。要强化中心城市对整个郊区的辐射功能，带动郊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时也要强化郊区对中心城市、农村对城市的反哺作用，加快现代城市化进程。
3、市场取向与政府有效干预相结合原则。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有强大的动力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与乡村两个板块之间的接合，无论是经济、社会、人口，还是空间、生态等诸要素的一体化，纯粹通过国家规划方式来组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市场将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市场本身就具有增强城乡联系的组织功能。城乡之间市场联系的强弱本身就是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但是，仅靠市场的作用，还不可能有效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问题。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还必须强化政府的宏观规划与组织协调功能，实现政府的有效干预，通过各种发展政策手段加快一体化进程。
4、制度创新原则。在我国城乡发展方面，不仅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等一般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同样还存在特殊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即二元制度结构。而且这种特殊意义上的二元制度结构是造成现实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因此，打破现存的二元制度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5、系统协同原则。城乡一体化，首先表现为特定地域范围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等基本要素上的交融与协调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城乡诸要素发展的协同和融合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城乡作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考虑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真正建立起有利于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四、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
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精神以及对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与现状所做的理论分析，我们在把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乡统筹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方面。“统筹”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订、执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等方面的利益，以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府行为。城乡统筹的主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核心是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任务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目标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要统筹城乡物质文明建设。即党委、政府在制订当地经济发展计划、规划过程中，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通盘考虑，统筹发展，最终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2、要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要重点发展农村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不断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体制，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都能享受到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快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提高广播电视“村村通”水平，逐步让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3、要统筹城乡政治文明建设。当前，统筹城乡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统筹城乡政治文明建设，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使城市居民享受各种民利。而且要让广大农民也充分享受各种民利。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
县域经济是涵盖“三农”、联结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1、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积极培育富有本地特色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开放把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本地的农产品、矿产品、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结合起来，变潜在优势为经济优势，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和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齐全的工业园区。引导各类企业向园区集中，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使园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增长极。
2、加快城镇化步伐。城镇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40％左右，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反过来又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要根据城镇的区位、资源和自然历史条件，搞好城镇功能定位，突出特色，合理布局。构建以县城和小城镇为依托的城镇体系。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搞好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并加快市政公用行业改革，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境外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不断提高城镇管理水平，营造健康、文明、安定、有序的人居环境。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改造提升商贸餐饮、交通运输、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物流、文化、金融、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强化城镇的产业支撑，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增强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3、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在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养殖产品、园艺产品、林特产品和健康食品，提高农产品效益和质量安全水平，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成果的转化应用。加速农业向注重质量效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根本转变。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契约建立基地、发展订单农业，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稳定的产销关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民的市场化、组织化程度。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措施
加快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要统筹考虑、统一规划，把各项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形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城乡一体化。
1、加强城乡交通和通讯网络建设。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搞好城乡公路网和通讯网规划的修编和调整，完善市域高速公路网和通讯网，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着力抓好县(市、区)和区域中心镇的公路网建设。拓展县、乡、村公路的通达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通行能力。通过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各类经济要素的顺畅流动，保证城乡关联渠道的畅通。
2、加强城乡水利建设。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建立城乡一体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健全供水、防洪和水生态环境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水资源市场化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建立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协调与整体配置体系，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与水源的合理保护。按照水体循环规律和区域内用水系统的特点，统筹水资源的规划、调度、分配、利用和保护。逐步实现水资源的区域性管理和水务一体化管理。
3、加强城乡生态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污染防治监控管理体系，加大对各类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搞好天然林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着力发展城市林业、近郊林业、远郊林业，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全面提高城乡整体环境质量。
(四)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农村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内容。近年来国家从财政投入着手，在农村社会发展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农村社会事业总体上发展滞后。已成为农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1、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事业管理制度。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社会和市场多方参与、协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局面。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制定和实施农村社会发展战略，确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村社会发展的投入，建立农村社会预警和应急机制等。另一方面，要为社会和市场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社会事业，满足农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2、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切实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人。各级政府都要认真促进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服务的平等化。让每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子女都能上得起学，让每个患病的农民都能得到治疗。同时，重视教育、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3、加快建立城市人才对农村的支持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对口支援机制。通过行政协调、政策引导，形成城市教育卫生系统对口支援农村、农村教育卫生资源富裕地区对口支援资源匮乏地区的良性关系。鼓励高校毕业生和城市的教育、卫生、文化工作者到农村服务。
(五)深化农村改革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1、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抵押、转租、转让、互换。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办法，促进规模经营。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约束和用途管制。改非公益用地征用为征购；健全和完善补偿机制，依法、合理制定征地综合补偿标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征地补偿款发放到被征地农民手中，依法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推行办理保险、土地入股、安排劳力等行之有效的安置方式，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2、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现象，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9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模式；经验教训；路径
作者简介：郭晓君（1956-），男，汉族，辽宁营口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与人的发展；
郝宗珍（1962-），女，汉族，山东莱西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1.45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1-122-03
在国外的理论研究中，人们一般不用城乡一体化发展一词，出现较多的是“城乡融合”。明确阐述城乡融合思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多种教育、工作转换，共享福利可以消除城乡差别，马克思也主张通过大工业的流动、城乡融合，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现代城市学家，都提出了许多好的理论观点，认为走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注重人的发展和福祉。
一、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
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文、地理等环境具有特殊性，城乡发展的模式也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城乡发展的模式也有很大差别。
（一）国外的模式和经验教训
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很多，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1、国外模式。
国外城乡发展的模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拉美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前苏联模式和亚洲模式。①
拉美国家的土地实行“大庄园制”，这种所有制对土地分配不公平，弊端很多。因为农民没有地种、经济贫困、生活艰难，农民被迫流入城市。由于劳动力大量过剩，城市就业机会相对有限，从而造成了“城市过度饱和”，出现了城乡贫困并存，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先城市化，然后再向城郊过度的自由发展模式；法国采取“新城”建设和城乡环境一体化发展模式；德国则注重土地整理和乡村计划；英国注重“新镇建设”；瑞典加强“农民合作社”制度建设，都有自己的特色。
前苏联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前苏联在工业化早期强调计划、重视科技，优先发展重工业、注重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通过农业支持工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后期因为缺乏正确的改革，最终导致了失败。
亚洲国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选择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亚洲的农村改革许多是成功的，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韩国持续开展了“新村运动”，获得了成功，成了许多国家学习的样板。日本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经验教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一是工业化早期农村地权的剧烈变动。二是城市工业发展失控，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城市出现人口膨胀，物价飞涨，污染和社会矛盾加剧。三是早期城市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隐患。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二战前），产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就业长期需求不足，劳动力被剥削，劳动条件恶化，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
工业革命早期，在英国和西欧国家，都出现了城市病：大城市人口畸形膨胀，污染严重，有的出现了雾霾天气。同时，工农分裂、城乡差别加剧、城乡对立严重，产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结果使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很久的时间来消化矛盾。此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照搬前苏联后期的经验，把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忽视农业和乡村发展，没有及时进行正确改革，导致城乡差别逐步扩大，乡村更加贫困和落后。
其成功经验是：政府通过反思，加强了对城市的治理：城市制度建设、城乡规划、环境污染治理、城市的社会保障、对农业的反哺、政府对农业农民的保护、消除贫困等，都得到了加强。其后，一些国家出现了蓝天白云，福利社会，这既是人们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认识的升华，又是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结果，它缩小了城乡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
（二）国内的模式和经验教训
国外的城市化与我国不一样，是一种“逆城市化”，即城市中心产业向郊区转移，我国则相反，近20年主要是产业向中心城市、向市区转移。城乡一体化在我国已经有了20多年的实践，也有多种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1、几种模式。
国内城乡一体化尚在形成中，各地做了许多探索，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苏浙模式，其网络体系包括若干个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郊区、农村中心城镇。其实质是以现代社会结构代替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京沪模式。它们追求一个中心城市、城市群落及其郊区的协调发展。②
北京的城乡一体化从1986年开始起步，主要是为了解决郊区发展滞后于中心城区发展的矛盾。但是，由于“多功能城市”的定位，造成了城市发展失控，形成了“摊大饼”状况，城区不断扩大，向乡村蔓延，吞噬了许多农村，城市病日益严重，治理成本很高。
上海的城乡一体化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由于当时巨大的发展压力，中心城区不断向工业和郊区扩散，于是1984年上海市率先提出了“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概念。1986年1月按照分期推动的思路，他们将13个集镇作为建设的试点，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九五”期间，形成了初步体系，其实践在全国领先。
苏南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经过了艰苦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围绕耕作机械化、农艺科学化、经营规模化、富裕社会化、农民知识化，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的苏南模式。90年代以来提出了农田、工业、农民“三集中”。目前，它已经成为长三角的共同行动。到了本世纪，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
浙江省2004年出台了《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还制订了7个专项规划，包括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交通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社会发展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等。这套规划是比较全面的，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经验教训。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一是多方面探索，南方和北方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出现了不同模式。二是生产力要素迅速向中心城市集中，提高了城市竞争力和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崛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是注重城市教育、科技、卫生、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四是加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一些教训：一是国家没有及时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城乡管理人才，许多城市长期处于“外行管理”的状态，许多管理者缺乏基本的城乡管理理论素养，对城乡发展规律缺乏认识。二是缺乏顶层设计，缺乏科学的城乡发展规划。三是盲目扩大城市规模，造成城市病，同时忽视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建设，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出，乡村贫困加重，城乡两级分化严重。四是投资、产业布局结构不合理，多数向东部、沿海倾斜，造成东中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五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教育、科技、卫生、医疗、社保等公共事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六是缺乏法治、人治现象严重，长官意志，许多城市一届领导一套思路，好的制度和规划缺乏执行的连续性。
二、选择正确的城乡发展道路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50%，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时期。③
实现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选择国内20所重点高校与世界名校联合办学，实行后备干部国内外城市挂职锻炼的办法，加快培养数以万计的复合型城市管理人才；提高城市管理者的理论素养，改变城市由“外行管理”的状况，更好的按城乡发展规律办事，提高城乡管理水平，做到现代化、科学化。
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变人治为法治，为城乡一体化提供完善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深化城市管理改革，建立科学的城市管理体系，搞好顶层设计，搞好城乡发展规划。
3、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发展，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新格局。要优化产业和资源配置，实施产业“下乡战略”，将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拉动其发展。
4、建立城乡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严格界定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职责。中央政府侧重于制度安排，重要供给，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各级地方政府侧重于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量入为出，努力解决农村教育、保障、卫生、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问题。④
5、坚持公平的原则，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一，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不能强制推行城乡一体化，要尊重城乡居民的选择权。第二，防止农村人口“平移”到城市。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城市化红利。尤其要防止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圈地剥夺农民的利益。对这种倾向，要全面加强监督，严肃查办。第三，根据农村资源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加工业，实现产业集群。鼓励城市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实现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第四，要科学配置公共资源。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6、积极探索城乡互动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各级政府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建立有效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机制，提高社会管理质量；同时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以人为本、环境优良、设施完备、和谐文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总之，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不同，对策也不同。城市化已经来临，它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引擎。我国各地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必须有自己的特色，适合国情、省情、民情；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一刀切。
注释：
①熊艳、罗洁.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职业圈，2007，（06）：9-10.
②王景新.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新趋势[J].中国改革论坛，2006，（11）.
③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0%[n].北京日报，2013-01-30.
④高尚全.新阶段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几个问题[a].第6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2009-12-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思.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27卷）[m].人民出版社，1972.
城乡一体化发展篇10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2-0078-06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其中典型的有“以乡镇企业带动”的苏南模式、“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北京模式、“城乡统筹规划”的上海模式、“以城带乡”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成都模式，这些模式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国外大部分国家也经历过城乡对立再到城乡融合的过程，他们的城镇化历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一）“大都市区带动”的美国模式
美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以大都市区的发展带动城乡的发展，实现城乡的均衡协调发展。1920年以前，美国还处于城市集聚的阶段，1920以后，美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很多城市居民开始把居住地选在郊区，而仍然在城市上班。美国“逆城市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交通严重拥堵、环境恶化等，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交通网络的完善，郊区与城市的空间距离缩短，而且郊区环境比城市好。美国“逆城市化”的出现，导致大量城市居民向郊区移居，从而形成大都市区。大都市区成为连接美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中间地带，既缓解了城市的压力，又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促进美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美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利用畜力、风力，农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城市发展迅速。第二阶段为加速阶段，连接全国城镇的铁路网络建立起来，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这也是城市迅猛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郊区化雏形阶段，这一时期高速公路已经遍布全国，汽车和石油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心城市也迅速扩大，城市集群达到了顶峰。第四阶段为城乡一体化阶段，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交通、通讯的革命，这时制造业面临着衰退，而第三产业崛起，同时这也是农村发展速度第一次超过了城市。第五阶段为城市与农村的融合，在信息与知识高度发达的时代里，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城市网络化发展，城乡发展趋于平衡。在美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技术革命是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技术革命让城市崛起，也正是因为技术革命使城乡成为一个网络体，共同发展。美国做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1]。美国是一个地多人少的国家，当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劳动力不足时，它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同时美国注重自身农民的教育，美国农民中90%以上的都是高中文化，为城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城乡均衡持续发展”的德国模式
德国城市化起步晚，但速度快，水平高，德国城市分布均衡，在德国看不到非常繁华、过度拥挤的市中心，也看不到特别落后的农村。德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德国坚持以均衡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德国在城乡建设和区域规划方面始终坚持两点：在所有地区形成平等的生活环境、各地区差异小和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点。二是德国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发挥的余地。德国的城乡管理体制由上而下分为四级机构层次，联邦规划局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制定政策，联邦政府区域规划报告，指导整个国家的城乡建设，联邦以下则具体执行规划，各个市在土地使用规划的指导下，编制城市的建筑规划[2]。三是德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障碍，德国在宪法上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享有选举、工作、就业、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利。在德国没有城乡差别，也没有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农民享有市民享有的一切权利。农民只要进城工作，正常纳税，按规定进入社会保障，他们将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四是德国便利的交通网络对城乡均衡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德国目前仍然还有许多有轨电车，它有运量大、无污染、安全、速度快而且准时的特点，方便的交通将德国的市镇连接起来，人们的活动半径很大，人们可以在城市工作而在小镇居住，因为在交通如此便捷的德国，人们选择居住地点首先考虑的是环境。五是德国相当注重市民的广泛参与。因为市民对当地的地理条件很了解，可以给政府提供一些城市规划建议。市民的广泛参与，减少了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阻碍。
（三）“城乡综合规划”的日本模式
二战之后，日本大力发展本国经济，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而农村发展却相当落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为了改善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前前后后进行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疏散大城市的过密人口，在较落后的乡村发展新的增长极，建设很多小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小城镇不断发展壮大，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农村发展，最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日本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日本政府对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半岛振兴法》《山区振兴法》等，都有利于农村发展，用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3]。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政府相当重视对农村的投资，政府给农民提供补助金和低息长期贷款。日本实行“交互地方税”制度，即经济发达的地方交纳更多的税收，而欠发达的地方则获得更多的税收补贴。二是日本政府制订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优化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完善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日本的“农协”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它是一个法制化的组织，它实现了农业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为农民提供了金融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日本的“造村运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村运动”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村一品”运动，即一个地方一个特色，各个地方根据当地的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四）“以建立新镇为引导”的英国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面临城市过度拥挤，城市过密的严重问题，为平衡英国城乡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英国开始建立新镇，以引导城市和农村均衡发展[5]。随着新镇的大量建设，其规模也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从而带动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英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一是小城镇在英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在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化工业的时候，农村的劳动力则聚集在一些地区从事编织、纺织、服装等各种工业活动，从而逐渐形成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既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又能缓解城市的压力，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二是发展工业，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动“推—拉”机制，工业革命兴起之后，英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对劳动力的转移起到很大的“拉力”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一个“推力”的作用，正是这种“推—拉”机制，使英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三是英国政府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开始阶段，英国的城镇发展是自由放任的，由此后面出现城镇基础设施缺乏、城市贫困、城市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英国政府开始转变管理的观念，主动关注、参与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并出台了《新城法》《城乡规划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得英国的城乡发展走上有序的道路。
二、国内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一）“以乡镇企业带动”的苏南模式
苏南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以乡镇企业带动”，依靠乡村工业和集体经济从而带动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苏南地区的乡村工业和集体经济发达，从而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发展局面，建设高效的农业设备，让农业实现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稳定农业的发展，从而保证了苏南地区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也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共同发展，最终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苏南的“以乡镇企业带动”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的基础条件在于，苏南的周边省份经济较发达，对它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且早在1993年，苏南的乡镇企业就已经纷纷涌现出来，且苏南的很多县经济实力雄厚，正基于此优势，苏南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决定走“以乡镇企业带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而不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模式，所以我国的其他城市也应该根据当地的优势条件，找到适合自己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沿用已有的模式。
（二）“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北京模式
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推行的是“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模式，主要做法是城乡在工业上多方面的联系起来，比如通过合资或者合股的方式开办工农联盟的企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先进，所以就由城市工业方面来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需求，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技术和人才缺乏，因此农村方面就提供厂房和劳动力方面的需求，盈利之后双方分成、分红，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共同承担各种风险[6]。另一方面，城市工业方面也会向农村提供各种帮助，如技术、管理、设备、培训等农村所欠缺方面的需求，最终使得城乡协作、优势互补，城市在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工农协作，城乡结合”这种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是具有很强的借鉴性意义，只要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都可以以与农村合作的这种方式帮助农村的发展，最终促进农村经济进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三）“城乡统筹规划”的上海模式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城乡统筹规划”即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为主要模式[7]。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统一规划，鼓励城乡合作，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城乡优势互补。上海城乡合作由最初的城乡工业合作到后来的城乡旅游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开发、农业等各方面的合作。目前，上海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渐渐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上海的“城乡统筹规划”模式的一个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上海整体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其次是上海郊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高，农业比重相对较低，且上海农民的收入中绝大部分都是非农收入，上海农民中绝大部分农民从事着二、三产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上海的郊区拥有相当完善的交通设施和农用设备。“城乡统筹规划”的上海模式是在城乡都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并取得显著效果，然而我国目前能与上海经济实力相匹敌的城市屈指可数，因此不能盲目照搬照抄上海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不能盲目复制。
（四）“以城带乡”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商品农业阶段、农村工业化阶段、完善基础设施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城市群体，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新局面。
（五）“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成都模式
成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主要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三个集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渐进式推进[4]。政府在成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对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建立高效的城乡统筹发展管理体制以及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成都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在成都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行的过程中，政府也遵循了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推行“三个集中”，分别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成都市的很多县新建了很多农民小区，安置了很多分散的农民，还成立了绿化维护、家政服务、广告、保洁等服务性公司，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化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城乡均衡协调发展的教育制度，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与农村教育对接，资源共享。
三、国内外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对国内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最终结果，城市和农村必须均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对国外已经完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典型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我国目前部分地区和城市已经在进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探索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研究，我们将这些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小城镇发展模式、城市带动模式、城乡综合发展模式。然而，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应用到所有地区，每个地区和城市都应根据自身特点以及优势，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规划，还要当地政府的微观执行，以及当地居民共同努力。地方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各地优势探索适合当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一）国家统筹规划，地方严格执行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整体工程，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整体的城乡规划，地方政府必须根据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具体合理规划并严格执行，避免出现半途而废的现象，整体规划城乡的布局以及产业结构，避免出现城市重复建设和产业重复。德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中，从城乡的整体规划到最后的具体执行，总共分为四个层级，每个层级控制的内容明确清晰，任务具体，利于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德国在城乡规划的过程中，鼓励市民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中来，听取市民的建议，因为市民对本地的城市布局更了解，怎样合理规划以利于城乡的发展也很清楚，这值得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学习。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平衡财政支出比例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参与中央政府对当地的城市规划建设，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战略，并严格执行，同时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严格监督，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和偏离主线道。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出台更多有利于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政策，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支持。以新疆为例，国家在医疗卫生和交通的财政支出方面相对较少，而新疆的财政支出总额在以上几个城市中是最少的，尤其在社会保障和社区事务支出较少，因此国家应当增加医疗卫生和交通支出，财政更多地向西部落后地区倾斜。新疆当地政府，也应当更加重视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社区事务上面的支出。日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政府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出台了大量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国成都模式，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其他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应该是每个地区和城市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三）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有了人口流动的“推—拉”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但他们还不能自由流动，也不是自愿流动，因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一旦他们离开农村那片土地之后就进退两难了。为了让他们能自愿地自由流动，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消除农民进入城市的各种障碍，比如户籍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不能让农民进入城市之后既没有农村土地作为保障，也不能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2013年，几个典型地区如京、沪、苏、浙、川等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还比较低，且地区间差距较大。所以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势在必行。德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障碍。
（四）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关键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关键。首先，交通网络的建设应当放在首位。为什么在我国城市拥挤不堪，人口却大量涌入，而乡村却冷冷清清，日益凋敝？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都想在城市工作，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我国的交通网络足够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足够完善，那么环境将是人们选择居住地点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的人将会选择在城市上班、在郊区居住，这也就是国外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从全国来看无论是运营线路总长度还是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都是可观的，但我国的各个地区交通情况差异却很大，如新疆相对于京、沪、苏、浙、川等地来说，交通线路较少，公共交通运营量也较少，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重视交通网络的完善。
（五）改革农村金融体制，为农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村金融机构极度缺乏，农民贷款相当困难，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缺乏资金。另一方面，农民贷款难，农民没有可用于贷款的抵押资产。因此，必须把金融机构引进农村，并改变贷款抵押方式，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就新疆而言，2013年，金融机构总数是3567个，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16个，村镇银行25个，农村合作银行52个，农村信用社991个，剩下的都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其他大型的针对城市的银行，由此可以看出，针对农村的金融机构还相当缺乏。因此，国家应当进行金融体制创新，一方面是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放开对非正式金融机构的限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非正式金融机构合法化，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贷款。
（六）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口流动的“推—拉”机制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要让城乡协调发展，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城市过度发展，而农村相对还很落后，农村落后的关键原因在于，农业并未让农民致富，农民想要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所以应当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农业机械设备，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形成“推”的机制，即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出去[10]。城市必须发展二、三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形成一个“拉”的机制。英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中就运用了这样一种“推—拉”机制，对英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七）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农业、农民发展
我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只是松散的联合，不专业，而且覆盖面不广，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日本的“农协”在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实现了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实现了农业的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保障了农民各方面的利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重视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应在其自发发展的基础上加上政府的推动作用，促进其快速高效的建立起来。加强对农民的思想观念的教育，我国很多农民不愿意加入组织，认为加入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效益，甚至会阻碍其发展，而日本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因此应当让农民认识到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加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八）因地制宜，根据地方优势探寻适合当地的模式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差异性，不能盲目复制已有模式的经验，而是应该在分析已有模式基础上，根据当地的特点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如珠江三角洲的“以城带乡”模式和成都的“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模式，虽然都是以城带乡，但它们的发展模式却极不一样，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借其优越的地理优势，有周边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带动还有出口外贸的优势，而成都则身居内陆，没有珠江三角洲的这些优势条件，却也是采用“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它主要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三个集中发展、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渐进式推进。所以，我国的各个地区，因差异性的存在，应当借助当地优势，充分发挥优势来完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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