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1
一、油田与地方政府矛盾的成因分析
1.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导致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
土地所有权是指土地的所有权的使用和他项权利的归属，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依法包括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我国，土地归属于国家，很多国有矿山企业土地利用方式是行政划拨，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地交易市场。而且，我国当前土地管理法允许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出让土地的使用权，但并未考虑到应把所有的国土资源所有权进一步划分，即土地资源所有权模糊。资源所有权划分不明确直接导致了油田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
2.传统的财税制度，导致地方财力不足
油田所属地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石油企业的税收。就其比例而言，中央财政在总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约为77%，省级财政约占总税收的18%，其余部分上缴油田所在地区财政：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和土地使用税等税种，但在总税收中所占比例仅为5%。地方政府石油权益分配的过少，直接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效果，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因此，出现了财政制约着地方政府，导致难以承担企业移交的办社会职能的问题，阻碍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步伐，影响了社会公共事业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稳定环境的创造。
3.利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行政权力滥用
石油行业是大型国有企业，它的收益大部分归国家所有，而地方政府的收益却十分有限，上缴的如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营业税等基本属省级财政;余下只有少量的税费，如城市维护建设税留在市级以下财政，特别是在行政级别比较低的地方政府，只享有油气田企业因勘探、作业施工等行为所缴纳的耕地占用费、青苗赔偿费等少量收益。这样就形成了油气资源的收益大部分上缴给国家，很少一部分留在当地，形成了地方与中央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而当地政府也担负着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为了保证自己财政收支的平衡，难免会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设法参与石油资源利益的分享，出现了多部门乱收费、的现象。
二、当前处理油田与地方纠纷的难点
1.产业结构调整对油田正常生产建设带来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免除高新农业及亩产值的逐年提高，加大了油田占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地方政府与油田作业区的沟通不及时，如在将要大惊的土地上耕种，加大了青苗赔偿的费用，在赔偿费用上企业又难以给与合适的赔偿。部分油管老化，加之盗油分子的猖狂盗油行为，导致地方可耕种土地的减少，从而加大了油田与地方纠纷处理的难度。
2.油田企业缺乏专门的赔偿机构，赔偿标准不规范
油田生产的方式是各单位各工种联合施工，由于内部管理采用纵向管理，同时存在许多独立经营的二级单位，自身决策的权限较大，为了本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往往采取一些灵活变通的补偿方式。如在钻井施工的过程中，钻井单位为了抢时间、拿进度、争效益，在打井占地补偿上往往高于采油厂补偿标准。在为采油厂施工的油建等施工单位，由于是“外来户”，地方索赔的价格人为抬高，否则便影响正常的施工。而各平级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在赔偿标准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赔偿价格高低不一的现象。而地方部门往往以相对高的价位作为赔偿标准，导致采油厂的工农费用越抬越高，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3.油区内部用地制度不合理，造成重复补偿。
目前钻井打井，每口井征地3.1亩，在用地管理上有了一定的创新和改进，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土地，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许多遗留问题，如当初的计划不周全，造成施工过程中土地不够用，导致重复征地的现象。
三、处理好油田与地方纠纷工作探讨
1.处理油地工作中原则性与灵活性
在处理油田与地方纠纷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坚持原则性原则和灵活性原则。原则性是指在处理油地纠纷工作中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事，既不能损害企业利益，更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灵活性是指在相应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照顾地方利益，从而处理好油地纠纷工作。在处理相应问题的过程中，油田工作人员要切实深入到田间，真正了解赔偿的有关问题，如征地面积﹑污染面积﹑青苗面积等。赔偿标准应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准则，尽可能地照顾当地农民得利益；当然面对地方政府的不切实际的赔偿时，油地工作人员应坚持用法律维护自身企业的利益。为此，提高油地工作人员处理由地工作能力，石油企业要经常组织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的学习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做到依法维持自己的权利。
2.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解决油地纠纷的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油田的土地和国家土地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合理解决。首先，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转让土地使用权采用一次性买断的方式。油田因为大多数在市中心地段的土地，有升值潜力，转让的方式采用一次性买断土地使用权，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其次，规划区内的工业生产用地应分为两大类分为：直接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或从事辅助生产用地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这些公司应该继续享受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依靠油田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而发展的经营企业，是油田改制和剥离的重点，应改变其土地性质。然而，鉴于其有限的偿付能力，与企业改制同步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有偿使用。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土地应根据国家政策免征土地使用费。四，油田住宅用地，要区分不同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土地增值慢的领域包括在福利住宅用地，应继续享受分配土地政策，土地增值快居民在收入较高的地区单一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多种方式来处理土地问题，以发展当地经济，不仅增加政府的土地收入，而且还解决油田的成本负担。
四、小结
油田与地方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导致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传统的财税制度，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利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行政权力滥用。当前处理油田与地方纠纷的难点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对油田正常生产建设带来影响；油田企业缺乏专门的赔偿机构，赔偿标准不规范。处理油田与地方纠纷的过程中应采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应采用多种措施解决土地问题，从而合理解决油田与地方的纠纷问题。
参考文献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2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垦利县法院2002年共受理涉油案件18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10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55.5%。2003年受理16件，其中涉油侵权案件6件，占当年涉油案件总数的37.5%。在2002年审理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全部是原告，被告全是地方农民个人。2003年的涉油侵权案件中，油田单位作为的原告4件，占案件的66.6%，被告是地方农民的2件，占案件的33.4%。涉油侵权案件普遍表现出集群性、突发性的特点。参与纠纷的人数多，所有16件涉油侵权案件中有14件是共同诉讼案件，占总数的87.5%；当事人往往采取扣押车辆、阻拦施工等方式，且持续时间长，处置难度大，造成的损失大。如胜坨镇海西村村民非法阻拦油田施工致使油田20多辆车被堵7天；胜坨镇王营村王某扣押油田车辆达60多天；胜坨镇坨南村张某阻拦油田生产搬迁达8天。涉油侵权案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3
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的重要内容，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裁决的主体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但是并非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可以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只有那些对特定行政管理事项有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经法律法规明确授权，才能对其管理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对侵权赔偿争议和权属争议作出规定，授权有关行政机关对这些争议予以裁决。
2、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有关。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是行政裁决的前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机关获得了对民事纠纷的裁决权。但行政机关参与民事纠纷的裁决并非涉及所有民事领域，只有在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对该民事纠纷进行裁决，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3、行政裁决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特定的行政机关申请裁决。没有当事人的申请行为，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启动裁决程序。
4、行政裁决具有准司法性。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行使裁决权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裁决时，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居间裁决民事纠纷，有司法性质，同时又是以行政机关的身份裁决争议，具有行政性质。因此，行政裁决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称为准司法性。
5、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是对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依职权作出的法律结论。这种行政裁决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裁决而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纠纷。对此，除属于法定终局裁决的情形外，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政裁决的种类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裁决的种类有：
1、侵权纠纷的裁决。侵权纠纷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犯而产生的纠纷。平等主体一方当事人涉及行政管理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机关进行制止和决定赔偿，行政机关就此争议作出裁决。法律明文规定行政主体在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的同时，对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可依法做出强制性赔偿裁决。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补偿纠纷的裁决。补偿，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抵消损失、消耗，补足缺失、差额”，在法学词语中，是指对财产侵害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着眼于被剥夺的财物，予以公平弥补。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涉及到补偿的还有草原、水面、滩涂、土地征用的补偿等。
3、损害赔偿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是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要求侵害者给予损害赔偿所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通常存在于食品卫生、药品管理、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产品质量、社会福利等方面。产生损害纠纷时，权益受到损害者可以依法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作出裁决，确认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使其受到侵害的权益得到恢复或赔偿。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权属纠纷的裁决。权属纠纷，是指双方当事人因某一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产生争议，包括土地、草原、水流、滩涂、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依法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并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对土地权属争议所作的处理，就是行政裁决。
5、国有资产产权裁决。如《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因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使用权等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应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向同级或共同上一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调解和裁定，必要时报有权管辖的人民政府裁定，国务院拥有最终裁定权。”
6、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如《专利法》第54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7、劳动工资、经济补偿裁决。所谓劳动工资、经济补偿纠纷，是指因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而发生的纠纷。如《劳动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⑴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⑵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⑶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⑷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8、民间纠纷的裁决。如国务院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规定，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裁决民间纠纷。基层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并经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审定、司法助理员署名后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印章。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必须执行。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处理决定作出后，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超过十五天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基层人民政府根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执行。
三、行政裁决的原则
1，合法原则。行政裁决自受理到做出裁决的整个过程都应依法进行，不仅要符合实体法，也要符合程序法。行政主体不仅要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还要依据民商事法律法规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做出裁决。行政主体受理这类争议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在对行政裁决书进行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执行时也应依法进行。坚持行政合法性原则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2，公平原则。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决权，必须公平。首先，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律上处于独立的第三人地位，以公断人的身份进行裁决。其次，必须客观全面地认定事实，正确地运用法律，并公开裁定程序。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程序上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确保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实现裁决的公平。
3，回避原则。行政主体在行政裁决中要真正做到超脱于双方当事人，处于中立地位，就必须实行回避原则。执行行政裁决权的人员，如果与被裁决的民事争议或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主动退出纠纷的裁决。
4，调解原则。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制度，有它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减少诉讼，节省费用和有利于安定团结。调解在中国有肥沃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进行行政裁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双方自愿要求调解，那么行政主体就应进行调解，并依法进行。
5，职能分离原则。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问题作出决定，调查与作出裁决的职能实行分离。即负责调查的公务员不能参与行政裁决，负责裁决的公务员原则上应当由没有参与调查的公务员担任。
6，效率原则。行政机关在进行裁决时，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行政裁决程序
依法行政包含着程序合法，要通过立法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行政实体法更多的是赋予行政主体公权力，限制私权利，而行政程序法恰恰相反，它对行政主体的活动设置一些约束性规范，限制公权力，保障相对人的私权利，通过程序法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平衡。行政裁决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1、申请，是指民事争议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人权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解决纠纷的请求。申请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必须是民事权益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人；二是申请是向有关的行政主体提出；三是申请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如法律规定必须提交申请书和其它文书；四是申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2、立案。行政裁决机构在收到当事人申请书后，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裁决机构不予受理并应通知申请人，告知其理由。
3、通知。行政机关立案后应当通知民事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有关材料等有关情况。
4、答辩。民事争议当事人在收到裁决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答辩在行政裁决程序中极为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对方当事人了解申请人申请争议的事实与理由，以便进行辩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裁决机构了解真相、查清事实，作出正确裁决。对方不答辩的，行政机关可径行裁决。
5、审查。行政裁决机关收到答辩书后，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需补充调查或鉴定的。进行调查、勘验或鉴定，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技术性争议是必不可少的。行政裁决机关将所有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如果尚有疑问或经当事人请求，可举行公开听证，由当事人双方当面陈述案情，相互辩论、举证、质证，以查明案情。
6、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在审理后，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的裁决书应载明当事人双方的姓名、地址、争议的内容、对争议的裁定及其理由和法律根据，并注明是否为终局裁决。如不是终局裁决，应写明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期限和受理机关。
7、执行。裁决生效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否则由裁决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行政裁决的救济问题。
1、关于行政复议问题
目前对于行政裁决是否能提起行政复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行政裁决不能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裁决是对平等主体的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处理，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即“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其他处理”的情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也有人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裁决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第三种意见认为，行政裁决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就其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应当以裁决机关为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笔者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所规定的“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情形。调解行为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虽然发生一定影响，但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影响的决定因素是当事人的意志。调解没有执行力，当事人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而行政裁决的内容，直接确定或影响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效力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预决力、确定力、约束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裁决是可以被提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2、关于行政诉讼问题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如何适用（土地管理法）第13条《森林法）第14条规定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以原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根据该批复精神，各级法院曾一度将所有的行政裁决案件均作民事案件受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改变了上述答复的态度，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对行政裁决案件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将行政裁决案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审判实务中对行政裁决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渐趋一致，各级法院也都受理了大量的行政裁决案件。
五、行政裁决案件的司法审查问题
1、关于行政主体资格的审查问题
由于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才享有行政裁决权。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授予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职权，属于超越职权，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授予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人民政府。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森林法》第17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另外，《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也都赋于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裁决权。
（2）环境保护机关。《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也规定，有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机关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赴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卫生机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8条中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所在地是直辖市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商标法》第53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5）专利管理机关。《专利法》第57条规定：“第五十七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6）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城市房屋拆迁裁决规程》第3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责。”第16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2、关于裁决程序的审查问题
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裁决程序的法律法规，就连授予行政裁决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所作的规定也很少，而且过于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程序是否违法较为困难。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程序原则，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进行审查。
根据有关单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未经协商、调解即作裁决。法律中明确规定协商、调解为必经程序的，行政机关应当先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只有在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等规定，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如果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未协商的情况下就作出裁决的，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二是不制作裁决书。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公断，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14条规定：“行政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出裁决，应当出具裁决书。”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未制作书面裁决，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行为无效。
三是承办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其承办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问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具有影响公正处理的关系，申请承办人回避或者承办人自己提出回避的，裁决机关经审查属实，均应当更换承办人。凡是应当回避的承办人没有回避的，所作出的裁决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四是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在作出山行政裁决前，必须事先告知当事人行政机关的意图，使其有充分陈述、申辩的机会，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不能剥夺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的权利，更不能因当事人申辩加重当事人的责任。
五是先裁决，后取证。行政机关应当在查清事实后再能作出行政裁决，而不能先裁决后取证。凡是先裁决后取证的，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3、关于审查行政裁决的证据问题。
在不服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有人认为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也有人认为应当由原、被告分担举证责任。笔者认为，确定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必须在行政裁决特性及行政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考量。行政相对人不服裁决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标的是行政机关的裁决行为。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是否合法，因此，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除此之外再没有作任何例外规定，也就是说．立法原意是不论何种情况的行政案件，均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原告在行政裁决阶段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及证据线索，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找到新的证据或法院根据原告或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取得新的证据，推翻了被诉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正说明被告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应判决予以撤销。
4、关于适用法律法规的审查问题
我国一些行政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裁决的实体问题应如何处理的规定很少。因此，不同情况的行政裁决所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亦有所不同，对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比较具体的，应当适用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不具体的，或没有具体规定的，行政机关还可以适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及日常规则作出行政裁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案件适用法律规范时，应参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看行政裁决适用法律是否适当。如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侵权赔偿裁决时，可以适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渔业法》、《计量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及有关配套的行政法规中。这些法律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构成，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可以适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进行审查。对一些特殊问题可以参照有关的司法解释及台法的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如在审理不服土地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除应依据《土地管理法》、《士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外，还应参照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等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
5、关于行政裁决案件与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问题
由于行政裁决的性质为行政行为，因此具有一般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效力，如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如果对行政裁决不服，当然享有救济途径以摆脱行政裁决的效力对他的支配、束缚，他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行为。但是一旦民事纠纷的双方主体对行政裁决不服，说明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旧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但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免受行政行为效力的约束，以便为自己的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创造前提。在这类诉讼之中，民事争议双方始终围绕着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关系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法院如果脱离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审查、判断，便无从判断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因此，从诉讼效率、便民的立足点出发，赋予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审查之时，可以根据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请求，将不服行政裁决案件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如果原告或者第三人未请求合并审理的，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将两个不同的诉合并审理。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一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的，应判决于以撒销，并可以同时对原告与第三人的民事争议作出判决；对原告或第三人未提出合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除'超越职权“外，还应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裁决。
6、关于行政裁决诉讼案件的司法变更权问题。
我国行政审判适用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即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下才能变更原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诉讼的这一原则决定了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对于合法的行政裁决予以维持，而对于不合法的行政裁决则只能予以撤销。但随着行政裁决适用范围的扩大，不服行政裁决行政诉讼案件的大幅上升，应赋予法院对行政裁决享司法变更权。这是因为：
第一，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本来是属于司法权解决的范畴，只是随着行政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的职能就部分地转移到行政权领域。因此，法院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存在越权问题。
第二，行政裁决在解决纠纷上的非终局性特点是法院对其行使司法变更权的理论依据。由于行政裁决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社会发展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两者的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裁决也有局限性，它只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不如司法程序复杂严密，权益保障也不如司法严格，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和所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其易受外界干扰。而司法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行使变更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4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恒著《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5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2、“三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用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证明（批准文件）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行文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证”是建设用地合法化和开工建设的必备要件。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已占用土地由政府责令退回；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章建筑，予以处罚。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土地的权属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须先征用为国有，使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批准权限上，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项目和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另外征用基本农田，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或者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也由国务院批准；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三是一二项规定之外的农用地转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当然，批准农用地转用后，是否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也有明确规定。
2、征用土地的公示
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3、征用土地的补偿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建设单位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审查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建设单位以出让（如招标、拍卖）等有偿使用的方式取得土地，属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定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划拔给建设单位使用。因此，建设用地的取得主要包括出让和划拨两种形式，具体的操作要求有明确规定。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拆迁人的资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方案以及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法定资料，并经审查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才具有拆迁人资格。拆迁许可证是进行房屋拆迁的资格证明。当然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这里的“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应该理解为与领取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订立委托合同，且具有一定人财物控制权的单位。
2、拆迁的途径
一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申请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民事拆迁”。
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如果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或者予以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当然，申请仲裁、提讼的期限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拆迁”。
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凡在裁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市县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3、拆迁的补偿
拆迁的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基本做法是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证照不全的房屋补偿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规划要求或者规划制定实施前建成未办理证照的，应予以补偿但应扣除办证费用；不符合规划要求又未办理证照，不予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一是行政诉讼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调解、仲裁、诉讼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途径，而诉讼则因最具权威性和终局性，被法治社会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涉及建设用地的诉讼，主要有以权力制约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为常见。
1、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对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为由直接作为一审行政案件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人民法院立案后将在5日内向行政机关送达状副本，送达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法定方式，均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在10日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应诉答辩将减轻对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解决，被动消极不仅不利于解决行政纠纷，而且会处于被动，因为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者不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没有举证；行政机关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这些应引起重视。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二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以及，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将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则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形象；二则增加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难度；三则容易引起行政赔偿。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一定要慎重从事，依法进行。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行政处理;法律救济;公益诉讼
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给环境造了巨大的压力。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环境污染逐渐加剧,由此导致的侵权与纠纷事件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侵权与纠纷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加强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保障公民的受损权益,是建设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法律规制的意义
1.可促进环境保护
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可以在国家法律层面对环境污染和侵权行为进行否定性评判,有效实现法律回应社会、调整社会的功能。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通过法律的规定和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运用,可以使环境污染和侵权事件得到有效遏制,促进环境的保护。
2.可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环境污染对公民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由此造成的矛盾和纠纷已经在许多地方成为了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很多地方单纯追逐经济利益,而对造成的污染水源、大气、农作物的事件置之不理,甚至对污染行为加以包庇,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要实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加强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实现法治化治理。
3.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很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就是限制经济发展,也正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屡屡进行包庇,逃避监管和打击。但换个角度来看,法律规制是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保障,可以使之保持健康,促进其发展。目前我国面临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根本转变,这就要求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涵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实现更大发展。因此必须提高自身技术能力,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违背这一发展方向只会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从而逐渐被市场淘汰。对环境污染侵权加强法律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的尽快转型,从而提升其水平和竞争力,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可以说,对环境污染的有效规制同时是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保障,是通过国家法律的运行对其进行促进和保护。因此,要认识到法律规制对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摒弃狭隘的“地方保护”心理,加强法律规制,使社会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
二、环境污染侵权法律规制要求加强法律救济
每一个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发生,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其代价是惨重的,要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也许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损失通常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对人身权益造成的损害,将会给受害者的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所以,要对遭受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受害者及时进行法律救济,使之得到相应赔偿,以体现对公民权益的维护。
1.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应实行无过错原则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指排污者因污染行为,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或者所有权、用益物权等财产权,从而导致的民事法律责任。[1]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比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都作了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和国家环保部门有关行政执法解释也有相应的规则。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仍然出现大量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情况,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维护自身权益的热情和积极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有关立法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民事责任构成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看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如《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并未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的说法,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很多人认为依据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原理,只有违法行为才能产生民事责任,合法行为不能导致民事责任。[3]导致在侵权责任认定中执法者为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困惑。
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第7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也未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故意”或“过失”等说法,这与《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规定是基本一致的。因此,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没有出现法定免责情况的时候,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当承担责任。而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也应当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2.适当扩展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前,关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并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学界一直呼吁适当应放宽适用范围。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很多时候会对人的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严重损害其精神健康,因此,应当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在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从而使赔偿范围包含了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但《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必须是因侵害人身权益而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包含侵害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同时,《侵权责任法》规定必须是构成“严重”精神损害,而对于什么是严重的精神损害赔偿,并未有详细规定和解释,需要以后的司法解释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根据个案来加以认定。[4]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虽然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过于严格的限定,难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者的抚慰作用,因此,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应当进一步放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法律规定因环境污染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但是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在实践中,有一些财产损害是否应予赔偿难以确定。比如因农田被污染后,农作物不仅会减产,还会降低农田的肥力,为恢复正常的土质和肥力,需要追加肥料并进行长时间的改良。这些环境要素或场所的恢复费用是否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经常会引发争议。为了更好的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规制,应当将其纳入损害赔偿范围,以体现对侵权人责任人的惩罚性,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对受害者的保护和补偿。
3.完善损害赔偿的行政处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比如《环境保护法》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因此,环境污染赔偿纠纷有两种程序:申请行政机关调解;向法院。
但是,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调解却又缺乏具体化的制度规范,以致环境保护部门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开展工作。我国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处理”行为在法律上的性质并不清晰,有的实行行政调解,有的实行行政裁定。在由此引起的诉讼活动中,地方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作为民事案件,有的作为行政案件。[1]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具有许多优点,能给当事人带来很大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目前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门解决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2]因此,这个规定遭到了法学界许多学者的批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对环境污染进行整治的职责,在对污染案件履行法定职责的同时,对污染所造成的侵害有更为直接的了解,由环保部门进行赔偿的处理可以使赔偿更为便利和迅捷,使受害者更早得到赔付。同时,环境污染案件经常会涉及到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内容,这造成了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困难。现实中大量纠纷难以得到及时处理和有效赔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由于在环境监测、技术分析方面存在障碍,而环境保护部门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的认定和损失的确定具有天然的优势。正因为此,日本的《公害纠纷处理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明确了有关受案范围、主管机关、处理程序、效力等内容。其处理方式分为和解的斡旋、调解、仲裁以及裁定,行政机关可借助行政权的作用,斡旋于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使受害人早日获得赔偿,从而解决因诉讼拖延和烦累致使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5]因此,鉴于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环境纠纷的优势,我国可以设立独立、专门的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机构,建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使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更加便利,以此加强对受害者的救助。
三、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资格的规定,都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能有资格提讼。传统的诉权理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出现了困境:受害人不确定而难以确定具体的受害人,或尚未对具体个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但确实在客观上对环境或公共事物造成了损害,此时难以提讼。比如现实中污水废气的大量排放对公共环境造成了损害,但尚未对具体个人造成人身损害时,无法追究其责任。而环境污染的侵害,往往是先作用于水、大气、土壤等载体,然后再作用于受害人,具有间接性,因此,环境污染对人身及财物的损害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6]
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间接性导致污染损害在短时间内难以判断,但当污染侵害开始表现的时候就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现在国内频频出现的癌症村,就是由于开始的忽视,导致水源河流或大气被严重污染导致癌症频发。此时再寻求侵害赔偿也难以挽回巨大的损失,而且此时巨大的赔偿责任也使责任人难以承受而往往选择逃避。因此,公益诉讼制度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利益受到侵害而又无人追诉时由特定机关对侵害人进行有效的追诉,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尽早地介入环境污染事件中,使损害降低到最小,有效维护社会公益。
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目前最为可行的途径是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当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制度上仍有障碍,需要进行检察制度、司法制度的变革,对检察院组织法、诉讼法等部门法进行相应修改,赋予检察机关职权,理顺权力运行机制。
四、结语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树立新的发展观首先要坚决抛弃传统的发展观念,牢固树立和提高社会发展意识。[7]因此,应当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通过对环境侵权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和手段,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发挥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经济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中良性发展。
当然,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还需要加强环境污染的预防,确立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预防为主就是要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完善监控机制,加强环境执法,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环境污染的侵害。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还应当动员公众的参与,广泛借助公众力量,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同时适当加大对环境污染侵害的惩罚力度,在未造成严重损害时便使之付出较重的代价,强化其环境保护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别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定解读[J].环境保护,2010,(2).
[2]李艳芳.关于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5,(2).
[3]徐丰果.论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之构成及环境污染损害之救济[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4]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J].司法业务文选,2010,(1).
[5]陈泉生.论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J].法学论坛,1997,(3).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7
关键词：德国；能源法；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159－05
德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大国之一，而德国能源资源却较为匮乏，75％的初级能源需要进口。因此，德国十分注重利用法律的手段来调节能源的分配和利用。目前，德国已经形成了以1935年《能源经济法》为基本法，结合煤炭、核能、天然气、热电联产、可再生资源立法等专门法相配合的能源法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专门法当中，许多都设有具体的纠纷解决条款，为德国的能源争端解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基础，这对我国的能源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联邦矿产法》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德国在1980年8月颁布了《联邦矿产法》(Fed－eralminingaet)，并于1982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在第一部分当中规定了其立法的主要目的：通过规范和促进开采以保障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保障矿产作业和矿业工作人员的安全；完善和提高安全保障措施以减小开采活动对生命、健康、第三方利益带来的损害。此外，该法还对矿产资源的分类、市场准入条件、采矿操作、矿产和土地所有权、环境影响评估、矿业工人人身安全健康的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同时，《联邦矿产法》中对煤炭保护和开采可能产生的相关纠纷解决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矿产与土地所有权的纠纷解决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矿产所有权的关系，世界各国的立法主要有两种态度，即土地所有权制度和矿产资源所有权制度。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认为矿产资源是依附于土地的一部分，矿产资源是否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采用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国家认为，矿产资源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的所有人就是该土地所内含的矿产资源的所有人。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所有权关系明确，不利之处在于不便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调控和规划，同时也为矿产资源的交易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美国是采用这一制度的代表性国家。采用矿产所有权制度的国家认为矿产是独立于土地而存在的，因此土地的所有人并不一定当然成为矿产的所有人，两者是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便于国家对能源进行宏观调控，但因为所有权制度过于复杂，实践中经常引起争端。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主要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
《联邦矿产法》对于矿产与土地及其之上的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冲突的解决作出了规定。德国《联邦宪法》第14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一原则，一旦矿产资源的开采活动侵犯了土地及其之上财产的私人所有权，该开采活动应当被禁止。这一作法显然过于武断，不利于保护矿产开发者的利益。为此，德国联邦司法法庭作出裁决，认为在《联邦矿产法》之下，矿产资源开发与私人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应被认为是在一个垂直的区域内，多种义务按照合理方式履行的一种自然冲突。随后联邦行政法院进一步解释到，在解决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冲突时，应按照《联邦矿产法》所确立的“优势公共利益”原则来解决。根据这一原则，在解决矿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冲突时，应考虑保护何者更能够体现“优势公共利益”。
(二)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
德国的《联邦矿产法》对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作出了规定，指出在对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时，不得损害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中包括预防矿产资源的开发对相邻人的损害、防止矿产资源开采对周边公路和铁路带来的危险、通过泥土分析预防未来损害等规定。
《联邦矿产法》专门规定第三方利益受损害时的救济措施，当第三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可以法律推定为是由相邻的矿产资源引起的，第三方当事人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讼。同时还规定，矿产公司作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矿产公司若主张不承担责任必须举证自己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无过错。可见，在法律责任的适用上，《联邦矿产法》对于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采取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即原告能证明所遭受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是由被告的矿产开采行为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相邻权纠纷的解决
相邻权指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具体来说，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享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制的权利。相邻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在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经常会对周围的土地、建筑等相邻权造成侵害。
《联邦矿产法》对相邻权纠纷的解决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相邻权产生冲突时，如果矿产资源的开发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时可以通过采取土地割让或限制建筑措施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联邦矿产法》进一步规定，衡量这一公共利益，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是否为市场提供必需的矿产资源，是否保护了劳动雇佣关系，是否维持并优化了经济结构，矿产资源的开发是否采取了合理的、系统化的方式。当一项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相邻权产生冲突，且符合上述衡量公共利益的标准时，由矿产公司申请，当地政府或相关的权力机构可以对相邻的土地或不动产进行土地割让或采取限制建筑措施。《联邦矿产法》指出，土地割让是征收在该法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土地割让与限制建筑措施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实施土地割让并不一定对该土地实施限制建筑措施。
二、《核能法》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德国在1958年就颁布了《核能法》，该法也是德国核能领域的主要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德国又先后颁布了《放射性物质保护条例》《核能许可程序条例》等。受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的影响，德国政府在1998年制定了逐步关闭核电站的政策，并于2000年6月，与核能企业签署了《废除核能的协议》。2002年，德国制定了《有序结束利用核能进行行业性生产的电能法》，规定德国在20年后要彻底关闭现有核电站。
《核能法》指出，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免受放射性物质的损害，促进为和平的目的而开发、研究和利用核能。《核能法》中的主要内容是对核活动的准许和监管，而核活动的准许和监管的程序十分复杂，经常引发不同的争端，因此在《核能法》中专门规定了核活动准许和监管程序的争端解决方式。
(一)核能批准程序的争端解决
《核能法》规定，核能的开发并不是国家所有的特权，联邦立法者有权将核能的开发权授予私人，私人建造和运作核施设必须得到批准。这一批准程序
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批准程序组成。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许多私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开发和利用的准许权；而另一方面核能的利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公共利益，国家对核能的运营必须采取严格的管制。申请者的争先恐后与管理者的严格控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引发的争端也屡见不鲜。同时，管理者作出的授予决定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时也涉及多方申请者之间的私人利益，因此也有必要通过法律机制对管理者的权力加以约束和监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德国《核能法》规定了专门的司法审查机制用来解决争端：
第一，第三方当事人提起的司法审查程序。如果第三方当事人的权利因核能主管机关作出的决定而受到损害时，有权向法院提讼，要求对主管机关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值得注意的是，《核能法》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采取的是权利损害标准，而并非法律利益损害的标准，即只要第三方当事人认为其法定权利受到主管机关决定影响时，就可以提起司法审查程序，而并非以其利益受损害为前提。
第二，对主管机关决定的司法审查。该法规定，如果当事人认为核能主管机关作出的决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或应被撤销时，可以向法院提讼，要求对主管机关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第三，对不允批准决定的司法审查。《核能法》同时规定，当事人申请批准开发和利用核能被主管机关拒绝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对核能主管机关作出的不予批准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二)“阈值”规定的争端解决
德国《核能法》规定，在考虑授予私人核能开发利用权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申请者是否达到“最先进最科学”的标准，这一规定也是到目前为止德国法律当中最严格、最高的技术标准的规定。随后，德国联邦行政法庭对如何确定“最先进最科学”标准作出了解释，规定用“阈值”作为判断是否达到“最先进最科学”标准的衡量依据。联邦行政法庭认为需要对核辐射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阈值在可能引起癌症的阈值标准以下。随后联邦行政法庭对如何确定阈值进行了考虑和调研，最后确定核能开发利用站的核辐射阈值不得超过o．3mSv(1Sv＝1焦尔／千克)，同时规定联邦政府负责根据科学的最新发展对阈值的确定作出更新和升级。
由于阈值的规定将直接对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带来影响，第三方当事人如果达不到规定的阈值标准将无法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或随后生产可能因为无法与更新的阈值标准相一致而被取消，这无疑将对当事人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核能法》规定第三方当事人可以阈值确定过时或过高为由，对主管机关作出的阈值决定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三)损害赔偿责任的纠纷解决
由于损害赔偿责任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因此，德国《核能法》规定了不同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形式：
第一，国家责任。《核能法》规定，当损害是由于主管机关的错误授予决定引起的，国家需要对此承担责任。例如，国家作出决定，批准一项核电站的建设，在核电站建设中或建设后发现，这一批准是错误的，而建设一座核电站可能需要上亿欧元的成本，这时国家应对其错误决定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第二，民事责任。《核能法》规定，当损害是由于核设施的运营者的行为造成的，此时应当由核设施的运营者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也是1960年《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公约》在德国《核能法》中的体现。同时德国《核能法》还对赔偿的限额作出了规定。
三、《能源法》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1998年德国颁布了新的《能源法》取代了之前的旧法，用来规范热电联产。该法旨在规范热电联产企业的权利义务，确保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提供安全、低廉的电力和自然气等能源。此外，该法还特别强调平衡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要求能源的提供必须满足合理利用能源、保证能源可持续开发、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的要求。
《能源法》对能源提供者的资质条件、申请和批准程序、能源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第三方的进入、管理者对能源提供的监管等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外，该法还根据可能产生的争端的不同性质，规定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的争端性质及其解决方式。
(一)行政性质纠纷的解决
《能源法》第18条第一款规定，主管机关有权监管该法被遵守和贯彻实施的情况，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该法的执行。根据这一条款，主管机关具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不仅可以决定哪一个企业可以进行热电联产的经营，而且还可以决定对热电联产经营者所征收的税率。此外，主管机关还可以规定经营者的技术标准，对其经营过程进行监管。可见，该条款赋予了主管机关相当大的行政自，而这必将造成经营者与主管者之者的矛盾和冲突。《能源法》进一步规定，此类争端事由属于行政性质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的行为有异议，应向行政法庭提讼。
(二)民事性质纠纷的解决
在1998年的《能源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协议第三方的进入”(negotiatedthirdpartyaccess)问题。由于热电的提供需要一个庞大的网络，其覆盖的空间范围相当巨大，因此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热电联营的经营者经常会与其他热电联营的经营者合作，共同构建热电联营的网络。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是，第三方的进入是否同样需要主管机关的批准。与欧盟其他国家采取的“规定第三方进入”(Regulatedthirdpartyaccess)不同的是，德采取的是协议第三方进入。德国《能源法》第六部分规定，联邦经济和科技委员会部长有权管理第三方进入的协定，并确定进入后价格的标准。然而，联邦经济和科技委员会部长却没有行使这项权力，相反，他将这一权利给了经济行业者，使这一问题变成了一个自治问题，即第三方的进入由热电联产的经营者相互之间的协商来决定。
由于将第三方的进入定性为自治问题，因此在热电联产经营者因第三方进入合同产生的争端上，也将其归为不同的私人实体之间的民事争端。而各方当事人因此而产生的争端，如果诉讼至法庭，将由民事法庭对其进行管辖。
四、《可再生能源优先法》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2000年，德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优先法》，该法也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的立法。该法适用于风能、太阳能、水能、废水、地热、垃圾填埋厂生产的气体等能源发电，其中用来发电的物质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该法指出公共电网的运营者在购买电力资源时，有义务购买上述可再生能源所发的电力，并支付优惠的价格。这实际上是确立了一项“购买和补偿的义务”，根据《可再生能源优先法》的规定，供电企业经营者有义务将他们的电网与以上利用可再生资源进行发电的装置进行连接，优先使用和购买上述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发的电力，并且向这些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者支付一定的价款，给予其经济的补偿。
《可再生能源优先法》进一步规定即便电网运营商为此必须花费一定成本扩充其电网容量，也被认为是可行的技术。在此情况下，电网运营商应毫无延迟地进行此等改进。该法同时还指出供电企业应优先购买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而不能以传统能源产生的电力已达到其需要为理由，而拒绝使用和购买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
由此而引发的法律问题是，《可再生能源优先法》所规定的供电企业需购买可再生能源产生之电的义务是否违背宪法规定的能源供应者的基本权利?要求供电企业购买可再生能源产生之电并支付补偿，这是否相当于对其征收了一种非法的“特殊税”?
根据德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如供电企业认为《可再生能源优先法》的这一规定侵犯了其经济权利时，可以向德国联邦宪法法庭提出诉讼，由宪法法庭对《可再生能源优先法》的这一规定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宪法法庭并不是解决这一争端的最终司法机构，根据1957年《罗马公约》的规定，欧洲法院有权对成员国的法院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欧盟法在各成员国内得到一致的适用。一旦供电企业对德国联邦宪法法庭作出的决定有异议，可以依据《罗马公约》第234条的规定，要求欧洲法院对德国宪法法庭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然而有学者认为一旦提请审查，《可再生能源优先法》的这一规定将有可能被认为与《欧盟竞争法》第87条相冲突。
五、结语
德国目前不但具有完备的能源法律体系，而且还构建了配套的能源纠纷解决机制，这为德国能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效的能源法律体制不但要保证能源体系的有序运转，更重要的是解决其中的争端和冲突，德国能源立法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中国和德国的能源分配极为相似，两者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却相对匮乏。同时两者都是经济大国，也是能源需求大国，因此德国的能源立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能源法的立法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能源法草案已于2010年底提请国务院审议。我国的能源立法除了构建有效的能源体制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相应的能源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能源法能够顺畅的运行。通过对德国能源法中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建立完善的能源立法体系
建立完善的能源立法体系是建立完备的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提。只有确保能源部门法的齐全，才能保证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健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国能源法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存在于部门法当中，并以部门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德国能源法以《能源经济法》为基本法，由《联邦矿产法》《核能法》《能源法》《可再生资源优先法》《生态税法》等为主体，构成了完备的能源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能源保护的专项立法。欣喜的是我国的《能源法》即将出台，这将成为我国能源立法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尽快修改《煤炭法》和《电力法》，完善配套的专项立法工作，尽快制订《核能法》《石油天然气法》等专门法。只有具备了完整的能源法律体系，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能源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建立完善的能源立法体系是构建完备的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提和立法基础。
(二)区分不同性质的能源争端
德国无论是《联邦矿产法》，还是《能源法》，都对不同性质的能源争端作出了区分，界定了行政性质的争端和民事性质的争端，并规定了不同的争端解决程序。这一区分可以明确争端的性质，为争端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程序，同时也使得这些争端解决条款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节约了争端双方当事人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我国能源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应当对不同的争端性质加以界定，并建立相对应的能源争端解决程序。对于行政性质的能源争端可以借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来加以解决。而对于民事性质的能源争端，则借鉴民事纠纷的争端解决方式，采用调解或诉讼的方式来加以解决。通过这样的区分，将能源争端与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挂钩，既可以节约法律成本，也可以为当事人的争端解决提供便利。
(三)确立不同的责任方式
在德国的能源立法中，除了确立能源企业的民事责任外，值得注意的是还确立了国家的能源责任。众所周知，能源一旦发生事故，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在我国，大部分能源企业为国家垄断行业，如果能源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国家主管机关的行为引起的，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追究国家责任，以确保当事人的权益。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8
【关键词】行政诉讼和解；行政纠纷；适用范围
一、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指行政诉讼当事人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就诉讼纠纷自愿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之后，解决争议、终结诉讼的一种制度。如果案件涉及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案外第三人也可参与到行政诉讼的和解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和解是当事人对行政诉讼标的通过自愿协商解决纠纷，其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是行政诉讼当事人要充分自愿。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目前实践中隐形的行政诉讼调解却广泛存在。确切的说，行政诉讼和解不同于调解，但是二者在自愿性、合法性、非诉性等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传统理论认为，行政权具有不可处分性，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和解通过非讼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有利于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缓解法院压力，提高诉讼效率，最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和解的方式终结行政诉讼，有一定的可行性，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在特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适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大有裨益的。
借鉴域外法的相关经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的理论基础。在民事诉讼中，aDR有其特定的存在意义并被提倡广泛应用，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事纠纷的私权利性质密切相关。在刑事诉讼中，和解也适用于一些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诚然，在行政纠纷案件中，被告是具有公权力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主体上有其特殊性，但在部分行政案件中适用诉讼和解，是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终结诉讼的有效途径。
另外，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在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日趋平等，这都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了可行性。但需注意的是，行政诉讼和解应严格规定案件的适用范围，而且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在进行和解时只能在自己的职责和权利范围内做出让度。日本法学家棚濑孝雄评价纠纷解决机制有四个标准，纠纷的解决、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和代价[1]。那么，若行政诉讼和解得以合法、合理运用，从有效解决纠纷、提高公众满意度、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在解决行政纠纷中有重大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行政案件都可以通过和解的途径来解决。明确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对正确运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至关重要，下面笔者将对此进行简要的探析。
（一）行政赔偿案件
《行政诉讼法》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成立的，应当制作行政赔偿调解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和解可以适用于行政赔偿案件中。
（二）由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相对于羁束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之内，自行决定行政行为的内容、标准以及实施方式。由于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和解，而这也不会与“行政权不可处分”的传统理论相悖。
（三）由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案件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与强制性行政行为相对，指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之内，采用指导、合同、奖励等方式，通过协商、谈判等途径，促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行政行为。由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案件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的情形，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行政合同纠纷案件
行政合同的主要意义在于行政机关以协商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提出要求，会降低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单方的命令性行政安排，目标在于有效实现行政管理，切实维护公共利益。行政合同的本身便体现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性质，这在无形之中为适用和解提供了土壤。
2、行政奖励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纠纷案件
行政奖励分为法定的行政奖励和裁定的行政奖励。对于法定行政奖励及裁定行政奖励中的自由裁量性质的行政奖励，两者均属于涉及行政裁量因素的其他行政行为，前者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赋予，后者的权力来源于组织法的赋予[2]。因此，在由行政奖励行为引起的行政纠纷案件中，可以适用和解。
行政诉讼和解还适用于行政、民事相交叉的行政纠纷案件，由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而引起的行政案件等。只有明确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才能合法有效地适用行政和解，充分发挥和解在解决行政纠纷中的作用。
三、构建行政诉讼和解的模式构想
首先，修改《行政诉讼法》中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的相关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增加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的内容，明确规定行政诉讼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其次，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后，对于任何一方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协议无效，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和解协议无效时，恢复开庭审理。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后，具有与行政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要受到行政和解协议的法律约束。
最后，和解协议达成后，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对和解协议有异议，进而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案件进行再审[3]。
四、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和解有其适用的可行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行政诉讼和解在目前的运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范围限制。因此，我们在看到行政诉讼和解在解决纠纷、减轻法院诉讼压力等优越性的同时，要看到其目前不完善的地方，明确能够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的案件范围和不能够适用行政诉讼和解的案件范围，从而真正发挥和解的作用，化解行政纠纷。
【参考文献】
[1]（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9
要
自上世纪以来，人类以聪明的才智和创造力，利用大赋予的充足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并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但是，人类在追求自身的同时，也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我们环境权遭到损害时，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诸如民事救济、行政救济等等，但归纳起来无外乎私法救济和公法救济。而对于国际环境侵权的纠纷，则通过司法方式、调解方式和仲裁方式来解决，对此，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本文针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的不同作法，对比我国现行环境权的救济制度，提出了一些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建议和看法，以期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使损害得到赔偿，权益得到保障。
众所周知，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当其遭受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既可以援引私法，又可以通过公法，甚至还可以诉诸国际法予以解决。同时，环境权又是一项有限度的权利，其权利的行使是相对和有限的，为此，对其救济也必然涉及救济的方式如何才属正当的。也就是说，对其救济涉及到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利益衡量。这的确让人颇费心思，各国对此做法不一，现分述如下：
一、私法救济
私法救济主要指民事救济。综观各国对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方式，一般是以损害赔偿和排除侵害为主要支柱的，前者重在补偿已经发生的损害，即救济已然；后者则重在排除发生的侵害和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侵害，即防范未然。但在具体运用上，各国仍有所不同。英美法系是以妨碍行为来概括环境侵权的，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其救济侧重于损害赔偿。然环境侵权具有连续性、反复性和不可恢复性，其所造成的危害是累积型的，仅靠损害赔偿有时显难满足权利得以周全保护的需求，于是，“部分排除侵害”制度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出现，其主采用并非完全的排除侵害，如限制飞机不准在某特定时间内起降，禁止工厂不准某特定时间排出废水等等皆是。同时，为了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行，不致因排除侵害而停、关闭，又提出了“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制度。这样英美法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形成了“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代替性赔偿——损害赔偿”的一系列请求权的有机组合，其兼顾企业与受害者双方之利益，较之单一的损害赔偿更为完善。
而大陆法系的德国则是以“干扰侵害”来概括侵权的，其属于所有权的范畴，势必限制企业活动，阻止经济发展。为调和这一矛盾，只好扩张受害人的忍受义务，并在民事救济上援用公法上的损害补偿请求权制度，以填补受害者因公共利益所作的牺牲。于是，在德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便形成了以下：一是为维护共同发展所必要的绝对容忍义务，二是损害补偿请求权的救济（其性质与英美法系的“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相近），三才是排除侵害请求权（因其行使事关经济活动之存废，故适用条件甚严）。可见，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已呈现日趋一致的趋势。
日本是以“公害”一词来概括环境侵权的，其在民事救济上独树一帜，将排除侵害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溶于一炉，同时适用。其在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用上采开放态度，不论受害权利为何，均在保护之列；而对于排除侵害请求权的适用上，则限于法律明文承认的支配性权利，即物权、人格权（主要指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日照权（即采光权）及环境权，并与权利衡量原则配合运用。因为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具有相当的有用性或价值正当性，倘若准许排除侵害，则无异于关闭工厂，禁止生产，阻碍社会发展，为此在排除侵害请求权的适用上，必须兼采利益衡量原则，必须就侵害的性质，受害的程度及侵害是否重大等因素综合衡量而定。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适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要有排除损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以损害赔偿适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是适用损害赔偿的关键，为此，有必要对赔偿范围加以探讨。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树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也应当给予适当赔偿。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其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原因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又难以消除，唯有借助损害赔偿给予精神上的抚慰和经济上的补偿才比较适宜，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公法救济
公法救济主要指行政救济。其救济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环境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二环境侵权的行政补偿。行政处理主要用以解决因诉讼拖延，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其原则上仍然是基于传统民法的原理，行政机关站在调解的立场，出面劝导双方当事人尽早达成赔偿协议。由于其具有解决纠纷时间快，花费小，受害者不必提供其无法提供的各种正式证据（而许多受害往往没有能力提供该证据）等胜过司法诉讼的优点，从而成为当代各国解决环境纠纷的趋势。
我国目前尚未对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作专门立法，实践当中，一般是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处理的。该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这一规定，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机关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其处理方式仅为调解一种。即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居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并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双方签署协议，自动履行协议。这一调解处理的方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调解处理。也就是说，这种行政调解权是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产生的，而且这种行政调解是依照环境规范和有关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纠纷的。其次，这种行政调解处理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包括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两类。再次，这种行政调解处理是以自愿为原则的，主持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只是提出调解方案，尽量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而已。也就是说，调解协议只是当事人相互间意志妥协的结果，行政机关在协议中既无利害关系，也直接体现其意志。因此，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实施环境管理过程中，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一般具体环境行政行为，从而不具有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执行力。也就是说，调解协议达成后，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执行，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它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失败。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还可提起诉讼，请求司法救济。但是，该诉讼只能以原纠纷为标的，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而不能以作出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我国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对这种行政调解处理不服的，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行政复议条例》第10条第三项规定，公民、法人或组织对行政机关“民事纠纷的仲裁，调解或处理不服的”不能申请复议。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居间对民事权益争议作调解处理，当事人对调解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由此可见，我国环境纠纷处理的方式只有行政调解处理一种。该处理方式不具有定法定执行力，而无法圆满解决环境纠纷。
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加以完善。首先，应早日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详尽规定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管辖范围、处理方式及程序等。其次，应依法建立环境纠纷处理的专门机构。该专门机构可分为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地三级）。国家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纠纷事件，以及该处理事件的行为地或危害地分别或同时跨及二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上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环境纠纷事件，以及该处理事件的行为地或危害地分别或同时跨及二地（市、自治州）以上者，各地（市、自治州）环境纠纷处理机构管辖本辖区环境纠纷事件。再次，应增加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方式。除原来的行政调解处理方式以外，再增加仲裁处理方式，以公平、合理解决环境纠纷。同时，在国家环境纠纷处理机构下设国家环境仲裁委员会，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环境纠纷处理机构下设地方环境仲裁委员会，专门处理环境纠纷仲裁事宜。最后，应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环境纠纷仲裁的效力，实行或裁或诉制度，即在发生环境纠纷后，当事人要么选择仲裁，要么选择诉讼，仲裁后不得再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当事人订立了仲裁协议的环境纠纷亦不得再受理。同时，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争议一经裁决即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据此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而行政补偿则主要用以解决因加害赔偿能力不足，受害者得不到适当赔偿之难题。对此，各国大多本着“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对此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排污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等集补偿基金。并设定条件，以实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其具体内容为：对于可能形成环境污染的排污者，按其排放程度提出相当比例的金额组成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的受害者提供补偿；受害人如果因环境污染而遭受损害即可由该基金先行给予相当程度的赔偿。这样，受害人赔偿的实现，至少在补偿基金的范围内不仅不至于落空，还可以尽速获得。这对于弥补民事赔偿制度之不足保障赔偿之实现，不啻是一良策，不过，根据完全赔偿原则，要求就环境侵害原因行为提出全面的赔偿，恐非企业财产所能负担。因此，在论及环境受害行政补偿法制化时，各国对于补偿的内容及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日本就将其公害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健康受害补偿，并特以《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名称冠之。它在使得受害人的健康损害获得及时补偿的同时，不致使企业因此而停业破产，较为成功兼顾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利益。该法对于补偿给付成立的三大要件（即指定地区、指定疾病、暴露期间），补偿给付的七项内容（即疗养费、残疾补偿费、遗属补偿费、遗属补偿慰问金、儿童补偿津贴、疗养津贴、丧葬费），补偿给付的认定和请求，补偿给付的费用和征收，以及补偿协会和补偿异议审查会等作出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它使得受害人的健康损害获得及时补偿，缓和因此触发的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司法实践中，环境损害赔偿一般是通过民事赔偿制度来解决的。然而，因于传统民法的民事赔偿制度却无法解决因加害方支付能力有限，致使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由于环境侵害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其受害者往往为相当地区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其人数之多有时可达成千上万人。倘若如此人数众多的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无法得以实现，就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并由此引起社会动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上述立法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以确保受害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损害可迅速获得合理赔偿，现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补偿基金的筹集，可考虑从排污中提取相当比例组成补偿基金。目前，我国虽然没有排污收费制度，但根据国务院颂布的《征收排污费办法》，我国的排污收费主要用于污染防治，即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然而“谁污染谁治理”不如“污染者负担”原则全面，它仅指污染者应该承担治理污染或支付治理费用的责任，而未包括在承担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防治中污染固然重要，然对受害者因遭受污染损害中得不到及时赔偿，焉能坐视不救？因此，可以考虑从排污费中提取相当比例金额组成补偿基金，受害人遭受损害后，由该基金先给予相当的赔偿，尔后再向加害人求偿，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关于补偿的范围不宜过宽。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十分落后，倘若推行完全赔偿原则，要求就环境侵害行为提出全面的赔偿，恐因财力有限而无法实现。为此，补偿范围不宜过宽，应仅限于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补偿。关于补偿适用的对象亦须有所限制，应仅限于因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毒性化学物质所造成的损害。这些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一般较为严重，而且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侵害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我国经济尚不发达，财力亦有限，只能对这些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其余的环境污染（如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等）所造成的损害尚无力予以补偿。关于补偿的亦只能限于医疗费、生活津贴及丧葬费三种。这也与财力不足而不能给予全面补偿有关，为此只能对受害者最急需得到的医疗费、生活津贴及丧葬费给予补偿。
第三、关于补偿成立的条件可考虑以下三条：1、在指定的环境污染地区；2、遭受因空气、水质及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所产生的疾病；3、而且还必须是在该疾病的暴露期间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者，方可申请补偿。上述条件缺一不可，其认定可考虑由各级人民政府作出；并可考虑在各级环保设立补偿异议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上述认定有异议的事宜。
第四、关于补偿事项的处理，可考虑设置专门机构，即补偿协会，专门负责基金的征收、支付等事宜。
三、国际法救济
国际法救济适用于国际环境侵权纠纷，其救济方式主要有司法方式，调解方式和仲裁方式。
司法方式，包括国际司法和国内司法方式。国际司法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侵权纠纷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方式。由于它具有对诉讼资格要求甚严，诉讼程序十分复杂等缺陷，而少有人问津。迄今为止，在解决国际环境纠纷方面仅受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讼国在太平洋进行大气核试验一案。而国内司法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纠纷提交各国法院解决的方式。它在实践中还未被广泛采用，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受害者是个人而国家不代表个人行使求偿权时，采用国内司法方式以谋求救济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它主要包括跨国环境行政诉讼（即一国居民因另一国行政机关的某种行为，诸如颁发排污许可证或批准建造工厂等，对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损害或在本国或另一国的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和越境环境损害的国内民事诉讼。
调解方式，是指将国际环境纠纷提交给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其公正地查明事实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方式，由于国际环境纠纷在具体责任和损失的估算上往往难以取得的论证，而且案件大多同时涉及个人和国家，二者索赔界限不很明显且缺乏具体明确的法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调解方式，具有双方均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能较快解决纠纷，有利于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友好关系，并能节省费用等优点。为此，不少国际环境保护公约诸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等均对这一方式作了明确规定。
仲裁方式，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将环境纠纷交付双方选定的仲裁者处理，并相互约定服从该仲裁裁决的方式。仲裁方式因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倘若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裁决，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予以强制执行，从而比调解方式更能彻底解决环境纠纷。而与司法方式相比，仲裁方式也因不必受严格的诉讼资格或复杂的诉讼程序的限制，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而被广泛采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施行。
2、《民法新论》王利明等著，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7页。
3、《略论环境保护制度中的损害赔偿责任》，罗典荣等，载《法学》1986年第二期。
土地纠纷赔偿标准篇10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与之相配套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自2006年7月1日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及时抢救了伤者。经过几年的实践，笔者对当前的交强险理赔操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思考。
一、订立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不够明确
当国内汽车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社会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依据国际上“以人为本”的惯例，我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来保障在交通活动中处于弱势的人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这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在交强险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不够严密、严谨的问题和漏洞，值得探究和改进。
（一）无责赔偿问题
2006年最初实行交强险赔偿的时候，国家对机动车交强险财产部分无责赔付400元上限标准。此政策在全国多地发生了很多故意制造假事故现场骗取机动车交强险无责保费的案件。
虽然国家在2008年2月开始执行交强险财产险无责代赔仅100元的新政策了，但是道德风险依然存在。目前各家保险公司有很多修复价值低廉的低档车与修复价值高额的豪华车发生交强险理赔的事故。究其原因，不过是有责车辆修复价格低，无责车辆可以在2000元以内修复。至于有责车辆下一年度交强险保险上浮的10%的保费对双方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小事—2000元能把车修好才是大事。
（二）有责赔偿问题
我国的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责、主次责、同责、无责。前三项是有责。《保险法》对财产险的保险合同内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金赔付也是依据有责进行做出的。两者是一致的。但是在交强险中，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时，即使对事故不负任何责任，也要承担10%的事故责任。为什么这样判定呢？依据是在交通事故中，人是弱者，机动车是强者。依据这个理论，保险公司就要在有责的最高赔偿限额内对伤者进行赔偿。
目前国家规定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金上限是10000元。保险公司在医疗费用赔偿金方面的计算是参照医疗结算票据并结合当地的医疗救治用药社会保险报销比例标准进行赔付，并不是100%的按照医院结算票据全额赔付。医院也只是根据治疗实际用药，不以患者是否需要保险公司赔偿来选择用药。双方的不统一、不一致，导致医疗药费不一定能够在保险公司得到报销认可。事故双方与保险公司就会出现因保险赔偿金额的不满意而发生矛盾的尴尬局面。这样的结果既不利于事故矛盾的化解，也不利于保险理赔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国家设立交强险的初衷是体现以人为本，强制机动车所有者缴纳保险费，保证车辆与人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员有医疗费用保障，不至于使驾驶员因赔不起医疗费而交通肇事逃逸。交强险实施以来，真正发生车伤人的案件并不多，比例也不是很高，理赔金额也不是很高。反倒是车与车、车与物之间交强险理赔超过了人伤赔偿金额。
如果在交强险里面取消对财产部分的2000元上限赔偿，只负责人员伤害医疗赔偿，那么还可以提高医疗赔偿的限额。有利于事故双方的矛盾化解工作，有利于降低肇事方的经济损失，真正体现国家强制立法执行交强险以人为本的观点。
机动车发生与财产有关的事故一并划入商业保险理赔范围内，按事故责任进行赔偿，不仅仅是符合我国《宪法》基础与以责论处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标准、更加符合按责赔偿的社会道德标准。这样，还可以使那些依靠交强险有责上限赔付2000元的那些人没有依靠的余地，必须参加商业保险的三者险。提高国民对保险业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促进国内人民消费，国家也因此能加速经济循环与货币流通。同时也可降低保险道德风险发生的机会，降低违法犯罪的几率。
二、关于酒后驾车肇事赔偿的问题的思考
自交强险执行以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酒后驾车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理赔的标准也不一而同，但绝大部分是拒绝赔付。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因此产生的法律纠纷也是纷繁不止。
最高法在去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五条：“妥善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法惩恶扬善，确保公平公正。要统一裁判思路，从方便诉讼和有利审理的角度出发，对侵权纠纷和相关的交强险合同纠纷案件要合并审理；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形的责任承担上，应当在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同时，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在未投保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上，应当由机动车一方先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其余部分按照侵权责任认定和划分。要依法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坚决制止利用媒体恶意炒作、谎称见义勇为逃避民事责任的行为。”
虽然最高法在解释中赋予了保险公司追偿权，但是，在真正的实践当中，被保险人无力支付或者拒绝支付保险公司的先行赔偿金不在少数。即使保险公司握有法院判决书在手，被保险人仍然不会履行责任，而保险公司则陷入了两难境地。深究其因，我国的个人诚信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社会上产生“老赖”们的最根本因素。
酒驾与无证驾驶都是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保险法》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违法造成的保险事故是据绝赔偿的。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快速缓和交通事故双方的潜在矛盾，转嫁了社会风险的方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这也同时给了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人酒后驾车的无形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是保障，这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人是不公平的，这对那些遵纪守法的驾驶员与车辆所有者是不公平的，这对先行垫付赔偿金的保险公司也是不公平的，这对社会公德来讲，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如何处理酒驾或者是无证驾驶的人肇事后的医疗费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