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定义篇1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学者关于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观点进行对比归纳，以助于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理解。税收信息化给税收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是目前税收管理方面的研究重点。但迄今为止，对于税收信息化，国内外尚未有统一公认的定义。
关键词：税收信息化定义内涵
一、问题提出
税收信息化作为一种信息化发展过程，给税收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近年税收信息化发展迅速，目前正处于税收信息化一体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尽管税收信息化是目前税收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多，但众多专著和论文中缺乏专门针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讨论，大多仅仅简单提到税收信息化一词，重点多放在研究税收信息化的目标、不足、改进措施方面。作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人们对它的认识很不统一，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并且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概念。本文试图对学者对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观点进行对比归纳，以助于对税收信息化定义和内涵的理解。
二、税收信息化的几种定义
随着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税收信息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征管电算化、税收电子化、税收信息化这样的名称变化体现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与税收信息化相关或类似的学术名词还有信息化税收管理、税务信息化、税收管理信息化，它们之间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都是信息化，所以这里不多加区分，仅以税收信息化一词涵盖。通过对已有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下文总结出了税收信息化定义的三种类型。
（一）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方面的应用
谭荣华认为，信息化是指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税务信息化沿用信息化的一般概念，可以定义为，是指税务工作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税收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税务现代化的过程。谭荣华主编的《税收信息化教程》大篇幅介绍什么是信息化，但并没有关于税收信息化的确切定义。
曾国祥在其主编的《税收管理学》中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通过互联网、内联网和外联网技术，实现税收管理职能的电子化处理，为各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提供税源管理、征收管理和稽查管理服务，为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税收信息服务、税收信息咨询和涉税指南服务。
曾飞、葛开珍更强调税务信息化中的信息化特征，他们认为税务信息化最重要的内涵或精髓在于，构建一个“虚拟机关”，即跨越时间、地点和部门的全方位的税务综合信息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使税务机关能够有效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并将其整合到税收管理中去，实现税收管理的目标；税收信息的公开和可获得性，使全体税务人员能够更容易的获得各个方面的信息，提高税收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李晶同样从信息化的角度对税收信息化进行定义，并对税收信息化特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她认为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真正完善的税收信息化，具有纳税申报、税款缴纳、文书传递、信息反馈、入库催缴、税务稽查、会计统计等税收服务功能，以及意见征询、广告宣传等其他功能，多种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最终实现共享和传输汇总。
税务机构是信息化各领域中信息技术的最大应用者之一，税收信息化也是信息化的重要前沿领域。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信息化这一更广泛的概念范畴，对税收信息化下定义。比较起来，它们属于狭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不足之处，强调信息技术在税收工作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信息技术条件下，信息化所带来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二）信息化是一场税收征管革命
税收信息化不单单是简单的把手工操作移植到计算机上，而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一场税收管理革命，涉及到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不同层次机构事权的重新调整。税收信息化=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信息化。许善达强调税收信息化首先带来的是税收征管的变革。税收信息化从技术上保证了上级部门能及时获得真实完整的基层征管信息，为分解和上收税收执法权提供技术依托。
圩岸认为，税收信息化作为一场税收征管革命，其内涵可概括为“人—机器—人”，主要由两个有机部分组成，先是机器管人，获取详尽、准确、全面的税收信息，不受纳税人、执法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其次是人管机器，培养合格的执法者，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最终实现税收管理的信息化。
胡小宁、钟玲认为，税收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对税务机关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方式的重组和改造。通过重组和改造，使税收征管体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使税收管理从金字塔式的管理向扁平化的结构转变。
上述定义的共同点在于，相比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税收机构重组、业务重组，更注重信息化所依法的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该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强调税收征管的改革创新，忽略了税收管理的其他部分。现阶段我国进行税收信息化的主要措施是进行税收信息一体化建设，实现建立“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四个系统”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收征管系统仅仅是四个系统之一，另外还有税务行政管理应用系统（包含办公自动化、人事管理和行政监察），外部信息管理应用系统（进行外部信息交换和纳税服务）和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利用税收信息进行税收分析和决策）三个系统。上述定义在强调税收征管革命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税收行政管理、纳税服务、税收决策等方面。
（三）税收信息化是信息技术支持下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
江苏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认为，税收信息化应定义为，是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税务管理，深度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水平，并由此推动税务部门业务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塑，进而推进税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过程。
这一定义至少应包含以下内涵：税收信息化是税务管理改革与信息技术运用相互结合和互相促进的过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在税务管理中广泛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税收信息化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管理创新的过程，将引发管理变革，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文观念、组织模式、管理方式和业务流程；税收信息化的核心在于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只有广泛采集和积累信息，迅速流通和加工信息，有效利用和繁衍信息，才能通过信息资源开发提高管理、监控、服务效能；税收信息化以实现税务管理现代化为目标，它既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又是管理现代化有机的组成部分，因而税收信息化不仅包括税收征管业务的信息化，还应包括税务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李伟认为，税收信息化的主要内涵在于，建立新形势下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和税收管理制度，完成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支持下的征管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为纳税人服务创新和经济调控手段创新。
税收信息化涵盖的内容包括：税收信息一体化；重大信息化工程项目运行管理和维护；新增项目和升级项目的总体设计、开发管理、技术维护；数据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科学决策服务；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升级；制定整合策略，不断整合出现的新应用系统；建立日常工作制度、管理技术队伍和社会技术资源利用的渠道和机制；技术创新和基于信息化的制度创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罗伟平认为，税收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优化税务管理业务流程，整合、深度开发利用涉税信息资源，以提高税收决策质量、税务工作效率，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服务。它主要包括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和征收管理手段电子化、税务机关同外部协作单位之间信息共享、税务机关同纳税人之间双向信息互动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这种定义不但包含了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也包含了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属于一种广义上的税收信息化定义。它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与税收管理制度现代化相近。税收管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过程，是税收信息化的总目标。税收信息化是税收管理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
三、结论
税收信息化作为信息化发展过程，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二是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存储和信息资源的使用，提高管理、监控、服务的效能（信息化带来的税收征管的变化）；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影响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税收管理制度的创新）。以上三种类型的税收信息化定义，一定程度上也是税收信息化在不同层次的概括。
税收信息化是信息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政府部门的其他信息化，和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对税收信息化做出公认的定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几种税收信息化定义进行对比分析，力图厘清税收信息化的定义和内涵，以有助于对税收信息化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谭荣华.税收信息化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收信息化研究[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3.曾国祥.税收管理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曾飞，葛开珍.国外税收信息化管理的经验及借鉴[J].税务研究，2001（8）
5.李伟.新时期税收信息化工作实施策略[J].税务研究，2002（8）
6.江苏省南京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税收信息化的发展目标与实施策略选择[J].税务研究，2002（12）
7.李晶.税收信息化应着重解决的若干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8.钱冠林.税收信息化是中国税收征管的一场革命[J].中国税务，2002（3）
9.许善达.税收信息化是贯彻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方针的必要条件[J].中国税务，2002（3）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2
关键词：信息社会主义；技术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48-05
信息社会主义是以一种复合了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新社会形态理论。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础性视角，它们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了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对于当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可以从技术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整合性视角进行，因为这种复合的视角可能会更好地把握社会形态的时代特征。“研究一个社会中的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关系，尤其是对其加以整合性的把握，是了解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分析科技革命对社会形态影响的一种新视角”。[1]
一、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
形态的关系
技术社会形态是指“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类型”。[2]对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依次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四种技术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从生产关系（经济社会形态）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了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它的第一阶段），它也被称为“五形态说”。
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我们既不能简单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认为，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也不能简单的认为经济社会形态可以包含技术社会形态。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是交替出现的，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和决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两种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
首先，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但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分析，可以认为技术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社会形态，因为技术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的代表，经济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的代表。正如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列宁也说过：“蒸汽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4]历史上的技术社会形态演变都会对经济社会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演变具有牵引作用。从社会形态理论的视角看经济制度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就可以看到经济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演变所具有的牵引作用。例如马克思指出，英国所制定的工厂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在加速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从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角度看，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产生后，才能为新的技术和科学革命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才能为新的技术社会形态产生创造条件。西方学者卢卡奇通过研究近代科技发展的社会根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关系。霍克海姆也认为科技活动与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密不可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的结果。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制度的变迁，就不会有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因为“产业革命其实是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5]通过上述观点分析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直接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推动作用，深层原因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导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为了寻求更多的全球垄断利润而导致战争和因战争需要的信息技术产生和发展，再导致信息产业革命，最后促进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最后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非线性和非同步性。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除了受到技术社会形态的影响外，还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激化程度的影响。所以在阶级社会里，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受阶级力量、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比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受到每个国家所处时代的国际环境影响和制约。所以在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基础上，不同国家可以建立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在相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基础上，相同国家可以建立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在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它可能处于较高的经济社会形态阶段；在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它可能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形态阶段。例如：新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处于半农业社会半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却比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
因此对于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我们需要辩证地去理解，不能采用单一的视角去判定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而是需要采用一种复合的视角来研究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
二、复合视角下社会形态的多样性
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都是以不同的视角分析同一个客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包含多种经济社会形态，或者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包含多种技术社会形态，正如前文所分析，采用单一视角无法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那么当我们采用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视角是否能更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呢？采用复合视角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征，所以采用复合视角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复合视角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不同技术社会形态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复合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分析。在历史的社会形态发展历程中，农业社会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较好的匹配性，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较好的匹配性。因而可以采用农业奴隶社会和农业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这几种复合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特征。与之相对应，如果把农业社会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复合，把信息社会与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复合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各自对应的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不具有匹配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
第二，复合视角的原则是不能超出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所能相互包容的范围。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采用复合视角来研究它们前，我们需要明确，这种复合是以“适合”与“不适合”的原则来进行，而不是以“可以”与“不可以”的原则进行。对于两种形态之间的相互包容关系，国内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图表所示，从适合的角度分析，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关联度“强”当然最适合采用复合视角来进行社会形态研究，例如可以复合为：农业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主义；从适不适合的角度分析，如果复合为信息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主义就不太合适，我们认为这种复合视角既无法准确把握社会形态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也很不匹配。如果从可不可以的视角分析，以下三种技术社会形态与三种经济社会形态都是可以复合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划界，“社会形态也不是纯而又纯的，每一个社会也有前一个社会的遗留和后一个社会的萌芽”。[6]所以我们认为在表1所介绍的几种形态之间采用复合的社会形态研究视角是可以的，但是其中有些复合视角在当代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是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的。表1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联模式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封建社会强中弱资本主义社会中强中社会主义社会弱中强图表来源：陶文昭《论信息时代的两制竞争》。第三，复合视角在高级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更强的匹配性。如图表所示，信息社会这一技术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具有更强的匹配性，信息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匹配性相对要弱一些，而信息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匹配性最弱。图表中的划分方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信息社会代表着高级的技术社会形态，它所具有的特征是开放性、共享性、互联性和创新性。从封建社会的特征分析，封建社会提倡国家私有制、封建迷信、极端保守主义和阶级特权，这些特征与信息社会的特征基本上都是相斥的，同时也与现代的技术社会形态相背离，所以如果采用信息封建社会这种复合视角研究社会形态，将会构建封建社会的乌托邦，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从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资本主义提倡经济利益至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垄断主义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断创新等，这一经济社会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社会形态有相对较好的匹配性，采用复合的视角一方面可以较好的把握在信息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看到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的积极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较清楚的看到两种社会形态相互排斥的消极的一面。从社会主义的特征分析，社会主义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财富全民共享、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特征与信息社会的特征具有很多共同点和深层次的高度匹配性，所以对于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特征的把握，可以采用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即采用信息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视角。
三、信息社会主义的实现可能性
信息革命之后的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全世界都带入了信息社会，随着社会信息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实现，信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也将产生。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信息社会主义的外部表现，而社会信息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实现是信息社会主义的内部表现，以辩证法的视角看，只有当内外部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合二为一后才能真正称之为信息社会主义的实现。特此以中国为例，全方位地分析信息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信息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在中国与日俱增。中国信息化发展速度全球第一，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从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Ⅱ）研究报告》[7]中的数据显示，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技术指数从2000年起一直呈增长趋势，截止到2011年底该指数已经达到098，比2000年0646增长了52%；另一方面，从2000—2011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分析，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也是逐年递增，截止到2011年底该指数已经达到0732，比2000年0494增长了48%。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随着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的深度融合，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明显，我国信息产业逐步摆脱了过去的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自主化能力差、产业结构落后、市场竞争能力差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行列。
其次信息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宏观上看我国的信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8]显示，截止到2012年年底，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7万亿左右，比去年增长19%，其中网络广告市场消费达到了700亿人民币，比去年增长40%。从我国的信息消费群体看，截止2012年12月底，手机网民达到42亿，占网民比例由上年的693%升至745%，手机作为第一大网络终端地位更加稳固，这一群体对于信息经济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信息资本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信息资本逐渐成为最具威力的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再次中国的电子政务更加民主和高效。信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特征是政务管理的高效、透明、民主，让人民充分享有对国家行政管理的知情权、发言权、投票权等方面的民利。从有关部门宣布1999年是中国政府上网年到2013年已经有14年的历程了，如今政府的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共享，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官民之间的有效互动中增进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政府也广泛采纳群众的意见避免了一些可能错误的决策。在当今中央提出的“老虎与苍蝇一起打”反腐号召中，群众通过新兴的信息通信交流平台“微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协助中央惩治了一些大的和小的贪官污吏，大大震撼了贪官们的神经，有效扼制腐败广泛蔓延的势头。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加强了政务管理的信息化，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人民更好地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国家的政务管理也更加高效、民主和透明，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最后中国社会整体信息化程度逐渐提高。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比较还是有较大差距，但是把中国的今天和昨天比较，我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还是处于上升趋势中。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看，中国已经开始运用信息文化这一文化与科技整合的新兴文化形态，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中国的信息文明建设。在计算机通信技术的支持下，文化的传播方式已经超跃了传统媒体技术，它能更有效、更准确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给国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民的行为方式。从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看，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丰富多彩，上网人数增加，上网时间延长，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张，这些变化说明中国没有因为信息化的发展加剧“数字鸿沟①①即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由于对信息的获取、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产生实质性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并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而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扩大，反而是对这一矛盾有所缓解。国民的信息化生活方式有：使用即时通信软件进行信息交流、通过搜索引擎收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免费下载或者收听网络音乐和收看网络视频、通过网络游戏来休闲娱乐、通过微博、收看和学习最新的观点与知识、用电子邮件与全世界的朋友交流、通过网络购物来满足全家人的消费需求、通过网络文学平台免费阅读和撰写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让个人和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资金转移和支付、通过在线旅行预订享受最经济的旅行体验、借助网络的互联功能聚集大家的购买力来团购最实惠的商品、通过网络炒股繁荣中国的虚拟经济市场。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在性别结构上，中国网民中男女比例为558：442；在年龄结构上，10岁至39岁之间网民最多，占797%，而在40岁至60岁以上网民比2011年要增加24%；在学历结构上，高中以上占534%；在职业结构上，除学生以外的网民占749%，其中公司白领和个体工商户占较高比例；在收入结构上，网民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人群所占比例继续提升，达到467%，相比2011年提升了65个百分点；在上网时长上，2012年中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05小时，相比2011年提升18个小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借助信息化生产方式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信息社会主义提倡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低碳的生产方式，它彻底告别了传统行业的高污染高排放的非生态化生产方式。而中国实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提倡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实行信息化的生产方式，这也说明了中国与信息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
综上所述，信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复合视角下的又一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形成和实现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一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把握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所呈现的新特征，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拓展，有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维护，从而有力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肖峰走向技术形态与经济形态的整合观[J].河北学刊2004（1）：41-46.
[2]赵家祥社会形态概念新议[J].现代哲学1986（4）：57-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4]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3.
[5]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北京：三联书店，2001：210.
[6]陶文昭论信息时代的两制竞争[J].社会主义研究2006（1）：113-116.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3
关键词：全球化；后现代；设计
后现代主义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当今引人瞩目的思潮。如果说当代全球化推动了从现代工业文明向信息化或后工业化文明转型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在划时代的文明转型中则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性质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潮流，它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就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言，全球化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突出着人类共同的价值，也带来了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而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关注，不仅具有独特的视角、方法和途径，还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与当今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1]（p2），这使它成为全球化的时代哲学。从哲学上反省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否定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理性，批判西方中心论、形而上学二元论和绝对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当展趋向，从而形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和有机联系。一方面，全球化的当展为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全球问题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求从哲学上和思想领域回答和解决。而后现代主义对当今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对时代问题的探索，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建构新文明形态的认识，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哲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将常常发现：只有问题之解决所需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正在形成中，问题本身才出现。”[2]（第2卷，p22）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改变了完全被意识形态预定的思考方式，其思想影响已渗透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与之相应，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从根本上看，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二元对立，如精神──物质，物质──非物质，个体──整体，主观──客观等等，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中正在消融。后现代主义不使用“超越”，“超越”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具有创造力，而上帝早在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尼采的学说中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更不喜欢超人，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源于它要超越一切，而拒不承认人的有限性，否定人是条件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宣称“人之死”的同时，便舍弃了超越性，而选用设计（design），因为这个词在后现论家看来，尚无形而上学之嫌。
我们对设计一词的阐释，目前尚无法跳出传统的语言范式，否则很难理解它的双重内涵与人和社会及其文明的关系。前人依据二元论，把图样、机器、建筑、服装、场地等设计，归结为物质性的；而把目的、意向、计划、意图、谋图以及自我等设计，纳入精神范畴。在我看来这两种设计的过程具有相互渗透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设计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形成和信息产业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时代。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开始从现代工业化向当代信息化或后工业化的转变，即从注重物质材料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注重知识和信息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深层次上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设计本质和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我们通过工业化与信息时代的后工业化之比较，可发现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设计，正在走向后现代化。
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设计之比较
（一）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蒸汽机；信息时代的后工业化设计和发展的动力源是计算机。二者相比，前者形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增强或潜代人的体力。战胜自然、追求产品设计的精确性和高额利润，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了思想观念上的启蒙理性──工具主义、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本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人定胜天的思想和机械化的原则，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趋向；后者形成人与知识、信息和数据库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增强或代替人的脑力。信息时代计算机的应用拓展了人类对世界、宇宙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传统的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心主义的观念受到了全方位的颠覆，非中心化、边缘、无主体、无序、无确定性、非连续性的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了与现代性相对的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和思维观念。
（二）设计的脑体劳动不同。
工业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蒸气机的设计和发明提高了生产力，使体力与动力相结合，逐步实现了社会化的物质生产。与之相应的价值规范，集中表现为精确性、系统性、同质性、标准性、一致性、永恒性和逻辑上的实证性。这种现代性的规范原则，本属于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由于现代性的膨胀，将其极端地推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滋生了教条主义、权威主义和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由此引发了后现代的质疑。而后工业化、信息化设计过程中的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运用知识和信息的脑力劳动。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知识信息的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由于后现代设计强调知识和价值的异质性、多元性、多样性、协调性、和谐性、依存性、复合性、关系性和互惠性，这对于改变现代技术主义的专制理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设计的时空自由度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工厂，工厂（冒烟）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中心和现代社会的象征。后工业化设计和生产的“基地”是信息网、数据库等公用信息网系统，它是信息社会的象征。二者相比，前者从产品设计、生产到销售，其周期长，生产经营活动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后者从设计、生产到传播不仅周期短，速度快，而且能够覆盖全球，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代工业化的设计和生产始终遵循着传统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来开发有限的资源，其生产活动带有极大的摧毁性，这一局限使它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其中心理念突出反映为：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而后现代设计和生产不仅克服了传统时空范畴的局限性，还突出了全球化背景下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绿色和平和无烟生产是信息社会的表征。
（四）设计的主导产业不同。
工业化设计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包括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商业，劳务）；信息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主导产业是“智力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成为智力产业的核心。知识和信息在智力产业中比资本和物质更重要，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权力的源泉不再属于由少数人控制的资本，而是由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信息。现代农业的设计和运作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和石化产品，这类有毒性物质的大量投入，使粮食中的一系列物种正在退化，而土地和粮食的有毒性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现代农业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目的，现代增产的理念并没有“把农业运作中所付出的社会的、资源上的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计算在内”[1]（p189）。现代工业更是如此，gnp的增长实际上包含着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而技术的滥用往往导致的是“浮士德式的困境”，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对立，现代社会全面病态化。现代第三产业也不例外，货币崇拜和消费主义，把道德出卖给了魔鬼，跨国经营垃圾成为全球贸易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种畸形的倾销，能够冲破重重“贸易壁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象在贸易领域中的反映。信息化时代后现代设计的产业，将以关爱土地的精神，关爱自然的精神和关爱生命和健康的精神，运用创造性的知识和技术增进人与整个环境高度互补的关系，后现代所设计的“阳光集约型农业”、“稳态经济”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改变“那种旧的为了摄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加以控制和操作的价值观”。[1]（p196～197）
（五）设计生产的资源形态不同。
工业化设计生产的资源主要依赖于自然界，依靠自然物质材料从事生产和经营。目前，自然能源问题已成为工业化生产的主要问题。而信息时代的后工业设计和生产的资源则是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即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已成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战略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克服和解决全球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知识和信息并非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唯一资源，但确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后现代非物质形态资源的设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观念，而是人造科学的观念，自然科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本然的样子”，人造科学关心的是“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3]（p6）从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看，人造科学是自然科学的有益补充。传统的自然科学由于强调工具理性往往排斥艺术性，而人造科学试图把科学和艺术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相统一。美国英特尔公司依靠集成电路的发明者罗伯特?诺斯等课题组的智力，在1968年以250万美元起家，12年后，该公司的年销售额高达8.5亿千万美元。可以说，没有知识和智力的信息资源，这家公司是不可能腾飞的。当然，由于现代经济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原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反人道和反人类的设计、生产和消费必然把社会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后现代设计则力图把两者统一起来，就全球范围看，其影响不只是在治理全球问题中已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趋势，对此，值得跟踪研究。
（六）设计的思维方式不同。
工业化设计和生产属于物质资料劳动密集型生产，突出的是“力”和“刚”，对“力”和“刚”的崇拜，源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不断强化和征服本质，它所设计和生产的钢铁、机床、机车、坦克、大炮等硬性产品是这种阳刚精神的物质表现，代表了征服自然、征服其他民族的意志。尽管它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财富却集中在世界少数人手中，地球上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力”和“刚”作为现代产品的基质特性，在它的规范下，起着能否生产和怎么生产的作用。对主体而言，“力”和“刚”的强度成为判断产品性能和价值的尺度，用这种尺度看待生产、社会和世界，在认识上往往把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简单化。由此所导致的绝对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东地区的动荡、民族矛盾的加剧和局部战争与这种误读（misreading）式的思维方式并非毫无关联。而后现代主义洞察了这种局限性，后现论家倡导后工业设计和生产必须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走知识和信息集约型的生产之路，其目的在于以“微软”性的产品改变现代工业的副作用。它所从事设计和生产的芯片、计算机软件、纳米器件、光电子或微电子通讯设备等智能型高科技产品，对推进工业文明的转型和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决定着主体在认识上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看问题。换言之，后工业化生产中的基质特性决定了主体必须放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二、后现代设计的全球化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现代设计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知识化。
信息化是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主要特征之一是知识化，全球化实际上是知识化的社会背景，而后现代设计则是全球知识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起着如何知识化或怎样知识化的作用。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看，信息化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没有知识，信息就无从生产、传播和利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信息是知识的翅膀，知识是信息的原母体，知识通过信息化的生产和传播，成为信息社会的生产力。从后现代设计与知识的关系看，后现代设计把知识理解为社会的决策资源和轴心原则。[4]（p26）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使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生产要素和社会的轴心结构，后现代设计追求知识的力量和合法化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知识“能够转变到许多不同的和各种各样的环境中”[5]（p101）。这种跨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在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是，每个社会都依靠革新而生存，而知识已“成为革新的发源地”[5]（p102），从而使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蕴涵着的知识和信息，人们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将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而降低。后现代设计的知识化改变了知识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传统观念，恰如思想心智受制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将随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日益突出而淘汰。全球化的发展使后现代知识在实践中又具有了多元化的互换性并改变着传统的知识本质，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知识失去了它的传统价值”，“知识能像资金一样流通”。[6]（p21，23）从根本上说，后现代设计的知识观念代表了当代全球化人们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认识水平和全球化的价值趋向。
（二）数字化。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它在信息化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信息由0或1的数字形式通过数字网进行传输。0或1在后现代设计者的头脑中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数字化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分类和供求的关系方式；其二，资讯规模的全球化，在客观上决定了知识必须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使知识成为可操作的资料；其三，数字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跨界”作用。后现代设计家们断言，凡不能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知识都将被淘汰，因为他们无法“跨界”；“今后，知识的提供者和应用者要具备将知识转化成计算机语言的工具和技巧，无论他们是创作，还是研究”[6]（p23）。其四，数字化的全球化既有益于全球民主化的推进，又必然引发民族国家为争夺资讯控制权而展开的新的竞争。这既是数字化的悖论，也是它的竞争机制。总之，数字化技术能够把文字、语言、图像、声响等信息文献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数字信息，通过光缆通信、卫星通信等信息系统，把覆盖空间的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工作站、数据库、用户终端联为一体，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它对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系统化。
系统化是信息化发挥综合效能的重要组织。后现代设计的系统化把语言、思考和输出三者视为有机的系统，强调主体与环境和思考对象的互动关系。后现代化的系统化不同于现代性的系统化。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机械主义的，机器是社会的中心，人是机器系统中的一个可更换的零件；后现代性的系统化是有机主义的，其价值在于把人脑思维与计算机思维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运筹学的分析法、资讯传播学的理论和信息技术，把小系统整合为大系统，以发挥大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效能。后现代的这一设计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c4isr的问世。[7]（p233）其意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人类超空间的通信沟通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从根本上说，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水平决定着信息化的程度。后现代信息系统化的观念和技术力图把各种系统一体化，从海洋到陆地，从太空到地球，从计算机网站到家庭电脑都连为一体，形成全球信息网络化，从而彻底改变西方对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专制垄断。
（四）趋同化。
趋同化是后现代信息化的综合特征。信息化的趋同化除了数字化和有机系统化的同一化（sameness），还突出表现为知识社会的趋同化。知识社会的趋同化要求把知识变成信息社会的生产力，知识信息已成为产品设计、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和市场策略的共同要素，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总结和来源。信息技术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并成为信息经济中的共同属性，但知识不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它既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需要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财富。而全球信息化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实现，因而信息化的趋同化是知识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创造财富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这种特征愈加突出。后现代化设计的知识社会趋同化，强调知识信息是集体产品而非个人产品，对信息知识的投资、生产、经营和消费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互助互惠与消除不平等和私有制是后现代社会的构想。后现代设计家们希冀用这一构想去改变现代性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社会现实，把现代性建构的“社会从属于经济的关系”，转变为“经济从属于社会的关系”，使“人与物的关系”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扭转。当然，后现代设计家们也注意到了当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不确定性的因素与区域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交织缠绕，使得信息社会的趋同化变为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尽管如此，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设计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国信息化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呈现出组建全球信息化基础结构的新趋势。
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交互影响，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念，两者的互动作用把当代世界带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
参考文献：
[1] d.r.格里芬.后现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karlmarx.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m].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0．
[3] 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 bell，daniel.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m].newyork：basicbooks，1973．
[5] nicostehr.knowledgesociety[m].sagepublicationltdlondon，1994．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4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时代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5）16-0065-02
1引言
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视频、微公益、微课……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步入“微时代”。“微时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术语，而是一个蕴涵着文化传播、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多种复杂语义的时代[1]。微时代不仅改变了信息交流方式、人际沟通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模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那么高校如何顺应微时代的发展潮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规避新媒体的消极影响，主动探索和创新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载体和新路径，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2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微时代，传播技术、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日益现代化和多样化，无疑如同其他新兴科技一样，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发挥着“双刃剑”作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微时代微媒体的广泛应用，创新了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载体和路径。首先，微时代信息传播内容的立体性、生动性、及时性，迎合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也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使其教育内容变得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微时代信息传播的交互性推进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微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是在双边甚至多边互动中得以进行的，利用网络信息的交往性，教育者可以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认知态度，从而针对具体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通过博客、微信、QQ等方式，就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思想交流，使学生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的话语权，更有利于建立融洽、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与自觉。
另一方面，微时代微信息的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微时代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传播真实度的不可控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首先，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西方国家的各种腐朽思想、极端的言论和不负责任的指责，有损国家和执政党的正面形象的言论充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在新媒体环境下一些社会网站为了增加点击率，吸引受众群体注意，在网上编造和传播谣言，以赚取群众的眼球。同时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炫富、炒作、相互斥责甚至辱骂的低俗言论，使网络变成个人情感喜好宣泄的垃圾场。
大学生处在价值观的形成期，辨别信息真假的能力较弱，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相信错误信息，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有害信息的传播者并受其影响。同时，微时代教师和课堂不再是大学生接受价值观教育的唯一渠道，对于沉溺于网络世界的他们来说，可以凭自己的主观喜好和意愿，在网络世界里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言论导师”，这势必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面对微时代的信息交互与开放、复杂与多元、现代与低俗，在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接受系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时，会误导心智尚不成熟的他们，严重的话还会误入歧途。
3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的路径选择
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微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碎片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求正确解读和识别媒介的信息时，必须具备“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这样才能够合理选择和使用媒介，理性参与信息的传播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高校应发挥教育功效的引导作用，通过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将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内容融入课堂教育，加强学生自觉的网络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自律意识，推动大学生与网络的良性互动，提高正确运用媒介的能力。
创新微时代“主客体间的双向关注”模式在微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主动与学生建立起一种“主客体间的双向关注”模式。一方面，教师通过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议程设定，在微博、微信、QQ上与学生分享各种社会热点新闻，引导他们对所分享的内容进行客观解读和评论，从而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教师主动关注大学生的微博、微信中朋友圈的内容，了解他们关注的内容和感兴趣的话题，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常对青少年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予以评论和引导。这种“主客体间双向关注”模式，打破了师生彼此间的思想隔阂，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更容易被其接受，同时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积极提升微技巧，增强校园“微文化”建设高校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善于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积极创建校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微文化”阵地。一是增强校园官方微博的建设。由于高校微博形式和内容的“官方化”，造成高校微博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高校需提升微博建设的技巧，重新发挥微博影响力。具体来说，高校官方微博应把教育的内容与学生的需求结合起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做到“急大学生所急，想大学生所想”，摒弃陈旧的话语体系，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民化的网络语言，以符合大学生认知习惯，从而引起学习兴趣，以此激发学生的思想共鸣和价值认同。二是在学校的相关网站增设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专栏，报道大学生身边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建立校园微信、院系微信、班级微信、社团微信平台，利用手机定期发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形成以网络为平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隐形教育培养模式。参考文献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5
[关键词]角色对话；编码。解码；信息传递；隐合信息
对话是对话参与者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言语活动，是对话参与者之间信息传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双方平等地进行对话，既是表达者，又是接受者，形成一种双向的信息沟通。
信息传递过程包括表达者的编码过程和接受者的解码过程。表达者运用双方共同了解的言语代码进行编码，把信息通过信道发送给接受者，接受者通过解码接受传递来的信息，并发回反馈信息，这就完成了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编码或者解码存在障碍，都将造成信息传递的中断，从而影响言语交际。因此，对话活动中的信息传递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表达者进行合适的编码，也依赖于接受者的正确解码。
一、合适的编码是信息传递的基础
表达者和接受者都了解言语代码的规则并不能保证信息传递就能够顺利进行。因为信息传递是一种双向的活动。表达者组织言语材料，进行话语编码，只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个环节。只有当这种话语编码传递给接受者，经接受者解码后，信息传递过程才能真正完成。编码作为信息传递过程起点的关键地位也就显而易见。
言语交际总是在特定的言语环境和特定的对象中进行，并且要达到特定的言语目的。为了使信息传递得以顺利进行，表达者必须进行合适地编码。只有合适的编码才能保证信道的畅通，正确的编码并不一定能完成这种使命。合适的编码是指适合于一定的言语环境，适合于一定的交际对象和言语目的的编码。一言以蔽之，即适合言语规律的编码。
二、根据具体语境进行合适地编码
语境，就是运用语言的具体环境。平常说语境，一般是指使用语言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说话的上下文等，主要是言语活动的现场，通常称为狭义的语境。此外，使用语言的时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表达者的职业、性格、习惯、修养等，通常称为广义的语境。为确保信息传递的正确性，表达者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合适的编码，消除不合适编码给接受者造成的解码障碍，方可减少信息传递的失败或失真，确保言语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话剧《家》中有这样一段话：
鸣风(平淡里埋着失望的声音)：我又来啦。
觉慧(烦闷地)：怎么又来，你?
鸣风(沉痛)：我舍不得你。
觉慧(委婉)：鸣风，你不要再搅我吧!我有事!
鸣风(轻声，哀哀地)：我不是来搅你，我就想再看你一眼!
觉慧(温和而肯定)：不!
鸣凤(凄恻地)；就一眼!
觉慧(恳求地)：不，我真的有事啊!鸣风，你好好地回去吧，走吧!
鸣凤(含泪地)：那么我走了。
觉慧(安慰地)：走吧，不要再来了。
鸣凤(沉痛地)：不来了，这次走了，真走了。
鸣凤得知自己将成为姨太太的命运，决心以死反抗，死前向深爱的觉慧诀别。鸣凤的言语编码是正确的，却不是合适的，当时觉慧正急于赶稿子，没有注意到鸣凤的异样。这种言语环境的影响使得鸣凤的话语信息不够明确，在传递给接受者觉慧后，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鸣凤诀别的话语在觉慧听来似乎是来倾诉衷情的。这种言语环境干扰了信息的正确传递，觉慧并没有从鸣风的话语中捕捉到诀别的信息，因而委婉地拒绝了鸣凤的请求。鸣风不合适的编码造成了信息传递的失败。
三、针对具体角色进行合适地编码
言语交际中的角色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具体的、个别的，这些具体个别的角色受各自的思想修养、职业、经历等条件的限制，也是各具特点的。因此表达者在编码时应考虑到不同接受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言语材料进行编码：如果接受者是个知识分子，选择俚语、土话作为编码材料未必合适，如果接受者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编码时就不宜采用高科技领域的专业术语。接受者解码依靠的是自身的经验。因此，为确保信息传递的正确性，表达者要具体角色具体分析，再选择合适的编码，才可以减少信息传递的失败或失真。现以《龙须沟》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春：娘子，四嫂，得预备一下呀!待会儿还有报馆的人来访问咱们，也许给咱们照相呢!娘子，人家要问你，对修沟有什么感想，你说什么?
娘子：什么叫感想啊?
大妈(在屋门内)：你就别赶碌她啦!越赶她就越想不起来啦!
龙须沟原是有名的臭沟，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新沟落成后，小杂院的人们准备去参加新沟落成典礼，二春预测报馆的人可能采访他们，于是询问娘子有何感想，但娘子却不知道“感想”是什么意思，王大妈更是做了错误的解码，把此“感”等同于彼“赶”。娘子和王大妈是思想守旧的一代，对新名词不了解，不明白“感想”这一代码所承担的信息，这里二春没有根据特定的角色进行编码，娘子无法对此进行解码，王大妈则根据自身经验进行了错误的解码，表达者二春对“感想”这―信息的传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正确解码是信息传递能够实现的保证
角色对话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积极的信息交流。要想获得交流的最佳效果，除了表达者必须进行合适的编码外，接受者能否进行正确的解码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古和孝所说：“即或是最有效的表达者传递最有效的信息内容，如果不考虑接受者方面的态度及其条件，也不能指望获得最大效果。”因此，言语交际中，接受者也应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对接收到的言语编码进行正确的解码，不仅要解读话语的语义信息，还要解读话语的补充信息。
1，解读语义信息
语义信息是较为确定的，是言语代码中词汇意义所限定的、代码体系所固有的自然信息。它能揭示事物的性质、变化或运动情况，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具有称谓功能，是言语代码的基本信息。理解语义信息是信息传递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无法实现，信息传递也就没有可能实现。如《红楼梦》三十三回中有这样一段：
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多凶少吉，哪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好话，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捎信，偏生没个人，连焙茗也不知在哪里。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她，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一则急了，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婆偏生又耳聋。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幺?”
贾政因忠顺王府的人到贾府要琪官而大怒，于是决定教训宝玉一顿，并不许下人向贾母通风报信。宝玉情急之下见到一个老妈妈就让她捎信。宝玉说得不很具体，但语义信息还是明确的，然而接受者却是―个听觉不好的老人，在接受编码时并未完整地接受，而是抓住一部分编码就按自身的经验进行解码。这样言语代码所承担的语义信息在解码时被歪曲，偏离了原来的信息轨道，表达者的编码未能被接受者正确地破译，包含在言语代码中的语义信息地未能被正确地解读，这―信息传递完全以失败而告终。
2，解读补充信息
携带语义信息的言语代码，当它进入使用领域时，往往会在语义信息的基础上附加其他的补充信息，如潜在信息、美学信息等，借此来达到种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因此，为了能够正确解读表达者要真正传达的信息，接受者必须考虑到特定的语境及表达者自身的修养、职业等多方面因素，运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听出其“弦外之音”。兹以《红楼梦》第三十回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问题：
……(黛玉)便改口问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也不知道，就说了这幺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博古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叫‘负荆请罪’!”一句话未说了，宝黛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宝钗受到宝玉无心的奚落，却不好发作，又见黛玉面有得意之色，心里更不痛快，于是在黛玉问她话时借题发挥，言语代码的语义信息指向是回答黛玉的问话听了什么戏，实际指向是隐含在语义信息之下的信息，即宝黛二人闹别扭后和好这件事。宝钗有意不对黛玉的问话正面回答，要表达的就是这种言外之意，但宝玉显然未对宝钗所传达的言语编码进行正确的解码，解开的是言语代码的语义信息，而忽略了言语编码的潜在信息。宝钗据此调整言语编码，加强语意，再次传递这一言外之意，这次宝黛都在理解言语代码语义信息的基础上理解了隐含之意。这一段对话，宝钗进行了合适的编码；宝黛二人进行了正确的解码，双方的配合使言语交际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信息传递成功实现的一个范例。
当然，能否进行正确的解码也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修养、经历、职业、职务、性格、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等因素有关。《雷雨》中有这样一段：
朴：你去告诉，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
鲁：旧衬衣?
朴：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朴：要哪一件?
鲁：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朴：(惊愕)梅花?
鲁：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朴：(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朴：哦，侍萍!(低声)怎幺，是你?
鲁侍萍虽然没有表明身份，但周朴园通过她对衬衣的详细描述认出了她。如此私密的信息只有和他共同生活过的侍萍才知道。
周朴园在对鲁侍萍进行了“深情”的表白后，终于露出了伪善、狰狞的丑恶嘴脸。
朴：(忽然)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什么?
朴：留着你养老。
鲁：(苦笑)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么?
周朴园想用金钱来堵住鲁侍萍的嘴，给三十多年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侍萍解读了其话中的补充信息，认清了周的丑恶面目。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6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新农村建设可行性方案
现代信息技术是指在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扩展人类信息功能的技术。一般来说，现代信息技术是以计算机和现代通信为主要手段实现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利用等功能的技术总和；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综合的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以智能多媒体信息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超时空大规模信息网，是当代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核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且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中央“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其界定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高度概括了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主要是拓展农村的信息渠道,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所以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目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我国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互联网应用大国，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信息化的应用结构不合理，地区之间不平衡，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信息化应用程度比较低。如果从信息化的构成来讲，农村信息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农村行业信息化、农村行政管理信息化、农村生活消费信息化和农村社会资源信息化等内容。如果农村没有实现信息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深入渗透现代信息技术，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二、我国农村中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现状与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开展将专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遥感、通讯等许多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信息产业部曾以“村村通电话工程”为首要任务，大力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家气象局建立了国家、省、市、县4级信息中心并延伸到乡镇服务站，通过“中国光农网”建立的省、市、县分支机构，基本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农村的信息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业信息体系和基础平台建设也初具规模，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信息化建设与服务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就我国农村整体信息化水平来说，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信息化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刚刚起步，要想让信息技术深入基层，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我国的新农村信息化建设还任重道远。尤其在资源、资金和人才等方面，国家的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在政策上予以更多的支持。
三、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研究
在推进农村信息化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可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年来，我国农村信息化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成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找出合适的对策，让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1.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实行信息化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步来进行，其一就是启动资金，其二是营运资金。启动资金的解决主要包括两部分：政府解决一部分，融资一部分；营运资金应该由三部分组成，除了启动资所包括的两部分外，还应该通过高效运作，使受益单位和个人自愿交纳一定的费用，以达成良性循环，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1)加强政府职能，吸引各方资金，积极筹集启动资金
要在农村真正构建好信息网络体系，必须依靠政府推动，要强化政府职能，由政府牵头整合现有信息基础设施资源，构建覆盖乡村的多级农业信息网络。各级政府首先必须认识到加强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拨出专项经费支持农村信息网络体系建设,这也是启动资金的主要部分。另外,因为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农村经济建设已开始起步，随着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必将不断发展并取得惊人的成就，凡是有眼光的中外投资商必将关注中国农村这个潜伏着的广阔大市场。因此，只要各级政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必将吸引大量的中外企业前来投资。这样启动资金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信息网络体系的构建也就可以正式启动。
(2)合理利用资源，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营运资金
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搭建，但能否持续运作，还将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首先，设备和资源的维护需要资金，其次，管理人员需要报酬，第三，投资者需要投资回报。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高效地管理好这个系统，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为社会各方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以实现资金营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企业和各类经营者提品信息，第二，为农民和社会各界人事提供高效实用的信息，第三，为农民、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各类培训，第四，继续吸纳各方投资和赞助，最后要强调的是在整个营运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持续注入后续资金，以保证其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使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着重处理在新农村建设中实行信息化所面临的人才紧缺问题
信息技术能否得以有效应用，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人才，没有人，万亩良田皆荒芜，没有人才，所有设施是废铁。因此，人才问题是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只有人才问题得以解决，信息化方案才能在社会新农村建设中迅速启动并正常运转。
(1)加强信息化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运用信息的才能
要在农村实行信息化，首先就要使农民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素养水平，同时对农民提供优质的信息化服务，使农民能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实用信息。近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本地农产品找到了很好的销路，有的还进入国际市场，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苏的华西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美国农业之所以发达，主要是实行了以州立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教育――推广”三位一体制，通过发展农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农场主基本达到大学水平，发展农业科技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实现农业产业化，并广泛利用大学、图书馆等优势，努力构建信息资源平台，为农民和经济建设服务；荷兰农业的成功取决于农民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全国农业劳动力仅二十多万，但中等农业职业学校却有近二百所，并实行免费终身农业技术教育；而中国则农村人口众多，高等院校也不少，但真正面向农业的院校和专业却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在县、乡（镇）、村三级建立以农业劳动者科技素质教育和多种形式的农业终身教育为主的农村职业学校。同时要加强对现有农业信息网络专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搞好农村信息员的考核和资格认证工作。另外就是要注重人才观的转变，不仅仅大学生、技术人员是人才，普通的农户也是人才。在加强培训技术人员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普通农户的培训工作，他们才是农村中的生力军，因此我们要适时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民培训班，提高全民的信息技术水平使之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2)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大学生投身于新农村建设
关于政策引导方面，我国应该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说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工作、鼓励大学生到西部边远地区工作等方面的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最新推出的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六所院校招收免费生的政策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台更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现代信息技术人才的新举措，以解决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人才紧缺的问题。
(3)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优势，培养高层次信息化人才
尽管可以采用前面所述的不同培养方式和相关政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信息化人才，但都只是为了解决目前农村信息化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特别是难以达到新农村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信息化人才；因此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把现代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纳入高校教育是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人才问题的一个长远的、根本的出路。真正实现面向素质教育、基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是涉及我国教育的百年大计的问题，因为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一代新人的培养问题，它还将深层次上影响我国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素质，并由此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生存力。因此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使整个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更新理念，提高信息素养。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进行教育的创新。为我国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四、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国家加大投入、社会广泛参与，城市支持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既是国家信息化建设全局的需要，也是农业、农村、农民多年对工业和城市建设贡献的回报，社会各界都应该投身到新农村的信息化建设之中，有人出人，有智出智，有钱出钱，使现代信息技术向农村延伸、信息化网络向农村覆盖，使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更多地体现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管理者和受益者，为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局面而做出更在贡献。
参考文献：
[1]200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张红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思考[J].理论观察,2006年第2期
[3]孟枫平:关于我国农业信息化路径选择的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04年03期
[4]丁海燕:农业信息化及其发展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2003年06期
[5]傅洪勋:中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11期
[6]邱新棉其:国外农业信息技术发展简介[J].计算机与农业,2002年第4期
[7]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B/oL]cpc.省略2007～3～17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7
内容提要本文将“知情权”的提出和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及发展置于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研究。论文首先回顾了信息公开制伴随着“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受到认可而兴起的历史轨迹，进而探讨了“知情权”原则的确立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分析了其主要原因。最后论文考察了信息公开实践在我国的发展。论文指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和发展，在思想层面和操作层面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为背景的，是公民民主权利扩大的表现。符合现代政治民主发展的要求是它得以在世界范围发展的主要原因。论文还指出，“知情权”和信息公开制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专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知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信息公开满足人民的这一需要。关键词：知情权信息公开政治文明社会传播系统同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方式密切相联。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体系，传媒业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同公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有着难解之缘；传媒业的引导舆论功能，使其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紧密相连。信息公开制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从一开始，它就与传媒业有着不解之缘。i．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和“知情权”的提出在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大是普遍现象。就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西方国家而言，自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来，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公民在法律范围享有的权利，不断得到扩大和发展。例如，日本1946年宪法对“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由过去的14条增加到了31条，规定国民可以享有的权利许多是过去没有的。又如，法国1946年制定的新宪法，除宣布“再次郑重确认1789年之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及公民权利的自由，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之基本原则”之外，还在序言中专门列举了法国公民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权利。[1]就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来说，以我国为例，自我国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于1982年12月由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以来，历经了四次修改，始终坚持进一步完善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非公经济、地位、权利、法治等等是修宪中相同或相似的关键词。2004年3月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案）在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民主方面，明确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两点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写人宪法，被称为此次宪法修正中的三大热点。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1954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承认和保护公民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2]“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我国宪法，体现了国家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职责的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这次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第四部宪法的修改，还包括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它们同样体现了进一步完善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信息公开制，是人类社会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正在探索的实践，是保证民众在知情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机制，其兴起与发展，是公民民主权利扩大的表现。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制定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的原则并指导其实施。在这些国家中，芬兰是于1951年制定《官方文件公开法》的。此后，美国（1966年）、丹麦（1970年）、挪威（1970年）、法国（1978）、荷兰（1978年）、加拿大（1982年）、澳大利亚（1982年）、新西兰（1982年）、奥地利（1987年）、意大利（1990年）、比利时（1994年）、爱尔兰（1997年）、日本（1998年）等国相继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而即使在尚未颁布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提倡政务公开、透明的政治文明近期发展趋势，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概念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和探讨。信息公开制和公开原则的表述，最早出现在欧洲。据魏永征等著《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和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的介绍，早在18世纪，瑞典就在其《新闻（自由）法》中，提出官方文件应向人民公开，这被认为是“公开原则”的最早表述。但是，信息公开制的兴起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却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它同“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在学理上受到认可形影相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过反思法西斯主义一度猖獗的原因，认识到要防止当权者违背民意、滥用权力，就应将有关政府工作情况的信息及时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情。[3]西方国家由此开始了对“知情权”的思考。“知情权”，也称“人民的知情权”（people’srighttoknow）或“公众知情权“（public’srighttoknow），其主体显然是人民，是公众，指他们有权获得、知晓事关公共利益和具有公共重要性的信息。“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在学理上受到认可，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政治民主的理解的加深和要求的日益提高。由于传媒是现代社会中从事向公众公开进行信息传播的职业传播者，“知情权”常被同传媒对获取政府信息的要求联想在一起，其同新闻自由的联系常被强调。确实，从“知情权”提出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轨迹来看，“知情权”最初是由新闻界及同新闻界渊源很深的人士提出的，在“知情权”受到认可的过程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界始终是积极参与推动的一股力量。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知情权”这一术语的是曾长期担任美联社主编的美国新闻界名人肯特·库珀（KentCooper），他于1945年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正是由于新闻界、尤其是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的一批积极活动分子的推动，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起，曾出现一场倡导“知情权”的“信息自由”运动。这一时期前后，美国新闻界因为感到政界的一些官僚阻碍了其对政府信息的获得，[4]影响到其新闻自由，明确地亮出了“知情权”的口号，将自己视为“公众知情权”的捍卫者，将传媒对于政府行为的报道视为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将“知情权”的原则作为维护采访权，维护新闻自由的依据。这场运动中的经典之作有哈罗德·克罗斯（HaroldCross）的《人民的知情权》（1953年）和肯特·库珀的《知情权》（1955年）等。哈罗德·克罗斯是律师，曾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法律）顾问、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法律）顾问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可说是既卷入新闻界又卷入新闻教育界的人物。肯特·库珀前已提到是美国著名新闻界人士，其新闻工作生涯长达50年之久，其中41年是在美联社工作，曾在1925－1948期间担任美联社主编。由新闻界首先发起推动的倡导“知情权”的“信息自由”运动，很快在美国社会上、尤其是在美国法律界／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闻界又转而从社会上尤其是法学界的支持者的侃侃而论中，吸取论点发出更加响亮的倡导“知情权”之声，援引后者的话语进一步论证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曾这样阐述知情权的重要性及传媒业同这一问题的联系：“新闻传媒业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占据优先位置，这并不是为了使之能赢利发财，也不是为了将新闻工作者拨划为一个受优惠的阶层，而是为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对于人民的统治权至关重要”。[5]对于倡导“知情权”的新闻界人士来说，道格拉斯法官的这番话语可以说雄辩地为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又如，美国联邦法官欧文·考夫曼（irvingKauffman）提出，新闻自由仰仗对传播过程的如下三个方面的保护：获得信息、处理信息和散布／传递信息。[6]考夫曼的这一论点，也涉及到了新闻自由同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联系。新闻界人士激烈地论辩说，离开了（以采集新闻的手段）获得信息和（通过编辑并为发表而）制作信息实际上就不可能散布／提供信息。[7]换言之，为了向公众传递公共信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新闻界的采访权和信息处理权必须得到保障。在“信息自由”运动中，美国政府于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此举不但在美国国内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而且由于美国作为西方头号强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信息自由法案》在原则上要求政府部门向任何平民百姓公开其记录和文件，除非是在该法案列出的9类作为例外的材料的情况下才具有特殊理由保密。这9类法定保密材料的规定，限定了信息公开的法律界限，并且体现了“知情权”同其他相关利益的平衡原则。1974年和1986年，美国国会又先后对《信息自由法案》进行了修订以使之变得更加有效。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阳光照耀下的政府法案》（GovernmentUndertheSunshineact），简称《阳光法案》(Sunshineact)，该法案实际上是会议公开法案，涉及美国约50个联邦部门、委员会和机构，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公开其除了属保密范围以外的业务会议内容。至此，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后，世界上逐渐掀起了追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潮流。当然，“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是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它不仅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并未明文提到而引起理论上的争论，而且在操作层面也遇到要协调其同其他社会利益、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例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同政府保密权、个人隐私权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因而，“知情权”并非绝对权利，而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规定9类法定保密材料就是列出这些限制条件。ii．以信息公开制保障“知情权”的实践发展的关键原因在倡导“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运动在美国兴起之初，新闻界的推动是一突出的景象，而美国新闻界人士当时较多地是从对付当权者对其信息采集的限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信息自由法案》作为确立“知情权”的法案是由于传媒对信息的需求应运而生的。[8]备受关注的是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新闻界是以公民的代言人的面目提出这一概念的，“知情权”合乎逻辑的主体是任何公民。因此，到《信息自由法案》和《阳光法案》颁布时，受到强调的，则是政情和政务的公开和透明度，是公众作为享受“知情权”的主体有权要求政府公开除法定的保密范围以外的信息。在对于“知情权”概念的使用中，后来倍受关注的，是知情权同政务透明的联系，是人民作为对政府行为及有关信息的获知权的主体同政府及新闻传媒三者的关系。人们认识到，作为职业传播者，新闻界在享有采集政府信息（除法定的保密信息外）从而同其他公民一起享有知晓政府信息的权利的同时，还分享让公众获知政府信息的责任，后者作为新闻界的社会责任同样应受到强调。确实，现代新闻传媒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的特性同政治民主所要求的高度信息沟通是不谋而合的，由于这一点，现代新闻传媒显然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可资利用的最迅捷高效的传播渠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和以此为技术基础的电子政府的兴起，倡导政务透明、公开，更是成了世界范围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目前为止先后有几十个国家通过了信息公开的法律，使“知情权”成了法定权利。“知情权”目前之所以能在几十个国家由宣传口号变为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的权利，信息公开制之所以目前在这些国家成为法定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关键是因为它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均符合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框架。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案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国家美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倡导“知情权”、导致《信息自由法案》出台的“信息自由”运动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思想脉络上，其渊源却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后者可以追溯到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民主权”、“天赋人权”等学说，这些学说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导，为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石。“知情权”说只有在现代社会、在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背景下才能符合逻辑地成立并被付诸实践。“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根本理由在于：人民只有在了解政府工作行为的基础上才能积极参与民主政治，行使其民主权利。而公民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从思想层面上来说乃蕴含于“人民主权”的理念之中。因而，只有在坚持政治权力／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的基础上，才能逻辑性地推断出人民有权要求了解、监督政府对于被托付其行使的政治权力的行使情况。民主权利同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框架下没有也不可能会确立老百姓的民主权利；“知情权”在古代是无从说起的。“知情权”原则目前之所以能在几十个国家被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确认，虽然说新闻界的倡导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在思想层面上符合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思想基石的“人民主权”理念，符合这些国家的有关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观。此外，“知情权”的确认和信息公开制的确立，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需要有民主政治体制来付诸实践。而在西方，程序化、法制化的确认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民主体制，正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自进入实践阶段起确立的制度，该制度在几百年的渐进过程中又逐渐得到了发展。“知情权”作为一种出自公民行使起政治权利的需要而推断出的权利，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之一同表达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等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联系而存在的。几十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确立信息公开制、肯定“知情权”原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国家的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权利，汇入了公民民主权利扩展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由上可以看出，“知情权”的确认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在思想层面上和操作层面上都是以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政治框架为政治背景的，是人类社会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加深和要求提高的体现，也是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一种表现。iii．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虽然“信息权”的提出以及信息公开制的建立首先发生在奉行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方国家，但“知情权”及与此相联的信息公开制决非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专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强调政治民主，而且由于追求全人类的真正自由平等、由于建立起了同以往任何等级压制性质的政治制度有着本质差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民主的内涵上，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在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一切国家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人民群众显然要在对公众事务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对权力的行使情况进行监督。因而，对公共信息的获知，是人民行使其作为国家的主人翁的政治权利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蕴含着人民有权获得公共信息的概念。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以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为价值取向。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通过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部宪法，都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据宪法规定，我国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虽然目前我国没有把“知情权”作为一项法定的公民权利和把政府信息公开加以规定的法律，但是，根据我国的《宪法》，人民有权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权监督国家机关，已有新闻法学方面的专家撰书指出，“其中应当蕴含着人民获知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关信息的权利，否则管理就成为一句空话。”[9]
“知情权”的明确提法在我国直到近年来才被使用，但是从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可以看出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让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是很重视的。有关公开信息和公开报道的表述早就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和法规性文件中出现过。早在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资料后，就曾在有关批示中指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奋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毛泽东的批示，不但下达了灾情公开的指示，而且指出了其可以“唤起人民奋力抗争”的作用。我国通过一些法规性文件，对于向人民群众公开重大新闻、政务活动加以规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曾两次法规性文件，规定由新华社统一有关政府事务的公告和公告性新闻，由《人民日报》负责刊载。在司法领域，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审理，是民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我国信息公开实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政治传播系统，通过传媒报道政治信息、各种政治学习、层层传达的组织传播等手段，将有关国家大事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当然，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由于传统习惯思维定向等历史原因，在信息公开的实践方面做得不够。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信息公开制的建立和对人民的知情权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从以往的情况看，在出现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因种种顾虑而在落实灾情公开的指示精神中做得不够，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时效性、详尽性等有待提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的文献，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提出了政务公开、透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作为党的一个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提出来。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十三大报告还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种将政务和党务透明同新闻宣传工具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联系起来的表述，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说明了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政务透明的承诺和对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视，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知情并在知情基础上议政（了解重大情况、讨论重大问题）的权利的认可与重视。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作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中，十四大报告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号召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我国强调政府职能转变的概念，重视政府角色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提出了要扩大基层民主，要求“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把政务公开同对干部实现民主监督联系起来，显示了党对政务信息公开对于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性的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报告在阐述扩大基层民主的工作中提出了要“完善公开办事制度”，在阐述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中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显示了党对政务公开的重视和决心。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推进政治改革，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我国对如何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正在致力于从实践上消除这些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向服务方向转变，并且日益重视政务公开化，重视人民的知情权。最近，我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更加强调“执政为民”、政府工作由人民评价、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近期的发展，它们既同世界上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化等民主潮流一致，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法规性文件中都包含有关政务信息和可以推论出公众有从新闻传媒获知信息权利的内容。例如，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不得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插播字幕广告的通知》中指出，“这种做法不仅干扰了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完整播出，扰乱了电视工作的正常秩序，损害了电视新闻的整体形象，也侵犯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正当权利”。[10]该文件所说的“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正当权利”，可以说是对公众通过新闻传媒获知新闻的权利之表述。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10月《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又在1999年1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实施及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有关检察事务。再如，1987年等部门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作出了规范。该文件并重申：新华社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及时、准确地统一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决定、重要文件、重要会议新闻等重大新闻，并采取措施保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和中央电视台同时发出。[11]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健全和发展了重大新闻制度，并从1983年开始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近年来，我国政务公开、透明化在实践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理论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真探讨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从满足人民的知情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加强公民对于权力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提高社会解决公共问题、处理突发事态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突发性负面事件的负面效应等一系列方面，阐述了信息公开的意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正在加速。目前，在上海等地，市民可以在一些邮局、书报亭等场所领取市政府公告。政府信息的公开比之以往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2年5月，有关机构受国务院委托，起草了我国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专家在相关访谈录中谈到了条例草案坚持六大原则，[12]即：权利原则、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不收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和救济原则，权利原则被列为第一条原则。2002年岁末，广州市出台了我国内地第一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法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宣布2003年1月1日起实行；2004年1月20日上海市政府令第19号了1月19日市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宣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2月，北京市了由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起草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2004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30号令了《深圳市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这些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都体现了权利原则，都指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知政府信息。上述事实说明，伴随着我国政务方式日益走向公开透明和对权力的民主监督不断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以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践正在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难点。根据新华社2002年9月24日的报道，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工作就遇到了一些难题，如行政复议怎么做、政府“工作秘密”如何界定、发生争议怎么办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将需要在继续研究和探索中发展。在目前世界范围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的国际大背景下，在我国高度重视保护公民权利和推进人权事业的形势下，我们相信我国将会深化对“知情权”的认识，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而新闻媒体，作为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的职业机构，在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中任重道远。参考文献1.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2.奚广庆主编《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郑保卫《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五期第5—9页。4.Bumstead，Richarda.《知情权》，载《交流》杂志2001年第二、三期联刊。获自网上，URL地址：[www.usembassy-china.org.cn/jiaoliu/jl02&0301/know.html]。5.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注释：[1]奚广庆主编《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2]《人民日报》2004年3月22日。[3]郑保卫《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五期，第5—9页。[4]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6.[5]转引自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7.[6]转引自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8.[7]出处同上。[8]Bumstead，Richarda.《知情权》，载《交流》杂志2001年第二、三期联刊。获自网上，URL地址：[www.usembassy-china.org.cn/jiaoliu/jl02&0301/know.html]。[9]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10]转引自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11]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12]《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28日。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8
关键词：委托所有者经理人
委托理论一般认为，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经理人是人，具有信息优势；而所有者是委托人，具有信息弱势，委托人不得不为人的行动承担风险。用这个观点解释下面的案例就会出现矛盾。私营企业的所有者聘用经理开发项目，当业务开展起来，所有者感觉到自己有能力经营的时候，会以各种借口“炒”经理，经理与所有者发生了冲突。在这个案例中，所有者在雇佣经理时，就知道要经理做哪些事，还知道当经理把项目做到什么程度时，自己就能独立承担了，而这一切经理事先不知道。在这个事实里，所有者是知情者具有信息优势，经理是不知情者具有信息弱势，经理在为所有者承担着开发项目的风险。
以上事实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者和经理人谁是委托人？谁是人？更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委托人和人的实质是什么？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关系如何解释？
委托权的实质
委托理论天然的设定所有者是委托人，自然也就回避了谁应该是委托人的问题。为什么所有者对经理人具有委托人的资格？委托权的实质是什么？这是定义一个委托关系的关键所在。张维迎解释“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并用这个观点回答了在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为什么所有者对经理人具有委托人的资格；在经理人与生产成员之间，为什么经理人对生产成员具有委托人的资格。
（一）所有者的委托人资格
按照张维迎的观点，所有者把资产的使用权托付给经理人，为经理人承担了经营风险，所以所有者是委托人，作为承担风险的回报，所有者享受资产经营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从经理人的经营成果中得到分配。本文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所有者向经理人出让了资产的使用权，双方就资产使用权发生了所有者为委托人的单向的委托关系。从认定所有者是委托人看出委托人的资格有两点，一是出让自己的资产使用权，二是为人承担了风险。
（二）经理人的委托人资格
经理人和生产成员都是所有者的雇员，经理人与生产成员之间没有资源权力的转让条件，经理人又是怎样获得委托人资格的？张维迎先证明了经理人与生产成员构成委托关系的理由是双方存在着合约，只要有不完全的合约，问题就会存在，经理人代表企业一般与生产成员有不可能完全的劳动合约，所以委托关系存在。然后以“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的观点说明了经理人被定义为委托方，理由是“对他方的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因而获得监督他方的权力的一方”。张维迎从承担风险和监督权威两个角度说明在不对称契约条件下，拥有权威的一方做委托人是最优的安排，前提是不拥有权威的一方同意在某种限度内服从拥有权威的一方。从张维迎对经理人、委托人资格的论述，本文给出委托人资格的又一种解释：契约赋予了经理人在契约限制内的监督权威，经理人与生产成员由于监督和被监督发生了以经理人为委托人的单向的委托关系。从认定经理人是委托人看委托人的资格有两点，一是契约授予的，二是监督权威是承担风险的回报。
委托人和人的定义补充
法学上称委托人是被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法学角度研究委托人和人的关系，更多的是考虑权的性质，或认为权是一种权力，意味着人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直接从事民事活动；或认为权是一种资格，是为了便于委托人充分行使其行为能力或者使其欠缺的行为能力在法律上得以补救的一种资格，基于这一资格，人所为的行为由被人直接承担后果。
经济学对委托人和人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力的契约关系。
博弈论认为，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人指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委托人指不知情者，是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弱势的一方。
从以上关于委托人和人的定义，可以看到各种解释都有不完整的地方。法学的定义是从权力安排角度，强调了委托关系中的权力让渡，却没有说明委托人和人对转让权力后的信息分配情况，因此不能完整解释由于权力转让和信息不对称地位两个方面带来的委托人与人的互相管理问题。博弈论和经济学的定义从契约和信息分配角度，指出了委托人和人契约中的信息不对称，却没有明确信息的主体是谁，是关于谁的信息分配，即知情与不知情中的“情”是指谁的哪些情况，信息优势中的“信息”是指关于谁的哪些信息。可见，各个定义所包含的内容都是必要，而不是充分的，两类定义的内容不是抵触的而是互相补充的，较完整的委托人和人定义应该说明权力转让和信息分配两层意思，因此，本文给出如下定义：
委托人指在不对称信息交易中出让权力的一方，并且对自己所出让的权力在双方谈判中具有信息弱势，对出让后的权力使用情况是不知情者；人是指在不对称信息交易中获得权力的一方，对委托人出让的权力在双方谈判中具有信息优势，对委托人出让权力的使用情况是知情者。
转让权力是委托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作为委托人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出让权力且对出让权力后的权力使用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劣势导致了委托人不得不为人承担风险，因此他从合约中获得了监督人的权力；作为人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获得权力且对获得权力后权力使用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人因为有信息优势地位，就占有了先行动的优势，增加了背叛的可能性，因此在合约中的表现为他是被监督的一方。
转贴于
所有者与经理人冲突的原因
用本文给出的委托人和人定义，解释开始提到的私营企业所有者与经理的关系，可以找到发生解释矛盾的原因。
所有者向新项目投入了资本，是向经理转让了资本的使用权；经理向新项目投入了智力，是向所有者转让了智力的使用权。二者互相转让又互相获得了对方部分权力，仅这一点还不能说明谁是委托人，谁是人，还要看互相转让权力以后二者的信息地位。所有者获得经理转让的智力使用权后，很清楚他使用什么，也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就不需要这种权力了，所有者不仅对自己转让后的资本是知情的，而且对经理出让的智力资源也是知情的，对自己的经营能力也是知情的，具有人信息优势，所以，所有者不符合委托人条件，而符合人条件。
相反，经理的智力是新项目建设的专用资产，经理的智力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可分割，一经付出劳动就转让了智力使用权，转让后的智力化为效益沉没于项目中，经理失去了对智力的控制能力。经理由于不能了解到所有者隐藏的使用其智力真正目的，对自己转让后的智力使用权具有信息劣势地位，而所有者仍能通过资本的所有权控制企业，经理比所有者有全面的信息劣势，所以，经理不符合人条件，而符合委托人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此例中表现的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冲突，仍然是人背叛问题，经理实际是为所有者承担着经营风险，这与张维迎的观点“委托权的实质是承担风险”并不矛盾。只是在此例中，经理人没有从契约中取得作为承担风险回报的监督权威，更增加了经理人的风险，这也进一步说明委托权的实质是委托人出让权力，因为委托人出让权力而对出让的权力处于信息劣势，因为信息劣势而使委托人不得不为人承担风险。
重新诠释委托关系
在给出委托人和人定义并回答了本文提出的问题后，可以看到在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关系中，经理人可能是委托人，也可能是人，反过来对所有者也是一样。究竟哪一方是委托人身份，不仅仅取决于权力的转让，还取决于双方的信息地位，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在所有者与经理人共建的企业中，所有者与经理人具有双向的委托关系，所有者出让了自己的资产使用权，同时获得了经理人的智力使用权；经理人出让了自己的智力使用权，同时获得了所有者的资产使用权，双方的身份是双重的，既互为委托人，又互为人。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9
2.改变了新闻编辑“幕后制作者”的工作方式
传统新闻传播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渠道，新闻编辑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与记者互动，在幕后对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加工和设计。这样的工作方式不要求与受众直接交流和互动。而今天，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媒体以其快捷性成为新闻传播的主阵地，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的舆论热点来看，“郭美美”“故宫被盗”“大学生投毒”“表哥事件”“校长猥亵”等事件都由微博引发，或微博成为公众舆论主阵地。新媒体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互动式数字媒介的时代，而以技术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媒介融合则进一步将新闻传播的阵地简便化。手机、掌上电脑等已成为新闻传播的新渠道。传统媒体也纷纷借助新媒体手段企图守住阵地。互动式数字媒介的时代要求新闻编辑工作从幕后转向前台，成为公共论坛的主持人，具备采、编、播、控等多种业务能力，尤其是对公共论坛互动的控制能力，以及通过公共论坛收集数据分析受众需求的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新闻编辑还不能适应这样的角色，当受众评论偏离预设方向或传播偏离预定轨道时，新闻编辑常常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与受众互动，要么删除微博、评论，要么关门大吉，更不用说利用这样的反馈引导受众或升级信息产品。如4•20芦山地震期间发生的“福建新闻频道与厦航纠纷事件”，福建新闻频道本欲通过其官微发声谴责厦航，网友却一边倒支持厦航，批评福建新闻频道记者特权思想，最后编辑只得删除微博。
专业主义是西方话语，随着改革开放一起进入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视野。经过历次的改革和新闻从业者的努力，到今天为止，新闻专业主义基本精神即“新闻媒介须以服务新闻大众为宗旨，新闻工作须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中已成为其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新媒体的发展让这一认知甚至实践受到影响。从认知角度来讲，编辑方针受到了冲击。传统媒体环境下，由于“独家报道”“议程设置”等能够实现，媒介受到市场的引诱相对得到控制。然而，新媒体削弱了新闻编辑的控制权和议程设置的能力，一些媒体的受众不断流失，这一切使得新闻业的市场性进一步凸显。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精神产生了巨大干扰，冲击了编辑方针。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争取更多的受众，许多媒体走上娱乐化之路，关系国计民生的硬新闻减少，娱乐新闻大量增多。这就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从实践来讲，编辑方式被迫改变。传统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的编辑方式为初审复审终审发排。新媒体时代，这一方式被迫改变。如“文章出轨”事件，《南都娱乐周刊》在得到充足事实的情况下，并没有遵守新闻规律在第一时间客观、公正地展示事实，而是选择了通过微博发起“周一见”的话题发酵事件，进而炒作事件，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眼球。这一过程中，当事记者和编辑在事件的发酵中成为新闻人物，媒体也沦为逐利的工具，走向了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一边。此外，面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杂、乱，一些新闻编辑为了占领传播高地，往往对新媒体内容不加验证和甄别，简化甚至省略审核，而直接在官方微博或者在传统媒体上直接照搬，原以为是控制了信息，实际上却是被新媒体的信息浪潮绑架。如新闻界熟知的2013央视乌龙“英国维珍集团玻璃地板飞机”事件。
新闻编辑是新闻传播效果的主要负责人。新闻传播应达到的效果有两个方面：一是受众获得了知晓权，以根据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二是新闻应该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综观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效果？面对海量信息，受众是更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传播对社会进步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媒体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埃弗里特•丹尼斯称，媒介文盲即不具媒介素养的人“对人类精神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就像被污染的水和食物对肉体的损害一样”。新媒体使受众能够更便捷地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但也更加模糊了真实世界和媒介世界的边界，身在其中的新闻编辑似乎也无法廓清两者的边界，正在或已成为这种破坏作用的推助者。犯罪、灾难、战争等等破坏性的事件充斥在新闻媒体上，受众在选择中变得不知所措和压抑、浮躁。社会似乎因为新媒体变得更加方便了，然而，新闻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则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综上，这些挑战均与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相关。媒介素养就是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新闻编辑媒介素养的高低决定了其面对新媒体时工作能力的高低，因此，重构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媒介素养很有必要。
詹姆斯•波特认为，媒介素养有三大重要基石：个人定位、技能和知识结构。个人定位是能量与目标，知识结构是原材料，技能是工具。
1.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定位——从“信息把关人”到“信息产品经理”
定位由目标和动机构成，通过目标，形成信息处理的任务，决定信息的去留。搜寻信息的动机越强，就越会为实现目标而付出更多的努力。传统媒体语境下，受众被理解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因此，新闻编辑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把关”，传或不传什么；新闻编辑控制和主导新闻传播，不用太多考虑受众的信息使用感受。然而在新媒体语境下，由于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新闻编辑已无法控制传什么，他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而是形形的信息产品使用者和检验者。如果专业媒体想继续影响新闻传播，引导社会舆论，就需将其工作职责定位从“信息把关人”转向“信息产品经理”。信息产品经理意味着要接受信息如其他产品一样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售卖，并接受市场规律的制约这一转变。因此，他要负责并保证高质量的信息产品按时完成和。具体来说，新闻编辑要如企业产品经理一样，倾听产品使用者的需求；负责信息产品功能的定义、规划和设计。另外，还要认真搜集使用者的新需求、竞争产品的资料，并进行需求分析、竞品分析以及研究产品的发展趋势等。总之，新闻编辑要注重信息产品使用者的使用感受，了解其需求，满足其需求，根据使用者的体验设计产品的呈现平台、呈现方式，并不断根据使用者的反馈升级信息产品质量。“新闻媒体是否能够像社会化媒体一样重视和尊重用户体验，将决定其内容优势在新媒体环境下最终能够发挥到多大。”当然，信息产品经理很容易让人觉得过于市场化和经济化，过于迎合受众，这就更加需要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2.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技能——从“幕后制作者”到“公共论坛主持人”
技能是人们通过实践培养起来的工具。传统媒体语境下，新闻编辑通过实践培养起来的技能主要是新闻的“幕后制作者”，他们对新闻进行加工、提炼成品。但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已被动地被推至台前，那就应重新培养其所应相称的技能。第一，作为论坛主持人，应具有大数据时代的新闻整合技能。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大数据。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关注相关关系，即新媒体、大数据促成了人们对于专业媒体组织整合、诠释信息的依赖。所谓整合，“就是将一些零散的、有意义或看似无意义的内容通过某种方式重新编排组合到一起，形成系统化的整体”。具体来说，新闻编辑的任务就变成根据受众的需求，从新媒体数据库的海量信息中，提取相关的新闻素材和资料，采用集成、配置和深度加工等编辑手法，围绕着单条新闻、单个话题或问题、单个新闻事件的相关新闻或多篇新闻报道进行编排、组合，并通过适当的渠道到受众那里，从而提升原有内容的价值，或创造新的价值。同时，掌握相关信息统计和处理的能力。如果说议程设置的时代是影响受众“想什么”的时代，那么新闻整合的时代则是影响受众“怎么想”的时代。第二，作为公共论坛主持人应具备良好的网络沟通能力。“如何与社区参与者打交道，创作出高质量的报道，是下一个时代新闻业走向繁荣的最终方式。”新媒体时代传播的交互性增加了传播者之间的沟通，也考验着新闻编辑与受众的沟通能力。这种沟通能力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访能力，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沟通能力。网络沟通能力包括利用网络进行采访，如利用e-mail、facebook、微博等，搜集新闻的能力，进行调查的能力，利用社交网站发起讨论的能力，创建网络社区作为新闻来源的能力等等。尤其是在发起话题讨论方面的能力应作为能力培养的重中之重。作为主持人，应该能够把握好话题内容、掌控话题的进度以及引导好话题的走向。这一点，《人民日报》官微的“你好，明天”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三，作为论坛主持人还需具备帮助受众提高媒介素养的能力。帮助受众提高媒介素养是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新闻效果的实现绝不仅仅是新闻编辑等新闻专业工作者的事情，而是社会互动产生合力的结果。因此，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能够优化专业媒体的新闻传播效果，能够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可通过人际策略、呼吁公共教育等手段来实现。
3.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从“知识复合型”到“行知并重型”
传统媒体语境下，新闻编辑更多被看做“剪刀加糨糊”的专业型人才，新闻的确认、标题的制作、报道的配置与合成已成为编辑思维里的流水线工作，这样的工作要求新闻编辑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同时，作为幕后执行者，新闻编辑几乎与真实的世界相隔绝，总是置身于新闻记者建构的“现实世界”中。新媒体语境下，由于工作方式的转变，知识复合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现实世界的真实体验等行动力与复合型知识同等重要。新媒体时代，新闻来源多样、复杂，报道失实的发生，往往与新闻编辑过于迎合受众需求有关，进一步说是与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丧失有关。由于新闻编辑对受众的知晓权和推动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新媒体时代——信息产品经理时代，媒介专业知识更加强调的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坚守。美国“卡耐基－奈特未来新闻教育计划”的纲领性文件《宣言：新闻学教育的蓝图——培养21世纪新闻领袖的专业学院》中指出在网络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尤为重要。同时阐明聘请业界精英的目的不只是职业技术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职业道德的培养。这是治疗新媒体传播带来的内容无序、效果不明等顽疾的良药，也是新闻编辑工作的法则，只有如此，才不会被信息浪潮制约，被动地随波逐流。一个人在真实世界拥有越广阔的体验，在欣赏与分析信息时就会拥有越牢固的基石。如参与过政治活动的人比那些在现实世界从未经历过政治活动的在分析关于政治活动的信息时，就拥有更好的深度。同样，参加过文体活动的人，在解析娱乐活动时就要比那些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更有发言权。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定位已转变为产品经理，因此，新闻编辑不能只躲在幕后仅仅凭借专业知识控制新闻，而应不断增加现实生活的体验，以便在新闻解析、整合的深度上下工夫。当然，复合型知识储备仍要加强，我们拥有的知识越广阔，在感知信息时就越自信。央视“愚人节事件”“福建新闻频道与厦航纠纷事件”，凤凰卫视“高官留学子女毕业一年内回国”事件等均与新闻编辑知识结构单一、狭窄有关，因不了解国外愚人节习俗、不了解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等造成。因此，新媒体时代，除具备专业知识外，新闻编辑应尽可能地储备各类知识，要具备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知识，甚至市井习俗等。
4.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素养拓展——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传统媒体环境下，对信息的占有是媒体的生存之道，因此，大多数媒体都有管理信息的战略。但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超载，信息的获取不再是成功的包票。知识的内涵比信息丰富。媒体的生存之道、新闻编辑的生存之法应转变为对知识的掌握，即正确利用信息以达到目标。因此，新闻编辑须学会在泛滥的信息中披荆斩棘，找到重要的信息，尤其是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即学会知识管理。劳伦斯•普鲁萨柯(Laurenceprsak)指出，唯一能给一个组织带来竞争优势，并持续不变的就是知道如何利用所拥有的知识和以多快的速度获取知识。这一论述对于媒体同样适用。因此，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应具有知识管理的战略。新媒体一方面冲击着新闻编辑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知识管理的新战略，即借助新媒体所建立的知识管理网络，包括知识学习系统、知识共享系统等，从而保证新闻编辑的理念、知识更新和职业生命力。
三、结语
信息时代的定义篇10
论文关键词:教育;现代化;教师;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技术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标志，以多媒体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教育现代化的技术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教学，将对教学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而且可以促进教育观念、教学思想的转变。通过人机交互，信息共享，不仅可以大大拓展教师和学生的视野，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将不仅是使学生而且也使教师在全方位地接触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过程中，增强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从而提高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
1要深刻领会发展教育技术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从战略高度推动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以后他又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指示不仅是小平同志积极倡导发展电化教育的重要指示，也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深刻揭示了科技、教育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求教育既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变革，逐步实现其自身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模式等方面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的阐述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次从教育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发展教育技术的作用，这就奠定了教育技术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积极关注各种先进媒体的应用，如:计算机教学对传统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变革所产生巨大影响。在计算机还没有开始进入普及的时候，他就要求“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我们已经承认比国外落后了”，就“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力戒空谈”的思想。
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理论，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努力地推动现代教育技术在各领域、各学科的应用和研究。
2深刻领会现代教育技术的概念，推动现代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
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借助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教育技术。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信息技术、电化教育又有什么关系?本人认为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2.1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的大量产生和快速传递是20世纪的基本特征之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成熟阶段。现在仍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中。被看作这种转变的两大技术杠杆的“多媒体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同属于现代信息技术范畴。
对什么是“多媒体技术”，说法很多。一般认为，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数字音像技术、电子通信技术等来集成和传播多种媒体信息的技术，就是多媒体技术。“多媒体”主要指文本、图形、声音、静止图像、活动图像和动画等。
现代信息技术，目前主要指计算机技术、数字音像技术、电子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卫星广播电视技术、远程通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
现代信息技术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形成了现代教育技术。诸如电化教育、语言实验室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辅助设计、计算机多媒体教学、远距离教学、网上通信教育、人工智能教学、虚拟现实仿真教学以及现代教学设计、现代媒体教学法等都是现代教育技术。他们给教育、教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格局。
2.2电化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
“电化教育”名称从20世纪30年代正式提出至今已有60多年，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国电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随着对“电化教育”实践与理论探讨的深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化教育”内在的局限性及与时代的要求难以适应性，已越来越明显。“电化教育”向“现代教育技术”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性。在我国，电化教育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电化教育”是根据教育理论，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有目的地传递教育信息，充分发挥各种感官的功能，以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
可以说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对电化教育的理解也已经涵盖了现代教育技术实质，但我国“电化教育”在国际系统中往往使人困惑和误解，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如全球网络教育的风靡)，国内外同仁越来越迫切要求尽快将“电化教育”改为通用的名称—“现代教育技术”。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便于进行国际交流。
2.3教育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
人类教育技术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已经历了口语技术、文字技术(约产生于公元前350。年)、印刷技术(约产生于7世纪初)、电子视听技术(约产生于20世纪初)、多媒体网络交互技术(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五个发展阶段。从广义上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由来已久，有的学者认为，人类早期的语言教学和后来的直观教学亦应被看作是教育技术应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教育技术”是一个通用概念，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有其“教育技术”，只是“技术”的含量和水平有高有低而已。
本文所讲的“教育技术”不是上述广义上的“教育技术”，而是指20世纪初来源于美国的“教育技术((educationaltechnology)一词。
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初至今，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系列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和工具的发明，使教育走上了多元化、现代化的道路，学生有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与信息获取方式，这被称为第四次革命。每次革命中我们都可找出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智能形态的技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但是这样来探讨教育技术和基本内容也未免太宽泛了。于是，人们习惯上把第四次教育革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教育技术称为现代教育技术。即“现代教育技术”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学与教的过程和学与教的资源的设计、开发、使用、评价和管理，以促进学与教的优化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教育理论，它要求综合运用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流派的学习理论。“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包括音像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的具体操作内容包括对学与教的过程和学与教的资源进行设计、开发、使用、评价和管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一般目标是促进学与教的优化，其最高目标是实现在一定条件下的学与教的最优化。
而在1994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学会(aect)发表了教育技术的新定义，该定义指出:“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开发则包括“将音像技术、电子出版技术应用于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开发研究，基于计算机的辅助教学技术(cai和icai)的开发研究以及将多种技术加以综合与集成，并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的开发研究”。
很明显，在音像技术中，理应包括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等技术。原国家教委电化教育办公室《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工作实施意见》中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的内容早就给了科学的、全面的界定:“在实验中，要巩固和发展以投影和音像技术为基础的课堂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充分利用现有的广播电视教育节目资源;积极发展计算机教育及辅助教学，推动电脑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实验研究交互网络在学校教学中的应用，以及进行有关虚拟现实的研究实验工作”，并在《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课题指南》中开列了大量以投影、幻灯、录音为实验媒体的实验课题。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投影、幻灯、录音、录像是现代教育技术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教育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虽然名称不同，但概念的内涵、基本思想都相同，即以现代教育思想和学习理论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应用、评价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它们都注重探讨那些与现代科学技术有关的学习资源和现代与教的最新科学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没有现代的音像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系统理论就没有今天的教育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传统的教育技术和现代的教育技术之分。有人把音像媒体作为“传统教育技术”，而把多媒体及网络技术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那也许是他把教育技术等同于媒体的缘故。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技术”或“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概念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只有深刻领会现代教育技术的概念，才能推动现代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
3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化的教师队伍
知识经济呼唤教育现代化。教育实现现代化，教师队伍现代化是当务之急。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现代化教师队伍，本人认为广大教师要更新观念，有抢占“制高点”的意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勤学苦练，有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本领。
3.1教育观念的变革
现代化教育技术之所以被称作是教育发展的“制高点”，是因为它是信息时代国际人才激烈竞争的迫切需要。“领先一步就将领先一个时代”、“采用最新技术就容易实现超越”。就像燕汽机的发明使用带来工业革命一样，以多媒体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技术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将带来知识的革命，广大教师在真正地认识抢占“制高点”的重大意义和历史责任，要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奋不顾身地投入教育改革的潮流。
教育观念变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教育者对信息技术的接纳。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在教育学中的广泛应用，不单纯是手段的更新，更主要的是由认识时代特征而产生的观念的认可。事实说明，教育者已经充分感受到信息时代的降临，看到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性。这是教育观念变革的第一步。二是教育指导思想的变革。传统教育思想包括对教育要素、教育结构、教育模式的看法，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基于现代教育的全新教育思想—素质教育正在形成。信息时代由计算机技术特别是网络带来的信息交流，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并能够在大量信息之中分析、挑选有用的加以利用，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学习的问题.用同一种教学模式培养人才的应试教育显然无法承担这种重任，因而，时代对人提出新要求的结果必须会引发传统教育观念的变革，即向素质教育转轨。教师要掌握现代化教育思想理论，促进“角度”的转换，即由知识的权威者，知识的传递者转换成知识的组织者，学习的促进者。树立起现代化的教育观。
3.2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
这是教师在信息技术时代中必备的条件和基本功。面向21世纪的教师只有以“精”、“深”来构造自己的专业知识大厦，要有雄厚的人文科学功底，诸如哲学、文学、心理学、伦理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社会与自然科学诸素养便是教师博大精深大厦的根基，也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决定性因素。而教师人文科学知识的获得又主要是靠平时的刻苦钻研与辛劳积累，只有天长日久的不断积累，及时地“充电”，不断更新知识，广纳最新动态信息，课堂上方能如鱼得水，才能出奇制胜。
信息时代新知识、新事物、新行业及一切可能性随时随地都在大量涌现，面对迅速变化的实践热点和迅速老化的旧知识，要想跟上这个社会并自由地生活和工作，随时都有必要学习，因为“比你的竞争者学习得快的能力也许是唯一能保持竞争优势”，教育存在的深刻必要性就决定了教育将走向终身化，终身教育应有三个含义:第一，人的一生中随时都有必要学习新知识，培养新技能.25岁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第二，信息技术为各个年龄段都提供了相应的受教育的手段和内容。第三，掌握学习方法。这是更重要的。只有学会了学习，才可以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和知识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信息时代学会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掌握以计算机为核心的能即时和大量获取信息与培养技能的信息技术。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跨越。
3.3要掌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本领，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新型教师
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潜能发展。陈至立同志在为《中国教育报》“制高点—现代教育技术”专版撰写的《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与改革》一文中指出，“要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教师要消除对教育技术的神秘感和畏惧心理，纠正只把计算机作为课程和打字工具的偏见和误解，认识发展多媒体教育的深远意义，努力掌握教育技术的理论和技能，成为新时代的新型教师。本人认为广大教师要逐步掌握以下技能:
(1)掌握以视听技术为主的教学技术，如投影、幻灯、录音、电视录像等视听设备的操作以及教材的编制、使用技能。
(2)掌握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如多功能多媒体教室的使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利用数字音像技术进行信息的采集、处理、传递、存储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