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审查意见篇1
一、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价值意义
律师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证据做出审查判断，并提出罪与非罪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意见，是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为切实发挥律师在促进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应有作用，有必要在检察环节建立听取律师意见的常态性机制，其价值意义体现为：
1、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司法实践中，由于公诉案件承办人的角色限制，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当然会把嫌疑人是否有罪和罪重作为审查工作的重心。与此相反，提出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予刑事处罚的证据和意见是辩护人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公诉部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于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全面履行公诉职能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2、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质量。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一方面可以弥补侦查机关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审查时的疏漏，及时收集和调取遗漏的证据。同时，也可以帮助公诉案件承办人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不正确的指控意见，从而使公诉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定性以及对事实和情节的认定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有助于确保公诉案件的质量。
3、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检察环节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满足了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的现实要求。律师运用其与检察官基于同一模式的法律教育培训所养成的法理认知和法律逻辑推理能力，对同一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独立地思考和审查判断，从而发现检察官可能忽视的证据瑕疵或因定势思维形成的认识误区、审查盲点。
4、有利于推动保障律师合法权益，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审查阶段享有辩护权，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则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权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律师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辩护意见，不仅是法律规定的辩护权行使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之一，也为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控辩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现状
司法实践中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施行并不尽如人意，一是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主动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即使一部分辩护人提出了意见，也没有引起公诉部门的重视，致使审查阶段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制度难以全面实施，有些地方甚至形同虚设。
三、检察环节设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法律依据
1、《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其中，律师申诉控告更多是以法律意见的形式提出。
2、200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或者委托辩护人的，检察人员应当注意听取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意见”；第七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超期羁押的，有权向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检察院投诉，要求解除有关强制措施”。
四、形成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在审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改进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建立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之前，建议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制定审查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并在其中规定律师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向检察机关进行开示。待时机成熟后，可将律师调查的证据在审查阶段及时向检察机关开示作为一种制度在立法上予以规定。
2.建立规范有效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及反馈的机制，具体内容包含以下几点:一是建立告知辩护律师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的制度。二是建立有针对性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交流制度。三是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反馈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如果采纳了律师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比如可以在不决定书、书和公诉意见或者在其他文书中参考判决书的写法，明确记载所采纳的律师意见和证据，或者单独设立一种专门的采纳律师意见的文
书进行告知。这样，有利于律师配合证据开示和在审查阶段主动提出意见。
3.建立规范有效的审查律师意见的制度。一是公诉部门要树立全面审查案件的观念，把对于两种性质不同证据的审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从辩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和反向思维。二是要提高全面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在分析有罪证据时，既要分析现有的指控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有罪证据链，也要分析每个证据的证明力度，分析证据上的瑕疵和薄弱环节，也要审查分析辩方提出的无罪证据是否合理，要分析无罪证据与证据链的薄弱环节对有罪证据链的形成会造成何种冲击。三是要尽量避免受侦查机关《意见书》的影响，避免先入为主，要在全面分析案情和证据的基础上，努力形成客观公正的审查意见。
法律审查意见篇2
一、实践探索
今年以来，巩义市人民检察院对提请批捕的3起案件4名嫌疑人，通过公开听审形式开展了审查批捕必要性听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诉讼和社会效果，充分的释法说理帮助检察机关减少了涉检矛盾。承办人在全面听取意见、征询各方诉求、规范收集证明材料的过程中，注意加强沟通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在公开听审的3起案件中，案件当事人均未对检察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
巩义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阶段公开听取意见工作的探索中认识到，听是路径，审是目的，而要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则要求检察人员“兼听则明、居中裁判”。为体现这一要旨，同时衡量司法工作的社会效果和诉讼资源，在实践中尝试了听审会和分别听取两种形式，并拟定以听审会形式为示范，以分别听取形式为日常工作的必要补充，通过两种形式并用，实现审查模式司法化的最优效果。其中：听审会形式体现“两个重大”。召开听审会的案件一般是经承办人审查后认为在审查批捕必要性上控辩双方有重大争议，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该类案件往往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典型性。因此可以根据案情邀请社会代表列席旁听，尤其是群众对不捕可能引发不满的更要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以减少涉检舆论风险。分别听取意见形式体现“便利高效”。这种形式有别于听审会的是，不需要通过定时、定点召集各方代表集中进行，而是分别征询案件当事人对于审查批捕必要性的意见，形式上既可以是当面听取，也可以用电话联系或者书面提交等方式，体现了启动操作便利、诉讼过程高效、诉讼成本较低的特点。由于简化的只是集中会议的形式，而非内容，所以同样可以体现这种形式的公开性和实效性。
上述两种形式均力求体现“三个强调”。一是强调场所庄严。无论是召集各方同时听取，还是根据现实需要分别听取，均在专门办案场所开展实践，听审会更是开场即宣读纪律、重申权利义务并全程录音录像，体现司法严肃性；二是强调操作规范。听审会要求书记员记录听审全程，留档备查；分别听取则要设计听取意见表，附上申请材料、证明材料、笔录（当面听取时）或工作记录（电话联系或不宜制作笔录的情况时），随同相关证据材料附卷归档，并抄送公安机关；三是强调全面分析。要求承办人在审查意见书中专门列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一栏，并下发“逮捕必要性分析”的书写规范，将该部分分析作为重要内容，围绕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结合各方意见及审查情况，判定有无逮捕的必要性。
二、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制度及其运行意义
总结巩义市人民检察院的实践探索，我们认为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制度，是指办理审查批捕案件时，公开集中听取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定程序决定是否批准逮捕的办案方式。该制度是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检察机关主动实施的实践创新。审查批捕公开听审旨在改变现行行政色彩浓厚、封闭运行、审查内容简单的执法办案方式，实现执法办案方式的“三个转变”，意义十分重大。
（一）由行政色彩浓厚向司法属性凸显转变
我国现行的审查批捕方式行政色彩浓厚，突出表现在：虽然讯问犯罪嫌疑人，但主要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书面审查的特点较为明显；实行承办人办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检察长决定的三级审批制，案件的办理与决定相对分离；注重与公安机关的沟通，但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重视不够，没有完全做到在兼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判，难以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的中立地位等。
审查批捕工作应当及时转变方式，不断增强司法属性。实行公开听审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均到场的情况下审查案件，检察官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不再单纯审阅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从而符合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构建了以侦查机关为控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为辩方、检察机关为审方的准控辩审三方结构，实现审查批捕的诉讼化改造，符合“三方组合”的司法结构要求；同时，检察机关在兼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符合司法的对审性和中立性。一言以蔽之，审查批捕听审凸显了审查批捕工作的司法属性。
（二）由封闭运行向主动开放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办案方式下，审查批捕呈现封闭运行的特点：检察官在封闭的场所审查案件，对检察官听取了哪些人的意见以及如何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无从知晓；对检察官在审查过程中考虑了哪些因素以及如何形成审查结论，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更是无法探知。实行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后，司法的开放性得到体现：一是参与人的开放。参与人不再局限于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参与到审查批捕中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参加；二是场所的开放。检察官不再是在封闭的办公室“独自斟酌”，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审查批捕，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听取意见的开放。检察官不再是单独听取一方的意见，而是同时兼听各方的意见，在权衡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以本文李某案为例。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查批捕期限短，加之办案人员长期的思维习惯，通常仅围绕公安机关报送的材料，只要判定公安机关的提请批捕理由成立，即会批准逮捕。一般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认为李某系外地人，非法拘禁他人时间较长，根据其犯罪情节，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的提请批捕理由，检察机关会予以认可，并批准逮捕。但正是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制度的规范，使得办案检察官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充分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体现了司法公开公正，很好地避免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负面社会评价。
（三）由审查内容简单向多项综合转变
以往的审查批捕实践中，审查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审查逮捕的证据条件，对逮捕必要性条件把握不严，“有罪即捕”的现象客观存在，同时也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发现和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人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均要求有效降低审查批捕率和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这客观上要求审查内容由简单向多项综合转变。
实行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后，审查内容将日益丰富。首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将阐明无需逮捕的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将就是否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行陈述并说明理由，这些将促使检察官认真审查逮捕必要性；其次，公开听审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揭发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提供了途径，也为侦查机关当场说明和论证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从而使检察机关有更多机会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
三、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制度存在的争议
在审查批捕公开听审的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争议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
（一）案件范围
从强化审查批捕的司法属性、促进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出发，所有的审查批捕案件均应当公开听审，这是一种应然的状态。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全面公开听审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主要的现实制约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当前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期，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公开听审往往牵扯较多精力，增加司法成本，全面实施力不从心；二是审查批捕的时间只有7天，对检察机关而言，全面公开审查在时间上存在问题；三是公安机关维稳压力大，人员捉襟见肘，全面参加公开审查有现实困难；四是犯罪嫌疑人素质不高，犯罪嫌疑人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且委托辩护律师的案件不多，全面公开审查的意义有所折扣。然而，如果只有极少数案件公开听审，则公开听审制度就不具有普遍性意义，甚至有作秀的嫌疑，这不仅无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有损司法形象。修建专门公开听审场所、制定相关程序等需要较多的司法资源，仅仅对极少数案件公开听审，存在司法不经济的问题。因此，案件范围也不宜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公开听审的案件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辩护人提出要求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辩护律师要求提供意见的，检察机关原则上应当公开听审。二是拟作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对该类案件公开听审的目的在于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意见，准确评估风险，减少复议复核、上访申诉等。对公安机关、被害人均无异议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听审。三是拟批准逮捕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对该类案件公开听审是贯彻特殊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旨在更充分地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与其他诉讼相关人员的意见，更加谨慎地行使审查批捕权。对证据确实、罪行严重的案件，由于明显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可以不公开听审。四对逮捕必要性难以把握的案件。对该类案件公开听审旨在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防止将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五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该类案件被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类案件公开听审，公开集中听取各方意见，符合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的要求，体现了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主持人与参与人
在司法实践中，公开听审一般由分管检察长或侦查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主持。我们认为，由分管检察长或侦查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主持公开听审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地位和经验有利于驾驭公开听审，保证公开听审有序进行，同时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公开听审的重视。然而，当公开听审常态化后，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主持，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公开审查常态化后，公开听审案件数量较多，由于分管检察长和侦查监督部门的负责人承担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均由他们主持公开听审存在现实困难。二是由于分管检察长和侦查监督部门的负责人没有审阅案卷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全面掌握案情，不利于提高公开听审的质量。三是司法亲历性原则要求司法人员直接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司法裁判，根据该原则，办理案件的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不应当分离。
公开听审的参与人为侦查机关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和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侦查机关人员和辩护律师参与公开听审不存在争议，需要讨论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是否应当参与公开听审。从司法原理来看，犯罪嫌疑人参与公开听审是必要的：只有侦查机关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参与才能形成“三方组合”诉讼结构；犯罪嫌疑人是案件的当事人，是利害攸关者；是犯罪的亲历者（如果确实是其实施犯罪），对案情最有发言权；是当庭考察其悔罪表现、当庭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需要等等。然而，犯罪嫌疑人参与存在现实困难：可能引起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正面冲突，公开听审难以顺利进行；从看守所押解犯罪嫌疑人到听审室，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听审室设在看守所，则存在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旁听的社会公众不能或不便于进入看守所的问题。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辩护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不宜参与公开听审；没有辩护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参与公开听审，但应当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同时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对此类案件进行公开听审。被害人不属于“三方组合”诉讼结构，但鉴于被害人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相对于侦查机关）以及减少司法风险（上访等）的考虑，应当允许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参与。
（三）听审内容
审查批捕公开听审的内容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仅仅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听审；第二种做法是听审的内容除了逮捕必要性外，还包括事实证据；第三种做法是听审的内容除了事实证据和逮捕必要性外，还包括对非法侦查行为等进行讨论。
公开听审的内容包括事实证据，有利于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案件事实，对防止错捕大有裨益。然而，在有的案件中，案件事实证据特别复杂，如果公开听审涉及到事实证据的审查，公开听审的时间将会十分冗长；对证据的审查，需要一系列的规则和程序加以保障，而在当前的公开听审程序中，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规定；此外，由于不像法官那样有丰富的主持庭审的经验，审查批捕案件承办检察官主持公开听审可能会力不从心。公开听审的内容包括非法侦查行为，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监督和保障人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公开听审涉及到非法侦查行为，公安机关一般不愿意参加，在法律没有对公开听审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无法强制公安机关参加。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开听审主要应当围绕逮捕必要性进行。因为从法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反映来看，审查批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逮捕必要性、“有罪即捕”的问题，至于事实证据、非法侦查行为的监督等问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调取录音录像等措施加以解决。当然，对公开听审的内容也不宜“一刀切”，在具备条件的地区，也可以将事实证据、非法侦查行为等纳入公开听审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也可以为公开听审制度的发展完善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四、审查批捕公开听审制度的可行性设计
根据公开听审的司法原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以及上述对争议问题的探讨，本文就如何开展审查批捕公开听审作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原则
1.公开原则。审查批捕听审公开举行，允许相关人员和社会公众旁听，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有碍侦查的案件除外。
2.中立原则。检察机关保持中立，在兼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3.平等原则。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平等的机会发表意见。
4.辩论原则。经主持人许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诉讼人可以相互辩论。
5.简易原则。公开审查的各项程序应当简便易行，以提高司法效率。
（二）案件范围
对公开听审的案件可以限定为以下几类案件：（1）辩护律师要求提供意见的案件。此类案件原则上公开听审，但明显无必要的除外；（2）拟作不批准逮捕的案件，但对公安机关、被害人均无异议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听审；（4）拟批准逮捕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但对证据确实、罪行严重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听审；（4）对逮捕必要性难以把握的案件；（5）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三）启动方式
公开听审可以依据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请启动，也可依职权启动。
（四）主持人和参与人
公开听审由办理审查批捕案件的检察官主持，检察长或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时候，由检察长或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人主持。
侦查机关人员、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近亲属及辩护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参与公开听审。必要时，犯罪嫌疑人可以参与公开听审。检察机关认为需要时，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人士参加并发表意见，但他们的意见与当事人的意见在法律意义上应当有所区别。
（五）听审内容
公开听审主要围绕逮捕必要性进行，必要的时候，可以涉及事实证据、非法侦查行为等内容。
（六）具体程序
1.通知程序。检察机关决定公开听审后，以书面或口头方式通知相关人员，通知时间不限，但应尽量给相关人员准备时间。
2.正式听审前的程序。由书记员查明有关人员是否到场，并宣布听审纪律。
3.听取意见顺序。听取意见应当按下列步骤进行：（1）主持人宣布公开听取意见开始；（2）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阐述提请批准逮捕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重点阐述社会危险性的理由和依据；（3）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律师阐述对犯罪嫌疑人不应当逮捕或建议取保候审的理由和依据；（4）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是否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行陈述并说明理由；（5）参加人员经主持人许可，可相互发问或作补充发言；（6）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询问双方是否有和解意愿并进行协商，对有和解意愿的，另行组织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
4.评议程序。对有重大社会影响、法律适用疑难复杂等几类案件，在听取当事各方意见后，单独组织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进行评议，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法律审查意见篇3
关键词：审查逮捕；辩护律师；新《刑事诉讼法》
2012年3月，我国通过了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修改众多条款，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我国刑事法治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辩护制度的修改给予律师更多的信心迎接挑战，而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具体的权利保障，律师如何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有效辩护就成为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逮捕实施情况
表一反映的是2005年至2011年我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可以看出，从2005年至2011年全国平均逮捕936711名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每年有将近93万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处于羁押状态。从逮捕率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逮捕率是比较高的，以2010年和2011年为例，2010年全国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总数为980404人，批准逮捕916209人，逮捕率约为93.5%；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总数为1022875人，批准逮捕908756人，逮捕率约为88.8%，平均逮捕率高达90%以上。
表二是2005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情况（缺200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全国每年有将近37%的犯罪嫌疑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换言之，全国每年有超过30万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提起公诉后未获徒刑以上的刑罚。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30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徒刑以上刑罚的要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何在？况且，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便完全置于侦控机关的控制之下，其后果是，被逮捕人完全沦为侦讯的对象，逮捕成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而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变相刑讯、以捕代侦等违法现象屡禁不绝。
二、原因透析
（一）辩护上：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不能进行有效辩护
事实上，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者，不享有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介入审查逮捕程序困难重重。"更为可叹的是，律师自身难保，其在侦查阶段的介入被视为"铺满鲜花的陷阱"，致使律师发挥作用难上加难。"审查逮捕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缺乏律师的有效介入，犯罪嫌疑人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单独对抗强大的国家力量，错捕、滥捕凸显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不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也受挑战。目前控辩双方地位的悬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若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阶段又失去辩护律师的帮助，无异于以卵击石，与纠问式的诉讼结构毫无区别。
（二）观念上：司法机关严重的打击犯罪观念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是三机关流水线作业、共同打击刑事犯罪。在此前提下，逮捕成为了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强有力武器，并且批捕案件的数量是检察人员重要的考核机制，如果在审查阶段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审判阶段宣告被告人无罪，会被视为司法腐败的表现，要承受打击犯罪不力的责难。
（三）事前审查上：审查批捕程序的行政审批式、形式化
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体现诉讼的性质，具体结构应具有"三角形"的形态，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基本上依赖公安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采取"个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方式作出决定，不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者律师的意见。检察机关依据书面材料难以发现侦查机关是否有违法收集证据、刑讯逼供等行为，使得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权形同虚设，失去了程序正义的外观。
（四）事后审查和救济上：事后审查的不健全以及司法救济机制的缺失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可以看出，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的变更只能由侦查机关提出，只停留在"自我否定"上而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被羁押人一般不享有请求中立机构予以复查的权利。而且对这种强制措施是否予以变更的审查过程也不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容易造成暗箱操作。所以犯罪嫌疑人由一旦被逮捕便将处于长时间的羁押状态，进而等待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及法院进行审判。
三、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的规定
（一）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的确立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介入，在侦查阶段可以行使实体和程序辩护，只是没有明确辩护人的身份，并且侦查阶段介入的赋予的权利有限很难行使，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本应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摆脱了现行刑诉法侦查阶段律师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这样一种含糊的身份。并且此次修法与《律师法》基本相衔接，有利于解决律师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简称"三难"）问题。侦查阶段确立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并辅之于相应的诉讼权利对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奠定坚实基础。
（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明确化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加强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意见》；2006年《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另外，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13条进行了规定，同时我国各地方也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几年的实践表明，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存在积极意义，故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吸收了这些规定的合理内核，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并重点强调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得律师在审查逮捕期间发挥作用的空间扩大。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诉讼地位的确立，律师"三难"问题在立法层面的突破解决，为律师充分发表辩护意见，将案件阻止在审查逮捕阶段奠定制度基础。
（三）有限的羁押审查机制的引入，事后审查制度的完善
根据现行法，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不会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或者是否还存在逮捕的必要性，而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权，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修改是检察机关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与86条事前逮捕审查相互衔接，体现立法者对限制逮捕的态度，对于完善和建立我国的羁押审查制度有积极意义。
四、逮捕制度完善的展望
（一）从听取意见制度的实质化和程序化向逮捕听证的渐进式改革
其一，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实现听取意见制度的实质化和程序化，建立必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和救济机制，同时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来保障听取意见制度的实施，建立必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和有效的救济机制。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制度设计存在历史渊源，一时难以改变，笔者不赞成现阶段取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因此程序救济和制裁的主体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是科学的、合理的。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实质化，具体到审查逮捕阶段，笔者建议若有关司法人员在审查逮捕阶段阻碍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检察机关要依法秉公处理，对司法人员进行惩戒，并与司法人员职位晋升挂钩；同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辩护人。当然，这种制度设计还需要很多配套制度的跟进，但更关键的是在我国今后法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建立程序制裁和救济机制，才是刑事法治改革的应有之意。
其二，逮捕听证程序的渐进式改革。逮捕听证是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进行质证和辩论，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逮捕的程序。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人主张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逮捕，但新《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明确逮捕听证程序，虽然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加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仅仅局限于一方主体，并未强制要求侦查机关参加。逮捕听证程序运用在刑事诉讼审查逮捕程序有利于实现各方参与以及程序正义，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审查逮捕制度改革的方向。故笔者建议未来在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基础上建立逮捕听证程序，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时要求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到场，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逮捕进行说明，控辩双方通过辩论的方式表达各自的主张和意见，并根据案件情况许可旁听人员参与听证的旁听。
（二）法律援助程序的增加以及律师自身素养的提高
其一，增加法律援助程序，设立公设辩护人。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但依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尚不可能为所有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如何保障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逮捕阶段的诉讼权利？笔者建议增加法律援助程序，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使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得到辩护。我国目前法学专业毕业生严重过剩，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二，律师界自身的努力。"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所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诚然，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律师制度的发展是法治民主化发展的产物，现代律师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很多权利仅限于纸面，所以律师在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前提下，更要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条款，因为任何权利都是斗争而来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律师应敢用、灵活用，争取将刑事辩护发挥在最有效的程度。
参考文献：
[1]中国检察年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
[2]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二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审查意见篇4
[关键词]：审查阶段
辩护律师
证据展示
不管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保障其权利的重要途径就是让其拥有充分的辩护权。众所周所，辩护分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以及指定辩护，而委托辩护是使辩护权延伸的重要途径，其作用和功效往往大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
国际公约和一些外国刑诉法对于保障委托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作出了很多相关规定。我国在1998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就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提前到审查阶段，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这一修改，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从《刑诉法》修改后9年来的司法实践显示，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行使并不乐观，“刑辩难”的现状并无多大改变，从而使人们对于这一里程碑意义的修改感到失望。笔者试图从我国法律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入手，比较国际先进立法，来探讨其不足及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现行《刑诉法》在审查阶段对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
1、辩护律师具有受限制的会见、通信的权利
根据现行《刑诉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辩护律师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在此阶段，辩护律师具有会见和通信的权利。会见和通信是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了解案情的两种渠道，辩护律师要想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了解更多有关案情，尤其是对其有利的方面，主要是通过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所以我国法律赋予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是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致的。但是，《刑诉法》在第36条中只是简单的说可以“会见”和“通信”，而对于如何会见、通信以及如何保障这种权利，法律并未做出相关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便会遇到各种的尴尬场面：①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室往往按有监控器，将会见的全部场景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②在会见的时间安排及会见的次数上受到很大限制，看守机关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规定、限制辩护律师的会见权；③辩护律师在与犯罪嫌疑通信时，往往需要经过公安看守人员的检查，主要是检查其通信内容。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保密权被剥夺了，这样就会导致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交流时，心里存有疑虑，使犯罪嫌疑人不敢把某些真相告诉其委托的律师。然而从国际上有关规定看：《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到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待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大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到谈话距离以内。另外，日本法律为保障辩护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秘密往来权，允许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接见。[1]
2、辩护律师有一定的阅卷权。
《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具有阅卷权，但是这种阅卷权是不全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阅卷的内容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于“诉讼文书”、“鉴定材料”的范围包括哪些，《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第319条第2款：“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了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第3款规定：“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技术性鉴定”等由有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阅卷的方式：查阅、摘抄、复制。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律师无法接触有关案情的案卷，更看不到相关证据，这样也就很难对于控方的指控提出实质可操作性的意见，也就不能很好地在此阶段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阶段介入诉讼也就只有“花瓶式”的摆设意义。《关于律师作用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依此规定律师可以查阅所有有关案件的资料，至少有关案情的记载以及相关证据应被查阅。美国联邦法院制定了一条“先悉权”原则，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查阅被告人向警察官员或大陪审团所作的供词或陈述。[2]（2）对于阅卷的地点：《刑诉规则》第322条第2款：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应当在文书室内进行，这种查阅是在公诉人的监视下进行的。在查阅卷宗地点方面，《德国诉讼法》规定得更有利于辩护人：辩护人声请检阅卷宗者，应各允其将该卷宗携回住所检阅（但不包括证据）。[3]（3）对于阅卷次数，相关法律、法规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以上可以看出，国际条约和外国诉讼法在审查阶段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要比我国充分得多。
六部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第13条第2款规定：“法律过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认为在侦查、审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调取证据材料，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问题：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权查阅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及证据，而在审判阶段，公诉人又不将此证据移到法院，辩护人从何处能知道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呢？既如此，辩护人又如何能向法院申请要需要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呢？
3、辩护律师有不充分的调查取证权。
《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近亲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以上我国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我们解读出以下信息：（1）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或其他单位收集证据，但是得经证人同意，若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收集证据，也即是否向辩护律师作证成为证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而《刑诉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此条规定的证人作证的义务是否仅相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遗憾的是，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试想：若答案是否定的，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收集证据要经证人同意，便与此条相矛盾；若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证人于司法机关就有作证的义务，而对于辩护人作证却成为了一种权利，这样作为控方的司法机关与作为辩方的辩护人间的不平等体现的淋漓尽致。（2）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首先要经检察院同意，其次也要经过证人的同意，若检察院不同意便无从向其收集证据了。在取证难的今天，作出如此规定岂不是雪上加霜？这种对辩护律师取证权的限制，实质上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控方是不对等的，甚至是徒有虚名的。
4、审查阶段无法律援助内容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它是针对特定人设定而由国家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的制度。我国《刑诉法》第43条、《律师法》第6、41、42、43条都对法律援助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是规定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才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在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没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根据国际刑诉法标准：被追诉人如未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有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依此标准从侦查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就享有这一权利，而我国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才有。从审判阶段才进行法律援助，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是最容易侵犯犯嫌疑人的权利阶段，对于很多需要法律帮助师又无力聘请律师的嫌疑人的弱势群体（与现代型的强大国家相比在强悍的刑事被告人也是势单力薄的弱小人物[4]）无法获得法律援助，很显然，这是不公平的，同时，这也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不完善。
二、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是适应我国所吸收的审判模式的需要，实现控辩平衡的需要。从我国审判模式的改革可看出，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方向发展的这种模式不仅体现在审判阶段的法庭上，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尤为重要。只有辩护人拥有能够足以对控方相制约的权利，才能体实现控辩平衡，对控方形式一种监督力量。通过以上《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可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中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都有很大限制，一种权利在受到过度限制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种权利的设定能起到多大作用，就像一名赤手空拳的拳击手在赛场上，可想而知。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有限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还往往被剥夺，使辩护律师很难行使其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强大的控方，更多情况下是无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完善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成为一种可以与之抗衡于的力量。
其次，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法权益的需要。最近报道出来的冤假错案一则连一则，如最近影响很大的余祥林案。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套完善且有效的辩护制度，辩护人不能有效地保护犯罪疑人的利益，审判及检察机关对于辩护人的意见不能认真、理性地对待。如果我国的辩护制度比较完善，那么余详林之类的错案或许就会少一些。
再次，是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的要求。从我国规定与国际要求来看，在辩护制度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条约都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要想缩小这种差距与世界法治接轨，只有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
三、关于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构想。
1、完善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
律师在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在不被窃听，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进行。辩护律师随时都有会见的权利。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通信秘密，应得到保护，执法人员不得随意检查通信内容（涉及国家秘密性质的犯罪案件除外）法律对于以上权利的保障应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在实践中以法律的含混来侵犯辩护律师的权利。
2、取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
辩护律师在向证人取证时，应取得和司法机关同等地位，即证人都有向其作证的义务；辩护律师在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要经检察机关同意的限制也应取消，不应将取证权决定在控方手中。实践中往往检察机关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调查取证。即然赋予其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应该让其充分行使，这也是国际的要求。
3、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确保辩护律师的知情权。
我国《刑诉法》未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双方对各自拥有的证据带有神秘性，特别是公诉机关，只是在法庭上才出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很多情况下公诉人并不出示。为了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使公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资料来原平等，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并通过控辩双方信息交流，防止审判的拖延秩序，确保诉讼的高效率，应该建议，审查阶段证据展示的内容不仅包括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还应包括不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
4、在审查阶段确认犯罪嫌疑人有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将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权提前到审查阶段或者侦查阶段，保证犯罪嫌疑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应得到法律援助权利。为了不降低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援助的质量，国家应给予财政资助。实践中提供援助的律师也并不尽职责。为此法律应作出全面的规定，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建明：《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同上
法律审查意见篇5
关键词：刑事律师；辩护；意见权；解释学原理
一、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很多刑诉法学者对于条文的解释还很局限于条文本身的字面含义的解释，条款明确规定了你享有什么权利，你才能行使什么权利；其相对应的就是做反对解释，即条文没有规定的，你就不可能享有此项权利。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有疑惑，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对于义务的规定采用罗列法、对于权力的规定是法无禁止皆自由。也如孙远老师在其文章中所说：“然而，上述看法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所采用的是法律解释论上的反对解释之方法，然而反对解释仅为诸多解释方法之一种，若采用其他解释方法，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①。”
下面，我就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相关配套规定为蓝本，就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谈谈自己的理解。
二、法条依据
纵观《刑事诉讼法》全文，并没有提及“意见权”三个字，这里的“意见权”充其量就是辩护律师“提出意见”、“可以？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几种情形。具体可以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59条、第170条、第182条、第240条和第269条。这些条文表面上涵盖了侦查、逮捕、、审判以及死刑复核的全方面；然而，一个案件的案情往往是无比复杂的，由立案到审判乃至死刑复核的过程中涉及保障被告人实质性权利的程序事项也绝不是简简单单如上述的几个步骤，所以，从整体上，国家公权力赋予辩护人的“意见权”的量还是少之又少，且如果你要细心去读法条，你就会发现，即使在辩护律师的这种极少的能够发表意见的情境下，立法者又罗列了特殊的背景，且只有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都完全符合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才可以行使自己的“意见权”。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法条规定的具体环节及其相应解读。
三、具体环节及解读
我们来看第36条的规定。你会惊奇的发现此处的“提出意见”被立法者加了限制性款项的约束：“在侦查期间……，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首先，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是可以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本条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得否为嫌疑人关于本条的前两款事项发表意见，即能否为犯罪人提供法律帮助意见？能否为犯罪人申诉、控告发表意见？能否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发表意见？
在我看来，为上述行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申诉控告乃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通常不会涉及案件的进一步侦查活动的开展；而且从专业和国情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的法律素养并不十分高，因此，专业的辩护律师运用《刑事诉讼法》去侦查机关发表案件意见也不会对案件侦查造成破坏性影响。
对于159条的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要注意两点。首先，从文义解释上来说，侦查机关听取律师意见的时间是在案件侦查终结前的任何一时间，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多次；听取意见是应辩护律师的请求，但在辩护律师没有提出请求时，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就某一问题听取律师意见的，也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法律并不禁止这样的行为。其次，侦查终结是审查的前一个环节，此时被告人已经受到了可能追诉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发生错误，又没有辩护律师来纠正这种错误，拖延到审查环节或者是审判环节，那么一方面会造成被告人无辜受羁押时间的增涨，另一方面势必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者在此环节给予了辩护律师就所侦查事实和案件真相发表意见的权利来规制这种风险，使其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辩护律师的发表“意见权”。这规定在了审查阶段，初步显示了对审查的重视，而且这是辩护律师保护被告人免受无辜裁判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案件审查阶段的控辩双方的沟通最能够影响或决定将来审判案件的走势，如在这个阶段，辩护律师若掌握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法定刑事年龄或具有精神病等不负刑事责任事由就可以和控方进行审判前最后交涉，当然辩护律师也可以就侦查机关所掌握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自己掌握的案件真相发表意见。对于辩护律师这样的一种发表权，人民检察院不能拒绝听取，这是一种强制性程序事项，辩护律师想发表书面意见的还必须附卷一并上交；若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总之，应从实质上保障辩护律师在案件审查阶段能够发表意见。
182条规定的是庭前准备程序；其中第二段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在开庭前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对回避等与审判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发表意见。很明显，这里的发表意见只能是就审判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再像以前的案件终结、批准逮捕或审查之前可以就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发表意见，这也就表明了案件已经在程序上开始为庭审做准备了。除了182条罗列的回避、证人名单及非法证据排除外，刑诉解释184条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补充规定；其中还规定了：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查期间公安、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是否提供新的证据，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等。但是，如前所述，所有的这些都是审判人员庭审前可以准备的工作，法律并未强制其必须走这些程序，这是因为一来不同案件审理可能适用不同的程序（有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二来这部分的内容其实也可以完全放在庭审中解决，除了会降低庭审效率外，似乎也不会造成其他致命性伤害。
根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和死刑复核的本质一样，都是显得慎重，给被告人以说话的权利。鉴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不完备的国情，无论是在保障被告人权益还是律师权益方面都尚有欠缺，那么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错判。那么，尤其是对于死刑，这个最严厉的刑罚就应该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处理之。我认为这里“取律师的意见”既要包括对于一二审庭审的意见还要包括对于案件的事实和量刑方面的意见；总之，就是要真正做到“死刑复核全面审”。
最后一条即269条是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严格适用逮捕措施时要求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逮捕是最容易侵犯公民基本人格权利的环节，因此，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实施也符合国际人权发展潮流；未成年人是一个独特的犯罪团体，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门的学科，这就说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性，他不能和成年人的犯罪一视同仁。也正是因为未成年人可能在认知程度上明显弱于成年人罪犯，所以国家有必要也必须在一些刑事措施的适用上更多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我们说《刑事诉讼法》是一份保障人权法，就在于其在程序设计上更多的通过法定程序来防止公民免受国家公权力的迫害；要想真正实现权利保障机能，仅仅规定复杂繁琐的程序往往是不够的，因此还要求立法者能够在现有程序法基础上作出符合立法目的的实质性解释而不局限于文字本身。实践证明，如果仅仅按照立法条文按部就班的去执行而不能做到灵活变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常常无法得到解决；如果不能准确的去解释条文，甚至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我们说“法律的精髓在于运用”，运用的前提在于解释。（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律审查意见篇6
由于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现在行法律法规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开展审查监督尚无明确的规定，应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一是要不要审查。虽然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可以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了政府预算由本级各部门的预算组成，部门预算是政府预算的基础，那么法律法规对政府预算进行审查的有关规定，可以延伸至对部门预算的审查，以提高政府预算编制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这也是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市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人代会前对市级预算初步审查时，一并审查了市政府5个试点部门的预算编制情况，今年人代会前又审查了12个市级预算部门的预算草案，并将这些部门预算草案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
二是审查哪些内容。人大对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遵循需要与可能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突出重点内容进行审查。南京市人大的做法是，着重对收支是否平衡;收入是否合法、合规，支出是否合理、透明，是否做到收支不挂钩;公用经费标准、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合理;农业、教育、科技等经费安排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部门安排的项目是否一致，资金安排是否合理到位;预算外收入是否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是否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等行政管理方面进行宙查。
三是审查程序如何进行。南京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对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也应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应与本级预算草案的审查基本同步，略有提前。他们在审查中采取的程序是，参加政府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提前介入，了解预算编制的要求和标准等情况;确定部分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的预算部门;进行初步审查，主要是开展调查研究，听取计划、审计、物价等部门的意见，听取预算部门的汇报，征询代表和专家的意见，听取人大各工作机构的意见;最后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
四是审查意见怎么处理。根据预算法的规定，人大对本级预算予以审查和批准。部门预算是本级预算的组成部分。随着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入，人大在审查本级预算时，对部门预算的审查也将不断加大力度，但是不能批准。而对部门预算审查意见的处理，是全部审查工作的落脚点，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出来，以促进政府部门依法理财、规范预算行为。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人代会前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形成审查意见;人代会上在财经委员会向大会主席团汇报的预算审查报告中，反映出对部门预算审查意见的主要内容，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明确要求政府应当按照财经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批复部门预算;人代会后根据需要，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或市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名义行文将具体审查意见送交政府，并督促财政部门根据人大审查的意见批复部门预算。
二、部门预算执行的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从总体上讲，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本级预算执行的监督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由于部门预算具有面广量大、情况各异的特点，因此在监督工作中必须注意抓好三个环节：
一是深入知情。市人大财经委在做好日常了解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监督的基础上，还在年中、年末两次听取预算部门执行情况的全面汇报，并请财政部门的领导和各有关处室负责人一同参加会议，说明情况，解答问题，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法律审查意见篇7
（三）司法机关复查案件发现的错误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办案质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自查或互查，或按上级指示进行必要的总结检查或复查。通过日常的工作检查及全面复查或对部分案件的复查，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就应当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四）各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的议案人民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密切的关系，人民群众乐于向他们反映情况和要求。他们在视察工作和调查研究过程中，以及在代表会议期间，针对确有错误的裁判而提出的议案或者反映的冤假错案的材料，体现着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司法机关应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质询意见或反映的情况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迅速审查，并将是否提审判监督程序的决定报告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交办的案件，还应报告处理结果。
（五）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介等对生效裁判提出的意见党政发信部门根据国家形势、政策方针的变化及司法工作情况所提出的关于复查某类案件的文件，当然应是提起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依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机关、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等机关、团体转处的材料或法律意见书，也是再审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省级权力机关已经制定有关律师执行职务的条例，其中规定律师机构经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同意可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复查的要求，有关司法部门必须复查并予答复。随着律师制度的健全发展，律师组织的法律意见书必将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于。至于新闻媒介反映的意见，其监督作用日益巨大和广泛，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不能仅仅作为一般舆论，而应充分重视，及时审查处理。
法律审查意见篇8
一、部门预算编制的审查
由于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现行法律法规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开展审查监督尚无明确的规定，应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
一是要不要审查。虽然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可以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了政府预算由本级各部门的预算组成，部门预算是政府预算的基础，那么法律法规对政府预算进行审查的有关规定，可以延伸至对部门预算的审查，以提高政府预算编制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这也是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市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人代会前对市级预算初步审查时，一并审查了市政府5个试点部门的预算编制情况，今年人代会前又审查了12个市级预算部门的预算草案，并将这些部门预算草案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
二是审查哪些内容。人大对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遵循需要与可能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突出重点内容进行审查。南京市人大的做法是，着重对收支是否平衡；收入是否合法、合规，支出是否合理、透明，是否做到收支不挂钩；公用经费标准、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合理；农业、教育、科技等经费安排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部门安排的项目是否一致，资金安排是否合理到位；预算外收入是否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是否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等方面进行宙查。
三是审查程序如何进行。南京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对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也应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应与本级预算草案的审查基本同步，略有提前。他们在审查中采取的程序是，参加政府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提前介入，了解预算编制的要求和标准等情况；确定部分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的预算部门；进行初步审查，主要是开展调查研究，听取计划、审计、物价等部门的意见，听取预算部门的汇报，征询代表和专家的意见，听取人大各工作机构的意见；最后提交市人代会会议审议或备查。
四是审查意见怎么处理。根据预算法的规定，人大对本级预算予以审查和批准。部门预算是本级预算的组成部分。随着预算制度改革的深入，人大在审查本级预算时，对部门预算的审查也将不断加大力度，但是不能批准。而对部门预算审查意见的处理，是全部审查工作的落脚点，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出来，以促进政府部门依法理财、规范预算行为。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人代会前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形成审查意见；人代会上在财经委员会向大会主席团汇报的预算审查报告中，反映出对部门预算审查意见的主要内容，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明确要求政府应当按照财经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批复部门预算；人代会后根据需要，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或市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名义行文将具体审查意见送交政府，并督促财政部门根据人大审查的意见批复部门预算。
二、部门预算执行的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从总体上讲，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本级预算执行的监督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由于部门预算具有面广量大、情况各异的特点，因此在监督工作中必须注意抓好三个环节：
一是深入知情。市人大财经委在做好日常了解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监督的基础上，还在年中、年末两次听取预算部门执行情况的全面汇报，并请财政部门的领导和各有关处室负责人一同参加会议，说明情况，解答问题，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二是解决问题。部门预算的实行还刚刚开始，预算执行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市人大财经委对部门预算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财政部门共同商定解决的办法，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体现了依法监督与支持促进相结合，督促问题的解决，
三是决算审查和审计监督。从今年开始，市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加强对部门决算的审查，并结合审计门对同级财政审计涉及到有关部门的问题，在决算审查报告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督促政府处理解决。现已建议市审计部门对去年度的市教育部门决算和市财政安排的市政公用企业亏损补贴资金、市市容局罚没收入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三、目前尚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随着部门预算的全面推行，审查监督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亟需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予以明确和作出规定，以利于这项工作能够依法、规范、健康和有序地开展。
一是部门预算要不要人大批准。法律规定本级预算由本级部门预算组成，那么人大对本级预算的批准是否意味着也是对本级部门预算的批准，还是不能视同。
二是编制零基预算的要求与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法律规定基数加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项目如何论证确定，项目中允许财政资金占多大比例，谁来决定；预留机动资金比例多大为宜；公用经费等非工资性支出的标准怎么确定；对非建设性项目支出差异过大，容易产生乱收费等问题，如何进行控制和监督。
三是部门预算执行中，由于政策调整或上级要求增加资金时，是否可以予以调整，程序如何进行，人大如何予以监督；对政府采购预算如何审查。
法律审查意见篇9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因此，所谓鉴定意见，就是指鉴定人员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形成的一种专家意见。鉴定意见属于鉴定人员就专门问题所作的科学鉴别，反映了鉴定人员对专门问题的主观判断，其有效性、真实性、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鉴定人员的职业素养、判断能力、职业操守等，很显然与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有较大差别。换言之，鉴定意见在总体上具有言词证据的属性，是一种特殊的言词证据。
二、鉴定意见在审查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鉴定意见的不信任
实践中，鉴定意见被称作“证据之王”，办案人员往往对它的偏信未有太大改变，认为鉴定意见是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或者借助科技设备等作出的结果，错误的概率很小，理所当然比其他证据的可信度更高，因而不加审查地当然使用。①办案人员都是法律专业的人才，对法律专业以外的领域知之甚浅，导致对鉴定意见的信任度较高，缺乏怀疑的态度。
(二)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不全面
实践中，由于大部分办案人员缺乏鉴定类专业知识，所以仅能对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格、鉴定方法、送检材料等形式内容进行审查，对鉴定意见采用的鉴定方法是否正确缺乏专业的判断，对鉴定结论的论证过程是否符合科学规律缺乏有效的判断，导致审查存在片面性。
(三)对鉴定意见的救济途径不完善
以审查环节为例，当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时，承办人经常将存在矛盾的鉴定意见退回公安机关要求补充鉴定，而重新鉴定往往建立在公安机关收集的第一手证据材料，公安机关的补充鉴定意见与原鉴定意见结果往往相一致，缺乏鉴定监督程序。正是缺乏对鉴定意见有效的审查救济方法，在存在矛盾时，造成承办人将存在矛盾的其他证据材料排除，对鉴定意见给予更大的信任。
三、鉴定意见的审查方法
(一)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是指对鉴定意见进行的外在形式上的审查与判断，其不涉及鉴定的实质内容。1．鉴定资格的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有合法资质是鉴定的基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要均具有司法鉴定资格，才能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该鉴定意见才具备证据能力。实践中，承办人首先需要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是否具备法定资格进行依法审查，只要有一方无资质鉴定或超授权资质范围鉴定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科学、权威与否，该鉴定意见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依法应当排除。2．送检材料的审查鉴定意见受理的送检材料是否规范、是否齐全。承办人在审查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时，应重点审查送检材料是否齐备，这关系到鉴定结论的正确性，涉及到案件的程序公正，以确保鉴定意见的效力。倘若送检材料不完备、不齐全，导致鉴定意见的依据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鉴定意见的可采性。3．规范性审查鉴定意见的规范性审查主要包括，一是司法鉴定的文书格式和内容是否符合《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相应的规定，二是审查鉴定意见的末尾是否鉴定人员的亲笔签名，是否有鉴定机构的盖章，三是鉴定意见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诉讼参与人，是否听取他们的意见。承办人在形式要件的审查要注意这几项容易忽视的内容，以确保鉴定意见的效力。
(二)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内容进行审查，包括鉴定方法的科学性、鉴定结论的正确性等方面的审查。1．对鉴定方法的审查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依赖鉴定方法的实施，鉴定方法对于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可采信具有重要意义。鉴定方法往往是一些科学原理和技术分析，其过程较为复杂和抽象，然而不同的鉴定意见需要不同的鉴定方法，比如物价鉴定一般采用的是市场分析法、Dna鉴定一般采用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因此，对于鉴定方法的审查，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很难作出准确判断，我们需要求助于专业机构、专业人才，以保证鉴定意见的审查无疏漏。2．对鉴定结论的审查鉴定意见的结论部分一般从以下几方面综合把握:一是结论部分引用的法律条款是否正确，比如人体损伤鉴定意见关于轻伤、重伤的法律依据;二是结论论证过程所依据的假设条件是否合理;三是鉴定人员分析推理的逻辑性是否严密;四是结论与其他证据所反映出的信息是否存在矛盾。
［参考文献］
［1］张红建．新刑诉法下审查阶段对鉴定意见审查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3(29):273－274．
法律审查意见篇10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收回了下放长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法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依法判处和裁定的，都应当报请最高法核准。经过几年的实践，目前死刑复核工作已经进入规范运行、稳步发展的阶段。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仍不完善，实践中一些操作性措施往往由最高法自行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封闭性。应当看到，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光靠法院一家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各有关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相互配合，其别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关乎被告人生死命运的最后阶段，如何通过适当的程序介入，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是死刑复核程序研究的重要课题。①特别是刚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②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制度，深具现实意义。
一、当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立法之所以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就是要通过对死刑案件的严格审查，达到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防止误杀和错杀的目的，为此需要贯彻程序参与原则。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检方介入死刑复核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从目前看，检察机关若想切实实现对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仍然面临一些现实障碍，而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除了有观念因素外，更有体制机制的因素。
（一）死刑复核程序及执行程序本身的问题
现行的死刑案件无论是从死刑复核的启动方式、审理模式还是从裁判的执行来看，都未给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留有太多的空间和途径，从而使死刑复核的检察监督难以发挥作用。
1．关于启动方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死刑复核程序的报请在各高级人民法院，被告人、辩护人及检察院均无报请复核的资格。由于“从性质上讲，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它行动，就得推动它”，①因此目前死刑案件的报请方式已然与司法权的被动、中立属性相违背，且此种制度设计也使检察机关因无从知晓复核开始的时间而无法进行检察监督。经过多年的探讨，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包括最高法）已经基本认定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②既然如此，就应当按照审判程序的方式来启动，谨守司法权“不告不理”的原则，对现行的自动报请方式予以改革。
2．关于审理方式。现阶段我国死刑案件的复核采取书面审加提审被告的方式。③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检可以向最高法提出意见。据此，尽管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的复核方式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开放性，允许辩护律师和检察院介入，但法院阅卷的审理方式依旧没有太大改观，④法官审理时不公开开庭，主要通过阅卷审核，倘若发现事实认定方面存有疑问，无需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而是由最高法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调取核实证据，甚至对合议庭的成员是否必须一起讯问被告人、⑤调取证据、阅卷评议，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未作出规定。从整体看，死刑复核程序中制约法院的因素较少，被告人、辩护人及检察机关的主体参与性十分有限。鉴于此，若想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的审理方式。
3．关于执行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0条、251条的规定，最高法判决或核准死刑，并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这就意味着从死刑判决生效到罪犯最终被交付执行，中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暂，从而造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一律在短期内被执行的局面。此种“快速处决”的执行模式导致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几乎不再可能去寻求任何法律救济，也无法行使申诉权等其他被告能够享有的诉讼权利。此外，由于最高检对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既包括对死刑复核过程的监督也包括对死刑复核结果的监督，⑥因此执行期限过短会使检察机关面对已经核准、将要执行的死刑裁判“来不及”监督。
（二）相关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除了上述死刑复核程序及死刑执行本身的问题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开展检察监督以外，相关工作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也是造成当前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困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1．与最高法的联系不够紧密。由于现在死刑案件的复核全部由最高法完成，因此最高检的监督对象就是最高法，由此，建立与最高法的工作联系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给予了最高检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职权，但对其履行法律监督权的配套措施却没有加以规定，从而使最高检在对死刑复核进行实际监督时存在一些障碍。比如，为了实现及时、有效的监督，最高检需要尽快知晓死刑案件的复核结果，虽然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规定，最高法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不过却对通报的时间、方式、裁判文书的送达机制等并无提及；再如最高检有时为进一步了解案情有必要向最高法借阅案卷，但如何办理借阅手续以及借阅的期限、归还方式等目前也无具体规定，还有，最高法提审被告人时，检察机关如果参加，也必然需要最高法告知提审的时间、内容等。这些问题未来均需最高法、最高检会同协商，共同出台司法解释或会签文件予以解决。此外，关于死刑政策和死刑适用标准，“两高”还有理解不一致的地方（各地法检之间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也需要法检两家建立横向联系机制加以统一。
2．检察系统自身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从表面上看，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是最高检的工作职责，并不涉及下级检察院，但事实是除了最高法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系由最高检全程参与、出庭公诉外，其他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报核的死刑案件，最高检并不能及时有效地掌握该案事实证据的认定是否有瑕疵及程序有无违法等情况。而这些死刑案件在一、二审时，下级检察院均通过阅卷、审核证据、批捕、出庭、列席审委会、审查裁判文书、抗诉等活动对案件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当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时，最高检若想实现有效的监督，与下级检察院建立内部工作联系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就显得十分必要。①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各级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进行合作的意识和行动都比较匮乏，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并未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其法律监督职能一般是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检察院中的公诉部门负责，而公诉部门往往以公诉工作为重心，导致其监督任务被淡化，这些都影响最高检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责的充分履行。
3．与辩护律师的沟通不够顺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由于辩护律师是作为被告方利益的代表，从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出发提出意见的，因此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最高检应当建立、完善与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通过与律师的交流，了解有利、不利被告人的各种情节，以便能够站在更加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审视案件。尤其是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作为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最高检无疑也应当“兼听则明”，全方位吸收掌握所监督案件的各种情况。2008年最高法和司法部会签了《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其中第17条明确规定了法官会见辩护律师的制度，而最高检还没有出台类似的文件，亦无相关实践，未来应在这一方面予以加强。
（三）法律规范的欠缺
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很不健全，仅用四个条文（第199条至第202条）规定了死刑复核的核准主体、报核程序、死缓核准权及审判组织，而对死刑复核的方式、控辩双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检察机关是否进行及如何进行法律监督等关键性的问题都没有作出规定。此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入了最高检可以向最高法提出意见及最高检享有对死刑复核结果知情权的内容，但是“可以”提出意见的规定仍显保守，正如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所指出的：“这样写太弱了，把法律监督机关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不太合适。”②更何况，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示检察机关进行死刑复核监督的范围、途径和方式，因此在细化解释出台之前，死刑复核的监督仍可能难以有效展开。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立法是原则性规定多、操作性条文少、综合性文件多、专门性规范少，甚至存在不少空白，再加上实体法规范的欠缺也导致监督的困难，譬如，由于刑法对死刑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许多犯罪在同一档法定刑中既有死刑又有无期徒刑乃至有期徒刑，也没有相关的量刑指南，进而造成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难以把握。
（四）经验欠缺及人员不足
最高法自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为了应对将要复核的死刑案件，在原来刑一庭、刑二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死刑复核庭，并补充三百多名法官，专门负责全国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应当说最高法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关于死刑复核的经验。与之相对，最高检却少有参与死刑复核的经验。如此，就形成了监督者对监督事项不如被监督者熟悉的局面，检察机关不知监督重点，自然无法取得监督实效。此外，人员不足也是制约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最高检已经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但仅仅是作为办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的临时机构，随着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和监督力度的加强，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的任务必定会大大增多，不仅要承担对死刑复核案件的监督，而且还肩负着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对下级的业务指导、考核统计、协助配合等大量工作，由现有的人员（现共有10人）完成以上工作显然难以负重。因此，必须研究落实与死刑复核监督状况相适应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二、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措施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正式通过，最高检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权必然要得到具体的落实，由于目前并没有出台关于死刑复核检察监督的相关解释和实施细则，再加上死刑复核的检察监督存在前述体制机制的障碍，因此这项职权的充分行使还有一定难度。为消除影响死刑复核检察监督的制约因素，保证该程序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得以实现，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完善。
（一）改善死刑复核程序及执行程序
要改革现有的死刑复核启动模式，设立更加开放的审理程序，并增设执行死刑前的异议期，以增强死刑复核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1．改革启动模式。从其他一些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看，对死刑案件复审的启动往往是通过赋予当事人“强制上诉权”来实现的。①我国也可借鉴此项制度，重新设计死刑复核的启动模式，以真正体现控辩双方的程序主体地位，并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程序的特征。具体而言，死刑复核的启动应当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赋予控辩双方复核死刑裁决的提起权，即规定对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二审案件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而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该死刑判决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在收到裁判书后一定时期内请求最高法复核，同级检察院认为裁判不当，不应判处死刑的，也可以在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死刑裁判后一定时期内向最高法提出复核；二是对控辩双方均无异议的死刑案件强制上诉至最高法。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一审、二审）或复核同意的死刑案件，如果被告人和同级检察机关没有提出复核请求的，则在法律上拟制为“被告人提出上诉”，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被告人上诉的程序将案件移送到最高法进行复核。
2．改革审理模式。理论上关于上诉审的审级构造，分别有复审制、续审制以及事后审三种，由于复审制系就案件上诉部分进行重复的审理，对卷存所有证据都可以重新调查，并接受新事实或抗辩的提出，进而依照审理的结果进行判决。因此，复审制是最有可能达到较少误判、救济当事人及发现真实的目的，故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对死刑复核进行诉讼化改造，实行三审制。②但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全诉讼化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作为支撑，如增加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鉴定人、法警，增设审判庭，配置车辆，完善装备，并承担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等，这在短期内恐怕还难以实现。另外，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改变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同时仍将死刑复核程序设置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可见，立法机关短期内也无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鉴于以上情况，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死刑二审已全部开庭审理的现实，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时可以分别采取书面审加提审、听审③和开庭审理的方式。具体来说，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即控辩双方对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法律适用及量刑均无异议的，实行书面审加提审。对于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没有争议，但对法律适用或量刑存在异议的，实行听审。对于控辩双方在案件事实及证据的认定上争议较大或程序违法等直接影响到裁判结果的，譬如在一审、二审中对事实证据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有较大分歧的案件；当事人、辩护人或其他诉讼人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案件；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存在违法情形的案件、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①实行开庭审理。
3．增设执行死刑前的异议期。从国外看，当前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实行死刑执行主体与宣判主体相分离的制度，即法院宣判死刑后，由司法部长来签署死刑执行令。②未来我国也可考虑实行此种制度，将这两种权力分开，以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数。不过在现行法律还没有修改之前，只能通过合理设置执行死刑前提出异议的期限，来保障最高检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审查死刑案件。比如可以规定，最高法在决定提交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前10日应当将核准死刑的法律文书送达最高检，最高检应当在10日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向最高法提出复议（抗诉）。对于最高检提出复议（抗诉）的，最高法应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对于最高检没有提出复议（抗诉）的，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除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及执行程序进行上述改革外，还应当建立与该程序相配套的工作机制，具体包括：1．建立与最高法的联系机制。为了便于最高检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对于最高法的一些工作内容，如合议庭举行开庭或听审的时间、何时提讯被告人、审委会的召开时间、会议议程等，最高检应当有知情权，有关这部分的告知程序也应当通过“两高”会商达成共识予以明确。此外，死刑的适用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中央关于死刑政策的贯彻问题，因此也需要最高检和最高法的配合，尽快出善死刑复核法律程序的改革文件，以及对死刑政策理解和适用的规定。事实上，最高检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已经将建立健全和最高法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双方的配合列为2012年度的工作重点，并为此作了相关准备。2．建立与完善检察系统的联系机制。对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建立并加强最高检与各省级检察院之间的工作联系机制。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建立联系：一是建立省级检察院向最高检的备案制度。死刑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一审或二审）后，省级检察院应及时将该案的审查报告、讯问笔录、出庭笔录、出庭意见书、裁判文书等全部材料报送备案，共同犯罪的案件，应当报送全案的诉讼案卷和证据。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未上（抗）诉死刑一审案件，经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由中级人民法院同级的检察院层报至省级检察院向最高检备案。二是建立省级检察院的专题报告制度。当省级检察院认为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裁判可能有错误时，应出具专题报告，详细阐明该案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情况，并提出意见供最高检参考。三是建立委托调查证据制度。最高检认为需要补充调查证据的，可以委托省级检察院进行，省级检察院应当补充调查并及时反馈结果。四是建立人员调配协作制度。最高检可充分利用省级检察院熟悉死刑案件的优势，抽调办案人员协助进行复核监督。其次，从长远看，应在各级检察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检察监督处（室），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对此，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在市级以上检察院内部设置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二是仅在最高检增设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厅，地方不再做调整。③从强化检察监督、确保监督实效出发，有必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依照第一种模式进行机构的设置。最高检专司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部门也应与各下级检察监督处（室）加强业务指导和联系，以强化审判监督职能。3．建立、加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作为客观中立的法律监督者，最高检需要兼听控辩双方的意见，由于检察系统的上下一体性，通过审查阅卷及下级院的报告，最高检能够比较容易地知晓控方意见，但对于辩方意见的知悉途径和渠道相对而言比较有限，因此建立并加强与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说，需要建立并完善以下制度：拓宽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方式；设置接收辩护律师提供案件材料的机构及材料收受情况的查询服务；设立专门的接待大厅会见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预约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见面并向其表达意见，以及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设置专门针对死刑案件的检察官接待日；做好辩护律师意见的记录及保管工作等。
（三）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相关规范
由于法律对死刑复核检察监督的规定比较简单、概括，导致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无法处理，因此必须进一步制定相关解释及规定。近几年，最高法、最高检各自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内部文件或以联合解释、会签文件等形式对死刑复核的相关内容予以规范，因此，死刑复核程序的法规完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对检察机关参与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给予了肯定，也使得死刑复核的检察监督有了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的依托。未来应加大规范的制定力度，将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监督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开展法律监督的具体时间、权限、范围、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以及最高法的告知、协助义务等均以司法解释、实施细则、会签文件等形式固定下来，以制度化、规范化来保证此项法律监督权的切实实施。（四）加强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由于目前我国死刑案件裁判总量仍然较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任务，最高检需要加强机构设置并增加相应的人员。在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设立以前，学界关于该机构的设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在最高检公诉厅下增设一个处，专门负责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工作；①二是单独建立与各职能厅平行的死刑复核监督部门。②2007年最高检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这表明最高检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经通过的情况下，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取得中央编委的正式批准，改为死刑复核检察厅，以更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与此同时，死刑复核检察厅还应当通过选调、招录等方式汇集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方面的人才，建立死刑复核检察工作人才库，并注重与公诉厅的密切配合，吸收省、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具有办理死刑案件经验的检察人员，加强对死刑复核工作人才的培养、使用，协助办理重大案件。
三、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程序构想
（一）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途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已成定局，为此，检察机关应积极行使该项职责。具体来讲，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介入：
1．备案审查或专题报告审查。各省级检察院接到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死刑裁判文书后，应认真审查，并出具审查报告，连同案件的书、上（抗）诉书、出庭笔录、辩护人意见、一、二审裁判书或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裁定的复印件等，一并报送最高检备案。审查报告应当包括案由、简要案情、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破案经过、办案说明、审理经过、裁判结果、审查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案件的主要争议问题、有无法定、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从重处罚情节以及判处死刑是否恰当等。③其中，省级检察院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或同意死刑的裁判确有错误或在审判活动中存在违反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应当表明自己的意见，并出具专题报告，报送最高检实行法律监督。对于省级检察院报送的备案材料，最高检接到后应立即指派专人审查，并在初步审查的基础上将案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法律适用、定罪量刑均无异议的；（2）控辩双方对事实认定没有异议，但对法律适用或量刑，即是否判处死刑有异议；（3）控辩双方或一方对案件事实认定有异议；（4）控辩双方或一方认为原审程序不当的。然后，根据案件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后三类案件上。审查时，应坚持全面审查和重点审查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注意审查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证据的来源使用情况以及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此外，在审查过程中，如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的，可以向省级检察院发函调取卷宗或进行征询，也可以向最高法借阅卷宗、材料，省级检察院应及时回复，最高法也应予以协助。
2．受理申诉、控告和举报。高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当事人及近亲属如果不服，在死刑复核期间可以向最高检提出申诉，最高检应当受理。对于申诉人的申诉，相关承办人应予登记并及时处理。申诉人口头提出申诉的，应写成笔录，经本人核实后由申诉人签名或盖章；提出书面申诉材料的，承办人应当记录保存。申诉笔录或材料中应标明死刑裁判中有错误或存疑的事实和理由，并附一、二审的判决、裁定或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死刑的裁定的副本或复印件。最高检的承办人员应结合备案材料或专题报告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会见被告人及辩护人，调取庭审活动的录音录像，对其提出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新的事实、证据或与死刑裁判中所认定的证据不相一致的证据，要进行调查核实。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申诉有理由，裁判确有可能错误的，应出具书面审查意见报送最高法，并答复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应向被告人说明不予接收的理由，并做好稳控息诉工作。
3．最高法主动征询意见。从当前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的情况看，不予核准死刑的大多是出于政策的考量，即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的法定情节，或坦白大部分的罪行；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以及被害方有过错，被告出于义愤实施的犯罪；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的犯罪等。①对于这些情形，应按照“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②可不予核准死刑。同时，为求慎重，最高法在拟作出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定前应征询最高检的意见。事实上，在此轮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关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程序的部分已经明确要求“当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或长期不能核准的，应当通报最高检，并听取意见”。③最高检在接到最高法征询意见的通知后，应高度重视，认真答复，认为不需要判处死刑的，作出同意不核准的书面意见并及时报送最高法，以维护死刑政策的落实。
（二）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的监督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提出检察建议和意见、纠正违法、抗诉、列席审委会、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等。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结合改革的要求，完善监督方式，确保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1．提出检察建议、意见或立案侦查。最高检应当对最高法复核死刑案件的合议庭是否有程序违法的行为、合议庭组成人数是否合法、有无应当回避的事由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或者审判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及其他不合法的情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最高法要及时作出答复。此外，最高检还应当对合议庭是否存在无故拖延的现象进行监督。对于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审或审而不结的，应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意见，以防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最高检在对死刑复核进行监督的过程中，通过审阅案卷材料、查看庭审录音录像等发现司法人员有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或接到当事人、群众对司法人员在案件审判及复核阶段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行为的控告、举报的，应当进行调查，认为有犯罪事实达到立案条件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立案，并依法定程序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控告、举报人继续承办案件会影响死刑复核程序的公正进行，最高检应书面建议最高法更换办案人。
2．抗诉或申请复议。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最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件，即使已经生效，最高检如果发现确有错误，仍然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不过，由于死刑复核的裁判是由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构的最高法作出的，因此对死刑复核裁判的抗诉应当慎之又慎。对于最高法核准的死刑案件，抗诉的重点应放在不应判处死刑而核准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过程中有受贿舞弊、贪赃枉法行为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不当剥夺从而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等情形。对于最高法没有核准死刑或直接改判的案件，除非审判人员有重大违法行为，并直接影响到该不予核准或改判的结果、被告人伪造作为不予核准或改判依据的证据以及案件认定的事实有重大明显错误，最高检可以向最高法提出抗诉，除此之外不宜提起。另外，基于死刑案件的严肃性和不可挽回性，可以赋予最高检复议请求权，即最高检认为最高法复核确有不当的，可以提出复议请求，最高法应当另行组织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在死刑复核裁定生效前做出书面答复。
3．出席开庭、听审或参与提讯被告人。对于控辩双方在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分歧较大的案件，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如果最高法决定开庭审理或举行听审的，最高检应当派员参加，积极履行法律监督权。最高检在死刑复核开庭或听审前可以向法院调阅案件的有关材料、证据，认为有必要听取被告方意见的，可以会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时，为了使合议庭更加充分地了解公诉方的意见，原一、二审程序中承担公诉任务的检察官可以出席死刑复核合议庭，提出证据、参与法庭的调查、质证及辩论。最高检应当对开庭及听审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并在开庭复核或听审后向合议庭提交《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意见书》，对本案是否适用死刑发表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对于不需要开庭审理或举行听审的，最高检也应当参与合议庭提讯被告人，经合议庭允许，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了解被告人的意见，并对提讯被告人的程序是否合法、正当进行监督。由于现阶段最高法已经开始在部分案件中通过远程视频与被告人见面，因此，对于远程提讯的，最高检应派员参加整个远程开庭或提讯的过程，并且应当同当面讯问被告人一样有权向被告人提问。在远程开庭或提讯结束后，最高检应提出法律监督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