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1
一、基本原则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三个兼顾”（兼顾林农交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两低一保”（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的原则，采取“政府引导、林农自愿、市场运作”的模式，以灾后参保者能迅速恢复生产，保险公司可持续经营为目标，先试点、后推广，先起步、后完善，逐步建立健全林业风险保障机制。
二、目标要求
2009年，全县完成公益林补偿面积的林木火灾保险。为了扩大保险规模，逐步推动退耕还林、国有林、公司大户造林、流转山林的林木火灾保险。
三、林木火灾保险内容
（一）保险标的：生长和管理正常的商品林、生态公益林及林权抵押贷款的造林。
（二）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限内，因火灾或火灾施救造成保险林木死亡的直接经济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三）保险期限：一年。
（四）保险金额：以亩为投保计量单位，保险金额为每亩。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为200至400元，国有商品林、公司造林为200至600元。
（五）保险费率：4‰。
（六）损失标准：树冠全部烧毁，树干严重被烧，采伐后不能作为用材，被称为烧毁木，属全部损失标准。
树冠2/3被烧坏，呈棕褐色，待来年无发芽，但采伐后1/3可作用材，被称为烧死木，属部分损失标准。
（七）赔偿标准：保险林木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内按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1、免赔额。林木火灾保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5亩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投保面积在100亩以下（不含100亩）的免赔额为投保面积的10%。
2、全部损失。保险林木发生保险责任内火灾均为烧毁木时，为全部损失，按保险金额扣除绝对免赔后予以赔偿。全部损失一次性赔偿后，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3、部分损失。保险林木发生保险责任内火灾损失，林木为烧死木但未达到全部损失标准的为部分损失。部分损失根据损失程度的比例赔偿。
4、保险林木面积小于实有林木面积比例时，如无法区分未保险面积部分，则按保险林木面积与实有林木面积的比例赔偿。
（八）赔偿处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泽支公司要指定主管林木火灾保险工作的领导和具体负责人。接到报案后，应在24小时内迅速组织现场查勘，理赔手续齐全并与被保险签定赔付协议后，在3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九）承保方式：投保人自愿投保。
四、财政支持
（一）林木火灾保险保费实行财政补贴。商品林按省财政：县财政：投保人分别为20%：10%：70%；纳入中央和省级补偿范围内的公益林的保费按省财政：县财政：投保人分别为30%：10%：60%的比例承担。
林木火灾保险保费实行“按实补贴、一年两结”，县财政负担部分由省财政厅统一结算到省，年度结算时间为上年11月1日至当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泽支公司分别在5月15日之前和11月15日之前将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已经签定了的保单且投保人已经交纳了保费的相关证明交县林业局审核，县财政局根据县林业局审核后的数据区分省财政负担、县财政负担、投保人负担等情况内容会同县林业局联合上报市财政局、市林业局。最后，省财政厅将财政应承担的保费统一拨付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省分公司。
（二）参加林木火灾保险的投保人，省财政将在贷款担保、林业贷款贴息等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五、保障措施
（一）加大宣传
通过电视、报纸等形式让林农了解林改的扶持政策。
（二）加强协作
1、县林业局做好全县公益退耕还林数据统计工作，牵头统一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泽支公司投保。
2、以乡镇、林场为单位，利用财政对生态林、退耕还林的补贴政策，做好林农参加林木火灾保险的宣传、解释工作，达成林农同意参加森林火灾保险的相关协议，办好手续后统一交到县林业局。
3、根据投保签单情况，由县财政局、县林业局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泽支公司结算保费。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2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农业和牧业用地
第四章 水域和水利用地
第五章 工矿和交通用地
第六章 城市用地
第七章 林业用地
第八章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土地，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律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制止浪费和破坏土地资源，是全省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全省各族人民应尽的义务。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辖区内的一切土地，包括耕地、园林、林地、草地、水域、荒地、荒山和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矿、交通、国防、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等用地，以及未开发利用的土地。
第四条 凡属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确定和变更，土地的勘查、规划、保护和利用，都必须依照本条例办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行政辖区内的一切土地。农业部门是土地的管理机关，负责掌握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利用总体情况和办理征用土地事宜。城市建设部门负责城市（包括建制镇，下同）规划区内的土地规划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搞好自然资源调查，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非经原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动。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下列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简称国有土地，下同）：
（一）城市土地（不包括城市中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二）国家所有的林业用地；
（三）国家依法没收、征用或者征而未用的土地；
（四）国家拨给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事业等单位使用的土地；
（五）经批准划给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
（六）经批准划给农民（承包者）使用的国有林地、草原、水域、荒地、荒山；
（七）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不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八条 下列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自留塘、饲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
第九条 为了确认和保障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土地所有单位和土地使用单位或个人必须办理登记手续，报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颁发土地证和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和土地使用证所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实行征用，对国有土地实行拨用。已征用和拨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
第十一条 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土地或者以其它违法方式侵占土地。
地上附着物的买卖、租赁或转让，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时，必须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因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发生争议，按本条例第五条确定的管理范围，由主管部门主持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争议各方均须服从同级人民政府的裁决。
第三章 农业和牧业用地
第十三条 所有使用农业用地的单位，都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所使用土地的具体规划和措施，搞好经营管理，保持水土，涵养土质，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事业等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得自行划拨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另作他用。上述单位需要在其使用的土地上进行基本建设的和因特殊需要必须划拨的，均须经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乡人民政府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村镇（包括乡村居民点、村庄、集镇，下同）的建设规划，并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经批准的建设规划，非经原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动。
制定村镇建设规划，要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和空闲地。凡能利用坡地、薄地的，不得占用良田。
农民（包括农村非农业户，下同）和村镇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必须服从村镇建设规划，不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
第十六条 农民建房使用村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必须经乡人民政府审批其用地位置、面积、用途和标准，并发给建设用地许可证（含宅基地使用证）。
乡镇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参照有关征地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农民建房用地面积，实行限额管理。
第十八条 由于迁居等原因腾出的旧宅基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统一安排使用。如仍作宅基地转他人使用时，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因迁居或原有宅基地面积不足而出卖房屋涉及宅基地使用权转移时，买方要重新申请和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严格控制从耕地上取土生产砖瓦和挖取砂石。城乡国营、集体企业单位确需从耕地上取土生产砖瓦和挖取砂石的，要分别按照或参照有关征地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农民不得在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住宅，开矿和毁田打坯、烧砖瓦等，不得弃耕弃管。违反者，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土地的使用权。
第二十一条 加强草原管理，保护草原资源，搞好草原建设，积极治理严重退化、沙化、碱化的草场，不断提高草地生产能力。严禁垦草开荒、破坏草原设施、草场资源以及其他有害于草原建设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在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保护区、风景区、疗养区范围内的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进行建设时，必须遵守有关规定。保护区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进入保护区内占用土地。因特殊需要必须占用的，须征得保护区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上述范围内现有生产、建设单位在土地及资源利用上的权利和义务，统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章 水域和水利用地
第二十三条 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确认的国营渔场范围内的土地，由国营渔场使用。
经批准定期经营天然泡沼的生产单位，在泡沼干涸期有权继续使用。
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各类水利工程保护用地，由水利工程管理部门使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水利工程用地，按有关征拨用土地规定执行。
国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办水利工程，须由主办单位报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占用非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耕地，要用受益单位土地或未拨用的国有土地予以调剂。调剂不了的，由受益单位按被占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给予土地补偿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间联办水利工程用地，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占用非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用受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予以调剂，或由受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被占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给予土地补偿费。
县与县之间联办水利工程用地，须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五章 工矿和交通用地
第二十五条 经国家批准因工程建设和开发地下资源，妨碍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资源和设施时，由建设或开发单位按有关规定负责修复或新建。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占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因安全防护等特殊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留用土地，不得视为征而未用的土地，任何单位不得侵占。特殊需要临时使用的，必须经铁路或公路部门同意；需要收回时，使用单位要无代价交还。
位于城市的铁路留用地的规划、利用，必须服从所在城市的总体规划。
第二十七条 国家新建、改修公路用地，按有关征拨用地规定执行。
筑路、养路所需砂、石、土，要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解决。如需从公路用地外有收益的土地上挖取砂、石、土，必须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从城市规划区外的公路沿线附近的荒山、河滩上挖取砂、石、土等天然筑路材料，要经有关部门批准，但不付补偿费用。公路部门要搞好水土保持，不得破坏自然资源。
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办的公路工程用地，由主办单位报请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占用的土地，由当地使用该路的单位调剂补偿，或参照有关征地规定，付给补偿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进行农村道路建设，须经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第二十八条 铁路、公路绿化林或防护林，要在国家规定的用地内种植。
第六章 城市用地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土地均为城市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不得擅自扩大。
第三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各项建设，需要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征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向城市建设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的申请，由城市建设部门审查批准其用地位置、面积和范围。征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城镇总体规划和有关征地规定统一办理征用事宜。
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和征用后的土地，均由城市建设部门发给建设用地许可证（含宅基地使用证）。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需要临时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必须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临时用地许可证。临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还要征得土地管理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二条 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新建或扩建居民点和企业、事业单位，其用地位置、面积和范围，要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批准手续。
第七章 林业用地
第三十三条 林业用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林间空地、宜林地和苗圃用地。凡属国家的林业用地，一律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凡属集体的林业用地，林业部门有权对其进行检查、指导。
第三十四条 凡按政策规定划给非林业部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使用的林业用地，不准改作他用或扩大占用面积。
划给个人使用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荒沟、荒滩、荒坡、沙丘等宜林地或其他林地，由县（市）人民政府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三十五条 严禁集体和个人在林地内开垦小片荒地。
凡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开垦耕作的，由各级人民政府作出规划，限期退耕还林。
第三十六条 征用集体林地和拨用国有林地，必须征得林业部门同意，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征拨地手续。
第八章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
第三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凡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被征、拨地单位和群众必须服从，不得妨碍、拖延和阻挠。
第三十八条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必须严格执行设计定额，禁止多征、早征，杜绝浪费土地的现象。凡有空地、荒地、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
第三十九条 一个建设项目所需土地，必须一次申请报批，可分期拨用。
凡有“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新建工程项目，必须同时提交经环保部门批准的治理“三废”设施的规划，方能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
临时抢险、防洪等紧急用地，可先占地施工，后补办征、拨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条 申请征、拨用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土地或国有林地，须向被征、拨地所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机关提交用地申请书。附经批准的建设计划、设计任务书和按国家规定的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一条 征、拨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耕地、园地三亩以下（含三亩），林地、草地十亩以下（含十亩）其它土地二十亩以下（含二十亩），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三亩以上、五亩以下（含五亩），林地、草地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含二十亩），其它土地三十亩以下（含三十亩），县城、镇、工矿区规划区内菜田三亩以下（含三亩），由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五亩以上至一千亩以下，林地、草地二十亩以上至一万亩以下，其它土地三十亩以上至一万亩以下，县城、镇、工矿规划区内菜田三亩以上至一千亩以下，各市规划区内的菜田一千亩以下，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拨用省属林业局管辖的国有林地，面积一千亩以下（含一千亩），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林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一万亩以上，报国务院批准。
外省来我省征、拨用土地，一律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征地，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
第四十二条 征用土地，要根据土地数量、质量、地面附着物等情况，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征用城市规划区内菜田和近郊菜田，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征用城市远郊菜田和其他所有的耕地，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计算。
征用果园、精养渔塘、苇塘、条通，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
征用集体林地，被伐林木交林木所有者；拨用国有林地，被伐林木交森林经营单位。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给予补偿。林地补偿标准按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拨用有收益的其它国有土地给原用地单位造成损失的，由双方协商补偿。
征用无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对征、拨用土地上的生产（生活）设施和青苗，由建设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合理补偿。在开始协商征、拨地方案后，违背农时抢种的作物，树木和抢建的设施，一律不予补偿。
征用城市郊区的菜田（包括城市规划区内的菜田），还需向被占地所在城市缴纳新菜田建设费，统一上缴地方财政，用于新菜田建设。
（二）安置补助费：被征用耕地（包括菜田），每个农业人口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因征地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被征地单位征地前农业人口（按农业户口计算，不包括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迁入的户口）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及征地数量计算。年产值按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十倍。
按上述规定确实安置不完的剩余劳动力，由建设单位按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面积比例人数予以安排，并相应核减安置补助费。如安排有困难，可向当地有关部门交纳安置补助费。由当地有关部门安排。
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已被征完，又不具备迁、并条件的，经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有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原有的集体所有财产和所得的补偿费、补助费，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与被征地单位商定处理，用于安置其他人员的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私分。
（三）附着物补偿费：由征地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赔偿。
征用土地的补偿、补助费，除将地上个人附着物的补偿费付给个人外，均应付给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安置群众生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
第四十三条 用地单位和个人两年未使用的土地，凡属城市规划区内的，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安排使用；凡属城市规划区外的，由土地管理机关安排使用。
第四十四条 临时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按其使用面积乘以该土地每亩平均年产值逐年付给原用地单位土地使用费。临时用地期满，用地单位负责恢复土地的耕种条件或按恢复工作量向原用地单位支付费用，及时归还。
临时使用城市规划区以内的国有土地，确需补偿的，由临时用地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处理。
不准在临时用地上修永久性建筑物。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
第四十五条 在征、拨用土地范围内发现文物、古迹和无主财物时，施工和用地单位要妥善保护，并立即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不得破坏和窃藏。
第四十六条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进行基本建设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搞联营使用集体土地，比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办理征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七条 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的管理机关要严格掌握土地的补偿、补助、赔偿标准。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八条 执行本条例，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成绩显著者。
二、维护土地政策、法律，同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有重要贡献者。
三、在建设项目的设计、选址、审批、施工中，节约用地有显著成绩者。
四、在农房建设上不占耕地，节约用地，成绩显著的乡、村。
五、在土地的勘查、规划、登记和土地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土地管理机关，城市建设部门和林业部门按其管理范围执行制裁：
一、买卖、变相买卖土地者，其土地交易无效，并没收交易的土地、款、物，对直接责任者、指使人处以罚款。
二、未经法定审批手续占用或多占土地，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者，责令其退还土地；地上建筑物要限期拆除或没收，并赔偿被占地单位的经济损失；对占地单位、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处以罚款。
三、以欺骗手段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或超越审批权限审批土地者，均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对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
四、滥开荒地，毁坏草原、苇塘及其自然资源，以及超坡开荒造成水土流失者，责令其退耕还林、还草，赔偿经济损失，并对其单位、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处以罚款。
五、不执行征地补偿、安置、赔偿经济损失、治理恢复土地等规定者，责令其执行并对直接责任者和主管人处以罚款，擅自提高补偿、补助或安置、赔偿费用者，对主管人处以罚款，并追究批准机关领导者的行政责任。
六、以无理要求阻挠征、拨地，或不按本规定如期交出被征、拨地，影响建设施工者，责令其按规定或限期交出土地，对被征、拨地单位主管人处以罚款。
上述各款中的赔偿金和罚款由企业单位支付的，从企业自有资金中开支。由行政、事业单位支付的，从预算包干结余和预算外资金中开支。对非法占地建设单位的罚款，按工程投资或造价的百分之三至三十计算；对个人支付的，最低不少于三十元，最高不超过本人六个月的总收入。收缴的罚款上缴地方财政。
对不服从经济制裁者，交司法机关处理。
违反上述条款情节严重者，按干部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给予行政处分；对国家、集体的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借土地纠纷，煽动群众闹事，破坏生产秩序，或造成人身伤亡，和使用暴力或其它手段，阻碍土地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情节严重者，交司法机关惩处。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都有权向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检举或控告。
对土地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从重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我省过去的有关土地管理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一律以本条例为准。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3
项目前期主要是指根据核准制的要求，取得支持项目核准的咨询评审意见和行政许可文件的过程。本文重点探讨部分单改双工程环评文件未重新审核，可能面临法律风险。2012年萧山供电公司接到浙江省电监办《关于35千伏合党合益线路跨越其房屋，造成安全隐患》的协助调查函，其中投诉人对于单改双高压线路未做环评提出质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环评批文的有效期为5年，超过5年项目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需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在项目环评批复后，项目的所址、路径、建设规模及主变压器布置形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单位未依照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此案例带来很大的警醒，一是电网建设过程中一旦建设项目的所址、路径、建设规模及主变压器布置形式有重大改变，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编报环境影响评价调整报告。二是电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应当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送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2项目用地补偿方面存在的法律风险分析及其防范
随着民众物权意识的提高，电网建设中涉及的物权法律关系更加复杂，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物权法》实施后，加大了对物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了电网建设征用、占用土地的门槛，使得电网建设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法律风险。目前萧山供电公司在电网建设项目用地补偿方面主要存在以下2个方面的风险。
2.1线路走廊对地表权利人造成权利限制风险
根据《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竹子或高杆作物，被跨越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因此线路走廊实际上对地表权利人形成了一定的权利限制。线路走廊造成的权利限制与地表权利人基于《物权法》所享有的房屋改建加高、种植树木获得收益等权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实践中，萧山供电公司也多次接到拆迁线路、高额索赔等诉求，有的甚至出现了阻扰施工。
2.2征地完成后不及时施工，可能面临闲置土地导致二次补偿等风险
2012年，萧山供电公司因为新街供电营业所存在征地完成后未及时开工建设，导致村民以索要经济补偿为目的补种青苗，在后期项目开工时又要求再次给予青苗补偿费的情况。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征地后如果没有及时开工，村民补种青苗，在开工时又要求再次给予青苗补偿费，导致增加不必要的建设成本。风险一是电网建设项目中常见问题，因为目前国家法律层面对此没有具体的规定，对于该问题在目前的情势下，一是要努力争取政策支持，明确线路走廊用地模式，统一补偿原则和补偿标准，规避电网建设用地执法层面的风险；二是对于线路确需跨越房屋、高杆作物限高确需砍伐等情况，应当依法与权利人签订协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补偿标准及时支付补偿款，确保补偿合法有效。对于风险二，应当从内部管理入手，及时整理档案；已经办理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建设项目，应当及时开工建设，避免出现闲置土地现象。
3项目建设中相邻关系处理的法律风险分析及其防范
所谓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实际上是在斟酌相邻各方的利益和公共秩序后，对行使所有权的一种限制或节制。电网工程项目因其特殊性，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同土地、房屋、苗木等所有人或使用人形成相邻关系。目前萧山供电公司在电网建设工程项目的相邻关系上形成的案例也相当多，主要体现在：
3.1“线房”矛盾日益突出
调查近10年来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90%以上的案件都是线下建房引起，而且线房矛盾不仅是安全问题，还因为相关权利人阻工或要求高额赔偿，工程建设难以顺利进行。目前“线房”矛盾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第一，侵害他人权益，招致索赔。电力线路建设即便经过合法的审批程序，但根据《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相关规定，电力线路跨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造成不动产损害或价值贬损的，权利人也可以遭受经济损失为由，要求供电企业予以补偿。第二，民众对于高压电有电磁辐射、噪音、安全等方面的忧虑，不愿意“沾染”上电网建设项目。第三，在实践操作中，有时迫于建设工期紧，在无法与权利人就补偿数额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直接支付了补偿款，从而产生权利人重复索要补偿款的风险。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经常性向民众普及宣传电磁污染、安全距离等方面的知识，消除民众的恐慌；（2）事先提出多个线路架设方案进行比选，提早布局，减少建设工程项目对相关权利人的相邻关系影响；（3）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街道、村委会的理解与支持，在其协助下开展相关权利人劝导疏通工作；（4）与相关权利人规范签署补偿协议，明确补偿事项及纠纷处理方式。签署的相关协议请政府部门进行鉴证或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公示。
3.2“线树”矛盾风险险现
根据《电力法》以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供电企业发现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及生长危及电力运行安全的高杆植物，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以保障电网运行安全。目前在处理“线树”矛盾中主要存在以下法律风险：（1）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风险。根据《安全生产法》，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的高杆植物如果危及电网运行，构成危险源，电网企业未进行监控或未制定应急预案，将可能招致行政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责任人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导致安全距离不够，引起电力设施损毁造成停电，电网企业可能面临索赔；（2）未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砍伐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的高杆植物，可能导致本为合法的维护行为变成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或者受到行政处罚，比如根据《森林法》有关规定，未办理采伐许可证对林木实施砍伐的，林业主管部门有权处以罚款，森林公安部门可视情节对有关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对于解决“线树”矛盾，要善于运用法律赋予供电企业的权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电力法律法规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赋予供电企业对在电力线路通道内自然生长或违法种植的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树木进行修剪或砍伐的权利。但为了防范法律风险，在运用上述权利时特别是在强行砍伐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林木时，应当遵循必要的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与林木权利人协商砍伐、报告政府及相关部门、请求政府及相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与林业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争取林业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优化办理流程和审批程序，依法合规地超前办理林木砍伐许可证等手续，保障电网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协调解决电力线路运行维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3.3施工扰民导致投诉及行政处罚等风险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4
一、财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及其立法规范的必要性
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由政府给予受灾或受损方经济补偿，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既然为社会提供安全、良好生态环境等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其费用或损失理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平等、公平原则的要求。平等、公平是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既然某一群体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遭受了损失，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自然法的理念，每一个人应在平等范围内担负着普遍的社会义务，当特定主体为大众做出了某一不可期待的牺牲时，只有补偿才能使个别主体牺牲的不平等性转变为平等；由于补偿是建立在立法者为促进较高利益而为原来利益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以，补偿原则可平衡两种利益的失衡。这意味着，某人获得了特别利益，自应负担由补偿产生的不利益。如此，法律的平衡原则才能得以贯彻。例如作为生态屏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西的南地区，承担着比环杭州湾和沿海更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求它限制发展环境容量资源依赖型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如果不给予其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不仅对其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也不可能长期维系。更进一步说，补偿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民法原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延伸。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的补偿，更彰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法治理念。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未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统一的财政补偿制度，有些虽然已经规定补偿制度，但尚存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我国财政补偿制度所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补偿的规定零散、不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防洪法》第7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第32条第2款规定：“因蓄滞洪区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对蓄滞洪区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国务院和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制度。”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均过于原则，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应该补偿的没有规定，导致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或出现补偿的随意性。例如《环境保护法》未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的作出补偿规定；又比如《动物防疫法》未规定因国家实行强制灭杀而致损失的补偿。
三是补偿的主体、原则、方式、程序等缺乏法律规定。在公共危机、洪水灾害等发生后，对因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的，应当由谁补偿，又按照什么原则、方式、程序补偿，目前并无法律规定。例如，《防洪法》强调了有关人民政府做好救灾事宜的责职所系，强调了重点水利防洪工程由中央财政支付修复或重建资金，但对于因承担分洪任务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农民群众的财产损失的补偿（包括补偿的范围、内容与标准以及由谁出资赔偿）问题，现行《防洪法》的相关法条是缺席的。如就补偿的主体而言，从实践来看，有的是由中央财政补偿，有的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补偿，也有的是由地方财政来补偿。而有的应当由中央财政补偿的却由地方财政承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它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都位于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地区，地方财力十分有限，让财力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对受害、受损农户的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自然也就很难落实。与此同时，有些受益地区却未为此承担任何代价，这显然不合乎公平原则。就补偿的标准而言，则因各地财力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广西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三公里范围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标准为：每只鸡补偿25元，每只鸭补偿15元。而湖北每只鸡补偿15元，每只鸭补偿18元，每只鹅补偿20元，每只鸽子补偿5元。而有的地方补偿则较低，在云南省，被捕杀的鸡苗0.5—1元，中鸡3－5元，大鸡补助8－10元。
四是有些规定不尽合理，未能体现对灾民或受损方利益的有效保护。补偿不足，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近十年来，随着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不断增多，保护措施日趋完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等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数量增加。但这些动物伤人损物的事件随之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来频繁、大规模发生的亚洲象肇事，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肇事者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闯入村庄，吃光田地里的庄稼，毁坏即将开割的胶园，村庄一片狼藉，庄稼绝收。据统计，1991年至2002年，全州由于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猴等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累计损失粮食5897万多斤，甘蔗35834吨，经济作物（主要是橡胶）181万多株，牲畜4337头，人员伤亡75人（死15人，伤60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937万多元。其中2002年一年间，全州有34个乡镇、158个村民委员会、775个村民小组、16547户家庭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79万多元，为历年受灾之最。从1991年至2001年，当地林业部门共向受害群众支付各种补偿费624万元，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9.51％；2002年共支付各种补偿费102万元，仅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4.29％。又比如，现行政策规定，农民退耕1亩（0.067hm2）坡耕地，国家每年补助100公斤原粮，补助期为5年（虽然中央有更长期的考虑，讲过“5年不行8年，8年不行10年”，但作为地方政府，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出更长的期限时，目前只能按5年向群众进行宣传）。从目前的宣传动员情况来看，农民感到由于退耕还林而造成的利益损失在两个方面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一是相对目前的土地收益而言100公斤的粮食补助偏少；二是对5年之后的生活保障普遍感到担忧。
五是补偿的随意性、非长效性。也正是由于我国制定有关补偿的法律规范，未就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程序作出规定，使得某些能否得到补偿、得到多少补偿均具有不确定性。有的补偿例如对因禽流感而遭捕杀的补偿成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多少有点“法外施恩”的味道，还缺乏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利益平衡、利益维护、民众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六是救济程序缺失。获得补偿是受损者应享有的一项权利，但在我国，因缺少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使得不能行使补偿权的受损者难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有悖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现代法制原则。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例如我国财力较弱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等。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理念的欠缺，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与此相对应，人民则享有要求政府提供包括安全保障、优良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在因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情况下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某种措施，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行为的正当性无可非议，但决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就可以受到漠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为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实行财政补偿则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平衡协调的经济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亦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的有效平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公共危机，更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等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从国外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补偿责任。美国宪法规定，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补偿，不得收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之下，方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有效救济。为使财政补偿有法可依并使其规范、有序进行，我们认为，用立法对财政补偿进行规范则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例如宋集思等35名代表提出：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水利、水电工程涉及数百万移民。这项工作既要考虑国家综合发展的大局，又要维护水利工程移民的后续生存和发展权益，建议制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补偿法”。
二、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的性质
界定财政补偿法的性质，必须对财政补偿的性质作出考查。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财政补偿法与转移支付法、行政补偿法、国家赔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转移支付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法律补偿。首先，《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后者只是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而前者的目的在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侧重维护受损方的利益。其次，财政补偿法不同于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也不同于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目的是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而行政补偿则是以法律规定为限，其目的是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相对人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
由于财政补偿的主体为国家或者政府，且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引起，最终也是由国家财政承担，故我国行政法学界基本上将其纳入到行政补偿的范畴，并认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公法性质的行政法。对此，我们虽然持赞成之态度，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政补偿法律规范除具有行政法之性质外，也具有财政法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应当受到财政法的规制。例如财政补偿的资金应纳入预算，要受预算法调整；又比如财政补偿资金是否到位、使用是否合法等，也应受财政监督法调整。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单纯用依靠某一个法律规范来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已经不尽现实。
三、财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财政补偿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履行经济补偿责任所应遵循的原则，更是实践中确立财政补偿标准、范围、方式的前提。关于财政补偿的原则，学界鲜有论及。《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遵循下列原则：(一)保障蓄滞洪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二)有利于蓄滞洪区恢复农业生产；(三)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比较外国一些国家，大都确立了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例如德国确立了“公平补偿原则”、日本确立了“正当补偿原则”，美国确立了“公正补偿原则”。我们认为，财政补偿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财政补偿所应遵循的一项首要原则。该原则至少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补偿是政府应当遵循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符合法定补偿的情形，政府就负有补偿的责任；第二，补偿是受损者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不属于政府免赔的范围；第三，法定范围类的补偿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补偿法定原则虽然是对政府和受损者双方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该项原则的确立更多是在于维护受损者的利益，防止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而推卸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展且难以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维护社会公众之个人权利，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贯彻财政补偿原则，及时制定我国有关财政补偿的法律规范则属当务之急。
（二）公开、公平原则
财政补偿公开原则，是指补偿的法律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应当公开进行。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约束政府的行为，督促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使得社会公众受损的情况下，及时履行补偿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使得财政补偿公开透明，防止补偿的随意性以及“暗箱操作”，以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公众对之实施有效监督。
财政补偿公平原则，一方面是指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确立，应当合乎公平的理念，切实使受损者的损失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是指损失相当者应当获得相等的补偿，不能搞区别对待或对不同的受损者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
（三）及时原则
财政补偿及时原则，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补偿，不论系主动补偿还是申请者申请补偿，政府都应当及时作出是否补偿的决定，并且一旦作出补偿决定，补偿资金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位。特别是诸如洪水灾害等事件发生后，补偿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活能否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不受补偿程序的限制，在作出正式补偿决定前，进行先期补偿。
（三）受益者分摊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地区或群体在为防洪等目的作出某种牺牲的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必然会因此受益。例如，洪水灾害通常有受益区。就抗洪救灾中的分洪而言，中上游地区及群众为分洪作出利益牺牲，下游地区及群众则因此而受益。因此，在强调相关利益补偿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前提下，也应当建立上下游地区的相关利益补偿机制。这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还可以使得受损者能够继续承担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应负担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为防止洪水灾害，上游地区就不得不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实际上是要求它牺牲一部分发展权。对牺牲的这部分发展权必须得到相应得补偿。换言之，中下游受益地区应当分担一部分成本，这样才能把生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才能保障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四）合理补偿原则
补偿的标准是财政补偿机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使受损方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我国，除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未对补偿作出规定。财政补偿究竟应采取什么原则，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标准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受损方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较高的标准，无疑是不现实的。鉴此，我们认为，还是以采取合理补偿原则为宜。亦即一方面应当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以及其因此而丧失的发展权。强调合理补偿原则，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对受损者权利的维护。在我国，因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标准过低而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屡见不鲜。
四、财政补偿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标准
（一）财政补偿的主体
政府是财政补偿的主体，这一点确定无疑。但问题在于，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财政补偿的义务？从我国有关涉及财政补偿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尽相同。有的规定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例如国务院2000年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承担比例由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损失情况和省级财政收入水平拟定，报国务院批准。”也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承担，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
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虽符合财政补偿合理原则，但其忽视了受益地区应当承担的财政补偿责任，且蓄滞洪区所在的省大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由其分担往往比较困难。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则明显不妥。既然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其补偿就理应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否则，对这些地区不仅不尽公平、合理，而且也不符合不同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提供的财政原则。保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区所在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此而带来的损害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不应该由地方政府这个受害者来承担，事实上它也无力承担，相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关于财政补偿，我们认为，应在区分不同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确定其承担主体。基于全国性公共利益之需要的，应当由国家补偿，相反可以由地方来补偿。例如，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补偿应实行分级补偿制度，即部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国家财政负责补偿；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省、自治区财政负责补偿；地方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地方财政负责补偿。与此同时，也应当贯彻前述的财政补偿应遵循的受益原则。
（二）财政补偿的对象
谁有权获得财政补偿亦即财政补偿的对象，我们认为，应当是因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依法实施某种行为或采取某种措施致损害的特定的公民或组织。在这里，公民或组织主张财政补偿，一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相反则只能申请国家赔偿；二是必须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而致损害；三是不属于政府依法免予补偿的范围。
（三）财政补偿的范围
关于补偿的范围，行政法学界不少学者进行了阐述。例如有的将其归纳为：（1）行政征收或行政征用的补偿；（2）行政主体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政策和行为的补偿；（3）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4）公民因保护国家财产或协助执行公务受到的损失的补偿；（5）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某些合法权益的补偿；（6）部队军事训练、演习、巡逻、执勤等或、制止骚乱、对付内乱、追捕逃犯等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成部分个人、组织不应有财产损失的，甚至个别人身伤害的补偿。
财政补偿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过于狭窄。否则，有可能产生财政难以承受或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的情况。有基于此，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二是不予补偿的情形。应当予以补偿的范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为防止公共危机与突发性事件而采取某些措施致使某些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例如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防洪救灾等；（2）政府基于生态环境、资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而使公民或组织受损；（3）国家因对公民或组织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而使其利益受损；（4）国家基于军事行动、实施等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5）行政主体因实施合法行为而使相对人利益受损；（3）其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至于不予补偿的范围，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损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而致损失。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造成的下列损失，不予补偿：(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退田而拒不退田，应当迁出而拒不迁出，或者退田、迁出后擅自返耕、返迁造成的水毁损失；(二)违反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或者方案建造的住房水毁损失；(三)按照转移命令能转移而未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牲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
（四）财政补偿的标准
关于财政补偿的标准，目前除《土地管理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此作出规定外，未见其他规定。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二）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三)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但是，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在学界，还有的认为，应予补偿的损害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当包括一定范围的间接损失；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损失，也应当包括精神损失。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来看，一是只补偿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不赔；二是部分补偿且采用最低标准。虽然补偿不同于赔偿，不能完全适用完全补偿原则，但补偿标准显然过低，受损者例如蓄滞洪区的受损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与此同时，间接损失不予补偿的做法也不尽合适，例如对蓄滞洪区的受损者而言，不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发展权也因此丧失殆尽。对此不予以补偿，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不仅应补偿受损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应当考虑其间接损失。至于精神损失，我们认为，不应当纳入补偿的范围。第一，财政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所以不能适用一般民事赔偿的规则而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第二，对精神损失予以补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吻合，也会令各级财政难以为继。
五、财政补偿的程序
财政补偿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仅是财政补偿法定性的要求，也是财政补偿规范有序进行并防止随意性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以单行法律、法规方式确立损害补偿的不少，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损害补偿的具体程序和救济途径的却不多。只是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规定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中有征用土地的补偿的行政程序，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鉴此，确立完善的财政补偿程序就成为财政补偿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损者受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补偿的程序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程序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和司法这两个方面。
（一）行政程序
根据财政补偿是否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启动，财政补偿的行政程序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补偿程序和申请补偿程序。
一是主动补偿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补偿可依政府积极行为而启动。亦即在发生洪水灾害、公共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使受损者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政府往往可以依职权主动决定补偿，如这次禽流感事件发生后政府给予受损农民的补偿。主动补偿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发出补偿通知；（2）单方做出补偿决定或与被补偿人达成补偿协议。
二是申请补偿程序。申请补偿程序包括:（1）申请。即由受损者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的方式向补偿义务机关提出补偿请求，包括补偿的事实、理由、标准等；（2）审查。即补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后对受损者是否受损、损失大小以及是否应予补偿进行审查；（3）协商。即补偿义务机关决定予以补偿并通知申请人之后，应与申请人就补偿的方式、标准进行协商，以达成补偿协议；（4）达成协议或作出补偿或不补偿的决定。
（二）司法程序
受损者对补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补偿的决定或单方面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即可向作出补偿决定的上一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者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这是法律给予受损者的司法救济。考虑到财政补偿的及时原则，我们认为，不应当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加以设置，否则有可能为受损者的权利救济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六、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立法体例的选择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政府财政补偿行为并建立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如前所述，财政补偿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因此仅仅依靠一部单行法，难以实现对财政补偿的全面有效调整。为实现财政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议：
1、在宪法中规定行政补偿条款，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宪法保障之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非依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补偿，不得剥夺、限制或取为公用，并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合法权益而受到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通过完善宪法规范，引起社会各界对补偿问题的广泛重视，推动补偿立法的完善。
2、制定《行政补偿法》，为财政补偿提供法律依据。虽然要必要在宪法中就财政补偿加以规定，但其规定不可能具体。鉴此，有必要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制定一部单行的《行政补偿法》，就补偿的主体、原则、对象、范围、标准和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3、制定《财政监督法》，就包括财政补偿资金在内的使用是否合法等加以有效监督。财政监督从本源上说，它是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国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民意的要求。民意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法律监督。在民主法制国家，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范围、规模、方式和程序，还要规定对国家财政活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规定对于财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法律中关于后面的这些规定，便属于财政监督法律规范。财政监督法律规范是财政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1]郭洁：《土地资源保护与民事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地316—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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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祁小敏：《试论我国行政补偿范围》，《理论探索》2003年第3期。
[10]司坡森：《试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1]李傲夏军：《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5
一、财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及其立法规范的必要性
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由政府给予受灾或受损方经济补偿，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既然为社会提供安全、良好生态环境等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其费用或损失理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平等、公平原则的要求。平等、公平是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既然某一群体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遭受了损失，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自然法的理念，每一个人应在平等范围内担负着普遍的社会义务，当特定主体为大众做出了某一不可期待的牺牲时，只有补偿才能使个别主体牺牲的不平等性转变为平等；由于补偿是建立在立法者为促进较高利益而为原来利益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以，补偿原则可平衡两种利益的失衡。这意味着，某人获得了特别利益，自应负担由补偿产生的不利益。如此，法律的平衡原则才能得以贯彻。例如作为生态屏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西的南地区，承担着比环杭州湾和沿海更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求它限制发展环境容量资源依赖型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如果不给予其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不仅对其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也不可能长期维系。更进一步说，补偿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民法原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延伸。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的补偿，更彰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法治理念。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未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统一的财政补偿制度，有些虽然已经规定补偿制度，但尚存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我国财政补偿制度所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补偿的规定零散、不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防洪法》第7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第32条第2款规定：“因蓄滞洪区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对蓄滞洪区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国务院和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制度。”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均过于原则，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应该补偿的没有规定，导致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或出现补偿的随意性。例如《环境保护法》未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的作出补偿规定；又比如《动物防疫法》未规定因国家实行强制灭杀而致损失的补偿。
三是补偿的主体、原则、方式、程序等缺乏法律规定。在公共危机、洪水灾害等发生后，对因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的，应当由谁补偿，又按照什么原则、方式、程序补偿，目前并无法律规定。例如，《防洪法》强调了有关人民政府做好救灾事宜的责职所系，强调了重点水利防洪工程由中央财政支付修复或重建资金，但对于因承担分洪任务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农民群众的财产损失的补偿（包括补偿的范围、内容与标准以及由谁出资赔偿）问题，现行《防洪法》的相关法条是缺席的。如就补偿的主体而言，从实践来看，有的是由中央财政补偿，有的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补偿，也有的是由地方财政来补偿。而有的应当由中央财政补偿的却由地方财政承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它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都位于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地区，地方财力十分有限，让财力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对受害、受损农户的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自然也就很难落实。与此同时，有些受益地区却未为此承担任何代价，这显然不合乎公平原则。就补偿的标准而言，则因各地财力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广西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三公里范围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标准为：每只鸡补偿25元，每只鸭补偿15元。而湖北每只鸡补偿15元，每只鸭补偿18元，每只鹅补偿20元，每只鸽子补偿5元。而有的地方补偿则较低，在云南省，被捕杀的鸡苗0.5—1元，中鸡3－5元，大鸡补助8－10元。
四是有些规定不尽合理，未能体现对灾民或受损方利益的有效保护。补偿不足，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近十年来，随着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不断增多，保护措施日趋完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等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数量增加。但这些动物伤人损物的事件随之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来频繁、大规模发生的亚洲象肇事，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肇事者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闯入村庄，吃光田地里的庄稼，毁坏即将开割的胶园，村庄一片狼藉，庄稼绝收。据统计，1991年至2002年，全州由于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猴等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累计损失粮食5897万多斤，甘蔗35834吨，经济作物（主要是橡胶）181万多株，牲畜4337头，人员伤亡75人（死15人，伤60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937万多元。其中2002年一年间，全州有34个乡镇、158个村民委员会、775个村民小组、16547户家庭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79万多元，为历年受灾之最。从1991年至2001年，当地林业部门共向受害群众支付各种补偿费624万元，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9.51％；2002年共支付各种补偿费102万元，仅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4.29％。又比如，现行政策规定，农民退耕1亩（0.067hm2）坡耕地，国家每年补助100公斤原粮，补助期为5年（虽然中央有更长期的考虑，讲过“5年不行8年，8年不行10年”，但作为地方政府，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出更长的期限时，目前只能按5年向群众进行宣传）。从目前的宣传动员情况来看，农民感到由于退耕还林而造成的利益损失在两个方面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一是相对目前的土地收益而言100公斤的粮食补助偏少；二是对5年之后的生活保障普遍感到担忧。
五是补偿的随意性、非长效性。也正是由于我国制定有关补偿的法律规范，未就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程序作出规定，使得某些能否得到补偿、得到多少补偿均具有不确定性。有的补偿例如对因禽流感而遭捕杀的补偿成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多少有点“法外施恩”的味道，还缺乏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利益平衡、利益维护、民众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六是救济程序缺失。获得补偿是受损者应享有的一项权利，但在我国，因缺少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使得不能行使补偿权的受损者难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有悖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现代法制原则。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例如我国财力较弱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等。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理念的欠缺，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与此相对应，人民则享有要求政府提供包括安全保障、优良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在因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情况下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某种措施，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行为的正当性无可非议，但决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就可以受到漠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为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实行财政补偿则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平衡协调的经济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亦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的有效平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公共危机，更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等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从国外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补偿责任。美国宪法规定，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补偿，不得收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之下，方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有效救济。为使财政补偿有法可依并使其规范、有序进行，我们认为，用立法对财政补偿进行规范则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例如宋集思等35名代表提出：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水利、水电工程涉及数百万移民。这项工作既要考虑国家综合发展的大局，又要维护水利工程移民的后续生存和发展权益，建议制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补偿法”。
二、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的性质
界定财政补偿法的性质，必须对财政补偿的性质作出考查。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财政补偿法与转移支付法、行政补偿法、国家赔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转移支付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法律补偿。首先，《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后者只是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而前者的目的在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侧重维护受损方的利益。其次，财政补偿法不同于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也不同于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目的是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而行政补偿则是以法律规定为限，其目的是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相对人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
由于财政补偿的主体为国家或者政府，且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引起，最终也是由国家财政承担，故我国行政法学界基本上将其纳入到行政补偿的范畴，并认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公法性质的行政法。对此，我们虽然持赞成之态度，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政补偿法律规范除具有行政法之性质外，也具有财政法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应当受到财政法的规制。例如财政补偿的资金应纳入预算，要受预算法调整；又比如财政补偿资金是否到位、使用是否合法等，也应受财政监督法调整。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单纯用依靠某一个法律规范来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已经不尽现实。
三、财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财政补偿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履行经济补偿责任所应遵循的原则，更是实践中确立财政补偿标准、范围、方式的前提。关于财政补偿的原则，学界鲜有论及。《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遵循下列原则：(一)保障蓄滞洪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二)有利于蓄滞洪区恢复农业生产；(三)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比较外国一些国家，大都确立了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例如德国确立了“公平补偿原则”、日本确立了“正当补偿原则”，美国确立了“公正补偿原则”。我们认为，财政补偿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财政补偿所应遵循的一项首要原则。该原则至少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补偿是政府应当遵循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符合法定补偿的情形，政府就负有补偿的责任；第二，补偿是受损者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不属于政府免赔的范围；第三，法定范围类的补偿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补偿法定原则虽然是对政府和受损者双方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该项原则的确立更多是在于维护受损者的利益，防止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而推卸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展且难以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维护社会公众之个人权利，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贯彻财政补偿原则，及时制定我国有关财政补偿的法律规范则属当务之急。
（二）公开、公平原则
财政补偿公开原则，是指补偿的法律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应当公开进行。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约束政府的行为，督促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使得社会公众受损的情况下，及时履行补偿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使得财政补偿公开透明，防止补偿的随意性以及“暗箱操作”，以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公众对之实施有效监督。
财政补偿公平原则，一方面是指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确立，应当合乎公平的理念，切实使受损者的损失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是指损失相当者应当获得相等的补偿，不能搞区别对待或对不同的受损者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
（三）及时原则
财政补偿及时原则，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补偿，不论系主动补偿还是申请者申请补偿，政府都应当及时作出是否补偿的决定，并且一旦作出补偿决定，补偿资金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位。特别是诸如洪水灾害等事件发生后，补偿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活能否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不受补偿程序的限制，在作出正式补偿决定前，进行先期补偿。
（三）受益者分摊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地区或群体在为防洪等目的作出某种牺牲的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必然会因此受益。例如，洪水灾害通常有受益区。就抗洪救灾中的分洪而言，中上游地区及群众为分洪作出利益牺牲，下游地区及群众则因此而受益。因此，在强调相关利益补偿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前提下，也应当建立上下游地区的相关利益补偿机制。这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还可以使得受损者能够继续承担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应负担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为防止洪水灾害，上游地区就不得不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实际上是要求它牺牲一部分发展权。对牺牲的这部分发展权必须得到相应得补偿。换言之，中下游受益地区应当分担一部分成本，这样才能把生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才能保障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四）合理补偿原则
补偿的标准是财政补偿机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使受损方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我国，除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未对补偿作出规定。财政补偿究竟应采取什么原则，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标准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受损方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较高的标准，无疑是不现实的。鉴此，我们认为，还是以采取合理补偿原则为宜。亦即一方面应当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以及其因此而丧失的发展权。强调合理补偿原则，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对受损者权利的维护。在我国，因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标准过低而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屡见不鲜。
四、财政补偿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标准
（一）财政补偿的主体
政府是财政补偿的主体，这一点确定无疑。但问题在于，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财政补偿的义务？从我国有关涉及财政补偿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尽相同。有的规定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例如国务院2000年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承担比例由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损失情况和省级财政收入水平拟定，报国务院批准。”也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承担，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
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虽符合财政补偿合理原则，但其忽视了受益地区应当承担的财政补偿责任，且蓄滞洪区所在的省大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由其分担往往比较困难。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则明显不妥。既然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其补偿就理应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否则，对这些地区不仅不尽公平、合理，而且也不符合不同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提供的财政原则。保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区所在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此而带来的损害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不应该由地方政府这个受害者来承担，事实上它也无力承担，相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关于财政补偿，我们认为，应在区分不同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确定其承担主体。基于全国性公共利益之需要的，应当由国家补偿，相反可以由地方来补偿。例如，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补偿应实行分级补偿制度，即部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国家财政负责补偿；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省、自治区财政负责补偿；地方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地方财政负责补偿。与此同时，也应当贯彻前述的财政补偿应遵循的受益原则。
（二）财政补偿的对象
谁有权获得财政补偿亦即财政补偿的对象，我们认为，应当是因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依法实施某种行为或采取某种措施致损害的特定的公民或组织。在这里，公民或组织主张财政补偿，一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相反则只能申请国家赔偿；二是必须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而致损害；三是不属于政府依法免予补偿的范围。
（三）财政补偿的范围
关于补偿的范围，行政法学界不少学者进行了阐述。例如有的将其归纳为：（1）行政征收或行政征用的补偿；（2）行政主体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政策和行为的补偿；（3）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4）公民因保护国家财产或协助执行公务受到的损失的补偿；（5）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某些合法权益的补偿；（6）部队军事训练、演习、巡逻、执勤等或戒严、制止骚乱、对付内乱、追捕逃犯等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成部分个人、组织不应有财产损失的，甚至个别人身伤害的补偿。
财政补偿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过于狭窄。否则，有可能产生财政难以承受或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的情况。有基于此，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二是不予补偿的情形。应当予以补偿的范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为防止公共危机与突发性事件而采取某些措施致使某些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例如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防洪救灾等；（2）政府基于生态环境、资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而使公民或组织受损；（3）国家因对公民或组织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而使其利益受损；（4）国家基于军事行动、实施戒严等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5）行政主体因实施合法行为而使相对人利益受损；（3）其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至于不予补偿的范围，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损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而致损失。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造成的下列损失，不予补偿：(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退田而拒不退田，应当迁出而拒不迁出，或者退田、迁出后擅自返耕、返迁造成的水毁损失；(二)违反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或者方案建造的住房水毁损失；(三)按照转移命令能转移而未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牲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
（四）财政补偿的标准
关于财政补偿的标准，目前除《土地管理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此作出规定外，未见其他规定。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二）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三)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但是，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在学界，还有的认为，应予补偿的损害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当包括一定范围的间接损失；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损失，也应当包括精神损失。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来看，一是只补偿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不赔；二是部分补偿且采用最低标准。虽然补偿不同于赔偿，不能完全适用完全补偿原则，但补偿标准显然过低，受损者例如蓄滞洪区的受损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与此同时，间接损失不予补偿的做法也不尽合适，例如对蓄滞洪区的受损者而言，不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发展权也因此丧失殆尽。对此不予以补偿，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不仅应补偿受损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应当考虑其间接损失。至于精神损失，我们认为，不应当纳入补偿的范围。第一，财政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所以不能适用一般民事赔偿的规则而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第二，对精神损失予以补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吻合，也会令各级财政难以为继。
五、财政补偿的程序
财政补偿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仅是财政补偿法定性的要求，也是财政补偿规范有序进行并防止随意性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以单行法律、法规方式确立损害补偿的不少，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损害补偿的具体程序和救济途径的却不多。只是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规定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中有征用土地的补偿的行政程序，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鉴此，确立完善的财政补偿程序就成为财政补偿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损者受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补偿的程序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程序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和司法这两个方面。
（一）行政程序
根据财政补偿是否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启动，财政补偿的行政程序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补偿程序和申请补偿程序。
一是主动补偿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补偿可依政府积极行为而启动。亦即在发生洪水灾害、公共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使受损者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政府往往可以依职权主动决定补偿，如这次禽流感事件发生后政府给予受损农民的补偿。主动补偿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发出补偿通知；（2）单方做出补偿决定或与被补偿人达成补偿协议。
二是申请补偿程序。申请补偿程序包括:（1）申请。即由受损者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的方式向补偿义务机关提出补偿请求，包括补偿的事实、理由、标准等；（2）审查。即补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后对受损者是否受损、损失大小以及是否应予补偿进行审查；（3）协商。即补偿义务机关决定予以补偿并通知申请人之后，应与申请人就补偿的方式、标准进行协商，以达成补偿协议；（4）达成协议或作出补偿或不补偿的决定。
（二）司法程序
受损者对补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补偿的决定或单方面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即可向作出补偿决定的上一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者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这是法律给予受损者的司法救济。考虑到财政补偿的及时原则，我们认为，不应当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加以设置，否则有可能为受损者的权利救济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六、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立法体例的选择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政府财政补偿行为并建立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如前所述，财政补偿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因此仅仅依靠一部单行法，难以实现对财政补偿的全面有效调整。为实现财政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议：
1、在宪法中规定行政补偿条款，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宪法保障之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非依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补偿，不得剥夺、限制或取为公用，并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合法权益而受到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通过完善宪法规范，引起社会各界对补偿问题的广泛重视，推动补偿立法的完善。
2、制定《行政补偿法》，为财政补偿提供法律依据。虽然要必要在宪法中就财政补偿加以规定，但其规定不可能具体。鉴此，有必要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制定一部单行的《行政补偿法》，就补偿的主体、原则、对象、范围、标准和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3、制定《财政监督法》，就包括财政补偿资金在内的使用是否合法等加以有效监督。财政监督从本源上说，它是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国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民意的要求。民意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法律监督。在民主法制国家，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范围、规模、方式和程序，还要规定对国家财政活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规定对于财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法律中关于后面的这些规定，便属于财政监督法律规范。财政监督法律规范是财政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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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6
关键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特征；司法治理；策略
农用地的非法占用和大量毁坏，威胁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规范农用地利用行为，减少因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的次生环境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从1997年的“非法占用耕地罪”到2001年刑法修正案(二)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有效地阻止了对土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的破坏行为。然而，目前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研究仍多限理论层面，专门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而且，少量实证研究层面的研究仅限于行政机关人员或者司法工作人员对经办案件的经验总结，存在覆盖地域小、样本数量少、代表性不够等问题。为此，笔者拟以中国16个省(市、区)2003—2014年间200份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的判决书为样本①，对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整体情况与司法适用现状进行分析，从而为预防和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提出立法和司法方面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
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样本囊括贵州、河南、四川等16个省份，涵盖2003—2014共12个年份，案件数量在2009年达到高峰，随后迅速减少，但自2011年以后，数量又开始往高处爬升。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表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案件发生地排名前五位的是河南、四川、陕西、贵州和湖南，共占总案件的78%，其中仅河南就占24%，与其人口稠密、土地需求较大有关。就西南地区的省份来看，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案件高达72件，占总案件的36%。这与其山地众多、森林资源丰富有关。河南与陕西的案件高达79件，占总案件的39.5%，与当地丰富的煤矿资源密不可分。
1．犯罪行为主体与对象
被告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要为农民)、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直接负责人)、村民委员会。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自然人犯罪有179件，占89.5%。单位犯罪有21件，占10.5%。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的案件有4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200个样本案件中未发现农田水利用地和养殖水面被非法占用的案件，只有耕地、林地和草地成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对象，其中，有非法占用林地案件109件、非法占用耕地案件86件、非法占用草地案件5件。非法占用林地和耕地，占全部案件的97.5%，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的主要对象。另外，在非法占用耕地的案件中，有36个案件基本农田被非法占用，占该类别案件的42.8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土地行政和刑事立法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政策，但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2．犯罪行为类型与原因
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可以归为三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如建厂、建房、建设水电站等；在农用地上进行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如采矿、采砂等也可认为是转为建设用地。其二是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如开垦林地、挖塘养鱼等。其三，转为其他用途，如毁坏、堆放、取土等，使农用地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统计结果表明，将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案件有118件，占59%；转为其他农用地的案件有55件，占27.5%；转为其他用途的有27件，占13.5%，农用地以各种变相形式转为建设用地现象尤为严重。为谋取经济利益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案件共180件，占总数的90%。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原因主要是直接利用农用地自身价值或其内含价值，短期内取得巨大收益。“以非法占用农用地为代价可以获取成本的节省，农用地的自身价值与其内部财产性利益大。”[1]尤其是森林、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无需较多经济投入，就可以开采煤、锰等资源，短时间内即可牟利，经济效益高。村民委员出于“政绩”动机，为避免集体土地闲置，将土地出租获得经济价值，将所获收益分给成员。部分农民和防护林管理人员“贪图眼前利益，法律意识淡薄”，为了增添收入，进行垦荒或将林木砍伐后建造房屋或改种经济作物，非法占用农用地以获取不当收益。
二、非法占用农地行为司法治理与缺失
从案件审判的角度出发，将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相关统计数据和具体审判实践与环境法、刑法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从犯罪事实认定、刑罚适用(法律适用和量刑)两方面对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审理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1．犯罪事实认定及其缺失
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认定，可以从“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和“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两方面的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对“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认定，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理论界关于“非法占用”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有学者认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是指未经审批、登记、核发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等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使用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使用权等，违反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或者计划，擅自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行为。”[2]一般认为应包括三种形式：未经批准而擅自占用农用地；少批而多占(即不按批准或超过批准)用农用地；以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农用地。在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少占多用有4件，欺骗手段有1件，未经批准形式最为常见，占案件数量的97.5%。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缺乏法律意识，在不知土地的占用需要批准的情况下犯罪。二是农用地之间没有明确标识，只能根据外观或者传统的利用方式判断农用地的性质。三是在招商引资、招标背景下，相应的批准手续默认由村委会或乡政府代为办理。四是相关部门监督办理批准手续的工作不到位，导致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长期存在。另外，社会历史原因致使地域性未经批准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盛行。需要注意的是，“处于办理手续过程中”在司法实务中也被视为未经批准。这是因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该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只要未完全办理占用农用地手续而先行施工的行为，就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于农用地性质的判断，应该先以土地登记为准，登记不明时，应以实际的状况进行认定。对“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认定，相关专业机构鉴定情况如表1所示：关于农用地的三个司法解释，分别对“造成耕地大量毁坏”、“造成林地大量毁坏”、“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认定进行了规定。尽管三者关于“大量毁坏”的认定上略有区别，但都将造成耕地、林地和草原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作为认定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耕地、林地或草原遭到“严重毁坏或严重污染”，既没有规定相关的鉴定机构，也没有规定鉴定的标准和鉴定的程序。可以看出，200个案件样本中，125个案件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了鉴定机构的名称，但涉及鉴定机构众多,主要鉴定机构有国土资源局、林业局、林业调查规划队、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其中鉴定土地毁坏程度的机构有农业保护监测站、土壤肥料研究所、农业局等。其中有2件关于国土资源局是否享有鉴定资质争议的案件。争议较大的是鉴定机构是否享有鉴定资质、鉴定报告是否符合鉴定的标准和鉴定的程序、鉴定报告的认可度等。首先，依据《关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国土资源局享有指派工作人员对毁损的耕地进行勘测后作出鉴定意见书的资质。其次，《非法占用耕地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认定办法》进一步明确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或者认定，但专业检测机构并没有相应名录，认定报告只需国土部门的认可，缺乏相关监督。再次，《办法》虽确定了地面硬化、耕作层破坏两种毁坏类型以及不能用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农作物种植的严重污染的类型，但存在“对于三种类型的具体定义、类型判断没有明释；毁坏程度没有进一步细分，即没有毁坏的等级标准；耕地的恢复成本和恢复难易程度没有考虑其中；不同质量的耕地没有区别对待等缺陷。”[3]此外，对于耕地毁坏的认定设置了前提条件，即必须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建设，且达到了法定的面积才会进行认定。若是合法占用的情况如何处理，并未提及，是另一缺陷。
2．刑罚适用及其缺失
在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一审案件有194件，占总案件的97%；上诉案件有6件，占案件总量的3%，并且无再审案件。上诉案件维持原判有4件，占上诉案件的2%。2个改判案件均因量刑过重提起上诉，法院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情节后，改判适用缓刑或者减少罚金。表明非法占用农用地上诉率低，再审率为0，案件审判质量较高。在200个样本案件中，有189个案件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占样本总量的71.59%；28个案件被告被判处拘役，占样本总量的10.61%。司法实践中，由于非法占用农用地并造成农用地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一般情况下，土地恢复费用往往较高，所以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有259个被告人被处以罚金，占被告人总数的98.11%。换言之，除免于刑罚的5个被告人，其他被告人都被科处了罚金。有42个被告人被单处罚金，占被处以罚金刑被告人总量的16.22%。有217个被告人被并处罚金，占处以罚金刑被告人总量的83.78%。从样本案件量刑情况看，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最低为1000元，最高达700000元。各地的裁判标准仍有较大差距，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因为刑法只是笼统规定“并处或单处罚金”，并没有确定罚金数额，实务中罚金刑的判处主要依靠法官进行自由裁量，但这种无限额罚金制度既缺乏可操作性，也极易造成法官量刑的不统一。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被告人普遍认罪态度较好，能够坦白交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悔罪表现，并且绝大部分被告人为初犯。在264个被告人中，共有19人有自首情节。在量刑情节上，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有一些有别于其他犯罪的情节，如积极赔偿生态修复费、能主动将毁坏农田予以复耕、积极预交赔偿款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刑法规定，未经批准将一种农用地转变为另一种农用地同样可能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种非法占用的情形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量刑情节，司法实践还不统一。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此类情节应当被视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针对环境刑事犯罪，存在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即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罚辅措施主要是以恢复土地原状、种植林木等方式赔偿受害单位损失。在判决中通常会明确被告人在某个时间之前，完成土地的恢复、林木的种植等，但对于验收单位、验收标准、验收时间等没有明确。另外，刑罚辅措施的执行与刑罚的执行之间如何衔接，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马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中，要求被告在刑满释放后三年内以种植林木的方式，赔偿因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给受害单位造成的损失。这样判决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从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看，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以主刑为主，法院适用刑罚辅措施的运用较少，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需要对自由刑量刑幅度、量刑标准进一步研究从而规范法院裁量行为，保证量刑均衡，维护司法统一。如何在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刑罚辅措施仍将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三、非法占用农地行为司法治理的优化
农用地的保护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农用地实行特殊保护，是中国土地管理的基本政策。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其他用途等违法行为规定严格的刑事责任，对于防止建设规模的无序扩大、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稳定农业生产、维护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一方面要做好农用地保护政策的法律宣传，另一方面，要根据具体行为动机依法依规进行治理。
1．加强源头预防机制和专项治理
首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造成的往往是公共资源的损害，且这些损害长期才得以修复，加强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相关的法制宣传和预防，才是减少犯罪、保护农用地资源的关键。要加强农用地保护政策的法律宣传，增强民众的法制观念。在农用地间设置明确的界碑与标识也是当前预防占用行为的重要环节之一。只有明确了农用地的界限，存在明确、可识的参照物，才能使民众明确认识农用地的性质并更好地予以保护。其次，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不仅多发于经济相对落后、资源丰富的边陲地区，也常发生于人口数量众多、土地较少的地区。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土地管理部门及国土资源部门等行政机关既要做好占用农用地的审批工作，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予以监管，如做好土地占用的隔离线等，及时遏制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既要预防，又要监管，双管齐下，才能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
2．区别运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处罚
当前，出于谋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加强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法律规制和司法处罚，方能筑牢粮食安全的最后防线。不过，就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样本而言，有些案例是否需要规定刑事责任予以规范，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现行立法，未经批准将一种农用地转变为另一种农用地同样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是，有49例案件是农民将一些荒芜的林地开垦为农地，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行为，如果仅仅因为未办理行政审批手续而被法院认定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虽然在法律适用上是正确的，但是从法律效果来看，将此类行为认定为有罪，确有与非法占用农用罪立法原意相悖之嫌。而对超过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而未办理继续使用农用地手续的2个案件，是否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所规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形式，值得研究。未办理相关的继续使用农用地手续，只是违反了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继续按原用途使用农地，不能被认定为“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因而不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犯罪构成。另外，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中的闲置农用地问题，涉及到对农用地的解释。因为运用实质解释方法，长期被闲置的规划中的耕地，并不完全属于刑法中的耕地。当农用地的非法占用达到数量的定量值以上，并造成其严重毁坏或严重污染时，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才受侵犯，此时刑法才会介入。诸如4个案例中村委会为避免农用地闲置而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但未履行相关行政审批手续的行为侵犯的仅是行政管理秩序，不应该被认定为犯罪。为村民做好事、谋福利的村委会，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虽合法却不尽合理，而出租土地坐享租金的村民却因土地数量不够不会受到惩罚，导致农用地的保护出现法不责众的尴尬现实。此类案件反映出农用地管理制度仍存在悖论：农用地可以被长期闲置，为避免农用地闲置而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却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在现行的制度背景下，法院应将这种非法占用的情形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未侵害环境公益的情形下，需要进一步研究此类行为不入罪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司法处罚方面，法院对刑罚辅措施的运用较少，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需要对自由刑量刑幅度、量刑标准进一步研究从而规范法院裁量行为，完善刑罚体系，保证量刑均衡，维护司法统一。在刑罚设置上，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5年，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相适应，因此，应对现行的量刑幅度进行完善，并根据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准确定罪量刑。在罚金刑的设置上，目前适用的无限额罚金制，使得罚金刑的判处陷入量刑不统一、操作性不强的窘境。罚金的多少如何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数量挂钩，是不是可以出现一种裁量基准，给予法官在适用罚金上相应指导建议，以对罚金数额进行一定程度的明确，从而公正公平地适用罚金刑。
3．确保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公平鉴定
非法占用农用地导致的农用地毁坏和污染鉴定对法院的判定至关重要。正规的司法鉴定机构和专业的鉴定人员、规范的鉴定程序和科学的鉴定方法，是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和定罪量刑的基础与技术保障。而在实践中，农用地毁坏鉴定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法律供给不足，缺乏具体且可操作的农用地毁坏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鉴定机构资质混乱[4]且缺乏第三方的监督机制，缺乏统一的部级鉴定标准对各地相应的鉴定标准进行规范，致使农用地毁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量化，生态效益的损坏更是难以认定。因此，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应进一步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对统一的部级鉴定标准、鉴定机构资质、鉴定程序等问题一一明确，并设置相应的第三方监督国土资源部门的认定行为。对于耕地毁坏的认定标准应该将耕地的质量、耕地恢复的难易度和成本考虑在内确立毁坏的等级标准，从而区别对待不同质量的耕地，确保司法鉴定“有法可依”，保证司法的统一，从而确保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减少实务中对鉴定结果的争议。
4．建立土地限制利用补偿金制度
农用地保护更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公益的保护，而利用农用地产生的经济利益属于私益。为了公益而限制土地利用，从正当性上看，应给予一定的补偿。如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集体土地限制利用的补偿金，村民委员会便不会因为所谓“政绩”，为了使集体土地不被闲置，为村民谋取利益而冒险犯案。而在有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再非法利用当属法律意识问题。
作者:晋海胡漫漫单位:河海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蒋兰香，吴鹏飞，唐银亮．环境刑法的效率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214-265．
[2]冯军，李永伟．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1-165．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7
关键词: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服务经济
目前，压煤村庄搬迁形式以自建为主、统建为辅。以淮北市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该市有效利用煤炭企业支付的补偿资金，按新农村建设要求，依据现有的条件和基础，鼓励集中搬迁，采用联建形式，安置地尽可能不用或少用耕地，把塌陷搬迁村庄向小城镇、矿区集中。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容村貌，转变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淮北市新农村建设。当前该市搬迁村庄正向着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方向发展，在城市规划区外的搬迁村庄多为两层楼房模式，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搬迁村庄部分为多层楼房模式。
一、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无专项规划。
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涉及各级政府和国土、规划、建设等多个职能部门，但从当前搬迁村庄农村居民点的现状来看，村庄建设与村镇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重脱节，搬迁安置整体规划滞后。由于搬迁安置用地没有纳入矿井建设用地计划，致使新村建设没有用地指标，村庄搬迁安置难以实施。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址交付给农民后，其建房随意性很大，缺乏整体的规划。
2.搬迁村庄补偿费标准低，建设普遍起点低。
采煤村庄搬迁补偿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征收土地(指新村址用地)的补偿;二是对塌陷区村庄搬迁的补偿。其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在征收土地补偿方面由于农用地年产值、补偿倍数、相同区域地价、塌陷区范围界定、煤矿未征先塌等原因造成征地补偿标准的随意性较大，关系难以协调。同时搬迁村庄需要投入巨大资金，采煤企业对大范围、跨行政区域的塌陷地无法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而地方政府想治理又苦于资金短缺，导致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3.立法滞后，制度不完善。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复垦或征用的土地，地方政府和企业无使用权，若下次再作建设用地仍需再次征用，无形中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许多负担。地方政府在出台配套文件时与煤矿企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征迁补偿标准、塌陷区范围的界定等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共识，配套政策不健全，影响搬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会埋下更多难以预测的隐患，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增加反作用。
4.搬迁群众缺乏生活保障，采煤塌陷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
由于一些煤炭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先征后用、先搬后采、谁塌陷、谁治理的原则，致使塌陷区的大部分群众只是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其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利益无保障，引起大量信访事件。同时采煤塌陷造成地下与地上矛盾突出，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受到制约。个别城镇甚至出现发展空间不足、建设规划调整的现象，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布局。合治理。将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和建筑物下压煤村庄搬迁结合，将老村址附近的采煤塌陷地用矿井排放的煤矸石回填夯实，作为村庄搬迁新址，做到就近搬迁，避免搬迁距离远给农民带来生产生活不便。
(三)实行“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
对在生产过程中破坏的但能够复垦的采煤塌陷老村址，企业可不征地，建议采取“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赔偿费由企业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赔偿标准可按人口或者据实补偿。企业在支付赔偿费的同时负责复垦，支付土地复垦费。另外企业在缴纳以上两项费用的同时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其标准可按耕地开垦费执行，在责任方按质按量完成土地整理复垦后及时返还。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由土地塌陷地区的农民进行，使暂时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事可做，农民自己复垦，能保证复垦土地的质量，有效地进行塌陷地治理。
(四)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促进新农村建设。
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负责塌陷地搬迁村庄的全面工作，多方筹集塌陷村庄搬迁资金，将企业的赔偿费、征地的土地补偿费、村民自筹等资金集中起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结合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搬迁村庄的新村建设，紧紧围绕我市能源城市的特点，结合当前淮北市采煤村庄搬迁的实际及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结合地矿统筹和新农村建设，超前谋划村庄搬迁工作，着力探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置换、提前搬迁”的新模式;认真总结搬迁村庄的经验教训，扎实做好村庄搬迁工作，建立健全搬迁群众生活保障机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罗爱武，淮北市采煤塌陷区土地复垦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03期.
[2]焦华富、陆林，采煤塌陷地土地复垦研究——以淮北市为例[J];经济地理，1999年04期.
二、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的对策
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标准化建设，土地复垦整理工作的逐步推进，做好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对促进耕地保护，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
科学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用地规划，同时还要制定老村址治理规划，处理好近期规划与长远规划、局部治理与总体布局的关系。对采煤塌陷村庄搬迁用地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等综合研究，建议国土、城建、规划等部门明确宅基地管理主体，要规划好村庄内部的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严格执行。依托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借靠煤矿、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确定重点治理区域，变被动搬迁为主动搬迁。把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与土地复垦整理专项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小城镇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坚持先征后用、先搬后采，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统一建造多层公寓住宅，使农居建设符合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要求。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8
征用土地单位：＿＿＿＿，以下简称甲方；
被征土地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审批权力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工程选点报告等文件，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省（或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经甲方向征地所在地的土地管理机关申请和＿＿县（或市、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经甲乙双方实地查看、反复协商，特签订本合同，以供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征用土地数量及方位
甲方征用乙方土地共＿＿亩，其中，稻田＿＿亩，水塘＿＿亩，菜地＿＿亩，坡地＿＿亩，宅基地＿＿亩，林木＿＿亩，共有树木＿＿株。所征土地东起＿＿＿＿，南起＿＿＿＿，西起＿＿＿＿，北起＿＿＿＿。
第二条征用土地的各类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1．根据＿＿省（或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关于征用土地的补偿规定，各类耕地（包括菜地）按该地年产值的＿＿倍（一般为该耕地年产值的三至六倍）补偿。征用无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征用园地、鱼塘、藕塘、苇塘、宅基地、林地、牧场草原等的补偿标准，按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的办法执行；征用城市郊区的菜地，还应按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向国家缴纳新菜地开发基金。）
2．根据＿＿省（或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规定，所征土地上的青苗按该地年产值的＿＿％补偿，所征土地上的水井、林木、水塘等附着物按＿＿办法补偿。房屋的补偿办法另订拆迁合同。乙方人员在开始协商征地方案以后抢种的作物、树木和抢建的设施，甲方一律不予补偿。
3．各类耕地的年产值按耕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核定，稻田按平均亩产大米为＿＿公斤，每公斤计价＿＿元，年产值每亩核定为＿＿元；旱地按平均亩产玉米（或小麦）＿＿公斤，每公斤计价＿＿元，年产值每亩核定为＿＿元；菜地按平均亩产大白菜＿＿公斤计算，每公斤计价＿＿元，年产值每亩核定为＿＿元。
4．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的规定，乙方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征地前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及征地数量计算，共计＿＿人；甲方对乙方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按所征耕地每亩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年产值按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但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十倍）；征用宅基地不付安置补助费（征用园地、鱼塘、藕塘、林地、牧场、草原等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标准计算）。
甲乙双方在本合同上签字，并实地勘验征用地界、定立永久性界桩后＿＿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或商定于某段时期内几次）支付全部各类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共＿＿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二十倍），付款均通过建设银行转帐托付。
第三条减免公、余粮交售任务
甲乙双方按照＿＿人民政府的规定，根据被征土地的亩数，向＿＿人民政府呈递减免公、余粮交售任务的申请报告。实际减免量，以＿＿人民政府的批文为准。
第四条安置办法
乙方因被征用土地造成农业剩余劳力，甲方应向有关单位联系，采取以下第（）项办法解决：
1．发展农业生产。甲方协助乙方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耕作条件；在可能和合理的条件下，经县、市土地管理机关批准，适当开荒，扩大耕种面积；也可由甲方结合工程施工帮助造地，但要从安置补助费中扣除甲方的资助费用。
2．发展社队工副业生产。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下，甲方帮助乙方因地制宜，兴办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副业和服务性事业，但要从安置补助费中扣除甲方的资助费用。
3．迁队或并队。土地已被征完或基本征完的生产队，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迁队；也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与附近生产队合并，甲方要积极为乙方迁队或并队创造条件。
（按照上述途径确实安置不完的剩余劳动力，经＿＿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劳动计划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可以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并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转拨给吸收劳动力的单位；甲方如有招工指标，经＿＿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也可以选招其中符合条件的当工人，并相应核减被征地单位的安置补助费。乙方的土地被征完，又不具备迁队、并队条件的，乙方原有的农业户口，经省或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乙方原有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与有关乡村商定处理，用于组织生产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
乙方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兴建生产生活设施所需建设物资，乡村能够解决的，由乡村自行解决；乡村不能解决的，由当地政府协助解决；地方无法解决的少数统配部管物资，经县（或市）土地管理机关审查核实后，由甲方随同建设项目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分配，物资价款由乙方支付。
第五条甲方的责任
1．甲方征用土地上有青苗的，在不影响工程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应当等待乙方收获，不得铲毁；凡在当地一个耕种收获期内尚不要使用的土地，甲方应当与乙方签订协议，允许乙方耕种。
2．甲方已征用二年还不使用的土地（铁路沿线以及因安全防护等特殊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留用土地，不得视为征而未用的土地），除经原批准征地的机关同意延期使用的土地外，当地县（或市）人民政府有权收回处理，甲乙方均不得擅自侵占或处理。
3．甲方如逾期不向乙方支付征地的各种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乙方可凭本合同正本申请建设银行从甲方银行帐户内拨付，并可请求甲方按银行关于延期付款的规定偿付违约金。
第六条乙方的责任
1．自本合同订立之日起，乙方有责任告知所属村民不得在征用土地内种植作物，不得砍伐林木和损坏其它附着物，有违反者，乙方必须赔偿甲方的损失。经甲方同意在征地上种植作物的，乙方应统一安排，不得逾期。
2．乙方在本合同订立后需在征用土地上架设电线、兴修沟渠等，应经甲方同意，乙方应在不影响建设工程的前提下动工，否则按侵犯公有财产报请有关机关处理。
第七条工程临时用地
甲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建设材料堆场、运输通路和其它临时设施的，应当尽量在征地范围内安排。确实需要另行增加临时用地的，由甲方向原批准工程项目用地的主管机关提出临时用地数量和期限的申请，经批准后，同乙方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并按乙方前三年土地平均年产值逐年给予补偿。甲方在临时用地上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甲方使用期满，应当恢复乙方土地的耕种条件，及时归还乙方，或按恢复土地耕种条件的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费用。
第八条其它
＿＿＿＿＿＿＿＿＿＿＿＿＿＿＿＿＿＿＿＿＿＿＿＿＿＿＿＿＿＿＿＿＿＿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修改或解除合同。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合同执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不能解决的，可报请建设工程管理部门和＿＿县（或市）政府调解，调解不成的，可报请合同管理机关仲裁，也可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副本一式＿＿份，送＿＿人民政府、计委、建委、建设银行、农委……各留存一份。
征用土地单位（甲方）：＿＿＿＿（盖章）
地址：＿＿＿＿
代表人：＿＿＿＿（盖章）
联系人：＿＿＿＿
电话：＿＿＿＿
银行帐户：＿＿＿＿
被征土地单位（乙方）：＿＿＿＿（盖章）
地址：＿＿＿＿
代表人：＿＿＿＿（盖章）
联系人：＿＿＿＿
电话：＿＿＿＿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9
[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当事人请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因一方不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本案中王某和徐某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徐某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没有尽到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法院支持了王某终止转包合同的诉讼请求，并依据《规定》第二十八条：“因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对承包经营的标的物进行破坪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发包方要求承包方对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酌情判令徐某赔偿王某经济损失2500元。
(作者单位：农九师叶尔盖提垦区人民法院)
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徐冬梅
[案例]李某是一名国家干部，前不久与同一单位的吕某发生摩擦，遂被吕某以受贿为由举报至检察院。李某先是被单位纪委调查，后又被检察机关传去谈话。经核实，吕某所举报的内容纯属于虚乌有，李某因此蒙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说法]按照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3条规定：“故意捏造他人的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行使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方法，试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并由本人或者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告发的；2．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虽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告发，但采取的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吕某的行为是一种诬告陷害的行为，但其行为尚未达到足以使李某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因此，还达不到诬告陷害罪的立案标准。
(作者单位：农一师阿拉尔人民法院)
离婚协议约定单方还债对债权人无效
胡宏志
[案例]张君与王成2000年5月结婚，婚后张君向其父母借了2万元用于买房，后因夫妻感情不和，通过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协商这2万元债务由张君承担。张君父母不服，遂到法院，要求张君与王成共同偿还2万元，法院依法支持了张君父母的请求。明明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由单方还的债，仍被法院判决要男女双方共同偿还，难道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无效吗?
耕地与林地的赔偿标准篇10
太原市城市绿化条例完整版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整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市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领导，加大投入，鼓励社会投资，加强科学研究，建立目标责任制，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提供保障。
第四条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绿化的组织、检查、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各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城市绿化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城市绿化管理工作，并指导协调驻地单位完成社区和单位内部的绿化任务。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绿化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城市绿化坚持政府领导、群众参与、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和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
城市绿化以种植树木为主，实行树木和花草相结合，平面绿化和立体绿化相结合，逐步建成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的城市绿地系统。
第六条单位和个人有绿化和保护树木花草及城市绿化设施的义务，有制止、举报损害树木花草及其他绿化设施的权利。
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捐资建纪念林、种纪念树，兴建、养护城市公共绿地及其他城市绿地。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本辖区的城市绿化实施计划，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各单位应当依据本条例规定的绿化标准，制定符合单位实际的绿化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报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备案。
经批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九条城市新建工程应当按城市绿化规划安排绿化用地，绿化用地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面积比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二)城市道路主干道绿带面积占道路比率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次干道绿带面积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景观路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三)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绿地不低于总占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四)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单位绿地不低于其总占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并设置宽度不少于五十米的防护林带;
(五)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机关团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部队等单位绿地不低于其总占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
旧城改造区的新建工程配套绿地面积，按照前款各项规定的指标可以降低百分之五。
第十条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配套绿化用地标准审批建设工程项目。对不符合绿化规划标准和绿化面积要求的，不得核准。
第十一条城市绿化工程应当实行资质审验制度、招投标制度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确保城市绿化工程质量。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办理绿化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二条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的总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其所占比率不应少于建设项目总投资的百分之二。
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建设工程项目批准施工后，建设单位应在七日内将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专户存入建设银行，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对资金的使用加强监督。
第十三条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绿化配套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绿化配套工程确因情况特殊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竣工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度推迟，但不得晚于主体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
第十四条建设单位按规划带征的城市公共绿化用地，应当移交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带征的城市公共绿化用地不得移作他用。
第十五条城市绿化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道路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属市管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属各区和建制镇管理及个人出资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二)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其主体工程是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其他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公共绿地设计方案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本规定由市辖各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的城市绿化建设的工程设计，应当报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建设工程项目因特殊原因绿化用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单位可缴纳缺建绿地补偿金。补偿金包括当年基准地价、绿地建设经费和五年养护费用，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规划易地绿化。
第十七条新建、改建各种管线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地下管线的外缘，离市区行道树树干中心不得少于一米;架设电杆、安装消防等设施，离树干中心不得少于一米，高压输电线的高度不得低于九米;
(二)其他新建架空线的高度以及已建成的地上地下设施未达到前项规定的，应当统筹兼顾，制定保护措施，服从城市规划的安排。
第十八条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暂缓建设的用地，应当建设临时绿地。临时绿地应当设置明显的标志。
第十九条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不得低于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
第三章管理和保护
第二十条城市绿地实行绿线管理。绿线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划定、公布，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管理。
第二十一条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的产权按下列规定确认;
(一)由政府投资和全民义务种植和树木花草和建设的绿化设施，归国家所有;
(二)单位内部自行投资种植、建设的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归单位所有;
(三)居住区配套种植的树木花草和建设的绿地设施，归居住区所有;
(四)居民个人自行种植或者投资种植的树木花草和建设和绿化设施，归居民个人所有。
第二十二条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按下列分工负责：
(一)城市公共绿地、道路绿地，由市、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由单位负责;
(三)居住区的绿地，由居住区管理者负责;
(四)居民个人所有的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由该居民个人负责。
第二十三条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养护单位以及个人，应当按城市绿化养护标准，对管辖范围内的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加强养护和管理。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对各管理和养护单位及个人的保护和养护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占用城市绿地和绿化用地。
因城市建设或者特殊原因确需改变、占用城市绿地和绿化用地的，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规定办理改变、占用的有关手续，缴纳绿地占用费。
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经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占用绿地造成损失的，使用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树木。
因城市建设或者特殊原因确需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树木的，应当经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每砍伐一株树，应当到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指定地点补栽胸径不小于八厘米的树木十五株，也可以出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指定专业人员补栽。批准移植或者修剪城市树木时，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业技术人员到场指导。
因救灾、抢险确需立即砍伐、移植、修剪树木的，除古树名木外，可先行处理，但应当在险情排除后的十日内，到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城市树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鉴定，并通知督促树木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及时砍伐处理：
(一)发生严重病虫害无法挽救和自然枯死的;
(二)长势极度衰弱，无观赏和保留价值，主干腐朽随时有倾倒危险的;
(三)严重倾斜妨碍交通，危害建筑物、构筑物和人身安全的。
树木砍伐处理后应当及时补栽新树。
第二十七条新建、改建、扩建城市基础设施时，应当避让树木。确实无法避让的，建设单位应当商请城市绿化主管部门采取保护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攀折、刻划、钉栓、摇晃对木，采摘花果;
(二)跨越护栏、移动座椅、攀登园林建筑和雕塑;
(三)在城市绿地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燃烧物品、停放车辆、设置广告牌、践踏草坪;
(四)借树搭建、以树承重;
(五)距树干一米以内堆放物料，树冠垂直投影一米内挖坑取土;
(六)利用剥皮、倾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手段故意毁坏树木;
(七)其他破坏树木花草及其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因交通或者生产等事故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及其他绿化设施的，事故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公共绿地内从事商业、服务经营活动。
第三十一条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单位对本市城市古树名木进行鉴定、确认，并设置明显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措施，明确保护责任人。
第三十二条严禁砍伐、移植城市古树名木。确需移植的，应当提出可行的移植方案，经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查，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移植费用由申请移植的单位承担。
第三十三条禁止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外沿五米范围内堆放有毒有害材料，建造建筑物、构筑物，铺设管线，打桩，挖坑取土，倾倒污水污物等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禁止采摘古树名木的果实及种籽。因科研确需采摘的，应当经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在确保古树名木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进行。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设计或者施工、限期改正;限期不改的，可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
(一)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城市绿化设计方案施工的，可对建设单位按绿化项目投资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处以罚款;
(二)建设单位委托无资质证书或者资质等级低于所承担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或者施工等级规定的，可对建设单位按设计费的二倍或者施工费的百分之十处以罚款;
(三)设计单位无资质证书或者资质等级低于所承担城市绿化工程等级规定的，收缴设计费，可对设计单位按设计费的二至五倍处以罚款;
(四)施工单位无资质证书或者资质等级低于所承担城市绿化工程施工等级规定的，可对施工单位按绿化工程投资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处以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按批准的绿化计划完成绿化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不完成的，可处以绿化工程造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可并处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砍伐、移植或者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每砍伐一株责令补栽胸径不小于八厘米的树木十五至二十株，并处以赔偿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二)擅自移植城市树木的，在原地补栽胸径不小于八厘米的树木，可处以每株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造成损害的，可处以每株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坏城市树木及其绿化设施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对违反第(一)、(二)项规定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五十元以下罚款;对违反第(三)、(四)、(五)、(六)项规定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从事商业、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迁出，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对个体经营者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经营者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擅自砍伐、移植或者损害古树名木致使受损伤或者死亡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同树种损失补偿费的五至十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堆放有害材料，建造建筑物、构筑物、铺设管线，打桩、挖坑取土，倾倒污水污物的，由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采摘古树名木果实种籽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等负有管理责任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地及单位附属绿地。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设施，包括亭、廊、花架、喷泉、假山、石桌、石凳、护栏、围墙、园路、雕塑、雕刻及其他景观建筑。
本条例所称绿线，是指根据城市规划和城市绿化的需要，对各类城市绿地以及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明确予以界定，并进行严格保护和管理的控制线。
第四十四条城市绿化工作中，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与林业等主管部门的职能交叉，由市人民政府协调。
第四十五条县(市)的城镇绿化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城市绿化基础内容城市绿化是栽种植物以改善城市环境的活动。城市绿化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还原组织
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受到外来干扰和破坏而恢复原状的能力，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生态系统的还原功能。城市生态系统具有还原功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中绿化生态环境的作用。对城市绿化生态环境的研究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绿化生态环境使城市生态系统具有还原功能，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这一重要性质。
20xx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20xx年，各级绿化部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唱响以人为本，共建绿色家园的主旋律，大力提高全社会的植绿、爱绿、护绿、兴绿意识，着力推进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着力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着力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加强绿色通道建设，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国土绿化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为推动我国生态建设进入又快又好的发展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造林绿化快速发展。全国全年共完成造林面积379.65万公顷，新封山育林256.96万公顷，造林合格率、保存率保持较高水平，封山育林和灌木造林比重进一步加大，林业碳汇、林木生物质能源、森林健康等工作相继展开，林种结构得到优化，林分质量明显提高，新造林的非公有制比重超过47.5%。
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成效显著。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117.69万公顷，工程区9533万公顷森林得到了有效管护。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森林面积净增800多万公顷，森林蓄积净增4.6亿立方米，占全国森林蓄积增长量的43%以上;66.5万富余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妥善的分流安置;工程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