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1
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
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需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问题是，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实行分级限额一次性审批[1]；1999年后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审批为三次批准，第一次是农用地转用审批[2]，第二次为征地审批[3]，第三次为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4].虽然第一次审批和第二次审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办理”[5]，但也有分别审批的法定情形[6].在三次审批且批准权不一致的情况下[7]，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究竟是指哪次审批的人民政府？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连续2年未使用的，经国务院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占用基本农田都需经国务院批准“农转用”和经国务院批准“征地”这一思路，似乎“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是指批准农用地转用或者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但是，仔细分析三次审批的批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
“农转用”审批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是土地用途“转类”的审批：“征地”审批是将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的审批，是土地所有权“转权”的审批。这两次审批的共同特点，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不是对土地使用者的审批；二是这种“转类”审批和“转权”审批并不涉及土地使用权，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审批。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转类”和“转权”审批后，还需由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者进行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只有在即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后，土地使用者才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与土地使用者或者土地使用权有关的审批，是第三次审批，即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上面的分析，由于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客体是土地使用者，标的物是土地使用权，可以认为，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应该是指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至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只能理解为是对“基本农田”一种特殊规定，但这一特殊规定对查处、收回闲置土地工作的开展，至少是不利的。
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分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两种执法主体。
1、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三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
2、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为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有两种情形：即《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
3、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或者表述为“国家收回”的，有五种情形：即《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2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
且不讨论“国家收回”究竟由人民政府还是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执法主体的问题，细读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不一致：
1、《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闲置”土地，但规定的执法主体并不一致。
2、《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4项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第1款，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由都是“撤销、迁移”，但规定的执法主体也不一致。
此外，国土资源部1999年的第5号令《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闲置土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也不一致。
由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收回土地使用权执法主体的规定不一致，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工作造成了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影响了这项工作。因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对此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
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5条规定是“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笔者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是适当的。但是，对于因土地使用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即被作为行政处罚的“收回”，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则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相抵触。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的通知（［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中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是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行为，主要采取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两种方式进行。《行政处罚法》颁布施行后，除行政处理决定仍旧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外，土地管理的各项行政处罚必须依照《行政处罚法》由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因此，行政处罚的“收回”，应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如果需要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成为一种专用法律文书，并适用行政处罚的“收回”，也应该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国家法律作出规定，而不是由国家部委的规章作出规定。
四、几点建议
1、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
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实行两级分离制度，即“批准权”与“执行权”相分离，这是基于土地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作出的一项特别规定。基于这一特别规定，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不能分别考虑批准机关应该是谁，执法主体应该是谁，而应作统一考虑。笔者认为，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进行统一，并非难事，可以在下面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进行统一，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统一。
（1）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2）如果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需要统一由“市、县人民政府”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执法主体，为防止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和执法主体为同一人民政府，则应同时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机关为“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为“省级人民政府”。
2、统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文书
今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在有关条款中应明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在现阶段，对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应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对于行政处罚的“收回”，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使用《行政处罚决定书》。
注释：
[1]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二千亩以上，由国务院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上一千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上二千亩以下，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它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批准权限，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2]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前述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3]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由国务院批准。征用前述规定以外的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4]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的规定，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5][6]根据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2
[关键词]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补偿程序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土地征收问题引起的各类不断发生,农民上访也很大程度集中在土地征收问题上,大规模的土地征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土地征收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而土地征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治缺失而造成。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规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然纷繁多样,但主要反映了我国土地征收中的三个深层次问题: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性问题;对农民的补偿问题;征收要履行的程序问题。
一、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征收的公益目的性被严重滥用
1.土地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法第43条第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该条第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依据《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规定,土地征收的理由只能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私人或商业用地建设是不能通过征收集体土地进行的。但是“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于是,在同一部土地管理法律中出现了不协调的两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并未限定死“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如商业用地,不得使用土地征收手段。”
这就导致为了非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地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基于现实情况,飞速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建设材料,而农村集体土地又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这种土地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必然会导致实践中为了经济建设、为了非公共利益而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2.公共利益条款被地方政府滥用
在土地征收的实践中,是否征收、如何征收、征收何处均由地方政府主导,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又未作任何界定,地方政府往往随意找个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或改善城市环境的借口以实现征收。而基于政绩考量或不正当的权力寻租,地方官员们就将征收的土地用于商业目的了。譬如搞房地产开发,譬如设立经济开发区。更为吸引他们热衷征收土地的原因还在于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极为增加财政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在一些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因此,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几乎形同虚设,被地方政府严重滥用。
日本在1951年颁布了《土地征收法》,该法第3条列举了35种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或理由,这些情形基本限定在关系国家和公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内。这些基本情形包括:依据道路法进行的道路建设;以治水和发展水利为目的在江河上设置的防堤、护岸、拦河坝、水渠、蓄水池及其他设施;国家和地方团体进行的农地改造与综合开发所建的道路、水渠等设施;铁路、港口、机场、气象观测、电信、电力、广播、煤气、博物馆、医院、墓地、公园等设施。相比于日本,我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近六十年,我国的土地征收法律对于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是如此的模糊,这就导致这一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具有可操作性,沦为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权的极好借口。地方官员动辄声称为了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了整个城市的发展,而其行为没有规范的法律条款约束,最终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人民权益的严重伤害。
二、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民权益损害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首先,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是依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原用途是无法正确反映土地价值的,按照“原用途”补偿标准制定的“产值倍数法”进行计算也不能反映土地的增值价值。这种补偿的标准过低,没有反映出土地的真正价值,农民的生活没有因为土地被征收而有所提高,反而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保障,这是不公平的。总之,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是一种不完全补偿,而且这种不完全补偿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补偿。
其次,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中缺乏必要的补偿原则。2004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随后,《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两部法律都未规定土地征收的补偿原则,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中都对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通常来说,世界各国基本都采用公平补偿原则,而我国对此却未作一字限定。
再次,还存在着补偿标准计算方式不合理,征收补偿范围较窄,各地补偿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三、土地征收的过程缺乏严格、规范的程序保障
1.土地征收程序仍不够细致完善
1999年1月1日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于2001年10月18日以部令形式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2004年1月9日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我国土地征收的程序做出了若干规定,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农村土地征收大致包含如下程序:(1)拟定征收土地的方案并报上级政府审查批准。拟征收土地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或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土地征收方案,内容包括征收土地的目的及用途,征收土地的范围、地类、面积、地上附着物的种类及数量,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劳动力安置途径,原土地的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情况等。(2)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征地补偿登记。征收土地方案依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3)制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征地补偿、人员安置及地上附着物拆迁等具体的方案,并予以公告。有关政府部门应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国土资源部门应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4)实施征收阶段。征收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方案实施后,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对被征收的土地实施征收。
2.纵观我国法律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我们不难发现里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我国的土地征收程序欠缺征地是否符合公益目的的审查程序。无论是《宪法》还是《土地管理法》皆规定了土地征收只能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但是这一规定却缺乏程序保障。《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19条第2项规定:“土地主管部门在报批非农业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方案之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但是听证是否包含对农用地转用公益目的要件的确认,该规定并未说明。谁来确定征收符合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单方决定这一合法前提成立之后是否需要审查,被征收土地的权利人是否可以对此提出异议?这些答案我们无法从现存法律中发现,而这恰恰是土地征收的第一关,缺少程序性的制约,公共利益条款被滥用,被无限解释,像弹簧一样无限伸缩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土地征收程序中土地权利人的参与机会很少,参与时间放在了最后的补偿争议阶段,参与所表达的意见没有拘束力。《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对土地征收的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除此之外,被征地者在征收的目的性、征收的范围等方面都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可见,被征收人的意见表达对征收行为基本不具有拘束力。
再次,对违反土地征收程序的行为缺乏制裁和惩戒性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规定不够明确。这导致了实践中规避必要的土地征收程序,实施突击征收的现象大量存在。不遵守法定程序,强行施加给农民较低的补偿标准,不给予农民知情权和参与权,最后导致土地征收中的矛盾、冲突不断,农民上访、申诉事件层出不穷。
四、结束语
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在土地征收中反应的问题多如牛毛。但笔者认为如上三类问题是最棘手和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较好地规范我国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使之良性、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黄小虎.中国土地管理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4]柴强.各国(地区)土地制度与政策.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
[5]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3
一、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特征
1.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国家的土地征收政策，就是把集体土地从原有使用者手里采用国家公权力强制收为国有的政府行为，它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在这一征收过程中必然损害到土地原有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必须要强调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形成冲突时，要首先考虑公共利益，但是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补偿。
2.对受损害者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基于公共利益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会对原有使用者造成利益损害，因此对其必须进行合理补偿，这是先决条件，是对法律所赋予的私人财产利益保护的红线。即使这种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而且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公正的合理的补偿，其成本将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3.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要体现合法性
合法性是在农村征收集体土地的首要原则，这种行为必须依法合规进行，其合法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一定要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而后者是必需要素；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行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程序上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虽然代表着公共利益执行的是政府公权力，但是每一个具体的程序都要合法，这样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滥用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二、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现状
1.重点项目呈现群体违法
目前，针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拆迁或征地，部分群众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或者出于政府工作宣传不到位补偿不合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多得多占集体利益，发动更多的群众到相关部门去讨说法，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就引发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基至演变为故意毁坏公共财物、聚众阻碍执行公务、恶意扰乱政府部门工作秩序。这些群体性事件大多以群众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为导火索，加之信息社会的自媒体传播便捷的条件为这些事件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造成了消极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强拆现象不容忽视
现阶段，各地方的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普遍都在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来执行。土地和房屋一旦被确定征收都将依据法律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价格评估，被拆迁一方如果同意就签定合同，政府将通过专款专户发放征收款项。总的来说，拆解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都能够充分保护拆迁人的法律权益，所以政府政令能够普遍执行整体效果良好。但是毋庸置疑，还存在个别或者一小部分被拆迁户不能接受拆迁补偿条件，和政府达不成有效的沟通，采取消极态度阻挠政府拆迁工作形成钉子户现象。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行使工权力进行强制拆除。虽然这种情况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现象发生。
3.拆迁款基本到位但补偿标准不尽合理
我国的法律规定城镇中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村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因此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两种利益的分配。农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该归农民所有，而土地征收款则应该归为集体所有然后在集体内统一分配。但是在征收实际工作中，有些村集体转为城镇原来的村集体不复存在，为了避免征收款被私吞或截留，这就需要政府变通把这部分款项直接打入农民个人账户。现阶段，还存在着政府前几年的征地项目征收款迟迟没有落实，但是随着国家补偿标准的提高，现在政府要开展项目农民却要求按目前的补偿标准而拒绝按以前的标准领取征收款，使得项目无法进行。
4.失地农民养老急需解决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全国各地很多村集体土地被征收，虽然这部分农民都得到了可观数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是大部分农民没有理财意识，数年以后很可能会陷入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困境，尤其是年老的失地农民养老问题将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虽然现阶段一些地方政府提倡农民拿土地补偿款缴纳社保，但是由于个人缴纳部分过高，再加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烈，使得这一农民以地养老模式没有广泛开展。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1.程序不科学不合理
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的权利人（在这里我们就是指农民）没有参与土地征收的政策制定和其他程序，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虽然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征收方案确定后应该听取集体和村民的建义，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法律只是规定了要求并没有规定这种要求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没有规定应取得的效果，由此看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在征收之前没有和农民进行协商，在具体的征收程序中也没有农民参与，而法律规定的项目方案实施之前与农民和村集体的协商其实在政府公权力下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存在争议并不影响这一土地征收政策的实施，由此看来，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农民根本就是弱势一方，他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争辩权，并且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
2.农民无法寻求司法救济
在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存在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争议，当事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如果政府决定不能更有效解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无疑是向土地被征收者提供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所以政府决定和土地征收方案如出一辙，这就造成政府既是土地征收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裁定者，很难保证其公平合理性。而农民如果要走法律程序，这种关于土地征收纠纷法院一般不予受理，所以农民很难寻求司法救助。
3.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
根据宪法要求，土地征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概念性表述，而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由于所处的角度所站的立场都各有不同，所以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虽然国家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公共利益作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是也只适用于城市建筑征收很明显并不适用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这就为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诠释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性，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以此为借口对农村集体土地随意征收从中获取利益。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现实项目中，大多数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都是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商业开发。
四、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1.修改宪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关键环节，就是要通过立法利用相关的法律制度制约政府的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合法权益。总的来说，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规范着程序的合理性，因此，制定城市用地规划过程中要体现农民的决策参与权利，而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项目中更应该听取农民的建议与意见。在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依法举行听证会履行政府向社会的告知义务，以保证农民关于土地的合法权益。对于双方主体发生的争议问题，要采取面对面协商解决的办法。对于一些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采用听证会的形式，多听听社会上的声音，通过社会各界的监督发现问题尽快解决。
2.修改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都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农民住宅，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进行自建。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宅却可以自由买卖、高价出租、甚至可以作为金融抵押，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表现出了在土地使用权上的不平等。因此建议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并且取消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房的法律规定，并且从法律层面严格限制政府关于土地征收方面的公权力，把公共利益这一要件限制为公益性的具体范围。对于那些用于开发经营的项目的土地征收，建议国家不在以政府形式征收而让开发商直接面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
3.改变强制性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形式
目前，我国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政府强制性征收，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由于解决纠纷的裁决路径转一圈又最后归结为制定方案的政府，所以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救济的渠道也不理想。这就导致农民只得采用过激行为，以上访和冲击政府机构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以期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形式虽然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但也确实是农民的无奈表达。因此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争议协调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所以建议把政府征地是否合法也纳入司法程序。
4.构建土地征收中农民司法救济渠道
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对于政府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可以从以下三条路径寻求司法救济一是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否适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目的性规定提起诉讼二是对现有的补偿方案是否合乎情理提起诉讼三是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之后并没有利用于公共利益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有按照规定支付征收土地补偿款农民可以法院提请撤销本项征地行为并提出收回土地的诉讼。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将越来越面对着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加上国家基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土地红线，土地供给矛盾将越来越凸显。这就要求国家要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来规范制约政府的征地冲动，并且在征地过程中利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而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法律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孙保华.中国土地征收程序立法研究［J］.广西农学报，2007，（04）：26-29.
［2］闫利娟.土地征收中的司法救济机制［J］.法制与社会，2007，（03）：549-550.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4
关键词：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土地
一、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基本法律的缺陷
随着改革的进行，1982年宪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条款显得简单粗糙，因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于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针对宪法原第10条第3款通过了修正案第20条，该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对土地进行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遗憾的是，目前征地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未因为宪法的修订而解决，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客观地存在下来。
（一）土地征收征用公共目的的规定不适应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征地悖论”，即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农地转用怎么办？不经过征地是违宪，因为转为城市用的农地如果还是集体所有就违背了宪法第10条“全部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规定；征地也违宪，因为不合“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的宪法准则。而且，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公共目的的规定不复合我国的国情。
（二）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额缺乏明确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43条关于“国家征收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和第54条关于“国家按有偿原则向城市建设单位出让土地”规定来看，明文规定征服可以先以公共管理者身份按照“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进行征地，再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按照“土地的城市建设用途”市值把征得的土地批租出去。这种“一征一售两定价”保证了政府经营秃顶的法定红利最大化，这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和缺乏正当程序制约的情况下，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土地出让金最大化而滥占耕地的倾向。
（三）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未明确规定正当程序原则
在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在我国却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自然法的法律基础，在土地征收征用制度中发展相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先征地，后签征收补偿协议，实质以合法形式完全剥夺了永久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一切权力，使农民无法凭借手中的土地作为谈判筹码以保障取得合理补偿。
（四）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未明确司法救济原则
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力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救济。”但长期以来我国法治观念淡薄，我国对于土地征收征用补偿纠纷主要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但是，相对于诉讼来说，行政复议是一种“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符合近代以来的自然公正原则的一般要求，无法有效防止政府征收征用权的滥用，无法确保被征地者因征地而遭受的不平等损失得到必要的公平补偿。
二、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于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现存的问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应该修改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明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建设用地范围，规定征地程序，制定赔偿标准，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相符，形成统一协调层次分明的征收征用法律制度体系。
（一）完善关于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目的的提法
在中国以“公共利益”作为土地征收征用权行使的前提，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土地权利结构和土地市场结构的特殊性，不仅不能起到防止滥征滥占耕地和保护被征地者利益的作用，还将阻碍土地使用权市场的运作和经济建设对土地的需要，并引起法律之间的冲突。而去掉公共目的条款后，完全可以通过设计严格而又公正的征地程序和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来防止征收征用权的滥用。
（二）明确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额度原则
在中国，以“公共利益”目的作为征地的前提已没有实际意义，而仅可依是否以“具体公共利益目的”来做制度上的区分，根据被征土地的最终用途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同时，应体现中国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在宪法中明确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额度原则为：凡为公共利益目的使用的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其余采用完全补偿原则，同时保证失地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原来标准。
（三）确立土地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将我国宪法土地征收征用条款中的“依法律规定”修改为“依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原则“要求一切权利的行使在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次，在宪法中明确在“先予补偿”的情况下，才可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
（四）明确司法救济作为土地征收征用补偿纠纷解决的最终手段
公正的司法救济程序使当事人可以得到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陈述与辩论的权力。当征地机关违法侵权时，司法机关（主要是审判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使被征地者有可能利用诉讼权或司法救济权来抵抗国家权力对自己利益的侵犯，保护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处于弱势的被征地者合法权利，抵制政府征地权的专横和侵权行为。
三、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应完善为：“国家可以依照正当法律程序，在先予补偿的情况下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根据土地最终用途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凡为公共利益目的使用的采用不完全补偿标准；其余采用完全补偿标准。在关于赔偿数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如此完善更切近于实践，不影响实行土地公有制基础，又增加了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与协调性，避免了过多的理论争执。
参考文献：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5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现状遇到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质问。改革并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应当在“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指导下，在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和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征收程序等立法内容。尤其是，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和个体成员权、全面落实集体土地确权发证的前提下，应注重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个层面，完善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乃至自留地、自留山的分类征收及其补偿机制。应强调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土地征收是一项合法剥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但是，国外发展相对成熟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城镇和工业园建设日盛的当下中国，则遭遇了耕地大量流失、被征地农民生活堪忧、“卖地式”土地财政、征地上访事件不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诘问。在酝酿制定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之际，有必要对承载着保民生、促发展、利和谐之期盼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一、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原则的确立
“所谓法的理念，是指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从学术角度看，它是法及其适用的最高原理;从实践看，它是社会成员及立法、执法或司法者对待法的基本立场、态度、倾向和最高行为准则。”[1]鉴于立法理念对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和适用的基石性作用，考虑到现行征收制度的实践困境，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亟需在更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理念的基础上，确立土地征收的立法原则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理念更新:“抑公扬私”[2]
在绝大部分学者看来，征收具有行政主导性，或认为“公益征收是典型的行政权行使行为，应属于行政法上的制度”[3]，或认为“征收是以行政行为为主，依次兼有民事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的混合行为”[4]。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实践也全面反映了征收的行政主导性，形成了“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但是，集体土地征收“扬公抑私”的立法倾向，既不符合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基本法理，也与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背道而驰。而且，无论是征收中的现实诉求还是域外经验，都要求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完善必须首先要实现立法理念由“扬公抑私”向“抑公扬私”的更新或转变。
1.立法理念更新的现实诉求:“扬公抑私”的立法体现及其弊端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留下了深深的行政主导性的烙印，由此引发的实践困境亦暴露了制度设计的弊端。首先，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符合公共利益是征收合法化的基础，也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前提。但是，我国涉及征收条款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征收决定只有在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公告。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决定，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这与实践中假借“公共利益”的商业征收大行其道、[5]集体成员的“特殊牺牲”被无限放大不无关系。其次，征收补偿中的行政主导性及其对集体成员财产权的侵害。2005年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单方决定对方的财产价值;《土地管理法》规定的“6－10倍”、“4－6倍”的补偿幅度，又继续授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调研中，很多地方反映政府都是按照该幅度(6－10倍或4－6倍)的下限进行补偿。”[6]而且，“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78.78%的受访农户表示获得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仍有12.17%的受访农户反映根本没有获得过补偿款，另有5.57%的受访农户则表示不清楚是否获得了补偿款。”[7]第三，征收利益分配上的公私失衡及其对集体成员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损害。《土地管理法》按农业用途给予产值倍数补偿的规定，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足额价值的同时，突显了行政机关的优越性，造成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悬殊。有学者指出:“补偿款的分配格局是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8]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一方面可能导致低廉的征地补偿款与高昂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额“剪刀差”，诱发地方政府的征地敛财冲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地人生活水平下降，发展能力丧失或者受限。“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国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9]第四，征收程序中的行政主导性与集体成员参与的有限性。按照《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对征收决定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均由行政部门拟订、批准、实施，即使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协调、裁决，而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很显然，在征收程序中，从批准、实施到救济都强化了行政权力的绝对主导性，不仅排除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与救济，而且被征收人的参与权也是事后的、被动的和极其有限的。
2.立法理念更新的域外启示:“抑公扬私”的立法经验及其优势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英、澳、德等发达国家，土地征收工作都能平稳进行，并未发生甚为严重的征地冲突。”[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域外征收立法中“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及其立法实践。“抑公扬私”的域外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首先，不仅明确、严格地界定公共利益，要求事先进行公共利益调查和公告，而且还赋予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异议的司法救济权以及一定期限内被征收客体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销权或买回权。例如，“受葡萄牙《征收法典》的影响，澳门第12/92/m号法律规定，在征收完结后的3年期间内，被征收的财产未被用于当初所说的特定公共利益或不再继续用于该特定公共利益时，被征收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申请购回该财产。”[11]显然，无论是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还是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和事后的买回权，都有利于促进征收更符合公共利益，进而不仅可以防止公权力假冒征收之名肆意侵害私权，而且更容易获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为被征收人争取公正合理的补偿提供协商的前置程序，尽量使争议消解于意思自治的协商过程中。例如，“美国俄亥俄州1971年的《新统一法典》第163条规定的土地征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谈判阶段。美国要求征收人尽一切努力与土地权利人达成协议，以免进入司法程序。”[12]“在香港，有80－90%是由地政部门与土地权利人通过协商解决补偿问题的。”[13]此外，“从征地补偿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不仅补偿财产的直接损失，对间接损失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仅补偿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且对于存在该财产上的其他物权、债权或者无形财产权均在补偿的范围之内。”[14]按照市场价格先给予足额的公平补偿，不仅为协商补偿提供了谈判的平台，而且充分尊重了被征收人的私权。第三，在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两个环节都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为私权和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在法国，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行政程序的‘批准公用目的’和‘可以转让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越权之诉，法院有权管辖并且进行合法性审查，倘若违法即有权撤销不合法的命令;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在征收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方面，亦有普通法院管辖。”[15]或者在征收补偿环节赋予被征收人司法救济权，而在征收决定环节要求征收机关通过司法救济而非行政手段强制征收。例如，“《俄联邦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同意征地机关作出的征地决议，则作出征地决议的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关于赎买土地的诉讼。如果双方就征地赎买价格或其他赎买条件无法达成协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16]显然，在征收决定环节由征收机关提起强制征收诉讼，比被征收人提起抵制征收诉讼更能突显对私权利的维护。
(二)协调发展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作为征收制度的具体原则，分别侧重于征收公共利益的认定和征收补偿的确定，将其作为征收的基本原则有失偏颇，本文认为，基于“抑公扬私”立法理念的协调发展原则不仅可以涵盖比例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而且还能揭示出更丰富的内涵。征收协调发展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就主体及其权利而言，不仅要协调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利益，而且须兼顾集体成员之间的横向利益;不仅要平衡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外部利益，还须考量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内部利益。就其目的观之，通过利益分配协调机制的构建，不仅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实现，还要促进各级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可持续化利用，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核心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还权于民，赋权于民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宪政上发展权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权的发展权体现的是，需要对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它孕育着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征收协调发展原则的制度构建，主要体现在:第一，要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用地，并分别建立不同的供地体系。“农地征收只能是为了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应绝对禁止为商业目的的征收。”[17]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征收的意义在于，农地是不可再生且急剧减少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众多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甚至是社会稳定，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征收。“在立法上，我国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体例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除了抽象出‘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如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受益对象的不特定性，还应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外延。”[18]同时明确规定: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供地;而商业性用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供地。由此，实现缩小征地范围的发展战略，把被征收人不得已的“特殊牺牲”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允许集体土地的权利人即农民集体与个体有机会分享市场机制供地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第二，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在集体成员与政府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公平交易最能体现财产的真正价值，通过市场认定财产价值才可能是公正的，因此‘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或‘给予合理补偿’规则，理应以市场价值补偿为原则，以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依归，并坚持补偿标准的动态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19]这样既可以增加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发展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征地成本，控制土地财政的诱因，促使“卖地式”土地财政向“税收式”土地财政转型。当然，非为公共利益所需的商业征收，其补偿额度之确定应该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将农地供需双方完全置于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其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定价，防止公权力不当干预。[20]另外，还应增加集体土地投入损失、残余地分割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补偿项目。第三，正确区分土地增值的产生原因，借鉴英国“如果该土地已经按计划授予使用许可，或者是预见到将来的使用合理性，经过政府批准，可以适当考虑因规划批准引起的地价上涨部分”[21]的立法经验，让被征收人适当获得集体土地如若未被征收状态下已经可以合理预期的增值收益。第四，促进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创新和完善。实践提示，应特别重视实物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强化对被征收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长久保障。例如，可以吸收实践中的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入股安置补偿、重新就业安置补偿、异地移民安置补偿等;应当将撤销集体建制的被征收人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其他被征收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提供其在城镇就业的机会。
(三)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公共利益和补偿标准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化了征收对程序的依赖性。基于“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应当在淡化行政权力公法因素、强化财产权利私法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确立及其制度构筑，引领征收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并非是对有关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忽视或弱化，相反恰恰是以行政机关征收程序的合理设置及其执行的正当性为前提，而强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亦可彰显征收程序中的私法要素。
集体成员参与原则是指在集体土地征收的整个过程中，从公共利益的认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设计、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到争议解决程序和司法救济机制等各个环节，都应当全面打通被征地集体成员的介入渠道，保障集体成员可以提前介入、实质介入，强化集体成员的征收话语权。集体成员参与原则主要包括全面参与和实质参与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基于集体成员参与原则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第一，如果征收集体土地并不符合立法列举的公共利益，而需要根据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予以判断，则应当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概括性规定的判断”建立集体成员听证机制;另外，不管是符合列举性还是概括性公共利益的征收决定，均应赋予被征收人异议权和司法救济权。第二，完善公共利益调查、征收通知与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证、独立机构的征收裁决等具体程序。第三，征收补偿是被征收人作出“特殊牺牲”的对价，应当建立协商补偿的前置程序、协商不成后的价值评估规则以及补偿款的提存办法，赋予被征收人征收补偿的司法救济权。第四，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当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未用于非公共利益时，赋予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优先购回被征收土地的买回权。
二、不同类型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剖析
(一)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前置性问题
按照所有权分类，集体土地分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客体分类，集体土地可以分为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自留地、自留山等。[22]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用益物权权属主体的明晰和权属客体的确定，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前置性问题。
首先，要改造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理清本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行现实，就调查的数据而言，“几乎半数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41.91%);只有不到1/3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村集体所有’(29.57%);分别有很少的受访农户认为属于‘乡(镇)集体所有’(3.56%)或‘村小组所有’(6.23%)。从访谈得知，在很多农户看来，村集体代表国家，所以才有如此比例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属于国家所有。”[23]所以应当剥离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还权或赋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集体成员意志并维护集体成员利益的代表机关;让集体成员既可以以用益物权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征收，又可以以集体成员的身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间接参与征收，由此增强各权属主体参与征收的积极性。同时，须清晰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避免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
其次，在实质性确权的基础上全面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登记发证。登记发证是明晰补偿范围和权属主体，避免补偿款归属纠纷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集体土地登记发证的现状不容乐观。2010年全国12省调查数据显示，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部门进行权属登记的仅占到24.1%;在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只占到33.3%和16.7%。“2007年全国10省调查数据显示，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仅占到72.54%;在广东省，领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农户更是只占到20.99%。”[24]不同类型集体土地的差异，决定了其征收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对耕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类型化梳理，分别从拥有用益物权的集体成员和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层面剖析征收补偿机制，既可以引发更深的法理反思，又可以促进补偿机制的合理化乃至系统化构建。
(二)耕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既然我国对耕地普遍采用发包的经营方式，那么探究耕地的补偿机制自然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作为切入点。根据现行法律，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收可获得两类补偿: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若被征地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安置补助费。二是可以获得《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中的一部分。根据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一些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其主要内容为:首先，规定了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并且已经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全部用于分配。不同的是，吉林省2009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意见》(简称《吉林分配意见》)规定，“全部用于农户分配”;而山西省2005年《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简称《山西分配办法》)规定，“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平均分配给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次，规定了集体土地被部分征收或虽被全部征收但尚未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当用于分配的固定比例或者有限的浮动比例。例如，《吉林分配意见》规定了“80%用于农户分配，20%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固定比例，河南省2006年《关于规范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和使用的意见》(简称《河南分配意见》)和甘肃省2006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不得低于80%的比例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浮动比例，湖南省2008年《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了“必须将不少于75%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海南省2006年《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应当按不少于7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浮动比例，其余部分均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由是观之，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有两个弊端:首先，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已经明确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准确地讲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中拿出绝大部分分配给被征地人，不仅可能模糊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独立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而且还会影响到集体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身份直接行使征收参与权。其次，各省市规定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比例既有固定比例、又有浮动比例，浮动比例又有不少于80%、75%和70%的不同规定，并允许集体成员在浮动比例范围内民主决定具体分配比例，势必加剧分配比例的参差不齐。[25]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发包几乎都开始于1999年，且农地承包期均为30年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的分配比例必然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益程度不均，有违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
为克服耕地征收补偿的两个弊端，应当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都是独立征收客体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征收补偿机制的改革。具体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照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耕地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价格确定土地补偿费，然后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按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如80%或75%)，[26]拿出绝大部分比例分配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征农户，其余则留给集体组织或者平均分配给本集体成员。二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耕地所有权分别确定补偿标准。如有人主张:“需要补偿的是剩余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土地所有权的征地补偿可以通过土地承包费与承包年数相乘得出。参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国家应补偿农村集体组织被征农地的10年承包费。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获得征收补偿费之后，应将整个承包期内尚未缴纳的土地承包金交付给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27]
比较两种补偿方式而言，第一种方式既符合多数学者所主张的“按市场价值补偿”的改革思路，也有政府规章“至少70－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的实践经验，简便易行。而第二种方式则难以操作。比如，在我国普遍施行集体土地无偿发包的现行模式下，所谓的土地承包费如何确定?从理论上看，土地承包费应当低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期满后，按较低的土地承包费补偿已经不考虑附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所有权，显然不合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更宜选择第一种方式，不过第二种方式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数额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与剩余的土地承包期相乘得出”的观点，可以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根据一定比例得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款是否合理的参考判断标准，进而作为第一种补偿方式中划定分配比例的一个考量因素。
(三)宅基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根据补偿内容和颁布时间的差异，宅基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可以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一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实施前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获得安置补助费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二是《物权法》第42条第2款“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第3款“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以及广东省、山西省等省市2007年后修改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宅基地不予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宅基地被征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获得居住条件的保障以及基于集体成员资格可能分得的部分土地补偿款，不再获得安置补助费。
但是，《物权法》对《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征收补偿规则作出修改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先，《物权法》并未明确区分宅基地使用权的征收补偿与宅基地上建筑物的征收补偿，而是在“保障居住条件”的规定下予以统筹考虑。在实践和地方性法规中不仅有住房安置补偿，还有货币补偿和另批宅基地等多种补偿方式的情况下，理当明析宅基地使用权的独立征收客体地位并构建宅基地使用权与其建筑物各自独立的最低补偿标准。其次，安置补助费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应当划清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征收利益的分配比例。鉴于宅基地使用权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都具有无期限的共性，亦可根据宅基地的公平市场价格先确定完全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然后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再分配给宅基地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只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第四，宅基地所有权的土地补偿款应按照征地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而不能参照邻近耕地(或旱地[28])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确定，也没有理由低于邻近耕地的补偿标准。[29]
(四)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现行法中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涉及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三类用地。与宅基地征收补偿一样，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的现行规定亦可分为两类或者两个阶段。但是，与《土地管理法》将宅基地内置于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不同，《物权法》在第十二章第135条至第150条详细规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仅于第151条将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定转致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而其第十三章又单独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显然，《物权法》已经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分开予以规定。基于同样的立法思路，《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征收补偿亦未加以区分，而从《物权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看，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和住宅的补偿机制是有差异的，据此推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机制也应当不同。因此，就征收补偿的差异性而言，将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分开进行规定，更具合理性。
通过梳理相关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补偿还有三点需要明确和完善:第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其使用权人应与“四荒”承包经营权人一样不能也不应分享土地补偿款，集体建设用地的全部土地补偿款应当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以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为提前的，是平等分享集体土地所有权提供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具体体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成为独立的征收客体并给予单独补偿，并非基于其用益物权属性，而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所承载的均等的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利益。然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则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乡镇企业、本集体经济组织等。如果是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可视为广义的混同，没有必要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独立征收客体;如果是乡镇企业等其他主体，基于其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非市场性，亦不应允许其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独补偿。集体经济组织可借鉴《土地管理法》第65条和《物权法》第148条的规定，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退还相应使用费。第二，安置补助费与宅基地安置补助费一样不应取消，可以改为类似于搬迁等费用的补偿。第三，《物权法》规定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均参照耕地的年产值确定土地补偿费明显不符合足额、公正补偿原则。在确定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时，应当按照征收时集体建设用地的公平市场价格确定，同时在集体建设用地已经或者即将允许有条件入市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可预期的增值收益。
(五)自留山、自留地的征收补偿机制
自留地、自留山产生于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在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首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仍然存在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之中。特别是，《物权法》第184条将自留地、自留山与耕地、宅基地相并列，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以后，基于耕地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产生的土地使用权应当是有差异的。事实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法》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相关规定，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自留地、自留山的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属性上的最主要区别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他物权，而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则是无期限的他物权，且更接近于自物权。基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属性上的差异，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理当有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因此，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的征收补偿机制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套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规则。不过，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不仅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还具有发展庭院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重大作用，鉴于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既是他物权又具有接近于自物权的法律属性，应当针对自留地、自留山的特殊性构建专门的征收补偿规则:可以在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规则的基础上，适当调高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分享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即按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时分配给被征地户的分配比例将土地补偿款的绝大部分分配给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人，农民集体则可象征性地分取一小部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
在理清用益物权人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归属后，尚需健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分配的具体规则及其纠纷的司法救济。2006年至2011年11月13日，北大法意网“法院案例”库中以“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为案由的审判案例，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依次分别为12个、55个、118个、216个、268个和311个，而且通过整理2011年(截止至11月13日)的311个审判案例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都与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侵害了个别成员的分配收益权有关。但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各地法院却达成了共识。而对于同类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和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则存在较大分歧，突显了对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进行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一)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基于对2011年审判案例的整理
1.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议
如果农民集体尚未作出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那么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集体成员请求给付土地补偿款，法院几乎都倾向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驳回起诉。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诉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村民小组请求村民委员会拨付征地补偿款，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农村村民自治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如果在农民集体已经作出征收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后，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以分配决议侵害其全部或者部分收益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却出现了较大争议。
一部分法院认为对此类案件无管辖权，应当不予受理。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三民终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法院以“刘王林要求16组按同等村民待遇发放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涉及到温塘村人口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变更问题，根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以及第1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由，驳回刘王林起诉的裁定。
再如，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驻立一民终字第00049号———第00055号7个民事裁定书中均认为，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诉讼请求，其实质就是由分配方案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系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且分配方案的内容，本身就是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原审法院依据《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1条第3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然而，更多的法院则认为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应当予以受理。例如，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株中法民一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中，对刘小芳以村民大会通过的《关于责任田调整方案》确定的“刘小芳属已婚出嫁人员，不得参与征地款的分配”为由，诉请给付征地补偿款一案，否定了茶陵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判决，进而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征收后的补偿款分配而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之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常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2011)慈民一初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1)丰法民初字第650号民事裁判书、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书、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等，均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书，都对此类案件实施了管辖，并没有因为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涉及对分配方案的变更或者补偿款数额的进一步分配而不予受理。
2.集体成员资格司法审查权的分歧
法院是否有权审查集体成员资格，不同地区的民事裁判文书亦存在分歧。例如，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2011)睢商初字第0014号商事裁判书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认定。而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2011)津民一初字第85号民事裁判书则直接判决“确认原告王林军从2010年10月28日起具有津市市新洲镇杉堰村第六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外，前述所有认为农民集体的分配决议侵害了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等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并判令给付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的判决文书，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二)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严重受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物权法》第59条以及《土地承包纠纷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应当经集体成员民主议定，这也是农民集体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农民集体对土地补偿款享有的分配自治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是否分配的决定权;二是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三是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四是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基于对2011年的311个案例的整理发现，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正是影响法院是否受理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的关键，也是探讨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和认定依据的前提。因此，亟需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实际运行状态，以便为突破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提供出路。
1.立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
前已阐述，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根据2004年国务院《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很多省市制定了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办法。而以《严格土地管理决定》授权为据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四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限制。首先，“是否分配决定权”的严重受限。不管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还是被部分征收、不管是否撤销建制、也不管是否确权确地到户，[30]集体经济组织都应当分配土地补偿款，不存在分还是不分的选择。其次，“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的严重缺失。无论是集体土地被全部征收并撤销建制后土地补偿款的100%分配，还是政府规章规定的固定比例的分配，农民集体都已经没有“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而在“村民委员会在村内经济事务尤其是农地所有权问题上的强力主导与村民几乎无条件服从”[31]的状况下，所谓的浮动比例在实践中很可能更倾向于按照80%、75%或者70%的固定比例进行分配，致使农民集体“拿出多大比例用于分配的决定权”亦少有发挥空间。第三，“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在地方性规范文件详细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只能遵照执行。例如，《吉林分配意见》、福建省高级人民院2008年《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简称《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均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概括性依据和特殊人群的具体认定标准。第四，“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也被相关立法单一化。如《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均规定，“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这等于排除了“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
上述国务院授权制定的政府规章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修改或变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但是，在集体土地部分征收或者虽全部征收但未撤销建制时，农民集体对于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小部分土地补偿款，仍有分与不分、分多少的自治权。因此，本文前述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区分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上的用益物权和所有权分别补偿的立法建议，将农民集体享有的分配自治权缩限于土地补偿款中归属于农民集体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不仅可以避免农民集体干预本属于用益物权人的土地补偿款份额，[32]而且还可以理顺《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适用对象，适度缓解法律既授权又限制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自相矛盾。之所以“适度缓解”，因为在“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以及“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基于集体成员权的平等性，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仍应当受制于立法权的统一规定;如果不受制于立法权，那么法院的司法干预亦将于法无据。
2.司法权对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干预
司法权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哪些人有权参与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二是对是平均分配还是按所尽义务或者贡献分配的决定权的干预。
首先，大多数法院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件中，审查、确认外嫁女及其落户子女等特殊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并直接判决给付其固定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不仅是对农民集体自治决议效力的形式审查，而且也是对自治决议内容的直接否定。例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信中法民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便以“卷井洼组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七条‘凡出嫁姑娘，自资金到位之日，一律不得参与分配’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为由，维持了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的一审判决。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649号、第1450号、第1451号、第1653号4个民事判决书均以“村民小组代表同意并签字的分配方案，未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增加一人份额，与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为由，直接判令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47316元。
其次，绝大多法院都直接否定了不等额分配的村民民主决议，责令按相同数额支付补偿款。例如，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1)苏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针对被告以原告系“已结婚妇女及子女”为由，只分配给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8万元，未分配给原告张子曦任何款项，而基于其他村民每人分得11.5万元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原告朱玲丽土地征收补偿款3.5万元，支付原告张子曦土地征收补偿款11.5万元。新乡市红旗区法院(2011)红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裁判书针对“被告以所尽村民义务不同，只为原告分配40%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直接判令再支付剩余60%。此外，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常民三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土地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用于分配的土地所有权的补偿部分和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部分，因作为一种自然资源的对价，其价值量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劳动或者贡献没有关系。
3.农民集体分配自治权的异化
在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双重介入和干预下，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自治权受限的事实，可以说明农民集体的分配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向执行权异化:一方面农民集体以民主议定的形式主动地执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的立法规则;另一方面集体成员民主议定的人均分配数额，又被动地成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个别被侵害者应分配数额的参考依据。在未将土地补偿款全部分配的情形下，直接支持原告的具体分配数额不仅可以增强判决的确定力，而且还可以间接督导民主议定的分配方案不要轻易剥夺他人的分配收益权。当然，在集体土地补偿款全部用于分配的场合中，可以效仿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1)常鼎民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书只判令“增加一人份额”。
(三)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司法救济的立法完善
1.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
对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自治权已经部分异化的事实，应当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首先，自治权的异化有其合理性，理由为:(1)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成员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它和共有在法律上有极大差别。”[33]这一属性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与适当干预提供了产权基础。(2)“多数人的暴政”、“集体行动的困境”等理论，则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根据。(3)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有关的上访现象、恶性事件等又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介入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当务之急不是矫正自治权的异化，而是顺势利导，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管辖权，具体意见是:(1)凡农民集体已经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后提起分配请求的，人民法院均应当予以受理。(2)若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决议，并责令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召开民主会议形成土地补偿款分配决议。(3)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尽管程序合法，但是因排除个别特殊人员分配受益权引发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被排除者是否具有本集体成员资格，一旦认定其享有成员资格，应当直接判令支持其分享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如果第一种处理方式恪守了农民集体自治权的话，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则兼顾了农民集体自治权和执行权，第三种处理方式直接体现了自治权向执行权的理性异化。
2.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
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权理论，在认定成员资格上，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有当然审查权。同时，还应当明确集体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权，理由是:首先，从理论上看，成员资格属于一种民事身份权，不仅与财产权密切联系，而且也是直接决定集体成员能否享受集体经济利益的关键。其次，审查集体成员资格已形成了普遍的司法实践。前述相关案例已经表明，所有支持被侵害者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法院，都是以审查并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的。
3.完善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依据不明确、不统一，是集体成员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侵害特殊群体合法财产权以及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基于成员权的平等性，应当制定全国统一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首先，鉴于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涉及基本民事权利，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尚未出台、且《土地管理法》不宜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由《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授权国务院在《集体土地征收征用条例》中予以规定。其次，可以借鉴《吉林分配意见》和《福建高院解答》等规范性文件采取概括加列举的规定方式，既保证适用的灵活性又强化可操作性。概括式规定成员资格的认定原则或主要考虑因素、资格取得或者丧失的一般情形等;列举式规定外嫁女，“入赘”婿，离婚、丧偶妇女，外出学习、服兵役、两劳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新出生人口，空挂户，回乡退养人员等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定。
注释:
[1]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抑公”所要解决的是与公权力的对抗问题，而“扬私”在于农民个体意志的民主体现、权利的自我主张。参见陈小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代前言)———漫谈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之“四面墙”》，载陈小君等著:《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法制运行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Ⅴ页。
[3]刘勇:《物权法草案第49条应当取消———评物权法草案关于公益征收与征用制度的规定》，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4]邹爱华、符启林:《论土地征收的性质》，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5期。
[5]截至2007年底，全国征地用途中仅有20%土地是为绿化等公共利益的，80%的农用地被征用后转做房地产开发等建设用地。参见赵蕾、陈宵:《土地法律修改将提速，保障农民权益是重心》，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第a4版。
[6]陈小君等著:《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现实考察与研究———中国十省调研报告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7]“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运行的现实考察———对我国十个省调查的总报告》，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
[8]陈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9]王卫国主编:《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10]谭术魁:《中国频繁爆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6期。
[11]米万英:《澳门征收制度的特色》，载《法学》2007年第8期。
[12]李蕊:《从美国司法判例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3]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4]贺荣:《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96页。
[16]王春梅:《俄罗斯土地征收制度与私权保护》，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
[17]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与回应》，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7年第3期。
[18]前引[6]，陈小君等著书，第250页。
[19]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67页。
[20]陈小君:《农村土地制度的物权法规范解析———学习〈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21]王克强、王洪卫、刘红梅:《土地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22]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在我国不少地区仍然存在，该权利主要因客体的特殊性而形成不同于一般的以农业耕作为目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见陈小君等:《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3]前引[22]，陈小君等文。
[24]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25]此外，北大法意“法院案例”库中南召县人民法院(2010)南召城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被告石灰窑组集体讨论决定将该补偿款项的30%分配给承包土地的村民，70%分配给组里现有在籍人口”的合法性;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法院(2011)源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则以“原告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但不具有所有权，根据公平原则”为由，判决原告对征地款61400元享受65%，剩余的征地款35%归被告涌兴村委会所有”。
[26]但是，如果有个别省市30年承包期的开始时间早于或晚于1999年，则可授权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低于或者高于“全国统一的固定比例”的分配标准。
[27]郭平:《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8]参见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第24条。
[29]山东省、辽宁、安徽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4年修正)》规定: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均低于耕地的补偿倍数。
[30]《山西分配办法》和《河南分配意见》规定:未确权确地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不低于80%的比例平均支付给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其余部分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前引[20]，陈小君文。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6
朱文武原系宿迁市宿城区双庄乡道口村党支部书记。1997年至1998年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双庄乡道口村所属三个村民小组的土地被市公安局等单位征用。征地补偿费由国土部门拨到道口村后，道口村将其中的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发给村民本人或用于抵扣村民本人应交纳税费后，将余下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各村民小组名义分别存入双庄信用社，定期取出利息发给村民。1999年3月26日道口村将户名分别为“道口村道口组”和“道口村条堤组”的两张存单共106.0052万元汇入中国银行宿迁支行，同月29日将该款以“道口村”为户名存入该行。1999年12月29日，因经营需要宿城区金都桑拿浴池服务部个体户王广柱在中国银行宿迁支行贷款50万元，朱文武利用职务之便，用 106.0052万元的存单为其提供质押担保。贷款（六个月）到期后因王广柱未能偿还本息，2000年6月6日中国银行宿迁支行从该质押存单上划扣507970.94元。案发后被告人朱文武及王广柱共退还187955.65元，尚有320015.29元未追回。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文武犯挪用公款罪。朱文武辩称自己不构成犯罪。
审判：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朱文武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利用职务之便，擅作主张，用集体所有的征地赔偿款106.0052万元存单为他人担保贷款，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朱文武的犯罪事实属实，但指控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当。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被告人朱文武有期徒刑六年；并对被告人违法所得320015.29元依法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朱文武不服，以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定性不准，量刑太重等为由，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朱文武利用职务之便，挪用集体资金106.0052万元为个人经营活动的债务提供担保，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原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但上诉人对资金虽有挪用故意但无占有目的，320015.29 元是被上诉人挪用尚未退还的资金，不属上诉人的违法所得，原判决主文第二项中“对违法所得320015.29元予以追缴”表述不准确，应改为“对尚未退还的320015.29元予以追缴”。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将公款用于为他人贷款担保是否属挪用归个人使用？”“村党支部书记挪用村民小组征地补偿款是否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刑法>第93条的解释》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争议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从犯罪构成上看，挪用公款罪有如下特征：主体只能是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款私自移作他用；主观上具有非法使用的目的。本案被告人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在协助政府从事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发放工作中，挪用公款，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等七项公务活动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等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规定，被告人朱文武的行为应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被告人的行为系用公款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不属于挪用。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规定了“公司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公司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违法提供担保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给予处分。”《公司法》不仅将“挪用”和“以公款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法律责任分别放在两款中表述，而且规定了明显不同的法律责任，可见我国法律对“以公款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与“挪用”两种行为性质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并不认为“以公款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包含在“挪用”之中。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以公款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任尚无明文规定，所以，本案被告人朱文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最终一二审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对被告人朱文武定罪量刑，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朱文武在使用106.0052万元时的身份不属于接受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仅是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被其用于质押的106.0052万元在性质上也不是国家公款而是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资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12月29日修正）第三十条规定“征用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用土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付给本人外，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可见除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应由被征地单位农民集体所有。本案中《征地协议》是征地单位与村被征地的各村民小组分别签定的，协议载明被征地单位是村民小组 ，所以可以认定106.0052万元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最终应发给各被征地村民小组，所有权属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村收到国土部门拨发的征地补偿费后，应当协助政府将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发给村民个人，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征地单位即各村民小组。各项费用在发放给个人和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补助村民生活之前在性质上仍属国家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村基层组织有义务协助政府做好保管和发放等管理工作。本案中村在收到征地补偿费后已将属于村民个人的费用发给个人或抵扣其应交纳税费，并将属于村民小组的费用按各小组被征地面积计算各组应得数额后分别以各小组名义存入乡信用社，定期取出利息发给被征地村民。虽然存单仍由村里保管，各小组并未实际占有和支配，但考虑到各村民小组没有会计，并且补偿费用已以各村民小组名义分存和其利息已实际用于补助被征地村民生活的客观事实（孳息的取得正是村民小组基于对资金的所有权而获得的收益），可以认定该款已为各村民小组所有，属于村民小组集体资金。被告人朱文武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因协助人民政府实施的对国家征地补偿款进行的保管、发放等行政管理因任务完成，失去管理对象而结束，其因从事公务而临时具有的“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随之解除。虽然该村仍在对该款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已不再是协助政府从事国家公务，而是基于村组之间上下级关系对村民小组集体资产如何使用这一村内公务的自治管理。
二、被告人以集体资金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应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
（一）、“挪用”在词源意义上包含（将款物）移作他用和个人私自使用（公款公物）两种含义。
依照《土地管理法》（1988年修正）规定，征用土地补偿费用除被征用土地上属于个人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付给本人之外，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 ，不得移作他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可见征用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具有特定用途，既不能个人私自使用也不能用于集体发展生产、安排就业和生活补助之外的其他事项。本案中被告人朱文武擅自用其中部分款项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将公款私自移作他用，客观上符合挪用的行为特征。
（二）、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用存单为他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实质是利用资金的使用和交换价值在资金上设定新的物权即担保物权，从而使资金所有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并且质押担保要求转移物的占有，这就使财产所有人暂时失去了对财产的占有和控制，所有权人无法行使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等于暂时失去了对财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使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与使用单位资金为个人购物、建房或借贷给他人等其他常见的挪用资金行为在本质上同样是使集体暂时失去对资金的占有和支配，使集体资金的安全处于不确定的危险状态，侵犯了集体对资金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
（三）、本案不适用《公司法》。
因为：1、《公司法》仅就公司有关工作人员违反公司法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没有涉及其他人员；2、《公司法》虽然规定对某些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条件仍需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7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各项补偿费，是指法律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山岭、果园、牧地、荒地、滩涂、水面等）被依法征用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贯彻实施，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协同做好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办法在该行政区域内贯彻实施。乡级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管理机构负责指导、监督征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和收益分配。
第四条征地各项补偿费标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征地补偿安置费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给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的期限交付土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未按规定支付的，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交付土地。
第五条被征地单位收取的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属于个人所有的，应按标准如数支付给个人，属于集体所有的不得分发给个人。
被征用土地上的青苗属集体所有，但已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被征地单位收取的青苗补偿费应当按承包经营期限合理补偿给承包经营者。
第六条土地补偿费、依法应当支付给集体的安置补助费、集体所有的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由被征地单位管理，主要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用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也可部分用于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和公共福利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
集体所有的土地征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和收益分配办法，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报乡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被征地单位应当建立财务管理和民主理财制度。属于集体所有的征地各项补偿费应当在当地金融机构设立专户。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按规定向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监督。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8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征用土地
第三章 补偿和安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建设用地管理，保护土地资源，保障国家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按本办法规定的手续办理。使用国有土地的，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第三条 国家建设用地实行统一征用，统一出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占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
第四条 国家建设需征用土地的，应当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并依法予以补偿。
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必须服从国家建设需要，不得阻挠依法征用、出让土地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办事，禁止强行先占后征。
第五条 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建设用地统一征用、统一出让工作。
第二章 征用土地
第六条 国家建设用地，实行计划管理，用地单位需持项目有关文件，在当年9月底前向所在地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下年度用地计划。
市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市计委对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汇总的用地计划进行审查，并向省主管部门申报下年度用地计划指标。
对未预报计划，而又需要建设用地的重点项目，可以按程序补报。
第七条 市土地管理部门根据省下达我市的用地指标，依据用地单位申请用地计划的证件和基建计划，核发《用地指标通知书》。
第八条 用地单位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到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定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九条 用地单位持下列资料到所在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一）《用地指标通知书》；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基建计划、可行性报告、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四）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改造、扩建单位附原厂区现状图；
（五）占用河道、河堤和护堤地、国营林场、集体林地的，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六）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与被征用土地的单位，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
第十一条 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用地单位按规定分别缴纳耕地占用税、旧城改造费、新菜田开发基金、土地管理费等税费。
第十二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自预收税费之日起十五日内按规定的审批权限予以批复或向上级申报。经批准后，五日内办结征用手续，并核发土地使用证件。
第十三条 用地单位在办理征用土地拨款手续时，应向银行提交经土地管理部门核准的协议书和收费通知书。银行应按协议书和收费通知书规定的款额办理手续。
第十四条 征用土地，由县（市）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实地丈量界定。
第十五条 用地单位应自项目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有关部门申请验收。土地管理部门应对批准的建设项目占地面积和用途进行核查。
第十六条 征用土地审批权限为：
（一）县（市）人民政府有权批准征用三亩以下耕地，十亩以下的其他土地，并逐级报省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二）市人民政府有权批准征用十亩以下耕地，二十亩以下的其他土地，并报省土地管理部门备案。超过限额的，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七条 旧城区改建用地，属国有土地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回被拆迁单位或个人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和出让手续；属集体所有的土地，办理征地手续。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所需土地应根据总体设计一次申报批准，不得划整为零。分期建设的项目应分期征地，不得先征待用，多征少用。
跨县（市）、区的铁路、公路和输油、输气、输水、输电管线等建设用地的，可以分段报批。
第十九条 改建、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旧场地。确需新征地的，按征地程序办理。
第二十条 抢险、救灾、紧急军事行动急需用地的可先行使用，但事后必须按规定办理补偿和用地手续。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因施工需要，在征用的土地范围外需要增加临时用地的，应当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临时用地申请，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需要增加临时用地的，应当先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定点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临时用地申请。
架设地上线路、铺设地下管线、建设其他地下工程、进行地质勘探等，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前款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 在临时占用的土地上，不得构筑永久性建筑物。临时占地不得超过二年，确需延长时，应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报批。
第二十三条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国有土地，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用地审批权限办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建设应严格控制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确需占用的，按《河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兴办联营企业，需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按《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三资”企业建设用地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按有关法规办理。
第三章 补偿和安置
第二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必须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理。在执行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由土地管理部门按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办理。
征用没有收益的土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设需要收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耕种的国有土地，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临时占用耕地的，按该地年产值和实际占用期限给予补偿。占用期满，由用地单位负责恢复耕种条件，或支付复耕所需费用。
第三十条 公路及水利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被征地单位因国家建设征地出现剩余劳动力时，充分利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兴办乡（镇）、村企业等途径加以安置。劳动部门应通过劳动力市场协助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地单位也应积极帮助扶持。用地单位有条件的，要尽力安排被征地单位符合条件的剩余劳动力到本单位就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未经批准或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注销骗取的证件，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其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按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五元至十五元处以罚款；对非法占地单位的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超过批准的用地数量占用土地的，多占的土地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
第三十三条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对当事人按非法所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依据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受到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罚的单位和个人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的机关有权对继续施工的设备、建筑材料予以查封，拒绝和阻碍土地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改建旧城区的单位，有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依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征而未用的耕地荒芜满半年的，应允许农民耕种，但所有权不变；征而未用的耕地荒芜满一年的，按该耕地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由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罚款；连续荒芜两年以上的加倍罚款，并收回其土地使用权，由原批准用地的机关另行安排使用。
第三十七条 被征地单位无理取闹，阻挠土地征用，除责令交出土地外，并按每平方米五角至一元处以罚款。当事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和主管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本办法索取或支付的征地费，由土地管理部门予以没收。
第三十八条 临时占地期满不归还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临时用地许可证》。拒不交还土地的，责令用地单位限期交还土地，并按非法使用土地每平方米五元以下处以罚款。
第三十九条 无权批准征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和化整为零批准用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单位主管人员或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非法批准占用的土地依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
第四十条 上级单位或其他单位非法占用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责令退赔，并可按非法占用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据为己有或私分的，以贪污论处。
第四十一条 罚没款、物由土地管理部门收缴。罚款必须在罚款通知书下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交纳，逾期不交的，每日加收相当于罚款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罚款、滞纳金和没收物品按国家规定上缴。
第四十二条 有关人员在征地过程中，有贪污、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或者煽动群众闹事、阻挠国家建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弄虚作假，不按期办理征用手续，受贿索贿，以权谋私的，按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并收缴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按照本办法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级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市）、区属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建设用地，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土地管理部门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石家庄市国家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修正案
（1994年4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 1994年6月28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一、题目修改为：“石家庄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管理办法。”
二、第一条修改为：“加强国家建设用地管理，保护土地资源，保障国家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第二条修改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按本办法规定的手续办理。使用国有土地的，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四、第三条修改为：“国家建设用地实行统一征用，统一出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占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
五、第四条修改为：“国家建设需征用土地的，应当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并依法予以补偿。
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必须服从国家建设需要，不得阻挠依法征用、出让土地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办事，禁止强行先占后征。“
六、第五条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修改为“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将“划拨”二字修改为“统一出让”。
七、第二章题目修改为：“征用土地”。
八、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县、区”修改为“县（市）、区”：“土地管理局”修改为“土地管理部门”。
九、第八条修改为：“用地单位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到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定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十、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用地单位持下列资料到所在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十一、第十条修改为：“土地管理部门与被征用土地的单位，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
十二、第十一条修改为：“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用地单位按规定分别缴纳耕地占用税、旧城改造费、新菜田开发基金、土地管理费等税费。”
十三、第十二条修改为：“土地管理部门应自预收税费之日起十五日内按规定的审批权限予以批复或向上级申报。经批准后，五日内办结征用手续，并核发土地使用证件。”
十四、第十三条删去“划拨”二字。
十五、第十四条删去“划拨”二字：“土地管理局”改为“土地管理部门”。
十六、第十五条“土地管理局”改为“土地管理部门”；删去“经查合格的，土地管理局签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十七、第十六条删去两处“划拨”二字。第一项修改为“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改为“土地管理部门”。
十八、第十七条修改为：“旧城区改建用地，属国有土地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回被拆迁单位或个人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和出让手续；属集体所有的土地，办理征地手续。”
十九、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县、区”修改为“县（市）、区”：“输水”字后增“输电”。
二十、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因施工需要，在征用的土地范围外需要增加临时用地的，应当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临时用地申请，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需要增加临时用地的，应当先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定点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临时用地申请。”
第二款中的“市、县”修改为“市、县（市）”。
二十一、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在临时占用的土地上，不得构筑永久性建筑物。临时占地不得超过二年，确需延长时，应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报批。”
二十二、第二十三条“需要划拨”修改为“需要使用”。
二十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国家建设应严格控制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确需占用的，按《河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四、第二十五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
二十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必须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依照《土地管理法》、《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理。在执行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由土地管理部门按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办理。
征用没有收益的土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二十六、删去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
二十七、原第三十三条作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被征地单位因国家建设征地出现剩余劳动力时，应充分利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兴办乡（镇）、村企业等途径加以安置。劳动部门应通过劳动力市场协助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地单位也应积极帮助扶持。用地单位有条件的，要尽力安排被征地单位符合条件的剩余劳动力到本单位就业。”
二十八、原第三十六条作为第三十四条，其中“依据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修改为“依据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最后一句修改为：“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十九、原第三十七条作为第三十五条；条文中的“第三十五条”修改为“第三十三条”。
三十、原第三十八条作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征而未用的耕地荒芜满半年的，应允许农民耕种，但所有权不变；征而未用的耕地荒芜满一年的，按该耕地前三年平均每亩年产值，由县（市）、区土地管理部门罚款；连续荒芜两年以上的加倍罚款，并收回其土地使用权，由原批准用地的机关另行安排使用。”
三十一、原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作为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征地单位无理取闹，阻挠土地征用，除责令交出土地外，并按每平方米五角至一元处以罚款。当事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由所在单位和主管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三十二、原第四十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删去“划拨”二字。
三十三、原第四十二条作为第四十条。
三十四、原第四十四条作为第四十一条，将“土地管理局”改为“土地管理部门”。
三十五、原第四十三条作为第四十二条修改为：“有关人员在征地过程中，有贪污、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或者煽动闹事、阻挠国家建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十六、原第四十六条作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土地管理工作人员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弄虚作假，不按期办理征用手续，受贿索贿，以权谋私的，按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并收缴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十七、原第四十五条作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对按照本办法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级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十八、原第四十七条作为第四十五条，“县、区”修改为“县（市）、区”。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9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在调节社会生活、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律所调整的民事关系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被纳入人民法院司法调整的范围，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在其他机关都无法处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关口”。所以，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116号）指出，此类纠纷的受理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51号）办理。而《答复》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当事人就该纠纷到人民法院，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至此，农村征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正式纳入司法调整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答复》精神，凡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征用土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与村集体发生纠纷而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作为直接面向农村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答复》的精神实质，依法妥善处理农村征用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保护当事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处理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时，除了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外，还要注意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处理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应当充分尊重农村集体组织的自治权。人民法院处理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时，不能轻易否定农村集体组织的分配方案，更不能直接代替农村集体组织作出分配决定。因为，农村集体组织是依法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代表村民管理集体的财产，是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所以，农村集体组织按照民主议定的原则，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而作出的分配决定或方案，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与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集体组织的自治权。如果农村集体组织的分配原则、办法、决定和方案有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土地征用法律条款篇10
关键词：征收征用补偿私有财产公共财产
discussionontheprotectionofthecitizen’spropertyrightthroughconstitutionwiththeproblemofdismantlementandresettlement
abstract：thegovernment’srequisitionofcollective-ownedlandandprivatebuildingsinruralareasisanimportantissueastothenationalinfrastructure,whichinvolvesthetransferofownershiporrightofuse.therearelotsofproblemsinitsimplementation.thedeterminationofthecompensation’sultimatereceiverandtheprotectionofthecitizens’propertyrightsarethecrucialmattersofpublicconcern.thispaperdiscussestheissuewithreferencetotheregulationsabouttheprotectionofthecitizens’propertyrightsandtherequisitionsystemascertainedinthenewamendmentofconstitution,andtothelegalpracticeabroad.
keywords：collection,requisition,compensation,privateproperty,publicproperty
一、当前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问题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的财产权及征收、征用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以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并对征收、征用问题予以指导。这无疑符合时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宪法规定过于原则与不明确，在现实应用中仍存在很多争议。农村房屋的拆迁工作是与征地工作同时进行的，目前依据的法律是《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土资源部的一系列规章及相应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法规为依法进行征地拆迁工作，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征地拆迁工作仍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是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大肆征地用于非公共利益开发。由于现行《宪法》及《土地管理法》均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外延做出明确规定，加之农业是低产出、低回报、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眼前利益，采取征用农民土地后将土地出让或出租方式招商等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滥用“公共利益”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发财暴富，而农民的利益却受到损害。
二是征地拆迁程序不规范，措施不到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经地方人民政府公告，并听取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实践中有不少人未见到过政府的征用土地公告，或者见到的是内容不完整的公告，公告的安置对象不明确，以致引起各种纠纷。
三是不重视农民的相关权利。征地工作基本上是由建设单位与所在村或组负责人签订征地协议，由当地党委、政府联合发文规定拆迁及补偿有关事项，并且在具体实施一般采取行政强制拆迁，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基本上无发言权和知情权，更谈不上诉权。
四是征地拆迁前农民实行抢种、抢栽、抢建的“三抢”行为严重。不少人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得赔偿。抢在征收前抢种庄稼、抢栽树木、抢建房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
五是执法欠公允。在征地拆迁中，补偿标准随意性大，有的以多支付费用的妥协方式解决，甚至个别违章建筑亦作了补偿，但对于有些势力单薄的个人，则表现为以强制力解决。
六是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混乱。补偿费用成了农民争夺的目标，有的由基层乡镇或村民委员会截留，有的实际分配对象与公告的安置对象脱钩，有的用于归还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年负债。由此导致上访、申诉等现象出现。
七是个别地方矛盾激化，恶性事件令人发指。如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南京市曾因拆迁补偿存在争议，发生拆迁户翁某抱住拆迁办负责人自焚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北京丰台区某地拆迁，开发商和拆迁办雇佣一批打手，深夜闯进拆迁户家中，将人捆绑蒙面拖出，同时将房屋夷为平地。①征地拆迁案在全国城乡时有发生。
二、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缺陷
私有财产权是抵制政府权力扩张的坚固盾牌。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限制了政府的专横意志。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项权利。“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者’的权力绝不允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②“财产权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③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总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公民若是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个人财产的广泛自由，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此，创造财富的自由要落实在社会制度上必然表现为以财产权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以来，各国成文宪法大都明确了“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相形之下，在立志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深切认识到私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中国，宪法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横向上看，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地位不平等。长期以来，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身份最高贵，享有许多优惠政策，集体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则不被承认。后来，个体和私有经济渐渐有了法律地位，但也只是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或“重要组成部分”，总摆脱不了它对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务作用。在这种前提下，法律对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保护只能实行差别待遇，这从宪法第12、13条的规定就可以看出。两者相比较，现行宪法对公、私财产的保护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主体不同，其保护程度也不同，即公共财产的保护优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二）从内容上看，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片面性。这种偏颇和片面性带来的负面效应至少有两个：一是不利于人权的实现。财产权是人权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公民必须有自由支配其财产的权利和自由，否则人就因生存的前提被剥夺而无法生存。生存权没有保障，其他权利便无从谈起。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不利于人们自由支配财产，并把它变为一种权利。二是不利于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的运行就是要更好地调配、优化、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现行宪法偏重于对生活资料的保护，不利于公民将生活资料向生产资料转化，从而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克服现行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内容的片面性，已势在必行。
（三）从结构上看，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结构安排不合理。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一般都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之中。如《日本国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29条中对财产权进行了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符合公共福祉，以法律规定之。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而我国现行宪法是将私有财产权放在总纲中规定的。这种结构安排，从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起，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这就证明，现行宪法不是将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看待的。放在总纲中，只是将它作为经济制度的补充规定，侧重点是在经济制度，显然这与宪法的内在要求是相违背的，也从根本上违反了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的本源性、不可转让性的价值取向。
（四）从权利救济看，现行宪法缺乏对私有财产权损害的合理补偿机制。我们都知道，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都设置了三重条款，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三重保障条款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保障体系。以此观之，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是不完整的，其保障条款是宪法第13条，制约条款零散分布于宪法第12条、第15条、第51条、第53条之中。而补偿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在实践中不易操作。
（五）从程序方面看,现行宪法中缺乏对国家征收、征用公民财产需经过正当程序的规定。正当程序或者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最初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在1215年的《自由大》中就得到确认。美国有学者指出，正当程序本身就是对财产权重要的实质性的保护。“它包括了所有对政府干预财产权的行为所做的来自宪法的明示和暗示的限制。”④没有正当程序政府权利的滥用就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一切法律权利都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变的毫无意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从保护私有财产出发，对征收、征用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我国宪法中缺乏对国家征收、征用公民财产需经过正当程序的规定。在单行的法律中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收、征用行为均无程序控制，或规定非常简单。
三、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资借鉴
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而只是在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有一部分涉及财产权。第5条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这一规定明确昭示了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不管侵犯私有财产权利的行为多么符合程序，只要不给予受侵害者公平的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第5条修正案中涉及财产权的段落，通常被宪法学研究者称为“充公条款”(takingclause)，而非“财产条款”(propertyclause)。所谓“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其实并不挑战私有财产可以充公本身，而只是要求“给予公平赔偿”。
德国宪法第15章规定：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化的目的而转为公有制或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必须有确定补偿的性质和范围的法规，其补偿原则适用第14章第3节。不难看出，德国宪法第14章的功能主要不在防止无补偿的充公，而在于保障现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本身。换言之，现有财产所有者可以拒绝私产充公，尽管补偿是公正和充分的。这不仅是德国现行宪法区别于美国之处，而且也是它与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宪法的不同所在。魏玛宪法第153章规定有补偿的充公不再受司法挑战。这显然是保障财产的货币等价物，而不是财产权利本身。
四、完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探讨
应该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启动与深化，财产权问题一直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尤其是宪法修改的中心议题。近年来，宪法的几次修改主要围绕经济改革与财产权问题展开，例如，在1982年宪法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1988年的修宪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1999年修宪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国家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可否认，每一次修宪都是一次理论上的创新，具有突破性意义。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宪法应该如何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呢？
(一)进一步提高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地位，确立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的原则。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不仅在于对公民之间财产权保护的平等性，更在于追求国家对公共财产与公民之间财产权保护的平等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分等级进行保护，而应该规定“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将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对财产权实施限制或剥夺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则更有利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二)建构完善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体系。如上所述，现行宪法在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保护体系上看，补偿条款、制约条款不够明确。因此，现行宪法应该建立一个严密、科学、规范的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将保障条款、制约条款、补偿条款三者融为一体。事实上，纵观权利进化史，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权的行使也应受到必要限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从“天赋人权”到“社会职务”，理论表现之一就是各国宪法在加强和扩大公民权利的同时，对公民的义务也作了加强和扩大的规定。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为“所有权形式的限制”原则所代替。相比之下，我国宪法既未明确对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做出限制，更没对私有财产权被征收、征用时的补偿补偿标准、程序做出规定。因此，建议1、确立公平补偿的原则。公平补偿含义包括：事先补偿，补偿直接损失，补偿物质损失，补偿实际损失，动态调整等。2、建立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应包括：调查，告之，说明理由，听证等。为制度的落实提供宪法依据，更好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形成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有效运行体系。
(三)完善救济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宪法所制约、限制的是公共权力，而保护的是公民的权利。因此，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实施有效的救济，宪法就会变为一纸空文。现行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救济制度，如国家赔偿、行政补偿以及宪法监督等，但实际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由于政府的强大和公民的弱小，当政府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后，虽实施了上述救济行为，但结果往往是以公民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告终。就民事诉讼来说，它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有些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比如国家征用、没收甚至剥夺等行为，民事诉讼是无能为力的。就宪法监督来说，它虽可对国家机关、组织和特定个人的侵权行为进行监督，但它缺乏可操作性，往往也是流于形式。因此，为切实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必须完善宪法的救济制度，建立严格的违宪审查制度，要使宪法进入诉讼程序。当私有财产权受到侵害时，公民可以直接运用相应的宪法救济手段，达到救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光：《征地拆迁案的法律经济分析》《中国土地》[j]2004年第5期;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洛克：《政府论：下册》[m]
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