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1
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利改税试行办法的出台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决定加快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步伐。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听取财政部关于利改税问题的汇报。国务院领导对利改税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利改税的方向，不能走利润包干的路子。要下决心，除极少数企业外，都集中搞利改税办法。利改税步子可以加快。关于改革的原则，提出要管住两头：一头是要把企业搞活；一头是国家要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关于改革的步骤，先大面积解决企业活的问题，要求又活又不致出大问题，征收地方税的问题，放到后一步再研究。第一步先实行税、利并存，大企业缴55％的所得税，税后利润国家与企业合理分配，可以按财政部提出的利润递增包干、定额包干、比例包干办法，也可以搞调节税。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于1982年12月~1983年1月派联合调查组，分赴上海、天津、济南等地，对6691户国营工、交、商企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测算工作。财政部在总结试点经验和调查测算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并于1983年2月25日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同年2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责成财政部召开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研究修改试行办法（草案），制定具体规定并部署工作。
1983年3月17日~29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对利改税的指示精神和国务院文件，讨论修改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办法（草案）》以及有关征收所得税和企业财务处理的几个具体规定，部署了利改税工作。会议期间，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对利改税试行办法中若干问题作了说明，并全面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4月12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并将修改后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报国务院审查。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实施1983年4月29日，财政部《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制定了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具体办法。同年6月1日，国营企业普遍实施征收所得税。在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下，利改税第一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至9月下旬，除煤炭部、邮电部等部门所属企业暂不实行利改税外，其余的中央所属21个部（局、公司）的利改税方案都已核批下达，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利改税方案也都核批下达，落实到企业。到1983年底，全国有盈利的国营企业，除微利企业及经国务院或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继续实行利润包干等办法的少数企业外，实行利改税的工、交、商企业共有107145户，占盈利企业总户数的92.7％。1983年实行利改税的国营工、交、商企业共实现利润633亿元。1983年实行利改税的工、交、商企业共留利121亿元，比1982年增长27亿元，增长28.2％，大大超过工业产值、实现税利、上缴税利的增长幅度。企业留利占税利总额的比例由过去的15.7％上升到17.9％。
实践表明，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利改税是国家与国营企业分配关系的重大改革，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对国营企业不能征收所得税的理论，第一次把国营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纳入了所得税的纳税人范围，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上纳入了固定的轨道，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第二，利改税打破了长期以来国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扩大了企业财权，调动了企业积极性。第三，国营企业按规定上缴所得税后，税后利润留给企业，使企业在健全经济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了压力和动力。第四，利改税后各类各级企业不论隶属关系如何，都要向中央和所在地方纳税，有利于打破部门、地区界限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社会化生产，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在解决国家企业分配关系的探索中取得了初步经验，但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第一步利改税，税种比较单一，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办法仍然比较纷繁，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还没有定型；企业之间留利差别悬殊等问题。
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第二步改革的目的和原则为解决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存在的缺陷，加快完善利改税制度的步伐，1983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利改税制度的设想，全面阐述了第一步利改税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加快税制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设计第二步改革方案的设想。通过对利改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带动整个经济改革，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4年1月12日，田纪云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完善利改税制度的几个问题》的署名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原则。文章指出：在拟定第二步改革方案中，要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政企不分的弊端。通过完善利改税制度，使企业在经济利益上同条条或块块脱钩。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经济利益的做法，改为不分隶属关系都依法向中央和地方缴纳不同税收的办法。以利于把企业应有的经营管理权真正交给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真正“从政”。
第二步改革方案的设计1983年9、10月间，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组织联合调查组，分赴上海、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拟定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并作了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初步论证了改革方案的可靠性。1984年，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财政部对全国各类企业1983年的有关财务、税收数据进行了普查，先后设计和测算了20个方案，反复研究论证，并听取了部分地区、主管部门和企业的意见。在此期间，还多次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1984年4月2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财政部关于第二步利改税方案汇报。经过讨论后改革方案初步确定下来。1984年5月15日，国务院在向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1984年10月在全国进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1984年6月22日~7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重大意义，研究了第二步改革方案，修改了财政部草拟的各种税收条例草案，以及有关的财务会计处理办法草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出席会议。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开幕大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企业改革是城市经济改革中首要和基本的环节，为此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财税部门和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有利时机，积极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进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并且为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创造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在政策上使企业感到有奔头，有更大的后劲；要发挥税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体现国家的奖励和限制政策，并缓解价格不合理而带来的一些矛盾，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会议认为：利改税的路子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国务院办公厅于1984年7月发出了《关于今后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领导，从财政、税务机关抽掉精干人员组成利改税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及早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之后，财政部于8月10日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
第二步利改税的实施1984年9月7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议案》。9月18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议案，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同日，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出《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第二步利改税报告的通知》，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同意《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从1984年10月1日起试行。
同年10月，国营企业普遍实施了利改税第二步改革，进一步改进了国营企业所得税。这个税种是国家直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税种，也是利改税的关键性税种。它在利改税第一步改革中已经建立，根据第二步利改税的要求，在内容上作了适当改进，并由原来财政部的暂行规定改为国务院的税收条例，其法律作用更强了。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2
这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被中央定位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多名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方案》等可以看出，中央已把财政的重要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意义的重大性来讲，可以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相提并论，但改革的重点完全不同。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焦点是财政收入的划分，主要是使得中央在财政收入分配中取得主导地位，但这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范围比上次要宽很多，而财力分配则被淡化，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
财政，在过去看来，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如今，它已被提升到了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层面。《方案》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诸多重大理念、表述的变化，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财税体制改革，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这与1994年财税改革有很大不同。“那时候主要是规范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收入关系，我们的主体税种就是那时候建立的。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税制有了很多的变化，强化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财税与老百姓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补补，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进行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预算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政府花钱须让公众看得见、看得懂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三个方面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从具体操作来讲，应该以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一个中心，或者说突破口。短期来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改革重点是规范预算程序；中长期来看，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重点，其核心是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透明预算”须公众能看懂
6月25日的审计署对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显示，预算编制不清晰，约束力不强，财政资金的虚报冒领，矿产资源转让中不当利益等问题，仍然存在。
王雍君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透明预算”的提法给出了很大的改革空间。
学者们以往谈预算都不敢奢望“透明”，认为“公开”就不错了。这是因为在一些政府部门公布的预算信息仍然相当模糊，总的来说，在预算收入方面的信息多于预算支出的信息，支出方面只能看到资金的投入方向，看不出支出的具体用途。
王雍君认为，预算公开并不等于透明，更不意味公众能看懂。公开预算只是一个手段，有时候政府亮了账本、报表，或者公布一部分，就算公开了。“做到透明预算，让专业人士甚至公众能看懂是符合法治政府要求的，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全口径”管理不亚于一次革命
此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预算管理要不要真正实行“全口径”，是事关财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问题之一。
所谓全口径预算，即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的改革目标迄今，已超过10年时间，尽管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调整、整合动作，逐步形成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基金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四类预算的现实格局，但这一目标始终未能真正实现。
高培勇指出，四类预算中，规范程度最高的是公共财政预算，这类收支有统一的制度规范，须接受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且可在各级政府层面统筹使用。而其余三类预算都属于“备案”性的审议。按照2013年的预算数字计算，在包括上述四类预算收支的盘子中，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所占的比重，为65%上下。其余三类预算收支所占比重数字加总，达35%左右。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政府收支规模，真正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视野或完全处于“全口径”控制之下的比重，距十六届三中全会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高培勇称，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其中，并进行高效、统一管理，这实际上不仅仅规范了财政资金，还涉及大量地方政府事权的规范，要求将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匹配，并建立综合的政府收支问责机制，由人大等机构对政府行为进行预算控制，是财政收支管理向政府理财观念转变的深刻变革，是执政者自己对自己的改革，其潜在意义不亚于一次革命。
“给人大充足的时间审查预算”
“改进预算程序包括预算的准备、审查和执行三个环节，特别是在前两个环节，预算的准备和审查中，应当着力加强人大的作用。”王雍君说，“人大审查预算的时间太短，应该参考国际惯例至少延长到4个月，给人大充足的时间审查，此外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还要注意财政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分工合作。”
“许多国家议会将60%的会期都用在审核预算上，我国安排的时间却不多。”曾参与预算法修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我国现行财政年度与自然年度相同，而批准预算的时间往往在3月之后。年初的预算执行计划经过层层审批之后，往往要下半年才能到位，导致支出执行进度滞后。解决这样的尴尬局面，一种办法是将我国财政年度改变为从当年4月1日至下年3月31日，另一种办法是把全国人代会的时间提前到上年的12月份，或者加开一次秋季会议，专门审查批准下一年度计划和预算。
尹中卿认为，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可以考虑增加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的环节，或者组织部分代表提前审查。在人代会上，要考虑恢复对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进行说明的口头报告，安排专门时间对预算草案进行专题审议讨论，保障人大行使预算审查批准权。
预算法要保障公众监督权
这些都绕不开预算法的修订。专家认为，预算法修订是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之一。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预算制度改革中，预算法的修改无疑是一个重点，改革的许多新的精神在预算法三审稿里就已经有所体现。”
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和当年通过的预算法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探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现行预算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在专家眼中，现行预算法未对预算公开作出规定，而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普通人对政府怎么花钱、“三公经费”等问题越来越关注。可以说，预算法的修订和每个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
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政府花的钱是税款，花钱的目的是为了公共服务，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要花钱解决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获悉，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或将在8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迎来“四审”。
稳定宏观税负，
重新划分税权、优化税种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进行的税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税权分配制度，这必然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方面，不少学者提出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以充实财力。
不能减少地方财力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许安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1994年分税制形成至今，虽然给国家财政收入的规范和中央财力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改革并不彻底，尤其是省级以下的分税比较模糊，税权与事权、财政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现象十分突出，进而使得基层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大搞土地财政、乱建融资平台、扩大地方债务，严重弱化了分税制原有的题中之义。
“要在省级以下明晰税权，尤其在推行行政扁平化管理改革的过程中更要明晰市县一级的地方税种，稳定其财政收入和财源。”许安拓认为，当前国家正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和“营改增”扩围，虽然可以逐步清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优化税种，但由于营业税是地方的主体税种，客观上也会侵蚀地方税收稳定、减少地方财力，因此，必须入手重新划分税权、优化税种。
许安拓解释说，从长远看，营业税最终会被增值税取代，这样就必须从目前的中央税中下放一些税种，如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或加大一些共享税地方所得的比重，还可以新开征一些税种，如环保税、房地产税。无论如何，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不能使地方财力减少，否则税制不平衡所引发的问题就更严重。
近期，由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为主要执笔人完成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提出，建设完善地方税体系是个渐进的过程。贾康认为，“从长远来看，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房产税和对矿产资源征收的资源税，可分别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但资源富集地区的市县政府主体税种。”
“让消费税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关于具体税改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获悉，政府和学界普遍认同的一个方案是，把目前在生产环节征收的几个消费税品目逐渐转移到零售环节征收，代替营业税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按照税种属性，消费税理应在零售环节征收，但1994年设计分税制时，考虑到在生产环节收税远比在零售环节征收简单易操作，故而选择了前者。但经过近20年发展，目前中国税务系统的征管能力大为提高，已经有能力在零售环节收税。
从体量上看，2012年国内消费税达7872亿元，加上之前已经在零售环节征收的车辆购置税2228亿元，总量达到1万亿元。考虑到本次财税改革的目标还将涉及调整支出结构，即中央政府会增加原先由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支出责任，比如药品和食品安全、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总体看，1万亿元的收入大体能达到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70%～80%。
受访人士认为，此种方案的好处之一是，地方政府可以拥有比较大的税收权限，包括品目的增加或减少，或者税率的提或降，符合税收管理权下放的大势所趋。另一大好处是，它会削弱地方政府对投资生产环节的热情，而增强对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激励，从而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此外，在零售环节透明征税，还可以制约目前存在的基层税务人员对生产环节征税时的随意执法现象。
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使财权、事权相匹配
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推进”之一，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会议指出，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对此进行解读称：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方面。通俗地说，就是根据中央和地方“谁该干什么事”来定“谁掏钱”，再通过分税、转移支付机制让“钱”与“事”相匹配。
1994年以来，
地方政府“钱少事多”
据许安拓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央和地方征税，跟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似，缴够国家的，剩下的全部是地方的。这样，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想办法把经济总量搞上去，把税基做得越大，这样征的税就越多。但这种税制使中央财政陷入尴尬，无奈之下，从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把最要紧的、大头的税放到中央，保证中央的收入，奠定了此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格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税收的比重一下子从原先的20%提高到50%以上，但所做的事并没有增加；地方只占40%多，但是该做的事并没有减少。
以2012年为例，根据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进行测算，在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蛋糕”中，中央政府约占49%，地方政府约占51%；而在支出方面，中央所占的比重不足20%，地方要占80%以上。
许安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分税制改革导致大部分财权在中央，地方收入相对少，但事权又落在地方。地方政府被迫采取另外的渠道找钱，一是卖地，二是向银行贷款，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很高。
多位专家公开表示，地方事权压身、财权不足是我国财税体制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不清晰，造成地方事权过多，只能靠专项转移支付来解决，这就带来了专项过多的问题，影响财政运行效率，也产生了备受诟病的“跑部钱进”。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关键
专家认为，具体而言，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可分成两大块内容。
一方面，根据税制改革推进情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就是在“财权”上“动刀”。
当然，理顺必须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确保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持续健康。也就是说，未来的“理顺”包含两种可能，一部分税收可能更多划给中央，而一部分税收可能更多划给地方。正如楼继伟所言，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
另一方面，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强化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就是在“事权”上改革。
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问题上，并不只是考虑将中央的财权或收入划给地方了事，还可以增加或者强化中央的事权，让其担当更多的支出责任，这既能缓解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也能纠正一些地方处理事务的偏颇。
那么，此次改革，中央是重点收权还是放权？有业内人士指出，若调整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分配，如果大幅度降低国税比重，由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压力较大，同时可能面临赤字风险，因此操作起来难度较大。现阶段可以考虑增加中央支出，明确公共服务归中央、民生保障归地方、投资归市场，降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以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主任徐现祥认为，中央财政应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比如基础教育，一般视为全国性的公共服务，如果由国家来统一提供，每个人无论到哪儿都能享受，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具体而言，根据收益范围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考虑，专家建议，可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事权上收至中央。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对农村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等，中央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保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增加投资。
也有专家认为，在具体事务上中央应充分“放权”。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应按照事务性质、供给效率、受益范围等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要明确一个原则：凡是涉及在地方范围内、地方政府可以办到的事务，就交给地方办理，不再作为中央事权。凡是能通过分税制解决的中央和地方间财力的划分，就没有必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调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差别很大的大国，应更多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应谋求更大事权、包揽过多事务。另外，凡是市场能发挥好调控作用的，政府就不应该伸手干涉，也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董大胜说。
而关于“财权”，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为代表的专家建议，在上收部分事权的同时，中央应适度下放部分财权，以稳定地方财源。应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赋予地方一定自主税收管理权限。其中，资源税、房产税和环境税可作为地方税源重要支柱，替代营业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
总而言之，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既“理顺”收入分成，也改革“事权”划分。两者并行不悖，只有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也只有合理分配两级政府收入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确保中央与地方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样，改革才能坚持到底、落实到位，“钱”与“事”更加合理匹配。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一位县级预算部门官员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省好于市，市好于县，县乡财政最困难。中央财政集中大量财力，然后对地方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是“跑部钱进”的根源。
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转移。对于地域广阔、地区间自然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来说，要使各地民众获得的公共服务相对均等，就需要上级政府集中一部分资金，转移支付给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无法得到保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财政转移支付往往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和收入划分紧密相连。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3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在分税制实施20年之后，中央地方收入支出关系的现状是失衡的。以2012年为例，我国中央政府直接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5%，地方政府直接支出占总支出的85%，2013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过高，已经超过40%。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量和时间难以与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的数量和时间相匹配，因此必须对中央地方收入支出关系进行调整。调整的目标是，中央仍然要实行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地方仍然要依赖中央财政，但是依赖度以20%为宜。
若恢复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平衡，第一个措施是中央增加事权和支出责任，但是这项调整目前还在研究之中。比如有建议认为社会保障体系本应由中央承担，而目前我国仍然实行的是分省统筹，应该上收中央。同时有建议认为法院、检察院系统也应全部垂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包括公安也可以增加由公安部直属的警察力量。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几个领域的调整尚未形成共识，目前仍然是维持现状。其他中央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项目和支出规模都不大，不足以解决中央地方财政失衡的格局。第二个措施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财力，此项措施正在研究之中，下放何种财力，下放多少财力，如何下放均在讨论之中，尚未形成共识。
到目前为止，现行营改增的增值税100%归地方所有，形成增值税的两种分成制度，一种是75%、25%分成，另一种是100%归地方。这两种分配机制不可能长期维持。
继续推进营改增会加剧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失衡，这已经成为设计继续推进营改增方案时所遇到的主要障碍。营改增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必须坚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怎样寻找到另外一个财税改革的措施，避免营改增加剧中央地方财政失衡问题，就是现在能够走出改革困境的关键。营业税是现行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并且实行中央地方共享以后，地方税体系就失去了主体税种，这样的税制格局与解决中央地方财政失衡的目标是相悖的，所以必须寻找出新的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
从目前来看，有三种地方税主体税种方案。第一，把消费税从生产批发环节转到零售环节，与车辆购置税合并划归地方，由地方税务局征收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第二，把增值税税率从17%降到15%，由地方在零售环节对商品和劳务全面开征2%的零售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第三，开征住宅的房产税，将房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对这三个方案进行综合性分析，第三个方案是最不可取的。目前全国人大正在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房地产税的立法研究工作，由于在理论上和法理上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估计房地产税立法很难在近期完成。即使完成立法，能否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也难有定论。
关于第二个方案，目前我国的税制所形成的税源主要来源于生产和批发环节，零售环节征收经验相对不足，征收率也相对偏低。因此，一次性让地方税务局在商品和服务的零售环节全面开征零售税，至少在近期时机不成熟。相比而言，第一个方案从数量上讲有上万亿元的税收收入，划归地方虽然不能解决中央地方财政失衡的问题，但是可以在推进营改增和实行中央地方统一分成制度的同时，避免中央地方财政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除此以外，别无他策。
从征收管理方面，可以随着营改增的分步实施，消费税也按照税目实行分步划转地方，由地方税务局在零售环节实施征管。
第一批，可以是地方政府具有牌照管理能力的汽车、摩托车，同时允许地方对房产在交易环节开征消费税，由于汽车、摩托车和房产均实行牌照管理，地方税务局征收能力很强，不必担心税款流失问题。第二批，可以是汽油、柴油，由于已经在零售环节实行了信息化管理，因此地方税务局的征收能力也足以控制税款的流失。其他税目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下放。
从目前来看，这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避免由于推进营改增导致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失衡的唯一可行方案。当然，虽然从总量上消费税可以对冲营改增引起的地方收入减少，但消费税的区域分布在生产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有很大不同。财政部需要根据区域分布的变化调整中央对各地转移支付的方式和数量。这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应当尽快设计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的实施方案，此方案由两部分构成，在营改增方面，加快对建筑安装和不动产销售实施增值税，同时将营改增的增值税实行与现行的增值税统一的分成制度。同时第二部分就是把消费税选择上述品目调整征收环节，划归地方。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完成全部营改增，包括统一中央地方分成和消费税划转工作，以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式和数量的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4
截至2011年5月31日，众所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征得的意见总数，创下该网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数的新纪录。此前纪录由劳动合同法草案保持，2006年该草案曾征求到网上意见近20万条。
此次个税制度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工资薪金所得部分，而这部分利益的增减又与广大纳税人直接相关，故而各方对此次修订高度关注，意见颇多。
其中相当一部分声音，仍集中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下称起征点)的高低，呼吁将草案中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甚至更高。部分专家学者则更倾向干修改工薪所得税率表中的税率、级次和级距。
该草案已于今年4月进行初审。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于6月下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对个税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有望通过。据有关人士预计，起征点3000元应不会再提高，而税率表的级次级距将做微调，整个方案与征求意见之前不会有太大变化。即使如此，修正案若得以实施，个税收入减少约为1200亿元。
税制争议丛生
若修正案仅做部分微调，是否意味着公众热闹的意见表达，并不会充分体现在修正案中?在部分税法专家看来，这或因为公众更关注起征点的调高，但对个税制度的形成与调整关键缺乏更全面的认识。
1980年9月，中国颁布个人所得税法。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一是起征点，二是税率表。当时确定的个税起征点为800元，2006年上调至1600元，2008年再提高到2000元。
起征点之外，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制则延续至今。税率表自1993年修订完成一直沿用，税率最低5％，最高45％。
直到今年，延宕多年的个税制度修订终于启动。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草案拟将工薪所得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同时，将现行工薪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七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将其分别并入税率10％和税率45％两档。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草案也做了相应调整。
各方争议随之四起。尤其该草案随后又在全国人大网上征求意见，批评之声更是甚嚣尘上。
一如历次个税制度改革苗头出现所引发的民众呼声，普通纳税人对3000元起征点不够满意，希望能够大幅提高，多多益善。
不仅是普通民众，很多专家学者也纷纷表达出对修正案草案的不满。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直言，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也认为，应当改变思路，更新方案；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撰文称，修正案草案本身就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而只不过是“纠结”状态下的妥协产物。
总之，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人少；不满意的内容多，满意的内容少。
接近国税总局的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称，修正案草案公布后，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争议，各方诉求不一而足，主要缘于立法者意图和纳税人诉求之间的错位。
该人士表示，此次个税修订根本称不上是一次改革，最多算是一种调整，而且是一次“巧妙或者说狡猾”的调整。貌似修订的内容很多，不仅大幅提高起征点，而且触及到十几年岿然不动的税率表，但其实严格来说，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个人工薪所得税改革”，更多重要内容根本没有纳入。
“由于并非大幅度的改革，所以人们很多即使合情合理的愿望目前也难以实现，至少在这次税法调整中实现不了。”该人士说。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去年上报的个税调整方案，主要内容是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表，而起征点暂时不动。只是决策层多方因素考虑后，才将公众更为关注的起征点问题纳入修订议程。
可以想见，如果此次的修订案不涉及起征点调整，而仍将其维持在2000元，可能引发的争议更不可同日而语。
高培勇也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尽管被冠之以改革，但事实上不过是以往“小步微调”的延续，并非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改革。
从“最优”到“次优”
就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网上征意期间，全国人大还组织了一次专家座谈会。从后来的情况看，专家们的意见得到了更高的关注，修正案可能出现的部分微调，反映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相关建议。
座谈会的规格较高，由全国人大法律委、财经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预工委“四委”联合召开，参会发言的也多为国内财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财经》记者先后采访了参加该座谈会的部分专家。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在该次座谈会上建议，将草案中适用10％税率的月应纳税所得额修改为1500元至5000元，适用20％税率的月应纳税所得额修改为5000元至10000元。而目前的草案中，两者对应的所得额分别为1500元至4500元，4500元至9000元。
孙钢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此次修订税法的目标之一就是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所以绝不能在修订后反而加重他们的税负。按照现行税率表，月应税所得超过5000元才适用20％税率，修正案草案却将4500元至5000元部分也纳入20％税率。而月应税所得在4500元至5000元的纳税人，为数并不少，目前这部分所得只需按照15％税率缴税。
草案取消了15％这档税率。孙钢认为，既然这一税率已经取消，就应将15％所对应的应税所得，全部归并到10％这一档。由此，可以打消相当一部分纳税人的顾虑，而对个税收入的影响也不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大旗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次改革只能说是现有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朱大旗说，起征点定在3000元其实并不低。但问题不在于它是高是低，而是它的标准过于笼统，目前所得扣除项目中的缺项太多。比如家庭赡养人口这种养老育小的因素应适当考虑，纳税人负担较重的医疗、教育、住房三种支出，也可以考虑在扣除项目中适当增加。
另外，哪些要素支出可以扣除，哪些不得扣除，目前的政策依据是财政部有关规定。朱大旗认为这一点也不合理，有违税收法定的原则。个人所得税法中某些重要条款应该规定得尽量周详，不能一味追求“简税制”，否则将有失公平。
在税率表方面，朱大旗认为可做微调。主要是将5％、10％、20％前三档级次所对应的级距再拉大，不要一下累进到太高，否则中低收入者将难以受益。同时，45％的高税率也没有必要保留，不如将其降到40％。从国际上看，45％这样的高税率并不多见，且不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与个税制度改革渊源颇深，2005年他就曾作为陈述人参加个税立法听证会。听证会后，起征点由草案中的1500元调整至1600兀。
刘剑文对目前的修正案草案基本认
可，“我本来是主张个税制度大跨步改革，那才是最优方案，但实现最优实在困难，目前只能选择次优。”
他表示，起征点到底定多少才合适，目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服众临界点。此前一直说确定起征点的依据是生活必要支出，而目前又有人提西方发达国家的依据，标准应该占平均工资的40％左右。而去年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还不到3000元，如此说来草案中的起征点明显不低。他表示，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一下提到3000元；本已有些出乎意料。
对于此，整个社会都应该理性看待，起征点不能无限度提高。一个国家开征个税的目标之一，是调节收入分配；如果起征点提至太高，其调节功能就会被弱化。2010年，个税收入只占税收总收入的6.6％，如果按照有关测算此次修正后个税减少1200亿元，不考虑其他增减因素，其比重就降到4％了。如此低的比例，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刘剑文也主张调整税率表，可以将45％的最高税率降低，比如可降至42％左右。他认为，税收政策体现对中低收入者的照顾和优待无可厚非，也可以对高收入者加强征管，但不能在税收政策设计上体现出“仇富”意味。一般来说，高收入者往往也是高素质人才，对于他们还是要政策吸引。
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认为，从目前中国工薪收入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来看，草案税率表将工薪收入减税的上限设计为20000元左右，似乎有些偏高。
他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减税上限设计偏高，会导致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人数偏少、比重偏低，不利于调节高薪收入。他表示，这一上限可以确定为10000元。
刘佐同时也认为3000元的起征点并不低。按此标准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如果提高到5000元，就只有3％的工薪收入者纳税，到10000元可能只有1％的人纳税，这样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什么意义?”
在此前召开的一次财税论坛上，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修正案草案为何要取消15％这一档税率，一下子压到20％这一档上，确实不好理解。他认为这是方案设计中的软肋所在，没有体现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导向。
方案有望微调
如今，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结束，在调整方案框架已定的情况之下，各方意见对个税法律修订能产生多大影响?
面对网上汹涌而来的声音，刘剑文认为最终的修订总要“有一个交代”。民意尽管要求再度提高起征点，但从实际来看又不可能提得过高，这种情况下只能在其他方面做一些修改。这样也能体现民意，体现对广大纳税人的尊重。“当年听证会后将草案中的1500元提高到1600元，一是体现民意，二是体现立法权对行政权的一个否定，是人大权力的体现。”
此前，刘剑文也曾提出以家庭作为纳税主体夫妻合并缴纳个税，也考虑过赡养人口因素等，但他认为这些方案以外的内容此次应不会再加入。“加入新内容的话，可能拖延的时间更长，‘夜长梦多’，恐怕会遇到更多的阻力。纳税人如果想尽快享受实惠，修正案还是越早通过越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对《财经》记者说，将修订方案推倒重来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但决策层不会有这么大的决心，因此只能修补方案。
据该财税专家透露，在全国人大“四委”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一位专家对人大“四委”成员表示，3000元的起征点“能守一定要守住”，守不住最多只能往上“涨一点点”。
财税部门的官员对调整颇感抗拒。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作为修正案的起草部门，财税部门对人大在网上征求意见这一举动颇为不解，认为这等于是将相关部门“放在火上烤”。
财税部门认为，网上意见尽管为数众多，但他们并不是广泛的真正的纳税人，甚至也不是所有能上网的纳税人，因此这些意见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哪怕人大最终也会忽略其中甚多不理性的声音，但一旦意见征集情况公布之后，假如大多数意见认为3000元的起征点偏低，对此意见又不能视而不见，“到时候调还是不调?”财税部门将压力倍增。
该人士表示，下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而且要争取通过。“3000元的起征点不动，只是再动动税率表的级次、级距，总之是微调。”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5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收入
自今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均纳入试点，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增值税也纳入抵扣范围。本文围绕“营改增”试点可能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分析。
一、相关政策解读
1.税制改革
本次“营改增”试点主要内容是“双扩”。一是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现行营业税纳税人全部改征增值税，实现全覆盖。二是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可抵扣，形成更加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2.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4月29日，国务院制定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的过渡方案，方案自5月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定2―3年。其内容包括：
（1）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
（2）所有行业企业缴纳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地方共享范围。
（3）中央分享增值税50%。
（4）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50%。
（5）中央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
（6）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
现行国内增值税25%归地方，改革后50%归地方；现行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100%归地方，改革后50%归地方。因此，按国内增值税、现行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的原地方留成部分计算，增值税与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之比大于1：2时（即增值税占比大于34%），地方分享收入大于改革前，反之则比重越小，地方分享收入越少。
二、“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山东省L县版图面积950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6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2.32亿元。
1.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对L县财政收入影响
从L县税收收入结构看，增值税、营业税是主体税种。按2015年收入数据测算，两税实现收入56772万元（地方留成部分，下同），占税收收入比重46.07%，其中国内增值税收入17805万元，占两税收入合计31.36%，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收入38967万元，占两税收入合计68.64%。
由于L县税收构成中“营改增”收入比重较大，改革后分享收入减少，在不考虑改革减负效应情况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调整前减少1895万元，其中税收减少1794万元。
2.改革政策对L县财政收入综合影响
根据“营改增”减税预估，结合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现按2015年数据进行综合测算：
（1）改革对原增值税纳税人影响难以预估，如新增服务行业、不动产的进项抵扣等减税因素，新增纳税人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带来销项增加等增税因素，增值税及原改征增值税暂按改革前数据；
（2）营业税减收金额5769万元，附加税费减收750万元；
（3）在考虑减税因素基础上，结合收入过渡方案，按增值税乘以2，改征增值税、营业税乘以50%测算。
按2015年决算数据测算，“营改增”后L县财政收入减收5312万元。由于未考虑其他减税因素，估计财政收入实际减收规模还要更大。
三、做好全面实行“营改增”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
1.积极宣传，引导社会舆论氛围。“营改增”试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应制订完善的宣传工作方案，对试点纳税人做好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和“点对点”的操作辅导工作，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发挥传统、网络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为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领导，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财政部门应强化“营改增”测算分析，同时加强国地税密切配合，扎实开展纳税人信息核查，强化税收征管，确保财税收入保持在合理区间。
3.因地制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营改增”后总体税收规模出现下降，特别是服务业较为发达、“营改增”比重较大的县市，税收规模降幅更大。建议上级财政有的放矢地加大税收返还力度，把对地方财政减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6
8月12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从今年起对农民实行农业税免征政策。此消息立刻引起广泛的关注。
上海市财税局税费改革办公室朱炜琴处长告诉《财经》，此次上海免征农业税，是上海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精神，进一步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的具体举措，目的是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预计政策实行后，上海农民将直接减负1.43亿元。
今年以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推开和农业特产税的逐步取消，改革农业税制呼声越来越高，更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取消农业税。在这个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免征农业税，自然引起人们对农村税费改革下一步进展的诸多联想。
在很多专家看来，农业税作为一个古老税种，与市场经济已不相适应。有专家指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税制中，税收一般是对商品流转额征收，或者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或其他性质的净所得征收。现行的农业税则不然，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如何、效益如何，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交“税”。从实质上说，农业税已经退化成一种定额土地税，不分收入多少，平均税收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征收的农业税实际上就是地租，而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也仍然没有跳出“摊丁入亩”的框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指出，除了以上因素，农业税按土地常年总产量8.4％征收，这与其他产业和社会阶层承担的税负相比，税率明显偏高。再加上农业税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因而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明显不公。
鉴于以上种种认识，对于全面改革农业税制，学界呼声甚高。而许善达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农村税费改革今后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目前的对土地征税改为对进入市场的农业商品计税。问题是如何把握改革的时机。国家税务总局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步骤：首先，尽快把农业特产税改为农业税，为农业结构调整消除制度障碍。其次是逐步减征农业税，对农业商品征收增值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用对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征收增值税来替代，完成农业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局部性的尝试
作为中国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地区之一，上海此举令人看到加速农村税费改革的可能性。然而，当记者就此进一步采访时，有关官员和专家的反应则较为审慎。财政部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主任杨遂周告诉《财经》，目前农业特产税的改革还没有进行完毕，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此次上海免征农业税的举措，只能说是一个地区的尝试。对于农业税税制本身来说，改革的时机恐怕“还得等几年”。
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处长朱守银也认为，上海免征农业税只是局部行为，对于农业税费全局的改革来讲，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今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安徽等省市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还有一部分省市已经将农业特产税的税率降低。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争取明年能在全国范围内将农业特产税统一取消，但对于农业税本身的改革，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表。
杨遂周告诉《财经》，农业税全面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点是财政承受能力问题。目前，我国的农业税的总收入在600亿元左右。对于一些农业大省来说，农业税还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全面改革农业税制将对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远非短期内所能完成。
上海之所以能在全国率先免征农业税，与其经济较为发达密切相关。上海市的财政收入逾千亿元，相比之下，农业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即便如此，上海某些区县的财政收支也会因农业税的取消而发生困难。上海市财税局税费改革办公室朱炜琴处长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改革的进行，上海市政府已经表示将对一些财力相对困难、农业比重又比较大的区县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从而保证县乡级的财力不因免征农业税而受影响。
朱炜琴认为，目前对农业税的免征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做法，今后几年是否继续免征，“要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财政能力决定改革步调
从逻辑上说，免征农业税的下一步应是改革税制，而能否建立起替代农业税的新税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税的改革进程。一些专家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于农业征税和对其他产业征税应保持一致性。我国的税制也应当消除城乡差别，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
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以替代农业税的税种有所得税、增值税和土地资源税。其中所得税是对农民出售农产品所得的收入课税；增值税是对于农产品的增值额征税；土地资源税是针对土地资源所征收的税。这三个税种原理各异，在税率和计税方式上也不尽相同，而国家税务总局的研究结论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即用增值税来代替农业税，对进入市场的农业商品征收增值税。
目前财税界对于农业税的改革提出了多种方案，但无论哪种方案所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改革前后税率相差过大。目前，农业税的总体税率为8.4％，增值税的平均税率为17％，而扣除抵扣的因素之后，实际税负是3％～4％。因此，改革农业税，首先需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的税率，令农产品与一般商品的税负处在相同的水平，但实际税率的降低，又会对地方的财政收入造成直接的影响。
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收入数额大、税源集中、征管难度较小的税收归入上级政府，收入数额小、税源分散、征管难度较大的税收划为下级政府，农业税多被划为地方的财政收入。因而，农业税税率的变化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会比较大，其中一部分影响，各个地区可以消化吸收，但是更多的部分还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很不完善。从收入角度考虑，中央集中财力以后转移支付的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基本都纳入省、市级财政收入，专项转移支付多数用于城市，省以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基层政府在履行很多中央和各上级政府职责的同时，却得不到上级足够的经费保证。据调查，截至1998年底，全国乡镇级政府累计负债已经达到177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8万元，而实际负债状况要远比这一数字反映的情况严重。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7
“现在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解决的思路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各自分担一部分，以渡过这个难关。”10月12日，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对记者谈及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方案时说。他告诉记者，这也是国务院确定的退税方案的总体思路。
据统计，2002年底，中国累计出口退税欠款高达2477亿元，而今年这一数字将突破3000亿。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的退税欠款，给中央财政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还款压力。今年年中，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经过共同酝酿，提出了旨在由中央、地方和企业共同分担这一压力的解决方案。经过数月的讨论，此方案最终在10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得以确定。
这次改革方案原则是：新旧分开，新的退税款不再拖欠，以前年度产生的退税欠款由中央财政在以后数年内逐步消化；共同分担，从2004年起，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负担一部分出口退税；同时调整出口退税率，改革出口机制。
概括起来就是：“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体制之困
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内，出口退税的欠账越积越多？在最近召开的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指出，表面上看，其成因是中央财政安排的出口退税资金不能满足出口贸易增长的需要，但从深层次分析，是因为出口退税机制不合理。
出口退税是指将出口的货物在国内生产和交易中所缴纳的流转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其中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它由国税局征收，而对于上缴中央国库的增值税，中央要对地方进行返还。
具体而言，增值税的返还需要执行一个复杂的模式：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作为以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
简单地说，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在增值税的征收环节，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大致比例进行分成。在出口环节，却是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退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近几年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上升，年均增幅达30％以上，再加上出口退税率普遍上调，出口退税额也在不断上升，使得中央财政支付压力加大。2002年中国的出口应退税额是2118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为地方政府支出的退税款有530亿元之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隆国强分析说，如此退税机制，等于是中央给了地方“隐性的转移支付”。隆国强测算，中央政府每支付2000亿元退税款，其中就有500亿元左右给地方做了转移支付。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不同省份的出口贸易额差别较大。以1998年为例，当年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比重为90.6％，其中广东省即占40.6％，而中西部地区仅占9.4％。迄今为止，仍有90％以上的出口由沿海发达地区创造。“有时候，沿海一个市的出口退税指标比西部一个省的还要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税务总局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正因为如此，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享受到的“隐性转移支付”就比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却得到很少，在客观上加大了地区间贫富差距，也给中央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这也是出口退税数额超出了中央财政承受的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指标之争的背后
出口退税是税收的减项，也是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因素之一。退税的指标由财政部确定，财政部习惯于将退税额度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做一计划，然后每年再根据财政状况，对退税指标做出调整，用财政超收部分追加退税指标。
2002年年底，原国家计委、外经贸部预计2003年出口增幅为7％，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2003年的出口退税指标，安排出口退税预算1150亿元，加上2002年四季度结转出口退税指标139亿元和7月22日中央财政追加300亿元，2003年可以使用的退税额度达到1589亿元。但从今年的外贸出口形势来看，出口退税欠账肯定还将继续扩大，有专家预计，到2003年年底，出口退税欠税累积数额可能超过3000亿元。
最近几年，中国出口增长很快，财政所安排的退税资金和实际需求往往有很大差距，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年年发生。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从1997年至2002年，退税指标年均增长率是17.8％，而应退税额年均增长率达到37.4％，而用于增加指标的财政超收部分是有限度的。迫于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控制退税指标、放慢退税速度的办法来暂时缓解财政的压力，将超出指标的退税转移到以后年度，从而造成了退税指标总体的紧缺。
退税指标是由财政部制定，由税务总局分配给各地的省局，并在税务系统内部层层分配下达。由于退税指标直接关切到地方的经济发展，因而每年各地方税务部门都在向税务总局尽量争取。但由于指标总额的限制，很多省都面临指标严重不足的情况，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更是经常感到捉襟见肘。以浙江省为例，该省自1998年以来，出口增幅比全国平均高出11.6个百分点。由于浙江的纺织、服装、机电都属高退税率出口产品，退税需求量也比其他省份大，但是国家给浙江分配的退税指标却远远跟不上这一速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主任隆国强认为，税收征管指标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出口退税额度短缺的矛盾。在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之下，出口退税指标由地方税务局进行分配，税务部门要拿出部分指标归入自己的税收任务之中，再将其余指标向企业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本已稀缺的指标更加稀缺，很多企业为了争取尽快拿到出口退税款，向当地税务部门“示好”，以争取提前退税。另外各地争夺退税指标、“出卖”退税指标、借机骗取出口退税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而，中国的出口增长越快，中央财政负担越重，出口退税欠账的积压情况也愈加严重。如此滚动下去，退税的缺口势必逐年上升。
中央与地方利益调整难题
“解决数千亿的欠账问题是很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把以前欠的和今后发生的部分分开。以前的欠账，由中央财政逐年还清。对于今后所发生的退税，地方政府要分担一部分。”财政部一位专家谈及此次改革思路时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出口退税款项并非一直由中央财政负担。1985年，中国确立了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那时，中央外贸企业、工贸企业的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的外贸企业和工贸企业的退税由地方财政负担。1991年中央财政负担90％，地方财政负担10％，1992年调整为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1994年税制改革之时，由于出口退税的规模不是很大，而且考虑到出口企业的分布不是很均衡，中央财政才负担了全部退税。
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体制基本是一致的。凡是增值税全部作为中央税的国家，出口退税一般由中央财政负担；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的国家，通常先从增值税中扣除出口退税，剩余的部分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我国增值税地方分享25％，而出口退税则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不对称。”财政部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基于这种思路，建立共同负担机制势在必行。按照此次改革的方案，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要按照75％∶25％的比例分担退税额。为了保证地方的既得利益，分担时仍采取“基数法”计算。即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比25％的比例共同负担。这不但可以减轻中央财政的退税压力，还有利于中央和地方共同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提高地方政府打击骗退税的积极性。
但是，中央每年把替地方出的数百亿元隐性转移支付拿回来，意味着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省市地方财政，从中央获得的资金将每年减少几十亿元，这必然涉及的中央与地方利益调整。一些地方官员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国内环节收取的增值税是中央与地方分享的，但是在进口环节海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却是直接上缴中央国库，这部分并不参与中央和地方分成；在出口环节所退还的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目前也由中央直接拨付。“如果将退的增值税让我们分担是可以的，但是海关收的部分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们分享呢？”
针对此问题，财政部的有关人士认为，这一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由海关，直接划入中央国库，与地方政府分享是“不太可能的”。
截至2003年底，累计欠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而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将首先用于退税，这也是中央财政解决退税问题的重要资金来源。
焦点是退税率结构性调整
出口产品的退税率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各个出口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
新方案确定，从2004年1月开始，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将降低三个百分点：除部分产品外，现行适用17％退税率的产品退税率降为13％，现行适用15％退税率的产品，退税率降为13％，现行适用13％退税率的产品，退税率降为11％。精矿、原油、原木、针叶木板材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铝、磷、铜等产品的退税率降为8％和5％；而现行适用5％和13％退税率的农产品，仍保持现行退税率不变。
此次退税率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第一次普遍下调退税率。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指出，削减出口退税将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势头旺盛，持续出现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较快，从而助长了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目前正是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最好时机。一旦出口退税率降低，中国出口增速马上会有所下降，贸易顺差也会应声而落，外汇储备增长将有所减缓。
此次改革，更加突出了退税率结构性调整的特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
退税率的普遍降低将缓解财政的退税压力，但与此同时，肯定也会对外贸企业的出口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的杨之刚则认为，出口退税是国际通行的政策，如出口产品退税不彻底，就会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使得我国的外贸企业负担比别人沉重。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8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全体会议以后，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税制改革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视。1992年3月20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快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都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的要求。同年3月至7月间，国家税务局多次召开会议，学习邓小平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深化税制改革等问题，以便更好地服从于、服务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给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带来了新的机遇。
199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财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财税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市场发育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因此，改革要加快进行。
199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以加快价格改革为契机，大力发展和培育各类市场，配套改革计划、税收、财政、金融、外贸体制。
同年3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其中提出：在第八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后三年，要加快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同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改革和健全税制，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改革的方向是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和国有企业“税利分流”。
江泽民、李鹏、朱róng＠①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多次在其他许多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加快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通过税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了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提高税收的地位，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1993年4月19日，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将国家税务局改名为国家税务总局，并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在经过几年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以后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重新对于税制改革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逐步形成了关于全面深化税制改革的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案。
1993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制改革等问题的汇报，研究税制改革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了上述汇报以后，充分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改革取得的明显进展和税收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现行税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难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因此，必须加快税制改革。会后，国家税务总局和有关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抓紧了全面税制改革的研究准备工作。
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些宏观调节失控，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危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同年6月24日发出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同年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加快实施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将原定分步实施的改革设想改为一步到位，并于1994年1月起施行。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róng＠①基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财税改革问题作了明确的部署。
根据朱róng＠①基副总理的部署，从同年7月下旬到8月中旬，国家税务总局起草了《关于税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要点）》并上报国务院。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先后听取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制改革问题的汇报，审议并通过了上述方案（要点）。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同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国务院1986年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至此，统一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顺利完成。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近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对大部分非商品经营继续征收营业税。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的基础上，企业依法纳税，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规范税率，扩大税基。开征和调整某些税种，清理税收减免，严格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流失。近期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将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列为中央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列为共享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税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中共中央这一决定的，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新税制和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同年11月25日和26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六个税收暂行条例。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税务总局报送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国务院在为此发出的通知中指出；这次工商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次改革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抓好《工商税制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
同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12月25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以上六个税收暂行条例均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在此之前施行的产品税条例（草案）、增值税条例（草案）、营业税条例（草案）、资源税条例（草案）、盐税条例（草案）、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关于征收特别消费税的有关规定。
1994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燃油特别税、奖金税、工资调节税和将屠宰税、筵席税下放给地方管理的通知》，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燃油特别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废止在此之前施行的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关于征收燃油特别税的试行规定、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并将屠宰税和筵席税下放给地方管理。
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税负，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同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
至此，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的主体工程完成，新税制初步建立。这时，中国的税收制度一共设25种税收，它们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遗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契税、证券交易税、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牧业税（从2000年起，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屠宰税在农村税费改革中逐步取消；从2001年起，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重新纳入预算管理；证券交易税、遗产税和后来增设的燃油税和社会保障税至今没有立法开征）。
根据税制改革和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后税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加强税收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税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1993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税务总局升格为正部级机构。
1994年税制改革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借鉴外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推行九年来从总体上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对此都予以充分肯定，国内外各界也普遍予以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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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5333.3亿元，比税制改革前的1993年的34634.4亿元增长了175.3%，年平均增长率为13.5%（均按照现价计算，下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7213.5亿元，比1993年的13072.3亿元增长了184.7%，年平均增长率为14.0%；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595.2亿元，比1993年的12462.1亿元增长了2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14.8%；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97.6亿美元，比1993年的1957.0亿美元增长了160.5%，年平均增长率为12.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额为2121.7亿美元，比1993年年末的212.0亿美元增长了9倍：外商直接投资468.8亿美元，比1993年的275.1亿美元增长了70.4%，连续8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59.6元，比1993年的2577.4元增长了166.1%，年平均增长率为13.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366.4元，比1993年的921.6元增长了156.8%，年平均增长率为12.5%；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3762.4亿元，比1993年年末的15203.5亿元增长了385.2%，年平均增长率为21.8%；税收收入为15301.4亿元，比1993年的4255.3亿元增长了259.6%，年平均增长率为17.3%；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0%，比1993年的12.3%上升了3.7个百分点；中央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54.5%，比1993年20.8%上升了33.7个百分点。此外，经过“八五”后期的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九五”期间中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1998年和1999年两者均比上年下降，从2000年开始后者略有起伏。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表现，其中也反映了完善税制和税收政策调整的成果。
2002年，中国的经济、财政、税收继续保持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超过4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2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50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70元左右，比上年实际增长4%以上；税收收入达到170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加1700亿元左右，增长11%左右；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16.7%左右，比上年上升约0.7个百分点。
根据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九年的实践检验和理性思考，我认为，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第一，初步统一了税法，包括实行了内外统一的流转税制度，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了个人所得税制度，从而构成了新税制的主体。第二，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公平税负，有利于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以流转税而言，增值税的普遍推行减少了重复征税；以所得税而言，基本实现了各类内资企业平等纳税。第三，通过统一税法，简并税种，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和规范化，税制要素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规范，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税制建设的需要。第四，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五，较好地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没有引起经济、社会的动荡。第六，通过适当集中税权和税收收入，调整税收政策，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第七，新税制的设计积极地借鉴了国外税制建设的有益经验，从而使中国税制进一步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同时，保持了税法的相对稳定性和对外税收政策的连续性。第八，在经济增长、理顺分配关系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逐步扭转了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的局面，同时总体上没有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第九，通过学习、宣传、贯彻新税制，依法治税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使税收的社会环境有所改善，税收工作日益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得到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越权减免税、偷税、抗税、欠税等现象受到了一定的遏制。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9
所谓“现代国家”，基本框架就是处理好三大基本关系，且均与政府有关。
首先，要解决好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向市场放权。现代国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凡是企业自己能够决定的，就尽量让企业自己去决定；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就尽量让市场去调节；只有企业决定不了、市场调节不好的时候，才由政府出面，以弥补市场失灵。
其次，要解决好政府―社会―国民的关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向社会让权。现代国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凡是国民自己能够做的，就尽量让国民自己去做；凡是社会能够协调的，就尽量让社会去协调；只有国民自己做不了、社会协调不好的，才由政府出面，比如说向老弱病残提供社会保障。
最后，要解决好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的关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向地方分权。现代国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凡是基层政府能够做的，就尽量让基层政府去做；只有基层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去做，比如说大型自然灾害的抗灾救灾等。
没有现代财政就没有现代国家。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所谓“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在上述三个基本方面实现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要为构建现代国家基本框架、理顺三大基本关系服务。
因此，税收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失灵。预算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实现公开透明，加强民主监督，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事权财权改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提高匹配程度，上收应收事权，下放应放财权，改善央地关系。二、财税改革基本方向是什么？
金融改革方向是推进市场化，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但在财税改革方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究竟是往集权化方向走，还是往分权方向改？目前尚存争议。
与一些官员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个人认为，财税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走分权化的道路，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就国土面积而言，还是就人口规模而言，但凡世界大国，大都实行联邦制。即使是个别没有实行联邦制的大国，也都先后实行了地方自治。
其次，从市场经济来看，与计划经济所要求的中央高度集权不同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分散决策，因此，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应当是地方适度分权，而不是中央过度集权。
再次，从民主政治来看，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学校”。实行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要确保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不出大的乱子，就必须走地方自治的道路。
最后，从技术发展来看，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发展起来的分布式决策将是未来决策方式变革的基本方向。它将有助于地方分权，而不是鼓励中央集权。
从现实问题来看，在过度集权的单一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着很强的道德风险，缺乏自下而上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膨胀，迟早会拖累中央财政，由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伴随着市场化、民主化的不断推进，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和地方债风险的倒逼下，走分权化道路，实现地方自治，实乃唯一出路。
当然，我们主张地方分权，并不是完全否认必要的中央政府权力。在分权化改革的同时，该集中的必须集中。清朝末年教训之一就是错误地下放了兵权这一中央政府当然的垄断权力，结果导致清政府的灭亡和之后的军阀混战。
与之相反，20世纪90年代朱基任总理期间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其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性功绩主要有三：一是改革中央银行制度，排除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二是实行分税制改革，把中央的权力嵌入到地方财政体制之内；三是成立政策性银行，通过政策性金融来调控地方经济。正因为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加强和巩固了中央政府的必要控制力，所以中国才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土崩瓦解。
总之，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中到中央，但是集中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是为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更好地进行地方分权，以适应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客观需要。三、财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试图把财税改革作为总体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称之为“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这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财税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我认为选择突破口的标准应当是，如果不进行此项改革，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里爆发危机，就会是危机导向；如果主动推进此项改革，就能够引导相关利益主体自觉地往改革所期待的方向前进，也就是所谓的利益导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把有关按劳分配的讨论作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口，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道理就在其中。
如今，在财税领域，地方债制度改革似乎应成为财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从历史演变来讲，改革开放初期，财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放权让利，其结果，地方财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财政状况日益向好，而中央财政则日益捉襟见肘，甚至到了中央财政不得不向地方财政借钱过日子的地步。于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两个比重，尤其是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此后，随着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中央财政的日子越来越好过，而地方财政则越来越困难，乃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如再不采取根本性措施扭转这一局面，则必将导致地方债风险失控。因此，此轮财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地方债问题。
其次，从体制改革角度讲，如果不进行地方债制度改革，仍然禁止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所谓“金融创新”就会层出不穷，信用链条就会越来越长，融资成本就会继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更隐形化，财政金融风险交叉传染，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就会导致财政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如果进行地方债制度改革，允许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上公开自主发行债券，就会出现利益导向：财务报表越规范、信息披露越透明的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上能够融到的资金就越多，从而形成正向激励，引导地方政府主动地往建设现代财政的方向去努力。
最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如今，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确有必要适当增加政府投资，上一些“合理、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哪里的项目合理？哪些项目有效？由谁说了算――是政府说了算，还是市场说了算？如果依然是政府说了算，那么就会重蹈“4万亿”的覆辙，留下新的“后遗症”。如果是让市场说了算，就必须进行地方债制度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让资本市场说了算，让投资者去判断哪里的项目合理，哪些项目有效。若如此，即使当前的判断出现失误，将来也会由投资者来承担部分责任，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债制度改革都应当成为财税改革的聚焦点和突破口。只有紧紧盯住地方债这个焦点，在地方债制度改革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其他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财税改革措施才能相继跟上，同时也就顺理成章，还可以顺势而为。四、财税改革的整体方案是什么？
地方债制度改革仅仅是个突破口，而不是财税改革的全部内容。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一方面紧紧盯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个眼前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时刻想着建设现代国家这一长期任务，逐步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财税改革的整体方案有大有小，可以根据领导的决心和改革的力度进行选择。我个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小四位一体”的财税改革方案和一个“大四位一体”的财税改革方案。
所谓“小四位一体”方案就是，除了允许地方发债，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以外，还要推进以下三项改革：一是要推进税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自主税源。二是要调整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三是要规范地方平台，发挥政策性银行补充作用。
所谓“大四位一体”方案就是，按理说，要想彻底理顺央地关系，就应当先分事权，再分财权。但是，如何来划分事权呢――是按照我国现行的五级政府来划分，还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去划分？如果按照现行的五级政府来划分，结果一定是要么分不清楚；要么就是今天划分之后，将来变成三级政府时还得再来一遍。与其如此，还不如此次痛下决心，加快压缩政府层级，把五级政府变成三级政府。压缩的办法可以有两个：一个是省直管县，一个是把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驻机构。
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篇10
按照国务院1993年12月25日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1994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
流转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增值税制的改革。改变了按产品分设税目、分税目制定差别税率的传统做法,确立了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并实行价外计税的办法。增值税实行两档基本税率(13%和17%)。明确规定了允许扣除的增值税范围和建立了凭专用发票注明税款扣税的制度。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是消费税制的改革。在普遍实行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其征税范围仅限于在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的若干消费品,共设有11个税目,包括烟、酒、化妆品、鞭炮焰火、贵重首饰、小汽车、摩托车、燃料油等,采取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种征税办法,纳税环节确定在生产环节。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三是营业税制的改革。对有偿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业务征收营业税。新的营业税制重新确定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合理调整了营业税税目,共设置了9个征税项目,针对不同税目设置了3%、5%和5—20%三档不同税率。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改革后的新流转税制统一适用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原来征收产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为征收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
第二,统一所得税制度。
一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目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为各类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主要内容包括,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股份制和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均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相应取消了国有企业调节税;规范了税前扣除项目和列支标准,在统一税基的前提下,实行33%的比例税率,并统一实行由纳税人就地向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的办法。取消税前还贷。1993年12月13B,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实行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后,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
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适用范围,包括按税法规定有纳税义务的中国公民和从中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员;改革后,个人应纳税所得在原税法规定的六项基础上新增加了五项,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个人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税率采用国际通行的超额累进制,即工资、薪金所得采用5%至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采用5%至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同时根据对纳税人基本生活费不征税的国际惯例,合理确定了税收起征点水平。在计税方法上,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了分项征收的方法,并在对原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项目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减免税规定。1993年10月31日,国务院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逐步进行其他税种的改革或调整。
一是开征土地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土地增值税纳税人的范围,凡有偿转让房地产都属于征税范围;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为60%。
二是改革资源税。将资源税征收范围定为矿产品和盐,并重新确定了七个税目。
三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四是把现在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办法,改为征收证券交易税。
五是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
六是将特别消费税和烧油特别税并入消费税,盐税并入资源税。
七是开征遗产税(待出台)。
1994年的税制改革,措施密集,涉及面相当宽广,显着地规范和强化了税收功能,并紧密配合了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几年来的运行情况表明,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主要表现在:
——依法治税原则得到明显强化,税法的权威性明显提高,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公平税负,促进了企业的平等竞争;
——理顺分配关系,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合理导向,引导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合理分权,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了工商税收收入的增长;
——平稳过渡,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并巩固了对外开放的好势头。
改革后财政体制和税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4年财政改革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保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渐进的体制转换和增量调整,过渡色彩比较浓重。在体制方面,遗留有三个较大的问题:
一是事权划分上,对最为关键的生产建设项目投资权尚未作出清晰规定,实际上各级政府仍然都可以搞一般赢利性项目,不利于理清政府级次间的事权纠葛和使地方政府职能调整到位;
二是仍然保留了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这条旧体制的尾巴,与企业深化改革和专业化联合趋势的矛盾日趋尖锐;
三是共享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相当高(60%左右),与比较彻底的分税制表现出很大的距离。在财力分配格局的调整方面,原先设计的渐进过程也受到了冲击和干扰。按照1994年方案的内在逻辑,宏观税负不变情况下通过规范税收减免、加强征管等措施减少税源流失,应能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回升,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其后几年新体制的运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阻止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继续下滑,并于1996年略有回升,由上年的10.7%升为10.9%,1997年和1998年又升到11.6%和12.4%左右(计算时均不含债务收入,详见附表),但与预想目标尚有距离;同时,中央财政状况的好转本应通过新体制出台后若干年里中央从财力增量中不断拿大头(75%的增值税和70%的“两税”增长部分等因素)来逐步实现,但1994年以来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冲击,即体制规定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担的出口退税额迅猛增长,大大超出测算数,以致中央财政不得不把几百亿元之巨的退税推到以后几年分步“消化”,并采取特别措施在1995年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1998—99年间再次分步提高出口退税率)。中央财政的困境不能明显缓解,又直接影响了新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运作。按照1994年方案的设计思路,中央从财力增量中拿大头之后,可以并应当逐步加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力度,而且这种基于“因素法”的新转移支付制度必将财力支持的重心明显地向各个欠发达省区倾斜,达到缓解他们的财力困难并合理调节区域差异的目的。但由于前述出口退税问题的冲击,加上其他制约因素,中央财政实施转移支付的能力明显不足,虽然在1995年度结算中推出“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成为由传统的“基数法”向较客观、科学的“因素法”转变的重要开端,资金支持的力度却很不够。经过几年的努力,因素法转移支付的规模也仅仅增长到一年70余亿元的水平。以上种种过渡中的问题,都需要在今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步解决。
此外,1994年税制改革虽然动作相当大,但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可能一举解决现今中国税制的全部问题。1994年税改之后,税制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内、外资企业间和地区间仍存在较大的税收政策差异,不利于企业间和地区间的公平竞争。主要有: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对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对内、外资企业和单位实行不同政策,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投资方向调节税(该税从2000年起已停征)不适用三资企业,契税不适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各类特殊的经济区域在企业所得税、进口税、流转税等方面实行着多种优惠政策。
2.关税总体税率水平偏高,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减免过多,实际征税范围窄,收入规模小,走私猖撅;出口退税和来料、进料加工贸易管理薄弱,骗税问题严重。
3.采取的过渡性减免税措施不利于税制的规范性和公平性。
4.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力度不够,管理漏洞大,征收严重不足。遗产税等重要税种还未出台。
5.增值税的行业税收负担分布不够合理,对偷税、骗税行为的防范打击不力,增值税与营业税的适用范围尚需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窄,营业税和消费税对高消费的调节力度不够。目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投资、推动技术进步的缺点也逐渐明显(但马上向消费型增值税全面转变却又不具备条件)。
6.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尚不明晰,地方税体系和税权的设置还很不完善,农业税收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外的收费过多过滥。
简要的结语和展望
总之,1994年的财税改革及后续的改进努力,已使我国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初步入轨,实现了过渡时期财政制度安排“里程碑”式的转变,提供了走向规范之路的新起点,但仍带有较重的过渡色彩和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未来十年毫无疑问将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中国加快融入国际竞争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入wto前景渐趋明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看旺、高新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增加的大背景下,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思路与要点,必须针对前述各项现存问题来设计,并结合一系列鼓励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逐步降低关税、强化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规范政府税费制度和收支管理的政策导向,作出综合性的安排。我们应当在巩固1994年财政税收改革基本制度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优化,在下一阶段于配套改革中坚定地深化财税改革,力求引发更为全面的质变,包括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理财民主化,直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建财政,最终完成财税的和全局的转轨。
附表: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增长速度及收入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收支差额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19791146.381281.79一135.411.214.228.4
19801159.931228.83—68.901.2—4.125.7
1981一19857402.757483.18—80.4311.610.3
19811175.791138.4137.381.4—7.524.2
19821212.331229.98一17.653.18.022.9
19831366.951409.52—42.5712.814.623.0
19841642.861701.02—58.1620.220.722.9
19852004.822004.250.5722.017.822.4
1986一199012280.6012865.67—585.077.99.0
19862122.012204.91—82.905.810.020.8
19872199.352262.18—62.833.62.618.4
19882357.242491.21一133.977.210.115.8
19892664.902823.78一158.8813.113.315.8
19902937.103083.59一146.4910.29.215.8
1991一199522442.1024387.46一1945.3616.317.2
19913149.483386.62—237.147.29.814.6
19923483.373742.20一258.8310.610.513.1
19934348.954642.30一293.3524.824.112.6
19945218.105792.62—574.5220.024.811.2
19956242.206823.72—581.5219.617.810.7
19967407.997937.55—529.5618.716.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