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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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年6月3日，江苏盐城阜宁县阜城镇，一狼狗在一男童身上撕咬11口.2013年5月27日，贵州遵义一位老人晨练时，被路边一苗圃蹿出的两只杜高犬咬伤致死，拖行10余米远。2013年6月27日，3岁半的女童在到大连高新园区梁家沟，被一条黑色藏獒咬住脖子致死
{3}余梅，龚勋.武汉1年近8万人被狗咬伤[eBoL].（2013-06-28）[2014-01-05].]
{5}参见刘剑文，熊伟.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宠物食品十大品牌及2013年宠物市场调研报告[eBoL].（2013-03-12）[2014-01-05].]
{7}同上
{8}DavidBwilkins，animalwalfareineurope，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Ⅶ-Ⅷ.转引自常纪文.动物福利-中国与欧盟之比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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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剑文，熊伟.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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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2
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
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
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
(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
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
(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
(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
(3)非营利性的财政;
(4)法制化的财政。
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
(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
(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
(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
(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
(5)另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
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
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
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
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
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
二、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
(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
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
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
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
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
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
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3、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
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对于某些高消费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4、农业税问题。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3
关键词环境税法法律制度
一、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构建环境税的基本思路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环境保护，1994税制改革后共设立23个税种，其中消费税、资源税、车船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方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这些税费措施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环境税费制度起步晚、标准低、发展滞后，尚未真正构建起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状况，对环境税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也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二、构建我国环境税法律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改革排污收费制度
改革排污收费制度的基本思路如下：
1.排污收费标准体系改革
主要实现以下五个转变：一是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二是由单一浓度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收费转变；三是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四是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五是由低收费向高于治理成本的收费转变。
2.排污费资金的管理改革
中国的税制改革必然会出动现行的各种收费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强费弱是一个基本的发展确实。收费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成为一种临时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排污资金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现行的资金预算内管理体制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逐步进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中。同时，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专向基金。
3.排污费资金的使用改革
首先是制定合理的排污费资金使用政策，实行排污费资金的全部或大部分有偿使用。近期可以考虑将利用排污费全部收入的60%建立各级环保专项基金，以有偿贷款的方式，用于重点污染源治理、社会综合性污染防治措施和发展环保产业；其余40%无偿用于补助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成本消耗。
（二）改革现行税种
1.资源税
我国现行资源税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问题：第一，资源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级差收益，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于资源的开采条件，却与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第二，征税范围过窄。现行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资源和盐征税，却对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我们必须加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造成了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第三，单位税额过低，且一经确定数年不变，不能反映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和矿山的盲目开采和过度开发，加重环境负担，资源税起不到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第四、我国现行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数量。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这种征税方式会使得开采者对没有销售或自用的资源不付出任何代价，间接的促使大量资源的积压和资源浪费。
2.消费税
如前所述，我国消费税的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于很多环境因素在消费税税制设计中未作充分考虑。对消费税完善的基本思路应是，在现有收税宗旨的基础上，更多的考虑环境因素，发挥消费税在引导人们进行有益于环境的消费、抑制对环境有害的消费方面的作用。逐步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列入收税范围，根据商品的环境影响实行不同的税率等。
（三）开征新的环境税
1.税种设计
在环境税税种的设立上，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其次是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垃圾污染。总体上来看，应该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对象入手，并适当考虑由排污收费过渡到环境污染税的可能性。现阶段可以开征的税种主要有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等。其中大气污染税中，当务之急是将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二氧化硫排放征收二氧化硫税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碳税，在时机成熟后还可对产生噪音的行为征税。
2.税率设计
在环境税的税率设计上，要考虑到税率设计的形式、税率高低及税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等问题。在税率的形式上，我们可参照oeCD国家的模式，尽量运用定额税率，以实现征收的简单易行。在征税对象既定的情况下，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轻重，反映了国家和各个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税收政策的要求。税率过低则起不到环保的目的，反之税率过高则会加重企业负担，使环境保护背负抑制经济发展的代价。
笔者认为，在以上三种计税依据的选择方式上，应充分考虑税种本身的特点，以简便易行并能充分达到环保目的为前提。如对工业垃圾课税以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水污染课税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课税以纳税人排放气体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浓度数量为计税依据。
三、总结
税收征收管理是整个税收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税收征管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整个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因此，应充分协调各项政策以发挥税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各项税收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梅运彬，刘斌.环境税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1（01）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4
一、全面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的改善。实行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实践“三个代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今年，我县已全面取消农业税，结合退耕还林政策和国家粮食直补政策，我县农民总负担大幅度的减少，小部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较好的村甚至实现了零负担。充分体现了党对农民的关心和以民为本的要求，进一步改善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减少了干群矛盾，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农村税费征收历来是农村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方面，由于农民负担重，导致征收难；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缴费纳税意识不强，拖欠、抵制、拒交税费现象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乡村干部在征收中迫于无奈而采用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曾经伤害过不少群众的感情，党群干群关系较为紧张。取消农业税后，首先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得到了实惠，气顺了，心齐了，一些误解消除了，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矛盾也渐渐减少了。其次是乡村干部得到了“松绑”，一定程度上从收钱收粮的事务中摆脱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群众谋利益、办好事，从侧面也进一步拉近了干群距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3、实行“一事一议”，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在费改税后，我县广大农村都在3年内逐年减少直至全部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村内兴办水利、修桥铺路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的用工，村内兴办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都遵循了“量力而行、控制上限、民主决策、群众受益”的原则，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能办不能办，群众说了算”，做到了“大家事大家议”。农村各基层普遍把财务收支、土地征用、计划生育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焦点问题予以公开、公示，建立健全了村务公开制度，形成了分层次、全方位接受群众监督的良好氛围。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县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民主管理的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全面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给如何进一步加大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大力裁减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去年为例，用农业税减去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及粮食直补资金后，国家还需要倒贴钱给农民。取消农业税后，同等环境下，乡镇财政收入平均减少三成左右，桂东是一个部级扶贫困县，在原本财力就非常吃紧的情况下，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有的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加大了乡镇财政的困难，这就要求我县下定决心，精减乡镇机构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机构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更加急迫的要求。
2、村组干部报酬有所下降，给如何进一步改进村组干部的任用和管理，如何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县以往都采取县、乡、村三级筹集资金的办法解决村组干部的报酬。取消农业税后村一级的减收幅度增大，不少村干部工资报酬难以及时兑现，而村小组长甚至是零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组干部思想的稳定和工作的积极性。当前，农村各种矛盾包罗方方面面，工作难度很大，农村基层干部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但他们的报酬却很低，与外出务工、兴办个体经济的相比要少得多。另外，当前国家干部的“入口关”进一步规范化、严格化，村干部的出路基本被堵死，不像过去那样干得好就可以录用为国家干部或安排到乡镇部门、事业单位工作。因此，很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想当村干部了。这就对我县如何进一步改革村组干部的任用和管理，充分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如何真正全面准确的考核村干部的工作业绩也给我县乡镇党委、政府摆出了又一道难题。
3、农业税取消后，各种“创收”途径被堵，如何偿还乡村债务，如何加大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创先的软硬建设力度，对乡村两级党组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为治理农村“三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今进一步取消了农业税，基本上堵住了乡村两级各种“创收”的途径。在我县部分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本来就很少很少的情况下，给村级基层组织开展农村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县乡村债务普遍较重，有的村竟然连一本材料纸都买不起，而农村一些事情又必须要办，而且没有钱的话根本就无法办。这就对我县乡村两级党组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培植财源，增加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根本上缓解收支矛盾，提出了新的要求。
4、农村办实事实行“一事一议”，对我们如何提高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水平，如何把办实事与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税费改革后，我县农村“一事一议”工作走上了规范化，“一事一议”的实际效果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村内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水平，要求我们加强对农民群众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和规范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等制度。
三、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要解决好村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取消农业税后，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思想倾向，认为取消农业税了，再也不用为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发愁了，认为基层干部更好当了，有的村干部竟然告假外出务工，年底回来分一份工资就了事了，用桂东群众的一句土话就叫“占着茅厕不拉屎”。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着消极畏难的“四忧”情绪。即一忧工资难以再兑现提高。二忧资金更加短缺，工作难以开展。三忧无钱为村集体办实事，影响个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有激流勇退的想法。四忧村债务难以偿还。针对上述两种思想倾向，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通过深入学习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克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盲目乐观和消极畏难等不正确的思想情绪，结合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研究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只想着拿工资却无心为农村、农民服务的村干部，要趁农村村支两委换届选举的契机进行更换或辞退，切实保证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2、要解决好农村体制的问题。要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从制度上保证取消农业税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一要实行乡镇机构改革，抓紧研究乡镇“七所八站”的机构改革。二要精减村干部，减轻村级负担。当前，要适当调整村干部规模，精减村干部，考虑实行小村并大村和村支两委干部交叉兼职。三要因地制宜设置村干职数。特别是小村与大村村干职数均等而工作量不平衡的问题，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设置职数，不搞“四个主要干部”的一刀切形式。四要充分发挥好主要干部以外的村、支委成员及村小组长的作用，切实解决部分职务只好由村民“轮流坐庄”的被动局面，另外，也要重视年轻干部和女干部的配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3、要解决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农村基层组织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首先，要大力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走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依托本地的资源和环境优势，最大限度地盘活现有的存量资产，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当前，就是要结合桂东的实际，大力培育新财源，继续支持以入股电站、发展民营经济等形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其次，要大力鼓励和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适合于当地的特色产业，重点培养好一批经济能人，把他们吸收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队伍中来。第三，要积极组织有知识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到外地发达的城镇和农村学习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同时要积极鼓励、动员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发展，探索适合于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带领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第四，要切实加大建整扶贫工作力度，转移工作重点，由过去的“物质扶贫”转向“精神扶贫”，由“短期行为”转为“长远发展”。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5
关于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工作现状的调查报告
今年来，全国部分省市取消了农业税，使乡镇干部从比较压头的税费任务中解脱出来，但是，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干什么，如何干”的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况，近段，我们组织专人对我县20个乡镇工作现状进行了认真调查，发现大多数乡镇能顺应税费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乡镇工作运行的新模式，创造了一些好的作法，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工作思路逐步转向，但在抓落实、见成效上有差距。取消农业税前，许多乡镇把税费征缴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来抓，无论是干部力量的摆布，还是工作经费的安排，都把税费征缴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取消农业税后，大部分乡镇能适应形势，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发展经济上来，提出集中主攻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城镇开发的工作思路。但从目前具体实施来看，一部分乡镇虽然提出了较好的工作思路，但在如何组织实施，如何抓落实等方面还在徘徊观望，一下子难以适应工作思路的转变。
二、运行机制正在转变，但在促平衡、促发展上有差距。取消农业税前，大多数乡镇实行“管线联村”的运作机制，将乡镇所有干部划分到各个村，村级各项工作都由驻村干部去落实。每名班子成员还联系分管1—3线。税费改革后，特别是今年，大多数乡镇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运作模式。从我们调查的20个乡镇来看，有13个乡镇将干部分成了产业发展组（抓结构调整）、招商引资组、综合事务组（抓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农村党建等）3个组，有5个乡镇将干部分成了城镇开发组、招商引资组、产业发展组、综合事务组4个组，还有2个特色产业比较明显的乡镇将干部分成了烟叶产业组、苗木花卉组、综合事务组。运行机制经过调整之后，很明显地突出了改革发展主题。但从运作效果来看，产业发展、综合事业、城镇开发3个组因以往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运作比较好，但分到招商引资组的干部，由于有的认为招商引资不确定因素多，劳神费力后不一定见成效，干脆不争不跑，因此，招商引资这块工作显得滞后，从而影响整个乡镇工作的平衡推进。
三、改革分流顺势推进，但在聚能人、优结构上有差距。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也顺势而进。领导职数减少了，干部人数精简了，但仍然存在部分乡镇干部年龄结构老化、能力水平不高等问题，从调查的20个乡镇来看，20xx年底，机关干部在册人数530人，其中30岁以下的45人，31-45岁的275人，46-50岁的140人，50岁以上的70人。可以看出，部分乡镇干部年龄确实偏大。从工作水平上讲，相当一部分干部属于那种只会“管线联村”的“万金油”式的干部，思想比较封闭，竞争意识、开拓意识不强，经济工作能力差，服务本领缺乏，难以帮助农民解决致富本领不高、信息不灵、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
四、干部管理继续加强，但在改作风、树形象上有差距。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特别是税费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各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采取加强教育培训、严格责任考核、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相应的措施，切实加强对乡镇干部的管理。但从目前来看，部分乡镇干部责任心、事业心不强，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最压头的“担子”没有了，可以轻松了，上班时看看报，象征性地在机关转一转，到村组跑一跑，工作浮于表面。特别是还有少数乡镇干部参与请吃请喝请玩，损坏了干部的形象，群众反映差。
五、财税征缴压力骤减，但在保运转、减赤字上有差距。取消农业税后，曾经是“铁板一块”的财税压力骤然没有了，在让乡镇干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内心里又开始担忧工作经费从哪里来。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20个乡镇都不同程度地负债，少则几十万，多的上千万元。只要乡镇工作在运转，那么就要经费投入，小到电话费、电费等办公经费，大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配套体系建设等方面经费的投入，尽管各级各部门对乡镇也加大了投入，但因乡镇工作头绪多，经费来源相对不足，以后工作运转特别消赤减债的钱从哪里来，90以上的干部都比较担忧。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要顺应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抓住发展的新机遇，采取积极有效的新措施，乘势而上，开创乡镇工作新局面。
一、对乡镇干部的职责定位要有新突破。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责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具体落实“三抓”。一是抓产业结构调整。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主导工程来抓，在措施落实上要注意做到“两个转变”，即调整产业布局要由均衡分布向突出重点转变，靠农村经济大户带动促发展；指导农业生产要由管种管收向品牌培育、规模经营转变，靠优化品牌和做大规模促增收。二是要抓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要以经济大户为依托，大力培育各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程服务，包括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要抓招商引资。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寻找发展出路、加快消赤减债的根本举措来抓，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地理优势、交通优势、人文优势，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争技术、争人才，搞活农副产品深加工，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坚定不移地走强农兴工之路。
二、对乡镇工作的运行机制要有新调整。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干部要彻底从以往的“催粮要款”任务观念中走出来，围绕发展要务创新工作运行机制，要由包线、包片、包村逐步转变到包产业、包行业、包项目上来，要敢于打破常规，果断调整，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抓发展。如有些乡镇把工作力量分成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城镇开发、综合事务几块，让一些思想观念较新、开拓意识较强、经济工作本领较高的乡镇干部从事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就不啻为一个好的运行机制。因此，各乡镇要立足乡情，根据自身特点创新工作机制。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6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然而，在现有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财政政策基础上进行微调将不可持续。我们试图系统地设计一套各方互让权力、平衡多方利益，让各方都能接受和大体满意的城乡房地产税征收方案。
两个不可持续的方案
一些学者不主张房地产税改革，而主张进行微调，在其他方面开源节流。但是，最终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部分将大幅度下降，并越来越少。征地囤地储备抵押给银行借债的行为也将受到限制，其他借债行为也会因债务审计和考核，大大减少。
从目前地方财政收入的正规渠道看，增值税的75%归中央，营业税改革为增值税后，如果没有新的税种，未来地方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几乎没有稳定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目前的开支，除了税收部分外，65%到75%来自卖地、收费和借债。地方财政中，2010到2012三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为年平均3万亿元，2013年近4万亿元，已经高达地方政府年收入的40%到50%，有的地区更高。而且，从更长时段看，年度间收入很不稳定；未来，城市化的进程总有一天将基本完成，卖地财政也行将终结。并且，目前的土地财政，形成地方政府扩大城区、大上项目、强征强拆、垄断出让、推高房价、实业趋落、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
开征房产税另一方案的思路是：居民住宅用地使用权年期不永续化，基本居住消费部分免征房产税，对多套房累进开征房产税，对企业开征房地产税。即现有土地管理法使用年限40到70年，到期重新申请，按照试用期结束时的价格再缴纳出让金，再继续使用，否则，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和地面建筑的规定不变。在此基础上，对住宅规定法定面积，或者第一套不征，从第二套起，按市价累计征收。比如，一居民，在北京有四套住宅，都为150平方米，价格为5万元/平方米。第二套按市价2%征收，则需交税金15万元；第三套按市价2%征收，需交税金22.5万元；第四套住宅，按4%税率征收，需交30万元。
这个方案将导致三方面结果。第一，开征的前数年中，由于累进征税，加上房产税挤出增加住宅交易，地方财政房产税和房地产交易税收入大幅度增加。第二，房产税开征后，为了降低持有成本，多房居民将二套以上房屋抛出，地方政府的房产税减少或陷于枯竭；如果仅开征企业的房地产税，税收负担就会全部压在企业身上，税负过重会影响企业经营和就业岗位的稳定和增加；房屋供应量大增、房价下跌，可能使银行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政府房产税征税价格水平也下降，收入也会减少。
按照这种思路，一则虽然无损基本居住居民，但持有多套房的中产阶层财富再分配过猛，将严重损害中产阶层利益，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二则中产阶层抛完一套以上房产后，居住房产方面失去了地方财政的稳定税源，不符合“居住并有房屋财产，政府就要提供公共服务，居住人相对应需要缴纳税收”这一原则。这种思路方案的改革，虽然易于启动，但是后患无穷。
给予城乡住宅用地永续使用权
我们以下设计了一个克服上述两种思路困境的第三种方案。
首先应当对城镇自然人和法人目前使用的城镇国有和优先使用年期的房地产，给予永续使用产权以换取政府的征税权。对不愿选择政府征税改革的城乡居民和法人，可以保留其目前到期收回和按未来土地出让金价格重新缴出让金后再继续使用的体制，但是，如果城镇居民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不再继续申请租期使用权的，由政府以成本重置价收购地面建筑物；而对工商金融用地不选择国有永续使用而不交房地产税的，由于企业有提取建筑物折旧收回的财务制度，地面建筑政府不收购，到期无偿收归国有。
不含土地出让金的各类集体产权、军产、工业产权、房改房等等，应率先实施改革，并且只有一种选择，即国有土地和永续使用权改革，按规定缴纳房地产税，予以合法化。
总之，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全部国有、永续使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修宪，对于城乡土地的所有制性质规定有所不同。对原有的保留土地私有性质的一些房产，特别是因为在“”时住户不断变更，继承代际和人数增多，城镇和农村中遗留的住宅和宅地所有权方面的问题不少。对此，应当开展特殊研究，制定方案，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妥善加以解决。
按居住面积分类征税
中国各城市，由于多年来政府行政垄断卖地炒地，价格泡沫特别严重，对于合理面积的自住房而言，价格与使用价值严重偏离。因此，在中国城镇，应当按照合理房价收入比的房屋价值征税，才能为居民接受。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区分消费性住宅资产与投资性住宅资产。
消费性的住宅资产，即使价格畸高，但是居民只有一套并居住使用时，并不能变现为市价水平的价值性财富。这里表现的是居民自己居住消费性质的使用价值。而只有将住房出售、出租，或者持多套而等涨价时，才能表现为投资价值性质的财富。因此，对前者应当按照消费性住宅以合理的能够承受的价格水平征税，而对后者则按照投资性住宅资产市场价格水平征税。
对于居民用于居住消费的住宅，一定的法定面积，包括无法分割法定面积外的套内面积，应当挤出房价虚高的水分，就是以当地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比值为6，这个普遍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来确定下年应征房产税的房价。
居住消费性质的第一套住宅，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年可买一套人均50平方米的住宅这一标准来计算房价，并且面积不论多大，都以其消费性质房产价格按每年1%税率征收税金。如北京市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69元，法定适当的居住面积为50平方米，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为6，则每平方米征税价格4376元，如果为50平方米，则征税房价为218800元，按1%税率，2013年应征房产税额为2188元；三口之家，15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2013年应征房产税额6564元，而200平方米则征8752元。平均来看，即使1%税率分6年改革到位后，房产税为北京三口之家年总可支配收入的0.6%。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当然，考虑人均可支配收入线以下居民的承受能力，我们后面设计分6年到位）。
当房地产泡沫消失，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甚至低于6时，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的，消费性质房产税率的确定与每个上年不断增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也是不合理的。到那时，就不再挂钩收入而以真实的房产价格征税。然而，可能房价不断上涨，泡沫经常性存在，这种情况下，仍以房价收入比为6来确定的税基征税比较合理，因为它对城乡居民的利益是一种保护机制。
第一套住房以外的住宅，视同投资资产，按市价1%征税。前述曾有方案提出累进征税，对第二、三、四及以上多套房分别按年2%、3%、4%征税。但这是不合理的。一是因为地方政府的高出让金，已经推动房价过度高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价格中包含着泡沫；二是世界上对居民多套房累进征税的国家极少，都采取普税制；三是累进税太猛烈，将会导致房价大跌，引起金融动荡。因此，不论有多少套住宅，税率都应当为市价1%。比如，150平方米的住宅，在北京某学区，市价每平方米10万元，1500万元市价，年房产税15万元；在一般住宅小区，市价每平方米4万元，年房产税6万元；而在昌平区，市价只有1万元，则年房产税为1.5万元。若一家庭有五套房，共1500平方米，市价平均5万元，则需要交75万元税收，实际即便不实行累进税，业主纳税也很沉重。
此外，不论消费性房产还是投资性房产，其进入交易环节，均按照市场交易价格征收房地产交易税。
消费性房产税低起步、小步走
一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含有工薪以外的许多，因此，就是消费住宅资产，按照合理价格水平征税，对一些实际收入在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线以下较多的居民，负担可能要大大超过0.6%。因此，可按照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分六年到位，使消费性质房产税逐步达到目标的1%税率水平。
达到目标税率的时间为2020年截止。在2015年到2020年中，即2015年，基本150平方米面积内，按照0.167%税率征收，即六分之一税率征收；按照目标税率。每年税率上调六分之一，在2020年达到1%目标税率。
这样的征税方案，起步低，小步走，分六年到位，使城镇居民逐步适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工资增长），消费支出结构调整，将分年消化消费性质房产税部分；期间，可以工资增长与消费性质房产税增加联动，减轻工薪阶层房产税负担。
对于投资性资产，则按市价1%的税率，不实行低起步和分年小步上调的方式，一年一步到位。
低收入人群减免
对于退休金较低，甚至没有参加退休社保的，以及参加以房养老的老年城镇居民，对于失业无收入的城镇家庭，对于统计在最低收入范围的城镇居民，严密甄别，适当减免其房产税。
应鼓励城镇退休居民将房间出租给大学生和农民工等获得收入，对所得收入免收个人所得税。业主去世，由子女继承；或者卖出，新业主恢复按前述规定的房产税征收。
对有两套房并养老金较低的退休居民以及有两套房的低收入居民，鼓励出租另一套房，出租收入免征所得税和投资性质房屋的房产税，但需要缴纳消费性质部分房产税。
已征收的土地出让金酌情部分返还
对于按照市价征收的住宅房产税，以及对工商金融商业等产地产，此前政府征收的出让金是将若干年租金一次收取，其中具有税收性质的部分，应当退返。
如果从土地收取出让金改革以来，对地价构成进行动态梳理，可发现土地出让价格构成其实包括五个部分：（1）所有权地价；（2）由于交通、位置等因素形成的级差出租；（3）实际是对农民过低价格收购部分的转移；（4）拆迁、安置和整理等成本；（5）实际是向购房屋土地者征取税收性质的部分。在高地价时购买住宅和金融商业用房的自然人和法人，应当在设定的年限中，对构成（5）实行先征后退的体制，以避免双重征税。
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金，应当分类考虑，如果政府给予了优惠价格，或者价格较低的，不考虑退税；如果价格较高，没有优惠，则应当考虑适当予以退税。
这一考虑兼顾了政府、城乡居民和企业、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各方利益，相互妥协，各自让步利益，权益互换，并且阻力较小、风险较低和可控，可以平稳过渡。
但同时，对于不愿选择国有永续使用产权改革方案的城镇居给予其自由选择权。
建议可对其征收住宅消费税，比照永续使用权房产减半征收。同时，房屋在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中，有继承权；到期土地则由国家无偿收回，地面建筑按照建筑造价由政府回购。此外，国家没有将由于这类房产土地的永续使用权交易给业主，业主在房地产市场上抵押、出租、入股、出售等交易时，只能拥有剩余使用年限的产权，没有永续使用年限产权，其价值也按照剩余年限来评估。
改革时间表
就新时期的改革任务看，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作的改革部署，财政税收和土地住宅这两部分体制的改革，是最为艰难的部分。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案已经讨论了多年，有不同的方案可以供中央和有关部门参考。但是，土地住宅体制改革，涉及领域多，关系特别复杂。除了对改革的内容进行设计以及对土地体制改革和房地产税开征等风险进行预估外，还要考虑配套的改革，并提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中国房地体制改革时间为7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14年，重点是从坚强研究论证、全面摸底核实、确权发证、房地信息平台建设、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等方面开展工作，为房地体系改革打下基础。（1）各地在实践中探索经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调查研究，召开有关论坛会议进行研究论证，2014年上半年，完成土地和住宅体系的改革方案。（2）理顺整合房地生产管理职责，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把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房地产核查确权登记等职责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统一履行职责。（3）下半年开始，改革集体土地为国有，对农村土地也实行全部国有、永续使用的政策。对城乡土地和房屋，进行确权发证，年底完成工作。（4）推进全国统一的房地信息平台系统建设，全面清查摸底登记我国各地的房产地。（5）在上海和重庆可试点推进新的房地产税改革方案，在前段时间试点城市积累经验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加大推进力度。（6）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做好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城市低效用地的再开发和工厂废弃用地的复垦等工作，推进村庄土地整治和沙漠盐碱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增加土地供给。
第二阶段为2015年到2018年。（1）全免废止土地出让金体制，区分消费房产和投资性房产，推开房地产税的开征，到2018年，消费性住宅部分，其按照房价收入比6的价格，税率到达1%的4/6。（2）以市场为先导，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倒逼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逐步废除强制征用、行政分配土地指标的体制，推动各类土地平等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城市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等都可以进入市场进行平等交易。（3）探索多渠道多形式建设供给住房，完善住宅合作、自建、集资建房等体制和法律。（4）在适当改变土地用途和规划的前提下，对一些既成事实、而且成片和区域性的未确权住宅，通过收取房产税，将其合法化。（5）体制上将国土功能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和建设规划合；改革目前推高土地价格体制，变成政府低价时控制土地供应，市价时投放土地平抑地价和房价的机制；完善城乡土地市场等体系；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土地与住宅的有关法律体系。
有观点认为，土地出让金和集体所有制土地，应当逐步过渡，甚至保留集体所有制。我们认为，制度双轨运行必然导致摩擦、寻租等问题。因此，应当2014年准备，2015年一步到位，但在策略上对消费性的基本住宅征税分六年逐步达到1%税率目标。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7
农村税费改革的阶段性成效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3年，改革内容是取消针对农民的一切收费项目，调整农业税税率，实行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的政策。中央确定的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思路是，“三项取消”、“两项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筹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为了保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成功进行，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中央财政向由中央认定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市区连续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
改革的第二阶段是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决定5年内取消农业税，当年对黑龙江、吉林两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对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同步降低，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另外，中央还规定从2004年开始取消农业特产税。为了支持当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央又将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到510亿元。2004年实行取消农业特产税、部分地区免征农业税、降低农业税税率政策后，全国农民由此又减轻负担294亿元。
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经济影响，不亚于当年的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它从制度上开始动摇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就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其政治和经济意义都是空前的。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遇到的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是乡村两级收入减少而支出不变甚至还有增加，使得基层组织运转面临着困难。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尽管有中央财政的巨大转移支付，但不足以弥补乡村财政因改革引起的收支缺口。在行政经费支出压力下，个别已经实行了税费改革的农村地区，又向农民征收新的税费。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加大力度，又使一些地区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因此，个别地区为了填补财政漏洞，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仍以各种隐性方式变相向农民收费，重新加重农民负担。这说明农民减负的基础并不牢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政策机制亟待完善。个别地区顶风向农民收费，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干扰了党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顺利实行，影响了农业税收减免政策的实际效果，造成新的干群关系紧张。
二是乡村两级长期形成的沉重债务难以消化。当前我国乡村两级的债务主要是由过去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农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举办乡镇企业、小康村达标等积累起来的。改革前，这些集体债务只能通过“三提五统”和向农民摊派来偿还，而现在乡村两级不得再向农民乱收费，历史沉淀下的集体债务就落到了乡村两级政权身上。根据农业部调查，2001年我国乡级债务已经达到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债务达400万元，典型乡镇超过1000万元，村级债务规模平均每个行政村从1990年到2002年累计超过100万元。如此庞大的历史债务沉淀，既是农村税费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也是乡村管理机构改革的难题。
三是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三提五统”经费和对农民的集资摊派来解决，尽管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还有来源。税费改革以后，取消“三提五统”，实行一事一议制度，进一步免征或降低农业税，使得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乡村道路、饮水、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的保障。由谁负责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当前农村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是农村税费改革缺乏相关配套改革的有力支撑，使得其在改革进程中没有牢固的制度基础。不断膨胀的县乡机构就像一口永远填不满的“”，不断吞食着农村的经济资源。从1994年到2000年，全国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增加了708万人，总人数达到2959万人，再加上73.5万个村民委员会的300多万基层干部，很显然，如果乡村机构和冗员减不下来，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就很难保得住。还有，在县一级中，2002年全国县级事业单位有39.5万个，职工1712万人。庞大的事业单位无论从机构数量还是从从业人员看，都是现行财政收支体制难以支撑的，这些单位随时都有向农民收费的强大动力。对这些单位不进行改革，农民负担就始终有反弹的危险。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的新政策思路
农村税费改革要想取得彻底成功，既要依赖自身改革的不断完善和深化，也要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当前，农村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阶段，任何单项改革的“单兵作战”，都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一是必须坚持继续降低农业税率的政策。今年，实行免征或降低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已经使农业税（含特产税）减少了290多亿元，按照2003年的两税总额计算，还剩130多亿元，再加上80多亿元的农业税附加，总计约220亿元，我国完全有条件全部取消农业税。
二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要落实对农业、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将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和农村倾斜，通过调整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投资重点，大力增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从长期来看，国家要彻底改革目前城乡二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以农民为主逐渐变成以各级政府财政为主，让农民在公共物品享用上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国民待遇。
三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县级政府管理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管理职责上收到县一级后，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办公经费和教师工资，要纳入到财政预算之内，要保障经费来源，中央和省级政府必须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以确保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运行不受影响。
四是加快推进县乡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切实精简县乡以及农村的管理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在积极推进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还要认真研究我国现行行政管理层级过多的问题，寻找改革途径和办法，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学习浙江省的经验，改“市管县”为省直管，下一步先让市级层次弱化，然后再来取消市级政府层次。必须尽快改革乡镇政府，取消乡镇级政府机构，取消乡镇级财政设置，将财权和事权上划到县，压缩编制，裁减工作人员，让其改称乡镇公所，使其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鉴于我国地区差异比较大的特点，东部地区县可以划小，由几个镇可以合并成县级层次；中西部地区有些区域也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将县扩大或缩小。村级基层组织也要改革，思路是能合并村的就合并，不能合并的要压缩村委会成员，这样可以减少管理环节，节约财政成本，并能从体制上避免基层政府向农民加重各种税费负担。
五是清理乡村债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乡村债务是由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缺位造成的，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更大的清偿责任。按照制止新债、搞清旧债、分类处理、逐步消化的思路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只有合理科学地解决好乡村债务问题，才能为进一步农村税费改革扫清障碍。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8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税制结构有缺陷。（1）就税制总体而言，流转税比重偏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税收总额的66.94％，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仅占15.86％。（2）就流转税内部结构而言，增值税比重过大，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占税收总额的44.55％，消费税仅占9.43％。（3）就所得税内部结构而言，个人所得税比重过小，社会保障税缺失。1994年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14.5％，个人所得税仅占1.41％，社会保障税则至今尚未开征。（4）就财产税内部结构而言，现行财产税课征不适当，同时，遗产税与赠与税缺失。（5）税种设置上内外有别，性质相同的税种并存。（6）税种覆盖面窄，调节范围过小。这种缺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相关税种，但税种征税范围缺损。[1]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税收增长与税负总水平（指全国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同）逐年下降的现象并存；（2）税制结构还不够理想；（3）各税种特别是主要税种需要进一步完善；（4）征收管理需要大力加强。[2]
第三种观点认为，1994年税制改革后的税收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存在的问题有：（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呈下降的态势，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2）中央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没有得到切实的加强。（3）税制结构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4）税收政策一方面未能真正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优惠未能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而是过多地表现为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纳税人的优惠。（5）税收法制性不强，刚性不足；税收政策的制定也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临时性，缺少透明度的规范性。（6）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工商税制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地方税的改革滞缓，从而影响了分税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7）1994年税制有关税种还不够科学规范，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3]
第四种观点认为，新税制经过4年多的实践，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商品税收所占比重过大，而所得税占比重较小，不利于发挥所得税的调控功能。（2）所得税内部结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且优惠差别过大；二是个人所得税的税负过高，扣除过少，不能全面反映支付能力原则。三是社会保障税尚未出台。（3）商品税收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增值税税种过大、税负过高。二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较窄，课征于生产环节，调节消费的直接能力较弱。（4）地方税种及辅助税种不够健全，地方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能力相对不足。[4]
第五种观点认为，当前税收征管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管理粗放，管理观念、方式、方法与形势发展脱节；（2）税收收入计划和任务基层征管部门无法落实。（3）税收政策难以保证落实到位。（4）税收漏管户在量出现；（5）发票管理薄弱；（6）偷税现象依然严重。[5]
第六种观点认为，我国税收管理从总体上看，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对用法律规范税收分配关系重视不够。目前，由于税收立法尚未走上正常轨道，税收法规多以条例草案的形式试行。导致实际的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征收管理权都集中在国有资产的代表政府手中，政府在财政收入出现缺口时，往往只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强调保证收入，而不是同时对税收法规进行调整。对税务部门工作的考察，以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为主要考察指标，不利于税务部门依法征税，也不利于政企分开。[6]
二、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及思路：
（一）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
近期目标：随着我国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巩固商品课税，逐步加大所得课税的比重，平衡主体税种结构，进一步完善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双主体、商品课税较强的税制结构。
远期目标：随着我国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成，实现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双主体、所得课税较强，辅助税种较为完善，主辅税种的配合比较协调的税制结构。[7]
（二）税制改革的初步思路。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下一步的税制改革应当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通过调整税负，优化结构，完善税种，加强征管等一系列重大措施，把我国的税制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1、调整税负。应当从扩大税基，加强管理入手，采取以下措施，在近期内将我国的税负总水平逐步提高到20％以上：（1）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政收入制度，调整财政收入结构：第一，将所有财政性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第二，加大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第三，财政性的各种基金、收费应当尽量并入税收；第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分配的方式上，宜多采用共享税方式，以有利于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坚决制止截留税收的现象；第六，精兵简政，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加强预算资金使用管理。（2）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行税种，开征必要的新税种，适时适当调整税收政策。（3）大力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4）狠抓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优化结构。（1）从总体上说，应当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第一，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第二，合并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第三，对征收某些特定目的税的必要性和征税效果应当重新认真研究，权衡利弊后决定取舍；第四，适时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2）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逐步加大前者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低后者的比重。（3）规范地方税，提高地方税收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适当地将一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地方税的主体应当是：地方所得税（包括地方企业所得税和地方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税收。
3、完善税种。（1）增值税。第一，分步实现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统一征收增值税；第二，分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第三，税率暂时维持0、13％、17％三档；第四，适时清理过多的税收优惠；第五，适当加大地方分享收入的比重。（2）消费税。第一，适时合理调整征税范围；第二，对于高档消费品和高消费行为按照高税率征税；第三，允许各地征收一定比例的消费税地方附加；第四，将此税收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拿大头。（3）企业所得税。第一，统一企业所得税；第二，合理确定税基；第三，妥善处理优惠待遇；第四，用税率分享的方式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个人所得税亦然）。（4）个人所得税。第一，逐步推行按年计征的综合所得税；第二，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第三，合理确定税基；第四，适当调整税率；第五，试行归集抵免制。（5）资源税。第一，扩大征税范围；第二，适时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适当调整税率。（6）关税。第一，逐步降低税率总水平；第二，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第三，严厉打击走私；第四，正确、灵活地运用关税手段和其他适当的手段。
4、加强征管。（1）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2）积极推行计算机管理，逐步形成网络；（3）为纳税人提供优良服务，特别要加强税收宣传；（4）严惩偷税、逃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者；（5）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改进税务机关的工作作风；（6）加强税务机关与各有关部门的配合；（7）努力降低税收成本.[8]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未来税制改革战略重点大致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三大方面，即结构完善、政策推进和制度创新。
1、结构完善。我国应尽快采取措施，逐步将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门的社会保障费统筹起来，统一开征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保障税，建立起专税专用的收支体系。社会保障税的开征还可以为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奠定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税制结构中有待完善的另一方面是地方税系统，而其主体应是财产课税。此外，税制结构中需要设立的还有：用于调节金融市场的征券交易税及资本利得税；用以保护国内市场的反倾销税，以及前述的环境保护税等。
2、政策推进。在税收政策框架中运用减免税、投资税收抵免、优惠税率、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盈亏互抵等措施，贯彻产业政策、加速技术更新。近期内的税收政策应侧重于鼓励企业技术进步与资产重组，促进企业的兼并、联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兼并联合中适当给予税收优惠，并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跨地区大型股份公司内部的所得税重叠课征问题，以促进我国规范化股份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3、制度创新。我国税收征管机制的改革应围绕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行自核自缴申报纳税制度、强化税务稽查、开展税务等环节展开，还要进一步加强电子计算机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提高税务行政管理的效率，实现征管手段的现代化。[9]
三、完善税制改革的对策措施：
（一）完善税制结构方面的对策措施：
一种观点认为，完善税制结构需从多方面入手：
1、完善税制。（1）完善增值税。第一，转换增值税的类型。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改革：应一步到位，直接改为消费型。目前，可以暂时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待条件成熟后，再将生产型增值税直接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第二，拓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此项改革只能作为远期目标，近期内可先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与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联系较密切的营业税应税劳务。（2）完善消费税。消费税的改革方向应为调整征税范围可将汽车轮胎、酒精、护肤护发品等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去除，而将未纳入课税范围的奢侈品、高档娱乐性劳务等纳入课税范围。（3）改革企业所得税。首先应当尽快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4）改革个所得税。第一，扩大课税范围。第二，改革费用扣除，并设置费用扣除随物价变动而相应调整的规范方法。第三，平衡不同项目税负。第四，由分类征收向分类综合征收过渡。（5）加强其他辅助税种的建设。第一，针对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设置新税种。第二，结合预算外资金的规范，设立新税种或改造原有税种。
2、完善税收征收管理。（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2）健全纳税服务体系，为纳税人主动纳税创造条件。（3）加强税务稽查，加大执法力度。（4）革新征管手段。（5）采取辅助措施，强化征管效果。[10]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税制结构的完善，首先要提高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逐步改变主体税种结构失衡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定统一所得税法。
2、开征社会保险税。
3、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内部结构，主要包括：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当提高扣除标准；强化综合申报制度；加强税源控制；对劳动所得的课税要轻于非劳动所得的课税。
其次，完善商品课税结构。具体措施包括：
1、完善增值税结构。（1）扩大增值税的范围，将建筑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2）适当降低增值税率，特别是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3）增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鼓励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发展。（4）改变增值税的类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
2、完善消费税的结构。（1）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2）消费税的负担应分配在生产环节和零售环节。
再次，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以增加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应开征证券交易税、遗产税等。[11]
（三）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措施：
一种观点提出，加强税收征管的措施有：第一，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二，要进一步修定完善个人所得税法，逐步建立起覆盖个人全部收入的自行申报的综合所得税制度，个人申报与代扣代缴相结合的征管制度，并对居民储蓄实行存款实名制。开征利息所得税，由银行。完善和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第三，完善流转税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12]
另一种观点提出，征管工作可分为五大系列： 1、征收数控系列。 2、管理服务系列。 3、税务稽查系列。（1）建立选案组。（2）重建检查组。（3）建立审理组。（4）建立执行小组。 4、政策法规系列。 5、计算机维护管理系列。[13]
资料来源：
[1] [10]李文：《论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税务与经济》1998年第1期。
[2] [8]李雪若：《关于中国税制改革发展趋势若干问题和初步思考》，《中国科技产业》1997年第12期。
[3] 王道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几点思考》，《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4] [7] [11]王纪成：《论我国税制结构的完善及发展趋势》，《税务与经济》1998年第2期。
[5]青岛地方税务局课题组：《对新征管模式运行中管理问题的思考》，《税收研究资料》1998年第3期，
[6]《国有企业改革与全面加强税收管理》，《税收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9]凌岚：《本世纪世界重大税制改革与跨世纪我国税制改革重点》，《外国经济与管理》1998年第2期。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9
把税改放到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巨型复杂系统来观察，税改的风险点主要不是在技术层面（如某个税收要素设计不当的风险，这样的问题一旦被发现是很容易矫正的），而是在知识层面、社会层面和行政层面。知识层面的风险点主要与税改目标有关。正确的税改目标来自于对处于一定环境下的税收制度的正确认识，如果认识出现偏差，或者说，这方面的知识不完整，就会把税改置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境地，税改就可能胎死腹中。社会层面的风险点来自于社会对税改的认识和期待，税改的具体目标、力度、效果等方面是否与社会期待相吻合，关系到税改的成败。在“税收国家”时代，这类风险越来越大。国外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行政层面的风险主要在于协调配合以及与税收政策的关联取舍。税改的推动者不是一个部门，而是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如果出现部门纷争，就会导致税改止步不前。在此，主要就税改目标出现偏差的风险进行讨论，其他层面的风险另著文阐述。
一般地说，税改的目标已是很清楚，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但现代税收制度到底是指什么，并没有精确定义。当前的税改目标实际上散落在各个税种的改革上，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个税、房产税等等。基于各个税种来讨论税改，这很容易导致税改碎片化，无法实现整个税收制度的优化。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应着眼于整个税收制度及其全球环境，不能局限于某些税种或某些税收要素的调整改革，或局限于国内来考虑。在整体的系统设计确立的前提下，再从税种、税收要素着手来具体实施，并使局部的、眼前的改革与整体的、长期的要求相吻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关注以下风险点。
改革局部化的风险
从整体看，税收制度包括两大板块：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这两方面都可简称为“税制”。前者属于税收立法，由一系列的税种构成，后者属于税收执法，由信息搜寻、税源确认、征收结算、稽查反馈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税收立法与执法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税改应当是针对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税收收入制度这个板块。简称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税收征管制度，局部地讨论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局部税改思维，有可能使税改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税收立法意图无法通过税收征管执法来实现，税收制度也由此被迫变形，无法达到税改的初衷。
例如2013年底央视报道的土地增值税问题，在实际征管中存在向营业税演化的倾向。在关于税改的讨论中，不考虑税收征管执法能力，理想化地设计税种功能，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例如，在个税改革这个问题上，几乎一边倒地强调其调节分配的功能，而很少考虑征管能力能否满足。在不少研究中，把征管执法能力通常假设为孙悟空的“金箍棒”，可随意而变，而不是视为一个约束条件。这使不少改革建议理想化，缺乏实施的现实可行性。从立法到执法，从税收收入制度到税收征管制度，改革设想变为现实，关键是征管执法。税收立法相对容易，而执法征管却要难得多。一旦两者脱节，税改的设想就会落空。这是税改中最大的风险点。税改思维不仅要考虑“应如何”，更要考虑“能怎样”；不仅要考虑税收收入制度如何改，更要考虑税收征管能力能否跟得上。
改革碎片化的风险
税改的着力点总是落在微观层面，如税种、税率、起征点、征税环节、计税依据等等，但这以着眼于整体为前提。由各个税种构成的税收收入制度是一有机的体系，各个税种在税基、功能等方面是相互关联，彼此相制约的。可以说，任何一个税种的改革都会涉及到其他税种和税收要素，甚至波及到其他体制，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如“营改增”，就不只是涉及到两个税种，而且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税改应有宏观思维和系统思维。恰恰在这一点上，可能是税改相对薄弱的环节。建立现代税收制度，要求系统地观察分析税收收入制度的各个方面，注重税种之间的匹配、组合，避免不同税种间的税基重叠和功能重合，以使不同税种的功能作用形成合力。如个税、消费税、房产税，都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资源税、环境税、消费税，都具有促进节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功能；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都具有促进节约用地，保护土地资源的功能，等等。诸如此类，不同税种之间的调节功能如何搭配好，是税改的重要目标。如果税改微观化、碎片化，税收收入制度的整体优化就难以实现，不但难以达到调节的目的，甚至可能造成更多的扭曲，同时也妨碍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因此，只有从整体着眼，并把税改目标落到这个整体上，而不是一个个的税种，才能避免税改目标出现偏差而导致税改失败。
改革封闭化的风险
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面对的是一个开放型经济，需要全球视野。经济全球化需要税收制度，无论是收入制度还是征管制度，都要从税源、税基和税收的全球化分布来考虑，以维护国家税收和统筹内外发展。从税收立法到征管执法，以世界眼光协调国际税收关系，这是现代税收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美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例。2010年3月18日，美国总统签发《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oreignaccounttaxComplianceact简称FatCa法案），要求非美国金融机构及其相关实体与美国政府签订履行信息披露以及代扣税款等义务。该法案实质是把美国的税收管辖权延伸到了他国境内而实施的一种长臂管辖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贸易、投资、消费都呈全球化趋势，跨国偷逃税和避税成为常态，如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在我国相当普遍，但我国的征管能力却跟不上。资本、人才跨国流动，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税收立法和税收征管执法已经越来越国际化，这意味着税改的目标也需要相应地着眼于国际化和全球化。局限于国内的税改目标无疑会与开放型经济、全球化趋势相脱节，就无法建立面向世界的现代税收制度。
改革单向化的风险
税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辐射性的。从影响源来观察，从立法到执法都会产生影响。过去对税收的影响局限于税收收入制度，很少考虑税收征管执法带来的影响。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通常是把征管执法过程抽象掉来分析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变化产生的效应，如收入效应、分配效应等等。这实际上是在想象，只要税收法令一经颁布，纳税人都会自觉遵守。这种分析减少税收的影响源，也许更为精确，但也使税收影响评估更加失真。从影响面来观察，税收不只是影响经济，也影响社会和政治。受经济学思维泛化的影响，对税收影响的关注点通常放在经济上，而忽略了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税收经济学思维很容易使税改陷入社会政治风险之中。
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篇10
关键词：税制改革制约因素财政体制
税制改革不仅仅是对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福利的过程[1]。然而，税制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面临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更是涉及到改革的持续性问题，因此，税制改革尤其是成功的税制改革，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伯德和奥尔德曼[2]就曾经说过：“改革税制的最好方法是……是这样一种方法，即考虑到课税理论、经验证据、政治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并且结合本地情况，合理评价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状况，产生一组可行的且足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议。”显而易见，由于税制改革所依赖的诸多因素或条件严格制约着税制改革的效果，导致了税制改革极具复杂性。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正是由于一些约束条件的存在，影响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效果。因此，如何消除这些约束条件，保证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成功实施，就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统一并规范了各类所得税，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框架。这次税制改革体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要求，强化了税收作为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诸如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税收制度的有力配合。然而现行税制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诸多不适应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税制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
1、从税种设计看，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生产型增值税并未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小，调节力度不足；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
2、从税负的公平性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税收政策存在着体制性的差异，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统一，不利于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
3、从税制结构看，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
4、从税收的效率原则来看，现行税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不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5、从地方税体系上看，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缺少主体税种，不利于地方政府强化支出责任和履行职能的需要。
因此，现行税制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科学、法制化的税制体系。为保证税制的稳定性，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应着眼于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之处，引导现行税制体系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整体的、大规模的改革。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依据“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指导原则和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税收制度的要求，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分步实施和稳步推进。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是：改革增值税制度，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取消增值税各环节的减免税，减少征管的漏洞，尽可能地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并且将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征收，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合理界定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实现从过去区域性优惠为主转向产业优惠为主，严格控制减免措施；建立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规范税前各种费用扣除和免税项目，扩大征税范围，简化税率档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促进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改革出口退税机制，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发展；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调节过高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统筹考虑油价等因素，适时开征燃油税；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提高效率，增强地方税的调节功能。
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2005年我国28个省份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出口退税改革方面，从2002年起，我国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面推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2005年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在增值税改革方面，从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试点，逐步调整完善了增值税相关制度，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试点方案，为下一步增值税转型的全面推开积累了经验；在所得税方面，2002年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并且规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处理，2006年1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同时扩大了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和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在消费税改革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优化消费税结构，对征税范围、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重新明确；在地方税改革方面，调高了部分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资源税税额标准，及时调整了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相关政策。
二、推进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税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税制改革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新一轮税制改革必然要受到财政体制、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征管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财政体制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并没有合理划分税权，只是一种收入的划分，使得税制的执行出现困难。我国除筵席税和屠宰税以外的其余所有地方性税种的立法、实施和调整权，包括开征、停征和税率调整以及减免税等都集中于中央，地方无权改变税率或定义地方税收的税基，或决定是否开征哪些有意义的税种，只有幅度税率的选择权，因而地方能够因地制宜的余地很小。
2、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税收入难以适应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现行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多的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职能，但划分给地方的多是一些小税种，在实施中又有多项标准把某些地方税收入划归中央，使得地方税收入难成体系，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缺位，自给率偏低。
如果与税制相配合的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必然影响着税制改革的效果。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扩大增值税范围，逐步取代营业税。但营业税是地方主要的税收来源，在地方主体税种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必然涉及地方的税收收入。如何使中央和地方财政与税收兼容，弥补营业税减少所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减少，成为影响增值税制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财政收入的制约
虽然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增长，但这并不等同于财政状况的好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慢，而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财政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4%，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尽管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以上，赶上了GDp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4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水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而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膨胀的财政支出需求与缓慢增长的财政收入供给之间的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规模会不断扩大。
财政收支状况是决定税制改革时机及改革内容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增值税改革为例，增值税转型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倪红日（2004）估计，静态估算，如果全面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300亿～1500亿元；如果只抵扣机器设备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000亿元左右。高培勇（2005）认为，拟议中的税制改革方案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而且，根据初步测算，仅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的改革，就要涉及2000亿元上下的减收。
（三）利益结构的约束
税制改革就其本质来讲，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税制改革的推进，必然要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税制改革启动的关键因素在于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困扰（高培勇，2006）。税制改革，不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还要涉及社会很多群体的利益调整。如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至少牵扯到企业利益、部门利益和沿海开放地带利益；增值税改革至少涉及到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利益；农村税费改革和燃油税开征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四）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7%~9%的增速，税收连续多年大幅度增长，税收收入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较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并未完全摆脱困境，经济效益不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应仍以流转税作为主体税种而不能实行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般来说，税源规模会受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影响，而税源规模又成为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从我国近年税源结构看，第一产业约占总量的16%，第二产业约占51%，第三产业约占33%；而从税收收入结构看，第一产业只占税收收入总额的4%，第二产业约占62%，第三产业约占34%。显然，由于第一产业附加值低，免税产值与低税产值比重大，其提供的税收最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则比较突出。因此，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将是影响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经济因素[3]。
（五）征管能力的制约
税收征管能力是由征管信息系统、征管制度建设、征管技术水平、征管人员素质等因素决定的一种综合能力，决定于国民的平均素质水平、平均的管理技术水平以及社会法律意识，它的高低决定着税收制度有效实施的程度。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要求，必须对现行的税收征管能力进行全面和科学的评估。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管能力较弱。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如果不重视征管能力，那么税制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我国目前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及燃油税等税种的改革，基本上是就税制来谈税制，很少考虑现行征管能力所产生的制约性。
三、消除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约束条件的对策
（一）完善财税体制
1、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收入自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税收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因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不仅仅要强调地方政府在税制改革中的作用，还应当在合理确定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税权。
（1）对中央统一制定税收条例的地方税种，考虑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地方税种的实施细则；对非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应完全下放给地方。
（2）在确保中央和其他地区利益基础上，允许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并经中央批准，开征新的区域性税种。
（3）在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及对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的立法权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对地方主体税种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税收管理权限。
此外，在税制改革中应注意协调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分配关系，确保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总之，只有通过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规范的收入自，增强地方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能力，才能确保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2、通过财政体制的相应改革来平衡利益关系
一般来说，税制改革难免会对某些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为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缓因税制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的同时，财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1）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地方稳定的财源和规范、稳定的收入保障机制，既可以调节地区间最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又可以较好地解决可能因税制改革所引致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横向财政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从而减少税制改革的阻力。
（2）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分配方式，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通过规范政府分配方式，将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政府收入分流归位，加大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管理力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收入运行机制和财政分配体系，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规范税费改革，巩固财政收入基础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应当按照“清理、规范、归位”的基本思路，首先界定税与费的界限，调整税费结构，合理规定税费比例，形成以税收收入为主，政府收费为辅的收入格局。
考虑到各种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情况复杂，牵涉的利益关系广泛，可以在操作上采取先清理、后纳入预算的办法，分步加以规范。
第一步，对现行各种税外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区分为合理与不合理收费两大类，坚决取消那些不合理的、纯属乱收费的项目。
第二步，对合理的收费项目按不同的办法进行规范。凡具有税收性质（名为“费”实为“税”）且宜于纳入税内管理的收费项目尽可能纳入税收的轨道，或是通过扩大税基，将其并入现行的有关税种，统一征收；或是根据其性质，改设新的税种，另定办法征收。对那些不宜于纳入税收轨道，本身就属于“费”范畴的收费项目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收费的内涵与外延严格加以界定，分别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并相应实行规范化的管理办法。
第三步，将通过“费改税”纳入税内管理以及通过“规范费”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的政府收入，或作为过渡办法暂时单独编制预算，或一步到位，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
我国政府收入的不规范，大大影响了我国财政的稳定和完整。
此外，要重树税收“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
(三)将税制改革纳入公共财政建设的总体规划
公共财政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减税因素，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税收总量增长的刚性要求构成了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为使因税制改革造成的减税幅度控制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必须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合理有序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避免因税制改革而引起财政收入的剧烈变动。为了维护各方面的利益，应在财政支出预算中充分考虑税制改革成本，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优化配置财政资源，使国家财政由于税制改革而承受的压力得以舒缓。必要时，还可以借助其它方式如运用国债资金弥补因减税而导致的收支缺口。
（四）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必须重视征管能力的提高，而税收征管改革是提高征管能力的有利保障。就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现状而言，不进行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税制改革分步实施的总体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构建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的联动机制，在税制改革的同时，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使税收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与新税制的要求相适应。
1、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
以方便纳税人及时足额纳税和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标，完善征管制度，改进征管方法，搞好纳税服务工作；加强纳税咨询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知识，熟悉办税程序；推行涉税事项“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清理简并报表资料，减轻纳税人负担。
2、做好申报等办税事项受理工作
按照强化管理和优化服务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推广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遵循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大力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等方式缴纳税款；加快税库银联网，推行申报缴款同步模式；大力清缴欠税，认真实行欠税公告，建立欠税档案，实行欠税人报告制度。
3、强化各税种管理
按照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管理的要求，加强增值税管理；加快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建设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对税源的源泉管理；依据核实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
此外，具体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还必须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此同时征管能力也应按税制发展的要求积极改进。通过调整和完善征管理念、征管模式、征管方法和征管手段，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