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方案篇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提供优良的福利条件，并根据国家、当地政府有关劳动、人事政策和公司规章制度，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章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二条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特点，建立起公司规范合理的福利制度体系。
第三条公司福利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应根据绩效不同、服务年限不同而有所区别。
第四条避免公司企业办社会的福利一应俱全的弊病，福利享受从实物化转变为货币化。
第三章福利对象
第五条公司福利对象：
1.正式在职员工；
2.非正式员工；
3.离退休员工。
不同员工群体在享受福利项目上有差异。
第四章福利项目
第六条公司提供的各类假期：
1.法定节假日；
2.病假；
3.事假；
4.婚假；
5.丧假；
6.探亲假；
7.计划生育假（产假）；
8.公假；
9.年假；
10.工伤假。
具体请假事宜见员工请假办法文件。
第七条公司提供进修、培训教育机会。具体事宜见员工培训与教育管理办法文件。
第八条公司可提供各类津贴和补贴。
1.住房补贴或购房补贴；
2.书报费补贴；
3.防暑降温或取暖补贴；
4.洗理费补贴；
5.交通补贴；
6.生活物价补贴；
7.独生子女费和托儿津贴；
8.服装费补贴；
9.节假日补贴；
10.年假补贴。
具体事宜见公司补贴津贴标准。
第九条公司可提供各类保险：
1.医疗保险；
2.失业救济保险；
3.养老保险；
4.意外伤害、工伤事故保险；
5.员工家庭财产保险。
具体事宜见公司员工保险办法文件。
第十条公司推行退休福利，所有退休人员享有退休费收入，领取一次性养老补助费。
第十一条公司提供免费工作午餐，轮值人员享有每天两顿免费餐待遇。
第十二条公司提供住宿和宿舍给部分员工。
申请事宜见员工住房分配办法。
第十三条公司员工享受有公司年终分红的权利和额外奖励。
第十四条公司为员工组织各种文化体育和联谊活动，每年组织旅游和休养、疗养。
第十五条公司对员工结婚、生日、死亡、工伤、家庭贫困均有补助金。
第十六条劳动保护。公司保护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
1.凡因工作需要保护的在岗员工，公司须发放劳动保护用品。
2.劳保用品不得无故不用，不得挪做它用。辞职或退休、退职离开公司时，须交还劳保用品。在公司内部调配岗位，按新工种办理劳保用品交还转移、增领手续。
第十七条保健费用。
福利制度方案篇2
关键词：阿罗不可能定理；价值限制定理；社会福利函数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017－03
一、阿罗不可能定理及其意义
为了进行最优社会福利判断，阿罗提出了一般的社会福利函数，用它来描述社会偏好顺序与任何可能的个人偏好顺序集之间的关系。假设用X、Y、Z等表示可供选择的方案，Ri表示个人i的偏好关系，可以写出个人偏好顺序为（R1，R2，…Rn），这是一个n维数组，或称之为一个剖面。令社会偏好顺序为R，如果建立一个函数关系使得个人偏好顺序集（R1，R2，…Rn）的每一个剖面都能转换成一个社会偏好顺序R，即R＝f（R1，R2，…Rn）。那么这个转换函数就是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简称SwF）。显然，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并使其满足某些合理的条件（诸如非限制域、帕累托原则等），就能进行最优社会福利判断。不幸的是，阿罗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能够同时满足这些合理的条件。①这个发现便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1]。
阿罗不可能定理表明，试图通过某一合理程序把所有个人偏好次序加总为社会偏好次序，从而根据社会偏好确定最大社会福利是不可能的。这一消极结果激发了人们不断地寻找避开不可能结果的途径。不难发现，阿罗不可能定理框架中，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判断，只根据个人的偏好次序推引社会偏好次序，而各公理性条件又都是社会充分反映民主的一种保证，放弃其中任一条件都意味着民主受到一定伤害。但是完全民主的决策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何不退而求其次，寻求最大限度体现民主的决策机制？另外，在阿罗不可能定理框架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因而最优社会福利即使存在，并无实质内容。因此，要寻求最优社会福利，必须引入社会价值判断，而要遵循某种价值判断，只依赖个人序数不可比的效用信息是不够的，必须要丰富有关个人福利的信息。是否可以考虑从丰富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信息基础角度进行研究？阿玛蒂亚・森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从而对阿罗不可能定理进行挑战，进而扭转了社会选择乃至整个福利经济学长期以来的悲观局面。
二、森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突破和发展
（一）放松某些条件，使多数规则成为合理的社会决策机制
现实中进行社会选择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投票，而投票程序通常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简称多数原则）。然而这种多数原则可能产生不一致的结果，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法国社会学者康多塞特。他发现，如果有三个人，偏好次序如表1所示，让三个人分别对（a，B），（B，C），（a，C）三组方案分别进行投票，按多数规则，结果分别为：a>B，B>C，C>a，显然随着投票顺序的改变，投票的最终结果将在a、B、C三个方案中出现循环。这一发现被称之为“康多塞特悖论”或“投票悖论”。
一般认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是对投票悖论问题的一般化。按阿罗的诸条件来看，多数原则满足条件U、i、p、D及集体理性中的反身性和完备性，只违背了传递性，从而产生不一致的结果。这种非传递性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偏好次序不协调造成的，因此，只要放松条件U，对人们的偏好进行某种限制即可。
1．放松条件U，提出价值限制定理
森首先把一个方案的价值定义为：在包括该方案的三种方案的个人偏好排序集中，该方案具有的最好、最差或居中这三种可能的特征[2]。如在表1中，对甲而言，a方案具有一个价值，即最好。显然如果个人对所有方案的排序是无差异的，这时某种方案可能同时具有三个价值，而这种无差异性并不影响社会偏好排序，因而森把那些持无差异偏好的个人作为不予考虑的人（unconcernedindividual）排除在外，把剩下的人称为需关注的人（concernedindividual）[2]。这样，对于需关注的人来说，每种方案最多能有两种价值。接着，森提出了价值限制假定：对于每一组被选方案中的任何三种方案，根据个人偏好排序集合，总能找到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不具有某种价值的方案[2]。显然，表1中甲、乙、丙的偏好排序集合不满足价值偏好假定，而只要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偏好排序稍加改变即可。如把甲的偏好排序改为B>a>C，那么，对甲、乙、丙而言，a方案就是一个不具有“最好”价值的方案。在价值限制假定的基础上，森提出了“价值限制定理”。其内容是：对于一组被选方案，若对其中任何三种方案，需关注的个人偏好排序都满足价值限制偏好的要求，且需关注的个人人数为奇数，此时，多数规则可以产生均衡的投票结果[2]。如把甲的偏好排序改为B>a>C后，让三个人分别对（a，B），（B，C），（a，C）三组方案分别进行投票，按多数规则，结果分别为：B>a，B>C，C>a，没有投票悖论产生，最终B方案将被通过。
尽管价值限制偏好是多数规则获得一致性决策的重要保证，但应该指出的是，它是以需关注的个人人数为奇数为前提的，否则，投票悖论仍然存在。例如，有四个人对X、Y、Z的偏好排序依次为：X>Y>Z、X>Y>Z、Y>Z>X和Z>Y>X。按照多数规则，对（X、Y），（Y、Z），（Z、X）三组方案分别进行投票的结果为：X=Y，Y>Z和X=Z。而若对投票人数进行限制，显然是过于苛刻了。接下来，森就致力于消除多数规则下对投票人数的限制。
2.传递性弱化为准传递性，把社会福利函数（SwF）拓展为社会决策函数（SDF）
准传递性不要求无差异性偏好具有传递性，只要非无差异偏好（严格偏好）具有传递性。即若x>y和y>z同时存在，必有x>z。由于社会选择的最终目的往往是找出最优社会偏好，运用多数规则往往是确定最优方案或最佳候选人，基于这一思想，森引入了选择集和选择函数两种工具。选择集是对于满足偏好关系R的一组方案集s中最优方案的集合。选择函数是确保对于所有方案集x的每一个非空子集s的选择集为非空的一种函数[3]。显然，若对于所有备选方案的集合x，选择函数存在，那么对于x的任意非空子集s，都存在最优社会偏好。而选择函数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森提出了选择函数存在定理：若x包含有限个方案，只要偏好关系R具有反身性、完备性和准传递性，那么关于x的选择函数C（s，R）存在[3]。
至此，森已经通过把传递性弱化为准传递性，从而把阿罗的完全排序（满足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的社会偏好排序）弱化为选择函数。和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SwF）相对应，森引入了社会决策函数（SDF）[3]。SDF的表示方式可以与SwF相同，都是R＝f（R1，R2，…Rn），但对R的要求不同：SwF要求R是完全排序，而SDF则要求每一个R能产生一个选择函数。回到前面提到的四人投票的例子上来，森的选择集为：C[（x，y），R]=[x，y]；C[（x，z），R]=[x，z]；C[（y，z），R]=[y]；C[（x，y，z），R]=[x，y]。显然，选择函数是存在的。对x、y、z这三种方案进行投票，不管投票顺序如何，按照多数规则，得到的结果都是x或y当选。
综上所述，森通过放松条件U及传递性，把SwF变为SDF，从而找到一条避开阿罗不可能结果的有效途径，并为现实中普遍采用的多数规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丰富阿罗不可能定理框架的信息内容，对其进行了全新的突破和发展
多数规则作为社会选择的规则，存在不可克服的弱点。它只适用于像委员会决策这类判断的加总，而不适用于涉及收入分配的利益加总。因为对于前者，只要求以某种公平民主的方式对各成员的偏好加以综合，得到某种一致性选择即可；而对于后者，不仅要对人们的偏好，还要对人们的福利水平、福利得失进行加总，其目的是寻找最优的社会福利。若把多数规则应用到利益加总，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例如，考察在两种不同情况下，把给定数量的蛋糕在三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在情况a中，甲很富有，而乙、丙都很穷。而在情况B中，甲很穷，乙、丙都很富有。若有一个再分配方案：减少甲的蛋糕份额，把这部分蛋糕平分给乙、丙。显然乙、丙都偏好这种再分配方案，而甲不偏好。按照多数规则，不论处于哪种情况，该方案应通过。而若处于B情况，结果会令人不安。但是在阿罗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决策函数）框架下，我们不能得出该方案在a情况下比在B情况下更公正的结论。因为若上述结论成立，依据应该是在B情况下，甲比乙、丙要差，而在a情况下，甲比乙、丙要好。这种“好”或“差”，要么指效用高低，要么指贫富。而在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框架下，没有效用人际比较和非效用信息，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因而无法对a、B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也得不出较合理的社会福利判断。由于多数规则的局限性与其所依赖的信息有关，要探求避开阿罗不可能结果的另外出路，可考虑从阿罗SwF的信息基础入手。
1.森的社会福利函数SwFL
由于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框架中效用信息缺乏，也无法容纳更多的效用信息，森引入了一个能容纳更多效用信息的社会福利函数（SocialwelfareFunctional，简称SwFL）。森的SwFL是能把任意一组关于所有社会状态的个人福利函数转换为一种关于各社会状态的社会福利排序的函数[1]。若用wi表示第i个人关于社会状态集X的个人实值福利函数，而若能建立一种函数关系，使得每一个n维数组（w1，w2，…wn）都能转换成唯一的社会福利排序R，这种转换函数就是森的SwFL。森的SwFL不仅能容纳效用的各种测度方法，还能包容各种类型的效用人际比较。最基本的效用人际比较有两种：水平比较和单位比较。前者是指不同个人之间福利绝对水平可以比较；后者则是指可以比较不同人在不同社会状态下的效用差额[4]。根据效用测度、比较的不同假定，有以下几种基本的效用信息假定：（1）序数水平可比较；（2）基数单位可比较；（3）基数不可比；（4）序数不可比。
对应阿罗SwF的条件U、i、p、D，森的SwFL应满足条件U'、i'、p'、D'。森把阿罗的SwF拓展为SwFL后，条件U、p、D相应地变成了条件U'、i'、D'，只是把个人偏好排序组合变为个人福利函数组合，而条件i变成条件i'，社会对任意一对状态（X，Y）的排序，不只是依赖与所有成员对X、Y排序，而且依赖于所有成员对X、Y的个人福利函数值。由于森的SwFL包括各种效用信息假定，阿罗研究的是序数效用不可比的情况，满足U'、i'、p'、D'及onC的SwFL与满足U、i、p、D的SwF是等价的，因此，阿罗的SwF可视为森的SwFL的一个特例。
2.在SwFL框架下，存在两种满足阿罗所有条件的社会选择规则
罗尔斯在研究有关制度类型的选择时，提出了最大最小化标准，即追求最差人的福利水平最大化。森把这一标准运用到社会选择中来，根据个人在某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对它们进行排序，找出最差的人，再把各状态下的最差的人福利水平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使最差人福利最大化的社会排序[5]。只要每个人都具有完全排序，且存在人际间进行福利水平比较的方法，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的社会排序。若对x、y进行社会排序：在x下最差人是i，福利水平为wi（x），而在y下最差人是j，福利水平为wj（y），且wi（x）≥wj（y），则有社会排序x至少和y一样好。不难看出，只要在序数效用下，引入效用水平人际比较，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化规则是满足U'、i'、p'、D'的SwFL。
如果把序数效用变为基数效用，水平比较改为单位比较，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社会选择规则――古典的效用主义规则。该规则为：对于任意两种社会状态（x、y），只有在x下所有成员的福利总和大于在y下的福利总和，社会排序才有x胜于y。显然，效用主义规则对于任意一组函数组合，都可以产生一种满足U'、i'、p'、D'的完全社会排序R。
三、森对阿罗不可能定理进行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点
（一）把判断加总和利益加总区别对待
阿罗定理主要探讨个人偏好加总问题。而阿罗的偏好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可能与个人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也可能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森把前者视为与个人判断相关的偏好，而把后者视为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偏好。相应的加总问题，分别是判断加总和利益加总，加总的结果分别为社会决策（主要指委员会决策）和社会福利判断。对社会决策而言，只寻求一种公平的方式处理个人判断偏好，以达到某种社会可接受的选则即可，而不管这种选择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是不是最优的。而对于社会福利判断而言，则必须关注个人的各方面福利信息，寻求最优的社会福利判断。基于上述思想，森把阿罗定理试图解决的问题，区分为寻求合理的社会决策机制和最优社会福利判断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强调社会选择的规范性
为解决投票悖论问题，森提出了价值限制定理，从而把那些不符合价值限制要求的个人偏好排除在外，而这种价值限制要求应是某种社会价值判断要求的一种体现。在寻求最优的社会福利判断方面，森引入了效用或福利的人际比较，要么不同个人对一组社会状态的偏好强度可以比较，要么不同个人在同一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可以比较。不论哪种情况的人际比较，都是以一定社会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森是在增加社会选择的规范性内涵的基础上，对阿罗不可能定理进行发展的。
（三）在效率与平等两者中，偏重平等
森认为，帕累托标准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也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而要讨论平等或不平等这一问题，首要的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福利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因此，森提出了人际间效用或福利可以比较的各种假定。森偏重平等的思想还突出表现在他推崇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化规则，显然，如果苛守这一规则，最差人福利的较小提高，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福利的更大损失，从而导致效率的一定损失。
参考文献：
[1]SenamartyaK.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m].SanFrancisco，Ca：Holden-day.1970：89-129.
[2]SenamartyaK.apossibilitytheoremonmajorityDecisions[J].econometrica.april.1966：491-509.
[3]SenamartyaK.Quasi-transitivity，RationalChoiceandCollectiveDecision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July1969.36（3）：381-393.
福利制度方案篇3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 Security 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 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 Security 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 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方案名称 社会保障税 投资收入 预算转化
养老金 75 0 25
医疗保险 100 0 0
长期医疗保险 100 0 0
意外保险 100 0 0
失业保险 100 0 0
其他社会福利方案 0 0 100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项目 社会保障税 增值税转移 预算转移 其他
养老基金 81 10 7 2
社会保险基金 90 1 9
失业保险 90 10
工伤保险 98 2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项目 社会保障税 投资收益 预算转移 保险费、赡养费用或市政
基础养老保险 62 38
辅助养老保险 61 39
部分养老保险 73 27
疾病保险 99.9 0.1
工伤保险 98 2
看护津贴 95
住房津贴 99 1
养育子女津贴 100
赡养补助 67 33
向家庭提供的住房津贴 100
其他项目
自愿者失业保险 93 7
基础失业保险 100
郡级医疗服务费 6 85 7 2
(三)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主要包括养老金方案、健康保险方案和失业保险方案。其中养老金方案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固定数额的全民方案，叫作全民养老金方5案，其资金全部来源于联邦一般性税收。第二个是与收入挂钩的方案，这一方案对于魁北克人来说是“魁北克养老金方案”(Qpp)，对于其他加拿大人来说是“加拿大养老金方案”(Cpp)。Cpp和Qpp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社会保障税，前者由联邦政府和各省(除魁北克外)共同征收，后者由魁北克省征收。健康保险方案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一般性收入，而失业保险的资金来自于薪金税。下表列示了加拿大主要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加拿大主要社会福利保障方案，1998收入来源分配情况（%）
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为594．56亿加元，其中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入为188．42亿加元，所占比重仅为31．69％；该年度各级政府社会保障税收入为444．11亿加元，占社会福利支出(1001．31亿加元)的44．35％。可见，加拿大政府实施社会保障计划、贯彻社会保障法令依靠的是财政支出中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其中联邦财政把很多税收收入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再分配到个人手中，使之形成个人的消费基金，这些款项构成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运转的另一大资金来源。二战以后，这种转移支付在各级政府中均不低于社会保障税收入的规模。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社会保障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也使得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偏低。
采用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的优点在于，该模式容易体现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与其应得的福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福利水平随着每个纳税人纳税多少而变动。这已成为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一大特点。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政府为社会保险筹资与政府其他职能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无疑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在财政上的监督，因为福利水平是随着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增长而扩大的。该模式的缺陷在于工作在未被社会保险所覆盖的行业中的人们不能享受福利。这种限制的影响对于那些拥有很多非正式工作、大量个体户或农村经济的国家尤为重要。
采用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的优点是社会保障计划对每个公民来说是自动实现的。在该模式下，享受到福利计划的公民范围扩大了，即政府通过预算拨款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福利。该模式的缺陷是一般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与其所受福利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因而人们往往希望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通过预算来实现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提高纳税额。
三、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单纯按承保项目而分类设置的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为代表；二是单纯按承保对象而分类设置的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三是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相结合设置的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三种模式各有特点。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瑞典的社会保障税按照不同的保险项目支出需要，分别确定一定的比率从工资或薪金中提取。目前瑞典的社会保障税设有老年人养老保险、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父母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资税七个项目，并分别对每个项目规定了税率。老年人养老保险税的税率为13．35％，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税税率为1．70％，疾病保险税的税率为了，50％，工伤保险税的税率为1．38％，父母保险税的税率为2．20％，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为5．84％，工资税的税率为8．04％。征收的办法是按比例实行源泉扣缴，税款专款专用。以前，公司受雇人员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由雇主一方缴纳，以便于征收管理。总的来看，瑞典的社会保障税税负是比较重的。1999年，政府雇员和企业受雇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工薪总额的40．01％；自由职业者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直接收入的38．2％。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 Security 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第一类是对一般雇员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它是四类社会保险税中最主要的一种。该税的课税对象是雇员的薪金或工资，纳税义务人包括雇主和雇员。雇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在国家退休金计划之内的雇员，一部分为不包括在计划之内的雇员。两部分雇员及其雇主所适用的税率各不相同。前者雇员税率为9．0％，雇主为10．54％，应税工资最高限额为每周235英镑(全年12220英镑)；后者则规定有一个起征点，每周32．5英镑以下免税，32．5英镑到235英镑之间，雇员税率为6．85，雇主为6．35％，超过235英镑不再纳税。另外，每个雇主还要缴纳税率为1．5％的国民保险税附加。
第二类是对全体自营者(个体工商业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征税对象是自营者全部所得。实行每周征收4．4英镑的定额税率。起征点为年自营收入1775英镑。
第三类国民保险都是对自愿投保者征收的，希望取得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以缴纳此税，希望增加保险金权益的雇主、雇员和自营者也可缴纳。该类税收按每周4．3英镑的定额税率缴纳。
第四类是对营业利润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自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起征点是年利润额3800英镑，最高限额为12000英镑，税率为6．3％的比例税率。
英国的国民保险税与所得税一并缴纳。
英国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就业人员或非就业人员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税率制度，便于执行。比如对收入较难核实的自营人员和自愿投保人采用定额税率，征管不会遇到麻烦，对个体或独立经营的营业利润按一个比率征收也十分便利。由于设置了起征点，使低收入者的税负有所减轻，因而英国的社会保障税累退性要弱一些。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征收与承保项目没有明确挂钩，社会保险税的返还性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福利制度方案篇4
各县（市、区）民政局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结合省厅下发的《全省民政系统“清剿火患”战役实施方案的通知》（川民发〔〕133号）和《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民政系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川民发〔〕150号）要求，制定活动实施方案，部署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工作。一是要主动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互相配合，加强协调,以这次开展“清剿火患”活动为契机，对辖区内社会福利机构进行全面细致地排查；二是排查内容上，主要从建筑耐火等级是否符合要求、消防设施器材配备是否完善、使用是否符合科学、消防责任是否落实、安全管理是否规范、消防隐患是否及时整改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三是要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民政局要对所属的福利机构的消防安全状况，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二、加强监管，完善防火安全责任制度
各县（市、区）民政局要强化职能作用，加强监管，认真履行民政部门防火安全监管职责，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落实。各类社会福利机构要明确主要负责人为消防安全工作责任人，并落实专人从事此项工作。要针对服务对象的特点，加强消防安全常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的宣传教育，提高供养对象的消防安全素质。特别是要制定针对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安全预案，并定期组织服务对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全市各类福利机构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措施不落实、整改不力或管理疏漏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社会福利机构，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凡是发生消防安全事故的社会福利机构，不得纳入评优表彰范围。
三、规范管理，推进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
各地要严格督促和指导各类社会福利机构贯彻落实民政部办公厅《通知》中要求的各类标准化规章和制度，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特别是要对用火、用电的安全防范措施，服务对象的疏散演练，消防器材的维护保养建立完善各项制度，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福利机构火灾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协调，建立健全消防安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
福利制度方案篇5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改革依旧存在竞争力弱、效率低下的问题。究其原因，对员工激励不力的绩效与薪酬体系难辞其咎。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国有企业亟需寻找新的改革点，突破自身瓶颈。本文将重点分析国有企业现存员工福利计划的问题，并尝试以保险的视角，从在员工福利计划体系中引入相互保险机制的方向给出解决方案。
相互保险，是近年的热点问题，2015年保监会印发《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为相互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2016年6月22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批筹三家相互保险社，其中信美人寿是首家相互制人寿保险。这一事件以为着中国进入相互保险时代，而相互保险具有股份制保险不具备的优势，如可以依据投保人定制保险计划，更具有成本低而效率高的优点。因此将相互保险与五险一金连接，引入国企的员工福利计划体系，可以有效解决其效率低下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体系存在的问题方面的研究。陈昕（2012）具体阐述了国有企业分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的表现和原因，阐述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存在的总体水平低、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长期激励机制、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对于本文认识国有企业薪酬和员工福利问题有很大帮助。
关于相互保险制度及相互保险公司的特点和发展研究，罗世瑞（2003）通过法律比较的方式分析出，和股份制保险公司相比，相互保险公司可以较低的经营成本提供保险服务对于本文抓住相互保险与股份制保险的不同以及相互保险的优势有较大启发。易辉和郝演苏（2016）指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指引下，在基于移动互联的共享经济背景下，众筹相互保险作为崭新的保险业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指出了众筹相互保险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本文深化众筹概念提出众保互助的模式有启发。
三、在国有企业的员工福利计划中引入相互保险的探究
由于上述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与员工福利计划中存在的形式不够灵活、激励性不足、员工参与程度低等问题。本文希望从保险的角度探求解决之道，引入相互保险，并是相互保险覆盖员工福利的部分要求，同时相互保险与传统的五险一金相联系。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有效提高参与度和积极性。
1.相互保险的发展为引入员工福利计划提供基础
相互保险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形式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为分散共同海损的海上保险，而最早的相互保险公司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组织，18世纪后更是出现了通过精算技术确定的定?r科学的相互保险保单，在保险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发挥其独特价值和重要作。不同于股份制保险公司，在相互保险的运行机制中充分体现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全部资本都来自于投保人，客户既是保单持有人又是公司股东，使得相互保险公司能够基于共同的利益更加关注风险管理。这一独特的运行机制决定了相互保险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由于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一致，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参与者的利益，减少潜在利益冲突，突出风险管理的目的；其次，由于形式相较于股份制公司简单，管理费用和展业费用更低，因此可以节省经营成本，也因此可以更加专注于提供风险保障服务；最后，由于全体股东利益一致，可以提供一些特殊风险的保障。
2014年各国相互保险市场份额
通过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相互保险这一在国外举足轻重的保险组织形式，在中国保险业一直处于主流视线之外。2015年保监会印发《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为相互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2016年6月22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批筹三家相互保险社，其中信美人寿是首家相互人寿保险。这一事件以为着中国进入相互保险时代。这为我们在员工福利计划中引入相互保险的设想提供了现实基础。
2.借鉴国外相互保险经验，探究与五险一金结合的可能
除此之外，通过借鉴德国friendsurance相互保险的机制，本文认为可以将相互保险与法定的五险一金有机结合。
通过流程图可以看出：friendsurance保险的运行机制的创新点有三点：
（1）利用亲友关系降低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选择互助小组成员时，用户倾向于与低风险用户成立小组，这相当于利用互助小组完成了风险筛选。
（2）与商业保险接轨，提高保障程度。通过与股份制保险公司合作，借助保险公司的补贴扩大保费返还的规模，增强用户的兴趣，提高吸引力。
（3）保费返还机制提高积极性，股份制保险公司向每个投保人返还一笔保费作为奖励，且资金聚集与风险池中，帮助投保人应对风险。当参与者出险时，互助额度内的损失由风险池中的资金覆盖并分摊到每个参与者。
那么对于相互保险与传统的法定的五险一金的结合，则可以有如下的创新和效果：
第一，利用已经存在的同事关系形成天然的互助小组，同时在一个单位中，天然存在着高风险人群与健康标准体人群的混合，这对于执行这一相互保险的福利计划来说，具有重要的优势和基础性作用。
第二，利用互助小组可以进一步加强同事间的关系，提高整个组织的凝聚力，使得大家追求效益与防范风险相结合。
第三，节约成本。相互保险相对于股份制保险以及法定保险来说，具有成本较低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引入相互保险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法定保险的效果。这在国企的员工福利计划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前所述，国企的员工福利计划中效率低下而成本较高是主要问题。
因此借鉴德国friendsurance公司的经验，本文提出了一种众保互助的员工福利制度的创新模式，由此可以解决国有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中参与程度低，效率低下而成本较高的问题。
3.众保互助的员工福利计划模式
所谓众保互助模式，可以解释为“保险+互助”、”科技+社群”的两个创新方面。首先在国有企业内部以单位为天然组织形成互助小组，同时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使得社群与互助的组群成为一致的组织。这样既可以在互助中减少风险的发生，起到为国有企业提供经济有效的保险的作用，又可以通过社群的引入提高整个组织的交流感和凝聚力。对于科技的运用，本文认为，例如可穿戴设备的硬件设施可以与互助组群有机的结合，从而更低成本地对单位的群体实施健康监控，以此代替健康保险，并降低风险的发生，从源头上消灭风险，由此提高国有企业员工福利中对于健康风险关注的效率和性价比。
众保互助模式的员工福利计划中，人群分为“众保大群体”和”互助小组”，前者有多个后者组成。成员在小组中执行风险管理方案；当出险时，由大群体中的人群共同众筹，补偿其损失。
（1）进入互助组途径之一：基于已存在的单位人际关系主动邀请亲朋好友进入互助组。因为了解对方的风险状况，所以不会邀请风险比自己高的人进入，同时若邀请比自己风险低的人，对方也同样会拒绝，所相当于风险筛选。同时由于同在一个单位里，有人际关系为基础，互助效果可以进一步提升。
（2）进入互助组途径之二：个体通过风险筛查，按风险类别和风险状况进入不同的互助组，这一途径可以保证原来不人际关系基础的人群为同质风险。
（3）定制风险管理方案：在众保互助模式的员工福利计划中，对于风险管理方案的执行情况与最终的保额直接挂钩，形成激励。同时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具体制定适用的风险管理方案，以提高分散风险的效果。
（4）浮动保额：为提升主动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将保额与风险方案的执行情况挂钩，可以根据执行情况向上或向下浮动保额。这样做可以提高员工自觉执行员工福利计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得员工提高凝聚力和交流感，形成互相协助互相竞争的有益氛围。
（5）风险管理方案执行情况良好。虽然延缓了风险发生或减轻了损失程度，但最终风险依然发生时，由于执行良好，可根据积分换算最终保额，向上浮动。
（6）风险管理方案执行情况较差，并没有达到延缓了风险发生或减轻了损失程度的效果，且最终风险依然发生时，由于执行较差，可根据积分换算最终保额，向下浮动。
（7）若执行风险方案情况极差，最终风险发生时，同组成员可拒绝其进行众筹的权利。
4.众保互助员工福利模式具体示例――以糖尿病人群为例
在现在国有企业中，慢性病或者“富贵病”是主要的健康风险，也是医疗保险的重灾区。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慢性病发生的概率，减少慢性病的赔付支出将是员工福利计划中重要一点。而众保互助的员工福利计划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健康管理的水平，由此降低健康福利计划的成本。为国有企业的福利计划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本文以慢性病的糖尿病患者为例解读众保互助模式在员工福利中的运用。
糖尿病并发症及其保额
利用物联网中的可穿戴设备进行数据监测，利用大数据和基因监测技术确定每个人的风险状况，并制定个人的风险管理计划。具体监测：Bmi、空腹血糖、日消耗卡路里数。
健康管理方案执行的评判标准
采用积分制衡量健康风险管理方案的执行情况，积分增减标准如下：
（1）执行健康风险管理方案的记录，每日执行良好获得积分，反之倒扣积分。
（2）监测数据，以波动和趋势衡量，波动平缓且趋势良好获得积分，反之倒扣积分。
（3）主动增加与同组成员的交流，主动分析健康管理心得可获得额外加分。
（4）主动发出好友邀请可获得额外加分。通过这样的机制设置，本文认为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同单位人群的积极性，以达到良好的健康管理的效果，同时，通过对于健康管理的共同执行，可以有效提高整个单位的参与感，最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降低员工福利计划的成本，改善国有企业现有的员工福利计划存在的问题。
福利制度方案篇6
【关键词】万福生科财务舞弊政策建议
一、万福生科财务舞弊案例简介
2012年9月14日，证监会对万福生科农业开发股份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稽查。该案为首例创业板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的案件。万福生科发行上市过程中，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及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等三家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涉嫌未勤勉尽责，出具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记载，后续分别被立案调查。经调查，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信息披露违法。
1、万福生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2008年至2010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经查，万福生科为了达到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根据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决策并经财务总监覃学军安排人员执行，万福生科2008年至2010年分别虚增销售收入约12000万元、15000万元、19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2851万元、3857万元、4590万元。
2、万福生科2011年年度报告、201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查，在上述财务数据中，其披露的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虚增销售收入28000万元和16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6635万元和3435万元。
3、万福生科未就2012年上半年停产事项履行及时报告、公告义务，也未在2012年半年度报告予以披露。万福生科的公告显示，其收入前五大客户存在重大变动，存在着虚拟合同以及随意造假的行为。同时，万福生科公告称，募投项目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上半年因技改停产，其中普米生产线于2012年1月12日至6月30日累计停产123天；精米生产线于20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累计停产81天；淀粉糖生产线于2012年3月17日至5月23日累计停产68天。
二、万福生科财务舞弊的手段简析
1、虚增收入。以2012年半年报为例，该公司在2012年的半年报中公告其营业收入约为2.7亿，而其更正后的实际收入为8231万元，虚增营业收入1.88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46亿元。且其实际亏损为1368万元，与虚报盈利2655万元利润相比虚增了4023万元。
2、虚构客户。万福生科从2008年到2012年上半年在其财务报表中披露的10家主要客户中，有6家存在或涉嫌虚假交易、虚增销售收入等行为。
3、虚增资产。经过对万福生科半年报资产项目更正情况等来分析，万福生科选择了虚增“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来虚增资产，它的募集资金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中，这样做不至于引人注意。
对比一下万福生科2011年年度报告和2012年上半年报告中对在建工程以下三个项目的陈述，我们会发现颇多前后矛盾之处。尤其是淀粉糖扩改工程，在投入金额增长了12.5倍后，工程进度反而降低了。
万福生科的预付账款余额一直不多，上市前的2011年半年报只有2000多万元；上市后该科目余额才迅速上升，2011年末就达到1.2亿元，会计师在2011年年报没有发现该公司预付账款异常，重要原因是这里面有近亿元是预付设备款，而该公司当时刚上市，预付设备款较多也属正常，预付采购款直至2011年末仍很少。到监管部门2012年8月进场检查时，万福生科的预付采购款已经高达2亿多元，出现了明显异常，一下子就引起了监管人员的高度关注。
三、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责任分析
中介机构的权限仅在于对万福生科本身的银行流水进行核查，这里面就可能存在陷阱。有知情人士透露，中介机构在核查中基本通过万福生科的银行对账单进行，而相当部分银行对账单没有显示“对方户名”，亦即从银行对账单入手核查银行流水时，不清楚交易方名字，这就给了公司浑水摸鱼的机会，将上游经纪人账户打进的钱包装成下游大客户的回款。
调查中发现，万福生科伪造了部分银行回单和银行对账单，且伪造银行单据的水平堪称一流。而中介机构一般不会怀疑银行单据造假，加之识别银行票据真伪的手段有限，给了公司可乘之机。
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分为上市前和上市后两个阶段，其造假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上市前利润表是假的，而资产负债表是真的；而上市后则虚构了巨额的预付账款，而其银行存款仍是真实的。
“万福生科是典型的‘一条龙’造假”，有接近调查组的知情人士表示，此种造假方式即企业根据真实的“投入产出比例”虚拟采购、生产和销售流程，炮制假购销合同、假入库单、假检验单、假生产通知单等。甚至公司从供应链数据造假入手，在eRp系统上自动生成虚假的财务数据。多年前的东方电子案即真金白银式财务造假的典型，其欺诈特点是资产并没有虚构，银行存款余额是真实的，这种财务造假不管是从利润表入手还是资产负债表入手都很难发现，从物流、现金流、商流、税收或供应链角度也都很难发现。
但是，万福生科再神通广大，如果没有注册会计师的默许，视而不见甚至同流合污，这家公司也不会如此顺利上市。以下按照质量控制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其责任进行分析。
1、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其业务质量承担领导责任。一般来说，会计师事务所对整个事务所的工作成果及项目的审计结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中明确表示，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应持有的一种基本态度――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应以质疑的思维方式对可能表明错误和舞弊的迹象保持警觉。在本案中，万福生科在不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的情况下，为达到上市目的，采用伪造合同、发票等手段虚构交易业务，虚增资产、收入，其2008年至2011年财务数据均存在虚假记载，其间累计虚增收入7.4亿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亿元左右。中磊所在其上市前就负责其审计，甚至负责其ipo，在这期间居然也丝毫未察觉？注册会计师仍在2011年同意其上市，这无疑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2、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未尽到对其业务人员负有的监督和对审计质量负有的监控责任。对业务人员而言，会计师事务所负有相应的监督责任，事务所一旦获知违反独立性政策和程序的情况，应当立即将相关信息告知有关项目负责人，以便他们采取适当的行动。另外，事务所也应对其质量控制制度进行持续考虑和评价，定期选取已完成的业务进行检查，以使事务所能够合理保证其质量控制制度正在有效运行，以达到监控的目的。但很多事务所为争取客户不但没有做到质量监控，往往还不惜降低审计质量出具虚假报告。然而在本案中，黄国华和王越在接受审计业务后并没有认真进行审计，使得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与保持的质量控制程序并没有得到遵守。
四、给注册会计师行业带来的反思
由万福生科此次的造假案，我们又联想到了绿大地造假案，同样是从事农业，同样是虚假的财务报告，虚增的巨额利润和给投资者带来的惨痛损失，似乎在以“概念”为噱头的农业公司发生巨额财务造假案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的敏锐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消失了。
2000至2001年，股市里发生了数起欺诈案件，最著名的要数“银广夏”、“康达尔”和“蓝田股份”了，巧合的是，这三个公司都属于农业类上市公司，万福生科同样是农业类上市公司。我们认为这其中有必然性。农业公司受其生产资源和其产品升值空间有限性的制约使其不可能像工业企业那样迅速扩张，而在资本市场里，如果一个公司不能实现高速扩张，那它就必定不受欢迎，为了迎合投资者的要求，造假似乎就成了一个捷径。为实现此目的，银广夏采用了人们不熟知的生物技术产品伪造销售数据，虚增收入。万福生科想到虚增资产、虚增客户和伪造合同的方法粉饰财务报表。
鉴于农业上市公司的这个特点，会计事务所应该在接受此类客户时多加小心，在接受客户委托时，对审计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更加严格的考察以降低审计风险。应该抱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调拨更具专业胜任能力和经验的人员，始终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保障审计工作的质量，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和审计行业的信用。
而且农业类公司造假有独到的条件，农产品的交易很多是零散的现金交易，这给做假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万福生科和绿大地以及很多其他的农业类造假公司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虚假财务数据。在审计农业类的公司时，注册会计师应该更加小心，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进行审查。
在审计方式上，针对此类公司的特点，应在多年的审计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更加有效和具有针对性的审计方法，让农业公司，这一假账的天然温床在注册会计师面前无计可施。
五、规避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方法
1、内部方面的措施。第一，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修养的再教育。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团队必将有效降低审计失败的可能性。第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有效推进现代化管理制度，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有效的质量控制制度将提高审计产品的合格率，达到优效高产的目的。第三，严格规范审计行业的权利与责任。责任到人，严惩重奖。审计失败，多数都是注册会计师没有严格遵守审计准则导致的。
2、外部方面的措施。第一，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国家应督促行业协会。加快会计制度的更新，与时俱进，着眼实务。第二，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财务问题本质上是公司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提高公司上市的准入要求都会有效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3、监督方面的措施。第一，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监管。财政部、审计署、中注协、证监会等都应共同配合监管。第二，加强查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舞弊查处率。例如建立奖励举报制度和加强对会计事务所审计业务的合规性抽查。第三，监管机构要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对于已查出的发生审计失败的会计事务所给予必要的惩处。第四，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下，很多被严重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借尸还魂”方式重生，如本案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总部、分部多个团队拟加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该项“金蝉脱壳”之计将助其逃脱监管层重罚。在此情况下，监管机构应采取应对措施，使犯案事务所真正受到惩罚，其他事务所才能引以为鉴。
【参考文献】
[1]曹明艳：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责任的思考[J].财会审计，2011（6）.
[2]蒋书良：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行为的剖析及对策[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1）.
[3]刘晓波、王：云南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J].会计之友，2011（2）.
[4]姜义群：揭开救灾棉被下掩盖的罪恶[J].中国审计，2010（10）.
福利制度方案篇7
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情结”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论西欧、北欧还是加拿大，福利国家的“非福利化”趋势都十分明显，且看上去不可阻遏。
福利制度的两大支柱，一是医保，二是退休福利，这两方面福利国家金融危机前都在千方百计削减。
退休福利的削减，主要体现在提高退休年龄上限。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原本分别为65和60岁，2007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男女同龄退休，2024年提高至66岁，2044年至68岁。而加拿大则干脆在2008年取消原定的65岁强制退休规定。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在纷纷上调退休年龄上限，原来不到60岁的（如意大利）向60岁看齐，原在60岁左右的（如奥地利）则上浮到65岁，原本就在65岁的（如德国和北欧国家）则进一步向67岁靠拢。说到底，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就意味着让国民多创造几年利税，少领几年退休福利。
医保方面，则各有高招。英国自1991年起，对实施了4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原则，导入模拟市场机制，简化机构和管理；法国自2005年起进行医保改革，变原先的全免费为部分收费（挂号费每次1欧元，手术费每次18欧元）；澳大利亚的医改方案，则是将私人医疗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到公办医保之中，采用“免费官方医疗+优质商业医疗”体制；荷兰则是引入商业资本和操作方法；而号称“福利医疗制度发源地”的加拿大，医保改革的方案在2008年以前屡屡被提出讨论，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改变全国营医疗体系，允许高价私立医院开业；改变全免费医疗制度，允许家庭医生、专科医生门诊适当收费……不难看出，这些福利国家的医保改革，在金融危机前的方向殊途同归――少花钱，多办事，不同程度地引入市场化因素。
这种“非福利化情结”是否得到社会认同？
在选举制度兴盛的国家，改革是否受欢迎，是否有群众基础，看看谁是执政党即可。在欧美福利国家，自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前，恰是主张福利社会体制的左翼政党全线退潮的时期。
左翼政党势力雄厚的法国，老牌的社会党在2002年大选中居然落败于第一轮，导致决选出现右翼的希拉克对阵极右翼的勒庞的尴尬局面，2007年也败得毫无悬念；英国倒是号称左翼的工党上过台，但被称作“红皮白心”的布莱尔，同样是英国医改、退休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换言之，对福利制度动刀的，恰是当初推出福利制度的政党；左翼政党曾长期主政的意大利，进入20世纪后接连出现右翼政府；左右翼长期势均力敌的德国，左翼的风头已被“另类左翼”――绿党抢去不少；“福利大本营”加拿大，号称“天生执政党”的中左自由党，2004年丢失了多数党地位，2006年更被中右的保守党历史性击败，至今未能重返执政地位。
甚至连对福利制度最执着、左翼政党把持政坛几十年不变的北欧国家，铁板一块的局面也被打破：2001年，丹麦自由党上台执政，左翼社民党保持77年之久的国会第一大党称号易手；2006年，瑞典中右联盟上台。这两家右翼执政党赖以成功的竞选口号，都是“医改”和“减税”，而高福利高税收，曾是北欧的自豪。
美国：正好倒个个儿
发达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美国，却正好倒个个儿。
1973年，美国社会就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许多社会团体呼吁建立类似西欧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制度；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核心方向正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在美国一些地方，如加州旧金山郡，已实行了地区性的全民福利医疗制度，被称为“旧金山模式”。
2008年，主张全民医保、打着“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旗号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并开始了在国会强推“医改”的长征，而这个强推的方向，与其他福利国家正好相反。尽管这一方案由于国会扯皮，拖了近两年才闯过国会关，又因随后的府院预算案扯皮而进度拖沓，但对美国这个长期忽视甚至蔑视全民福利体制，主张“低税低福利”、“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而言，已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
2011年9月17日，一群民间人士在华尔街发起“愤怒日”示威，并在7天后再次复制，打出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奥巴马加速推进福利体制建设。这在美国这个传统非福利国家里，同样是件新鲜事。
迄今为止，尽管遭遇国会、商界、“茶党”和共和党的重重阻力，但焦头烂额、支持率低迷的奥巴马仍死守“全民医保”底线。正如一些评论者所尖锐指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谙熟“草根竞选方略”的奥巴马知道，在美国支持福利医改方向的，其实是选民中的多数，之所以声音显得小一些，是因为不喜欢全民医保的富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罢了――增加福利开支意味着加税，加税意味着富人付出比穷人更多的代价。
“围城”背后的奥妙
为什么出现“围城效应”？
在福利国家，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福利体制的缺点。在政府看来，福利体制造成政府开支浩繁，财政压力巨大。
退休金方面，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因为退休金开支庞大，法国年赤字高达GDp的7.5%，远高于欧盟3%的上限，每年养老金开支高达320亿欧元，且由于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2050年将升至1140亿美元；英国到2050年退休金领取者将上升50%；希腊更成为被退休金压垮的国家：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只有令人惊讶的53岁。
医疗方面问题更突出。如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导致医疗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加拿大近年来医疗保健年支出都在1500亿加元左右，人均约4000加元，居世界第五位，但如此庞大的开支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率，全国仅3000多万人口，竟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近100万人在等待治疗，许多医院设备陈旧落后。不仅如此，福利医疗体系导致病人等候时间长。据加拿大“候医联盟”在全国1189个专科医生处所作的调查，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平均要18周，且在所统计的21种病症中，等候时间超过18周的竟有15种之多。因等候时间过长导致病情耽搁甚至死亡的医疗纠纷官司，在加拿大见怪不怪，每年因看病排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15亿加元以上。
高税收、高福利更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希腊，过高的税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而高福利则让员工不思进取；在德国，为维持高福利而实行的高税收，导致大量富人移居海外，许多企业也宁愿“移民”，造成产业和财富的流失；在北欧，由于给不工作者的福利甚至超过许多普通工薪阶层，导致许多人宁可流浪也不工作，一些企业因员工不怕丢饭碗，缺勤率、请假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生产效益长期低迷；高福利制度不仅让不少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还人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正因如此，福利国家才一度兴起“向美国看齐”的潮流，希望通过“美国式”的“去福利化”，给政府开支“瘦身”，从而提高社会活力和竞争力，减轻社会负担。而在这些国家民间，因高福利带来的前述弊端人们感同身受，在对前景保持乐观的情况下，人们也普遍愿意少享受一点福利，以换取更少的税额、更多的收入和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而在美国则正好相反。
在美国，宁可低福利也要低税收，宁可缺少公平也不可缺少效率的“美国梦”共识，只有在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人收入预期高企、消费欲望高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因为唯有财富滚滚、机会无限，普通美国人才会把效率和机遇放在第一位，而相对忽视医保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反正也不是没钱给商业医保买单。但当前持续高企的失业率，使许多失业者游离于商业医保之外，因为再没有公司为他们买单；衰落的经济，让普通美国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大跌，大手大脚透支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切对中上层美国人而言，或许触动不大，但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则影响巨大。俗话说得好，饱暖思富贵，饥寒思温饱，此时此刻，更多普通人渴望一个全民性、福利性的医保体系，以覆盖越来越多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更看不起自费病的美国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然而“围城效应”也会有逆反。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福利国家的“去福利化”趋势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上限、反对削减医疗教育开支而走上街头，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在法国，曾把打着退休金体制改革旗号的萨科奇选进总统府的选民，却在2010年发动反退休金改革大示威，民调显示，示威支持率高达67%，支持改革的则只有32%；在北欧，主张加税保福利的丹麦社民党重夺执政权；在德国，默克尔的右翼联盟选情告急，能否在新选举中保住执政党地位殊难预料；在英国，曾被认为已是左右翼政党共识的“去福利化”和削减公共开支，随着“托特纳姆事件”的爆发，如今也再度变成争议性话题。
而在美国则相反。随着医保法案的反复扯皮，人们似乎失去了耐心，“给富人加税”的呼声墙内开花墙外香，在美国本土反弹强烈，许多人重拾美国“抗税天然合理”的老传统，反对一切加税方案。
道理是明摆着的――
在福利国家，当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大多数人所担心的是社会竞争力下降，对自己的饭碗、前途和收入充满信心，对改革福利体系、增加经济活力自然持支持态度，因为这意味着机会增加、付出减少；而如今全球经济形势欠佳，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唯恐既丢饭碗，又没福利，自然会对激进的“去福利化”改革感到不满。
而在美国，对“福利化”的反弹，则源于对政府的失望。在他们看来，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拿出大笔税款刺激经济，结果却是如今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仍然遥遥无期，而政府则拿不出新的灵丹妙药。既然政府“不知道怎么花钱”，那还不如保持“低税低福利”的传统，把钱留在大家荷包里自己说了算。
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对不可兼顾的矛盾，工业化国家中的“福利派”与“非福利派”间微妙的“围城效应”，说到底是这对矛盾的体现。不论任何国家、社会，在取舍这对矛盾时都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偏废于一端，更不能既不讲公平，又不给效率，炮制出一个非驴非马的畸形儿。
福利制度方案篇8
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也是企业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而激励是人力资源的重要内容，指激发人的行为的心理过程。在企业管理中指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的目标。企业实行激励机制最根本的目的是正确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其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因此企业要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达到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的目的，保证企业能够长久持续的良好发展。
二、企业工资福利制度的意义
（一）目前现代企业的工资福利奖励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工资的基础上发放奖金和补贴来提高员工的积极福性。从哲学角度而言，物质是人们实现其他追求的基础，是进行其他社会行为的首要条件，因此福利奖励制度是企业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企业的工资福利制度不受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更多的是进行员工思想教育，主要是以精神鼓励为主。对于现在的市场经济，更多的则是通过物质奖励来实现福利制度。
（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价格来进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合理的价格机制能够使交易双方产生强烈的赢利心理，通过赢利心理的变化来实现刺激功能。比如对于企业而言，高额的利润就是刺激企业生产更多质量合格产品的动力所在，随着生产活动进行，企业会逐渐扩大生产规模。对于生产者而言，企业通常是培养员工自身命运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等意识来实现对于员工的激励。使员工产生一定的危机感，是福利制度更好实现的有效方法。
三、企业如何充分发挥福利制度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企业管理者认为，只要发放足够的奖金就能够充分的调动员工生产或工作的?e极性，提高其注意力。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发现，单单发放足够的奖金无法实现福利制度预期的激励效果，反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福利制度的建立必须保证与员工的个人劳动价值与福利待遇相平衡，才能更好的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福利制度长期有效的激励作用，有利于企业构建长期有效的激励制度，实现工资福利激励的长期有效性。
（一）合适的福利激励制度。企业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员工的工作状态选择合理的福利表现形式是实现福利制度激励作用的首要前提。现阶段企业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正面鼓励、反面责备、物质惩罚和辞退。比如鼓励的方式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在日常企业工作中以鼓励员工工作成果为主，这种方式对于企业管理者管理一般性事务有很好的效果，但有时会造成员工对于福利奖励产生麻木的心理。再者就是不定期鼓励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很好的弥补长期鼓励方式的弊端。因此企业管理者在制定工资福利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要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定符合其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对于有利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员工行为要加大力度进行宣传，对于企业出现的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要运用反面责备的方式规范其行为。如果企业员工出现严重违纪行为，则要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惩罚措施来硬性维护企业文化建设成果。总之企业管理者要根据企业实际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福利表现形式，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福利制度对于员工工作的刺激作用，才能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企业激励制度的激励效果，将热情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二）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福利制度。在选择合适的福利表现形式后，企业管理者在落实福利具体奖励制度时要注意避免建立一成不变的奖励方案，要保证奖励方案有一定的变化空间，即要建立动态的奖励制度。比如根据企业发展需要，适当的调整各个部门的福利奖励方案，如果采用发放奖金的方式则要适当提高奖金的发放金额。在保证企业福利奖励方案的变化空间之后，企业管理者还应注意丰富福利奖励方式的多样性，保证福利制度的活动空间是为了针对工作内容不同的员工制定合理的福利制度，而丰富多样的福利表现形式则更注重于企业整体的工资福利制度的建设。如果企业出现某位员工的工作业绩相当出色，企业要根据特例进行一次性福利奖励。
四、企业其他激励机制实现手段
（一）适当的情感表达。人是情感动物，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方式。因此管理者要充分利用情感，采用合适的方法实现激励制度的有效表现。情感不同与物质，情感能够直击人的心灵深处，比物质激励的作用更为持久。激励的最高境界就是员工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领导者的情绪或者是情感表达，要能感染到员工的情绪。领导者切切实实地站在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员工的实际生活给予真诚的关心是领导者树立自身形象建立情感激励的重要方法。
（二）提倡民主管理。领导者要注意建立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要充分发挥民主管理都是优势，切忌独裁专制。让每位员工都参与到企业的建设中来，在员工心里建立一种是企业的主人的心态，只有让员工感觉自己是企业发展的一份子，是企业建设的参与者，员工才能自觉提高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对于企业的重大决策领导者要注意采取投票制度，其中普通员工的票额百分比要在五成以上，让员工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
（三）提高员工的荣誉感。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单单是针对于企业个别优秀员工，而是将提高企业整体员工素质的提高为主要目标，企业在选出优秀的先进员工个人，要加大其相关事迹的宣传力度，提高员工内心中的荣誉感，扩大优秀事迹的影响力度，大力度的宣传也使优秀个人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状态，并能够本着谦虚的态度继续发挥自身正能量，通过自身的努力带动更多人投入到创新争优的浪潮中来，充分发挥先进个人的带头作用。
福利制度方案篇9
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档案管理；收集；电子档案；开发
1概述
近年来，社会福利社会化不断深入，各级民政部门加大了对作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的社会福利机构建设的指导。2013年《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等三个行业标准陆续，更进一步规范了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三个规范”第一次对机构建立档案提出了要求。社会福利机构形成的档案记录了社会福利机构建设、运营、管理、收养人员、从业人员等基本情况，关系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的各个方面以及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服务对象的基本权益。但多年来，社会福利机构档案管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前，社会福利机构如何有效地开展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社会福利机构的各项工作服务，促进社会福利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2当前社会福利机构的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资源管理有待规范
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机构档案管理业务标准，致使实际工作中各
机构各种文件的保存方式、保存时间等都不一样。由于没有明确的分类方案，致使现有一些文件是归入文书档案还是归入专业档案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确定。目前绝大多数机构档案工作都是在摸索中进行。
（二）档案工作发展不均衡，档案人员业务能力偏低
数据显示只有12%的机构有专职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且一般是精疗机构，精疗机构一般都是医养结合的单位，基本都参加了卫生系统的管理考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多，接受档案知识能力较强，档案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档案工作整体水平普遍较高，而其他机构档案工作则相对较弱。
（三）档案保管装具和设施落后，保管条件差
受条件制约，很少有机构档案集中保存在专门的档案室，其他机构均放在各业务部门，各自为政现象比较普遍。档案有的装订有的不装订，也没有按顺序排列，零散地装入文件盒或文件夹里，与办公文件放在一起管理。办公室不具备档案的保管条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加强社会福利机构的档案管理措施
（一）整合资源，全面收集档案资料
对于福利机构人员中涉及的各类社会福利档案资料，机构管理人员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初步的筛选、整理和收集。例如，根据老人身体状况按照生活能够自理、基本能够自理、部分自理（半失能）和完全不能自理（失能）m行分类，将取得的资料进行逐项整理，尽可能全面地将前述档案内容，收集到个人档案。对于已经有的资料应该进行合并，避免产生数据的冗余，带来查找、整理的不便。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文件的档案，都应该做到逐字逐句地认真填写和录入，保障录入的真实性、安全性、完整性。
（二）集中专人管理档案资料
入住福利机构的“三无”人员、“五保”供养人员，档案内容应该有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就业、失业、婚姻、家庭关系、房产、医保、社保、低保、病历资料、个人档案资料、社区证明、入院申请、审批文件、调查资料等内容。入住福利机构的疗养人员，档案内容应该有原住院的出院证、重大疾病检查报告、入院前体检报告、入院申请、身份证、户口本、退休证、婚姻、家庭关系、子女情况、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监护人（联系人）、入院协议等内容。要一人一卷的归档，入院后的重大疾病、诊断报告、照光照片报告、出院证明等应及时收集装入个人档案，做到所有档案资料集中管理，不得分散、多头管理；必须专人管理，不得各自为政、多人分管。归档应该严格按照归档制度进行，做到及时收集，及时归档。保证档案不流失、不散失，确保档案的齐全完整。
（三）重视纸质和电子文件档案的管理
1、纸质档案库存管理
福利机构应当为档案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应该加强档案基础设施建设，要有符合规范要求的档案室。档案室应按规定安装铁门、铁窗、窗帘等防护措施，购置灭火器、计算机、交换机等管理设备。其次应当注意防潮、防尘、防光、防盗、防鼠、防虫、防火等事项。为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达到安全、保密、利用方便的要求。最后要坚持高标准，规范管理，使档案工作适应新时期建设的需要。从基础工作就认真落实，加强文书档案整理方法的改革，达到分类科学、组卷合理的要求。更要严格保护，严格避免丢失、损毁档案，保证档案的完整可读性。对于一些已经失去效力的档案应该做到及时清理、销毁。
2、电子数据库的维护管理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思想意识和思想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新事物、新方法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能力越来越强，网络科技所引发的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将科技信息化纳入到其自身生产发展以及经营的过程当中，力求实现效率的提升和管理的愈发便捷。在这样一种信息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局面之下，加强社会福利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就成为一种全新的趋势，其不仅有助于管理人员化繁为简，将冗杂的纸质信息档案转化为电子资源，方便检索和调阅，更有助于在网络信息化这样一个宏观立体的大平台上推动全网络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实现办事效率最优化。
要管理好电子数据库，首先就需要建立良好的计算机硬件环境。布置性能稳定的服务器与管理计算机，保证有工作人员对服务器进行监控。其次，数据库需要定期进行资源的整理，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运用数据库软件进行数据的筛选，剔除一些冗余的信息，保证良好的运行查询速度，另外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备份，保证数据的安全。最后，应当建立起网络保护机制，保护数据库网络不受入侵，避免数据丢失。
（四）深度开发和利用社会福利档案隐性价值
对于社会福利档案隐性价值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有助于为广大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和方案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和数据支撑，同时能为广大领导进行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伴随着档案管理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普通民众可以利用相关单位的综合网络平台浏览最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利用平台对话的服务功能向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适时反馈工作，相关部门同样可以借助这样的平台将民众心声进行汇总整理，及时反馈，以便于围绕民众所需，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从而更好地为广大民众服务。
（五）重视档案开放工作，注意潜在的风险
从密切社会福利档案管理安全性角度看，社会福利档案资源的高利用率并非意味着对档案资源不加筛选、区分地全部加以开放利用，所以，应注重对“秘密、机密、绝密”类档案资源的妥善保管，避免泄密。基于此种情况，在社会福利档案资源实现最大化利用过程中，提升档案资源的信息安全性，规避潜在的风险，以免档案资源因被不当利用而为国家、集体、公众带来损失，是信息技术时代每一位社会福利档案管理从业者应思考的问题。
4结语
综上，社会福利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充分意识到工作对于维系社会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其充分发挥国家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管理人员更要认真履行职责，精心指导、帮助，促进福利机构的民生档案有序推进，规范运作。
参考文献
福利制度方案篇10
内容提要: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一、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的对象
日本少年法与少年司法制度规范的对象被称为“非行少年”。非行少年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与虞犯少年。犯罪少年与触法少年在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过，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的行为，不受处罚。”根据此规定，少年法把可以成为刑罚对象的14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犯罪少年”与不能被课予刑罚的不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作了区分。与“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不同，“虞犯（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并没有触犯刑法，而是有被称作“虞犯（有犯罪倾向）事由”的一定品行，并且，根据他的性格或环境，将来可能会犯罪，或具有触犯刑法的危险性（我们称其为“虞犯性”）。
（二）规范的相应制度
在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对非行少年课予刑罚的制度（以下称“刑事司法制度”）、课予保护处分的制度（以下称“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和实施福利性措施的制度（以下称“儿童福利行政制度”）{1}。
日本“儿童福利法”独立于少年法，这部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是“儿童”。同少年法一样，该法以“培养儿童健康成长”为目的，其组织机制是，由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接受其委任的“儿童相谈所长（儿童咨询所负责人）”等行政机关来决定各项“福利性措施”。接受这类福利性措施的儿童，大多是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孤儿、被虐待儿童等没有做过越轨行为的儿童，但未满18周岁的越轨少年也可以成为儿童福利法的保护对象。
（三）少年案件的分流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触法少年或虞犯少年时，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被优先考虑。家庭法院接到由各都道府县或者儿童咨询所移送的少年案件，可以决定审理。如果行为人是14周岁以上的虞犯少年，原则上发现少年案件的人必须通告家庭法院。但同时对于未满18周岁的虞犯少年，警察或者保护人认为比起直接移送家庭法院或者通告家庭法院，通过福利措施来处理更为恰当时，可以直接通告儿童相谈所。
当少年案件的实施人为犯罪少年时，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而需要交纳罚款的场合之外，对于可能涉及罚金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嫌疑案件，警察将其移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如认为有犯罪嫌疑时，或者虽然认为没有犯罪嫌疑，但是认为有理由应当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的，该案件必须被移送家庭法院。移送时可附有关少年处遇意见。
（四）以家庭法院为中心的处理程序
1．家庭法院的调查与少年鉴别所的鉴别。家庭法院在接到由检察官等移送的案件，必须对该案件进行调查。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对该少年、保护人或者参考人进行取证调查，也可以将少年移送少年鉴别所，要求进行资质鉴别。
根据调查结果，家庭法院认为儿童福祉法规定的措施已经足够时，必须将该案件移送各都道府县行政机关或者儿童咨询所。认为不能开庭或者不适合开庭审理的，可以通过不审判的命令来结束该案件。如果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话，可以做出开庭审理的决定。
2．家庭法院的审判。家庭法院审判通常实行独任制，如果认为需要由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的，则由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判是非公开的，开庭之日传唤该少年及其监护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出席。审判可以允许少年的亲戚、教师以及其他认为可以列席的人旁听。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出席审判。检察官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对证人进行讯问、可以对少年提出问题，请求证据调查，陈述意见。
3．少年案件的审理结果。少年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可分为，审判不开始决定、不处分决定、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决定、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保护处分的决定。
审判不开始决定是指最初就决定不开始审判。不处分决定，即开始审判，但不处予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移送到检察官处理、保护处分中的任一处分。
根据移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判决，案件被转移到儿童福利行政系统。以厚生劳动省管理的机构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系统，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法律强制力更低。
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也被称为“逆送”。因为，审判的结果是把从检察官移送到家庭法院的“犯罪少年”的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官那里。通过移送到检察官处理的决定，“犯罪少年”的案件被转移到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少年刑事司法系统基本等同于对成人的刑事程序，与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相比，更具有法律强制力。
（五）家庭法院分流后的处理与执行
1．移送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检察官接到家庭法院逆送回来的案件，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原则上必须提起公诉。案件程序几乎与成人案件程序相同。但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采取保护处分的，以该决定为准，案件将再次移送到家庭法院。
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少年，应当判处死刑的，处以无期徒刑。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即使应当处以无期徒刑的，可以处以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刑。对于少年应当处以3年以上的长期有期刑之时，在该刑期之内，处以不定期刑（不定期刑分为长期刑与短期刑，短期刑为5年以下，长期刑不得超过10年）。
2．保护处分的执行。保护处分分为保护观察、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到少年院这三种。
（1）保护观察。保护观察是指，使少年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进行指导监督、制定生活的目标和指针，同时提供就业援助和住宿，以此促进其改过自新的制度。是在社会内处遇的一种形式。保护观察自身除了作为保护处分的一种形式，在少年从少年院假释、也包括成人从监狱假释时，也会执行附带保护观察的假释。
（2）移送到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儿童养护机构都是厚生劳动省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的援助定位于对未满18周岁的儿童开展为使其自立的援助。在这些机构里，不仅有因为保护处分送来的儿童，还有通过儿童问题咨询所送来的受虐待儿童。特别在儿童养护机构里，后者更多。因此，与少年院不同，这是相对开放的机构（例外的是，国立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里，也有一些限制儿童行动自由的采取强制措施的设施）。
（3）移送到少年院。少年院是收容从家庭法院移送过来进行保护处分的少年，以及在少年院里接受刑罚的少年，对其进行矫正教育。在少年院的处遇，是机构内处遇的一种形式。少年院基于“个别处遇计划”，积极设法使处遇个别化和分类处遇。少年院分为初等少年院、中等少年院、特别少年院、医疗少年院四种，
少年院与儿童自立支援机构在基本的方法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少年院采取“一边养育一边纠正”的方式，儿童自立支援机构采取“在自然成长中加以纠正”的方式。正如过去把它们分别称为“矫正”院和“感化”院那样，存在着使用外力进行教育和依托儿童自身进行教育的不同之处。
综上，日本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可用下图表示：（略）
二、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或越轨案件的处理流程与矫正
（一）规范对象与规范制度
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越轨、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规范对象可概括为两分法，即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
刑法之内，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遵循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分则关于各种犯罪的规定。这一部分，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一的“犯罪少年”。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刑法之外，对未成年人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可归纳为：
1．收容教养。我国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为行为触犯刑法，但按照刑法规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相对应日本少年法中“非行少年”三种类型之二的“触法少年”。14周岁以上的触法少年属于收容教养的规范对象，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不予收容，除非其行为非常恶劣，并且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公安部门批准。
2．劳动教养。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较有争议，它既不是一种刑事处罚，也不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挽救措施，而是介于刑事处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性的、独立性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2}。可以说劳动教养主要是对应成年人的制度，在少年矫正领域，规范对象为16周岁以上的人。
3．治安处罚。治安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具体规范对象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未成年人违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可能成为治安处罚的对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4．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是对实施、行为的人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年满14周岁到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在规范之内。收容教育期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组织文化学习以及生产劳动。收容教养后仍不思悔改再次的，由主管劳动教养的政府劳教委员会裁定劳动教养。
5．强制戒毒。强制戒毒被认为是一种保安处分{3}，对吸食、注射成瘾的人员可以采取的强制教育与在治疗措施。未成年人作为依赖者也可以成为这种强制医疗的对象。如果戒毒后再次复吸的，裁定劳动教养。
6．工读学校。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和品行偏常的未成年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特殊形式。工读学校招生的对象是已满12周岁到不满18周岁客观上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少年。现在工读学校入学的程序由原来的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改变为由家长、学校、工读学校三方面相互协商一致后决定{4}。
7．福利保护措施。是由政府民政部门及主管的福利机构对市区失去养护教育、流浪与社会上的孤儿收容抚养的教育措施。
8．社会帮教。社会帮教既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群众性、社会性的帮助教育手段。帮教对象可由学校、单位、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及家庭商定。
从上述实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越轨或严重不良行为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可将规范制度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与刑事司法外系统，即行政系统。
（二）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流与处理
1．公安机关的分流与处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8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是指：（1）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2）刑法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案件；（3）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予以劳动教养的案件；（4）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予以治安处罚的案件；（5）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案件；（6）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戒毒案件。其中（1）中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2．检察机关的分流与处理。检察院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案件，如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分开办理。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3．法院的审理与分流。对于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人民法院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判决宣告少年被告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如果被告在押的，当然应立即释放。但同时刑法第17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规定，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三）少年案件分流后的执行与矫正
1．刑罚的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有期徒刑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来进行教育改造。无期徒刑，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除非罪行极其严重的，一般不适用无期徒刑。拘役刑在拘役所执行。管制刑，交由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改造。关于财产刑对未成年人的适用，一般不判处没收财产。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判处罚金。关于资格刑，除刑法规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对未成年人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
2．非刑罚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有：赔偿经济损失和赔偿损失；训诫、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收容教养，家长、监护人管教；强制医疗；没收；劳动教养，送至工读学校、社会化矫正与帮教措施等。
三、从中日少年案件的实然分流与处理程序看少年司法模式
（一）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
通过实然的少年案件流程图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非行少年案件对应的三种制度系统，即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司法制度、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其中以少年保护司法制度系统为中心，处理与分流少年案件的主体主要是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进行系统间的分流处理，尤其是可以逆送返回检察院，重新在刑事司法系统提起公诉。
而我国实行流线式分流，一般先由公安机关区分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严重违法案件，再由检察机关通过与不决定分流，最后由法院通过审判再次分流，判予刑罚处罚或非刑罚处罚等措施。这种分流方式基本上是两分的，即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即使在具体程序与处罚上，对于未成年人有区别于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与措施，但整体程序仍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
（二）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
在日本少年法中规定的规范对象非常明确，即三种类型的“非行少年”，出于保护少年、有益于少年健康成长的目的，对这些少年的处理措施，采用“保护主义优先”，同时保护措施在司法系统（家庭法院为主导）内监督实施。家庭法院在承担传统司法的审判职能外，还肩负着教育与感化的职能。如家庭法院调查官，属于处理家庭案件以及少年案件的家庭法院，以法学、人类行动科学的各种知识为基础，承担着调查家庭内纠纷和少年越轨背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任务。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的是涉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为严重违法案件，这种二分法使得大多数相对于日本的触法少年、虞犯少年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多数由公安机关处理，无法得到司法正当程序权益的保障，同时如劳动教养、强制医疗等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基本上适用成人的规定。
经过流线式分流最后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仅为“非行”少年案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从犯罪学标签理论的角度看，有利于越轨少年避免受到刑事标签结果的不良影响，但落实到个体权益上，由于公安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的任意性和目前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措施的严重性，脱离司法视野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很难充分保障。案件分流的模式取决于规范对象的差异，日本少年保护司法系统独立且关联于刑事司法系统，将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及其有犯罪倾向的虞犯少年都置于规范视野之中，案件处理以家庭法院为主导，处理手段保护处分优先，属于储槐植教授所概括的“严而不厉”的模式，而我国将犯罪以外的越轨或严重违法行为拒之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客观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但同时由于司法外的行政处理没有相应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少年的处理容易或重或轻，从保护权益与预防再犯的角度来看有失公正与效益。
（三）少年司法的独立关键于司法法的存在
司法法以裁判为特点。在法律的规定上，采取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关键所在。首先，从立法上看，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是有关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必须是独立的。这是把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与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本质上不同的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的外部表现。这种独立是实质性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形式问题上的需要。其次，如果说有关少年法的独立性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实质要求，那么，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不仅需要有特殊的实体法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要有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了程序法的规定，才能使少年法成为一种司法法，具有裁判性，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少年法就不可能成为司法法，不可能形成为司法制度。因此，少年法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方面，程序法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没有独立的少年程序法规定，就没有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就是这样的司法法{5}
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差异关键在于具备司法法特征的少年法的有无，没有少年法的支撑，少年司法难以从成人刑事司法从独立出来。缺乏少年法的制约，处理少年案件的行政权力难以得到制约。缺失少年法，在保护少年权益与预防少年再犯两方面，无法实现长期的公正与效率。
尽管西方存在关于少年法院的存与废之争，少年法在严刑与宽容两者问动摇，少年司法在司法与矫正间推移。从实然中日两国的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比较结果角度，笔者认为，少年案件的处理主体应主要由家庭法院来完成，包括不负刑事责任的触法少年和有犯罪倾向的不良少年都应纳入司法规范的视野，少年司法不仅应在具体程序和措施上区别于成人，更应独立于刑事司法系统，而这些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在刑事系统中的基层实践或局部试点，而在于全国统一的明确的少年法的生成与适用。
【参考文献】
{1}（意）戴维·奈尔肯．比较刑事司法论（m）．张明楷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
{2}石川正兴．和谐社会建设与犯罪人矫正制度一一越轨少年相应法律制度的最近修改动向（a）．苏明月译.王牧．犯罪学论丛（第四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399．
{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