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1
关键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合作社；生产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038-06
一、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经历了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并最终异化为了高度集体化性质的。
（一）农业生产互助组
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组成，组员在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私有以及个体独立经营的基础上，在劳动力、畜力、农具等方面开展换工互助。它是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萌芽形式，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存在，主要是由于农民缺乏劳动力和耕畜等主要生产资料，故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如换工、合伙、扎工）来维持正常生产。新中国的之后，农民拥有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村出现了“中农化”趋势。部分富裕中农产生了“单干”思想，认为“单干”比互助更有利、更自由，因而不愿意“组织起来”。一些不具备独立生产条件的贫雇农多数也是为了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自己，等改善了生产条件后再行单干（周晓虹，2005）。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逐渐攀升，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却有所衰减。正如陈伯达为起草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征询多方意见时，著名作家赵树理曾坦率地指出，“我们家乡的农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的只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杜虹，1998）190。互助组织出现了涣散甚至解体的现象。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还由此产生了“要不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在小农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工业用机器装备农业以前，能不能采取实际步骤以便逐渐实现农业集体化？能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问题（王贵宸，2006）219。结果是采纳了的立即否定私有制并向集体化过渡的建议（薄一波，1991）194-202。1951年9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合作工作会议，形成了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953年2月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决议》归纳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的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杜，即土地合作社（杜虹，1998）193。《决议》同时肯定了互助合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发展。1950年全国共有互助组272.4万个，到1954年增加到了993.1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从1950年的10.7%上升到1954年的58.4%（见表1）。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叫土地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典型特点是在保留生产资料个体私有的条件下，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土地比例分红。其主要做法包括：(1)在组织方式上，社员将土地作价入股，交初级社统一经营；主要生产资料如耕畜、大型农具、运输工具等归社统一使用；社员参加社内集体劳动。(2)在盈余分配上，初级社的收入，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和公益金外，余下部分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和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报酬。(3)在分配方式上，劳动报酬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劳动工分的形式；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经民主评议后，付给本主适当的报酬；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土地报酬。(4)在组织管理上，成立初级社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小组，民主选举社长和副社长等。从上述内容也可以看出，初级社由于采取统一经营，并积累公共财产，实行按劳分配等，比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尽管如此，在等人看来，“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高化民，1999）。
从发展历程上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51年期间关于“要不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争论中，赞成方（即山西省委）就已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的一些形式”（杜虹，1998）179，并开始在长治地区试办合作社，且初步确定了办社的原则、条件和具体办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至各省，并由起草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77）59。1951年底，全国已有129个初级社，入社农户1588户；1953年底，初级社迅速发展到近1.5万个，入社农户约27万户（见表1）。与此同时，农村工作部时任部长邓子恢很快发现，在初级社试办过程中存在着过“左”的急躁冒进倾向，主张并开始反冒进。然隔不久，便批评“农村工作部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该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77）119-120。反冒进又迅速转变为批判反冒进。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进一步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扫清了思想障碍。《决议》指出农民在生产合作上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是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也明确了农业合作化的重心应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转移，进而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王贵宸，2006）292-299。到1955年初，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8万个，其中约有10万个是在1954年春就有的，其余30多万个是在1954年秋收前后才建立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截止到这一时期仍然是互助组占据基础地位（见表1）。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初级社仍保留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故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要向“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也就是说，要逐步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由此可见，高级社区别于初级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公有。其中，社员的土地被无偿转为集体所有；大型农具、耕畜等主要生产资料则有偿或直接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的个人收入也只采取按劳分配，不再支付土地报酬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1956年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详细规定了高级社的基本规范，用以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确切地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规模高级化是在1955年夏季开始的。在此之前，急躁冒进的倾向也并没有因为1953年的反冒进而得到彻底纠正，反而一再出现，主要表现为贪大求多，强制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等，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及不满情绪。1955年3月下旬，听取了邓子恢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对合作化运动进行合理安排。然而，短短的两个多月，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重点强调“发”字，同时批判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薄一波，1991）345。7月31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977）168。10月4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讨论了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或者1960年就可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77）222-223。1956年1月，最终把高级社化的时间定为1959年，明确指出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正是在不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加速升级的要求下，各地层层加码，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快上加快，可谓急风暴雨，有如大海怒涛，排山倒海般地前进（王贵宸，2006）317。1955年底，全国共有初级社190万个，高级社13.8万个，入社农户共7400万，62.7%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底，入社农户近12000万，占总农户数的97%，其中，高级社54.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8.4%。1957年底，高级社高达75.3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5.6%（见表1）。至此，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高级社化，而中国的农业也从合作化转变为集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级社的建立是中国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重要时间分界，从高级社起，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已经异化为集体化运动，背离了合作的本来面目（傅晨，2006）。而数月之后的“”，更是将高级社转变为了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过“三级所有，以大队为基础”的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最终演变为的生产队。
二、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的评析
重新翻阅这段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在新中国的农村中广泛开展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相对于小农生产的优越性。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高级社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上、操作上的偏差和失误，从而产生了众多积弊，以至于至今一些农民都是谈“合作”而色变。
（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合理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成为拥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然而，这种“大海般”分散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生产分散、生产资料缺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等弱点，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一些农民或因缺少农具、牲畜，或因缺乏劳动力等，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荒地、出租土地、卖地等现象。小农的两级分化趋势再次显露。同时，这种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也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那么，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解决方式不可行的情况下，要化解上述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事实上，农业生产互助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农生产的局限性，尽管它依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49―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国粮食总产量显著上升，1952年底达16392万吨，比1949年增加5074万吨；棉花也比1949年增加86万吨，达130万吨。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6685万吨增加到19505万吨；棉花产量增加到164万吨；农业总产值达443.95亿元（见表2）。可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可以说是及时而且是适时的。
此外，就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本身而言，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制度演变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很显然，当农民决定参加互助组共同劳动时，许多现实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比如，“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韩丁，1993），等等。既然不可能将其解散而一了百了，那么互助组内部必然会出现统一使用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积极性。而当土地等生产资料一旦被统一使用，便牵涉到收益分配的问题。合并的土地及被使用的农具、耕畜等越多，获得收益自然就越多，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时间一长，又会产生不公和不满。比如，一些社员依仗其拥有的大型农具或者强壮牲畜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分红，甚至不劳而获，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韩丁，1993）。为此，必须降低财产分红的比例而提高劳动工资收入以平衡社员的心理。直至最后，由合作社合理作价将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所以，就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自身而言，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制度演变是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征。当然，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又难免带有强制的色彩。但无论如何，至少不会完全像一些学者所断言的，它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所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的。
（二）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及规模，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谈到合作社的发展时曾经指出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不经互助组直接办社也可以试一试（，1977）116-118，同时批判邓子恢等人“小脚女人”走路，并不断压缩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的时间。地方上也普遍存在着“宁多勿少，宁大勿小”的错误思想，“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杜虹，1998）210，工作过快、过急，形式简单划一，从而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超常规发展脱离了其正常的发展轨迹，也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条件。
2．过分强调集体化和公有化程度，忽视农户的独立产权和经营自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急于取消私有制，将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简单合并“归大堆”，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农民私有财产的强制剥夺；二是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报酬，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收益权；三是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其结果是，既没有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倒是出现了表面上人人有份，但实际上人人没份的现象。于是，一些地区出现了农民因“怕归公”而出卖和私宰牲畜，大量杀猪杀鸭、砍树的现象，甚至还发生了合作社以及“退社风潮”（杜虹，1998）210-217。
3．不尽合理的分配制度影响农民劳动积极性
合作社实行按劳动工分（劳动日）平均分配，多劳多得，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采取同工同酬，忽视劳动技能和强度的差异性；劳动工分在计量时也不易把握，由此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于是，便出现了普遍性的集体“磨洋工”（王贵宸，2006）338。此外，合作社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韩丁，1993）。
4．违背了自愿原则，强制现象普遍存在
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遵守了自愿原则。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由于高指标的数字摊派、层层加码，各地普遍存在着违反自愿的强迫命令现象。一些地区为发动农民入社，采取“熬夜”和“车轮战”的办法，甚至威胁、捆绑、打骂群众。而对于退社现象，也未能和平解决，主要借助残酷的政治批判和人身摧残来阻止社员退社。尤其是1957年开展的关于农业合作社等问题的“大辩论”，更是在基层形成了批判会或批斗会，辩论最终走样为整治社员的一种手段。所谓“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然也就成为了空谈。
5．政治因素过多，忽视了合作社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导致了合作社的政治化
20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更多地体现着政治意志。甚至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思想和政治斗争。在合作化进程中，动不动“上纲上线”，大开批判之道。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容易忽视办社的经济条件。而作为经济组织的主体的农户，更是在强大的政治势力下显得微不足道。此外，高级社的经济权利几乎丧失，而更多的是政府的直接控制。与其说高级社是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不如说是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的车间（王贵宸，2006）336。
三、启示
（一）合作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理性选择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20世纪5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有可能还挣扎在小农经济的边缘，或者踏上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轨迹。而50年代后期，主要是时期，集体化农业的失败，也证明了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反复的实践证明，惟有合作化，才是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在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以家庭为主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仍然存在且日益突出，更加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产前、产中和产后，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须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
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发展，忽视农户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剥夺农民的经营自而统一经营，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原来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转变为了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赋予了农民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正是这一转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事实证明，农民家庭经营是符合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的，应长久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必须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保证农户的经营自。与此同时，应当在坚持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引导和推动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尽快建立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与农业合作制度相融合的农业制度与组织体系。
（三）明晰产权，合理安排生产分工及收益分配
在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的过程中，首先应充分尊重并保障农民的私有产权，绝不能借机侵犯农民的土地或者其它私有财产，剥夺农民的权益。正如邓子恢曾指出的我国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最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剥夺农民（王贵宸，2006）284。所以，发展农业的生产合作必须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此外，分工与分配不合理也是制约生产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需在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的过程中构建合理的生产分工体系及收益分配制度，在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的同时，应确保其享有合理的收益。也就是说，要让参与的农户得到看得见的实惠。[Lm]
（四）坚持自愿互利基本原则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当遵循合作经济组织通行的自愿、互利等基本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尤其在组织生产合作时，农民应享有完全的自。换句话说，应当是在承认并保障农民财产所有权及经营自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选择合作。同时，农民也应当享有自由的退出权。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就背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合作组织才能健康发展。
（五）按规律办事，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农民的生产合作，必须注重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等，政府切不可强迫命令、盲目推进，而应当给予合理的引导及必要的扶持，包括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相关知识的宣传及普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创建有益于合作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等。需要注意的是，扶持并不等于深度介入，它应当坚持“引导不领导，扶持不干预”的基本原则（张朝兵，2006），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民办、民管、民受
益”的方针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黄兆康，2003）。
参考文献：
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4-202、345．
杜虹．1998．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79、190、193、210-217．
傅晨．2006．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98．
高化民．1999．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46．
韩丁．1993.回首农业合作社：《深翻》中文版序［eB/oL］.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CooperativesinChinain1950′s
JianGYunlong
（theSchoo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
anhu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Bengbu233041）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公有制；合作社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这次土地制度的改革使我国广大农民第一次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第二次是五十年代中期的初级农业合作化；第三次是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到七十年代末的高级农业合作化和化，农村土地产权由农民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一、耕者有其田，建国初期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之前的解放区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于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地主富农占据大部分土地，广大的中农、贫农以及雇农所占有的土地寥寥无几。落后的土地制度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了新解放区的农村问题。，按照官方的解释，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一场变革[1]。1950年6月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其中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祠庙、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而“将党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形成法律”[2]。8月，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是否劳动、劳动时间的长短以及剥削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等几个因素在农村划分阶级，指导广大新区的。
法令颁布后，新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运动持续到1953年底，“全国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标志着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改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建立起来了。
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这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截止1952年，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二、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初步建立：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完成后，广大人民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但其本质仍然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农民虽然分得土地，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缺乏必要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资金，难以维持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这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有可能，潜力很大”。因此，土地制度的重新变革和调整就显得很有必要，中国农村开始了合作化的道路。
1953年8月，在审阅关于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作出重要批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3]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首先开始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中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的主要任务是普遍的发展互助组和组织初级社。首先建立的是农村生产互助组，互助组包括简单劳动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在互助组内实行等价交换、以工换工的集体劳动形式，逐步引导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社。“在公有化过程中，初级合作社部分的采用集体优先使用的办法，部分的采用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的办法，促使生产资料缓慢的公有化。初级合作社还没有消灭农民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也就相应建立起来了”[4]。
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站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实现，使广大农民在组织生产的时候能够借助集体的力量有效的抵御自然灾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形态从农民私有制开始向集体公有制过度。
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最终形成：高级社和化
随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的成功，从1955年秋到1956年底，全国开始了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速度问题。1955年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其重点是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地方，根据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和经济条件，从个别试办，由少到多，分批分期的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
1955年9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说：“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尽享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我国部分地区开始了农业合作社高级化的试点，有些地方直接从互助组过度到了高级社，甚至有些连互助组都没有实行的地方都直接办成了高级社。随着高级合作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到1956年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私有制被彻底废除，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高级社合作社最终建立起来，我国农村土地也从私人所有制完成了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中共召开之后，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和化运动。1957年开始的局部地区的小社并大社运动，拉开了化的序幕。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的决议》，之后，各地纷纷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分配实行平均主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性质在化的过程中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土地依然属于集体所有，并且集体统一经营。
总结：通过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提地制度变迁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建国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制度的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制定息息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其中，有的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有的政策则起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农村土地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并抓住当年的主要矛盾。（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3
关键词：土地制度；农业产值；产权
一、1949—1978年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呈现出比较频繁的变动。具体而言，1949—1978年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是：
1.“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安排
1952年后基本完成，农村建立了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耕者有其田”制度。土地分配的具体方法是：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采用抽补调整的方法按人口平均分配。
2.合作化初期的农地制度安排
1951年，中央提倡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并强调以继续发展互助组和建立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统一经营、试行按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为特点的初级社为主。
3.合作化高级阶段的农地制度安排
1955年，合作化进程迅速加快。在1955年6月末还占全国总农户85%以上的个体户，大都直接由初级社仓促地合并到高级社，到1956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
4.“”条件下化农地制度安排
随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进行，1958年7月，化运动发展，9月份迅速进入全面高潮，并在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
5.“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二、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业的影响分析
1.农业总产值的变动分析
从农业总产值的变动来看（见图1）：1949—1958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内，我国农业产值由346亿元增加到449.9亿元，增加了1.3倍。十年间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由“耕者有其田”变成合作化初期以互助合作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初级社，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生产。1958—1960年间，我国农业产值大幅缩减，农业产值由1958年的499.9亿元下降到343.8亿元，甚至低于1952年的346亿元，农业产值倒退了十年。1960年以后，农业产值逐年增加。
图1
2.农业产值增加率的变动分析
从农业产值增加率的变动来看：1949—1955年，在“耕者有其田”制度和合作化初级阶段农地制度的背景下，农业产值逐年递增，以1952年为基期，1953年、1954年的农业产值增加率分别为1.90%、1.67%。“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人均分配土地，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能够合理把握土地经营“多劳多得”的预期，清晰的土地产权对农民产生了很强的激励作用。
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小规模的农户生产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合作化初级阶段的农地制度很好的规避了农户个体经营的弊端。农户以自己拥有的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使用土地，参加合作社进行集中生产劳动。专业化分工大大节约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然而，农户加入合作社后，虽然保留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但使用权已经开始了与土地所有制的初步分离，收益权、处置权则为合作社和农户共同所有，这为合作化高级社阶段和化时期“人人搭便车”的现象埋下了隐患。
1955—1960年，即合作化高级阶段和时期，农业产值增加率逐年递减，且1959、1960连续两年农业产值出现了负增长，负增长率分别高达15.86%和16.39%。这个时期，农地的产权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农户离土地的经营自越来越远。与初级社相比，在高级社阶段，通过农户入社而集中起来的土地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社员集中劳动，甚至社员的劳动力的使用、支配也不再由其自己决定，原属于个人所有的土地已经完全归集体共有，社员的所得不再与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多少挂钩，社员的积极性愈加低沉。
1962年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将原先集中起来归几千户农户共同所有的共同经营的土地，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由生产队具体经营。生产队是土地等资产的主要所有者，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每个农户都隶属于相同的或不同的生产队，其收益直接与生产队的经营结果挂钩。1962—1965年间，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产值平均增加率高达8.98%。
三、结论
农村土地制度对农业产值有着重大影响，1949—1978年我国的土地制度的演变，从“耕者有其田”的私人所有到初、高级合作化时期、时期，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农村土地由私有到完全公有再向私有的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产权由清晰到模糊，再逐渐清晰的过程。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初级合作化时期是较优的、有效率的，而时期集体经济“大锅饭”的结果却是饭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不论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通过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明晰产权，给农民更多的激励和良好的预期，最大的降低外部性，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接近，对农业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作者单位：1.北京物资学院研究生；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4
一、农村信用社发展现状
（一）农村信用社简介（以山东省德州市农村信用社为例）
德州市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有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0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营业网点333个，其中城区网点138个，乡镇网点157个，乡镇以下网点38个，从业人员4800余人。60多年来，德州市农村信用社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立足城乡，服务大众，积极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农村信用社发展现状
德州市农村信用社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各级经济、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根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面向三农、面向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地位，立足城乡，服务大众，全力助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6月末，德州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达487亿元、329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292.3亿元，较年初增长26.5亿元，涉农贷款占比88.7%，新增占比85.8%。已成为全市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服务客户最多、资金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二、农村信用社如何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一）提供普惠式农金服务
1.大力实施“文明信用富民工程”。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百业旺。德州市作为全国农业大市、农业强市，农业的发展关乎全市经济总体目标的实现，农民的富裕关乎全市经济的富强。根据党的十报告关于农业现代化的部署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改善金融服务的明确要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满足农户信贷需求，加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德州市农村信用社多措并举，以“勤、快、严、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开展“文明信用富民工程”，扎实做好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乡镇的评定工作，并对信用户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手续简化”的倾斜政策，切实让诚实信用者得到实惠，为广大农户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6月末，德州市农村信用共评定信用乡镇48个、信用村7457个、信用户449550个，占比分别达到37.5%、95%、43.35%。
2.与团委、妇联等部门共同实施联合惠民工程。在全面开展“文明信用富民工程”的同时，德州市农村信用社积极与各级党委、政府沟通协调，共同实施了“农村妇女创业贷款”、“双千帮扶工程”、“百千万农村青年创业计划”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与时俱进研究推出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农户消费贷款”、“农民住房贷款”等新业务新产品，并在全辖深入开展“农信进万家”、“四进三送”、“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活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把农户范围从传统耕作农户和养殖户拓宽到农村专业合作社、进城务工经商户、小型加工户、农产品流通户和其他与“三农”有关的城乡个体经营户等，及时传递支农强农惠农富农信息，面对面了解资金需求，“拉网式”做好信用评定，为农村金融全覆盖奠定坚实基础。
3.快速推进“三大工程”建设。自银监会要求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和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三大工程”以来，德州市农村信用社以强农、富农、惠农为出发点，不断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努力把“三大工程”打造成为真正的民心工程、惠民工程。一是以提高农民金融服务便利度为目标，通过加大电子机具布设力度、推行银行卡、加强银村（社区）合作机制建设等措施，扎实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二是以提高信贷业务透明度为目标，通过推行公示制度、开展社会评议、实行阳光操作、强化社会监督等措施，扎实推进“阳光信贷”工程；三是以持续满足“三农”金融需求为目标，通过加快服务理念转变、推广农民金融自助服务、创新担保方式、设立网上银行体验中心等方式，扎实推进“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
（二）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在大力开展“文明信用富民工程”的同时，不断丰富信用工程建设新内涵，除对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进行评级、授信外，积极把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信用评定范围，做实金融服务信息基础。2013年上半年，德州市农村信用社新评定信用户1.6万户、家庭农场4户、农民专业合作社45家，新增授信27.62亿元。针对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高质高效农业和地方特色产业，将更多资金投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切实满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有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截至2013年6月末，累计向专业种养大户发放贷款2811.9万元，向家庭农场发放贷款100万元，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贷款8.29亿元，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1.96亿元。
（三）创新解决涉农贷款抵质押难题
在积极推广联户联保、一户多保、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等贷款品种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信用联盟、存货质押、应收账款质押、钢结构抵押、第三方监管动产质押、经营承包权质押、专利权质押等信贷新品种，全方位支持农业发展。为进一步盘活农民手中资产，解决农民抵押资产不足的难题，德州市农村信用社积极探索集体土地流转、农村宅基地抵押等贷款方式，并成功办理了德州市第一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在特色化支农方面取得了全市领先。针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互惠互利的生产经营组织体系，德州农信社充分发挥当地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推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企业+专业大户”、“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链发展。
（四）完善支农惠农制度设计
“贷款优先、丰富品种、提升额度、利率优惠、期限放宽”是德州市农村信用社积极支持“三农”发展的新型信贷政策。设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对“三农”贷款申请，优先进行调查、审查、审批，安排贷款规模。加快贷款各环节运作速度，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在遵守授权授信管理规定的前提下，简化贷款审批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办贷效率。对规模较大、管理水平较高的优质客户，在合理范围内适当提高授信额度，以满足现代农业扩大规模的需求。根据现代农业的生产和资金运转周期等实际需求和市场规律，科学确定贷款期限和结息方式，减轻客户还贷压力。对信用较好的客户利率优惠10%以上，对大联保体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贷款利率优惠20%以上，切实让利于农，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五）支持涉农类中小微企业同步发展
针对涉农类中小微企业量大面广、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德州市农村信用社主动创新信贷产品支持农村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一是推出了小企业信用联盟贷款，在客户识别、担保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小企业联合成立民间信用联盟，成员之间相互担保，为会员企业发放贷款，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搭建了银行与小企业、小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二是根据中小微企业“短、快、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德州市农村信用社根据涉农类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信用评价、企业管理者经营能力等因素，划分信用等级，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开通“绿色通道”实行贷款优先和利率优惠的“双优”政策。同时，简化贷款手续，授信额度内减少贷款审批环节，随用随贷，周转使用，降低企业资金成本，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截至2013年6月末，德州市农村信用社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5亿元，较年初增长21亿元，全市2199家中小微企业从中受益。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5
重点扶持的人群都有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农业生产及加工企业等。
扶持政策
在财政政策上，要积极争取将财政现有资金、预算内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倾斜；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优先承担政府涉农项目，落实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农民合作社，形成资产转交合作社成员持有和管护政策；认真实施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农村产业融合试点示范项目；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基金、贷款贴息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产业融合领域。
在税收政策上，要积极争取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等。
在用地政策上，要积极争取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产地批发市场等辅助设施建设。
在金融政策上，要积极争取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稳妥有序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等。
在基本建设政策上，要积极争取逐步健全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道路、供电、供水、停车场、观景台、游客接待中心等配套设施。
在用电政策上，要积极争取落实初加工用电享受农业用电等。
怎么干才能得到国家支持？
上面说到，国家要给出好多扶持政策。那么，咱怎么干才能获得支持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强化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基础作用，支持农民创业创新特别是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创新，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搭建全国性和区域性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发展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争取发改、财政、金融等部门支持，采取“先建后补”、贷款贴息、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重点支持带动或辐射农民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
要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直供直销，包括采收、产地处理、贮藏、烘干等初加工及运输、销售等环节和休闲旅游设施建设，支持开展综合、农业电子商务等平_建设。
引导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支持企业与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联合建设原料基地和营销设施，围绕当地有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特色品牌产业等，通过订单生产、合作协议、产供销对接等方式，强化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完整产业链等。
支持休闲农业聚集村合作组织、休闲农园企业、电子商务企业与农户联合建设公共服务设施。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6
*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最近，根据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开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调研的通知》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和市农业局组织了联合调研组，在市人大副主任彭群林带领下，先后到永修、瑞昌等七个县（市、区）深入到乡村对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听汇报，走访农民，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到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听取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意见和要求，现报告如下：
一、目前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
1、各类专业合作组织设置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各地把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当作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扶持和服务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据初步统计，全市现有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有778个，参与人数达1.68万人。其中初中文化3200人，高中（中专）7260人，大专以上324人；年龄30岁以下820人，30-50岁10880人，50岁以上5100人；有初级职称的504人，中级职称32人，高级职称2人；党员占12%，团员5%。
这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遍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一是从事优质粮、棉、油、果、桑、茶、中药材，花卉苗木笋用竹等种植类；二是从事核珍珠，特色鱼类、珍禽、鸡鸭、牛、羊、猪等养殖类；三是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类；四是本地特色产品运销类。由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连接农业生产和市场营销的纽带，对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进步，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作方式
我市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它的成立为搞活农产品流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据调查了解，全市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运作方式有三个方面（1）作为农民“自我联合、自我管理、自主经营、自我服务”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各级党政的引导和扶持下，多数县、乡均建立了各种专业协会，协会基本做到“五有”即有场所、有牌子、有人员、有章程、有资金。协会充分发挥服务功能和示范作用，把农户的生产和农产品的营销紧密的连接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2）龙头企业的带动使合作经济组织有了主心骨。修水县祥辉丝业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把农民自发组织的千禧蚕桑基地列为本企业原料基地，与协会订立了产销合同，大大激发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企业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急需的资金，春季种桑的化肥、农药都由企业投入，更加密切了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关系，该县4个缫丝企业，带动了5万户农户种植了9.3万亩蚕桑，使得蚕桑产业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3）一部分农民大户，技术能手和营销能人领办，他们自发组织每人出资进行参股，生产和经营本地的土特产品，带动和促进了当地农民发展特色产品的热情，让农民从中增加了收入，得到实惠。
3、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取得的成效
实践证明，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竞争能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创新农村经营机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其成效是：
（1）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为成员提供市场信息和生产技术服务，更好地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和产品特色，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如都昌县青虾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初，现有团体社员5个，自然人社员110人，从单一青虾活鲜运销，发展到养殖，加工、运销、经营一体化的合作经济组织，2003年青虾养殖8万亩，年销售青虾3500吨，年产值达1.3亿元。又如九江县果业、苗木，蔬菜等流通协会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1.1亿元。
（2）能够通过参与产后的加工，营销等经营活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农副产品增值利润，如九江县港口镇，农副产品流通协会根据市场需求，因势利导，积极组织龙虾加工，全镇去年龙虾加工户达400多户，通过龙虾加工，户均增收2800元。
（3）能够通过集体购销等交易环节上的联合，降低单位购销成本，减少交易费用，扩大产品市场份额，低成本地实现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如九江县各类协会已在西安、兰州、北京、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设立了20多个直销窗口或营销网点，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安排专职销售人员30多名。
（4）比较注重品牌效应，着力培养和打造优势产品。星子县温泉西瓜大打“绿欢”牌，并从农经网上销售信息，使得西瓜供不应求，去年西瓜销售收入达350万元，九江县将本地优质产品都进行了品牌注册，大大提升了该县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市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的引导、扶持、服务下，近几年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较，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就全市县与县相比，发展也很不平衡。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思想认识有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在一些县、乡、村和部门的领导至今仍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概念，性质认识不清，对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缺乏紧迫感。总体上讲有“三多三少”：官办的多，民办的少；松散型的多，紧密型的少；规模小的多，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少。
2、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设立的地位不明。农村现阶段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组织性，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对该组织在社会的认同，法人登记依法经营、资金筹措，税赋减免等方面缺乏法律依据。造成该组织经营管理不规范，运行机制不健全。
3、专业合作组织技术力量单薄，人才缺乏。（会）社员来源仅是户与户之间交流，适应市场经济意识能力不强；懂技术、会管理、善协调及开拓性复合型人才缺乏，大多有着依赖性。
4、管理不够规范。大多没有章程，没有约束机制。就我市而言，还没有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鼓励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导向和扶持政策，工作中提要求多，具体可操作的硬办法少，以致各地发展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三、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抗风险能力弱，急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农民，通过联合，走进市场，为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尽快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之后，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要求的一项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使其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需要尽快制定出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在法律条文中要明确几点：（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农民互助合作经济性质的经济组织，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成立，其目的是从事经济活动；（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具有特殊的法人地位，对具备企业法人条件，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具备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条件，不从事营利经营活动的专业协会，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3）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注册、税赋、融资、科技、信息等方面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和支持。
2、实行分类指导，大力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以对成员提供服务为宗旨，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以销售加工环节的合作为重点，以维护成员利益，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适时扶持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类合作组织，使其发展壮大。一是鼓励农村能人牵头。主要是乡村干部、务工返乡青年和本土生意人。二是依靠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出于保证农产品质量、供货时间及时和数量大以及服务成本低等特点，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紧密产、加、销关系。三是支持农村推广机构领办，这类合作组织依托自身科技力量强，辐射作用大，但发展的关键是避免官办。在引导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不动摇；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原则，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后，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不影响生产经营自和家庭承包所有权。二是坚持自主自愿原则，即“入社自愿、退社自愿”。三是对内服务原则，对内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组织化和市场竞争力。四是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原则，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紧紧围绕本地优势和农产品品牌效应，极力将优势农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
3、加强扶持，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合作的规模小，层次还比较低，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各方面的支持，为其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大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财政每年应安排专项资金，作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开办费，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以及优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奖励等。二是改善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服务。各级农村信用社及其他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支持，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农业信贷资金，解决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季节性、临时性所需的资金。三是让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产自销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暂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业保险以及相关的技术培训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四是以奖代补，鼓励兴办各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经济组织，按贡献比例对其进行以奖代补。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7
分析了洛阳市近年来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洛阳都市生态农业近期发展目标、发展定位及全面实施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都市；生态农业；现状；对策
2014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加快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列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四大工程”之一，并将洛阳市确定为试点城市。现阶段洛阳市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总体水平已处于成熟期，但距全面实行都市生态农业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展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满足都市区居民不断增长的农副产品消费和休闲生活需求，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提出洛阳市发展都市生态农业的新举措。
1洛阳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洛阳市高度重视都市生态农业，将都市生态农业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以都市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农业功能，优化农业结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逐年加大对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大“菜篮子”工程的实施力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都市生态农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洛阳市都市休闲农业项目总数达到961个，其中都市休闲农业园区196个，休闲农庄73个，农家乐692家。栾川县、嵩县先后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银杏嘉年华被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嵩县天桥沟入选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宜阳县祥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入选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栾川庙子镇庄子村、孟津县送庄镇、梁凹村等4个村被农业部命名为“美丽乡村”，洛宁县苹果采摘景观被农业部确定为2014年中国美丽田园，栾川县重渡沟入选“2014河南十佳美丽乡村”。初步形成了“春季赏花,夏避炎暑,秋品果香,冬泡温泉,季季有亮点,月月不相同”的都市生态农业新格局。全年接待游客580万人次，休闲农业总收入达到26亿元，有力地带动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洛阳都市生态农业建设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到位，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及生态效益；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经营规模较小，制约了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功能不完整，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开发相对滞后；园区功能及区域特征不明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任务艰巨；投入相对不足。
2洛阳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目标与发展定位
2.1发展目标
2015-2020年，重点提升全市的“劳均农业投入水平、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率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率”等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控制指标，到2020年总体达到实现都市生态农业过渡期的发展水平；2020-2025年，将洛阳市都市生态农业区域初步建设成为：郑洛都市区的“菜篮子”产品重要供给区、农业先进生产要素聚集区、农业多功能开发先行区、农业标准化样板区、农产品物流核心区、生态农业示范区。打造“都市生态农业、特色洛阳模式”，率先实现三农协调发展，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2.2发展定位
农业在洛阳市总体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更多的功能体现在稳定社会、食品安全和生态建设等方面，总体定位为“都市生态农业”。为进一步强化都市生态农业在洛阳市乃至中原经济区的领先优势和代表性，结合国家、省、市三级发展规划和发展现状，确定了洛阳市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定位。
3洛阳市全面实施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对策
3.1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各级财政要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菜篮子”工程、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项目资金要向都市生态农业倾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都市生态农业建设,鼓励资源型企业和民营资本以协作、参股、合作、独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加强农业金融服务,对都市生态农业项目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采取企业带动、能人领办、政策引导、依法管理等措施，加快培育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农业托管公司、农业科技服务公司、育苗公司、民营农业研究所等新型经营机构，探索都市现代农业服务的系列化、经营化和社会化。
3.2整体规划，合理布局
将都市生态农业纳入全市建设发展战略和规划，与城镇化规划、循环农业规划相结合，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为都市生态农业发展预留一定发展空间。结合洛阳农业发展实际，在城区周边规划都市生态农业核心发展环，设置多个都市农业园区，形成“一花五叶，七彩洛阳”的空间格局。将全市都市生态农业空间划分为三个圈层：城市农业景观农业圈、近郊现代都市农业圈、远郊生态特色农业圈。在九个城区和部分城市郊区组成的城市农业景观服务圈内发展景观农业和会展农业，适当发展社区庭院园艺、阳台园艺、屋顶农业、校园园艺等城市农业形态，鼓励发展以花卉、苗木、盆栽观赏植物等以美化城市环境为目的的种植业；在近郊区平原、山前地带和伊洛河流域两侧组成的近郊现代农业发展圈建设田园景观式的蔬菜、水果、作物、花卉苗木等优势特色产业基地，完善基础设施，鼓励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重点发展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市民农园、农业主题公园及农业节庆活动等；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低丘陵区组成的远郊生态特色农业圈，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疗养和养老农业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促进优势产业如有机杂粮、果品、中药材、食用菌和畜禽水产养殖等特色产品开发。要立足当地优势，精心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处理粮食生产和都市生态农业的关系。
3.3科技创新，示范带动
鼓励生态园区与农业科研单位联合，引进一批农林及旅游专业的技术人才，开展科研工作，实现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鼓励各地先行先试、率先发展，争取形成一批能代表洛阳市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方向的典型，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各地要科学引导，认定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示范引领作用强的示范园区，在现有农业示范园区的基础上，打造集游乐、体验、健康生活为一体的现代都市生态农业园区，积极探索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加快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在都市生态农业园区中的集成应用和示范，实现信息技术与都市生态农业的深度融合，推进都市生态农业园区生产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加速都市生态农业园区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发展都市生态农业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促进全市都市生态农业健康发展。
3.4保障供给，狠抓“菜篮子”工程
实施“安心农产品供给工程”，不断发掘粮食生产新潜力，推进洛阳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领导，确保“菜篮子”稳定供给。扩大油菜、谷子、红薯、花生等耐旱作物种植面积，重点发展日光温室、钢架大棚和连栋温室，建成一批完善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到2020年全市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以上。加快养殖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肉制品、乳制品、蛋品的加工能力，发展畜产品冷链物流，培育畜产品加工、物流企业2～3家。
3.5延长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流通业
在市、县、乡三级分别建立一级综合园区、二级物流园区、三级加工（物流）园区，形成完善的加工物流体系。以龙头企业的生产、加工、销售带动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发展粮油深加工、果蔬初级加工、禽畜初加工等，着力发展核桃、红薯产品精深加工，构建规范的葡萄、红薯、中药材、土特产等特色农产品交易市场，围绕牡丹、玫瑰、猕猴桃等发展丰富的文化休闲食品。加快推进都市生态农业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提升产品交易、物流配送、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的信息化能力，建设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上交易、竞价拍卖和产品配送等，为城市居民和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服务。统筹规划全市农产品流通网络布局，培育5～6个大型物流配送龙头企业联合形成配送网络。
3.6依托资源优势，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强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实现初级农产品到商品的转变；依托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特色礼品和艺术品，实现一产和二产的融合；加快体验经济发展步伐，促进三产的融合。大力发展以特色产业为基础的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全市打造6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片区，以文创科普教育为主题，建设文创益农休闲农业区；以滨河湿地景观为主题，建设滨河智趣休闲农业区；以农耕田园生活为主题，建设田园体验休闲农业区；以山地娱乐体验为主题，建设山野畅享休闲农业区；以林果采摘休闲为主题，建设果岭乐园休闲农业区；以生态观光体验为主题，建设山水慢活休闲农业区。建立市级休闲农业评鉴机构及评鉴体系，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服务品质、文化品位及区域品牌。积极申报省级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创建部级、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3.7加强污染防控，着力生态农业工程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8
关键词：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变迁；发展方向
一、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演进
所谓农村合作组织是指以农民为主体、在自愿互助基础上联合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并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组织。从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经验看，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生产、消费、供应、销售、信贷、保险等各个领域，其具体形式多样。
（一）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前农村合作组织的变迁历经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从1952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阶段，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互助组阶段，主要在1952年底至1953年底，是中国农村合作组织最初的萌芽时期。互助组也称“劳动互助组”。第二步的初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3年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预定的农业合作化计划，搞了互助组，接下来就是引导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了。第三步的高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年底，要求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组织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www.133229.Com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
（二）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单个专业合作组织势单力薄，抗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三个方面）能力不强，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决定了的事实。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合作组织联合社。必须看到，商品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单个农民要用合作生产经营应对各种风险，并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得以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成因。
第二阶段——农民协会。其特征是农民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不是经济实体。它是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第三阶段——专业合作。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特征是劳动者自愿联合在一起，人社时缴纳股金，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专业合作组织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属于合作社法人，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实行利润返还，人股分红，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
第四阶段——股份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合作组织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而不得不大量融资，但合作组织的自有资本增加远远不能满足融资增加的需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逐渐减少，而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日益扩大。为适应资本市场的这种变化，合作组织为解决资金问题便引入了股份制，从而出现了合作制中的股份化倾向，即出现了所谓的“股份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虽然不同于传统合作组织的集资方法，但它仍然具有合作组织性质。股份合作组织是现阶段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化。中国农村涌现了大批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为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并延续至今，已经行政化了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些农村合作组织被学界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产生的共同背景，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农业生产重回小农户耕作体系之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在政府的指引下依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发起组建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这些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是城乡联系的重要形式。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逐步明确。个人彼此间相互联合以增强经济实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愿望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但在产生并发展起来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自发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在法律的边缘生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直到2006年10月31日中国颁布了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才结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状态。2007年5月28日，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8号），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规范。至此，中国农民合作组织总算有了一个合法的名义，为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这在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现有缺陷
（一）现有制度缺陷
第一，产权制度方面。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组织产权及相应的法律关系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是农村合作组织法人财产权没有有效认可。二是农村合作组织产权的划分上，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产权划分不清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变得不确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三是农村合作组织中个人产权模糊。四是农村合作组织与相关组织产权边界模糊。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农村土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是农民组织化演进的物质前提。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一是农户对固定承包的地块长期预期不足。二是无法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和合理配置。
一是国家初始大力倡导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和计划体制残留下来的行政干预对现有制度影响深刻，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集体经济中获得了尽可能获得的利益，一旦合作组织兴起，他们可能会失去领导地位，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支持，而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干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法律、制度环境、行政现状等原因，制度变迁成本较高。
四、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
首先，要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其次，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在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创建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立法解决：如是否以农民为主体；合作组织的产权是否明确，特别是剩余索取权是否归入股农民所有等。而中国目前合作经济只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农民之间弱者的联合体，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这里面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不仅有政府的主导，还有与农民、组织其他成员、市场、合作组织自身以及其他合作组织之间复杂关系。因而如果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的约束，只要一方主体行为过度，就很可能会导致合作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动摇，甚至出现合作组织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再次，在农村市场完善上，政府应继续提供制度供给。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之一。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改革粮食流通体系，使之逐渐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创新农地流转制度，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的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第二，建立健全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提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加强运输、通讯、储藏、饮食服务等设施建设，同步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二）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
要推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必须优化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转变。消除歧视，清除不利于农民合作的制度因素，降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成本，形成推进其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规范政府行为。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的关系，适度控制和把握好对合作组织的干预。三是给予积极的保护和帮助。政府应保障合作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侵害合作组织的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组织资产。政府可以在财政、金融、税收、土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农村合作组织大力扶持。
（三）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凭借其强制力资源组织实施的制度变动，具有强制性和激进性。中国在1950年代以来，由国家推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走的是一条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由于个体或群众在寻求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体现出自发性和渐进性的特点，符合农民自身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农村合作组织在进行路径选择时，必须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强制性和诱致性路径以及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两者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农村合作组织制度的发展应当吸纳二者的优势，走一条以农民自愿、政府诱导为基础，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切实有效，渐进式推进的合作化发展道路。
展望未来，农村合作组织必将继续发挥它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重要影响。在如今的中国这一组织形式仍有着继续完善和发展的空间，本文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必将沿着更加专业化，更加独立化，更加法制化，更加小型化的道路发展。这一发展道路将主要取决于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推广和先进农业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万江红,徐小霞.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评述[j].农村经济,2006(4).
2、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9
关键词：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变迁；发展方向
一、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演进
所谓农村合作组织是指以农民为主体、在自愿互助基础上联合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并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组织。从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经验看，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生产、消费、供应、销售、信贷、保险等各个领域，其具体形式多样。
（一）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前农村合作组织的变迁历经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从1952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完成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阶段，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互助组阶段，主要在1952年底至1953年底，是中国农村合作组织最初的萌芽时期。互助组也称“劳动互助组”。第二步的初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3年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预定的农业合作化计划，搞了互助组，接下来就是引导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了。第三步的高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年底，要求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时期农村合作组织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化运动的实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
（二）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单个专业合作组织势单力薄，抗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三个方面）能力不强，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决定了的事实。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合作组织联合社。必须看到，商品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单个农民要用合作生产经营应对各种风险，并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得以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成因。
第二阶段——农民协会。其特征是农民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不是经济实体。它是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第三阶段——专业合作。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特征是劳动者自愿联合在一起，人社时缴纳股金，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专业合作组织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属于合作社法人，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实行利润返还，人股分红，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
第四阶段——股份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合作组织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而不得不大量融资，但合作组织的自有资本增加远远不能满足整理融资增加的需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逐渐减少，而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日益扩大。为适应资本市场的这种变化，合作组织为解决资金问题便引入了股份制，从而出现了合作制中的股份化倾向，即出现了所谓的“股份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虽然不同于传统合作组织的集资方法，但它仍然具有合作组织性质。股份合作组织是现阶段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化。中国农村涌现了大批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为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并延续至今，已经行政化了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些农村合作组织被学界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产生的共同背景，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制度瓦解，农业生产重回小农户耕作体系之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在政府的指引下依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发起组建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这些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是城乡联系的重要形式。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逐步明确。个人彼此间相互联合以增强经济实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愿望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但在产生并发展起来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自发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在法律的边缘生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直到2006年10月31日中国颁布了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才结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状态。2007年5月28日，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8号），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规范。至此，中国农民合作组织总算有了一个合法的名义，为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这在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现有缺陷
（一）现有制度缺陷
第一，产权制度方面。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组织产权及相应的法律关系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是农村合作组织法人财产权没有有效认可。二是农村合作组织产权的划分上，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产权划分不清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变得不确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三是农村合作组织中个人产权模糊。四是农村合作组织与相关组织产权边界模糊。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农村土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是农民组织化演进的物质前提。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一是农户对固定承包的地块长期预期不足。二是无法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和合理配置。
一是国家初始大力倡导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和计划体制残留下来的行政干预对现有制度影响深刻，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集体经济中获得了尽可能获得的利益，一旦合作组织兴起，他们可能会失去领导地位，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支持，而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干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法律、制度环境、行政现状等原因，制度变迁成本较高。
四、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
首先，要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其次，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在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创建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立法解决：如是否以农民为主体；合作组织的产权是否明确，特别是剩余索取权是否归入股农民所有等。而中国目前合作经济只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农民之间弱者的联合体，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这里面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不仅有政府的主导，还有与农民、组织其他成员、市场、合作组织自身以及其他合作组织之间复杂关系。因而如果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的约束，只要一方主体行为过度，就很可能会导致合作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动摇，甚至出现合作组织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再次，在农村市场完善上，政府应继续提供制度供给。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之一。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改革粮食流通体系，使之逐渐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创新农地流转制度，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的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第二，建立健全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提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加强运输、通讯、储藏、饮食服务等设施建设，同步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二）营造制度环境整理并提供政府援助
要推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必须优化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转变。消除歧视，清除不利于农民合作的制度因素，降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成本，形成推进其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规范政府行为。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的关系，适度控制和把握好对合作组织的干预。三是给予积极的保护和帮助。政府应保障合作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侵害合作组织的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组织资产。政府可以在财政、金融、税收、土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农村合作组织大力扶持。
（三）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特点篇10
关键词：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变迁；发展方向
一、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和制度演进
所谓农村合作组织是指以农民为主体、在自愿互助基础上联合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并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组织。从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经验看，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生产、消费、供应、销售、信贷、保险等各个领域，其具体形式多样。
（一）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前农村合作组织的变迁历经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从1952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完成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阶段，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互助组阶段，主要在1952年底至1953年底，是中国农村合作组织最初的萌芽时期。互助组也称“劳动互助组”。第二步的初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3年年底至1955年上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预定的农业合作化计划，搞了互助组，接下来就是引导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迈进了。第三步的高级生产合作组织阶段，主要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年底，要求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时期农村合作组织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化运动的实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
（二）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单个专业合作组织势单力薄，抗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三个方面）能力不强，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决定了的事实。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合作组织联合社。必须看到，商品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单个农民要用合作生产经营应对各种风险，并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得以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成因。
第二阶段——农民协会。其特征是农民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不是经济实体。它是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第三阶段——专业合作。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特征是劳动者自愿联合在一起，人社时缴纳股金，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专业合作组织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属于合作社法人，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实行利润返还，人股分红，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
第四阶段——股份合作。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合作组织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而不得不大量融资，但合作组织的自有资本增加远远不能满足融资增加的需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逐渐减少，而以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日益扩大。为适应资本市场的这种变化，合作组织为解决资金问题便引入了股份制，从而出现了合作制中的股份化倾向，即出现了所谓的“股份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虽然不同于传统合作组织的集资方法，但它仍然具有合作组织性质。股份合作组织是现阶段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化。中国农村涌现了大批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为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并延续至今，已经行政化了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些农村合作组织被学界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产生的共同背景，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农村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制度瓦解，农业生产重回小农户耕作体系之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在政府的指引下依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发起组建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这些新型农村合作组织是城乡联系的重要形式。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逐步明确。个人彼此间相互联合以增强经济实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愿望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但在产生并发展起来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自发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在法律的边缘生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直到2006年10月31日中国颁布了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才结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状态。2007年5月28日，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8号），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规范。至此，中国农民合作组织总算有了一个合法的名义，为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这在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现有缺陷
（一）现有制度缺陷
第一，产权制度方面。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组织产权及相应的法律关系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是农村合作组织法人财产权没有有效认可。二是农村合作组织产权的划分上，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产权划分不清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变得不确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三是农村合作组织中个人产权模糊。四是农村合作组织与相关组织产权边界模糊。
第二，土地制度方面。农村土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是农民组织化演进的物质前提。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一是农户对固定承包的地块长期预期不足。二是无法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和合理配置。
一是国家初始大力倡导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和计划体制残留下来的行政干预对现有制度影响深刻，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集体经济中获得了尽可能获得的利益，一旦合作组织兴起，他们可能会失去领导地位，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支持，而采取各种形式加以干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法律、制度环境、行政现状等原因，制度变迁成本较高。
四、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
首先，要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其次，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在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创建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立法解决：如是否以农民为主体；合作组织的产权是否明确，特别是剩余索取权是否归入股农民所有等。而中国目前合作经济只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农民之间弱者的联合体，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这里面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不仅有政府的主导，还有与农民、组织其他成员、市场、合作组织自身以及其他合作组织之间复杂关系。因而如果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的约束，只要一方主体行为过度，就很可能会导致合作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动摇，甚至出现合作组织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再次，在农村市场完善上，政府应继续提供制度供给。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保障体系之一。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改革粮食流通体系，使之逐渐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创新农地流转制度，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的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第二，建立健全透明公平的交易规则，提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完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加强运输、通讯、储藏、饮食服务等设施建设，同步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二）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
要推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必须优化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转变。消除歧视，清除不利于农民合作的制度因素，降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成本，形成推进其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规范政府行为。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两种调控手段的关系，适度控制和把握好对合作组织的干预。三是给予积极的保护和帮助。政府应保障合作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侵害合作组织的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组织资产。政府可以在财政、金融、税收、土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农村合作组织大力扶持。
（三）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