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1
在旧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年代，中国革命一个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则是土地问题，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就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当时基本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农民群众分别进行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尝试，并制定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从而解决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土地政策的确立，使革命运动不仅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而且他们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也有所提高，从而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石。
1927年由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新右派相继背叛革命，残暴屠杀中国共产党先进人士以及拥护革命的爱国人士，震惊全国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失败告终，中国开始革命进入紧急阶段。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同胞在革命遭到重创后并没有畏惧敌对势力。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至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力量开始与国民党进行正面坚决对抗。当时的中国革命十分危急，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丧失革命勇气与斗志，而是正视敌情，迎面进入了土地革命的崭新时代。毛泽东同志于八七会议之后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先进中国共产党党员带领起义部队和根据地人民一起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活动，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进而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道路。
但是，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紧急解决的问题，而能够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只能是我们党带领贫苦根据地人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从而才能满足农民群众迫切得到土地的愿望。
国民革命的惨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土地革命的进行对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党“八七”会议上清晰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1]69。当时旧中国的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受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且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总数80%以上，因此，要想真正地将贫苦农民从深层压迫中解救出来，我们党就必须要带领贫苦农民群众开展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运动。
自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以后，土地革命斗争活动不断地在各根据地开展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于斗争中不断摸索前进，起初进行的打土豪工作为之后的分田地顺利进行做足了充分准备，这一过程中，土地革命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第一，土地的没收对象得到清楚定义。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颁布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一法律的核心主要强调的是，苏维埃政府对没收的土地具有完全程度的所有权。关于被没收的土地将要使用何种方法进行分配的问题这一土地法也进行了严格强调，分配方法主要包括分配给农民自己进行播种、一个区域内农民一起进行集体耕种以及由苏维埃政府统一组织本区域内农民运行模范农场耕种的模式。但这一法律同时也存在致命弊端与隐患，它规定了分配得到的土地不能私自进行买卖交易。在土地进行分配时，乡必须作为分配单位，单位人口要作为衡量基准，所有人无论性别还是年龄都必须进行平均分配，不得偏袒照顾。但是，广大农民群体对该土地法里面“没收一切土地”的说法表现出的却不是十分满意的赞同。因为这一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将会伤及富农、中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贫农的切身利益，这样无益于统一各个阶层的人民团结起来与国民党进行对抗，无形中也削弱了各个阶层的经济力量，农民对地主阶级要强烈反抗的意识较之以往也不够强烈。这一现状就要求我们党接下来要制定的土地政策必须更为适应民情并能符合农民群众的心意。
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上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里指出：“中国农民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1]83所以，在政治议决案中“没收一切土地”提法的基础上在“土地”二字前面加上了“地主阶级”。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并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将上述这一改变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出来。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纠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也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没收对象问题。
第二，解决了土地分配所有权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始阶段，关于土地所有权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我们党态度明确，即为“土地国有”。因此，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指出：“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1]69中共“六大”总结和反思了土地革命初期的问题与失误，进而提出：农民代表会议要负责处理被没收的地主阶级土地，之后再把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分发给农民播种和应用。这表明我们党认为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农民享有使用权，而没有买卖与租佃权。在土地的分配所有权问题上，我们党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共产国际的政策影响，一直坚持土地国有、禁止自由买卖的土地政策思想。因此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并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最热切要求。所以，毛泽东于1931年2月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该信主题内容为省委要公告给下级政府，通告全省在此之前已经分好的土地无须重新分配，允许租借与买卖，要求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应有的土地所有权。至此，土地所有权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这是从“八七会议”至此时一直着手解决的疑难问题。
第三，土地分配的具体原则以及方法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土地分配总原则即为：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要适当考虑中农的合理利益，对富农只需没收他们除去支撑温饱以外的土地，对地主阶级的态度是在他们改造后要保持其能正常生活的状况。这样的分配原则充分考虑了农民对于得到耕种土地的热切需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生产和参加革命的热情，这一重要更正体现了我们党将联合中农反帝反封。
各根据地对于土地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分别经历了一个各具特色的长期斗争与实践的过程，最终确立了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少平均分配的方法。在分田质量上，各根据地起初确定了“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富农投机地上交瘦田，私留肥田，这一做法激起了广大贫雇农对富农的强烈谴责与不满。1930年6月，我们党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决定各根据地在分配土地时既要遵循“抽多补少”原则，还要考虑“抽肥补瘦”。因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具体原则。
第四，合理的富农政策的最终颁布。我们党具体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富农阶层是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题目。因此，解决富农问题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原因是，在旧时期富农作为封建与半封建剥削的代表阶层，他们不仅有自己足以耕种的土地，而且大都还兼做收地租和放高利贷的营生。但与地主阶级的差异是，富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属于劳动者，因为他们和贫雇农一样需要参加劳动。在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各革命根据地对富农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过重打击排斥的恶劣活动，导致大部分地主富农上山为匪，造成了局势混乱的局面，给土地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富农政策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打击地主阶级、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格局的政策。其中，农民是推动土地革命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富农问题在农民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富农成分复杂且政治立场往往摇摆不定。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对富农政策是反复的、多变的。
一、富农政策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针对中国农民阶级占大多数的客观现实，决定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革命，以此来获得农民阶层的支持。农民阶层的复杂性使得中共中央必须对其进行区别对待，在如何制定富农政策问题上，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且这种分歧伴随着整个土地革命。
1、限制富农政策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上决定发动土地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将之分给贫下中农，以获取农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为了顺利推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减小革命阻力，会议上中共中央将小地主、富农等小田主与大地主区别开来，对其土地并不没收，而是实行减租政策，企图以此来团结富农阶层。八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认为“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会议认为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的主力，应当明确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农之政策。而在富农并不反对土地革命的情况下，稳住富农阶层，防止其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上根据农民的土地拥有情况将农民阶级分为富农、中农、小农等几个不同的阶层。其中对富农的定义是“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鉴于富农阶层的复杂性，中共中央对处理富农问题慎之又慎。出于减小土地革命的推广阻力的考虑，在明确富农的阶层属性为“农村资产阶级”及富农既自耕又有出租土地的二重性特征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在限制富农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富农阶层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这种对富农阶层既保留又限制的原则，奠定了土地革命初期富农政策的基本内容。
2、打击富农阶段
正当各根据地贯彻中共“六大”所确定的富农政策时，1929年6月，并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根据苏联消灭富农的经验，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即“六月指示”）。该指示认为，中国富农的大多数为小地主，对广大农民群众实行残酷剥削的同时反对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富农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为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各根据地内加紧展开对富农阶层的政治、经济斗争。
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回应，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决议》认为“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地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此外，《决议》强调要将贫下中农之外的富农等阶层驱逐出农协，在组织上加强各地农协的纯洁性和党对各地农协的领导权。《决议》对富农的排斥打击，使六大中所确定的富农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富农在各根据地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压。
此后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党内取得中央领导地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王明彻底否定了中共六大所确定的土地政策，照搬苏联农业经验，在各根据地内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1931年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出台，这个土地法使富农问题的“左”倾错误雪上加霜。
3、联合富农阶段
当中共中央“左”倾占据主导地位期间，通过实践写了《寻乌调查》，在调查报告中提出“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的分配原则，虽未获得中央的认可，但为当时土地的分配提供了另一种思路。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通知》中的“富农标准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数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半耕作于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通知》对富农的阶级划分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的标准。虽然当时党的富农政策遭遇“左”倾严重错误的打击，但却通过实践摸索出了富农的土地分配方法、富农的划分标准等。
左倾错误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调整之前的富农政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决定》对富农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没收富农高价出租的土地，对其自耕地及雇人所耕之地则予以保留；富农的私人财产，除所放的高利贷之外，均不没收；保护富农的经济权利，除中央所规定的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各根据地对富农征收特殊税捐；在遵守苏维埃法律的前提下，保障富农经营工商业以及雇佣劳动之自由；禁止对富农的歧视，富农有权与贫下中农分得同样土地。《决议》对富农问题做出了最直接、最正面的回应，即在限制富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富农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国内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随之调整。193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认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出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考虑，《指示》强调：“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同时，稳定了富农阶级，使之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作为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土地问题的基本方针，随着中共土地政策的整体转变，富农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中共富农政策变化的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历经波折，先后对富农阶层采取限制、打压、联合三个不同政策，各阶段所采取得不同的政策，与当时革命对象、任务及其客观的历史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土地富农政策的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对富农阶层划分的政策不明确
在探索土地革命时期的富农政策时，将原因归结于中间阶级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这一阶级，中共中央之所以要转变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制定准确统一的划分富农成分的标准。从以上论述中共对富农的政策变化中看，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农民中各阶级的区别是在”八七会议”之后，之前将政策制定的焦点主要放在地主阶级身上。中共在土地革命初期，对富农阶级的认识尚处于摸索阶段，缺乏统一的、明确的的富农划分标准。实践过程中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混淆了农民阶级中各阶层的具体属性，并未对自耕农、佃农等阶层作进一步的阶级分析。土地革命中，农民阶级中各阶层划分的不明确是引起富农问题反复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富农自身特点导致的结果
富农阶层是中国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富农拥有少量多余的土地，在自己耕种的同时也雇人耕种，甚至出租土地以及从事高利贷活动。富农不同于贫农，也不是地主。富农阶层的双重性使其处于动摇不定的而又不可缺少的中间地位。当对富农的打击过大时，就会削弱富农的革命性，容易唤起他们的反动性，但对富农的限制过松时，便会使他们中的不法分子混进革命队伍。所以，如何制定一个正确的富农政策，在激起富农革命性的同时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使富农阶层对土地革命采取合作及支持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内容。中共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革命发展形势的不同及富农阶层革命倾向来确定具体的富农政策，因此导致富农政策的反复。
3、党本身在革命初期尚不成熟
从党自身考虑，理论认识水平的不足和实践操作过程中的模式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富农政策多变的内在原因，土地革命初期，党对农村及农民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深入而细致的调查研究，中途又遭遇几次严重的“左倾”的错误，后期通过革命实践才逐步予以修正，这些变化体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上是非常明显的。
4、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外而言，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控制是广泛而深刻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土地革命时期对富农态度过“左”制定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问题只能通过中国的实践才能予以解决，只有摆脱共产国际的遥控，中国共产党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富农政策。对内而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随着中日矛盾的升级，阶级矛盾退居为次要矛盾，国共两党在外患的压力下，逐步走向联合。为了消除与所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吸收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必须调整包括富农政策在内的整个土地政策。
三、结语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富农政策是复杂而多变的，也是各种因素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富农政策有其失败的教训，也有其成功的经验。但历经波折的富农政策使得党在农村及农民问题上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也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的提供了借鉴，使后者得以顺利展开，因此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富农政策从总体而言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3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积极贯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
1、大革命时期,立足中国国情,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大革命时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大革命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第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第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封建土地占有制是封建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革命武装,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手段。大革命时期党即着手制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的方案被迫搁置,但为后来进行的土地革命作了非常必要的准备。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有效政策,积极保障根据地农民的利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制定有效政策,促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第一,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及时制定和调整了有关的土地政策,修改了土地法令。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再到《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使农民的经济利益有了法律上的保障。第二,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苏区中央运用合作社发展经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保证了农民日常生活用品及时供应,保护了农民利益。第三,大力发展根据地教育,保障农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央苏区非常注意发展教育事业,逐步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干部教育、师范教育、红军教育的教育体系,为革命根据地培养出大批人才。
3、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激发了广大农民抗日积极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苏区党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党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减租减息政策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主力军。
4、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它不可能使封建土地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土地问题依然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变为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状况的政策。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的问题,高度概括了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区通过轰轰烈烈的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解放区经济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创造性思想,为新时期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中国国情,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在革命实践中强调农民的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时过境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仍然存在着与民主革命时期相同的基本国情,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2/3以上,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农民问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要提高对农民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的思想,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必须实行有效的利农政策,保障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切实获益。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非常重视为广大贫苦农民谋利益,实行了有效的利农政策,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问题,并从法律上加以保障,从《井冈山土地法》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切实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实行有效的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建立起农业收入的保障机制,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切实保障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获益。
3、必须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最后到解放战争时期,不断调整解决农民土地的政策、法规,最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革命的积极性,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可见,正确土地制度的确立,直接关系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必须完善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国家有必要在坚持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办法,确保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力;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继续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大检查,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最终取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徐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06(1).
[2]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政策；变迁；当代启示
一、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历史变迁
（一）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几次调整了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1]。通过这个土地法，党首次将土地政策问题落实到法律层次。土地法规定没收所有的土地，不仅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也剥夺中农、贫农的土地所有权。1929年4月，党在《兴国土地法》里，提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把没收土地的对象明确限定在“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范围，不没收农民原有的土地，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初步解决了农民最急切需要的土地问题。1931年春，党领导人民在各根据地开展运动，推行新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促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革命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这时期的土地政策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有利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一直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据此形势对农村土地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结束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政策，转而实行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召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承认了地主对土地的产权，另外一方面减少了农民所需缴纳的租息，显示出党的土地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减租减息相当于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是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特殊农地政策。
此次农村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恰当地调节了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和关系。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而且也争取到了更多的地主阶级抗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解放区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取代了原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由此引发了农村土地政策的新一轮调整。在1945年1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减租减息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及时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乡为单位统一平均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土地所有权为农户所有。从194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把土地分给了广大农民。
解放战争时期，党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使得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成了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积极为解放战争提供兵源、粮源和战争勤务，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迫切需要通过来获取土地。因此，党在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了的基本任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开始分批次进行了。的完成，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3]
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所谓的“一化三改”，具体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农业方面主要行动为：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典型示范来逐步推进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又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到了1958年，为配合“”，扩大规模经营，中央实行“小社并大社”，进而又推行“政社合一”的制[4]。在广大农村发起化运动。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拥有各种权力，而村、生产队等基层生产单位不具有任何的自，生产上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制度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之风盛行，我党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旧的经营制度全面解体，确立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充分发挥了两种经营方式的积极性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全体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30多年以来，我国的这一农地制度一直沿用实行至今，虽然也有一些政策上的变迁，但始终是围绕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充分体现了我党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为出发点，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从而使土地政策日臻完善和稳定。
二、土地政策变迁的当代启示
农村土地政策90多年的变迁轨迹表明，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并加以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根据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制定和执行了不同的土地政策，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缴租交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调整农村土地政策，来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三大改造，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党及时调整了农村土地政策，废除了原来的制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保证了我国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期，不单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同时还允许土地进行流转。农村土地政策及时调整、适时创新，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审视党的土地政策的变迁史，制度作为变迁史中的一环，这一土地政策的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农村的生产实际，导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停滞不前，到了1978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仍与1958年时的生活水平相似。国家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项土地政策，转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因就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较制度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更加明显的制度绩效，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农村生产力的全面提高。
十一届三中之后，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家庭承包经营制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和核算单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家庭承包经营制成为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使用制度。
[参考文献]
[1]，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2]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5
［关键词］中央苏区农民问题
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全盛时期的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余万，下设4省辖60个行政县①。其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成了苏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着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解决农民的权利问题、土地问题和教育问题。
一、在政治方面，重视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着力解决农民的民益
中国农民，由于遭受封建地主政权的压迫和剥削，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想救民于水火，首先必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确立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农民政权，以求农民彻底解放。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后，就一直致力于这个政权的建设，着手解决农民的民利问题。在的领导下，苏区中央局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1930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规定：苏维埃的中国是工农自己管理的国家②。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的政权，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而不给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分子政治自由与民利。其根本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苏区的革命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等③。
为了让农民真正享有民利，在领导中央苏区建设的过程中，注重法制建设，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农民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相继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刑事、民事、土地、教育、经济、劳动、组织、选举、婚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约120余部，把镇压反革命、维护苏区社会秩序、保障工农民利、支持革命战争，作为苏区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享有的各项利益，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二、在经济方面，颁布土地法令，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农民生活
中国农民，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生产劳动，缺乏积极性，因为农民基本上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耕种的土地几乎都是地主所有。显然，要想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首先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确保农民土地所有权。早年在作农村调查时，就已注意到“地主人少地太多而农民人多地太少”这一人地不平衡的事实，所以，在领导苏区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令，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8年12月，在湘赣边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对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山林分配办法、土地税的征收都作了具体规定。1930年2月，在“二七”土地法中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但仍规定“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农民只有耕种权，没有所有权。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明确，苏区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还是有些不满。苏区中央局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设法加以解决。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在第九号通告中指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惟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在给江苏省苏维埃政府的一封信中要求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买卖，得了钱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④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实行土地登记》布告，指出：“有些地方发了一种耕田证，这只证明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证明所有权。加以土地分了好几次，许多农民不相信土地是分定了的，以为现在我耕的田，难保将来不归别人，因此耕种不肯尽力，妨碍生产，妨碍了农民利益的保障与发展。”因此，布告规定，土地登记后由苏维埃发给农民土地证，“用这个土地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人不得侵占，政府不得无故没收”⑤。至此，苏区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随“耕田证”改为“土地证”而得到解决。这是苏区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让农民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关心农民疾苦，努力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他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⑥又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⑦。为了解决农民问题，改善农民生活，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认为，革命战争是中心任务，经济建设要服从这个中心；反过来，经济建设对于支持革命战争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正确的经济政策应当“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⑧。
三、在文化方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中国农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在农村，以封建说教为内容的教育事业，完全被地主所把持，农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革命家，他深知中国这一国情。所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发展教育事业，主张废除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教育，确保农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以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⑨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案指出：“今后的文化工作……简单说来，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0]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中规定：苏区教育“实施马列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工农劳苦群众的子弟读书一律免费”[11]。苏维埃教育方针，“以教育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造就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等技术专门人才。培养儿童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集团的思想，劳动的身手，革命的热情……教育与工业生活、农业生活相结合，即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达到消灭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对立”[12]。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不仅在政策上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并取得了很好效果。比如，在普通教育方面，兴办了各类学校，为农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在第二次全苏大会报告中列举说：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07人。而当时这三省苏区的总人口约300万，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13]。又如，在社会教育方面，成立了“消灭文盲协会”，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各苏区都出现了人人读书识字、处处书声朗朗的可喜局面。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仅胜利、于都、宁都等14县统计，共办起夜校3298所，识字小组19812个，俱乐部712个，建立识字委员会2744个；参加夜校和识字组学习的共140208人，占失学成年人和儿童总数的47％[14]。再如，在干部教育和培训方面，设有专门学校，如中央农业学校，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农业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苏区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这与国统区的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与统治区排斥工农群众于教育之外，造成文盲占人口80％以上、人民愚昧无知的“黑暗地狱”相比，苏区是一个工农及其子女优先享有受教育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四、几点启示
1．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农民合法利益。建设工农政权，保证农民的民利，同时加强法制建设，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这虽是过去革命时期的做法，但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现实意义。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都规定了农民享有各项民利，关键在于是否落实好。落实得好，农民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农民的建设积极性提高，农村现代化建设就会进展顺利；落实得不好，则会影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今天仍然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农民合法利益。
2．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实行土地农有的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这一问题是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到土地革命能否顺利进行。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即实行土地农有的政策，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此基础上，还要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才能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证农民长期拥有土地，任何集体或个人都不能随意借口侵占或破坏农民手上的土地；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农民排忧解难，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只有这样，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
3．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农村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文化素质极低。要摆脱落后面貌，就得教农民学文化，也就是要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苏区解决农民问题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那就是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通过多层次办学，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掌握农业科技，走科技兴农之路，脱贫致富，把广大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全面小康社会。
注释：
①③[13][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3，358，430，433。
②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173。
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389。
⑤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31。
⑥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8。
⑦⑧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8―139，130。
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8。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6
1917年3月8日到13日，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覆灭当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首都彼得堡的群众动乱和一些政党乘机发动的革命活动等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村政策的失败。
俄罗斯帝国历代农民都有“好沙皇”观念，认为沙皇是上帝派给他们的救星和保护者，甚至亲切地称沙皇为“父亲”。何以到了1917年父子反目成仇？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1861年大改革动了农民的奶酪。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农村虽然保留了农民的传统组织──农村公社，却只把农奴主的一半土地留给了村社，另一半土地留给了贵族地主，而占人口90%的农民只有34%左右的土地，农民缺地现象严重。到了19世纪末，农民人口增加了1倍，农民份地人均减少了一半，结果引起农民的“地荒”，这更增加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加上1891─1892年俄国发生了罕见的饥荒，因此从19世纪末起，农民开始在农村不断掀起暴乱，抢夺地主的土地。1905年革命的爆发最终促使沙皇政权下定了决心废除村社。
为了维持俄罗斯帝国的秩序和稳定，斯托雷平于1906年上台后就颁布了废除村社的“11月9日法令”，从此就开始了斯托雷平的。斯托雷平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整理同时进行。俄国村社的土地如同今日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一样，每户农民的份地是由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即条田）构成，各户农民的条田呈插花交错状。改革者认为这是一种比有规模的农场经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改革法令，村社农民取得份地私有权后，必须把条田整理到一块，形成小有规模的农民农场，这就是土地整理。
农村政策调整遭遇执行难
以土地整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新政策本来是为了更好适应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迅速稳定局势，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
新政策没有民众基础。在村社制下，土地以条田形式按农户人口均分给农民，每隔10年左右就按农户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土地重分。而农民的条田并不仅仅是按面积大小来划定的，如果某块条田比较贫瘠就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离村庄太远也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产量过高就缩小一点面积，有的地方甚至还根据需要耕种时间的长短和播种数量来调整条田的大小。这样，农民份地的分配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做到了充分的公平。所以多数农民对插花条田制还是比较眷恋的。
但是斯托雷平要把农户的条田整理到一起形成农场，而且主要是按面积的原则，那么这必然会出现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肥沃的或是离村庄近的土地，而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贫瘠的或是离村庄远的土地。这样，尽管农民的土地面积没有增减，但是质量却有了差别，所以多数农民对土地整理的政策是很反感的。
新政策引发了农村的不公平。改革法令并没有规定在整理土地过程中，谁更有权占有肥沃的地段，农民之间必然会出现纠纷；改革法令规定农民除了原有份地私有并整理外，还可以购买地主出租的土地，但并没有规定必须卖给原来的租种者。当时俄国农村还没有现代司法系统，有关谁占有或购买某块土地的纠纷是通过村会来解决的。显然，谁在村中的势力大、地位高，谁就有可能得到好处，因为村民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来表态的，如纠纷双方的人品如何？哪家更有权势或更受欢迎？哪家给村会提供了伏特加酒等等。这样，农民占有土地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在村中的权势和地位，这当然会引起不能如愿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愤怒。
少数人甚至一人提出整理份地的要求村社就必须满足的规定，给其他农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在插花条田制及轮作制下，把数块条田并成一块必会牵涉众多其他农民的条田。鼓励移民的政策，使许多农民都担心其他农民会离开村庄，而他们留下的土地不得不由自己筹资购买，否则就有可能被外来人占有。
农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破坏了村社制下相对和谐的农民社会。政府授予的各种个人权力，在农民看来都是别人打击自己的工具，而原来社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改革法令的出台而消失，却代之以人人自危。
新政策与政绩挂钩导致地方官员大冒进。为了推动改革进程，中央政府规定土地整理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中央政府虽然期望改革迅速推进，但并不是要盲目地扩大，而是相当重视改革的质量，要求农民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并能承担必要的开支时才准予整理份地、建立农场。
但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不管农民是否具有独立经营农场的能力，就盲目扩大土地整理的农户数量。到了改革后期，在俄国农村大规模地出现了整村整村农民整理土地建立农场的现象。这些脱离村社的农场中的大多数都经营不善，举步维艰，他们被国家所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农民银行也无力资助这么多的农场，1906─1910年农民银行借贷给农民的资金人均只有78卢布76戈比，连1俄亩土地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应付大量的生产开支了。在改革期间农民银行还从没有按期还贷的农民手中收回了54万公顷土地，使54000户农场主破了产。
穿军装的农民迫使沙皇退位
为了废除村社建立农场，俄国付出的代价是农民对政府的敌意、农村和谐的破坏和农民处境的恶化。改革后农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所倒退。改革前，村社的农产品很少出售，农户即便有剩余，在连环保制下也都用于替其他村民缴纳赋税或是村内救济等公益事业。而改革后，小农的产品如有剩余就可以拿来出售，不用再替邻居纳税，也没有多少公益事业可以付出。因此商品率的提高只是表明农产品分配关系的改变，而不是产量的提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普遍地贫穷了。
1861年改革之后，沙皇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地荒，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反而因农民缺地发生了农村动乱。尽管脱离村社的农户只有1/4，但却有100多万农户600多万农民卖掉了土地到处谋生，而当时俄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不能容纳这么多农民，于是在城市形成了所谓的“边缘阶层”，他们是群众运动和革命活动的活跃者。在广大的农村，很多农民失去村社保护，加上此期农业生产力没有发展，而地主和国家却对农民的剥削加剧，无论是村社农民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处境都非常艰难。废除村社时期，农村的社会和谐被打破，整理土地期间的不公正现象使农民人心涣散，人人自危。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7
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土地革命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指明了正确航向，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8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03-0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准确把握国情,为实现人民民利所做的理论回答。
随着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认识到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统一战线。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一大,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如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民族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民生中“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但随着集团、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纲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还在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和社会教育。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联系各地的革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议和法令,以中央苏区最为典型,在社会救济方面,采用救济贫困农民及受灾群众的方针,开展互助互济工作,其规模和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大革命时期,方法也更加灵活。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努力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闽浙赣等苏区提出建立公共医院,为苏区贫苦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在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注重发挥红色歌谣的作用,教学内容比较切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左右江苏区还提出了建立免费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等,开展福利性免费文化教育工作。这些措施非常适合解决当时苏区绝大多数贫苦人民无钱享受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以及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还达成迅速结束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1]1163-1164。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方面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政治体制,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可讨论与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长官及监察委员之任免、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协议还规定国府委员为40人,半数为员,但施政纲领变更时须2/3的委员通过;还规定必须有3/5的国府委员同意时,国府主席方可使用否决权。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案为依据,协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中确定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的原则。同时就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及文化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会议通过了《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等[2]38-41。
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为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实行。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已经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和发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体现了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南京政权的覆灭,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纲领确定: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纲领规定,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等。综上可见,《共同纲领》对公民的选举权、平等权、社会权等基本权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综上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建设从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的实施;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制定到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的制定,用理论指导着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实践,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公平正义在革命中不断实践,不仅是党理论体系承前启后的价值链,也是衡量各阶层利益时秉持的一贯判断标准,并对最终实现人民基本的民利的核心价值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彭月英,孙海林。中央苏区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点[J].求索,2010,(8)。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9
关键词：陈独秀；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革命后期；鲍罗廷；罗易
大革命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异常紧急的状况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为挽救革命而努力奋斗。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它派往中国的顾问代表们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对于中国革命，他们既有一定的贡献，也犯了许多错误，同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与这些顾问代表们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试图从具体主张做法和内在原因两个方面剖析探讨一下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
一、具体的主张和做法
（一）在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面，共产国际代表草率盲目的自信及陈独秀退让被动的服从导致了重大失误的出现。
理论上，陈独秀对革命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有认识的。他在1926年11月25日发表的《革命与成功》一文中就认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p304）但在实际工作中，陈独秀不但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而且反对共产党掌握军队，突出强调正规军的作用。这种矛盾状况，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政策有关。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只武装援助力量，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力量。对，除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皆派有军事顾问外，又于1926年援助枪械，分四批运到广州。[2]（p77）顾问们对的将军们施以“吃草政策”，以为有苏联政府的援助作诱饵，将军们不至于马上破坏国共合作。顾问们对“吃草政策”沾沾自喜，甚至到发动“四·一二”后仍执迷不悟。鲍罗廷自鸣得意地说：“我的箱里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3]（p）其实，在这帮没有原则，翻脸不认人的将军眼里，还有比“吃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维护他们自身最根本的利益，当国民革命发展到要有损他们利益时，他们便开始向共产党开杀戒了。而对共产党，则只要求在军队内部、军队驻地军民关系上“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化工作”。[4]（p137）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对抗，”“要求把供给、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5]（p88），但都遭到国际代表反对。陈独秀曾向鲍罗廷建议，从苏联给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遭到拒绝。
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之前，曾有许多迹象暴露。蒋先后唆使爪牙暗杀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围攻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蒋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共产党人“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6]（p239）
对蒋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并与之作了斗争。3月2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特委会，陈独秀提醒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次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7]（p389）通过决斗来断送政治生命。
然而，共产国际再次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冲突。其恶果人们都已清楚。
叛变以后，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或及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而是大力扶持唐生智来对抗，以致唐生智得以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为其以后镇压革命创造了条件。共产国际重视发展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不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形成影响极大，而且客观上也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二）在农民土地革命问题方面，共产国际代表的脱离实际瞎指挥同陈独秀的摇摆难定不果断致使土地革命的开展错过了最佳时机。
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口头上承认应没收土地，在实际中他又害怕真正地实行，并且反对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和“幼稚”，力图加以束缚和限制。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吻合的。
农民运动的兴起自然要发展成土地革命。北伐之前，共产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1926年10月，农民运动兴起，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此时共产国际发给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8]（p91），要中共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民的反对。同年11月，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起草了准备递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和中共“五大”审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斗争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9]（p91）[这个矛盾的观点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上陈独秀谈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彻底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10]（p119）显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都把革命深入与革命扩大两者对立起来，只要求扩大革命而不要求深入革命。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并派罗易赴华，但是会议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却是笼统而不彻底的，对于如何实行也是不明确的。“它以为中国土地革命可以在国共继续合作，在没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前提下进行。事实证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革命武装力量和工农政权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确实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政策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11]（p24）正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乃至中共党内的激烈争论。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争论不休中动摇于二者之间，而又偏向于鲍罗廷，表现为追随其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向让步。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只有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中心。”全会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共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共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地主土地，但又要反对过火行为，要通过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中握有实权的是、谭延恺、徐谦等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它赖以存在的军事力量，又是握有重兵、控制两湖的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唐生智属下的湖南部队的军官，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整个部队与地主阶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抱着敌视态度。武汉政府当时设有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反复讨论，冲破层层阻力，起草了一个《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方案，在提交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时，也被否定了。另外，鲍罗廷还提出“政治没收”的方案。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对唐生智部下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拥有大量土地却不去触动。但是，先决条件仍是要维持与武汉政府的国共合作，不准搞苏维埃。这个方案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土地革命。农民土地问题就在这种矛盾中被搁置了，以至中国革命丧失了最后挽救的时机。
（三）在对待第二次北伐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们激烈固执的争论及陈独秀缺乏主见的执行让刚受白色恐怖打击的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受挫。
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武汉政府面临严重威胁，奉军在北、川军在西、粤军在南、蒋军在东，反动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地区。时局动荡，外资抽走，银行关闭，一些商人和资本家也匆忙将黄金、白银运往上海。物价飞涨，粮荒愈演愈烈，武汉地区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的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已丧失信心，他说：“共产党员要我们同着群众跑，但是群众在哪里呢？他们所夸奖的上海工人力量，广东和湖南的农民力量在哪里呢？这种力量是没有的。你们看没有群众，却能巩固他的地位。要我和群众跑，就等于去反对军队。不，我们没有群众还好些，我们要同着军队跑。”[12]（p83）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冲破敌人对武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以加强其地位。
对此，鲍罗廷是坚决支持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目前无力进攻上海。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象太平天国起义那样被粉碎”[13]（p398），不如进行北伐，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更稳妥。所以鲍罗廷是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并警告中共说：“若不早为之，所行我们的一切皆要失掉。”[14]（p78）
而同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罗易则强烈反对第二次北伐。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下进行北伐，是“新的军事冒险”，是在“寻求廉价的军事荣耀”，是武汉政府转移群众视线，摆脱群众影响的“阴谋”。[15]（p39）鲍罗廷支持北伐经营西北的理论，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不信任，是“投降主义”的理论，要坚决反对这种旨在“加强国民的军事力量而摆脱群众的影响”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第二次北伐。
在罗易的强烈反对下，鲍罗廷在争论中曾一度失势。因为罗易成功地说服中共党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于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正式决议。但仅仅在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否决了这项决议。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同意鲍罗廷关于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且把经营西北的希望寄托在与冯玉祥会师中原上，“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16]（p170）从而失去了一次挽救大革命的机会，也就导致了罗易在争论中的最后失败。
历史的发展表明，支持第二次北伐是中共决策上的失误，对此鲍罗廷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国民革命军刚登上北去的征程，武汉国民政府便趁后方空虚之际大肆进攻革命力量。而冯玉祥率部挡住了通往北京的道路，反而掉过头来劝武汉政府领导人与握手言欢，并建议镇压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北伐梦破灭了。“鲍罗廷虽是北伐问题争论中的胜利者，却是现实政策推行中的失败者。”[17]（p78）而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争论中没有积极发表意见，缺乏主见，致使错误路线的执行。
（四）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时，共产国际代表们对武汉政权丧失警惕的轻信及陈独秀右倾消极的妥协使大革命最终失败。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公开化，其错误主要表现为：在上海对叛变革命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造成“四·一二”惨案的发生；在武汉没能从背叛的这面镜子中看清的真面目，造成“七·一五”的失败。然而，这些错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这反映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存在着右倾麻痹。5月17日，湖北夏斗寅叛乱；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长沙马日事变，这实际上分别是、唐生智的序曲。在整个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应是为了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存而奋起反击。但此时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认为仍是“左派”。濮清泉在回忆陈独秀时也曾写道：“他说，……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不仅我们认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他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18]（p338）在革命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对、集团和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影响甚至制约着当时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因此，面对蒋、汪的进攻，一致体现了右倾麻痹、一味退让、放弃斗争的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二、内在原因
以上主要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二次北伐和危急关头四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的相互关系及所犯的错误，下面将探讨一下错误所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共产国际是“老子党”，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苦力”，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决策上存在着不切实际性，执行上缺乏独立灵活性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使日后的大革命失败潜伏着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在中的独立性，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是存在着错误的。这些错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形成，应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陈独秀本人有右倾错误，但“万方有罪予一人”是不公平的，陈独秀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如果当时不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或者没有陈独秀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9]（p37），而且恰恰是陈独秀对当时共产国际“老子党”式的瞎指挥，对当时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的乱打乱杀的严重“左”倾错误等都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过，他的抗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对其加以肯定。
（二）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实现北伐胜利，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最终没有能够挽救濒于失败的革命。
共产国际代表们的策略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倚重、轻视共产党；二是代表们策略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两大致命伤不是哪个代表才疏学浅所致，而是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自身困惑。[20]（p89）
“四·一二”反革命后，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全国政治局势由南北政府对峙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足鼎立。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党人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指导大革命的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主张发生了很大分歧，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当时的革命策略，从而对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第二次北伐、土地革命和与左派的关系上。
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的七次全会上，就曾作出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思想是既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又要保住统一战线。
“保全统一战线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举，共产国际给中共出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21]（p189）
共产国际的难题首先难住了派往中国的代表们。鲍罗廷为保全统一战线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鲍罗廷的主张是：要倒蒋就要把左派留在统一战线里，而要留住左派就不能马上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的用心良苦。
1927年初来华的罗易却力主两全其美。罗易批评鲍罗廷的主张“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放弃自己的阵地。”[22]（p235）
罗易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蔡和森对此有这样的评价：“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贵的，只可惜没有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23]（p135）
罗易的主张虽正确但没有实施办法而遭到鲍罗廷和中共党人的反对，从而陷入绝望的境地。罗易赴华执行监督一个充满矛盾的决议，且赋予他“很小的权力”，使他“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24]（p58）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给罗易带来的悲剧。
代表们的窘迫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窘迫。但同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矛盾的，但有时权威的。
大革命紧急时期，鲍、罗之间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本身所含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罗易、鲍罗廷的主张谁也没有违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总的格局内进行的。鲍罗廷为维护共产国际要求的统一战线，是不惜代价的；罗易为完成他的赴华使命，在呼吁中共推行土地革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罗易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而遭拒绝，甚至险些丢了生命；鲍罗廷则被看作“是一个被打败者回到莫斯科的”[25]（p269），而受到嘲弄。
鲍、罗“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试图在离开中国数千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导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26]（p54）何况是在大革命时期，时局瞬息万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时间的不允许，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共产国际由他的驻华代表那儿得到的也只是些充满矛盾和令人迷惑的报告，而依据这些报告所制定的政策，有时还未下达，情况又急剧的变化了。这些指示有时含混不清甚或相互矛盾，就不足为怪了。中共党人“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27]（p513），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易是共产国际首席代表，但他并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最重要代表；鲍罗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但他比罗易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以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张，于是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又倾向于鲍罗廷。这一政策就是对武汉政府充满幻想和追随武汉政府压制农民革命。在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动摇，表现为追随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让步的鲍罗廷，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仅没有集中革命力量，反而瓦解了革命，最终导致“七·一五”反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三）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自身具有过浓的文人气质，缺乏必要的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他主观上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并且客观上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以上因素致使他在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陈独秀身上，较多的暴露了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他的身上色彩太单一，当他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后，他的主观情绪、言行举止却不能立即转变过来。他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从事政治领袖工作，这注定了他非失败不可。”[28]（p192）
陈独秀也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韬略和胆识：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中打点折扣而不让其察觉，在支持党内同志的某些强硬做法时而不在面前流露出半点声色。可惜，陈独秀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就陈独秀的个性而言，他性格倔强，清高自负，还略带一点封建家长的习气。不过，他有是一位心地纯洁、表里如一、学究气很浓的人。他不善于耍权术。在党内，他虽年长，曾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叱咤风云的战将，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却是一位幼稚的孩童。
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责任主要不得于他“幼稚的理论”，而在于他“幼稚的斗争策略”或“幼稚的领导艺术”。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
从个人角度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革命的失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当今史学界所公认的。
构成陈独秀这一错误思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他本人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从主观上说，“陈独秀在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带有旧知识分子的气味和封建家长制的作风，从而产生了或多或少轻视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思想，特别是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29]（p329）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观点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的客观现实而改变，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由此得出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结论。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对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陈独秀在这方面做得却不够，终于使他的错误思想不断恶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客观上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不长，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幼稚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的认识。二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前面我已提到过，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最集中。陈独秀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对国民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方面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乃至有错误的，但正是由于他对革命的认识接近并受影响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才发展成右倾错误，在党内形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我们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
总之，通过剖析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对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二次北伐等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做法，探讨出现一系列失误的内在原因，我们不难认识到：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共产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张庆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3]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m].南京：政治学院，1980.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Z].南京：政治学院，1981.
[7]上海档案资料丛刊[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9]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0]陈独秀评论选编（下）[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11]高建国.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时期的陈独秀[C].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3
[12]米夫.危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m].北京：国外近代史研究，1987.
[13][苏联]切列潘诺夫.中国革命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m].南京：政治学院，1980.
[15][印度]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m].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5.
[16]选集[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7]张崇怀、王静.大革命紧急时期鲍罗廷和罗易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C].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1
[18]濮清泉.我所认识的陈独秀[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19]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C].长春：学术月刊，1991.11
[20]陆水明.评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C].南昌：争鸣，1989.4
[21]陆水明.评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C].南昌：争鸣，1989.4
[22]罗易赴华使命[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3]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m].南京：政治学院，1980.
[24][印度]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m].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5.
[25]于俊道.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6][印度]卡尔尼克.罗易政治传记[m].北京：政治研究，1986.3
[27]列宁选集(第一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土地革命的土地政策篇10
【关键词】土地改革;战时财政动员;整顿乡村财政
【正文】
土地革命,一向被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抗战后1946—1948年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来被视为一个乡村革命的历史叙事,但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述,大多是中共党史语境内的研究,基本上着眼于阐述土地改革的意义、前期土改政策“左”倾的原因,对土改后期的“纠偏”强调的比较多,而对于土地改革运动背后隐含的真实动因则很少触及。总体而言,这段历史至今还是学界较少关注的一个领域,这场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的革命的起因、它的真实意义与价值还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土地改革并不是一项纯粹意义上的土地政策,也不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农民群众之间一种简单的“给与”与“支持”的交换关系,而是中国共产党为获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而采取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1]。我注意到,随着战事的规模和烈度急剧扩大,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人力、物力需要日益急迫,这种战争动员手段的财政意义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试图将上述观点再推进一步,即土改实际上是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而且这种动员是通过两个战略步骤加以实施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强大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将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人民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农村地区成功地激励起强烈的战斗情绪和“支前”氛围,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优势;第二步,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调整和整顿乡村财政,把财政征收体制延伸到每个村庄,建立了以军事财政动员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将战时财政动员推进到具体操作层面,由此获得了空前雄厚的财政资源基础,获得了战争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由于土地改革两步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共最终在农村“扎根”,“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才得以在短暂的3年时间内结束。
一、战时财政动员的关键性举措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改的转变具有突然性,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因为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刚刚表示过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3]”但仅过了一年,中共中央就了着名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式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4]。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进行基本政策的调整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这一突然转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内战本身。”1945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内战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季,国民政府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5]”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未准备在乡村中立即实行激进式的土改,而是战争的形势迫使其这样做。
抗战胜利后,确曾有过一个为时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时国内弥漫着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根据地亦如此),要求国共两党和平相处的国际压力亦十分强大,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被“和平”的幻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部“厌战”的情绪还是相当明显的,一些人产生了放下枪杆“回家种地”的想法,各根据地都在制定生产重建计划,某些地区部队甚至已经着手复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发出《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6]”这种“莺歌燕舞”的景况甚至影响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工作,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7]。1947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亦承认:“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仇敌忾的决心,“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8]”,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经济与军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共方面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境地[9],这可能是土改为什么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真正原因[10]。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占据优势的是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为了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这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一致的组织动员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必须借助某种运动形式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揭示、凸显出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