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1
一、合作制经济是对集体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建国初期曾有过几年的合作社历史，但不仅未建立完善的合作制，而且很快就被集体制所取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赋予了农民经济主体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以传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已经不能满足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集体制经济在权利体系上的矛盾与缺陷，是其自身不能解决的，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农民被虚置，其权益受到损失。对集体制的改革应按公有制的性质和原则进行，应进一步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去发现和探索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中国农村涌现出大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所谓“新”，是相对于中国50―60年代建立的传统农村合作社而言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组建的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它以“自愿”为前提，充分体现了农民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要求。合作组织是真正农民自己的组织，其出发点、着眼点、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改善农民的地位、增加农民的收入，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它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农民自愿自主自助自我发展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
二、国际合作制经济的实践和经验
国际上通行的合作制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章程确认，并得到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确认的合作制。它是劳动者为避免中间剥削，为成员自身提供优惠的自我服务而进行的互助联合。1995年9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代表大会上产生并通过了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其内容包括：
（一）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原则：合作社是自愿的组织，对所有能够利用合作社服务和愿意承担社员义务的人开放，无性别、社会、种族、政治和宗教的歧视。
（二）社员民主管理原则：合作社是由社员管理的民主组织，合作社的方针和重大事项由社员积极参加与决定，选举产生的社员代表要对社员负责。在基层合作社，社员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一人一票制。
（三）社员经济参与原则：社员要公平地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金。但是，入股只是作为社员身份的一个条件分红要受到限制。
（四）自主和自立的原则：合作社是由社员管理的自主自助组织，合作社与其他组织包括政府达成协议，或从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必须做到保证社员民主管理，并保持合作社的自主性。
（五）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合作社要为社员、选举出的代表等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以便更好地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要向公众，特别是青年人和社会名流宣传有关合作社的性质和益处。
（六）合作社间的合作原则：合作社通过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为社员提供最有效的服务，并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七）关心社区的原则：合作社在满足社员需求的同时，要推动所在社区持续发展。
可见，国际合作制是以承认合作社成员个体对合作组织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其权利体系是明确清晰的。值得说明的是，合作制原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是相一致的，如收益按交易量分配和对股金分红的限制，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成员参与组织管理实行的一人一票原则，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原则基本相同；组织成员在合作中所体现的互质又反映了公平的价值取向。国际合作制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做法，在中国进行集体制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农民主导农业生产方式上的体制创新和组织创新，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前景和作用。
（一）引导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市场需求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不仅解决了单家独户的农民难以进入市场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市场与加工企业面对千家万户组织货源的困难。同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了谈判的地位，提高了农民的竞争能力。
（二）降低生产和入市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能为农户购入生产资料时以批量购买争取优惠价格，而且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降低了农产品单位成本和销售成本，使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较快捷的方式整体进入市场，最终使农民增收。
（三）促进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合作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共同体，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或者按照合作制原则对龙头企业进行改造，可以有效协调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建立了风险保障制度，维护了农民的自身利益。以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进入市场，改变了单家独户生产者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提高了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保护了农民的主体利益。
（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代表农民反映生产经营中的意见和要求，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政府可以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四、农村合作制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从目前看，农村新型合作制经济总体发展较快，组织形式多样，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对合作需求的多层次性的要求；合作范围不断拓宽，加工、流通领域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一些地方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开始涌现出一些突破行政区域界限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是，新型合作制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功能和作用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尚未有效地发挥出来。
其中首要的是，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相应的立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法获得法律保护，难以确立稳定的内部经济关系，难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获得正常的经济资源，难以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及其各项权益。在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中，主体权利是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主体虚位、主体权利虚置的状态。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常常无法监督控制村民委员会，作为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户的权益相应受损，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构造成的对农民或农户经营承包等权利的侵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该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如果说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有效的政府支持则是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政府应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给予财政、金融等经济援助和政策支持，而不应越俎代庖过多地干涉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
第三，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许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和职责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民主氛围缺乏，这些都制约着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五、完善合作制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
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应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以适应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要求，不断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结合中国的现状，应进一步完善其内部运行机制，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一）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合作经济组织应制定完备的章程，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定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各自活动范围、责任和权利。不断强化民主管理，在内部决策上，严格执行“一人一票”制。建立健全人事、劳动、财务、营销等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二）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其分配要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结合起来，适当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以更好地体现“劳动联合”的经济特征。
（三）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监事会和入社农民主体的监督作用，实行社务公开、财务公开。
（四）因地因时制宜，鼓励多种形式发展。在组织形式上，可以是合作社、农民协会、也可以是股份合作组织和其他合作经济组织。在兴办主体上，可以由农民自己办，依托龙头企业办，也可由涉农部门牵头办，也可以将集体企业改造成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不仅可以在社区范围内自主合作，也可以突破原来行政范围自主联合，还可以同时加入不同的合作经济组织。
六、建立合作制经济组织的制度保障
发展新型合作制经济，要加大政府扶持与保护力度，进一步优化外部环境。尽快出台合作制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新型合作制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农村合作制经济组织的立法内容应该包括：1.确立农村合作制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村合作制经济组织的主体是农民，他们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实质上是弱者的联合，应该通过国家的法律赋予其合法的地位。2.赋予合作制经济组织以进入多种领域经济活动的权利。合作制经济组织完全以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以及相应的活动方式，实行自愿登记制，排除政府以及垄断经济组织的行政干预。3.规范合作制经济组织内部的基本经济活动准则。如：章程的公平原则，会员自愿进入和退出的原则，组织内部的管理民主原则，经济利益的共享与风险分担原则，重大经济事项的表决与公开原则，建立稳定的财产和财务管理原则。4.确立政府对合作制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如：对合作经济组织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减免产品交易和财产流动的各种行政费用；有权拒绝各种行政摊派；有权享受政府的其他经济政策优惠待遇；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格。5.确认合作制经济组织的融资权利。在接受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可以组建小型融资机构；享受国内金融市场的同等国民待遇，可以从有关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担保、租赁、结算、保险、信息和其他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不得限制和歧视；同时，合作制经济组织必须履行融入资金后的义务。政府要以法律的民主和权威，保护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2
关键词：合作经济组织 利益分配 对策
在任何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难题。利益分配关系到组织的存亡。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赢余有限，而农民的短视和注重眼前利益的做法会将合作经济组织的有限盈余分光，阻碍组织发展壮大。如何处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问题，既能促进组织的发展又能使农民获得必要利益是一个理论与现实均值得探讨研究的难题。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分配原则和主要方式
(一)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社利益分配原则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影响比较深远的合作原则有三个：古老的罗虚代尔原则、蒙德拉贡原则和1995年国际合作联盟通过的原则。
罗虚代尔原则的主要内容有：人社和退社自愿；通过入股以筹集资金；一人一票民主办社；按市价现金交易，商品保质保量；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多少返还；发展教育等。就利益分配而言，罗虚代尔原则认为：在产权结构方面，可以用集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股数不限、股金不参与分红、股息不高于银行利息，这体现着合作社参与经济生活的效率意识，也体现着对劳动者而非资本所有者的政策偏爱；在日常交易方面，按市价现金交易正是符合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说明合作社对外是追求效率进而获取利润的；在利润分配方面，盈余按交易额返还，从而将社员与合作社的关系牢固化，并强化社员融入合作社的正向激励，这充分体现出合作社所有者与上顾者同一的最基本特征，也体现了合作社在追求效率同时兼顾公平的经济组织特性，进而直接地维护劳动者自身的利益。
蒙德拉贡原则较好地实现了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以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上：组建了人民劳动银行这一所有成员社共同拥有的第二级合作社，以解决成员社的资金困难；建立内部个人资本账户，将社员缴纳的平均化股金计入该账户并计一定的股息；税后利润的70％用于社员返还，20％留作公积金，10％的社会基金，股息之外的分红也计入个人资本账户以增加股本，这种利润分配制度能将资产量化到个人以明确产权，也随着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从股息和资本保值上增加了社员的利益。蒙德拉贡合作社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产物，一个既坚持合作社原则又适应市场经济――按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并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合作社典范。
1995年的国际合作联盟原则是在罗虚代尔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同时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新规定的合作原则主要有：自愿和开放；社员民主管理；社员经济参与；自主和自立等。从利润分配的角度看，作为人社的条件之一，国际合作随着盟原则要求社员公平地人股，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本，投资的最终决策权属于社员，分红也受到一定限制；盈余的分配是先提取适当比例的公积金，再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即惠顾)进行利润返还。应该说，国际合作联盟原则吸收了蒙德拉贡原则的合理成分，也做了现实的调整，既突出体现了合作社的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又使这些原则更具有弹性。
综合以上三种主要的合作社利益分配原则，资本报酬有限与合作社盈余按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额比例返还给社员是合作社利润分配原则的最主要特征。这两大原则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运行最为规范也最为紧密的合作社中，而合作社以外的其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类型如我国专业协会在利益分配上与之就有了不小的差距。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利益分配的主要方式
1、隐性式分配。即合作组织本身无经营收入，也不直接分配，它通过采用契约制度，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或保护价格收购组织成员农产品，利用组织销售网络统一对外销售，在合作组织与社(会)员之间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使会员直接从销售环节中获利。这种分配方式的优点是充分利用合作组织的“合作利益”，由合作组织集合农民的批量供给和小规模需求组成规模供给和规模需求，内部组织交易替代外部市场交易，从而稳定市场，扩大影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会员获利水平。
2、返利式分配。即合作组织与社(会)员在建立稳定购销关系的基础上，将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按产品交售量返还一部分给社(会)员。采取这种分配方式激励了社员(会员)扩大再生产，有利于合作组织最大限度集中社(会损产品，形成规模优势。
3、返利分红结合式分配。即合作各方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参股，组织经济共同体，实行按股分配式按股分配与按交易量分配相结合。采用这种分配方式体现了公平原则，有效地调动了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积极性，为合作组织发展筹措资金，有利于合作社发展壮大。
(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分配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社利益分配原则的比较
1、在合作社的产权结构上，国际合作联盟要求成员等额缴纳并民主控制合作社资本，对社员入股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定，而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机理是通过交易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专业合作社在初创阶段资金是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没有形成规模将很难增强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大部分专业合作社在刚建立的时候都向社员筹集大量股金来解决资金短缺的困难，有些合作社则是由产业化公司或供销社牵头创办的，他们的资金自然在合作社的股金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至于农民民主控制合作社资本的要求难以实现。
2、在合作社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合作社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同一，因此国际上通行将合作社的盈余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比例进行返还，留下一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正是因为合作社具有上述本质，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社也应该坚持这样的交易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尚未完全规范的专业合作社由于资本的压力在交易过程中很少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很少按照交易额返还合作社的盈余，即使能够返还，也只是占整个合作社利润的一小部分。
3、在合作社的股金分红上，国际合作联盟原则和以前的经典合作社原则都强调限制股金的分红，如蒙德拉贡原则要求股金不分红，保计息(股息高于当地银行基准利率的2％－3％)，即使进行股金分红，也对分红占合作社利润的比例有着严格限定。与上述交易过程的逻辑相类似，我国很多专业合作社将大部分的盈余都用在了股金分红上，这是由合作社特有股权结构导致的不均衡决策权决定的。
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自身积累少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重分配、轻积累，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导致专业合作组织自身积累相当少，扩大再生产能力十分
有限。
(二)分配过于向大户集中
从股金结构来看，由于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由部门、龙头企业或涉农组织、大户牵头领办，他们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往往拥有较大的股份，因而拥有较多的投票表决权，在利益分配中往往占优势、得大头。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有的领办者具有很强的技术，有的掌握着强大的市场，控制着从生产到流通的每个环节，农户对其依赖性很强，在分配中农户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三)财务监管不力
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不愿意聘请专职会计，不建立规范的会计制度，习惯于记流水账、打白条。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在组织内部，社(会)员代表大会、监事会无法对理事长、理事会进行有效监督，难以保证利润盈余在大户与小户之间合理分配；在组织外部，经管部门也难以对专业合作组织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管。
(四)防范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
不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不强，对市场前景盲目乐观，对自然风险估计过低，缺乏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效措施。大部分专业合作组织没有提取风险基金，也没有参加农业保险，加上合作组织向银信部门的融资能力有限，自身积累少，―旦遭遇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将会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员毁灭性的打击。
三、要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创新产权制度
1、明确产权边界。在合作组织建立之初，必须要以发放股金证，建立股金账等方式明晰国家、会员个人、龙头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投入的资金份额，防止集体和个人产权混淆，避免组织共有资产流失。
2、维护组织产权性质。按照“经营者与所有者同一”和“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农民社员必须在合作组织内部占有绝大多数股份，政府部门、龙头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作为发起人，可以占较大的股金比例。但持股比例不应超过总股金的20％，以防止政府扶持政策和合作组织盈余过分向少数人集中，一般会员难以真正享受到合作组织带来的好处。
3、创新产权机制。设立身份股和投资股，身份股实行一人一票，投资股在享有分红权的同时也可设想赋予一票决策权，以便于吸引外来资本。
4、明确组织法人财产权地位。按照合作社法，落实法人财产地位。
(二)完善分配办法
在坚持按交易额分配的前提下，适当兼顾按股分配。传统合作社一般都严格按交易额分配盈利的原则，反对社员通过拥有资产受益，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会员对合作社出资多寡的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金是一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会员人股也是一样，应该获得必要的报酬。会员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额大说明会员的贡献大，会员出资多也应该是贡献多的表示，如果只考虑交易额一个因素，势必影响出资多的会员的积极性，可能会选择离开，这对于目前缺乏资金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疑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现在应该调动积极因素吸引资金，可以实行“一社两制”，即在坚持按交易额分配的前提下，适当兼顾按股分配。当然股金分红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合作组织与股份制的重要分配。
(三)规范财务管理
要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配备专职财会人员，明确财会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充分发挥财会人员的职能作用。要强化财务制度建设，有关部门要指导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范会计核算内容和秩序，建立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按会计制度规定建账。要全面实行民主管理与财务公开，建立公开栏，实行定期公开，让社(会)员充分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3
1、因地制宜、适用的原则。根据本村土地规模数量自行确定合作社规模，要符合本地实际，确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合作社的大小，规模适用本村的组织形式。
2、坚持自愿、民主的原则。合作社的性质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实行自愿民主的原则，其它行政单位及组织不得干预。
3、坚持依法实施、制度的原则。合作社要依据法律开展经营活动，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实行科学化管理、制度化约束。
4、坚持典型引带、试点的原则。以典型带动全面，起到示范引导作用，不搞形式一刀切，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5、坚持机制合理，增效的原则。各合作社要根据实际，制定完善合理的效益盈亏、分配、风险机制，以入社农民受益为主。
全镇土地合作经营面积要达到60000亩，入社农户占全村农户50%以上，单独合作社经营土地面积不少1000亩。
1、成立专业合作社。依法申请注册合作社经营许可，确定法人代表。
2、依法民主推荐合作社管理人员。召开股民大会，每10---20户选出一个代表，作为合作社管理人员，并确定会计1名，出纳员1名，管理监督员设若干人。
3、吸纳农民参加合作社，向农民讲解入社的政策和条件。
4、农民入社以土地形式量化入股，参加合作社统一经营。
5、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参加入社的合同书。
6、实现农业种植的“六统一”即统一整地、统一物资、统一播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
1、入社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农业合作社经营状况定期公开、保证入社人员知情权。
3、合作社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制定利益分配及核算机制，要取得入社农民认可方可执行。
4、合作社以服务农民为宗旨，不得损害入社人员的经济利益。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4
一、关于法律修改的必要性
(一)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分工分业深化、农民分层分化加快，农民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合作内容、合作层次、合作领域的需求更加多样，推动了农民合作形式多元化发展。在以农业产业开发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社以外，涌现出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信用合作、联合社等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都是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一些地方的配套法规对此也予以了肯定。但是，这些类型的合作社突破了专业合作的界限，超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调整范围。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修改，扩展法律调整对象，为多元化多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二)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中央根据近年来合作社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作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的重大决策部署。2013年3月8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农村合作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2013年3月底，李克强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等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是大势所趋，是大方向。党的十八大强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2013年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要求抓紧研究和适时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全而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部署，应当按照农民合作社新内涵，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社会各方而的强烈呼吁。基于加快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口的，在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时，考虑到我国农民实际情况，对设立合作社的标准条件、管理制度相对宽松，没有明确严格的退出机制，对合作社违法经营、侵害成员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骗取政府项目资金等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由于法律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作出规定，小农户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法律实施中也存在一些履待规范的问题:有些合作社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流于形式，管理不民主，甚至变成了家族社;部分合作社合而不作，成员仍单打独斗一有些合作社财务不公开、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合作社有名无实，不开展经营活动，不为成员提供服务，处于休眠状态;有的地方发展合作社只讲数量增加，不讲质量规范。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尽快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保护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民合作社运行。近些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建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改完善，为提高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和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二、关于法律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发展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这一总体要求，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全而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总体思路上，应立足于依法建社、依法治社、依法兴社，完善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提高合作社治理能力和水平。我认为，在修法时要着重体现三个结合:
一要坚持大稳定与小调整相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z年来的实践证明，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的基本架构、确立的原则制度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保持现行法律总体框架、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应当重点修改不符合当前合作社发展实际的有关条款，适当调整完善专业合作以外的合作内容。同时，要力求进一步增强法律条文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农民合作社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既涉及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又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修改完善农民合作社法律制度过程中，必须从全局性、方向性上总体把握。同时，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文化观念差异，需要合理吸收地方农民合作社立法经验和各有关部门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以体现法律的适应性和指导性。
三要坚持合作社基本原则与尊重农民自主权相结合。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既要始终坚持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又要广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体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性质。在法律修改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对农民合作社经营决策、机构设立、盈余分配等内部事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授权合作社章程或成员大会决议自主决定，也为未来农民合作社的创新发展留出适当空间。
修法要突出问题导向，围绕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重点对关系合作社规范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修改完善，该改的要改、该废的要废、该增的要增。法律修改的重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而内容:
(一)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实践中，农民合作社的类型越来越多，既有专业合作社，也有股份合作社，还有合作社联合社。另一方而，农民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突破了同类产品和同类服务的界限，一个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着从产前到产中、产后多种产品生产经营的多元化服务。现行法的适用范围要体现实践发展的需要适当拓展，只要是农民按照合作制原则并经过一定程序、符合基本要件组建的合作社，法律都要包容、规范、保护。
(二)明确农民以户为单位作为合作社成员。由于现行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农民成员是自然人还是户，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操作存在一定差异，有的合作社将自然人作为成员，有的以农户为单位作为成员，致使有些合作社按自然人分配投票权，治理机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内部利益关系。明确以户为单位作为成员，有利于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相一致。因此，在修改法律时，应将农民成员明确为拥有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承包经营户。
(三)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法律规定。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市民化，土地流转己成为常态。实践中，农民以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合作社的情形越来越多，但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出资方式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作价机制也没有形成，使承包农户的利益有被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出资挤压的风险，进而损害合作社小规模农户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修改时，需要进一步明确农民合作社成员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或者承包土地经营权向合作社出资;对以实物、知识产权和承包土地经营权出资的，应当作价并由全体成员签字确认;承包土地经营权出资的作价，应当以土地的承包期剩余期限和预期收益为依据;对以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出资的，农民合作社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四)确立联合社法律地位。联合社是专业合作社基于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而联合组建的，有利于合作社扩大规模、整合资源、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符合客观实际和国际惯例。口前，联合社由点到而蓬勃发展，探索出了生产型、销售型、产业链型、综合型等多种模式，全国各类联合社达6000多个，涵盖成员合作社8.4万个，带动农户560多万户。有必要在合作社的法律修改中，对联合社的法律地位、组织性质、内部管理、责任能力及承担方式等方而进行界定，体现联合社功能定位上的经济性、价值取向上的服务h}、内部管理上的民主性。
(五)规范合作社的内部信用合作。信用合作是在生产合作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服务于产业发展，增强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中央一再鼓励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有6个一号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进一步强调。一些地方自主探索开展了信用合作，据各地上报统计，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开展信用合作的合作社有2100多家，参与信用合作的成员19.9万人，累计筹资36.9亿元，累计发放借款42.4亿元。从国际经验看，开展信用合作也是许多国家支持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措施。鉴于信用合作资金的流动性、风险性较高，尤其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打着农民合作社的旗号涉嫌开展非法集资，严重损害了入社农民的资金安全，也影响着正常的金融秩序，必须加强制度约束，在修法时将信用合作纳入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既要鼓励其有序发展，又要加强风险防控，严格遵循社员制、封闭性，坚持限于成员内部、服务产业发展、对内不对外、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风险可掌控的原则，防止对外吸储放贷、高息揽储、没有产业依托搞资金存贷。
(六)建立合作社信息公开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内部的信息公开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作为一类市场主体，其经营活动必然会对市场秩序产生一定影响，有必要将其生产经营、资产状况等必要信息定期向社会公开，以保护交易相对人的交易安全，提高合作社的资信能力。在修法时，要结合市场主体公示制度改革，建立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督促合作社信息公开，进一步强化对合作社的监督管理。
(七)完善扶持政策。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质量安全风险等系统性风险显著增加，迫切需要给予保险政策支持，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保险支持政策缺乏相应规定。在修法时，要明确鼓励和支持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保险服务，允许农民合作社开展社内互助合作保险业务。同时，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规定国家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可以转交农民合作社持有和管护。
三、需要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近年来，我在调研中，与合作社理事长和成员、专家学者、相关部门从事合作社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流，感到大家对几个重点问题的看法还不尽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关于合作社农民成员的概念界定。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农业户口为标志的农民身份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为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限定了农民成员应当占合作社成员总数的40%以上。农民成员的身份在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如何界定，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关于盈余返还问题。盈余分配制度事关合作社成员的切身利益，事关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现行法律规定，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这是合作社盈余分配的主要形式，更是农民合作社的一大原则。在调研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合作社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进行盈余分配。这一问题，到底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还是执行过程中的不到位?需要结合产业特点进行分类解剖，厘清症结，提出对策。
(三)关于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对这个问题，中央是允许的，实践中发展也比较快，是当前土地流转的重要形式。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突破了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专业合作社的典型特征，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有的将其作为出资，有的视同交易量，这两种做法引发了两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权责关系。基于土地经营权的特殊性质，在债务清偿能力上，与货币、实物、知识产权不处于同一地位，同股同权的法律原则难以得到体现。因此，需要研究作为股权的土地经营权在债务清偿、亏损分担、成员退社等情形下的法律权责关系。二是交易量。在有土地股份的合作社中，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替代了其与合作社的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惠顾方式，入股的土地面积是否可以视同交易量?如何体现法律规定的60%惠顾返还原则?
(四)关于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的法律适用问题。当前，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将集体资产量化为成员的股份，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体现了合作社的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一人一票等原则，但也有其鲜明的特殊性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建立的，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不能很好地体现;股份合作社破产之后，责任如何分担、债务如何清偿，也与专业合作社破产的法律适用不同。能否把这类合作社纳入农民合作社法的调整范围，需要深入探讨。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5
关健词：农村社会保障 立法 原则
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保障法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全部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价值主线和灵魂所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作为规范农村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应该具有其特殊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应有区别于其它法律规范的特点，体现出农村社会保障法自身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理念；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必须得以贯彻的基本原则，有着独立的社会价值。对此，有关学者提出了农村社会保障法应该贯彻普遍性原则，社会化原则以及集约立法原则等。应当说这些原则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中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还不是很确切和科学，也不很全面。笔者认为应该分别从统筹城乡发展、突显农村特色、确保农民生存权等方面加以归纳。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原则
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思路，而统筹城乡发展被立为"五个统筹"之首，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突破现有城乡分割的格局、突破重城市轻农村观念的束缚、突破各级财政只管城市社会保障不管农村社会保障的做法。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形式明示：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需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社保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安排、科学规划、稳步推进。目前，与城市社会保障立法相比，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明显滞后，因此，在总的立法原则上，农村社会保障应与城镇社会保障有所区别，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互相攀比，不能顾此失彼。目前，城乡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应并行不悖，双轨运行，但是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应一脉相承，社会保障项目要基本一致，资金管理原则要基本一致，规定互相衔接立法要基本一致。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凭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吸引和激励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和工伤保险，充分保证农村特困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最终达到“全民皆保”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基本接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确保农民基本生存权和应保尽保原则
生存权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权等内容，是基本人权之一。社会保障法的宗旨在于当社会成员遇到生存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帮助。因此，生存权的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法最基本的要求。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最早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生存权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赋予生存权以具体的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活下去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地生活下去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而，作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的权利，生存权保障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起点和归宿。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必须以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为起点和归宿，这当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评价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不管从宏观的法律制度设置，还是具体的法律实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立法应明确农村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明确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责任，赋予广大农民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二是立法应该考虑广大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权利在得不到保障或生存受到威胁时，能借助社会保障法提供切实保护。三是立法要明确广大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救济程序，并引导广大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媒体参与和监督等。四是立法要考虑到尽可能地满足广大农民自我发展的权利需求。
为了确保农民基本生存权，农村低保制度以全体农村绝对贫困居民为保障对象，确定保障对象的唯一根据是其全年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农村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根据社会保障理论，国际上通常将一定区域内人口的5%确定为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时，要面向全体贫困对象，做到“一个不漏，应保尽保”。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国由城镇低保发展到农村低保，实施全民普遍享有社会保障权和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利益必将逐步成为现实。
三、突显农村特色与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高有低，参差不齐，而且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在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种差异，切不可搞一刀切，必须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稳步实施。
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规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一步到位，立足于建立覆盖面广、保障项目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应当重点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推开；经济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尤其是部分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筹资非常困难，地方财政也力不从心。因而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本着急用先立的原则，从农民最急需的保障项目入手，先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规，确保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并实行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的立法试点。
从时间先后或具体步骤上讲，必须贯彻“先易后难，重点突破，稳步推进”的战略方针，先重点突破社会保障的最后“防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立法。其次是制定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立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制定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优抚安置等法律法规。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6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 织组织体系 组织发展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涵义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者为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乃至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基础上，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组成的经济实体或组织。如各类农业协会和为农业服务的各种合作社。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参加者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产权和利益明确，没有行政色彩，在合作组织中可以获得最大、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享受各种优惠服务。合作的形式灵活多样，规模可大可小，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管理，自我服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照经济活动的内容，农业合作可分为生产合作、流通合作、信任合作和农工商一体化合作。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包括：自愿互利，民主管理，资本报酬适度，盈余返还，合作教育。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如下作用：1 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2 有利于完善市场主体，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由原始产品的销售向加工型转变，促进农产品结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3 有利于促进产业化经营水平；4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的发展
改革前，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这种公有化程度很高、单一化、靠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和巩固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与民主、自愿、互利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原则相违背，其结果是大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经济效益一直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小规模农业家庭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许多困难，诸如产品销售不畅、交易费高、信息不灵、难以实现生产发展所需的必要融资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农民自己利益的组织。
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新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顺应而生，如农村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个体私营经济。它们为农民提供了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有效地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把家庭经营的优势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这些经济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
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农业法。新农业法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地位，使农业合作经济的经营活动有了法律保障。新农业法规定，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新农业法中还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人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成立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为成员提供生产、营销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提出农产品贸易救济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利益。新农业法不仅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且也从原则上、政策上加以引导和扶持，促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中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发展趋势
(一)二战以来，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各国农民合作社出现了横向合并、纵向一体化和企业公司化的发展趋势
美国的农协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一种“新一代农民合作社”，成为农民合作社公司化的典型。其组织原则与传统的合作原则有很大区别，主要特征是以“比例原则”取代了“平等原则”。合作社公司化是当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一个潮流。合作社公司化的意义在于把合作社建成一种特殊的公司，一种由农民自己拥有并控制，为农民自己服务的公司。这种形式的公司比传统的合作社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比纯营利性公司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和维护农民利益。因此，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有可能逐步超越其他农业经营形式，成为今后农业一体化经营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
日本农协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1 合并。为了增强基层农协的竞争力，1997年10月日本农协全会通过决议，加快基层农协的合并进度，农协数量从1992年的3073个减少到2000年的1411个。2 改组。农协改组的主要方向是减少中间环节，改基层――县――中央的三段组织体系为基层――中央的二段组织体系。3 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例如实行常务理事会负责制，聘任企业家担任常务理事，负责农协日常经营业务，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委员会的监督功能，以保障农协经营不致违背农民团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4 调整修改《农协法》。如现行《农协法》规定农协会员必须是持有农地的居民，而农协理事则必须在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中选任。为使农协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非农户的企业家也能被聘任为常务理事，这需要对《农协法》进行修改。其它诸如组织系统体系由三段体系整合为二段体系，以及加强经营管理委员会的监督功能等，也需要从法律上做出新的规范。
澳大利亚农民联合会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澳大利亚农民联合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成员减少和活动经费不足。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对农业减少保护、鼓励自由竞争，农民从联邦和州政府政策倾斜中能获得的利益日趋减少，因而不少生产者认为农民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减弱，由此造成一些农民组织成员的减少，其结果是会费减少，而它又是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农民组织如何能利用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澳大利亚农民联合会领导人面临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澳大利亚国内有人认为，面对新形势，农民组织应进一步转变职能，从具有政治地位的游说团体转变为游说和商业相结合的团体，开展收费服务和培训等业务，保证组织的经费来源和正常的运行。
(二)纵观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微观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我国农业产销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发展趋势将是，在初始阶段，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微观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实行企业化经营，其自身规模及资金实力的增强，农业产销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将会大力发展
同时，各级农业产销合作经济组织会积极向同级的信用合作组织参股，成为各级合作银行的主要股东。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体系中各级组织也会出现合并、改组等趋势。合并主要是按照农产品交易的特点，小规模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及其它方面的限制，必然要求联合，这
样一些跨地区的组织可能出现，从而形成规模，实现规模效益。改组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农业产销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中各级组织将会逐步减少，主要表现为地区级的合作组织将会出现较大的合并，以减少组织体系运行成本。
四、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措施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模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所以要扶持和促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并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一)坚持三项原则
一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自愿参加，入退自由。政府不搞强迫命令，始终尊重农民家庭承包经营自。二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各级政府不直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主要是制定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建章立制，明确合作组织与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产权，做到成员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建立民主管理机制，确保成员利益和组织发展；引导农民采取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实行开放经营，增强合作组织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合作组织的服务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坚持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政府坚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先发展起来，然后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条件的合作组织，引导其建章立制，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法人登记，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提到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想到“”“大集体”，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合作经济早就过时了。因此，要在农村大力宣传合作的必要性，强化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社思想，鼓励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重新组织起来。此外，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管理能力存在一些局限，对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这个新事物的接受可能存在一些质疑，为推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迅速发展，有必要开展合作经济组织的教育培训工作，培养出一批既懂管理又有技术的干部和能人。搞好典型示范，逐渐普及合作经济组织理论和管理知识。
(三)制定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
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正处于发展的初期，它的发展壮大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财政、信贷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政府要转变职能，创造良好的政策和环境条件，做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项服务工作，营造一个有利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
(四)充分发挥自然村、乡镇等基层组织的地缘优势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7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农村金融
一、引言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后，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法人主体资格，并开始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在顶层制度设计逐渐清晰以及中央政策层面愈加重视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均有明显增长，然而，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面临融资困境，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
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形成原因，理论界已有较多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角度来看，很多合作社运作机制不完善，未严格依法规范运作，财务管理混乱以至于无法获得金融机构的认可;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各大商业银行的业务日益向城市转移，农信社等传统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出现“非农化”倾向，专门针对合作社的金融创新产品不足等;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扶持政策覆盖面较窄、力度不足，且在操作过程中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一些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合作社的经济组织被作为示范合作社进行扶持的现象等等1。
本文将视线集中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本身，试图在解析现行立法所设计的典型合作社核心特质的基础上来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方案，希望对破解这一困境有所助益。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特质与立法解读
合作社的内在规定性究竟是什么，合作社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惠顾返还等原则所隐含的自我服务和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控制是不同时期合作社所坚持的基本原则（黄祖辉，2009），也有学者认为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是合作社最基本的特征（邓衡山、王文烂，2014），从实务角度来看，合作社自身一直在不断演变以适应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1844年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确立的八大基本原则3，到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原则的重新修订4，再到欧美等地出现的新一代合作社对传统合作社原则的颠覆，对合作社的理解不断在发生变化。
在我国，合作社的组织理念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其发展一直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该法在吸收借鉴境外合作社实践经验的同时，并未完全照搬传统合作社的基本设计，而是在考虑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立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理解。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联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我国，农民主要是一种制度概念，指代具有农村户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公民，但从其本源来看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概念。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联合组织，也就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应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非农民身份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等按照规定也必须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弱者的联合。从起源来看，合作社是弱势阶层为了应对日益激励的市场竞争而形成的自助与互助组织，发起人大多是手工业者、小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农民等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成立合作社的动机多是因为不满资本对劳动的压榨。因此，早期出现的合作社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还承载了弱势群体对民主、公平等诸多价值目标的诉求，甚至被一些社会活动家视为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组织形式。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福利政策及制度的逐渐完善，合作社“福利小屋”的功能正在逐渐萎缩，其经济组织的定位更加清晰，但弱者联合的基本定性并未发生改变，“益贫性”仍是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保留了这种定位，甚至于其功能预期除提高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等经济目标外，还包括诸如“进一步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基层民主管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治生活当中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目标。（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松散的联合。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立法层面被赋予了法人主体资格，但从其制度设计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像是一个组织松散的“乡村俱乐部”。一方面，立法明确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作为合作社组织的基本原则，成员入社时没有最低出资额的要求，退社时可以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以及可分配盈余，以至于合作社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法人应该享有的独立财产权;另一方面，立法模仿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了合作社的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但内部组织机构规范运作的责任约束机制以及合作社成员的权利救济机制基本没有强制性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合作社的异化现象，并导致合作社内部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劳动的联合。本质上，合作社是“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观点，劳动雇佣资本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这在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中有明显体现。首先，从成员身份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定义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组建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成员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占合作社成员的绝大多数;其次，从治理结构来看，尽管立法允许出资额较大的成员享有附加表决权，但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且行使范围上还要受到章程限制，人力资本所有者实际上以一人一票为基本原则分配剩余控制权;最后，从盈利分配机制来看，合作社限制股金分红，强调资本受益有限原则，以惠顾额度作为主要分配依据，剩余索取权也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制度根源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本质上是这种特殊形态的市场主体在向更大规模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难以融合的现象。从这一认识出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质应与其融资困境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系，如果能够证成，则至少说明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可以部分归因于现行立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计。
（二）弱者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从合作社内源融资渠道来看，弱者联合的特质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多属于中低收入阶层，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较少，因此，必然存在合作社原始出资不足以及再融资困难等情况。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对合作社注册资本，以及成员最低出资额等做强制性要求，无形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合作社外源融资渠道来看，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弱者联合的身份定位，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诸多优惠扶持措施，为合作社营造尽量宽松的经营环境，如合作社经营基本不纳税，工商行政部门很少进行专项检查等，“然而，对于金融机构传统的企业类业务而言，税务、工商等机关的检查正好可以作为公司经营的信用评价依据，这在我国信用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于自由宽松的外部环境导致了金融机构无法正确评估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导致合作社很难获得授信。”（周娟、卜雨明，2011）
（三）松散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合作社的自由进出机制能够彰显合作社自愿联合的本质，也可以保护成员的利益，但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组织原则很大程度上是诱发融资困境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松散联合的特质是对“搭便车”行为的正向激励，会导致合作社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下降，“农户参加合作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获得公平的投票权，也不是为了追求二次返利和股金分红。他们加入合作社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以较高的价格销售农产品和获得合作社提供的各项近似于免费的服务，以节约成本，提高收入，对于二次分红和按惠顾额返还则关心甚少。”（周春芳，2009）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内部治理结构混乱，合作社异化等问题，使合作社的信用评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松散联合的特质使合作社的资本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可能因为合作社经营状况难以评估以及不公平的风险分配机制而加强合作社外部融资的难度。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合作社成员仅对合作社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独立人格来源于独立的财产、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意志，其中独立的财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成为独立主体的关键，也是合作社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基础。然而，自由退社的制度设计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人财产权，合作社的债权人因此需要承担更多风险，这必然会加深金融机构贷款的顾虑。
（四）劳动联合的特质与融资困境的关系。劳动联合的特质说明合作社偏重劳动要素的作用，强调劳动要素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掌控，这一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合理诉求，必然导致融资困境。一方面，从股权性融资来看，“劳动雇佣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偏向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盈余分配规则，这不仅会使现有的合作社成员缺乏扩大出资的动力，对外部资本所有者而言也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从债权性融资来看，“劳动雇佣资本”的机制也构成某种融资限制，突出表现为债权人对合作社盈利能力和松散管理体制的担忧。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经济学界有较多观点认为除特别情况外，劳动雇佣资本是低效率的，“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张维迎，1995）。而事实上，合作社的制度设计的确缺乏对企业管理者的有效激励机制，大户、能人等在合作社管理运营中发挥更多作用的主体，其劳动价值在分配机制方面并未得到体现。四、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
从研究现状来看，理论界已有较多关于合作社融资困境的对策建议，如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过于保守等问题，主张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发展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的情况，主张加大监督和引导力度等等。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并未从制度根源的层面系统探讨融资困境的应对问题。为此，结合前文所述，笔者有以下一些设想：
（一）针对农民联合的特质拓宽经营范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前，理论界就存在立一部囊括所有合作社类型的“宽法”，还是只针对部分合作社类型的“窄法”的争论，从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观点被立法者采纳，原因在于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异化合作社，除已经脱离合作社范畴的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以外，还有很多名不符实的经济组织也冠以合作社之名。在这一背景下，立法者选择了最符合传统合作社精神的农业类合作社作为试点，以寻求我国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改革及发展的可行路径，但正如前文所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营业务被限制在利润相对薄弱的领域，这既不利于合作社原始资本的积累，也不利于吸引外部资本的加入。因此，为突破融资困境，适当放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营业范围是必要的。
（二）针对弱者联合的特质加强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运作机理，使其成为一个外部具有营利性，内部具有公益性的特殊经济组织，可以承载更多的政策性目标，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培养农民民主管理意识，提高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等，因此弱者联合的特质是必须坚持的。然而由弱者组成的经济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融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扶持必不可少，综合来看，有助于破解融资困境的措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引资。前者如继续加强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减少合作社行政管理性的成本支出;后者如继续加强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对于部分合作社进行重点扶持等等。然而，单纯财政资金的注入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长久的，政府扶持的重心应是健全市场机制，恢复合作社在市场中的融资功能。基于这一考虑，可以在两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合作社融资困境的表现之一是外部的金融资本难以流入合作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合作社融资项目回报周期较长、收益不稳定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合作社缺乏可担保物，这是合作社弱者联合的特质必然产生的问题。作为商事主体，债权人趋利避害的信贷条件无可厚非，为降低债权人的贷款风险，吸引金融资本流向合作社，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或其主导的融资担保平台提供担保和风险补偿业务，以解决债权人的后顾之忧。
二是创新金融服务形式。十七届三中全会曾经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在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业务，本质上是对金融资本价值的有限肯定。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信用合作形式有两种，一是向合作社成员提供货币信用，以资金互助形式为主;二是向合作社成员提供商品信用，包括合作社内部农资、农产品赊销赊购等。开展信用合作短期来看能够帮助合作社成员缓解融资困难的现状，能够满足一些小额、短期、急需的借款需求，但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融资需求来看，建立在“小、弱、散”农户经营基础之上的合作社即便开展信用合作业务也很难满足全部需要，因此合作金融必须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多的引导作用，除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探索新方法、新策略以外，重点是对商业性金融的政策扶持，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三）针对松散联合的特质进行适度约束。稳定的资本基础是合作社作为法人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合作社成员相互信任、共同发展的纽带，自由进出机制使合作社的资产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合作社业务的开展，也不利于合作社的再融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作社融资困境产生的首要原因。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改进的重点在于，成员退社不宜再坚持绝对自由退社的理念，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采取适度限制的原则，核心思想是适度限制资本要素的随意流出。可供选择的思路有二：
其一是限制退社的成员。有观点认为，合作社成员中的“大户”和“能人”拥有合作社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应限制其自由退出（米新丽，2008）。应该说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但因为难以准确界定此类群体的外延，在实务中恐难以操作，且仅仅因为其拥有较多资源就限制其退社缺乏正当性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改为要求合作社成员中担任职务者，如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管理人员等都在任职期内不得退社，此类群体通常也具有“大户”和“能人”的身份，限制其退社可以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且此类群体的外延比较容易界定，限制其退社在法理上也具有说服力。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8
(一)关于合作社的界定
合作社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广泛而长久的命题。国际社会关于合作社的定义、价值观、原则、作用及如何发挥优势，形成了很多共识。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Ca)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2002年6月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也接受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定义、合作社价值观和合作社原则。这里，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为2002年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就合作社的定义、价值、原则、作用和如何发挥优势问题试作归纳阐述。
定义。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资本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主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台湾省的合作社法把合作社定义为“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求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的团体。合作社为法人。”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定义为：“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组织，共同核算，共同承担风险，同时保持农业活动的独立性以及使有关的经济活动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在瑞典，合作社就是农民拥有和控制的公司。纵观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的定义及各国或地区的合作社法，合作社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1)合作社是社员入股、联合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受益的经济组织；(2)合作社是经济实体，有可供支配的财产；(3)合作社是合作社法人，有不同于公司制企业的内在规定性。
价值观：国际合作社联盟倡导合作社应尊重并实践“自助、自我负责、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合作社价值观和“诚信、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观。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2002年7月5日“纪念国际合作社日促进合作经济发展座谈会”上说，合作社“是一个大学校，是培养社员集体主义和民主精神，发扬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的极好场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阵地”。总之，合作社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追求社会效益，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和团结合作精神，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原则：最早的合作社原则是罗虚代尔原则(共5条)，一个半世纪的实践证明这是各国合作社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合作社原则也在不断发展。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的百年庆典大会将国际合作社原则增加至7条，即：①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②民主的社员控制[1]；③社员经济参与[2]；④自治与独立；⑤教育、培训和信息；⑥合作社之间的合作；⑦关心社区。其中，社员民主管理和社员经济参与这2项原则规定了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它规定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控制，最普遍的是在基层合作社一级坚持平等投票，即一人一票；在合作社盈余分配上，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比例返还利润是合作制的核心，认为社员为合作社未来提供的额外(除缴纳股金外)资本，可以获得相当于银行利率的利息，但不得分红。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不可否认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加以运用，并根据实践要求予以创新和丰富，否则合作社就会被淘汰，但一些体现合作社特性的社员民主管理原则、社员经济参与原则是根本性原则，应得到遵循[3]。
作用：2002年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承认合作社在创造就业、整合资源、投资形成和对经济作贡献方面的重要性。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为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中说：“合作社支持社会力量的凝聚和稳定，提高公民的责任感和社会义务。”国际合作社联盟致辞说：“合作社是以团结和社会责任为价值取向而运行的企业——它们关注其成员及其社会。”“合作社实实在在地为社会更加公正和更加尊重人类的价值做出贡献。”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局致辞说：“‘机会、赋予能力和提供保障’这3个因素是帮助摆脱贫困和社会歧视的基石；使得合作社能够提高在非主流经济的边际工作效应，将未受保护的工人的利益融入到主流经济生活中。”“合作社及其价值观能够创造出关心人民、关注社区、民主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形式，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群体的自助组织，对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有突出的作用，在目前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合作经济，这也是合作经济面临的机遇。
如何发挥优势：2002年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发展合作社的建议》，要求所有成员国政府采取措施，营造适合合作社发展的环境，以增进经济福利和社会稳定。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为第80届国际合作社日暨第8届联合国国际合作社日的致辞中说：“合作社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应对各种社会挑战，帮助残疾人并保护环境。通过提供培训、帮助业务开发和信贷等，赋予了个人和社区更大的发展潜力。”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社局致辞说：“通过合作社的企业化来创造就业、摆脱贫困、战胜社会歧视、维护可持续发展。”国际农业生产者联盟致辞说：“为了从‘合作社的优势’中受益，合作社需要具有远见、勇气和诚实品质的领导者。”号召其成员“通过可效仿的对成员服务和坚持重要的合作社价值——诚实、责任、透明和民主来提升合作社的优势”。
(二)几个问题的判断和辨析
根据上述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可以推演出以下判断和评析：
1.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不同分类依据条件下的两个概念
长期以来，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混淆是困扰我国合作社发展的理论障碍。为此，必须对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关系予以澄清。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不同分类依据条件下的两个概念。集体经济是根据产权的所有形式而界定的经济形式，它指生产资料和经营性财产归集体所有，按这一依据划分的组织还有国有经济、私有经济等。合作经济是根据组成及运行方式而界定的经济形式，按这一依据划分的组织还有公司制企业等。“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具有实质区别，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承认私人产权；而传统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财产的合并，它否认私人产权”(韩俊，1998)。
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两个概念虽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各具外延，但两者有重叠之处，即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因为合作经济有共同产权[4]，但并不是所有集体经济都是合作经济，这就是不能完全重叠之处。
2.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集体化
综观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其实质是集体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建立高级社和过程中，自愿原则没有得到遵循，多数是通过政治或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第二，不承认个人产权，实行财产“归大堆”。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目标是建立高级社，有的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才到高级社，有的是直接到高级社。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实行分散经营。互助组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等归农户，分散经营，农户之间调节劳力或畜力、农具等余缺。初级社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农户，入股分红，有少量公共积累。到高级社，入社的所有生产资料无偿合并，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被完全剥夺，这种合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归大堆”。时期，实行政权与产权合一，将排他性公有产权“升级”为无限制公有产权(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公共决策也介入社员个人生活(公共食堂)。这种尝试失败之后，1962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产权形式。第三，政社合一制度使国家人的公共决策通过行政体系到达农村基层，合作社自被弱化，还能使农户而非国家承受公共决策的种种后果。
3.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合作社的“亚种”
股份合作制是把股份制引入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合作社的“亚种”(应瑞瑶、何军，2002)。股份合作制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显著差别表现在：第一，从产权结构上看，股份合作制是社员占有与股东占有结合，它与合作制的社员个人占有和股份制的按股多少占有不同，不允许少数人控股局面的形成。第二，投资者与客户的身份同一，即它不仅仅是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而且同时是企业客户即农产品生产者所有的企业。第三，合作社成员的持股额，与农产品的交售额相互挂钩。
4.合作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合作社自产生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产生的经济动因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小生产者、雇工和低收入消费者，为抵御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而走向联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尽管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并对合作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合作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广泛而长久的命题。国内外实践证明，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就必然联合起来，兴办合作社，维护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合作经济组织生存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和弱势群体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有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农民，以及农业的弱质性，这给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合作经济：兴起的背景和发育模式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农业弱质性特点的必然结果，即在市场经济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很难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急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于是，从节约交易费用出发，寻求通过交易的联合，形成规模效益，使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外部交易费用，便产生了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关于合作经济组织产生背景的分析，可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分布得到验证。在浙江省衢州市625个(2001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从事种植业的有165个、占26.4%，从事养殖业的有213个、占34.1%，从事加工业的有57个、占9.1%，从事运输业的64个、占10.2%，从事其他经营的有126个、占20.1%。就种、养业而言，养殖业的合作组织发育比种植业多；就种植业内部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蔬菜、果业上，而粮食合作组织不仅由于商品率低且还由于实行垄断经营而缺乏滋生的政策空间而发育缓慢。这一现象说明，在种养业中，由于蔬菜、果蔗、水产、家禽、蚕桑等商品率较高、市场风险较大，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弱势的分散的农民需要合作。同时，从事加工业、运输业的合作较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停留在初级产品上，这是由于加工业和运输业利润率较高，且对资金、设备、技术要求较高，较适合资本运作。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一个假设，即在市场经济体制和wto框架下，农村资源配置方式是有利于农民自主的经济组织成长的。
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参加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左右。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方式，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由农民自己组织兴办的；二是依托政府有关经济技术部门(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供销合作社组织)引导农民兴办或者联合兴办的；三是由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引导农民兴办的。据浙江省农业厅调查，2000年全省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农民自己组建的529家、占19.8%；依托政府有关经济技术部门组建1996家、占74.8%(其中依托农业部门组建的1204家、占45.1%，依托科协部门组建的340家、占12%，依托供销部门组建的90家、占3.4%，依托政府其他部门组建的362家、占13.6%)；依托“龙头”加工企业组建的142家、占5.32%。可见，不存在依托而由农民自己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足20%，而依托政府部门组建的高达70%以上，依托“龙头”企业组建的只有5%，这表明我国合作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
上述3种发育方式只是一种简单概括。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下5种组织模式：
(1)邯郸模式。其特点是“官民结合”，由政府及有关涉农的技术经济部门选派少量骨干，与农民一起共同组织“农业服务协会”。按服务功能和产品类别不同，分别成立“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综合农协主要为农户解决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专业农协侧重围绕主导产品发展，办一体化经营的实体，为专业农户提供服务。邯郸市从1989年底开始进行农协试点，逐步在全市形成了以农协为中心，横联政府涉农部门，纵贯各类专业农协、“龙头”企业、服务实体和千家万户的服务体系，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从1994年开始农业部在陕西、山西、安徽3省进行的农民专业协会的试点，大体也属于这类模式。类似邯郸市采取“官民结合”的组建形式，在陕西省试点初期也比较普遍，说明在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初始阶段，依托县乡政府及有关部门出面，与农民联合组织，是一种较为现实和有效的过渡模式。陕西省试点中开始由“官民结合”形式组建的农协,目前已开始向以民办为主转变，一些在农协担任主要职务的乡镇领导干部正在逐步退出，由在当地有影响的农民来担任。
(2)莱阳模式。其特点是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及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需要，组织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农民是兴办合作社的主体，同时发挥国合流通企业和农口服务部门以不同形式参与兴办合作社的作用。自1994年底以来，全市已建立合作社420个，基本社员16.7万户，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已有212个，占总数的50%。国合流通企业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合商业与农民联合组建新的合作社；有国合流通企业以资金、物资、设施、设备等折股参与农民办的合作社。全市国合流通企业参与农民组建的合作社有88个，这些合作社的规模都比较大。莱阳模式探索创造出一条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专业农户联合方方面面涉农部门兴办专业合作社，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优化整合，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新路子。根据陕西等省的试点经验，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类专业合作组织仍然要坚持民办性质，重视民主管理，绝不能办成国家技术经济部门的经济实体和附属物，也不能打着合作社的牌子，谋求部门利益。
(3)宁津模式。其特点是在培育农民组建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上实行两步走的步骤，即：先以“农民合作协会”形式组织起来，作为初级阶段，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再建立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县有近40%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协会，近期已有一批农民合作协会，组建成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山东省的禹城、江苏省的高邮市的做法与宁津县有类似之处。
(4)安岳模式。其特点是以一种农产品为纽带，成立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四川省从1985年3月安岳县创建驯龙科学养猪协会以来，目前全省已有200多个农村协会实行股份合作制。据101个股份合作制农村技术协会调查，有会员14783人，平均每个协会1664人，拥有资金额6684.4万元，平均每个协会66.18万元。协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受到农民的欢迎。
(5)江山模式。其特点是农民联合起来办专业合作社，再由若干合作社联合起来办“龙头”加工企业，形成“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格局。这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一种较好的模式。他们还以行业协会为纽带，把农户、合作社、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的一体化经营体系。江山市养蜂协会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目前已形成以蜂业为主体，集科工资、产加销为一体的产业化体系。“江山模式”已在全国推广。“江山模式”说明，国际合作社原则中第六条“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原则”，是可以在我国具体加以运用的，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同类产品的专业合作社可以单独，也可以联合起来办加工企业，把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所获取的利润留在农业内部，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的。这种组织模式与“公司+农户”的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更有利于“龙头”企业的扶持发展，它预示着合作社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同时也预示着“公司+合作社+农户”将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5种模式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而探索发展起来的，各有特色，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邯郸、莱阳、宁津、安岳和江山虽做法不同，但从中可以归纳出共同的启示，即：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经济水平的差异很大，加上各地区的社会环境、干部条件也有差异，在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个问题上，不能一刀切、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我们建议将此作为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可以相信，在此原则指导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然会避免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的失误，获得健康发展。
三、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与发展趋势
关于合作经济组织类型的划分方法很多，如：有的学者将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性合作组织和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5]。有的学者依据功能进行分类，将合作经济组织分为农产品销售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型、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型、技术服务型[6]。有的学者依据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有无依托进行分类，分为存在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不存在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有的是按产业分类。前述5种模式也是一种分类法。我们认为，合作经济组织遵循合作制原则是共性，但其组织形式又有多样性，其分类应根据制定政策和立法等不同需要进行。之所以从这一角度考虑，是因为现行合作经济组织在注册登记问题发生了混乱，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有的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有的在农业部门登记，还有60%左右一直没有注册登记。这不仅是一个登记的问题，而是有无民事主体地位问题，事关合作经济组织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已经制约着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为此，我们主张从政策制定和立法调整对象划分合作经济类型，具体分类依据有两项：(1)入社获得社员的资格条件，即是缴纳会费还是缴纳股金；(2)合作经济组织是否经济实体。根据这两项依据分类，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
一是协会型。其特征是入会时缴纳会费而不是股金，不是经济实体[8]。它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在技术服务、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上联合起来建立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类协会不以盈利为目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主要围绕一种主导产品的发展，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二是合作社型。其特征是入社时缴纳股金，属于经济实体。其性质是劳动者自愿联合的组织，实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入股只是取得社员资格，若分红要受到限制(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量分红)。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把所获得的利润，按交易量返还给农民，这是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所区别的重要特征。它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形式，是借鉴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以为社员服务、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
为了吸引资金，有的合作社开始引入股份制，于是，合作型合作社又演变成两种类型，即：(1)会员制合作社，它是典型的合作社；(2)股份合作制合作社，其特点是在分配上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对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或两者结合。
这样分类的意义在于，不同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民事主体地位不同，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即：协会型属于社团法人，在民政部门登记，按照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进行运作和管理；合作社型属于合作社法人，在工商部门登记，按照合作社原则运作。
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合作社型数量少，而协会型数量多。课题组所到6个省的调查点，只见到了宁夏汉灵渔业联合社和湖南省浏阳市张家店花木合作社2个专业合作社。2001年杭州市农村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34个，其中专业合作社15个，专业协会119人。根据山东省的抽样调查，截至1999年底，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中，合作社占21.9%，农民协会占55.2%，股份合作组织占22.9%。
协会将朝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保持协会性质，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协会向合作社转型。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专业协会为主的现状，正是合作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协会型是合作社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即可以以发展专业协会为起点，首先培育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表达能力和民主意识，再逐步形成合作社。协会型向合作社型演进的机理是，协会是松散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合作社型的认识逐步提高，要求演进的迫切性渐强。
合作社朝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质，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发展为股份合作制型。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演进的机理是，合作社面临资本的挑战，一人一票和资本报酬限制原则将制约其吸引资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到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条件下的创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业还会向公司型企业转变。对于农业而言，因为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对于非农产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这是由其产权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决定的：一方面，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合作社相比，允许资本参与分配，增强了吸引资本的能力，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业演变的动因。尽管如此，由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不可转让、不可交易、不能变现，是一种准股权，这也会成为这种制度广为实行的一种障碍。因为社会上人们不愿意投资于一种不能再交易而且本金也无法再收回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前的集体企业相比，产权明晰，职工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但由于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方式的原因，经营者的激励不充分，资本利益得不到完全保障。虽有个别成功的例子，但从“大数”规律看，这种产权关系在短期内问题不大，因为资本积累的问题还有待充分显现出来，但长期地看则很难成功。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其向以资本为核心的公司制企业演变，这可以从常熟市乡镇企业两次改制过程中得到证实。地处苏南的常熟市在1996年7月至1999年10月对乡镇企业进行的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915家，占40%，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只有420家、占18.4%，拍卖、转让企业953家、占41.6%。此轮改革实行股份合作制等，将原来产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改为产权明晰到职工个人的集体经济。应当说，这一步的迈出，也非易事。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分析，实行维系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过渡性改革，是因为意识形态在改制中起着决定作用。股份合作制被认定为姓“社”，而这一渐进改革还“赎买”了职工，从而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从改制后企业发展实践看，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是因为股权分散，企业形不成核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积极性的发挥，而且也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企业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由于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少企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这些，使得常熟市乡镇企业在第一轮改制后不久即开始了第二轮改制。在2001年2月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个体私营企业，当地称之为“两头转化”。其目的是实现产权、责任、利益明晰到人，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至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常熟市农村消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过渡性组织形式，这一结论对非农产业是成立的(上述关于常熟市的案例也是非农产业)，而对于农业而言，因为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
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以农民协会为基础，以专业合作为重点，以股份合作为方向，呈多样化发展态势。
四、合作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制度创新
在资本收益率高的背景下，合作制的限制资本参与分配原则受到挑战。在资本利益最大化驱动下，资本向公司制集中，而合作社缺乏资本的问题将渐显，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导向型企业(如股份制企业、家族企业、合伙企业等)成为主流经济，这对合作社的发展构成挑战。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是，作为弱势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在有9亿农民的广大农村，尚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面对资本对合作制原则的挑战，合作社也在进行制度创新，一些合作社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引入资本参与分配机制，使得合
(1)将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以“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形式分割。一般而言，合作社财产由3部分组成，即社员出资入股、合作社经营中的积累和国家支援投入。现行的行政规章规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可分割，即两个财产主体：一部分是社员名下的公共财产；另一部分属于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人能真正对这部分财产行使所有权，对此，可以通过将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分解为零的办法加以解决，即先按社员各自的惠顾返还，记在社员个人名下，再提取积累，这样形成的积累以“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形式加以分割。“个人内部资本帐户”的增值，不得以现金方式提走；职工的个人内部资本帐户只享受股息，利率可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若干个百分点，不再分红。
(2)按股分红与利润返还相结合。允许资本在合作社参与分配，即在一人一票和股金外资本报酬制度上加以改进。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原则规定“一人一票制”，即合作社对重大问题的表决，不管你持有股金多少，也不管你是普通社员还是董事，一律实行一人一票制，这被认为是合作社区别于股份制企业的特征之一。但是，各国实践表明，“一人一票”不是合作社民主管理的惟一模式。在欧洲，表决权的一人多票已十分普遍，非盈利和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由强调发展和承认个人能力差别的原则所取代，并由个人能力差别决定其在组织中的地位。美国法律规定，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或采取一人一票制，或者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8%。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资本稀缺，农业合作社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合作社对资金的需求成为突破“一人一票制”的客观要求，否则将制约着合作社对资本的吸纳，甚至可能发生“大户”选择“以脚投票”而离开合作社。有鉴于此，应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如果按持股多少表决，则应把股金分配的红利限制在不超过银行同期利率若干个百分点。利益分配上实行“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即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按股金分配的红利不得超过法定比例，也可以采取“一社两制”形式，即对外来资本和社会资本实行按股分红，合作社内部则实行按交易额返还。
五、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
合作经济组织尽管是自助自治的经济组织，但它是一个弱势组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在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一)通过给予合作社民事主体地位并制定合作社法，以保障合作社的正常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
现在，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城市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及“三资”经济，都相继颁布了法律法规，唯独合作社经济尚未制定法律。《合作社法》立法滞后，合作社法人地位没有确立，使得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绝大多数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合作社不予登记，而只能在民政部门按社团登记，使其不能以合作社法人的独立经济实体开展各项经营活动，进而导致农民在销售产品、签订合同、解决贷款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例如，许多专业合作社由于缺乏相关政策和应有的体制环境，在经济交往中无法给人以稳定的预期，这使得许多工商企业宁愿与县乡政府签订合同，也不愿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严重地影响了合作经济组织技术经济交往的范围和信誉，制约其进一步发展。如此下去，各类合作社得不到广泛发展，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与各国的大公司、大合作社进行竞争。这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我国的“三农”问题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反倾销问题将更加突出，但合作社法人地位没有确立，不能参与诉讼和应诉，必然在反倾销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不能保障其合法权益。因此，尽快制定《合作社法》，填补这个空白，已迫在眉睫。制定《合作社法》，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在欧美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这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亚洲，除中国、朝鲜和越南外，都早已制定了合作社法，其目的是给予合作社的合法地位，对农业和农民建立一种直接的利益保护机制，以保障其健康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补充合作社法人的相关条文。具体而言，在《第三章法人》中，增加合作社法人一节，列为第四节。其条文拟为：“合作社是城乡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在生产、生活上谋求互助合作或有关服务，对内实行非盈利原则，对外实行企业化经营的群众性组织。合作社有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并将原第四节联营改为第五节，其中参与联营的，除企业、事业单位外，相应地加上合作社。
其次，加快制定《合作社法》。这一法律主要规定合作经济组织共性的基本内容。国家制定有关合作社的政策与法律，不应把调整合作社的内部经济关系作为重点。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立法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主要是解决国家如何指导和扶持合作社发展的问题，合作社的内部活动、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等问题，可以由合作社的章程去解决。
(二)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
世界各国对合作社都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德国对合作社的管理费用，第一年补贴费用总额的60%，第二年为40%，第三年为20%。日本农协进行的获得政府同意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厂房、设备所需投资，50%由政府提供。
农业直接补贴与合作社。主要是通过补贴以低价供应生产资料。意大利国有能源部门向合作社提供的农业用油价格比城市低50%，农业用电价格比非农业用电低1/3。
各级政府及所属有关机构应积极支持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政府在各种综合性和专项投资、拨款、贷款、基金项目中，应列入支持合作社的相关科目[9]。政府对合作社为社员提供自助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财政税收[10]优惠政策。
政府有关业务部门要在合作社登记注册、业务指导、信息提供、技术培训、提高素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做好相关服务、指导、协调工作。政府要尊重农民自愿原则，农民有选择合作的自由，也有不选择合作的自由，合作的程度及合作的规模完全由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自己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政府对合作社的引导。应当通过示范章程，引导合作社建立民主管理制度：(1)建立和完善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监事会的管理模式。(2)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聘任经理的经营管理模式。合作社要逐步走向专业化管理，应当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业务。中国及国际合作社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两项制度可以有效地推进合作社的民主管理。
政府还应保障合作社、社员的合法权益和资产，任何部门、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挪用、平调合作社的资产。
主要参考文献：
肖万钧、巴音朝鲁、武小欣：《浙江省航民村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村庄》，《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缪建平：《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其必然趋势》，《合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1月。
李贵卿：《不同条件下所有权对经营权约束方式的比较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光、赵农：《决策权的分配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宏观思索》，《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第七集）。
阎寿根：《衢州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杨志文：《对专业技术协会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注释
[1]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的解释是：指社员管理合作社的民主形式，在基层合作社实行社员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其他层次的合作社也要实行民主管理，投票权由其章程规定。
[2]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合作社联盟关于合作社定义、价值和原则的详细说明》的解释是：指社员要公平地入股，并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本；但是，入股只是作为社员身份的一个条件，分红要受到限制。换言之，社员必须向他们的合作社投资，但合作社的宗旨是为社员服务，合作社的资本从属于这个宗旨，入股只是取得社员资格、获得合作社的服务和享受社员优惠的条件，不是以获取股金分红为目的。因而，入股要采取公平的方式，如果实行股金分红，对分红也要有所限制。
[3]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合作社的“民办、民管、民受益”三大原则。
[4]产权共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合作社采取成员份额所有的形式，但财产的实际支配权，即使用权、经营权和一定的处分权等，则整合于合作社集体之手，这种份额所有权形式，属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形式之一；二是合作社通过公共积累方式形成公有产权。版权所有
[5]专业合作社是按不同的专业组建的，多分布在人少地多的国家。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在西欧农产品市场上，合作社经销的产品占60%的份额。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社区合作社是按地域组建的，多分布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就属于这类合作社。
[6]缪建平：《中国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其必然趋势》，《合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1月。
[7]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8]国家规定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一类的非营利组织本身不能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可以投资兴办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或非法人经营机构，协会可以兴办营利性的经营实体。在这类实体中，会员的劳动和资金可以参加分配，从而能够实现会员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协会经营实体的运营中，任何组织形式，如合作制、会员制、合伙制、股份制等方式都可以引进和应用。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9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大和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根本利益，逐步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保障水平与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政府能承受、被征地农民能接受，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原则。
（二）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参保不享受待遇的原则。
（三）坚持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原则。
三、费用分担
以行政划拔方式使用的土地，在征地时涉及应缴纳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政府承担部分，按项目隶属关系，结合省财政直管县体制，分别由省、市、县区政府和项目建设单位分类承担：
（一）在区、区实施的国家和省列重大建设项目，省政府承担70%，市、区政府各承担15%；实施的市级建设项目，市政府全额承担。
（二）在县、县、县实施的国家和省列重大建设项目，省政府承担70%，县政府承担30%；实施的市级建设项目，市政府承担70%，县政府承担30%。
（三）在我市三县两区实施的其它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除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以外的部分，从项目概算中列支。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县区、乡镇、村社要层层组织学习《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编写告知书、便民卡等宣传资料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让被征地农民认识到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重大意义，提高参保的积极性，确保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促进项目建设和社会稳定。未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县区，要召开动员会议，全面部署此项工作。各县区对乡镇、村社的相关人员要进行业务培训。
（二）调查摸底阶段。各县区人社局要会同发改、财政、国土、农牧等部门，对年月以来的土地征收情况，包括用地类别、项目隶属关系、涉及人数及年龄结构等进行认真调查统计，为符合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数据库档案，并依据《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对各级财政应补贴的资金进行测算，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基金来源，确定工作措措施。
（三）业务办理阶段。各县区要严格按照《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和《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规定，组织人社、发改、财政、国土、农牧等部门及相关乡镇的工作人员入村入社开展工作，分片分段、任务到人、逐户落实，按照资格审查、参保登记、核定缴费、财政补贴、待遇发放的工作程序进行，确保月底前全面完成任务，做到应保尽保。对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分析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经县区政府或市人社局同意后组织实施。
（四）检查验收阶段。市政府将组织人社、发改、财政、国土、农牧等部门对各县区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的县区通报表扬，并作为劳动保障年度考核目标的加分项。对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通报县区政府进行定期整改。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被征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年，市政府制定印发了《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并在区纺织路街道、王岘镇组织实施，把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被征地的农户中符合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切实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效推进了征地拆迁工作，支持了城市建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年，省政府按照修订了《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确定了按征地情况和项目隶属关系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政府承担部分的原则和方法，完善了操作程序，规范了资金划拔流程。这是省委、省政府关注民生、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各县区要充分认识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大意义，增强落实这项惠民政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办法》规定的职责，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确保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落到实处。
（二）把握政策重点，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一是要准确界定用地类别。凡以出让方式用地的，不论项目级别，都应当按照谁用地、谁负责的原则，足额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以行政划拔方式用地的，要按照项目隶属关系由各级政府和项目建设单位分类承担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地类别由同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界定。二是准确界定项目隶属关系。项目隶属关系分为国家、省列重大项目，市县区项目和其他项目三大类，由同级发改部门在征地时确认。三是确保政府补贴足额到位。凡市县区属项目，在征地时，要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纳入征地总费用及项目概算，采取测算预留等办法确保足额到位，不得打白条、走空帐。凡省发改委认定政府投资、公益性的国家和省列重大项目，由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在征收土地时，先行测算应承担的30%部分，然后依据相关程序，由人社、国土资源部门逐级申请应由省政府承担的70%部分。
农民合作社的原则篇1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一步促进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现就加快发展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大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及农民增收最有效、最直接、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组织载体，是加快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农民、服务农民、促进农民致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较小，层次较低，管理运行机制不完善，竞争力弱，凝聚力不强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认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切实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二、严格把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立足市场需求，突出主导产业，实行政府引导、适当扶持、做好服务，并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一）自愿合作发展的原则。要在坚持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做到农民自主选择、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农民可自愿参加几个合作社，加入合作组织后，不改变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影响生产经营自和家庭财产所有权，不影响现行农业政策的落实。
（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要突出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农民的意愿，独立自主地开展劳动合作、资本合作、技术合作、营销合作。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积极创造条件，为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三）以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为依托的原则。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以产业为基础、市场为导向，紧紧围绕当地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或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品，加大扶持力度，不断扩大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发展。
（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宗旨的原则。增加农民收入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要围绕宗旨，解决农民在生产经营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经济效益，促进成员增收。*年底，力争使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人均收入高出当地同类农户30%。
（五）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要重点围绕登记建档、建章立制、内部管理、利益联结、统一服务等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年在争取申报县、市级示范社的基础上，力争达到制度健全、机制完善、管理规范的要求。
三、切实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和服务
（一）抓好学习宣传，做好贯彻落实工作。一要在学习中准确把握基本精神、法律条款。二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各种媒体开展宣传活动，进村入户，切实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基本精神宣传到千家万户。三要有组织、有步骤地做好培训工作。县农委及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好培训，各乡镇要组织好村组的培训，掀起全县上下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热潮。
（二）扎实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抓好镇村示范工作。*年要抓好6个乡镇、20个新农村示范村、46个县级、2个市级合作经济组织示范点、20个合作社示范点的建设。
（三）加强领导，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组织保障。各乡镇、县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县成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副县长张华久为组长，县政办副主任张颍、县农委主任于大伟为副组长，县农委、工商局、财政局、民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人行、供销社、交通局、科协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委，苏云兼办公室主任。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制定发展规划，加强指导协调和督促，做好各部门的协调服务，通过试点示范，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
四、认真落实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政策
（一）多形式多主体发展。在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体上坚持多元化，鼓励农民自办、合伙办，农村能人大户、农民经纪人牵头办，经济技术部门、企业与农民联办，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发起、参与办。同时，鼓励村支部、村委会负责人发起建立村级专业性及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承担起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职责，实现“支部+合作社”或“支部+协会”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力争到*年底，全县农业主导产业普遍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事优势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大户基本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全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比上年增加15%，带动农户达到10万户，占总农户的30%，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统一销售的农产品占全县农产品总量的30%以上。
（二）着力规范运行机制。各地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要引导其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盈余分配机制和经营服务机制，形成以清晰的产权为基础、以优质化的服务为纽带、以健全的制度为保障的经济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