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理论篇1
毋庸讳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财政化总是犹如一个幽灵，徘徊在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各个角落，备受争议，毁誉参半。实际上，对于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而言，金融风险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财政风险，因为微观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转化成宏观金融风险，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也很可能沉淀和转化为政府财政的或有债务，此时相关的责任主体自然就会转变为政府(刘尚希，2006)。一旦金融风险处于失控状态，即使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也不得不屈从政治市场的游戏规则，义无反顾地充当救火队，因为宏观经济的景气状况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情绪和投票倾向，这早已为2007年以来各国政府的行为选择所反复证明。然而，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的行为势必在客观上造成政府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这不但会增加政府的或有债务规模和恶化财政收支，而且还会间接纵容金融市场主体放松警惕，致使金融风险在无形中持续地酝酿蓄积。如此看来，金融风险财政化必须有所节制，不仅要利用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捕捉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正外部性，增进社会福利，而且还应该创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制度安排，完善政府干预的规则，让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适可而止，引导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二、文献综述
.首先，在金融风险失控的条件下，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来干预和抑制金融风险，这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一种补救和矫正。Bernanke和Gertler(1990)的模型表明，当企业想执行投资计划而其净资产较少时，金融不稳定或金融脆弱性就产生了;过分倚重外部融资会导致投资的成本激增，髙昂的成本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偏少和效率低下。虽然金融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金融稳定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稳定自身的含义却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标准政策可以理解为继续增加潜在借款人的净资产，从而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干预金融市场的压力就会与日俱增的。
Keen(1995)假设金融不稳定性满足四个特征，即在乐观预期的支配下资本家倾向于举债，长期债务的重要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非稳定性冲击和政府的稳定效应;然后，他将这些观念引人Goodwin有限周期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中，就使其稳定但具有周期性的系统转变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系统，随时可能分崩离析，且能为关于萧条的数值模拟所证实。Hoshi和KaShyap(2004)发现，由于日本金融系统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如果不是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2003年之后的经济复苏可能会举步维艰。张靖佳、刘澜飚(2011)建立了一个政府注资银行的数理模型，发现政府能够通过控制注资额度来调控注资对问题银行存贷款的边际效果，在保证健康银行利益和抑制银行存贷款市场逆向选择的同时救助问题银行。由此可见，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失灵呼吁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和动机防止金融风险的扩散，所以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乃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默契。
其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时常陷入一片混沌之中，既要重构市场的竞争秩序和规则，又要将金融机构扶上马送一程，所以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更是层出不穷。mcKimi〇n(1991)很早就发现，如果要想成功推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转型和实现市场竞争的自由化，就必须逐步抛弃中央计划的工具，放松价格管制和保护产权私有化等，而这均需得到财政、货币和外汇等一系列规范行为的支持。就中国国内的情况而言，谢平(1999)早就梳理了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各种财政性措施，如无偿划拨股权、冲销呆账、发行特种国债和推广贷款资产的五项分类法等。李扬(2003)在探讨国债规模如何确定时指出，国债主要不是一个财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金融问题。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政府不仅毅然决然地推出了四万亿的救市计划，而且还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开足政府投资加大经济增长的马力。这是中央政府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中的一个战略抉择(路军伟、林细细，2010)。这些文献都充分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经济转型时期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贡献。
再次，鉴于金融风险财政化只是暂时抑制金融风险，一旦操作不当，政府就有可能玩火自焚，不但无法抑制金融风险和保障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且还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向财政领域蔓延，诱发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的研究表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存款银行免于破产的国家隐性担保，通过全民储蓄的动员机制进行信用扩张，政府激励了国内产出规模的扩大，保持经济髙速增长，使国家迅速摆脱所谓“贫困陷阱”的约束。然而，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会恶化金融环境，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制的作用下出现坏账等问题，为此付出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不断累积和宏观经济潜在不稳定的成本。这种观点比较客观，不仅看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客观存在及其效果的昙花一现，而且也预见了它对金融市场秩序的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风险财政化自身蕴藏的风险可能会在市场运行中疯狂肆虐。
田素华、虞亚庆(2010)对中国2007年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而启动的巨额财政支出计划进行考察后发现，政府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必然会导致银行信贷资金的集中投放，从而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和抬升银行部门的信贷违约风险。
如上所述，鉴于金融风险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还是在转型经济中，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广泛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更有甚者，由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安排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表现方式更为多样，其风险更是变幻莫测。如此看来，金融风险财政化既是非常时期稳定市场情绪和拯救宏观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又是政府抑制金融风险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抓手，因此，很有必要深入探讨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理论框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理论框架
对于内生于制度耦合状态之中的金融风险财政化问题，可以基于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来构造一个理论分析框架。Davis和n〇rth(1970)认为，在现存的制度结构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致的潜在新增收益不能内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就有可能获得这些新增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的成功将会使得总收入增加，而且在原则上可能没有人会因此而受损。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理论框架可以据此设定为：在市场运行中，各级行动团体一旦发现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潜在收益，就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创造性地推出各种制度装置，促成政府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举措，并借此攫取其预期的净收益。这在研究中大致可以界划为三个步骤，即行动团体分析、外部收益分析和制度装置分析。
(一)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动团体
金融风险财政化内生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所以要实现其潜在收益，就离不开行动团体。
首先，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首先要由初级行动团体来推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扫帚不到，灰尘不掉”，没有受利益驱动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推动，政府就可能会对金融风险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初级行动团体通常是一个观察敏锐、决策理性和行动高效的群体，见微知著，在最初发现和推动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从而实现其内含的新增收益。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长期从事实践操作的企业家和市场监管人员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学#们非常有可能成为初级行动团体，因为他们长期浸润在这个领域里面，对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时机、措施和效果了如指掌，洞悉不同结果背后的经济根源和理论逻辑，从而对于如何引导政府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就颇有发言权。初级行动团体在金融风险财政化从酝酿到粉墨登场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在舆论上是如此，时刻影响着政府官员的决策。
其次，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初级行动团体只是吹响了要求政府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号角，仅仅停留在社会舆论层面上，而要实现他们发现的预期收益，就不得不将他们的方案付诸实践，这就需要次级行动团体的参与，获得后者在行动上的支持，双方携手，共同推动制度创新，拟定实施路径和描摹蓝图。次级行动团体一般由政府官员，或者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贤达和实力派人物所组成，在金融风险财政化的酝酿过程中能够接受初级行动团体的信号，并清晰地识别和评估该项目可能会产生的预期收益，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加入行列的客观依据。这个团体不但在思想上和观念上比较超前和开明，能够接受新事物，而且还有行动能力，一旦与初级行动团体达成共识，就可以利用公权力来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制度安排，转瞬间让金融风险财政化登台亮相，且在不同情形下以不同面目出现。不难看出，初级行动团体如何打动次级行动团体以及二者间如何达成默契，决定着金融风险财政化能否实施以及实施的力度和方向。
(二)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外部收益来源考察
如果细加考察金融市场和政治市场的运作情况，就会发现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行为的外部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规模经济
在金融风险肆虐期间，相对于市场个体的自救行为而言，政府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行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各级行动团体总是会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给政府官员施压，促成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
一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家，实力有限，势单力薄，在面临金融风险时所采取的自救行1为往往力度有限，规模偏小，且不注重企业间的合作，结果在追求个体理性之际，总会严重偏离集体理性的均衡。然而，即使有某个企业舍身为人，奋力救助市场，也是杯水车薪，缺乏规模经济效应，于事无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代表选民利益的政府出头，从宏观上掌控全局，采取金融风险财政也的举措，毕其功于一役，收取防范金融风险的规模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在政绩冲动的支配下，政府官员常常会假借顺应民众舆论的名义，半推半就地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不言而喻的是，在政治市场上官员也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解释变量是权力、职务、金钱和名声等，而且他们还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假借公共管理之名，为个人谋取私利，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性。显然，内部性在政治市场上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是任何政治承诺和甜言蜜语所能掩盖和抹杀的。在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官员不仅权力较大，而且接触面广，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的公关对象，所以在内部性的支配下，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走上官商勾结的道路，打着各种旗号大肆推行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策措施，这早已为国内外广泛存在的股市内幕交易现象所一再证实。随着官员队伍的膨胀和管理层级的增加(williamson,1967)，官员们的内部性和官僚主义以及压力集团的普遍存在，都会在客观上刺激政府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而其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经济逻辑则是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此一来，鉴于企业自救行为的微不足道，政府官员们常常会壮怀激烈，自然而然地摆出一副解黎民于倒悬的高姿态，顾盼生姿，大刀阔斧地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救市大手笔层出不穷，大有舍我其谁之慨：虽千万人，吾往矣。
2.外部性
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可以在短期内抑制金融风险，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然而，从长期来看，它并未根除金融风险，而且长期累积的金融风险可能会在未来以更为猛烈的方式释放出来，产生更为剧烈的负外部性，抵消其前期的正外部性而有余。但是，在刻意回避这个跨期外部性的问题上，民众和政府官员却总是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尤为偏好当期的正外部性。
政府偏好和追求金融风险财政化在短期内的正外部性，一是金融风险肆虐条件下群情激愤的民众施压所致,二是政府官员出于政绩冲动的最优化选择。对于前者，在金融风险肆虐期间，不仅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和死账会与日俱增，风险暴露的规模膨胀失控，而且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资不抵债的恐惧让人肝胆欲碎，所以各行各业就会不约而同地向政府鸣冤叫屈，呼吁政府救市，而广大民众也会在市场恐怖情绪的感染下给政府施加，希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尽快抑制金融风险。对于后者，在政治市场上，政绩是官员赢得选票的杀手锏，所以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不甘寂寞的，都不愿意尸位素餐，在碌碌无为中虚度光阴，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好好展示自己，创造出辉煌的政绩，在新一轮的选举中脱颖而出。
因此，面对山呼海啸的吁求，他们岂失之交臂?他们通常会在公私兼顾的双重刺激下迫不及待地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策略，追求政府抑制金融风险的立竿见影，哪怕是饮鸩止渴也是在所不惜的，更何况不论后果有多么严重，都是纳税人最终埋单。在实行任期制的官员任免制度中，官员们就更容易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了，只要能够创造任期内光彩夺目的骄人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让自己获得提拔晋升的筹码，哪怕日后洪水滔天，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他们是根本不在乎的，尤其是在官员问责制形同虚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然而，如果三番五次、不受约束地故技重施，那么，这种短视行为的弊端将会暴露无遗，在长期内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让短期内的金融风险累积至未来某个时刻以更为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致使短期的正外部性被长期内更为强大的负外部性所冲销。所以，在一个跨期的最优决策框架中，政府应该在市场与民众的重重压力下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更为重视金融风险财政化在长期内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负外部性。当然，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办到的。'
3.克服对风险的厌恶
在金融风险的恐怖气氛中，政府的金融风险财政化可以有效克服市场对风险的厌恶情绪。
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和民众的人，政府官员常常是风险中性的，不惮大规模地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行为，因为这些政策举措不论成败，其成本都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官员自身则不仅受到任期制的保护，而且一旦冒险成功的话，他们就可以赢得民众的热烈支持。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上的各方主体在财政错觉的支配下不但不讨厌政府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行为，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持赞赏和鼓励态度。一是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成本不是由某一类人独自承担的，而且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的，所以这会无形中让支持金融风险财政化的那些人觉得占了别人的便宜。二是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成本不是全部由税收来融资的，政府常常通过货币创造来为之融资,这会让当事人觉得自己的税负并没有因此而加重。三是经济发展中的其他力量能够自发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无须专门为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而开辟新税种或提髙税率，所以这些市场主体更是觉得推动政府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乃是免费午餐。这样看来，在政治市场上，财政错觉激励金融风险中的市场主体支持政府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
4.不完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
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如果要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去救市，就必须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去收集和处理所需的宏观经济信息，而政府在这方面则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具体说来，企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和担保公司等虽然近距离接触市场，但是它们所关注的问题都比较微观，很难从整个市场的全局出发去收集和处理信息。所以希望利用来自微观层面的信息去制定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方略，不仅信息本身鸡零狗碎，难免管中窥豹之嫌，而且来自各方的信息琐碎庞杂，对之进行整理、加工和提纯的技术复杂程度和工作量不可估量，这很容易造成决策的时滞过长，无法动态跟进市场形势。然而，政府代表全体民众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就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收集宏观经济信息本来就是其本职工作之一，各级统计局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城调队和农调队等信息收集队伍，而且还时常借助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进行信息采集和加工处理。因此，政府所获取的信息不但全面集中，而且更能从宏观层面上反映市场在危机状态中的真实需求。显然,这种比较优势让社会各界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有所担当，乾纲独断，及时矫正市场失灵。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不妨得出如下的结论：
1.在金融市场严重失灵的条件下，金融风险财政化是抑制金融风险和维持市场暂时稳定的杀手锏，但是，启动它的时刻、运用的力度和具体的政策措施则是在政府官员主导下各行动团体和利益集团之间一系列复杂博弈的结果。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各级行动团体与制度装置都已经最终形成，能够将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预期收益变为现实，且为各方基于帕累托改进依约分享，那么，金融风险财政化就会很快由拟议中的蓝图变成具体的措施。
2.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具体说来，虽然日益独立的财政体制改革可能为政府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创造丰裕的物质条件，但是，与此同时，财政体制也在随着财政收人规模的膨胀而日益完善，这又反过来会从制度上抑制政府大规模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冲动。从总体上来看，肇始于1994年的分税种改革也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实施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大冲击，具体表现为财政体制改革、金融深化和对外开放对政府行为选择的冲击效应在改革前后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分配财权和事权，各自必须为自己的金融风险财政化行为融资，从而在总体上导致改革前后行为选择偏好的大相径庭。就目前而言，国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房市、股市、影子银行和投资者等都对金融风险财政化翘首以盼，望穿秋水。但是，在财政预算硬约束逐渐强化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都不敢轻举妄动，一则是中央政府在2008年支出的四万亿，其效果迄今已成难言之隐，以致动辄获咎;二则是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在普遍陷人债务危机的同时，一向倚重的土地财政却又备受诟病，四面楚歌，恐难持久。
3.金融深化的加速推进可以有效遏制金融风险财政化，因为金融深化不仅能够完善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规则，而且还可以在客观上发挥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从而极大地压缩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生存空间。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级政府就不敢明目张胆地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措施，而是利用行政权威，密集地出台文件，严禁暴力讨债，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同时，对个别商业银行进行劝诫，要求不得抽资压贷，保证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不断裂。这样一来，既维护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又把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4.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刺激政府加大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实施力度。这是因为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中国金融市场将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之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晚，风险承受力较差，所以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还没有突破临界点之前，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就很难杜绝的。但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深人，中国的金融市场必然会与国际接轨，实现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的改革目标。到那时，即使面临预期到的金融风险，政府也得谨守契约，不能随意采取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措施，从而使得金融风险财政化现象逐渐萎缩，被压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二)政策建议
虽然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具有髙风险的特征，但是,它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挽狂澜于既倒，给政府寻求医治金融危机的良方贏得时间。因此，为了稳定市场情绪和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政府在非常时期诉诸金融风险财政化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所节制;否则，过犹不及，甚或玩火自焚。为此，特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鉴于金融风险财政化在长期内的负外部性，政府应该慎用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策略。如此一来，对于大规模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治理，在将其作为政府在关键时刻一种金融风险的最后抓手的前提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标本兼治和综合治理。这是因为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牵涉面较广，广泛涉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领域，单就某一方面进行治理，可能收效甚微，只有全面出击，尤其是从制度上进行治理，才能收到显著效果。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可以有效遏制财政风险金融化的泛滥。金融风险财政化的过度使用，归根究底，是一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制度不健全所致。如果能够成功推进一国的金融市场化，让金融市场彻底断奶，发育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严格财政收支的管理制度，那么，就可以对政府构成一个硬约束,从而使得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政府行为无由产生，或被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范围之内。
财政金融理论篇2
关键词：财政支农；金融信贷；整合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财政、金融信贷支农理论依据
1.财政支农理论依据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也是基础比较薄弱的产业，其生产的特殊性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要求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关于财政支农资金，学术上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规模论，该理论呼吁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公共品投入，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的投资环境[1]；二是效率论，该理论强调应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以提高其效率[2]：三是整合论，该理论提出应通过整合分散于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其使用效率[3]。
农产品供求的价格弹性小，是具有明显外部效益的混合产品，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总是处于比较利益较低的不利地位。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业的高风险性和比较利益低等特性使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使得国家对农业的干预成为必然。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已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
2.金融信贷支农理论依据
（1）农业信贷补贴论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金融机构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农村普遍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矛盾，为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有必要就农业信贷进行补贴；另外，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存在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应比其他产业低，提供补贴可促使金融机构降低利率。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金融市场论被广泛接受前，农业信贷补贴论一直在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该理论的核心是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从外部吸取资金为农业提供低息贷款。
（2）农村金融市场论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可以使金融部门实现帕累托最优，提倡利率市场化。在该理论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对政府所有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转型和商业化改造。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国家并未使农村信贷问题得到改观，在摆脱政府束缚后又陷入市场的泥潭。
（3）不完全竟争市场论
也称金融约束论（FinanCialRestraint），20世纪90年代，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主张以政府合理干预金融市场的方式促进金融深化；适度干预主义者在兰叉理论（thethree-prongedtheory）中认为，政府应注重包括农村金融监管和法律制度内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新建成本，教育培训，穷人高风险信贷，科研开发等费用，政府要提供重复性的智能补贴（SmartSubsidy），这样农村金融机构在降低风险和成本的基础上将会形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服务具有社会福利效应的低收入阶层的双底线均衡（DoubleBottomLine）局面。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改革中可见此理论的影响，如一方面允许信用社扩大利率浮动，另一方面对信用社改革给予减税等政策扶持。但现实情况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少量的补贴并未显著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这种经过精妙设计的智能干预方式在非智能的政府面前终告失效。
从上述三个理论流派演变看，理论家和政策实践者在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中试图寻求最优路径，面对农村金融市场高成本和高风险，如何有效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是财政信贷政策配合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4]。
在合作金融支农问题上，目前学术观点大体有三种：一是存量论，主张通过存量改革来增强其支农能力[5]；二是增量论，强调应将民间金融合作化以增加支农投入；三是增量渐进发展论，主张农村合作金融应走增量渐进发展道路以突破“存量改革难”与“增量发展受阻”的双重困境，并实现在增加金融支农力量的同时力促存量改革之目的[6]。同时，学术界关于设法阻止或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并吸引外部资金回流农村的观点已被中央采纳。
二、财政支农与金融信贷支农现状
1.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资金独立运行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基本上与农村金融信贷是分离的。财政支农资金多年来以单独方式运行，不能发挥对农村资本金形成的“发动器”、“杠杆”和宏观调节作用[7]。一是各级财政承担本级农业财政支出资金的管理，各地区都有各自的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办法和措施。二是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等部委都有各自的支农项目投资权限和管理办法。在政府对投入农村的信贷基本没有给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农村正规金融信贷由农村信用社、邮政银行等金融机构按高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向农村经济实体发放。财政支农资金在行政体系内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流动，并且各级平行单位各自有自己的划拨和使用标准；而农村金融信贷资金则完全是通过供求关系在市场体系进行配置，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支农的资金基本上在不同的两个体系按各自的运行机制单独运行。广东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资金独立运行的状况也十分明显。例如，广东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2001年的28.2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5.14亿元，增幅达60%，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额却没有增加，甚至略有下降，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的互动基本上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农村金融信贷的增加。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政策的根本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三农”发展但因二者执行主体不同，支农原则、方式各异，加上部门协作意识不强、政策沟通不够及“三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等，导致二者各自为政。财政、金融这种“单干”局面，大大弱化了支农资金的政策功能和使用效率。因此，迫切需要对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进行整合。
2.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
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各自为政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也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未能将两者统筹安排以发挥其杠杆效应。二是金融部门在制定信贷政策及组织信贷投放时，很少考虑财政支农政策。金融流动性过剩与投入农村的金融资金在萎缩，随着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改革，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将不断扩大，如何通过财政资金的推动，引导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村，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结合，其关键在于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机制，创新财政支农的资金使用方式。
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是指由财政支农资金引发的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的倍加式的或乘数式的信贷资金投放效果；其联动机制是指财政支农资金启动农村金融信贷资金，农村金融信贷与农村经济实体收入变动形成自发调节机制，最终引致的农村金融信贷量变化的效果[8]。
考虑到财政支农资金的有限性和无偿性。在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支农资金时，应以财政支农资金为先导，以金融支农资金为主力。一是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应深度整合到支农金融机构之中，以有限的财政资金为先导，吸引赢利性的金融资金跟进，由财政资金充当信贷资金利息的补贴甚至本金的担保或补偿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二是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应与支农金融机构进行浅层整合，由金融机构提供中间结算服务。
金融支农的基础工程应是让农民长智，增强其现代金融意识和运用金融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财政支农资金来源的无偿性，政府“三农”财政资金投入的政策转变，提供了其承接农村金融信贷转嫁风险的功能。财政支农资金对金融农村资金的转嫁风险机理体现在：“即便借贷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如果企业能够提供充足的抵押，或者找到第三方为自己的贷款进行担保，也有可能增加企业的信贷契约执行激励，从而降低违约的风险，并使贷款人在违约发生后得到一定的补偿[9]”。这实际上是把农村金融信贷的风险转嫁给了财政。部分地区的农村合作经济投资担保公司就是为那些没有合格担保物的农户和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既减轻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又使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得到融资，借贷双方实现了双赢。
3.各地区在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改革
通过文献调查发现，为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促进新农村建设，近年来很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改革路径。郁南县的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一个值得各地借鉴的个案。
自2009年以来，郁南县以构建信用体系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让该县成为全省甚至全国关注的焦点。郁南县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采取“政府统筹、人行指导、部门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用”的模式[10]，全力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和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其主要做法：一是成立县级征信中心，构建强有力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组织保障机制；二是开发企业和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构建农村信用信息跨部门采集和共享机制；三是扎实开展信用村和信用户创建工作，构建切合农村实际的农户信用评价机制；四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构建农村信用正向激励机制。郁南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收到了明显效果。
三、政策建议
最近几年，我国有许多地区都在积极探索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结合的方式。广东省要使财政与金融信贷支农达到理想效果，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主动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专业优势，依托全国联网运行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来保证信用信息采集、查询、管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郁南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得以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与人民银行分支行密切配合，形成政府统筹、人行推动、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总结郁南县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提供有效平台。
第二，逐步以制度的形式把财政和金融信贷联合支农的重要性体现出来。除了农村扶贫救灾等应急性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尽可能把其余财政支农资金都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资支农金和金融支农信贷更好地输导给农业和农村经济。
第三，财政除资金支农外，在职能及服务上支农。一是财政部门安排资金对农民进行金融意识和金融资源利用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使农民长智，大胆合理地利用信贷资金发展农业，二是财政部门利用掌握的数据资料提高农民的信用。2012年我省对全省进行了农村三资（资产、资源、资金）清查，对农户和村小组的土地、鱼塘、山地资源出租合同、收入等方面信息进行了登记造册，这些数据资料对提高农民的信用和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的积极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第四，制定精细明确的财政资助和补助细则，以利息补贴、税收优惠、信用担保等形式对向农民优惠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鼓励。
第五，服务农村的信用合作社、邮政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创新服务，向有资产性和资源性收入的农民发放信用卡，并降低信用卡取现、转账、消费等方面的利息和手续费，使农户更便捷地使用金融资金发展农业。
第六，由政府、财政、银行等部门组成工作小组，对财政支农资金以及受财政支持的金融涉农贷款进行全过程监督，保证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信贷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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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理论篇3
关键词：财政金融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伍士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福泉（1973-），男，湖北黄岗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临安?311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财政与金融”精品课程支持的研究结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98-02
一、“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财政金融学”课程属性
“财政金融学”是一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由财政学和金融学两个部分构成，都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中资金运动的。财政学是研究以政府为中心的货币资金收支的，而金融学则是研究社会货币资金的相互融通的。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联系上看，两者都涉及资金运动，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国家财政体系，一个是社会金融体系。因而，两者的联系是有限，而区别则是最主要的。大纲要求：通过“财政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要弄清有关财政、金融的范畴，系统地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正确认识财政与金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财政与金融的基本业务，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等。可见“财政金融学”内容广泛，理论性强，且要求全面，既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又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
2.“财政金融学”课程在高校中的设置状况
“财政金融学”作为经管类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之一，广泛地开设于经管类的众多专业中，如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且大多被列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课程。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则将“财政金融学”列为通识性课程，开设为全校性选修课；在教学时数安排上，“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32学时到64学时不等，通常以48学时者为多，但总体教学时数偏少，浙江农林大学（以下简称“我校”）情况就是如此。二本开设此课程的主要有会计、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6个专业，三本则有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5个专业开设，而二本及三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则单独开设“财政学”与“金融学”。同时，“财政金融学”也是我校全校性选修课程之一。我校该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48学时，部分专业为32学时，全校性选修课也为32学时。
3.“财政金融学”课程的教与学情况
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偏向于理论课型，长期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采用以班级为单位，以教师课堂集中讲授为主，同时辅之一些其他手段，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作业等，而联系实际的课外调查、专题论文、实际操作等带实践性的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现今教学条件改善，教师可利用的手段也较以往多，如大多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课件来上课，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仍是主流模式；再从学生学习方面看，目前学生的学习还是以课堂听课、做笔记或打印ppt课件、做作业等方式为主，大多以完成课程任务获得学分为限，缺乏学习主动性，被动学习比较多。
二、“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财政金融学”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并非是专业课，且每个专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着诸多的问题：
1.教学内容问题
在“财政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遇到的且较为犯难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
（1）课程内容取舍或称教学内容广度问题。如果财政学与金融学分开上，都有不少内容，“财政学”一般有十二章左右的内容，“金融学”有十五章左右内容，多者达二十章内容，而合并为一门课后，课程教师就必须要考虑应安排多少教学内容问题。教学内容过多，则显得十分庞杂，而教学内容过少则又不能反映课程的主旨。
（2）教学内容的深度问题。这和教学内容广度紧密相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科教学不同与专科，教学内容应有一定的深度，但在有限教学时数的限制下，若教学内容安排较深，则会影响教学内容的广度。
（3）“财政金融学”与其他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涉及财政、金融的其他课程很多，这样难免会存在不同课程间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现象，如财政部分的税收与税制与“中国税制”课程有交叉；又如金融部分的涉外金融与“国际金融”课程部分内容有交叉等，外如“财政金融学”和“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保险学”等都存在有此类问题。
（4）教学内容的更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财政与金融的社会实践在不断地改变，而教学内容有很多地方比较陈旧，甚至与现实脱节，难以紧跟时代的发展。
2.教学形式问题
从目前“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其教学模式以传统模式为主，而诸如启发式、讨论式、研究性教学和互动教学等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究其原因有：
（1）课程教学时数不足。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的特殊性，它在整个教学计划安排中不可能有较多的课时，这样就存在一个教学时数有限问题，致使多种教学手段难以开展。
（2）课程内容多、理论性强，使得除讲授外难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实践中，课程教师常常会陷入如果运用其他多种教学方式，则难以完成教学内容，若要完成教学内容，则只能以讲授为主的两难境地。
（3）班级大，学生多。“财政金融学”课程一般都是合班上课，少则两个班，多则达四个班，人数常超100人，客观上也给多种教学模式的采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财政金融理论篇4
作为当前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特殊模式，金融风险财政化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对政府职能的＿项客观要求，也是现行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事一议”的金融风险化解方式正逐渐暴露出其体制性缺陷和不尽合理的地方，存在着诸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地方“倒逼”中央财政等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构建相关法律框架，建立潜在债务风险监控体系，进而弥补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运作模式之不足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改革开放20年来，投资一直是使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此引擎的动力源却又来自于财政与金融。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的同时，财政与金融又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将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途径传人中国，这不仅增添了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执行难度，也使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一般情况下，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外来风险能否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视我国经济运行体系是否健康、安全而定。因此，理清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国家宏观经济风险的前提与条件。
一、引言：由理论界对我国财政危机问题争论引发的思考
对于我国是否存在财政危机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按照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可将这些观点大致分为3类：一是存在论，二是不存在论，三是局部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童振源博士的“存在论”认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主要论据有：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财政负担沉重，隐性支出严重；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等等。该观点主要是从目前我国财政境况窘迫、隐性负债规模巨大等方面分析问题的，因其角度是静态的，所以得出了当前我国财政问题十分严重的结论。
而以国内学者余永定为代表的“不存在论”则认为，我国目前并无财政危机之实。事实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率，为政府国债的顺利发行提供了债源上的保障。而且，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了财政收支状况的改善。只要财政可持续性的内外部条件能够保持动态均衡，财政危机就不会发生。我国持续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我们逐步化解财政风险赢得了时间，也为我们化解财政风险提供了物质基础。该观点主要是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得出我国目前不存在财政危机的结论。
以赵晓为代表的“局部论”认为，即使在总体上可以证明我国不存在财政危机，但也不能排除爆发局部、地区性财政危机的可能。
由于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角度、假设前提不同，所以观点的相左或不同并不奇怪。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我国财政领域存在的问题，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研究财政风险问题提供厂借鉴意义。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财政活动主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特殊性，政府债务是否会恶化到危机的程度，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政府除了可以通过增收节支、扩大举债规模等来缓解财政困境之外，往往还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转速来解决债务问题。因此，从管理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在源头上搞清引发财政风险（危机）的主要原因，要比危机爆发后，再“开处方”更有实际意义。
二、财政风险的涵义及主要来源
（一）财政风险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财政风险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府债务均衡状态遭受破坏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正逐步从“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风险相比较，现代财政风险（或公共财政风险）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前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等问题，而对后者的研究，除了要涵盖以上几个方面外，还要涉及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凡是涉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都需囊括到现代财政风险的研究之中。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概念，可将我国的总体债务划分为四大类：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等。直接显性债务是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要承担的债务，不以任何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由于直接显性债务的可控性，与之相对应的直接财政风险也是可控制的。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下面将三者简称潜在债务）是政府的条件债务，它是否构成政府的现时义务，还要以条件是否发生及政府是否会最终确认为前提。又由于它们大多是由准财政行为或非财政行为引发的，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和估计，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财政风险具有可测性差、可控性低等特征。
（二）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财政风险是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均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2003年4月所完成的一项科研课题结果表明：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组成的国家综合负债水平约占（DDp的115%-118%，而其中潜在债务又约占CDp的90%左右…，可见潜在债务构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财政风险范畴的大小与财政运行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既非过去那种包打天下的统收统支的计划财政，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由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常常出现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活动所涉猎的范围看，各级政府不仅生产“公共晶”，同时还生产着大量的“非公共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潜在债务主要包括：部分外债（主要是指“巧借”、“巧还”没有登记的外债）、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所形成的或有债务、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公共部门发行债券所形成的债务、国债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形成的或有债务、国有企业亏损所形成的债务、对供销系统及农村合作基金组织援助所形成的或有债务，以及由地方层级所形成的隐性与或有负债等（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乱担保、乱集资，地方金融机构支付缺口与金融机构关闭、重组所引起的隐性和或有负债等）。
从整体来看，外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社会养老保障欠款是我国隐性和或有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由各种债务所组成的链条之所以能够延伸下去并没有断裂，就在于金融在时刻给这个债务链“供氧”。为了保证不因债务链条断裂而产生危机，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自愿或不自愿的首先担起了“救火队”的角色，通过进一步“输血”以保障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正常维持。只有到了金融无血可输或不愿输血时，财政才作为最后的兜底买单人出场。在我国，绝大部分经济风险（包括各类改革成本）先是通过金融领域集小，然后再通过财政显性化。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金融风险就是财政风险，有一定的道理。
（三）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引发风险主体不同，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财政风险可以分为：大类：一类是由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债
务规模不断膨胀等；第二类是由国有金融机构的准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类风险虽然首先表现为金融风险，但因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是财政，它们也常常行使部分财政职能，金融风险最终还是要转化为财政风险；第三类就是由非财政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风险（包括金融机构因利己行为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尽管这类风险初看与财政风险无关，但由于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弱化的计划与扭曲的市场并存，有关约束制度处于真空状态，使一些权力得到扩张的地方、部门以及经济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时，既有可能摆脱原有计划手段的管束，又有可能逃脱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往往不得不背负起它们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所以这类风险最终还是会转化为财政风险的。本文主要围绕后两类情况研究金融风险的转化问题。
三、金融风险财政化的主要途径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簿记”机关的银行，长期在金融领域是“一花独放”，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如此，虽然当时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但其业务范围很小，所以当时的金融业很难算得卜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从监管机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到经营主体（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等）再到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等）均已到位。我国金融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发展质量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为了“跑马圈地”、“抢滩布点”，各金融机构已无暇“精耕细作”，原来不良资产存量问题未及解决，新的增量资产问题又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监管法律不健全、不完善；经营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缺乏开放条件下金融业管理经验；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流动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累积着金融风险。
虽然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比重还很小，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为主，所以金融业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银行业上，而银行业的问题又主要集中在它的不良资产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危机给所在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国际收支严重恶化、资产大幅缩水等。我国之所以躲避过了这次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受国际资本冲击小。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也没有出现系统性支付危机，但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恰恰相反，我国金融业目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存、贷款均，占全部金融机构60%以上的工、农、中、建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金融业的主力军，它们目前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问题。
1.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并出现了官方和非官方之间、非官方之间估计数字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整个贷款余额比例的估计数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十不等，但大多研究者的估计数均在20%～30%之间，其绝对值应数以万亿计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这一比例的准确数字是多少，它肯定已经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相关比例的要求。根据该协议，不良资产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能超过15%，其中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的比重分别为8%、5%、2%.如果按此要求去比照，恐怕没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符合相关要求。
财政金融理论篇5
关键词: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04-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1
一、引言
长久以来,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一直是引人关注的。国内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产生原因的分析视角十分广泛,从各个不同方面得出了诸多有益的结论,但将财政与地方政府干预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本文正是试图从各区域财政能力入手,以论证我国各个时期(纵向)、各大区域(横向)的地方财政压力差异性造成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的行为激励差异,并最终导致各大区域金融发展速度的不同这样一个连锁反应的存在。
具体而言,从财政压力差异到区域金融发展速度差异这样的连锁反应链条可以概括为各地区、各大区域“财政压力不同”,也即是说所选取的表示财政压力大小的指标――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个比例变动情况不同[1]。事实上,各地区都存在财政压力,只是各地的压力大小及变动情况不一样。那么,财政压力的普遍存在性就使得各地方政府都有通过支配金融资源缓解财政压力的动机。但是财政压力大小是不同的,即财政压力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在各地区、各区域之间也是有差异性的。压力大的区域,政府干预金融的力度会更大一些,激励较大;相反,财政压力小的区域,政府干预金融的激励和力度都相应较小①。因此,由于不同的财政压力,各地就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地方政府干预。而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用它们的权利与意志支配金融资源必定会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抑制区域金融发展,即不同程度的金融干预产生了不同的金融自由发展的空间,进而使得各区域金融发展的速度不同,并最终可能导致发展水平的不同。
本文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包括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6省;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12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②本文主要运用1978―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论证上述拟分析路径的合理性。
二、各区域“强金融、弱财政”问题
王绍光、胡鞍钢(1993)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力[3]。而周立(2004)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定义为“国家汲取力”,包括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和国家汲取金融能力[4]。无论是王绍光、胡鞍钢定义的国家能力还是周立定义的国家汲取力都强调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而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分别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其中,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依据周立的观点,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是逐渐下降的,那么作为弥补,中央政府必须加强汲取金融的能力,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强金融、弱财政”、金融业异化为“第二财政”等问题。需注意的是周立的分析都是从中央政府角度进行的,如果将视角转向地方政府,各个地方(各大区域)是否也存在这样“强金融、弱财政”的问题呢?用各区域存款和贷款之和/GDp表示区域金融能力,用财政收入/GDp表示财政能力可得到图1。
由图1可知,总体而言,从1978年以来,我国各区域财政能力(用右边坐标轴表示)持续下降,下降幅度在1994、1995年间尤为明显;而各区域金融能力(用左边坐标轴表示)却在这30年间不断上升。因此,图1清晰地证明了各地区“强金融、弱财政”事实的存在,即四大区无一例外的存在财政汲取能力减弱趋势。由于此处各区域数据是由各地区数据汇总而来的,所以也可以间接反映出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的衰减。
三、财政压力与FiR关系的分析
为了说明各区域财政压力不同会导致各地区政府对金融干预程度不同,并最终导致各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不同,此处选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样一个表示各地财政紧张程度的指标来表示地方财政压力,而用FiR①表示各地金融发展程度。进而,财政压力的增长率就可以表示财政紧张程度的波动,而FiR增长率就表示发展速度。
(一)对财政压力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9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80―1994年“分权让利”时期以及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时期。也即是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两次大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分别是70年代末的“分权让利”改革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前者是财政分权化的标志,而后者则是中央财政重新加强集权的标志。
1.70年代末开始的“分权让利”
中国的分权改革总是同经济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在经济改革初期,经济运行效率较低,中央政府面临紧迫的财政压力。决策者认为这是由于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缺乏对经济利益个体积极性的激励造成的,因此,改革就要放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推行以包含财政和行政两方面的分权化改革,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就此拉开了市场经改革背景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序幕。
在财政分权方面,主要由单一的中央政府完全控制财政预算分配的制度逐步完善到实行分成和财政包干体制。在财政包干制下要求地方政府将固定数额或按其收入的固定比例上缴给中央政府,剩下的归其支配使用,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在行政性分权方面,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地方工业、农业、公用事业等由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进行安排。故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成为其辖区内经济剩余的真正索取者,行政性的分权给地方政府在权力范围内充分的自。在此情况下,地方财政应该说是真正富了起来,财政压力也应该相应减小了。但中央政府是没有自己的税收课征机构的,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交利税,而地方政府却总是想方设法规避上缴义务[5]。因而一系列的改革并没有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到提升,分权改革的最初目的完全没有实现,反而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我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分配形成了“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
2.1994年分税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为了解决财政包干制的问题、扭转“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中央政府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力争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集权。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税,使地方税与中央共享税;建立国家税务局来征收国税,同时让地方税务局仍旧征收地方税。可见税制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为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更高的比例[6]。
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使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下降,但同时地方政府的事权却没有相应地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支出责任与收入权限的不匹配程度扩大,普遍面临过重的财政负担。财力的下降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更多地采用预算外收支手段进行运作。由于银行信贷与政府支出和投资的高度互补性,该项改革实际上加大了地方政府对区域内银行系统贷款决策与贷款行为的干预动机和影响力。
图2是利用1970―2007年各区域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数据做的财政压力变动图。从图2可看出,实际数据基本可以验证之前的理论分析的结果,即在“分权让利”改革之前,四大区域的财政压力均是波动上升的,而70年代末“分权让利”使西部区域财政压力有明显下降;其余各区相对于分权前,财政压力增长趋势得到缓解,在分权后基本保持平稳波动态势。可以说,70年代末实行的分权化改革是有助于缓解各地区财政压力的,而1994年起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明显的使各区域财政压力均大幅增加。
(二)对FiR的描述
本文用各区域存贷和/GDp近似表示FiR,并由1978―2007年的数据可得到图3。
由图3可看出,1978―2007年,各区域FiR基本都是上升态势,只在2003年后出现小幅负增长。但在此更应关注的是FiR的增长率和财政压力的增长率。因为在各区域财政压力增大时,各区政府才更有动机去干预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弥补财政能力的下降。而随着干预度的加强,影响的应是金融发展的速度,也即是此处的FiR增长率,而不是FiR(金融发展程度)本身。
(三)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的分析
由图4的4幅图可以看出,总体还是可以说明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波峰、波谷反向变动的年份多过同向变动年份)。之所以依然存在许多年份同向变动的情况,如财政压力上升,FiR增长率也上升的情况,是因为影响FiR增长率波动的因素非常多,财政压力只是其一,即财政压力增大(减少)只是对FiR增长率减少(增大)起到促进作用而非决定作用,最终FiR增长率向那个方向波动取决于所有作用因素的合力的方向。
由图4的4幅图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同向波动情况越来越频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同经济全方位改革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不能忽略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正是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完善,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增大的财政压力,即使十分渴望通过干预金融来缓解尴尬处境,但也是力不从心――金融体系的完善限制了政府干预的领域和力度。如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对银行系统进行商业化改革,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分离;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以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方针,以加强其风险控制。随后银行体系垂直化的管理体制也逐渐形成,使地方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干预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诸如此类,当某一个金融领域进行改革自我完善之后,政府对这个领域的干预力度就会相应减弱,但是在失去一片“攫取之土”的控制力的同时,又会促使政府去“开发”另一片阵地,政府绝不会眼睁睁的任由其财政和金融汲取力双双下降,使自己权利被架空。虽然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找替代品,但随着整个金融体制的逐步完善,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地方政府对各个金融部门的干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此,总体而言,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干预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影响其发展的力度会越来越小。
四、四大区域财政压力差异与其金融发展速度
本文分析已说明了财政压力对FiR增长率的反向影响关系,四大区域财政压力的不同对区域金融发展速度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由表1可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水平相差不大,其FiR增长率水平也相似,但东北部地区由于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较大,所以其代表金融发展速度的平均FiR增长率水平也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区域。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区域财政压力不同导致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不同的说法,即财政压力增长较快的区域FiR增速较缓,金融发展速度的不同最终又会导致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各区域存贷和/GDp及财政收入/GDp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的区域金融能力与区域财政能力的对比分析得出我国的四大区域均存在“强金融,弱财政”的事实,即从1978年以来,各区域财政能力逐渐减弱而金融能力去不断增强。
其次,通过对各区域财政压力(财政支出/财政收入)、FiR(存贷和/GDp)的单独分析,以及对这两者各自波动率、增长率的对比分析得出两次财政税收改革对各区域财政压力的影响较显著:70年代末开始的“分权让利”改革使得区域财政压力减小,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区域财政压力显著增大;各区域FiR水平从1978年起总体均呈上升态势,而区域财政压力波动率与FiR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向波动性,即财政压力增长较快的区域FiR增速较缓。
最后,在前两个结论基础上对各个区域之间财政压力平均增长率与FiR平均增长率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东北部地区由于平均财政压力增长率高于其他三个区域,导致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低于其他区域,区域财政压力差异是导致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了促进我国金融更好更快发展,缩小区域间金融发展差距,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改进税制,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实施更多差异化税收对待,以平衡各地财政收入。具体而言,可以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税务职权的范围,赋予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及税务机关更大的税务自由度,让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更有效地规划本地区的税务,合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考虑对中央税实行地区差异税率,并结合其他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东北部经济、金融发展,扩大这些地区的整体税收基础。其次,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再分配政策力度,重新划分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事务的范围并加以法定化,减少中、西、东北部地方政府支出,进一步缓解其财政压力。第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开政银、银企关系,杜绝金融业为地方政府融资,充当第二财政的现象,给金融发展更多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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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nessStudyontheFinancialFactorsofRegionalFinancialDevelopmentDifferences
――BasedonFinancialpressureandLocalGovernmentintervention
mUYu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610041,China)
财政金融理论篇6
1关于财政金融支农规模的研究
农村资金的投入和农村发展，一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早期国外学者在支农资金规模与农业増长的关系上的研究比较深入，Chang111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増长具有双重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规模偏少，不能保证农业的长期快速发展，国家财政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刘涵12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确实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増长，但存在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沈淑霞和秦富13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规模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的绝对规模总体上呈逐年増长态势;而投入性支持的相对规模却呈动态下降趋势。
上述学者虽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不足，但是只有少数研究人员对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了论述，Barro141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増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存在最优规模。另外，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无法提高经济増长率，但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何振国151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即财政农业支出大约为农业GDp的472%;郭玉清161估算出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由于他们所采用的财政农业支出的口径不同，所以估计的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差距很大，但结论都是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远小于所测算的最优规模。
2关于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
关于我国财政金融支农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存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回归分析，并且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回归居多。
以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度量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李焕彰和钱忠好171运用生产函数测定财政支农各类支出的边际产出效应，主要的研究结论: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魏朗181利用C一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一2003年西部各省农业经济増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増长主要还是依靠农业投资及财政支出。
以经济计量模型度量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钱克明19运用单方程模型，按照各投入要素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的大小，得出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分配政策的优先序应为:科技>教育>基础设施。陆文聪和朱志良1101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对1990—2006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农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上海市财政支农资金在现有财政支农项目中分配不甚合理、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未能实现最佳使用效益的结论。
3关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研究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己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财政支农政策己不能适应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变化。国内学者对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对财政支农政策做出调整和创新进行了探讨，以便为支农政策发挥更大的效用提出一些参考。
苏明1111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和探讨如何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沈淑霞12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农业支持规模、支持方式和支持效率，针对我国政府财政农业支持行为和支持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借鉴国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为我国支农政策提出建议:陈薇1131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财政支农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提供思路。何忠伟114在对世贸规则和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补贴的理论和经验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己经或将要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提出建议。崔光华1151通过比较研究法国、印度二个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规律与经验，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调整与支农改革提出战略措施建议。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对财政支农政策研究虽然较多，但研究的内容多为对国内财政支农政策的理论评述和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情况介绍上，较少对有关财政农业支出效益方面的实证分析研究。
4关于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研究
按照金融功能观的观点，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动员、资金配置、分散风险。林毅夫1161指出三个功能中资金配置功能最重要。目前理论界对资金配置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资金总量的积累及其配置效率的提高上。农村资金配置效率问题始终是国外学者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BencivengaandSmith1171、wen[18、Yang[19分别从金融市场、社会福利水平、人力资本等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村资金配置效率。Jensen120通过建立农业资金绩效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缺乏效率。冯海发1211运用C一D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度量了包括我国农业资金投入在内的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姚耀军1221、韩扬和吴治民1231指出今后农村金融改革应以功能观为导向，在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推进农村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农村金融竞争机制。国外比较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前沿分析法(Fa)Battese和Coelli124综述了该方法在农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领域的应用。
5以Dea方法研究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研究
孟令杰125早利用非参数Dea方法对我国1980—1995年农业产出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单独考察资金要素的配置效率。温涛和熊德平26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实证了我国“十五”期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该研究的投入指标为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投入和农户自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出指标体系涵盖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4个方面的10个指标。王晨姝和徐海波127用Dea方法对1990—2007年我国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支农资金投入指标两项:年末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财政支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农业产出指标两项:农业増加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目前，只有个别学者涉及对区域农村资金配置进行效率分析和比较。徐琼128选取有效农田灌溉面积、农田化肥施用量、农业实际劳动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为投入指标，农业产值和农业増加值为产出指标来测算浙江省11个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王伟和田杰1291运用Dea模型，将财政支农资金与信贷支农资金结合在一起，对1992—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效率进行了分析。财政支农取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贷资金主要是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选取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作为农业资金投入的产出因素。吴华超和温涛1301运用Dea模型对重庆市各区县农村财政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进行研究，选取的投入指标有财政支出、金融机构贷款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三个指标;产出指标有农业GDp、城镇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五个指标。
6研究存在的问题
财政金融理论篇7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显现的局限
（一）不完善的支农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通过两种经济手段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分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此期间，两种手段互为表里，相互补充，为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做出贡献[1]。特别是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表现出“无力感”，无论是对农业发展的支持，还是对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推动，效果都不明显，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现阶段我国财政和金融合作的支农模式不够完善[2]。具体表现为：没有明显涉及农业的基金产品；缺乏必要的信贷体系以及农业专项基金等。此外，很少有能够落地的财政金融项目。这些都表明财政金融需要进一步合作，才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二）没有发挥农村金融作用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农业证券、期货、基金和期权市场建设还不是很先进，基础还比较薄弱，农业融资规模相对较小，融资渠道相对较小，县级以农业为主的证券、期货机构较少，规模不大[3]。农业企业核心实力不高，规模不大，产业链相对较短，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差，利润不明显，经营基础薄弱，规模不足，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农业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致使我国现阶段的财政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没有发挥农村金融作用，无论是金融总量还是在农村金融机构体现方面，都没有满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需要。
现阶段，根植于农村的金融服务以传统的储蓄服务为主，没有体现出财政金融“吸收储蓄、配置资金”的功能，致使信貸服务远远不能跟上农业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较低的农业贷款；不够完善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针对农村的金融资金支持不足等。
（三）没有体现保险的积极作用
保险是财政金融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财政金融中却没有体现出保险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当然，在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保险行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最近几年我国农村保险机构数量明显增长，在2018年保监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我国农村保险机构保持在每个县平均二十个[4]。与此同时，在保费规模上的发展却极为有限，农村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最近几年更是表现出相对较为严重的保险机构的恶性竞争。而在农业保险政策上，缺乏政策性的险种，覆盖率更是不足。
总的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财政金融没有体现保险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针对农村企业的商业性质的保险亟待进一步的开发。在实践中，无论是政策的支持，还是保险机构投入农业商业保险的资源都相对不多。此外，农业保险机构的从业人员普遍表现出一定的业务能力不足的状态，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上述种种现状都限制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站在吸收保险资金和投向的角度去看，资金外流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农业所产生的反哺作用比较低。
二、优化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
（一）整合并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各项职能
优化农村金融力量，整合农村财政金融的目的是发挥财政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推动作用，各司其职，防止农业发展的金融力量存在缺位问题。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在合理的名义价格刚性水平下，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的财政刺激措施对产出具有强大的积极影响。在整合以及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发挥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依托中小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将战略重心放在农村农业发展上，拥有一定实力后，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更广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支持农业发展，推动更多资金流向农业发展。
（二）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农业供给测结构性的改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现代金融的基础是有效的市场假设。在这种假设下，完全理性的投资者会立即将所有有关金融资产的可用信息纳入其价格动态。与该假设相反，许多研究指出了投资者的行为偏见。这些发现表明，金融市场中存在投资者生态，交易者群体总是在竞争、采用并最终放弃新的投资策略。这种适应过程是在多个时间尺度上观察到的，并且与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结论以及所谓的适应性市场的假设相吻合。在总预期成本受到不确定性影响的方案中，与在风险规避下的消费者行为的预期模式相一致。因此，一种政策上可行的机制（通过按预期的总费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类并突出显示总费用）可以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消费者和政府节省资金。具体包括借助“大智移云”技术优化农村征信管理；拓展农业信用服务；发挥农村党政部门的牵头作用，搭建农村金融市场；利用农村赶集活动宣传金融知识等。
（三）建立健全农业的保险机制
保险在人类适应环境灾害的努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保险既可以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传达风险的方法。农业保险被誉为应对极端气候的有效机制。当前在众多保险机构中，还没有一家是以专做农业保险为主要服务项目的金融机构。为了使保险成功地履行这些职责，保单定价和承保范围选择必须基于风险，并以准确的信息为基础。这依赖于形成政策选择基础的强大证据基础。保险公司所考虑的主要风险是气候灾害，为此，保险部门提供了可能的适应方案，能够增强抵御能力。然而，数据和分析的不足是阻碍保险公司履行这一职责的因素。在实践中，很少有人针对农业保险对农民家庭抵御气候变化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回归分析证实，投保的数量和对农业保险服务的感知是农民抵御气候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决策者、管理人员和保险公司推行具有成本效益的保险政策，以建设农民适应气候灾害的能力和复原力，成立国家层面农业保险企业，为贯彻和落实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供必要的推动力。
三、结语
财政金融理论篇8
关键词:财政激励;农村金融;金融支农;法律保障
一、问题的引出
2009年4月财政部《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项规范性文件,对财政引导金融支农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以此回应年初中央在《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利用财税杠杆,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的基本要求。2010年年初的“一号文件”又围绕“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目标定位,再次提出“加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措施,旨在继续推进财政引导金融、金融支持“三农”的财政金融新体制。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与政府决策显示出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新动向,即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促进财政与农村金融的有效互动。然而,从现实考察,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尚未如政策或制度预期那样形成有效互动,二者关系的错位对财政支出及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均产生了消极影响,直接导致“三农”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何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激励金融信贷资金投放“三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围绕财政与农村金融关系的研究,在国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体现为农村金融抑制理论。该理论描述了政府对金融运行采取低利率、高准备金率、强制性信贷配给等过度干预措施的一种金融发展状态(mcKinnon,1973)。在此环境下,金融成为承担财政政策功能的工具而无法真实及时地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与供求变化。产生金融抑制的深层根源包括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mcKinnon,1973)、克服金融市场失灵(Besley,1994)、弥补财政赤字(Fry,1995)等,由此造成了稀缺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金融机构的低效运行(adams,1984),以及财政风险不断加剧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解决金融抑制的途径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政府的作用则体现在营造竞争性与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上,着力解决阻碍信贷供需双方达成契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stiglitz,1992)。总体上看,国外学理层面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厘清财政与农村金融的边界,突出财政与金融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对于体现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机制的财政激励金融支农的研究较少。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是财政与农村金融关系的地方实证考察(谢平和徐忠,2006)。该研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实证样本,但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较为笼统、粗糙。二是财政引导金融支农个案措施的剖析(王玮等,2007)。该研究是针对江苏昆山财政支持农村信贷担保的个案,其研究方法既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注定了在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上的欠缺。三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宏观政策分析(王冰和胡威,2008)。该研究提出将财政支农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结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的联动机制。该研究具有显着的宏观指导意义,但因缺乏制度化的对策建议,故操作性不强。
鉴于此,本文拟从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的视角,从制度上确立财政激励农村金融供给的法制框架、基本原则及具体措施,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二、财政激励金融支农的重要价值
(一)买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财政与金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财政在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收支活动。财政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受一般经济原则支配,同时作为政府的一种专门经济活动,又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和功能。这意味着政府某项经济活动及其实施方式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不应当仅仅以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为依据,还必须考量伦理的、社会的、政治上的价值满足。基于此,财政往往担负着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而公众普遍需要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以实现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社会诉求。金融则是一种将市场中的资金供需双方连接起来、实现资金融通的经济活动。资金的流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和领域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在奉行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体制之下,单纯依靠金融资金的投入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需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农业产业固有的高风险性,以及作为资金需求者的农户具有成员分散、贷款金额小、缺乏合格担保等特点,决定了以市场机制引导金融资金支农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缺乏针对涉农贷款的风险治理机制或损失补偿机制,同样影响了金融支农的范围和力度。总之,金融缺乏主动支农的激励。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金融甚至充当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角色:来自农村企业、农户的部分存款通过金融机构购买国债、拆借、上存资金和转存人民银行等方式外流到城市,而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面向“三农”的金融机构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愿新增或逐年降低涉农贷款的情况。这无疑加剧了农村资金供需的矛盾。对此,通过发挥财政激励金融支农的功能,借助财政的利益诱导和经济杠杆的作用,促使资金回流,激励金融机构面向“三农”提供信贷支持,力促政府经济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资金配置方式的优势。
(二)破解农村金融机构改革难题的重要条件
农村金融机构的宗旨定位于服务“三农”,事实上也承担了大部分涉农贷款的业务。相对而言,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较低,盈利能力不高,不仅妨碍了机构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为了缓解经营困境,金融机构在选择降低甚至拒绝涉农贷款的同时将所吸取的农村资金投向非农项目,直接导致农村资金的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力求实现提高机构自身盈利水平与增强金融支农能力两者并举。而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保证金融支农的前提下,对机构主体进行市场化的重新定位,扩展业务类型,激活经营机制。显然,各农村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服务“三农”与市场化运营的两种目标、两种责任、两种考核体系的矛盾。如果缺乏必要的财政激励与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将难以实现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有机平衡。因此,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是建立有效的财政激励与支持机制,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寻求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支持。
(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有力工具
财政引导金融支农相比于财政直接支农,将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因为:一是财政直接支农是无偿的,在财政直接支出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资金截留、挥霍、浪费的现象,形成财政支出规模大而真正惠及农户少的巨大反差。财政引导金融支农是利用金融的中介地位及资金有偿使用的特殊方式,达到资金周转使用、减少政府直接投资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二是财政直接支农没有放大效应,而财政引导金融支农可以借助金融特有的信用中介功能,以较少的财政补贴激励金融机构提供数倍的信贷投入,放大财政支农效应。三是财政引导金融支农还有助于形成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流向农村的示范效应,拓宽融资渠道。
(四)各国实施金融支农政策的基本启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支农给予财政政策支持,这是一种普遍做法。政府通过采取税收优惠、利差补贴、信用担保、风险基金、低息贷款等多种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比如,在财政对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可以对农户实行低息贷款,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最终惠及农户个体;对金融机构存款利息给予补贴,换取存款利息税的减免,以此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达到鼓励金融支农的目的。此外,各国在利用财政引导金融支农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一般都遵循市场化的基本原则,各金融机构保持其独立自主的经营地位,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同时金融机构使用财政资金的过程与效果受到严格监督。可以说,财政与金融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三、财政与农村金融关系的现实考察
从现实考察我国财政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下两种现象同时存在。
(一)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信贷资金独立运行、互不关联。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信贷资金长期隔绝,二者分别按照无偿性和有偿性的资金配置原则独立运行、互不关联。即使面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投入重复、运行低效的情况,改革的方向也基本局限于如何扩大支农的资金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而缺乏推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互动机制形成的有效措施。比如,提出财政支农的资金规模必须达到“三个高于”;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方式应当实现从直接下拨式管理向基金、项目式管理,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变等,均立足于从财政支出数量和使用管理方面着手,而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上的封闭性、行政性。不仅如此,在扩大财政支出的“硬性”任务之下,承担大部分支出责任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还被进一步放大,并由此累积巨大的财政风险。农村信贷资金则在寻求市场回报的经营原则之下重新进行资源调配,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激励来影响其经营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那么退出农村市场反而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财政支农资金的单边运行格局。
(二)财政与金融边界不清、功能混淆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独立运行实际上导致金融退出与财政支出不可持续。在此情况下,既存在建立财政与金融有效互动的契机,以消除农村金融与财政支农各自面临的矛盾,但也存在两者关系被进一步扭曲的可能,并最终演化为金融抑制与金融财政化。促使这一非理l生变化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过度干预。
财政金融理论篇9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历史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规范性解释,即根据某种理论对历史作出学理上逻辑一贯的诠释,理论则出于自足性要求而规范、裁剪历史材料;第二种是描述性解释,乃是根据具体情境对历史作出细致入微的考释,理论并非不重要,但重建合理的历史图景成为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历史学界主要依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可谓是第一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同时期的美国汉学界虽然排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无论是费正清“冲击―反应”说,还是柯文“中国中心观”,仍然依据一定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出于各自的理论需要而修整史实的枝枝叶叶,基本上也可以归之于第一种路径。这种解释进路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铺陈,汲汲于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连为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逻辑上因果相承的自洽性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学界都开始反思、批判规范性解释的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解释力之损害,转而根据详实的史料重构中观的区域史和事件史,开始出现描述性解释的转向。这又可约略归纳为两种路向。其一是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廓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凸显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二是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侧重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各各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按照上述谱系,陈志武之新著《金融的逻辑》似乎可归于规范性解释。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进入到新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断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解释获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工具的指引,于是规范性解释与描述性解释两者都有被超越之趋势:理论不再是凌驾于历史材料之上专事剪裁的君主,而是作为一种视角,透过混沌未分的历史本相,发掘内在隐含的因果关系,以便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重构历史图景。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什么是金融视角呢?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现象,只有将金融视为“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即,将金融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而纷纭的相互关系中,金融理论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其独到的历史解释。陈志武正是从金融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建构了一幅新历史图景。
金融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化。陈志武的资本化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化内涵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将金钱货币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则更侧重于将未来收入的提前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化设计。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主张西方的兴起根源于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陈志武则认为西方的兴起主要还在于意、荷、英、法和德国将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其论据是,虽然西班牙因从美洲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而兴盛一时,但旋即开始衰落,足见掠夺来而并未资本化的金银并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较长时期的强盛。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斯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做法,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不发达已经决定了国债利率无法降低,那么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呢?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可见,政治制度并不利于金融市场交易。不妨再看社会制度的情形。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对一个社会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接受空间的影响举足轻重。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家庭强调“养子防老”的功能,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家庭向外扩展到家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或家族成为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以此观之,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在历史生态中的处境都不容乐观,把未来收入流的提早变现与“死”财富的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很难在明清时期成为经济国策。实际上,这一整套观念和制度设计,主要是源自西方近代。若一定要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作为学理的规范性解释还可接受,但揆诸史实,难免有时空错位之感。这一点,陈志武当然清楚,他解释历史的着眼点,在于现实及未来的前景。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是为了证明现实中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了提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选择。评
财政金融理论篇10
【关键词】财务冗余；现金冗余；预留负债能力
一、财务冗余的概念探析
（一）组织冗余的内涵及分类
财务冗余是组织中冗余资源的一项重要构成，组织冗余的内涵及分类为理解财务冗余提供了基础框架。Cyert和march（1963）认为冗余是组织小团体所要求的资源与企业实际所需资源之间在数量上的差额；Bourgeois（1981）将冗余描述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是企业应对来自内部或外界的压力的缓冲，能推动创新等战略变革应对外界的环境变化。nohria和Gulati（1996）将组织冗余定义为在特定产出之下，超出最低必要资源以外的所有资源积存，包括多余人员、未使用资本和不必要的资本费用以及未开发的能增加产出的各种机会。从这些主要定义看出冗余的内涵十分广泛，以实物、成本和机会等多种形式存在，发挥多样的功能。
Cyert和march（1963）根据组织冗余资源对组织策略目标的达成造成束缚与否，将其分为未吸收冗余和已吸收冗余，未吸收冗余指效率高但不一定发挥了效能的资产，如现金、借款、保留盈余或未指定用途的储备金等；已吸收冗余指达成组织目标所必需的资源，如闲置产能、冗余人员、库存存货等。Bourgeois和Sigh(1983)进一步从冗余可恢复的速度入手，界定了三种类别的冗余资源：可获得的冗余资源、可恢复的冗余资源以及潜在的冗余资源。可获得的冗余指没有被投入到组织设计或具体程序的资源，它具有最强的流动性，比如货币资金；可恢复的冗余，是指已经被吸收到生产系统中、可以通过组织的重新设计恢复到正常成本的资源，比如库存和销售费用；潜在的冗余是指将来可利用的资源，如通过增加额外的债务或股权资本等能从环境中产生的资源，企业的负债能力属于这一类别。这两种组织冗余的分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也得到最广泛的应用。Sharfman和wolf（1988）将环境变化时冗余与其他资源相匹配的可支配性按从高到低进行分类，高支配性冗余包括现金、授信额度和原材料等强流动性资产，低支配性冗余包括库存商品和富余的人员安排。
（二）财务冗余的概念界定
经典财务理论为财务冗余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将财务冗余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研究得以开展。由myers于1977年提出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高额的融资成本以及资本市场的错误定价，会首选内源融资作为主要融资方式；其次是低风险债务；再次是高风险债务融资；最后是权益融资。myers对财务冗余这一概念做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界定：财务冗余是指企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无风险的负债，这一界定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Donaldson(1984)指出财务冗余以多种形式存在，包括企业内部具有流动性的财务留存以及预留的负债能力，如企业从银行获得的授信额度。
本文将财务冗余的概念界定为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的结合，其中负债冗余即企业预留的负债能力，这种潜在的负债能力可以作为企业所需资金的一个缓冲，是企业需要资金时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的资金数量。财务冗余是满足企业低风险资金需求的主要财务资源，可以将其理解为财务冗余量或企业财务资金链条松弛的程度。诸多影响因素使企业的现金和资本结构存在最优的期望值（正常需要水平），企业的现金留存与这一期望值的偏离程度形成了企业的现金冗余量，企业现有资本结构与企业期望资本结构之间的距离代表了企业预留的负债能力。在现实环境下，企业对财务冗余资源的保有程度和保有结构体现了企业的财务冗余政策，这一政策选择既源自管理者战略制定和酌意行为的主动配置，也会受到融资约束和决策有限理性的客观影响。
从冗余资源的分类可以看出，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属于企业的未吸收冗余，分别归类为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即可利用的流动性最强的冗余资源以及管理者可以经过努力实现的增量融资额，这种认定和分类与组织冗余的诸多概念提法相吻合。作为未吸收冗余，财务冗余的进一步使用和配置效率能够体现管理者意图，会对企业的业绩产生较强的作用力。
财务冗余与财务灵活性都强调企业对一定资源的使用留有余地，在本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但相互之间也存在区别，对此进行辨别凸显了财务冗余的研究意义。财务灵活性一般是指企业应对可能发生或无法预见的紧急情况及充分把握未来投资机会的财务能力。对财务灵活性的量化离不开对企业可自由支配财务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财务冗余的多寡反映了企业现有和潜在资金链条的松弛程度，其构成是企业财务灵活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财务冗余量越大，财务灵活性越强。已有研究对财务冗余的阐述更侧重于低负债带来财务灵活性的优势，较少结合冗余资源的双重性质对其作用进行正反两面的分析。相对于财务灵活性，财务冗余从冗余资源保有量的角度，强调财务政策的可量化性，便于进行财务冗余政策的影响因素和配置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更强调其对企业绩效的双向影响。对财务冗余资源的存在动因进行理论解释，能够进一步理解财务冗余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双向性。
二、财务冗余存在的理论解释
从不同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企业的实际问题，可以从以下观点概括财务冗余存在的原因或动机。
（一）财务冗余存在的财务灵活性观点
根据古典现金持有量模型的思想，企业保有现金冗余可以出于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等不同需求，这同样可以为企业不充分使用负债能力，将负债能力保持到确实产生融资需要之时提供解释。财务灵活性的价值可以用期权定价的理论予以分析，企业保持现金冗余和负债冗余是为了拥有未来可能出现的投资有利项目的选择权。稳健经营战略使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的决策时，倾向于充分考虑高财务杠杆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使企业在后续竞争中能够占有竞争优势，有能力抵御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与过度举债相伴随的财务危机成本及债务成本的增加，导致公司在投资、融资及股利分配等财务决策方面丧失部分灵活性。在财务灵活性的思想下，企业预留负债能力体现了适应资本市场变化情况调整融资规模、融资结构的思想，是企业基于竞争战略考虑的一种合理的选择，也是一种风险管理措施，具有战略价值。财务灵活性的来源观认为企业的财务冗余政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制定和企业业绩、价值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构成了分析企业财务冗余经济后果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财务冗余存在的有限理性来源观
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组织决策中存在的有限理会对企业的财务冗余程度产生两种作用相反的影响。
第一，公司管理者过于自信的认知特点对于资本结构决策产生影响。过于自信的管理者可能低估项目失败的风险，采用激进的财务政策，并不愿修正已有的决策失误，不断追加投资，造成企业财务冗余资源储备不足。
第二，人们在对不确定的状态做决策时，由于受某些条件的限制，对冗余资源所包含的有关知识和信息缺乏足够的了解，加剧了回避损失的决策思维模式，反映在资源配置行为上会表现为留有余地，尽量保证活动有足够的资源需求量，最终导致财务资源产生一定程度的冗余。业务活动越重要、不确定情况所涉及的环节越多、经历的时间越长，产生的财务冗余越多。
（三）财务冗余存在人酌意观点
理论认为，各种资源冗余的出现主要是企业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冗余代表了非效率，即资源的冗余和浪费。委托关系的存在使管理者酌意（也可理解为支配力）在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管理者自由裁决的态度和行为在获取、维持和支配冗余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金冗余是酌意性最强的资源，其发生和使用最容易受到管理者成本的影响。在问题之前的现金持有理论是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定性或者定量考察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自由现金流理论放宽了上述假设，将管理者、大股东甚至是债权人的自利动机纳入其中来分析现金持有的前因后果，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预留的负债能力意味着企业放弃了目前具有部分价值而资金成本较高的项目。负债冗余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其保有程度和使用效果同样会受到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保有负债冗余降低了债权人对企业现金资源的使用限制以及对企业决策的监督，给经理带来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权力；第二，同时在未来现金不够充足的时期，可以释放预留的负债能力带来货币资金的增加，用于投资到收益率并不很高但可以给管理者带来个人收益的项目或者使人可随意支配的资金水平（表现为薪酬所得或在职消费）免于下降。
（四）财务冗余存在的融资约束观
融资约束观基于资源稀缺的假设，认为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将迫使经理人不断挖掘现有资源和扩展新资源，以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融资约束观点说明企业保有一些流动性强的冗余资源的重要意义。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其资金的交易性需求不能充分满足，预防性需求会格外迫切，也很可能会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企业就需要事前做好足够的准备：储备资金或者预留负债能力，在将来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时能够迅速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现金冗余可以直接投资于新的项目，负债冗余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新的资金，该成本虽然大于使用持有的现金，但小于满足银行所能提供的负债冗余以外的资金需求所带来的成本，缓解现金不足对未来投资的影响。
财务冗余来源的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一定交融。有限理性观点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认为财务冗余与企业管理者特征、管理者决策、执行的控制能力有关；财务灵活性观点和人酌意观点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主动配置的财务冗余资源与企业战略决策制定或管理层的意图有关，财务灵活性观点强调与企业竞争战略的匹配适应性，人酌意观点强调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融资约束观则从现实出发，中和了以上观点。融资约束的局面会加剧管理者的保守思维，导致管理者有更强的动机积累财务冗余以保有企业的财务灵活性，但由于融资成本以及融资额的限制，融资约束企业积累财务冗余的结果可能不够理想，尤其体现在负债冗余，有时是一种被动配置，这时财务冗余受到管理者的酌意性支配的程度减弱。
三、财务冗余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一）财务冗余的影响因素
诸多研究分析了公司治理尤其是问题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Shleifer和Vishny，1997；Harford等，2005；辛宇和徐立萍，2006；廖理和肖作平，2009）。allen（2000）认为公司容易受成本和信号作用的影响安排更多的负债冗余，小公司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相对于大公司更倾向于具有负债冗余的财务政策。他以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部分地支持了研究假设。Lona，Leonida和ozkan（2004）综合高现金持有和低财务杠杆两项来定义财务冗余企业，通过对英国1984—2001年的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规模、董事会构成、所有权结构以及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持股特点共同影响着公司的财务冗余行为。他们还指出，高增长的公司长期保持财务保守的政策。
（二）财务冗余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财务冗余资源的多寡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冗余资源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是使企业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投资机会。研究高额现金持有和投资相关性的文献基本支持高额现金会增加企业的投资规模，而这种相关性是否是出于人的自利动机，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自由现金流理论指出企业管理者拥有的“自由现金流量”是超出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所需的现金流，会导致过度投资。Harford（1999）发现拥有高额现金的企业管理层会进行一些多样化和减少企业价值的并购活动，与其它并购企业相比，它们实施并购后的业绩更差，这为自由现金流量的成本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也有研究认为高额现金对投资扩张的影响符合股东利益（mikkelson和partch，2003），或不支持公司会滥用高额的现金持有（彭桃英和周伟，2006）。
关注负债冗余和整体财务冗余的一些研究认为企业会将冗余资源释放到投资活动中，目的是为了抓住较好的投资机会，企业财务冗余不足会使企业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企业经营状况恶化（myers和majluf，1984）。marchica和mura（2010）认为公司在一段时期内通过预留负债能力获得财务灵活性，使公司在未来发生非正常的大额资本支出。文章以目标法计算负债冗余，证明拥有财务冗余的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会显著提高杠杆，同时使资本结构趋于目标值，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预留负债能力的释放。也有研究认为过多的财务冗余会导致过度投资（Smith和Kim，1994）。Duan和Yoon(1993)认为银行授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因为只要不超过授信额度，企业的贷款利率不会因贷款数额发生变化，企业会产生不断投资新项目的激励。
（三）财务冗余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对冗余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冗余资源能够推动创新，提高组织抵抗风险的能力并提升业绩（Cyert和march，1963；Lawson，2001）。而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冗余会鼓励自满和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从而降低利润，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Bourgeois（1981）认为冗余开始对业绩产生正向影响，随着冗余增大到一定程度，会对业绩产生负向影响，即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Bromiley（1991）提出冗余和业绩的关系呈现U型，但结论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nohria和Gulati（1996）使用创新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证实了冗余和业绩的倒U型关系，即过高或过低的冗余度会阻碍创新，保持适度的冗余水平有利于企业创新。
也有学者关注特定企业环境下企业财务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tan和peng（2003）认为在转轨经济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存在资金饥渴症，财务冗余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是不确定的。Scott和michael（2008）研究了在2001年至2003年的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美国软件行业公司的财务冗余对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阶段，财务冗余高的公司其业绩下降速度快于其它公司；在经济复苏阶段，财务冗余高的公司其业绩上升速度同样快于其它公司。毕晓方和姜宝强（2010）发现财务松弛和企业业绩正相关，融资约束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财务松弛价值，对财务松弛—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成本对财务松弛—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影响只在非融资约束的情况下较为明显。
四、财务冗余的研究意义和研究趋势
（一）财务冗余的研究意义
1.财务冗余研究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组织理论学者主要从可获得冗余、可恢复冗余和潜在冗余的分类角度，对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由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这些研究虽然采用可直接获得的财务比率指标衡量企业的冗余资源，但研究内容和量化方法没有触及“财务冗余”的实质。财务、金融学科领域的研究更多从公司流动性的角度研究公司现金持有政策，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财务冗余包含现金留存和预留负债能力两个方面，随着公司融资和银行信贷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通过获得授信额度积累保持资金链的松弛。企业在制定财务冗余相关政策时，对现金持有和预留负债能力的考虑是互相影响的，忽视企业预留负债能力的现金持有政策研究不能从整体把握企业决策的出发点和整体效果，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有必要对企业的财务冗余政策进行整合研究。
综合研究企业财务冗余政策的构成能够对相关基础理论起到深化和补充的作用。（1）对静态权衡理论的补充。权衡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企业的负债比率选择和资本结构的动态性。（2）对资本结构信号理论的补充。不仅是企业静态的负债比率具有信号作用，企业预留的负债能力（如银行授信）也会向外界传递企业未来投资机会和企业本身质量的信息，企业在资本结构的选择上会考虑负债冗余的影响。
2.财务冗余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财务冗余政策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风险骤升的经营环境中，缺乏财务灵活性进行过度投资的企业往往表现脆弱，企业合理保有财务冗余量，能够使企业持续具有较低成本进行投资的能力。企业财务冗余政策与银行信贷配给政策密切相关，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微观机制。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完全市场化，在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信贷配给现象更加严重，大多数公司倾向保有较多的财务冗余。但如果公司预留的财务冗余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成为低效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会影响公司的后续竞争实力，甚至影响国家货币政策的效果。
企业保有不同财务冗余政策的原因是什么，财务冗余政策的经济后果受到什么样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企业安排财务政策、配置冗余资源具有推动作用；对监管部门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的监管具有参考价值；对金融机构了解企业的真实资金需求，降低信贷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二）财务冗余研究的未来趋势分析
1.对财务冗余政策进行整合研究
已有的研究比较缺乏将财务冗余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和结论。现金持有的文献相对比较多，有关负债冗余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在我国制度背景下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已有的文献中更多地将企业目前较低的负债率作为财务保守行为的一种结果，在实证分析中，将连续几年保持低负债率的企业划分为财务保守类型。从财务冗余政策制定的角度和保有企业财务灵活性的角度，对现金的超额持有也反映了企业的财务保守政策，而我国的研究文献中对现金持有和低负债政策的研究往往是分开进行的。结合负债冗余对财务冗余政策进行综合研究，能够为以往的现金持有研究提供补充。现金冗余和企业预留负债能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企业财务冗余的结构安排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后果如何，在我国信贷环境和制度背景下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是对财务冗余政策进行整合研究的方向。
2.结合制度背景从多种理论视角对财务冗余进行研究
管理者行为和外部环境是影响财务冗余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可以通过企业的成功制造冗余，以及利用外界有利的环境获得冗余，这说明行业特点、环境变化以及制度背景会对财务冗余的形成与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对财务冗余的经济后果研究需要结合制度背景等经济环境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已有实证研究对财务冗余经济后果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解释财务冗余存在的视角是多重的，相应对公司财务冗余资源的经济后果的认识也受到理论和资源依赖等不同流派观点的影响。财务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企业特征和面临的经济环境有所不同，单一的理论解释不能涵盖企业经营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何种理论更能解释企业财务冗余政策的现实选择，不同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或调节作用，是未来研究在理论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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