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经济篇1
笔者以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历史高考试卷（见表1）中古代中国商业史的试题作为分析对象，尝试着探寻试题及相关教科书知识的学术背景，据此略谈“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复习方法，以就教于广大同人。
表1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试卷数量
商业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据笔者统计，在五年高考的选择题中，商业史占古代中国经济史考题的一半以上。（具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2009―2013年中国古代经济史选择题题量统计（单位：题）
非选择题中每年都有试卷考查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其中2010年最为集中，在全国15份高考卷中有9份考查古代商业经济。2013年，浙江卷首次出现古代经济史的非选择题，考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商业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这种现象并不偶然。它既说明了古代商业经济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史学界对古代商业史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知识结构
古代商业史内容丰富，在历年高考中涉及的知识点较多。笔者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做了大致的分类统计（见表3）。在非选择题考查中，知识点主要涉及唐、宋、明、清的抑商政策、专卖制度、市镇经济、海禁政策及对外贸易、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
表3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商业史选择题考查知识点分类表（单位：题）
通过上述对高考试题的粗略统计和对古代商业史研究的初步了解，推知古代商业经济考查的特点大体包括：涉及面广；重点突出；体现专题史研究的“通感”；考查内容涉及的都是学术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
建立知识结构是我们兼顾点面、形成“通感”的常用复习方法之一。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让学生的复习更接近于高考要求，这是一个问题。鉴于高考试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笔者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研究指出，商业史的内容应包括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和商业思想四个层面。其中“商业发展”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商业组织、商业活动、贸易发展、商品流通等等。此外，商业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高考试题考查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四个层面，又以“商业发展”和“商业政策”这两个层面的考查为重。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商业经济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发展高潮。[2]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二《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以下简称“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所介绍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时期。根据上述分析，勾画知识结构框架图如下：
这张结构图，以古代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为时间线索，把“商业活动”、“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作为知识点分类项目，结合教科书内容又可以分成若干子项目，这构成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内环境”。其“外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二是明清经济与同时代西方近代经济的比较、明清经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的知识略显散乱，建立知识结构并不容易。笔者结合学者们对古代商业史的研究和教科书知识，提出以下几种整理知识的具体方法。
1.“散”的知识要“合”
以“商贸活动范围”这一项的知识整理为例。《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写道“汉代商运活跃，史书中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记载”，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叙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史实，由此可知商品流通范围通过丝绸之路扩展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课还介绍了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商贸活动范围，可以通过教科书介绍的城市和市镇发展推知商贸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通过“晋商”和“徽商”两则“知识链接”来了解此期商品流通扩大到海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上述知识整合，大致可以概括出古代商贸活动范围的发展特点。
2.“断”的知识要“连”
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提到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大宗贸易商品，在《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的“晋商”知识链接和“《估客乐》”资料卡片中列举了唐代和清代的贸易商品，这些知识反映了古代商品结构的演变。商业史研究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知识呈“点”状分布，并不连贯。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以作适当补充，如补充说明不同时期主要流通的商品等，让学生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商品结构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补充的史实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只是作为学习的知识背景。通过形成知识“线”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点”状知识。
3.“隐”的知识要“挖”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对“城市经济”有较为翔实的叙述，细分起来可以包括“市”的空间、“市”的布局、“市”的制度等等。我们一般关注坊市布局和政府对“市”的管理，而“市”的空间演变很可能被忽略。根据教科书上的知识，可以挖掘出这样一条线：“市”首先出现在城，南北朝时乡村中出现了“市”，名为“草市”，唐宋时有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在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些草市围绕着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市镇。有学者指出：“唐宋以来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商业的显著进展。”[3]
4.“薄”的知识要“厚”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列举了清代的名镇，叙述略显单薄。研究指出，这些市镇之所以成名是有经济原因的。有的市镇因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出名，如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见长的佛山镇、丝织业繁盛的盛泽镇；有的因商品集散中心出名，如商业市镇汉口镇、朱仙镇。在教科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加厚一点认识，使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和新兴市镇的专业化特点。
5.“专”的知识要“通”
根据课标和教学指导意见要求，虽无需对商业经济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的背景条分缕析，但宏观上了解其时代背景是有必要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古代商业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共性因素：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前者反映了古代经济结构中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同理，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结合必修的知识，从不同社会领域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与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是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认识。
通过学生自主整理知识和教师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概括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提炼角度和较为充实的史实。当然，建立知识结构还只是第一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动和运用知识，达到内化知识结构的效果。为此，教师还需要组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图和表也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信息载体。下面各举一例供参考。
【例1】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汉代、唐代和宋代“市”的局部图。
根据这三张图，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市”的相关信息，解释这些信息；还可以认识从汉到宋“市”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例2】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部分县区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这张数据表摘选自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解读这张表格，有两个点可以关注：一是不同时间段市镇数量发展的增幅变化；二是明清（前期）和晚晴时期市镇数量发展原因的比较分析。
针对浙江省历史高考的要求，需对学生进行两个“特别加强”：一是特别加强知识结构的建立和应用；二是特别加强训练提炼材料信息、准确而快速地建立材料与教材的联系并能调动有关知识加以解读的能力。
二、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专题史研究，突破复习重点
商业政策对商人、商业发展的影响至深，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抑商政策。从前述表3中可知，五年来选择题中考查抑商政策的题目最多，在非选择题中也考查过唐代和明代的抑商政策，抑商政策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古代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是学生复习的主要难点之一。笔者曾对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文科班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历代政府抑商，商业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解开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历代政府抑商政策的变迁及其本质。为此，笔者依托学者们对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科书的相关知识和高考试题，尝试着对抑商政策作一个粗略的解释。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固守“重农”政策，其第一要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4]故其政策相对稳定。然而“抑商”却不可泛泛而论，它比“重农”政策复杂、多变。重农不一定就抑商，抑商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农，应把“重农”和“抑商”分开，重点理解“抑商”政策。这几年高考重点考查“抑商”也反映了这一点。
“抑商”并不是自古就有，它肇始于战国，至秦汉渐成体系。商鞅采取的抑商政策“不让商业自由发展，而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商品流通”，有利于国力增强。西汉是抑商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之初，为了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有学者研究指出，虽说“重租税”，但对当时的商人来说，负担终究是不大的。[6]学者们普遍认为与前朝相比，汉初政策重在“贱商”，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质性抑制。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政府“复驰商贾之律”，“贱商”也没有汉初那么严格，只是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市宦为吏”；汉文帝时更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多久，就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的商业繁荣局面。汉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得益于商业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富商大贾财大气粗力强、农民弃农经商的日益增多等现象。有了这些史实铺垫之后，我们便能读懂晁错的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汉武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富商大贾。其措施可以用“发钱”、“收钱”和“管钱”来概括。“发钱”是指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杜绝富商大贾私自铸钱发钱。“收钱”是指征收重税，使很多富商大贾经营数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贡献”给了国家。“管钱”是指政府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大力发展垄断性的官营工商业。有学者指出“专卖制度的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特别是看到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9]虽然专卖制度与此前的抑商政策，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均迥异，但都起到了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专卖制度也列入“抑商政策”范畴。
五年来高考考查多集中在西汉前期抑商政策与商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上，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晁错的那句话仍是复习中的关键。对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的考查虽少有涉及，但在复习中我们仍可适当关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抑商政策。
唐朝前期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一方面继续贱商令，另一方面则放松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以恢复经济。唐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0]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经济干预，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晏的榷盐法。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唐代“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的制度依然继续实行，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他们在“社会上遭受鄙视，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遭受歧视”。理解该现象的时候，首先不要混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高，不等于经济实力差；其次，要把“唐代商人”理解得稍微复杂一些，商人有大有小。在唐代“富商大贾与官府的结合更加紧密，倚仗官府提高其地位，取得经营特权，而且介入政治”，而中小商人“所受的剥削愈益严重，日子愈益难过，最后不得不起来参加抗争”。[11]2013年浙江卷第16题考查学生对唐代商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反差现象的理解。2011年海南卷第26题非选择题则考查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及其与农业生产进步之间的关系。
宋代为了财政需要，加强对商品的专利政策，专利范围扩大，体系也更完备。“宋代盐、茶、酒、矾、香几项的专卖收入一年达4490万贯，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唐朝财政总收入中的货币总数”[4]和前朝相比，宋代政府抑商政策更加放松，政府屡次下达减少商税等“恤商”令。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在宋代，虽然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形开始转变。清代有人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子，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11]，而富商大贾与官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近几年宋代商业经济的考点有：理解政府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认识商业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了解宋代专卖制度、说明宋代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活跃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伴随着新景象不断涌现的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最终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学者的心头。王家范先生指出：“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12]明清走的是后面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这种境况直至近代才开始逐渐转变。近几年考题突出考查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抑商政策对这种进步及社会转型的阻碍，这是明清商业史中老生常谈却常说常新的话题。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5题、2013年江苏卷第4题都关注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对社会“贱商”观念的冲击。从社会史角度分析明清商业经济及其政策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思路。
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参考上述解释，立足于教科书内容简析历代的抑商政策，并辅之以高考试题训练。通过这样的复习，我们对抑商政策大体上可以形成两点基本认识：一是抑商政策是一项政府通过与商人争利和夺力（劳动力）维护专制王朝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秩序的经济政策。二是该政策的实质是重商利，抑商人；重官商，抑私商。这两点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抑商政策的重要支点。
《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中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如“‘市’的演变”、“江南市镇经济”、“明清海禁政策”、“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之困境”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有时间有准备，可以设计一堂探究课，组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阅读与思考，了解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的大概情况，这样更妥当些。
在“考什么，教什么”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读什么”的问题。要读出“考”与“教”的学术背景是需要读一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高三教师整日周旋于上课、组卷、批改与讲评之间，的确很辛苦，然而还是要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点，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宽、望得远，才能让学生多一些学业上的收获，多一些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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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经济篇2
[关键词]政策管理政策调节抑商政策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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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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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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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汉朝政府对抑商政策的抓和放，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合理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而采取的。在汉朝初，政府采取了放松的抑商政策，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不过，汉高祖虽然允许人们经营工商业，但对商人加倍增收其人头税，并禁止商人穿丝织服装和乘坐马车。不过总的来看，这段时间政府的抑商政策还是以放为其主要倾向的。此后，汉初因工商业太过自由，又导致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利用对工商业的控制来与国争利，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出现了商过又乱的局面。《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大臣晁错上疏皇帝，大声疾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于是，政府又以盐铁官营政策，严重打击了民间工商业。作为抑商政策组成部分的官营政策的执行，说明西汉政府抑商政策从以放为主向以抓为主转变了。
此后，西汉政府的抑商政策虽然实现了抑商的目的，但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大臣卜式等都撰文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与民争利”，使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阻塞，产品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桑弘羊和董仲舒等人在抑商政策抓放力度上的分歧，导致了政府内部关于是否继续严格执行盐铁官营的抑商政策的辩论，最后国家不得不对抑商政策进行调整。政府先放弃了榷酤政策，接着又停止了盐铁官营。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政府对官营政策的停止执行，不等于停止执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只是这时政府对抑商政策采取了放的管理而已。
唐代抑商政策的抓放相济
唐代总结了西汉抑商思想和政策的成败得失，看到了抑商政策的两重性并采取了两重措施：在政治上，禁止商人力量过分强大和禁止其进入政界，确保工商业掌握在朝廷手中，以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便利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唐代在立国之初，就颁布法令，规定工商业者是社会中的低等人群，不得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才被取消。在经济上，唐朝统治者也看到，唐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和封建财政的密切关系，是封建体制必须要利用和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此，唐朝采取了在法律上贱商人，在实际上容许商人富起来的政策。也就是采取一方面禁止工商人士当官，另一方面准许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政策。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从其对工商业意义的认识出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对工商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政府的抑商思想和传统政策向放松方向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一统政府内部时时会因此产生分歧意见，在政策上也时时会出现抓抓放放的局面。比如，在唐朝的各个时期中，对很多重要的财经问题，如税权、币制、市场规范、盐业与茶业产销体制等等，一些主要官员在政策的制定中都曾出现过许多争议，表现了旧的抑商思想与新的重商思想的对立。诸如崔融、刘晏、韩愈、白居易等政治家、理财家和思想家，都在这些争论中担任了主角，竭力主张采取重视工商业的政策，他们的意见大多也被朝廷所采纳了。
唐朝政权对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使他们对抑商政策进行了改进，将这一政策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进行抓放相济的措施。在政治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限制是严重的，是一种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进行限制的抓的抑商政策；在经济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社会作用却是肯定的，采取了给予工商业较大自由发展空间的放的抑商政策。唐代政府这种抓放相济的经济政策，为唐代的强盛提供了政策保证。
宋朝以后国家抑商政策的松懈
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国商人群体已经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历史上抑商政策在这时也日渐松懈了。这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反映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明显变化的新四民论。在历史上，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新四民论的特点是把农和商排在并列的位置上。万历初的内阁首辅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农与商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开的：农业生产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商业则使财物得以流通，“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哲学家王阳明则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理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这说明，当农业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农和商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而历代政府对民间商业的抑制政策，这时也被迫走向了松懈，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商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地域为特点的商帮，并在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商可致富而且具有与"其他几个民相同的地位，因此明中后期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士、商互流的趋势，即一方面，一些科举无望的科子进入了商人的队伍；另一方面，一些商人子弟，科举中了榜，成了国家官僚。以徽商为例，明代徽州有进士392人，举人298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的子弟。在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待遇有所改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而且商人自身也可以捐资买官。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对商人封闭的仕途大门彻底打开了。而且商人的奢侈生活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明中后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股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封建制度的统治，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萌芽的发展。
古代商业经济篇3
论文摘要:对于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不少人将之归咎为古代中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文章指出中国古代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完全没有,也不是有的学者说的即使存在这种保护,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像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样,被大家所忽略甚至于歪曲。与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相适应,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各种非制度化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在古代世界具有相当程度的领先性。
作为现今世界仅存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的文化、科技等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辉煌灿烂不仅令全世界叹为观止,受益无穷,也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历史自豪感的民族之一。现在的人搞不明白的为什么曾经站在世界科技之巅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在近代却没发展出现代科技体系从而导致近代的落后。其中一个获得很多人赞成的解释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就算有也远比不上西方社会。当然,这里的知识产权保护只是套用现在的知识产权概念,这里所谓的古代知识产权保护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是指古代社会对各种创造和创新的保护措施。但实际上,笔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由很多很复杂的因素组成的,但以中国古代没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是只有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原因之一来解释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是经不起推敲的,这同李约瑟博士通过《中国科技史》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以前西方人严重低估或歪曲中国古代科技实际上是一回事。
实际上,关于我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的论争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涉及到其在世界上是否领先,而是集中在其有无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是:
1.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过知识产权保护。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安守廉教授,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未曾有过知识产权的保护,即使具有某种形式上类似的东西,也“仅仅是帝国控制观念传播的努力”,而这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实质上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土壤上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①我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以及“皇帝本位”的官僚政治文化和“民刑不分”的公法式法律文化,一方面使民间通过知识产权致富获利的可能远远低于致仕获利的可能,从而使民间缺乏发明创造的动力;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保护属于私权领域的知识产权权利也毫无兴趣,再加上社会上普遍的“轻利重义”的风气和国家家族至上的传统,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产生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能。
2.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由于以上所说的因素可能很零星甚至很不成熟,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其中确信这种保护是存在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在其2003年出版的《知识产权论》一书中,就有关知识产权的起源,作者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代即存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并针锋相对地对安守廉教授的观点提出反驳,认为国家对观念的控制并不一定就不能产生知识产权保护,而且一定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国家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另外,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虽然一直没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商品经济,而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②而且,知识产权获利的可能远低于致仕获利的可能,恰恰说明知识产权获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千差万别,将这种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动力在一定情况下是可能存在的,而且统治阶级对知识产权保护本身的毫无兴趣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统治阶级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手段来达到别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古代史料的深入研究,发现了不少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尤其是在版权保护方面,据宋代新安人罗壁所着《识遗》记载,在北宋神宗即位(公元1068年)之前,为保护《九经》监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随便刻印这本书,即“禁擅镌”。这实质上就是对版权进行保护的一种专有权。当然,这种版权保护和现代意义上的版权相比是相当片面的,只是保护其复制权,而且根本不涉及到现代版权的作者权利方面。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对复制的专有权的保护是属于某种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的。
针对以上两种说法,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具体理由在以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观点里已经讲得比较充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的问题是关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其关于中国古代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从理论上可以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且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其真实性。当然有人会争辩说这些证据所体现的保护并不符合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定义,因为它们都是不完全的和零碎的,但是这种不完全和零碎并不说明它们就不是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这种保护不完全和零碎而已。而且,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不完全和零碎是和近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相比较,而这种不同时代的纵向对比对说明中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即使是坚持中国古代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学者们也没有对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认真的评价,并进而做出恰当的结论。
笔者以为,一定形式和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科技领先世界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一种文明,要想使其创造力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领先于其他文明,必然面对如何激励这种创造力的问题,进而产生独特的保护其人民的知识产权的方式。当然,这种保护不必然是以类似于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的制度形式。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和科技体系,缺乏与其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所谓的未充分发展,那是相对于其自身和近现代而言,在古代世界里,中国的商品经济达到的水平显然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因此,笔者的观点非常明确,同中国古代的科技以及商品经济的地位相适应,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古代世界不仅存在,而且在相当程度和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一、中国古代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先世界的原因
1.发达的农业。很多人都将中国古代的重农政策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难以产生的证据,实际上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发达的农业实际上是创新产生的基础。一方面,农业的出现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发达的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依旧相当活跃的根本原因,而发达的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产生。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对科技的进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产生。
2.举世瞩目的手工业和受抑制但繁荣的商业。由于上述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手工业达到了古代生产力所能达到的顶峰。而手工业是直接和古代科技联系在一起的,自远古到明清,从传说中的“指南车”、“木牛流马”,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到“唐三彩”、郑和的船队、瓷器、丝绸等,其所反映的科技程度、工艺水平乃至规模,都在整个古代世界遥遥领先。而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给商品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而且随着封建统一国家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建立和货币的统一,为交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给个人创新者带来的经济利益提供了相当的保障,又进一步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发展。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一直是知识产权保护虚无论者攻击的主要靶子之一。这里对此略过不谈,只讲大一统国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作用。首先,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统治者为了满足统治辽阔疆域的需要而建立了全国性的交通系统,设立了官道、运河等使全国连成一体。虽然其最初的本意是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目的,但这些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科技的传播,其作用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其次,使用全国性的统一货币,为交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想想欧洲到现在才刚刚统一货币就知道在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睿智。再次,以强大的国力为依托,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国际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原因相类似,强大的中国的存在毫无疑问对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达起了无法估量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之一,就是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
首先,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制度性知识产权保护,否则,现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就轮不到西方了。但是,中国古代确实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了几千年,而对这种领先功不可没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先人采用的各种现代人毁誉参半的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方式在近代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以前,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以下按现在对知识产权的划分,分发明创造、版权和商标逐一说明。
1.发明创造。恐怕即使是最坚定的中国古代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者,也不会认为中国古代在发明创造上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从现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概念,这些学者们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现代的专利权就是通过给予发明创造者一定时期的独占权从而保证发明创造者的利益以促进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现代,专利权也不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唯一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比如在专利权授予争议很大的基因工程领域和数据库领域,由于专利权保护的相对缺失,创新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转而采取技术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基因开关”、“密码登陆”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同样起到了保护创新者独占权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情况同此类似,在缺乏制度性的创新保护的情况下,民间通过自己独创性的一些方式来保护自己创新的独占权。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通过对技术的保密以达到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目的,如我们熟知的“祖传秘方”、“传子不穿女”、“传媳不传女”等。在古代,对于生产单位主要是个人和家庭的手工业生产,这是非常有效的保护措施。而且,很明显,同现代的政府对“基因开关”、“密码登陆”等技术措施不加干涉一样,古代政府对诸如此类的民间保护措施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些保护措施支撑了中国几千年来领先世界的民间科技的发展,其有效性和在古代世界的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
2.版权。版权领域是中国古代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支持者们引用最多的领域,上面在讲这些学者的观点时已经讲了一些,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对比一下东西方在此方面保护的史实。大家公认的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成文版权法是1709年英国的《安娜法》,而大家公认的第一个西方由统治政权颁发的、保护翻印之权的特许令是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J.vonSpeyer)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而中国北宋年间的“禁擅镌”,实质上也是保护国子监对《九经》监本的刻印出版的一种专有权,与西方类似专有权相比,整整早出现400多年。很显然,同印刷术领先世界相对应,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也领先世界好几百年。
3.商标。商标是用来标记在商品上的,用来表明商品来源的商业性标记。它是随着大规模的商品流动销售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动销售的时候,消费者是从有关商品提供者所处的地点、门面等去识别不同商品的来源的。因此,在古代中国,对于其在古代世界尚称发达的商品经济来说,在世界上较早产生商标意识也就不足为奇。按照近代商标的定义,最早将一定标识用在商品包装上,有目的地使消费者认明商品来源,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实物流传至今的,是我国宋代山东刘家“功夫针”铺使用的“白兔”商标,标上除有白兔图形外,还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当然,最早具有商标并不一定意味着最早拥有保护商标的成文法。而且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不重视保护私权的一贯做法,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完整的商标保护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标就得不到保护。在古代中国,调整民事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礼教,封建礼教的核心之一就是“仁义礼智信”,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商人在交易中是很重视信用的,盗用商业标记的行为在这样的道德环境下是无法立足的,不仅为同行所不齿,也为普通民众所不容。通过礼教规范的约束,商标的专有专用权实际上是受到了有效的保护的。所以,古代中国不仅在世界上较早地产生了商标意识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商标,就是在其受到保护的程度上,也不弱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就像中国古代不重视民事关系的立法并不意味着民事关系就没有受到有效的规范一样,中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缺乏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创新就没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在世界上一无是处。而是相反,中国的封建礼教对民事关系的调整使古代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上民事关系最为和谐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各种独有的对创新的保护措施也使古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先于古代世界。
注释:
古代商业经济篇4
内容提要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特征，依据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大部分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希腊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了。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但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
关键词第一物质推动力希腊城邦社会农业工商业经济特征
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也同古代中国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⑴这种被称为“最新研究成果”⑵的农业特征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关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在理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重要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它关系到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关系到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异同，以及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共性与个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一、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特征的依据
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人类依赖于农业而生存是普遍的规律，但不等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是农业特征。笔者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农业特征，其主要依据和着眼点有两个方面：
首先，考察现有农业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即看这个社会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是依赖于农业，还是依赖于工商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即农业不仅是这个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或称之为第一物质推动力，则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农业的。反之，如果这个社会的生存依赖于农业，而发展主要依赖于工商业，工商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商业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则我们说，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工商业的。依赖于农业而发展，农业为立国之本，则必是农业特征无疑，但发展的步子也必然十分缓慢。依赖于工商业而发展，工商业为立国之本，则是工商业特征，发展的步伐也必然快得多。笔者之所以把社会的发展这个环节看得比生存这个环节更为重要，把农业或工商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视为判断经济特征的关键和主要依据，是因为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动物界靠本能，只要适应环境，能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只求生存，不求发展(动物没有主观世界，一切活动都是本能，实际上谈不上“求”)，而人类社会则不同。马克思把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本质。人类有理想，有追求，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境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开拓创新，不但改造外物，同时也改造自身。这就是说，人类不仅求生存，而且求发展，时刻都在追求和趋向于完美的生活。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一书，其主题就是“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幸福或快乐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⑴亚里士多德则更明确地指出，人类“生活的欲望”没有穷尽，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没有穷尽；“人生的快乐”“需要有财货为之供应”，于是，“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便“成为时尚”。⑵因此，就经济生活领域而言，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其产生既是人类追求完美生活的结果，又是人类追求完美生活的手段。事实上，只有农业的生活，不是趋向于完美的生活。人类不可能只发明出农业，只满足于依赖农业而生存，于是，工商诸业，特别是商业，便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并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又是静态与动态两种形式的统一。生存是相对静态的，发展是相对动态的。人类社会要实现相对静态的生存，只要满足于基本的能量供应，即有了农业就大体可以了。而要实现动态的发展则不然。不仅需要基本的能量供应，更需要不断添加新的物质力量。这新的物质力量是来自于工商业，还是仍然凭借传统的农业，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们能否实现趋向完美生活的大问题。所以，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哪一种经济力量在起主要作用，即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这与人们的生活是否趋向于完美直接相关、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把它作为检验一个社会经济特征的主要依据，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成立。
综上所述，判断一个社会是农业特征还是工商业特征，其主要依据是看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如果是前者，则一定是农业特征；如果是后者，则一定是工商业特征，这是我们把握问题的关键。在这一前提下，作为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的，假设是工商业，其一定范围内的量的规定性就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了。譬如，在一个社会里，工商业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在量上有时候可能没有超过农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也没有超过农业人口，但这量上的相对劣势，并不影响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如占国民经济总量或国民人口总量的1/3，或1／4，甚至1／5或再低一些，由于它具有非农业可比的物质能量，如同俗语所说的“四两拨千斤”、“小泥鳅掀起大浪头”，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工商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就是一个例证。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家，广大农村仍像一片大海，城市化程度还非常低，虽然已由原来的17．1％提高到29．9％，但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准近40％相比还差许多⑶，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力推行商品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归根结底，都是解放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特征下一个结论的话，那么，用农业特征论显然是概括不了的，我们只有承认工商业特征，亦即商品经济特征，才能正确地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特征的主流和本质，并进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从量的角度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近期内这顶帽子还摘不掉，农业人口还占大多数，农业经济还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但这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特征的本质和主流，而仅仅是浮在表层上的一种现状，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亦即决定并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是工商业，亦即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所以，笔者认为，在考察一个国家的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总体结构中所占比例与该国经济特征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工商业经济成分即使达不到50％以上，工商业人口也不占多数，但只要根据其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我们就应该断定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特征。事实上。在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代国家，在社会总人口中，能有1/3或1／4甚至1／5的人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就足以构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种认为只有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工商业，才够得上工商业特征的观点，显然只重视了事物的量，而忽视了事物的质，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既脱离实际，又苛求历史。农业特征论者把古代文献中关于希腊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他收入”的有关记载视为农业特征的依据⑷，显然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从量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工商业人口和商品经济成分，可能没有占优势，即形式上处于非主导地位，但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如三到五分之一)，就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第一物质力量，亦即处于实质上的主导地位。像刚才例子中“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能够在该城邦的收入来源中居第二位，在笔者看来，已是很了不起的了，仅此一点，就足以推想该城邦工商业发展的盛况，并足以说明该城邦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是商品经济，而绝不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我们还可以以一个家庭为例。假设有这样一个五口之家，三人务农，二人经商。试想，从形式上看，在这个家庭里，农业人口占了大多数，但实际上到底是农业人口对这个家庭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呢，还是商业人口对这个家庭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在现阶段中国农村，一个五口之家能有一人去经商，就足可以使这个家庭在经济上殷实富裕，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或几十万元户，从而遥遥领先于其他农产。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在看待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时，即使一个城邦的公民主体多数是农业人口，照样有可能是工商业特征。工商业者人数少，但只要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带动社会快速发展，照样可以造成一个国家的工商业特征。其次，我们还应该分析现有农业的性质，即看现有的农业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还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如果属于后者，则该社会一定是非农业特征的，农业特征说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古代希腊的农业与城邦社会经济特征的关系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都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古代雅典国家也不例外。无论古代文献记载，还是阿提卡半岛的历史实际，都证明了雅典国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⑸整个希腊，山多地少，“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⑹，“比较宜于畜牧而不宜于耕种”⑺，“国内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⑻。至今，希腊仍“干旱少雨”⑼。这种状况造成了雅典国家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粮食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居民自我消费的需要。在雅典国家，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最好的年份粮食总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为33万人，年需粮食约为198万麦斗，粮食产量不及需求量的1／4，4／3的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⑽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它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农业在雅典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处于一种非主流地位。试想，自产的粮食，连肚子都填不饱，吃一顿要饿三顿，这样的农业怎么能称得起是“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⑾?对于这个“最基本的食物问题”，希腊人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食物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进食物，他就活不下去”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它就无法生存。“肚皮总需要填满”⒀，“无论什么都不及可憎的腹中饥饿更令人难以忍受”⒁。根据上文所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特征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雅典国家的农业不但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力量，甚至连维持社会的生存都做不到。
正因为粮食紧缺，不能自给，所以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国家就通过立法，禁止农产品出口，只有作为经济作物的橄榄油例外。为了生存的需要，雅典国家不仅禁止粮食出口，而且每年还要从黑海沿岸、埃及以及西西里等地大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成为雅典国家维持生存的重要经济手段。与此同时，对粮食的管理和分配也成为城邦政治家非常棘手的问题。这种缺粮的现实也导致在希腊做粮食生意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⒂，于是粮食投机商应运而生。公元前387年(或386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吕西亚斯发表了著名的反粮食投机商的演说，成为古典文献中反映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典型材料⒃，深刻反映了希腊的粮食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危机。不言而喻，这种粮食危机实际上就是所谓农业基础地位的危机。
通常情况下，农业在一个国家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腊，荷马时代是这样，古风时代也是这样，农业构成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古风时代，希腊的农业已开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从赫西俄德的著作中便可以发现，一个农民，单靠农业即使好好干，也不过是能够实现温饱，维持生存，如果稍一懈怠，就有忍饥挨饿之虞，以至于求借、乞讨，⒄，赫西俄德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饥饿和饥荒的恐惧，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艰辛和不幸。他的《工作与时日》是唯一反映古风时代希腊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的作品。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现实，虽然与社会分化、阶级压迫有关，但也不可否认，这是希腊农业的基础地位存在危机的反映，即农业很难承担起养活全部社会人口的重任，从而使人们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美国学者威尔·杜兰认为，古风时代，希腊的女人“较任何时期的生殖力为强”⒅。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加剧与农业资源的矛盾，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希腊人广泛进行海外殖民的重要原因。这种由农业引起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要“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⒆，必须不失时机地去经商。赫西俄德告诫他的弟弟：“不但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尤其要记住适宜航海的季节。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⒇在土地贫瘠不利农业，同时又有航海之便的情况下，人们为生存，求发展，便不得不既务农，又经商，一身兼二任，农商互补，农商并重。这样一来，希腊的农民也就逐渐商人化了，农业也就逐渐商品化了。在古典时代，农业的商品化更为深刻，这不仅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商人化表现出来，更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雇工剥削)表现出来，通过经营农业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等一系列环节表现出来。反映古典时代希腊农业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色诺芬本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农场主，他的《经济论》是在非常熟悉城邦的农业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最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及农民的状况。该书最基本的观点是，农场管理亦即经营农业，一切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为了“保证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润”[21]，而为了实现利润，加强和完善管理，是最有效的手段。管理——效益(效率)——利润(赚钱)，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记述了一个受到人人敬佩、被称为高尚人士、非常富有的雅典市民伊斯霍玛霍斯，在乡下有多处农场，使用奴隶劳动，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特别是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一套很好的赚钱方法，即通过经营农业来赚大钱的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之为有一剂“发财的特效药”[22]。具体做法是，专门购买“由于原主懈怠或无能而未耕耘未栽种的荒芜的土地”，这样只花很小的代价，然后利用奴隶劳动开垦出来，使之“变成肥沃的土地”，不仅能够收获很多粮食，而且还能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好价钱的时候把它们卖出去”，从而“增加上百倍的价值”。然后，再买一块这样的荒地，再开垦成良田，再瞅准机会卖出去，再赚大钱。[23]从伊斯霍玛霍斯父子所经营的农场规模，经营农场的目的和手段，以及土地的允许自由买卖，雇佣劳动现象的存在等情况看，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商品化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使用奴隶劳动经营农业，成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由上所述可知，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由于土地贫瘠人口增加等原因，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城邦居民的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这就称不上是“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称不上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不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24]。另一方面，现有的农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范畴，这就更不能成为论证农业特征的依据。
在古代希腊，农业的商品化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大量经济作物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希腊的山区和丘陵，不适于谷物的生长，却适于葡萄和橄榄的栽培，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葡萄和橄榄就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所谓经济作物，是指生产者用于自我消费的部分较少，主要用来交换，包括换回货币，具有较大交换价值和明显的商品经济性质的作物，像中国农村农民种植的棉、麻、烟草、花生、甜菜、各种水果等等，均是。在古代希腊，这种经济作物主要是葡萄和橄榄。早在爱琴文明时代，希腊人已经开始栽培葡萄和橄榄。制作葡萄酒，榨取橄榄油，有酒商和油商。[25]荷马史诗中曾记载伊阿宋之子欧涅奥斯率领的船队从莱姆诺斯岛装载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战争的奴隶。[26]用于交换的葡萄酒一次达千坛之多，这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事实上，当一个地方的某种农作物成为经济作物，而这种经济作物又得到大面积种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农业已经开始商品化了。
在雅典国家，经济作物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将葡萄酒、橄榄油与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有谷物(“干的”)，还是拥有酒、油(“湿的”)，都可划入相应等级。值得指出的是，梭伦改革确定财产标准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收入计算，竟被农业特征论者作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这显然是忽视了“湿的”农作物的商品经济性质。在梭伦及后来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中，鼓励油、酒出口都居于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许多城邦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培。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的雅典大为显著。据有的学者认为，到古典时代，雅典的农业便以经济作物为主了。[27]由上述可知，在古代希腊，由于种种原因，谷物的生产不能自给，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难以成为城邦社会的经济支柱，更不是城邦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恰恰相反，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不仅在希腊的农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成为城邦社会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我们如果不对古代希腊的农业作具体分析，就用它来论证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性的做法，很容易出偏差。事实证明，古代希腊的农业，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
笔者认为，希腊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是工商业。在雅典国家，“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对于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粮食”[28]。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和逻辑的判断问题，更重要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由于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而利于航海和经商，更由于靠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城邦国家在立国之初就因地制宜，重视发展工商业。提修斯改革把手工业者作为法定的三大社会等级之一，直接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梭伦改革时“看到四方经常有人为了生活安全纷纷跑到阿提卡来，以致这个城邦有人满之患；他又看到国内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而航海经商者也决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就把公民们的注意力引向工艺”[29]，为此而采取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我们考察梭伦改革的全部内容，便可以发现，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是一个重点，并且作为一种国策长期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内因，才使古代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后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古典时代希腊奴隶制的高度发展，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可以设想，如果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没有工商业的推动，古希腊的历史是不会出现一个古典时代的(“古典”一词，拉丁文意为“典型的”)。由此也就证明，工商业的确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特征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一书中指出：“阿提卡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亦甚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成阿提卡之文明”，“在此不毛之地能出现甚多城镇，实令人惊异之事。”[30]“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阿提卡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帝国，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获得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的最高峰。”[31]这一番话，是合乎古代希腊的历史实际的，也说明了古希腊文明是奠基于工商业文明之上而非奠基于农业文明之上。
笔者还曾想，只要“雅典是古典时代缺乏粮食的最典型例子”[32]是事实，或如上文所说雅典国家3／4的粮食需要进口，仅此一点就可以大致断定，雅典国家的工商业特征说是能够成立的。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论述城邦起源问题时讲到了一个“进口”与“出口”的浅显道理。他说，城邦有了农夫、瓦匠、织工等从业人员之后，还需要有各类商人，即“还得有人到别的城邦去，进口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派出去的人空手而去，不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那么使者回来不也会两手空空吗?……那么他们就必须不仅为本城邦生产足够的东西，还得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能满足为他们提供东西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33]这也就是说，进口必须是以出口为前提的，没有可供出口的货物，就谈不上进口。雅典国家大量进口的是粮食，而出口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出口的只能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由此也就可以断定，雅典国家经济成分的大约四分之三是属于商品经济性质的，商品经济是维持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是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
三、几点商榷
初读农业特征论者的文章和著作，深为其立意新颖、气势恢弘所折服。其对传统观点的否定，横扫千年如卷席，颇有锐不可当之势。[34][35]但细读详察，又发现有许多问题值得，农业特征论似是而实非。
笔者认为，农业特征论者在评价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只抓住了一些表层非本质的东西，而没有抓住事物深层本质的东西，而且对表层现象的理解也带有片面性。论证一个问题，前提必须正确，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必定错误。笔者之所以不赞成农业特征论，主要依据是其前提不正确。论从史出，“史”有问题，“论”也就很难保证不出偏差了。此处仅以黄洋同志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一书[36]中的一段话为例作一分析。黄洋同志说：“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37]，这一段文字，可谓经典之论。此后，黄洋同志又在《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38]中作了扩展，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发现，这所谓的两大论据，实际上都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1．黄洋同志在《研究》和《特征》中，使用了相同的几组数据，用以论证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是农民。按黄洋同志的观点，只要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即农民占了多数，雅典城邦社会就一定是农业特征了。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意见，陈述如下：
(1)我们依据黄洋同志提供的材料，可以得出与黄洋同志有很大不同的认识。
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一：公元前411年，由五千人会议控制的雅典城邦试图建立重装步兵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民主政治(《研究》中无“土地”二字，《特征》中增加了“土地”二字，以《特征》为准)。根据这个限制，只有约9000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二：公元前322年，寡头政治在雅典建立，根据土地财产限制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000(普鲁塔克说12000)，只有约9000人仍拥有全部公民权。
这两份材料，亦即两组数字，分别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后期，相距近一个世纪。我们发现，它不约而同地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只要使公民权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就会使“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39]。这说明了什么?按黄文提供的数据，在雅典国家2．5—4万男性公民中，只有这少数的9000人因拥有土地而享受到完全的公民权。那么，那些不享受公民权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只能是无地或少地，一般以从事工商业等活动为主的人。最起码，无地者是如此。这也就告诉人们，雅典公民中的大多数有可能是工商业者。也可能，大土地所有者加上中小农阶层占了雅典公民人口的多数，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
(2)黄洋同志的另两份材料，即另两组数字，同样也不能证明其观点。
其一，公元前4世纪，雅典最为富有的公民有300人，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均超过2．1万德拉克玛。黄洋同志没有指明这300人中有多少人是土地所有者，又有多少人是工商业者。显然，是无法用来论证“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这一观点的。
其二，公元前403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建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根据狄奥尼修斯的记载，如果这个提案得以实施的话，将会使近5000人失去公民权。据黄洋同志推算，此时雅典约有(至少)4／5的公民拥有土地，1／5(不到)的公民没有土地。这不到五分之一没有土地的人，亦即那5000人，毫无疑问，也是些工商业者。笔者认为，在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中，约有或接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公民从事工商业，这个比例是不低的。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社会里，工商业者在量上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如三到五分之一，就足以构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试想，雅典国家男性公民总共不过几万人，能有5000人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此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是远非在量上超过他们的农民所能比的，足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农业特征论者总是片面地强调公民构成中量的对比，而忽视了公民构成中质的比较，这样，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结论。连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40]，那么，作为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我们，就更不应该只看到事物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而忽视了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另外，农业特征论者还忽视了对希腊的农业作质的区分，这也不应该。总之，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既是认识事物的起点，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2．黄洋同志在《研究》和《特征》中，都把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等同于古代中国人的重农轻商，并以此类推，把它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重要依据，(在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确是农业特征的产物。)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我们只要稍一深入，就可以发现，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思想和古代中国人的重农轻商思想有着重大差别。笔者曾撰《论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41]、《论古代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42]以及《关于古希腊人轻商问题的考察》[43]等文章，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所得结论，与农业特征论者完全相反。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属于正常的重农思想，其着眼点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且重农而不轻商(不从产业的角度轻商)。这种情况不同于古代中国。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把农业与工商业绝对对立起来，视农业为本，视工商业为末，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重本与抑末互为条件。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没有本末观念，不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相反，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是一种农商并重思想。
说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是正常的重农思想，有两个原因。其一，它合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基本规律。在古代希腊，也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物质生活的最基本条件依赖于农业。既然有农业这个产业领域的存在，而且如上文所述，又是个重要的领域，与人们的衣食密切相关，所以，当然要重视它，重视是正常的，不重视倒是反常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没有走上极端，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与工商各业的关系，重农的同时，还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把农工商各业看作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不同于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重农思想，不但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而且还用打击工商业的办法来维护小农经济。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是一种畸形的、异化了的不正常的重农思想，是农业特征的产物，而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
古代希腊人的轻商(包括轻工，下同)思想也不同于古代中国人的轻商思想，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古代希腊人的轻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即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歧视商人，轻贱经商职业。这种轻商思想不是根源于农业特征，而是根源于商业自身的特点(如贱买贵卖、欺诈等等)及阶级社会里脑体分工、等级分工所引起的职业歧视，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轻商思想。古代中国的轻商思想是基于经济角度的产业排斥，不仅把商业视为末业，而且把商业及商人视为有害国计民生、有害社会的“五蠹”之一。不仅轻之，而且抑之，更有甚者，还打击之、迫害之，把打击、迫害工商业视为维护小农经济利益的前提条件。这种轻商思想根源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农业特征，与农业特征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古代希腊人的轻商思想则属于非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主流地位的经济思想是重商思想和商业光荣思想。
由上述可知，古代希腊人的重农轻商思想不是根源于农业特征，与农业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论证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硬要论证，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牵强附会的做法，没有说服力。
注释：
⑴⒄⒆⒇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页，译者序，第12页，第19页，第19—20页。
⑵[4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页，第135页。
⑶《每周文摘》1999年11月9日。
⑷⑾[24][34][39]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⑸详细论述见拙文《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齐鲁学刊》2002年5期。
⑹⑺⑻[2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0页，第192页，第192页，第190页。
⑼“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希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997年6月3日。
⑽[27][28]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⑿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⒀⒁荷马：《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第138页。
⒂[21][22][23]色诺芬：《经济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3页，第46页，第46页，第46页。
⒃巫宝三：《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8—9页。
⒅[30][31]威尔·杜兰：《希腊的生活》(上)，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第141页，第141页。
[25]徐善伟、顾銮斋：《蓝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26]荷马：《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2][37]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第3—4页。
[3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页。
[35]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6]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研究》。
[38]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以下简称《特征》。
[41]见《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古代商业经济篇5
【关键词】土耳其；葡萄牙；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与15世纪后半期伟大的海上发现处于同一时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两个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土耳其人切断了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有伟大而古老的商路，因而欧洲就不顾一切探索通往东方的其它商路。1498年，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时，终于发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时间东方的商路转移了，‘但是在土耳其势力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之间极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一系列与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无关的动机导致了像葡萄牙的亨利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人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当通往印度的道路打通时，便发现该道路占有商业的根本优势。’从1507年起，他们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便不使任何香料沿着过去的商路经过。”
一、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
1500年前后世界是处于从中古向近代的大变动时代，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种混乱状态对传统商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古早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主要操纵在拜占庭帝国手中。拜占庭帝国由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控制了地中海周围的重要经济发达区域，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所以中古早期的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北部商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而南部商路也主要是经过拜占庭的地中海各个港口将商品进行中转。拜占庭拥有强大的海上商船队和地中海舰队，这对于控制地中海运输，打击海上行掠者，威慑沿海国家和保持商路畅通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刺激着欧洲人。罗马教皇梦想控制东西方贸易，通过禁止基督教徒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打击通过伊斯兰世界的商路。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国家阻碍了伊斯兰世界与地中海港口的贸易。骑士团和十字军的行动对于传统商路是一场浩劫。“十字军东侵，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战争破坏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东方商品不再大批集中到特拉比仲德和君士坦丁堡，也很少经过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各港口，再由意大利商船转运到西方。”
中古晚期，各个商业强国都希望通过垄断贸易获得商业霸权。地中海商业强国为了这个目的发动战争和支持海盗行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利用十字军殖民行动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通过在拜占庭势力范围的渗透获取贸易特权，以图取代拜占庭的地中海商业霸权。“威尼斯数世纪以来几乎垄断了与埃及的贸易，在1302年，与苏丹签订了一项新条约。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殖民地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甚至阿拉伯的史料都提到了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拜占庭帝国内部也获得了成功。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居留地。“1180年，那里已有一块居住着大约60000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在十四世纪时，佩拉郊区实际上是一个热那亚人的市镇。”威尼斯人主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进攻拜占庭帝国企图垄断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热那亚人支持拜占庭复国，打击威尼斯的商业垄断利益。这些战争和海盗行为破坏了地中海贸易。
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势力范围的发展对地中海西部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国王詹姆士一世征服了战略位置重要的西地中海岛屿马略卡岛，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大门。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使得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实现了对西西里的占领，实现了在地中海扩张的第二个步骤。1235年，阿拉贡人企图把撒丁岛的比萨人撵走。“对于比西西里更远的战场，阿拉贡也兴味不减，从1326年到1387年间，一个阿拉贡公爵控制着雅典公国。1289～1335年和1393～1398年之间，西西里占据了杰尔巴和克肯纳诸岛，并以此为据点，控制东柏柏尔。”通过这些征服战争，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控制了从巴塞罗那到阿尔及尔的航线和从巴塞罗那到南部意大利、希腊和爱琴海的航线，成为地中海贸易的有力竞争者。
土耳其人支持过境贸易。这首先是帝国生存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其次，中东自然条件使其依赖商业。穆罕默德二世尝试着让他的首都成为帝国境内所有种族和各种宗教信仰者的世外桃源。穆罕默德二世扩大了国际贸易，结束了拜占庭统治时期拜占庭人给欧洲人的贸易特权。这样奥斯曼本国的商人就能在国际贸易中占一席之地。
土耳其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损害了欧洲垄断商业帝国的殖民利益。拜占庭帝国后期经济贸易被热那亚和威尼斯人所控制。东地中海和黑海成为了它们的经济殖民地。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政策，基督教侵略势力被赶出小亚细亚陆地。“内格勒蓬岛还是在1479年被攻占；罗得岛于1522年失守；希俄斯岛1566年不费一枪一弹就被人占领；1570和1572年间，敌方轻而易举便登陆成功，并包围了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两座城市，塞浦路斯随后终告陷落；经过一场历时25年的战争，干地亚于1669年失守。”这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商路的正常贸易。
蒙古帝国消失后中亚的混乱状态威胁着传统商路的安全。各个汗国及贴木尔之间的持续战争状态，割断了经济联系。另一个威胁来自于土耳其人与葡萄牙人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进行的激烈争夺。中古晚期新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贸易垄断中表现出宗教狂热。葡萄牙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控制了阿拉伯海。这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境贸易。“1502年，葡萄牙舰队封锁了红海和波斯湾，他们迫使印度和欧洲之间的所有贸易都必须使用这条由他们控制的航路。尽管葡萄牙最初的动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有强化宗教方面的原因。教皇分配给葡萄牙的任务就像西班牙在新大陆里所做的那样，在中东和印度帮助重新恢复基督教信仰，从背后包围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为了保护传统商路的利益，夺取了红海的控制权，但是未能在阿拉伯海战胜葡萄牙人。
二、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还有众多的经济原因
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相联系的，是由中古时期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传统商路形成了一个为它服务的中古特征经济圈。由于中古晚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传统商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交往的需要了。
中古晚期东西方交往的商路发生了变化。首先，以内陆商路为支柱的传统贸易路线的停滞。传统的商路是通过沿海航线、陆路和内河航运组成的。但是到了中古晚期，传统的水陆联运方式落伍了。由意大利经过阿尔卑斯山山隘到中欧、波罗的海和法国、佛兰德的贸易路线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法国香槟集市的衰落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槟集市的逐渐衰落一部分是由于法国国王的政策引起，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人在佛兰德和英格兰建立的先进通商技术。此外，集市所依赖的陆路通道，也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而受到影响。”
其次，海运也发生了变化。地中海的海洋沿岸贸易由盛转衰。地中海航行的特点是沿着海岸线的路线，仅有的外海航行也主要是在各个海岛之间的航行。中古早期由于人口规模有限和自然经济，限制了大宗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主要需求来自于富裕阶层，少量的贵重物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物资。但是中古晚期，由于人口的膨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扩大了。
中古时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业中心的变化。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位衰落了。地中海贸易的传统经济中心——意大利商业城市也衰落了。这些商业城市在中古时期的贸易中起了中介贸易的作用。但是，它们的劣势在于人口较少，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经济腹地和自身需求和供给不足。相反，作为民族经济崛起的代表城市，巴黎获得了兴盛。巴黎通过内河与远洋贸易接轨，人口众多，城市发展前景广阔，经济腹地优越。
三、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东西方传统商路并没有消失
这些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状况相适应。它是中古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在近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和自身原因，控制商路的国家没有实现正常的转型。相反，许多国家走向了商业的反动。近代远洋商业的发展使得中古时期东西方的贸易商路处于一个次要地位。土耳其人的崛起并不是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新航路的原因。相反，是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传统商路的进一步衰败。葡萄牙人的商业垄断阻碍了传统商路的发展，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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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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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古代商业经济篇6
一
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而形成的。首先，清政府推行怀柔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比前朝松弛的政策，比较有利于这一区域市场的形成。我国北部历来是游牧民族出没，繁聚之地。自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无不严加防范。明朝立国后，尤为如此。而且在经济上也只是实行“浮往薄来”的贡市贸易政策。加之明中叶以来，皇帝多不视朝，宦官擅权，边吏利用马市各饱私囊，限制贡市人数，致使蒙古地区人民“焚无食，釜无市”，怀怨殊深，纷纷入塞骚扰，边境日无宁时。入清后则不同于明朝，清朝统治者始终把同娴于骑射的蒙古各部结盟视为不可动摇的国策。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对蒙古贵族宠以高爵，在宗教上尊崇蒙古人信奉的黄教，在感情上，除通婚联姻外，而且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重视和扶持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扩大边市贸易和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从而十分有利于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清政府规定札萨克蒙古族“图利容留民人开垦地亩典与民人者，照隐匿逃人例”治罪，“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②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牧地的作用。清政府还将蒙古原有各部分为若干旗，并以旗为单位固定牧场，规定不得随意“越自己所分地界，肆意游牧”③，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为争夺牧地发生无休止战争和减少了蒙古各部移牧迁徙的不安定状况，使蒙古人民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安定环境和生计养息的时间。清政府还采取赈济形式帮助遭受兵祸或自然灾害的一些蒙古部族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三部举族被迫南迁，清政府曾“发归化城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水草地使游牧”。乾隆十一年(1746)，蒙古郡王东凌拜多六旗被灾，清政府除赈以米茶外，又赏乳牛、羊等，以繁殖牲畜。对于农业，康熙时曾从内地派人到蒙古“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④。康雍年间还鼓励汉人出边种地。清代内地人民迁往蒙古地区者无确切统计，据《大清会典》卷978载：“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此项印票竟成具文”。光绪《承德府志》卷27载：“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食田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耕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由于蒙古地区汉族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雍正时相继设立了归化、古北、张家、八沟、多伦诺尔、独石、四旗、塔子沟、绥远、喀喇、喀喀和屯等10厅。乾隆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朝统治者对可能引起动乱而又越来越多的人户流迁甚为不安，于是竭力企图用严酷手段制止流迁，曾宣布蒙古地区“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行容留民人多垦地亩”，但实际上已是禁而难止了。对于贸易，清政府早在入关前就开始了关外与蒙古牧区的贸易。入关后，除允准边口和京师互市贸易活动，康熙时，在平定准噶尔内乱中，又实行了允准商人随军贸易的政策。尽管清政府出于民族隔离政策的需要，对内地前往蒙古牧区的商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诸如需申请院票，并在库伦、科布多、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设官监督督，但比起明朝来说，政策仍然是比较宽松得多，是有利于牧区市场发展的。
其次，清代蒙古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为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蒙古是我国辽阔的单一畜牧经济区，牲畜为蒙古主要资源。大致骆驼产外蒙古，马产察哈尔，青海蒙古多产牛、阿拉善多产羊。自康熙时建旗划定牧区后，各旗均能较有计划地使用牧场，牧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皆有明显改进，打井搭棚筑围较过去增多，各营亦多能固定下来。特别是漠南半牧区，由于农业的支持，一般都贮备干草，以村落为单位将若干块草地，划为草甸子，(草场)秋收就地盘垛，解决了冬季饲料问题。清代蒙古牲畜无准确统计。康熙帝曾就马政之成功不无矜色地说：“宋明之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唯口外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⑤苏联学者兹特拉金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史若干问题》一文中，曾就18至20世纪蒙古社会各阶级牲畜占有情况作过比较，认为“蒙古富有的和上层的人物所拥有的经济，典型的平均为3000—4000匹马，60130—8000只羊，600—800头牛，400—600峰骆驼”，亦即王公贵族牧主平均占有大小牲畜数在1万至13000头只之间。一般牧民要养活5口之家，“需要13头牛，90只羊，3峰驼，17匹马”，亦即牲畜数在100头只左右。这个估计与《乌里雅苏台志》所载：“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大致吻合。
蒙古漠南地区的农业约在16至17世纪已有一定基础，厄鲁特蒙古也是很早就有了农业。但蒙古农业土地的开发到耕地分布的基本定局，则完成于清代前期和中期。当然清代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清初，满洲贵族在华北圈占土地，广大农民被夺去家宅土地。土地幸免未被圈占的农民，也因国内战争和沉重赋役，纷纷破产，四出逃生。于是，一批批破产农民便流入蒙古地区开荒种地以维持生计。去塞外开荒种地农民以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等省人最多。下面是道光初年科尔沁部和郭尔罗斯部垦地统计：
年代
旗名
招民人
垦熟地(晌)
道光二年科尔沁达尔汉王旗
200户
2000晌
道光三年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
255户
3184晌
道光三年
宾图王旗
103户
1546晌
道光四年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旗
2700晌
道光六年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760户
合计
1318户
9430晌
(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8)
由于农业的发展，清政府还在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建立了谷仓储粮达44万石。清代蒙古地区特别是漠南的经济，在农、牧并存，互相调剂的条件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为牧区市场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再次，清代蒙古地区驿站的设置，为牧区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清代以前，我国驿站的设置多限于中原内地，边疆地区只是局部。入清后，仅在蒙古地区设置有交通干路15路，台站230多个，可达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在辽阔的草原，驿路密布，台站林立，为历代王朝所无。而且台站规模一般较大，对人力、畜力、物力多能综合利用，这也为历代王朝所不及。漠南站每驿牲畜总数达数十头(只)，漠北更多些。驿站组织系统亦比较严密，实行由理藩院为主、兵部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基层台站设司员、章京、领催、骁骑校等职。大体说来，内地商人到蒙古经商有以下几条通路：经多伦诺尔可达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车臣汗部、土谢图汗；经张家口可达漠南乌兰察布、饧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喀尔喀库伦、恰克图、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经归化城可达漠南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喀尔喀蒙古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塔尔巴哈台。
复次，恰克图国际市场的开阔，促进了蒙古牧区市场的发展，雍正五年(1727)，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八年(1730)，清政府在中俄边界的蒙古地区建立了买卖城(恰克图中国市圈)。乾隆以后，恰克图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与南方的广州相互辉映，成为清代南北两大水陆码头。这一国际市场的开阔，对蒙古牧区市场来说，不仅开辟了一个贸易窗口，而且起到了调节、活跃市场的作用。
二
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贸易形式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旅蒙商是牧区市场的主要商人。内地商人到塞外经商。历史较久，大约汉代已经出现。但是经政府允准，大批内地人出外经商则始自清代。清政府规定：凡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院票；凡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领票。该票书写商人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日期。清代旅蒙商人数无确切统计，估计可达二三万人，下面是蒙古部分集镇旅蒙商户统计：
集镇
商号数
时
间
资料来源
归化
面铺140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档案军机处录副
绥远
面铺80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档案军机处录副
库伦
晋商12家
康熙年间
《内蒙地志》
恰克图
商店60余家
嘉庆年间(1799)
档案刑部
乌里雅苏台
铺房1000余间
《乌里雅苏台志》
多伦诺尔
坐贾1000余户
《蒙古志》卷3
这些旅蒙商根据牧区市场的特点，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而获得了成功。例如，创办于康熙年间的大盛魁商号，专门组织销售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这个商号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采用人称“货房子”的骆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批发“货房子”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驼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每顶货房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者，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二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为了做好对蒙人的贸易，大盛魁商号对从内地购进商品规定有几条原则：(1)必须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如蒙人喜饮砖茶，它就自设茶庄进行加工，保证质量。(2)从手工匠铺进货，必须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包买。小手工业铺户资金发生困难时，给予借垫。小手工业铺户难得取到这样大的包买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3)对蒙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用的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以保证商品齐全，质量可靠。因此大盛魁商品信誉极高，蒙民只要见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大盛魁销货方式就更为特殊了。他们抓住牧民对某些日用商品的急需心理和牧民手中缺乏现银的特点，采取赊销办法。甚至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是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远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因为是赊销就要计算利息，即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息，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这样，大盛魁又获取了一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尽管这个办法剥削很重，但由于保证了牧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解决了牧民产品的及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大盛魁亦全部包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全部按照收回，大盛魁并非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⑥。兹将大盛魁商品流通程序图示如下：
大盛魁在蒙古牧区市场的经营方式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反映了清代蒙古牧区市场旅蒙商经商的特点。
其二，蒙古牧区市场的商品突破了区域范围。由于蒙古牧区单一经济的特殊性，使这个市场需要的商品多是长途贩运而来，售出的商品多是长途贩运而去。内地运到蒙古牧区市场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民生用品。包括茶、布、绸缎、药材、蔗糖、烟叶、麦粉、陶器、铁锅农具等。这些商品的产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如茶叶多产于福建、安徽、湖北；蔗糖多产于江浙、两广；布匹、烟叶、陶器多产于河南、江西、山东；麦粉、金属日用品多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商品的运输，可谓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以福建武夷茶来说，它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船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贯河南入泽州(山西晋城)，往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达张家口，再入塞抵达蒙古各旗。其商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如乌兰察布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000余石、油麦800余石。蒙古地方为买而生产的商品以牲畜(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这些商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运往内地。如蒙古羊有数种，每年可成交后运内地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亦挺大，乾隆时察哈尔马岁销江省各营1000余匹⑦。乌兰察布盟销往内地的成交商品有驼马牛10万余头，羊皮40余万张，此外还有皮毛、蘑菇、药材等。随着漠南蒙古农业的发展，粮食、粮食制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康熙时，“大都京城之米，从口外来者甚多”，⑧而且价格便宜。乾隆时，热河一带盛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甚多”⑨。归化城附近盛产粮食，归化城则成为粮食交易和转运地。漠南粮食多以黄河运至潼关、韩城，供秦晋两省需用。山西太原、寿阳，陕西同州都有从归化贩运来之粮食。粮食制品也运往内地，如山西寿阳需用之酱，上者出太原省城，次者出归化城⑩，蒙古牧区市场还转售内地商品来贸易需用物资。雍乾时，乌里雅苏台每年把内地茶1000箱运到古城贸易米面。这种转售一直延续了60年。由上可见，牧区市场又是一个与内地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贸易市场。
其三，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和集市贸易形式。集镇贸易形式的特点是，经常、集中、成交额大，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蒙古地区的商品市场发展状况。如归化城在乾隆时已成为蒙古牧区第一大商业城镇，该城“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⑾。当时，“牲畜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曰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门外十字街，俗呼为皮十字”⑿。牲畜市场的严格划分，充分显示出牲畜市场规模之大。另外，从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置税收机构上，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干隆二十六年(1761)，因归化城地方“商贾云集，诸货流通，而蒙古一带土产日多，渐渐成行市”⒀，遂奏请于该城设置税卡。“其所设四处栅栏，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山后部落喀尔喀札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特鄂尔多斯地方”⒁。从四处栅栏的税收范围可以看出，归化城是当时联结察哈尔、喀尔喀、鄂尔多斯及内地的重要贸易信道亦是蒙古牧区的商业枢纽，民族贸易中心。昔时不过一小镇的多伦诺尔，自乾隆时已经气人家鳞比，衡宇相望”，成为蒙古牧区第二大商业城镇，其贸易有马、牛、羊、骆驼等，尤以马市最盛，成交额以千万计。包头城商业自乾隆时亦始发达，其商店大多在东西两街，而西街又较东街繁华。兹将该城部分商店名称列出如下：
开办时间
商号名称
乾隆
三义公
乾隆
丰昌
嘉庆
东顺成
嘉庆
源茂升
嘉庆
祥盛号(祥盛瑞)
嘉庆
广昌永
嘉庆
复信魁
嘉庆
义和公
嘉庆
仁义全
嘉庆
广盛魁
嘉庆
祥盛元
嘉庆
义成元
(资料来源：《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辑第127页)
乌里雅苏台，台市在城西距三里许，有铺房千余间，商民二三千”⒂。科布多城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有东、西、南三门，“门外有关厢，长里许，俱系商铺”⒃。其商庄分京庄、山西庄，亦有俄商在此行销本国之货。其贸易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余为绸缎、铜铁、瓷器及日用杂货，俄商行销之物以糖、铁器、布匹为大宗。库伦城汉蒙分区而住，19世纪初亦成为蒙古牧区一个较大的商业城镇，为外蒙古地区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恰克图中国市圈——买卖城是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该城到18世纪末，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的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的中心。每逢集市之期，商人和牧民不远千里赶来进行贸易，使寺庙或兵营周围顿时成为闹市，其贸易额亦很大。兹将部分庙会列表如下：
庙会
所在地
甘珠尔庙
呼伦贝尔
大板
巴林右旗
经棚喇嘛庙
克什克腾旗
贝子庙
锡林郭勒盟
准噶尔庙
鄂尔多斯
百灵庙
乌兰察布盟
南寺
阿拉善旗
额尔德尼昭
外蒙古
丹噶尔寺
集宁口外
王呼勒
外蒙古
6月后
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表现了蒙古牧区的商品经济正冲破游牧自然经济的禁锢，走向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三
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对清代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亦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旅蒙商通过在牧区的商业活动，获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旅蒙商在蒙古牧区进行的销售茶布等日用品和收购牲畜皮张贸易，是一项获利很大的买卖，有的商品利润超过成本的数百倍。如前所述，他们把内地商品赊销给牧民，再将牧民的畜产品运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又通过赊销折算利息获取了高利贷收入。下面是旅蒙商在商品交换中获取高额利润示意图：
自然，旅蒙商在蒙古牧区市场进行的是一种不等价交换。蒙古地区的商品贸易，“自昔未尝通货币，……其以物易物，习以为常”⒄。这种以物易物，多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但这种交换，不能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也不能看作是劳动力的直接交换，而是以货币价值为背景的，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兹将其商品交换值列表如下：
时
间
地
点
交换商品
资料来源
顺治13年(1656)
库库和屯(归化)
茶叶14包=白银1两
《蒙古中国俄国》1153页
康熙14年
津本台吉营地
骆驼1峰=20—25卢布
《蒙古中国俄国》1370页
(1675)
(约指车布登)
马1匹=20—25卢布
康熙
杭爱山西北陀罗海
茶1斤=羊1只
《圣武记》108页
茶10斤=牛1头
康熙27年
(1688)
喀尔喀
羊1只=15索尔秘鲁货币单位
《清史资料》五、115页
科布多
砖茶1块=银5钱
清(佚名)《考察蒙古日记》
北蒙古
绵羊1只=12—15块砖茶
普尔热瓦斯基《蒙古和唐古特地》
时间
地点
交换商品
资料来源
康熙48年(1709)
秫米1石=银2钱
《清圣祖实录》卷240
小米1石=银3钱
清中叶
12只1岁绵羊=母马1头
转引自《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01、94页
15只1岁绵羊=普通马1头
32只1岁绵羊=公牛l头
砖茶1块=1只1岁绵羊或3张羊皮
布1匹=银1两2钱
牛犊1头=银1两2钱
喀尔喀
察哈尔
青海蒙古
驼1峰=银30—35两
马1匹=银12—15两
牛1头=银12—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40两
马1匹=银15两
牛1头=银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25两
马1匹=银25两
牛1头=银7—10两
羊1只=银1—15两
《蒙古志》卷3
乾隆以后，有些旅蒙商携带元宝到蒙地进行交易活动。于是，蒙古牧区除仍以茶、羊为交换折算标准外，在一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库伦、恰克图等地，开始用元宝做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旅蒙商正是通过在牧区市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利润。如大盛魁商号在蒙古牧区市场每年周转额达银1000万两以上，总财产达银3000万两以上，3年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银1万两以上，另外还积累了巨额公积金。大盛魁在极盛时期，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⒅，每年仅利息可收回折合马7万匹，羊50万只⒆。创办于乾隆年间的包头复盛公商号，极盛时在包头有四五百职工，19处门面，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复盛公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可达银二三千两，财东山西祁县乔家有13股8厘7毫5，每股按银2500两计，每账可得银34688两，数额亦相当可观。有人把旅蒙商大盛魁、元盛德的财富作了番估计。据说：大盛魁可用50两重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元盛德可使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
其次，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蒙古地区弃牧经商、弃牧运货和弃牧为农之人大量增加，正在改变着社会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蒙古地区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区，“自昔……商业以是而困”，但随着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少蒙人弃牧为商。他们或同汉商合伙分红取利，或自筹资金独立经营，还有极少蒙商从事长途贩运。如《科布多事宜》载，已有科布多商人及各部落蒙古，往巴里坤古城贩卖米面货物。《清稗类钞》载，蒙人之皮张、药材、奶酪等物在北京市场很受欢迎，为此，清政府专门在御河西岸设立里馆，在安定门外设立外馆，接待蒙古来京客商。另外，还有许多蒙人与汉人合作共同经商。牧区市场的扩大，又推动了运货业的发展，有许多蒙人弃牧为运。如库伦城“人烟稠密，口三万余，……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营”。《清稗类钞》亦载：“赴蒙商贩，皆以牛车载货赴库伦，辄联数百辆为一行，昼则放牛，夜则始踏，一人可御十车，铎声琅琅，远闻数十里，御者皆蒙人，暇则唱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蒙古牧民抛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而转为农业生产者，尤其漠南蒙古，牧民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由流动牧民成为定居农民。在一些城镇里，出现了不动产所有者和苦力、妓女、季节工、运输工、店员等。
再次，推动了蒙古牧区和内地茶叶、皮毛等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制茶技术历史悠久，如蒙人喜喝的砖茶制造技术，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砖茶开始称帽合茶，是由人工脚踩制成椭圆形茶块，因形状与旧时的帽合一样而名。每合重量正料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合1串。清中叶时，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建有数十家砖茶加工作坊。其制作法，有人记述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20]。蒙古牧区的手工业原是游牧业和农业的副业，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主要是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把现成的毛皮、奶类等畜产品加工制成皮袄、马靴、毛毡、毛绳、乳酪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供日常需用，尚谈不上有手工作坊或手工业中心。17世纪末，汉族手工匠人不断涌入“塞外谋生”。起初这些工匠，绝大多数是春至秋归，称为“雁行”客户。随着牧区市场的扩大，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开设手工作坊，从事熟皮、制毡、制鞋、酿酒、榨油、制作酱油、制作蒙古包、首饰、鞍具、法器等，也有部分蒙古牧民转入手工业。这个时期蒙古地区的手工业，无论生产规模，手工技术都有所扩大和提高。
总之，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该牧区以其丰富的牲畜、畜产品等资源，密切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过去那种牧区经济与内地经济孤立与半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单一的牧业经济区，正是内地商品推销的最大市场，同样游牧区又以内地为其商品最大销售市场。可见，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不仅是区域市场，而且又是一种区际贸易。这种贸易无疑是清代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的重要步骤，也是这一时期清代国内市场发展的重要特点。纵观清代
蒙古牧区市场的脉络，横观它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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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③光绪《大清会典》卷979。
④汪鸣銮《隋銮纪恩》，《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帙。
⑤乾隆《口北三厅志》。
⑥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山西文史资料》第34辑。
⑦宫中档，乾隆朝20年4月尹继善：“江省各营仍照例出口买马1000余匹”。
⑧《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48年11月庚寅。
⑨乾隆《口北三厅志》卷5，田赋志。
⑩光绪《续修寿阳县志》卷10，风土。
⑾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⑿《古丰识略》卷20。
⒀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⒁《古丰识略》卷20。
⒂《乌里雅苏台志》。
⒃《科布多事宜》。
⒄《蒙古志》卷3。
⒅见吕洛青《大盛魁印票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29辑。
⒆见刘景平等《内蒙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
古代商业经济篇7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城市市民社会
一、两种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
要对古典市民社会和中世纪市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就不得不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比较。
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简言之，古典市民社会是由市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社会。市民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市民，而不是人口和城垣。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这里的市民指的是那些与城邦政治共同体相关的特定身份和资格。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切不可把市民简单理解成居住在城邦内的所有人或者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之所以这里的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那是因为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包含奴隶，而奴隶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是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自由的，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那么为什么市民不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呢?因为自由人中的妇女和那些不属于或未被纳入统治部族内部的成年男性是不具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古典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要想成为市民，那么他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个重要条件，即拥有一般自由人所不具有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权利。
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指的是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复兴了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文明中的重要制度和思想精华，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诸多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可以说，这是市民社会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但目前我国哲学界对此阶段却鲜有研究。而对此阶段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影响更没有作出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个时期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指的又是哪些人呢?可想而知，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而起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自由人将会要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这些人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并最终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成为新的市民。因此，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的市民阶层除了封建庄园的奴隶主以外，还包括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重要信息:一是在这两个时期要想成为市民就必须是自由人，而且这些自由人还应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了中世纪，市民的群体加大了，融入了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为将来近代市民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在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含义作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后，下面将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做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
二、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概念。有鉴于此，下面将重点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对各自时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是在爱琴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古罗马文明又是在古希腊文明在地中海的殖民地文明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两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制成的生产工具。在此情况下，社会产生了比较多的剩余产品。而与此同时，家庭成为了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导致个体对原始共同体的依赖性大大地降低。另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古罗马可以生产出多种不同的农业生产作物，大部分的地区都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还有小部分地区还可以种植豆类和大麦粮食作物。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不同地区具备了交换的条件。因为经济作物之间、农作物之间，以及经济作物与农作物之间可以进行交换。而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加，家庭与家庭、氏族与氏族，以及他们与周边部族之间都要进行大量的产品交换。加上古希腊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优良位置，由此就促成了发达的分工和商品交换现象。还有就是，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希腊古罗马发生了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就导致胜利者和被征服部族的混同，以及原有部族与新来部族的混同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原来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血缘因素占据的地位遭到削弱，随之而起的是地域因素地位的不断增强。由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血缘关系的被削弱，使原来属于公社的土地逐渐被家庭所拥有，并且家庭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而剩余的集体土地演变为城邦的公地。这种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对确立私有家庭之间独立、平等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多数平民取得了相应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也就摆脱了通过氏族共同体对贵族和早期王权的经济和人身依附，在经济上获得了与贵族阶层相平等的地位。最终，这些平民就成为了前面所说的市民。
在中世纪西欧城市，随着外族入侵的减少，西欧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复苏，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复兴。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货币代役租部分取代了实物和徭役代役租，使得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获得了外出做工的机会，这就使手工业者在经济上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庄园主允许手工业者外出做工，这就为手工业者逃离封建庄园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这些外出和逃离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不甘做农奴，于是也定居于城市，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关系和社区，使得城市成为自由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和独立的社区。这样，一种新兴的经济关系就形成了，即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主平等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关系必然要求城市建立自身的政治制度。于是，城市中的市民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政治权利，最终成为前面所说的市民。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形成这两个时期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的发展凭借的是家庭私有制的产生，而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的形成凭借的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三、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
由前文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以及形成的经济条件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不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将重点分析下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不同经济特征，并在分析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特征。
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形成了私有制经济。这种私有制经济以彼此独立的市民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虽然家庭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是这些家庭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城邦这一共同体。在这种私有制经济中，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得到了确立，同时他们对他们作为国家的一份子私人利益的前提和保障的公共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也得到了确立。有必要指出，这里的城邦共同体与之前的那些被私人人格化的封建个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是不相同的。这里的城邦共同体在事实和观念中都被看作是经济人格彼此独立和平等的私有者联合体，是共同的保障和事业。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被私人人格化了，私有者成为了共同体实体的附属物。因此，一般私有者也不过是这个国家君主的附属物，是他们的子民，没有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主人的资格和观念，有的只是服从的义务。这个时期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生活。而处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人们则是生活在城市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且都在努力地去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只有家庭、村落甚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没有政治共同体，因此无法过上幸福而有道德的生活，只有当人们在拥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并自愿组成政治共同体时才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市民社会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时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这一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当时封建庄园那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它指的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本文将把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前文提到的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两种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依附于封建庄园领主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在新兴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情况。另外，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新的经济关系及理念的作用下，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追求按平等参与的原则组建属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某种全体市民共同争得的由帝王或教俗贵族授予的特许状以及缔结的共同誓约为法律根据，依法进行政治和公共利益结合的政治实体。另外，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自治共和的原则建立的，这就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前面两段的对比分析可知，古典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的城邦共同体。而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形成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共和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
至此，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和比较，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今后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菅从进: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论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
古代商业经济篇8
早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王孝通先生就在著名的《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出：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扬州地区及城市商业生产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二、古扬州城市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扬州的好商贾之风，导致了扬州城市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不同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通过扬州对于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夫差和刘濞的道德评判看出。
古代商业经济篇9
【金题点睛】
示例1（2011·全国文综新课标卷·25）下图是依据《隋书·食货志》等制作的南北朝时期各地区货币使用情况示意图。该图反映出
a.长江流域经济水平总体上高于黄河流域
B.河西走廊与岭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C.黄河流域的丝织业迅速发展
D.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答案：D
解题技巧：图片类试题的解法：
第一，要关注图片上的信息点和图例说明，这往往是答题的关键。本题的解答，注意从地图中找出使用铜币、金银、绢、帛作为货币的地区。
第二，要注意题干中说明图片的文字以及命题者的设计意图。本题材料来源于《隋书》，体现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这一内容非常重要，据此可以排除不符合题意要求的选项。
第三，与教材知识挂靠，寻找答题所需的知识。a项与题干时间不符，南北朝时期江南开始得到开发，其经济水平不可能高于黄河流域。河西走廊与岭南地区主要使用金银作为货币，但无法体现发展速度快慢，B项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持。南北朝时期北方动荡，影响手工业的正常发展，C项不符合史实。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相对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D项正确。故选D项。
变式练习王祯《农书》卷二十记载：“其制当选湍流之侧，架木立轴，作二卧轮，用水激转下轮，则上轮所周索，通激轮前旋鼓掉枝（按即曲柄）一例随转。其掉枝所贯行桄因而推挽卧轴左右攀耳以及排前直木，则排随来去，搧冶甚速，过于人力。”这项技术最早出现于
a.东汉B.三国C.唐朝D.北宋
答案：a
示例2（2012·全国文综新课标卷·26）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谋生）者又十之二三也。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去农。”据此可知
a.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衰退
B.工商业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C.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分化加剧
D.无业游民增加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答案：B
解题技巧：两步选出答案：第一步读懂材料。这段文言文材料反映的内容是明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务农人口迅速减少的社会问题。第二步分析选项。对选项分析时要注意两点：一是选项所述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凡是表述错误或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先排除。二是选项本身正确，但材料没有体现的也排除。
本题材料只是体现务农人口的减少，而务农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农业衰退，排除a项。材料没有涉及贫富分化问题，C项在材料中未体现。在古代文人看来，“游手”主要是指离开土地的人。从材料可以看出，在明代后期，这些“游手”主要从事工商业，并不完全是无业游民，D项不正确。大量的农民弃农而经营工商业，这正好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动，B项正确。
变式练习《耕织图》（右图）为南宋画家楼俦所作，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清朝康熙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绘的基础上，重新绘制。近代有学者将两个时代的《耕织图》作比较，发现除“焦图应用西洋之透视法以作画”之外，画面内容都没有大的区别。材料提供的信息不能说明
a.古代王朝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B.中国传统农耕技术自唐宋以来没有突破性发展
C.清代开始出现一牛一人的耕作技术
D.西学东渐使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答案：C
【重点突破】
1.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及其特点
（1）农业生产模式：以铁犁牛耕为主要耕作方式，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模式，实行精耕细作。
（2）土地制度的特点：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多种形式并存，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
（3）经济重心：经历了南移过程，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空间格局。
（4）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只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但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5）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明朝中后期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发展十分缓慢。
（6）经济政策：中国古代政权大多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清时期还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3.小农经济
（1）评价：①积极性：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源，古代中国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②局限性：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封闭性（相互之间缺乏交往与合作）、落后性（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脆弱性（封建剥削、自然灾害等）。
（2）小农经济不一定就是自然经济：①自然经济指产品不投放市场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②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都是自然经济，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农业却不是小农经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并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时。③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的小农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和市场相联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小农经济被农业合作社所代替。④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小农经济（如法国），但不是自然经济。
古代商业经济篇10
关键词：多同弥；夜郎崛起
一、引言
夜郎古国是我国三大古国之一，其命运并不像大理被人所证实且现代旅游发展的如火如荼；也不像楼兰消失的无影无踪，空留美丽的传说。夜郎古国建国数百年，历任27代夜郎王，经历一个政权从建立、发展、繁盛到最后消亡的全部过程。细细想来，夜郎古国为什么会在第24代夜郎王多同弥时期崛起，达到繁盛？我认为是一次使者交流开启的篇章。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使者唐蒙出使夜郎国。此次出使，为汉朝和夜郎两国邦交奠定基础，订下安抚南夷地区的百年盟约。从此夜郎国正式进入汉朝的统治视野，为多同弥时代的夜郎崛起拉开大幕。夜郎审时度势，通过弹性外交，加强与汉朝中央政府联系，学汉王朝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结合夜郎国情加以柔和，促进夜郎生产力发展，建立一个强盛的夜郎国，成就“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强胜局面。
二、考古发掘资料中的夜郎
由于史料对夜郎记载甚少，遗存证实难度大，对夜郎认识存在分歧，为夜郎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但通过现有的考古发掘，也能看到夜郎曾经繁盛的局面。资料显示：赫章可乐墓地分甲、乙两类墓，甲为汉式墓；乙类墓分布较为集中，随葬品中大部分器物表现出受汉文化影响痕迹，以铜、铁器为主，部分铁器地方特色浓厚，少数陶器与汉式陶器相似，报告推测年代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之间。威宁中水墓群也不乏出现汉族风格的器物，以铁制兵器最多，年代下限为西汉晚期。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及青铜与铁合制器，时代在西汉武帝时期。通过现有考古发掘证实，多同弥时期的夜郎与汉朝联系密切，受到汉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致使夜郎在生产方式上飞跃式的发展，成为西南诸夷中最为强盛的一个汉朝附属国。
一个国家的崛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夜郎国历经27代君长，在多同弥时代夜郎国崛起，也是综合时代的各种因素，顺应历史发展的洪流。本文将从夜郎国的国家制度、商业经济、农业生产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夜郎的崛起之路。
三、夜郎过渡性制度的国家性质
对于夜郎国的国家性质界定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多同时代的夜郎国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阶段。夜郎国自建国至多同弥时代一直沿用君长制，这项政权在夜郎建国前期极大的促进夜郎的发展，但其终究是奴隶制度下的政权存在形式，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其阻碍夜郎的发展进程。在多同弥时期，夜郎的国家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史记》记载：“蒙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汉朝与夜郎立下盟约，在江地区设立犍为郡，并在夜郎国的基础上置夜郎县，奠定夜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的基调。盟约之后的夜郎存在两种政治体制：一种是以夜郎王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奴隶制政体；另一种就是附属于汉朝，以县令为主要行政长官的封建制度。此外，王海平从夜郎农业经济出发，把夜郎国的社会性质可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原始社会阶段、青铜时代的奴隶制阶段和铁器时代的封建制阶段。依据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为证，应处于夜郎计时的多同弥时代。由此进一步确定夜郎处于奴隶制向封建领制过渡性的国家性质。夜郎学习汉朝先进的封建官僚体系，主观上为加强集权，客观上为夜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政治环境，实现上层建筑的突破。
四、夜郎繁盛的商品经济
夜郎地处滇、巴蜀、荆州和岭南地区之间，与巴、蜀、荆、楚、滇、南越等国商业贸易频繁。唐蒙出使夜郎后，为加强对西南诸夷的控制，开始修建“南夷路”。“南夷路”的建设促成夜郎成为西南商品集散中心，后经发展，又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为夜郎的商品经济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坍卓氏，俱居临邓。”其中“椎髻之民”说的就是夜郎之民。商贩程郑在夜郎从事的是冶铸行业，而且能够“富坍卓氏”。可见，夜郎商业经济是非常繁盛的，使得汉人在夜郎从事冶铸行业才获得如此之大的商业利益。通过上述史料和现代研究以及发掘文物可以看出，夜郎以南夷路为主要交通干线，结合西南诸夷原有贸易商道，大力发展国内的商品经济。从夜郎军事手工业这一典型事例推测，汉朝与夜郎商品来往频繁。汉朝商贩从中原携带大量生活、军事用品到夜郎国贩售，而后又在夜郎地区收购西南诸夷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带回中原地区高价出售，获取巨额商业利益，客观上推动夜郎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繁盛的商业为夜郎带来大量的经济收入，并逐步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时的夜郎经济更加凸显其过渡性：大商户众多，土地的私有制程度逐步加深，范围也逐步扩大。归结其根本，夜郎国学习汉朝先进社会生产方式，大大的提高了国内的生产力，打破其原有自然经济和地区观念，配合社会分工，开拓局部市场，促使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使下，夜郎人进一步改进相对原始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依托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夜郎国逐渐演变成为商品集散中心，为夜郎崛起奠定了商业经济基础。
五、夜郎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
夜郎国社会性质地逐步过渡，商品经济地飞速发展深深地吸引着夜郎周边的居民。出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或者是为躲避汉朝沉重赋税亦或是为响应汉朝开发西南诸夷的政策，夜郎在这个时期额出现了大量的汉朝移民。这些移民给夜郎带去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农业生产。《后汉书》中有“耕田有邑聚”来形容夜郎土地私有制的程度，说明夜郎学习汉朝先进的耕作工具，开垦大面积的农耕地。而现今在赫章可乐墓葬中出土稻谷遗存和铁制农用生产工具有镢、锸、斧、铧口、铲、铁锄、铁镬和铁烨等，是夜郎曾在这个时期大量利用铁制农耕工具开垦耕地种植水稻的有力证据。此外，考古资料证明，夜郎地区是西南诸夷种植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农业中出现了农田灌溉和沟渠。在贵州兴义出土类似圆盆形陂塘水稻田模型在坝中央有通水涵洞，水直接进入田中，再从一块流入另一块，其时间判定为汉朝。这也证明夜郎不仅有农耕地，而且有水田，种稻谷，其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时夜郎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先进于周边以游牧或者半游牧生产方式的部落或小邑，形成农业生产以家庭为中心，通过人力、畜力运用铁制农具连年耕作农业生产方式，并配备必备的农业生产灌溉设施来完成农业生产过程，实现生态平衡，良性循环的效果。虽然部分夜郎百姓拥有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基本满足自给自足，但土地仍旧是相对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奴隶也没有在夜郎的国度里消失，特别是在豪强地主家里，拥有大量的奴隶。无论如何，夜郎在引进汉朝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后，使其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为其以后成为夜郎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坐下铺垫。使夜郎国农业生产力发生巨大的变化，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终于使夜郎国迈进封建制的门槛。综上所述，夜郎是依托汉朝前进的生产方式，发展国内农业生产，为夜郎的崛起提供农业这一人类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物质基础。
六、总结
国家崛起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中科技力是支柱，经济力是基础，制度创新是促进力量。夜郎国的崛起，以经济为骨架，农业生产为血肉，国家制度为保障，通过与汉朝紧密的联系，结合夜郎国情，学习引进外部先进的生产方式，致使夜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改变，商品贸易飞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普遍提高。建立起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相对优越的过渡性制度；形成了南方诸夷商品集散中枢和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节点，充分发挥贸易枢纽的经济带动作用；改善了夜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夜郎国的农业生产力。打造出拥有精兵十万，称雄西南近百年的夜郎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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