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义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要素与市场经济关系。进一步讲，政府的安排和指令能够影响市场中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第二是以强制性和命令性手段作为分配生产资料与资源的方法，使得人与资源的关系按照政府预计和安排的关系存在，人缺少自主选择性；第三在计划经济中“集体”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代表任何个人或企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缺少创造性和能动性，强调整体而忽略个体需求与发展；第四，计划经济中个人利益与个体需求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缺少个性化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而是将市场与计划有机结合。这种经济模式下，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方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上的；这种模式强调充分发挥和调动个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尊重个人发展需要，考虑个人发展利益与需求。但同时应注意的是，尊重个人利益不代表完全忽视社会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应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客体存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与时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经济稳定。同时，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与生产要素。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环境的优化与进步能够影响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第三，真正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要能够保障个体实现其自身价值，鼓励个人追求正当的利益，使得社会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所以，作为社会客体的经济体制，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主体发展服务，为主体提供相适应的发展条件，实现主体价值。如果经济体制不能为主体提供这种服务，甚至阻碍主体发展，这种落后的经济体制必将在时展中被淘汰更替。
二、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比较
1.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比较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要高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对经济环境稳定和社会整体发展有重要意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由于经济要素分配、人与资源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由政府意志决定，作为主体的人与企业丧失了其创造与实现价值的主动权，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被动状态，经济发展不稳地，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失调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计划经济过于强调社会公平，而这种公平仅停留在平均分配的低水平上，追求表面公平，势必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参与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被削弱，长此以往，个人发展的目标和需求将被掩盖在所谓的社会共同目标之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效果，经济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且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相反，市场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通过各方协调配合，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加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从而为各市场主体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实现自身价值。
2.失业率问题的比较
计划经济在解决失业问题上要优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中员工工作稳定，几乎没有失业情况存在。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会办理带薪的病假或提前退休等形式。政府提供的铁饭碗保证了很高的就业率，很多情况下都是“子承父业”，但是就业率并非是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唯一标准。铁饭碗的形式使得工作环境缺乏竞争，员工工作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制度和完善的激励制度，员工不能主动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这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从一而终或是子承父业的模式，让员工缺少晋升空间。因此，大多数人只会选择安于现状。在工作缺乏流动与竞争的情况下，每一个工作者都会或多或少的失去创新的欲望与积极性，企业中缺少最基本的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以，“铁饭碗”只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维持经济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以长期经济发展疲软与不进步为代价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计划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但是公平并不意味的平均分配和一成不变，如果固守这种模式而不能做出与市场向适应的调整，那经济发展也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漂亮数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失业者与待业者，人们突然意识到，如果仅仅安于现状一成不变，是有可能在社会竞争的浪潮中被遗弃的。员工的工作不再稳定，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除了就业和退休，待业也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不稳定正是流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必拘泥于既定的工作岗位。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尝试不同的工作、生活。当然，竞争的残酷在帮助一些人实现理想的同时，无法避免的令一些人经历不稳定，但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就应该在公平和效率中寻得平衡。
3.劳动成果分配的比较
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以追求绝对公平为原则，而非按劳分配。劳动者无法按劳动量取得劳动报酬，工资无法反映劳动者为公司提供的价值。这种对于公平的过度追求，使得分配原则没有起到激励劳动者的作用，反而使劳动者丧失了主动性与积极性。计划经济带来的成果，只能满足基础性需要，这种平均只是表面意义的平均，而非先进的公平，劳动多或少，不能给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带来改变。长此以往，是对整体经济环境的破坏以及经济制度的倒退。经济制度过多受到政治权力的渗透与控制。因此，许多资源分配将会受到人为操作的影响。表面的公平，实际上掩盖了更多的分配不公，利益将会逐渐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这种分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改善部分劳动者生活，集中力量发展的方式也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但长此以往，对劳动主体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损害，是对社会整体软实力的损害，短期内得以提升的经济发展效率，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的提高。根据社会基尼系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原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社会物质上的简单公平，却是以精神实质不平等为代价而实现的。精神实质的不平等，是对经济发展的损耗。从结果上来看，在形成社会的公平时，导致的却是社会主体物质上的简单公平和社会主体精神上的实质不平等，而这种实质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不断消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再局限于平均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协调运用，以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这种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样的分配制度从实质上看是对按劳分配的践行，借用市场的力量实现协调公平。同时，以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控制，使得这种分配方式更好的发挥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换句话讲，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遵循市场运行机制的条件下，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比计划经济更体现了公平分配的原则。
三、对政治发展意义的比较
1.对个体价值实现的比较
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抽象的集体概念，忽视了个体价值和个人利益。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整体价值目标实现这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人都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客观市场条件下，个体会不断追求个人利益，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合作大多建立在金钱的关系上。不论是在价值创造还是劳动成果分配的过程中，由于这种利己心态的存在，都会造成不平等现象的出现。而财富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权利分配的失衡。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行体现绝对公平原则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劳动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并以追求社会绝对公平作为整体目标。在社会总体目标的约束下，个人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居于社会总体目标之下，个人追求的目标，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社会总体需求和价值水平。个人目标的实现，也只是体现在社会整体目标实现之中。
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崇对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时减弱了对个体的社会价值要求。市场经济中，所有主体在遵守市场价值规律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参与市场活动，能够充分体现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个体主动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一个健康的市场是以个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为基础的，体现了人本位的核心价值。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既是独立个体又是社会人，良好的市场秩序能够使得个体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这种约束又能作用于市场秩序，使得市场更加良性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够促进整个市场的繁荣发展，因此，市场更加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2.对深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程度的对比
社会责任即个人责任，社会目标即个人目标，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实质。每一个个体都应无条件服从集体与社会利益，并为整体利益奋斗。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其独立性与创造性，只能依附于整体存在，其意识和行为都极大的受到集体观念和目标的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社会集体价值先行的观念是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它仅注重一种绝对公平的生产关系，在抑制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也造成了个人创造性的丧失，使社会公平变成了一纸空谈。只关注表面的公平，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配的要求停留在个体的生存层面，而忽视了对个体深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而对于社会个体主体来说，表面的公平主义掩盖了物质和精神文化匮乏的实质，长此以往，社会维持稳定的基础将会出现变形和分裂。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不但难以实现，还可能站在社会总体利益的对立面。
在中国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尊重，也是尝试转变的第一步。这种模式的被默认和推广，使得自我价值更多的得到认可。在这之后，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转变是从制度上认可了这种追求，将个体能力实现和最大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帮助和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合理和不合理价值需求都在新浪潮中得到实现，个体主动发挥其创造性以迎合新体制的推广和尝试。
从各个方面来讲，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背道而驰。在内部构成要素上，从财产组织、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协调机制到动力刺激机制等都可以看出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具有自主决策权的企业是财产组织的组成成分，决策机制与信息机制密不可分，主要由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完成，他们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终汇总得到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决策。至于动力刺激机制则是对个体的激励制度，建立在对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鼓励之上，是个人价值的彰显与实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体主体的自我价值需求如雨后春笋般从各个方位释放出来，个体利益追求极度膨胀，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要推进一个个个体的利益实现，更是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与配合，要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完成经济资源和要素的最合理发展。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既能使个人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同时又能保证健康的生产关系。分配原则在保证公平有序原则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按劳分配，这一点使得劳动主体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得到应有报酬，个人价值在公平交换中得以实现，从而促进主体的本质力量进一步补充和实现。所以，市场经济体制，是独立和自主的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最大化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体自我价值被宏扬，独立的个体主体正在生成。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虽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同步实现是政府和国家追求的目标的，但是在真正实现的过程中，离目标还具有较大差距。开放的市场秩序和规则让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投机者利用政策和规则的漏洞获得不法利益。对于金钱、权力的过度追求让某些领域中有大量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不劳而获和只求索取的心态，让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中，产生了一定冲突与矛盾，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中国谋求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矛盾。
四、小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只是处于表面稳定，其内在发展动力被不断消耗，劳动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较低的失业率也不过是表面稳定的一个体现。主体的个人价值和意义无法实现，不得不屈服于所谓的计划与安排，以社会利益先行。主体丧失了对个人行为和意识的绝对控制权，被动的表现出劳动能力和计划，其本质力量被掩盖在社会发展之下。长期以往，损害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这种表面的公平是忽略了个人的精神需求的公平，是压抑了主体创造性的公平，不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力的公平。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得经济发展更加持久强劲。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失业率并非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个人主动性的释放，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其发展意愿与个人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实现。只要符合市场发展规则和运行规律，其经济行为可以不再受所谓集体利益道德标准的约束，能动性的提高，使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加之政府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十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对党纪国法的强调、重建政商关系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整顿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面对新时期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政策概念，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更能确保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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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2],“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2]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3]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3]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3]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5]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6]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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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theideologicalBasisofSocialistmarketeconomytheory
Jiameng-xi
(Dep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education,Guangdongwomen’spolytechnicCollege,Guangzhou511450,China)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3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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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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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4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国民经济计划学看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一门学科，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门学科，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民计划学，但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编制它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二战后，法国从1947年到1988年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九个发展计划旧本从1956年到1985年也已编制和实施了8个中长期计划;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都普遍制订和实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是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的·也相应的有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指导.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刘易斯的著作丛书《发展计划》、日本林武郎著的心发展计划指南》等书，都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的理论、实践和方法。它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在体系、结构、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同就否定其属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等同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是否只是社会主义专有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问题。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主要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共性，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具有不同的特性。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是存在着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计划学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变动的规律性，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要按比例的发展，就要研究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纯技术性的针划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它所涉及的是自然属性方面，各个社会并无什么区别。这也就是不同社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指出的“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濡要t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二定数t的社会总劳动是，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除了具有自然属性方面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指人们一编者注)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必须通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用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手段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目的.这便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特性，亦即它的社会属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
在国民经济计划科学体系建设上，要正确处理其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片面的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单纯地强调它的社会属性产甚少研究自然属性方面，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一也不能片面地否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特性，一味地强调其共性，把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计划学混为一谈。针对我国过去强调计划学社会属性较多的情况，现应在坚持必要的社会属性的前题下，来深人研究其自然属性方面，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挥计划调节的应有作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现许多同志提出要建立“一般计划学”，其意义在于推动我们去大力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东西方制定计划的共性内容，强调研究计划的自然属性.但也应该看到，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具体国情.建立只反映自然属性的“一般计划学”设想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是很难行通的。
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通过“一化三改”将国民经济转移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荃础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无庸讳言，从那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段长时期中，我国搞的实质上是产品经济，国民经济实际上按产品经济模式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实际上也是产品经济计划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粉产品经济的坚冰被打破，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其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却没有根本上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血肉相联地注人到商品经济的肌体中去。
事实证明，现在的国民经济计划学仍然相当严重的滞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更不要说，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有力地指导实践的发展了。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般经济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而展开的，市场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在这种体制下计划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钧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调控包括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机制。法国经济学家马赛和帕斯卡隆，他们从法国实施计吃叼仁的实践中提出了二元调节的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市场通过价格波动传递信息，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计划则启发一种长期决定.提供未来环境中由珍贵信息组成的预测，象航标一样指导国家行动.计划是市场的调节者，是总市场化的研究者.是不确定因素的削减器，是反盲目生产的手段。因此，一个合理的权力体系应该结合计划与市场进行二元调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计划的基础是市场.从上可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民经济计划学，而是不要产品型国民经济计划学.要的是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把国民经济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巨大作用。
要把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要在进一步彻底破除产品经济观念和确立商品经济观念的基础上，破除产品型计划观念，确立市场型计划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搞清产品型计划与市场型计划的不同特点:
(一)从计划的范围和着重点上看，产品型计划襄括一切，是有全面的搜盖性，即包括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经济、社会和科技所有方面，但其着重点实际上是重生产、投资计划，轻社会、科技计划，重生产环节的发展，轻流通、消费环节的发展.市场型计划从宏观调控的意义上讲仍具有全面的硬盖性，需制定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控制，但它的着重点，是把市场能够正常调节的部分还给市场调节.而把市场不能正常调节的部分作为自己调节的重点，如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把市场无力提供具有“同时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以及污染等外部效应问题纳人计划管理的范畴，把建立、维护和管理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垄断以及弥补市场调节果，克服市场调节盲目性等列人计划工作的重点。
(二)从计划所使用的调节手段来看，产品型计划，项目无论大小，产品无论巨细均纳人指令性计划，具有强制性，经济的运转和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型计划的手段一般有国家订货或提供信息的指导性计划，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政策性计划;财政和金融手段，法津手段以及少量适当的行政手段，其计划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三)从计划的分配环节上看，产品型计划用物资分配和划拨清算的办法取代了市场交换，生产资料尤其如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否定市场无流通的产品分配制度.而市场型计划的确定则以市场为基础，列人计划的产品都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流通，而不是采取直接分配的形式;
(四)产品型计划是直接的计划，上下一般粗，企业没有自，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而市场型计划则尊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实休的地位，给予企业微观计划的制定权;
(五)在许划所使用的方法上，产品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的静态的编制计划特别是年度计划的方法，经济的发展难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而市场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以编制年度计划为主的方法转变为主要编制中长期计划的方法，由静态的计划方法转变为动态的计划方法.主要研究编制计划的方法转向主要研究规划和调控的方法，并加强市场调研的方法;
(六)在计划应履行的职能上，由产品型计划的指导、组织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转变为市场型计划的宏观决策与调控、社会经济服务与协调和微观建立与塑造的职能.
从上可见，产品型计划和市场型计划是有很大区别的。应该承认由产品型计划转变为市场型计划，意味着计划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它必须通过计划体制的改革来加以实现，这也是计划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因而是艰巨复杂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样应看到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由产品型计划向市场型计划改革的轨道上已经前进了若干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冷静地说这个转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国民经济计划学应对这个转化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作出理论概括并揭示其规律性的东西，以反映和指导这个转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根据市场型计划的特点来改造计划学的内容。
三、国民经济计划学中的定性和定t的关系
国民经济计划学要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定最分析.可以说，没有必要的数t分析就不能完成这门学科的任务.没有定性分析的定盆分析只是数学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可通过定全分析来完善定性分析。但是回顾这门学科过去的状况，则存在着重定性分析轻定t分析的倾向。在定t分析上，由于较多地采用静态传统计划方法，使定t分析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主观随意性、模糊性、不规范性，并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近几年强调采用的现代计划方法，对加强定量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方法和实践两张皮的结合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定t分析的具体效用;在内容章阐述中所引人的数据上.也往往陈旧过时，数据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有些只适用过去产品经济的计划方法现仍保留在计划学内容中，这就更造成了定全分析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脱节，在阐述某些理论原则时，不是把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阐明了原理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运用它来指导本学科独立内容的建设，而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复经济理论原理的现象，而且与部门经济学的内容也有相互重复现象。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必须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在定性分析上，要尽快使之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已阐明原理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计划理论。要加强定量分析，除了前面市场型计划第五个特点所阐明的计划方法的几个转变而外，要变传统的静态的综合平衡分析为总量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平衡是全面的价值平衡，过去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和劳动力等专项核算，已不能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要变比例的量的分析为结构分析。市场经济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比例关系的静态的研究上，而应从动态的结构变动中研究产业变动的量的规律性;要加强现代化方法的运用如消费的分析和预测、资本产出比、部门间投人产出分析、线性规划、经济计量模型和模拟模型的研究和运用，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方法融合起来以计划工作的过程即计划调查、计划设计、计划预测、计划决策、计划调控和计划评价为脉络，研究汁划方法.研究计划方法在计划工作各了阶段上的具体运用，使计划方法的运用系统化、规范化;还要在内容的阐述由及时引入必要的数据，结合必要的实证案似分析。
四、正确处理自我完普与借鉴吸收的关系
商品经济及其相连的市场经济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范畴。要真正完善地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首先和主要地是把握我国吐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吸收其它让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必须有原则、有分析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工作的经验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有用成份。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5
内容摘要: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是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开辟了我国迅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配置资源上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制度变迁成了世人注目的一个奇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制度创新提供建议。
关键词: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政府制度创新
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快的形成生产资本品和军需物品的能力。但是由于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且与当时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因此,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政治目标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东方文化传统中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政治行为支配经济行为;尽管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制度变迁,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此传统制度中的这些特征并未马上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起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因此也不可能以市场经济为手段来实现政府目标,于是由政府借助强制和说服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此来降低重工业投入品价格。
在这种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只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企业的国营化和农村化,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在本质上,这种传统制度是国家权威的产物,它的存在与发展是国家出于特定目的需要派生的。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是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个人效用函数被国家效用函数取代。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就建立起了一个适合不同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有自,企业按其重要性分属各级政府管理。计划也相应分为国家计划和省市地方计划,各级政府有有限计划和预算外的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中,国家只能维持低水平的计划控制。一般来说,计划对工资、物价、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控制较紧,但对产品和物资流通的控制相对较松,在后一领域,计划与半计划、汇市、固定价格的市场共同起作用。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的自给自足倾向,地方分权的后果之一是地方政府对资源的争夺。为克服资源短缺和基础设施不足,国家鼓励自力更生,要求各地政府和生产组织尽量地利用本地资源和自筹资金从事生产。结果是地方经济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互不依赖的倾向。第三个特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为适应这种方式而产生的国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包括协调方式和激励方式。就协调方式而言,计划的协调作用小,政策的协调作用大。从激励手段看,中央对地方政府主要依赖于权力下放。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地方关系中地方政府处于人地位,不容易监督,中央政府得不到有关地方政府的充分信息。国家对个人的激励主要是平均主义分配基础上的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为了适应这种非程序化的管理方式,国家机构是按照行政一元化组织起来,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
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政治利益导向的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零收益和负收益阶段。政治动员的道德说教的功能已非常有限。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与以往的改革相比,在做法上有两个明显的不同,即1978年以后的改革打破了传统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的内在完整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式的政府目标向“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变化。这一变化的外部原因是我国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政府改革的巨大压力。内部原因是传统体制已经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益低下,数亿人的温饱成了问题。政府自己不愿在旧体制中陷得过深,希望通过改革来树立威信。
我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从另一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实质上是政府垄断和管制的经济制度,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是要解除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垄断和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自我革命的过程,其中政府政策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和行为选择,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我国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具体从“政府-计划-市场”的关系演变角度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五种模式(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及趋势简示图如图1所示:其中G-政府,p-计划,m-市场)。
模式a表示的是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借助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被排除在外。1978年以来,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经历了从模式a向B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内部引入了市场,在坚持计划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后又发展为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但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不能变。从模式B到C表示市场与计划平分秋色,市场的独立性,不再是政府计划范围内的市场,当时国家政策提出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要形成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体制。但在1989年后,政府出于对稳定的考虑,重新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模式C向D转化表示计划和市场相互渗透。目前基本处于D阶段。这一模式表示双重规划在起作用,存在双轨制的摩擦,政府仍起主导作用,但也面临着自身改革的压力和需求。模式e是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即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和大市场。建立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政府的规模、职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治经济关系从原来的政治支配型转向经济支配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
图1中的政府-计划-市场三者关系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最有可能占主导地位的利益是政治利益和政府利益,市场条件下突出的是经济利益和公民利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意味着政府和计划要受到市场规则的支配和约束。其中政府政策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和行为选择,必然成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
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
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在旧体制因利益刚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善,逐步改革旧的体制。但由于旧体制的长期存在,新旧体制之间仍会发生冲突,产生新的经济问题。我国的改革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于传统政府职能的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建设之间的冲突。
(一)周期性的“混乱”循环
由于渐进式改革是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之外的“增量改革”,政治风险小,易于启动和推进,但由于改革每一步都要顾及不触犯某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有某种不彻底性,一段时间之后还会需要进一步修正,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新政策等,各方面都要不断地重新调整经济行为。这种不彻底性造成渐进式改革面临一系列额外的、特殊的实施成本,就是体制复归造成的成本。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缺乏成效
传统体制下,企业只是被动执行计划指令的生产工厂,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手段,是政府监督下的操作员。改革伊始,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居中心地位,针对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实行统一计划,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等造成的缺乏效率和活力等原因,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是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放权让利的改革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企业留利比例增大,其经营活动的利润动机增强,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面向市场的能力。但由于政企不分,政府职能转换滞后造成国有企业改革不但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反而造成了侵蚀国家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
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仍然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因此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只要对上负责,而不对企业资产增值负责,更不会对企业亏损负责。结果是对国家所有权的侵蚀和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三)寻租问题
寻租行为的最深层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寻租现象往往存在于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促进市场发育的法律、法规缺乏和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过多的经济干预。、长官意志等现象随处可见。因政府不适当的干预和管制导致稀缺和垄断产生了巨额租金,围绕这些租金的分割,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争夺,助长权钱交易之风。
总的来讲,政府干预和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但行政权力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由此产生了巨额的租金。而巨额租金造成的是寻租行为盛行,政治腐败蔓延。在改革的政治成本中,政治腐败的效应最大,它直接损害国家的有机体。寻租问题的根本在于消除租源,租金根源在于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管制,要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四)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计划体制的政府管制扭曲了要素和产品价格,结果导致现存价格体系所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和该地区“资源结构”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背离。又因为地方政府实行地方利益保护而分割市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无法建立,地区间经济交流受到影响,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人为的抑价和抬价结果造成城乡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沿海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要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理顺因政府管制而扭曲的价格体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实现地区在资源配置上的比较优势,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相互推动发展,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五)政府规模扩张
计划体制下,由于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性,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往往超过了有效边界。而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政府权力失范,政府规模迅速扩大,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垄断地位,造成规模不经济,降低了效率,盛行。国家财政成了“吃饭”财政,进一步增大了侵犯市场边界的可能性。
以上五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政府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已不是继续推行“体制外”改革,而是要改革政府本身,进行政府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治国,建设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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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6
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7
1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70多年的社会主义政权实践，孕育了两颗璀璨的理论明珠。一颗是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一颗是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讨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20世纪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了很多模式设想，如以“个人社会所有制”为基础、被称为匈牙利经济思想史上重要里程碑的里斯卡模式、波兰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问题的“兰格模式”、捷克经济改革设计师奥塔?锡克提出的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的模式，即“锡克模式”等等，都各有其独到之处，对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认真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借鉴和创新，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理论界在探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时，大都集中在其特点、理论模式、发展阶段及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影响（甚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型”）等几个方面。考察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一个方面，还应该包括政治、文化等领域。进一步讲，目前理论界拿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的参照物往往是整个笼统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是其某个或某几个理论模式，这也有失偏颇，上文提到的几种理论模式、发展历程往往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二者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从现实经济体制层面上讲，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则主要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也正是主要在这两个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才得以实践。因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南、匈两国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才较为恰当与合理。但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南、匈两国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却很少。文章就从这个角度着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南斯拉夫、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
1、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第一次作为对命令体制的挑战而出现，是在斯大林与铁托分裂之后的50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不久这个国家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新实验。它抛弃了苏联中央计划模式，从基层通过工人管理的企业网络组织生产，走上了一条独自探索的市场社会主义之路。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1965年6月27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通过，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结果南斯拉夫在其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从1949年到1970年，其经济增长率在欧洲国家处于最高行列之中。但从80年代开始，却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的危机和萧条。南斯拉夫的实验的失败并非由于市场社会主义本身的无效，而是有其致命的内在原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罗默认为“南斯拉夫实验的失败应归因于那些控制联邦和共和国国家机器的人不愿意允许企业自治和鼓励竞争”。罗斯?吉廷斯却认为：“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尝试失败……这主要归咎于它们未能在整个过渡时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些分析都是不无道理的。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虽然失败了，但却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却为后来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
1968年，匈牙利在“新经济体制”名义下，实行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管理体制，走上了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匈牙利改革设想包括决策分权化、导入市场机制以及充分利用经济调节手段三方面。决策分权化，即以废除原有体制的核心-下达指令性指标和由行政分配生产资料(物资、机器设备)的方式来放宽企业的经济活动自决权；所谓导入市场机制，即是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但改革设想中不是废除中央计划，而是变“集权计划”为“分权计划”，市场也并非自由市场，而是“用计划加以控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充分利用经济调节手段即是政府和中央当局依靠间接的经济手段完成各项计划指标。以上述设想为指针，匈牙利于1968年1月1日开始转人“新经济体制”。就企业制度、利润和工资调节制度、价格制度以及投资制度等，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
匈牙利的这些经济改革是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下进行的。鉴于这种情况，匈牙利在70年代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的景象，特别是它保持住了国内市场的均衡，在农业领域改革的效果尤其明显。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无疑要归功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但由于匈牙利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再加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不彻底等多方原因，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80年代末东欧剧变宣告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南、匈市场社会主义的创新
鉴于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教训，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既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突破了其理论的局限，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传统国家所有制进行根本改造。
“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一新体制的各项重大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一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不再是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市场，即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探索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而“十五大”的召开，又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十四大”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那么，“十五大”就解决了“姓公姓私”的问题，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第二，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并且在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和不同领域可以有所差别；在一定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十五大”在所有制方面提出的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不仅是对传统所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深刻地回答了长期以来在所有制问题上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为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8
关键词：城市电网；项目规划；经济性
1城市电网规划项目的经济性问题分析
由于当今一直推崇的电网规划方案技术经济评价研究都是将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作为整体思路，电网规划通常都采用项目建设评估的传统方式，没有从整体上考虑电网规划自身的特征，因此与别的领域的技术经济评价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导致电网规划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当中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当今的电网规划通常都是大略的计算下在电网建设当中所用到的各种设施的价格，然后结合对设备的总体投资来校对不同方案的经济性，该种方式太过于简略。技术经济评价应该对投入与产出都具备比较精准的估算，但是当今很多都把研究目标聚集在电网建设的投入之上，然而在电网规划方案技术经济评价产出方面的研究却却比较少，导致在产出方面的认识比较落后。在技术投资评价当中，缺乏对于方案的敏感性分析与风险分析。电网规划方案的经济性受到了许多不同因素的干扰，应用简便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选取电网规划方案，在一开始建设的时候或许是最佳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将很有可能会由于当时所选取的条件与数据在建设之后发生变更，导致当初最佳的电网规划方案在建设结束之后，并不会成为最佳的，引起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投资估算由于时间段的选取问题，精准度较低。例如，没有能够计算到长久的运维费用，没有很好地根据电力项目的运行周期与建设，很好的确定研究的时间段，使得计算研究的周期选取不恰当，进而影响到了分析的结果。
2城市电网规划项目经济控制的原则
在电力系统工程造价中，电网规划遵循的基本原则要与电力系统工程建设的目的、原则吻合，即保持电力系统工程项目经济性和效益性的协调统一。具体来说，在电网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2.1电网规划要立足电力系统工程整体，采取逐级规划的方法，做好下级电力工程规划与国家电网规划的配套、衔接，使电力系统工程既能满足区域用电需求，又能实现南北及全国电网的连通。
2.2电网规划要突出电力系统工程的技术优势，给电力系统工程技术升级和改造留出足够的空间，不断优化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和输电质量。
2.3电网规划要摆脱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将电力系统工程施工建设与市场化相连接，从而创造更好的效益。对于用电频率比较高，电网高峰时段较长的区域，要加大电力系统工程的布局密度。
2.4电网规划要着重做好电力系统工程投资金额总数与工程逐年投资的关联性分析，把握电力系统工程所处区域的经济实力，不断优化电力系统工程的数量、布局方位和配套建设规划。
3城市电网规划项目的经济性策略
3.1引导和控制电力系统工程造价工作
电力能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电力企业推行市场化经营的背景下，经营体制和模式都发生了变化，电力系统工程投资资金的来源渠道也得以扩展，电网规划的市场化色彩越来越浓。这些都对电力系统工程造价成本管控，技术方案的制订，工程技术的验收、评定等环节有积极的影响。因此，电力系统工程造价工作应置于电力市场化运营模式下，通过分析、考量电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和电网容量，不断优化和改进电网规划方案。在电网规划方案中，工作人员要从市场化运营与投资效益相结合的角度，引导和控制电力系统工程造价工作。在建立电力系统工程市场化造价机制时，工作人员可以借助电力应用技术的提升有效调控电力设备的价格。通过电网规划的进一步引导，在大容量变压器和多台变压器同步运行的基础上，电力系统工程借助电力系统的规模效应可以降低其成本耗费，从而减少电力系统工程的整体造价。
3.2电网规划的实施步骤
预测电力市场的供需情况，分析电力系统工程的电力价格；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制订多样的电网规划方案，着重分析各规划方案投资与收益的匹配度；对电网规划方案进行投资和风险预估后，优选出最佳的电网规划方案，使其既能满足电力市场的用电需求，又能获取最佳的投资收益比。
3.3经济技术手段
3.3.1单位新增资产的电量增量。这种指标指的是对于电网从开始阶段到规划执行完成的阶段当中单位新增加的投资所可以提供的供电量增加进行量化评价的指标。它等同于供电量增量与投资增量相除，体现了投资的效率。
3.3.2系统网损。电能通过电流的方式传导，在不相同电压等级的网络转化当中均会出现功率损耗与电能损耗。电网当中损耗的电能占到网络首端总输出电能的百分率被称作是网损率。一般将整个电网的有功损耗视作网损指标，它的高低是电力企业规划设计水平、管理水平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整体体现。
3.3.3设备故障率。设备的利用率指的是在电网处于最大运行情况下的时候，设备负载值跟设备额定负载容量的比值，它体现的是设备是否处在最佳的运行状态。
3.3.4电网可扩展度。这一指标用在评价电网结构是否可以结合将来电网发展的需求来完成灵活变化。电网结构包含电网的接线模式以及变电站的接线模式。一般来说，电网的结构越简单，利用改进电网结构来提升电网的供电性能就越容易实现。
3.4限额设计，加强造价监管
在电网规划中，为了使电力系统工程造价能够满足投资预算的要求，减少设计和施工变更增加的造价成本，应做好电力系统工程造价的限额设计和控制，从而有效控制电力工程的造价。在电力系统工程的变更方面，比如物料价格浮动、工程设备价格升降而引发的造价上升和设计变更，要谨慎对待。在电网规划中，对于工程施工流程和施工方案引发的变更行为，要明确变更幅度，严格控制不必要的变更。在电力系统工程全过程造价监控方面，政府部门要做好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结合电网规划部门的实际情况和规划成果提高规划的可行性。电网规划部门要围绕电力工程预算动态监督电力系统工程各环节的造价成本数据信息，横纵向对比电力工程建设各阶段的造价情况，找出造价因素的变化规律。
结束语
综上所述，怎样选取良好的、科学的电网规划方案，进而合理安排电网的建设计划，防止浪费投资，完成电网的经济稳定运行与电网的投入产出合理配置，这就是电网规划行业当中寻求的目标，就是选取一种良好的电网规划方案的技术经济指标评价方法，来补偿现如今电网规划方案技术经济评价的缺漏，给我国的电网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篇9
目前商品市场依然处于颓势，曾经短暂性的反弹，并没有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商品价格于2008年12月份开始反弹，此轮反弹仅被定性为内在的技术性反弹。
伴随这轮反弹有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市场对奥氏经济刺激方案的期待。实际上，“经济刺激方案”一直作为市场的朦胧利多，推动着商品价格的反弹。
奥巴马于今年2月17日签署了该方案，但是，正应了华尔街的那句老话：“在谣传时买进，在证实时卖出”，迎接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的却是道琼斯指数大幅下挫4％，商品整体价格指数CRB下挫4.6％，市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该方案的态度。显然，“经济刺激方案”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商品市场的低迷状态。
首先，方案中减税部分占了约三分之一，但减税对刺激消费将有一个时间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减税的主要方式为降低预扣税率，而非直接退税。政府投资支出部分，大部分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块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同样需要时间，连奥巴马本人也表示，重振经济的计划要取得成效尚需时日，经济复苏不会一蹴而就。
从市场角度来看，目前市场依旧表现为缺乏信心，避险情绪主导交投。投资者对未来信心暗淡，直接受影响的就是证券与商品价格走势，这一点可以从近一段时间伦敦现货金价与美元走势的相关图(见图)中看出一些端倪。通常美元与黄金价格走势表现为负的相关性，但近期两者却同涨同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追逐此类资产。
造成市场“避险情绪”蔓延，原因之一就是盖特纳的“金融稳定计划”并没有在稳定市场情绪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
“金融稳定计划”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稳定当前市场情绪，解冻信贷市场，恢复商业银行系统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功能。然而，令市场失望的是，盖特纳的“金融稳定计划”到目前为止提供的仅仅是框架性指导思想，还没有公布细节内容，现阶段这样的“豪言壮语”对市场信心的恢复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盖特纳本人也坦言“金融稳定计划”可能会犯错误，因为现在所计划的更多是对以前所未采取措施的尝试，同时由于投资者本身将卷入到该计划中，因此在没有成功保证的前提下，投资者对自己这种“小白鼠”身份有本能的排斥感。
从大循环来说，我们需要认识与尊重经济周期的客观性，前一轮的经济周期完成到新一轮上升周期的开始，需要时间与重要行业的革命与创新，而经济刺激计划的目的在于缓和经济衰退的程度，而不是改变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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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型方式及其理论背景
所谓经济转型国家，从广义上说是指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既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转型的类型。按制度标准划分，可分为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和不伴随社会基本制度转变的经济转型。前者如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这些国家中，前执政党或退位，或解散，或更名，或灭亡，他们均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原有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按照速度标准划分，可分为激进的转型和渐进的转型。前者是指实施一个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终极目标，试图一步跨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其理论渊源主要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仅仅是渐进的、局部的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经济体制留下生存的空间。后者是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它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二、中国和俄罗斯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历史背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和转轨路径，既不取决于该国领导集团的偏好，也不取决于外来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主要取决于该国内部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变化，外部的作用也是通过内部矛盾的发展来实现的。
(一)俄罗斯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往往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分布等特殊原因，进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时，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不平衡，赤字庞大，物价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时，不得不采取激进方式。前苏联在80年代也曾经试图进行中国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国情和中国差异很大而未能成功。
1992年初，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原因十分复杂。主要原因有：
1.是对历次经济改革失败的反思的结果
斯大林之后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成功。在苏联解体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解决。那些渐进和局部的改革都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没有触及体制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没能扭转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经济效率日益低下、各种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使得人们对渐进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失去信心。
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说明当时俄罗斯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2.是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所迫
199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2%，国民收入下降4%;而1991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9%，国民收入下降了11%，工农业总产值、基本投资、对外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产的下降导致市场供需极不平衡，商品供应紧缺，物价失控。1991年俄罗斯消费品和收费服务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上涨了92%，食品价格更是高涨1500%。国家财政金融状况继续恶化，赤字总额不断上升;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已开始崩溃，政府要想有效地、逐步地实行物价改革已不可能.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所说的，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
3.是当时急迫政治局势所需
苏联解体前后在政治领域情况也十分严重。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1991年8.19事件后，那时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新的执政者上台时，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诉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邀进的改革，是有其政治的急迫需要。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符合国情
中国选择了并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首先，中国虽然有长达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毕竟没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深。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而在中国受计划体制控制较严的仅是占比重不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大部分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且享受名目繁多的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国，大部分劳动力在计划控制较松的农村，农村劳动力几乎不享受国家的福利。再次，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最后，中国以一贯坚持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保证。所有这些条件，才使中国成功地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和照搬的。
三、中国与俄罗斯市场经济模式比较分析
(一)俄罗斯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逐渐形成了如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1.形成了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
在所有制方面，俄打破了了国有制的垄断结构，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从1990年起，他们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私有化改造的措施，使其非国有经济在俄GDp中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为多元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2.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
在银行体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
在财税体制方面，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财政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方式由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间接经济方法为主。俄罗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通过强硬的税收政策达到增收;通过大幅度压缩投资，削减各类补贴、开支实现减支。
在外汇管理方面中，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3.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关系到俄经济转轨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重大问题，被视为继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活动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三大支柱之后的第四大支柱。其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三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4.在经济法规方面也制定了大量的法规。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从70年代末起，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路程，现正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第二，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第四，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第五，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等等。
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运行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鲜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目前中国公有制形式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特别是由国有及由国有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保证国民经济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其特有的优势。这是与私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而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建立发挥积极的作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合理的收入差距但又避免两极分化。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正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城镇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其为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劳动报酬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已初步形成。
3.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政府转变了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通过计划、财政、金融相互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创造一个稳定、安全和公正的社会环境，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四、中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析
俄的经济改革，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进展；从经济发展来看，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究其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有两类问题。一类是俄罗斯实行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所采取的措施本身所含有的内在矛盾；一类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很长一段时期，俄罗斯政局的不稳也是阻碍经济转轨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但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已走出危机，步入增长期，经济发展环境得到了改善，政局稳定，增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中国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坚持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沿着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确立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初步形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国民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程度大大提高；在政治领域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了健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总体上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仍不完善、不成熟，政府职能转变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的需要；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待提升；社会信用体系缺损；社会保障制度漏洞较多；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仍然比较严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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