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贷款的政策篇1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支持；市场化取向；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始于1999年，政策意图是为解决高校扩招所引发的大面积贫困生问题，以促进教育公平。但从政策推行的实践看，效果并不理想，“惜贷”现象一直制约着政策的有效实施，实际获贷的学生覆盖面过窄，未能切实解决广大贫困生群体的经济困难。据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项俊波2007年3月在青海省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启动仪式上所透露，以政策推行之初的1999年计，当年全国国家助学贷款余额仅400多万元。政策推行8年之后，到2007年3月末，国家助学贷款余额只有153.7亿元，累计受益学生仅200万左右，远未能覆盖到占全体大学生总数20%以上的贫困生群体。
面对这样的困境，目前的政策进路集中于通过风险分担、以降低银行风险的举措来推动政策实施。2004年起设立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就是这一政策进路的体现。在当年出台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是根据‘风险分担’的原则，按当年实际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对经办银行给予补偿”，“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但是这一政策改进措施并未收到实效，在随后举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招标中，各省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普遍缺乏竞标的积极性，不少省市出现流标的现象，以至仍然不得不借助行政手段甚至舆论压力来推动政策的落实。
从更为宏大的视角看，仅从银行风险这一维度，还不足以充分阐释国家助学贷款目前的困境所在。国有商业银行因巨额不良资产所引发的风险持续累积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国家通过成立信达、华融、东方、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总计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但国有商业银行2001年年末不良资产比重仍达25.3%”[1]。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并未显著下降，大量信贷资金流向了效益不佳的国企及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的高校。如果仅从市场化取向的风险控制角度看，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是不可能导致目前状况的发生的。相比较而言，总计仅153.7亿元的国家助学贷款余额可能引发的呆坏账风险，实在是极其有限。以风险分担作为推动助学贷款政策落实的主要政策进路，与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不能有效竞合，有必要转换视角，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落实。
一、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
金融深化概念是由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后提出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滞后、政府过度干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金融抑制现象，为有效消除金融抑制现象，政府应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国内有学者认为：“金融深化通常是指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实质就是在资金运动的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2]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对维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间很短，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与之相对应，金融发展处于典型的审慎性金融深化进程中。金融深化的推进采取立足于国情的渐进方式，不同于东南亚及拉美国家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其中央政府和监管机构极为重视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为此，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事实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市场化取向日渐增强，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利率管制及行政干预，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率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普遍存在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金融支持现象，进而成为促成国有商业银行政策偏好的根本原因。
1.受到双重目标约束，存在两种政策取向
尽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实施在法律上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确定了商业化的经营原则，但是由于审慎性金融深化进程的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是企业化改革与政府控制并存，银行在利润最大化与金融支持双重委托目标下运行，一方面存在市场化的风险约束取向，另一方面又存在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低下的国企(高校类似，下同)的金融支持倾向。
2.在两种政策取向间谋求平衡，但以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为甚
金融深化的推进使得传统财政性筹资渠道日渐萎缩，迫使国企及高校转向金融渠道融资。尽管不少国企经营难效益低、高校偿债能力弱，但是出于拉动投资、保障就业及维护稳定等政府意图，国有商业银行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将大量信贷资金配置给效益低下的国企及不具备偿债能力的高校，政策运用明显偏向于金融支持政策。市场化取向的风险约束机制虽然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但只是处于渐进增强的过程，不居于主导地位。
3.对金融支持政策的偏重导致利益相关体结盟倾向的形成
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是以中央政府事实上的“隐性担保”为前提。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充分就业的目的，不会让经营不善的国企轻易破产而引发大面积失业；国有商业银行则可以在不考虑国企投资项目风险的情况下，向经营不善的国企持续注资，同时获得了帮助国企解困的美誉；国企则得到了只借不还的实惠。即使国企最终无法偿还贷款导致金融风险累积，国家最后还是会承担起所有的不良资产，进而激励国企的逆向选择和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及时将资金贷出去，反而会造成一定的经营成本损失、甚至得罪国企和地方政府，而国企出于持续经营的需要，也会积极寻求贷款援助，从而在客观上形成银行与国企的结盟倾向。
二、银行政策偏好与国家助学贷款现实困境的形成
国家助学贷款现实困境的形成与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密切相关。我国在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制度安排时，是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商业贷款，一方面由政府主导政策的设计及推动实施，另一方面是在银行与贫困生之间形成信用性的商业借贷契约关系。
1.非均衡博弈对弱势群体产生排斥效应，阻碍了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
从多方利益博弈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安排，可以明显看到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及贫困生群体之间显著的力量非均衡状态。政府拥有庞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及深厚的权威资源，在制度选择博弈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则具有双重性，既是政府支持下的预算约束体，又是贫困生的支持体；贫困生群体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缺乏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在三方所形成的博弈中不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作为支持体的政府，一方面希望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取向盈利，另一方面却又担心如果大面积贫困生不能被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所覆盖并从中获益，会有损教育公平，从而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采用金融支持政策，适度牺牲银行效率来帮助贫困生群体。但是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是以双方力量均衡为前提，并以形成结盟倾向为保障，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制度设计中，贫困生群体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构成可以促成结盟倾向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可能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中形成行为均衡，从而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中针对贫困生这一弱势群体的排斥效应。
2.银行人的风险中立使风险分担的政策进路缺乏实效
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营中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人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及激励不相容，往往引发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安排中，银行人的风险中立使市场化的风险约束机制效果有限。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受利润最大化及政策性负担双重目标的约束，其效用函数(a)可以表达为：a=a(e，r)，其中e为银行人在信贷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包括认真审贷、严格监控贷款风险等，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取向的风险控制变量；r为履行政策性负担所耗费的信贷资源(包括官员寻租成本)。在金融深化进程中银行人具有双重身份：商业银行家及政府官员，其福利及升迁不仅取决于基于风险约束的利润指标，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为贯彻政策性目标所获得的政治及其他社会资本。所以e和a是正相关的，r和a则是高度正相关的。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安排中，银行与贫困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银企(校)关系，贫困生群体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影响力极其有限，加上贫困生助学贷款单笔额度小、贷款人数量大的特点，助学贷款业务的开展使得e带来的边际“努力”收益小于r减少所带来的边际损失。故而在国家助学贷款运行中，银行人在e和r中作出权衡时，倾向于风险中立，目前降低风险的政策进路难以使银行人产生足够的动机，“惜贷”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三、相应政策建议
既然国有商业银行在转型时期谋求金融支持与市场化取向的平衡时，更偏重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而市场化取向的风险约束只是处于渐进增强的过程。因而目前试图在国有商业银行、助学贷款管理机构、高校、贫困生群体之间进行风险分担的政策改进措施，难以真正调动国有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且这一政策进路不能有效化解目前国家助学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因此，创造更为优惠的市场运行条件，促成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引入担保机制，形成风险控制与利润最大化的双向约束，配合以灵活的税收杠杆，是今后政策改进的可行思路。
首先，促成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制度安排的市场化取向。应适时制定相应政策，在招标过程中鼓励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竞标，引导其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机制相对灵活，产权比较明晰，以风险约束及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化取向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足。
其次，引入担保机制，降低银行风险。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在学期间采用财政贴息的方式，故而学生在学期间银行收益是有保障的。但学生离校后的远期收益则难以预期，因为贷款无担保，学生离校后流动性很大，加之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严重，学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都存在较大问题，国家助学贷款存在一定的呆坏账预期风险，银行债务追偿成本很大。因此，引入担保机制是符合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
最后，运用税收杠杆，保障资金来源。具体做法是，由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专项业务，储户投入该项业务所获存款利息免征利息所得税，通过提高储户的实际收益来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国家助学贷款专项储蓄。这一举措必然可以动员大量的居民金融剩余流向国家助学贷款专项业务，从而保证信贷资金的充盈与资金流量的均衡；另外，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专项业务与其他业务分营，实行收支单列，这部分专项业务所获收入在免征营业税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减免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思路是有现实依据的，国家为引导外资投向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所得税制设计中曾有“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即对投资这些行业的外企，从开始赢利的年度起，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下来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目前对高新技术企业也有相应的所得税减免政策。高等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属性，实施类似的优惠所得税制具有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刘朝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66.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2
一、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发展历程及作用评价
我国再贷款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间，当时的人民银行肩负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因此，这期间对存贷差计划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国再贷款工具运用的萌芽阶段。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借差计划的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后的十年间（1984—1993），再贷款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在这一阶段中，再贷款主要由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根据总行的计划对当地商业银行发放。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革信贷资金与规模的分配体制，收回人民银行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再贷款供应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发放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再贷款开始成为真正的间接调控工具。再贷款不仅继续发挥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而且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贷款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但是应该指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任何一种单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观调控，而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配合和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环境，可以肯定，再贷款是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一项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在调节基础货币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国家信誉方面发挥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调节货币供应量。1984年—199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贷款始终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再贷款的投放对于弥补重点资金缺口、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地区或部门间资金余缺，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调剂头寸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灵活调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
3.稳定经济金融秩序。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出现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迅速有力地稳定了金融局面。对关闭、撤销清算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用于个人债务兑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确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体制改革。为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向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确保转轨时期的顺利过渡。
二、新时期再贷款管理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贷款管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实施货币政策逐步实现间接调控的背景下，再贷款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职能增多。从最初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发展到调整信贷结构、化解金融风险等作用，再贷款的职能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二是对象扩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职能的转变，再贷款的投放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风险加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再贷款虽然是信用放款，但还款属于必须完成的强制性计划。自人民银行开始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后，再贷款被用于撤销机构的债务兑付，受撤销机构资产质量极其恶劣，清收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再贷款难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现损失；四是管理细化。目前仅人民银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贷款种类就达到了六大类十几个小类，六大类的具体划分为：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的短期再贷款；用于支持农户生产的支农再贷款；用于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困难的紧急贷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地方政府专项借款；其他再贷款。为了确保再贷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总行规定的再贷款都是专款专用，各类再贷款之间严禁串用，不同种类的再贷款的发放期限、投向、办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办法》、《短期再贷款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五是操作层次多。在当前再贷款的管理模式下，从总行、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县支行各个层次的人民银行都担负了再贷款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微观操作职能；如总行直接负责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则由中央银行的最小单位县支行直接对农村信用社办理发放和收回手续。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崭新的机遇。2002年11月，人总行召开了全国再贷款工作会议，副行长吴晓灵讲话指出：如何用活、用好再贷款工具，是各级人民银行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笔者认为，要提高再贷款管理水平，必须审时度势，全面认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再贷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挑战：
挑战之一：金融开放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2001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它宣告了中国金融业全方位开放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金融服务开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些都将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表现有三，第一，外资金融机构将拥有使用再贷款的权利。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之一的国民待遇原则中，要求成员国允许设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获取正常业务活动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例如允许外国银行从其所在国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或进行票据再贴现。而我国现行的各类再贷款管理，尚没有适应于外资银行的再贷款种类或办法。第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泄漏。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它的资金需求并不完全依靠中央银行，当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实行基础货币的吞吐时，无法将货币政策的意图传导到位，相反，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逆向操作，弱化甚至改变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意图。第三，有问题外资银行使用再贷款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12月颁布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办法》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使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的条件、程序、期限、用途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最后贷款人政策一个比较全面的成文规定，但仍与国际上对有问题机构救助的原则有很大差距，如贷款申请人仅为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条件过于宽泛，抵押无法真正落实等。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能否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1995年，美国曾就是否向一个在纽约经营的日本银行陷入流动危机提供援助引发争论，这个问题我国同样无法回避。加入wto后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再贷款管理产生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降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减弱，货币政策对外的依赖性增强，作为货币政策组成要素的再贷款工具，它的使用和效应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挑战之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分离后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继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后，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从一个主体内相互联系紧密的两个部门演变为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势必会对这两项职能的实施产生一定的，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监管创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则是维护金融业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但是，不当的金融监管将会干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会导致再贷款的紧缩效应。如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为了加大对中小和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主动拓宽基础货币渠道，对中小金融机构增加了再贷款，但这部分机构也正是金融风险集中、支付状况不理想的金融重点监管对象，在严格的监管约束下，中小金融机构不免产生“惜贷”、“拒贷”、信贷集中等非理性的消极行为，再贷款不能发放到位，效果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传导受阻。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使再贷款的运作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而且具备运用国家财力、政府资金、商业银行援助等综合化险的能力，而我国尚未进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性阶段，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地扮演了风险最终承担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旦发生金融风险，中央银行作为贷款人需要对借款机构的整体状况进行谨慎的评估与判断，这与化解危机的时间性要求恰好是相矛盾的，如果缺乏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再贷款的发放将无法执行、合理的操作程序，此外，有机构提供的抵押品通常不充足或不真实，再贷款的偿还难以保障，再贷款的风险系数将成倍增长，再贷款被动性的发放还将强行破坏货币政策的传导，严重干扰货币政策实施。
挑战之三：货币政策工具职能变化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首先是再贷款本身的职能发生了变化。1993年至1997年间，再贷款是我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支持对象的商业银行资金需求不大，再贷款作为基础货币主渠道的作用已经退居次位，调整货币信贷结构和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上升为再贷款的主要职能。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使得再贷款不再是计划体制阶段下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调控手段，新的职能对再贷款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主动、灵活使用再贷款有效支持的快速健康增长、如何处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央银行资产安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再贷款管理中的新课题。其次是再贷款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问题。一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另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所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内部协调和工具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一种工具在实行货币扩张的同时，另一种工具却在收缩货币，无疑将造成货币政策的无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实行以数量型为主的间接调控，再贷款作为主要的数量型间接调控手段，做好与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指导等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意义重大。
三、强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现实操作建议
1.全面认识新时期再贷款的作用与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在传统工具扬弃的基础上，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操作经验，选择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政策工具。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效果看，再贷款都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要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全面认识新形势下的再贷款工具，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顺应经济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完善再贷款的功能，促进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要澄清对再贷款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再贷款等同于政策性借款、扶贫贷款和财政贷款，尤其要增强再贷款的风险意识，通过优先选择抵押或质押贷款方式、建立再贷款发放的量化考核体系等方式提高再贷款的安全系数，实现中央银行资产安全性、资产性和流动性的统一。
2.完善再贷款管理的政策体系建设。我国现行的再贷款管理的总领性文件是1993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管理办法》，随着再贷款业务的发展变化，以往的办法规定已无法适应或涵盖当前再贷款管理工作的需要，要尽快按照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清理、修改、废止、完善现有的再贷款管理规章制度，即要有全面的整体性的制度办法，也要有分类的管理规定；既要有再贷款的管理办法，也要考虑与再贷款业务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银行危机处理体系、银行信用和资产评估体系、存款保险法律体系等；既要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也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使再贷款管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3
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扶持政策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问题，近年来为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财政税收
一是财政补贴和奖励扶持政策。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时间短、初期财务压力大等困难，自2008年起财政部开始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减轻其财务压力。2009年财政部出台《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目前已累计向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拨付了补贴资金2.61亿元。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实施税前扣除。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分类后，按规定的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全额扣除。《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及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虽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财税政策，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税扶持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如2010年5月出台的财税[2010]4号令，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执行3%营业税率，但按新政规定，只有单笔且该户贷款余额总额在5万元以下的小额农户贷款才适用减免税政策。农村信用社所得税暂时免征或减半征收，而村镇银行则要全额上缴。
货币政策
一是支农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渡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自1999年开办这项业务以来，支农再贷款对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扩大“三农”信贷投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支持农村信用社改善支农金融服务、缓解农民贷款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时，支农再贷款利率低于普通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目前各档次支农再贷款利率均低于同期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0.72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农村金融机构增强资金实力的政策扶持。同时，将村镇银行纳入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
二是存款准备金管理。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村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暂不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同时，认真落实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比例考核激励政策，对经考核达标的机构，执行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三是存贷款利率管理。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的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利率下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四类机构应建立健全利率定价机制，按照贷款定价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并且符合司法部门的相关要求。
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扶持力度不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制约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存款利率管制是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难的重要原因，贷款利率管制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不足。存贷款利率管制也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
金融监管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4
论文摘要：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农村金融改革中面临着新的制度性困境，制约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政策金融体制、发展新型金融机构以及配套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建议。
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陆续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一系列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新阶段
农村信用社2003年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将县级联社改制为统一法人社或者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并成立省联社承担行业管理职责，目前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改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拓展经营业务范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业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营效率有所提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中国银监会在部分省区进行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推动了试点省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组建和发展；邮政储蓄改革初步启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2008年初正式成立，并在试点省区陆续开展了定期存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
一是农业贷款规模保持较快增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规模从2000年的4888.99亿元增长到2006年和2007年的13208.19亿元和15376亿元；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稳步上升，2000年的占比为7.4%，2006年和2007年相应增长到13.2%和13.6%。贷款快速增长，表明农金支农功能增强。
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进展，支农资金实力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启动新一轮改革以来，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先后采用专项票据、减免税收等资金扶持政策，置换了部分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损失，有力地提高了农村信用社支农功能。截至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1.43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46%；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3%。
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注入新活力。自2006年开始，国家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在6个省区进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的新型金融机构试点，并很快将试点省份扩大到全部31个省市区。到2007年底，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的竞争水平，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新阶段农村金融的制度困境
应该看到，农村地区“贷款难”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村金融服务仍较薄弱，农村金融发展仍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改革尚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规划，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缺乏统筹计划和协调行动，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力度和实施效果有所不足。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问题。
（一）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不良贷款比例较高。目前，农村信用社存量历史包袱仍然较重，加上这几年又产生新的支农政策性损失，不良资产规模还比较大，严重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持续经营和改革深化。如某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仍有91.5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则不良贷款余额达266.94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40.6%。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仅14.6%，拨备缺口15.14亿元；若按五级贷款分类口径，拨备覆盖率仅3.2%，拨备缺口达117.07亿元，远远达不到防范风险的标准。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激励机制仍不到位，新增的政策业务也容易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二）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不规范，支农功能不到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7年累计发放粮棉收购贷款2752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科技贷款1051亿元，而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方面的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相对较少，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发挥有所不足。同时，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机制和操作方式较不规范，缺乏制度性监督约束和政策扶持机制，导致政策性业务的资产不良比率居高不下。此外，一些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如农业银行承担的扶贫贷款等，也面临着管理成本高、经营效益差、资产质量严重恶化的问题。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尚未理顺，监管工作仍较薄弱。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陆续在试点省区建立并运营，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关系仍不顺畅，市场监管存在盲区，试点工作尚没有全面铺开。如四川省广元市全力小额贷款公司，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2006年4月经广元市政府批准并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但一直未能获得银行监管部门的认可和业务监管；而中国银监会在试点省区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2007年3月成立的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则一直未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四）农村金融的抵押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发达。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在贷款中，经常面临抵押担保的困难：农户的房屋等财产往往流动性差，难以用作贷款担保；一些农村企业土地虽已转换为工业用地，但由于土地权属仍为农村集体用地，也难以进行抵押。而农村地区贷款担保机制又相对不发达，办理农业贷款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实力不足，担保范围及对象相对较窄，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管，担保业务规模难以满足贷款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相对滞后，保险覆盖率低，农业生产和信贷投入缺乏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
三、农村金融改革的框架性方案设计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解决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问题，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这就需要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化解存量历史包袱，消除政策性负担的制约，使农村信用社能够轻装上阵，重构自身约束机制，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1.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采用多种手段化解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在前一阶段通过央行票据、央行借款等方式化解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基础上，坚持“新老划断”的原则，按照农村信用社五级贷款分类的标准，对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以及支农政策性损失进行全面清查核算。采用中央和地方出资、引进外部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分期分批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损失和亏损挂账进行资产置换和剥离，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
2.深入推进农信社产权改革，完善经营管理体制。积极引入民营资本等境内外资本，合理调整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和一股独大的现象，强化股东的参与意识和管理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经验，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市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强经营管理的效率。
3.建立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长效机制。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继续施行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政策，直至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完成；在货币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适当调低准备金要求；在再贷款政策上，降低现行的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利率，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利息负担。
4.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合作与资产重组行为。对一些严重亏损、经营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加大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力度，允许本地金融机构以及跨地域农村金融机构以参股或者控股的方式并购和重组农村金融机构。
此外，清理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相关歧视性政策规定、规章制度，维护农村信用社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调整政策性金融体制，提高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和效率约束，强化政策性金融功能。
1.改革政策性金融运作机制，提高政策性金融业务经营的效率。建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允许农业发展银行等多个市场主体参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通过业务招标等方式确定政策性业务的承办机构，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调整现行的按机构进行支农补贴的办法，实行按资金流向对政策性业务进行贷款贴息等扶持方式，根据具体业务的规模、风险水平来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补偿。
2.积极拓展农村发展银行政策性业务范围，稳步发展商业性业务。在现有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开展农村公路、农村通信、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产品进出口等政策性业务，提高政策性业务的经营约束和风险控制水平。同时，稳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开展龙头企业贷款等商业性贷款业务。按照分类管理、分账核算的原则，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分别建账、分类管理、分账核算，不断优化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结构，将农业发展银行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全方位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3.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允许农业发展银行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定向发行政策性金融债，通过城市资金回流农村、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等多种机制，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解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
（三）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
1.加强部门协调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根据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理顺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权责关系，积极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具有自生能力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营造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环境，满足农村金融多样化的需求。
2.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优惠的经营政策和监管政策。加快制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应的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中小企业的贷款。对农村地区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规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到农村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强化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加强对存款人权益的保护。
3.制定相关约束性规定，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义务。根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范围和规模等因素，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的比例要求、投放范围等内容进行相应的规定。对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定系统内上存资金的比例和上存资金的利率限制，保障支农功能的发挥。
4.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在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纳入母行监管统计，实行并表监管；对农户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自律性监管，并建立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
（四）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体系。
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和支持性措施。有关部门应积极扶持贷款担保公司、贷款担保基金等的发展，探索多种形式的抵押担保机制，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措施，建立农村金融的支持配套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1.鼓励扶持农村信贷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扶持或者出资参股成立农村贷款担保公司，专门为农业信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或风险补偿基金，对农业贷款损失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偿。对已经设立的中小型企业信用担保公司，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予以积极扶持。
2.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贷款抵押担保形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试点和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户林地集体抵押、订单质押、动产质押等切合农户实际的抵押担保方式；对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探索将存货、厂房设备、收费权等财产作为抵押担保的途径。针对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企业土地已经转换为工业用地的，积极协调办理相关的土地确权程序，推进贷款抵押的落实。
3.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各地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将国家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救济方式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方式，并积极鼓励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的介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韩俊.农村金融现状调查[J].农村金融研究，2007，(9).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5
摘要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只是程度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从而造成市场失灵问题。建立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从各国实践来看，由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是一项被普遍采用的措施。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和差异化监管措施，但不能根治市场失灵现象，贷款难问题仍然很突出。因此，考虑如何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不能局限于商业金融范畴，必须考虑建立专门的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
关键词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市场失灵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从而造成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化解小微企业贷款难不能局限于商业金融范畴，必须考虑建立专门的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以适当的政府介入化解市场失灵。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源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但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和高风险，从而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的交易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因此，作为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一般都不愿意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这不仅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严重制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对此，政府显然有职责通过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来弥补市场缺陷。
建立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矫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不仅可以补充商业性投融资活动的不足，还可以引导商业性投融资活动，以较少的政策性资金吸引更多的商业性金融资金，从而成为政府扶持弱势群体的重要工具。从各国实践来看，由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是一项被普遍采用的措施。
小微企业融资难在我国广受关注。银行贷款是小微企业融资主渠道，但小微企业面临贷款难、贷款贵，同时小微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发育迟缓且短期内难有大的实质性进展。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和差异化监管措施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以提高小微企业融资能力，但贷款难问题仍然很突出。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并未根治金融市场失灵现象。因此，考虑如何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不能局限于商业金融范畴。从我国长期实践来看，要从根本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必须考虑建立专门的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
二、我国现有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措施的局限性
（一）对商业银行的鼓励引导政策
金融监管部门针对商业银行出台的“两个不低于”、发行专项金融债、差异化监管政策等措施，尽管取得一些成效，但商业银行仍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贷款需要，很难寄希望于在商业性银行体系内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1、多数政策措施仅有指导意义，不具有强制性，商业银行可以不予采纳。例如“两个不低于”指标，仅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的要求，并非对单个银行机构的考核指标。况且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不少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有向股东负责的天然使命，有在合法合规情况下自主选择客户的权利，即使是监管当局也无权干涉。这也是对现有商业银行不宜作出计划经济指令的重要原因。
2、商业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需要，谨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也无可厚非。一是商业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其贷款以安全性为首要原则，同时监管部门对银行资产安全性也有严格考核，商业银行仍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在缺乏风险补偿、尽职免责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商业银行扩大高风险业务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商业银行追求规模经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高、风险高，考虑到性价比，商业银行当然更倾向于做大企业、大项目。
3、按照现行企业划型标准，一些人数少但动辄贷款上亿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类公司在贷款中被划分为小微企业；还有一些企业首次贷款时属于小微企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续贷时仍被银行视作小微企业，这使得小微企业贷款统计数据被扭曲。造成的现象是，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连续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与小微企业融资难度不减的感受形成强烈反差，这也是业界对宏观统计数据质疑的原因所在。
当然，现实中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会考虑政治因素以及社会责任等，从而响应国家号召，贯彻国家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但靠政治口号和指望银行学雷锋并非长久之计，计划经济手段也难免在执行中打折扣，缺乏可持续性。
（二）发展小金融机构的鼓励政策
国发14号文把“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作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弥补大中型银行市场供应不足。不少学者把融资难归因为缺少小金融机构，因而主张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然而实践表明，大量小金融机构（以及尚不具有金融机构身份的类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具有一定意义，但并不显著。
以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3年3月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903家，贷款余额2636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1322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从2008年试点指导意见至2013年6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急遽扩张至7086家，贷款余额7043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1121亿元，占同期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的2.2%。一方面，小金融机构业务规模和市场份额很小，根本不能满足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的贷款要求。其次，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较高，本小利薄的实体经济小微企业负担沉重。总体上，就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而言，我国所短缺的不是商业银行的数量和类型，设立小金融机构会对小微企业融资有所裨益，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国外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发展的经验
由于各国经济法制沿革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缺口所采取的措施也各有特色，常见的政府介入模式主要是通过设置政策性银行、提供信用保证与提供融资辅导服务等系统性措施，配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其中，政策性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系统措施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专家比较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与日本等五个发达国家，发现这五个国家在中小企业与创新金融领域中，均设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计划，说明五个发达国家，均将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制视为矫正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失灵的必要机制，同时也普遍承认补贴在中小企业政策金融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各国政策性金融介入的模式与深度又不尽相同。英、美两国标榜自由经济，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均选择适度的政府介入。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选择较英、美更积极的介入模式，设置政策性专业银行直接介入资金配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移，金融与经济自由化备受推崇，政策性金融机制的适宜性受质疑，中小企业政策金融机制也受到检讨，不少国家也对此检讨，然而其对政策性金融机制调整的方向却差异较大。其中不乏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逐渐将政策性银行改制为商业银行的例子，更多则如日本、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始终坚持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定位。
四、建立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有关建议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基础还不雄厚，金融机构还不发达，金融市场也还不完善，因此还不能像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样，仅仅通过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来弥补中小企业资金缺口，必须要有一个能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较大规模贷款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因此，建立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是参考借鉴并比较其他国家经验后，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实选择。
（一）法律地位。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首先应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制定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专门法律，明确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和政策目标，以及资金来源、业务范围、业务开展方式、风险控制、监督管理等，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政策性银行的合法地位及业务开展。
（二）经营原则。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不同于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中必须遵循政策性、非营利性、引导性、非竞争性、经营市场化原则。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定范围，并坚持“商业银行抢着做的我让，商业银行不愿做的我上”，主要承担融资能力较弱、达不到商业银行融资门槛的小型微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融资服务，凡是商业性金融可以解决的问题坚决交由商业性金融解决，不与商业银行争客户，并引导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三）资金来源。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成立之初，其资本金应由财政提供。之后可通过发行政府担保的债券、吸收储蓄存款等方式扩大资金规模。此外，在要求政策性银行保本微利经营的同时，应考虑建立风险补偿制度，根据银行业务规模、风险水平等确定补充比例。
（四）业务类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方式包括贷款、担保等，其中贷款是最主要形式。贷款包括直接性贷款和通过其他机构转贷的间接性贷款两类。建议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借鉴德国经验，重点开展间接性贷款业务。德国复兴信贷开发银行KFw虽然是一个大银行，但没有分支机构，其贷款以“批发”方式由商业银行“零售”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以在任何一家当地银行申请贷款，接受申请的银行将企业申请与本行所作评估一起递交KFw审查批准。这种运作方式的优点在于效率、成本、专业性的兼顾。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6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政策性金融
一、前言
政策性金融是指为了满足政府特殊的政策性取向,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为贯彻和配合国家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对象,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以优惠性利率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显然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是在国家和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优惠的存贷利率,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的界定,以支持农业发展为主要职责,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家对农业支持和扶持政策的一种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
从上述界定内容看,农业政策性金融有三个特征:政策性,主要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金融性,是一种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优惠性,即其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银行贷款更加优惠。这三个本质特征充分显示了政策性金融同财政和商业金融的区别。
农业是高风险、收益率较低的弱势产业。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不仅城市的、发达地区的资金不往农村流,农村的资金还会往外流,这样关系人类生存的农业问题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手来弥补这个作用。因此政策性金融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有深刻的经济金融与社会根源,它是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目标错位与失衡的必然结果。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这三个特点恰恰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所在,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来说,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国外政策性金融支农经验分析
不同国家的政策性金融各具形式,而且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并日益普遍发展壮大,在实现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鉴他们成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和活动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日本、印度、巴西、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各具形式,但总的看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1形式多样,目的明确
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式多样,如:美国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的农民家计局,有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点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点商品信贷公司,还有为融资困难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的小企业管理局等等。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和各种农业贷款。印度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三类: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地区农业银行、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每一类机构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明确,法国的农业非常发达,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它是由总行、地区和基层三级机构组成的。尽管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名称不同,但是,他们的服务范围非常明确,在执行政府的政策上富有效率。
2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样化
主要有政府资金,政府担保债券、向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等方式。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是一种政府出资的形式,然而,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的筹资方式是发行统一政府担保债券。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为支撑,所以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则是以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的形式补充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开始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后来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如泰国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3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法律制度健全
各个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保障,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严密规范,如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都是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除此之外,还有农业信贷法,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法等关于农业信贷、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同时,在政策上提供许多优惠,如减免税收、注入资金、利息补贴、损失补贴、债务补贴以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鼓励和保护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来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4政策性金融机构层次明晰,支农范围宽泛
各个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各自有具体的支农范围,而且,支农的领域很广,和农业有关的融资都可以找到对应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些支农领域涉及到生产领域贷款,如美国农业电气化管理局的农用电力改造贷款,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农业综合设施贷款等,流通领域贷款,如美国商品信贷公司,不仅发放粮食收购贷款,国家储备贷款、农场主自主储备贷款,还提供出口信贷,加工领域贷款,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都有农产品加工贷款,扶贫贷款,如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对小农、无地农民和边际农民等贫困人口的扶持贷款;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对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进行担保。
5各国注重建立支农政策性金融中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制度是化解转移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如美国的农业保险非常发达,美国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法国是的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三、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定位
1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工作
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其行为有法可依,摆脱外部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同时,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发挥和完善中国银监会的监管作用。
2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农发行的资金来源除了财政拨款的资本金以外主要就是人民银行的金融债券,目前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面临着资金来源和使用规模不一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资金需求的规模在逐渐扩大,然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已经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欠发达地区支农的金融支持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渠道是关键,日本做法值得借鉴,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不直接吸收存款,而是间接的利用率邮政储蓄的资金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可以参照这一方法,中国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了大量存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存入了央行,造成央行负担很重。在2006年底挂牌成立邮政银行后才开始有了贷款业务,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把邮政储蓄在农村中吸收的大量存款当作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解决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问题。还可以,利用政府担保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低息低资金成本的优惠贷款等等。
3拓展农发行的业务范围
2004年农发行转型以来,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贷款为一翼,以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的一体两翼的支农新格局,有选择性的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农发行的支农格局与欠发达地区的支农需求的不相匹配的,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少有农产品的加工产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经营项目,而往往是单个农户分散,小额和急需的资金的需求。这种资金的需求是商业银行所不愿支持的,必须要有政策性的金融来承担。
4发挥农信社的作用
农信社在农村覆盖面广,与三农接触最多,这些都具备了服务三农的基础,因此,通过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将农村信用社建成产权关系明晰、可持续发展的支农型社区金融机构是可行的。农村社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走商业银行的道路,另外一部分是支农服务,规定支农的比例和最低的底线,针对社区农民的需求来确定金融产品,以微利为前提,办理扶贫、开发贷款业务、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加工贷款等各项业务。关键是要贴近农民,了解需求,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
5建立有效的合作金融和合作信用担保体系
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分散而且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民来说,通过合作金融的形式融资是一种必然选择,正是由于农民、农户没有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为其服务,就造成了大量县城金融市场的真空,也就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灰、黑色金融。实践证明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是一种具有效率的组织,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是一种“上官下民”的所有制模式,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公有性质的,由政府所有,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由个人及成员入股组成,按合作制原则经营,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普通和优惠贷款。这种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互助合作性质金融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支农形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自担风险、自己出资、自我管理的合作金融组织,以改善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同时,主导的政府部门可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7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2)02-0049-02
一、稳健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影响
(一)稳健货币政策有利于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央行和监管机构先后出台了多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央行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扎实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提出要优化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投放。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推动商业银行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二)稳健货币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求货币政策及时回归稳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助于调整信贷结构，引导投资和消费行为。在稳健货币政策条件下，“三农”和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重点，并强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稳健货币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
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保持增长、促进平衡”。当前影响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有效地稳定物价，稳定了市场物价，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预期，工资成本相应随之下降，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低，企业利润空间逐步扩大。
(四)稳健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稳健货币政策条件下，国家将统筹考虑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加注重发挥非信贷融资渠道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可以充分运用贷款承诺、票据、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工具来获得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资金和金融租赁等渠道融资。
二、稳健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一)银行信贷资金收紧，中小企业资金来源减少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中小型金融机构达到19.5％。截至2011年6月末，长治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98亿元，上调3个百分点，大致要冻结资金44.94亿元。随着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所产生的叠加效应，银行收缩信贷的愿望会更加强烈，信贷资金收紧直接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
(二)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成本提高
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货币信贷快速增长，2011年人民银行继续加息，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81％提高到6.56％，累计上调0.75个百分点。央行连续提高基准利率，直接促使金融机构对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利率上升，也相应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
(三)信贷结构有所偏颇，中小企业信贷“被挤出”
银行更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贷款集中度高。2011年上半年，长治市中长期贷款增长迅猛，净增37.65亿元，增幅15.86％，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2.84个百分点，其中，中长期贷款净增额占各项贷款净增额的48.7％，短期贷款增幅仅为8.4％，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4.62个百分点。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建设和重点大型企业，其占比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
(四)民间融资利率逐步攀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大
在稳健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流动性不断收缩，信贷资源紧张，在融资受限情况下，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更多的趋向于民间融资，民间融资利率也随之逐步攀升。据抽样调查，2011年5月末长治市民间融资总量约为3.4亿元。目前的监测显示，民间借贷的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加权平均利率在15％-25％之间，个别甚至更高，且利差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选择
(一)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选择
1.积极引进和组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积极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争取申请批准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组建小额贷款公司，不断壮大辖内银行业体系，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主体，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投放力度。
2.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积极鼓励有实力的民营资本组建担保机构，引导和吸收民间、国有等多元化资本共同组建互助担保基金，建立政府对担保机构的担保补贴。同时继续优化信用环境，加大打击逃废债力度。
(二)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选择
1.搭建政银企互动平台。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帮助金融机构作好项目储备、开发和筛选，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培育新的信贷增长点。二是定期召开银企洽谈会，为银企双方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流信息、相互协作的平台。
2.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力度。一是各金融机构要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授信制度，不断优化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流程，建立高效的审批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二是加大金融服务方式创新。进一步完善对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措施。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在结算、现金管理等方面，探索适合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资金运用特点的个性化服务方式。三是各金融机构要根据市场变化和客户金融需求变化，推出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积极试办循环贷款、动产质押、贸易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设备按揭贷款、创业贷款等业务，努力开发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质押贷款、中小企业联保贷款、矿产开采权质押贷款。
(三)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选择
金融贷款的政策篇8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效应分析；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188-02
一、政策性金融在甘肃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994年，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我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根据甘肃省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2008年12月，国开行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型为商业银行，但考虑到其筹资方式、基本职能和市场定位保持不变，本文仍视同为政策性金融进行分析。）先后在甘肃省设立了一级分行，并逐渐成为推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情况
1994年12月，农发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成立，随后相应在地市和部分县域成立辖属机构。二十年来，先后经历了粮棉油及扶贫贴息贷款、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全方位信贷支农等三个重要阶段，目前形成了以传统粮棉油业务为一轮，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为另一轮的“两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截止2013年底，累计发放贷款1800多亿，各项贷款余额从建行初期的45.36亿元增加到460.41亿元，存款余额从3.34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农发行甘肃省分行在认真贯彻国家支农惠农金融政策，服务全省经济特别是农业农村经济前进中实现了自身的有效发展。
（二）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情况
1999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成立。十五年来，致力于公路、铁路、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关注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生源地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是全省中长期和对外投融资的主力银行。截止2013年底，累计投放贷款3500多亿，各项贷款余额从建行初期的97.46亿元增加到1093.57亿元，存款余额从0.96亿元增加到109.6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政策性金融支持
（一）1994年以来全省经济总量、社会收入与政策性金融情况
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结构逐步优化。1994～2013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从453.61亿元增加到6268.01亿元，增长13.8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甘肃省产业结构比重由22.89：43.79：33.32调整为14.03：45.01：40.96，第一产业占比下降8.8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提高1.22个百分比，第三产业占比提高7.64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4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8.13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23.73元，201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5108元，分别增长7.13倍、7.06倍。
三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效能明显增强。2000年甘肃省政策性贷款余额203.16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94.36亿元，占比46%，存款余额6亿元，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贷款19.29元；2013年全省政策性贷款余额1553.98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1313.99亿元，占比85%，存款余额149.3亿元，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贷款24.79元。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全省经济发展效应的计量分析
1.研究指标选取、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了三组指标来衡量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情况，具体见下表。
为减小模型的估计误差，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政策性贷款余额首先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然后进行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后的符号设定为LGDp和LDKYe。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实证分析前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分别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GDp、LDKYe和DKBL三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在LGDp、LDKYe和DKBL三个指标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
2.静态效应分析
在研究政策性金融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主要是通过分析政策性贷款余额、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比例与甘肃省生产总值的关系，并逐步回归法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LGDpt=3.579+0.297LDKYet-0.003DKBLt+μt
模型结果显示，常数项及LDKYe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DKB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达到0.98，模型的残差项平稳。
3.动态效应分析
为反应政策性金融支持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刻画。由于受到样本数量的限制，模型的滞后值只能计算到2期。在滞后阶数为2时，LogL、LR、Fpe、aiC、SC和HQ中除Fpe外，均支持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2期。
（1）VaR模型建立。运用eviews软件，建立甘肃省生产总值、政策性贷款余额和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比重三个变量的无约束VaR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剔除在5%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的系数后，将矩阵形式转化为表达式即为：
LGDpt=1.8616+0.7941LGDpt-1+0.149LDKYet-1
-0.0024DKBLt-2
LDKYet=0.7563LDKYet-1+0.7483LGDpt-2
DKBLt=0.3733DKBLt-2
模型总体的拟合优度较高，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超过0.96。
（2）脉冲响应分析。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即小于1，我们可以认为VaR（2）模型是稳定的，可以做脉冲响应分析。
4.实证分析结论
（1）从甘肃省经济发展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静态关系来看，甘肃省生产总值与政策性贷款余额、短期贷款同中长期贷款比例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政策性信贷投入对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政策性贷款余额每增长1%，会推动甘肃省生产总值增长0.297%。同时短期贷款比例相对提高会使得政策性资金对甘肃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下降，短期贷款相对于中长期贷款每多投放1个百分点，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减少0.003%。
（2）从二者的动态关系来看，上期的贷款余额对本期的生产总值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前两期短期贷款比例提高对本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效率降低，前两期的生产总值能够增加对本期的贷款需求，生产总值和贷款余额对贷款比例均没有影响。甘肃省经济发展自身有一定的惯性，上期生产总值每增长1%就会推动本期生产总值增长0.794%，上期政策性贷款余额每增长1%就会推动本期生产总值增长0.149%，与投入等额比例的中长期贷款比较，前两期短期贷款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使本期生产总值发展速度减缓0.0024%。
（3）进一步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一是政策性贷款余额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有稳定长期的正向效应，给政策性贷款余额一个正向冲击，甘肃省生产总值在当期开始提高，在第2期达到最大，从第4期趋于稳定；二是政策性资金中短期贷款占比的相对提高对甘肃省生产总值有长期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第3期最为明显，在第4期开始走向稳定；三是当期的生产总值对其后三期的生产总值有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会逐步下降，从第4期起没有任何影响。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从上述分析看，政策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握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找准政策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点、着力点和突破点。
（一）进一步围绕政府意图加大投入，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策性金融应认真落实各地总体发展战略，紧紧依托各类平台，根据各自的业务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对接好相关的融资主体和项目，积极向总行争取更多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政策，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和资金，在防范好风险的前提下，连续加大资金投入，充分体现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政府宏观调控的性质，努力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民生建设。
（二）进一步结合支持重点兼顾好政策性业务同商业性业务，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方面，积极支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粮食、特色优势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工和购销储，以及农村道路、土地整治、基地建设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工业方面，大力支持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来促进全省工业转型提质增效，重点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服务业方面，着力支持旅游景区、商贸服务平台、区域性物流基地和跨区域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建设。要结合这些关键领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配好政策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从风险和财务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形成源源不断的支撑。
（三）进一步突出经济发展重点项目先行投资，积极引导商业性资金流向
各地很多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工业改造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此类项目往往风险大、收益不明朗，商业性金融为规避风险不愿介入。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应配套政府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进行先行投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指示政府经济政策导向，消除商业性金融机构疑虑，带动商业性资金参与；或者通过对基础行业、新兴行业的投入，打开经济发展的瓶颈或开辟新的市场，促使商业性资金的后续跟进。
（四）进一步优化信贷期限结构，充分发挥政策性中长期贷款的助推作用
政策性金融以提供长期甚至超长期贷款为主，对投资规模大、回收期过长、实现效益慢的项目进行融资，有效弥补商业性金融提供短期资金融通而长期资金不足的缺点，实证分析也表明中长期贷款占比的相对提高能够更好地推动全省经济的发展。当前农业开发、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业升级、经济技术开发、保障房建设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中长期贷款资金投入，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继续优化信贷期限结构，在保障必要的短期流动资金投放的基础上，更多地投放中长期类贷款，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独特优势，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加快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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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贷款的政策篇9
所谓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是政府集中提供的政策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最大的优势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有效地达到某些政策目标。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政策性金融如何将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合理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率,这对继续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有力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项行为或活动通常都有多种组织方式,认清各种组织方式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科学的组合,既是理论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难题。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农业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主导的金融组织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这种组织方式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政府主导的金融也就是政策性金融,本质上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时常可以视为集中提供的方式。
市场无疑要占据主导地位,而政府的干预通常要进行限制,限定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并且,政策取向也应该是培养市场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在各国仍然具有充足的影响力,包括宏观政策和公共政策方面,甚至也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整体走势和波动。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事实上,政府主导在很多问题上还有其存在的空间,在金融领域,政府的作用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落后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很难期望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它们的金融需求,由于利益导向,从成本---收益考虑,商业信贷主要立足利益,而且时间期限越长,贷款不确定性就越大,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提供长期贷款,因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不会很强,因而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倾向在农业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和突出,农业和农村基础实施建设通常回报较低,自然因素较大,因而商业银行也不会有充足的积极性参与这些贷款,这就直接会延误这些基础领域的发展。因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优势,满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群体和领域的金融需求。
二、政府主导金融的主要特征
政府主导的金融也就是政策性金融,虽然也是金融信贷市场的组织方式,但却是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向特定的群体提供金融信贷等服务的金融形式,通常由政府或非盈利机构实施的,相对而言,政策和政府所表现的作用也就是政策性金融更具有明显和直接的特征。一是直接的政府干预和行政手段则是政府导向金融的核心特征。而政策性金融最主要特征就是政策导向和政府干预,其主要目标更多的是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其成交价格并不直接由交易各方通过市场决定,而是参照市场的交易价格,更多的是政府从各方的利益和社会目标综合考虑,再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价格,并且政府时常对这种交易进行补贴。这些交易在市场机制下通常是难以形成的,而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是对交易各方的利益进行适当的补偿,以达成交易。二是政府导向的金融另一特征就是设定了一些特定的参与群体。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歧视原则,无论是谁,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公开的交易,个体的特征被忽略,只有是否具有购买力和持有货币才是决定交易是否达成的先前条件。而政策导向的金融则对参与的主体限制较多,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导向的金融是具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只有符合政府目标并确实存在实际信贷需求的农业基础实施建设、“三农”以及部分企业才可能获得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三是政府和政策导向的金融还具有在短时期内发挥重要作用的特征。政府和政策导向金融是为少数群体提供带有政策目标的非市场竞争性的金融方式。政府和政策导向的集中方式在短时间内能够较快形成对资源的恰当配置,短时间内效率较高,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政策导向的金融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调节作用,在短时间内为有政策意义的项目提供资金信贷,从而缓解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样地,政府政策导向的金融能够为部分群体和区域有政策含义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比如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在短时间内难以从市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中获取资金,因为按照商业规则,这些区域和群体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预期回报率相对较低,只有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区域和群体有着足够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现实的发展能力时,商业银行方能提供对应的资金支持;而政策导向的金融由于更强调未来的发展平衡等考虑,即使收益不高,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也会在短时间内满足这些区域和群体的资金需求。
三、国外部分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主要做法
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已具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表现如下。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性。在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上,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农业融资的需求,设立包括政府所有性质、半官半民性质、民间合作性质和商业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等不同性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一是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此类机构被政府严格控制,政策性浓厚,一般不吸收存款,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主要发放其他金融机构不愿提供的贷款。二是政府和民间协作相结合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国家金融机构,资金由法兰西银行提供和国家预算拨款获得,而其下属的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实行自治,有自己的管理审批机构和专门的权力机构,不是国家农业信贷银行在各级的执行机构。三是民间合作制政策性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具有群众性、非盈利性、贴近农区、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资金运行的特点,成立之初的资金基本上是靠农民自筹,由于难以满足需要,后来政府给予资助。因此这类机构实际上已成为政府贯彻实施农业政策的工具和提供低息贷款的窗口,具有了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如日本农林中央金库是日本农林协同组织从事信贷活动的中央机构,以它为首的农业合作金融机构依靠政府的保护、资助,本着互助原则,对农业部门融通资金。四是商业金融机构开展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该类政策性金融业务通过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营,政府通过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给与实施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商业金融机构支持。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广泛性。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全方位。一是借入政府财政资金。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向政府借款,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均以向政府借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较之发达国家更依赖于政府资金,而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逐步减少对政府资金依赖的趋势。二是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如泰国、印度、韩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均可向中央银行借入资金,扩充实力。此外,还可从商业性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以满足短期周转资金需求。如泰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从“农民援助基金”获得无息贷款。三是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美国、法国、泰国、印度、韩国等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这一筹资方式。四是吸收存款。主要是指合作性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吸纳会员存款,如泰国、韩国。此外,某些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五是向国外借款。泰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等国部分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向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外国政府和外国金融机构借款以进一步筹集资金。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的全面性。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领域较多,涉及到农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一是生产领域贷款。主要有基础设施贷款、生产设施贷款、农业结构调整贷款、稳定农业生产贷款、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生产性贷款、特色农业贷款等。二是流通领域贷款。主要是农产品收购和储备贷款、农产品市场建设贷款等,有的还发放出口信贷。如美国商品信贷公司,不仅发放粮食收购贷款、国家储备贷款、农场主自有储备贷款,还提供出口信贷。三是加工领域贷款。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丹麦抵押银行、德国农业抵押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都有农产品加工贷款。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农林金融公库的“特定农产品加工贷款”,其目的是提高优势农产品加工水平,增强与海外价格低廉的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四是农村扶贫开发贷款。如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对小农、无地农民、边际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等贫困人口的扶持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用贷款、美国农民家计局的农民住房贷款等,其主要是支持贫困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加快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五是农业贷款担保和农业保险。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对其它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实行担保,商品信贷公司对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而造成种植面积减少或较大减产给予灾害补贴等。六是其他业务。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大都随着不同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变化,灵活地进行业务调整,解决农业特定时期的融资矛盾。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在1935年成立之初主要是办理农户经营、农村建设、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工商业贷款,随着农户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支持重点逐步转向了农村综合开发和稳定农业生产者收入等方面。
(四)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的互补性。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既存在分工协作关系,也有一部分业务是并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意义不仅是直接提供贷款支持,而且还在于其市场先导作用。如印度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印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监管和协调)、印度商业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地区农村银行、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等。从结构和功能上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既合作又竞争,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商业性金融为突出特点的美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农业政策性金融仍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农村金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商业银行,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组织贷款;二是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完全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和致力于改善农村福利;三是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体系,由政府出资设立,然后逐渐转为债权人完全所有的合作性机构,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实施政府农业政策的作用。
(五)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规范性。为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多数国家制定了完备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规和政策。早在1933年,美国就分别根据《1916年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中间信贷法》和《1933年农业信贷法》把全美划分为12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个区都建立了包括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在内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体系,由农业信贷管理局监督和管理。随后,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成立了商品信贷公司和农民家计局这两家政府农业信贷机构,从而构建起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1936年到1938年,美国通过《土壤保护法》、《新农业调整法》、《小佃农取得土地贷款法》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此外,印度和泰国对各银行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农村和农业做出严格规定,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资金如果达不到一定比例,必须将差额部分转存到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由其用于农业和农村地区。
三、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农业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保护和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在农业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为农业发展银行,起步较晚,发展不足,支农功能不强。
(一)农发行涉农信贷支农存在的问题。一是涉农贷款投放领域较为集中,不能全面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资料显示,农发行近年新增的涉农贷款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相比之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小企业贷款、科技贷款、生产资料贷款等占比小、增长慢,投放结构不合理,有待调整。二是涉农贷款中包含有一定量非农业贷款。农发行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中,包含有不少非农业贷款,这些贷款由于不是真正的农业贷款,农业和农民从中受益很少。三是信贷管理模式陈旧,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沿用传统的等客上门申请贷款方式,对农村企业的主动调查了解不足,未建立客户资源库,缺乏对优质客户的主动营销和量身服务。另一方面缺乏与地方政府、企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缺乏协助管理客户资源与保障客户信用的外部服务,只靠自身力量采用传统模式管理信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个县只有一家县支行(有的欠发达地区县城没有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与客户的接触面小,加上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服务范围狭窄,业务量少。此外,在贷款审查上过于重视形式要件,讲究审查书面材料,往往忽略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发展前景,传统的逐笔审贷方式也很难适应小企业贷款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频率高的特点。
(二)制约农发行涉农信贷投放的主要因素。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总体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经济效益低。农发行的各项农业贷款属于商业性业务,要符合安全性和效益性原则,农业经济基础差的现状制约了农发行对农业的进一步信贷支持。二是农业小企业规范性较差。大多数农业小企业经营管理粗放,方式落后,财务制度不健全,没有会计账簿或会计账簿不完善,资金使用随意性较大,会计信息不透明,难以达到贷款评审要求,不能得到农发行的信贷支持。三是贷款担保难,影响了农发行涉农信贷的开展。由于农民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担保资产,因而实际可供抵押的财产较少;多数农业小企业自身不具备借款条件,也自然不能成为担保人;县域及农村的政策和商业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制约了三农信贷担保的实现,有的地方虽然成立了担保机构,但注册资本小,实力较弱,担保能力不足,运作不规范,内部风险管理评估人员严重缺乏;在土地使用权抵押上,不少农业小企业土地使用权非受让所得,不符合抵押条件;抵押存在的评估、登记收费偏高等问题,也制约了农村经济实体的融资意愿。四是农发行自身也存在制约涉农信贷发展的因素。一方面服务范围和领域还相对狭窄。从农发行目前的信贷业务范围看,只是通过支持粮棉收购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间接地使农民得到实惠,而并不能直接对农户有资金需求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农发行信贷制度还不适应农村业务发展的要求。农发行贷款的服务对象多在农村,而贷款的审批权则上收到市级以上机构,离服务对象较远,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审批链条过长,贷款效率不高;再一方面信贷规模紧张限制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就农发行而言,粮棉油收购贷款规模属于必保项目,其他项目要在完成了粮棉油收购贷款之后才能发放,难免出现已审批贷款项目无信贷规模的现象。
四、结论与建议
农业政策性金融最大的优势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有效地达到某些政策目标。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政策性金融能够将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合理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率,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结论如下。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这就为农业政策金融提供了生存空间,相对落后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群体的金融需求中,很大部分将通过政策性金融得到满足。同样,对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也要借助农业政策金融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甚至有可能为了新的政策目标还会进一步设定政策性银行业务,也有可能为了其他目标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住房信贷银行等等。政策性金融的价值在于通过满足不同的金融需求来实现更多的政策目标(经济增长是目标之一)。政策性金融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它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自身的价值,政策性金融的相对低效率却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提高。
在当前商业性金融对农村金融服务弱化的大趋势下,进一步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不断深化,农发行的体制机制与现代银行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支农功能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中加以解决。深化农发行改革,必须明确农发行的定性定向定位问题,着力解决制约农发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等因素,真正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服务功能齐全、经营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支农功能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切实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下列建议:
1.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无论从我国国情出发,政策性银行发展实践,还是借鉴国际经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农发行必须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农发行十几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三是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有利于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在wto绿箱政策范围内,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四是上述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2.明确职能定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为切实强化金融支农,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现阶段,农发行的职能定位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体现政策性银行本质,坚持政策性银行办行的主要方向;二是要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着眼于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三农”发展的重点和关键领域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三是要建立宽领域、广覆盖、深介入的政策性金融支农体系,为“三农”发展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四是要坚持与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和财政的分工与合作,形成支农合力。因此,农发行的职能应定位是:忠实体现政府支农意图,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大量筹措归集支农资金,承担国家确定的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业务,按现代银行的体制机制运作,专门为“三农”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成为政府支农的有效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的主要载体,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在此基础上,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应将农发行的业务范围扩展到所有涉农领域,进一步强化支农功能,切实增强农发行服务“三农”的广度和深度。中长期,应逐步将农发行的业务范围从单纯的信贷领域扩展到信贷、保险、担保、投资、租赁等多个金融服务领域,为“三农”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性金融服务。
3.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农发行现行治理结构的主要弊端在于集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体,缺乏有效制衡,不符合现代银行要求。应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的通行做法,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建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使对改革发展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董事会可由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组成。改革现行的监事会体制,监事会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负责监督董事会决策事项的执行。日常经营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
4.完善风险补偿机制。要遵循农业政策性银行发展规律,明确和完善对农发行的补偿机制,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以更好地促进农发行支农功能的实现。要实行适当倾斜的货币政策:一是在信贷计划管理上,应比照对商业银行的做法,将对农发行信贷增量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这样做,既可以将目前充足的流动性通过农发行投入农业和农村,缓解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也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要求和货币政策取向。二是在资金来源上,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特别是对农发行承担的粮棉油等政策性业务的合理需求,必要时,中央银行应给予再贷款支持,促进实现国家维护粮食安全、稳定粮棉市场和保护农民利益政策目标。三是借鉴国际上扶持农村发展的经验,研究制定相关的农村信贷服务政策,明确规定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将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三农”,不足部分以适当利率转存农发行投入农业和农村。四是取消对农发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增加农发行的支农资金。四是进一步完善财政扶持政策,补充资本金。国家应当按照农发行业务发展需要,以不低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通过财政注资、税收返还、利润转增以及发行次级债券等渠道,补充农发行资本金;允许农发行设立专项支农信贷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建设等中长期信贷投入;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应借鉴国际惯例,减免农发行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的税收用于充实资本金,并允许在税前增提呆账准备金。
5.建立健全法律保障。目前尚无用于规范农发行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应从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出发,加快政策性银行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农业发展银行条例。通过条例或立法,明确规定农发行的业务性质、经营管理体制、外部监管与扶持政策等,确保农发行依法合规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同时,建立符合农业政策性银行特点、有别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和考评体系,完善外部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农发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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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贷款的政策篇10
今天，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金融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市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县金融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金融工作任务。刚才，政府县长宣读了2015年首届“县长金融奖”表彰决定；签订了2016年金融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县政府金融办和住建局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作了汇报发言。我完全同意，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认清形势，切实增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助推剂。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把强化金融支撑作为贯彻落实市委“”战略和县委“”工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召开了全县金融联席工作会议，设立了“县长金融奖”，出台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解决农民、小微企业、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加强融资平台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采取了很多办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不断创新金融发展举措，抓金融工作的力度明显加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各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坚持改革与发展并重，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努力扩大信贷投放，不断深化金融改革，改善金融服务，强化银企合作，破解金融难题，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一是存贷款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长17.45%；各项贷款余额达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长%。截止今年9月底，全县各项存款余额亿元，比年初增加亿元，同比增长%；各项贷款余额亿元，比年初增加亿元，同比增长%，有力支持了全县实体经济和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的发展。
二是金融服务能力明显增强。通过加大银政、银企合作力度，至去年底，各项涉农贷款余额达到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长%，占总贷款的%；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万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4.12％，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万元，双联农户贷款万元。截止今年9月底，全县发放“三农”贷款亿元，比年初增加亿元，增长%；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个百分点；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余额万元，下岗失业人员贷款万元，草畜养殖和设施蔬菜产业贷款万元，双联惠农贷款万元，金融服务“三农”及小微企业的力度明显增强。
三是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甘肃银行在我县设立了支行，目前全县共有金融机构家，营业网点个，信用联社设立便民服务点个，农行和邮政银行设立银行卡取款便民服务点个，对偏远乡镇、行政村布放“三农”服务终端，金融服务已实现所有乡镇全覆盖。成立政府出资担保机构家，全县小额贷款公司已发展到家，累计组建融资性担保机构家，担保服务体系基本建全。保险业发展迅速，全县初步形成了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金融布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方位、多形式的金融支撑。
四是征信系统建设不断加强。加强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制定了《**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县农村信用等级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了“金融知识下乡”、“金融知识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及“征信宣传月”等系列活动，“诚信受益，失信惩戒”的社会环境逐渐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截止9月底，全县创建信用村121个，评出信用农户家、信用工商户多户，农户信用贷款余额达亿元。
五是金融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县投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监督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和恒信小额贷款公司全面运营，金融综合服务水平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各金融机构围绕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金融活力进一步激发。农村物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扎实推进。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风险管理能力明显增强，支付结算更加完善，网上银行、自动存取款转账业务大幅增长。
六是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县政府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管理，坚决打击和果断处置非法集资，有效预防和遏制了非法集资犯罪行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力度不断加大，征信知识宣传在全县范围广泛开展，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明显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了征信体系全覆盖。灾后重建贷款回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全县共收回灾后重建贷款亿元，截至今年9月底，累计收回亿元，收回率达%，为我县信用环境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过去的一年，是我县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对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一年。各金融机构切实发挥职能，积极开展市场营销，努力增加信贷投放，新增贷款创历史新高，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在内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整体偏紧的大背景下，我县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这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全力推动的结果，也是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狠抓落实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金融战线的同志们和为金融工作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县金融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从中央金融政策来看，国家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对于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带来一定压力。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势必会收紧地方投融资公司的融资，对地方投融资公司发展形成一定制约。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将导致社会融资成本上升，同时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我县部分工业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下滑明显，对很多依赖于传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金融机构带来较大影响。三是从我县金融发展现状来看，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财政资金、政府资源同金融资金的融合刚刚起步，杠杆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较少、服务网点少、规模小、服务体系不够完善、融资渠道较少、银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依然存在；金融发展还不平衡，受抵押担保物不足、抗风险能力差、制度不完善的影响，“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依然突出；保险业总体规模还不够大，覆盖范围还不够广；金融创新发展能力还不强，创新融资模式的工作还比较滞后，直接融资比重仍然较低。四是受当地经济条件限制，加之群众对商业性贷款和政策性贷款的认识不够，导致到期贷款回收难度大，金融安全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同时还要看到，加快金融发展，我们也面临着许多难得机遇。一是国家、省、市出台了“金融十条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甘肃省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市委“433”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县金融改革和农村物权抵押贷款交易中心试点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快发展“新三板”政策，将会为我县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加强非公经济金融服务、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二是经济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产业的不断涌现，将为我县金融发展提供更好的产业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将为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三是面临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圈、秦巴山区扶贫开发和正在打造的甘肃南部交通枢纽重大机遇。四是面临双联惠农贷款和妇女小额贷款及畜牧蔬菜贷款良好机遇。五是面临中央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机遇。国务院7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部署了7个方面的金融支持措施；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土地、资金等经济发展要素供给趋紧，资产价格上涨，贷款利率市场化定价更加灵活。这些优厚的扶持政策和可靠的经济效益，都能极大的激发银行投资热情，拓展金融发展空间。
纵观全县经济金融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按照去年书记和省长来调研扶贫工作时指出的，要敢于用银行的钱，善于通过融资来破解投资难题，放大信贷资金效应。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不足是最大的矛盾，投入不足是最大的制约，融资不活是最大的瓶颈。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要把金融工作作为破解投资难题的主要渠道，用足用好各项政策，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全面做好各项金融工作；各金融机构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促进**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现实性、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省市的重大决策上来，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上来，反哺养育自己的一方热土，惠及支持自身发展的一方百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优化服务，不断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二、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努力开创全县金融工作新局面
今年全县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和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经济转型为主题，以贯彻省、市关于加快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为抓手，以落实货币信贷政策、调整信贷结构、改善金融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防范金融风险为着力点，正确处理实施宏观调控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金融业的引擎作用，以金融业适度超前发展助推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
奋斗目标是：全县实现新增贷款亿元以上，县农行，县工行亿元，县农信社亿元，县邮政储蓄银行亿元，甘肃银行亿元；新增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家，争取设立银行业机构家；发放双联农户贷款亿元，妇小贷亿元，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产业贷款亿元；灾后重建贷款回收率达到%以上。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重点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着力把握好三个重点，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一要做大贷款增量。要向上争取，加强与上级金融部门的沟通协调，全力争取扩大信贷规模，实行区别性监管，努力扩大信贷资金投放额度。要向外拓展，充分利用区外资金，借助区外资源，同时积极拓展表外非信贷资金，增加资金流入总量。要向内挖潜，通过内部整合盘活资金，通过调优结构，调快周转，调活存量，做大信贷总量。二要提升信贷质效。对我县而言，信贷资金是稀缺资金，必须用活、用好、用到位。金融部门要有统筹观，既要保大企业，又要兼顾小微企业，保证大企业出效益，中小企业出岗位；既要保当前，又要兼顾长远，推动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既要保财源，又要兼顾信誉，公平对待每个企业；既要落实“行规”，又要兼顾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要优化信贷投向，促进转型升级，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务理念，以客户为中心，加强市场细分，为不同客户群体间提供专业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三要推动改革创新。要积极加强与商业银行沟通，争取实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全覆盖。稳步、有序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主体，有序发展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和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等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充分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要组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资源和产权规范有序流转。要加快推进产品创新，推出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惠农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要创新财政引导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性资金与银行贷款挂钩的机制，逐步将新增财政性资金向存贷比高、对地方贡献大的银行机构和新型金融主体倾斜，特别是对大力支持“三农”和非公经济的金融机构，加大新增财政性资金倾斜力度。四要扩大受益面。县农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甘肃银行**县支行等金融机构要扩大涉农贷款，特别要加强对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各银行机构要积极支持符合贷款条件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助学等改善民生类的信贷支持。
（二）着力打造三个环境，营造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金融是区域竞争的新领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生命线”。今天的会上，我们奖励了支持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的金融机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的评比和奖励工作，通过这种形式，努力营造支持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一要完善工作环境。要把金融工作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县、乡各级领导都要认真学习金融知识，把握金融发展规律，掌握金融工作方法，提高做好金融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科学制订金融业发展规划，加大金融招商引资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做强做大；要做好金融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服务，及时研究解决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金融机构改革与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各经济管理部门要主动与金融部门联系，主动为金融部门提供资金需求信息，协助金融机构做好信贷项目储备。二要优化信用环境。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要大力支持金融部门，继续巩固和扩大信用乡镇、信用村建设成果，确保每年至少新增信用乡镇1个以上，努力提高全县信用乡镇覆盖率。各银行业机构要对信用乡镇、信用村社和信用评级农户，在贷款额度、利率、还款期限及担保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企业、个人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县人行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和支付体系建设，努力扩大覆盖范围。企业要把信誉看作无形资源和生命线，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推进“诚信**县”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的行为，切实维护各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真正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损，让诚实守信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为。今后县政府将每年评选一批在征信方面突出的信用乡镇、信用企业、信用村，树立典型，发挥表率。三要提升政策执行效能。金融发展需要地方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今年要着重抓好四件事：一是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市“三权”抵押贷款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县“三权”抵押贷款实施方案》，用足用活用好各项政策，特别要切实执行银行机构支持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和贷款贴息制度，保证补偿资金和贴息资金落实到位，提高银行机构放贷的积极性。二是要围绕做大做强金融业，研究制定支持金融改革的政策措施，为金融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要研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金融支持政策。各经济管理部门，各金融机构一定要认真研究、梳理，加大向上沟通对接力度，加强对企业的宣传指导，最大限度地争取上级支持。四是要完善奖励金融贡献的政策，继续实施“政府刺激金融，金融刺激经济”，加大信贷投放奖励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奖励额度，拓展奖励面，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三）着重处理好三个关系，推动金融工作上新水平。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发展意识，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主动为金融业发展搞好协调服务。一要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县人行、银监局要切实负好监管职责，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互助社、民间融资服务中介公司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督促各金融机构健全内控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完善以政府为主导、金融监管部门为主体、执法部门密切配合的金融风险处置化解工作机制，坚持金融创新发展同风险防范两手抓、两手硬。要建立金融风险防控联席会议制度，县政府金融办、人行、银监、工信、工商、商务、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联合监管，促进民间融资阳光运作。要切实加强金融执法，严厉打击恶意逃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维护正常金融秩序，确保全县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二要处理好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的关系。对于当前金融领域一些制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县政府金融办和金融机构要认真研究，特别要解决好各自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好资本、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积累和准备，防范风险；对于综合性、体制性的问题，要统筹考虑，逐一化解，实现金融发展的持续性。三要处理好金融服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针对我县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存贷比率还很低等问题。要强化服务，注重创新，努力开发符合我县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和完善信贷投资方式，拓宽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渠道，更好地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实现经济发展与金融自身发展良性互动。
三、强化措施，攻坚克难，为全县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县政府已制定了《关于金融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意见》和县长“金融奖”管理暂行办法。各乡镇、各有关部门、金融机构要一定要认真领会《意见》精神，把握政策实质，创新金融工作思路和方法，凝智聚力，扎实打好金融服务攻坚战，力争在融资规模、融资结构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在扩大信贷投放上实现新突破。今年全县银行业机构要新增信贷资金4亿元，力争贷款投放增速达到20%以上；存贷比上升5个百分点。要积极争取加大信贷投入的优惠政策。各金融部门要合理运用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创造性地开展金融服务工作，切实发挥好信贷资金的主渠道作用。县政府金融办和相关部门要积极协助各金融机构向上争取优惠政策。县人行要加强与上级人行的汇报衔接，争取增加对我县的支农再贷款额度，扩大再贷款投放对象和适用范围，增加信贷规模总量。县农行、县工行、农信社要积极向上级行沟通汇报，争取信贷规模，下放信贷审批权限，特别是扩大县级支行的授信额度。县邮政储蓄银行、甘肃银行**县支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要在巩固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小企业贷款、个人住房及消费类贷款业务，做大贷款市场份额。要加快金融体系建设步伐。县政府金融办、人行、银监办要用足用活国家放宽对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准入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县的优惠措施，吸引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我县设立分支机构。加快发展普惠金融，稳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主体发展，积极鼓励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各乡镇设立村镇银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要加快县级投融资公司组建工作，逐步将国有企业股权、资产优良的国有企业、城市经营性资源等优质资产注入公司，着力破解重点项目融资难题。
第二、在金融服务“三农”上实现新突破。今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存款可贷资金70％以上要用于支持当地发展，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20%。一要加大信贷投放。县农行、县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要结合“双联”行动，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主动向省行协调妇小贷、“双联”农户贷款额度，重点做好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种养殖业、农业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要加强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和管理，在生产经营状况稳定、信誉良好的农户和龙头企业中培养优质客户，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力度。要充分利用农户住房、集体林权、存款质押等反担保资源为贷款户提供快捷便利的担保，做到能保尽保、能贷尽贷。各乡镇、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按期完成市上下达的妇小贷、“双联”惠农贷及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产业贴息贷款任务，今年要力争全县各类扶贫贷款高于全市贷款平均增幅。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和金融政策的宣传，培养农户诚信意识，增强农户法制观念，确保各项贷款放得出，有效益，收得回。严格考核奖惩措施，对于发放和收回工作做得好的乡镇进行表彰奖励，对于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要进行通报批评并给予一定的处罚。二要创新涉农信贷模式。要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快农村物权抵押贷款和交易试点工作。县金融办要指导相关乡镇和部门，尽快完善确权颁证、抵押登记、评估、产权交易等配套政策，争取农村物权抵押贷款“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组建和挂牌。要加强与相关银行业机构的衔接，制订和完善农村物权抵押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积极探索“农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贷款担保模式，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和农村住房等多种抵质押方式，制定开展“三权”抵质押的具体办法，加快推进“三权”抵押贷款工作进度。县林业、建设等部门要结合实际，指导相关部门出台抵押登记、评估等实施细则；县农牧、国土等部门要加快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确权登记工作；金融监管部门要引导各商业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对5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探索通过直接授信的方式进行发放。三要提升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县农行和信用联社要进一步降低对农户和涉农企业贷款的准入门槛，研究制定新的贷款品种，简化贷款流程，不断增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要进一步下沉网点，延伸服务，通过恢复和增设营业网点，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增强对“三农”的服务功能，力争实现全县350个行政村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全覆盖。县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要以解决金融服务空白区域为切入点，全面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多样化、多元化。四要创新发展普惠金融。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结合“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深入实施，完善推广现行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双联”惠农贷款、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业贷款等政策的落实，进一步扩大惠农贷款的覆盖面。今年，省政府针对中药材价格下跌，在金融支持方面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各金融机构要紧抓机遇，进一步加大对规模养殖、特色养殖和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尤其要服务好规模养殖、特色养殖产业和家庭农场、专合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落实好国家有关政策，加大对中药材、核桃、花椒、茶叶、木耳等特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县金融办、县商务局等部门要围绕推进全县电子商务发展战略，认真落实《金融业支持电子商务实施意见》，积极协助县邮储银行加快出台《网店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实施方案》，支持有志青年积极创业开网店。
第三、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上实现新突破。今年全县银行业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速要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要高于去年同期增量，小微企业贷款比重要达到22%以上。一要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要加快组建和规范政府投融资平台，注入土地、国有股权等优质资产，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今年要建成1到2个融资平台，通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经济建设融资，增强平台的融资能力。要完善土地储备中心，积极争取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为城镇化和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融资平台。要加强与中介机构的衔接，在充分论证和比选的前提下，以县级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加快城投债的发行工作。争取在全市率先启动“企业融资资金池”试点工作，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各银行业机构要针对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特点，开发适合小微企业的贷款品种，为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要坚持抓大而不放小，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小微企业要紧抓不放，全力支持做大做强。三要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缺乏抵押担保是制约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大障碍。加大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担保基金注入量，提高融资担保力度。要以担保增信为重点，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财政出资组建政策性担保机构，或通过资本注入等方式参股或控股现有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要加快发展民间担保机构，积极引进外来担保机构，吸纳社会资本和外来资金参与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提高我县信用担保机构的能力。要通过增量奖励、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引导担保公司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四、在保险服务业上实现新突破。今年全县保险业发展增速力争达到16%以上，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速达到20%。要积极引导保险业向“三农”领域拓展，加强三农保险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县金融办和县保险业协会要引导涉农保险公司创新保险产品，扩大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林业保险、渔业保险品种，积极开展农民家庭财产、农房、农机、借款人人身保险等涉农保险业务，提高保险业在抵御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产品市场风险方面的补偿作用。要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手段，引导保险公司、涉农企业、农业专合组织和农户积极参与农业保险，扩大投保面积。
第五、在扩大棚户区改造项目上实现新突破。棚户区改造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国家提出了再改造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的目标，并明确由国家开发银行解决资金信贷问题。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对棚户区改造项目提出了贷款利率下浮10%，期限长达15年，项目资本金比重低，抵押担保条件宽松、手续简便等优惠条件。我们要抓住机遇，抓紧做好项目规划和对接，尽快制定具体的融资方案，积极争取国开行棚改专项贷款。针对部门上报棚改户数指标偏少的情况，相关乡镇要抓紧做好补报工作，扩大争取贷款的规模。要认真研究政策，力争把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工业园区、重点乡镇的棚户改造和基础设施都可列入到棚户区改造中。要加快与市住建局衔接，尽快落实增报指标。县金融办要积极做好与省国开行的协调工作，协助做好棚改专项贷款争取工作，同时要提前谋划，及时掌握政策导向，做好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
第六、在灾后重建贷款清收工作上实现新突破。全县灾后重建贷款清收工作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距离全面完成清收任务还有较大差距。通过近期的清理核查，一些地方放贷操作不规范，遗留问题很多，致使贷款清收工作难度很大。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与各乡镇政府已签订了重建贷款清收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各乡镇政府要把重建贷款清收工作放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的高度来抓，制定清收计划，落实清收责任，确保按期完成清收任务；县公检法及纪检监察等部门要积极支持金融部门清收不良贷款，切实保护银行的合法权益。县直有关部门、人行、银监及信用联社等银行业机构要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对灾后重建贷款入账不符的问题；要继续协调省上和人行兰州中心支行、省信用联社等部门，妥善解决因政策性原因形成的农户不良信用记录等问题。要把清收住房重建贷款作为建设“诚信**县”的一场硬仗来打，认真梳理，主动纠正，确保贷款应收尽收。
第七，在政府性债务化解上实现新突破。从市审计局对我县地方性债务审计结果反馈的情况看，截至2014年6月底，我县县直及所属乡镇三类政府性债务余额万元。省、市明确要求我县化解政府性逾期债务每年%，2013年化解万元、2014年化解万元。省市已将化解情况纳入对县区党政主要领导的业绩考核，这是硬指标，县财政等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与省市的汇报衔接，研究提出债务化解的具体意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四、深化改革，齐抓共管，力争在金融支撑上取得新突破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年。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王书记和刘省长在全省金融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改革创新贯穿金融工作始终，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努力实现金融工作的新突破。
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已成立了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金融工作，对金融工作上手上位，把金融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建立健全抓金融、学金融、用金融的工作机制，破解金融工作难题，不断提高运用金融的能力。要加强金融办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配齐专职人员，引进优秀人才，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的协调服务能力。
二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各乡镇、有关部门要完善考评办法，对信贷投放力度大、服务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单位予以奖励。要逐步建立财政资源分配和金融机构贡献相挂钩的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和重大项目融资上，优先考虑对地方发展贡献大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健全多部门、多形式、多渠道的联系协调机制，发改、财政、工信、税务等部门要加强与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通报政策调整和落实情况，为金融部门经营决策提供支持。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积极提供服务和支持，引导资金投向，提高信贷资金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