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1
1.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
1.1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隐性知识知识是创新的主导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的非自愿外溢，却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马歇尔认为：知识溢出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企业有了新思想，若能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这不但会驱动本企业而且会带动行业、区域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的上升。之后，庇古对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清楚的阐述。阿罗(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阿罗的基础上，罗默(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2]。而卢卡斯(1988)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罗默将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这样便产生了规模经济[4]。
1.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用来衡量和描述企业的规模，说明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是否合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一般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函数表明，当投入均衡增加时，随着产出的增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严格的规模经济定义：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产出水平上所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范围内，在任意产出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最早研究规模经济的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区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他还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因何而存在。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业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也认为规模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一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企业集中的规模经济。最后一层次的规模经济正是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2.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因此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减的外生增长边界，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从总体上来看，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以技术、信息、经验等为特征的知识资产具有着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双重特性。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属性，一是使得某种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在一个企业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的使用；二是它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受到损耗，恰恰相反，在使用中它会得以改进和深化。这与自然资源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弗里曼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此，知识是一种具有外溢扩散的自然趋向以及兼容共享的生产性潜能的资本要素。具体而言，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主要源于知识的maR外部性。Glaeser等将集群这种外部性归为三类（1992）,其中一类为marshall-arrow-Romer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它是指集群产业所存在的较高产业专业化促进了集群在某个技术领域中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集群中主导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其创新主要来源于该行业,而其他行业发展则较为薄弱,这些行业对集群产业的创新作用影响较小。它关注的是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知识溢出。马歇尔(marshall，189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了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把这种思想理论化。罗默(Romer，1986)用这种外部性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断。maR外部性理论强调区域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就是基于maR外部性的创新性。知识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溢出，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生产，企业增加了创新经济租，同时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
3.规模经济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中的技术学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的技术学习，更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和强度；同时，规模经济中的企业集聚带来的集群技术又加速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规模经济中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知识溢出可以导致正的公共外部效应，使企业个体可以在投入很少资源的情况下获取必要的产业技术信息知识溢出还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缄默性知识，提高企业个体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的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机制的存在，使成员企业不但更容易消化、吸收自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而且也更容易使外部知识和自身知识的结合，实现外部知识的内化，提高规模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使得知识得以更有效率的传播，这不仅是由于它拥有的更先进更准确的信息源，也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更快捷通畅的传播渠道。规模经济内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提高了企业和集聚的知识积累水平和创新水平，增强了竞争优势。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2
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但我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外资流向的地区不均衡性比较明显。这种不均衡既是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因素差异的结果，又和这些基本条件差异一起，构成进一步加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其直接表现之一是对外资吸引力的差异及外资经济区域分布的不平衡。以下分析的第三产业不包括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和金融业。借助于经济普查数据，按照习惯上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通过对外资经济的地域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其基本特点如下：
一、外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外资企业单位数总计为152，370个，东部地区外资企业单位数名列前茅，(注：由于数据限制，此处关于东中西部外资企业单位数的比较，只限于规模以上工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北京、辽宁、天津等9个东部省市，分别居全国外资企业单位数排名的前9名；其外资企业单位数已占全国外资企业个数的88%，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湖北、四川、江西、河南等中部省拥有少数的外资企业，而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西部省的外资企业数微乎其微。
从资产分布情况看，第二、三产业外资经济的资产总计为96，610.42亿元，但外资经济的资产总计呈现出资产规模差距悬殊的4个类别。第一层次为广东、上海、江苏、北京4个城市，其资产总计分别为19，601.91亿元、14，125.14亿元、10，234.8亿元、8561.15亿元，分别占外资经济资产总计的20.29%、14.62%、10.59%和8.86%，外资资产规模合计占全国外资资产总规模的54.37%。第二个层次为浙江、福建、山东、辽宁、天津等5个省市，平均占外资资产总规模的4%；可见东部沿海地区是外资经济进入的首选地区。第三个层次为湖北、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其所占比重大致在1%左右。第四个层次为西部省市，除四川、重庆外资资产总计占外资资产总计1%以外，其他省市的外资资产规模甚微。
从主营业务收入来看，外资经济更为集中，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少数几个省市。2004年，第二、三产业外资经济的主营业务收入为4119.86亿元。其中，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分别为1102.47亿元、860.95亿元、484.91亿元、430.24亿元，分别占外资经济总营业收入的26.76%、20.9%、11.77%和10.44%；而且这4个省市的外资企业利润额合计高达外资企业利润总额的69.87%。其余东部地区，比如浙江、福建、山东、天津等省市，其利润总额占外资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平均为5%。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利润规模较小，甚至出现亏损情况。
二、外资经济在各个区域的产业投向，均以第二产业为主
在外资经济总体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外资经济占82.4%，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外资经济的整体情况。以此为基础进行考察，数据显示外资经济的产业投向均呈现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其中，东部地区外资经济投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68.25%和31.75%；中部地区外资经济投向第二产业比重最高，为71.71%；西部地区外资经济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为60.08%，仍高于投向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外贸经济在细分行业上的区域特征，以下三个特点值的关注：
第一，加入wto之后，伴随新一轮的世界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世界制造业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制造业成为第二产业中最为突出的引资亮点。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吸引外资占整个东部地区的63.76%，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均超过半数，分别为60.24%和50.46%。
第二，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兴起，房地产业成为继制造业后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区外资经济投向房地产业资产占整个西部地区外资资产的26.53%，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6.09%和17.91%的比重。
第三，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吸引外资额的比重较小，但区域差异悬殊。从总体规模来看，东部地区外资经济投向这两个行业的资产规模，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可见，东部地区引资结构中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外资经济在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投向上与东部地区有显著差距，并且中部地区没有以绝对优势优于西部地区。
三、中部地区外资经济从业人员数及报酬逊于东、西部
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一直以丰厚的报酬、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机会吸引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从总量上看，2004年，外资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达2416.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1877.32万人，占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的77.69%。并且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市差异较大，其中708.8万人集中在广东，占全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29%，江苏占11%，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均占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的7%左右；中部地区外资企业就业人员189.3万人，占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的7.83%;而西部地区为349.8万人，占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的14.48%。
就劳动报酬而言，2004年，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为4075.37亿元，其中，东部省份为3386.15亿元，所占比重为83.09%；中部省份为249.15亿元，所占比重为6.11%；西部省市为440.06亿元，所占比重10.8%。而且，东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劳动报酬额最大的是广东，上海、江苏劳动报酬次之，这3个省市合计占整个外资企业劳动报酬的52.28%，其余东部省市比重平均为5%。如进一步计算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东部地区劳动报酬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高于中部地区。
由此可见，外资经济为东部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西部地区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积极引进外资，使得外资经济发展迅速，不论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规模上，还是外资人员的劳动报酬均高于中部地区。
四、外资经济的科技活动投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科技活动投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维持科技创新的源泉所在，而各地区的科技投入力度明显偏低。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资经济的科技活动人员数为31.39万人，仅占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17.07%，比重明显低于内资经济的科技活动投入力度。其中，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26.57万人，占全部科技活动人员数的84.67%；中部地区科技人员数为3.28万人，占10.45%；西部地区为1.53万人，仅为4.88%。
在工业企业中，外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和支出金额分别为654.68亿元和682.92亿元，分别占工业企业整体的26.13%和28.43%。从体现科技活动的各项指标中看，东部地区占有比重90%左右，具有无可比拟的区域优势，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7%左右，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基本在3%，明显落后于东、中部。
五、从经营绩效看东部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外部效应；对应措施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前言
区域经济的外部效应一直是经济学界长久以来的话题。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以来，经济、科学、民生和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在不断的加快，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区域经济正在飞速发展，逐渐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因素
之一。
一、区域经济外部效应内涵
从外部效应的基础理论来看，外部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运动对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处于市场之外的，既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来表示，也不会受到市场波动而变化，外部效应出现的条件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经济主体决策的独立性和经济主体的相应活动。
区域经济的外部效益由区域经济主体的活动产生，因此，我们首先就应该确定区域内的经济主体。首先我们要确定区域经济的活动边界，不同大小的边界，区域经济主体的活动也是不一样的。
二、区域中经济主体的外部效应
（一）工厂规模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
1.工厂规模经济
工厂规模经济是指由工厂内部专业化水平和技术的提升，从而让工厂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从而出现产品生产成本降低和利润增多等经济现象，这类积极经济现象的出现会促进工厂的发展，工厂的发展又促进了工程规模的扩大，一般情况下工程规模的扩大依赖于经济产业的发展，从而让工程的经济效益成为一种不具有成本的效益，也可以认为工程经济的外部产生了外部效应，既是马歇尔理论中最为原始的外部经济效应。
2.城市规模经济
以整个城市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将整个城市的经济表现为城市规模经济。这里所指的城市规模经济是指由于城市共享设施和相应的经济集聚产生的外部效应，让整个城市规模经济的产出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变大，在不断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的基础之上让其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这时，城市规模经济将为整个城市带来经济利益，利益具体的表现一方面是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数量更多，向更多的厂商或供应商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从而让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数量变多，每种设施的平均价格降低，从而带来双赢的局面。
（二）工厂关联经济与城市关联经济
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当经济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如果在生产工序上加上一些有效的工序，那么则可以让现有的经济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这种做法就是将上下众多的生产工艺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额外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的兼并性比较强，在兼并过后总产出量增加，并且让整体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这就是“关联经济”，如果在工厂内完成的则可以被叫做工厂关联经济。
城市关联经济的主要表现可以是城市经济规划区域内上下工序产业的融合，也可以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产业链条。城市关联经济还可以通过城市产业承接来表现，通过相关的城市经济承接来实现城市的纵向发展，从而实现关联效应。
三、我国经济基于外部经济发展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一）区域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率低等问题
从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全国各省的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自然资源的开发虽然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也是相应的，从而导致外部出现了空前的负面效应。资源具有公共性，如果在产权缺失的情况下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只会看到资源经济的最大化，但是大量的外部负面因素却由社会承担，从而导致资源开发一直处于过渡的状态。
针对资源过渡开发这种情况，国家政府和地方部门应该注重当地城市规模经济的外部发展，对当地资源开发进行科学的控制，从而实现资源经济共同的发展。
（二）市场分割和区域间的过渡竞争
过渡竞争指的是一种状态，具体是指一个行业领域进入的企业过多，并且多数企业的盈利较低或者是负盈利状态，但是由于这个行业领域的要素，众多企业无法从这个行业中出去，从而导致这种低盈利的状态长时间的持续下去。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讲，过度竞争就是指当地政府部门在规范的竞争条件下，通过多个方式实现本地经济的最大化和自身利益的最优化，从而忽视了城市整体的经济利益。国家中央政府在长时间的改革过程中，放宽了地方政府各方面的权力，但是相关的约束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善，加上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也不是很规范，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通过不同的手段干涉地方的经济框架和发展方向，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本地区域经济当中，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导致了过度竞争外部产生负面效应。
（三）经济发展机会所造成的区域差距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区域资源的分布有所差别，当地的市场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国家最初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出现了政策制定上的倾斜，这就导致我国各个省市发展的机会不大一样，从而导致我国出现不一样的区域性经济状态。国家政府政策的制约是影响区域性经济外部因素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部地区占据了绝大的发展机会。
四、结束语
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区域性经济的外部影响是一个非常现实和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西方的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的外部影响。我国行业领域、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已经看到了区域性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我们还应该加深研究的力度，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毕乐强.区域经济外部效应及对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2]惠红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空间知识溢出效应研究[D].北京理工大学，2014.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规模法则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2015年的56.1％提升至2030年的70％，则意味着3~4亿的农村地区人口会逐步迁移至城市地区，中国城市的数量、规模、城市形态乃至整个城市体系也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1]。城镇化过程不仅包括人口身份和就业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重构。合理的规模结构意味着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高效而又经济的区域城市共同体，各自取得最佳的规模经济效益[2]。因此，研究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构建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用以引导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人们越发认识到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城市体系和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等用于描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指标与方法相继被提出。但首位度指数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无法确知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变动状况。城市金字塔测重于定性说明，因此其应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社会学者Zipf提出了位序-规模法则，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帕累托定律与分形理论也相继被引入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中来[3~6]。Krugman与Fujita等人则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为核心概念，采用一系列微观经济学数学模型，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解释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模式形成的原因、机理，极大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进展[7~9]。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很多知名学者使用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分形理论，在方法和实证方面对中国及各省区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演化、机理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10~14]。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上来，但所选择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解释能力普遍较弱[15~17]。其原因在于此类属于幂律分布的模型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会受到无标度区的限制，在分析服从首位分布或双核分布的城市体系时模型通常会失效[18]，能否准确地反映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文拟提出一种用以测度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新方法，与常用的位序-规模法则进行比较，并以此分析区域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以期能拓展城市体系研究的相关内容，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对于新时期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及区域城市整体功能的协调与合理布局等都具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方法与数据
11.1研究方法鉴于位序-规模法则、帕累托定律以及分形理论都属于幂律分布模型，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这里便以位序-规模法则作为比较对象，用以衡量本文提出的方法的适用性。对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该城市在研究区域内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的位序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规律，称之为位序-规模法则。其表达式为：pi=p1×Ri-α（1）式中，Ri为城市i的位序；pi为位序Ri的人口规模；p1为理论上的首位城市人口；α为Zipf指数，反映了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从统计学上来看，位序-规模法则属于密度分布模型，而累积分布的拟合优度通常要高于密度分布模型的拟合优度。据此，可以把Si定义为前i位城市的累积人口规模，ni为城市位序为Ri时的城市数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进行拟合，并以此建立一种新的模型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进行测度。接下来首先按照α为1时的理想分布模式，分别虚拟a（首位城市规模为500万人，城市数目为15个）与B（首位城市规模为1000万人，城市数目为30个）2个城市体系，用其拟合曲线推导出累积分布模型（图1）。从图1可以发现，随着城市数目ni的增加，a与B两个城市体系累积人口规模Si变化的速度有较大的差异，但两个城市体系的累积规模与城市数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均明显地表现出线性增长的特征。基于此，可以定义城市体系位序累积规模模型（rankcumulativesizemodel）的数学表达式如下：Si=β×ln(n)i+S1（2）式中，S1为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β为位序累积规模指数。位序累积规模指数的涵义与Zipf指数类似，所不同的是Zipf指数反映的是随位序的变化城市规模降低的速度，而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增长的速度。结合图1可以发现，β值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
11.2样本与数据省级单位是中国行政区划最主要的单元，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与其所属的行政区域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选择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的分区单元。但由于城市数量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特殊原因，直辖市以及部分省、自治区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体系，因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由于统计数据缺失的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未列入研究范围，研究样本为其余25个省区的县级及其以上城市。中国出版的各种年鉴中常用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有市区非农人口、户籍人口和城区常住人口。考虑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用市区非农人口的话统计口径往往会偏小；另外对于郊区规模较大的市而言，使用市区户籍人口会夸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使得这两个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基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城市人口数据为《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中的城区人口数据。与此相对应，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分析所使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0年与2014年，以此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及其变动特征。
2模型检验与分析
22.1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的比较本文提出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在服从位序-规模分布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但考虑到现实中Zipf指数为1时的绝对理想模式不可能存在，这就需要对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进行实际检验。本文分别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对25个省区2000与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进行了回归拟合。方程的F统计值与变量的t统计值均通过了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发现，位序-规模法则的拟合精度普遍低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特别是对于判定系数R2值相对较低的内蒙古、江西、湖南、海南、云南等省区，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更好。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在利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研究时，主要侧重于探讨α值的变化。比如，对于虚拟的a与B两个城市体系而言，其α值均为1，但实际上B与a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对于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陕西、新疆等省区而言，有湖北、四川与云南3省的α值小于1，其中云南省在2014年更是只有0.787，以α值的大小来判断就会认为是这几个省区是属于人口分布较为均衡的规模结构类型；另外，海南省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人口在万人以下的三沙市以后，α值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意味着即使通过了统计检验，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测算出的β值反映的是城市累积规模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位序-规模法则以单个城市进行拟合所带来的误差。比如对于同样服从首位分布的湖北、四川、云南3省，由于湖北与四川2省城市总人口较多，首位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数目也远高于云南，因此其值要远高于云南；同样，对于同样服从双核分布的内蒙古、山东、福建与广东4省，因为福建与内蒙古2省的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均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其值同样也远低于山东与广东2省；另外，再以城市总人口与城市数目较为接近的河南与湖北两省为例，湖北省首位城市优势明显，其余高位次的城市人口规模却远低于河南，所以其值也要比河南小得多。这表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不但具有更高的拟合精度，同样还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全面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整体特征、准确识别不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
22.2基于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从表1中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相对于2000年而言，2014年各省区的β值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2000年与2014年β值排名前5的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辽宁与河南，这5个省区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小城市也比较发育，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排名靠后的5省分别为贵州、新疆、甘肃、宁夏与海南，这5个省区要么面积狭小、人口总规模不大，要么区域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人口密度很低，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地位相对突出，但其他中、小城市的规模很小，使得其β值明显低于其他省区；其余15个省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但受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口总量的影响，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和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突出，是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区域。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变化特征，运用arcGiS10.2软件绘制了上述各个省区2000~2014年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β值的变化情况（图2）。图2看出，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各省区的β值增幅大于300的有广东与江苏2个省区，在200~300之间的有四川、山东与浙江3个省区。除四川外，广东、江苏、山东与浙江4省城市数目众多，不同等级的城市结构合理、始终保持均衡发展的状态。而四川省的4城市指数由2000年的1.446降低到2014年的1.088，其他高位序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很快，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趋于均衡。宁夏、海南与黑龙江3个省区增幅最低，黑龙江更是只有3.129。其原因在于宁夏与海南面积狭小，人口规模有限，城市数目也很少，而黑龙江的城市化进程缓慢，其城市化水平在2000~2014年间仅增长6.47%。其余各省区中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增长较快，但众多的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却变化不大，与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始终保持较大的差距。辽宁与湖北2省比较特殊，湖北省首位城市规模在从2000年的323.95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634.65万人的同时，4城市指数却由1.263增加到1.887，城市体系发展中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致使其余城市发展滞缓。而辽宁省大中小城市虽较为完善，但受经济增长滞缓的影响，除沈阳与大连两市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以外，其余城市变化不大，在2000~2014年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12.81%。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3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现实。
3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因素探讨
前文研究已经初步证实了由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组成的区域地理条件会对区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演变产生较大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对β值与区域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为此本文选取了可能会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一些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土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表示各省区绝对规模的大小；人均GDp与城镇化率代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复种指数表示各省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路网密度用以衡量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财政支出用以反映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力。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异方差，以上指标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同时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201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与财政支出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调整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然后选择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剔除了t检验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变量（表2）。通过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采取逐步回归后，2000年有人口规模、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4个变量通过了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18；2014年有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2个变量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948。表明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区域地理因素对β值影响的作用机制。2000与2014年模型的常数项分别为-7.547与-8.453，远大于其它变量系数的影响，意味着城市体系有着固定的规模结构，其它影响变量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一定的调整和修正。人口规模、城镇化率系数在2000年分别为0.810与1.082，在2014分别为0.899与1.667，说明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加，各省区有能力建设更多的城市，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不同等级的城市间规模差距相对将会变小。但相对而言，城镇化率的影响更大且有着逐渐变强的趋势。人口密度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劣程度。2000年其系数为0.323，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中小城市更加完善[21]。而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城市首位度往往相对较高，有限的各种生产要素会向部分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过度集中，导致其β值相对较低。但在2014年时，人口密度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自然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会有所下降。基础设施条件的代表变量为路网密度，在2000年的时候，路网密度的系数为-0.392，说明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会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集聚。但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中，由城市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将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此时人口就会从城市体系中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向规模等级较低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在2014年的时候路网密度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用以衡量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位序累积规模模型，采用全国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在与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演化特征，并探讨了影响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对而言，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普适性更强，更能准确刻画不同类型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可以为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之间的对比与演变分析提供判断依据。2）β值的大小与区域内首位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数目以及人口分布的均匀程度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从使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计算出的β值来看，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3）整体上来看，β值的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这种变化和在2000~2014年间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不断转移的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东北三省β值的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2000~2014年间来该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低谷、人口不断外流的现实。4）采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得到的β值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随着人口规模特别是城镇化率的增加，β值会升高，也就是说城市间规模的相对差距将会变小，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将不再显著。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与各城市的规模大小具有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要求区域城市体系内部必须具备各种规模的城市，但区域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问题仍值得重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与辽宁等省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这些地区应当着重于城市体系内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避免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出现。中部地区各省（湖北省除外）大、中、小城市的分布比较均衡，但是人口规模200万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偏小。今后应增强重点城市功能，扩大城市规模，优先发展省级以上的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西部各省区（包括湖北省）城市规模结构不发达，首位城市的地位特别突出，缺少人口规模100～200万的二级中心城市。今后应重点发展那些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的中等城市，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辐射效应的次级中心，来全面带动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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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招商引资优势分析
一、原州区招商引资的紧迫性和招商引资优势的局限性
与东部地区相比，原州区在引资规模、引资结构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但长此以往，则会给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带来沉重的负担，给原州区乃至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障碍。东西部地区在引资规模和结构上的差距，如不通过一定的措施加以调整，势必拉大东西部发展差距，造成恶性循环，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极大障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原州区必须解决好招商引资问题。
原州区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有基础较好的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及相关产业。但是，这些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若不加以及时利用，也会成为劣势。因为，（1）优势具有动态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些优势是天然的，有些则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如技术进步。尤其是前一种优势，它会随着别国（或地区）该行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而逐渐消失，甚至演化为劣势。原州区不但要重视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优势的保持，还要及时加以转化，创造新的优势。（2）优势具有相对性。与东部相比，原州区在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如煤炭、盐矿方面具有优势，但受运输距离与方式的影响，对东部地区来说，进口能源与原材料可能更经济合理。因此，任何优势都不是绝对的，在开放经济中，情况更是如此。（3）优势具有综合性。经济优势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原州区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会被交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所弱化或低消，结果，很可能综合劣势大于综合优势。因此，在认识西部地区的优势时，不要单纯强调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优势，离开其他优势的配合，已有的优势会大打折扣。
二、原州区招商引资综合因素分析
1.原州区招商引资区位分析
（1）原州区的资源优势。这个比较利益对于不少外商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原州区的这种比较利益，由于长期缺乏资本、产品结构不合理，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低，开发技术差，开发成本高。因而，资源优势方面的潜在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程度很低，转换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颇高。这种情况使中、小外商望而却步，对于条件好的跨国公司又很难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2）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如果不同一定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则无法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弱化和流失。这种走势也不为以市场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作为投资衡量指标的中、小外商看好。外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比较利益，宁愿花高价聘请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也不愿因为节约工资开支，而使投资效益下降。外商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很可能作出即使多花点工钱，也要向东部投资的决定。
（3）原州区的市场优劣。从市场角度分析，人口是组成市场的最主要因素，而原州区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劣势。另外原州区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市场规模效益。因而，原州区在市场方面的劣势明显。
2.原州区规模经济分析
规模经济可使企业取得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效益。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代表着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外商在考察投资可行性时，规模经济的发育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对规模经济，可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即内在规模经济与外在规模经济。内在规模经济指厂商通过自身规模扩大，而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其特点是单个厂商密集使用资本和技术，实现集约经营。它反映着一个企业自身的素质及其在本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主要由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信息等综合因素所决定。至于有多少个厂商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最大有效规模及市场的容量。内在规模经济发展得愈充分，企业在产业内部的垄断地位愈巩固，在市场中的垄断优势就愈明显。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具有内在规模经济的企业能够首先获得规模效益。但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其他厂商会因单个厂商的得益而投资于该产品生产，导致竞争激烈，利益分散，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
原州区虽然也有一些企业，但是企业规模有限，既不存在个体上的优势，也不存在群体上的优势。因此，无论是个体优势还是行业优势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原州区既缺乏内在经济效益，也缺乏外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缺乏使企业在竞争中难以通过自身内部挖潜以及行业技术集中或扩散而更具实力，因而势必对外商的投资回报期、投资回报率及投资风险等带来不利影响，致使外商踌躇不前，给原州区的引资造成困难。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招商引资； 优势分析。
一、原州区招商引资的紧迫性和招商引资优势的局限性。
与东部地区相比，原州区在引资规模、引资结构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但长此以往，则会给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带来沉重的负担，给原州区乃至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障碍。东西部地区在引资规模和结构上的差距，如不通过一定的措施加以调整，势必拉大东西部发展差距，造成恶性循环，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极大障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原州区必须解决好招商引资问题。
原州区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有基础较好的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及相关产业。但是，这些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若不加以及时利用，也会成为劣势。因为，（1）优势具有动态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些优势是天然的，有些则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如技术进步。尤其是前一种优势，它会随着别国（或地区）该行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而逐渐消失，甚至演化为劣势。原州区不但要重视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优势的保持，还要及时加以转化，创造新的优势。（2）优势具有相对性。与东部相比，原州区在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如煤炭、盐矿方面具有优势，但受运输距离与方式的影响，对东部地区来说，进口能源与原材料可能更经济合理。因此，任何优势都不是绝对的，在开放经济中，情况更是如此。（3）优势具有综合性。
经济优势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原州区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会被交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所弱化或低消，结果，很可能综合劣势大于综合优势。因此，在认识西部地区的优势时，不要单纯强调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优势，离开其他优势的配合，已有的优势会大打折扣。
二、原州区招商引资综合因素分析。
1.原州区招商引资区位分析。
（1）原州区的资源优势。这个比较利益对于不少外商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原州区的这种比较利益，由于长期缺乏资本、产品结构不合理，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低，开发技术差，开发成本高。因而，资源优势方面的潜在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程度很低，转换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颇高。这种情况使中、小外商望而却步，对于条件好的跨国公司又很难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2）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如果不同一定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则无法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弱化和流失。这种走势也不为以市场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作为投资衡量指标的中、小外商看好。外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比较利益，宁愿花高价聘请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也不愿因为节约工资开支，而使投资效益下降。外商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很可能作出即使多花点工钱，也要向东部投资的决定。
（3）原州区的市场优劣。从市场角度分析，人口是组成市场的最主要因素，而原州区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劣势。另外原州区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市场规模效益。因而，原州区在市场方面的劣势明显。
2.原州区规模经济分析。
规模经济可使企业取得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效益。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代表着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外商在考察投资可行性时，规模经济的发育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对规模经济，可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即内在规模经济与外在规模经济。内在规模经济指厂商通过自身规模扩大，而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其特点是单个厂商密集使用资本和技术，实现集约经营。它反映着一个企业自身的素质及其在本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主要由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信息等综合因素所决定。至于有多少个厂商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最大有效规模及市场的容量。内在规模经济发展得愈充分，企业在产业内部的垄断地位愈巩固，在市场中的垄断优势就愈明显。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具有内在规模经济的企业能够首先获得规模效益。但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其他厂商会因单个厂商的得益而投资于该产品生产，导致竞争激烈，利益分散，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
原州区虽然也有一些企业，但是企业规模有限，既不存在个体上的优势，也不存在群体上的优势。因此，无论是个体优势还是行业优势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原州区既缺乏内在经济效益，也缺乏外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缺乏使企业在竞争中难以通过自身内部挖潜以及行业技术集中或扩散而更具实力，因而势必对外商的投资回报期、投资回报率及投资风险等带来不利影响，致使外商踌躇不前，给原州区的引资造成困难。
3.原州区投资环境分析。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7
1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选取标准
在中原经济区形成和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文字、图表、照片、声像等信息资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都纳入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范畴。有关文献提出了界定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几个原则：“一是能够完整诠释中原经济区概念，完整反映中原经济区的内涵和外延；二是能够完整反映中原经济区形成及成长过程；三是能够充分体现中原经济区全方位、全内涵、全载体、全过程，再现中原经济区的全貌。”但是，该文献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选取标准。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为顺利推进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信息化建设，笔者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寻找具体的指标以建立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选取标准，二是分清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重要程度。本文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重要程度分为3个等级（如表1所示），并从时间、地域、产业、级别、类别、载体6个方面讨论如何选取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
1.1时间标准。中原经济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规划到建设的过程。因此，从时间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对相关信息资料是否属于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及其重要性作出判断。我们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如表2所示：
1.1.1萌芽阶段。本阶段从1985年9月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成立至2009年12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提出将中原经济区区域扩展到河南全省战略提出之前。本阶段的主要成就是中原经济区概念的提出。
1.1.2规划阶段。本阶段从2009年12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卢展工提出将中原经济区区域扩展到河南全省战略提出到2012年11月《中原经济区地图》编制正式完成之前。本阶段的主要成就是中原经济区中心的转移和上升为河南省重大发展战略。
1.1.3建设阶段。本阶段从2012年11月《中原经济区地图》编制正式完成开始。本阶段的主要成就是中原经济区的正式成立和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
1.2地域标准。中原经济区有着明确的地域范围，因此，从地域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对相关信息资料是否属于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及其重要性作出判断。根据《中原经济区规划》所确立的空间布局，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可分为3类，如表3所示：
以上划分的依据是：
（1）中原经济区的主体是河南省。《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指出：“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
（2）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已明确界定。《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指出：“促进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9市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形成高效率、高品质的组合型城市地区和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核心区域，引领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1.3产业标准。根据《中原经济区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定位，按产业的重要性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分为以下3类，如表4所示：
这样划分的依据有两点：
第一，《中原经济区规划》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据此可以将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列为最重要的3个产业。
第二，《中原经济区规划》将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界定为“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据此，可以将交通、文化列为较为重要的两个产业。
1.4级别标准。中原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建设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安徽省、山东省人民政府等政府部门的组织与领导。按照档案来源的行政级别可分为3类，如表5所示：
1.5类别标准。中原经济区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按照类别，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分为3类，如表6所示：
1.6载体标准。档案资源的载体，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体之外，还包括计算机多媒体，如文本、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形式。我们认为，从载体类型来看，纸质媒体与电子媒体都很重要，如表7所示：
2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数据库设计
选取标准的建立为收集和整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提供了行动指南，但要实现档案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便于档案资源的存储与检索，则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数据库。数据库设计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本文主要讨论其中的关系模型（数据表）的设计问题。鉴于中原经济区各类档案资源的属性存在较大差异，如行政公文和新闻报道需要保存的属性就存在明显的区别，我们以类别标准作为主线，采取一种类型对应一个关系模型的办法，建立如下几个关系模型：
行政公文（档案编号，标题，发文字号，发文时间，发文机构，主题词，正文，签发人，地域编码，关键词）。
政府会议（档案编号，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性质，主持人，出席领导，会议发言，会议结果，地域编码，关键词）。
新闻会（档案编号，会名称，时间，地点，内容，地域编码，关键词）。
新闻报道（档案编号，标题，时间，正文，地域编码，关键词）。
学术会议（档案编号，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主办单位，会议内容，地域编码，关键词）。
图书（档案编号，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iSBn，装帧，开本，地域编码，关键词）。
地域（地域编码，地域名）。
其中，“地域”关系模型的主键“地域编码”对应其他关系模型的外键“地域编码”，具体的地域编码如表8所示：
以上各关系模型均不存在传递依赖和部分依赖，并且各个属性都是不可分割的原子数据项，因此，符合关系规范化的要求。
3结语
本文从时间、地域、产业、级别、类别、载体6个方面建立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选取标准，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数据库的关系模型。这些成果可以为中原经济区档案资源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选取标准的可操作性还有待检验，设计的关系模型还不够全面，这些方面都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8
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和韩国卢武铉总统共同宣布启动中韩自贸区民间研究。在民间研究的基础上，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于2006年11月启动，双方经过5次联合研究会议后，于2010年5月28日正式结束。对于双边自贸区建设是否符合双方各自的自贸区战略以及下一步中韩双边自贸区建设走势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中国对外自贸区建设进程及具体战略推测
2000年11月2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提出探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可能性的建议，并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响应。这是我国首次对外提出自贸区建设构想。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这是中国首次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提出来。同时，这也说明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是实践工作在前，战略提出在后。
但是，即便中国对外自贸区建设已经开展多年，但中国自贸区具体的细化战略仍没有明确提出，类如中国对外自贸区建设的总体规划是什么、应当如何选择谈判对象、哪些自贸区对象应当先谈、哪些自贸区对象后谈等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表述或公开。因此，我们只能从中国近年来对外自贸区建设实践中来加以判断总结。
(一)中国对外自贸区建设的进展
迄今，我国已达成或正处于谈判进展中的自贸区共14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按地域来看，亚洲地区主要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东盟、巴基斯坦、海合会以及新加坡;拉美地区主要有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大洋洲主要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欧洲主要是冰岛、挪威;非洲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在上述14个自贸区中，已经正式签署协议的自贸区有8个，分别是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新加坡、智利、秘鲁、新西兰自贸区，以及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且均已经开始实施。2010年2月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结束谈判，已于2010年5月前签署协定。尚处于商谈阶段的自贸区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冰岛、南部非洲关税自贸区。
此外，中国已经完成了与韩国和瑞士的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以及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而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联合研究。筹备会议也于2010年1月26日在首尔举行。
(二)中国对外自贸区战略
尽管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没有明确对外公布过自贸区建设的具体战略，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近10年来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自贸区伙伴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谈判启动的先后以及完成谈判的先后等等指标来加以总结和推测。表1罗列了中国已达成/正在商谈/联合研究的自贸区伙伴的经济、贸易规模数据。
从经济规模对比来看，中国大多数自贸区伙伴(包括正在商谈和研究)属于中小经济体，即便是其中经济总量较大的印度、澳大利亚或者是韩国，均不及中国经济总量的1/3。而从贸易规模对比来看，与中国贸易规模接近的是东盟，其他贸易规模较大的分别是新加坡、中国香港、海合会、澳大利亚、韩国以及瑞士。但考虑到东盟和海合会分别是10个和6个国家的集合，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对外贸易中又含有较大份额的转口贸易，因此，总体来看，中国上述自贸区伙伴的贸易规模基本同样属于中小规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在经济规模上分别是中国的3.28、3.14和1.13倍，而贸易规模与中国的比值则分别为132.45%、165.17%和60.32%。
从中国与上述自贸区伙伴(包括正在商谈和研究)的双边贸易来看，除东盟、中国香港和韩国外，其他自贸区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不大，多数不足1%。相比中国最大的3个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分别占据13.04%、16.63%和10.42%。相反，中国与上述自贸区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在自贸区伙伴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则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平均高达12.73%，说明白贸区安排对中国自贸区伙伴来讲更为重要。
综合分析下来，对于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具体战略，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初步的判断：
1.前期战略推测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政府目前不会主动寻求与自己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进行自贸区谈判。而是首先选择一些贸易规模相对较小经济体启动自贸区谈判，其目的主要是积累谈判经验，逐步适应和检验自贸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选择贸易规模相对较小的自贸区伙伴时，基本选择双边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较大或者说对外贸易对中国比较大的经济体。自贸区的模式基本属于中小贸易规模的经济体通过自贸区绑定经济贸易大国的模式。而且，从实践来看，多数自贸区想法是对方首先提出的。
作为亚洲的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自贸区构建主要目的以稳定周边为主，经济发展为辅，典型代表是与东盟自贸区的达成。而与同样作为亚洲大国的印度之间的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试探。与欧洲国家的自贸区谈判，所选择谈判的国家更多是具有象征意义。而与非洲和拉美国家自贸区谈判，目前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或者说政治驱动大于经济驱动。
2.今后趋向判断
尽管中国接下来的自贸区建设的具体规划仍未明确公布，但从我们推测出的中国总体自贸区战略来看，下一步的自贸区战略推进走势将有以下两点较为明确的轨迹可寻。
(1)自贸区涉及领域仍将以货物贸易领域为主。从已经达成的自贸区以及当前正在谈判进程的自贸区来看，货物贸易的关税削减和配额取消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于影响货物贸易的其他诸如tBt、SpS等非关税措施，由于难以量化其对贸易的影响，往往在谈判中较难达成共识。因此，这部分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一般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入手。
而对于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由于中国在人世过程中已经对服务贸易作了较大的开放承诺，且当前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尚未形成明确的准入共识。因此，服务贸易谈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自贸区建设中将处于次要地位。
(2)自贸区伙伴将逐步向发达经济体倾斜。在中国自贸区推进中，随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的加入以及中国对外自贸区谈判经验的积累，中国今后将会尽可能选择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地区作为构建自贸区的对象，如当前已经结束的中韩、中瑞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和已经开展的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联合研究。
二、韩国对外自贸区建设进程及总体战略
多年来，韩国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对韩国来说，经济对外开放和出口增长是必然的选择，因此，韩国政府工作重点是努力遵守wto规则并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但1992年欧盟的出现和1994年naFta实施后，全世界地区主义出现了蔓延。在韩国竞争国家积极地推进Fta的背景下，韩国作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75%以上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必须通过对外开放，确保稳定的资源和海外市场并积极地对应地区主义的扩大。
韩国对外的自贸区谈判工作自1990年代末开始。而且，与中国政府的最大差别是韩国政府于2003年明确提出了Fta路线图战略，其目标是使韩国在全球Fta网络中成为东亚Fta中心国家。
(一)韩国对外自贸区建设进展
迄今，韩国已达成或正处于谈判进展中的自贸区共14个，涉及57个国家和地区。按地域来看，亚洲地区主要有东盟、新加坡、印度以及海合会;拉美地区主要有美国、智利、加拿大、秘鲁、哥伦比亚以及墨西哥;大洋洲主要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欧洲主要是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在上述14个自贸区中，已经正式签署协议的自贸区有5个，分别是韩国与智利、东盟、新加坡、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且均已经开始实施。而且，2007年5月韩国与美国结束谈判，协定等待韩国国会的批准。2009年10月韩国与欧盟结束谈判，并于20t0年4月前签署协定。尚处与商谈阶段的自贸区分别是韩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海合会、秘鲁、墨西哥。目前，韩国与日本准备重新启动2004年中断的韩日Fta谈判。
此外，韩国正在开展与俄罗斯、土耳其、中日韩的自贸区联合研究，而和南方共同市场、以色列、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在考虑正式启动Fta谈判。
(二)韩国对外自贸区建设战略
在韩国政府明确提出Fta路线图的自贸区战略之前，首先选择对韩国经济冲击程度小的国家开展自贸区谈判，以期通过学习谈判经验，并试验自贸区对韩国经济的冲击程度。2004年韩国首次开始实施与智利的自贸区。
2003年Fta路线图提出后，韩国政府明确了其自贸区建设推进的方向和目标。Fta路线图实质是一个多轨道(multi-track)推进的路线图，0根据该路线图韩国对外自贸区建设分为3个层次依次递进：第一层次是和美国、日本、欧盟等大型经济体达成Fta，实现经济结构的先进化;第二层次是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未来可能的巨人经济体)，以确保稳定和巨大的市场;、第三个层次是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墨西哥等主要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国家。通过上述3个层次的递进，韩国自贸区内贸易比重扩大到韩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以上，同时保证经济结构的先进化，强化产业竞争力，并确保稳定的石油等能源。Fta路线图战略将使韩国最终成为先进通商国家。
此外，尽管经济动因在韩国对外自贸区推进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但其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个表现在韩国选择自贸区伙伴的谈判先后顺序上。由于韩国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对美国的依存严重，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美国有倾向的政治外交政策。出于安保及维持与美国传统关系的角度，首先选择了与美国达成Fta、而把与自己相邻且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放在了较为靠后的位置。
三、基于双方各自战略对中韩双边自贸区的展望
中国和韩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增加。中韩双边货物额从1990年的28亿美元迅速增至2009年的1558亿美元。2009年，与韩国的货物贸易已经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量的7.1%，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方，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同年，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已经占韩国对外贸易总量的20.53%，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韩国第一大出口方，第一大进口来源。
(一)双方自贸区战略的交汇点
在此背景下，从双方自贸区接下来的可能进程来看，在中国当前的自贸区战略下，中国将逐步试探着与经济发达且贸易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开展自贸区建设。对中国来说，韩国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由于历史问题，中日双方政府与国民的政治互信尚未解决，中日自贸区构建的政治障碍很大。而与韩国构建自贸区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韩国将是中国下一步自贸区建设的重点。
根据韩国的Fta路线图，韩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其第一层次的战略。东亚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将是韩国下一步实现其第一、二层次战略的重要选择。而同样出于历史原因，韩国与日本在自贸区构建过程中遭遇了停滞。而中国作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将是韩国下一步自贸区的优先选择。因此，两国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的启动是两国推行自贸区战略的必然交汇点。
(二)双边自贸区建设前景展望
在当前情形下，双边自贸区建设在国际政治层面已不存在障碍，而国内行业在自贸区中的获益与受损将成为决定双方自贸区谈判顺利进行并正式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从双方学术界对双边自贸区效应分析的研究结果来看，基本结论都是相似的。即中韩双方自贸区的达成对双方经济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但利益在行业间分配不均匀。
除国内部门利益分配不均这一主要问题外，韩国领导人的更迭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也共同导致了此前中韩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时间的延长。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中韩双方各自总体的自贸区推进战略，因此，中韩自贸区仍是双方的重要选择，这是今后两国对外推进自贸区趋势。但需要注意以下3点。
1.韩国对农业超敏感性带来的障碍
由于韩国农业长期以来实行高度市场保护政策，国内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对韩国来说，农业部门。的开放是非常敏感的问题。韩国政府在韩美Fta谈判的时候曾经历过韩国农民团体和市民团体0大规模示威，极大地增加了韩美自贸区的谈判成本。考虑到中韩地理位置的接近以及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具有较大优势这一因素，可以预见的是如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韩国政府面临的韩国国内农民的压力不会低于韩美自贸区。
当然，对于中国，部分工业部门也会因为中韩自贸区受到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化工和汽车行业。但从总体来看仍是双方政府如何处理利益在国内各行业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双边自贸区构建符合中韩双方各自自贸区战略以及双边经贸关系重要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完全可以在自贸区谈判中通过特殊安排来处理，比如利用一定比例的产品例外，或者是通过设立合理的降税过渡期来进行。
2.自贸区涵盖范围的确定及互换
韩国追求在自贸区安排中高度自由化，要求大部分的产品包括服务、投资等90%以上的自由化。韩国认为，韩国通过中韩自贸区在制造业部门只能享受有限的优惠。因此，韩国希望将服务、投资等非产品部门的开放扩大并对韩国企业保护强化改善韩资企业的投资和营业条件。
但目前中国对外自贸区谈判主要涉及的仍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因此，如何在韩国敏感的农业部门例外和中国部分制造业、服务或涉及投资的某些敏感部门之间找到一个相互妥协的平衡点，将最终影响中韩自贸区谈判的进程。
3.场外的美国因素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9
摘要：笔者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分别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最后，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et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ic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etal.，1999)、鲍德温等(Bald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et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外汇储备适度规模适度性测算方法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现状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增长。从外汇储备数额增长来看，1981年底首次达到27亿美元；1990年底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0.9亿美元；1996年底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底跨过2000亿美元的门槛；2004年底达到6099亿美元。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到853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6年10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就已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0096.26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473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19460.3亿美元。图1为我国外汇储备数量的统计，体现了近20多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情况。
“外汇储备是一国财富的积累和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说，“超过1万亿美元巨额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我国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目前，我国已经确定了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宏观政策取向。今后要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国际储备的内涵
国际储备是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备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国际间可接受的一切资产。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员国的国际储备包括货币性黄金、特别提款权（SDRS）、在imF的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黄金已远远不能为国际流动资金提供充足的供给。在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下，黄金的国际储备功能一直在退化，实际上已成为潜在的国际储备。SDRS的用途具有严格限定，只能在imF及各国政府之间使用，在各国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时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一国在imF的净储备占其国际储备的比重相当小，且较稳定。而外汇储备是各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对外流动的资产。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外汇储备发生了大规模的扩张，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在80%以上，1990年达到了88%，现在已超过90%。因此，现行国际储蓄体制的不合理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的增长往往只能依靠外汇储备的增长。因此，维持一个适度的国际储备水平，目前主要是从外汇储备入手。
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提出和界定
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是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保持汇率稳定、维护一国的国际信誉和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一国的外汇储备持有量有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不仅有利于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还能增强国外投资者对本币的信心，有利于吸引外资，同时还是本国对外投资的物质保障。但是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又会增加国内货币供给量，在一定程度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外汇储备过多会使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过大，造成资金资源浪费，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界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外汇储备总量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水平应该是与一国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水平。由于影响一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因素既多又复杂，且时刻变化，因此一般认为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动态区域概念。区域下限是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支付和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水平为准，区域上限是在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国际贸易和各种国际金融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量。下限水平是为了确保一国经济正常发展和对外交往，是制约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临界点。适度外汇储备规模位于这一区域内，并随着影响储备需求量的基本因素的变动而变动。
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研究理论
（一）储备/进口比例法
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R·特里芬（R.triffin）教授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中提出的。他认为：若排除一些短期或随机因素的影响，一国外汇储备与它的贸易进口额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以40%为标准，以20%为下限。然而，特里芬分析的国际经济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情况。在特里芬时代，进出口贸易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活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较小，考察国际间经济活动的主要变量大多数都是进出口贸易等实物指标，因此，人们主要是从贸易支付的角度来考虑外汇储备规模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贸易额的增长，资本往来已成为国际间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贸易收支。在这种情形下，以进出口贸易等实物指标来考察外汇储备规模的特里芬理论在当前已失去其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二）机会成本说
该学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J·阿格沃尔（J.anaraual）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是国内投资的收益率，一国持有的储备超过国家的需要，就意味着一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牺牲。因此，一国的储备需求由其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决定，适度储备需求应是其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达到均衡时的储备要求。此外该模型也未考虑外汇储备在维持外汇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信心上所起的作用。虽然这一方法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但较之特里芬比例已有较大的改观。
（三）货币供应量决定论
这是货币主义学派布朗（w.m.Brown）和约翰逊（HerryJohnson）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在特里芬比率基础上分别提出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差额比率和国际储备与国内货币供给比率等，该理论是从货币供应角度来分析外汇储备规模适度问题的。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国内货币供应量超过国内需求时，多余的货币就会流向国外，从而引起现金余额的减少。所以，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减来决定。
（四）外债规模与储备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理论观点。此观点认为外债规模与储备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正比例关系，即一国应把外汇储备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很显然，这一方法与特里芬方法有着类似的局限性。
适度性测算方法述评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充足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过量的。时建人、王国林运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3个客观指标（外汇储备与进口额的比例、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外债余额的比重、外汇储备占本国当年GDp的比重）来计算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储备水准。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难以根据某种模式给出一个精确的定量结论，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国情，更在于未来几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着变数。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的水平。例如刘斌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对影响我国经济主体外汇需求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比较，提出了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界限值，认为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并且在短期内也很难提高到较高的水平。显然，作者的结论较为偏颇。因为各国，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现实国情，甚至文化信仰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加区别地进行横向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许多学者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而应是一个区域范围，这个区域范围有其上限与下限。具体来说，邱波等人认为其下限应以满足该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所需为准，实际测算中，由进口、外债还本付息、外商直接投资利润返还，以及风险防范基金等来决定外汇需求函数。区域上限是在该国经济发展最快时可能出现的国际贸易和各种国际金融支付所需要的外汇储备量。但在这一研究中，各比率的设定采用的是国际经验值，是固定不变的，不能反映出外汇储备规模的动态变化。
另外，管于华以外汇储备的需求为理论依据，以直接影响因素为核心，加入一些可以量化的间接影响因素，特别将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建立了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作者发现，根据现行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是我国近年的外汇储备大大超出适度规模标准的上限，而根据调整后的国家外汇储备数据得到的结论却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远在适度规模标准的下限以下，这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偏多而是偏少，对于该文得出的结论有待检验，此外，作者对1994年以后外汇储备的调整方法还值得商榷。许承明在Frenkel外汇储备需求模型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通过历史数据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与各种影响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在此基础上设定我国外汇储备需求模型，然后将储备需求模型代入动态调整模型，并通过回归方法确定最后的外汇储备需求方程，得到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大多数年份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这一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在外汇储备的实际持有量与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为今后外汇储备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有意义的思路。鉴于以上分析，刘莉亚等人在明确界定“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概念的基础上，在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的启发下，运用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与经济计量学中的协整方法，建立起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模型，并依此来判断我国目前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是否充足或是否超量。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规模与宏观经济基本要素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然而也必须看到外汇储备的实际规模与适度规模之间始终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进而按照时间段来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在开放式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联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增大，判断一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否适度，关键是看这个国家经济是否实现了内部和外部均衡。其中，内部均衡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情况，尤其是经常项目的收支情况。当一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国际收支也达到了基本均衡，并且汇率稳定，就可以说其经济处在内部和外部均衡的状态，此时的外汇储备规模就是适度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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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承明.对我国外汇储备需求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
6.刘莉亚，任若恩.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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