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1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一些重化工产业工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一些具有资源、人力条件的城市中都建立起来一个个的化工园区。在化工园区规划过程中，采用循环经济理论，不仅能够提高园区规划的合理性，还能为化工园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循环经济概述
1.1循环经济概念
所谓的循环经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达国家实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采用一种新型的经济思维方式，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经济效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加上循环经济环境下要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协调与统一发展，强调经济活动的生态性与经济性并重，是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潮流趋势，同样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本质上来说，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传统经济主要表现为单向流动，即资源—产品—排放污染这一线形经济模式，具有高排放、高开采、低利用效率等特点;循环经济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高效利用，具有能量梯次使用以及闭路循环等特点，能够实现高利用率、高循环率等，不仅能够节约资源，还能够降低污染排放，保持物质与环境之间的循环利用。
1.2循环经济的主要实践模式
现阶段，循环经济实践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模式：
1.2.1内部循环经济模式，即清洁模式。这种实践模式是微观层面上的一种基本方式，是小循环，主要以推行清洁生产模式，从生产源头上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废物排放无公害、合理化等，是现阶段企业资源消耗与产品形成阶段主要的经济方式;
1.2.2企业间循环经济，即生态园区。这种循环经济模式上升到区域层面中，主要通过促进工业生态群落为主要的实现途径，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建立等等，将不同的工业工厂有机的联结起来，形成资源、产品等共享的生产组合模式。如一家企业的排放废料、废水等称为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原材料等，实现对废物的有效利用。
1.2.3区域间循环经济，即社会循环模式。这个经济模式又上升到了社会层面，主要是区域终端产品或废弃物等的循环。这种实践模型中主要提倡使用可再生资源，节省自然资源，实现废物的回收利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其协调性、规划的合理性，尽可能避免出现重复建设。从整个社会循环中，应该加大对废物的回收利用，逐渐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
2化工园区规划与发展中循环经济的作用
2.1化工园区规划中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
传统意义上化工产业属于高污染行业，在全国行业内化工产业废气、废渣、废液排放量居高不下。这主要与化工产业生产过程复杂程度有直接关系，传统的化工产业生产过程消耗的原材料较多，需要的能源量较大，因此在生产过程会有各式各样副产品、副反应产生，因此产生的废弃料也相对较多。
为了保证化工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其规划中应用循环经济理念，延伸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量，建立与完善生态园区，实现化工园区的循环性、生态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
2.2化工园区规划入驻企业需要满足循环经济模式要求
生态型化工园区的建立，应该远离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群体，园区环境表现的质量与企业环境表现有直接的关系。在园区建立过程中，应该摒弃“既然建立了防污基础设施，就能无节制的进行排污”的理念，化工园区中基础设施任然需要将企业层此清洁生产作为主要元素。对于入驻化工生态园区中的企业，必须满足循环经济理论下的各项要求，每一个企业必须对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等进行有效的处理。每一个入驻园区的企业，不能给园区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且需要紧密合作，为园区的环境以及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在园区规划过程中，对入驻企业建设项目需要进行审查，要求所有企业的建设项目满足清洁生产的相关指标，并在企业内部建立小循环经济体系。
2.3加强产业链的延伸
化工产业的产业链具有交错明显、延伸等特点，产业链之间具有明显的共生关系。化工产业产业链可以延伸出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并实现资源的整合。
在园区规划过程中，可以将园区主打产业链作为基本的主线，坚持合理、健康发展的原则，促进产业集聚的效果，从而使静脉产物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该以技术改造、结构调整为主要的手段，对产业布局、结构等进行合理化的调整，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化工产业升级。在园区规划的建设项目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并最大限度地依据市场和园区资源状况规划设计延长产品链，同时充分考量利用主导产品项目产生的废弃资源设计产品链，如在安徽无为煤基多联产精细化工中利用甲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设计生产食品级二氧化碳产品。
2.4加强对化工园区公用工程、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节能减排最大化
化工产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重化工产业。为满足化工产品的生产，往往需要蒸汽、电、水的供应，并伴随着“三废”的治理。为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必须以借鉴先进的“一体化”的理念对园区的公用工程、基础设施进行配置。首先进行公用工程一体化，对园区能源、水源供应进行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形成一体化的公用工程岛;二是物流传输一体化，通过输送管网、仓库、码头、铁路和道路等，形成园区内一体化的物流运输系统;三是环境保护一体化，园区内设立环保中心，统一处理废水、废气、废渣;四是园区管理服务一体化，为入驻园区的业主提供一门式办公、一站式服务。
任何一个化工工业园区都不是孤立的，在某一领域上必然与别的工业园区有着必然的联系，另外任何一个工业化工园区不可能实现园区内绝对的物质、能量循环。这就需要在化工园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对园区内的资源、信息流、物质等进行充分考虑，做好企业生产废物的回收利用，实现园区内的大循环经济。
3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循环经济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增长、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生态合理化的有效手段。对于化工产业来说，建立有效的化工园区，实现产业集聚，在化工园区规划过程中，采用循环经济理念，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实现园区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化工产业发展的同时，提高产业发展的生态性、经济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入，相信循环经济理论会在我国各个领域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2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促进了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促进资本、人力资源、技术、产品在各国间的流动速度加快。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融入国际经济的浪潮中。随着“入世”步伐日益临近，必将使我国的企业直接面对国外竞争对手的威胁。从短期来看，“入世”面临关税降低，因而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下的产业将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国外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优势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必将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使国内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的挑战？如何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交汇必然会带来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给传统工业带来较大的冲击，也必然带来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传统产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新兴产业如何发展？传统产业如何适应知识经济？如何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20世纪末我国已经摆脱了短缺经济，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木合理性却日益明显，一般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换代缓慢，大多数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企业发展严重受挫。为面对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入世”后的各种挑战，使国有企业尽快摆脱困境，我国正进行“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将面临一系列的重组和变革，规模化、专业协作化将是企业发展的方向。面对国际和国内未来的发展趋势，企业如何创造竞争优势？如何提高竞争能力？——这将是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抉择。
二、国有企业战略选择与规模经济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在著名论著《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中就企业竞争优势、竞争战略等相关问题作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将一个企业与其环境建立关系，其关键在于企业对外部的应变能力。战略选择的意图是针对行业的各种竞争力的影响，在一个行业里寻求长期的、有利的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取得竞争优势的基本竞争战略可以概括为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别化战略。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竞争战略很少有单一的成本领先或差别化形式。企业竞争战略通常采取以成本领先为主，兼以差别化战略；或者以差别化为主，兼以成本领先。当然企业的竞争战略不同，取得竞争优势的途径也不相同。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国有企业采取的战略对策是：一方面，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企业的战略重组和资本经营的方式，实现其规模的扩张，达到行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本文主要讨论战略重组和资本经营过程中的规模扩张问题。
（一）产业结构与规模经济
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据统计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0％），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面对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不少工业产品总产量名列世界前茅，这说明我国产业具有相当的生产总规模。但由于产业集中度低，产业组织过于分散，企业规模偏小，尤其是缺乏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超大型企业，这一点从我国最大企业与世界最大企业相比就可以得到证明。造成产业集中度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投资体制和分配体制，使国有企业创造利润的绝大多数被国家抽走，而国家对企业资金注入极少，银行融资有限，又缺乏直接融资渠道，企业规模偏小；我国的产业结构中，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也造成企业规模偏小。企业规模偏小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规模不经济。
2．产业的供给规模超过市场的需求规模，导致市场的过度竞争，这是我国经济的又一个突出问题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产业的供给规模超过市场的需求规模；同时由于政府的作用，使得产业进入障碍比较低，而退出障碍比较高，造成产业供给规模膨胀。我国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规则，致使规模偏小、布局分散的众多小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展开无序的竞争，经常使用不公平和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来谋取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全行业利润水平下降，缺乏与国外竞争对手的竞争，也影响整个产业的稳定发展。
3.我国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创新意识不强，技术创新投入不够，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由于追求产业规模，大量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必然缺乏技术创新的意识，很多企业只是单纯地以模仿创新为主，不愿花大精力进行自主创新。正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够，企业产品升级换代缓慢，企业发展缺乏后劲，很难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处于劣势地位。在产业规模膨胀，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也导致了很多企业经营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一批企业破产倒闭。
（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与规模经济
由于我国产业布局的不合理而带来的产业规模的不经济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如果想仍在原有的格局下搞好国有经济，是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取得较好的成效的，因此改变国有企业现有状况，必须对整个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一方面可以达到调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实现资产重组，调整集团内部产品结构，进而促进功能优化，从而实现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目标。因此，我们把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总体战略选择，而把实现规模经济作为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主要任务之一。
从微观层面，规模经济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产业供给规模偏大，而企业在资本投入、技术投入、人力投入、市场容量等各种资源有限，企业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实力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而体现的规模经济的意义就在于：l）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具有增强企业对市场的支配能力。2）规模经济有利于有效利用、组合社会各种资源，发挥各自资源的使用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国有企业战略改组的目的所在。
从中观层面，产业中有规模经济企业的存在，能够增强企业整合币场的能力，减少产业内过度竞争，减少由于资源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浪费。而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供给规模是否与市场规模相适应，市场规模大而产业供给规模小，或者市场规模小而产业供给规模大，都不利于行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存在规模经济的企业，容易对产量、价格等达成协议，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易于形成成本优势，有利于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特别是境外竞争对手的介入。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主要产业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度竞争状况，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行业的资源配置。
从宏观层面，企业规模经济有利于增强企业。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国际竞争也是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竞争，表现为不同国家同类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要想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不仅要走向国际市场，而且要在国际经济舞台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加入wto后，要迎接“竞争国际化”挑战，更需要树立有强大实力和竞争能力的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三）资本运营与规模经济
资本经营是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国有企业竞争战略选择的有效形式。资本经营有多种含义，这里所指的资本经营是企业本身或者其部分资产作为一种“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买卖的活动，包括投资银行的策划、融资，企业的兼并、收购，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动等一系列的活动。资本经营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决定的，由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要求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从而达成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态优化。资本经营作为竞争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其意义在于：
1．从微观层面，通过资本经营是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迅速扩张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发展过程的问题之一就是规模过小，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优势企业进行规模扩张。企业扩张离不开资本，如果完全依靠企业自身的积累进行规模扩张，一来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分配体制以及近年来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企业自身的积累极为有限，要想通过这种办法进行扩张是非常困难的。二来是全世界大集团都不是通过自身积累来进行扩张的。目前国有企业负债普遍偏高，通过银行的借贷资金来进行规模扩张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推动大中型企业的资本经营，通过重组别的企业来扩大规模，实现低成本的扩张。
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重新构建企业的产权结构或所有权结构，盘活企业存量资本，以弥补增量资本的不足。实际上就是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筹集扩张所需的资金，以重组存量而推进增量的扩张。比如可以通过出售企业现有的部分产权，所集资金可以进行新建规模的扩充或者收购其它企业，也可以利用企业现有资本优势、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市场优势对其它企业实施购买、兼并等资本经营活动。
通过资本经营，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产品的升级，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投资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业内各企业的优势比较分散，如有的企业有品牌优势，也有市场优势，但没有形成规模，也缺乏技术的发展后劲，这种品牌的优势也只能维持暂时的品牌优势，最后也很难发展。有的企业有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但苦于规模太小，要扩张缺乏资金、缺乏技术，而且时间也比较紧，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品牌的影响。也有的企业有规模优势，也有先进的技术优势，但没有品牌和市场优势，其结果也很难使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得以发挥。通过资本经营，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通过资产重组，在保证品牌和市场的优势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实现了在产品结构重组和优化基础上的规模扩张。因为有优势品牌，在行业中形成了差别化；因为有一定的规模，必然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两种优势双管齐下，必然会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2.从中观（产业）层面，通过资本经营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效应从我国的产业结构看，因为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企业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0．5％，而且大企业的规模也偏小。由于我国知名企业集团规模太小、产品单一，一旦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便无法同世界大企业相抗衡。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依靠推进资本经营，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把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组织结构，转变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组织结构。
通过资本经营优化产业结构，改变过去企业产品结构单一，促进龙头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组合；扩大龙头企业的规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扩大市场的影响力；促进不同优势企业（尤其是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企业）之间的互补，使重组后的企业既有市场，又有领先技术和发展后劲，提高规模效应，以增强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经济实力，逐步培养企业的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带动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总之，通过资本经营的形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使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结构有充分的实力和灵活可变的应变能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面对“入世”后的激烈竞争）。
3．从宏观层面，通过资本经营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地区之间的投资合理化同时还可以促进产权结构的合理化，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使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进一步深化。
通过资本经营，使一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有利于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通过资本经营，促进存量资本在木同企业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不同行业间、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使龙头企业的增量资本得以扩充，也促使企业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资本经营的形式，通过流动不断达到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三、资本经营与实现规模经济的几点思考
（一）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
1．规模经济分析的前提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定量分析主要是针对某特定商品，以单一工厂制企业为前提进行研究的。而现实经济中，通过资本经营重组的企业包括同类（产品同类）、相关（产品之间是相关的）以及不相关（产品之间不相关）多个工厂组合的一体化企业，或多个企业组合的企业集团。因此，在一个现实的企业战略下来研究规模经济定量分析，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问题的另一个前提就是所有要素按相同比例增长，所体现的要素增加的倍数与产出增加的倍数的比例关系。当产出增加的倍数大于要素增加的倍数，生产效率是增加的。也就是各种要素的投入要遵从生产经营的活动规律，即遵从比例性和协调性。而在资本经营过程中，很难做到绝对意义上的比例性和协调性。
2．规模经济分析的评价标准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标准：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带来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表示为产量增加的倍数与要素投入增加的倍数的比值，即改变前后产量的比值（q’／q，其中q’为规模扩大后的产量力为规模扩大前的产量）。实际上，生产效率也是较难确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中产品大多相似或不相似，产品产量不具有可比性，自然也不能简单相加，这使从数量上来确定规模经济标准变得比较困难，而使从技术经济和经验估计规模经济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
3．规模经济分析的评价指标规模经济不仅是企业资本经营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行业结构优化和行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在规模经济的效果时，应从企业的微观标准、行业的中观标准和宏观的社会经济标准进行评价，其中主要是企业的评价标准和行业评价标准。从企业方面，其评价标准应包括：资产报酬率、资本成本、生产成本、市场占有率等指标；从行业方面，其评价标准应包括：行业集中度（行业中大中型企业的数量、资产总额、在世界同行业的排名）、新产品和技术创新在同行业的领先程度、大中型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等。
这些指标中，有些指标是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指标是很难量化的，这就需要在合理的指标体系下，运用技术经济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比如要素变化过程中实际上由于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使各种要素的构成关系发生变化（即要素的比例性和协调性发生变化），也可能因外部环境使各种现实因素发生变化，如要素价格、税收等因素。因此在采用规模的比较分析时，应该剔除相关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二）规模经济实现中的几种关系
资本经营对我国企业的竞争战略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我国企业在以资本经营的形式实现规模经济，最终实现企业竞争优势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实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构成关系我国经济已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集约经营实际上就是以效率为中心的经营思想，而这正是规模经济实现的前提。资本经营中，对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应体现集约经营的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技术一定情况下的最大产出量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且取决于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这里的资本是指实物资本（或称资本品或投资品，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或货币形态）。在现实中，通常所说的资本是由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因为人是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尤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的因素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因此，企业的战略重组不仅是实物资产的重组，也是人力资源的重组，而且还应该是实物资产与人力资源的重组。这样才能保证规模扩张中资产与资产、人员与人员、资产与人员的比例性、协调性，如在企业购并中，往往重视土地、厂房、机器、专利等实物资本，而忽视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结构关系，如优化人员结构的投入，人员在职培训的投入，劳动人事改革成本和机会投入等。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比例失调，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企业文化和精神，最终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人力资本决定实物资本是否发挥其应有作用，影响企业的未来收益，自然影响到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2．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构成关系资本经营是对企业资产的重组，其中应该包括有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以及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重组。有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发挥作用且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发挥作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无形资产中的商誉包含着企业家及企业员工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凝结、企业品牌和形象在过去和现在给企业带来的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的价值，或未来可能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潜力或未来会给企业带来高于正常情况下的投资报酬。有效的资本经营，应该能够体现市场机制对企业乃至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其无形资产在资本经营中起的作用是有利于有形资产发挥更大的效率，形成规模效应，并使重组后的生产效率大于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总和。
然而在实际的企业购并中，企业比较重视被购买方或被兼并方的有形资产，而对无形资产以及与有形资产有效组合不够重视，特别是重组后企业整体的无形资产重组、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重组重视不够，比如对于重组的企业，如何重塑企业形象。如何重组企业品牌，以真正发挥规模优势，体现规模经济；如何融合重组各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使重组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运行机制尽快融合，能够体现较高的生产效率的管理效率，以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这些方面都缺乏分析和研究，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也影响了资本经营的效果，影响规模经济的实现。
3.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角色与功能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资本经营（如企业购并）过程中，两者的关系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企业重组主体是企业还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政府，在企业资本经营行为，因此，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战略重组应该使企业为主体。但在我国现实经济体制下，政府在企业经济行为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理应对国有资产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应该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如果行使政府管理者的权利，则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利益负责，政府的作用在于：政府推动企业重组是为了解决因旧经济体制产生的“条块分割”，可以促进跨地区、跨行业的重组；加快配套改革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协调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政府应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指导企业的行为，避免企业行为的盲目性。然而在现行企业制度下，政府的职能未能完全转变，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仍然存在，作为各级政府代言人的管理者的知识能力和主观意识、个人偏向对资本经营的效果起着更大的作用，在对管理者激励和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也必然会对企业重组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保证企业重组的成功，应该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和作用，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拉郎配，也不能撒手不管，保证政府在资本经营中指导和协调作用，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实现战略重组的目标——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3
1.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
1.1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隐性知识知识是创新的主导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的非自愿外溢，却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马歇尔认为：知识溢出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企业有了新思想，若能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这不但会驱动本企业而且会带动行业、区域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的上升。之后，庇古对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清楚的阐述。阿罗(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阿罗的基础上，罗默(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2]。而卢卡斯(1988)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罗默将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这样便产生了规模经济[4]。
1.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用来衡量和描述企业的规模，说明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是否合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一般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函数表明，当投入均衡增加时，随着产出的增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严格的规模经济定义：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产出水平上所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范围内，在任意产出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最早研究规模经济的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区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他还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因何而存在。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业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也认为规模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一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企业集中的规模经济。最后一层次的规模经济正是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2.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因此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减的外生增长边界，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从总体上来看，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以技术、信息、经验等为特征的知识资产具有着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双重特性。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属性，一是使得某种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在一个企业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的使用；二是它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受到损耗，恰恰相反，在使用中它会得以改进和深化。这与自然资源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弗里曼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此，知识是一种具有外溢扩散的自然趋向以及兼容共享的生产性潜能的资本要素。具体而言，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主要源于知识的maR外部性。Glaeser等将集群这种外部性归为三类（1992）,其中一类为marshall-arrow-Romer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它是指集群产业所存在的较高产业专业化促进了集群在某个技术领域中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集群中主导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其创新主要来源于该行业,而其他行业发展则较为薄弱,这些行业对集群产业的创新作用影响较小。它关注的是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知识溢出。马歇尔(marshall，189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了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把这种思想理论化。罗默(Romer，1986)用这种外部性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断。maR外部性理论强调区域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就是基于maR外部性的创新性。知识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溢出，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生产，企业增加了创新经济租，同时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
3.规模经济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中的技术学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的技术学习，更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和强度；同时，规模经济中的企业集聚带来的集群技术又加速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规模经济中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知识溢出可以导致正的公共外部效应，使企业个体可以在投入很少资源的情况下获取必要的产业技术信息知识溢出还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缄默性知识，提高企业个体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的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机制的存在，使成员企业不但更容易消化、吸收自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而且也更容易使外部知识和自身知识的结合，实现外部知识的内化，提高规模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使得知识得以更有效率的传播，这不仅是由于它拥有的更先进更准确的信息源，也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更快捷通畅的传播渠道。规模经济内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提高了企业和集聚的知识积累水平和创新水平，增强了竞争优势。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4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模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其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另一种是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它物质生产要素（如钢铁、水泥及煤等）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
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识投入和技术进步，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知识与技术的累积及使用愈多，愈能价值增值，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不增加而降，称之为报酬递增定律。
（二）经济持续增长之谜。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特区为试点，由供给制产品经济逐步过渡到交换制市场经济，并且不断引进外资及技术，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过去十年，我国总共吸纳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出口产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3%。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2/5的鞋类，一半以上的玩具及近1/5的成衣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农业的过剩生产力不断投入工业和城市，提高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此外，外资的不断涌入，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这种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及要素价格。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亦是东亚工资水平最低的地区。就以纺织业为例，泰国的一般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完全失去对等的竞争力。中国因而取代东亚国家，成为美国及其它先进国家的生产基地及出口平台。
（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5%，到1999年却下降为6%左右。从2000年到2004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单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虽然潜力巨大，但要再次形成两位数增长速度却很困难。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及40%的水泥，但所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却占GDp的15%。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高物耗、高能耗及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物耗、低能耗及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四）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及其特征。1959年，诺贝尔奖得主舒尔玆指出：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生产增长中的主要生产因素。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其成员国的经济结构，50%以上的GDp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调整就业结构，是使生产效率和就业长期获益的推动力。
何谓知识？知识就是结构化的经验、信息、见解能力和价值的混合体。知识以人为载体，因此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是知识发展的主要关键因素。技术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而创新就是不同领域知识的结合与发展。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可以转化为商品，例如软件、电脑晶片及自动化机器等。因此，高新技术的产品，80%以上都是由知识之投入所形成的，所有专利、版权及设计等知识产权，亦是由知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累积的知识愈多，愈能增加价值。
知识的投入与产出比率，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已经是所有先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特征如下：1、它是用少量的实物资源，结合所需的知识与技术进行经济活动。2、经济体系内的知识，可以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重复地使用，因而可以减轻由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3、它是一种“无重量”的经济形态，由微电子、信息技术与知识的结合，使GDp增长时，单位所消耗的能源、劳动力及物料等都大大下降。4、就业人口的劳动形态从体力工作，转为脑力工作。5、经济活动从主要依靠实物资源转为主要依靠知识资源。6、经济投资从主要以实物投资，转向主要以无形投资。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概括地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以下方面突破了旧体制及相应的发展模式：一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包产到户的土地使用经营权的变革冲破了农村近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和政治经济合一的体制，产权的重新界定、经营自的改革带来的劳动的全新分工和交换以及由此释放的体制绩效为产出结构的调整、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收入和产业基础。二是脱胎于原有的社队企业以及从新富裕农民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城市的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逢勃发展形成了市场主体“双轨”发展的格局。三是商业领域的改革使指令供给制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法化和扩大化进而奠定了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四是沿海经济特区及一系列经济开放区和内地计划单列市的设置，使该地区生产要素的配置半径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高智力的人才、海外的企业家技能、产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和重新配置，使该地区获得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从而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形成双轨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五是行政放权、财政包干、利润留成等一系列体制环境的改革以及扩大自的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推进了经济的市场化，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即向个人倾斜）。形成了体制外的“增量”和体制内的“存量”同时并进的局面。
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疲态和效益减弱的趋势：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本产出率升高意味着的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在下降，这势必制约未来的增长速度。二是高投资率有可能下浮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限制，高储蓄率很难长期存续；已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受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作为一个中间过程最终依赖于消费，而内需不足靠出口拉动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等等；三是模式内生的问题制约经济增长，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境外溢出、相应的外部负效应和损失带来的国民总福利（总剩余）的下降、腐败性寻租而生的资本的境外流出以及货币从流通中消失的沉淀以及租金耗散的资源浪费、花钱买稳定的无效率投资和转移支付等等都会减少GDp的流量和存量。总之，代价过大的粗放低效型经济增长是有时间维度而难以长久维持的。如果推至极端，假设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如若干年后崛起的印度等国以更廉价的优势挑战我国以及国际分工的变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我国增长模式的失效，很可能是逆转出口导向向内挤压，沿海地区进一步挤占内地市场，本来内需不足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产能过剩的全面化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萎缩，外资流出，财政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爆破，股市崩盘，经济陷入萧条，高速增长抑制的问题必然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失效,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所有改革一样，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都必然要经历阵痛，都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以来，转变增长方式（模式）的主流提法,是将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可以说，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效性质一直是我国之“痛”，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惜收效不大。问题出在哪里？有学者认为，政府定位有问题，是缺位、越位、错位所至，并提出政府转型论，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关，这是无疑的，但仅从政府转型入手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说，政府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只是整个模式转型的一个环节。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及其负面问题并非是一个节点问题和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层面或者说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转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必须系统、全面地考虑，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办法，而且必须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如果仅就投资论投资、集约论集约只能治标一时而不能治本一世。
三、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至少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的重建；二是市场主体的重构；三是政府行为的重塑。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的重建摆在首位呢？这只是表述上的排序，并非实践顺序。其实这三方面的转型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市场规则的重建。市场规则的重建，一是并轨原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健全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三是法治原则，确立法律至上的神圣性和公正性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执法的规则。（1）公正、公开和公平规则的重建。首先将双重规则转为单一规则。其次，市场准入和市场待遇方面的并轨规则，变垄断为竞争，减少差别性和歧视规则，实行普惠规则，从而逐步建立统一市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再次,透明化规则，既是政务的公开及其管理层内部文件和法规文件的公开化、也包括所有经营单位、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化。（2）产权规则的重建。产权规则的重建包括：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保护等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产权规则重建的基石是一套完善的个人财产规则，由于存在个人产权包括信用产权的社会确认和界定（没有个人信用证明）以及保护上的缺陷，我国的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有缺陷或不透明的，民营资本在香港的打折上市或被低估就是明证。因此，完善个人产权规则非常重要。（3）法治规则的重建。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及其规则的法律体现。其核心是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行事，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令行禁止。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规则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正义性。法治规则的重建涉及到改革和司法独立，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总体目标。从中短期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维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则（集体和国家产权可视为个人产权的集合）以及与此相关的部份经济领域的规则，如独立审判等规则。这是市场规则重建的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
第二，市场主体的重构。企业转型的实质是重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2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从零状态的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发展为如此众多的具有市场特征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成长和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是，我国企业的成长与GDp的高速增长并不相称，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的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如果不计垄断资源型大企业）。这是为什么？这与我国企业的创业方式、治理结构与赢利模式有关。从创业方式看，许多企业靠的是吃政策偏饭，搞“倒卖”方式起家的。。从治理结构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问题。从左看是“信托责任”问题，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应负的信托责任；从右看是产权所有者责任即委托人的问题，委托人或缺位或责任不明权力不清，这是国有资产和民有资产流失以及企业长不大做不强的主要原因。一些上市（包括海外上市）的国企和民企肆意圈钱，玩弄转移资产和利润的把戏，欺占和损害广大小股东（小投资者）利益就是明证。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非上市企业可想而知。从赢利模式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主要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赢利，有的甚至热衷和擅长于资本投机、寻租、转移资产和利润等方式“赢利”。这是我国企业缺乏长久的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值得高兴的是，20多年改革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他们正在着手企业的转型或市场主体的重构，以进行“第二次创业”。我们应寄希望于我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的转型，因为民企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代表着中国市场的未来方向。我国企业重构或转型成功之日，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转型之日。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5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模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其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另一种是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它物质生产要素（如钢铁、水泥及煤等）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
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识投入和技术进步，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知识与技术的累积及使用愈多，愈能价值增值，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不增加而降，称之为报酬递增定律。
（二）经济持续增长之谜。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特区为试点，由供给制产品经济逐步过渡到交换制市场经济，并且不断引进外资及技术，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过去十年，我国总共吸纳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出口产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3%。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2/5的鞋类，一半以上的玩具及近1/5的成衣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农业的过剩生产力不断投入工业和城市，提高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此外，外资的不断涌入，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这种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及要素价格。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亦是东亚工资水平最低的地区。就以纺织业为例，泰国的一般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完全失去对等的竞争力。中国因而取代东亚国家，成为美国及其它先进国家的生产基地及出口平台。
（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5%，到1999年却下降为6%左右。从2000年到2004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单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虽然潜力巨大，但要再次形成两位数增长速度却很困难。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及40%的水泥，但所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却占GDp的15%。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高物耗、高能耗及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物耗、低能耗及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四）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及其特征。1959年，诺贝尔奖得主舒尔玆指出：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生产增长中的主要生产因素。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其成员国的经济结构，50%以上的GDp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调整就业结构，是使生产效率和就业长期获益的推动力。
何谓知识？知识就是结构化的经验、信息、见解能力和价值的混合体。知识以人为载体，因此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是知识发展的主要关键因素。技术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而创新就是不同领域知识的结合与发展。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可以转化为商品，例如软件、电脑晶片及自动化机器等。因此，高新技术的产品，80%以上都是由知识之投入所形成的，所有专利、版权及设计等知识产权，亦是由知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累积的知识愈多，愈能增加价值。
知识的投入与产出比率，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已经是所有先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特征如下：1、它是用少量的实物资源，结合所需的知识与技术进行经济活动。2、经济体系内的知识，可以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重复地使用，因而可以减轻由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3、它是一种“无重量”的经济形态，由微电子、信息技术与知识的结合，使GDp增长时，单位所消耗的能源、劳动力及物料等都大大下降。4、就业人口的劳动形态从体力工作，转为脑力工作。5、经济活动从主要依靠实物资源转为主要依靠知识资源。6、经济投资从主要以实物投资，转向主要以无形投资。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概括地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以下方面突破了旧体制及相应的发展模式：一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包产到户的土地使用经营权的变革冲破了农村近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和政治经济合一的体制，产权的重新界定、经营自的改革带来的劳动的全新分工和交换以及由此释放的体制绩效为产出结构的调整、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收入和产业基础。二是脱胎于原有的社队企业以及从新富裕农民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城市的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逢勃发展形成了市场主体“双轨”发展的格局。三是商业领域的改革使指令供给制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法化和扩大化进而奠定了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四是沿海经济特区及一系列经济开放区和内地计划单列市的设置，使该地区生产要素的配置半径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高智力的人才、海外的企业家技能、产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和重新配置，使该地区获得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从而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形成双轨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五是行政放权、财政包干、利润留成等一系列体制环境的改革以及扩大自的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推进了经济的市场化，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即向个人倾斜）。形成了体制外的“增量”和体制内的“存量”同时并进的局面。
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疲态和效益减弱的趋势：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本产出率升高意味着的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在下降，这势必制约未来的增长速度。二是高投资率有可能下浮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限制，高储蓄率很难长期存续；已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受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作为一个中间过程最终依赖于消费，而内需不足靠出口拉动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等等；三是模式内生的问题制约经济增长，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境外溢出、相应的外部负效应和损失带来的国民总福利（总剩余）的下降、腐败性寻租而生的资本的境外流出以及货币从流通中消失的沉淀以及租金耗散的资源浪费、花钱买稳定的无效率投资和转移支付等等都会减少GDp的流量和存量。总之，代价过大的粗放低效型经济增长是有时间维度而难以长久维持的。如果推至极端，假设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如若干年后崛起的印度等国以更廉价的优势挑战我国以及国际分工的变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我国增长模式的失效，很可能是逆转出口导向向内挤压，沿海地区进一步挤占内地市场，本来内需不足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产能过剩的全面化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萎缩，外资流出，财政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爆破，股市崩盘，经济陷入萧条，高速增长抑制的问题必然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失效,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所有改革一样，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都必然要经历阵痛，都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以来，转变增长方式（模式）的主流提法,是将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可以说，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效性质一直是我国之“痛”，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惜收效不大。问题出在哪里？有学者认为，政府定位有问题，是缺位、越位、错位所至，并提出政府转型论，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关，这是无疑的，但仅从政府转型入手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说，政府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只是整个模式转型的一个环节。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及其负面问题并非是一个节点问题和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层面或者说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转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必须系统、全面地考虑，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办法，而且必须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如果仅就投资论投资、集约论集约只能治标一时而不能治本一世。
三、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至少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的重建；二是市场主体的重构；三是政府行为的重塑。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的重建摆在首位呢？这只是表述上的排序，并非实践顺序。其实这三方面的转型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市场规则的重建。市场规则的重建，一是并轨原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健全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三是法治原则，确立法律至上的神圣性和公正性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执法的规则。（1）公正、公开和公平规则的重建。首先将双重规则转为单一规则。其次，市场准入和市场待遇方面的并轨规则，变垄断为竞争，减少差别性和歧视规则，实行普惠规则，从而逐步建立统一市场的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再次,透明化规则，既是政务的公开及其管理层内部文件和法规文件的公开化、也包括所有经营单位、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化。（2）产权规则的重建。产权规则的重建包括：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保护等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产权规则重建的基石是一套完善的个人财产规则，由于存在个人产权包括信用产权的社会确认和界定（没有个人信用证明）以及保护上的缺陷，我国的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有缺陷或不透明的，民营资本在香港的打折上市或被低估就是明证。因此，完善个人产权规则非常重要。（3）法治规则的重建。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及其规则的法律体现。其核心是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行事，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令行禁止。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规则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正义性。法治规则的重建涉及到改革和司法独立，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总体目标。从中短期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维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则（集体和国家产权可视为个人产权的集合）以及与此相关的部份经济领域的规则，如独立审判等规则。这是市场规则重建的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
第二，市场主体的重构。企业转型的实质是重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2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从零状态的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发展为如此众多的具有市场特征的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成长和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是，我国企业的成长与GDp的高速增长并不相称，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的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如果不计垄断资源型大企业）。这是为什么？这与我国企业的创业方式、治理结构与赢利模式有关。从创业方式看，许多企业靠的是吃政策偏饭，搞“倒卖”方式起家的。。从治理结构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问题。从左看是“信托责任”问题，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应负的信托责任；从右看是产权所有者责任即委托人的问题，委托人或缺位或责任不明权力不清，这是国有资产和民有资产流失以及企业长不大做不强的主要原因。一些上市（包括海外上市）的国企和民企肆意圈钱，玩弄转移资产和利润的把戏，欺占和损害广大小股东（小投资者）利益就是明证。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非上市企业可想而知。从赢利模式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主要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赢利，有的甚至热衷和擅长于资本投机、寻租、转移资产和利润等方式“赢利”。这是我国企业缺乏长久的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值得高兴的是，20多年改革涌现出来的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他们正在着手企业的转型或市场主体的重构，以进行“第二次创业”。我们应寄希望于我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的转型，因为民企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代表着中国市场的未来方向。我国企业重构或转型成功之日，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转型之日。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6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 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 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 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 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 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7
一、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模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其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另一种是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它物质生产要素（如钢铁、水泥及煤等）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
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识投入和技术进步，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知识与技术的累积及使用愈多，愈能价值增值，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不增加而降，称之为报酬递增定律。
（二）经济持续增长之谜。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特区为试点，由供给制产品经济逐步过渡到交换制市场经济，并且不断引进外资及技术，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过去十年，我国总共吸纳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过去二十年来我国的出口产业，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3%。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2/5的鞋类，一半以上的玩具及近1/5的成衣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农业的过剩生产力不断投入工业和城市，提高了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此外，外资的不断涌入，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这种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及要素价格。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亦是东亚工资水平最低的地区。就以纺织业为例，泰国的一般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完全失去对等的竞争力。中国因而取代东亚国家，成为美国及其它先进国家的生产基地及出口平台。
（三）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的15%，到1999年却下降为6%左右。从2000年到2004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单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虽然潜力巨大，但要再次形成两位数增长速度却很困难。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消耗了全球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及40%的水泥，但所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此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却占GDp的15%。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高物耗、高能耗及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物耗、低能耗及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四）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及其特征。1959年，诺贝尔奖得主舒尔玆指出：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生产增长中的主要生产因素。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其成员国的经济结构，50%以上的GDp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调整就业结构，是使生产效率和就业长期获益的推动力。
何谓知识？知识就是结构化的经验、信息、见解能力和价值的混合体。知识以人为载体，因此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是知识发展的主要关键因素。技术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而创新就是不同领域知识的结合与发展。人力资本中的知识，可以转化为商品，例如软件、电脑晶片及自动化机器等。因此，高新技术的产品，80%以上都是由知识之投入所形成的，所有专利、版权及设计等知识产权，亦是由知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累积的知识愈多，愈能增加价值。
知识的投入与产出比率，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已经是所有先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特征如下：1、它是用少量的实物资源，结合所需的知识与技术进行经济活动。2、经济体系内的知识，可以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重复地使用，因而可以减轻由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3、它是一种“无重量”的经济形态，由微电子、信息技术与知识的结合，使GDp增长时，单位所消耗的能源、劳动力及物料等都大大下降。4、就业人口的劳动形态从体力工作，转为脑力工作。5、经济活动从主要依靠实物资源转为主要依靠知识资源。6、经济投资从主要以实物投资，转向主要以无形投资。
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势在必行
概括地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以下方面突破了旧体制及相应的发展模式：一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包产到户的土地使用经营权的变革冲破了农村近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和政治经济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产权的重新界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带来的劳动的全新分工和交换以及由此释放的体制绩效为产出结构的调整、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收入和产业基础。二是脱胎于原有的社队企业以及从新富裕农民中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城市的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逢勃发展形成了市场主体“双轨”发展的格局。三是商业领域的改革使指令供给制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合法化和扩大化进而奠定了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四是沿海经济特区及一系列经济开放区和内地计划单列市的设置，使该地区生产要素的配置半径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高智力的人才、海外的企业家技能、产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和重新配置，使该地区获得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从而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形成双轨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五是行政放权、财政包干、利润留成等一系列体制环境的改革以及扩大自主权的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推进了经济的市场化，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即向个人倾斜）。形成了体制外的“增量”和体制内的“存量”同时并进的局面。
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疲态和效益减弱的趋势：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本产出率升高意味着的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在下降，这势必制约未来的增长速度。二是高投资率有可能下浮而制约经济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限制，高储蓄率很难长期存续；已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受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作为一个中间过程最终依赖于消费，而内需不足靠出口拉动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等等；三是模式内生的问题制约经济增长，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境外溢出、相应的外部负效应和损失带来的国民总福利（总剩余）的下降、腐败性寻租而生的资本的境外流出以及货币从流通中消失的沉淀以及租金耗散的资源浪费、花钱买稳定的无效率投资和转移支付等等都会减少GDp的流量和存量。总之，代价过大的粗放低效型经济增长是有时间维度而难以长久维持的。如果推至极端，假设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如若干年后崛起的印度等国以更廉价的优势挑战我国以及国际分工的变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我国增长模式的失效，很可能是逆转出口导向向内挤压，沿海地区进一步挤占内地市场，本来内需不足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产能过剩的全面化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萎缩，外资流出，财政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爆破，股市崩盘，经济陷入萧条，高速增长抑制的问题必然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失效，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所有改革一样，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都必然要经历阵痛，都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以来，转变增长方式（模式）的主流提法，是将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可以说，增长方式的粗放低效性质一直是我国之“痛”，中央早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惜收效不大。问题出在哪里？有学者认为，政府定位有问题，是缺位、越位、错位所至，并提出政府转型论，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与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关，这是无疑的，但仅从政府转型入手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说，政府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只是整个模式转型的一个环节。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及其负面问题并非是一个节点问题和单纯的认识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层面或者说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转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必须系统、全面地考虑，必须找到相应的替代办法，而且必须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如果仅就投资论投资、集约论集约只能治标一时而不能治本一世。
三、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8
1．1知识经济理论背景亚当·史密斯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阐述了财富来源和经济增长原理，强调一国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分工。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渐渐发现在资源增量很少、资源存量不多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持续增长。这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Romer［1］在《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一文中，提出生产要素应包括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等4个方面。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LucasJr．［2］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力和表现为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并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泉源，他认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以及从工作中边做边学都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位学者的研究开创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承认创新和强调市场在推动知识交流方面的功能，并认为创新内生于经济系统。知识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传统投入同样重要，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经济的增长总离不开土地、劳动、资本、知识等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有机结合［4］。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背景下，知识经济的概念在90年代逐渐成形，oeCD［5］发表的一份名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强调知识经济应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并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提升产品或服务附加值。知识创造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创造就业的主要驱动力，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6］。1．2知识经济相关研究知识经济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oeCD对知识经济作出明确定义后，学者们已对其作了深入研究。Hui＆Chee［7］运用Dea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样本群体进行比较，发现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知识存量，同时发现小国比大国在知识产出上更有效率。朱强、周应恒、范金［8］以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资源作为投入变量，GDp作为产出变量，利用Dea方法对中国内地各省市的知识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估算投入产出的最优生产函数。康梅娟［9］以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资源作为投入，以GDp作为产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中国知识经济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中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相差不大，但中东部与西部地区有较大差距。在此基础上通过Bp神经网络进行知识经济效率评价，从而为技术效率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严成梁［10］基于新增长理论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基本设定，给出扩张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根据中国现实经济数据，在向量自回归框架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考察各类因素对中国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R＆D经费、R＆D人员和知识存量对中国知识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对中国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ibneafzal＆Lawrey［11］参考oeCD及世界银行关于知识经济的框架，建立由知识获得、知识生产、知识分配和知识应用所组成的知识经济模型，对东盟五国知识经济进行了Dea分析。
2研究方法
Dea是一种数学模型，它通过线性规划产生一组最合适的权数，结合投入与产出项目，通过综合指标衡量DmU的效率。其优点是：①无需预设生产函数的形态，亦无需估计函数参数系数，可避免函数形态的误设；②可同时处理多项投入与多项产出之间的效率衡量问题；③可通过数学规划方式客观产生权数，有效处理投入或产出项目单位不一致的问题；④不受观察值多寡之限制。2．1CCR模型CCR模型由Charnes，Cooper，Rhodes［12］提出，他们在固定规模报酬（CRSReturntoScale，CRS）的假设下，以数学规划方法计算出各DmU之间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再将各DmU投影到生产前沿面上作比较，以评价DmU的相对有效性。假设现有n个DmU，其中DmUk有yrk（r＝1，…，s）项产出以及xik（i＝1，…，m）项投入，如要计算出DmUk的效率，首先需要找出产出权重ur与投入权重vi。为能确定最佳权重，需定义以下数学规划问题：其中，θ是一个标量，λ是一个n×1常数向量。获得的θ值就是第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根据Far－rell［13］的定义，满足θ≤1，当值为1时表示该点在前沿面上，也就是说该DmU具有效率，称为技术有效。2．2BCC模型Banker，Charnes，Cooper［14］和FareGrosskopf，Logan［15］对CCR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的DmU都处于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技术无效率的原因可能是运作规模不当。因此，技术效率（te）受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的影响。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nj＝1λj＝1这一凸性限制条件，得出：比较BCC模型与CCR模型所得的效率值，可以将技术效率（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ical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即te＝pte×Se。Se反映了规模效应对效率的影响。当Se＝1时，表示具有规模效率；反之，当Se＜1时，则不具有规模效率。但这种测量方法的缺点是不能根据Se值来判断DmU不具规模效率的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还是规模报酬递减。为弥补这一缺点，Fare，Grosskopf，Logan［16］在研究中提出，通过判断非递增规模报酬（niRS）的技术效率值是否等于VRS的技术效率值，可判定某DmU的规模报酬状态，如两者不等代表DmU处于报酬递增状态；若两者相等则代表处于报酬递减状态。其方法是将模型（3）的约束条件∑nj＝1λj＝1改为∑nj＝1λj≤1。当DmU为规模报酬固定（ConstanttoScale，CRS）时，表示DmU已处于最佳规模；规模报酬递减（DecreasingReturnstoScale，DRS）表示投入规模过大造成资源浪费，应缩减现时投入；而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toScale；iRS）则表示产出增长率高于投入增长率，应扩大投入以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率。
3变量选取与数据
由于传统的工业型经济增长主要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所推动，与主要以知识作为经济增长力量的知识型经济有着根本区别，传统经济学框架难以对知识型经济进行合理测量。知识经济生产要素结构不同于工业化经济［17］，需要一个新的框架以量度知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11］。本文参考ibneafzal＆Lawrey的研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测量中国知识经济在4个不同维度中的效率，各维度投入产出变量如表1所示。知识获得反映知识的外生增长，是一个国家取得的外来知识和技术，是通过开放多边贸易、国外投资和许可协议等方式从其它国家获取的知识，其与本土知识同样重要［6］。特别对一些新兴国家而言，由于受本国发展程度及教育、科研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依赖从外部获取知识来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进行直接投资和引进新型设备以吸收新技术和知识，贸易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知识流通。因此，本文以贸易开放度及FDi净流入占GDp百分比作为投入变量，以GDp实际增长作为产出变量。知识生产是指研究和创造新知识，是一国知识存量的内生来源［5］。parello［18］认为从长远角度看，知识产权保护很大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研发新知识与技术、消化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技术创新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19］。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20］。本文以科研投入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程度作为投入变量，以每千人口平均科学文献出版量作为产出变量。知识分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但一般认为学校教育在知识分配中起关键作用，新技术发展和创新取决于创新者所拥有的基本知识存量［21］和更新。本文以教育支出占GDp百分比及中学入学率作为投入变量，以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百分比作为产出变量。知识应用是依据已有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水平高低决定了知识对经济影响的大小。世界银行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有效的创新依赖于科研支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以及知识在大学和企业间的共享。经济活动中所运用的知识基本可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类，外生知识是指从它国流入的知识，一般是因经济活动所需而引进的新技术；而内生知识一般是指本国产生的新知识，主要从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产生［6］。本文以知识转移率和FDi净流入占GDp百分比为投入变量，以科技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率作为产出变量。
4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世界竞争力年报（imD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wDi）数据库。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可得性和代表性，以亚洲、美洲、欧洲共计30个国家为样本，样本国家2010年GDp总和约占全球的70％，采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maxDea5．2对样本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个别缺失数据以邻年数据补充。从知识获得、知识生产、知识分配及知识应用等4个维度计算样本知识经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通过比较分析，从投入产出角度探讨中国知识经济核心效率。表2至表5列出了中国在知识经济不同维度中的整体效率（te）、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和规模报酬状况（RtS），并与各大洲效率平均值进行比较。图1为中国以及各大洲在4个不同知识经济维度中的效率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知识获得和知识应用两个维度上的效率较高，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而知识生产及知识分配效率较差。4．1知识获得知识获得是一国所获取的外生知识和技术，一般认为国外直接投资是为一国带来外生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来的知识溢出对国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表2结果显示，2006年30个国家知识获得总平均效率为37．8％，而中国知识获得效率为86．6％，比总体平均效率高出48．8％，反映中国获取外来知识的效率较高。中国在知识获得上的纯技术效率（pte）为100％，说明获取外来知识的技术效率较高，但规模效率（Se）为86．6％，其不足导致总体效率未能达至最佳水平。同时，规模报酬呈递减反映了资源投入高于产出增长，生产效率下降。2010年样本总平均效率为36．7％，比2006年略有下降。从地区层面来看只有亚洲的平均效率提升了13．4％，而美洲和欧洲平均效率分别下降了19．5％和13％。中国2010年知识获得效率（te）为95．3％，比2006年有所提高，主要是由于在保持良好技术效率的同时，规模效率有所提升（pte＝100％；Se＝95．3％），但规模报酬仍处于递减状况，需进一步控制投入规模。4．2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主要来自于基础研究，大学和官方科研机构往往成为一国新知识的主要来源。政府在基础科研上的投入和政策取向对知识生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表3结果显示，2006年30个国家知识生产总平均效率为20．9％，中国2006年知识生产效率（te）为2％，远低于总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严重偏低，虽然规模效率（Se）为89．3％，高于总平均值，但纯技术效率（pte）只有2．2％，对中国知识生产效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虽然2010年中国知识生产效率有所提高（te＝4．2％），但仍远低于总平均效率。中国2010年知识生产效率上升至4．2％，主要在于纯技术效率（pte）比2006年有所提升，达到6．1％。2010年中国知识生产规模效率（Se）下跌至69．1％，并低于总平均规模效率（74．7％）。规模报酬在两个统计年度中都处于递增状态，反映中国知识生产投入不足，产出增长高于投入。4．3知识分配知识是一种无形要素，其分配、运用过程与传统资源不同，一般认为教育是知识分配的主要途径。从表4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知识分配效率（te）为48％，比总平均效率低6．7％。2010年知识分配效率下跌至38．3％，与总平均效率的差距拉大至18．2％，与亚洲地区平均效率的差距亦增至21．3％。虽然中国知识分配的规模效率有较大提升（Se＝98．6％），并高于总平均水平，但由于技术效率大幅下跌（pte＝38．8％），导致中国知识分配效率出现较明显倒退，规4．4知识应用知识应用是知识与经济的最终结合，如何利用知识推动经济增长是知识型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从表5可以看出，2006年知识应用的总平均效率为32．4％，其中亚洲平均效率最高，达到47．6％；欧洲、美洲分别为27．4％和14．4％。中国知识应用效率（te）为53．3％，比总平均效率（te）高出20．9％。2010年30个国家知识应用总平均效率为23％，比2006年下降了9．4％，亚洲、欧洲、美洲的平均效率亦有所下降，分别为34．4％、19．1％和10．2％。中国知识应用效率（te）为38．3％，比2006年下降了15％，但仍高出总平均效率15．3％。技术效率（pte）为40．6％较2006年下降，但规模效率上升至（Se）94．3％。规模报酬（RtS）由2006年的递增转变为递减，反映中国在知识应用上的投入逐步加大。
5结语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9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制约因素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以县（市）辖行政区域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它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和方向。总理曾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切入点，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1.“小企业、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引领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县域内按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原则，将大量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在集群内运行实现规模经济。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单个企业规模较小。形成产业集群的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起步的门槛较低，容易在短期内调动民间的闲散资金，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同时，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容易适应市场对产品多样性变化的要求。第二，企业集群形成规模。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其生产的相同或相近，容易产生大企业经常具备的“规模效益”。第三，集群内分工合作十分明确。从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角度看，小企业“规模”内部基于开拓共同市场而建立起来的较稳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不仅促进了企业间有序的竞争来激活创新的动力，而且，专业化分工也使小企业日益专精于某项技术，使得每个企业负担的技术创新投资成本大大降低。
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模式
这种县域经济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通过发展在一定区域内的农业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农业县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文优势，并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一批龙头企业。第二，通过不断发展壮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一个系列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建立起以利用当地农产品资源为主，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形成当地的主导产业。第三，在主导产业的带动下，通过种养、加工、流通的有机结合，发展资源集中、资产集中、资金技术集中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从而发挥农业规模优势，取得规模效益。
3.第三产业带动模式
第三产业包含的具体行业广泛、就业容量和潜力很大。从当前比较成功的例子来看，依靠第三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1)批发市场带动模式。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在当地形成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批发市场，由批发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引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浙江义乌市、河北辛集和山东寿光是批发市场带动模式的典型。
(2)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有些县域第一、第二产业相对薄弱，但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巨大优势。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众多行业的发展，且随着交通工具的更新，个人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带薪假期的延长和国际关系的缓和，以及国家对旅游业的日益重视，旅游业已经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对于经济基础较差的县来说，发展旅游业具有投资周期短、见效快、污染小的特点，把旅游业作为先导产业往往有利于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县域经济的开发，使县域经济得到超常的发展。
4.资源集约开发利用模式
资源优势包括：一是丰富的生物资源。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气候差异和广阔的土地，多样性的气候和土地资源形成了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造就了中西部地区品种纷呈的物产。二是蕴藏量巨大的能源。三是丰富的矿产资源。实践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不开发资源，而是依托资源优势集约开发优势资源。事实上，很多资源优势县已经培育出了有特色、有优势、有潜力、有市场的地方工业体系。
应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有多种，并且随着经济发展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模式，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研究，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借鉴。
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1.政策因素。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约束效应，在具体的土地、户籍、金融等政策中，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县域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2.体制因素。近年来，国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虽然对解决“三农问题”强调很多，但无论是采取的扶贫政策，还是制定的支农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在国家宏观调控导向和市场配置资源导向的双重作用下，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向大中城市、大中企业集中。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几乎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县域干部任期短、换届快，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短期行为时有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环境因素。县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好坏，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发展硬环境的建设上，一些县域由于意识不强、财力不足、工作不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在发展软环境上，一些地方和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薄，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
规模经济的主要来源篇10
关键字：低碳经济；立法模式；借鉴
中图分类号：F3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2）03-0056-02
低碳经济，顾名思义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二氧化碳这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得到有效控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1]。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引导。
1 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并无相对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相关的资源能源立法及环境保护法律之中。
1.1 能源法律方面
能源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节约能源。我国关于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上述法律尤其是《节约能源法》对于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
1.2 环境保护法律方面
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此项法律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战略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
1.3 政策规章方面
近些年来，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积极制订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划及实施方案。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我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6月，政府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年7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2 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概况
2.1 英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又因低碳经济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宣布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到2050年要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尤其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已经抢占了“全球制高点”。
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为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同年7月，英国政府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战略白皮书，与该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三个配套实施方案：《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计划》。
2.2 美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居全球前列。为降低能耗，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多项举措。
2005年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法》，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明确了低碳经济将成为美国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2009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以立法的形
式提出了建立“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
度(cap-and-trade)”。
2.3 日本低碳经济法律发展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结合本国能源匮乏的实际情况，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核心，以《能源政策基本法》、《节约能源法》、《氟利昂回收破坏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等相关配套法规为内容的一整套较为完整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1979年6月，日本颁布了《能源利用合理化
法》（又称《节约能源法》）。1997年4月颁布了《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大力发展风力、太阳能、地热、垃圾发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2002年6月由日本国会制定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正式颁布并实施。
综上所述，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各国的低碳经济立法模式大致有这样几种：①以防控“气候变化”为主导的法律模式，英国属于此种立法模式；②污染预防型法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③低碳经济型，以日本为典型。
3 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启示
3.1 低碳经济立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高碳”特征极其明显，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不应该采取“一刀切”原则，要考虑既给原有的支柱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又要为新兴的产业营造良好的市场规制秩序[3]。
3.2低碳经济立法要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契合
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建设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也不能不考虑现有法律体系特点，特立独行，一味创新。应该立足于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立法，改进与现代经济发展体制要求不符的条款，增加“森林碳汇制度”、“绿色碳基金制度”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及制度。
3.3 低碳经济立法要突出政府主导及全民参与作用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仅仅依靠少数立法者努力，其中政府主导地位及全民法律意识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是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健全的低碳经济立法体系，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在低碳经济领域发挥的主导地位及全国民众节约环保意识的普及。
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通过法治手段，继承传统的精华，借鉴国外经验，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会日益完善，也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愈加重要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崔霞.发展低碳经济,法律规制要先行[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1):5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