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1
[关键词]福利；福利制度；福利权
[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4-0056-04
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成为政府、社会和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民生即民众的生活，是客观的、实在的；幸福则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基于一定标准的价值判断，也跟人们的预期有关，实现预期则幸福感升高，反之则降低或无幸福感可言。与“民生”、“幸福”休戚相关的便是“福利”，“福利好”、“福利高”便意味着生活较好、幸福程度较高；反之则生活欠缺保障、幸福缺少要素。但福利是什么？福利怎样实现？本文将基于文献，以福利、福利制度和福利权为关键词，从涵义、制度实现和权利保障等角度对“福利”展开三维立体式的解读，阐明改善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本源之道。
一、福利及其解析
福利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词语，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其中既包含物质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1]在英文中，能表达福利的词语有两个：well-being和welfare，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ep）的界定，well-being常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真正的而非工具性（non-instrumentally）的好的或向好的状态，它对道德哲学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在社会福利主义制度中，well-being则代表一种价值。welfare则被解释为“尤其从政府和制度方面，致力于提升贫困人士基本福利（basicwell-being）的行为或程序”。由此看来，两者相较，well-being更偏向状态描述，而welfare则更注重制度保障。本文认为，这两个词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表达福利的含义：第一，福利是一种好的或健康的、幸福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说其客观是因为人们的健康、幸福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福利的接受者及其为达成健康、幸福所需要的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福利供给也是客观存在的；说其主观是因为福利也是人的主观感受，往往是判断者基于一定标准的价值判断，而这标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是不同的。第二，美好的状态需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实现，所以，福利又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健康的、幸福的状态作为目标是向上开放的、有层次的，最底层的应该是能保障人的生存的基本状态；也是相对的，是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提高的。缺少这两重含义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福利的概念残缺不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福利就是一种需求满足的状态，说的只是福利的第一层含义well-being。在这种界定下，福利的来源就不只限于政府，个人、家庭、社区、企业，乃至市场都可成为提供福利的主体，容易使福利在当今社会的概念宽泛化，责任主体不明显。相反，另一些学者强调福利的工具作用，认为福利就是为实现某种社会或政治意图的工具或手段，忽略了福利本身就是一种目标的含义，就词义来说也过于僵硬。
福利的感受者和提供者均是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或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性群体，于是，福利往往通过社会化或者社会利表现出来，故称社会福利。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福利将“个体”福利通过社会性上升到了包括个体和群体在内的社会群体福利或集体福利上，由此演发出社会福利在社会层面上作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一系列要素和范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道德、哲学的。同时，福利的双重含义也演变为了社会福利的两个部分——社会福利状态和社会福利制度。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中对社会福利的定义都兼顾了社会福利的这两个部分。例如，巴克尔认为，社会福利一方面是指一国用来帮助人们以满足经济、社会、教育和健康需要所推行的项目、津贴和服务体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是指社群或社会的集体福祉状态。[2]国内学者尚晓援认为，社会福利是为达到社会福利状态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实体，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为实现一定福利目标所承担的“制度化责任”。[3]由此可见，研究者都不否认福利是一种状态，而更强调福利作为制度的一种政府责任，故，社会福利亦可称之为社会福利制度，简称福利制度。
二、福利制度的演进及内涵
福利思想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著述中就已有体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柏拉图认为，城邦的缘起就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幸福的整体……使他们（全体公民）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4]；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应该指引人们去追求自足而至善的生活，“为了共同利益，当然能够合群，各如其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5]；宗教教义中的慈爱与行善思想，更是济贫救困的道德源泉。政府的介入则为福利思想的实现和制度化提供了条件，所以，现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是以政府介入为标志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提供福利被视为政府当政的当然职能，福利制度是成为国家制度并具有性。之前的原始福利则主要来源于家庭、家族和一些仁人志士，即使是社会和统治阶层有参与，总体救济水平也比较低，同时，救济行为具有自发性、恩赐性、随意性和临时性。19世纪80年代，德国率先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后，福利制度便在全球世界各国扎根开花，并在各自不同的土壤上结出不同形状的果实。
纵观全球，由于各国对福利制度的具体对象和内容理解略有不同，名称不统一，制度安排也各有特色。德国对社会保障的理解主要基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对在竞争中不幸失败的那些失去竞争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故建立了以面向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为中心，并辅之以其他救助或福利性政策的福利制度，强调社会保险责任共担和自治管理原则。第一个使用社会保障一词的美国认为其是一种由国家负担起保障全体国民最低生活，使全体国民免陷于贫困，而促进社会安定，达到安全和乐利生活的社会安全制度。[6]在韩国，广泛被认可的社会保障的定义是“在人的生命进程中，由直接面临的各种风险，如疾病、老龄、失业、残疾、死亡、生育、贫困等造成的收入短期或长期中断时，或者由于支出的增加使人不能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时，国家为使其能够维持以前生活水平而实施的所有国家项目”。[7]英国作为西方福利国家的代表，其福利制度以充分就业、收入均等化和消灭贫困等为目标，为全体国民在失业、疾病、伤害、年老以及家庭收入锐减、生活贫困时予以生活保障，具有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
在国内，法制上和实践中都依大社会保障范畴行事，学界却对福利与保障孰大孰小有不同声音。资深研究者以尊重历史传统论断和法定制度框架为依据认为社会保障范畴大于社会福利；受西方福利思想熏陶和渗透的新兴研究者则认为社会福利范畴大于社会保障。总结之，对福利制度保障项目和保障对象范围的不同认识是造成争议的焦点，大保障小福利的持有者认为社会福利只是针对特殊群体的制度，保障对象范围有限，没有涉及到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普通群体，不能表达福利的普惠含义；而大福利小保障的观点持有者则认为社会保障只是收入维持、收入保障的代名词，无法涵盖福利服务，不能表达福利的高层次概念。
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福利和福利制度的认识与观点不尽相同，但福利制度主要内涵却是不容易更改的：
首先，福利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涉及各方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与利益，需要通过明确的规范对各方主体行为加以约束；作为一种社会稳定机制和利益调整机制，福利制度需要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只有得到明确、有力的法律支持，福利制度才可以正常、健康运转。依法确立、强制实施、规范运行是福利制度化的必要特征。
其次，政府是福利制度的主要责任主体。福利制度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由政府直接或通过相应政策引导实施的保障措施，其主体地位通过推动立法、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规范体现出来。社区、企业、家庭和个人等社会组成部分在政府福利制度的规范下和政策的引导下各担其责、各得其所。
再次，福利制度的设置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社会的平等。需求是人生活和发展的动力，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又有不同的需求，社会福利企图使社会中各个年龄层的人，且不论贫富都能增强社会的运作，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满足社会、经济、健康与休闲的需要。[8]这是福利制度从个人需求满足的角度的目标。福利制度不仅仅是给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制度，它的“福利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具有一个符合的、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目标。[9]
第四，福利制度的实施和落实即是人的福利权的实现过程，并藉此促进着人的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即是困难群体生存权保障的实现，只有在免除生存危机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追求其他权益或者更好地实现其他权益。
三、福利权的界定及实现
迄今为止，福利制度的发展至少已经历了临时性的慈善事业、惩戒性的救济制度时代和制度性的社会保险时代，现在正在经历权利性的社会福利时代。福利权是福利的权利化，也是人权在福利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应有人权法制化的重要方面。福利权的确立不仅使福利制度立足于社会正义、平等共享的基础之上，而且为人的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提供了途径与保障，从而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历史上，福利权和福利权理论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浪潮而受追捧，又随着福利国家陷入财政危机而遭受批判。但以往研究对福利权的界定过于模糊，并将其同生存权、公民权、社会权、社会保障权、基本权利等概念混淆。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各国认可的福利权、生存权、公民权、社会权、基本权利等权利的含义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又大同小异。从理论研究上来看，各种权利主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本文认为，福利权概念应包括人们生存权以及为维护生存权衍发出来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从享受一点点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到分享整个社会遗产，并过上按主流标谁制定的文明人的生活”的整个系列的社会权利，也包括具有经济与社会权利性质的其他权利。即福利权是人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以及一些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性质的权利总和。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大社会权利概念，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工作权、健康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人权宣言》中所罗列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其未罗列的能够保障不同时期人的生存和促进人的发展的所有权利。第二，是基于最低道德需求之上的动态发展的、向上开放的权利体系，包括终极目标要实现的自由权，其最基本的底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第三，是不涉及政治权利、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促进政治权利实现的权利体系。第四，是公民权利，但是与国家政体没有必然关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利。
之所以这样界定和描述福利权，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福利是制度化的概念，也是状态化的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美好、幸福与其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是每个人毕生的追求，制度化的福利制度是实现这种追求的必然路径。他们所包含的内容在社会权、经济权等权利界定中都有体现，但又不是这些权利，尤其是以举例形式规定的权利所能涵盖的。
第二，以往常出现的福利权只是美国意义上的福利权，涉及范围过窄。“福利权”作为一个单词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在美国学者的著述中。福利权一词刚在美国出现时，其内容只被认为是针对贫困者的“最低限度福利”，后来，根据罗尔斯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原则，教育、经济、健康、基本自由权利等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政府支持都应成为福利权内容。即使如此，福利权一直被认为是处于贫困状态的公民为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要求国家提供福利援助的请求权，公民、贫困和需要是其构成要件。[10]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对福利权范畴的界定也只限于特殊需求和特殊群体等有限目的和群体，其实质仅相当于一种政府为陷于贫困状态的公民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援助权或救济权，实施的具体措施应与福利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相对应，范畴甚至小于现代意义上的生存权。实践中，主要由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制度构成的典型的补救式的美国福利制度也一直受到诟病。
第三，社会权利的范围应得到拓展。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权利，生存权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处在不同经济水平的群体对生存的需求和维持生命的手段的需求不同；同一群体的生存需求也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如果仅以包含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内容的社会权利作为研究对象的话，经济权利中的工作权、健康权等不能包含在内，很明显，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福利绝不仅止于此，况且，许多国家的福利制度内容安排也不止于此。
第四，国际文书中列举的权利不够详尽。《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也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但是，《世界人权宣言》和《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列举的只是具有代表性权利，并不能穷尽人类生活、生产过程中一切具体的、详细的权利（当然，穷尽列举各项权利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在其基础上适当扩大范围是合理的。
第五，以往对社会保障权的界定偏向于物质帮助权。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灾害和困难时，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11]；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其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之需要的权利[12]；也有人将社会保障权称为“物质帮助权”，认为它是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因意外事故而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享有的、由国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权利。[13]由此可见，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获得物质帮助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而这种权利的实现或帮助的获得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如社会成员陷入困境或遇到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此处的社会保障权与以上分析的美国意义上的福利权的涵义相近。
福利权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具有强制力、规范性的法律制度来保障。福利制度作为实现人权、保障人权的核心制度之一，每一项制度内容的产生都是对福利权利的某一个方面的认可、维护和实现。虽然各国福利制度安排有所不同，但作为福利权实现的基本制度保障，福利制度通过自身丰富的项目安排不断地实践着和促进着福利权的发展。福利制度通过社会救助项目，如最低生活保障、灾害救助、医疗救助以及其他各种应急救助等化解社会成员的生存危险；通过社会保险项目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通过各种津贴、补贴和服务，如老年人津贴、儿童津贴、残障人士津贴、生育津贴及相关服务等维护特殊群体的体面和尊严；通过教育福利制度提升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增加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等。除此之外，福利制度还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减少社会不公平而维护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弥补社会剥夺、消除社会排斥的政策工具，促进了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同时，不得不承认，一些设置不良的福利制度以牺牲一部分群体的权益为代价去实现另外一部分群体利益，在损害社会公平的同时也侵犯了被剥夺群体的应有权利、引起了社会失范。
四、结语
福利是一种需求满足的状态，福利制度的设置便以满足需求为目的，而权利为需求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和道德的义务与权利，故而，基于权利维护的福利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和目的便都是满足人类需求。福利权的产生以福利得到国家法律确认和规范为标志，是人权的法定化和福利化，也是福利的权利化。福利权的确立赋予了福利制度追求公平、正义、共享的内生激励动力，要求福利制度的设置由随意性转向法制权利化，并实现由工具性手段到目的性措施的升华；而只有有了健全、充分的福利制度，福利权才能实现从应有权利经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转换。厘清福利、福利制度和福利权的本质涵义及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依律建设、完善福利政策和法律体系，民众的幸福生活即有望得到永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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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2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3
关键词：社区社区养老保障
一、社区保障的定义
社区养老的社区服务，在国外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aginginpiace)的理论，首先在英国推行社区老年照护服务fConununityCarefortheelderly)。自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已走向成熟。大多数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为其进行定义。比较通俗的定义有：“社区保障就是社区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社区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执行层次”；“社区保障就是指社区的社会保障”；“社区保障就是社区组织自身为居民提供的各种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区保障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标准，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围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居民及特殊群体而开展的社会保障活动。”
以上定义从各个侧面揭示了社区保障的含义，由于角度不同，对社区保障的认识、界定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社区保障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区保障是指社区组织承担的政府交办的各项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工作，以及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专门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狭义上的社区保障专指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其责任主体是政府，而社区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社区保障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社会性等特征，也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全部功能，如缺乏扩大内需功能、投融资功能等。所以，必须正确认识社区保障的含义及功能，以避免出现社区功能扩大化倾向，影响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总之，社区中的社会保障是本社区管理组织对社区内成员因各种自然和社会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努力促进社区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制度。
二、社区养老的特性
1．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全方位性
所谓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1)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2)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3)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会支持等；(4)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我国养老体系功能应兼具物质和精神两重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有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需要，涉及医、食、住、行、乐、为、健、学。
2．社区养老的资源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养老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养老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资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社区养老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养老体系的经济供养部分可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自我供养几个层次；照料体系的构成也要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社区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老年护理和照料功能。家庭作为老年人“长期生活的场所、一生的归宿和晚年的倚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最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最感熟悉和安全的养老住所，而家庭成员则可以给予老年人他人难以替代的亲情关怀和精神慰藉，因此政府理应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或在家庭式的环境中养老。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4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概念。我国制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中都有保障舆论监督的条款，一些地方法规和法院判决书中也有类似用语。而在相关法律条文中，现行《宪法》第41条最为重要。学术界的通说认为，它是舆论监督实践的直接合法性依据。近年来，不断有学者藉此提出了舆论监督权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舆论监督权也是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但是，本文认为，对于舆论监督权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含义，不少学者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隐藏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由于这些法理悖论的存在，舆论监督权的确切含义迄今没有澄清，也无法成为法律正式承认的描述性权利从而获得制度上的保障。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舆论监督权的落实与法治保障，是依宪治国的内在要求。然而，隐藏于舆论监督权中的悖论不仅令其无法实现逻辑自洽，也严重影响了其法治保障制度的设计。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宪法文本，运用宪法解释方法揭示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真实含义，从而祛除其面临的法理悖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对舆论监督权实施的现实条件和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制度保障构想。
一、宪法条文与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
我国宪法并未在公民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舆论监督权。所谓舆论经验丰富监督权，其实是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宪法条文的语义推论出来的概念装置。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学术界普遍认为，结合这两个宪法条文的语义，舆论监督权概念便可以在宪法规范层面上提炼出来。1对于舆论监督权的内涵，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保障公民和媒体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权利，并且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是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2也就是其外延要小于言论自由。本文认为，上述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并且存在着一系列法理上的悖论。具体说明如下。第一、从宪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上看，舆论监督权的享有主体就存在问题。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从《宪法》第41条的语义来看，中国公民才是批评、建议等权利的主体。而按照《宪法》第33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是指有中国国籍的个体自然人。这就意味着，作为职业组织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成为舆论监督权的主体，或者说不能得到《宪法》第41条的保障。这一论断与舆论监督现实以及人们的日常观念明显抵触。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媒体是舆论监督权的主体，那么又会与宪法条文的语义相悖。第二，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的对象也有疑问口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例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33条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但是，在《宪法》第27条和《宪法》第41条中，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来说，国家机关不是党组织(《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列举的国家机关就没有党组织)。由此而论，党员干部群体就不是公民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或者说，他们不在舆论监督权的对象范围之内。显然，此种论断不符合舆论监督的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中共中央历来关于舆论监督的基本主张。由上可知，若以宪法条文的语义论之，舆论监督权概念就存在着难以消解的法理悖论，从而无法实现逻辑上的自洽。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我们不可像对待普通法律(law)那样质疑和批评宪法条文。3换言之，按照宪法学的原则，我们不可将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简单地归咎于宪法条文上的瑕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解释祛除之。并且，正如有学者所言，宪法文本导致的问题很难通过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的方法解决，只能诉诸目的解释方法。4也就是要通过探讨宪法在当下背景中被认为应当达成之目的(goal)，去澄清宪法条文的疑义。目的解释方法属于宪法理论论证，需要在宪法文本背后的政治理论中寻找知识支持。5而与其他立宪国家的宪法不同，中国宪法文本极具理论包容性，它不仅吸收了源于立宪主义的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而且在序言中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些政治理论共同构成了作为宪法文本阐释背景的法理基础。6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宪法的整体结构及其理论背景，发掘出相关宪法条文的立法目的，我们才会理解舆论监督权的真实含义，进而祛除其主体和对象方面的法理悖论。
二、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和真实含义
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主权代表机制。方是，现行《宪法》第2条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并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宪法》第1条和序言又确认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宪法学者据此指出，人民作为主权者在中国宪法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和作为政治主权者的领导阶级。1陈端洪、强世功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民主权在中国有两个代表机制：人大代表制和党的先锋队代表制，前者以法律上的选举程序为取向，后者以政治上的阶级地位为取向。23舆论监督权作为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也必定与这种双重代表制密切相关。而为了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后者在宪法文本和实践中的表现。首先，基于人民主权的双重代表制，中国政治秩序中党政权力并存，但是二者的性质和基本运行逻辑不同。黄宗智等学者认为，从《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的规定来看，国家机关大体上是依照常规程序行事的官僚制(bureaucracy)组织，拥有行政管理的职责与权力;从《宪法》序言的宣示来看，执政党是拥有奇里斯玛权威(Christmasauthority)的政治主权者代表，其作为国家的根本领导力量，拥有政治决策权或曰主权性权力。周雪光教授也指出，党的奇理斯玛权威建立在领导力量的超凡禀赋与民众追随响应之基础上，因此其具有超越官僚制常规过程、直接面向民众决策的能动性。其次，由于党政权力运行逻辑不同，中国有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常规治理模式主要诉诸于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某些地方公权力有集权和自利的倾向，常规治理模式时常失效，甚至无法根除集体腐败现象。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执政党经常釆取纪委巡视审查、开展整风运动等各种非常规治理手段。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也是其中一种方式。正如孙五三教授所言，舆论监督可以实现超(官僚制)程序运作，因此其实质上是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术。让我们将舆论监督权概念置于上述理论背景。结合《宪法》第41条与《宪法》第27条来看，舆论监督权概念其实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主张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其次是要求国家回应公民意见。其内在逻辑用公式表示就是：公民表达意见(《宪法》第41条)国家机关回应(《宪法》第27条)。然而，在《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工非常严格，相互之间并不主动制约。这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意见的回应，往往无法通过国家机关的官僚制过程实现，只能是取决于上级党组织决断。由此来看，舆论监督权其实执政是党的主权权力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上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型治权。但是，只有公民表达权付诸实现，舆论监督实践才会成为可能。因此，舆论监督权就是一种嵌入了宪法权利的权威型治权。换言之，它具有宪法权利和人民主权的双重属性!这正是舆论监督权概念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我们用图(一)来表示其基本内容。
在澄清了舆论监督权概念的真实含义后，我们便可以通过目的学科全面解释来祛除它面临的法理俘论。综合前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宪法》第41条和《宪法》第27条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从而增强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但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决策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必不可缺，而职业化媒体是互联网难以取代的信息沟通平台。因此媒体和普通公民都应该是舆论监督权的权利主体。按照这样的理解，舆论监督权的第一个法理悖论就消解了。此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为国家治理的决策力量，自然是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对象。于是舆论监督权的第二个法理悖论也消解了。事实上，国外法学家在讨论媒体监督(watchdog)及其权利保障问题时，也经常使用目的解释方法。当然，舆论监督与国外的媒体监督在法理基础上有重要的区别，因此其制度保障不可照搬国外模式。
三、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内在悼论与消解
借助宪法学的目的解释方法，舆论监督权在享有主体、对象方面的法理悖论得以消解。然而，从舆论免费提供论文下载监督权的真实含义来看，它的运行机制仍然隐藏着法理悖论。具体而言，由于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所以公民意见总是高度分散、异质化的;但是，为了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主权意志表达必须集中统一。由此来看，公民意见表达与主权意志表达之间就有潜在分歧，这就构成了舆论监督权运行机制的内在悖论。因此，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理论工具，让公民意见与主权意志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彻底消解舆论监督权概念的悖论。而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一下这种内在悖论的根源。(一)舆论监督权概念的内在惊论：私人自主VS公共自主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权概念与人民主权概念。人权概念立足于近代兴起的个体主义观念与康德哲学之上，其正当性基础是个人自主(autonomy)观念。人民主权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卢梭主张人民通过缔约的方式自我组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主权者。主权者不是多数个体的聚合，而是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因此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人权和人民主权都是将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归结于人类意志的自主性，但是它们的正当性论证原则不同。前者强调私人自主，体现了单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立法能力;后者强调公共自主，体现了某一伦理共同体之自觉意识。进而言之，二者都是将人类自我立法的能力归于一个主体，都属于单个主体意志的独白，彼此无法通约。然而，舆论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意味着，它们并存于舆论监督权概念中。由于人权和人民主权都强调单个主体意志之表达，因此公民意见与主权意志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歧一隐藏于舆论监督权运行机制中的悖论正是根源于此由上可知，舆论监督权运作机制中的内在悖论，根源于人权概念与人民主权概念的潜在竞争关系。那么，怎样祛除这种竞争关系呢?哈贝马斯的建议是实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协商民主以国家一社会二元论为前提，其核心主张有两个方面：其一，社会中应当存在着自主的公共领域，让公共舆论得以生成;其二，立法议会等决策机构应当认真对待公共舆论，并做出决策。哈贝马斯指出，人民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于一种运用政治自主的方式(指协商民主笔者注)之中，这种方式并不是普遍法规的形式所已经确保了的，而只有通过商谈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形式才能得到确保。也就是说，协商民主不仅强调公民参与决策，而且预设了参与者遵循更佳论证力量改变个体偏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因此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人民主权不只是人民意志的统一表达，也不只是多数个体意志的聚合;而是成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话语沟通过程。于是，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内在联系就在话语沟通之流中建立了起来。
(二)重构舆论监督权的法理基础
由此可见，只要以商谈理论重构人民主权概念的正当性基础，它与人权概念之间的潜在竞争团队专业关系便得到了消解。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祛除舆论监督权的内在悖论，我们就应当将公共协商因素嵌入其概念之中，重构它的法理基础。也就是要打破独断式的国家治理决策，建立平等、开放、沟通的公共协商机制，推动公民与决策机构之间就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进行对话与协商。这个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公民表达一公共协商执政党决策。从理论上讲，公共协商可以改变主体的偏好(意志)。因此，通过有效的公共协商机制，过激的公民意见便会被过滤掉，分散的个体意见便会凝结成可被普遍化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决策机构与公众对话过程中，主权意志也会相应调整，从而促成国家治理决策建基于公共协商达成的理性共识之上。也就是说，在嵌入了公共协商因素后，主权意志仍然存在于舆论监督权概念中，但是其表达受到了沟通理性的约束，不再是独断的。对于私人意志而言，其自主性也在舆论监督权概念中能动地得到了体现，并没有被遮蔽。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将公共协商因素嵌入舆论监督权概念中，那么公民意见表达和主权意志表达的自主性便都得以彰显;但是二者并不会相互竞争，而是有机统一了起来。于是，隐藏于舆论监督权运作机制中的法理悼论也就彻底消解了。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下中国并不具备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我们不可照搬西方协商民主模式;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为国家治理领域中的公共协商建立有效的保障制度和运作规则，从而推动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实践的主要方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舆论监督权的含义来看，公共协商的议题也应当集中于国家治理的领域，不可涉及其他政治问题。总之，将公共协商因素纳入舆论监督权概念中，就是实现了治权上的民主化。这并不会改变根本的权力结构，但是会改善权力运行方式，使之变得更民主。
四、作为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如果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权的运作机制，那么后者的内在悖论便彻底消解了。不仅如此，这样一信誉为上来，舆论监督权概念的含义也演变成了强调国家与社会协商对话的治权，不再只是权威型治权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协商型治权。协商型治权有明确的规范性，因此可以被确认为舆论监督权的规范性含义。事实上，近年来公共协商已经开始成为舆论监督实践的主要运作方式(尽管尚不成熟)。4这也就表明，协商型治权作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规范性含义，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理想建构，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从现实来看，目前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还有很多问题，仍然需要加强相关制度与规则建设。详见下述。
(一)走向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社会基础考察孙五三教授曾提出，改革开放初期的舆论监督以报刊的批评性报道为主，实质上是一种缺乏公共性的治理技术。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不断兴起，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因素日益增多。例如在近年来的网络监督中，媒体和网民经常通过互联网组织、参与公共协商，进而获得一定政策调整甚至制度变革。并且，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来看，公共协商活动的数量和质量还会不断增长，并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方式。归结起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动力。首先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成长，民众的权利意识、参与精神和沟通能力都在逐渐提升。其次，在市场化机制和新闻专业主义文化影响下，许多媒体和社会组织都有建构公共议题、推动公共协商的能动性。再次，民主化协商已经成为国家支持的决策理念。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发展协商民主，一些地方协商民主实践也方兴未艾0与其他决策模式相比，协商式决策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合作、相互妥协，可以将社会生长带来的种种风险消隐于理性对话之中。因此不难预见，以公共协商为取向的舆论监督实践还有更多发展机会。从这些方面来看，舆论监督已经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术，而是开始走向传媒中介化的公共协商，从而为我们将其含义重构为协商型治权奠定了一定社会基础。
(二)作为协商型治权的舆论监督权：主要问题和制度保障构想
作为舆论监督权概念的规范性含义，协商型治权已经有了一定社会基础。但是从现实来看，它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迄今为止，我国公民表达和信息沟通的具体保障制度尚付厥如。因此舆论监督实践中的公共协商的议题范围和规模都很狭小，并且有很大不确定性，甚至在某些时期会遭遇挫折。其二，中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激进的思潮在互联网上空前活跃。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共协商的质量，也可能会动摇立法者进行制度改革的信心。因此，为了确保公共协商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耍运作方式，我们还必须从协商型治权的内在要求出发，加强相关制度与规则建设。具体说明如下。首先，国家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制订一批专门的法律，用来保障公民关于国家治理的表达权，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沟通机制。考虑到全面立法目前尚有困难，我们可以釆取渐进改革的策略，例如建立言论表达分类保障、传播平台分级规制的制度。所谓言论表达分类保障，就是针对国家治理的某些边缘议题优先立法，切实保障公民关于这些议题的表达权，将来再延伸到其他议题领域。所谓传播平台分级规制，就是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分为不同等级，并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例如，国家目前可以在党内法规中设立保障媒体监督的内容，待条件成熟时再过渡到普通的法律。其次，各种社会力量在组织或者参与公共协商时，也要恪守沟通与理解的原则，不断提升公共协商的质量。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参与者应当制订合理的商谈规则，将议题集中于国家治理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激进思潮蔓延，也可以培育民众的理性沟通能力，从而推动舆论监督实践走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公共协商。当然，以上构想都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主张。我们仍需要对其进行不断完善和修正，以形成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方案。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治，社会正义，法制化
一、法治国家内涵的与社会权的法律保障
法治是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目标。法治相对干人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古希腊柏拉图主张实行“贤人政治”，实行人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应当优干一人之脑，法治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家的概念，则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人们所提出。从那时起到现在，法治国家的内涵，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中期，德国学者Stahl认为，法治国是依法律的，正确规定井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与界限，以及市民自由生活的领域。所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的特征，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在这一中，法治国并非国家的目的和，而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被称为“形式法治国”的理论。形式法治国的作用，在干确保国家作用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治国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却被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所操纵，成为其肆意践踏民主与人权的工具。干是，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应运而生，从而赋予法治国思想新的生命。实质法治国理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某种最高法原则以及法价值的拘束。社会法治国的理念，是伴随着。“社会国家”理念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放弃对个人自由不干预或放任的原则，为某种积极目的而行动，进而形成社会经济秩序并为管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国家的目的有二：一为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做某种程度的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某一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致力干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的利益。因此，社会法治国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权力对干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积极保护义务。
社会法治国之下的实质法治国，是以矫正以往形式法治国过干形式性，忽略人权实质保障之弊端，致力干国民福扯以求社会国家的实现为目标的。社会法治国要求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挥国家对干国民的积极义务。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的功能，是创造井维持符合干人类尊严之法律。这一尊严，不仅要求法律承认私法上及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机关提供必要且足以发挥其职能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之设施。”[2]
我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赋予了法治国家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在宪法第5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切权力属干人民”的前提下，立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行政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进行，司法实现公正和独立，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保护。
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历程昭示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必然要落实到对公民生存权、社会权的保障之上。
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是宪法，宪法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一国法治精神之所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首先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是一种与“夜警国家”①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对所有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侵扰和干涉。而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一种基本人权。自由权是在公民自由的范围内要求的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和帮助时要求的国家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两大基本人权尸］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有尊重、保护、促成与给付的义务。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体现在法治国家所赋予的公民的自由权之上。但构筑起全部自由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无异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即使对有产者来说，自由权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仅仅靠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自由权体系，己经不能保证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尊严，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挥其促成与给付的职责与义务。作为对此的一种补充，旨在具体地保障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权则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另一大支柱，成为对自由权的补充。保障个人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安全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家庭在进入自由竟争的市场前不平等地位加以改善，还必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产生的矛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法治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了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有效补充，它们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财产的法秩序。为了确保自由权体系能够存在下去井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社会权就成了对自由权的一种补充，承载着保证一种有效的法治秩序的职责。
现代法治理念以保证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而在现代社会中，一定的财产是人们生存、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拥有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就成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应该对此做出纲领性规定。我国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倩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些纲领性规定，使得公民的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性的社会基本权利得以纳入法制的轨道，转化为一种社会权。然而，仅仅停留在这种纲领性的规定之上而没有一系列部门法的具体落实，公民的这种权利仍然会是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保障法就是规定国家应给予公民如何的积极给付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定，其基本做法是以一种再分配的交换形式，结合政府部分贡任，以实物、现金转移的供给或者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以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二、法治国家的正义观与社会保障的正义基础
自有法律以来，就产生了对法律的种种阐释。其中公平正义的观念是始终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ins”这个拉丁词，据称就是源昏“iustum”（正义），而不是源良“iussum”（命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层意思，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时至今日，这一关干法治的论述仍然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观念，一部“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本质上也应该是一部合乎公平正义观念的法律。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表述是：“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曾将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5]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这种意愿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在社会中得到实施。托马斯邓可奎那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含义，明确指出除某种精神倾向之外，正义还应该含有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的控制。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意念和愿望，而且大家都希望满足之。人口数量极大，地球却只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愿望总是与其邻人的愿望相互仲突或相互重叠。因此，人们不妨以为，就产生了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任务。这是一种创造生存必需资料、满足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意念和愿望的方法。即使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一切期望，至少也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的法律之目的是公平，其含义正在干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概念，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意念。在社会控制中，在法律中，我们所应做的，即对愿望、意念、需要进行尽可能的调和和调节……＂[6]因此，一种制度和一部法律，只有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才是正义的。对干法治国家而言，必须承担起达到正义的使命，换言之，正义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6
（一）社会保障制度恢复改革阶段
1978年以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典型特征是“企业保险”，而1978-1991年这一阶段主要是维持、巩固和完善这种制度模式，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养老保障制度。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一些改革措施也积极促进了“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例如，从1984年开始，我国开始尝试养老保险费用的社会统筹，其目的是“还原”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职能，并在江苏泰州、广东东莞、湖北江门、辽宁黑山等地开始试行退休人员的退休费社会统筹。在统筹方面，自1986年起首先实现了全国县、市一级的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进而又推进省一级的统筹工作。至1994年全国先后有北京、天津、上海、吉林、河北、山西、青海、江西、湖南、福建、宁夏、陕西、四川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省级统筹。包括铁道、煤炭、水利、电力、邮电、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交通、人行、民航总局、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在内的11个行业实行了养老保险的系统统筹。
（二）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形成阶段
1991-2000年这10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性改革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主要由以下4个重要法规文件构成：
第一，1991年6月，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尝试性的社会养老保险结构的改革实践。在养老保险的筹资方面，确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共同筹资，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在制度结构上，确定探索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其中，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关于个人账户的设置；“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社会统筹和积累制的结合。另一个突破是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要分开，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和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可依法把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债券，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1995年3月，国务院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具体确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实施方案，确定“统账结合”是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本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第四，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到2000年，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三）社会保障制度试点落实阶段
2000年，国务院决定选择辽宁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颁布了《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从2001年7月开始在辽宁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进行扩大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提出在总结辽宁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两省的试点，为完善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积累经验。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从2006年起又将试点改革扩大到除东三省之外的8个省、区、市，包括天津、上海、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河南和新疆。
（四）社会保障制度全民覆盖阶段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2020年，我国要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做到全民保障。这不仅是全体人民的福音，也是对世界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贡献。同时，这个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成就
（一）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军人保险、住房保障、社会慈善、商业人身保险等，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为核心。
2010年10月28日，全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险综合性法律，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社会保险法》、《劳动法》、《收养法》、《职业病防治法》、《军人保险法》为基本法律，以《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廉租住房保障条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等相关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社保覆盖范围迅速扩大
2015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54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05亿人，两者合计达到8.59亿人，比2008年的2.2亿人增长2.9倍，总体覆盖率达到80%以上。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6.66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为7.36亿人（2014年），三项合计已超过14亿人，我国已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城镇职工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2.14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1.73亿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8亿人。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均连年显著增长。
（三）社保基金规模不断扩大
2014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合）基金收入合计3.98万亿元，支出合计3.3万亿元，分别比2008年增长1.76倍和2.19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率超过基金收入增长率5.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6万亿元，支出2.33万亿元，累计结存3.56万亿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10亿元，支出1571亿元，累计结存3845亿元；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9687亿元，支出8134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存6732亿元，职工个人账户累计结存3913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380亿元，支出615亿元，累计结存4451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695亿元，支出560亿元，累计结存1129亿元（含储备金190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446亿元，支出368亿元，累计结存593亿元。全国各项社会保险当期收入均大于支出。
除以上社会保险基金之外，我国于2000年开始创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是为应对未来老龄化高峰的挑战而建立的国家战略储备基金。2014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权益总额1.46万亿元。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在8%以上，远超过通货膨胀率，实现保值增值，基金实力不断增强。
（四）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2014年，我国连续第10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养老金水平将超过2000元。此外，全国有1.41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居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每月领取养老金水平为82元。在医疗保险方面，职工住院医疗保险费用报销比例在80%以上，城乡居民住院医疗保险费用报销比例在60%-70%。此外，通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的住院医疗费用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
2014年，共为78万名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支付了一次性生活补助；共有198万人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依据社会保险法和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亡、工伤伤残和工伤医疗待遇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此外，共有613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女职工生育期间的收入和生育医疗费得到较好保障，促进了就业性别平等。
（五）社保服务体系逐步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
经过长期的社保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社保管理服务规范，并陆续颁布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国家标准。2014年，人社部了《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标准和《社会保障卡》等11项行业标准，确定了19家社保机构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开展社会保险综合标准化试点工作。
截至2014年底，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发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实际发卡地市（含省本级）达354个，实际持卡人数达到7.12亿人，社会保障卡普及率52.4%。信息化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全国已有340个地市级以上人社部门（含省本级）开通了12333电话咨询服务，开通率达到92.9%，全年来电总量达7839.1万次。
三、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趋势
预计在“十三五”时期及至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7
一般认为，在经过四次修正之后，现行宪法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为成熟和完善的一部宪法。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疏漏的地方，例如它没有特别规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正当权利，而这些权利在宪政国家里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1]更重要的是，现行宪法未能规定一种切实可行的审查制度，以保证它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法律效力，致使宪法实际上未能受到“认真对待”。这些以及其它方面的缺失可以在以后的修正过程中逐步得到弥补。
但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的主要问题恐怕不在于规定得太少，而在于规定得太多。尤其是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经济制度、公民的积极权利及其宪法义务，而根据本文将要说明的理由，这些都不是宪法应该规定的事项。现行宪法对这些事项的规定体现了宪法观念上的混乱，而引起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一直未能有效实施，致使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只能停留于理论家的空想。于是乎，宪法成了一个“百宝箱”，什么崇高的正确的神圣的东西都往里装。由于这些条款的共同特征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实施，其结果反而是极大增加了实施宪法的难度。因此，宪法文本自身成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巨大障碍。
笔者曾在别处探讨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双重含义。这个命题的第一层含义是充分重视宪法，把它作为一部具备实际效力的法，并通过司法实践将宪法精神贯彻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2]第二层含义是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避免将宪法神化为包医百病（当然最后是什么病都医治不了）的“万金油”。[3]事实上，这两层含义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如果宪法包含了那么多超越现实的理想，最后结果必然是难以实施，因而干脆得不到实施。由此可见，要保证宪法有所为，必须先使其有所不为；换言之，要真正认真地对待宪法，首先必须给宪法“减负”。
现行宪法的第一章（总纲）和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4]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是针对这些条款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它们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和重要的，但并不是所有重要或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或需要写入宪法。本文的目的是从宪法作为“法”的内在特征，来论述宪法应该——或更准确地说，不应该——规定什么。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二、回到基本点——宪法作为社会契约
虽然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概念在西方早已产生，但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却直接起源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的社会契约论，因而契约论成为现代宪政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人们之所以彼此之间自愿产生一部社会契约，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并将每个人手中的利剑（也就是在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条件下自由使用暴力的手段）交付给它，乃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摆脱贫困和野蛮的自然状态，使每个人都能在和平、安全、健康和法治的文明环境下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5]既然社会契约的最终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向国家让渡部分自由的过程中，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放弃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的成文化即构成了宪法的权利条款。作为反映契约精神的根本性法律文件，宪法的目的即在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国家的侵害。这是宪法的本质所在，是所有国家的宪法——不论其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如何——所共同分享的特征。正是为了有效实现这个目的，宪法才规定了国家权力结构的理性设计，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结构；否则，我们就将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陷阱，无从比较与评判政府制度设计的得失。经典理论认为，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将有助于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而作为权利保障的必需手段具有几乎永恒的存在价值。[6]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部标准的宪法应该包括且只包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定。从1788年美国联邦宪法到1949年德国《基本法》和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我们不难看到这早已成为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通例。其它性质的条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将阻碍宪法的实施，甚至可能会混淆宪法的基本性质。这是为什么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宪法文本中看不到公民义务，看不到纯粹的政治宣言，也看不到太多的积极权利。事实上，美国联邦制宪者一开始甚至放弃了《权利法案》，因为当时的争论焦点不是个人拥有什么基本权利，而是如何最有效地保障这些普遍承认的权利，且既然联邦政府是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联邦宪法的功能是在有限范围内授予联邦政府以一定权力，凡是宪法没有授予的权力即被认为是联邦政府无权行使的；《权利法案》却可能导致以下误解：宪法只是禁止政府侵犯宪法条款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凡是宪法没有明确禁止的即应被认为是政府可以合宪行使的。[7]这样就颠覆了联邦政府权力有限的基本性质，而一旦形成这种误解，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势必将无限扩大，权利保障反而成为空谈。最后，《权利法案》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才得以加入联邦宪法，[8]可见西方国家对于宪法究竟应该规定什么是相当“吝啬”的。
如果权利保障是各国宪法的最终目的，那么中国宪法又如何呢？在历史上，中国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且统治中国社会的儒家伦理具有强烈的义务导向，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极大影响着其宪政历程，以至传统思维的遗迹即便在当今社会仍依稀可见。然而，虽然中国对宪法性质的认识经历了坎坷的历程——1975年宪法甚至删除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绝大多数权利条款，但公允地说，1982年宪法基本上承认了权利保障的中心地位。不仅绝大多数权利条款（除了迁徙自由等极少数例外）得以恢复，而且公民权利被提前到第二章，其位置先于国家机构，足见制宪者对权利的重视。这一结构调整表明，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机构最终是为了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而设置的。2004年的修正案明确要求“国家尊重并保障人权”，更直接反映了基本权利的保障已成为中国宪法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
和西方宪法不同的是，中国宪法除了公民权利和国家结构之外，还规定了许多其它内容。本文以下通过从反面论述宪法“不是”什么，以说明宪法所不应该规定的内容。概言之，由于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它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由于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它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由于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它不应该规定太多的积极权利。[9]笔者认为，这些不适当的规定直接阻碍了现行宪法的实施。
三、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8
一、党的领导法治化关键是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法治化是由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党的领导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主要和最广泛的表现。法治靠党来推动,靠党来实行,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程度,决定了依法治国的程度。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就要求党的领导法治化。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基本要求。将党的领导纳入法治的轨道,受到法律的支配,依法执政,依法领导,这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最本质含义。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②为了保障这种普遍服从的法治秩序就要求执政党首先守法,依法办事。这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如果执政党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法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就会受到破坏,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党的领导法治化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要求。我国人民民主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对党的领导来说,人民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就目标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民主。人民民主是我们党为之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理想,当年,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民主这个武器,打败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人民民主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立国之本。但是,由于对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忽视,我国人民民主的实现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人民民主根本制度的改革却不大,这显然不合理。比如,立法民主问题、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党的领导和人大的关系等等,都有待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而这方面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推进民主。正如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③就手段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保障民主。人民民主的目标靠人民民主的手段来实现。人民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靠谁的恩赐。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法治化就要求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领导不是取代人民民主或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当家作主服务。这就要求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律化。④
第三,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要求。建国以后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忽略了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和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⑤而法律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其直接后果是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泛滥,人民民主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严重受阻。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受到了我国人民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可能逍遥法外。”⑥“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尽快学会的新课题。”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法治化的法治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意义非凡。
第四,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成就巨大,在短短的20年里,法律已经涵盖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我国社会的法治秩序与大量法律的出台并不同步。这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能不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人大监督,一般只涉及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就目标而言,我国国家权力的主要方面都是由党决定的,但全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实施的监督却不包括党,显然不合理。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等现象还时有所闻。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权力范围不明确,没有制约。我们的党不是一般的党,而是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执政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既然如此,就应当有明确的范围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依据。法治的要义是法律支配权力,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法治化都要求国家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支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践将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种种要求,从而把我国依法治国推向更高的阶段。
应当指出,党的领导法治化与依法治国的法是一个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领导法治化就是要党首先守法尊法,成为守法尊法的模范,这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首要含义。对我们党来说,宪法和法律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法。党的领导法治化的法当然也包括党纪,党纪是党内法,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纪与宪法和法律是统一的,服从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党纪的要求。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来说,党的纪律就包括这一条。”⑧这就决定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法治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必须明确党的地位,对党的领导依法予以制约
第一,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要明确。在我国,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但是,我国宪法中对党的领导的规定仅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的规定,党的领导的具体内容在宪法中并没有涉及,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党的领导一旦涉及具体的领域,就会与法律特别是宪法发生不协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⑩这两条分别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那么,党的领导应当怎样实现呢?就国体而言,党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规定的,但先锋队是一种比喻,对党的领导的实现,并不能提供比党的领导更深入具体的内容。此外,先锋队作为的规定,与宪法是有区别的,先锋队的规定不能作为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尽管它事实上也不能作为规范。就政体而言,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宪法所规定的人大权力的最高性是我国人民民主国体的表现。不能想象,在人大之外,还存在一种高于人大的权力组织或机构,如果那样,人大就不是最高权力机构,也是违背宪法的。
但这样一来,怎么实现党的领导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提出了党政分离,但由于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不明确,党政分离没有明确的法律和理论界限,使党政分离缺乏可操作性,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党政分离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应当分离到什么程度才实现了党政分离?怎么来实现党政分离?等等,都缺乏准确可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党的领导法治化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明确党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看,以下几点应当明确:
(1)党政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这是党政分离的基本出发点。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保证。但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党的领导的方式要法治化。党政分离是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党政分离,党的领导的方式将发生有益的改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如果通过党政分离,不是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而是削弱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就背离了党政分离的目的,是绝对不允许的,也违背了宪法。(2)党政分离,不是党的领导放权。从我国党政分离的动因看,党政分离是完备和健全党的领导功能和国家功能的重要途径。从党的领导功能看,我们以前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领导一切、掌管一切。实践证明,这种领导方式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也容易滋生专制和腐败,不利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党的领导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内容上,党的领导的根本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⑾因此,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障民主,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保障,党的领导的本质含义就是确保人民民主的实现。其二,党政分离,在形式上,是要求党改变包办一切的现状,恢复一个执政党应有的功能。党的领导的内容既然是保障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的基本功能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保障民主的实现。因此,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的基本含义就是政治领导,即保障人民民主的领导。对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来说,这是最大的权,也是最根本的权。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也就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3)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党管一切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所谓不合理,即违背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原理。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保障,而不是取代人民民主,党管一切也就意味着取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所谓不现实,是党不可能管一切,社会生活如此之大如此之丰富,党要管一切必定管不好,我国建国以后30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个传统。而且,由于党管一切,党必然没有多少精力来管党,而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来进行内部管理,是非常危险的。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党要管党,执政党只有管好了党,才能有效地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
第二,党的领导要有制约。在我国,人民民主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执11
政党,掌握着我国最大最根本的权力。党的领导法治化将党的领导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就是要对党的领导实施制约。这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党也不能超越这个法则。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就意味着党的领导要受到制约。从法治国家的性质看,这是保持我们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保证我们党始终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所绝对必要的。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制约,最后受到伤害的除了国家,党本身也不能避免。
党的领导的制约,要解决三个问题:
(1)从观念上明确党的领导受到制约的合理性。制约党的领导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着党的领导,更完善地实现党的领导。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我们党又是执政党,对党的领导实施制约,不仅是人民热爱党的需要,也是维护权力纯洁性和合法性的需要。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⑿
党也不例外。对党的领导实施制约,就是要防止党的领导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力的现象,通过制度建设,使党的领导始终保持人民先锋队的本色。从这个角度,制约党的领导,正是爱护党,热爱党的一种表现。相反,否认对党的领导的制约,恰恰从长远看不利于党的领导。
(2)党内生活民主化,即建立起党内民主。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纪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⒀
党内民主是党的领导的内部制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党的领导的这种内部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3)党的领导的外部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制约,即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有制约作用。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就是强调一种法律的制约。二是权力机构的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者。它集中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和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其它重大问题,在我国国家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超越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也不能和它相并列。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对“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有效。⒁这涉及到党的领导和人大的关系。笔者认为,人大应当发挥制约党的领导的主导作用。人大是我国人民行使的机构,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由人大来制约党的领导既合理也合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当然,人大也应体现党的领导,但这与人大对党的领导的制约并不矛盾,可以通过人大制度的建设使党的领导和对党的领导的制约有效地统一起来。⒂
注:①⑨⑩⒁宪法序言,第1条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刷厂1965版,第167页
③④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第371页、第331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
⑿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刷厂,1994版,第154页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9
成文法国家的法律以法典的形式展现。而在这些国家里，最理想的状态是制定一部包罗万象、无需解释即可回答所有问题的刑法典。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就曾经主张禁止法官解释刑法典，认为法官的任务就是将实际案件和法律条文进行对比，而不是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在此情况下，法官便成了法律的宣读机，是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其权力在某种形式上等于零。然而，经过种种尝试，人们发现制定这种绝对完善、准确的法典在现实社会中毫无可能，法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宣读法律来完成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刑法会产生新的含义。人们对刑法规范的解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有新发现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解读。正如有德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一个刑法条文规定的含义，总是首先通过法官的解释，才会在确定无疑的意义上被确定。既然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不可避免，那么这种解释就必须忠于法律本来的含义和价值。刑法解释也就必须从法条本身出发，严格遵守刑法条文的语意及价值。
要正确把握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就要先厘清刑法的价值。刑法是规定犯罪的成立要件及其刑事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预防并惩罚严重违法行为的法律。刑法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刑法的价值。正如一句拉丁谚语说的那样:私法隐藏在公法的保护之下(Jusprivatumsubtutelajurispublicilatet)，刑法是私法及其他法律的保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法律手段。刑法保护人民的目的又强调了刑法人权保障的价值。惩罚犯罪不仅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国家正常运转秩序的需要，也是安抚受害人的需要。国家通过刑罚的方式对犯罪人进行制裁，即对其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是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事后保障被害人人权的方式。刑罚的威慑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还未发生的犯罪，保障了潜在受害者的人权。此外，刑法在与犯罪作斗争的同时又遏制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要求国家公正地行使刑罚权。罪刑法定、罪刑责相适应等原则在实体法上静态地限制了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而侵害被告人人权。总之，不管是受害人还是犯罪人，刑法都给予了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和精神，因此人权保障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刑法主要价值之一。
在笔者看来，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无疑是刑法最重要的两个价值。两大价值完整地展现了刑法品性的全貌，让刑法严肃而不狰狞，温和而不软弱。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共同构成了刑法的灵魂。然而，再精确的天平也无法做到完全水平，人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往往面临着价值的取舍。特别是当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两大价值无法兼顾的时候，刑法解释就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而刑法解释的价值，必须有利于体现刑法的价值才能不失偏颇。
二、刑法目的视角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反对解释、目的解释等等。刑法条文是刑法立法精神的语言表现和外在表达，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能够将立法者的精神再现，并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克服法律的滞后性，也弥补一些语言表达上的不足。在这种意义上，目的解释比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更具优越性和终结性。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刑法解释方法没有明确的位阶性，但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在对一个法条可以作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时，只能采纳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因此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刑法的目的和价值而进行目的解释，此种情况下的刑法解释更能揭示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和立法者的立法精神。
(一)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统一
我国《刑法》第1条明确规定刑法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清楚地表明了刑法在人权保障和维护社会正义两大价值上的统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因此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个角度看，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正义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给予心理上的慰籍，这是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人权的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而刑法通__过惩罚犯罪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保护了普通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害、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又实现了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统一。同时，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也是刑法的价值之一。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是立法机关经过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不再是统治者恣意的命令，实际上成了保护犯人的大宪章。刑法又通过罪刑相适应原则保证了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犯罪人公正地受到刑事处罚。刑法还根据责任主义，通过对于犯罪时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时未成年的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特殊群体的犯罪特殊处遇等规定，贯彻了人道主义精神，保障犯罪人人权不被非法侵害。因此可以说，刑法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保证犯罪人受到人道而公正的惩罚、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国家运转，这些都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结合我国的国体和国情，刑法通过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实现了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有机统一。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两大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统一的，没有冲突，不必取舍。
(二)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的冲突
虽然在本质上以及大多数情况下，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在刑法及其解释上都是统一的，但两者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统一。有时候刑法解释偏重于保障人权而舍弃社会正义，相反的情况是为了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舍弃人权保障。在具体的个案中，在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之间，往往需要进行一个价值的取舍。在刑法适用方面，除了解释方法和立场的选择外，还涉及如何对待证据瑕疵的问题，典型的案例是辛普森杀妻案。瑏瑠辛普森的杀人行为虽然有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实杀人凶手就是辛普森。在当时没有其他犯罪嫌疑人且辛普森有杀人动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辛普森杀妻事实的认知都达到了内心确信的程度，辛普森也具有不可摆脱的嫌疑。这时候对辛普森有罪与否的判断就是对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价值的取舍。如果认为人权保障优先于社会正义，那么不管犯罪嫌疑人的嫌疑多么大，在无法充分证明他有罪或者程序有瑕疵的情况下就不能将其定罪处罚。反之，如果坚持社会正义优先，那么在事实上确信无疑、只是在程序上略有瑕疵的时候，就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对其科处刑罚，这是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在刑事法领域瑏瑡常见的冲突。
(三)刑法解释中社会正义的优先性
在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冲突中，刑法解释只有结合刑法的目的来取舍，才能避免偏颇。根据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不难发现在刑法解释中，维护社会正义具有更加优先的地位。
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即表明了维护社会正义是刑法最主要的任务，法条表述刑法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律，惩罚犯罪是手段，保护人民是目的。而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表现的首先是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和追求，并非强调犯罪人人权的保障。规定在我国《刑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是贯穿刑法全法的指导性条款，是整部刑法的总指引，不管是刑法总则之后的条文还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刑规范，都应该以打击犯罪为首要任务，以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正义为根本目的。诚然，刑法通过罪刑法定原则避免了犯罪人遭受不必要的刑罚以及不公正、不可预测的刑罚;通过罪刑相适应原则防__止被告人因为自己没犯过的罪受罚或因轻罪受重罚。但是，这种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并非刑法的主要任务。只是因为在惩罚犯罪过程中，如果运用刑罚不当，可能伤及无辜或轻罪重罚。人权保障固然是刑法的价值之一，但不是刑法的全部价值或主要任务，如果一味强调人权保障而舍弃社会正义，刑法必然会失去方向。瑏瑢与此同时，社会正义的含义和性质又容易引发我们的思考。在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冲突的个案中，人权保障即是指犯罪人的人权保障，这是相对现实、具体的;而社会正义若是指维护广大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则是相对抽象的。牺牲一个个现实、具体的人权去保护相对抽象的社会正义的做法显然有失妥当。如果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抽象的社会正义去打击犯罪而牺牲一个个犯罪人具体的人权，刑法就会显得狰狞而可怕，甚至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工具和手段。那么在价值冲突的个案中，什么样的社会正义才是真正优先的呢?笔者认为，正确理解社会正义的含义和内涵十分重要。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犯罪人对应的是被害人，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冲突实质上是犯罪人人权保障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在刑事诉讼的程序上得不到救济，只能通过打击犯罪的方式进行保护，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此处的社会正义指的是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非保护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那么这种社会正义同样是现实、具体的。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理应优先于犯罪人的人权得到保障。
因此，在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刑法解释应该以社会正义为优先。只有以社会正义为优先的刑法解释，才是符合刑法立法精神的目的解释，才真正揭示了刑法条文的含义和价值。
三、法治语境下的价值取舍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瑏瑣法治语境下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刑法及其他所有法律。
(一)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价值区别
由于不同的法律性质和立法目的不同，相互之间价值追求往往不同。刑法以打击犯罪为首要任务，理所当然以社会正义为优先价值，但其他法律并非一定如此。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国家权力组织形式等根本性问题，同时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其价值取向与刑法并不完全相同。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国家权力关进笼子，防止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或滥用而侵害人权，因此在宪法视角看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冲突，可以得出人权保障优先的结论。人权保障也是宪法的主要任务和价值之一。同样，被称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也以人权保障为优先，刑事诉讼法通过规定诉讼程序力图实现程序正义，并欲通过实现程序正义的方式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可见，以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为基本价值追求的刑事诉讼法，在价值取舍上也与刑法不同，面对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的冲突，刑事诉讼法应以人权保障为优先，辛普森杀妻案正是坚持程序正义的著名案例。
不同法律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不同的立法目的，不同的立法目的又决定了其不同的价值追求。刑法和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是由其性质和立法目的决定的。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目的，刑法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为首要任务，兼顾人权保障;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毫无疑问地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优先保障人权。
(二)不同法律各司其职成就完整的法治
法治中的法律包括宪法和法律。作为动态过程的法治就是宪法和法律的践行，这种践行是所有法律各司其职、有机统一的完整过程。在完整的法治过程中，各种法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各自充分发挥作用而不可相互替代。任何法律的职能被其他法律侵蚀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法治。
在整个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中，各种法律依据自己的价值和方式发挥作用，既不相互退让，也不相互侵犯。刑法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实体法，对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判断和取舍，并不在个案实践中受宪法领导，也不在实体问题上受刑事诉讼法干扰，而是独立地以打击犯罪为任务，以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为目的，展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刑法规范在整个动态法治的适用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弹性，应当允许法官在适用法律之时根据社会发展对刑法条文进行推定和解释，从而实现静态法律的现实化和动态化。刑事诉讼法则在程序上制约国家公权力依法运行，禁止公权力在程序上侵犯被告人人权，免其受到不公正的刑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规定都要求在程序上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以此达到人权保障的目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约束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使刑事部门法不得作出侵犯人权的规定，通过间接方法实现了人权保障的目的。可见，动态、完整的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国家法治动态过程的缩影，宪法通过约束法律的方式间接地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其他法律根据宪法而制定，以其各自的方式实施，体现各自的目的。各种法律各司其职才能达到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并重，才是完整的法治。
真正的法治不仅是各种法律各司其职的状
态，同时也是一个理性、中庸的状态。法治在各种法律相互制约的情况下运行，避免了价值的偏差。人权保障固然是世界各国普遍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任何侵犯人权的法律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恶法。但是不讲原则强调人权的法治是矫枉过正的，法治并不意味着任何法律都要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任务，也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优先地位。刑法作为一部打击犯罪的法律，依照宪法合法地剥夺犯罪人一部分权利，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不管历史上我国是否有效保障人权，刑法都不应是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的的法，否则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三)法治社会的价值指引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在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制;要建设完善的法制，必须注意法律的价值取舍对社会价值取舍和社会行为的指引作用。除了儿童与未开化的人以外，对于具有各种能力的成熟的成年人，不得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家长式的强制。瑏瑤所以，对社会行为的价值引导在法治社会中尤为重要。刑法解释使得静态的刑法法条得以实施，转化成动态的刑法运行过程。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也就成为了刑法价值的最终实现形式，因此可以说，刑法解释的价值选择给社会公众在刑事法领域作出了一个价值指引。如果刑法解释在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冲突时选择了人权保障优先，那么刑法解释就给社会公众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让社会公众中潜在的犯罪人认为在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冲突时，刑法会因为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而舍弃社会正义。在这样的信号指引下，刑法显然因为过于温和而显得苍白无力。只要犯罪人犯罪手段足够高明，反侦查能力、隐匿销毁证据能力强，刑事侦查机关就得不到完整而没有瑕疵的证据，而只要证据稍__有瑕疵，就不能完全确定犯罪人曾经实施犯罪行为，基于人权保障优于社会正义的价值选择，这种情况下应该对犯罪人宣布无罪。同时，因为定罪标准的模糊、刑法解释存在重大争议，一些可以解释为犯罪亦可不解释为犯罪的行为，通通不能成立犯罪。这会大大缩小犯罪圈，严重削弱刑法打击犯罪的能力，让大量罪犯逃之夭夭。这是鼓励犯罪的指引，实际上与刑法应有的价值指引在根本上产生了矛盾。鼓励犯罪的刑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法，鼓励犯罪的法治也不是健全、成熟的法治。
可见，法治社会需要保障人权，法治社会下的法律也需要保障人权，但这并不代表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要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的。法律及其解释的价值选择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价值指引，只有作出理性的价值选择才能表达正确的价值指引;只有表达了正确的价值指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理性、成熟、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10
关键词：人权；公民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宪法监督制度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作为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33条的第3款。自此，“尊重和保障人权”便由一个政治规范提升为宪法规范，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执政党提升为“国家”，获致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人民的意志，由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新条款的入宪并不必然导致人权得以保障。相对于宪法的修改，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构建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是落实这一规范的根本途径，而机制的构建应建立在对人权保障条款宪法含义的科学解读上。所以，本文拟以“人权”的概念为切人点，辨析“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区别与联系，探究人权入宪深层次的原因和价值，解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规范的内涵，探讨这一新条款的实施机制，从而为其实施提供理论上的准备。
一、“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之辨
宪法中，一个新条款的价值是在与原条款的比较中显现的。修改前的宪法第33条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概括性规定，从第34条到第50条是对“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所以，从第33条到第50条构成了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个兼具概括规定和具体规定的混合式规定。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新条款强调的是“人权”，这是我国宪法以前没有出现的语汇，似有突兀之感，也与原有条款显得难以协调。但在掌握人权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条款的增加实质上是强化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作用，在结构上也是能够做到与原条款的协调和兼容的。
（一）人权的分析维度及结构
“人权”（humanrights）一词滥觞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思想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并伴随着人类社会从近代走人现代，其生命力不仅未见衰减，反而愈发弥坚，以至演变成全球性的话语。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所指出的那样，“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然而，何谓“人权”？这又是一个聚讼不定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维的角度理解人权的属性。人权具有道德的属性，它与人道、人性与自然等范畴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权又具有法律的属性，此时它是与公民权利、国家意志紧密结合的；人权还具有国际的属性，此时它与主权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此种种。
所以，正确把握人权内涵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维度。笔者认为，在人权的多种分析维度中，历史的维度和逻辑的维度是理解人权含义的基本方式。因为历史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把握人权的发展脉络，而人权的逻辑分析则可以把握人权的存在形态。
人权的历史分析是由法国学者瓦萨克完成的。瓦萨克提出了三代人权理论。第一代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古典人权，即各项个人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权利，如人身、财产等权。这一代人权的特征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实现负有消极不作为义务，故被称为“消极人权”。第二代人权始现于20世纪初叶，即要求国家积极参与的社会权利，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一代人权的特征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实现负有积极作为义务，故称为“积极人权”。第三代人权是关涉人类生存条件的集体性“连带关系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卫生环境权和共同遗产权等。所以，从历史的维度理解人权，就会发现人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范畴，随着时间推进，其内容体系会不断地更新与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一代人权会取代前一代人权。在任何时代，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从逻辑的维度分析人权，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有学者认为，人权有四种存在的形态：（1）应有权利；（2）法定权利；（3）习惯权利；（4）现实权利。也有学者认为，人权的存在形态应为三种，即：（1）应有形态的权利；（2）法定形态的权利；（3）实现形态的权利。三种权利的形态中，“应有形态”是最核心的形态，“应有形态”是“法定形态”和“实现形态”的合理性基础和具体权利的来源。两者的区别在于习惯权利是否是权利存在的独立形态之一。有学者指出，习惯权利不能成为人权的存在形态之一，因为“习惯权利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合理的习惯权利已被法律所认可，因而可以归结为法定权利。也就是说，习惯权利作为与法定权利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和法律同时并存，且习惯是法定权利前身的场合下才是合理的。笔者同意这一见解。所以，下文将从人权的应有、法定和现实三种形态上去把握人权的内涵。
应有权利，是指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表明人权的应然性。肯定应有权利作为人权存在的形态之一，表明人权的内涵不具单一性。由此，不能简单地将人权与法律权利等同。从某种意义上，人权的应然性解决了法律权利的来源问题。所以，有学者将这种应然权利称之为道德权利。它强调了人权与道德的密切关系，凸现了人权的价值性。但如果将这一推断推向极致，肯定人权的道德性而否定人权的法定性，则是对应有权利的一种狭隘理解。
法定权利，是由法律确认和由国家保障实施的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定化形态，表明权利的法定性。应有权利只是权利的应然状态，在政治国家中需要公共权力的保障才能为人所切实享有。但法律对何种人权予以确认和保障则是特定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受历史传统、政治状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因而，法定权利并不是简单地对应然权利的囊括。
实有权利是指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状态，是应然权利的实现程度和权利的实然状态，表明权利的实然性。应有权利只有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由观念状态进人现实状态。在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过程中，法定权利是媒介。所以，权利三种形态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应然权利为法定权利提供了价值源泉和判断标准，法定权利为应然权利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实然权利是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存在的根本取向。
（二）“人权”向“公民基本权利”的演化
如前所述，法定权利是人权存在的形态之一。法律对应然人权的保障在早期是通过普通法律实现的，即由法律将一部分人权制度化、法律化，使人权的内容更明确、更具体，便于人们行使和国家保障。在宪法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人们认为有一些权利对人们非常重要、必不可少而应当享有，于是人们努力给予它们与其重要性相适应的确认和保障。通过西方市民革命，人们发现了宪法规范技术，即把那些对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们应当享有的权利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加以确认和保障，将其吸纳为宪法权利。“人”在宪法上的身份是“公民”，因而这部分“人权”被称为“公民基本权利”，实质是基本人权。而之所以这部分应然形态的人权被宪法保障，成为被称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定权利，是因为这些权利带有“根本性、基础性与决定性”，“在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那种认为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实质上是同义语的观点是不严密的，并不能将二者简单地等同。
联系到人权的应然形态和法定形态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产生历史，即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权是公民权利产生的源泉，是其合理性的基础，公民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权，公民基本权利也就是规定在宪法中的人权，是人权中“法定形态”的一部分。
（三）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与中国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考察了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后，我们能够科学地界定新入宪的人权保障条款对我国公民权利保障的功能：
第一，人权保障条款概括、提升和统摄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突出了人权原则，申明该章关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的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与原则，强调保障公民权利的实质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宪法第二章的逻辑关系更为清晰。
同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为涉及国家权力的宪法规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使人权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指导性价值。国家权力是人权除公民权利外的另一种法律转化形式，用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源泉。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条款使宪法理顺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即国家权力为保障人权而存在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德要求，更是宪法规定的强制义务。以前，我国宪法更多确立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没有显现设立、配置国家权力的价值功能，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位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范要求国家权力的设立、配置和运行应当有利于人权的实现。
第二，在以权力主义为核心的宪法学中，公民权利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实现的。由此，公民权利受国家的绝对支配。但通过对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人权存在应然性形态，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权源。宪法规范虽然对宪法权利的内容进行了表述和确认，并对其实施确立了一定的保障制度。然而，宪法权利并不是来源于宪法规范，人权才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宪法权利根本上来源于人权，人类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将那些对人类至为紧要的权利由宪法予以规范，从而形成“公民基本权利”。
进而言之，由于宪法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生成于其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但历史在发展，应然层面的人权亦在发展。所以，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确立应呈现开放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积极地吸纳新的人权为法定权利。此时，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保持开放性提供了宪法根据和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宪法的高级法特征又要求其保持相对稳定性。但宪法的稳定性本身不能成为宪法保障人权的枷锁，它要求一种包容性，即：不仅被写入宪法和法律的人权要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且未写入宪法的人权也要得到尊重和保护，为人权保障提供宽阔的发挥领域。此时，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保持包容性提供了宪法根据和制度保障。
关于宪法是否应保障宪法外的权利一直是宪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宪法的意识中，人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只保障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是将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本末倒置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决不意味着公民只能享有这些权利，而仅意味着这些权利如此重要，它涉及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安全，以至需要国家特别加以保护。除此以外的权利，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只是国家没有保障义务。如果说，在宪法修改之前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那么，在人权保障条款入宪后，对国家保障人权应有更高的要求，即国家对宪法外的权利亦有保障的义务。作为人权保障法的宪法不仅要保护宪法上的权利，也要保护宪法外的权利，这一人权保障的理念实际上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如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项权利，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予以保留。”一直作为法国宪法序言而长期保留的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也庄严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规范学意义上的分析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融人了现有的规范体系，获致了最高的法律效力。而要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实施它，发挥其最高的法律效力，离不开对该宪法规范含义的准确把握。宪法规范是用以调整宪法关系的。宪法关系的特点之一是“在宪法关系中国家或国家机关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宪法关系既包括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新规范所调整的宪法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认为它所调整的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一宪法规范不是要求一个国家机关去尊重和保障另一个国家机关的人权。因为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其本身没有独立的“权利”需要国家去“尊重”和“保障”。所以，这一规范所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一宪法规范脱胎于政治规范，在入宪时沿用了其作为政治规范的表述，在其演变成为宪法规范时，就必须运用宪法规范学作为分析工具对其含义作出解说。
（一）关于本规范的性质
分析宪法规范首先需要对其性质作出界定。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宪法规范作出不同的分类。其中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宪法规范是为主体授予权利还是设定义务可以将其分为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质是为国家这一宪法关系的主体设定了宪法义务。所以，它是义务性规范。进而，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将权力授予给国家。所以，宪法为国家设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其实质是人民为国家机关设定这一义务，而其正当性根据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所以，从此角度而言，也可以将此宪法规范理解为权利性规范，其完整的表述为“人民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关于本规范中的一些范畴的含义
第一，“国家”的含义为何？
除这一新增规范外，我国宪法尚有多个以“国家”为行文主语的规范。如，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7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19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在这些宪法规范中，国家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义务主体就是“国家”了。其实不然。原因在于，国家作为一抽象的政治实体，一般只在国际法上承担责任。如果将“国家”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则会造成宪法责任的无从着落。所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界定为“国家”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在此处，“国家”可作多维的理解：或指国家，或指政府，或指公民，或指人民。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原则性比较强，涵义丰富，同时由于修宪技术的原因，对入宪条款基本沿用了其作为政治规范时的表述，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的要求则反映不够，从而造成了其法律规范上的意义不明确。
能否将其界定为“国家”中的人民或公民呢？我们分析“公民”或“人民”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的情形。如果“公民”或“人民”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利主体，则可能出现以上两个问题：一是“公民”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逻辑上产生矛盾。二是会出现“公民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毫无意义的说法。所以，“公民”或“人民”不可能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
所以，此处的“国家”具体是指国家机关。从宪政的角度讲，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限制与规范政府权力。在具体的宪法关系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由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承担和落实。同时，国家机关可以独立地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并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有利于宪法的实施和宪法责任的落实。因此，从宪法学学理的角度讲，“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是政府（国家机关）。而在国家机关中，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应构成义务的主体。
第二，“尊重”的含义为何？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尚没有其他条款有“尊重”一词出现。查权威汉语词典，汉语中“尊重”意指“尊敬与重视”。由此，可以对该规范中的“尊重”作出两种理解：一是表明国家对人权的基本立场和宪政理念的提升，即以人权的实现为国家权力运作的价值取向，而不再仅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二是国家权力要受到合理的限制，防止国家公共权力对人权的侵犯，从而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约束公权对人权的侵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对那些自由权利，如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不需要国家干预即可实现的权利，国家除基于正当事由依法定程序可对其限制外，不得对其限制。此时，“尊重”意味着“不侵犯”，国家负有不侵犯的消极义务。因为国家作为义务主体，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公共权力对公民的自由权利没有“尊重”之意，公民必将丧失这些权利。
第三，“保障”的含义为何？
除这一新条款外，我国宪法尚有多处以“保障”作为行文的谓语。如第4条，“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第7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9条，“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条款中的“保障”是指
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保证相应目标的实现。由此，在这一新增宪法规范里，我们可以对“保障”作出如下理解：“保障人权”即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免受来自于国家机关、其他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侵害与破坏。对于那些自由权利，如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国家不仅自己不能侵犯，还需要在这些权利受到其他社会主体侵犯时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救济；对于那些需要国家干预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就业劳动权等，国家不仅不能侵犯，还需要以政权的力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其实现。所以，“保障人权”是为国家设定了积极义务。（三）关于本规范的时间效力
宪法规范的时间效力，是指宪法规范在什么时间开始生效、什么时间终止效力，以及对宪法规范颁布以前的行为是否有溯及力。
人权保障条款一经全国人大通过并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即予生效。但并非随着条款的生效，我国的人权就完全得到了保障，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即能够得以纠正。实际上，权利从法定形态进人现实形态还将经历一个过程。这是由宪法规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三、从人权保障的视角推进宪政体制的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的前三次修改共形成了17条宪法修正案，其中有11条是有关经济制度的，较少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公民权利特别是人权保障方面的内容。所以，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反映了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对于完善我国宪法的结构和促进我国人权保障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如前所言，并非随着该条款的生效，我国的人权就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人权的最终保障有赖于完善的宪政制度建设。因为，宪法是人权的保障法，人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权保障条款也只有在完善的宪政制度中才能得以完全实施。所以，建构我国的宪政体制应从人权出发，人权的保障和救济需要什么样的宪政体制，我们就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宪政体制。宪政体制的完善是综合性工程，如有学者所主张的加强立法、建立人权保障的专门机构等都甚为重要。但笔者认为其中以下三项是最为关键的。
（一）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更新
宪政体制的完善是以正确的宪政理念作为先导的。在我国，由于受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认识一直是不足的。“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诸如此类对宪法的认识虽都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宪法的特征，但都带有强烈的“工具论”色彩，没有道出宪法的真谛。
“立宪主义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权力的控制，保障社会成员的人权。”所以，如果需要以完善的宪政体制实现对人权的保障，首先要转变的是宪政理念，即需充分认识人权在宪法中的价值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是人权的根本保障。而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基本方式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有效规范。此处的“规范”并非简单的“限制”。
其次需要转变的宪政理念是宪法本身并不“创造”公民权利，它对公民权利只是“确认和保障”。这一理念的根据在于权利的应然性。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能够对宪法和法律中的公民权利体系持开放和包容的立场。一方面，我们并不僵硬地固守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而能够因应社会的发展，选择恰当的时机将随着社会发展新出现的权利类型纳入宪法和法律中，以使之更具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坚持“法律外无权利”，在宪法和法律未修改之前，能够通过法律解释等多种方式对宪法和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权利实施保障。
（二）建立合理的国际人权公约在国内的实施机制。
“人权是无数国际条约的主题。”加强人权国际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大趋势。中国的人权保障当然不能脱离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背景。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人权保护的国际参与与合作。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加入国际人权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加人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3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政治决心，表明中国已经融人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潮流，正在努力扩大和加强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
在人权保障条款入宪以后，我国参加国际人权公约就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行动了，它是落实宪法中人权保障条款的一部分。但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效力如何，宪法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规定，这将直接影响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实施状况，并最终将影响我国公民的人权实现程度。
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效力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关于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效力位阶问题。即它是与法律处于同一位阶，还是与宪法处于同一位阶，抑或其效力高于宪法？解答这一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如果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内容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不一致时以何为准的问题。我国宪法只在第81条和89条对缔结条约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从宪法规定可以得知，条约的缔结与法律的制定在程序上基本相同。据此，有学者认为，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一观点虽未得到实定法的支持，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绝大多数国家，批准或者同意加人国际人权公约是由议会进行的，而议会只具有修改宪法或者是制定普遍法律的权力，对于议会来说，要将某些权利提升到宪法的水平是很困难的。”我国的情况亦是如此。所以，将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效力界定为与法律同位更为恰当。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一些法律，如《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都规定如果国际条约含有与该法律相抵触的地方，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国际条约的效力要比法律高。但问题是：法律本身是否有权确立国际条约的效力比自身高？所以，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是由宪法予以规范。但在宪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之前，并不意味着国际人权公约所确立的权利在我国只能受到法律层次的保护（因为可以通过修宪的方式将其上升为宪法权利），亦不能以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在宪法之下而以其与宪法不一致而拒绝对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权利提供保护。
其次，国际人权公约能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解答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在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没有被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确认时，能否寻求司法的救济？这一问题我国宪法亦没有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由于《民法通则》等那些规定了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规则的法律几乎没有涉及人权问题的，因而我国加人的国际人权条约是不能由我国国内法院直接适用的。确实，我国目前也尚未出现直接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作出判决的案例。但上述理论与实践的正当性都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一直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一起被视为我国的法律渊源。何以其他法律渊源能够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而国际人权公约则不可以？
（三）建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制
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是完善的宪政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人权保障而言，它是根本的纠错机制。虽然普通诉讼制度能够解决人权侵犯中的问题，但不能解决立法侵权的问题。而立法侵权恰是对人权的最大威胁。所以法治发达国家无不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审查议会的立法是否侵犯了宪法保障的人权。
构建宪法监督制度在学界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入宪为建立这一制度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关于宪法监督制度如何建立，笔者以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既要坚持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理念，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前者要求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能够使侵犯人权的现象得到及时的纠正与制裁，使宪法真正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后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只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制度框架内设计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二是所设计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制度特色，实现与相关的法律制度配套、衔接。
第二，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思路设计。西方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无论是哪种模式，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其运行经验教训、不断进行调整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虽然已存在了20年，但基本上处于闲置之中，没有给我们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法治传统薄弱，相关的制度建设也仍处于探索之中，而宪法监督制度必须与相关的法律制度，如司法制度等能做到相互衔接。这些决定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按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的思想设计。以现有制度为基点，逐步完善，使之真正有效地运作起来，在运行中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在既有制度成熟时，抓住有利的改革时机，将制度升级，最终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运行效果良好的宪法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