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1
一、“经济素质”的提出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而“素质”通常指的是人的内在的品质与特性。通常人们把经济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水平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往往指企业的运营能力和赢利能力。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举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素质”研讨会,首次将经济素质引申到人的内在品质特性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会上一致认为“从市场经济内在运行规律上看,其客观必然性是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究效益,增强竞争意识,促进创新观念、公正观念的形成。而人们这些观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1]这便是我国学界对“经济素质”的最初阐释。由此可见经济素质的提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属于人的一种新型发展指标,是对人的素质结构的一大丰富与补充。经济素质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人格化,笔者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素质高,主要指其对经济现象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抓住经济现象内在的本质,并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经济素质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
素质教育的提出,使我们对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大学的素质教育正是以追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努力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学界从基本素质出发,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认识有“三素质”说[2-4]、“四素质”说[5-6]、“五素质”说[7-8],甚至“九素质”说[9]。这些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不同见解,均忽视了对大学生经济素质的关注与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实质。该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其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侧重。中共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全体人民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不断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因此,向大学生普及经济科学,提高大学生经济科学水平,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大学生全面发展应具有时代性,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素质教育受人的发展规律制约,也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各种领域都充斥着竞争与挑战。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必将踏入社会,迎接社会的挑战,同时也将参与到市场竞争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立足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系统素质教育必然离不开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更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了解一些宏观及微观经济政策与现象,具备一定的经济意识,能够从事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努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市场化的推动者”。可以说,经济素质既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三、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一要立足时代背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结构也一样,必须依据社会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节。时下,“我们正由计划经济型的素质向市场经济型的素质转变,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10]。在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必须立足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吸纳市场经济对人的经济素质的品质需求,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竞争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公平民主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二要明确角色定位。经济运行既包括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涉及到普通公民的简单经济行为。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还必须依据大学生群体这一角色本身加以定位。大学生的主要身份依然是一名求学者,尚未能由学习者角色向职业者角色进行完全转化,即还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条件。所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应侧重于其对基础经济知识的认知、对市场经济意识的领悟以及对简单经济活动能力的掌握。三要知意行相结合。“素质”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素质是指知识、意识以及行为能力的统一。狭义的素质则“通常被视为与知识、能力相并列的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11],专指人的各种属性的具体实现以及它们所达到的质量和水准,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具备的主体条件。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状况,本研究在设计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时采用了广义的素质定义,将经济素质分为知识、意识以及能力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2?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大学生经济素质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既包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也包含微观经济活动能力的体现(见图1)。结合时代特征及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属性,从层次上将其划分为宏观经济素质和微观经济素质。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政策与指标的认知(知)市场供求走向的分析判断能力(意)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知)微观经济意识(意)简单经济活动能力(行)图1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一是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是指公民对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把握和认知能力。[12]5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离不开宏观经济大背景,可以说,人们一切经济活动都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代大学生首先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公民经济活动的方向盘与指南针,任何经济行为不能逾越这一大前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当代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理应认真研究国家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其内容有所了解和认知。此外,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认知,通过这些经济指标时刻关注国家的经济动态,如GDp总量、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业率、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大学生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有所了解,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现象,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总的走向。其次,对市场供求走向也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由于商品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市场运行也随之处于变动之中。人们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经营与决策,对市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可以使自身适应市场的变化,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活动,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大学生创业为例,对很多大学生而言,创业过多地停留在激情上,真正实施成功的很少。大部分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对市场走向、供求关系分析不全面、不严谨,仅从单方面评价创业项目。因此,当代大学生理应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基本的预测市场变化的分析能力。二是微观经济素质。对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指标的认知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参与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当代大学生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素质就是指“人们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所具备的经济意识和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12]6。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包括对市场中供求、价格、生产要素、货币、消费等诸多微观经济活动及元素的了解。当代大学生要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要素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了,还包括信息和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大学毕业生凭借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完全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同时也有能力参与生产的分配,付出知识,获取所得。微观经济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周围所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看法或认识。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是否具备能够准确捕捉商机,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心理倾向。人的行为是其意识的直接反映,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可以使人从深层次去认识事物的内在价值,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它转变成现实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主体将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向市场。人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充分丰富和提升自身市场经济意识。就大学生而言,必须具备善于观察、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市场经济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愈加复杂,市场情况愈加模糊不清,这就要求人们具备各种能力加以应对。受传统重智教育思想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把大学生从事一些基本的市场经济活动视为不学无术,重利轻知。而大学生在校期间,虽然要立足于专业知识学习,也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平台与条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应该参与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事实证明,当代大学生存在严重缺乏投资理财能力、不熟悉市场竞争规则、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等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所以,为了更快更好地适应由学习者向职业者的身份转换,大学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科学理财能力,并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利用假期等闲暇时间从事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强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力。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2
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围绕区委、区政府构筑生态型石化基地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消除影响我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我区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合理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广覆盖、多层次、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体制保障。为此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使区经济体制改革在新时期、新阶段取得新的突破。1、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各项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体制改革的着眼点要兼顾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创新体制，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在搞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使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发展的各项举措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以推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为重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继续以放心、放手、放开、放胆的姿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抓紧清理有关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研究制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的扶持政策。进一步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发展。加大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力度，切实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和以民引外，帮助其做大做强。引导民营企业创新体制，规范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进一步调整全区所有制结构。3、以完善国资管理和营运体系为重点，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国资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及其控股、参股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确权责关系。逐步创造条件对现有授权经营主体打破行业界限，进行资产重组。扩大其资本规模，提高营运效率。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继续完善国有股权代表的激励机制，使其责、权、利得到统一。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对未纳入授权范围的资产要进行委托管理。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切实解决企业改制中的遗留问题。对已改制企业要通过国有股减持等形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对垄断行业要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继续引导已改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以文化卫生等系统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深化社会事业领域体制改革。一是继续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在对事业单位按监督管理、社会公益和中介服务、生产经营进行分类定位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的改革目标。对可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型、社会中介服务型，以及事业单位附属的三产单位要加快转企改制的步伐。同时进行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文化领域的准入限制，充分利用我市非公经济发达的优势，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文化，促进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要把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改造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企业。继续整合现有文化资源，组建若干个文化产业集团，并以文化产业集团做大做强为契机，促进我市文化名城建设。三是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救助体制改革。对市属公立医院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选择1至2家市属医院作为试点，吸引民间资本，改为股份制营利性医院。继续搞好药品集中招标工作，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问题。要完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制，解决弱势群体的治病难问题。全面实施市区退休人员门诊医疗费社会统筹，尽快实施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同时，继续搞好农村卫生院改革，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卫生保健网络。四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实现办学模式和投入体制的多元化，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同时，市属校办工厂的改革要有实质性的突破。5、以完善产权交易规则为重点，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结合我市前一阶段企业改制的实际，要围绕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规范产权交易和监管的办法。从我市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际出发，要以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指针，认真处理好国有股权转让、经营者持大股、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三者关系。既要坚持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原则，同时也要体现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要求，抓紧制定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规定和制度，并精心组织实施。要从进一步加大宣传和规范政策入手，在提高持股职工风险意识，实施规范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尊重广大持股职工的意愿为基础，鼓励职工所持股权依法向企业经营技术骨干集中或转让给外来投资者。6、以吸引外资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深化外经贸管理体制和外经贸企业改革。充分利用外资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契机，实施大项目推进策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利用外资大项目的领导、协调、决策机制；实施重点区域策略，确立利用外资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实施开发区主战场策略，发挥各部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招商引资本的龙头作用；实施领域多元化策略，从较早以工业为主的利用外资，向全方位、多领域利用外资转变；实施以外引外策略，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效的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机制，促进其增资扩股，同时，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桥梁作用、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努力使外企成为招商主体。从而使我市利用外资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继续加大外贸和外经工作的力度，创造对外经贸工作的新局面，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完善。7、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推行电子政务为契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要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创新审批方式，提高行政审批工作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性审批。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或者不应当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去做。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惯例和wto要求，制订保护公平竞争的各项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在政策上消除所有制歧视，鼓励各类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得到健康发展。
8、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为重点，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着重解决还具有浓重计划色彩缺乏市场效率的城建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体制。对国有单一投资的项目公司要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公司制改造。要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通过项目法人制度吸引社会资金直接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鼓励采用特许经营权、资产经营权、收费权有偿转让等方式筹集资金，盘活存量资产吸引外部资金。对经营性、准经营性、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为社会资本提供可供选择的介入领域。要改革现行的投资规模控制方式，建立投资分类管理体制，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要探索发展包括银行、证券、信托、债券、基金、风险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力度，促进我市大都市建设步伐。建立拟上市企业资源的发掘和培育机制，充分利用国内外证券市场的筹融资功能，鼓励和推进我市各类优质企业到境内外上市。加快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增强其持续融资能力。要发挥市工商信托公司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在境内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根据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积极探索和争取设立杭州证券投资基金。建立和引进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开辟风险投资资金渠道，积极吸引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建立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选择基础产业和优势企业，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要加大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要以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交流为契机，改革我市的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想方设法从上海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来杭设办事处、内资银行业务总部或地区总部迁杭，争取金融机构来杭发展。鼓励杭州地方金融机构走出去，到外地设立窗口。市商业银行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引社会资金参股，条件成熟时也可引进外资参股，并争取上市。不断推进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要稳步推进产权交易，提升我市产权交易中心的功能，完善交易方式，拓展经营领域，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产权交易机构。积极探索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为改制企业股权流动和我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提供平台。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体系，保证产权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9、以提升要素市场功能为重点，规范和完善市场体系。一是重点培育发展各类要素市场。对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地产市场等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规范和发展。要打破垄断，逐步改变要素市场依附于相关主管部门的现象，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要不断提升市场的功能，增强市场的辐射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经济发展。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逐步深化，尤其要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除继续完善对现有企业经营者的录用、评价、考核、激励办法外，要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为各类企业选人用人提供服务。二是重组现有商品专业市场。要推动现有商品批发市场的布局调整和资产重组，促进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市场上规模、上档次，并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市场交易主体向公司企业转变，推进竞买制、拍卖制和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有型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扩大市场的辐射范围和交易规模。三是规范发展行业协会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对经济的发展、市场秩序的规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加入wto的宏观背景下，亟需发展和健全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我市要在调查研究摸清现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订有关指导意见和促进政策。在此基础上，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行业协会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改制转型，强化其自律机制。要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做到管而有度、放而有序，努力营造有利于市场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四是继续发展现代流通业态，稳步推进电子商务、连锁超市和和现代物流配送。10、抓好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积极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要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新途径、新办法。通过完善职工持股制度，保证职工包括经营者以按股分红的途径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获得应有的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试行技术入股办法，把技术专利和科技成果作价折股由科技发明者和贡献者持有。探索管理要素作价入股的方法、方式，体现经营者管理要素在企业效益中的重要作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提倡建立各类商业保险在内的补充社会保险，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编织牢固的安全网。要做好职工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广泛开展就业培训，继续推行政府出资金购买就业岗位的举措，开辟非正规组织就业，通过政府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职工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关注和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积极探索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构筑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网络。同时，要研究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失土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11、统筹城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一是消除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引导人口向城市和小城镇有序集聚。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保护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利益，免除农民对产权流失的担心。要通过劳动力、资金、土地、房地产等要素市场的建设，以政策调控和市场服务来促进经济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经济要素从城乡分割到市场调节与有序配置，促进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和产业升级。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路子，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要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走体制创新促经济发展的路子，在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上取得新的突破。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二是大力培育发展中心镇。推进中心镇行政管理、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和户籍制度等为重点的综合改革，加快体制创新，促进中心镇发展。同时，要处理好中心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通过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以释放出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同时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建设农村专业市场等，促进乡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互动、互促的运行格局，并以此形成中心镇的产业依托，加快中心镇的发展。三是解决城中村问题，提升城市品位。随着城市扩容和撤村建居工作的深入，亟需解决城中村问题。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建设大都市的高度，着眼于城乡管理体制的变革，采取综合配套的措施，逐步解决城中村这一影响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通过户籍、土地权属、管理体制的转变，使城中村融入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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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3
经济转轨进程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是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角色而存在。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一开始市场并不存在，所以就很难谈得上“市场失灵”。恰恰相反，改革初期，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尽快培育市场、形成市场、发展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孵化器”的作用。与此同时，不断调整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角色转换。
一、承认市场，培育市场、开放市场。30年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大体经历了从排斥到承认、从相互否定到互为补充、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框架；八十年代中后期，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九十年代初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实践看，政府作为市场培育者，在三个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放开和搞活农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对农业的主要产品，比如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这样，一方面破除计划配置农产品的旧体制，形成了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确定了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的合理范围，以确保农产品市场的有效性。
采取双轨制的办法，逐步放开工业品市场。建立和形成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极大地加快了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对于奠定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具有关键作用。
采取开放的市场政策。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提高经济的开放度。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迅速转化为开放型的经济体，是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抓住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市场资本不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客观地估计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性作用。政府作为市场培育者，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基本规律：政府是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都取决于政府。但政府仅仅作为市场培育者，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形成政府对市场过多的替代。
(1)为经济起飞创造必要前提。经济起飞的初始条件要求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比如道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起飞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前提。以政府为主导，我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启动市场和民间力量促进经济繁荣创造了基础性条件。与印度、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优势并不在于市场更为发达，而是在于更为积极有效的政府。
(2)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人为地控制要素价格，构造了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低廉，为企业扩张创造了一个相对优越的制度环境。也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创造了成本优势。二是通过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规模扩张的重要动力源。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积极地干预市场，以吸引更多的投资。我国经济总量、财政实力、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都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
(3)为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预留了空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市场的作用，而是积极地培育市场。历史地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市场在可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渐进式转轨有效的过渡性安排。
三、客观地估计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模式的演进趋势。从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实践看，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初期，具有明显的制度收益，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收益将逐步递减，并会使经济发展因缺乏活力和弹性，难以应对可持续发展难题而陷入困境。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下，难以应对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新的矛盾和问题。
(1)资源环境的挑战对资源价格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放开各类矿产资源价格，使其能够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才能使企业自觉地考虑到资源环境的成本，以有效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2)土地集约利用对土地要素市场化提出新的要求。由政府集中控制土地交易，低成本供应土地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一方面，新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土地资源供给巨大的缺口并存；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要求充分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就使得新阶段土地要素市场化的要求尤为迫切。
(3)保护劳动者权益对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提出新的要求。近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表明，劳动者长期保持低工资的状况，不利于扩大消费，不利于转变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建立劳资双方合理的谈判协商机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框架，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
四、政府成为市场监管者，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前提。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成为市场监管者，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基础秩序。我国30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政府还需要在某些领域培育市场，但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看，更需要政府不断调整职能，扮演合格的市场监管者的角色，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取代相互替代的关系，这样才能够真正使市场化改革到位，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1)政府要成为商品市场的合格监管者。商品市场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的有效监管。以食品药品监管为例，多头监管与“监管失灵”并存，对政府的监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
(2)政府要成为要素市场的监管者。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政府不再直接安排土地交易，作为中立的监管者，就会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政府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者，就能够更妥善地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从新阶段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践看，如果政府不作为要素市场的监管者出现，市场化从商品领域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相当困难。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4
关键词：语用分析；合法性；政府合法性
探讨我国政府合法性问题，在理论上就是从语用层面分析政府合法性概念。如何对政府合法性概念进行语用分析呢？这需要弄清语用分析的基本框架。从本质上看，语用框架，即“符号-解释者”的关系。解释者是“人”，人要对符号进行解释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在什么背景下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只有这两个前提具备了，解释过程才可以进行，解释才会有结果。而在这两个前提中，“在什么背景下解释”是“解释语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解释”是“解释需求”的问题。前者是解释活动的客观因素，后者则是解释活动的主观因素。对概念的语用分析也就是对特定符号的“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进行分析。
1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
“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可以从三个层次考察，即：世界历史的层次、中国现代化的层次、市场经济的层次。这些语境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基本背景，形成了未来构建的基本约束条件，决定了未来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客观路向。那么，这些约束是什么，其提供的路向又有哪些？
第一，就世界历史的层次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的较高阶段，即所谓的“后现代消费社会”阶段。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传统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形态逐渐转换为当代“消费主导生产”的形态。相应地，整个市场的价值创造趋势也逐渐转换，从“劳动因素决定型”转向“效用因素主导型”；世界市场的价值创造链条也逐渐生成一种U字形的“微笑曲线”（即利润最高端集中在“研发”和“营销”环节，分布在U形的两端，而利润的低端集中在“制造”环节，分布在U形的底部）。世界市场经济格局的这种转变，引发了整个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政府组织行动渐趋有限、私人领域不断壮大、非政府组织日益崛起。中国政府和市场体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同样也或多或少具备这些特征和符合这些趋势。这就意味着，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之构建不得不要考虑这些客观趋势。这既是观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首要背景，也是决定中国政府发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历史依据。
第二，就中国现代化的层次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性，因而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既有诸多机遇也有更多挑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很早，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真正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应该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建国后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尽管如此，若从现代化本质来看（其核心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现代化，因为其没有实现商品经济的转换，更缺少市场化的体制设计，而这一点直到90年代才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应该以90年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为起点。这意味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因素很特殊：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在向纵深发展，而中国才仅仅开始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时间上具滞后性，但后发式现代化同样具有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引进一些现代化成功因素。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境遇中。如何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或者成功应对挑战，就成为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就市场经济的层次来看，它直接影响着当前中国政府发展的路径与走向。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但若立足人类发展的序列（“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区间）来看，市场体制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本身，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不主要是经济影响，而延伸为整个社会本身。概括说，市场体制的生成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体现为三种分离过程的持续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那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导致国家行动领域逐渐趋于有限，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导致私人自主性增强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成为事实，私权与公权的分离——形成国家“公权民授”的新格局与新观念；上述三种分离形成这样的结果，即国家行动逐渐有限，公民行为逐渐自主，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公权民授”的观念日益普及。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结构逐渐消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逐渐生成，那就是现代公民社会。在这里，直接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地位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强权机构，而成为现代公权并提供公共服务；公民角色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民，而成为社会的主人（公民）；政府正当性来源的变化——不再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合法性，而是要由公民授权获得。而从深层次来看，市场经济的崛起在政府合法性的各个层面都提出了挑战。例如：政府地位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在变化；公民角色的变化意味着政府要想说服公民，就必须转换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政府正当性的来源变化——民意作用的提升，意味着社会民意的力量在增强，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去与留。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对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2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需求
如上所述，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解释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历史条件，即如何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只能立足这样的历史境遇。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约束条件，至于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如何解释，则又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这就是解释需求。从理论上看，解释需求回答着解释者如何解释和解释什么的问题，因此，较之于“解释语境”，它更能充分观察“语用解释”的基本内容。
当前我国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解释需求是什么呢？参照上述约束条件，笔者以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回答自身在该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这就是中国政府如何认同经济市场化问题。就意识形态来看，我们认同当前世界发展处于“商品经济”的历史区间，市场化是其主要形态；就发展实践来看，90年代引进市场交换体制，正式从政府层面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在市场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全球公民社会化问题或者说如何应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挑战。显然，明智的选择是积极参与其中，但是，这意味着政府自身要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实现这种转换。不仅如此，若再深入一步，假若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公民社会转型，这预示未来政府变化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层面，更主要是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例如，契约关系对私权的张扬，产权关系对权力分散的优先选择，都将对现有的公权优先、权力集中的观念和体制进行改造，问题是，我们能否顺利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挑战呢）。相反，假若中国政府回避，那么，这意味着将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根据，政府合法地位不再具有合理性支撑。所以，综合正反两方面，这决定了中国政府要实现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必须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
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提升自身的说服公众的能力，通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换增强政府的可接受性。90年代的市场体制引进，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实质性突破，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现代化场景中。如果说，现代化的基本构架是四个现代化体系，即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后，将是后三个现代化的综合推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实际上已经开始）其政治生态、观念架构、人的发展将出现根本性改观。基于这一改观，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话语及其模式还会有多大的说服力，无疑将面临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基于此，政府要想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度，只有两条选择：或者提升自身说服公民的能力，或者改革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实现其现代性转换，如注重人性因素、尊重心理规律等等。
其三，针对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和关注公民地位、角色和观念的变化，在顺应当前“政府有限、公民自主、公权民授”的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文明体制，把社会民意力量纳入现代政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框架，最大程度地获得民意资源。市场经济演进的趋势表明，基于市场的驱动，现代公民社会的架构正在逐步生成，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发生转换，传统的基于阶级强制的暴力资源和基于经济业绩的意识形态资源在逐渐耗尽，一种基于公民授权的新的民意资源在逐渐上升，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的合法性来源。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变化，对政府来讲，核心就是重视民意的认同。结合上文关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意内容的非理性化和价值预期化趋势，笔者以为，对当前中国政府来说，除了实现对民意的重视之外，还要尊重民意的内容。也就是说，重视民意是一种前提，核心是对民意内容的捕捉，尤其是对民意中非理性及其价值预期部分的捕捉。否则，如果仅仅局限在其中的理性部分，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将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为那代表不了民意的全部甚至连其核心部分都不能反映。
总而言之，结合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两个方面，关于当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构建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大致评估如下：首先，中国政府已经迈进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它将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挤压（既有改革任务的挑战，又有利益集团的保守性压力，既有国内一国两制的竞争，又有国际上先进生活方式的比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想说服公众，需要极高的说服能力；最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和传统地位，这意味着政府要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把民意资源纳入改进的视野，当然，这一改进由于特殊的国情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难度，但总的趋势是，这无可回避。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5
关键词：武汉市；经济转型；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基金项目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大鹏(1981-)，男，湖北成宁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政府间竞争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3wH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1096(2008)05―0054―04
收稿日期：2008―05―08
一、引言：武汉市竞争力衰落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中，曾被冠以“大”字的，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武汉。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部署，武汉从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50年―1982年，武汉经过30年的建设，形成了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工业中心。到1982年底，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均居第4位。近年来，武汉市的城市竞争力排名早已被挤出前10名。表1显示了武汉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以及相关指数。
从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2002年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已经下降到16名，2004年和2005年排名出了前20名。2002年和2004年，武汉除了在区位、人才、科技、资本等4个方面排名比较高，基础设施有所进步外，其他都在30名开外，2005年，就竞争力的指数来看，武汉市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效率指数和效益指数比较滞后，质量指数和增长指数排名严重滞后；就单项竞争力而言，除了公共部门竞争力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创新相关的竞争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外，企业本体竞争力以及生活、商务、社会三项环境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武汉市排名较高的几项内容基本上都是其传统比较优势：区位优势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科技优势源于武汉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高校和中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本优势源于武汉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则是建国以来国家重点发展支持和所形成的；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源于其传统资源禀赋优势。虽然在生产要素的禀赋上，武汉市具备良好的比较优势。然而，无论从城市竞争力，还是从区域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年来武汉的发展结果并不理想。
二、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困境：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比较优势是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最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1817)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概念，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Heckscher(1919)和ohlin(1933)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在各国的技术相等，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着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决定于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国家或地区应生产和出口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林毅夫(2005)认为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三方面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全面或部分地改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促使本地区企业(或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时面临困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对很多地区或产业来说根本不实际，因为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它假定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国家资源是固定的(波特，1990)。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的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生产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波特，1990)。今天具有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明天这些竞争优势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所取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将会迅速出现，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为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迅速失去其竞争力。以劳动力或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或以粗放型生产为优势的产业往往进入门槛不高，容易复制。这些产业也是其他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存在很多的竞争和过多的投入，从而导致激烈乃至过度竞争。由于竞争，很快该地区不但会失去其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资产专用性而被“套牢”，产生路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这类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支持越多，则越容易“套牢”，引起产业同构，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
波特(1990)在对各国产业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困境的系统考察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特殊资源优势。从竞争优势的持续力来看，资源的重要性有层次之别。低层次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和便宜原材料，是很容易被模仿取代的，竞争者可以寻找新的廉价生产环境和资源来复制这类竞争优势，使得原有的竞争优势丧失。低层次竞争优势还包括以竞争者能取得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会因新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出现而消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包括高级技术、创新力，具有难以复制性、差异性、可以培育新的优势性。二是竞争优势的数量与种类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地区或产业只靠一种优势维持竞争力，其竞争者就可以集中资源在这一领域，培育或复制这种优势。优势越多，越难培育和模仿，并且优势能够互补和相互加强，从而使竞争者难以赶上。三是竞争优势是一种持续的改善和自我提升。一个地区或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创造，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改变和提升，在竞争者赶上旧的优势时，已发展出新的优势。波特进一步提出一个产业(或地区)培育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生产要素、机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等6方面互动和有机组合(波特，1990)。
本文旨在强调在知识和信息时代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局限性，但并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应被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取代。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定位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实现竞争优势。创造竞争优势关键在于通过对经济竞争处于不败之地的优势进行定位、发挥和集聚。竞争优势形成不是说不需要发挥比较优势，而是说不能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静态地或简单地发挥。竞争优势形成既要动态和高端释放比较优势又不被这些比较优势套牢，同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集聚和创造现实中没有优势但又需要的优势，最终形成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本文在分析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基础上，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首先，产业结构以粗放型和外延型增长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先后实施了一条“学先进、找差距、搞赶超”的发展战略，学习广东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学习江浙经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学习上海经验，大力发展区级经济(何小梅，2004)。在学先进、找差距和搞赶超过程中，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优势资源定位不准，造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相关产业的拓展和产业整体升级的力度远远不够。这使得武汉市的工业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等优势产业，没有形成聚集效应；以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其经济规模和产业链的优势不明显；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环保产业仍在培育中。在产业发展上，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未能及时定位优势资源，从而在原来的竞争优势丧失时没有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支柱产业未能做大做强。武汉市很长时间坚持“大而全”产业结构发展。如“十五”期间。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为“五大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以十大产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武汉市发展“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上述方面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资源、区位、劳动力和重工业密集资本优势)。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流动，并且这些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容易复制。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大而全”，看似全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重点支持的产业过多，无法集中力量打造新时期具有竞争优势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二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与手段不突出，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要素中孰轻孰重，没有明确。如，在武汉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的，但“新”所包括的范围不够清楚。三是产业发展脱节，没有形成关联型与支持性产业结构。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缺乏有机融合，不能相互依托发展，制约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不能相互依托发展。虽然武汉第三产业中的消费业较为发达，而对武汉的制造业有着极强促进作用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物流业等生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脱节，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自身优势未能得到整合(冯健、袁林，2004)。
(二)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够，缺乏竞争优势的持续创造能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国有企业需要的资源和产供销，因此一个地方的国有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则越有竞争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武汉市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成为武汉经济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因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而失去了竞争优势。武汉市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长期出现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现象，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受体制和政策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同时，政府在市场培育方面力度不够，导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这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经济效益低，财源少，城市建设发展慢，没有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
(三)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市场竞争，武汉市城市功能可以凭借具有资源、能源、区位、劳动力和历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势，容易复制和培育，已经不能代表优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知识、资本、制度、创新等“软要素”成为现代重要的优势资源。武汉市仍然采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方法，一方面，在城市功能上与中部老工业城市存在大量雷同。没有动态定位城市功能，陷入中部老工业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作为中部的老工业城市，武汉市以传统行政区为单元推动经济发展、制定政策及评价标准，导致所辖区(县)之间盲目攀比，过度竞争，不能有效发挥整体优势。这种以传统比较优势谋发展的方式，没有很好整合自身优势，也没有有效地聚集外部优势，从而被东部城市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技术代替，失去了竞争优势。
(四)机会缺陷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竞争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其竞争优势也会相应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市由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以及历史重要性，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国家为武汉市发展注入许多资源和项目，从而为提升武汉市的竞争优势创造了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央倾力打造珠江三角洲，80年代中后期重点建设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打造津京唐和渤海湾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2003年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每一次政策似乎都与武汉市有关，但是事实上又与武汉市无关。作为中部老工业城市的武汉遭遇了政策的边缘化，原来的政策优势迅速失去。同时，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当于从更高层面为东西部地区注入了优势资源，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培养竞争优势的机会。武汉市不但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给予的机会，而且丧失了发展竞争优势的新机会。
三、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从比较优势发挥到竞争优势创造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发挥优势，促进中部崛起。2007年12月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这些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会。武汉市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城市发展战略、机会、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体制等方面构建竞争优势钻石体系，跳出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精心设计发展战略，明确城市功能定位
在城市功能定位，武汉市应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定位和集
聚新时期优势资源，构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流通中心和科教中心“三位一体”的体系，创造出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多种竞争优势。
1、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武汉具有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基础：(1)产业配套能力强。经过建国后多年来的发展，武汉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目前已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服装、食品、医药、化工等为优势，电力、交通、通信为依托的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2)处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3)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逐步提升。(4)“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我国商贸重镇，物流硬件比较完备，市场辐射面广。(5)科技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但要打造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必须摆脱传统比较优势思维的束缚，走发展竞争优势的道路：发展要有所选择，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巨大投资、廉价劳动力、区位和体制改革等已“过时”优势；重新定位优势资源，整合和创造内外部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优势资源；通过各种联系，使内外优势资源融合利用，提高制造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中国内陆流通中心。武汉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具有发达的交通(包含运输与电讯)和流通(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比较优势，并且是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具有打造内陆流通中心的基础：(1)较强的市场辐射优势。武汉商品市场发展，各类专业、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是我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2)全国的交通枢纽。具有世界大城市中极为罕见的优越的航运条件，以长江为干，并接纳了汉水，构成庞大的水网；同时也是全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之一。(3)要素市场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建材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科技人才市场、金融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武汉打造中国内陆流通中心，不能以上述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战略本身，而是重新定位新时期交通运输、内地交易、对外经贸、金融等优势，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进一步集聚现代流通中心所需要的内外部优势资源，促进新时期竞争优势形成，使这些优势相互支撑和强化，最终形成集聚效应。
3、中国内陆具有现代科教中心。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和教育“大市”，科教实力雄厚：拥有一大批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大型企业，荟萃了大批技术人才；具有雄厚的工业支持，全市建有4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4个高校科技工业园区，东湖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5个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武汉资产存量和开发潜力大，已具备建设技术创新与扩散中心、教育中心基础的条件。在打造现代科技和教育中心时，可以通过定位和集聚新时期优势，实现从科教“大市”向科教“强市”转变，具体做法应是：(1)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投入，通过内培外引，集聚内外的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城市科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2)探索一条企业、高等院校、政府长效合作模式，实现企业的资金和技术、高校的人才和科研能力、政府的政策等优势资源整合。(3)采取竞合的发展战略，集聚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外部优势资源，做到外部优势资源的内部化，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为科技和教育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
(二)抓住发展机会
目前，国家实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都为武汉经济转型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武汉市一方面应该尽可能从中央争取更多政策支出，降低培育和创造城市经济的竞争优势成本，从更高层面促进竞争优势的人为创造。在财政政策方面，争取中央加大武汉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优惠财政政策，支援企业向创新性企业和适应市场竞争企业转型。在产业政策方面，争取更多产业扶助政策，如允许在武汉市创业的高新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一些产业实行“同等条件，适度放宽”的扶助政策。另一方面，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优势资源，利用“两型社会”的实验权，探索新的工业化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创造基础和动力。
(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竞争优势创造过程中，政府政策既能影响的优势资源集聚，也会影响到市场需要条件，同时也会影响到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培育和发展以及同业竞争。政府的角色既可以是正面的可以负面。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武汉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武汉市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具体做法如下：(1)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在参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制。(3)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加强政府流程等创新，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利条件。(4)推进政府机关工作规范化、服务标准化、提高行政效率、从严控制行政成本。
(四)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城市经济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市场化相对滞后的武汉市来说也尤为关键。当前可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导外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创业辅导和引导，为初创型和二次创业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信息和融资等服务，为其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3)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4)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产业调整和升级。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6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manville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douglas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推翻。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江泽民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planned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market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利息率
（rpm–arpm）(q)(spp)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product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7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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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8
第一，经济学的影响要素发生改变。经济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需要使用抽象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经济现象非常复杂，研究时总要忽略掉一些“次要因素”，这也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要结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色进行分析。首先，要看其是否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色，例如中国晚近30多年经济表现就可以分析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特色。其次，要分析市场经济学内容还要结合其他经济学理论，包括影响经济要素的制度因素外，人口结构、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比较优势、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储蓄和投资和空间位置等因素都会影响经济增长表现。例如在研究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增长表现，不能放弃包括产权制度变革的体制变量。
第二，经济学的教学形式也相应发生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高校的经济学内容逐渐与社会接轨，进入信息化时期，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数学和技术训练尤其重要，需要在基本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运用基础理论方法的直觉，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对象基础上，精细化研究内容。但是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很多经济现象都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描述和概况，而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工具则体现更多的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方式，更加需要建立基本的逻辑框架和直觉，基本逻辑、基本假设，对基本变量和关系的处理和定量描述，再加数学方法分析等方式都现代市场经济学中的关键方式。
二、我国高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分析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逐渐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计量经济学通过采用多变量回归以及其他相关统计分析技术，为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工具，并且能够较好的检验和论证其市场特性。
随着市场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加强，很多经济学分析推论，获得广泛市场经验的支持。在“食物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因而“恩格尔系数”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会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预测得那样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趋势，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对价格与需求量反向变化等等。”经济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加强了与社会科学的紧密性。
另外，随着市场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经济学的预测开始逐渐建立在特定的分析机构和程序基础之上，但是其预测的科学规范性也逐渐加强，但是由于市场发展过程还存在一定的不可控性，因此市场经济学的发展也开始呈现一定的不可控性，但是总体趋势还是呈现市场化。
三、结语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9
信息系统学派是当今西方会计界的主流学派，美国会计学会aaa于1966年的《会计基本理论报告书》正式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很快影响全世界。我国会计信息系统的倡导者葛家澍（1986）明确提出“会计是旨在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4].会计作为经济信息系统把企业的经济业务数据加工成对决策有用和评价受托经济责任的经济信息，以便他们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会计控制理论是继前两学派争执不下后，于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杨时展和郭道扬两位教授。杨时展教授（1992）提出的会计控制理论侧重于会计微观领域，基于受托责任，他认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以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5].郭道扬教授（1997）则从宏观会计领域，从会计史学角度出发提出现代会计的全面控制观点。郭道扬认为：“现代会计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当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现代会计不仅构成企业内部全作业过程控制，也是实现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控制及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方面，是地区及企业对经济进行中观、微观控制的主要力量”[6].
三种会计本质的观点都是非常深刻的。会计管理活动论侧重于会计的过程，而信息系统论则侧重于会计的结果即会计信息，会计控制论较好的融合了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会计控制论能够从微观（企业管理）、中观（企业治理）和宏观（市场）角度，把会计过程（会计控制）和会计结果（会计信息）结合起来，这是对会计本质最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
会计职能就是会计所固有的功能，是会计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如葛家澍教授所指出的：“任何事物的职能都是各该事物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对会计职能的经典描述是“观念的总结和过程的控制”。会计职能体现会计能够为人们做什么，能体现会计供给的范围。根据会计控制论，控制系统由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会计基本职能可概括为控制和反映。从会计本质导出的会计基本职能是全面和科学的，控制职能主要体现会计过程，反映职能主要体现会计结果。
四、会计相关者会计需求构成会计目标理论需求
会计是解决企业相关者利益的权衡器，会计需求群体也就围绕企业利益的相关利益群体，我们称之为会计相关者。会计相关者以企业核心展开，可以划分为企业内部管理层、治理层和要素市场层三个群体，会计相关者需要会计解决的问题包括：（1）企业内部管理问题；（2）企业治理问题；（3）要素市场上的要素选择配置问题。下面从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等三个层面分析会计需求。
（一）企业管理层对会计需求
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产品的成本耗费，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首先，会计被用于满足企业内部人（如管理者）内部管理的需求。会计控制生产过程，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权衡利弊，比较得失，以求经济效果。法国的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把会计活动列为了企业管理的六项职能之一，会计管理包括成本会计管理、质量会计管理和企业财务管理等企业经营管理的多方面。其次，管理活动离不开信息，管理的过程又是一个利用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会计信息。会计在企业管理内部提供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信息，构成企业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的主要信息渠道，包括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二）企业治理层对会计需求
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第一大假设———经济理性的精彩描述。经济理性是基于自利原则的行为取向。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经济理性决定了人们需要一种技术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确认和计量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计算经济利润，评价经济效用，报告相关的会计信息，考评多大程度上履行相关的社会经济责任，并决定经济利润的分配。通过“会计”可以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手段（各种成本费用支出）和目的（利润或者财富的最大化）充分联系起来，使得从数字上考量经济理性目标的实现程度成为可能。[7]会计，自诞生以来，也就一直充当裁判者的角色，权衡利益主体经济利益，协调人们经济利益关系。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集合，是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就其各自的责、权、利的安排所达成的一组长期契约。一方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经济资源所有者和社会经济资源管理者之间也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委托关系，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由此产生。委托关系协调构成企业治理主要内容。企业契约、委托的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分配，企业治理就是协调各利益主体利益冲突和契约履行的制度或合约安排。会计权衡和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中立地为界定产权关系服务，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控制系统。
企业治理要求受托者履行受托责任。一方面，受托者接受委托者的财产委托，获得财产自主经营权和处置权，并同时负有向委托者交代其履行受托责任的活动和结果的义务；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产权主体必需依赖于受托经营者报告的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情况进行利益分割。在委托关系中，人掌握企业内部的完全信息，而委托人处于信息的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人的行为具有不可观察性，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委托人要求获得中立地报告受托责任相关的财务信息，会计则作为信息系统为委托人提供关于反映委托关系的受托责任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称之为说明责任履行。
（三）要素市场层对会计需求
现代要素市场已日渐成为要素流通与配置的主要场所，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等。伴随着要素市场的发展，企业要素取得主要来自于要素市场配置。在要素市场上，要素有效配置是以充分相关的风险和报酬信息为基础，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构成要素市场的生命线。然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灵。例如，投资者可能不了解股票的风险和报酬相关的信息；股东不了解经理人的能力；管理者不了解雇员的能力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可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取自身信息优势利益，产生道德风险。在投资交易过程中，信息劣势交易者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将做出非最优而是次优的决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将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内部人通过内部信息获取超额利润；二是投资者的次优决策导致价格的低估，这将给内部人带来损失。财务报告是一种可以减少逆向选择的工具，通过它可以促进证券市场运转并减少其不完全性。[8]经济社会期望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转，正确反映市场的价格，从而引导要素的优化配置，减少逆向选择和市场失灵。因此，他们需要充分、及时披露的有用会计信息以供理性投资决策，会计成为要素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重要信息系统。
会计不仅仅以会计信息的角色参与要素市场的资本投资决策，还参与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评价企业的风险和报酬的决策过程。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者需要会计提供企业绩效评估的模型以进行企业的整体绩效评估，从而判断企业的整体投资价值；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中，投资者需要会计对项目投资的风险和未来现金流量进行估计，同时计算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帮助投资决策；现代会计实现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控制及国民经济宏观控制，是地区及企业经济中观、微观控制的重要方面，也是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控制的重要力量。总之，会计控制在要素市场要素配置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控制作用。
五、会计目标理论框架是会计供给和需求的辨证统一
会计本质及职能构成的会计供给与会计相关者会计需求辨证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会计目标理论框架。会计需求决定会计目标的内容和质量要求，会计职能限制会计目标的范围。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迁，会计相关者也将改变或提升会计需求，会计的发展体现为与经济社会环境与时俱进。会计工作者（包括会计理论工作者）应通过社会调查等形式识别会计相关者会计需求变化，结合现有会计目标理论体系发展更符合需求的会计目标理论，再以会计目标理论进一步完善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规范体系，从而使会计理论和技术都在前一基础上得到发展，以免会计理论滞后实践。这应该是会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
会计供给是会计本质及职能的表现。会计以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四大假设为前提，主要以历史成本计价为主，这决定了会计供给———以数与量的形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和控制。依照会计理论发展逻辑模式，会计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会计环境变迁带来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变革，理论和技术重大突破将导致会计供给发生变化，从而又引导会计需求，引致会计相关者的需求结构升级。
会计需求和会计供给处于一个动态均衡过程中，会计目标理论框架应构建于这个动态均衡框架下。综上所述，从过程的会计控制看，会计目标在企业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分别体现为会计管理、利益权衡和资源配置；从结果的会计反映看，会计目标在企业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分别体现为管理控制信息、受托责任信息和决策有用信息的需要。会计目标理论框架可表示为二维矩阵图（见表1）：
表1
需求供给
体现过程的会计控制
体现结果的会计反映
企业管理层会计相关者的会计需求
会计管理
管理控制信息
企业治理层会计相关者的会计需求
利益权衡和协调
受托责任信息
要素市场层会计相关者的会计需求
资源配置
决策有用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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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