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1
关键词：公允价值盈利预测统计检验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余年，盈利预测不仅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定价的关键因素，而且作为重要的招股信息，对投资者投资新股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欧阳爱平、周群，2006）。而大量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已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会计及其他许多计量性经济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特征（谢诗芬，2003）。斯科特（2006）认为公允价值是基于市价、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某些情况下是通过某些数学模型所计量资产或负债的概括表达。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更加符合投资者利益。因为公允价值提供了预测公司未来业绩最好的指示器。玛丽.e.巴斯（2007）认为根据现行准则，今天的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几乎所有金额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对未来的估计。大多数人能够理解以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反映了对未来的估计。将对未来的更多估计包含在今天财务报表中的一个后果是，会计收益不太具有预测性。葛家澍、杜兴强（2004）认为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都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历史成本作为过去的市场价格所包含的风险和报酬已被固定为一个已知数，因此具有最为信赖的可靠性。但在反映不确定性和风险方面，历史成本则不如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含有不确定性的预计数，预计当然不可能精确，所以人们必然担心他的可靠性（特别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包含的变数太多）。但即使预计一个不甚可靠的现行价值或未来价值，总比没有预计或完全依靠已知的历史成本去预测要好。公允价值盈利预测能力，理论界结论并不一致。斯科特（2006），葛家澍、杜兴强（2004）认为公允价值面向未来，具有盈利预测价值，而玛丽.e.巴斯（2007）认为公允价值由于反映了未来的估计，因此会计收益不太具有预测性。
二、研究设计
（一）盈利指标的选择企业涉及公允价值变动的科目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和“资产减值损失”。企业交易性金融工具、套期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非货币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营业外收入”、“营业为支出”；企业资产减值损失计入“资产减值损失”。企业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基于稳健原则而并不是基于公允价值计量；企业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非货币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业务中公允价值的应用条件受到严格限制，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应用。公允价值主要指向的是金融工具，企业公允价值变动在利润表上主要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徐晓庆（2000）分析了上市公司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一是总体采用范围有限，在具体应用上比较谨慎，主要是因为除了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能够直接应用公允价值，其他项目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运用。二是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运用公允价值突出。本文通过模型来预测盈利，比较预测误差的差异即比较预测准确性来决定预测能力，通过比较含公允价值变动的企业盈利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的企业盈利预测能力大小评价公允价值盈利预测能力。如果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盈利预测能力高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盈利预测能力，则公允价值具有盈利预测能力，反之则不具有盈利预测能力。为便于比较含公允价值变动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盈利预测能力，本文盈利预测指标选择含（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公允价值变动选择“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内容。
（二）研究假设目前理论界一直认为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如果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则公允价值具有盈利预测能力，即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能力占优。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利用以前年度盈利预测年度盈利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预测能力占优（公允价值具有盈利预测能力）（年度预测）
假设2：利用以前季度盈利预测季度盈利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预测能力占优（公允价值具有盈利预测能力）（季度预测）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用样本以沪深a股公司为基础，在选取样本时，选取的是2007年至2009年4季度每个季度均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上市公司。符合标准的上市公司共计116家。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网易财金数据库和CSmaR深圳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库。
（四）模型建立盈利预测通常有三种模型：一元时间序列模型、分析师模型、管理层模型。一元时间序列模型只包括一个变量：过去的盈余。后两者分别指分析师或公司的管理层做预测所依据的模型，通常是综合性的，包含了公司内外部的许多因素。本文选用一元时间序列模型。
（1）年度盈利预测。国外研究结果表明年度盈利可由随机游走过程很好地予以表述，国内许多研究也都采用随机游走模型来预测年度盈利。由于年度盈利数据有限，建立年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存在困难，因此本文年度盈利预测也采用随机游走模型。
随机游走模型（年度）：model1：F（Qt）=Qt-1
下标t表示时间（年度），Qt表示实际盈利，F（Qt）表示预测盈利。
（2）季度盈利预测。在季度盈利预测中，从实证角度分析，盈利Box―Jenkins模型的预测能力普遍比随机模型等简单模型表现优秀。但进行时间序列研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否则对样本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就会受到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舍弃了建立复杂的aRima模型，采用简单模型，模型直接选用徐跃（2007）在其博士论文《关于我国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三个季度盈利预测模型。
季度盈利预测模型为：model2：F（Xt）=Xt-1；model3：F（Xt）=Xt-4；model4：F（Xt）=Xt-4+（Xt-1-Xt-5）
下标t表示时间（季度），Xt表示实际盈利，F（Xt）表示预测盈利。
（五）检验方法一般情况下，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一定误差，这种误差是个绝对数，不利于不同样本值的比较，本文选用百分比误差的绝对值（简称绝对百分比误差或ape）来评价预测准确性。绝对百分比误差（ape）计算公式为：ape=|（at-Yt）/Yt|*100%。其中：at为t年度（季度）的预测值；Yt为t年度（季度）的实际值。本文首先通过ape均值、标准差、累积频率及Friedman检验进行季度盈利预测模型之间预测能力的比较，在3个模型中选取预测能力最好的一个模型作为季度盈利预测模型；然后通过ape均值、标准差、累积频率、配对样本均值t检验及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比较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年度盈利预测能力和季度盈利预测能力差异。在进行配对样本均值t检验、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前首先对样本进行K―S检验以确定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如果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均值t检验、wilcoxon检验采用均值t检验，如果样本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wilcoxon检验。本文Friedman检验、K―S检验、配对样本均值t检验、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软件系统的默认值0.05，如果Friedman检验、配对样本均值t检验、配对样本wilcoxon检验概率p值小于或等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则认为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反之，认为两者无显著性差异。本文使用mSexcel2003软件整理数据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检验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季度盈利预测模型之间预测能力的比较（表1）提供了3个季度盈利预测模型在2008年2季度至2009年4季度共7个季度盈利预测误差ape均值、标准差及累积频率在100%内的分布情况。从ape均值、标准差及累积频率看，无论是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还是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3个模型中model4的ape均值、标准差在3个模型中最大，而累积频率最小，其预测准确性最差。model2与model3各有优势，model2的ape均值小于model3，累积频率在20%、100%内大于model3；model2的ape标准差大于model3，累积频率在5%、10%、50%内小于model3。从预测误差apeFriedman检验结果看，如（表2）所示，无论是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还是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3个模型Friedman检验结果显示预测能力存在显著差异；3个模型两两配对Friedman检验结果显示model3与model4、model2与model4盈利预测能力存在显著差异，model2与model3在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中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择model3为季度盈利预测模型。一是在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中，model2与model3盈利预测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中，尽管model2在ape均值方面小于model3，但model3在ape标准差及累积频率方面占有优势。况且model2与model3ape均值相差较小，同时均值易受某个或几个异常值的影响，而累积频率计算是通过比较样本中公司数在总体样本的分布情况，不涉及具体ape值，不受ape异常值的影响。二是这与国外理论界研究结论――季度盈利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相符，也与徐跃（2007）进行季度盈利序列自相关分析的结论一致，即季度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但没有显著的相邻季度特征。
（二）年度盈利预测分析年度盈利预测分析结果见（表3）。（1）均值及标准差比较分析。预测期2008年、2009年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均小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因此从均值和标准差看，2008年、2009年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预测能力占优。（2）累积频率比较分析：（表3）显示了累积频率在100%内的分布情况。预测期2008年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10%、20%、50%、10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2009年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10%、20%、50%、10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内二者相等，因此2008年、2009年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盈利预测能力占优。（3）统计检验分析。首先通过K―S检验检验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预测期2008年、2009年样本K―S检验概率p值均为0.00，因此样本不符合正态分析，统计检验采用wilcoxon检验。如（表3）所示，预测期2008年、2009年wilcoxon检验结果概率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盈利预测能力占优。以上分析显示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盈利预测能力占优，公允价值降低了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能力。
（三）季度盈利预测季度盈利预测分析结果见（表4）。（1）均值及标准差比较分析。如（表4）所示：预测期2008年1季度、2季度，2009年2季度、3季度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小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2008年3季度、4季度，2009年1季度、4季度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大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均值、标准差。因此从均值和标准差看，2008年1季度、2季度，2009年2季度、3季度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预测能力占优；2008年3季度、4季度，2009年1季度、4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预测能力占优。从均值标准差比较结果看，二者盈利预测能力相当。（2）累积频率比较分析。（表4）显示了累积频率在100%内的分布情况。预测期2008年1季度、2009年3季度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10%、20%、50%内大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因此2008年1季度、2009年3季度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利预测能力占优；预测期2008年2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20%、50%、10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2008年3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10%、20%、10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2008年4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10%、20%、50%、10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2009年2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的累积频率在5%、10%、20%、5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累计频率；2009年4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ape累积频率在20%、50%内大于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pe，在5%、10%、100%内二者相当，因此预测期2008年2季度、3季度、4季度，2009年2季度、4季度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盈利预测能力占优；2009年1季度二者累计频率各有优势，其预测能力相当。从累积频率看，公允价值对上市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3）统计检验分析。首先通过K―S检验检验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预测期8个季度样本K―S检验概率p值均为0.00，因此样本不符合正态分析，统计检验采用wilcoxon检验。如（表4）所示，预测期wilcoxon检验结果概率p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二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盈利预测能力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的盈利预测能力相当，公允价值在预测期没有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以上分析显示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的盈利预测能力相当，公允价值没有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能力造成显著影响。
四、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模型，运用统计方法比较了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年度和季度盈利预测的准确性，通过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判定公允价值的盈利预测能力。实证分析发现，年度盈利预测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的盈利预测能力占优；季度盈利预测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营业利润的盈利预测能力相当。因此无论是年度盈利预测还是季度盈利预测，公允价值均不具有盈利预测能力。本文存在如下不足：由于公允价值在我国应用时间较短，数据有限，因此本文没有通过时间序列推导盈利预测模型，而是直接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模型是否适用于公允价值的盈利预测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我国企业除了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能够直接应用公允价值，其他项目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运用，公允价值变动对金融企业的利润影响较大，公允价值在金融保险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晓庆（2009）。因此公允价值的运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本文没有分行业对对其预测能力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岩：《我国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预测价值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葛家澍、杜兴强：《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与基本程序》，《财会通讯》2004年第1期。
［3］玛丽.e.巴斯：《将对未来的估计包含在今天的财务报表中》，《会计研究》2007年第9期。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持续性;真实性
一、盈余质量定义
目前,对盈余质量尚无统一的定义。Lev(1989)认为盈余质量是指盈余信息在资本估价市场上的决策有用性,后续大量研究采用了此概念;也有的研究者从应计盈余真实性、持续性的角度研究盈余质量(Sloan,1996;ScottRichardson,RichardG.Sloan,markSolimanandiremtuna,2004)。patricia,weiliGe和CatherineSchrand(2009)认为盈余质量是如实反映企业盈余产生过程的程度,以及盈余信息和各类决策者决策的相关程度,即如实反映和决策相关性。程小可(2004)认为“盈余质量指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即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即盈余的预测性”,同时他认为盈余的预测性受盈余的结构性、持续性和及时性的影响。本文以辽宁省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的持续性和真实性两方面研究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
二、辽宁省上市公司现状
截至2009年10月31日,辽宁省在a股市场上市公司共有52家,但东北证券(原锦州六陆)属于借壳上市,注册地在长春,已不属于辽宁省上市公司,故将其排除,则辽宁省实际上市公司为51①家,占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的3.14%,居全国第12位。51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制造业(29),房地产业(5),批发和零售业(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3),交通运输、仓储业(3),建筑业(2)和传播与文化产业(1),信息技术业(1),社会服务业(1),农、林、牧、渔业(1),金融保险类(1)。制造业类公司是辽宁省上市公司的主力军。
截至2009年10月30日,辽宁省上市公司总股本为395.92亿元,总市值近3234.34亿元,占a股市场总市值的1.6%;流通股本为216.80亿元,流通市值为1441.56亿元;国有股股本为119.78亿元,法人股股本为31亿元。平均市盈率为66倍,高于沪深两市当天平均市盈率(深市:39.58,沪市:25.98),平均市净率为4倍,5家公司被特别处理(St)。2008年末,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2483亿元,占全省GDp的18.4%;实现净利润70.5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净利润总额的19.19%。辽宁省上市公司的发展对筹集社会资本、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盈余质量评价
盈余质量的研究和评价的方法很多,如基本面分析法、基于应计盈余质量研究法、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分析法、具体项目法、盈余与现金流的关系分析法以及其他方法。因为辽宁省上市公司只有51家,其中机器人(300024)2009年上市,没有可具体分析的数据,实际分析的只有50家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且一些公司上市时间较短,不适合采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所以采用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和盈余与现金流关系法,评价盈余的持续性和盈余的近现金性即真实性质量特征。
(一)盈余的持续性分析
盈余的持续性越强,投资者利用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盈余的能力就越强,盈余信息和投资者决策的相关程度就越大,盈余质量就越高。基于此理念,将利润表按持续性大致作如下划分:
非常项目前的的净收益(核心收益,持续性强)××
特殊和偶发项目(持续性低)××
持续经营收益××
非常项目(无持续性)××
总收益(中性)××
净收益(中性)
总收益和净收益的持续性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前面项目的比重来判断。据此分析,我国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是核心收益,持续性强。结合以往经验,总结评价标准如下: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80%以上(含80%)为盈余质量上乘的企业;比例在60%~80%(含60%)之间为盈余质量及格的企业;低于60%的,则盈余质量较差。与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一样,笔者将营业利润作如下定义: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1)
笔者认为,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应属于特殊和偶发项目,持续性低,故将其排除在核心收益之外。表1为辽宁省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统计②。
从表1统计可知,2007年30家、2008年28家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为及格以上,分别占上市公司总数的60%和56%;2007年17家、2008年12家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较差,分别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4%和24%。亏损的企业由2007年的3家增至2008年的10家。预计,2008年10家亏损的公司为避免被特别处理(St)或摘牌,在2009年很有可能进行盈余操纵。通过两年的比较分析,发现辽宁省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有下降趋势。
(二)盈余与现金流关系分析
采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的比值来衡量盈余与现金流关系。营业利润仍采用(1)式计算方法。之所以采用此比值,主要基于如下考虑:这两个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的核心收益;从计算过程看,它们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两指标反映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基础不同:营业利润反映了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利润和应计利润两部分,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只反映了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但是该现金流不但包含本期产生的,还包含上期和下期的应计利润在本期实现的现金流入。如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不但包含本期营业活动收到的现金,还包含上期赊销而本期收到现金和预收下期的现金,所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营业利润的比值应在数值1附近,过于低,营业利润的质量没有保障。结合以往经验,总结评价标准如下:比值大于0.8(含0.8)为盈余质量优良的公司;比值在0.6至0.8(含0.6)之间的为盈余质量及格的公司;低于0.6的为盈余质量较差公司。
*比值为负号,营业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符号不一致,说明他们之间差异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营业利润均为负号,暂时无法以正常标准比较。
从表2可知,2007年有30家、2008年有23家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为及格以上,分别占上市公司总数的60%和46%;2007年16家、2008年22家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较差,分别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2%和44%。
(三)总体分析评价
为更好地说明辽宁省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将前两种方法结合,综合评价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具体分析见表3:
a表示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B表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比值。
从表3可知,辽宁省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不高,综合评价2007年及格以上只有21家,占总数的42%;2008年则只有20家,占总数的40%,盈余质量有下滑的趋势。综合评价两年盈余质量同时为及格以上的只有7家,只占总数的14%。
四、结论
采用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利润的比值来评价盈余的持续性和真实性,是评估公司盈余质量较为简单但却很实用的方法,它帮助我们对辽宁省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区分,若要具体分析辽宁省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下降的原因,以及同全部上市公司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所处地位如何,还要使用其他盈余质量评价方法,这正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patriciaDechow,weiliGe,CathrineSchrand.Understandingearningquality:areviewoftheproxies,theirdeterminantsandtheirconsequences.省略workingpaper.
[2]BaruchLevandS.Ramuthiagaragan.Fundamentalinformationanalysis.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Vol31no.2autumn1993:190-216.
[3]ScottRichardson,RichardG.Sloan,markSolimanandiremtuna.informationinaccrualsabouttheQualityofearning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ichiganBusinessSchool.2001.
[4]ScottRichardson,RichardG.Sloan,markSolimanandiremtuna.accrualReliability,earningspersistenceandStockprice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ichiganBusinessSchool.2004.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3
一、会计信息及会计信息透明度
（一）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事后反映，提供了对未来预测的基础。信息使用者信念的更新就是以会计信息为主要依据，对企业持续发展能力认识和评价的过程。历史信息是信息使用者判断公司未来发展的基础，它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基本情况，而未来是历史的延续，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真正了解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透明的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帮助投资者形成恰当的预期，作出正确的定价和投资决策，减少由于错误定价或投资决策带来的损失。会计信息能够引起股价变动是因为会计信息是企业资源的代码，而股票是对公司资产无限分割形成的，每份股票代表了一定的未来现金流量。当公司会计信息后，投资者会根据信息修正自己的信念，这影响到对公司价值的评估。
（二）会计信息披露与会计信息透明度
会计信息披露就是把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群体，供其做出相应决策。也就是，把反映企业相关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信息传递相关利益者。会计信息讲的是什么，而会计信息披露讲的是怎么样。也就是怎样把有用的会计信息，以什么方式传递相关的利益群体。
会计信息透明度是针对证券市场上会计信息披露不能满足使用者需求的现状而提出的。透明度是对高质量会计准则与高质量财务报告的概括。透明度不仅要求公开确认（表内）和披露（表外）所有不应当隐瞒的交易、事项及其对财务状况和财务业绩的影响，不应当含糊不清，而且应对所列示的信息保证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公允性和可理解性。有着高度透明性的财务报告，应当符合会计信息的所有质量特征。
透明度可以有两种解释，狭义的解释把透明度视同充分披露的同义语，即只与信息披露有关，而与信息本身的可靠性、相关性等无关，而本文则把透明度作广义的理解，视同高质量的全部含义。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透明度不等于披露，但包含披露；二是适当的披露就是透明度；三是披露了问题不等于做到透明。我们现在讨论的、也是本文所采用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概念，是在一个现代的、开放型的制度基础下的广义概念。在这里，会计信息透明度这一概念包含了被披露的会计信息即广义的财务报告，同时也包含了财务报告的披露行为。
会计信息透明度是一个描述会计信息质量的更全面、更综合的概念，它的提出是继美国FaSB的第二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以来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的又一次飞跃。它强调的是会计信息的高质量，并使之为信息使用者便利的使用。
二、财务预测风险
（一）预测风险
预测风险最早是与理性预期理论相联系的。在理性预期下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预测不仅根据过去的记录，而且还会搜集与预测相关的信息。穆斯在阐述理性预期概念时强调，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不仅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还根据可以得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作出正确估计，即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相一致。这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预期都是正确的，而是总体上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其二，主观和客观预期相一致是从长期来看，并不是每个时点都是一致的。此外，个体对未来的预期与客观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确定的联系，所以理性预期对经济有实际影响。
（二）财务预测风险的会计解释
基于会计的角度预测风险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Zhang，2006），应计会计盈余仅仅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理论上的替代变量，会计盈余的不确定性包含着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基本价值的不确定性和盈余信息的噪音引起的不确定性。假定观测到公司基本价值（）的未来现金流量或股利信号为，根据信息经济学，则有，其中为噪音。信号的方差是衡量信息不确定性（或预测风险）的指标，，其中度量公司的内在不确定性，经营业务或经营环境存在着较大波动性的公司就是客观上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对它们价值的预测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波动性，也就较大。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由披露主体发出的信号呈现噪音干扰，应计制下酌定性会计政策的选择使得披露主体在不改变公司当前和未来现金流量的情况下改变报告盈余。反映了会计信息透明度，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其值越小，反之亦然。通常研究更多地关注于较低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引起的预测风险。
三、会计信息对财务预测风险的影响分析
（一）会计信息从会计角度对财务预测风险的直接影响
虽然非盈余会计信息也是价值相关的信息，但通常认为盈余信息是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重要信息。这是因为会计盈余是一定期间内公司经营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投资者据以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重要指标，盈余质量的高低对投资者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因此，盈余信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未来现金流量的更大不确定性。已有研究通常使用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ResponseCoefficients，简称eRC）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或信息含量（会计信息透明度），故也将其称之为盈余质量的市场计量。eRC是单位超额收益的变动引起的证券超额市场回报，通常用报酬/盈余回归模型中的斜率系数来表示。盈余信息中的噪音是信号中没有信息含量的部分（Holthausen&Verrecchia，1988），噪音程度越高或越大，意味着越大，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从而降低了信息在预测未来现金流量中的作用。因此，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越大引起的证券价格反应越小。基于此，王化成和佟岩（2006）将eRC视为当期盈余或盈余变动对公司未来市场回报的预测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eRC也度量了会计信息的预测能力。通常情况下，eRC越大意味着会计信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越强，预测风险越小，反之亦然。
eRC受贝塔和资本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若从会计信息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因为会计盈余的主观计量引起的盈余信息含量不同，影响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报告主体披露的盈余不是连续（真实）盈余，而是观测盈余（会计盈余），盈余质量影响着eRC，进而影响预测风险。首先，盈余的持续性对预测风险有着重要影响。盈余的持续性是指盈余在未来期间重复发生的概率。根据重复发生概率的大小，可将盈余分为永久性、暂时性和价格无关盈余。永久性盈余的持续性最高，类似于永续年金，在未来会计期间持续发生。这类盈余的当期盈余增长具有持续性，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盈余将以相同的金额发生变化。暂时性盈余的持续性最低，在未来期间不会发生，仅影响当期。这类盈余具有特殊性、偶发性和非经常性的特点，每期盈余增长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股价随着盈余单位增长而发生单位上升。价格无关盈余是指影响当期盈余，但不改变公司的现金流量分布，主要是由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引起的，不影响公司价值。盈余的持续性不仅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而且与公司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相关。会计政策的选择甚至是信息操纵会使得会计盈余中暂时性盈余和价格无关盈余的比重增加，这降低了盈余持续性的同时也降低了盈余质量和eRC。其次，及时性对预测风险也有影响。及时性是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质量特征。朱晓婷和杨世忠（2006）对2002-2004年上市公司的年报进行研究，发现年报披露越及时的公司，其市场反应比及时性差的公司更强。这表明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能够影响投资者的预测风险。
（二）会计信息对财务预测风险的影响最终导致对企业权益资本的影响分析
Capm假定投资者拥有关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全部信息是极端的，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分布的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不确定的，投资者面临着预测风险。以巴里和布朗为代表的预测风险学派认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越多，越有助于降低他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估计的不确定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分布的离散程度降低（风险降低）。如果预测风险是不可分散的，则标准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投资者将使用较高的折现率（权益资本成本）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预测风险较低的证券，股价较高。预测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紧密相关，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简称mm）理论可以表明对它们之间关系。从mm理论可以看到，权益资本成本就是盈余反应系数（eRC）倒数的积分，或每股收益与每股市价之比（市盈率的倒数）。当eRC愈大时预测风险较低，从而权益资本成本较小，反之亦然。
上述分析是以盈余信息为例，研究盈余信息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不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结论，韦雷基亚（Verrecchia，2001）提出了披露反应系数（DRC）。DRC是研究公司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不确定的证券价格的影响。披露引起的价格变化是披露的精度和企业价值的总精度之比与披露意外之间的乘积。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可以引起价格更大的变化，亦即DRC是信息披露质量的单调递增函数。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改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最终会引起证券的市场价格变化。
这与巴里和布朗（Barry&Brown，1985）以及科尔斯等（Colesetal.，1995）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分别研究单一期间和多个期间预测风险对投资者预期回报的影响，发现信息较少的证券预期回报较高，信息较多的证券预期回报较低。投资者在选择证券或投资组合与确定资产均衡价格时需要估计证券未来现金流量分布，会计信息透明度低的证券，参数估计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总之，会计信息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影响着投资者对公司或投资项目收益和风险的评价，进而影响着权益资本成本。其一，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使得会计盈余中暂时性盈余和价格无关盈余的比重增加，这降低了盈余持续性的同时也降低了盈余质量和eRC。eRC度量了会计信息的预测能力。通常情况下，eRC越大意味着会计信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越强，预测风险越小，反之亦然。其二，当eRC愈大时预测风险较低，从而权益资本成本较小，反之亦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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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动机；非机会主义动机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会计盈余进行的调节和管理。盈余管理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因此，动机研究也就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起点。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机会主义动机这一视角，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而造成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损失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如果盈余管理都是出于对公司发展不利的机会主义动机，那么，它为什么会一直存在，为什么没有被消除？Scott（2006，中译本）指出，盈余管理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也具有“好”的一面。对此，他从契约和财务报告目标这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盈余管理也可能出于管理层对有效契约的考虑或是传递信息的需要。Graham等（2005）对400多名高管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表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除了提高股价、维护自身声誉、增加奖金报酬外，还包括为了树立公司信誉、帮助公司发展以及更好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信息。可见，除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外，盈余管理也可能源于最大化企业价值或是传递信息等对公司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如Louis和Robinson，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等）。
事实上，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理解和掌握盈余管理动机内涵与边界的前提。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机会主义动机和两种非机会主义动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
Holthausen（1990）总结了管理层的三种会计选择动机观：机会主义观（opportunisticBehaviorperspective）、有效契约观（efficientContractingperspective）和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其中，有效契约观和信息观分析了两种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以下分别对上述动机进行介绍。
1.机会主义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指出，机会主义动机是管理层以最大化个人利益为目的，进而可能给公司及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失的一种动机。如管理层牺牲企业长远利益，通过削减研发支出等盈余管理手段来提高公司利润，进而增加个人奖金报酬；或是通过盈余管理虚报公司业绩，拉抬股价，欺骗投资者。由于管理层的理性人假设以及信息不对称，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将盈余管理视为管理层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2.非机会主义动机。基于会计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两大基本作用：契约作用与估值作用，盈余管理的非机会主义动机主要体现为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
（1）有效契约动机。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契约的签订和执行离不开会计数据，如薪酬契约中的激励政策大多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而债务契约中也会包含以会计数据为依据的限制性条款。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决定了其对管理层薪酬、契约成本及公司价值都将产生影响（watts和Zimmerman，1986）。有效契约观认为，管理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缓解冲突、降低契约成本，提高公司价值。例如，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使会计利润能更好地衡量其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此时，盈余管理既增加了管理层的个人薪酬，也有助于降低契约的监督成本、再谈判成本以及因激励不足而可能产生的剩余损失，进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一种有效契约动机。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契约作用，盈余管理的有效契约动机是指在契约范围内以降低契约成本、最大化公司价值为目的的一种动机（Holthausen，1990；watts和Zimmerman，1990）。
（2）信息传递动机。除了契约作用，会计信息还具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估值作用。然而，会计处理所遵循的历史成本、权责发生制等原则可能使会计业绩偏离企业的真实价值，进而造成市场的错误定价。例如，当会计政策过于保守时，会计利润可能低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导致公司股价被低估，此时，管理层便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调整会计盈利，向外界传递公司的真实信息。Scott（2009）曾指出，若盈余管理被用来传递有用的内部信息，那么它对公司、管理层以及投资者都将是有利的。因此，基于会计信息的估值作用，信息传递动机是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向外界传递关于公司发展的内部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Holthausen，1990）。Graham等（2005）、Gunny（2010）、Badertscher等（2012）的研究发现为信息传递动机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三、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机会主义动机与有效契约动机并非完全互斥。一般来说，有效契约动机产生于缔约前，而机会主义动机则可能产生于缔约后，如果其他契约方预期管理层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在订立契约时便会通过降低管理层报酬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契约定价机制的约束下，如果管理层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未超出事前预期，则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不会造成利益相关方以及公司的损失；此时，最大化公司价值和最大化管理层利益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即机会主义动机同时也可能契约有效（Christie和Zimmerman，1994）。这意味着两种动机下的盈余管理手段、程度以及经济后果可能存在一致性。
如图1所示，假设左边的圆代表缔约前契约各方在有效契约动机下约定的有效会计方法集，右边的圆代表缔约后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所可能选择的会计方法集，X1～X3代表不同的会计方法。若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符合其他契约方的预期（如选择X2进行盈余管理），则盈余管理便是在有效契约集的约束之下。此时，依据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将很难判断X2是出于有效契约动机还是机会主义动机。缩小有效契约集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同时又会增加契约成本，如何在降低契约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之间进行权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超出预期，则盈余管理将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如管理层选择X3进行盈余管理）。
综上分析，在有效契约集中，公司价值不会因盈余管理而减少，而有效契约集之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则会降低公司价值，并给其他契约方造成损失。因此，在预期范围内，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在表现形式和经济后果方面与有效契约动机具有一致性。在契约约束下，过度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2.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机会主义动机与信息传递动机之间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设公司盈利（e）由非操纵性利润（nDe）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两部分组成，假设当年经济变化对公司盈利的影响并未全部反映在当年nDe中，剩余影响将延续到以后年度，则公司当年nDe包含了当年经济冲击的部分影响及上一年的滞后影响。Guay等（1996）研究认为，当nDe对经济变化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时，管理层出于信息传递动机会利用Da来纠正这一偏差。如表1所示，假设在好的经济形势下nDe反应不足，或在坏的经济形势下反应过度，出于信息传递动机，管理层会进行调增Da的盈余管理；反之，若nDe对坏的形势反应不足，或对好的形势反应过度，则进行调减Da的盈余管理。除此之外，Guay等（1996）还分析了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一种是当糟糕的经营状况可能持续时，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暂时提高业绩以掩盖坏消息；另一种是当好的经济形势将持续时，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来隐藏利润以掩盖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分析“一次亏个够、利润大清洗”这种盈余管理，即在坏消息下进一步减少应计利润并在以后年度转回，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后文的分析中包含了对这一行为的考虑（见表1）。
由表1可见，当nDe对当前经济变化反应过度时，机会主义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上是一致的（情形Ⅱ与情形Ⅴ，情形Ⅳ与情形Ⅵ）；同时，当nDe对当前坏消息反应不足时，信息传递动机和“一次亏个够”的机会主义动机在盈余管理方向也是一致的（情形Ⅲ与情形Ⅶ）。
接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Badertscher等（2012）指出，不论正向还是负向的盈余管理，信息传递动机都有助于提高盈利预测能力，而机会主义动机则会降低盈利预测能力。盈利预测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两种动机的经济后果有所不同。本文分别对上述三种盈余管理方向一致的情形进行讨论：
第一，情形Ⅳ与情形Ⅵ：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Ⅳ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过度，下一年nDe会增加（除非下一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因此，即使Dat+1因反转而下降，在一般情况下公司下一年盈利（et+1=nDet+1+Dat+1）也不至于出现显著下滑。而在情形Ⅵ中，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调增Da以抵消坏消息产生的负面影响，下一年Da的反转将导致Dat+1下降，同时，持续的坏的经济形势也使nDet+1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机会主义动机下，et+1将大幅下滑。
第二，情形Ⅲ与情形Ⅶ：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Ⅲ中，由于nDe对坏消息反应不足，nDet+1会继续下降，而Dat+1并不会立即大幅增加（除非下一年出现好消息），因此et+1不会出现明显好转。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Ⅶ），Da的减少正是为了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Dat+1将大幅提高，并使et+1显著上涨。Rees等（1996）研究发现，在公司资产减值年度，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也相应增加，但这些负向应计利润并未在以后年度转回。因此，他们认为资产减值年度的负向非正常应计利润并不是出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而是在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坏消息。
第三，情形Ⅱ与情形Ⅴ：在信息传递动机的情形Ⅱ中，由于nDe对好消息反应过度，nDet+1会减少，如果下一年没有持续的好消息，则et+1将不会明显增长；而在机会主义动机下（情形Ⅴ），掩盖好消息是为了保持以后年度利润的稳定增长，Dat+1会增加，同时nDet+1也会增加，因此et+1将持续增长。
实际上，情形Ⅱ与情形Ⅴ的经济后果往往难以区分，由于好消息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会造成太大危害，而在坏消息下，不论是减少盈利还是增加盈利都可能极大地误导报表使用者，因此对于机会主义动机，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情形Ⅵ和情形Ⅶ进行实证研究。可见，区分情形Ⅳ与情形Ⅵ以及情形Ⅲ与情形Ⅶ的经济后果更为重要。
综上分析，尽管最终目的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信息传递动机的盈余管理方向与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存在一致性，即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可能相似。而两种动机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对未来业绩的影响上，因此，分析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是区分这两种动机的重要途径。
四、结论与展望
相关研究表明，不论是机会主义动机，还是有效契约动机、信息传递动机等非机会主义动机均是盈余管理产生的重要原因。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可能造成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损失，而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则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发展。与此同时，这两类动机在表现形式或经济后果上也可能相似。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告诉我们：
第一，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应联系其经济后果。不同的经济后果是区分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的重要途径。若盈余管理导致公司未来业绩下降更快，则其更可能源于机会主义动机；反之，若有助于未来业绩增长，则可能源于一种非机会主义动机。当然，这两类动机的经济后果也可能存在交集，当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符合预期时，有效契约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可能并无差异；同时在好的经济形势下，信息传递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也难以区分。因此，如何界定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的边界，尤其是当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致性时如何进行区分，是未来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分析时还应考虑其涉及的盈余管理方向。由表1可知，机会主义动机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影响与非机会主义动机既有差别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经济后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忽视盈余管理方向将极易混淆非机会主义动机与机会主义动机，也不利于分析和检验有效契约动机和信息传递动机。未来在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中应嵌入对盈余管理方向的分析。
第三，关注盈余管理的多动机问题。机会主义动机与非机会主义动机以及非机会主义动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盈余管理的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动机（Graham等，2005）。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动机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系统地分析，忽略其他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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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5
一、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一)会计信息含量研究1968年，芝加哥大学的雷・鲍尔和菲利普・布朗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威廉・H・比弗在同年增刊《会计中的经验研究：论文选》中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两篇文章，开创了会计数据信息含量的研究之先河，并影响了其后几十年资本市场会计研究的方向。比弗在论文中认为，若企业的收益报告导致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收益(或价格)概率分布的估计发生了变化，则收益报告就具有信息含量。而对于各类会计信息而言，其信息含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确定资本市场通过股价、股票交易量对各类会计信息所具有的信息含量进行反应的方式，包括股价的波动性、成交量的异常变化等。目前我国关于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会计收益数据是否向证券市场传递了新的有用信息，是否能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赵宇龙(1998)以上海股市123家公司为样本，运用事项研究法对样本企业在1994年至1996年三个会计年度的会计盈余披露日前后各8个交易周内的未预期盈余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未预期会计盈余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统计意义的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支持会计盈余数据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在分年度的检验中，1994和1995年度的会计盈余基本上不具有因信息含量而导致的价格效应，但证据表明，1996年度会计盈余的披露具有明显的信息含量和市场效应。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证券市场正被注入一种基于资本本性的理性投资力量，而且我国会计制度本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得到改进也是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日益敏感的可能原因。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在交易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为对象，对公司盈余数字(样本公司盈余公告日期为1994年至1997年)的有用性进行了大样本检验。通过对交易量反应进行分析发现，在盈余公告前后，日交易量有明显增加，在盈余公告日附近，日交易量达到年均水平的1.5至1.7倍。该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在股票盈余公告日附近确实有新的信息抵达市场，并导致交易量发生波动。而且与美国学者的发现类似，存在着预示效应和公告后效应，交易量自公告日前两周开始攀升，到公告日升至最高点，而后逐步下降，至公告后第八周回复到年均水平。鉴于与年度盈余数字一同公布的信息很多。尤其是股利分配和配股预案，交易量的波动可能由非盈余信息所导致，作者又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回归分析方法，直接考察年度意外盈余在公告日附近对股票超额回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交易量反映研究结果相吻合，回归结果显示股市对盈余公告有显著的反应。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盈余的预示效应，在公告日前6个交易日中，意外盈余对其中3个交易日的超额回报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盈余公告的后效应似乎并不明显。通过上述两个不同角度对盈余报告有用性的研究，证实了在我国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
二是其他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该类研究主要检验诸如现金流量、中期报告等非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赵春光(2004)以1999年至200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采用收益率模型检验了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他认为，在我国现金流量具有相关性，但低于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从长窗口来看，在2001年之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对于会计盈余而言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所以有继续披露现金流量表的必要性。郭菁(2003)对1999年至2001年的中期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栗煜霞、李宏贵(2004)对上市公司季度报告的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中期报告以及季度报告都具有较强的价格效应。柳木华(2005)以2005年1月至4月披露的70份2004年度业绩快报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业绩快报的披露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业绩快报具有显著信息含量；业绩快报的披露并未减少盈利公告的信息含量，是盈利公告的有益补充形式。
三是特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信息含量。朱晓婷、杨世忠(2006)依据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4年年报数据，以上市公司年报时滞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
(二)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在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范围内，为实现某种经济后果，管理当局往往会对会计信息的生成方式、披露时机等进行操纵。根据其对盈余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机、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
一是以盈余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这一类研究较为强调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的影响。王跃堂(2000)通过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存货和长期投资的减值政策)的选择及其经济动机进行的分析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因素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李增泉(2001)也对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在1998年和1999年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面临是否提取减值准备的会计选择权时，一般选择不予计提；而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
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
二是以非盈余数据为目标的会计政策选择。该类研究所指向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通常超出了盈余目标的范畴，而将其目标定位于迎合监管部分在非盈余数据上的要求，如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时机的选择问题。唐跃军，薛红志(2005)通过分析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作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关键可能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三)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研究市场效率是指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市场价格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其表现为投资者根据已公开的、与某证券有关的新信息，进行相应的买卖决策，从而引起证券价格随之发生波动的效率。若证券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全部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则可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效性是检验会计信息含量问题的前提条件。陈小悦、陈晓、顾斌(1997)从正面直接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上海和深圳股市1992年年底以前上市的52家股票以及20种股票指数1991年至1996年11月的每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按照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划分三种市场效率的传统理论，采用随机游走模型对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是否达到弱型效率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股市已达到弱型效率；上海股市在1993年以前不能通过弱型效率检验，而从1993年以后开始逐渐达到了弱型效率；深圳股市比上海股市更早达到弱型效率(作者对此的解释是，1992年底之前，我国股票市场的中心在深圳，而非上海；深圳比上海更早取消股价限制)。所以，我国股市总体已经达到弱型效率。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则通过反面论证检验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他们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公司会计盈余分解为永久盈余(以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盈余的表征变量)和暂时盈余两部分，考察市场能否解析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中的永久盈余部分，将识别出的永久盈余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进而检验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功能锁定”是指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利用存在某种功能，会计信息使用者难以洞悉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从而导致对企业的估价产生偏差。赵宇龙和王志台从信息观和计价观两种研究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未预期盈余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对主营业务利润比重有显著差异的两类股票并没有区别反应；另一方面，当不同投资组合的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不断增大时，市盈率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此，市盈率与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之间并未如有效市场假说所预期的那样成正相关关系，市场对股票的定价并不是以体现公司真正业绩的永久盈余为基础，而是仅仅锁定于公司的名义会计收益。由此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并由此对市场效率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的另一个反面论证角度是对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现象进行研究。该现象是指，投资者因为某一发生的事件而产生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心理，从而引致证券的超买或超卖，并最终导致证券价格偏离其合理的水平。若市场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则该市场就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
(四)价值相关性研究该类研究主要是就会计信息指标具有更大相关性进行检验。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特定会计信息指标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会计收益指标以及相关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问题。孙铮、李增泉(2001)比较了不同收益指标的价值相关性，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损益满计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高于基于当期营业观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经济收益指标(包括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和修正的经济增加值)的价值相关性强于会计收益指标(包括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而陈信元、陈冬华和朱红军(2002)运用ohlson剩余收益定价模型考察了证券市场1995―1997年度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收益、净资产以及剩余收益指标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但市场对剩余收益的定价乘数低于收益的定价乘数；同时分年度的检验结果表明，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呈现阶段性特征。王化成、翟小可和佟岩(2004)也通过实证分析对比了经济增加值、盈余、现金流量之间的价值相关性。作者对相对信息含量和增量信息含量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相对信息含量方面，经济增加值没有表现出明显优于传统收益指标(净利润)的特性；在增量信息含量方面，尽管经济增加值的独特构成部分(资金成本和会计调整项)显示了一定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但与传统收益的构成部分(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相比较，这种增量效应不是十分明显。孟焰、袁淳(2005)认为，会计盈余具备价值相关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预测能力，但对于亏损公司来说，为负值的会计盈余对未来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非常弱，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与盈利公司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已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都将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放在同一个样本中研究，其隐含的假设是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是相同的。这种混合样本研究会使得研究结果无法反映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真实状况，回归结果将会使得盈利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弱。而使得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偏强。因此，亏损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要明显弱于盈利公司，同时也发现净资产变量的价值相关性同样偏弱，而决定亏损公司股票价格的主要因素则在于亏损公司发生卖壳行为的可能性。饶艳超、胡奕明(2005)以特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银行为加强贷款风险控制而在授信过程中对会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银行对长短期借款、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信息高度重视，对有助于进一步判别企业潜在风险的报表附注信息也比较重视。陈玉清、马丽丽(2005)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映，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不关注。但由于行业特色的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迥异。从分行业的实证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与股价的拟合性较高。某些学者还就特定会计计量属性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邓传洲(2005)研究了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对iaS39的遵循显著地增强了每股收益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也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即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此外，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损失)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对股价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者对盈余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对账面净值的关注程度；而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缺乏很强的价值相关性的原因则在于，公允价值存在计量误差，而投资者也识别了这一计量误差。
二是盈利预测的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主要检验了盈利预测信息对投资者是否具有价值。吴东辉、薛祖云(2005)对我国股票市场中财务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信息的价值进行了研究。作者研究发现，可以利用公开的盈利预测制定可获利的套头交易策略。套头交易的回报率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大于零，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并说明了我国的股票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可以利用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以提高其投资的回报。于鹏(2007)采用价格模型验证了我国公司预测盈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公司的预测盈利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价值相关性因预测盈利的准确性、预测盈利的披露方式、公司的规模以及股权流动性程度而不同。
(五)盈余管理研究盈余管理具体行为及其动机的分析构成了实证会计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文献，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以下几种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研究：
一是资本市场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的股价。有关我国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实现资本市场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publicofferings，ipo)的问题上。林舒、魏明海(2000)以1992～1995年期间上市的我国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其在ipo前后的收益表现，从而对我国a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的盈利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考察期内，a股发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ipo前2年和前1年处于最高水平，ipo当年则显著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类公司在ipo前后运用盈余管理手段大幅“美化”报告收益的结果。
二是契约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或者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以增加自己的报酬或降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我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mBo)过程中管理人员的行为、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关联方交易盈余管理行为实现私有收益。何问陶、倪全宏(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实施mBo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帮助mBo顺利进行，并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选取了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Jone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作者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并不局限于利用主观应计，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采用其他一些用本文的模型所不能发现的手段。孟焰、张秀梅(2006)以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而佟岩、王化成(2007)以2001年和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进行研究也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这些基于私有收益的关联交易更多表现出了调整利润、盈余管理等特征：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共享收益，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提高企业整体价值来实现自身利益。
三是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动机。该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以迎合政府监管部门的有关指标要求或者回避其某些行业监管政策。我国关于该动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退市或者特别处理而采取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孙铮、王跃堂(199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分布存在着微利现象和重亏现象，即在亏损边缘和严重亏损区间公司的分布比较集中，从退市和特别处理两项监管措施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陆建桥(1999)关于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项目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份显著调增了收益，而在首次出现亏损年份显著调减了收益。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还就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进行了研究。王亚平、吴联生、白云霞(2005)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从1995年至2003年间都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研究还发现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盈余管理更加具有隐蔽性。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2007)以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基准，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股票市场是否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平均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研究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提高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融资的收益率指标要求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陈小悦、肖星、过晓艳(2000)对上市公司在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配股权的临界公司应计利润总额显著高于非临界公司，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陆正飞、魏涛(2006)通过研究1998～200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滑的现象后发现，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业绩，这为配股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观提供了证据。但上述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则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因此，限制公司管理层在配股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并非避免配股后业绩下滑的唯一手段，如何提高配股后资金使用效率应该是保护
投资者利益的又一重要方面。杨旭东、莫小鹏(2006)采用直方图法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研究结果表明，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此外，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为此上市公司会尽可能做大利润，从而造成微利微亏和亏损区“缺位”现象。
此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综合性利润操纵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张为国、王霞(2004)以1999-2001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的动因。研究表明，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有着明显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当期利润低于上期、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线下项目产生的收益高以及规模小和亏损的公司更容易产生高报盈余的错误。赵春光(2006)以2002―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亏损：而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大清理。此外，有较弱的证据说明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分别是为了避免盈余下降和平滑利润。而王建新(2007)结合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也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以2001年至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弱化、未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越倾向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的公司越倾向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具有大清洗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越倾向长期资产减值不转回；未来收益能力和经济环境不影响长期资产减值转回。
(六)股利政策研究股利政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政策之一，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对投资者的回报，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为基石，并与诸如公司治理机制、经营战略、负债水平、成长性机会、现金流量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它的公开，向资本市场传递市场传递了诸如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相关的信息，形成一定的经济后果。因此，会计实证研究者主要围绕股利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市场反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是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显著的特点，研究人员从多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特定股利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原红旗(1999，2001)从理论的角度对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尽管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形式和股利极不稳定，但从总体上来说，当期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累计留存收益高的公司发放较高的股票股利，而可分配收益少、每股资本公积金高的公司会以转增股本代替股利。此外，上市公司存在利用现金股利向母公司转移资金，利用股票股利扩展股本的行为，但未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增长性之间的显著关系。而吕长江、王克敏(1999)则以1997年和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316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越大、股东权益比例越高、资产流动性越强。股利支付水平越高；国有股及法入股比例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杨淑娥、王勇、白革萍(2000)以1997年进行股利分派的9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一步验证了上市公司股本、权益结构对于其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而邓建平、曾勇、何佳(2007)则就股份制改造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发现，公司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对于控股股东获取利益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完整改造公司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程度较高，从而分配较低水平的股利，完整改造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所以其分配的股利水平较高。不同改制模式的公司中，控股股东的股权与股利支付水平的关系也存在不同，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水平的相关关系强于非完整改造公司。魏刚(1999，2000)以1992年～1997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持久盈利的变化所驱动，股利增加的公司其盈利在当期及未来的两年中有显著的增长，股利减少的公司在未来的两年中盈利则显著的减少，由此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传递着一定的信息含量。而且，是否具有较好的投资项目也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对210家公司1999年度的股利分配行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负债结构对于股利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发放股票殷利。刘淑莲、胡燕鸿(2003)也就资产负债率等因素与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对按照25％的比例在2002年6月深沪两地上市的1179公司中随机选取的在2000年底以前上市的299家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决策当期的每股收益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在与现金流量指标的关系上，现金分红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关系相对较密切，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的解释性很差。此外，现金分红与非流通比例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有关学者还就特定资本结构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年前上市、1997年至1999年三年中曾支付过现金股利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和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股权比例显著影响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管理股权比例越高，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就越低；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就越低；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本规模是影响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共同因素，只有当公司盈利能力强且股本规模较大时，公司才愿意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马曙光、黄志忠、薛云奎(2005)选择1998～2002年所有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资金侵占结合起来考虑，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水平在前一阶段最高；国有法人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在后两阶段最高，但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低；社会法人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无异，但其控股的公司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为严重；国有
股控股的公司，其资金被侵占的程度介于二者之间。随着证监会推进上市公司改革的逐步深入，非流通股控股股东减少了对上市公司资金的直接侵占，但现金股利形式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谢军(2006)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其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
二是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由于股利政策会向资本市场传递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现金充足程度、发展机会等相关信息，所以，股利政策的通常会导致分配股利的公司的超额报酬发生变化，而且对于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市场的反应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针对上述问题，有关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魏刚(1998)对260家公司1997年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公告前后5个交易日内，分配股利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分配的公司，对于分配预案予以解释的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不解释的公司，送股公司的平均超额报酬显著高于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这表明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行为更加欢迎。与之类似，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选取1995年以前上市的86家首次支付股利的公司样本，分别检验了市场对于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与混合股利在分配方案公告前后的市场反应，作者发现。虽然三类首次支付股利公告均能导致大于0的超额收益，但现金股利的显著性水平及超额收益均低于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陈浪南、姚正春(2000)对403家上市公司1998年度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在初步控制盈余信息的情况下，市场对股票股利具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的现金股利则不太敏感。俞乔、程滢(2001)以1992―2000年期间股利分配方案正式公告日的股价和交易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研究发现，无论是首次公告还是一般的分红公告，公告日当天及公告日后一天的股价都出现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在具体的分红方案中，市场对送股或混合股利的分红政策有较强的正向反应，而对单纯现金红利则极不敏感。
(七)融资与资本结构研究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以及对企业形成的影响存在着差异，而融资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规模以及成长性等因素都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造成影响。而不同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融资与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融资定价研究。融资定价问题是指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再融资(如配股再融资)过程中的股票发行定价问题。融资定价直接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的高低和股票发行的成败，所以合理的融资定价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者通常根据股票上市后的价格反应来判断融资定价的合理性，具体是从股票上市首日、短期和长期的超额收益率(剔除市场系统性价格变化的影响后的收益率)来反映单个股票的价格异动。关于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益率，张为国、蔡祥(2002)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归纳，其通过比较相关研究关于我国a、B股市场中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a、B股市场存在显著差异，a股市场的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远高于B股市场。王晋斌(1997)对这一现象从发行市盈率“一刀切”的管制政策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宋冯明、梁洪昀(21301)研究了在取消发行市盈率限制后上市的95只股票的初始回报水平及影响这一水平的因素，发现个股间发行市盈率水平仍未显著拉开。影响初始回报的主要因素来自二级市场，如股价总体水平、行业平均市盈率等。初始回报仍处于很高水平，但极低的中签率使申购资金的实际收益远低于名义值。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投资者在股票上市之初抛售股票以获利了结的愿望十分强烈。关于股票上市首日收益率截面差异的影响因素，陈工孟、高宁(2000)发现，股票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对于上市首日收益率具有显著正的影响。刘力、李文德(2000)的研究也发现了发行间隔的显著影响，同时作者发现，新股首日收益与流通股比例、上市后第一个交易月的股价标准差正相关，而与筹资金额、新股发行价格负相关。关于a股短期收益率，刘力、李文德(2000)研究发现，存在负的平均差额收益，但与a股的首日收益率相比，这些负的收益率要小得多。而关于股长期收益率，陈工孟、墒宁(2000)对中国ipo公司的长期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在相对短的期间内(两年或者两年以下)，a股的ipo长期收益率基本上为正。而在三年期的窗口下，无论是a股还是B股长期收益率都呈现负的收益率。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定价问题的研究外。有关学者就上市公司的配股再融资定价问题行为进行了研究。阎达五、耿建新、刘文鹏(2001)研究发现，配股价格的制定与股票市价及资金需要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每股净资产基本无关。同时，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对于配股权的普遍放弃导致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变动。
二是融资成本研究。在资金使用效率既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所获利润的大小，并对企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成本高低的考察，有助于对企业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解释。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不同融资成本的度量及比较分析。沈艺峰、田静(1999)以时序研究方法，使用了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平均资本成本”公式，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1995～199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成本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均呈下降趋势，而权益资本成本明显高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但由于权益资本成本有名义成本和实际成本之分，名义权益资本成本是指前述研究使用的税后利润与权益市值之比，但上市公司的利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分红，分红导致的现金流出和上市公司实际的股权融资额之比才是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结果则与前述研究完全相反。相关研究结论将在如下的“融资方式选择研究”综述中予以列示。有关学者还就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度量。张峥、孟晓静、刘力(2004)根据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1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通过估计1990―200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研究发现，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内部报酬率(综合资本成本)为7.52％，实际成本内部报酬率(投资回报率)为15.35％。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该证据与我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
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其二，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分析。陈晓、单鑫(1999)采用截面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长期财务杠杆与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短期财务杠杆则对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从而表明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增加长期负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有关学者就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汪炜、蒋高峰(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检验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曾颖、陆正飞(2006)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对其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表明，在控制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量是影响样本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沈艺峰、肖珉、黄娟娟(2005)以1993年至2001年之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不同历史阶段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变化。研究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随着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出现逐步递减的过程现象；在控制公司特征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姜付秀、陆正飞(2006)从期权定价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所暗含的资本成本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人手。对多元化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及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元化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公司的多元化与公司的总资本成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多元化降低了公司的总资本成本。
三是融资方式选择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就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许多学者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问题进行了研究。黄少安、张岗(2001)研究了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结果表明。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分红，1996～1999年分红的上市公司只占总数的30％左右。2000年派现的上市公司达到605家，是1999年289家的两倍多，但平均支付的股利却下降了19％。按照当时市场的平均市盈率60倍计算股权融资的实际成本(手续费率+股利率)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构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陆正飞、高强(2003)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原因在于，相对于负债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而且股权融资不必还本，分红也可灵活掌握。何丹、朱建军(2006)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出发，以1998～2004年进行配股的15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计算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其债务融资成本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陆正飞、叶康涛(2004)以1997年1月1日之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8―2000年间具有配股资格且在此期间实施了外部融资(股权融资或负债融资)的a股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平均而言要低于债权融资成本，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当进一步从破产风险、负债能力约束、成本和公司控制权等因素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时，企业资本规模和自由现金流越低，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但未发现破产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对企业融资决策有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概率和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这也许反映了股权融资企业的业绩相对较高的事实。由此表明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行为主要缘于股权融资成本偏低”这一假说。
资本结构是特定融资方式的结果，因此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质上也属于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以1996年机械设备行业的35家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负债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吕长江、韩慧博(2001)对1998年之前上市的433家工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能力、流动比率、固定资产比例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成长性则与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但吕长江、王克敏(2002)以1997―1999年2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政策、股利分配政策及管理股权比例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及公司的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而肖作平(2004)采用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面板数据，从动态视角研究了公司特征因素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因素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决策；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一个因素；资产有形性、规模、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与杠杆负相关；非债务税盾与杠杆的关系不显著，产生内部资源能力与杠杆负相关，且这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李青原、王永海(2006)以2001～2003年我国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实证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和盈利能力负相关，但公司盈利能力与资产专用性正相关。因此，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公司资产投资具有专有性的特点，而且还有考虑自身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关于各因素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的问题，目前仍然缺乏一致性的结论，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研究都未考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若企业的业绩是受操纵的，则会影响回归结果的解释力。
还有学者就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
同。因此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而袁卫秋(2005)认为，债务期限结构的确定是企业对短期债务的优势和其缺陷进行权衡的结果，为此提出了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同时，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作者利用这一思想，以沪、深股市1997年1月1日以前上市的720家公司1997～2001年期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债务期限结构的权衡思想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研究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且财务灵活性和财务实力强的上市公司倾向于缩短债务期限以节约单位债务成本。因此，尽管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普遍偏高，但这种选择却是其理性思索的结果。
四是融资方式及其相应资本结构的经济影响研究。许多学者就负债融资方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相关研究。陈小悦、李晨(1995)选择30家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对其股票收益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结果正好与美国的发现相反。李义超、蒋振声(2001)选取1993年之前上市的31家公司为样本，以托宾Q值作为反映企业绩效的指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负债融资的效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黄志忠、白云霞(2002)就上市公司举债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及股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举债所产生的效应恰恰与西方国家相反，即借款比率与股票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借款负债对企业经营业绩和股东财富的波动有稳定的作用，但随着公司的业绩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变化，这种稳定作用的显著程度也不相同。汪辉(2003)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1998～2000年共计3420个观察值为样本，就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公司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不大；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但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市场对公司发行债券有积极的反应：同时债务融资起到了传递公司业绩的信号作用。王冬年、王瑜(2007)结合万科公司利用可转换债券融资的案例，分析了万科转债在万科公司连续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万科公司以未来投资期权价值不确定为基础的连续融资过程中，当投资期权项目被证实有价值时，通过可转换债券的赎回(强制转换)把初始项目积累的资金转向有价值的投资期权项目，有利于万科公司有价值投资期权项目的后续融资，验证了(1998)的连续融资假说。童盼、陆正飞(2005)以199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深、沪两市各项数据完整的非金融行业a股80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大小关系的影响：低项目风险企业比高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额随负债比例上升而下降得更快。此外，不同来源负债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与银行借款相比。商业信用的债权人对企业的约束相对较少，股东更易通过歪曲投资来损害其利益。
(八)财务困境预警研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都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研究者则期望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我国对财务困境的实证研究就是从其影响因素和预测模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研究。对于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着手。吕长江、韩慧博(2004)基于流动比例和营业利润标准定义财务困境，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作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显著为正，而且资本结构对财务困境间接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即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困境期内将损失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吴世农、章之旺(2005)基于St公司的研究也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财务困境成本的证据。吕长江、徐丽莉、周琳(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及规模同时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有显著影响，是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重要原因。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应该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降低资产规模、降低资产负债比率。而公司的短期付现能力、存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及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比例等指标的提高，对于企业摆脱财务困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还有学者在财务困境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引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因素。吴超鹏、吴世农(2005)通过对1998―2003年540家价值损害型公司的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提高总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鼓励公司控制权竞争、增加公司透明度将有助于公司的财务康复；而改善公司的盈利和营运等能力、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增加财务报表的可信度将有助于公司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向濒临困境的公司输送利益。支撑其走出困境。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是一个渐进过程，采取措施不及时是管理者、银行及供应商等相关利益人无法避免损失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因此就财务危机中相关利益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邢精平(2004)以国有企业为样本。利用代表相关利益人行为的指标对危机事件的解释作用大小，推断相关利益人是否及时采取了合适的行动。研究表明。相关利益人的行动具有明显的序次关系，管理人员由于信息占优，在财务危机前三年就采取降薪等行动，银行收贷行动于危机前二年，而供应商一直到危机前一年才催收欠款。同时，仅部分相关利益人能及时发现财务危机征兆，并采取合理的措施。
二是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正确地预测企业财务困境，对于经营者防范财务危机、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政府管理部门监控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风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学者力图通过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以对财务困境的征兆进行研判。吴世农、卢贤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以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流动比率、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资产周转率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且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姜秀华、孙铮(2001)也运用Logistic回归给出了判别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一
个模型。这一模型包括毛利率、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股权集中系数四个变量。研究表明，St公司具有以下特征：资产质量差，以“垃圾筐”著称的其他应收款在资产总额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出问题是在判定为St的2年前就开始酝酿；短期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大。且是在3年前就开始爬升；随着其他应收款和短期借款的问题日益恶化，股权程度越分散的，股东之间相互“搭便车”的动机越强烈，进一步加重了St公司重组的难度，St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进一步滑向深渊；在实施St的前一年，St公司步入财务状况全面恶化的境地。耿建新、肖泽忠、续芹(2002)则通过对盈余操纵公司和未预亏公司现金流量与账面净收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净利润与调整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盈余操纵的预警信号。现金流量减少可作为企业业绩下滑的预警信号的结论。
(九)公司治理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一个三级结构；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般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者主要就公司治理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公司治理效率研究。特定的资本结构会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影响，而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反过来又将影响融资的方式，并最终影响资本结构。张兆国、宋丽梦、张庆(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里呈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因此作者认为，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2005)基于理论和公司治理中“隧道行为”的理论，总结了八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建立了相应的变量。八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归纳为内部机制、外部机制和具中国特色机制三大类。在所有的公司治理机制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经理薪酬、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市场以及财务透明度是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治理结构变量紧密相关，特别是反映股权结构的变量如第一大股东持股量、其他大股东持股量、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此外，上市公司是否拥有母公司及是否在海外上市也对公司市值有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大股东的性质和持股比例对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所以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制衡问题就成为实证会计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唐宗明、蒋位(2002)以上市公司大宗股权转让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制权的价格与大股东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有收益成正相关关系，平均控制权溢价近30％，并且公司规模越小，透明度越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程度越高。此外，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全，大股东侵害程度有可能被低估，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为基础，对所有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但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表现出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另外，控股股东的控制方式以及产权性质也对其资金占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通过控股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低于通过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非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
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就相关因素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进行了分析。叶康涛、陆正飞、张志华(2007)对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否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考察。在oLS回归中，作者未能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变量具有内生性，在控制独立董事内生性情况下，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变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相关。丽罗党论、唐清泉(2007)则研究了市场环境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层面的约束和公共治理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了就股东权益保护层面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外，其他学者还就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薪酬机制进行了研究。朱红军(2002)以1996～1998年期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经营业绩在控股股东变更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不同经营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更容易更换高管人员。而杜胜利、张杰(2004)则以eVa表示公司业绩，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国内独立董事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薪酬受公司业绩，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工作时间和相对规模等因素影响。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6
【关键词】财务报表；指标；主成分分析；盈余持续性
一、引言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是会计领域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它是衡量盈余质量的重要特征，更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关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学者从盈余的时间序列角度定义盈余持续性，认为盈余持续性是当期盈余成为盈余时间序列永久性部分的程度。还有学者从盈余自相关或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预测能力的角度来界定盈余持续性，认为它反应了本期盈余与未来盈余间的关系。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随着时间和对概念的理解的不同也不尽相同，可主要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时间序列模型，从时间序列中估算盈余持续性。这种方法主要在20世纪70—80年代盛行，以过去的盈余（包括季度盈余和年度）为研究基础，利用统计学的理论确定合适的模型并估计相应序列的参数。比较受关注的模型有随机游走模型、自我回归模型、移动平均模型等。这一方法的影响较大，学术成果颇丰，但会计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利用过去的盈余序列来预测未来盈余，利用的信息量太少，直接影响了研究的准确性。第二种是利用线性一阶自回归模型，该法主要考察盈余及其组成部分的持续性，通过回归系数判断盈余持续性的强弱。该方法由Sloan（1996）的研究推动，并成为目前国际主流的方法。他将盈余划分为现金流量和应计盈余，利用此方法发现盈余中的现金流量成分比应计成分具有更高的持续性，这一方法的拓展研究有很多，如Xie（2001），Dechow（2008）均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分解盈余继而研究分解部分的持续性。这种方法使用的未来盈余是下一年限的盈余，包含的信息含量有限，短期内有限，长期效果有待鉴定。且对于企业间的盈余持续性的比较作用较弱，投资者很难直观的比较多个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第三种是基本面分析方法。与前两种方法相比，它将大量的财务信息综合起来，利用这些综合信息推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该方法可以弥补前两种方法的不足，能够直观的比较企业间盈利能力。但近年来通过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从企业公布的财务报表基本面（企业公布的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入手，选取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利用这些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盈余的持续性能力。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盈余持续性内涵及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第二部分阐述了已有研究的贡献；第三部分选取并论证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变量；第四部分利用主成分分析进行企业盈余持续性的综合评价并验证其有效性；第五部分为文章结语。
二、文献回顾
会计盈余持续性的研究起步于BallandBrown（1968），他们首次实证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和市场反应模型，发现盈余公告后一个月内超额股票回报与当年盈余相对上年盈余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运用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研究开始与19世纪80年代末期，ouandpenman（1989）通过统计分析从财务报表科目中选择了68个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通过综合这些科目预测未来盈余。而后Levandthiagarajan（1993）在阅读大量的证券分析师报告和媒体报道后，确定出12个基本面变量，即存货、应收账款、资本支出或研发支出、毛利润、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坏账准备、实际税金、订单、劳动力、后进先出法计算盈余以及审计意见。将这些基本面信息与盈余持续性、反应系数的关系作了梳理研究。并比较了基本面表征持续性能力与时间序列表征持续性能力，发现由基本面质量评分反应的基本面信号比时间序列持续性指标更能反映投资者对盈余持续性的评价。abarbanellandBushee（1997）基于Levandthiagarajan（1993）的研究，选取九种基本面信号变量，发现存货、毛利率、有效税率、盈余质量及劳动力和一年后的盈余显著相关。还有部分学者使用少量的基本面信息考察其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如Schmidt（2006）利用单个基本面信息，研究了盈余的组成部分税收变动对未来盈余的持续性和预测能力的关系。
我国对于盈余持续性的研究起步较晚，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盈余持续性的。他们利用主营业务利润率做永久性盈余表征变量，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功能锁定”现象，投资者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持续性不同的公司股票不能区别定价。而后的研究多效仿sloan（1996），集中于盈余分解的持续性研究，方法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法。而利用财务指标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张兰萍（2006）、胡文献（2010）理论分析了影响或度量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钱爱民（2009）选取以利润表为基础选取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盈余结构质量评价体系，验证其对盈余持续性有较好的预测作用。陈金龙等（2011）从企业的历史盈余表现、现实盈余能力以及未来盈余潜力方面选取财务指标构建出综合指标体系度量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采用的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验证有效性。通过我国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利用基本面文献多见于理论分析，或使用盈利企业的数据或利用单一行业的样本，因此利用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研究空间很大，本文从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入手，选取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利用2008—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数据进行验证，综合分析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
三、财务指标变量的选取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7
关键词：市盈率 计算方法 信息含义
市盈率是指股票价格与税后每股收益的比，又称本益比，因其结构简单、易懂易学、数据易取得，能够反映过去业绩和未来成长前景，在我国的价值评估和投资决策中有着广泛应用。尽管由基本定义出发的市盈率计算十分简单，但根据不同需要市盈率可以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致使其运用并不简单。为更好运用这一指标，本文从比较市盈率的具体计算方法人手，采用wind资讯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了不同计算方法下的结果差异、信息含义以及适用范围。
二、市盈率的实务计算
在实际应用中市盈率的计算包括个股市盈率和市场(或行业)平均市盈率两种口径，各种口径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一)个股市盈率的计算个股市盈率计算主要有以下方法：方法一：市盈率=当前股价/上年每股收益。这一方法即通常所说的静态市盈率。由于该公式的分母以上年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而分子是报告日或报告日后的实际股价，从而导致分子、分母确认存在时间差异，当时间差异较大时，很可能因为该指标不能及时捕捉公司内在价值的最新变化而做出错误决策。因而衍生出了动态市盈率，即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经营业绩的变化，以动态眼光分析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动态市盈率通常包括以下四种计算方法。
方法二：市盈率=当前股价/预测今年每股收益。预测今年每股收益通常为投资或评级机构根据公司历史发展并结合最新经营状况或季报随时调整的预测收益，然后取平均值。但是，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关注程度不同，不被关注的公司往往缺乏预测收益或因预测机构较少而缺乏权威性。另外，预测数据缺乏客观性、及时性。为更全面和及时的反映公司业绩，方法二可进一步改进为：
方法三：市盈率=当前股价/(当年一季度每股收益×4)
方法四：市盈率=当前股价/(当年中期每股收益×2)
方法五：市盈率=当前股价/(过去四个季度每股收益之和)=当前股价/(去年下半年每股收益+当年上半年每股收益)
动态市盈率与静态市盈率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考虑了公司最近时期的每股收益，能及时反映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从而提高了决策的相关性。但是，动态市盈率的计算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不同动态市盈率计算方法的使用条件不同，其可靠性和决策相关性存在差异。(表1)是2004～2006年静态收益、四种动态收益与当年实际收益的比较。从统计结果来看，动态收益在当年实际收益0.9～1.1倍之间的样本比例最高为24.47％，最低仅为11.94％。这表明，分析机构预测的每股收益最能反映公司当年的经营情况，用一季度每股收益乘4倍的方法最不准确。但机构预测数据缺失情况比较严重，沪、深市场约一半的公司没有数据，所以，次优的方法是方法五和方法四，但局限于中报公布之后，再次是方法一。(表2)是静态收益、四种动态收益与实际收益的配对t检验。从统计结果来看，方法一(t=0.592)和方法五(t=0.587)的预测收益与当年实际收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方法二、三、四则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所以，对于市盈率的计算，在没有预测收益的情况下及尚未公布中报时，方法一(静态市盈率)最优，在获得中报数据后可采用方法五(动态市盈率)，这样市盈率的可靠性、相关性会更强。二是动态市盈率易受短期因素影响，尤其是个股市盈率，很可能因此而产生严重扭曲。如根据*St浪莎(原为*St长控)2007年中报，该公司每股收益5.159元，如果下半年收益和上半年一样，2007年的每股收益将达10.318元。但是，根据公开信息，*St浪莎的收益主要来自债权人的债务豁免，即正常情况下，下半年和以后年度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收益。所以，以季度每股收益4倍左右的市盈率做决策缺乏可靠性。三是不同方法下市盈率存在很大差距，需结合公司实际具体分析。(表3)是不同计算方法下市盈率的比较。样本为上海、深圳交易所各随机选取的3家公司，以及以2007年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的静态市盈率最高和最低的各3家公司。从统计结果来看，同一公司在不同计算方法下市盈率存在很大差异，如St中鼎，2006年每股收益仅0.0011元，静态市盈率达到13500多倍，但由于2007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注入了优质资产，盈利能力发生根本性转变，净利润率同比增长1000％以上，导致动态市盈率迅速下降到100以下。所以，对于不同方法下的市盈率，需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此外，当考虑到新股发行因素以及遇到上市公司送股、配股而产生除权、除息情况时，个股市盈率的计算还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方法六：新股市盈率=(当日收盘价/上年每股收益)/(本年总股本/上年总股本)
方法七：除权(息)后的市盈率：当天收盘价/除权(息)后的每股收益
其中，除权(息)后的每股收益：除权报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除权(息)前的每股收益
(二)平均市盈率的计算平均市盈率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首先计算个股的市盈率，然后以其股本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方法二是不计算个股的市盈率，用市场的总市值除以总收益计算平均市盈率。我国证监会于1997年对市盈率的计算口径进行了统一规定：基本计算公式为当前总市值除以上一会计年度总收益；盈利公司全部纳入计算范围，剔除亏损公司；上市公司送股、配股和派发现金红利时，先对每股盈利予以相应调整，再计算市盈率；新股上市后，统一按前一会计年度每股收益(新发股本增加的，按新发行后总股本予以摊薄)计算其市盈率。此外，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还可以采用先计算个股市盈率，然后以个股市盈率的中位数作为平均市盈率，但这一方法多见于学术研究。目前，国内对平均市盈率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计算样本的选择上。从证监会规定来看，我国计算平均市盈率的样本包括所有盈利的上市公司。但有学者认为，尽管计算亏损公司的个股市盈率没有现实意义，但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市场运行状况，计算平均市盈率不应将亏损公司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多采用能代表市场整体情况的样本公司计算平均市盈率，如Standard&poorS00指数的500家上市公司，日经225指数的225家上市公司，借鉴西方做法，我国应采用指数公司作为样本，如上证180指数的180家上市公司；还有学者反对将微利公司纳入计算样本中，认为微利公司的畸高市盈率很可能会对平均市盈率产生严重影响。为分析不同样本、不同计算方法的可能影响，本了如下统计分析。(表4)是不同样本、不同计算方法下2003-2007年平均市盈率的比较；(表5)是在剔除了不同层次微利公司和畸高市盈率公司后，采用方法二计算的2007年平均市盈率。市盈率均以
2003～2007年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计算。
从(表4)统计结果来看，方法二计算的平均市盈率明显低于方法一和取中位数的方法，且标准差在三种方法中最小，表明波动范围最小，稳定性最强。方法一受微利公司影响较大，在剔除每股收益小于0.01元的微利公司后，市盈率下降幅度达24％-34％；比较而言，方法二受亏损公司影响较大，剔除亏损公司后，市盈率上升12％～20％。在剔除微利公司后，方法一计算的市盈率快速下降，方法一、方法二下的市盈率差距缩小；在剔除亏损公司后，方法一计算的市盈率下降，方法二则上升，同样出现差距缩小趋势。以个股市盈率中位数来代替平均市盈率的方法，对排除极端值的作用不明显。上证180指数公司总体规模较大、盈利状况较好，尽管只占上证a股总数的20％～25％，但市值达到总体市值的70％、收益的90％左右(包括亏损公司)，并且以此为样本计算的市盈率标准差最小，在更窄区间内波动，更趋于稳定。
从(表5)统计结果来看，剔除微利或畸高市盈率公司对计算样本的总市值和总收益影响不大，因而对方法二的计算结果也没有太大影响。即使在剔除每股收益小于0.1元或市盈率高于200倍以上的公司后，平均市盈率也仅比全样本下下降约8％左右。
综上所述，从计算方法上来看，采用我国证监会规定的方法，受微利公司影响较小，计算的市盈率结果波动范围小、稳定性强；从样本构成上来看，以上证180指数公司计算的市盈率在更窄区间内波动，更趋于稳定。所以，以指数公司为样本，使用方法二计算的平均市盈率，更适合用于评价股票市场价格水平是否严重背离内在价值，其作为股票市场危机的预警信号，体现我国资本市场的本质和经济发展的特征。
三、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市盈率计算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8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理论研究综述。自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财务分析专家奥格洛弗出版颇有影响的投资咨询报告《盈余质量》开始，盈余质量分析在证券业日益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兴起，公司的盈余质量更加受到重视。市场上许多知名刊物，如Standard&poor、wallStreetJournal等都对美国境内的股票进行盈余质量评级并定期公布，对市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迄今为止，即使在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未能对盈余质量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各方一致认为含有虚假信息的盈余是低质量的。奥格洛弗在其《盈余质量》中将盈余的持续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主要问题。Beaver认为，盈余数字的功用是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可用盈余信息与股价的相关系数（即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变量，市场对盈余信息的反应程度越高，即eRC越大，说明其盈余质量越好。2002年在由美国会计学会（aaa）主办的关于盈余质量的研讨会上，盈余质量被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盈余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penmanandZhang认为，“公司披露的目前盈余如果能够较好地表明未来盈余水平，则该盈余是高质量的”。KatherineSchipper，LindaVincent认为，公司对外披露盈余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决策相关的收益信息，他将盈余质量定义为盈余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即以当期或历史盈余来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
2、实证研究综述。在盈余质量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国外已有的研究大多从盈余管理角度，以盈余与现金、应计利润的关联程度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变量。应计利润是权责发生制会计所核算的盈余和收付实现制会计所核算的盈余之间的差额。盈余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利润两部分组成，应计利润又分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与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Da）。盈余与现金、应计利润之间的关联程度不仅反映出企业经营的某些特征，更是会计确认计量和会计政策选择，甚至是盈余管理的集中反映。
对于盈余管理的衡量，Healy以总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应计利润中不可操纵的部分；Deangelo则以应计利润的变动部分来衡量盈余管理，但该方法无法控制经济情况改变对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Jones、Dechow和Sloan等都倾向于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变量；而DechowandDichev，HribarandCollins，whisenantandYohn等则认为，会计盈余中的现金比应计利润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并以应计利润与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比值来判断盈余质量，该比值越高表示盈余质量越低。总的来说，盈余中应计利润部分越少，特别是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少，经营现金流量越多，则盈余质量越高。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对于盈余质量的研究比较零散。综观国内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笔者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加以总结。
1、理论研究综述
(1)强调盈余的真实性。认为盈余质量的好坏就是看盈余是否真实反映了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况。余新培将盈余质量定义为“报表数据在被认定为‘合格产品’的情况下，损益表被使用者直接使用的程度或放心使用的程度。”周斌认为，盈余质量是指会计盈余所表达的与企业经济价值有关信息的可靠程度，高质量的盈余是指报表盈余对企业过去、现在的经营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是可靠和可信任的，而误导性的描述则是低质量的。周建波认为，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基础是盈利中有多大比例是企业真实经营业绩的反映，而不是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盈利质量的核心在于盈利的真实性。
(2)强调盈余的现金保障性。侧重点放在现金上，认为能够带来现金流量的盈余是高质量的盈余。其典型代表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储一昀、王安武，他们对盈余质量这样定义：“盈利质量反映盈利的确认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高质量。”另外，秦志敏认为，“盈利质量是公司盈利水平的内在揭示，是在盈利能力评价的基准上，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以现金流量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一系列现金流量指标的计算，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修复与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从而反映公司获取的利润品质如何的一种评价结果。”
(3)同时强调盈余的现金保障性和持续发展能力。即，一方面强调盈余是否伴有现金流；另一方面强调盈余是否有持续发展能力。艾健明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在谨慎的、一致的财务基础上，一家持续经营企业在某一时期内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周晓苏这样定义盈余质量，“所谓利润质量，从一个会计期间看，表现为账面会计利润的变现能力；从长远观点看，表现为各期利润持续发展的稳定程度。”
(4)强调盈余的决策相关性。程小可认为，盈余质量是指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即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他从盈余的预测价值、结构性、持续性和及时性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盈余质量的理论及衡量，并就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并指出评价方法。但其评价仍然限于基本分析，且没有将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综合评价。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讨论盈余质量时，有几个相关的概念，即盈余质量、收益质量、盈利质量、利润质量等。作者认为，这四个概念实质上是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且目前研究中对这几个概念是不加区分混合应用而将它们等同的。因此，基于尊重原作者的考虑，本文在引用相关文献时沿用他们原先的提法，并在文章后续部分中统一使用盈余质量来进行表述。
2、实证研究综述。王志台采用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性盈余的表征变量，以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作为盈余持续性的衡量标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了研究。然而，这一假定存在着一定问题，如果主营业务利润受到了人为地操纵，其持续性则值得怀疑。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只是盈余持续性分析中的一个指标，以此来估计盈余持续性，显然比较粗糙。
储一昀与王安武从盈余与经营现金流量联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问题。他们认为，盈余质量反映盈利的确认是否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较高质量，具体表现为以应计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余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他们设计出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四组8个指标，通过计算这些指标在应计制与现金制下的差额来反映盈余质量。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不容乐观。
耿建新等从现金流量与净利润比较角度来发现违规公司报表的特点，寻找信息不实公司的预警信号。研究发现，当企业在经营业绩下滑时，若进行盈余操纵，其净利润现金差异率会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净利润现金差异率既可以作为一个盈余质量指标，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警监控指标。
周建波选用了经营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量变化、存货、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毛利、销售及管理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8个指标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计算盈余质量的综合得分值，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各指标以及盈余质量综合得分对股票回报率和未来盈利的增量解释力。研究结果发现，控制了每股收益、每股收益变化及公司规模等变量后，无论是盈余质量的各指标还是其综合指标都对股票回报率和未来盈余有显著的增量解释力，盈余质量较低（高）的公司，其股票回报率和未来盈余也较低（高）。周建波的研究比较全面，在指标的选取上，考虑了盈利质量的各方面；在方法上，也综合了统计检验、回归分析等方法，较以前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但是在某些指标的设计上还值得探讨。
王庆文以1998～2002年沪深两市a股为样本，以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研究其对公司下一年度盈余及未来两年内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t年度盈余高而经营现金流量低的公司在第t+1年度的盈余会降低，而第t年度会计盈余低而经营现金流量高的公司在第t+1年度的盈余则会升高。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9
[关键词]盈余持续性 永久性盈余 暂时性盈余 公司价值
会计盈余作为企业过去一段时期内经营成果的体现形式，是企业向外界披露的一种重要的会计信息。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会计盈余有助于预测公司未来的业绩，为投资者评价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提供基本信息，同时，外部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当期的会计盈余来预测下期的会计盈余等信息。因此，会计盈余的持续性便成为衡量盈余质量高低的关键性指标之一，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成为近30多年来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会计盈余持续性的定义及会计盈余的分类
(一)会计盈余持续性的定义
会计盈余持续性是指企业以实现盈余变化可以在在未来延续的时间长短及稳定程度，作为会计盈余的一个重要特征，会计盈余持续性是衡量企业盈余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Dechow＆Dichev，2002；Schipper&Vincent，2003)。盈余持续性的研究开始于Ball&watts(1972)，但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的时代对盈余持续性的理解却不甚相同。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的角度来界定盈余持续性。例如，Kormendi&Lipe(1987)、Lev(1989)都认为，盈余持续性是盈余创新(未预期的部分)对预期未来盈余的影响，或者说就是1货币单位的当期盈余创新所引发的预期未来盈余修正的现值。随后Lipe(1990)从盈余序列的自相关角度定义了盈余持续性，认为盈余持续性是当期盈余成为盈余序列的永久性部分的程度，如果当期盈余成为盈余时间序列永久性部分的程度越高，那么其盈余持续性越强。还有一些学者从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预测能力的角度来界定盈余持续性，也即在线性回归模型中用当期盈余(或者盈余组成部分)预测未来盈余，回归系数越大，盈余持续性就越高。
(二)会计盈余的分类
早期关于盈余持续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永久性盈余和暂时性盈余两者概念的区分上。Graham＆Dodd(1934)提出了反映盈余持续性的两个重要概念“permanentearnings”(永久性盈余)和“temporaryearnings”(暂时陛盈余)。他们解释道，能够重复地与过去类似地发生的盈余指的是永久性盈余，反之则是暂时性盈余，在投资者和分析师所依赖的信息集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永久性盈余。永久性盈余是决定盈余反应系数(eRc)的因素之一，而资本市场对于暂时性盈余赋予了相对更低的反应系数。ashiqall＆paulZarowin(1992)进一步认为，盈余可能包含着一些短暂性的成分，这些成分预期在将来不会再次发生，因而只有非常微弱的价值信息，这些暂时性成分具体包括重构损失、异常项目和会计准则变更带来的收入变化等，并将此类盈余归纳为暂时性盈余，除此之外，其他盈余成分均产生于企业的正常业务利润，归纳为永久性盈余。之后，许多学者对有关盈余持续性问题的探讨大多是建立在永久性盈余和暂时性盈余两类别概念的基础上。
Ramakrishnan＆thomas(1991)，他们认为会计盈余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进而将会计盈余按照其持续性分为三类，即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和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一般认为永久性会计盈余(permanentearmngs)预期会持续到未来的会计年度，即以后的年度还会产生相同数额的盈余，这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l而暂时性会计盈余“ransitoryearnings)的持续性仅止于当前会计年度，即今年获得的会计盈余在以后的年度不会再发生，暂时l生会计盈余一般是通过变卖资产、一次易所产生的，如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所取得的利得或损失；价格无关会计盈余(priceirrelevantearmngs)，是由公司的会计变更引起的，它既不会影响公司当前会计年度的经济业绩，也不会影响以后会计年度的经济业绩，如会计政策变更所产生的会计盈余的变动仅仅是一项纸上变化。Korrnendi＆Lipe(1987)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上述结论，即非预期的会计盈余的持续性越强，相应的eRC就越高。在此之后的盈余持续性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探究不同组成部分的持续性上。
二、盈余不同组成部分的持续性研究
关于盈余不同组成部分的持续性的研究，国外学术界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将盈余分成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部分，然后分别考虑其持续性，从其组成部分的持续性去推断整体的持续性，或考虑其对整体持续性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将盈余分成预期与未预期部分，重点在于考虑由未预期盈余大小与未预期盈余引起的股价变动的比值，由市场反应推测未预期盈余质量及其持续性。
由盈余市场反应的角度可以度量上市公司所报告盈余中不同组成部分的持续性。我们从Sloan(1996)研究中可知，当期盈余中现金流项目和应计项目的持续性显著不用，当期盈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到未来取决于当期盈余中二者的相对大小，但是投资者不能完全区分它们对于未来盈余的不同含义，而是只盯住账面盈余，直到当期盈余中的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项目中所包含的信息影响到未来盈余时，它们对于未来盈余的不同含义才得以充分反映。
后来的研究证实了Sloan所揭示的应计项目对于未来盈余持续性的含义是一个关于盈余长期增长方面的普遍现象。Fairfield等(2003)发现，在控制当期盈利能力后，净营运资产增长的两个成分――应计项目和长期净营运资产二者和一年后的资产回报率具有相等的负相关关系，也即应计项目和长期净营运资产二者对于未来盈余持续性的含义是一致的，而市场对于应计项目和长期净营运资产的增长相对于它们与一年后的关系都做出了过高评价。
应计项目的可靠性和盈余的持续性相联系扩展了Sloan的研究。Richardson等(2005)研究结果显示，盈余的各构成部分中，可信性较低的应计项目导致了较低的盈余持续性，而投资者不能完全预期到这种较低的盈余持续性，从而造成相当数量的证券定价错误。
会计盈余中应计项目持续性低于现金流的这一结论得到检验。Francis&Smith(2005)基于决定企业盈余持续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特性和企业特性，检验了盈余中应计项目持续性低于现金流的结论，并采用新方法度量应计项目和现金流，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和盈余持续性真正对应起来。
盈余持续性受应计项目大小和符号的共同影响。Dechow&Ge(2006)指出，对应计项目高的企业，应计项目改善了它相对于现金流的持续性，但对应计项目低的企业，它减少了盈余的持续性。而且，应计项目较低企业的低盈余持续性主要是由于特殊项目引起
的，特殊应计项目低的企业会比其他低应计项目企业具有更高的股票回报率，即投资者误解了特殊项目的暂时性。
相比较国外，国内关于会计盈余持续性的研究主要是把盈余分成现金流部分和应计部分来研究不同盈余组成部分的持续性。早期研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功能锁定”现象，投资者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持续性不同的公司股票不能对其区别定价。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公司会计盈余分解为永久性盈余(以主营业务利润作为永久盈余的表征变量)和暂时性盈余两部分，考察市场能否解析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中永久部分，将识别出的永久盈余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进而探查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的现象。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和应计的持续性进行研究，林翔、陈汉文(2005)研究结果与Sloan(1996)结果相一致，现金的持续性较应计的持续性强，探讨应计利润持续性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采用的方法是将应计利润分为正常应计和非正常应计两部分，正常应计表征增长变量，非正常应计表征盈余管理变量，希望能找出增长和盈余管理两个因素，谁对应计利润持续性的影响更大，结果发现增长因素起更大作用；以非正常应计为对象，将非正常应计按时间顺序分为当期非正常应计、下一期非正常应计，研究其在应计利润持续性的影响；分析正常应计对应计持续性的影响，结果证明当期为正的正常应计与应计持续性呈正相关。
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的应计成分持续性低于现金流成分的现象，郑丽华、宁翠英(2006)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同外国的一样同样存在该现象。将持续性同可靠性联系起来，分析了影响应计可靠性低于现金流的因素，而导致应计持续性低的原因，还将营运资本应计中由于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应计部分分离出来，研究关联交易应计的可靠性，以及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由于关联交易本身的特殊性、关联定价以及盈余管理等原因使得关联交易应计而可靠性更差，从而对盈余的持续性比其他应计更低。
总的说来。我国目前对于盈余持续性的研究并不多，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在数据的取得，度量方法的选择上面存在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盈余持续性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所以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盈余持续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自Sloan(1996)发现盈余中的应计成分比现金成分具有更低的持续性以来，许多学者对影响盈余成分持续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归纳后主要有一下三种观点：
(一)增长的低持续性
Freeman等(198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会计收益率具有均值回归的特性，并构造了盈余自回归模型去考察盈余的持续性，他们认为增长本身具有的均值回归性影响了盈余的持续性。具体而言，增长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是通过收入增长和资产增长两个方面来实现的。按照Dechow等(1994)所描述的应计销售收入增长模型，销售收入的增长对盈余的影响又是通过增长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增长对经营现金循环的影响实现的；按照Jones(1991)的应计和增长模型，资产增长对盈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应计会计的增长来影响盈余的持续性。另外，增长还会通过影响管理者行为而影响盈余的持续性。palepu等(2000)认为，增长增加了其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突然的增长加速和减速都会导致管理者的会计估计出现误差，并伴随着重新调整，他们会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对盈余进行平滑，从而影响盈余的持续性。
(二)应计会计的扭曲
应计会计出于稳健性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对各项权利和义务进行确认，他并不对现金流量的绝对数造成影响，而是转移或调整了现金流的确认时间。Fairfield等(2003)认为应计会计的这种稳健主义做法使得当前盈余和当前现金流量均成了未来现金流量的有偏估计量，从而扭曲了企业未来可能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情况，因此，即使是处于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下的企业，其当前盈余的持续性也会被降低。与Fairfield等人观点不同，Dechow(1994)认为应计会计产生的暂时性估计误差是导致盈余应计成分低持续性的根本原因。他们进一步解释到，由于应计代表了对未来权益和义务的估计，因此相对于现金支付更容易出现估计误差，而且这种会计估计误差具有均值回归的特征，这些将导致盈余的应计成份持续性低于现金流量的持续性。
(三)盈余的结构性差异
盈利能力分析的含义篇10
关于盈余管理，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过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盈余管理行为既包含合法的操控，如企业管理层在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允许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方法、进行职业判断而导致的账面盈余的变动等；也包括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操纵行为，如有意识地“过度”或“不当”使用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来影响账面盈余，有意编造、虚构交易来调整账面盈余的行为等。另一类认为盈余管理仅指非法的或欺诈性的盈余操纵行为。前者是广义的盈余管理，后者是狭义的盈余管理”（贺德富、邹晶，2008）。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建立在广义的盈余管理的基础之上。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一些客观存在的经济因素会造成企业的盈余波动，这是不由企业所控制的，如行业类型、产品类型以及整体的经济形式等。大多数的企业即使是效益很好的企业都很难做到盈余长期稳定的增长，一系列的不由企业所控制的外部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账面利润，而这些暂时的、偶然的或是周期性的因素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能客观的反应企业的经营效益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能会误导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管理层进行的适当的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出于以下目的：
其一，平滑盈余波动。iliaD.Dichev，Vickiweitang（2008）认为盈余波动降低了盈余信息的可预测性。通过实证检验盈余波动与短期、长期盈余预测之间的关系。首先波动越大的盈余越不具有持久性，其次波动性盈余包含了很多暂时性项目，而这些暂时性项目是不利于信息使用者进行财务预测的。由图1可知，盈余波动程度大的企业未来盈余水平下降幅度较大。
同时，盈余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分析时因隐含信息缺失而无法避免系统性错误。因此从长期来看，盈余波动越高盈余的预测准确性就会越低（见图2），即盈余信息的可预测性下降。
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平滑利润的长期走势，如果不是有意掩饰而只是排除一些暂时性的干扰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决策的因素，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增加信息含量。管理人员管理盈余的行为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使盈余信息更能反映公司的经济价值。现有报告体系所固有的盈余管理并不能消除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相反，这种含有应计项目的会计盈余作为企业业绩衡量的尺度，有其及时性和可验证性等优点。盈余管理可以将管理者拥有的内部信息尽快、尽多地传达给投资者，减少甚至消除沟通上的障碍所造成的信息滞导。对于不利的私有信息或内部信息，管理人员不愿传递给委托人，而对于有利的内部信息，管理人员却是希望外部信息使用者知晓的。相对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公司管理人员总是拥有更多的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内部信息。当公司管理人员认为未经管理前的盈余信息难以准确评价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容易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误导时，会主动采取盈余管理行为，调整盈余（主要是会计利润），以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价值信息。
三、基于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
其一，公允价值的应用。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一种会计计量属性，并在17项具体会计准则中运用了公允价值，占会计要素计量准则（共30个）的比例高达57%。主要包括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方面。总体上说新会计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较为谨慎，公允价值的应用也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新突破。
其二，公允价值应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债务重组中公允价值的应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五条至第七条，详细规定了可能产生损益（根据惯例，主要为利润）的债务重组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情况。其中第五条规定：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六条规定：将债务转为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者实收资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或者实收资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七条规定：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债务人应当将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新的债务重组准则意味着，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时，一旦债权人让步，上市公司获得的利润将直接计入当期收益，进入利润表。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对利润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虽然准则明确指出了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成立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种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依赖大大增加了企业通过非货币易对盈余进行管理的可能性。
（3）金融工具投资对利润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规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其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其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应当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新会计准则，企业投资股票等交易性证券，将采用公允价值――交易所市价计价。这将使一些公司在短期证券投资上的收益浮出水面，部分企业业绩因此得以提升或降低。
（4）房地产业应用公允价值对利润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条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第十一条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性房地产”是此次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新增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主要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长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企业拥有并已出租的建筑物。新准则中有条件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准则显示，在应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情况下，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将计入当期损益。因此按照新准则，拥有较多房地产资产的公司，其业绩可能会因此而有很大提高。相反，若年末股票价格下降，则按新准则会造成利润下降。
四、公允价值引入的合理性
公允价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盈余信息的相关性，从而提高了信息质量。
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相关性的质量特征在美国会计信息质量系统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委员waUman（1996）甚至建议，把相关性作为财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资本市场越发达，财务信息的决策作用越重要，社会对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就越高。葛家澍（2003）认为，财务会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相关性为主的新学科――财务预测。
因此由于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可以提高盈余信息的相关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更具有决策相关性。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公允价值计量是面向市场的。它强调公平交易和市场完善，并且能够客观地反映当前经济环境下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决策的相关性很高。第二，收益的公允价值信息更具有决策相关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收益变动是客观存在的，财务报表就应该反映这种变动，这样报表使用者才能获得更相关的信息。要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在收益计量中推行公允价值。1980年，FaSB在SFaC3中引入了“综合收益”概念。综合收益报表的实质是采用公允价值对企业当期的资产、负债和收益进行计量，并将计量的利得或损失在报表内予以披露。第三，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历史成本财务报告难以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而公允价值使得会计在任何时候都能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权利、义务进行计量和反映，提供已发生、正在发生甚至是未来将发生的经营信息。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证实，投资证券和衍生证券的公允价值信息对投资者来说具有价值相关性，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股票的价格。
通过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所进行的盈余管理，会带来账面利润的变动，但是这种变动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了经济行为的实质以及企业经营状况，同时也为投资决策者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适度的盈余管理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都看成是管理层为了欺骗投资者而进行的有意掩饰。由于客观的不由企业所控制的一些暂时性的外部因素的存在，管理层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其实能为投资者传递对决策更为有用的信息。而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公允价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息的相关性，从而更加真实客观的反应经济行为的实质以及企业经营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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