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1
李峻：
现任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副秘书长。
李峻博士有近十年政府和企业信息化管理、规划以及实施咨询经验，曾主持并参与多项区域与城市、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与运行维护。
任何一个产业都需经历从概念诞生到形成规模、到逐渐成熟，直到最后被新的概念和技术所代替，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的成长过程。互联网产业同样经历着这样的过程。
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金矿，然而在密密麻麻的淘金者中能够掘到真金的屈指可数，大多数还是失败者――淘金者和金矿之间似乎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便是横亘在诸多互联网企业面前的成长陷阱。
成长陷阱究竟在哪里？剖析互联网产业的成长历程，不难窥见成长陷阱。
与其他产业不同，互联网产业的各子行业大多是从概念导入开始逐步进入市场的，当用户对概念达到一定接受程度之后，用户开始聚集、应用，并衍生出不同的应用模式，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模式逐渐得以确立和推广，从而将行业发展引入规模化成长阶段。随着用户应用逐步成熟，行业规模增长趋于稳定，行业进入到应用成熟期。紧接着，用户需求升级，促使新概念和新应用的诞生，引领行业进入新的轮回。因此，互联网产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概念导入期、应用培育期、规模成长期和应用成熟期。
分析各重点子行业的成长曲线，找到其中的差别，就可以对成长陷阱进行定位。通过对各子行业的规模、增长率以及发展空间的判断，可以看到：门户网站作为最早提供给网民的互联网服务，已步入应用成熟期。而网络游戏迅速扩张的规模，标志着这一行业处于规模增长阶段。刚刚步入规模成长期的即时通讯和搜索引擎在近2年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价值。在线音乐虽已大张旗鼓地普及了很久，但苦于无法盈利，难以步入规模成长。备受关注的web2.0尚未真正产生价值，目前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停留在具备初步商业模式的阶段，依然徘徊在概念导入期……
很明显，在各子行业发展的生命曲线上，从应用培育期进入规模成长期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行业发展能够突破这个关键节点，则可成功进入规模成长期；而行业只有进入规模成长期，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市场价值。而这个关键节点正是成长陷阱之所在。
那么，什么才是导致成长陷阱的真正原因？进一步细化产业成长的过程，无论网络游戏、即时通讯还是搜索引擎，在用户接受概念并开始大规模应用之后，企业和投资者需要面对的则是能否将应用成功地转化为盈利。而其中最关键的在于能否成功确立盈利模式。
在游戏点卡这种简单有效的盈利模式确立后，网络游戏市场开始成长，e-sales的出现成就了市场规模化升级。当点卡魅力渐渐退去、市场增长减缓，以免费网游、虚拟装备为旗号的新盈利模式诞生，又重新拉动了市场规模的增长。以QQ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虽早已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忠实用户，但直到Q币的出现，才真正将用户价值与商业价值联系到一起，给腾讯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同样，搜索引擎的传统商业模式并未促成市场的快速增长，竞价排名的引入才将搜索引擎推到了今天的地位。相比之下，数字音乐同样拥有广泛的用户群，mp3下载几乎成为每个网民的必修课，而盈利模式的缺失使其难以产生商业价值。对于web2.0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停留在初具商业模式的阶段，但如何将服务和用户量转变成为收入，如何真正成长起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的盈利模式。
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运作较为成功的盈利模式包括网络广告、竞价排名、电子商务会员费模式、游戏点卡和虚拟卡模式等。而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对客户资源和广告投放的竞争。另一方面，很多创新业务还将面临成熟企业突然介入抢夺资源的风险。
然而，如何选择盈利模式，并成功跨越成长陷阱呢？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2
一、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概念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
“内部控制”理论是一种理论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建立缺陷。内部控制是一个专业的管理体系为基础，防范风险，有效监管建立过程控制体系，通过全面，关键控制点，并描述在商业生产过程中的视觉表达形式的过程的目的管理实践形成的。
内部控制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一，是内部控制和公司管理人员的一个重要机制来实现我们提出的联合研究企业内控标准，是提高信息的可靠性，如目标控制操作，实现所希望的效果处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了直销渠道的目的。还提供了该组织实现安全目标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前提和基础，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一般包括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社会责任，治理结构，内部审计，企业文化，人力资源政策。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企业系统的分析，及时识别与业务活动有关，以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
3、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根据风险评估，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以控制在宽容度风险的业务。
4、信息和通信。信息和通信企业准确，及时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保证了企业之间和企业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外的信息。
5、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检查，包括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以评估为确定及时加以改进内部控制缺陷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盈余管理的概念
所谓的盈余管理是符合会计准则的基础上，企业管理者，外国企业会计盈余报告的信息来调整或控制的企业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人体自身行为带来的好处。
盈余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概念在会计理论的西段引起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盈余管理也慢慢被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接受在我们的国家，它在测量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质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以评估在中国的业绩和激励补偿。有些公司在短期内真正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不反映在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因此，管理层通常意味着盈余管理企业最真实的情况给投资者。
二、轨道交通企业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轨道交通企业的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优势在减少股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冲突上的分布，为了更好地实施轨道交通企业系统和战略，规范企业管理。现实情况是，不当的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了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在的症结所在，从而制定适当的内部控制的初始目标是抑制不当盈余管理的方式。内部控制的目标是提供信誉，效益和业务运作符合财务信息的程度有关法律，法规的有效保护。其中，在财务信息的可信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实现执行管理和内部控制目标的程度盈余管理的影响被有效抑制盈余管理。
(一)加强内部控制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
轨道交通企业管理的重点是价值观，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盈余管理与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抑制作用。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收益管理的效果。部分原因是不论是企业管理监督还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看完整性较差，无论是什么动机，企业管理者都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进行盈余管理的。此外，轨道交通企业管理注重财务报告和是否禁止不当正确盈余管理的内部控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不当盈余管理发生。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跟外部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轨道交通企业内部控制的挺好，但是由于管理者价值观、重视程度的问题，没有好好监督内控的实施，最终导致盈余管理还是不理想。
(二)抑制盈余管理是内部控制的目标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提供保护的程度遵循企业经营业绩的可信性和相关的法律和财务信息的规定。盈余管理会造成财务资料的若干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但也实现内部控制和镇压的目标的实施程度方面的可信度。
内部控制问题密切相关的盈余管理。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大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漏洞在系统中，执行力度不够，而导致利益的扩张或减少使用自己的优势在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获得企业的控制权的内部人。在“内部人控制”，公司将出现通用会计准则，并选择放弃，为了兼顾各种利益集团为核心，以内部人为本，企业战略和业务目标直接须按既定值取代偏好的“内部”的利益。这样一来，人们会滥用内部控制，采取以收益最大化管理，以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
(三)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依赖信号机制
有效的内部控制具有限制轨道交通公司管理层操纵会计盈余的能力。内部控制有可能限制程序上的错误，估计中的误差以及盈余管理。良好的内部控制被认为是实现高质量财务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部控制效率这一抽象指标要依靠信号显示机制来实现。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信息披露是最重要的信号显示机制。例如，企业管理层往往通过一些信号向外传递其真实的信息，这是目前显示内部控制效率的主要方式之一。进一步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反映了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高质量轨道交通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高品质的信号(比如好的业绩，较好的内控及风险防范信息)及时传递给股东，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显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与较高的内部控制效率。即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而内部控制效率低的公司不愿意过多的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三、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轨道公司的管理水平成为了目前限制我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是轨道交通公司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轨道交通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抑制不当的盈余管理，促进轨道交通企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3
[关键词] 盈余管理；盈余做假；正面效应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衡量公司经营状况、评价公司价值、利润分配、纳税等方面盈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此，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比较重视企业的盈余。而由于委托关系和对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会计权责发生制下会计职业判断，以及会计准则弹性的客观存在，都使管理者产生调节盈余的动机。
管理者调节盈余目标的不同，会导致对盈余管理的概念界定及调节方式方法等一系列不同。通常人们会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操纵及盈余做假等概念混为一谈。其根本原因是对盈余管理没有明确的定义。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tscott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在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自由时使自身利益或者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正因为这些定义的涵盖面太广，才造成对盈余管理概念的一些误解或模糊。
上述定义中的共同点是把盈余管理的目标界定为使管理者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但是这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是整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长期目标和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各个部门职能的发挥，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实现企业总价值最大。显然这两个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也必然导致管理采取不同的“努力方式”。管理者如果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必将企业的长期利益与长远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此，对盈余的调节就会致力于将符合公司发展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保持企业经营稳定、减少经营风险。但是如果管理者将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升职、加薪等作为其经营目标，就必然会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从而很有可能采取不利于投资人、债权人的手段，比如不合法手段捏造企业业绩，即盈余做假。虽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可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后者不是盈余管理的根本目标。因此，盈余管理应该是企业在有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由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选择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与盈余造假的区别
正确理解盈余管理的定义首先就要将其与盈余造假区分开来。
从本质上看，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合法的范围内，通过选用不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等，对利润进行调整，以追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是企业管理当局采用各种方式隐瞒、粉饰和伪造经营业绩，超过法律法规允许范围进行利润调节。
从动机上看，盈余管理趋于预定的管理目标，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其中包括股东财富最大化，符合债务契约约束条件，减少经营风险，避免政治成本，合理避税等。盈余造假是管理者自谋利益，偷税漏税等行为。
从手段上看，盈余管理是在各种会计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主要是对会计核算上需要估计的项目进行调整，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递延资产的摊销，存货计价方法的改变，安排交易发生时点及交易方式等。盈余造假以不合法手段进行会计造假，粉饰企业的财务报表。比如，提前或延后甚至虚假确认收入、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嫁费用等。
从结果上看，盈余管理如果运用得当，会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分支，会有使会计报表使用者受益的地方。比如，企业将最符合公司发展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信息交流，增大社会效益。盈余造假不是以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实施利润调节，而是凭空对企业业绩进行人为捏造，使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受到严重损害，导致报表使用者做出错误决定，损害投资人利益，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由此可见，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行为，是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其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进行财务管理应予理性对待。
三、盈余管理存在的原因
无论是从盈余管理概念的涵盖面上分析，还是从与盈余造假区别方面的分析，都是为了更加明确什么是盈余管理，从而在我们看到企业对盈余的一些处理时能够辨别出它是否属于盈余管理范围。明确定义还是为使企业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对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的界限进行判断，从而有效提高其管理和规范影响账面盈余的会计选择和实际经营活动的水平，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没有明确的盈余管理的定义会使违法的盈余造假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当的盈余管理也可能被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误解。
由于企业委托关系的存在，使得双方关于企业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盈余是管理者掌握的内部信息，所以委托人很难了解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即使能够了解，也要花费很大的成本。美国会计学者詹姆士认为，会计收益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的权益资本市场；影响债务契约价值的债务性资本市场；影响员工业绩评价的劳务市场；影响企业间交易的材料产品市场；影响政府税收、管制、补贴的政治市场。所以，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基于其对以上五个市场的作用而使然。
四、盈余管理的正面效应
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企业有关利益主体采取合法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举措。这种调节盈余的行为体现了企业财务管理技术的成熟。允许适度盈余管理的做法，也是对有关利益主体的尊重。如何把握这个“度”，要看措施运用得当与否。如果盈余管理的措施运用得当，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维护合同的有效性，减少订约成本。从有效契约论的角度说，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签订契约时要花费订约成本，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所订契约总是具有不完全性和刚性。有效契约论认为，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灵活面对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如通过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的数字处于债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避免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重新谈判成本。管理者有一定的盈余管理能力，对于维护有效合同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盈余管理必须以管理者不进行过度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刻意损害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条件。
适度的盈余管理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波动对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相对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公司的管理人员总是有更多的关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内部认知，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盈余管理可以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来不易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波动对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适度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管理者可以通过实施盈余管理在必要时采用利润平滑手段向与企业有关的其他人士传递稳定的信息，增强外界对企业的认知，从而保证企业资金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销售方面少受干扰。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降低企业的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设法降低报告盈利，以避免受到公众或政府的过多关注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或被施加额外管制。
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合理、合法避税，进行税收筹划，既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又符合税法所蕴含的政策导向。
适度的盈余管理有利于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国外的实际情况看，采取较严谨财务制度的美国公司一般采用能使利润增长的“夸张性原则”进行盈余管理，使公司利润保持稳定，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采取较宽松财务制度的日本，会计准则允许公司建立各种备抵账户和准备金账户，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但由于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审计制度做后盾，公司的盈余管理也并不妨碍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司的盈余管理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都是有益的。
五、我国盈余管理的特殊性
在我国，现代会计还十分年轻（1993年颁布新会计准则），缺乏一些具体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证券市场的监管功能还不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动机上有一些区别。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包装上市以及后来的配股等等。主要方式是利用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调节利润，利用虚拟资产和利息资本化调节利润，利用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付账款调节利润。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监管能力不到位，有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经到了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程度。因此，加快会计准则的完善，及时披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的盈余管理予以处罚，已成为增加资本市场透明度与完善优化资本配置功能的当务之急。
六、正确把握盈余管理与盈余造假
盈余管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盈余管理与盈余造假的区分就在一个“度”上。如果盈余管理运用不当，或者没有把握“度”，不仅不会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还会使企业的经营困境进一步恶化，对管理者本人和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一定的时间内，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者减少企业实际的盈余数量，但会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反映与分布。所以，管理者在实施盈余管理时，如果不追求长期目标，只顾短期利益，不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提高经营业绩，最终将导致企业收益下滑，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市场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在坚决杜绝盈余造假的同时，应加强对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正确加以引导，使盈余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对企业的发展真正起到正面作用。在我国目前审计、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素质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牺牲一定的相关性，增强盈余信息的可靠性，会更加符合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特别是应该对关联交易、资产重组、报表的信息披露程度等易产生不当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管理。尽管盈余管理运用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只能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规范和引导，是可以防止盈余造假的。
[参 考 文 献]
[1]贾剑锋，李淑花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的差异[j]财会月刊，2001，（14）
[2]朱文盈余管理利弊分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张新华试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j]山西财税，2004，（8）
[4]章美珍‘盈余操纵’与‘盈余管理’对修订法规的启示[j]中国审计，2004，（15）
[5]张贞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辨析[j]管理纵横，2004，（2）
[6]罗小艳，梁路英如何加强对不当盈余管理的治理[j]价值工程，2004，（6）
[7]胡俊南，徐晓阳盈余管理的两面性[j]经济师，2003，（7）
[8]熊莉试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利弊及其规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14）
[9]杨金盈余管理的现实性思考[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2）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4
【关键词】盈余操纵；空间；法制法规；伦理道德
一、引言
企业盈余操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论证了这种行为的存在。盈余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主要是基于Ball和Br0wrl(1968)对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证明了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现在这一问题正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盈余操纵（管理）的定义、范围、目的、方法和表现形式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共识，但也存有很多争议。由于该问题涉及的层次较多、范围较广，对社会经济、法制法规建设、资源配置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正确的看待和研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盈余操纵的概念界定
在谈盈余操纵的概念之前，不能不提的是学术界经常所用的几个术语即盈余管理、利润管理、利润操纵。受司克脱（Scott）对盈余管理所作定义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大多认同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实际交易的安排使企业的盈余达到希望水平的行为”，这是一种游戏规则所允许的行为。而利润管理则通常被认为是“指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目标利润、进行利润分析、制定利润分配政策等达到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种管理过程”（邵娟，财会月刊，2007.4）。不含有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纯粹为了调整账面盈余而对实际交易进行安排的行为，很显然这种管理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也是人们所期望的，对此，本文不进行讨论。关于利润操纵，国内学者常引用Schipper(1989)所下定义：“earningmanagement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以获得某些私人收益的披露过程。”（徐浩萍，财经研究，2005.2），显然，这里是把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当作同质事件处理的。笔者赞同这一思路。首先，无论是盈余操纵还是利润操纵或盈余管理问题的提出，其缘由是相同的，即都是针对企业管理者为了某种利益，通过会计手段及实际交易的安排等操纵利润水平，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财务报表数字为基础的契约产生的后果；其次，笔者以为盈余操纵、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所讨论的问题，都应是在现有法律法规、会计准则框架之内进行的，否则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将会变得漫无边际，一直延伸到违规违法的方法、手段、鉴别、防治、惩处等等，这属于假账及其识别和防治的范围。对于违规违法的行为无论哪个国家毫无疑问都是要予以坚决打击的，而对合法的盈余操纵应该如何防治则是困难的，因为它们虽然不合情但却合法，这也正是需要认真讨论和研究的核心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盈余操纵、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的说法实际上是等价的；第三，盈余操纵或利润操纵的提法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表达的是人们对企业合法但不合理行为的不满，假如所有的企业在盈余管理方面都能一直严格遵守“既合情又合法的原则”，假如对于盈余操纵可以像对待违法犯罪那样进行及时、有力的打击，试问我们还会提出盈余管理这样的问题吗？笔者不否认盈余管理有合理和科学的一面，但盈余操纵所指显然不是这些。因此笔者认为盈余操纵的概念应该重点突出以上几点，即盈余操纵是指企业管理者为了某种利益，违背企业伦理道德，通过合法的会计手段及实际交易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水平的行为。是通常盈余管理概念中不合理的部分。例如为了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而进行的盈余操纵，为了减少所得税费而进行的利润转移等，它们采用的手段也许是合法的，它们的目的也许能够达到，但它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值得提倡。如何鉴别合理的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是一个道德标准问题，①据统计，我国的三资企业，每年的亏损面大都在40%-55%之间，但这些亏损企业却一面连年亏损一面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其中之原因应该是不言自明。面对这种现象我们除了不欣赏之外，也只有通过加强研究，不断完善法制法规和通过道德力量的呼唤来遏制这种行为。这种应对之策与运用法律手段对违法犯罪现象进行有力打击相比显然要困难得多且有无奈和软弱无力的成分。
三、关于盈余操纵的测量
盈余操纵的测量不同于盈余作假的测量，对于盈余作假，我们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逐条进行审计与核查，对凡不符合规定的记录、计量等均可视为“盈余做假”，并可以此为依据进行坚决的打击和惩处。这种测量，概念边界清晰，罚则明确，操作相对简单。而对于盈余操纵的测量则相对要困难得多，尽管我们可以采集大量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来证明盈余操纵行为的存在，但要判断会计盈余管理和实际盈余管理活动中哪一个行为属于盈余操纵则要看该活动的动机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因此盈余操纵的测量应以动机为观测点，以是否为了实现该目标而进行异常的安排——包括会计盈余操纵和实际盈余操纵为根据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盈余操纵行为。从实证的角度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如亏损上市公司是否为了扭亏而进行了盈余操纵(陆建桥1999)；上市公司是否为了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进行了盈余操纵(Deangelo.1998)；企业管理层是否为了提高管理层奖金计划进行了盈余操纵(Healy.1985；Deangelo.1988等)；企业是否为了避税进行了盈余操纵(Gramlich.1988)；企业是否为了上市融资进行了盈余操纵(魏明海和林舒，2000)；上市公司是否为了配股进行了盈余操纵(蒋义宏.1998；孙铮等.1999；陈小悦等2000)等等。如果脱离了动机和目的，盈余操纵的测量将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基础从而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进行盈余操纵行为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1）证实盈余操纵行为是否存在；2）盈余操纵行为产生的动机和种类；3）盈余操纵行为都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4）为完善法制法规和有效遏制盈余操纵行为提供依据。明确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盈余操纵变量的侧度路径选择也就有了基础和框架。
四、关于盈余操纵的空间
所谓盈余操纵的空间，笔者以为主要是指：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可供盈余操纵运用的途径和手段，它们包括实际盈余操纵途径和会计盈余操纵途径。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第一，盈余操纵的空间是一个有限空间而不是一个无限空间。即盈余操纵的途径和手段应是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讨论空间的大小以及空间的消长。盈余操纵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盈余信息的有用性，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层实现他所期望的目标。如获得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资格、按照契约获得经济利益、按照税法规定获得税收利益等。由于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不同，可能需要配合的盈余操纵途径以及数量也不同。通常可供盈余操纵运用的途径和手段越多，盈余操纵的目标就越容易实现，反之盈余操纵目标的实现就越困难。因此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堵塞盈余操纵的途径，控制、减少盈余操纵的手段是我们研究盈余操纵空间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的范围应是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途径和手段，超出这个范围的，则应是如何处罚的问题。第二，自新的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陆续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盈余操纵空间的话题又引起了会计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新准则与以前相比对盈余操纵的空间究竟是压缩了还是放得更宽了，对此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新准则对盈余操纵空间的影响消大于长，有学者认为，长大于消，甚至认为“会计天下”从此就要大乱了。笔者以为，如果单纯从可供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会计途径看，企业盈余操纵的空间有增有减，增减基本持平。如新准则规定可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从以前的四项增加到八项，研发费用与无形资产列支和摊销的规定等扩大了盈余操纵的空间；而取消存货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且规定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进行了明确，扫除了制度规范中的一些灰色地带；对合并报表编报的范围进行了重新调整，规定母公司需将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以投资比例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完善了会计披露的要求，增强了企业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信息的透明度等却消减了盈余操纵的空间。但这种基本持平并不反映每种途径可操纵的幅度以及难易程度，仅仅是一种途径数量上的消长平衡，因此如何判断新准则对盈余操纵空间的影响应看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笔者以为：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每种途径可操纵的幅度以及难易程度，例如新准则取消了存货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这种规定在物价变动不大的时期对盈余操纵的空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资产的减值准备、转回和摊销几乎使得企业“随时”可能产生巨额的费用或利润。第三，对于盈余操纵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财务通则、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为了会计信息的确认、记录、计量、披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规范，也正是因为有了规则，才有了操纵空间的概念，操纵空间是与规则相伴而生的，不可能为了防范操纵或压缩操纵的空间使制定的规则妨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和创造活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能规定不允许企业改变信用标准，进行信用销售；不能进行关联交易；规定每一笔交易的价格等，如果真的那样，就成了本末倒置、因噎废食了，这样的规定也将会因为它的“不合时宜”而很快会被淘汰。因此规则的弹性和操纵的空间是一对矛盾，如何才能使制定的法制法规和会计准则使之在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又不损害企业的利益，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第四，不能寄希望于法制法规的完善和监管打击力度的加强来消除盈余操纵，因为只要规则存在企业可自行选择的空间，只要诸如分红、税收、融资、上市等事项与会计数字有关，只要有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盈余操纵就不会停止。因此，要实现企业盈余操纵的标本兼治，除了加强法制建设和监管打击力度之外，还需要从现在着手、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提高企业管理层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增强其自我约束能力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尽管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却是治理盈余操纵的根本之道。只有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等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才可能大幅降低企业盈余操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而只有企业盈余操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降低了，提高全社会会计盈余等信息的质量、减轻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压力、构筑社会经济的和谐环境才能成为可能。坚持法德相济、惩教并举是防范、治理盈余操纵的根本出路和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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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5
关键词:盈余管理;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a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第一,williamR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的观点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第二,Katheri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他的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此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第三,paulmHealy和Jamesmwahlen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国内许多会计学者围绕这三种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新概念。魏明海认为,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从“信息观”的角度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刘峰认为,盈余管理是在符合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制度的大前提下,对现行制度所存在的漏洞最大限度地利用。归纳而言,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私人集团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后果
从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国外的实证会计研究领域有大量文献对会计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Holthausen和Sefwich认为,企业经理人员会为了规制方面的原因或者为了履行合同方面的原因而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法报告盈余。此后,盈余管理很快成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该领域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概括来说,学者们一般都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盈余管理的手段及其后果。
(一)盈余管理的手段。根据Scott以及Healy&wahlen对盈余管理的狭义定义,盈余管理就是对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变通及判断机会的一种利用。而根据Schipper的广义定义,盈余管理还包括了改变实际投融资决策时间以改变盈余。由于企业及其所面对的经济环境各不相同,会计准则不可能对所有会计业务的处理有完备的规定。此时,公司管理层便会运用其影响力,选择一种对其目前或长期利益最为有利的方法。而这些选择都将对利润的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对盈余的管理与控制。例如,折旧年限、残值、坏账准备率等的选择和确定。即使在会计准则规定得相当明确,不给企业以任何变通或判断的机会时,企业仍然可以利用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利润进行管理控制的目的。如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购买固定资产、降低应收账款信用标准等手段增加利润;通过推迟确认收入、租赁代替购买固定资产等手段减少当期利润等。
(二)盈余管理的后果。西方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盈余管理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从资本市场观的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表现在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价值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三方面。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实施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提高公司股价,提高公司和管理层在资本市场的知名度,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价值,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孙铮和王跃堂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突出表现为配股现象、微利现象。“微利”现象的存在,导致应该被St的公司仍然在盈利公司的行列,甚至应被摘牌的公司仍在正常交易,结果使市场风险剧增,有限的资本资源被无效占用和浪费。“配股”现象的存在,导致的结果是市场中新的资源被无效分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出现错位,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三、盈余管理的计量
学术界在盈余管理领域大量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计量盈余管理程度。总体而言,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有:总体应计利润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分布模型。总体应计利润模型是西方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根据应计利润的易操纵程度,可以将总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并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该法最早的文献是Healy和Dcangelo,他们用应计利润总额及其变动来代表经理人员对盈余的管理。Jones模型是该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它用回归方程控制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因素,寻求应计利润总额与销售额变动及固定资产间的关系。该法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六种: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以及KS模型。尽管该方法在盈余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它依赖于一些主观的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6
【关键词】盈余管理治理结构委托理论信息真实性
一、盈余管理概念及产生原因分析
1、盈余管理概念
对于盈余管理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Scott（1999）在其发表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他认为，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具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一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者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会计盈余。Davison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比较具体而相对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准则限制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目前对于盈余管理概念普遍认同的是，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蓄意行为。企业管理当局通过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和方法、安排交易的时间和方式、利用会计估计等方式来修改会计盈余信息，这些手段能够改变企业的真实盈利在不同期间上的分布。
2、盈余管理产生原因分析
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与空间。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企业的业务通常都是复杂、多样以及不确定的。在处理业务和编制财务报告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对各种不同会计政策和方法进行判断并加以选择，只要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并且不违反会计准则，甚至还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或估计去影响或改变财务报告。对于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很多未来经济事项，管理者必须作出判断。另外，对于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净残值、预收或递延账款、坏账损失等等，管理者都有其操作空间。会计准则的这种灵活性和不完全性为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企业管理层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以使报表中的盈余信息达到期望目的。
Scott在其《财务管理理论》一书中指出，方出于奖励动机、税收动机、契约动机、更换首席执行官、政治动机、新股动机都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公司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即信息不对称以及造成的委托问题。由于委托方和方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双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产生了通过签订薪酬契约的方式来促使管理层为了股东的利益服务，这些契约中薪酬奖励的条款往往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相挂钩，而衡量经营业绩是否达到或超出预期，又要靠财务数据说话。于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管理层为了提高薪酬或者谋求行政级别的晋升，当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水平时，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会产生强烈的盈余管理要求。在没有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时，人便有动机采取盈余管理行为。
为了降低委托成本，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将公司治理结构与经理人股票期权相结合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
二、公司治理结构
1、公司治理结构概念
如前一节所说，自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比个体企业或合伙制企业要复杂得多。所有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规范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保障企业的效率和业绩，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便应运而生。然而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oliveHart（1995）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条件是委托问题的存在。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态下，必须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以解决委托问题，解决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减少成本。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公司治理机制。
吴敬琏（2000）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所有者、监事会和高层经理人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三者之间构成一定的制衡关系。在这种结构中，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层经理人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层经理人受雇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基本都认同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者为了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行为，降低委托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
2、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
《公司法》指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层、监事会。通过权利的制衡，使三大机关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保证公司顺利运行。
（1）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一种非常设的由全体股东所组成的公司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财产享有管理权，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治理结构的主体。企业一切重大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经营决策一般都得股东大会认可和批准方才有效。股东大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和监事（职工代表除外），有权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但是股东和股东大会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而是委托职业经理人代表他们去组织生产活动。
（2）董事会及经理层。由于两权分离，股东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需要股东及股东大会选出少数股东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来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这些代表就是公司的董事，这些董事就组成了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和领导机构。经理层属于公司执行机构，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常务董事等。经理层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拥有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和权，负责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因此，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经理层是公司的经营者，和董事会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
（3）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机构，负责监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对董事、经理等人员违反法律、章程的行为予以指正。为更好地履行监事会的职能，赋予其召集股东大会的请求权是合理的。
三、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从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公司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即信息不对称以及造成的委托问题。由于委托、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由于方负责编制和提供会计信息，所以方比委托方掌握更多有关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的信息，方可能通过其信息优势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委托方不可能完全观察到方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人就有可能利用环境因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找借口或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来隐瞒自己的偷懒行为，甚至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取私利和损害股东的利益，即“道德风险”问题。为了降低委托成本，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将公司治理结构与经理人股票期权相结合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无论是管理人员在会计政策和交易安排选择的空间自由度，还是对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一个无效或者薄弱的治理机制必然会放大这种自由度和决策权范围，而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对其决策的内容和执行的结果实施有效监督。
以董事会为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董事会具备独立性和有效性，这样一来董事会就可以对经理层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对公司财务报告过程中管理层行为的控制，可以有效制约经理人员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防止产生“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并且缩小所有者和管理层双方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差距。只要经理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契约规定，董事会就会对其进行惩罚，甚至解聘。这样就加大了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如果经理人员判断该项成本会大于实行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收益，那么其就会选择放弃盈余管理。
以监事会为例，监事会是和董事会并列的向股东大会负责的机构。《公司法》第126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对收入、费用、会计政策变更、关联方交易、资产减值准备、非经常性损益这六个方面，从而达到粉饰报表实现管理目标和业绩。而《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第一项职权便是检查公司财务，即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管理层很难对公司会计信息进行粉饰，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股东对经营业绩的了解，可以使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有效监督管理者行为，也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机制迫使管理层释放信息，以缓解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管理层的日常经营行为，防止管理层为了实现自我的效用函数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整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确实带来了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但降低的程度有限，其原因是公司治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愈演愈烈的现象，就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入手，从各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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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7
一、经济收益：社会财富观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收益是纳税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对象，也是评价企业管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是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收益的确认、计量、评价及真实性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以及会计学研究的重点。
经济收益源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亚当·斯密把收益定义为“财富的增加”，并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使得收益概念建立在资本保全的基础上。而欧文·费雪在《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则提出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收益：①精神收益，指心理的满足；②实际收益，指经济财富的增加；③货币收益，指资产货币价值的增加。在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收益中，精神收益因主观性太强而无法衡量，货币收益因只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化而成为一个静态概念，所以经济学家仅着重研究实际收益。
经济收益另一个广为流传的定义是希克斯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的收益是他在期末和期初保持同等富有程度的前提下可能消费的最大金额。这个定义虽然是针对个人而言的，但也可以用它对企业收益进行解释。即企业收益是在期初、期末企业资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本期可以用以消费或分配的最大金额。
经济收益和资本保全概念是密切相连的。要想更好地理解收益的经济学概念，必须了解资本保全概念。所谓资本保全，是指在资本得到保持或成本得到补偿之后多余的部分才可确认为收益，也就是说，在确认收益时必须区分资本收益和资本返回。二者如何划分，有不同的标准，相应地就有三种资本保全概念：
1．财务资本保全。亦称名义资本保全、货币资本保全。即以名义资本的保持为基础来确定企业收益。当企业在一个特定会计期间的名义收入超过其发生的成本费用、达到了资本保持的目标时，其超过额就可确认为企业在该期间的收益。这一概念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动，或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动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计。
2．不变购买力资本保全。亦称一般购买力资本保全，是指在不改变会计计量标准但改变会计计量单位的前提下确定收益，即企业的收益确定必须保持原有资本的购买力不变，企业的现时收入超过原有资本购买力的部分才能确认为收益。
3．实物资本保全。亦称再生产能力资本保全，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保持原有的实物资产或原有的生产经营能力。由于企业生产经营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故要求企业在一个资本循环终了时收回的资本至少能满足下一个资本循环垫支的需要。这一资本保全理论引入了重置成本概念，认为现时收入超过资产重置成本的部分才能确认为收益。英国桑迪兰兹委员会就曾指出：“利润不是维持货币资本后的剩余，而是维持实物形态资本或者说是维持生产一定量产品的能力之后的盈余。”
显然，社会财富观严格地以资本保全理论为基础，只把不损害资本完整前提下的价值增值作为收益，从而可以保证收益的分配具有足够的资源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收益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主要途径。
二、账面收益：虚拟会计收益观
会计学上的收益具有特殊的含义。一般而言，会计收益与特定的会计主体有关，是会计主体在特定时期内实现的收入与相同期间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配比后的差额。会计收益通常具有如下特点：①会计收益是根据企业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以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获得的销售收入减去为实现销售收入所耗用的费用后的差额。②会计收益建立在会计分期假设的基础上，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经营成果。现代的会计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计量当期收入和费用的，相应的会计收益的确定也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③会计收益的计算是以历史成本原则计量费用的。由于现行会计实务中企业的资产是按历史成本计价的，因此费用是已消耗的资产的历史成本。④会计收益是依据配比原则计量的。与当期不相关的成本应作为资产项目结转为以后期间的费用。⑤会计收益的确认遵循收入实现原则。只有与资产价值增加的相关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能确认为收益，即会计收益的确认要遵循收入实现原则和稳健性原则。
账面收益观，作为一种传统的会计收益观念，在会计学界具有牢固的根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1）中指出：“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来计量企业的收益及其组成，一般比当期的现金收入或支出能更好地说明企业的业绩。”FaSB明确地肯定了会计收益信息在作为未来现金流量“指示器”方面的优越性：“编制财务报表的首要重点是通过收益及其组成内容的计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投资者、信贷者和其他人士，他们出于对估量企业现金流量的关切，对这种信息特别感到利害攸关。他们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对企业获得现金流量顺差的关心，转化成主要关心收益方面的信息而不是有关现金流量的信息。”FaSB还含蓄地批评了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如果只列示短期内诸如一年内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就不能充分表明企业的业绩是否优越。”
但是，尽管会计收益是按照特定的会计准则与会计程序形成的产物，尽管它被认为是企业的收益，但显然难以说明它与企业财富特别是现金流量增加之间的关系。因为会计在确认收入和成本费用时，普遍遵循着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础，并以历史成本原则计量经济业务的价值，这就使会计收益更具有一种“虚拟收益”而非真实收益的倾向。因为会计收益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企业获得了相等的现金流量，而可能是以一种虚拟的形式（债权）表现出来。其结果是会计收益只能说明企业“赚得的钱”，而不能说明企业“赚得的现金”，从而使企业利润与现金流量之间发生“滞脱”。当然，这种收益观还与特定的会计期间有关，而非与企业整个的持续经营期间有关。当企业因为某种不可控制力破产或清算时，所有的资产（真实的或虚拟的）都需要转换为其初始形态（现金），即所有资产在企业整个寿命期间流动的结果是其终极形态等于初始形态（所不同的只是其量上的变化）。这便说明了资产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而这种经济利益最终是以现金流入为标志的。
三、变现收益：真实会计收益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决策有用性会计目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现金流量信息受到了普遍关注。FaSB在SFaCno．1中同时强调了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关注，指出：“与特定企业最直接相关的财务信息的潜在使用者，一般较关注企业获得有利现金流量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决策都和期望中的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有关。”
现金流量表进入财务报表体系后，对现金流量以及变现收益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谓“现金至上”、“现金为王”的观念日益受到重视。因为从理财的角度看，企业持有足够的现金，不仅可以满足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物质资源的需要，而且可以满足对外投资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日常支付、临时性需求等需要。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或可动用的现金资源，或者可能导致生产经营的中断，或者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引发财务危机。因为只在账面上表现的会计收益对于企业来说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企业不能拿这种收益进行分配，不能补充生产资料，不能缴税。
收益的“虚拟性”必然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与支付能力的不协调，甚至使企业暴露在财务风险之下。当企业的收益大部分为“虚拟收益”时，也可能就是企业面临清算之日了。美国会计学家拉森曾明确指出：“现金而非利润是主体活动的最终结果。利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现金是一个物质资源。”R．L．瓦茨和J．L．齐默尔曼也认为：会计盈利是根据不同的基础计算出来的，有时采用历史成本原则来估计收入和费用，有时则采用市场价值来估计。结果，会计盈利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就像8个苹果减去6个橘子所得出的差额一样，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正因为会计盈利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所以它们无助于投资和生产决策，并且，建立在这些数据基础上的股票价格也不可能向竞争性投资活动中的资源分配发出有用信号。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企业的会计收益与其现金流量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由于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收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收入和费用应当在实现或发生时就确认，而不必等到实际收到现金或者支付现金时才确认。这就导致了有些收入虽然没有形成现金流入，但可确认为收入；有些成本费用虽然没有发生现金流出，但可确认为成本费用。虽然从企业持续经营的整个期间来看，企业的总收益和现金净流量是一致的，但在特定会计期间，两者往往存在着差异，因为有很多会计收益并未真正实现现金流入。
收付实现制作为与权责发生制可以相提并论的一种会计确认基础，在确认收益时既不遵循持续经营假设，也不遵循收入实现原则，而是以现金的流入和流出作为确认标准。因此，按照收付实现制确认的会计收益是一种更具直观性的收益，是真实收益，是可以进行分配、缴税、偿还债务的收益。收付实现制的运用可以使企业的会计收益最大限度地与其发生的现金流量接近，使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支付能力保持一致。因此，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而言，真实收益比账面收益更具有决策相关性。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量而非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收益。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8
2006年12月1日的收购电盈股权告吹,将红筹之父梁伯韬再次推到了公众视野。在获悉盈拓股东投票结果后,梁伯韬发表声明表示,该决定为其收购电讯盈科的股份“画上句号”。此前,梁伯韬曾提出以91.6亿港元收购电讯盈科22.64%的股权。
作为“红筹之父”和“李府御用投资银行家”,再加上背后的神秘财团,现年52岁的梁伯韬一直成为港岛商界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从底层做起
1980年,梁伯韬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即决定返回香港寻求发展。当时,香港汇丰银行旗下有一家名叫获多利的财务公司,成为梁伯韬返港后的落脚点。在那里,梁伯韬起初的身份是管理培训生,主要工作是整理兼并收购业务的资料,之后成了一名顶级财务顾问。梁伯韬后来回忆说,在汇丰4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到了很多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
梁伯韬加盟花旗银行后,帮助后者从零开始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到1987年底,花旗的投资银行业务已经站稳脚跟,并且规模初具。有报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那段历程是其创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虽然只是创建了一项业务而非一家公司,但足以鼓励起梁伯韬到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拳脚的雄心壮志。在花旗的日子里,梁伯韬和英国上司杜辉廉合作得相当愉快,奠定了两人之后携手创业的基础。
百富勤崛起
百富勤投资银行成立之初,全球性股灾的余波仍在,梁伯韬和杜辉廉两个人只筹集到了4000万美元,前者主要负责投资银行方面的业务,后者负责经纪业务和市场研究。当时,中国业务部的人员很少,但梁伯韬已经把很大精力放到这块工作上来了。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概念开始在香港升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中,一些带有中国概念的香港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青睐。一个念头在梁伯韬脑海中闪现出来,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是否也有上市的机会?梁伯韬当时认为,在香港的中资公司在香港注册,运作与香港公司一样,是具备上市条件的。
为什么内地企业爱找百富勤而非别的投资银行?有媒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资银行还没进来,而百富勤相当活跃,当时已在市场的前三名之内;更重要的是,其他竞争者还没意识到红筹股公司是个巨大的赚钱机会,而百富勤已与这些企业建立了良好联系。
在1993年到1994年初和1996年初到1997年10月的两次热潮中,百富勤分别推出的“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和“注资概念”、“省市窗口概念”等包装方式,在市场上掀起追捧狂潮。
收购电盈股权告吹
2006年岁末,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上,有76%的小股东反对将电讯盈科有限公司的股权出售给香港商人、前花旗环球金融高级顾问梁伯韬组织的财团。
梁伯韬获悉后表示,“本人知悉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小股东已作出的决定。该项决定为这次出售电讯盈科有限公司股权予本人全资拥有公司Fiorlatte-Limited建议画上句号。”
电讯盈科财务总监艾维朗也表示,盈拓股东会不能通过出售电盈股权议案,证明电盈对盈拓股东仍有价值。他指出,有关交易问题已经画上句号,李泽楷仍然是电盈主席。公司与网通的合作关系也会一直保持不变,仍然是具有建设性,并且是密切的。
不过,李嘉诚和中国网通的介入,使得李泽楷同梁伯韬之间的交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和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于11月23日分别召开特别会议,就该交易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和是否涉嫌垄断市场进行讨论。其结果表明,对交易的最终达成十分不利。近日盈科拓展举行特别股东大会,小股东否决此项交易,令梁伯韬对电讯盈科22.64%股权的收购最终告吹。
刘中卫整理
老编小记
梁伯韬想再成超级富豪,等下辈子好了
百富勤玩概念,梁伯韬玩百富勤。什么“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注资概念”和“省市窗口概念”等。概念成就了百富勤,也成就了梁伯韬“红筹教父”的名头,让他成了金鸡。不过金鸡也有天灾人祸,一不小心就在1999年变成了落汤鸡。
“如果当时我们的资本再雄厚一点,就可以顶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再上一层楼了。”可是历史不是梁伯韬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的。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9
关键词：盈余管理政府监管博弈论
一、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信息观和契约观为出发点探讨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存在性；二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盈余管理的计量。这其中包括应用应计利润模型、随机游走预期模型、平均数回复模型、琼斯及其扩展模型和营运资金模型等应计利润法(aggregateaccruals)。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尚存在分歧。陈建岐(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当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的自由时，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魏明海(2000)基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分析盈余管理的概念后认为，从“信息观”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因此，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基于博弈论角度的盈余管理研究尚不多见。邓春华(2003)采用了与本文类似的角度，但侧重于描述性分析盈余管理存在的条件，并提出只要存在通过博弈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必然会发生盈余管理的结论。其局限性在于缺乏相应博弈模型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将采用博弈论的分析范式，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行为。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博弈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即假设博弈各方要使各自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并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对于企业来说，其出发点和归宿是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因此，关于其是否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不存在道德上的约束，关键在于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企业。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同样假定其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既包括经济因素，如奖励、收入等，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比如信誉、精神鼓励等。非合作原则假设。即博弈双方不能合谋以获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可能向监管部门进行贿赂，但均为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并不影响总体上的非合作关系。假设博弈各方完全了解自己和对方在各种情况下的收益。即了解自己和对方所能采取的各种对策与概率分布以及在各种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但其进行决策时并不知道对方具体采用何种决策。
(二)模型构建根据以上分析，假设盈余管理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收益为R，这些收益包括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获得的财富转移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对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应是负面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给股东(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留下不好的评价，带来声誉损失为s。监管部门也将对其进行罚款惩处和告诫，盈余管理被监管部门查出所付出的罚款为F。R-F-S则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而被监管者查出所得到的收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检查成本为c，这些成本包括监管部门的人工费用以及与被监管企业的沟通费用(如接触和了解)等。w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查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得到的收益，包括公众对其好的评价，上级部门给予的奖励以及对于上市公司的罚款收人等。w-C则为监管部门检查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所得-到的收益。一c为监管者检查而上市公司末进行盈余管理所得到的收益。同时假设L为监管部门未查出盈余管理行为所遭受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公众对于其不好的评价以及上级部门的处罚等。C-L表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但没有甄别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在相机行为混合策略(mixedstrategy)下，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可能性为p(p∈[0，1])，其不监管的可能性为l-p，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为q(q∈[0，1])，则其不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为l-q。这种混合策略体现了上市公司会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盈余管理，而监管部门也存在类似的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即在没有出现盈余管理问题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也会出现类似的偷懒行为。另外，并非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都会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这取决于监管部门的判断概率和现有制度的完善程度。将其分别设为m和n，同时假设mYi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即有监管意愿)并且甄别(seethrough)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l-mn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但未甄别出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引入这两个变量主要考虑到现行制度框架和监管部门对其运用存在有待改善的空间。由此，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收益矩阵如。
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政府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上市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混合博弈模型求解其纳什均衡解。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由上式可知，在最优监管概率(监管意愿)下，增大m和n，即完善l监管体制(包括监管的实施体制和现有会计准则等)有助于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概率(减少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以及将盈余管理动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同时，增大w，即提高监管部门的收益也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概率，这些收益包括有形的货币资本，也包括监管部门的声誉及威望，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违纪和低效行为是有所裨益的。在最优监管概率(监管意愿)下，c同q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检查而其未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其盈余管理的概率成正比(保持其他量不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归因于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有些难以甄别或者在判断上不能达成一致的盈余管理行为需要经过大量的取证和审查，尽管这些调查工作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必要的，但监管部门仍恪尽职守进行了相关支持性工作。同样，可以求得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并表示如下：0000000000000000
该系数同监管概率负向变化，同时，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且甄别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同监管概率正向变化。这说明在最优的盈余管理概率下，过高的权衡系数会降低监管概率，这可以解释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上市公司出于收益考虑，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可能采取一些扭曲资源配置的寻租(Rent-Seek-ing)行为。二是在完善的监管环境和体制下，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要大一些。这一点似乎与针对监管部门的求解结果相悖，实际上两者成立的前提条件有所不同。前者条件是存在最优的监管概率，后者条件是存在最优的盈余管理概率。前文分析了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各种动机，实际上监管者的监管动机也各式各样，如考虑公众反应，私人利益(声誉、升迁、收受贿赂等)、受审查成本(即对监管者的监管)等。监管环境和体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监管者的监管倾向要受具体环境(如公众评价、资本市场完善程度、政府政策导向等)影响。同时，成本收益权衡系数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且甄别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具有联动效应，即
在相对完善的监管环境中，R/(F+S)会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政府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监管体制，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首先，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模型分析结论是完善的监管体制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动机。作为监管体制的重要实施者，监管人员素质是监管部门综合素质的体现，同时决定了其履行监管责任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监管人员要着力研究和探讨盈余管理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表现，发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背后的动机所在，从现实惩治和制度规制等方面对此加以控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本着透明、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公布工作业绩，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定期进行工作的陈述与报告。其次，加强宣传，形成媒体、社会公众、同业及政府等在内的监管体制，为盈余管理的消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主体自律，行业互律和外部他律三个组成部分。企业处于特定的行业之中，行业协会或者行业内其他企业对其发展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同时能影响其发展轨迹，因此，来自同业的监管有利于更好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及水平，也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了有利的信息支撑。民间独立审计也是进行监管的有利力量，其具有独立性、非政府性等特点，可以作出相对公允而充分的判断扩展了监管部门的信息源。
(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公司声誉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完善现有的披露形式、内容和范围。真实、可靠的信息作为监管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必须得到公开透明的披露。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信息披露虽然是证券交易及其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一项具体要求，但在执行以及披露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尚待改善的地方，如上市公司子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是否披露、披露那些方面以及如何披露)。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衡量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指标，而具体的披露信息又为监管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监管部门应努力探索更为有效地反映公司当期盈利和创造现金流量水平的财务指标，从产生盈利管理空间的应计制出发，使得上市公司更加主动自觉地披露自身真实的盈余信息。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司盈余管理的声誉市场，通过向资本市场传递有关公司的盈余管理信息，形成评价公司业绩的综合体系与机制。声誉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以形成良好的优胜劣汰机制。这项机制的建立有赖于监管部门的具体实施，公众的认可和媒体的宣传。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可以有效地打造盈余“诚信公司”，实现公司价值和投资者投资理念的回归。
企业盈利能力概念篇10
和传统行业相比，信息通信企业与上市之间似乎更加亲密无间。对于富有梦想的创业者来说，上市可以为企业带来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资金，而信息通信技术诞生那一天起就充满了梦想。中国信息通信企业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信息通信企业往往以研发为立身之本，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有多少资本投入研发是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上市也会让信息通信企业获得竞争的优势。
虽然自1990年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以来，中国的信息通信企业高速发展，但在a股中，中国信息通信企业的比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并不相符。这是由于a股主板相对严苛的上市条件与信息通信企业初创期企业新、规模小、盈利状态不佳等普遍状况难以达成一致。即使如此，长城电脑、浪潮信息、华胜天成等信息通信企业依然成为中国股市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近些年，创业板、三板的推出更为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开启了一扇大门。创业板、三板较低的进入门槛刚好符合急需资金的初创或发展期信息通信企业的需求。于是，短短几年内有近70支信息通信技术股票在创业板和三板上市，占a股约140支信息通信技术相关股票的一半。
对信息通信技术及相关产业更为了解的海外投资市场更是成了中国信息通信企业掘金的理想国。搜狐、百度等成功案例更是让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相关企业赴美上市成为潮流。今天，在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有约200支，其中有近70支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企业。
不过，上市并不代表功成名就，反而会向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竞争激烈的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更是如此。2011年，海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集体大跌，以至多家企业上市搁浅就说明了这一点。
支撑股价的因素，归根到底要靠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但是，并不是所有信息通信企业都具备这两点。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pC制造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行业，其盈利稳定但毛利率已经被压缩得很低，成长空间也十分有限，还要面临激烈的竞争。与之相反，互联网企业虽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实际盈利能力却要画一个问号。这类企业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往往首当其冲，受到投资者的质疑。
另外，上市也对企业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上市后，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会透明地接受公众的监督，退出机制更对企业业绩提出了硬性要求；同时，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波动会因关注度的提升而被放大，让企业主承受更大的压力。对在这方面经验不足的中小企业来说，上市后，企业面对公众的公关能力、企业财务的把控能力等方面都需要面临新的考验。
虽然面临重重考验，作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业们还是市场关注的热点。其中，有几个细分行业更受市场的关注。
传统pC和相关外设制造是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基石。不过，这类企业今天面临的前景并不乐观。成熟的技术使得规模成了该领域竞争的重要砝码，较低的毛利率和逐渐放缓的增长速度让很多企业开始谋求转型。因此，这类企业如何完成转型，是市场关注的要点。与此同时，3C融合带来的计算设备多元化也让很多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息通信企业杀入这一领域，让这一领域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
无论计算设备如何变化，基础元器件的需求不会改变。而计算设备多元化使得对于芯片、触摸屏、小尺寸液晶面板的器件的需求倍数增加。作为计算机制造大国，中国元器件制造企业也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它们做好准备了么？
互联网相关企业讲述了最多的股市造富神话，但它们也最容易被人们指责为泡沫。今天，互联网衍生的业务模式不断涌现，电商、支付、社交、视频等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它们的盈利前景究竟如何，还需要经过市场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