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1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2
ishwaran：就全球范围而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人类登月取得成功，首次拍到了地球的容貌，通过这些照片，人类更好地理解了“生物圈”的内涵，了解了我们人类从过去到现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显著影响。
《人与生物圈》：请您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从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的形成，到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正式提出的这段历史。
ishwaran：很难说究竟是谁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俄罗斯、东欧和西欧、非洲、亚太地区及拉美的众多科学家对这一概念的清晰表述贡献颇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人与生物圈计划最终定型。196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生物圈大会”可认为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创立的里程碑事件。人与生物圈计划首任秘书长是已故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卡斯特罗教授。
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勒内・马修先生在1971年该组织的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各国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事实上，他在该年度召开的第一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会议上通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决议，即：人与生物圈计划必须重点关注：1)对生物圈及其生态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2)人类对生物圈及其所含资源所带来的变化的系统观察；3)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整体效应对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4)针对这些主题所需提供的教育及信息。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主体思想是什么?
ishwaran：人与生物圈计划背后的主体思想和概念为：“人”是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由环境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切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人”及其社区的生存需求。在1971－1974年所制订的最初计划里，一共设计、优化并发起了14个子计划。其中，第1－7个子计划考虑了热带雨林、温带森林、荒漠、草原、山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考虑了人类对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第8个子计划冠以自然地域及其遗传资源保护之名，它促进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在1974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自1976年开始得以认证；第9～14个子计划阐明了人造事物诸如城区、大坝、害虫治理等，以及它们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14个子项目汇集了大量的国际合作，由此发表和编撰了不少文章、书籍及其他学习资源。
《人与生物圈》：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了40年，原因之一是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重点，这甚至已经被当成是该计划的一大特点，成为了共识，是不是这样?请您介绍一下该计划实施40年来，经过了哪几次重大调整?
ishwaran：说得好，确实是这样，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第一个强调运用跨学科的方式来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产生的议题和问题的政府问计划。这就决定了该计划的理念也必然要根据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例如，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为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就被认为是一项重要成就，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圈保护区的全球网络在开展对比研究和学习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此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为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不同地区生物圈保护区内开展的试点项目也显得尤为宝贵。
我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多个专家组对人与生物圈计划进行了回顾和评估；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人与生物圈计划更加关注“生物圈保护区”全球网络方面，而相关的科学协作研究主要关注热带雨林、山地、荒地、城市生态系统、海岸带及小岛；
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二届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大会。会上，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其在个别保护区的运用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写，生物圈保护区被看作是多种类型生态系统和混合资源得以利用的陆地或海洋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有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塞维利亚纲要及法定框架得到了详细阐述，随后被当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自此之后，上述变化趋势一直持续着；
2008年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生物圈保护区全球代表大会上。上述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这次会议促成了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的形成。该计划开宗明义地强调：生物圈保护区要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基地、平台和试验场所；
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次大会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会员国提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可见度、呼吁它们大力支持该计划及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之作为教育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平台。
《人与生物圈》：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
ishwaran：人类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许多问题。俗话说，“解铃仍需系铃人”，因此国际社会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天赋及合作精神，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人与生物圈》：截止到2010年底，已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保护区成为世界生物圈网络成员?这些保护区占世界的总面积比例大概是多少?
ishwaran：目前在全球110个国家分布有563个生物圈保护区。据我们估计，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表面积之和约为5.7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4％(或占全球表面积的1％左右)。在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内，大约39％的表面积可算作核心区，而另外的61％则为缓冲区和过渡区。然而，自1995年的塞维利亚会议后，上述数值分别为变为10％－11％及接近90％。生物圈保护区的宗旨并不仅仅在于保护，而且还在于：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互惠互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当我们说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平台时，实质上说的是发展一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社会经济健康和安全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一贯宣扬和推动的。
《人与生物圈》：请简单介绍一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前十名的国家
ishwaran：它们分别是：美国(47个)、俄罗斯(41个)、西班牙(40个)、墨西哥(40个)、中国(28个)、保加利亚(16个)、德国(15个)、加拿大(15个)、澳大利亚(15个)和阿根廷(13个)。
《人与生物圈》：科学研究在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ishwaran：科学研究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形成纽带，对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来说，科学研究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它可以为处于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各个生物圈保护区提供必要的数据、分析手段及详细说明，可以使保护取得更大成效。在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里，存在着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已经成为了(各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行之有效的典范。这部分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贝宁、南非、法国、德国、瑞典、黎巴嫩、拉脱维亚、俄罗斯、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活动类型和实质方面。执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从事农业、林业，旅游业、教育业、研究及规划业等不同从业者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情况。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在平衡保护和发展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智慧、理念等。
ishwaran：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调和环境保护和财产拥有者的社会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然而，这可以通过公众、私人和民间社团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或结盟的方式达成。例如：1)在加拿大，生物圈保护区的负责人与周边林地甚至采矿部门的代表一起合作，共同确保可持续性地利用缓冲区和过渡区的自然资源；2)在法国的风多山(montVentou)，商业性团体形成联合以自觉地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3)在墨西哥的谢拉戈达(SierraGorda)，林业和农业活动由社区来执行，以此创造税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核心区自然资源的依赖；4)在越南的吉婆岛(CatBa)，对本埠货物的生产而实施的许可证方案，它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实践，以实现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在南非的克鲁格至(Kruger-to-Canyon)大峡谷地区，有关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草案已经得以形成，从而更为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及共享由此带来的收益。
《人与生物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世界范围的生态与环境出现空前危机。从全球角度看，是否有一个在全球都适用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ishwaran：如果仅仅从全球角度出发，那么将世界上个别区域取得的经验教训推广到其他区域、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推广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再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而不要复制。生物圈保护区应该被看作是学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和试验的殿堂，看作是集体学习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殿堂。诸如生物圈保护区甚至可持续发展概念等已经在全球水平上得以推进，这促使各国带着不同的风格去思考、筹划及行动，以协调自然及人类的需求，使人类在开展各项活动时头脑中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然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区域性及个别保护区的尝试。
《人与生物圈》：人与生物圈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的科学计划应该怎样应对这一危机?
ishwaran：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个别特殊的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在所有保护区之间开展比较研究已经能很好地阐明或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和问题。这些特殊的保护区及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一危机，而且它们还将对人与生物圈计划产生重大贡献，有助于解决人口增长及资源消耗这一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危机。
《人与生物圈》：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之后，特别是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之后，一直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和实施，如对应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并使之成为了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全国性教育培训平台，对于中国多年来的工作，您有何评价?
ishwaran：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和运行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项重大成就。使用该网络来设计、发展和执行一系列试点性项目的工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此间不但涉及政府部门，而且还涉及到民间社团和个人。目前，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几乎可看作是一个“迷你”版的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前者所展示出的良好实践将大大有益于后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展示及交流。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3
1．1理论框架
《社区康复护理》课程设置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FunctioningDisabilityandHealth，iCF）模式。2001年，在第5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一致签署协议认可了《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提出从身体结构和功能、活动、参与等3个部分评价残障人员的功能状况，并且强调社区环境对残障人员健康的重要影响。iCF认为，在考虑个体健康状况时需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体自身的功能及结构，与个体活动及参与。个体自身功能是指机体生理心理功能，而个体结构是指机体的器官肢体等组成。这个层面的具体功能包括意识、定向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肌力等。个体活动及参与是指个体进行日常生活活动及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具体能力包括学习及应用知识、完成基本任务和指令、沟通、移动、自我照顾、日常生活、与外界沟通互动、社区社会生活。第二个层面是影响个体健康状况的情境，包括环境因素及自身因素。环境因素对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起着重要作用，涉及从家庭成员到社区健康工作者及政策多个层次。由于自身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在iCF具体分类中不作考虑。iCF认为，个体在特定领域的功能是自身健康状况和背景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强调使正在经历或可能经历残疾的人在与环境交互作用中获得参与家庭及社会的能力。iCF摈弃了以往生物模式下对康复的认识，而将残疾视为一种社会问题，指出在实施康复活动时需要考虑一系列描述个体生活背景的环境因素，适合作为指导康复工作的理论框架。社区康复强调医学、社会及权利的综合体现，是以残障人士自身发展需求为出发点，整合社区内卫生、教育等资源，为残障人士健康、教育、谋生、社会及赋能提供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比较iCF理论及社区康复内涵，不难看出，两者都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及其家庭康复的重要性，力求达到残障人士参与功能的最大化。因此，运用iCF作为理论框架指导高等社区康复护理课程的构建可以保障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及专业性。
1．2教学目标
在iCF理论指导下，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系统，该课程教学目标分为三大方面：认知领域、动作技能领域、情意领域。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在认知领域能阐述社区康复护理的核心概念，识别常见残障类型并提供早期康复干预指导，应用康复功能评定方法评估护理对象身体功能状况，应用社区康复理论制定康复护理计划（包括适宜的家庭训练及护理要点）；在动作技能领域能够熟练掌握基本康复技能（物理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并适宜应用于残障人士，创造促进护理对象康复的情境；在情意领域具备对社区残障人士及家庭的同理心，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解决问题能力。
1．3授课对象
授课对象为护理专业本科三年级第二学期或四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该阶段学生已经完成基础科学及应用科学课程的学习，为康复评定、康复治疗知识及康复技能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考虑《社区康复护理》与《社区护理》在同一时间段开课，可以使学生在了解社区护理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完善对社区康复内容的系统学习，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1．4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
1．4．1内容设置依据iCF认为，对个体健康状态的评定，应考虑到个体自身的功能及结构，个体自身活动及社会参与情况，而这些受到个体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社区康复护理》课程中强调突出在对个体自身功能及结构了解（康复功能评定）的基础上，考虑提供适宜的外界环境（社区康复环境构建），开展适合于促进个体自身功能改善的活动及社会参与（社区家庭康复护理）。
1．4．2课程内容《社区康复护理》的课程内容分为理论授课及实践两大部分。基于对iCF的理解，理论授课着重于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社区康复护理基本概念及理论，包括iCF理论概念，社区康复核心概念，及社区康复护理发展等。第二部分为康复功能评定，具体授课内容包括常见残障种类、康复评估、早期康复干预等。该部分内容与传统康复专业课程类似。第三部分为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参考iCF中的活动与参与，即进食、入厕、穿衣、沟通、行走等，具体内容包括常见疾病康复要点、康复技术（物理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及家庭训练。该课程在讲授康复专业知识技术的基础上，突出社区康复护理的特色，如营养问题、排泄问题、膀胱功能训练、皮肤完整性、心理问题等以专题形式进行课堂讨论学习。第四部分社区康复环境构建，iCF中强调充分考虑社区环境中家庭、健康工作者、康复政策等对残障人员的影响。授课内容上通过分析讨论现有国内外康复政策及服务，分享国内外社区康复的成功案例，在与残障人士及家庭沟通的基础上，进行家庭访视及居住环境的改造，并为残障人士参与社区活动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教学方法涉及讲座、专题讨论、模拟教学、学生汇报、成功案例分享等多种形式。社区康复实践是《社区康复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将所学康复理论知识及技能应用于实践，以解决残障人士的实际康复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其中包括校内实验及社区生产实习两部分。校内实验用于促进学生功能评定能力及康复技能的掌握。生产实习在教学社区完成，6～8人为1个实习小组。由于残障人士的康复需求及家庭社区环境各有不同，因此，采用以患者功能障碍为中心的实习理念，根据患者的实际康复特点及需求制定并实施具体康复计划，包括运用所学知识及技能对残障人士功能障碍进行评定及干预，并通过对社区环境、健康服务及健康政策的了解，促进残障人士回归社会。
1．5教学评价
根据课程内容及特点，《社区康复护理》课程采用多元化评价方法，不仅评价学生康复护理理论及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强调在实际社区情境中知识应用及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其中包括形成性评价及总结性评价，不仅注重结果，而且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果。在教师评价基础上，融入学生的自评及他评，从而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公正。评价方式上包括理论考核、课堂讨论、小组汇报、康复问题的综述文章、实验室模拟康复技能考试、社区康复计划撰写及实施、社区实习反思日记等。
2小结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4
【关键词】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理论
1前言
全民健身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为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国务院在2011年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计划》提出，到2015年我们要形成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而发展迅速的社区体育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在此之前，学者已经对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在设施配备、资金、制度、人才和内部协调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经费缺乏以及法律保障机制薄弱，等等。这极大地限制了社区居民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严重阻碍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基本任务的实现。为此，本文将服务外包理论引入到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之中，以期推进我国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服务外包研究进程。
2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理论相关概念梳理
2.1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概念
“社区”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andSociety》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流传下来。它最初源于拉丁语，其意思是指共同的东西与亲密的伙伴，后经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开始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至今关于“社区”的概念存在诸多版本，每种版本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辞海》中将“社区”解释为“在一定地域内由相互关联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强调“社区”的地域性；郑杭生〔1〕则认为社区就是区域性的社会，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强调社区的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性。除此之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区”进行了定义，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综合而言，本文认为“社区”应包含如下特征：一、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聚居人群；二、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三、居民群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四、居民群之间发生种种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我国目前所称的社区，在城市一般指街道，农村则指乡、镇或自然村。
目前学术界关于“体育设施”的概念已经达成共识，正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言，“体育设施”是指用于体育竞赛、训练、教学和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场地、建筑物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但关于“体育设施”的最终隶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形成了“公共体育设施说”和“体育公共设施说”两大派别。但本文认为，不管是“公共体育设施”，还是“体育公共设施”，其都是“公共设施”的下位概念，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其最终应该归属于“公共问题”还是“体育问题”。进一步而言，“公共”一词是对“体育设施”的修饰，对其只起到限定作用，而“体育”才是对“公共设施”的具体和延伸，应占据“核心”地位，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体育公共设施”这一学说。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体育公共设施”具体是指国家、政府、企业、公益性组织通过多渠道投资兴建的，用于普通社会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社区体育公共运动场地、体育公共运动场馆、体育公共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和服务。
“管理活动”自古已有，但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管理”概念内涵的界定仍未取得共识和统一。而我们通过综合这些概念定义发现，“过程活动说”普遍受到诸多学者的赏识和认可。“过程活动说”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领导者，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使内部成员和组织一块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从这一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内涵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目标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第二，管理的“载体”是“组织”，管理总是存在于组织之中，是对组织的管理；第三，管理的对象和内容是组织内部资源。资源具体包括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类型；第四，管理活动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即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因此，我们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对组织内各个要素进行不断的调节，继而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就此，依据以上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三个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并不是三个词汇的简单组合，而是在融合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拥有更明确的内容结构和更明显的功能价值，并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二、管理的对象是由国家、政府、企业和公益性组织等共同投资兴建的运动场地、运动场馆、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三、管理的范围是具有共同生活习惯或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四、管理的目的是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上述特征是在原来概念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
2.2服务外包概念
“外包”一词最初由美国管理学者加里·哈梅尔（Gary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lad）于1990年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作为一种运营模式，作为外包的一种组织形式，服务外包的转移对象主要是指投入的服务性活动。最早，英国学者查尔斯·盖伊和詹姆斯·艾辛格在《企业外包模式》中认为，服务外包就是依据服务协议，将某项服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给第三者执行，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运作成本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全球化发展、产业结构非实物化及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服务外包”的内涵也得到诸多研究领域、诸多专家学者的青睐，虽然现阶段学术界对“服务外包”的概念内涵仍莫衷一是，没有取得一致性认识，但是诸多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借鉴性意义的观点。并且经过综合分析发现，这些概念在本质功能上均趋于一致化，即服务外包就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将非核心的服务生产业以商业形式发包给企业以外的专业服务机构，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应变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或管理模式。
3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3.1体育公共产品理论
“体育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下位概念，其包含“公共产品”所具有的所有属性，同时也适用“公共产品”的分类标准。“公共产品”按照形态分类时，可以分为物质型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公共产品，那么“体育公共产品”即可相应地分为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常言的有形体育公共产品和无形体育公共产品。在体育领域中，有形的体育公共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已经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就目前国内发展而言，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工作人员责任、基础经费使用、维修网络建设和健身宣传等几个方面，从客观角度来看，其管理机制的选择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密切相关，这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中应该遵循的基本特征，也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
3.2服务外包理论
服务外包过程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它能够将很多资源进行重组，同时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绩效。它自身具有很多属性：首先，服务外包是由发包方将自身业务中非核心的业务交由第三方来完成。这种工作内容的转移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的，并需要支付一定的外包费用，但相比整体的工作绩效而言，其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服务外包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并利用其作为服务提供的手段。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辐射各行各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在服务外包行业内也是如此。第三，服务外包有利于发包方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发包方将自身非核心的业务全部进行转移，因而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从而大大提高其工作效率，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第四，服务外包是一种整合与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的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承包商大都具有比发包商更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包商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只需花费少量的费用，这与他们节省出来的资源、精力和时间相比较，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4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服务外包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较少，但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内容也非常广泛。
4.1国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诸多学者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视角集中于社区体育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建设几个方面。在设施配置方面，主要对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具有较为完备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这与他们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有关。在设施规划方面，主要对设施的建设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外发达国家在社区体育设施规划过程中，注重居民的意愿，富有较强的人性化特点。在体育设施开放程度方面，主要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用进行了探讨，指出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体育公共设施都供居民免费使用，只有少数维护成本较高的体育设施收取少量的费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对社区内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体育设施的维护人才培养、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等。在法律法规方面，主要对政策的完善程度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建立完善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政策有利于提高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水平。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水平普遍较高，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体育资金分配密切相关。
4.2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设施规划、设施维护、设施开放、相关法律执行以及相关资源共享等方面。杜建辉、张启明（2005）〔28〕，苏艳（2011）〔29〕等学者对社区体育设施配置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体育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人们所共知的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会越加突显。庄永达〔2〕，赵春珍〔3〕等学者对设施规划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建设有早晚之分，发展有先后之别，就此造成现阶段新老社区之间设施规划水平的差异，从总体上而言，新社区的规划水平要远好于老社区，但也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科学性缺失问题。何建伟〔4〕等学者对体育设施的维护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缺乏体育设施维护人员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设施破损而无人维护的情况下继续对其使用，不仅会缩减设施的使用寿命，而且还有可能威胁到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学者对设施开放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一些设施资源较好的社区，管理者为了降低维护成本，延长设施使用寿命，采取限制使用或付费使用的方法进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降低了设施的使用成本，节省了维护费用，但却是以降低人们的健身热情为代价的。卢耿华〔5〕等学者从法律执行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部法律来保障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供给，但在执法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与部分法律内容的笼统和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淡薄是密切相关的。李骁天〔6〕等学者对资源共享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应该充分整合学校、企业等多方面的优秀资源，将之与社区共享，从而改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不足的现状。
4.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合评价与分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在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形式；而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管理机制还不成熟，各方面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国内外由于体育文化背景和政策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效果上的差异，在管理方式上也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但各国已经开始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服务外包领域，这对于进一步丰富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5小结
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重要依托。但目前在体育设施管理中出现的设施配置低、维护差、开放程度小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不利于全民健身目标的实现。要想调节供需矛盾，实现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满足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关键是要改变管理思路，提高管理水平和层次。因此，本文以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为根本出发点，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和服务外包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与其相关的基础理论，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期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机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促进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72-275.
〔2〕庄永达，陆亨伯，郑建岳.浙江省城市社区体育设施配套建设调研关〔J〕.浙江体育科学，2005.27（1）：14-38.
〔3〕赵春珍.临汾市城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存在的问题〔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0，（S2）：51-53.
〔4〕何建伟，李建生，曾琳叶，赵广高.莆田市城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J〕.运动，2010，（3）：131-138.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实践视角；理解误区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ecotourism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摘要：本文对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有关界定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更具本质规定性的生态旅游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分析了理论中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结合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得出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理解误区的有关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实践视角；理解误区
一、生态旅游
目前，在学术界“生态旅游”的定义仍处于一个探索发展阶段。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献中使用的。
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态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视，在以后20几年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旅游造成的生态问题的严重，
生态旅游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加入到对生态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生态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种（彭晓娇2009）。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对未受干扰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区域去旅行”。（二）生态旅游学会（theecotourismSociety）（1993）：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域会议上对生态旅游定义为：倡导爱护环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应的设施及环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或地域文化的情况下访问、了解鉴赏、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旅游活动。（五）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六）加拿大生态旅游学专家戴维・a.芬内尔（David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态旅游》一书论述：“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可持续旅游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学习，这种旅游经过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种低影响，非消费性和注重当地影响的旅游。它一般发生在自然区域，并能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和维护作出贡献。”（七）郭舒（2002）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本质属性应从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一种理念，它的主体应该是旅游地；对生态旅游基本特征的归纳，应是在生态旅游本质的规定下进行，其所描述的应该是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特征，而不应该同时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3）：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九）卢小丽等（2006）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槊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十）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提炼四个生态旅游核心标准：即以自然为基础、教育性或文化性的体验、当地社区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关系
（一）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的关系
1.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
在规模经济驱动下，大众旅游以其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以及大批量的销售形式成为的旅游热点。大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却给接待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代名词，受到诸多批判，人们开始探讨寻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众型旅游。选择性旅游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极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tourism）是相对于大众旅游（masstourism）而言的一组产品簇，它突出体现了环境意识和小规模开发，是由当地人掌握、具有自觉价值意识的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为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具可持续性（肖小玉等2010）。
总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替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与大众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将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的相互关系描述为一个全集表示旅游，两个子集分别表示为替代性旅游与大众旅游，而且这两个子集互补的关系（图1）。
2.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
一般认为，生态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识，从适应阶段的理念看来，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更科学、更客观的理性旅游阶段理念的出现，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旅游和大众旅游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李燕琴2006）。如今部分大众旅游景区，利用建设栈道等旅游游憩系统，进行有益的资源循环利用，减小对旅游景区的破坏，同时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还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旅游景区的保护中来，这符合本文关于生态旅游的核心标准，生态旅游没有实质性的理由不成为一种大众旅游方式。所以大众旅游的一些部分应该要包含到生态旅游之中（图2）。
4.游客生态保护意识较差
广大旅游者的生态旅游知识贫乏，欣赏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如随乎乱扔果皮、饮料瓶、塑料袋、烟头等垃圾，在游览过程中不遵守旅游景区的有关游览规定的违章活动行为，如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越位游览，违章拍照，违章采集，违章野炊、露营，随意给动物喂食，袭击动物、捕杀动物等。
特别是在生态旅游区内，游人的踏踩、攀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会造成土壤侵蚀，影响自然保护区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更新。例如，现在“驴友”这个词快要成为破坏环境，不珍惜生命的代名词。以油菜花引来大批游客的绿江被称为北方香格里拉，吸引了很多的驴友前来观赏。露营的驴友在酒足饭饱之后，都会留下满地的啤酒瓶子、饮料瓶子、塑料袋等垃圾。很多游客看到油菜花海都忍不住拍摄欲望，一小部分游客会跑到油菜花海中照相，不少油菜花都被踩倒了（王琦2012）。
（三）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与替代性旅游、大众旅游、可持续旅游关系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在中国实践视角下生态旅游有些不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的要求。因此，图5能被修改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领域，包括了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可持续性旅游和替代性旅游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大众旅游。
参考文献：
[1]戴维・a.芬内尔.生态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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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琦.驴友乱丢垃圾，北方香格里拉绿江环境遭破坏[eB/oL].http：///20120626/n346522559.shtml.
[11]肖小玉，曾小玲，吴欢强.基于alternativetourism概念综述的替代性旅游发展探讨[J].网络财富，2010（8）.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6
文章首先引用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行动论”中关于社会融入的看法对社会融入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分析了我国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水平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工作对于留守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介入方式，提出“家—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介入方式，应当从家庭、学校、社区三方面同时着手来提高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水平。
关键词
留守儿童；社会融入；社会工作介入
1社会融入的概念界定
社会融入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学术术语，受到众多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学界对于其概念界定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由于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不明确性和多重性等原因，加之不同时期研究者所采用的视角不同，导致学术界对于社会融入并未形成准确且全面的定义，对其概念的界定形成各种不同见解，甚而有的学者将社会融入简单等同于社会融合、市民化、文化适应、同化等概念。概念界定不准确，势必造成研究偏差。因此，对社会融入的概念做出科学而准确的界定显得十分必要。有学者认为，本质性、周延性、确定性和抽象性是科学界定一个概念的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本质性是界定概念的关键，是周延性与确定性的基础，并决定着周延性与确定性，而抽象性则是对本质性的表述要求。现今，学界对于社会融入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社会公平视角的“社会融合论”、社会参与视角的“社会排斥论”、市民化视角的“移民融入论”和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行动论”。“社会融合论”简单地将社会融入看作社会融合，而两者恰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社会融合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和目标，而社会融入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将二者等同，犯了对社会融入概念本质性认识不清的错误；“社会排斥论”的社会融入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及精神病患等弱势群体，其研究对象的范围狭窄，导致概念界定的周延性不足的缺陷；“移民融入论”研究社会融入问题分为国外和国内两种情况。国外社会融入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指的是移民和外来人口，主要研究移民的社会适应及市民化问题。国内社会融入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农民工群体，多数研究者对于社会融入的界定也仅针对这一人群，故而具备一定的特定性和局限性；“社会行动论”对于社会融入概念的研究主体则更为全面，其主体不但包括残疾人、精神病患、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同时也包括普通且正常的公民，这些公民由于社会资源的不一致导致其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社会融入问题。这一界定使社会融入的概念主体具备相当的包容性和普适性，符合科学概念的特征。这也是笔者认同“社会行动论”对于社会融入概念界定的原因。“社会行动论”认为社会融入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社会融入的主体不仅包括弱势群体，同样也包括普通正常的公民，其本质特征为：社会性、交互性、能动性、反思性和持续性。换言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
2留守儿童社会融入现状
我国学者借鉴欧美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证资料，并结合我国实际，针对社会融入提出了不同的主张，虽然大家对融入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普遍认为，社会融入应当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杨菊华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进行了测量，并得出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本地市民的包容和接纳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等结论。本研究借鉴杨菊华的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来分析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水平，虽然本文研究对象与杨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但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分为仅子女留守、仅配偶留守、子女和配偶留守、子女和老人留守及单人流动等五种方式，除单人流动和配偶留守外，流动人口的流动都涉及到了子女留守即本文所研究的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在父母离开家外出工作之后，在教育、心理健康、个体安全、情感生活和社会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虽然对象不同，但杨菊华研究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仍然可以借鉴。因为留守儿童为未成年人，没有收入，所以不存在经济整合的问题。此外，与流动人口不同，留守儿童是留在原来生活区域，并未发生流动，也不存在文化习得的问题。因此，本文仅从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两个维度来分析留守儿童社会融入水平。加之其他群体对于留守儿童的接纳程度也是影响留守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故而本文将从社会适应、心理认同和其他群体的接纳程度三个方面来分析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水平。
2.1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
留守儿童的留守形式共分为独自留守、单亲留守、与（外）祖父母留守三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均造成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不完整，父亲或母亲的缺位甚至双亲角色的集体缺失导致了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在教育、情感、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弱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多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成绩优异者寥寥无几；家庭情感功能削弱造成多数留守儿童的心理不能健康发展，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及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导致许多留守儿童自卑、孤僻、封闭、冷漠等不健康心理；家庭保护功能减弱致使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父母不在身边，其他亲属监护不到位导致留守儿童受伤害事件屡屡发生；家庭管理功能的减弱致使留守儿童思想品德素质降低。留守儿童因为父母管教的缺失，犯错时无人教导和指引，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极易受坏人引诱、教唆而走上歧途。综上，可知由于家庭功能的弱化或缺位，导致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普遍偏低，亟需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改进或解决这个问题。
2.2留守儿童心理认同水平
留守儿童的心理认同水平一方面指的是留守儿童自身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指的是其他群体对于留守儿童的认同水平。而其他群体对留守儿童的认同水平将在后文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详述。前文已经提及，由于家庭功能的弱化或缺失，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普遍偏低、心理不能健康发展、道德滑坡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留守儿童较低的自我认同水平，表现为不自信、孤僻、不擅于与人交往等等。笔者通过观察发现，留守儿童很少与非留守儿童交往，更不用说成为朋友。非留守儿童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长，能够时刻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照顾，成为他们羡慕的对象，但在与非留守儿童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常常感到自卑和不幸，因而很少与非留守儿童交往。
2.3其他群体对留守儿童的接纳程度
我们将与留守儿童经常接触的其他群体分为三种：一是同辈群体即非留守儿童；二是教师群体；三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这里指的是与父母同辈的其他长辈和祖辈。还有一类群体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社会大众。由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不好及具有一些不良行为习惯，非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常常持有排斥态度，使得留守儿童难以融入他们的小圈子。教师也由于上述分析的原因常常给留守儿童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缺乏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和关爱，造成留守儿童已有的问题更加严重。与父母同辈的其他长辈或祖辈由于经济、精力及能力等原因，常常对于留守儿童监护不到位，甚至有些留守儿童独自留守，没有监护人，监护的不到位或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发生问题及行为偏差时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引导，导致留守儿童问题愈发严重。社会大众对于留守儿童往往带有有色眼镜来看待，一提到留守儿童，就想到自卑、成绩不好、犯罪、自杀等字眼，不能公正客观地看待留守儿童问题。由上述分析可知，其他群体对于留守儿童的接纳程度普遍偏低。
3留守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方式
留守儿童社会融入水平偏低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家庭、学校、社区三方面着手来解决：
3.1完善家庭应有的相关功能
完善家庭的相关功能可采取留守儿童父母工作地与留守儿童居住地两地社工联合的方式进行。留守儿童父母工作地的社工可采用个案工作方法与留守儿童父母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使其明白父母的情感支持对于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督促其时常与子女保持联系，让留守儿童感到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父母的关爱并未缺席，此外，社工还要跟进父母与留守儿童沟通的情况，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给予指导。留守儿童居住地的社工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建立联系，使其明白监护不到位的危害性，并督促其履行相应的保护和管理职责，使家庭的保护和管理功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与留守儿童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促进留守儿童与人交往的倾向与能力，及时发现留守儿童学习、心理、情感及行为方面的问题并给予帮助。唯有完善家庭所应有的教育、情感、管理和保护等功能，才能很好地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水平。
3.2强化学校社会工作的功能
迄今为止，家庭之外最主要的儿童社会化的主体是学校。而目前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则重视不够，因而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显得十分必要。学校除了配备专门的社工给留守儿童做相应的心理咨询，同时也可以开展各种类型的小组，如社交、教育、服务倡导和治疗小组等。小组过程在帮助个人提高社会功能性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社交小组可以邀请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同时参加，提供机会使两者相互熟悉、互相了解，进而互相接纳并成为朋友。教育小组可以开展安全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提升留守儿童的安全意识，解决其心理困惑。服务倡导小组可以开展一些环保、助人等活动，增强孩子们的环保意识，通过帮助别人提升其自信心并促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疗小组是针对心理或行为有问题的孩子所开设，通过小组活动，使其得到来自其他组员的支持，“同病相怜”使其更易敞开心扉，组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于解决其问题更有帮助。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除了留守儿童外，还应包括学校的教师。学校的教师应当公正平等地看待留守儿童，而不应将其贴上“差生”、“问题学生”的标签，应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3.3加强社区教育的补位功能
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入，除了利用好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同时也应当把握好孩子的校外时间，这就需要我们重视社区教育的补位功能。留守儿童大多是与父母同辈的长辈留守、与祖辈留守或是独自留守。与父母同辈的长辈由于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管教，照顾留守儿童的时间和精力显得不足，而祖辈由于年岁较大，独自留守的儿童压根儿无人监管。上述事实表明开展社区教育尤为必要。社区教育可以以社区学堂、周末学校及假期课堂等形式开展。社区学堂的时间可安排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四点半到六点半，周三的两点到四点（周三下午小学提前放学），课堂内容除了辅导孩子们做功课，也可以适当开展一些活动，如社会交往促进活动、自信心的培养、情景剧、互动游戏等。周末学校和假期课堂主要以托管的形式进行，除了辅导孩子做功课，由于时间充裕，可以教授书法、绘画、棋艺等。此外，也可以开展各类其它活动，如人际交往促进小组、环保小卫士、爱心你我他、我爱“母亲”、亲子小天地等活动，人际交往促进小组提高孩子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环保活动提升孩子们的环保意识，爱心活动促进孩子们助人为乐的精神，我爱“母亲”激发孩子们的感恩意识，亲子小天地促进孩子们更好地与家长沟通。以上这些活动对于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促进社会融入都大有裨益。
4结语
留守儿童问题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有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留守儿童社会融入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目前有关其研究寥寥无几。留守儿童问题虽然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但并没有很好的相应的解决措施，已有措施都比较零散，并未形成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文提出的家—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无疑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社会融入问题是种新的尝试，并且在笔者服务的社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希望能够在其他社区加以推广，为更多的留守儿童服务，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作者：李贺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基金课题：
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城乡结合部社区留守儿童问题的理论及实务研究——以沈阳市某社区为例”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5lslktzishx-05
参考文献
[1]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
[2]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2).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7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morphologyof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business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of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8
关键词：名人故（旧）居法律界定立法原则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全民以跑赢“GDp”为目标，各个地区先大拆后大建，统一着装的高楼大厦和流水线下的商品，让原本大一统中国下有独特风情的小城市失去了个性化。“样本式”的发展模式割裂了城市发展的“经络”，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名人故（旧）居，也被这样的发展风暴摧残的支离破碎，几近消亡。从实践上看，目前将名人故居视为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进行保护的方法的有效性不强，因此，将名人故（旧）居专门作为一个项目来保护成为学者共识和希望。如何抢救并立法保护名人故（旧）居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而立法的模式及立法体系的构建则是法界学者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以上问题讨论的前提，是对名人故（旧）居清晰的法律界定及立法原则的确立。
一、概念界定
博登海默教授在其著名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说到：“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法律概念是构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是法律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罪基本的要素。因此，对名人故居的法律保护，概念界定是基础，法律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概念不同，它是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点的集合体。
1.概念界定路径分析
借鉴田夫博士在其《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1]对非概念性术语与概念性术语的区分，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使用的名人故（旧）居，属于非概念性术语，没有完整的内涵与外延，而概念界定就是将名人故（旧）居这个术语放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定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使之与生活语言相剥离，形成独立、完整的法律概念。因此对世俗语言之名人故（旧）居进行法律界定，首先要进行词源分析，其次梳理学界使用之习惯，最后在法律规范内明确其内涵，完成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2.词源分析
从词语的构成方式看，名人故（旧）居属于称述式合成词，是名人的故居的缩写。因此，界定名人故（旧）居首先应分析名人故（旧）居。
名人，释义一，著名的人物。出自《吕氏春秋·劝学》：“不疾学而能为天下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高诱注：“名德之人。”释义二，有名籍的人。出处，宋苏辙《论差役五事状》：“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拘收坊场，官自出卖，以免役钱顾投名人，以坊场钱为重难酬奖。”现代汉语仅指第一种释义，即指著名的人物。
故居，最早可见于《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晋陶潜《还旧居》诗：“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宋曾巩《救灾议》：“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於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将“故居”解释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历数之使用习惯，故居之意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非仅指“指生前住过的地方。”
综上，世俗语言中名人故（旧）居指著名（不论在世与否）的人物曾经住过的地方（含居所），包括名人出生地及暂时居住地。
3.法律界定
（1）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1993年修订稿）明确，在近现代旧址类文物中：“故居一般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其他居住地称旧居。”这一细则获得国家文物局的肯定。根据这一规范，某一名人的故居只能有1处或2处，其他居住地只能称为旧居。
《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昆明暂行条例》）定义的名人故居，指经过认定的各类名人出生时居住的建筑。名人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显然，《昆明暂行条例》是沿袭《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定义方式去界定的。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按照是否是出生地划分为故居与旧居，这样的界定尊重世俗社会的使用习惯，维持已有的保护格局，有利于文保单位已挂牌的居所保护的稳定。但“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这个界定还是过于宽泛、模糊，按照这个界定，名人旅游，工作暂住的居所，都可以列为名人旧居。
罗保平主编的《北京名人故居》中，则提出以产权为标准界定故居，凡属具有产权的房屋就是故居，不具有是私权的房屋，定义为宿舍或寓所。按照此种界定，湖南韶山是故居，因为是主席家的私产，中南海是国家安排主席居住工作的地方，是国家财产，只能认定是宿舍，或寓所、寓居处，且名人故（旧）居产权现状复杂，现存名人故（旧）居大部分已被收为国有财产，一部分是所有者上缴变成国有财产，有些仍是私有产权房，还有一些成为集体的财产。如以所有权为界定标准，又对以何时之产权状态为依据无有定论。这种界定标准排除了名人在特定时期或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居所被保护的可能性，如位于昆明盘龙区龙泉街道办宝云社区棕皮营村的“梁林故居”，显然不属于被保护的对象。
（2）名人的法律界定
名人的界定，一直是学界难题，难以统一。为及时有效保护名人故（旧）居，有些地区不得已采取翻《辞海》的办法，有记载的，就算名人。[1]《昆明暂行条例》提出：名人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生或者生活、工作过，在近现代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已故的历史人物。《名人故居保护研究》的作者崔丽，认为名人是指著名人物，一般指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医药等领域内，对人类及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德高望重、享有很高知名度、深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缅怀和瞻仰，并以他们的事迹、成就和精神为动力，激励当代人们奋发前进的人才群体。[3]上述定义的核心是“贡献、知名度”，按照这样的界定，入选的人物只能是“积极作用、政治正确”的名人，那么，李鸿章，等故居如何处理？这样的定义，显然与故居保护的实践和理念不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和狭隘性。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认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保护历史就应该全面认定，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历史。反面人物上了保护名录并不意味着上了光荣榜，正反面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具有一定影响，留下遗物或遗迹，就应该竭尽所能保护起来。笔者认为，故居保护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记载，因此，对那些“消极作用，政治不正确”，但对历史的发展的有着影响力的人都应该纳入保护范围。
上述的定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名人”必“故人”，尽管“名人”的字面界定不同，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认知之上，即人的影响力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没有时间距离，很难完整评述一个人的影响力与是非功过。这一点，法律的界定必须坚持。
综上所述，法律概念的界定应考虑到已有事实的存在和现实状态的稳定。笔者认为，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第一，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保持其保护的稳定与持续性；第二，尊重世俗社会对故居和旧居的理解习惯；第三，注重名人故（旧）居所承载的历史情感，对有着特殊意义的居所要加以保护。同时，可借鉴黄锡生关于文物概念界定的观点[4]，将名人故（旧）居的概念同“文化资源”结合起来。程恩富在《文化经济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源”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不仅是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把名人故（旧）可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并不是指故（旧）本身，而是指附着在其上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信息自名人故（旧）被发现之时即已存在。
在界定的方法上，笔者建议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即先对“名人”和“故（旧）居”分别作概括式规定之后，再列举与名人故（旧）保护相关的条件性要素。单纯概括式定义模式虽然可以避免列举各类名人故（旧）居所可能造成的遗漏，但是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判断标准不明，执行不力；而单纯列举式定义难以适应历史的发展需要，导致具有保护价值的居所遗漏，且穷尽式列举本事就是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无任何意义。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弥补了的弊端，有利于已有保护模式的稳定。
综上，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为：名人，指在行业领域内做出贡献，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已故个体；故居，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旧居，满足下列条件的曾经居住地，名人故（旧）居是：1.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2.具有历史意义；3.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4.非旅游、工作、途经等暂居地。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居所，不在上述定义内。
二、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又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个立法活动中贯穿始终的、立法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守，受其指导的总体准则，无论对名人故（旧）居采取哪一种立法模式，立法原则的明确是立法工作的前提。
1.法律位阶分析
所谓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要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五级，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目前，名人故（旧）居没有专门立法，主要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法》）的要求和原则进行保护的。《文物法》是文物保护类的基本法，属于普通法，如对名人故（旧）居专门立法保护，制定法律，则应属于特别法，因此，名人故（旧）居的立法原则不能违背《文物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原则可总结为：原真性保护原则、保护与利用合理结合原则、分类级别保护原则、公私结合的多层次保护原则。
2.名人故（旧）居保护的立法原则
（1）“先予保护”原则
杭州市法制办公布《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专门设定了“先予保护”条款，规定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发现可能（疑似）有保护价值的其他建筑时，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立即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向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者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或所有权人、使用人等发出暂停建设活动通知，并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经评估论证具有保护价值的，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认定不具有保护价值的，可通知恢复建设活动。名人故（旧）居同历史建筑一样，承载历史意义的物质载体在于其原真性，属于“特定物”，具有不可替代性，为避免再度出现“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笔者认为，名人故（旧）居的保护亦可参照《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确立“先予保护”原则。
（2）复合型罚金原则
《文物法》确立了行政、刑事和民事三种责任形式，行政责任是主要责任承担方式，在罚金的适用上实行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物古迹的特殊性，其价值难以估算，一旦遭遇毁损很难恢复原状，《文物法》确立的罚金原则在个案适用中与社会心理预期不一致性，导致公众认为文物保护存在“空气执法”，政府及文保部门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名人故（旧）居的价值之一也在于其不可替代性，在采用与《文物法》相同的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形式外，应完善罚金原则，加大违法成本。笔者建议，在已有的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固定金额加比例处罚原则，即将名人故（旧）居的分为部级、省级、市级，每一级确定一个固定处罚金额（应是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家共同调研得出），再根据违法情节轻重，处以固定金额之倍数的罚金。
名人故（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历史学、建筑学及法学等多学科配合，概念的界定和原则的探讨，仅是对立法准备工作的摸索，本文之写作，希提起法界学者研究之兴趣，尽快形成研究之氛围，使对名人故（旧）居保护早日专门化，成熟化。
注释：
[1]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1）.
[2]上海市“名人故居与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徐汇区举行.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李孔三提及以前的作法，2011-11-30.
[3]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第34卷），2008.02（5）.
[4]黄锡生.论新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汪德操.浅谈青岛的名人故居建筑[J].山西建筑，2009-04-20.
[2]陆翔.北京西城区近现代名人故居保护研究[n].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8-09-15（4）.
[3]高巍.名人故居与北京城[J].建筑创作，2007-08-05（5）.
[4]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2008-02-10.
[5]曹杨.浅析昆明名人故居的建筑特色与保护利用[J].华中建筑，2012-04-10.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9
关键词：社区护理学；教学方法；体会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对健康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社区护理已成为21世纪护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将有大部分护士走出医院进入社区开展社区护理[1]，因此，培养合格的社区护理人才是护理教育面临的新课题。社区护理学是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面对社区护理实践教学时间短、带教师资力量薄弱、社区护理实践资源较少的特点［2］，为了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更趋于合理，培养适应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应用型护理人才，笔者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将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应用于社区护理的教学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教师素质，深受学生欢迎。
现报道如下：
1教师讲授法
是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口头语言为主要手段，向学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思维，表达教学情感，完成一定教学任务的教学行为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能照顾教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抓住重点、难点，关键之处，把要传授的知识讲清楚，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可以控制整个教学过程，实施自己的教学内容，实现自己的教学目的，有利于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针对本门课程中理论性强的教学内容如社区护理概论，使用教师讲授为主的方法。
2体验式教学
本课程在教学中适当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社区参观、社区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根据不同班级学生实践主题不同，安排学生到西来寺社区、南街社区、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地进行社区实践。通过亲身体验，让学生了解社区的组织结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布局、服务内容和工作方法，培养学生的社区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病案教学法
社区护理中居家病人的护理、社区灾害及其护理管理部分内容多，涉及面广，不仅包括内外妇儿知识，还包括家庭护理、康复护理的知识。在讲这部分内容时，结合学生已有的基础医学知识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领悟，根据临床资料选择既遵循教学指导思想，又符合教学要求和学生认知能力，并体现该系统疾病特征的典型案例，运用临床病案的导入引出本次教学内容，通过案例教学不但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而且对以后的临床工作也有借鉴意义[3]。
4pBL教学法
为突出社区护理岗位能力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作为激发护生学习的动力，突破传统的教学思想及模式，突出知识应用能力的训练。如社区慢性病病人的护理，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将学生6-8人分为一组，每一组以一种社区常见慢性病典型案例展开学习，动态评估护生知识学习的关注点，在点评时以案例为主线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把握护理专业学习的侧重点，结合案例突出系统疾病护理的共性和不同，总结归纳各种社区常见慢性病的三级预防健康教育技术，使实践教学更突出实用性。根据每次讨论会学生发言的次数、质量及资料复习书面报告进行综合评估,从基本概念、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思路等方面进行客观性考核。pBL教学法的开展使学生善于探索、概括,能娴熟应用现代图书网络信息,具备较强的沟通技巧和人际交流能力;学生可在讨论中分享他人的意见和见解，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自我的胆量。除此之外,pBL教学使学生更易形成正确的专业思想和择业意识。
社区护理的概念及特点篇10
目前，在国际层面，得到较广泛认知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88年就海洋保护区给出的较为广泛的定义:“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法予以部分或全部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的任何海区，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植物、动物、历史和文化特征”。
对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可以从保护方法、保护范围、保护对象这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首先，在保护的方法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强调法律方法或其他有效方法，对法律方法做了特别提示。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看来，通过法律手段建立海洋保护区是值得鼓励的，可以为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同时，法律方法不仅仅指国内立法，还应该包括国际法，这就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建立海洋保护区需要与现行国际法协调的应有之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对法律方法的强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theworldSummitonSustainableDevelopment，简称wSSD)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召开时提出“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theJohannesburgplanof工mplementation)，在鼓励国家发展海洋保护区同时强调要遵守国际法，与现行国际法一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oSpaRConvention)建立的oSpaR委员会在建立包括公海水域的海洋保护区决议中特别指出海洋保护区与国际法的协调一致(consistentwithinternationallaw)。
其次，在保护的范围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概念是可以立体适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用的语词“任何海区”(any括潮间带或潮下带范围内的海岸、水面、area)说明其构建的海洋保护区概念不仅包浅水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界定海洋保护区概念的时候，还包括这个范围以内的海底环境。主要目的是促进各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建立和发展海洋保护区。潮间带或潮下带在水平范围上的延展性，使得国家在建立海洋保护区时可以基于海洋科学的考量在海区范围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但与此同时，潮间带或潮下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导致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时会存在争议，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海洋保护区定义的瑕疵。
最后，在保护的对象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界定是非常广泛的。鉴于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危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洋保护区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即生物指向型海洋保护区。但在实践中，为了保护特殊的海洋地貌、历史和文化特征等，各国也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的方式进行保护，称之为非生物指向型海洋保护区。例如，为了保护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美国和英国蕉北大西洋建立了沉船遗址保护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世界自然环境保护领域享有重要地位，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均能通过该组织进行合作，专家、科学家、学者和志愿者均可以个人名义加入该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吸纳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的不同观点;加上其给出的定义比较宽泛，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对概念的解释将各国、国际组织建立的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均囊括在内，使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海洋保护区的概念界定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广泛的接受。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宽泛定义，海洋保护区不仅具有生物及生态学属性，同样具有历史文化属性以及相关联的经济学属性，只要是符合其保护目标的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海洋保护区都可以归入给定义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项国际标准。
(二)海洋保护区与公海保护区
在海洋法上，海洋保护区是正在发展着的新概念，与海洋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尚处在谨慎构建中。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在实践中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发展了多种不同的海洋保护区定义。这些数量众多的海洋保护区位于不同的海洋区域，或是国家管辖范围内，或是公海;适用不同的标准，或严格，或有名无实;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或是单独管理，或是联合管理等。
毫无疑问，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国际实践是纷繁复杂的，由此可以认为，过于严格和狭窄的界定将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而过于宽泛的界定则不能很好地指导国际实践。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宽泛界定有其合理性，可以使实践中己经产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区能够被纳入国际海洋保护区网络，同时排除那些有名无实的保护区。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对海洋保护区进行广义的界定，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宽泛定义则具有参考性，即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应当包括保护方法、保护范围和保护对象这三个要素。
首先，海洋保护区保护方法的基础是法律手段或其他手段，而不论采取何种保护方法，都需要有国际法基础，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更是如此;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其次，在保护范围上，海洋保护区应当突破近海或者孤立海洋片区的限制，在宏观上将各个海洋区域作为整体考虑;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整体性。最后，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多元化的，既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也保护在科学、美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特殊利益的对象;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系统性。
基于以上分析，综合考量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对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如下:
“海洋保护区是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为保护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历史和文化特征等，在特定海域施行某些保护性措施，以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