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1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2
可持续森林管理已成为全球森林治理的总体目标。这个概念是个不断演变的概念，它包括和承认与森林有关的所有价值，而且试图平衡这些不同的、且有着内在冲突的价值。森林区域共同的价值包括:生态和环境价值、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贸易和发展价值。假使在法律框架内承认所有这些价值，对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是困难的，在国内层面也是如此。与森林相关的多种价值，如何体现、融合在一个法律体系内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法律规制是一个挑战。对森林地区的管理，如对其他自然资源的管理一样，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是，森林不像其他自然环境元素(如水、空气和动物)，在一段时间内允许对其享有所有权。特定区域的森林的所有者，享有一定的受到严格限制的财产权利和责任，这使得森林的管理及其法律制度极为复杂。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可持续森林管理概念的核心是承认和促进森林领域所有权利和利益的平等。1990年在斯特拉斯堡召开了欧洲森林保护部长级会议，涉及大约40多个欧洲国家，讨论了“森林保护跨境机制的启动”。1993年6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谈判进程中为可持续森林管理制定了一个可行的定义，这在决议H1:欧洲森林可持续管理的一般准则D段中，森林的“可持续管理”是指森林和林地的管理和使用的方式和速度，保持其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再生能力以及活力和满足他们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潜力，无论现在和未来，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都不会造成对其它生态系统的破坏。
在1994年的后续会议上，确立了进一步可持续森林管的基于赫尔辛基会议决议H1和H2的标准和指标，旨在确定国家的森林条件和管理的模式与趋势。赫尔辛基会议制定出可持续森林管理的6个标准:①维护和适当提高森林资源及其对全球碳循环的贡献;②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活力;③维护和鼓励森林的生产功能(包括木材和非木材);④维护、保护和适当加强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⑤维护和适当提高在森林的保护功能的管理(尤其是对土壤和水);⑥维护其他社会经济功能和条件。上述第6个标准涉及与可持续森林管理相关的法律问题。赫尔辛基会议制定的相关的法律要件是:第6．28条规定现存的法律监管框架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森林文化遗产进行程序上的管理;第6．29条规定保护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风景的程序规制框架;第6．30条规定一定程度上提供足够的财政激励的经济政策框架和金融工具;第6．31条规定实施政策框架的信息化手段，以及具有特殊的可视文化价值遗址研究的能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这些标准和法律要件并不是国际法准则，它们也不需要执行，其形成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基本要求引入了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理念。
2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全球治理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理念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在有关全球森林利用和管理中。尽管这样，可持续森林管理因其在国际层面上缺乏清晰的概念、意义和目的，因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各国在解释该概念以及在实施、贯彻这一理念时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围绕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主题:平衡森林区域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代表和认可森林的所有利益和价值;促进和认证可持续砍伐木材程序。在本质上，这个概念一般被理解为管理森林资源所采取的方法和程序来满足今天和明天社会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损害生态承载力和更新森林资源的基础潜力。国际林业法规在形式上极其分散，除了零散的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要求，基本上仍然属于自愿性质。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要的能力建设援助，需要外商直接投资。一些国际公共机构，如联合国森林论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世界银行，都单独形成了自己的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标准和要求。此外，国际私营林业机构，如标准和指标程序、林业认证体系和林业市场已经出现，形成了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新流程和机制。可以看到，这里有大量的重复、重叠，需要进行精简。这种分散还导致了一种情况，除了法律、规则、标准的分散以外，机构的分散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机构负责、承担、管理与可持续森林管理相关的全球义务。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公共和私营林业机构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系统中运作。各国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国际机构中能形成的是典型的“论坛店”，清谈、议论多多，达不成共识，形不成规范，当然就谈不上采取共同行动。
各国参与国际森林制度的动因是他们必须看到、得到某种形式的福利或回报，或新的商业机会出现。当前，国际公共机构并未对各国政府保护森林的行动提供重大激励措施，也未提供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问题的有力指导。联合国森林论坛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它在解决全球森林问题方面是否有效还值得商榷。目前全球森林治理运作上的缺陷必须加以克服，提供明确的规则和衡量的标准、适当融资和积极鼓励、技术转让，自下向上的方法，各级机构和政策之间的协调，常设的对话形式、公正地解决冲突，都是需要建立起来的制度与规则。国际森林谈判需要解决真正的问题包括根据指定的目标增加受保护的森林地产，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生产林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森林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分析、理解法律在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理念中的作用。森林和林地的管理和使用的方式和速度，其保持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再生能力以及活力和潜力，相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施行，以下事项都是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重要内容:生物多样性价值:这需要寻求法律保护高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地区。生产价值:这需要法律定义若干森林区为富有生产力的地区，并规定这些区域内森林如何经营。再生能力:这需要法律来界定再生，并提出需要一定标准的指导方针。
活力:法律也必须定义活力和提出需要有一定标准的指导方针。生态价值:法律必须承认所有森林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这些服务一旦被确认，法律必须确保这些服务继续，制定规定禁止对这些服务的干扰。经济价值:法律必须承认所有森林的经济利益，这包括生态服务系统(peS)等新兴的森林价值，传统的木材和非木材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包括土著团体、社会团体、土地所有者和其他有关各方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社会价值一旦被确定，法律必须承认。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具有较强社会价值的森林保护区域。地方利益:法律必须确定森林地区的局部利益，这需要积极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一旦确定了地方利益，法律必须给予承认，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要保护当地的森林权益。国家利益:法律必须确定森林地区的国家利益，这将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所有森林进行研究。一旦报告完成后，可能需要修订法律来承认和保护所有国家的森林权益。全球利益:法律必须确定森林地区的全球利益，全球森林报告、相关的国际环境多边协议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森林地区相关的利益。未来利益:法律也必须认识到子孙后代与森林地区的利益关系，必须制定森林法规以确保所有为了子孙后代的森林价值。以往人们主要把森林区域看作是“保护森林地产”或“生产性的”森林地产，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森林管理要满足生态、经济和社会的需要。例如，以前的森林认证计划主要关注的是森林的生产性价值，现在需要在木材生长和收获中要遵循一定的生态标准。国家应对保护林产开始进行可持续性的管理，以满足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
3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法律要求
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法律，用一个单一的法律进行各方面的可持续森林管理是不可能的，需要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行为守则等各种法律形式。此外，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判决将有助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实施。重要的是，所有的森林法律是彼此一致的，避免重复或缺乏明确性。管理部门必须明确自己在森林管理与规制中的角色，应该向公众提供易于理解与遵循的形式，来解释私营和公共森林监管机构的角色。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都涉及到可持续森林管理及其实施。
3．1环境法Bates提出，环境法的主要功能是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管理污染、废物和受污染场地以及管理能源生产和气候变化。政府争取确保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法律地位尚不清楚。Bosselmann探讨该原则的地位，引用像罗威这样的作者将其描述为“变化的”原则，金沙则将它描述为国际习惯法。最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被定义为有责任保护和恢复地球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依据以下三个角度:经济———资源开发的角度，生态———环保角度，社会———保护当代和未来人类需要的角度，森林规制可以分解为两种主要类型:森林保护制度和森林生产制度。这些制度都试图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三大支柱。
3．2规划和发展法全球森林砍伐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清除森林区域。规制城市或农业发展的法律是规划和发展法，这可以防止被视为高保护价值的森林地区的破坏。这方面的法律机制包括环境影响评价(eia)、战略环境评价(Sea)、公园及保护区区划调整。其他比较突出的还包括:官方计划、建筑法规等。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告知决策者和公众有关预测结果及建议，以及对环境、发展的影响等。规划和发展法施行可持续森林管理概念的一种方式，是要求政策法规制定者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和实施过程中贯彻森林的所有价值，这通常要求重新造林或在林区再造林。
3．3物权法对森林的大部分规制都包含在物权法中。Fisher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是自然资源被管理的最基本的基础规范。物权在两个主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森林地区的占有，也就是说，如何合法拥有森林区域，包括公有制、私有制、社会所有权或临时所有权(如租约或许可证)等各种形式。所有权的类型直接影响制定管理不同森林区域的规范的性质。其次，一块林地上有多个与物权相关的利益。例如，一个人可能拥有土地所有权，另一个人可能拥有树木的所有权，第三个人可能享有树木所提供的环境服务(例如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所有权。物权法需要认识到这些权利并对所有的森林物权提供保护。
3．4宪法“宪法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其他位和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一系列原则，甚至意识形态它代表了一些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上述引文表明，宪法对各个领域的法律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联邦制国家，宪法可以界定联邦和各州政府在环境管理和保护中的作用。一些宪法直接包括关于森林的使用和管理的规定，而另一些可能间接影响森林规范，例如，其包含土地和财产使用。宪法规范迫使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或赋予公民强制执行的清洁和健康的环境权利，这可能比法定的权利更安全，也更容易被政府改变或废除。然而，宪法规定的可执行性取决于法院解释和阐述他们具体程序的意愿。
3．5土著居民法土著居民法是基于习惯法和传统的法律。大多数土著文化的重要功能是和自然紧密结合。因此，土著居民法律能够且已被纳入到环境资源保护法的领域里。土著群体往往与自然环境(包括森林区域)有紧密的联系，这方面的法律能改变森林管理。例如，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火烧森林的做法已成为国家公园的管理实践，这些实践做法已被采取用来改善生物多样性。《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制定了一些旨在提高承认土著人民法律权利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森林土著居民拥有并参与森林管理。
3．6国际法“环境保护是国际性、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传统的全球政治分裂的地理概念。生态系统是以深刻和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由于这些相互关系，其对环境的影响是广泛的和长远的。因此任何国家都既不想在自己的领域内保护环境，也不想对在其领土上开展活动而造成的全球影响承担责任。”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国际法如国际人权法、国际劳工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环境法欠发达，其没有全球性条约即国际环境公约来建立基本环境权利或义务，而是专注于特定的环保价值或问题。有很多的国际环境法律原则，如责任和预防、可持续发展、预防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等，都是这样。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原则的新德里宣言为国际环境法提供了一些指导，并要求采取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和综合的方法。国际森林法有能力直接，至少是能够间接影响国内森林法。国际森林法的全球森林目标代表全人类利益、全球利益，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利益。如前所述，因为存在一些不同的国际森林标准和政策，所以导致缺乏一致的国内森林政策。但是，一个广泛实施的国际机制已经开拓出森林政策的基本内容、基本内涵，用标准和指标来衡量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进展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3
【关键词】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理论
1前言
全民健身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为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国务院在2011年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计划》提出，到2015年我们要形成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而发展迅速的社区体育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在此之前，学者已经对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在设施配备、资金、制度、人才和内部协调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经费缺乏以及法律保障机制薄弱，等等。这极大地限制了社区居民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严重阻碍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基本任务的实现。为此，本文将服务外包理论引入到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之中，以期推进我国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服务外包研究进程。
2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理论相关概念梳理
2.1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概念
“社区”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andSociety》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流传下来。它最初源于拉丁语，其意思是指共同的东西与亲密的伙伴，后经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开始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至今关于“社区”的概念存在诸多版本，每种版本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辞海》中将“社区”解释为“在一定地域内由相互关联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强调“社区”的地域性；郑杭生〔1〕则认为社区就是区域性的社会，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强调社区的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性。除此之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区”进行了定义，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综合而言，本文认为“社区”应包含如下特征：一、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聚居人群；二、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三、居民群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四、居民群之间发生种种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我国目前所称的社区，在城市一般指街道，农村则指乡、镇或自然村。
目前学术界关于“体育设施”的概念已经达成共识，正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言，“体育设施”是指用于体育竞赛、训练、教学和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场地、建筑物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但关于“体育设施”的最终隶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形成了“公共体育设施说”和“体育公共设施说”两大派别。但本文认为，不管是“公共体育设施”，还是“体育公共设施”，其都是“公共设施”的下位概念，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其最终应该归属于“公共问题”还是“体育问题”。进一步而言，“公共”一词是对“体育设施”的修饰，对其只起到限定作用，而“体育”才是对“公共设施”的具体和延伸，应占据“核心”地位，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体育公共设施”这一学说。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体育公共设施”具体是指国家、政府、企业、公益性组织通过多渠道投资兴建的，用于普通社会群众健身并满足其使用要求的社区体育公共运动场地、体育公共运动场馆、体育公共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和服务。
“管理活动”自古已有，但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管理”概念内涵的界定仍未取得共识和统一。而我们通过综合这些概念定义发现，“过程活动说”普遍受到诸多学者的赏识和认可。“过程活动说”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领导者，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使内部成员和组织一块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从这一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管理”内涵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目标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第二，管理的“载体”是“组织”，管理总是存在于组织之中，是对组织的管理；第三，管理的对象和内容是组织内部资源。资源具体包括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类型；第四，管理活动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即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因此，我们认为“管理”是指一定组织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对组织内各个要素进行不断的调节，继而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就此，依据以上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三个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并不是三个词汇的简单组合，而是在融合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拥有更明确的内容结构和更明显的功能价值，并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二、管理的对象是由国家、政府、企业和公益性组织等共同投资兴建的运动场地、运动场馆、运动器械和相关固定附属设备；三、管理的范围是具有共同生活习惯或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四、管理的目的是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上述特征是在原来概念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
2.2服务外包概念
“外包”一词最初由美国管理学者加里·哈梅尔（Gary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lad）于1990年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作为一种运营模式，作为外包的一种组织形式，服务外包的转移对象主要是指投入的服务性活动。最早，英国学者查尔斯·盖伊和詹姆斯·艾辛格在《企业外包模式》中认为，服务外包就是依据服务协议，将某项服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给第三者执行，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运作成本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全球化发展、产业结构非实物化及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服务外包”的内涵也得到诸多研究领域、诸多专家学者的青睐，虽然现阶段学术界对“服务外包”的概念内涵仍莫衷一是，没有取得一致性认识，但是诸多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借鉴性意义的观点。并且经过综合分析发现，这些概念在本质功能上均趋于一致化，即服务外包就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将非核心的服务生产业以商业形式发包给企业以外的专业服务机构，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应变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或管理模式。
3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外包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3.1体育公共产品理论
“体育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下位概念，其包含“公共产品”所具有的所有属性，同时也适用“公共产品”的分类标准。“公共产品”按照形态分类时，可以分为物质型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公共产品，那么“体育公共产品”即可相应地分为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常言的有形体育公共产品和无形体育公共产品。在体育领域中，有形的体育公共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已经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就目前国内发展而言，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工作人员责任、基础经费使用、维修网络建设和健身宣传等几个方面，从客观角度来看，其管理机制的选择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密切相关，这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中应该遵循的基本特征，也是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
3.2服务外包理论
服务外包过程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它能够将很多资源进行重组，同时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绩效。它自身具有很多属性：首先，服务外包是由发包方将自身业务中非核心的业务交由第三方来完成。这种工作内容的转移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达成的，并需要支付一定的外包费用，但相比整体的工作绩效而言，其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服务外包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并利用其作为服务提供的手段。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辐射各行各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在服务外包行业内也是如此。第三，服务外包有利于发包方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发包方将自身非核心的业务全部进行转移，因而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从而大大提高其工作效率，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第四，服务外包是一种整合与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的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承包商大都具有比发包商更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包商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只需花费少量的费用，这与他们节省出来的资源、精力和时间相比较，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4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服务外包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研究较少，但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内容也非常广泛。
4.1国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诸多学者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视角集中于社区体育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建设几个方面。在设施配置方面，主要对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具有较为完备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这与他们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有关。在设施规划方面，主要对设施的建设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外发达国家在社区体育设施规划过程中，注重居民的意愿，富有较强的人性化特点。在体育设施开放程度方面，主要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用进行了探讨，指出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体育公共设施都供居民免费使用，只有少数维护成本较高的体育设施收取少量的费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对社区内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体育设施的维护人才培养、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等。在法律法规方面，主要对政策的完善程度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建立完善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政策有利于提高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水平。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水平普遍较高，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体育资金分配密切相关。
4.2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设施配置、设施规划、设施维护、设施开放、相关法律执行以及相关资源共享等方面。杜建辉、张启明（2005）〔28〕，苏艳（2011）〔29〕等学者对社区体育设施配置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体育设施种类单一和数量不足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人们所共知的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会越加突显。庄永达〔2〕，赵春珍〔3〕等学者对设施规划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建设有早晚之分，发展有先后之别，就此造成现阶段新老社区之间设施规划水平的差异，从总体上而言，新社区的规划水平要远好于老社区，但也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科学性缺失问题。何建伟〔4〕等学者对体育设施的维护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缺乏体育设施维护人员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设施破损而无人维护的情况下继续对其使用，不仅会缩减设施的使用寿命，而且还有可能威胁到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学者对设施开放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一些设施资源较好的社区，管理者为了降低维护成本，延长设施使用寿命，采取限制使用或付费使用的方法进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降低了设施的使用成本，节省了维护费用，但却是以降低人们的健身热情为代价的。卢耿华〔5〕等学者从法律执行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部法律来保障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供给，但在执法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与部分法律内容的笼统和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淡薄是密切相关的。李骁天〔6〕等学者对资源共享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应该充分整合学校、企业等多方面的优秀资源，将之与社区共享，从而改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不足的现状。
4.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合评价与分析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相关研究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在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配置、规划、开放程度、人才培养、法律法规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形式；而国内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管理机制还不成熟，各方面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国内外由于体育文化背景和政策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效果上的差异，在管理方式上也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服务外包管理机制，但各国已经开始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服务外包领域，这对于进一步丰富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5小结
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社区居民进行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媒介，也是人们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重要依托。但目前在体育设施管理中出现的设施配置低、维护差、开放程度小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体育健身活动，不利于全民健身目标的实现。要想调节供需矛盾，实现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满足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关键是要改变管理思路，提高管理水平和层次。因此，本文以服务外包模式的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为根本出发点，对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和服务外包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与其相关的基础理论，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期为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的管理机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促进社区体育公共设施管理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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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4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文化真实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自2008年启动至今，已评选出40条历史风貌保护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已入选的40条街区中，有许多街道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与发展的典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历史文化街区”此一概念却系晚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
一、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历史演变
“历史文化街区”是2002年以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其前身为1986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雏形大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被正式提出，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广泛使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具体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与《内罗毕建议》中“历史地区”类似，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包括城镇和乡村两类区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关概念影响下形成了“历史地段”概念；1994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式提出“历史街区”概念，而1996年在安徽黄山屯溪召开的“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则使“历史街区”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并在学术界广受采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并于2002年以新颁发的《文物法》为标志真正进入我国名城保护制度。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等名词均成为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规范用语。
在2002年《文物法》颁布之前，“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依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而存在，主要指城市中划定的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概念取代“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观层面具有法律效力的概念（宏观层面为“历史文化名城”、微观层面为“文物建筑”）。
再后来，2008年国家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分化之后形成的适用于城市范围的概念。当然此一概念是一种行政法律术语，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当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
如若跳出行政管理视角，历史文化街区似应该包括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首先，历史街区是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以此来区别其他一般的街区；其次，历史街区是个区域概念，是由街道及周围社区共同构成的区域，这与单体的建筑或院落是不同的；第三，历史街区是个生活性社区，代表一种长期形成的开放居住形态。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学术及实践指导意义，其后，随着围绕此一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观层面的保护制度。此一制度在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微观层面的扩展，也为宏观层面保护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它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建筑保护制度的接轨，标志着我国名城保护体系（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真正建立。
二、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中的若干误区
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日益受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种种“隐藏”的误区，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大拆大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街区和建筑“流水线”化。规划上强调“原汁原味”，而实际操作却是粗制滥造，装饰贴面及线条等都以涂料代之，复杂的砖雕、木雕都被简略，而大量旧屋拆下来的装饰构件本可利用却都成了垃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简单化、模式化，搞成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二是过度“商业化”。历史文化街区过度商业化在我国早已被人诟病，但因投入巨大需要收回成本和经济利益驱动，该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近几年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体现在以前是店铺充斥、“千铺一面”，现在则是把一些大宅院改造成高端会所、星级酒店，成为少数人把玩的“风雅”，拒老百姓于门外。
三是街区“空壳化”。一些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发现除了商铺酒店就是博物馆或名人故居，完全为旅游服务。原住民被完全迁出，很多原有的社区服务功能被清除，腾出地方搞旅游配套。游客一走，整个街区就是一个“空壳”。如此“保护”，只能保存一些文化碎片，但其中精髓早已不在，更谈不上传承。
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贯彻的若干原则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努力保护文化遗产，尽量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混淆视听，误导游客。历史文化街区中大量的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城市建设、发展旅游业必须以文物保护作为前提，必须坚持：当保护和建设发生矛盾时，宁肯放弃经济利益，也不做危害历史遗产的开发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开发的原则。对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并不排斥对其进行科学的开发行为，事实上，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科学的利用，是实现对其保护的根本保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旅游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种教育媒介的作用，科学地开发是实现保护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可持续性发展既是发展的原则，又是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开发时要有明确的计划性，注重保护与开发行为的连续性。同时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保护和开发的协调性，主要是各责任主体在具体工作中的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协调管理能力，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给予有力的保证。尤其要注意的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
四、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特殊方法
1.保护外貌、整修内部，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历史性建筑要按原样维修整饰，对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维修时可恢复其原貌或原来的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历史原来的风格。
2.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就很难在这里继续生活，街区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变得死气沉沉，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失去其积极意义。
3.要逐步整治，反对大拆大建。之所以提倡逐步整治的方法，是为了精心设计与施工，保存更多的真实历史遗存，也是为从容筹集资金，减轻政府压力，更是为保存和延续社区文化，保护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未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发展趋势
为了开发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旅游，必须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整体规划定位、明确开发思路、制定经营策略。
多学科共同参与，科学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与开发绝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因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认真听取历史、文化、旅游、规划等各个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文化、旅游等多项职能，同时结合街区的建筑保护规划、街区发展历史渊源、区域城市规划等多种条件，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
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努力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点、线、面立体化保护格局。
一方面，各级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制订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规划，从整体上做好其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重点文物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结合起来，真正将各项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另一方面，应当提倡在保护好文物建筑的同时，注重保护传统民居及其环境，将具有突出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实施整体保护。不仅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如街区居民和睦的邻里关系、古朴的生活情趣和传统的节庆风俗等等，防止街区文化环境解体和空壳化倾向。其实，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生态环境恰恰是游客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对象所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存街区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在保护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资源。
完善利益相关者机制，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来参与保护与开发工作。
和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特殊之处在于当地居民仍居住其中，当地居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人，享有知情权和管理参与权。要积极取得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参与，注重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和自豪感。要通过加强传统民居建筑维修、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等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旅游经营策略
每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能够在岁月洗礼下生存和发展，必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产业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成败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品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文化，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复兴，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此在业态选择上要结合传统文化，引进有特色、有内涵、有品牌、有聚集效应的商户；要积极鼓励回迁居民，以下店上坊、前店后坊等形式恢复传统器物的生产加工场景；要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元素，引进合适的业态，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总之，历史文化街区必须注重把握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微妙平衡，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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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5
[关键词]两型社会；城市圈
近日，国务院正式将长株潭和武汉两个城市群设立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即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就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核心词是“节约”。资源节约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而是应该以优化结构、降低消耗、提高效益和保护环境为原则。“环境友好”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要把握“两型社会”的真正内涵，我们应该区别与其相关的一组概念(同时也是“两型社会”的指导思想)，找出“两型社会”与之所存在的联系和差异。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抓住其与众不同的本质内涵。这一组概念主要包括：
①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国际上在8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保证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其核心词是“发展”、“可持续”。②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完整内涵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以人为本。本质与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③和谐社会：它要求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都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稳定有序。具体来说，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④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中，我党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行动纲领。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由上述内涵不难看出，“两型社会”与这些概念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相同点。从本质来看：它们都是我国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阶段特点和侧重点所提出的发展概念。同“两型社会”一样，它们都是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是对只求经济发展、不惜牺牲环境和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的否定和颠覆。它们均不赞同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效能的生产方式，期望找到一种协调、可持续的社会生存之道。但是，在看到相似点和吸收可取之处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相比之下”两型社会“不相同的地方。
首先，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不同。“两型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更是一种社会整体所要达到的“应然”状态。它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却在此基础上具体侧重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二点。相较而言，它的目标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有针对性。另外，它是针对具体的城市群提出的“综合配套改革”，这意味着它所涉及的面更加广，是各个方面互相统筹配合的“综合”发展。
其次，与和谐社会不同。虽然二者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但和谐社会同样更具指导意义，它建立在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之上，是针对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可能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思想。而“两型社会”具体针对传统工业发达、资源消耗严重的中部地区，相对而言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说，两个城市群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块“试验田”，“两型社会”是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促进“中部崛起”的一个具体实践方案。另外，和谐社会需要统筹各区域共同发展，需要在东部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同时防止“中部相对塌陷”的“不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建立，要求中部地区自行摸索、努力建设“两型社会”。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6
[关键词]物权体系构造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我国的物权法正在制定之中。合理地安排一部法律的体系构造是保证一部法律的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制定我国物权法，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我国现有的分散的、杂乱的法律规则加以整理，对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加以引进，对物权法所应包含的内容依我国的国情加以取舍，对物权法中的各种概念进行认真地梳理，使之成为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法律。对物权法的体系构造，学界讨论的很多，笔者在此浅薄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物权体系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物权法体系，需要考虑到影响我国物权法体系构建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对这些因素的权衡考量对于形成正确的物权法原则和理念，从而建立一个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又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物权法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应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㈠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我国现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物权法与一国的经济体制唇齿相依，并关系到一国人民的生存基础，因此，制定物权法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趋势。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中主要是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我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当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物权法的制定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适应市场经济的主体平等的要求。为此要抛弃我国过去的在法律上惯常采用的以所有制的性质为标准划分权利并加以区分的做法。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更为深入，能够为人们控制和支配的物的种类日益增多，物权法所涵盖的内容日益复杂、广泛，物权法律关系日益膨胀。物权主体扩大化，物权形态新型化，在所有权方面，主要有空间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新型相邻权等新型物权出现。在他物权方面，出现新型的用益物权，如空间使用权、信息使用权等，新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证券、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制定物权法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此外，构建物权法体系还要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稀缺、人口压力过大的现实。
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指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把握西方各国物权制度的发展动向，充分发挥法律的预见性的指导作用，以使我国的物权法体系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在种类、内容上具有先进性。
我国现行立法对物权的规定是零散的，有些甚至是不科学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律制度中没有明确的物权概念，未以物权法特有的调整方法和规则规范对物的支配关系。我国目前立法对物权的规定不是建立在对物权制度的自觉认识上，而是根据实际生活确认和保护权利人的需要不自觉地形成的。但是，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有机的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现行的物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人为地割断现行的物权制度与建立新的物权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完全抛弃现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应抛弃、修正其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方面，保留其中既符合现实需求，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内容，以这样的思想来构建我国的物权体系，才可以降低法变革的成本，尽量减少因之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新的物权制度贴近生活，不至于脱离我国现实的社会状况。
构建物权体系，应当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护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⑴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物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法律心理和经验。”⑵因此，对于我国具有民族性的传统物权制度，只要其不与现行的制度相抵触，就应当予以保留。
㈡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顺应物权立法国际发展潮流
由于物权法具有根治于本国、本民族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固有法⑶。客观地讲，由于物权法的固有法特征，在国际化问题上，物权法不似债权法那样表现的全面、强烈。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国际交往的发展，各国的物权法的确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的现象。不过，物权法的这种国际化的现象在物权法的不同领域的表现并不是同一的。例如各国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别，而在担保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上，各国的物权法，甚至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也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如英美法中的附条件买卖（所有权保留）制度、浮动担保、让与担保等，都或多或少地为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立法、判例、学说所吸收⑷。为此，构建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应当吸收和借鉴外国民法中为中国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使之有机地成为我国物权法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在借鉴外国法时要对所要借鉴的外国法律机制的形成、运行的社会环境有充分深入的了解，并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的把握。“如何既有本土意义的冷静思考，又热情地面对世界先进的法律文明，吸纳他国法律中可以而且应当为我国所用的因素，是我们着重考虑的问题。”⑸对此，我们可以吸取台湾移植物权法的教训。
构建物权法体系应当顺应国际物权立法发展潮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渐严重和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其它法律也开始回应这一生态化的浪潮，首先是公法上表现出较强的生态化特征，继而私法也就卷入其中。作为财产法的物权法，尤其注重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战略模式，环境保护成为各部门法关注焦点的时代背景下，物权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否则必然显现出基本理念上的偏差，从而导致制度上的缺失，留下遗憾。”⑹
㈢要注意物权法的概念用语选择
法律体系乃由概念、规则和原则所组成，其中，概念通常被认为是组成法律规定或整套法律的基本单位，它既是对各种行为和事件的定性，又是对规则和原则适用范围的限制，因此必须精确、规范、统一。⑺物权法由于和一国的经济体制唇齿相依，并关系到以国人民的生存基础，因此，各国物权的类型，尤其是其中关于不动产的规定，往往因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异。我国过去长期以公法手段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先天缺乏培育私权性质之物权概念体系的土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立法者在各个时期受当时经济体制之内涵的制约，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心态，以“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之立法指导思想为幌子，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内涵并不那么确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概念。这一概念体系，在物权立法呼声日高的今天，又因理论界对其进行重整的热情更趋复杂。面对这一混乱的概念体系，我们不能不在进行物权法编纂时，对其体系构造进行检修。首先，在概念用语选择上要慎重，尽量避免生造概念术语，这特别体现在如何对待大陆法系传统的概念术语体系的问题上。大陆法系的私法发展到今天，已逾两千多年，形成一个高度精致合理的科学体系。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具有精确的内涵和制度价值。如果轻易将其抛弃，也同时意味着抛弃了它们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如果新造的术语不能完整和全面地概括传统术语所具有的内涵，就极易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其次，在物权立法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移植的概念往往与历史的和社会的语境有密切关联，在借鉴时，必须明确辨析其内涵和适用语境，否则若将不同国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术语简单的拼接，必将造成混乱。⑻
㈣物权法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的其它部分相协调
物权法是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制定物权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在民法典制定中体系的协调问题。
首先，在物权法的层次结构设计上，应当与民法典草案的编排体例相协调。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层次结构设计上采用的编、章、节的设计结构就不太合理。众所周知，民法典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适用。物权在民法典草案中是作为一编出现的。如果在物权法中再设五编，显然是与民法典相冲突的。
其次，物权法的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草案的总则相协调，物权法应收民法总则的统领，其体系构造应避免与总则部分重复。在物权法的概念的界定和术语体系的构造上必须与整个民法典的概念体系相协调，否则将造成整个民法典逻辑上的混乱。
再次，物权法的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的债权部分相协调。社会经济秩序包括财产流通秩序和财产归属秩序。常见的说法是，债权法调整财产流转关系，物权法调整财产归属关系。但深入一点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关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现实的交易世界，流转和归属本来就不停止地变化。因此，规范之间的任何漏洞、矛盾，都会造成严重的交易障碍。物权法和债权法是互动的。苏永钦先生将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互动关系归结成至少四种状态：⒈选择——转换；⒉原因——结果；⒊基础——从属；⒋融合——混合。⑼因此立法者决不能把物权法和债权法当成各自独立的两大块去处理。
二、具体物权体系的构建
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看，各国的物权法体系大致都包括以下内容：⒈总则；⒉所有权；⒊用益物权；⒋担保物权；⒌占有。我国现有的三个物权法草案（社科院草案、人民大学草案、法工委民法室草案）的体系结构也都是如此进行编排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也是由这五部分组成。对于这样的体系安排，我国学者的争议不大，争议较多的是这五部分的具体内容应当如何构建。
㈠总则
社科院草案和人民大学草案在总则部分大致规定了：⒈一般规定；⒉物；⒊物权变动；⒋物权请求权。法工委民法室的草案在总则部分规定了：⒈一般规定；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⒊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译稿规定：⒈一般规定；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⒊物权的保护。比较一下，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区别在于“物权的变动”和“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这一名称区别和“物权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的区别。二次审议稿采用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这一名称不是很好，因为“设立”、“转让”的词语含义狭窄，难以包括基于单方行为、事实行为导致的物权发生和因无偿行为发生的物权转移等情形。⑽因此，采物权变动这一名称更好。对于是采用“物权的保护”还是“物权请求权”作为标题，这一点在理论界争论不小。有的学者指出，应该将“物权的保护”改成“物权请求权”，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对物权的特殊保护方法。如果使用“物权的保护”这一名称，虽然含义更广，但不便于界定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及其适用条件的差异。⑾也有人认为，采用“物权的保护”这一标题会更好，因为物权请求权问题实质上也是物权保护问题，但物权的保护问题不限于物权请求权问题。⑿本人认为，应当注意区分物权的保护与物权请求权，二者是不同的。物权请求权仅为物权的保护方法之一种，对物权的保护除了物权请求权之外，还有债权请求权。学者对物权请求权的种类有不同认识，有三类型说、四类型说、物类型说等等，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展开的。就确认物权请求权而言，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而是一项诉讼法上的权利，属于诉权范畴；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因为此种请求权是基于损害赔偿之债而产生的一种债权请求权，属于债权保护方法。因此，损害赔偿请求权不是物权请求权的一种；至于恢复原状请求权，由于恢复原状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分开，因为当所有人的所有权因他人侵害造成毁损时，只能采取损害赔偿的方法，而不能通过修补等方式恢复原状。所以恢复原状的方法可以为损害赔偿方法所替代。因此只宜采用损害赔偿的请求权。⒀所以确认物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都不属于物权请求权，不应规定在物权请求权之中。物权请求权仅为返还原物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社科院草案将物权请求权的种类扩充，混淆了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和适用差异。我国物权法如欲强调物权请求权的特殊性，并设置一般规定，可在物权法总则中设“物权的保护”专节，重点规定物权请求权的一般准则，同时对确认物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等作概要规定，并指明恢复原状既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侵权法之规定。这样既可以突出物权请求权的地位，亦可避免物权保护方法的支离破碎。⒁
㈡所有权
从三个物权法草案来看，所有权部分大致包括：⒈一般规定；⒉土地所有权；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⒋相邻关系；⒌动产所有权；⒍共有（社科院草案）。对所有权部分争议最大的是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还是按照所有权的主体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分别加以保护的问题。本人赞同对合法财产一体保护。我国宪法和立法政策表现出对私营企业越来越重视的趋势。从立法趋向上看，我国对私有经济的保护力度会越来越大。物权法应该按照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建立各种所有权一体承认和平等保护的原则。所谓一体承认，即在承认公有制财产所有权的同时，承认私有制财产所有权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不加区别地规定各种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否定某种所有权神圣、某种所有权卑贱的提法；所谓平等保护，就是废除给某种所有权优先保护的特权，给各种财产所有权平等的获得保护的机会。建立所有权一体承认、平等保护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当然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发挥其它所不能发挥的直接的、全面的作用。在物权法中规定该原则，应该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发挥巨大的作用。⒂
㈢用益物权
各国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不同。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日本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⒃
中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的种类争议最大，分歧在于是沿用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的概念，或是采用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邻地使用权概念。再就是关于典权存废之争。
对于用益物权的名称选择上，本人认为使用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邻地使用权这些概念不如使用传统的用益物权的概念.对于用益物权的种类，应包括地上权、农用权、地役权和典权。保留典权制度。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典权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用益物权，一方面为资金的融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手段，另一方面也使用益物能被有效地利用，它具有和法国法上的不动产质权以及德国法上的担保用益权类似的功能。⒄其二，典权是中国的传统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济危扶弱的道德观念，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不可能被其他制度所完全取代，不动产质和买回都不可能具有典权的所有功能，也不可能代替典权制度。其三，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的推行，公民私有房屋的增加，典权的适用会逐渐扩大。
㈣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应包含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类担保物权，学者已无异议。担保物权体系构建的重点体现在对特殊担保物权的取舍上。
⒈应舍弃不动产质
不动产质对于设定人而言，因转移占有而不利于使用、生产。于质权人而言，须负担管理费用，且对不动产的收益仅用于充抵债权，不能进行有效利用，其功能日渐式微。典权可涵盖不动产质融资功能，既已确立典权，得舍弃不动产质。⒅
⒉增设企业财产集合抵押和企业担保
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是以企业不同种类的特定财产的集合体为标的而设定的抵押，抵押物为企业现有的不动产、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的集合体，须经登记加以公示。由于企业财产集合抵押不转移占有，它对增强企业担保能力，保证物的继续使用有重要意义。⒆
企业担保是将企业现在所有和将来所有的全体财产设定抵押，系参考英美法上的浮动担保制度。⒇浮动担保以企业总括财产为限，权利设定后，退出企业的财产不再成为抵押权标的，这样节省登记环节，方便企业生产。
⒊借鉴“按揭担保”，增设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可以弥补动产质的不足，节省质权、抵押权拍卖环节，避免标的物拍卖过程中价格过低的不利。且让与担保标的物较质权、抵押权范围广泛，正在形成中的财产权也可设定。
⒋不规定优先权
优先权多基于国家政策而规定，属于法定权利，在客体的特定性、设立的公示性、有无从属性和融资性等方面与抵押权、质权有很大区别，不适合作为典型的担保物权对待，不应规定在物权法中，而应在特别法中加以规定。
㈤占有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都将占有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加以规定。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民法至今没有明确的占有概念，更无占有制度。虽然一些法规涉及占有、善意取得等，但规定尚不成体系，且对占有制度的理解有很大的任意性。从我国的社会现实生活看，存在着一系列与占有有关的问题，需要占有制度去调整。
对于如何建立中国的占有制度这一问题上，学者间有不同见解，分歧主要在于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和性质的理解及对占有制度与现行物权制度相互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占有主体既可以是物权人也可以是非物权人。占有以主体实际掌握财产的客观事实为要件。确立占有概念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占有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定性，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
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我国物权占有制度的立法应包含以下内容：⒈权利推定；⒉占有人对占有物享有使用、收益权；⒊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⒋善意取得制度。
注释：
⑴金耀基：中国现代文明的文明秩序的建构[a]，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
⑵公丕祥：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法律革命[J]，中外法学，1999年第三期，第14-22页
⑶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一期
⑷谢在权：民法物权论（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⑸同前注⑶
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课题组：物权法制定的若干问题研究载：《私法研究》第二卷第138页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7
我在大学学习民法的时候，还不知道隐私为何物。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当时讨论到了“隐私”这个概念。大家都理解成是阴私，甚至是将其当作贬义词来理解，因为那时大家根本没有隐私的观念。
1987年，我受中美法学教育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对隐私这个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隐私权这个概念确实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概念是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其1890年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最早提出的，现在它不仅仅是普通法上的权利，甚至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这个词不仅仅是在官员口中常常出现，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也根深蒂固。
隐私是自由的重要内容。按照很多美国学者的看法，美国关于隐私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对美国隐私权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隐私和欧洲大陆隐私概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耶鲁大学惠特曼教授的观点是：美国的隐私权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而欧洲人的隐私权观念建立在人格尊严基础之上。惠特曼经过考证，认为因为在二战期间人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的践踏。因此当战后在反思纳粹统治的悲剧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应当恢复的是人格尊严，建立隐私权的概念。这两种价值理念的区别也使得美国的隐私权与欧洲的隐私权概念存在的巨大区别，实践的做法差别也非常大。其实在两大法系中，隐私权作为重要的人身权利，其本质就是要维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现在隐私的概念已经风靡一时，对隐私的保护成为法律上具有普遍共识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对隐私的限制和侵害也在日益加剧。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幻想的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网上搜集、储存个人的信息资料变得极为容易。而且一旦将个人的信息资料予以传播，受众将是无限的，其所引发的后果也是任何纸质媒体无法比拟的。美国迈阿密大学福禄姆金教授撰写了《隐私之死》一文，他感叹，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无处藏身，“隐私已经死亡”，因此呼吁法律要进一步加强对隐私的保护。这也说明了保护个人隐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可见，这不仅是美国社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
没有隐私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在现代陌生人的社会里，人们隐私的观念强烈而普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隐私的重要性：一是私生活安宁。每个人都享有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幸福的生活首先要求过上安宁的生活，不受他人的非法打扰。二是通讯隐私。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人们的信息往来频繁，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一部甚至多部手机，一旦手机通话被非法监听，就会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受监视的状态，自由也就无从保障。三是互联网上交往隐私。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很多网民经常在网上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这些通信记录一旦被人窃取，也会对个人的隐私造成侵害。四是住宅隐私。过去在农村，邻人串门、互相往来司空见惯，而在城市生活中，住宅隐私极为重要，住宅甚至是个人的核心隐私。五是工作场所和生活的隐私。在工作场所设置探头、非法监控等，都是对我们隐私的威胁，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六是个人私人生活秘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私人生活秘密的范围越来越宽泛。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名人故（旧）居法律界定立法原则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全民以跑赢“GDp”为目标，各个地区先大拆后大建，统一着装的高楼大厦和流水线下的商品，让原本大一统中国下有独特风情的小城市失去了个性化。“样本式”的发展模式割裂了城市发展的“经络”，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名人故（旧）居，也被这样的发展风暴摧残的支离破碎，几近消亡。从实践上看，目前将名人故居视为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进行保护的方法的有效性不强，因此，将名人故（旧）居专门作为一个项目来保护成为学者共识和希望。如何抢救并立法保护名人故（旧）居成为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而立法的模式及立法体系的构建则是法界学者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以上问题讨论的前提，是对名人故（旧）居清晰的法律界定及立法原则的确立。
一、概念界定
博登海默教授在其著名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说到：“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法律概念是构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石，是法律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罪基本的要素。因此，对名人故居的法律保护，概念界定是基础，法律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概念不同，它是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点的集合体。
1.概念界定路径分析
借鉴田夫博士在其《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1]对非概念性术语与概念性术语的区分，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使用的名人故（旧）居，属于非概念性术语，没有完整的内涵与外延，而概念界定就是将名人故（旧）居这个术语放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定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使之与生活语言相剥离，形成独立、完整的法律概念。因此对世俗语言之名人故（旧）居进行法律界定，首先要进行词源分析，其次梳理学界使用之习惯，最后在法律规范内明确其内涵，完成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2.词源分析
从词语的构成方式看，名人故（旧）居属于称述式合成词，是名人的故居的缩写。因此，界定名人故（旧）居首先应分析名人故（旧）居。
名人，释义一，著名的人物。出自《吕氏春秋·劝学》：“不疾学而能为天下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高诱注：“名德之人。”释义二，有名籍的人。出处，宋苏辙《论差役五事状》：“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拘收坊场，官自出卖，以免役钱顾投名人，以坊场钱为重难酬奖。”现代汉语仅指第一种释义，即指著名的人物。
故居，最早可见于《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晋陶潜《还旧居》诗：“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宋曾巩《救灾议》：“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於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将“故居”解释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历数之使用习惯，故居之意为“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非仅指“指生前住过的地方。”
综上，世俗语言中名人故（旧）居指著名（不论在世与否）的人物曾经住过的地方（含居所），包括名人出生地及暂时居住地。
3.法律界定
（1）故、旧居的法律界定
《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1993年修订稿）明确，在近现代旧址类文物中：“故居一般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其他居住地称旧居。”这一细则获得国家文物局的肯定。根据这一规范，某一名人的故居只能有1处或2处，其他居住地只能称为旧居。
《昆明市名人故（旧）居保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昆明暂行条例》）定义的名人故居，指经过认定的各类名人出生时居住的建筑。名人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显然，《昆明暂行条例》是沿袭《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定义方式去界定的。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按照是否是出生地划分为故居与旧居，这样的界定尊重世俗社会的使用习惯，维持已有的保护格局，有利于文保单位已挂牌的居所保护的稳定。但“旧居是指经过认定在昆明市生活、工作的各类名人居住过的建筑”，这个界定还是过于宽泛、模糊，按照这个界定，名人旅游，工作暂住的居所，都可以列为名人旧居。
罗保平主编的《北京名人故居》中，则提出以产权为标准界定故居，凡属具有产权的房屋就是故居，不具有是私权的房屋，定义为宿舍或寓所。按照此种界定，湖南韶山是故居，因为是主席家的私产，中南海是国家安排主席居住工作的地方，是国家财产，只能认定是宿舍，或寓所、寓居处，且名人故（旧）居产权现状复杂，现存名人故（旧）居大部分已被收为国有财产，一部分是所有者上缴变成国有财产，有些仍是私有产权房，还有一些成为集体的财产。如以所有权为界定标准，又对以何时之产权状态为依据无有定论。这种界定标准排除了名人在特定时期或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居所被保护的可能性，如位于昆明盘龙区龙泉街道办宝云社区棕皮营村的“梁林故居”，显然不属于被保护的对象。
（2）名人的法律界定
名人的界定，一直是学界难题，难以统一。为及时有效保护名人故（旧）居，有些地区不得已采取翻《辞海》的办法，有记载的，就算名人。[1]《昆明暂行条例》提出：名人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生或者生活、工作过，在近现代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已故的历史人物。《名人故居保护研究》的作者崔丽，认为名人是指著名人物，一般指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医药等领域内，对人类及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德高望重、享有很高知名度、深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缅怀和瞻仰，并以他们的事迹、成就和精神为动力，激励当代人们奋发前进的人才群体。[3]上述定义的核心是“贡献、知名度”，按照这样的界定，入选的人物只能是“积极作用、政治正确”的名人，那么，李鸿章，等故居如何处理？这样的定义，显然与故居保护的实践和理念不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和狭隘性。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认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保护历史就应该全面认定，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历史。反面人物上了保护名录并不意味着上了光荣榜，正反面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具有一定影响，留下遗物或遗迹，就应该竭尽所能保护起来。笔者认为，故居保护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记载，因此，对那些“消极作用，政治不正确”，但对历史的发展的有着影响力的人都应该纳入保护范围。
上述的定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名人”必“故人”，尽管“名人”的字面界定不同，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认知之上，即人的影响力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没有时间距离，很难完整评述一个人的影响力与是非功过。这一点，法律的界定必须坚持。
综上所述，法律概念的界定应考虑到已有事实的存在和现实状态的稳定。笔者认为，对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第一，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保持其保护的稳定与持续性；第二，尊重世俗社会对故居和旧居的理解习惯；第三，注重名人故（旧）居所承载的历史情感，对有着特殊意义的居所要加以保护。同时，可借鉴黄锡生关于文物概念界定的观点[4]，将名人故（旧）居的概念同“文化资源”结合起来。程恩富在《文化经济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源”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不仅是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把名人故（旧）可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并不是指故（旧）本身，而是指附着在其上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信息自名人故（旧）被发现之时即已存在。
在界定的方法上，笔者建议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即先对“名人”和“故（旧）居”分别作概括式规定之后，再列举与名人故（旧）保护相关的条件性要素。单纯概括式定义模式虽然可以避免列举各类名人故（旧）居所可能造成的遗漏，但是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判断标准不明，执行不力；而单纯列举式定义难以适应历史的发展需要，导致具有保护价值的居所遗漏，且穷尽式列举本事就是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无任何意义。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弥补了的弊端，有利于已有保护模式的稳定。
综上，名人故（旧）居的法律界定为：名人，指在行业领域内做出贡献，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已故个体；故居，指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旧居，满足下列条件的曾经居住地，名人故（旧）居是：1.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2.具有历史意义；3.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4.非旅游、工作、途经等暂居地。已按照不可移动文物来认定并保护的居所，不在上述定义内。
二、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又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个立法活动中贯穿始终的、立法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守，受其指导的总体准则，无论对名人故（旧）居采取哪一种立法模式，立法原则的明确是立法工作的前提。
1.法律位阶分析
所谓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要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五级，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目前，名人故（旧）居没有专门立法，主要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法》）的要求和原则进行保护的。《文物法》是文物保护类的基本法，属于普通法，如对名人故（旧）居专门立法保护，制定法律，则应属于特别法，因此，名人故（旧）居的立法原则不能违背《文物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原则可总结为：原真性保护原则、保护与利用合理结合原则、分类级别保护原则、公私结合的多层次保护原则。
2.名人故（旧）居保护的立法原则
（1）“先予保护”原则
杭州市法制办公布《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专门设定了“先予保护”条款，规定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发现可能（疑似）有保护价值的其他建筑时，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立即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向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者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或所有权人、使用人等发出暂停建设活动通知，并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经评估论证具有保护价值的，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认定不具有保护价值的，可通知恢复建设活动。名人故（旧）居同历史建筑一样，承载历史意义的物质载体在于其原真性，属于“特定物”，具有不可替代性，为避免再度出现“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笔者认为，名人故（旧）居的保护亦可参照《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确立“先予保护”原则。
（2）复合型罚金原则
《文物法》确立了行政、刑事和民事三种责任形式，行政责任是主要责任承担方式，在罚金的适用上实行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物古迹的特殊性，其价值难以估算，一旦遭遇毁损很难恢复原状，《文物法》确立的罚金原则在个案适用中与社会心理预期不一致性，导致公众认为文物保护存在“空气执法”，政府及文保部门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名人故（旧）居的价值之一也在于其不可替代性，在采用与《文物法》相同的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形式外，应完善罚金原则，加大违法成本。笔者建议，在已有的上下限控制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固定金额加比例处罚原则，即将名人故（旧）居的分为部级、省级、市级，每一级确定一个固定处罚金额（应是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家共同调研得出），再根据违法情节轻重，处以固定金额之倍数的罚金。
名人故（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历史学、建筑学及法学等多学科配合，概念的界定和原则的探讨，仅是对立法准备工作的摸索，本文之写作，希提起法界学者研究之兴趣，尽快形成研究之氛围，使对名人故（旧）居保护早日专门化，成熟化。
注释：
[1]诉讼法中法律监督词义考略[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01）.
[2]上海市“名人故居与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徐汇区举行.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李孔三提及以前的作法，2011-11-30.
[3]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第34卷），2008.02（5）.
[4]黄锡生.论新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汪德操.浅谈青岛的名人故居建筑[J].山西建筑，2009-04-20.
[2]陆翔.北京西城区近现代名人故居保护研究[n].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8-09-15（4）.
[3]高巍.名人故居与北京城[J].建筑创作，2007-08-05（5）.
[4]崔丽.名人故居保护研究[J].山西建筑，2008-02-10.
[5]曹杨.浅析昆明名人故居的建筑特色与保护利用[J].华中建筑，2012-04-10.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9
关键词:企业;商人;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1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是上个世纪以来凸现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构建企业或公司与其各种相关者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它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其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商人在社区压力下追求社会利益的行为，延及于中世纪的商人在教会的压力下遵守商业道德，照顾同行成员和关心其所在社区利益的行为。此后，在重商主义年代，商人们通过从外国赚取利润以增加国库储备来实现当时以丰盈国家财富为内容的社会责任。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商人们开始奉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于社会责任熟视无睹。经济主体只要在符合法律、伦理的最低要求下实现最大利润，即算尽到了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权利也进一步扩张，企业侵犯社会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社会上强烈要求并呼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反对污染，反对垄断，希望通过立法建立消费者权益和环境保护组织，迫使企业尊重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权益，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一些有远见的公司开始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回应:一是一些富有的实业家和大公司的领导人做出慈善捐助;二是企业行为的社会服务。这在西方被称为“社会良心运动”。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公众推动、立法以及商业企业的响应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得以传播开来。受环保主义、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它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导致消费者的关注点由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产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一些涉及绿色和平、环保、社会责任和人权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舆论也不断呼吁，要求社会责任与贸易挂钩。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具有历史创新意义的文章《商业公司社会责任》，该文为此后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迫于日益增大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需要，很多欧美跨国企业纷纷制定对社会做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包括社会责任)，或通过环境、职业健康、社会责任认证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进入条例化阶段。
2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随着学者们对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也逐渐地从模糊含混到不断清晰，尤其是逐渐地凸现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内涵。本人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应是相对于企业本身对自己应有的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言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即: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等。企业社会责任一般由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生产经营责任(经济责任):企业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实现利润目标，推动经济发展。
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法律责任):企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要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要自觉维护知识产权，不搞假冒伪劣，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维护责任):企业要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生产的产品要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不违法排放污染物，保护生态环境。企业要改革粗放式经营，走集约式经营的道路，减少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依赖，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
参与社区建设的责任(社区责任):企业与社区有着天然的联系，良好的社区环境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要为社区建设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与社区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增强企业与社区的凝聚力和互动效应，推动社区的发展。
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责任(慈善责任):企业要通过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来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公众形象。企业通过扶贫济困和志愿服务，可以减轻贫富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样是企业发展必然的要求。
综上所述，六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至第四方面表现为企业的“法律责任”，这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带有“刚”性的。第五至第六方面，表现为企业的“道德责任”，或可视为“志愿责任”，这是企业的形象之树，是提升企业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更懂得回馈社会，当然，这是“柔”性的。
企业社会责任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一种关系责任，即一个主体基于与其他主体的某种关系而具有的责任;第二是公司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统一;第三是公司本质属性——营利性与社会性有机统一的体现，CSR是股东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第四是法律和制度要求的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往往是通过相应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制度的制定来强制执行的;第五是道德和价值观念要求的自发社会责任，建立在企业文化中对人、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认可上，体现了企业家自身的人文素质与价值观念。
3商人社会责任概念分析——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比较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首先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是适合欧美国家企业现实状况的。虽然我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十分重视，但我国企业和国外的的企业毕竟存在很大的区别:(1)我国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在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手中;(2)其管理权(主要是私营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企业主及家族成员手中。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这就决定了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一定适合我国企业。因此，我们在讨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企业的特征，借鉴西方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提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具体特征的概念来。和企业社会责任相比，商人社会责任的概念有独特的特征和优点。
3.1两种社会责任概念的异同之处
(1)二者中包含的责任对象、责任范围和责任的社会性是相同的。
其责任的对象皆为对企业内部的员工和股东，对企业外部的消费者和环境、政府等;其责任范围都包括对企业员工的安全、培训责任、保证股东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和赢利性的责任，保证消费者的安全即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责任，以及照章纳税，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转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责任等。从而无论是商人社会责任还是企业社会责任，其所包含的责任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这些责任都会对个人工作、生活、消费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行使责任的主体不同。
企业社会责任强调其执行主体是企业，而没有落实到个人的头上，这样就有可能使责任的执行落空。因为企业是一个有众人组成的社会经济的组织，把一种责任加到一个集体的头上，而没有明确各个人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这种责任被忽视，成为空空无物的口号。而商人社会责任概念，这就十分明确责任承担主体是商人或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应该对与其企业有关系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这使得责任主体和责任承担者都很明确。
3.2商人社会责任概念的优点
(1)符合我国企业的特征。
西方国家的企业由于股权相当的分散，股东一般不参与企业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由职业经理人来负责企业的事物，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对西方国家的企业而言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我国，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股权的高度集中和两权合一，这些使得商人社会责任的概念更符合我国企业的当前特征。
(2)责任主体比较明确。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中，由于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使职业经理人的权力过大，用股东的利益从事慈善活动，这本身是对企业利润从而对股东利益的侵蚀，这些担心不无道理。而我国企业是股权高度集中，而且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是合二为一的，因此提出商人社会责任，能够比较明确责任的承担主体。
(3)具有更强的可行性，能够更好解决我国企业相关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
我国企业相关社会责任的缺失，根本原因是个人尤其是商人或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社会责任的缺失。因此，根据我国企业的现实的特征，用商人社会责任使责任的主体明确，这样对于落实社会责任就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也能够更好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
(4)由商人社会责任到企业社会责任将会顺理成章。
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现阶段落实好商人的社会责任，在将来即使股东或企业的所有者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但是企业对社会负有广泛责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他们会支持职业经理人采取的社会行为活动，这样从商人社会责任过渡到企业社会责任就顺畅。
社区护理的基本概念篇10
目前本市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社区护理只是初具雏形。随着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的不断推广，社区护理作为社区卫生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护理专业还不能独立运作，还要依附于医疗或其他社区卫生组织合作，社区护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找好角色定位，不仅关系到社区护理工作在整个社区卫生服务框架内的作用、地位，也在客观上决定了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向和服务体系。
1在调查的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社区护理存在以下缺陷
1.1社区护理概念不清目前社区护士概念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护士通过社区护理转岗培训取得社区护士培训证书即称社区护士。工作内容偏重于以第二级预防为主的、较局限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护理。把出诊、下社区量血压认为就是社区护理，与第一级预防为主的护理活动有一定差距。
1.2社区护理管理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社区护士工作内容分工不明确，岗位设置不具体，社区护理质量考核无标准，社区护士配置不合理。
1.3社区护理服务形式单调现在开展的护理工作对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流于形式，为应付上面的检查突击建立个人、家庭健康档案，而且基本为死档。上门护理也仅注重治疗性措施的落实(静脉输液、肌肉注射)等，忽视其心理和康复的指导。下社区服务也仅是测血压，对于解决社区人群的健康干预有一定差距。
1.4社区护士知识老化由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士基本都是院校毕业后直接分配而来，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即可参加社区护士岗位培训，由此无论从理论上、操作上、临床经验上都只能作为一个护士职业的起点。还有就是年龄大的，多年来接触的临床工作也仅是静脉输液、肌肉注射等简单的临床治疗，所以显出了现有社区护士知识上的缺陷。
2社区护理的概念及职能
2.1社区护理概念社区护理也可称社区卫生护理或社区保健护理，是将公共卫生学及护理学理论相结合，用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以社区家庭健康为中心，以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为重点，提供集预防、康复、保健和健康教育为一体的综合、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护理。
2.2社区护理的职能
2.2.1预防保健为主社区护理服务宗旨是提高社区人群的健康水平，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主要工作目标。通过一级预防途径，达到促进健康、维持健康的目的。
2.2.2强调群体健康社区护理是以社区整体人群为服务对象，以家庭及社区为基本的服务单位。收集和分析社区人群的健康状况，运用护理程序的工作方法，解决社区存在的健康问题。
2.2.3社区护理工作范围的分散性及服务的长期性由于社区护理的服务对象居住相对比较分散，使得社区护士的工作范围更广，对交通的便利性要求更高。另外社区中慢性病人等特定服务对象对护理的需求具有长期性。
2.2.4综合性服务由于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求社区护士的服务除了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维护健康等基本内容外，还要从整体全面的观点出发，从卫生管理、社会支持、家庭和个人保护、咨询等方面对社区人群进行综合服务。由此可见，社区护理的面很广、有一定难度，需要护理人员有高水平、全面的知识和技能。
2.2.5可及性护理服务社区护理属于初级卫生保健范畴，其基本要求所提供的服务应是所有社区人群在需要时能得到相应的服务。这就要求护理服务具有就近性、方便性、主动性，以满足社区人群的健康需求。
2.2.6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社区护士的工作范围广，而且要运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来预测和发现人群中容易出现健康问题的高危人群。在许多情况下，社区护士需要单独解决面临的健康问题，因此，社区护士较医院护士有较高的独立性，需要具有一定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区护理
发展对策根据以上社区护理的概念和职能特点，结合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护理工作，提出以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石发展社区护理的建议。
3.1转变观念，调整社区护理人员结构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社区护理服务有多种，涉及问题多且护理特点在于以预防保健为主，强调群体健康。护理观更应以人的健康为中心，护士具有诊断和处理社区居民对现有或潜在健康问题的反应能力。而且社区护士除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有爱心，才能使社区护理达到最佳效果。因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社区护士不仅是完成本机构的临床护理，更应该跨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迈向社区，进入家庭，摸清管辖范围内居民的健康状态，对辖区居民的慢五病管理提出干预方案，对各级各类人群进行有效分类管理。以达到第一级的预防为主的护理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个性化、连续化、综合性的服务。
3.2加强社区护理人员的培训，注重社区护理人才的培养根据以上社区护理职能特点及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有护理人事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社区护士应提高准入制度，建议由主管护师或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有过三年工作经历，并取得国家承认的相应社区护理学专科培训证书的护士才能成为社区护士，以满足独立辨认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区护理工作。或在现有基础上挑选具有敏锐的贯彻及护理评估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及身心健康的社区护士，学习社会学、心理学、老年学、伦理学、行为医学等边缘学科，通过严格系统的社区和公共卫生护理教育，取得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的全科型护理知识的社区护士，才有资格进入社区，解决并满足社区人群的健康需求。对于那些资历较浅或脱离临床时间较长的老年资社区护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社区健康评估、疾病人群、护士特点进行灵活实用的培训。学习健康教育的方式和急救技术等，逐步推行培训和自学相结合，重点培养和普遍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以传帮带的方式拓宽知识面，提高护理技能，提高社区护士的职业素质，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人才均衡发展。
3.3严格社区护理管理社区护理具有高度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由它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尤其在做家庭服务时，一方面因条件简陋操作难度大，另一方面，护士可能会因忙碌、疏忽等造成意外，所以，要特别加强对社区护理的管理。不仅要求社区护士加强责任心，熟练掌握技术，还要制订相应的质量标准、绩效考核、监督与评价标准，根据社区护理的特点，考虑到影响社区护理工作量和工作效率的各种因素，从要素质量、环节质量、终末质量、服务质量几个方面着手，运用多方面资料，综合制订出适宜的质量指标，建立可行的社区护理质量，以“以需要编制，以任务定岗，以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以按劳分配和贡献大小”为奖惩原则制定护理人员业绩考评制度，激发其工作积极性，构建开放、科学的护理模式。
3.4增强社区护理职能现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服务职能仍定位在病人和疾病的普查、预防接种等工作上，对社区人群的健康少有了解、指导、促进作用。根据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不断深入，社区护理应以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家庭医疗护理、预防保健护理、社区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善终服务等服务项目。社区护士职责应从对个体的疾病护理扩展到对家庭、群体和社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以对群体行为干预达到健康促进为最终目标。
3.5寻找政策上的支持社区护理是一门技术性服务，应当体现她的价值，在家庭护理、探视制度、健康教育等护理项目上有相应的法规，政策的保障以及工作价值的体现。鼓励社区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及创造性。主管部门应根据地区情况，制订出诊项目、操作规程、意向协议等，使其具有系统性和规范性。
3.6加强宣传通过多种媒介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及社区护理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及对社区护理工作的认识，让人们认识到社区医疗护理是一种方便、经济的就医、治疗及康复途径。
3.7加强社区护理的研究，拓宽社区护理领域社区护理是护理事业的新兴领域，健全社区护理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探索尝试过程。社区护理应抓住机遇，重新审视市场定位，创造条件，利用资源，改变过去社区护理服务形式单一，“医院化”的护理方法，拓宽社区护理的服务项目，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发展我们的社区护理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