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1
盈余管理属性vs审计意见
审计师对于审计工作中发现的盈余管理行为首先要进行定性判读。也就是要分析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即确定管理层操控应计额进行盈余管理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还是传递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价值相关性信息。由此，按属性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两类：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见表1）。其中，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类型包括基于管理层收购、股票发行、股权激励、内部人交易及基于满足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契约动机、规避政府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的监管动机盈余管理等；就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动机来说，其目的是通过盈余管理正面传递价值相关性信息，有助于投资者正确决策，优化资源配置，如利润平滑就是一种典型而普遍的盈余管理。利用利润平滑减少感知中的盈余波动，从而抑制了投机者搜寻私人信息影响股东买卖股票的流动性，进而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公司正面价值的信息。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其错报风险不同，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临界值是首先根据其面临的错报风险大小而定，其次才是错报的金额大小。
非同质风险决定了潜在的错报风险程度的差别。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错报风险不同，因为它们是两种非同质风险。一般来说，只要有盈余管理行为存在，就会使会计盈余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导致账面盈余偏离真实盈余，增加潜在错报风险。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所产生的应计额，无法与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和现金流量相联系，未能反映企业价值变化，只是管理人员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进行的会计操纵；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属于能够实现的应计额，是建立在企业真实经营业绩的基础上，旨在传递与企业价值相关性信息，能够较客观支持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利益的流入的预期。对审计师来说，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一种高风险的盈余管理，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属于低风险的盈余管理。进一步来说，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应计额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潜在错报风险较大，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应计额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潜在错报风险较小。
盈余管理属性与审计意见形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审计师面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时，即使在可操控应计额数量相同时，其面对的错报风险也不同。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决策时，首先要判断被审计单位所存在的盈余管理究竟是属于哪类盈余管理，风险有多高，根据其隐含的潜在错报风险的高低，再重新修正重要性水平。因此，相对于相对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审计师更倾向于对潜在错报风险高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出具非标意见。可见，当不受外界影响如拒绝被收买审计意见时，审计师既可以有效鉴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能够对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侦查和纠正，这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
上市公司外审博弈
上市公司和外部审计机构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理想状态来说，审计师对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其实就是对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侦查和纠正的过程，超过审计师所能承受的错报风险的盈余管理，将可能导致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意见。但现实是，上市公司管理层不管是基于主观判断和动机还是对未来的预期，如为了包装上市、规避摘牌和实现配股、增发等目的，都将对审计师形成的重大错报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当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可能出现不利审计意见的情况下，管理层通常存在强烈的动机收买审计意见；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未能有效约束审计机构及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
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及审计师有通过盈余管理寻租进行合谋的动机。首先，审计意见的恶化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其自然存在收买审计意见的需要。其次，审计师并不是独立自然人，其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寻租过程中可能被收买，从而主动或被动迎合被审计单位。最后，我国现有盈余管理寻租惩处体系还很不完善。目前，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导致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概率不高，被概率低。实际上，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及审计师等合谋易于形成盈余管理租金共享机制。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占先”角色优势，但获得的租金通过博弈形成共同分配格局。
审计费用及审计机构选择权是上市公司主要谈判筹码。审计收费决定着事务所的生存，也是审计师的最大诱惑动因。特别是对于审计师而言，参与盈余管理寻租的动机主要就是获得高额的审计收费。对审计机构来说，客户资源是其重要的资产，整个事务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都是围绕这一资产而展开的。同时，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之大、国有控股等因素决定了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规模越大，其变更审计师事务所以及决定审计费用数额能力越强。此外，随着我国审计行业日益规范也逐步削弱了审计机构获得盈余管理租金更大份额的博弈能力。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和完善，以及针对注册会计师诉讼活动的增加，审计师的执业过程越来越谨慎，尤其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和2006年我国审计准则推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后，审计师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加。因盈余管理造成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一旦被监管部门查处，审计师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吊销执照。
审计机构及审计师也握着不可小视的谈判筹码。首先，审计师必须成为合谋者，盈余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转移财富或其他利益的目的。审计机构及审计师明确知道只要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寻租，欲成功上市，就离不开审计师的合谋。其次，审计师受到惩罚风险代价较小。目前，对于审计师处罚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民事赔偿的种种限制使赔偿概率非常低，赔偿金额严重不合理，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不大甚至无效。最后，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专业判断和信息不对称及政策漏洞等优势，审计机构往往会在盈余管理租金博弈中获得较多份额。例如，审计师可能会签发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必然要求获得高于审计成本的租金，并对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只是追加一些语气缓和的提示，这样既能从上市公司换来更大租金又可轻松规避审计责任。此外，在审计机构，如果理论研究和实务处理中的能力较强、对会计准则的以及审计师具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甚至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博弈的一方，社会公众对其也同样较为信任，这将大大提升其对于审计费用标准的定价能力。
总之，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及审计师合谋分享盈余管理租金有着较深厚的博弈分享基础。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费用而抑制审计意见下降，收买审计意见；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审计机构及审计师更容易参与合谋谋取经济利益。
识别审计意见收买行为
审计意见收买是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及审计师之间的较隐蔽的复杂交易行为。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中还没有科学有效的识别方法。这里列举一些常见识别特征，供参考：
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往往会产生盈余信息失真、业绩不可持续等后果。它主要源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或者各种机会主义动机，其形成的应计额与未来盈余及现金流不存在内在联系，实质是未来基本没希望实现的经济利益流入。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利润提升的效应通常是短暂的，通过考察当年的业绩与前后各年的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关系，可以检验上市公司业绩对可操纵应计利润变化的解释匹配程度。例如，一些在ipo过程中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ipo后业绩大幅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ipo时表现出来的业绩是通过人为操控的应计额所形成的，这些应计额与未来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无关，无法实现经济利益流入；ipo后一旦不再进行类似的盈余管理，人为操控的应计额下降，没有了操控应计额的支持，公司的真实业绩也就显现出来，报表业绩表现为下滑。因此，那些出具了标准意见的审计事项在事后败露出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一般都存在较大可能的审计意见收买嫌疑。
审计费用的异常变动背后往往暗含着盈余管理寻租的支持。审计收费异常增加和审计意见的改善是审计意见收买的目的和出发点，超常规标准审计费用支付往往掩盖着更重要的盈余管理行为。例如，上市公司对于保牌行为要比亏损和配股行为更有可能付出超标准的审计费用以得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
审计机构规模大小与审计意见收买难易程度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审计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可接受审计风险越高，其高道德风险的底线更有可能参与审计意见收买。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费用应计利润审计变更
宁亚平(2004)归纳了四种有关盈余管理的定义：第一种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第二种定义从报表上盈余信息的质量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使有关盈余的报告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的表现，所有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行为；第三种定义方式是从管理层是否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介入财务报表的制作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有限度或无约束地使用个人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对会计数据进行策略性的调整；第四种定义是从报表的制定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出发。这一定义解决了以往盈余管理定义的模糊性、片面性，这种定义上的澄清将对以后的盈余管理研究和会计信息的监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国外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perry等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下市收购前，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的价格从市场回购股票，试图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金额。管理当局也有高估盈余的行为，如在股票初始发行、配股增发和股票融资收购之前，公司会报告正的非预期应计利润{沈玉清、曾勇，2005)。国内也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如陆建桥(1999)对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即“10％现象”。另外，也有学者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简称mBo)中高层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何问陶、倪金宏(2005)通过对截止至2003年底公认实施了mBo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未发现有证据支持管理高层在mBo前一年采取减少报告盈余的行为。
本文认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无外乎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或回购股票、或达到配股资格、或避免账面发生亏损而影响到自身的利益。监管者在制定有关的政策时，不应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如配股线的制定，不能以单个财务指标作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用一系列或者一些综合的指标来衡量，纯粹的利润导向将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短期化和对盈余的人为操纵。
二、盈余管理手段研究
具体可以利用那些应计项目、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普遍认为银行和保险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和风险财产投保人索赔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应计项目，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管理包括实际盈余管理和会计盈余管理，两者均无损公司价值，前者通过无损害公司价值的实际经营活动和交易来操纵盈余，如增加能盈利的新生产线；后者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的允许范围内灵活运用会计选择已达到影响盈余的目的或效果的行为和现象。按照这一观点，一切有利于当期盈余增加的不违规的行为均属于盈余管理，包括企业各种促销、或者提高生产能力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盈余管理的范围，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也有学者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手段(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2006)。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八项减值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惯用手段，但财政部2006年制定的新的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的减值准备将不止八项，而且资产的减值准备不准予转回，这是否能杜绝或者对管理者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起到遏制作用，还有待观察新会计准则在2007年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新准则中包含了更多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的内容，与会计制度相比，其可操作性更弱。管理人员会不会利用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各种各样利益目的，这也将是新准则实施后会计盈余管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
三、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的研究
(一)审计因素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外主要通过审计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非审计服务、审计任期和审计收费等影响审计独立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在非审计服务方面，palmrose(1986)的研究认为，审计师对同一客户的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独立，容允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aurundnda(1999)则认为，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能增加审计公司的信誉资本，为了避免由于客户盈余管理行为所导致的信誉损失，审计公司将提高独立性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
在审计任期方面，国外对审计任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无统一结论。国内刘俊(2005)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能增强审计独立性，但无统计证据支持。蔡春等(2005)通过对2002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徐浩萍(2004)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这种鉴别的能力与盈余管理的手段有关。相对于操控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注册会计师在对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审计质量还与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虽然注册会计师对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敏感，但是与对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在审计收费方面，Franlkel(2002)探讨了非审计服务收费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市场对审计收费披露的反映研究发现非审计收费与预期盈余、操纵性应计有正向的联系，在非审计费用公布日，股票价值与非审计费用负相关。国内上市公司自2001年开始需要在年报中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在此之后出现了审计收费相关问题的研究。伍丽娜(2003)选取了2001年的28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保牌”区间，是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宋衍蘅、殷德全(2005)认为发生审计变更后，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用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并为此要求了较高的回报；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
(二)公司的治理环境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外部的法律、制度环境，也包括公司内部治理，国外既有客观环境方面的研究又有微
观层面的研究。Laporta(1998)指出，由于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在国家间有显著不同，因此各国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差异；Ball等(2000)的研究认为，普通法国家的会计收益表现出更强的及时，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盈余管理行为较少，而成文法国家相对而言，公司减少会计收益波动的动机更盛行，会计信息质量较差。微观方面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审计委员会特征方面分析。Demsetz(1985)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风险正相关；wartirld等(1995)认为，管理人员参股比例增加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减少经理人员操纵盈利的可能性。Beasley(1996)发现。未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比发生舞弊的公司有更大比例的外部董事。国内，陈汉文(1999)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黄谦(2006)以2002～2003年中沪市a股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关系成正相关，由于我国经理人持股比例偏低，经理人持股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关系，经理人持股比例不是造成盈余管理的动机。孟焰、张秀梅(2006)对2001～2002年147家国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国内对审计、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相结合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好坏的标签，在资本市场的广大投资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报告的质量进行投资决策，但目前注册会计师能否公正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或者多大程度上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影响注册会计师揭示盈余管理都有哪些因素，都将是研究的重点，如能解决好以上问题，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产生重大作用。同时我国的公司治理与国外相比，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其治理方面的问题各不相同。常见的有“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会虚设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找出公司治理中影响盈余管理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对防范盈余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国家监管部门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
四、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研究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关键是如何计量盈余管理，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大体上采用了总体应计模型、特定应计模型和频率分布方法。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根据应计利润的易操纵程度，可以将总应计利润区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并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由于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都是不可观测的，应计利润分离法要解决的是如何将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来。在国外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有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theaccountingprocessmodel)。国内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多数采用的是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如陈汉文(2003)，蔡春(2005)直接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有些学者在修正的Jone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如陆建桥(1999)在修正的Jones模型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陈武朝(2004)则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徐浩萍(2004)沿用了修正Jones模型的思想，认为现金销售收入的变动、长期资产水平及其增量是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重要因素，为控制行业因素，将这些变量的行业平均值也一并作为自变量。虽然Jones模型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Jones模型在国内是否适用、效果怎样、如何改进等问题还悬而未决，其他几种应计利润法的分离模型又是否适用于国内证券市场以及哪种模型更优，目前尚没有研究。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沈玉清、曾勇(2005)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夏立军也认为应该对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在国内的适应性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国外已有学者作了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适应性研究：Deehow,Sloan和Sweeney(1995)的研究表明，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和行业模型这三个时间序列模型，在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差异明显，但鉴别盈余管理的效率不高，而修正的Jones模型出现在第二类错误的概率最小；Guay，K.thari和watts(1996)改进了评估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以及截面Jones模型进行了评估。作者根据股票价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假设做出预测，然后对这些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研究结果表明，这四个模型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K.V.peasnelLp.F.pope和S，Young(2000)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边际模型的适应性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这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当现金流量处于极端时，边际模型的识别能力优于其它两个模型，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测这三个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而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对收入和坏账调节利润的识别能力更强，相应地边际模型对非坏账费用的利润调节的识别能力更强。西班牙学者JoseJ.alcarria，Jaime和BelenGiuDealbomozVogwer(2004)用西班牙市场的数据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盈余管理模型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标准的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theKangandSivaramakfishnan模型、边际模型和Jones现金流量模型以及ap模型在随机抽取的公司中都能很好地识别操控性应计利润，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验这些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在三种利润调节的检验中识别能力最强。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3
关键词：盈余管理定义
盈余管理是当下会计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什么是盈余管理，为什么管理层要管理盈余，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哪些手段和途径），盈余管理的程度，制约因素等。盈余管理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和分歧，而一个准确而可操作性强的定义可能是进行盈余管理研究的必要前提。有关动机研究的成果可能是最为丰硕的，因为关注动机有助于研究者完整地了解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通过对有关盈余管理定义和动机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以期从现有研究不足中的给出未来的研究空间。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什么是盈余管理？国内外理论界，实务界仍莫衷一是，即使在学者之间，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比较著名的至少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Healy，wahlen（1999）认为：盈余管理发生在企业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者通过规划交易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表现的理解或者影响以会计报告盈余为基础的签约的结果[1]。与之类似的定义是由（Schipper，1989）作出的：所谓的盈余管理事实上是一种“披露管理”：在对外报告财务报表的过程中有目的地进行干预，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而不是保持中立原则[2]。
第一个定义使用了误导（mislead）一词，事实上将通过职业判断使财务报告更具信息含量的活动排除在所定义的盈余管理范围之外。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出于其研究的目的：对以往的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给出对会计准则建设的启示。现有很多研究者均使用此定义而不考虑自己的研究主题，预先在心里给盈余管理戴上“不道德”的帽子，因此可能存在误用之嫌。Schipper的定义也将盈余管理的范围限定在对外报告的过程中，而将诸如发生在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过程中的活动排除在外。Schipper的定义是在比较“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的基础上作出的。她强调盈余管理扭曲真实收益，但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同样扭曲了真实收益（trueincome）。因此在经济收益观下，面对已经扭曲的报告收益我们可能不能区分该扭曲是由于盈余管理还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造成的，或者说将未加管理的盈余作为衡量报告收益与真实收益误差的基准以考量是否发生了盈余管理，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基准是存在噪音的。但是信息观下，会计数字具有信息含量的属性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从信息观角度定义盈余管理更准确更具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雪珀还将盈余管理的范围拓展到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比如改变融资或投资决策的时点，这给理论研究带来的困难是如何区分管理层的决策是正常的融资或投资行为还是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Dechow和Skinner（2000）认为这两个定义的主要缺点是它们很难直接通过会计报告数字对盈余管理进行界定而这些定义侧重于管理层的意图，管理层的意图是无法观察得到的[3]。Dechow等人的看法可能与其文章的研究目的有关。
第二类：是在与财务欺诈（Fraud）,财务操纵（manipulation）的比较中给出盈余管理的定义。
Dechow和Skinner（2000）将企业对盈余的做法分为四个方面：保守会计（Conservative），中立盈余（neutral），激进会计（aggressive），财务欺诈（Fraudulent）。前三项都属于在公认的会计准则范围内，而财务欺诈属于违背了公认会计准则[3]。可以这样认为：Dechow和Skinner是将合乎会计准则范围的做法分为两类：其他、盈余管理（可能包括保守与激进会计）。两者的区分标准是管理者的意图：是否是为了掩盖或者模糊真实的经济业绩。严格地说他们没有给出盈余管理的定义，但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是公认的会计准则，一旦超出便是财务欺诈；盈余管理包括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判断是否为盈余管理的标准是管理者的意图。Dechow和Skinner的观点事实上没有超出Healy和Schipper界定的范畴，而且他们做出的区分标准―管理者意图亦是难以观察的。
Davidson，Stickneyandwei（1987）①认为盈余管理是是在公认会计准则范围内采取一定的手段将报告收益拉向期望水平的过程。Goel和thakor（2003）认为盈余管理是指操纵报告收益，使它们不能准确地反映在每个时间点的经济收益[4]。这两个定义该均失之过简，属于从经济收益观做出的界定。
我国的宁亚平（2000）认为盈余管理应有别于盈余操纵(manipulation)和盈余做假(Fraud)盈余操纵是指管理层使用会计手段或通过采取实际行动努力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而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盈余操纵;或通过重组经营活动或交易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但这些经营活动和交易的重组增加或至少不损害公司价值[5]。笔者认为宁亚平给出的定义巧妙地避开了管理层的动机或者目的，这可能是为了说明作者所下的定义便于界定管理层是否实施了盈余管理。但是该定义并没有超越Schipper界定的范围，该定义同样包含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它只是通过拓展我们常识中的盈余操纵概念，并运用了类似穷举的方法给出了盈余管理的定义。
此外章永奎，刘峰（2002）给出定义是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为特定目的而对盈利进行操纵的行为[6]。他们认为从对应计额的影响看，非会计方法或违反公认会计原则的方法都可能对应计额产生影响，所以强调盈余管理并非限制在公认会计准则与会计方法的范围内。此定义与Goel和thakor（2003）的定义类似。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
引言
审计收费（auditfee）是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供求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并日益成为事务所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比较多，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程度、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审计任期、审计风险等。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关于盈余管理，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一种欺诈性（fraud）行为（goelandthakor,2003），是一种不道德（immoral）行为（brown,1999）；但也有人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盈余管理则是企业灵活运用法规准则所赋予的会计选择权利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是不会在会计法禁止行为之列（宁亚平，2005）。那么，国内外学者究竟对盈余管理持怎样的态度，其与审计收费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辨析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仍处于进一步探索中，但总体上来说，国外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rscott（1992）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把盈余管理定义为，“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弹性地运用会计准则来操纵会计数据，本身并没有公然违反会计准则，其中隐含之意，盈余管理是正当的。该定义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便自然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即忽略了“人的非理性”。
（二）healyandwah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该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三）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该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而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此定义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实质上是对所披露信息的操纵。
国内学者围绕这三个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给出过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1999）指出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是生成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都叫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他认为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同属一个概念。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两个内容，两者既为互斥关系，又是盈余操纵的全部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盈余管理利用合法手段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属于违法并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均体现出了：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手段是选择性行为，即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只要诸如分红、上市、配股、融资等与会计信息有关，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就会存在。
二、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关系分析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市场活动，其收费标准必然受到审计市场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用于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自发调节决定，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了受市场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管制等的影响。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制度背景，目前，中国的会计、审计市场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阶段，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往往会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1998年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机构，其承接业务时不得不考虑成本效益问题。但是，过于降低审计收费，减少审计成本的投入，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一旦被资本市场和理性投资获取了相关信息，不仅妨碍事务所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因此，为了防止会计师事务所的过于压低价格招揽客户，降低审计质量，财政、物价部门对审计收费制定最低标准，实行价格管制制度。而且，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就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有关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审计的收费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
在资本市场中，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其中的会计盈余信息及其质量正受到投资者的空前关注，因为会计盈余是企业制定各种契约的重要参数。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低于投资者的预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下跌；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盈余业绩挂钩时，还可能影响公司管理人员的报酬。基于此，公司管理层会不会与审计师合谋人为地修改会计盈余，即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呢？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其收费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征决定了事务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必然受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密切相关呢？下面分别站在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为此，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审计风险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基于盈余管理概念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关系时，倾向认同上面谈到的有关盈余管理的第二种定义，即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与审计师进行合谋，报告虚假或者不真实信息，以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过程。这种契约过程，双方各有目的，比如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以高额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意见，获得财务信息，或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为了获取配股资格、或为了保牌、或为了再融资，当然还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等，在我国特有的监管制度下，保牌、配股等契约使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有着强烈的动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审计收费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因此，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收入等目的，通常难以抵制以低质量审计获取高额报酬的诱惑，于是违心认可，与之合谋。这种审计合谋是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的表现，此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必然受到较大干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审计独立性。正常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的收费应当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所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价值，过高或过低的收费都可能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的质量，这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降低往往正是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反过来可以推测，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很可能给予会计师事务所更高的审计收费。
（二）基于审计风险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盈余管理受到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容易被人为地操纵，在财务报表中盈余管理比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对该项目较难审计。通常在国外，盈余管理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固有风险包括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行业所处环境、业务性质、容易产生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容易受到损失或被挪用的资产等导致的风险，在中国，盈余管理也被视为固有风险；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普遍存在，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会过高地评估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在某一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时间，以降低检查风险，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耗费更多的资源，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识别公司管理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增加，从而就要求其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所花费的审计成本。
另外，国内外学者已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之间具有相关性。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discretionaryitems)，结果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相应增加审计收费。王振林（2002）、李爽和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孟焰（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亏损以“透支亏损”现象，注册会计师面临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意图，必然会在非经常性损益的审计上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
参考文献：
[1]张祥建.大股东控制下的配股融资与盈余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5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盈余管理委托——理论囚徒困境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诸多研究和事实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乃至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是顺应国际形势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盈余进行人为的操纵导致报表的失真，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是对其权利的损害，即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损害，由此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研究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完善资本市场秩序显然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外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形式取决与企业使用的盈余管理模式。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没有盈余平滑行为，对盈余损失和减少的反应不敏感，但有盈余虚增的倾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很少从事利润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如此，企业社会责任在减少管理者成本方面存在内在激励。在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对关系有重要影响，可以降低股东对人实施监督的努力，提高人的努力水平，进而提升企业利润。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如沈洪涛设计了相关利益者业绩指标体系，以这套指标为基础，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不同行业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点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看不见的手”。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能够最好地确定其需要，如果企业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后，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浪潮。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Sheldon）在其著作“thephilosophyofmanagement”中就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从可查阅的资料获知这是迄今为止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最早描述。他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因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然而直到1953年，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HowardR.Bowen）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伯文在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企业效益与社会目标的执行程度紧密相关，社会目标和要求执行的越彻底、越到位，企业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社会效益就越多。伯文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虽然得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赞同，但是并没有一统天下，相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辩论才真正被开启。1967年，KeithDavis提出了著名的“责任铁律（ironofLaw）”，认为权力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他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扩大到了机构和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直到1979年，卡罗尔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公司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其中的第一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至今仍被广为引用，即“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早在20世纪初已产生并不断的发展传播，但由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身的广泛性，直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这种契约联合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满足缔结各种显性与隐性契约者的需要、执行社会目标、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并不矛盾的一系列行动。虽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强制性层面，但它是现代企业所必须承担的一项道德义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企业承担的某些社会责任可能并不会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却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从长远来看，这种社会效益势必会转化为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方面，所以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形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传统企业都是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在利益相关者概念提出后，企业如何寻求一个既满足股东利益又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的最佳平衡点，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2）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会有助于公司的治理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如何落实到实践中是个难点问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出更贴合实际的战略实施方法。（3）财务绩效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半数以上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是正相关，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也有部分研究表明二者之间负相关甚至是无关。
（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美国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领域，与企业的财务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影响着公司的未来发展。对于盈余管理（earnsmanagement）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盈余管理是“在Gaap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公司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Scott，2000）；（2）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某些私人利益（而非仅仅为了中立地处理经营活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披露管理’”（Schipper，1989）；（3）盈余管理是指“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构建经济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契约结果的目的。”（Healyandwhalen，1999）。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的财务报告，它是一种欺诈行为，损害财务报表的可信度；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利用会计政策空降交易或者粉饰报表。吴联生等（2007）研究了我国公司财务管理，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期间，上市公司具有盈余管理行为的比例为15.87%，盈余管理幅度为提高净资产收益率1.22%，而同期的非上市公司中具有盈余管理行为的比例只有5.49%，幅度为提高净资产收益率0.09%。由此可见，盈余管理为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手段来“美化”公司的财务业绩，损害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也就是损害的企业社会责任。
三、契约理论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
（一）契约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开始，契约理论被经济学界广泛运用于企业理论研究。1937年，科斯发表了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提出了企业契约理论，开创了企业契约理论研究的先河。科斯之后，契约理论已经成为主流的解释框架。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用一系列契约来描述，与股东、与债权人、与供应商、与职工等等，因此企业是一个“契约联合体”。詹森和麦考林（1976）认为，企业只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不过是为资本、劳动等各种要素的个人所有者之间、产品的供求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提供一个联结点。在企业中每一个契约参与者都向企业提供了特定资源，并期望通过企业的各种经营行为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这被称为契约参与者的“契约要求权”。“契约要求权”的存在使得企业行为必须按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做出反应，即按照公平互利原则执行契约，而这一执行契约的行为就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雏形。因此，根据等量代换原则，企业社会责任等价于对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缔结的契约的履行。问题出现在企业为什么要履行契约？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就企业履行契约的主动性讲这源于契约的功利性，因为就达成契约的双方来说，他们都认为契约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对自己是最有利得，否则也不可能达成一致，即形成零和博弈。既然对企业是有利的，企业就有履行契约的主动性。第二，企业履行契约也有其被动的一面，这主要由于契约的交易成本问题。如果企业不履约，要付出昂贵的违约成本。同样是履行契约，也会存在履约效果与效率的不同。如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粉饰会计收益，避免了与债权人违约，虚假的履行了契约，但是这种通过付出低廉交易成本规避债权人批判与惩罚的手段无疑损害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从主动还是被动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无时无刻不与契约发生着关系：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企业与顾客订立了契约，顾客为产品或服务支付报酬，企业提供与顾客的期望相一致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雇用有技能和经验的员工，意味着应为他们的劳动支付酬劳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企业与供应商订立契约，他们之间存在着供货与付款的关系……这些互惠的契约是显性契约，订立契约的基础是基于资产的专用性，他们是主要的、显性的利益相关者。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不明显，属于隐性的契约，其订立的契约是基于外部的影响，他们属于潜在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显性或隐性契约，建立起了企业与社会各团体之间的承诺和信任关系，即企业履行契约就是承担了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二）契约理论与盈余管理契约理论的分支之一委托——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三个分支中最能解释盈余管理的也是委托——理论。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当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委托职业经理人作为公司大股东的人来负责公司的运营，由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不同资本或能力优势（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供给能力）才使他们走向合作，决定了他们之间在合作中有着不同的企业控制权安排，这一企业控制权或决策权的安排必然带来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关于管理层经营行动的信息不对称，这源于管理层行动不具有可观察性。会计语言是企业管理当局与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交流的最主要工具，而会计语言是由企业的管理者负责编制并对外，于是管理者就享有信息优势，知道很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不知道的信息，所以这种委托——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其结果难免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于是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凭借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操纵盈余，以满足私人经济利益。所以，从企业的契约角度来看，盈余管理的实质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可能会被有些利益相关者作为达成契约的交易基础，也可能会被有些利益相关者作为投资决策的信息基础，，不论其具体目的如何，站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都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损害，应该制约管理当局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博弈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以及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的人的自利行为原则，会导致最优契约难以实现，但是最终还会达成契约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满足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实质上只是形成了帕累托最优。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者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尽量逃避风险，把交易成本转移到他方身上。据此由于企业管理层不是企业所有者而是契约下的者这样一个事实，当他们通过盈余管理产生额外收益并消费额外收益时，管理者们将得到全部额外好处而只需承担一小部分交易成本。根据威廉姆森（1985）的“人的有限理性”和“一有机会就不惜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观点，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管理者总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在此背景下，盈余管理应被认为是一种成本，因为管理层通过财务报告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得财务报告未能精确地报告企业经济状况，这样就导致了股东可能做出非最佳投资决策而承担损失（成本）。所以管理者的这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此，管理者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非合作博弈的特征。非合作博弈是指一种各参与者之间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博弈类型，研究的是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进行策略选择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的问题。该理论是在nash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后发展起来的，因其更加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所以在实践中该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是管理当局a，一个是利益相关者B，他们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a管理当局，他们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即歪曲呈报财务状况，可能不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真实呈报财务状况。对于利益相关者B，也有两种战略选择，信任企业进行合作，不信任企业实施机会主义。对于不同的行为分别有不同的收益R1，R2，R3，R4，其中R1>R2>R3>R4，如果管理者真实呈报，利益相关者选择信任合作的效用R2会比拒绝合作的效用R3大，因此可以排除掉（R4，R1）战略组合。如果管理者选择歪曲呈报，利益相关者选择机会主义的效用会比选择信任合作的效用大，因此又可以排除掉（R1，R4）战略组合。当利益相关者选择信任，管理者选择歪曲呈报更明智，因为选择盈余管理产生的效应比不进行盈余管理的效应高，所以（R2，R2）战略组合也不会出现。惟一不受影响的战略组合是（R3，R3），如果利益相关者实施机会主义，管理者也更倾向于选择进行盈余管理。此组合是惟一的能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称为“纳什均衡”。
依据上文的分析，从表面看管理当局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真实披露报表不做盈余管理，而且利益相关者也应该根据合同信任管理者达成合作，则二者会收获较高收益（R2，R2）。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囚徒困境模型中囚徒的两难境地确实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这种真实的一面，于是实质上对双方都最有利的结果会逐渐被释放，最终大家都选择（R3，R3），结果最终就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使双方都难以获得对自己最好的收益，达成了一次性博弈。因此，从短期来看，企业出于机会主义倾向进行盈余管理，会损害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这种盈余操纵的结果经过长期积累效果被放大，其行为一旦暴露，就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惩罚。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博弈论，人的蓄意盈余管理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会对管理者滥用权力进行回应，给予他们一定的惩罚。盈余管理发生的可能性及被监督的概率取决于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断博弈。所以，实质上企业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都知道在合作的一开始双方就进入了重复博弈。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时而合作（不坦白）时而背叛（坦白）的策略来获得对双方更好结果，形成了二者间不断的重复博弈。从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再到管理者为了防止遭受惩罚使利益相关者满意，并建立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博弈。因此企业需要一个工具来掩饰其盈余操纵行为，分散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同时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企业没有不符合契约的行为。即管理者相信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个手段可以使利益相关者基于表象而心满意足，从而减少因为盈余管理而对其产生的批评与审查。这其中也涉及成本的问题，因为企业会推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付出的代价远小于进行盈余管理带来的直接利益。所以实质上管理者会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做从事盈余管理的堑壕机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其社会责任推广越深入。
四、结语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盈余管理都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完善企业外部的治理环境。立法方面，我国还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专门法，因此要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要加强社会监督，发挥证监会等部门的监管作用，要求企业进行第三方审计，出具可靠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推广也不是虚假编制的。（2）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首先要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制度，有合理的管理层工资与绩效挂钩机制，降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其次成立社会责任特设机构，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有章可循并且实施的结果有监督控制。（3）要完善企业会计制准则，提高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要不定期的聘请审计水平高的人员审查企业财务记录，防止管理者钻会计准则的空子进行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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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增福等：《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3]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4]戴小洋：《盈余管理视角下的成本分析》，《财会通讯》2012年第1期。
[5]许波：《公司治理模式与盈余管理的互动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6
【关键词】盈余操纵；空间；法制法规；伦理道德
一、引言
企业盈余操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论证了这种行为的存在。盈余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主要是基于Ball和Br0wrl(1968)对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证明了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现在这一问题正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盈余操纵（管理）的定义、范围、目的、方法和表现形式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共识，但也存有很多争议。由于该问题涉及的层次较多、范围较广，对社会经济、法制法规建设、资源配置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正确的看待和研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盈余操纵的概念界定
在谈盈余操纵的概念之前，不能不提的是学术界经常所用的几个术语即盈余管理、利润管理、利润操纵。受司克脱（Scott）对盈余管理所作定义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大多认同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实际交易的安排使企业的盈余达到希望水平的行为”，这是一种游戏规则所允许的行为。而利润管理则通常被认为是“指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目标利润、进行利润分析、制定利润分配政策等达到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种管理过程”（邵娟，财会月刊，2007.4）。不含有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纯粹为了调整账面盈余而对实际交易进行安排的行为，很显然这种管理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也是人们所期望的，对此，本文不进行讨论。关于利润操纵，国内学者常引用Schipper(1989)所下定义：“earningmanagement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以获得某些私人收益的披露过程。”（徐浩萍，财经研究，2005.2），显然，这里是把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当作同质事件处理的。笔者赞同这一思路。首先，无论是盈余操纵还是利润操纵或盈余管理问题的提出，其缘由是相同的，即都是针对企业管理者为了某种利益，通过会计手段及实际交易的安排等操纵利润水平，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财务报表数字为基础的契约产生的后果；其次，笔者以为盈余操纵、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所讨论的问题，都应是在现有法律法规、会计准则框架之内进行的，否则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将会变得漫无边际，一直延伸到违规违法的方法、手段、鉴别、防治、惩处等等，这属于假账及其识别和防治的范围。对于违规违法的行为无论哪个国家毫无疑问都是要予以坚决打击的，而对合法的盈余操纵应该如何防治则是困难的，因为它们虽然不合情但却合法，这也正是需要认真讨论和研究的核心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盈余操纵、利润操纵和盈余管理的说法实际上是等价的；第三，盈余操纵或利润操纵的提法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表达的是人们对企业合法但不合理行为的不满，假如所有的企业在盈余管理方面都能一直严格遵守“既合情又合法的原则”，假如对于盈余操纵可以像对待违法犯罪那样进行及时、有力的打击，试问我们还会提出盈余管理这样的问题吗？笔者不否认盈余管理有合理和科学的一面，但盈余操纵所指显然不是这些。因此笔者认为盈余操纵的概念应该重点突出以上几点，即盈余操纵是指企业管理者为了某种利益，违背企业伦理道德，通过合法的会计手段及实际交易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水平的行为。是通常盈余管理概念中不合理的部分。例如为了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而进行的盈余操纵，为了减少所得税费而进行的利润转移等，它们采用的手段也许是合法的，它们的目的也许能够达到，但它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值得提倡。如何鉴别合理的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是一个道德标准问题，①据统计，我国的三资企业，每年的亏损面大都在40%-55%之间，但这些亏损企业却一面连年亏损一面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其中之原因应该是不言自明。面对这种现象我们除了不欣赏之外，也只有通过加强研究，不断完善法制法规和通过道德力量的呼唤来遏制这种行为。这种应对之策与运用法律手段对违法犯罪现象进行有力打击相比显然要困难得多且有无奈和软弱无力的成分。
三、关于盈余操纵的测量
盈余操纵的测量不同于盈余作假的测量，对于盈余作假，我们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逐条进行审计与核查，对凡不符合规定的记录、计量等均可视为“盈余做假”，并可以此为依据进行坚决的打击和惩处。这种测量，概念边界清晰，罚则明确，操作相对简单。而对于盈余操纵的测量则相对要困难得多，尽管我们可以采集大量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来证明盈余操纵行为的存在，但要判断会计盈余管理和实际盈余管理活动中哪一个行为属于盈余操纵则要看该活动的动机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因此盈余操纵的测量应以动机为观测点，以是否为了实现该目标而进行异常的安排――包括会计盈余操纵和实际盈余操纵为根据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盈余操纵行为。从实证的角度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如亏损上市公司是否为了扭亏而进行了盈余操纵(陆建桥1999)；上市公司是否为了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进行了盈余操纵(Deangelo.1998)；企业管理层是否为了提高管理层奖金计划进行了盈余操纵(Healy.1985；Deangelo.1988等)；企业是否为了避税进行了盈余操纵(Gramlich.1988)；企业是否为了上市融资进行了盈余操纵(魏明海和林舒，2000)；上市公司是否为了配股进行了盈余操纵(蒋义宏.1998；孙铮等.1999；陈小悦等2000)等等。如果脱离了动机和目的，盈余操纵的测量将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基础从而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进行盈余操纵行为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1）证实盈余操纵行为是否存在；2）盈余操纵行为产生的动机和种类；3）盈余操纵行为都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4）为完善法制法规和有效遏制盈余操纵行为提供依据。明确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盈余操纵变量的侧度路径选择也就有了基础和框架。
四、关于盈余操纵的空间
所谓盈余操纵的空间，笔者以为主要是指：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可供盈余操纵运用的途径和手段，它们包括实际盈余操纵途径和会计盈余操纵途径。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第一，盈余操纵的空间是一个有限空间而不是一个无限空间。即盈余操纵的途径和手段应是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讨论空间的大小以及空间的消长。盈余操纵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盈余信息的有用性，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层实现他所期望的目标。如获得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资格、按照契约获得经济利益、按照税法规定获得税收利益等。由于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不同，可能需要配合的盈余操纵途径以及数量也不同。通常可供盈余操纵运用的途径和手段越多，盈余操纵的目标就越容易实现，反之盈余操纵目标的实现就越困难。因此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堵塞盈余操纵的途径，控制、减少盈余操纵的手段是我们研究盈余操纵空间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的范围应是法律法规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途径和手段，超出这个范围的，则应是如何处罚的问题。第二，自新的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陆续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盈余操纵空间的话题又引起了会计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新准则与以前相比对盈余操纵的空间究竟是压缩了还是放得更宽了，对此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新准则对盈余操纵空间的影响消大于长，有学者认为，长大于消，甚至认为“会计天下”从此就要大乱了。笔者以为，如果单纯从可供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会计途径看，企业盈余操纵的空间有增有减，增减基本持平。如新准则规定可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从以前的四项增加到八项，研发费用与无形资产列支和摊销的规定等扩大了盈余操纵的空间；而取消存货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且规定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进行了明确，扫除了制度规范中的一些灰色地带；对合并报表编报的范围进行了重新调整，规定母公司需将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而不以投资比例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完善了会计披露的要求，增强了企业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信息的透明度等却消减了盈余操纵的空间。但这种基本持平并不反映每种途径可操纵的幅度以及难易程度，仅仅是一种途径数量上的消长平衡，因此如何判断新准则对盈余操纵空间的影响应看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笔者以为：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每种途径可操纵的幅度以及难易程度，例如新准则取消了存货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移动平均法，这种规定在物价变动不大的时期对盈余操纵的空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资产的减值准备、转回和摊销几乎使得企业“随时”可能产生巨额的费用或利润。第三，对于盈余操纵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财务通则、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为了会计信息的确认、记录、计量、披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规范，也正是因为有了规则，才有了操纵空间的概念，操纵空间是与规则相伴而生的，不可能为了防范操纵或压缩操纵的空间使制定的规则妨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和创造活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能规定不允许企业改变信用标准，进行信用销售；不能进行关联交易；规定每一笔交易的价格等，如果真的那样，就成了本末倒置、因噎废食了，这样的规定也将会因为它的“不合时宜”而很快会被淘汰。因此规则的弹性和操纵的空间是一对矛盾，如何才能使制定的法制法规和会计准则使之在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又不损害企业的利益，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第四，不能寄希望于法制法规的完善和监管打击力度的加强来消除盈余操纵，因为只要规则存在企业可自行选择的空间，只要诸如分红、税收、融资、上市等事项与会计数字有关，只要有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盈余操纵就不会停止。因此，要实现企业盈余操纵的标本兼治，除了加强法制建设和监管打击力度之外，还需要从现在着手、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提高企业管理层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增强其自我约束能力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尽管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却是治理盈余操纵的根本之道。只有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等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才可能大幅降低企业盈余操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而只有企业盈余操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降低了，提高全社会会计盈余等信息的质量、减轻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压力、构筑社会经济的和谐环境才能成为可能。坚持法德相济、惩教并举是防范、治理盈余操纵的根本出路和科学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9.
[2]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会计研究，2006.3.
[3]贾剑锋，李淑花，阚亚利.《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的差异》.财会月刊，2001(4).
[4]徐浩萍.《控制股东利润操纵的动机及其监管研究》.财经研究，2005.2.
[5]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会计研究，2004.9.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7
关键词：盈余管理涵义目的防范措施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
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8
关键词：盈余质量；评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盈余质量的定义
盈余质量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出，即在传统收益确定模式确定之后盈余质量观念就形成了，随后得到了学者们的不断扩展。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价值投资理念以及决策有用观的兴起，强调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理性分析，盈余质量逐渐受到重视，许多知名刊物对美国境内的股票做出盈余质量评价并定期公布，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98年美国SeC开始强烈呼吁关注证券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财务报表质量问题，使得盈余质量得到会计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盈余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会计理论界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实务运用也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国外的定义。迄今为止，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对于盈余质量的定义仍未达到统一。国外的主要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的持续性相关（盈余的时间序列性质）。Richardson认为盈余质量是在下一个期间盈余能够持续的程度。持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公司能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盈余，也就是说当前的盈余对未来的盈余提供了很好的指示。以安东尼、斯普特老和亨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决策有用论者认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有大量可靠而相关的财务信息，而信息的提供又必须借助于会计系统，因此会计系统的根本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进行决策有用的信息，包括企业现金流动信息、经营业绩以及资源变动信息等；美国会计学会（aaa）2002年将盈余质量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收益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即盈余质量是指会计收益转化为现金流入能力的高低程度；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对经济交易和事项的准确陈述（即对企业业绩的如实表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前主席Katherine（2003）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公司报告盈余忠实于经济学盈余定义的程度，经济学盈余定义是指在企业期初、期末同样良好的情况下当期可供消费的数量。按照同样的思路，Schipper，Vincent，Chan和Hodge定义盈余质量是净收益与真实盈余的差别程度。如实表述这个术语表达了在方法上或描述上与它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或一致性；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反应系数（eRC）相关。Collins和Salatka认为盈余反应系数是盈余质量的一个变量。
（二）国内的定义。从国内来说，对于盈余质量，又称为收益质量、盈利质量的观点。主要有几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从盈余本身定义出发，强调盈余质量为利润形成过程以及实现的结果质量。张新民（2003）在《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一文中认为，利润质量是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以及利润结果的质量。高质量的企业利润应当表现为资产运转状况良好、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好的支付能力（交纳税金、支付股利等）、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能够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反之，低质量的利润，则表现为资产运转不灵、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企业的主观操纵性或没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差的支付能力（推迟交纳税金、无力支付股利等）、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不能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
第二类观点，从真实性角度出发。齐飞（2002）在《利润质量分析新视点》中认为，利润质量主要包括利润的真实性、利润的稳定性和利润的现金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其中，真实性是利润质量的基础，现金保障水平是利润质量的核心。周浪波（2002）认为，会计收益质量包含两层含义：（1）会计收益与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它取决于会计计价基础的中立性和适当性；（2）会计收益与企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或然性的匹配程度，体现收益信息的预测价值。
第三类观点，从现金流角度出发，强调利润的现金保障程度。储一昀、王安武（2000）在《会计研究》上的《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一文中认为，盈利质量是反映盈利的获得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意义，其表现为以权责发生制计算的有关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的有关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小，盈利质量越高。盈利质量的含义中包括了应计制和现金制的内容，具有很大优点。艾健明（2001）在《上市公司收益质量分析》一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在谨慎的、一致的财务基础上，一家持续经营企业在某一时期内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秦志敏（2003）在《上市公司盈利质量透视策略》中，认为盈利质量是公司盈利水平的内在揭示，是在盈利能力评价的水准上，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以现金流量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一系列现金流量指标的计算，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修复与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从而反映公司获取的利润品质如何的一种评价结果。郦玉敏（2005）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的现实方法》中认为，盈利质量是指在传统盈利能力评价基础上，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对公司盈利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得到的反映公司该时期获取利润的质量好坏的一种评价结果。
第四类观点，从财务报表角度来看。周斌（2003）认为，收益质量指会计收益所表达的与企业经济价值有关的信息的可靠程度。高质量的收益是指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的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是可靠和可信任的：反之，如果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具有误导性，那么该收益就被认为是低质量的。杨功敏（2003）在《会计收益质量分析》一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会计报告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一般我们认为：如果会计收益能如实反映公司的业绩，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好：反之，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不好。苏龙（2004）在《浅析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收益和评价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包括收益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持久性。李琳（2006）在《新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质量评价》中认为，盈余质量是指会计盈余所表达的与公司经济价值有关信息的可靠程度。此类观点强调了企业财务报表对于企业自身的重要性，但几个观点都具有片面性。如周斌（2003）和李琳（2006）的观点只注重于财务报表对企业经济价值的可靠性，强调可靠性而忽视了相关性，而杨功敏（2003）和苏龙（2004）则注重于财务报表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而忽略了可靠性。
第五类观点，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余新培（1998）在《浅谈收益质量及其评价》一文中，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合格产品的情况下，损益表被使用者直接使用或放心使用的程度”。程小可（2002）在《公司盈余质量评价与实证分析》一书中认为，盈余质量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即对于投资者的决策相关性。佟岩、王化成（2007）在《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中，将盈余质量定义为会计盈余解释与预测市场回报的能力。余新培（1998）侧重于报表盈余数据对于投资者的可靠性，而程小可（2002）和佟言、王化成（2007）则注重报表盈余数据对于投资者的相关性及市场的反应。
（三）笔者的观点。上述五类观点，前三类站在企业角度主要从盈利能力、真实性、变现性三方面进行定义，后两类以财务报表为基础，通过盘余与公司业绩、投资者可靠相关性等方面对盈余质量进行定义。笔者认为，财务报表的目的是向投资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在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对外披露财务报表的盈余信息含量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分析公司未来现金流量，预测股票市场股价波动，是各界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盈余质量就是指盈余信息含量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
二、盈余质量实证研究
对盈余质量核心要素进行评价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上市公司会出现盈余质量低下的情况？如何从源头上找到克服盈余质量低下的药方？这就必须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造成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低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公司治理不完善而造成的管理层盈余管理之外，公认会计准则、信息披露监管措施也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盈余质量。因此，这些影响因素与公司盈余质量关系之间的实证研究也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另一个热点。
（一）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赵景文（2006）选取了2002年100家代表高治理质量类型的上市公司和100家代表低治理质量类型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治理质量高低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通过检验代表治理质量高低的哑变量与盈余水平及其变化的乘积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即可判断治理质量高低是否影响了盈余反应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的信息含量相当高。高治理质量上市公司的盈余变化的反应系数显著高于低治理质量上市公司。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盈余变化的反应系数越大，说明外部投资者对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增长持肯定态度，因而相应地调高了对公司的估值水平，而对一低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增加却持怀疑态度，并未因这些公司盈余增加而变更其估值水平。王化成、佟岩（2006）选取了深、沪两市1999～2002年间除金融行业外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共涉及12个行业的样本公司3，509个。假设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盈余质量的高低有重要影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盈余质量更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研究结论显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的高低显著负相关；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比其他性质的股东更具有恶化盈余质量的趋势；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的高低显著正相关。
（二）考察会计准则变革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认为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相应地实现会计信息高质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完善，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自1993年起，我国对国民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宏观经济不利的影响，1993～1996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总体上程逐年下降的趋势，1997年稍有提升，但始于1997年下半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上市公司可谓困难重重，加之中国证监会对配股条件的管制又越来越苛刻，它们为了保牌和配股，只有在会计报表上大做文章；另一方面1998年、1999年会计准则的变革和不完善的法律体系正好给上市公司创造账面利润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和可能。1998年后，我国开始引入现行成本和公允价值，利润的范围开始扩大，企业开始计提减值准备（四项，但比例可以自行确定），这些规定放宽了企业自行选择的空间。从1997年后我国对《证券法》、《合同法》、《公司法》、《会计法》的颁布和修订情况来看，法制环境在逐渐地规范化，惩罚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但是，有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因提供虚假陈述的法律成本仍然很低。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说，如果盈余操纵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上市公司就会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2001年后我国宏观经济好转，加入wto也使得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有较大提高。会计准则的改革措施更强调盈余的真实性和稳健性，如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从四项扩展为八项；取消公允价值计价改为用调整的账面价值记账；对债务重组带来的“收益”一律不确认为利润，直接计入资本公积；非货币交易原则上也不再确认损益；正常商品销售的利润设定了上限。这些规定都缩小了企业选择的空间，降低了操作的可能。从监管方面看，2001年银广夏事件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解散和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两个公告，让注册会计师意识到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风险所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体系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朱茶芬（2006）通过对1997～2003年的较长时间内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利用Basu（1997）的盈余/股票回报模型来量化盈余质量，比较2001年前后年度里盈余质量的变化趋势，发现2001年会计管制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准则的变革）有效提升了盈余的及时性和稳健性，尤其是加速了盈余对经济损失的反应，说明会计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为我国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加强会计管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三）考察会计信息披露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袁淳、王平（2005）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反映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共计1，534家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交易所的信息质量考评是否会带来增量信息含量以及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会对现金流量价值相关性产生影响。发现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指标，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越好，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越高；在加入净资产变量后，这一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加入考评结果亚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能够给会计盈余带来24.51%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同时，还发现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指标。
三、结论和建议
从盈余质量研究的成果看，国内盈余质量研究仍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的广度、深度仍需扩展。另外，对盈余质量的关注不应该只限于学术范围。首先，要把盈余质量的教育纳入现有的会计教育体系，提高会计专业人员对盈余质量的关注程度，提高对盈余质量的识别能力，可培训相应的盈余质量评估人员。其次，要加大投资者教育，从单纯关注每股盈余提高到关注其盈余质量上来，这将更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促进公司自身关注盈余质量，可清楚认识自身财务状况，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损失。最后，建立专门公布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级的专门机构或公司，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调整行为。随着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发展，必将为推动会计改革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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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9
关键词:资产减值准则;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了《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其中第8号准则是《资产减值准则》,对旧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即新准则将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资产减值准则是用来规范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披露的。
资产负债观要求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如实反映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负债全面反映企业的现时义务。因此,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及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归根结底属于资产计价的问题。根据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当资产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能力受到影响时,剔除那一部分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即提取恰当的资产减值准备,这样做才能使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目更符合资产的定义。因此,当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即表明资产发生了减值,企业应当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并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计至可收回金额。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会计数据进行策略性的调整。盈余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盈余管理通常是指企业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个人谋取利益,而通过使用会计手段,或通过采取实际行动使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的操控。狭义的盈余管理仅指非法的或欺诈性的盈余操纵行为。本文以下所谈论的主要是狭义的盈余管理。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资产减值准备一直都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资产减值准备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使企业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现行资产减值准则既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又充分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及资产减值准备被许多企业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对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前,一些上市公司不切实际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巨额冲销和巨额转回,在会计年度间随意调节利润。
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是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以盈余操纵为目的,随意计提和转回准备,粉饰报表而修订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得转回只是针对大部分非流动资产而言,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恢复时可以转回。据调查,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转回减值准备比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所以说,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途径关掉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大门,但是企业仍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资产减值计提与盈余管理既是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也有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资产减值计提是国家从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出发,与企业之间达成的一种“协议”。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证券监管部门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是该“协议”的坚定维护者,反对一切违反“协议”的行为,而企业管理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经常在遵守“协议”的收益(或损失)与破坏“协议”的收益(或损失)中进行权衡,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时常会做出破坏“协议”,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形成博弈关系。在这二者的攻与防的较量中,互有长短。
虽然企业资产减值计提不是导致盈余管理的根源,但毕竟是盈余管理乐于借用的主要工具。因此,资产减值计提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弹性如何,对企业管理当局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广度、深度和频度无疑是有影响的。中外过去的盈余管理研究也已证明了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尽管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也知晓这一关系,但由于资产减值计提并非完全为防范盈余管理而设置,所以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准则时经常陷入是更多顾及准则的科学性、适用性,进而扩大资产减值计提选择和职业判断的范围,还是更多顾及反制盈余管理、压缩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空间而牺牲资产减值计提的科学合理性和广泛适应性的矛盾之中。矛盾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均衡与妥协,新准则正是这一矛盾斗争的产物。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以前期间计提的这些非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在这些资产处置、出售、对外投资、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换出、在债务重组中抵偿债务时,可予以转出。此外,《资产减值准则》对于相当一部分非流动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即不允许转回且不考虑例外情况,那么即使以后年度这些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得以恢复且高于账面价值,资产负债表上也只能按账面价值反映,这样很可能会造成一部分资产的价值长期被低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资产减值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其实是明确的,可以描述为:资产减值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但资产减值准则天生会成为管理当局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资产减值准则主观上制约着盈余管理,但盈余管理客观上成为了反资产减值准则牵制的对手,两者在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发展。
三、对策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针对准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制度自身的建设和完善,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问题。如,资产减值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较大调整极大地抑制了企业资产减值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加强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建设。新的经济形势还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保持开阔的视野,用新思路、新方法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具体操作时,需要根据会计人员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进行提取,这就造成企业可以利用多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会计人员还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对需要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判断和表达,应当基于客观立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三)完善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增强资产减值各环节工作的相互牵制作用;完善授权机制,即以减值准备的计提额度和比例为基本依据,结合各事项的重要程度,由不同层次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审批。
(四)加强外部监督。首先,强化注册会计师在资产减值审计环节中的责任。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始终保持独立公正的立场,以谨慎的态度开展审计工作,“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数据,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其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决定是否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揭示”;其次,会计造假行为需要财政等监管部门对企业经常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财务检查。监管部门要实现信息共享,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来粉饰利润的行为采取严惩措施,提高造假和违规成本,以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力以提高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五)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考核评价指标。目前,许多上市公司是为了迎合有关部门对其业绩的考评而进行违规盈余管理的,从而折射出证券监管部门监管政策中的不合理之处。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仅要考查其相关利润指标,还应结合公司的融资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建立多层次的监管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上市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的动机”。
(六)加强部门的监督监管。应不断完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内部、外部审计监督。证券监管部门应该把资产减值损失列入上市公司的考核指标,有关部门应制定一整套资产减值准备专项审计准则和审计程序,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以此来遏制有些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
(七)借鉴国际会计准则(iaS36),进一步规范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鉴于我国目前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过于简单且信息量较少的现状,可以借鉴iaS36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进一步规范和充实。比如,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如果当期发生的与资产减值有关的事项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存在重大影响,企业还必须披露以下相关信息:减值资产所处的环境以及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发生变动的事件;单个资产的性质;资产所属的报告分部;对现金产出单位的描述及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变动前后现金产出单位资产范围改变的原因;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以销售净价为基础,披露用以确定销售净价的依据,如果是使用价值则须披露目前或以前估计所使用的折现率。以上信息使得报表使用者和监管部门能够系统地了解与企业资产减值相关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出相关决策,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八)强化、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一些企业采用资产减值准则对利润进行调节,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诚信度,导致会计行业的危机,损害了社会风气。因此,想要规范企业的会计行为,打击会计造假,就需要证监会、财政、税务等部门对企业进行定期、不定期的财务检查。对于查出的违规、违法会计行为,必须追究相关人员和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提高法律的威严和严肃性,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总之,只有不断完善准则的具体规定、提高市场和企业内外部监督的作用和会计人员的自身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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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的意义和作用篇10
关键词：盈余管理；动因；防范
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存在或多或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层出不穷，这种行为不仅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误导投资者、债权人等报表使用者，也损害中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一、盈余管理的含义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有两个权威代表，一个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个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指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在对外披露财务报告时，有目的地控制相关信息。本文无意于探讨哪个定义较全面，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者基于一定的目的在编制财报和进行业务处理时，主观上有意选择有利于公司的会计政策和方法、变更会计估计、安排业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有目的地改变报告披露的内容与事实。在信息不对称和披露不完全的情况下，使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真实收益状况误解。盈余管理实质上就是在符合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范围内“造假”。盈余管理不改变企业的实际盈余，只是把盈余人为的安排在特定的期间，运用一定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手段，改变了特定报告期的会计数据，但从企业整个寿命周期来看，企业实际的盈余是没有改变的。
二、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
1.会计固有的特点和局限性。现行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产生了大量的应计、预提和待摊等项目，企业管理者有利用这些项目操纵盈余的空间；稳健性原则、重要性原则等导致的会计判断也为盈余管理提供可能；不同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利益相关人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导致不同的经济决策，这就使得管理者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盈余管理。2.信息不对称。只要管理者对企业的信息不作客观、完整、及时披露的话，信息使用者就很难获得企业全部内部信息，从而也就不能肯定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真实、公允与充分的，使得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可能，而且，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影响着企业盈余管理空间的大小。
三、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动因分析
如前所述，盈余管理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其实质上是管理者利用制度有意掩盖全部客观的会计信息，误导信息使用者，那么分析企业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对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动因主要有经营管理人员报酬最大化动因、筹资动因、节约税收动因和规避政治成本动因。1.经营管理人员报酬最大化动因。企业管理人员，甚至是企业的职工，其能否获得奖金以及奖金的具体数额，往往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而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离不开目标利润的完成情况、产值、销售收入、资产周转率、每股收益率等各种财务指标的高低。在奖金的驱使下，管理层往往通过盈余管理来使报告的业绩考核指标更好看。比如在企业不能完成目标利润或扭转亏损的情况下，管理者便采取能提高利润的会计处理，比如变更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发现前期差错当期不调整，减少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会计手段来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减少企业的亏损。2.筹资动因。无论债务筹资还是权益筹资，投资人为了提高资金的回报，降低风险，那么他们对需要筹资的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都有一定要求。比如，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就会在放款的相关合同里和借款企业签定保护性条款，类似限制借款企业的借款用途、举债规模、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等会影响偿债能力的行为发生。一旦借款企业出现违约行为，按照合同的约定，债权人是可以对借款企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企业为了要筹得所需资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投资人愿意掏钱，这样，当企业的实际情况比预期的要差时，管理者就会采用一些会计手段来使报表数据（比如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看起来不错，投资人如果没有质疑被粉饰过的数据，他们就会相信企业是能给他们的资金投入带来回报的。3.节约税收动因。企业所得税，一般以会计利润为基础，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合理避税，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利润。尽管每年会有一次所得税汇算清缴，从而缩窄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可供企业自行选择，此外，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会计制度和税法制度不一致的情况，也给企业管理者为了节税而进行盈余管理带来机会。4.规避政治成本动因。政府既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也是企业的管制者。作为企业，多数是不希望自己引起政府的注意。特别是大型企业、垄断性公司，其公布的利润较高时，会引起媒体或消费者的注意，政府迫于公众压力，往往会对其增加新税负或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捐赠、慈善、实施公益性项目等。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大，管理者越有可能调整当期利润，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会设法降低利润。一些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一方面是迎合政府的目标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前途与企业的业绩关联，管理者为了有可能为了仕途而进行盈余管理。
四、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防范措施
通过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动因分析，现今条件下，本文认为盈余管理对一个企业来讲，是难以避免的，但盈余管理会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影响到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所以对盈余管理有必要防范。1.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降低盈余管理可操作空间。准则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政策和估计选择权、变更权，并完善披露要求。同时，对资产减值计提、预提和待摊等盈余管理的常用手段，应增加强制披露要求，要求披露其明细表供报表使用者查阅。2.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据研究，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企业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第一，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若董事会的独立性不强，比如企业的董事会主席与企业Ceo同为一人，这样权利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企业的决策、管理层的任免等重大事件便会个人偏见较浓，盈余管理也就不可避免会发生。第二，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机构股东的介入，使监督更为有效。最后，建立对管理层有效激励机制，实行对管理者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评价标准不能仅仅是那些盈余数据，还应包括职业精神、管理能力以及创造收益等标准能有效地避免管理者为了近期的奖金而不当的资源配置，进行盈余操作。3.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的主体是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由于制度中存在漏洞，内部人就利用自己的控制优势，在“内部人控制”下，会计核算和会计准则的选择就会以内部人为核心，采取盈余管理来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监督企业的信息质量，使企业的决策行为兼顾各个利益集团，而不是滥用控制权的个人。同时，投资者不应只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唯一标准，还应关注现金流量表，盈利并且有正现金流的企业的利润质量较高。五、结束语本文在这里只是对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动因及防范措施做了粗浅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中来，为保障投资人利益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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