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
【关键词】保密法；保密法律制度；保密法实施
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加强保密工作。因而加强对保密法的贯彻宣传，有利于深入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有利于将保密工作的各个方面纳入法制轨道，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国家秘密的能力和水平。
一、我国保密法律制度体系
保密法律制度，即广义的保密法，是调整国家秘密确定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保密法规定了有关机关、单位及个人在国家秘密确定及保护活动中的职权、责任以及权利、义务，是机关、单位和个人从事涉及国家秘密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保护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法律武器。保密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关系保密工作长远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真贯彻保密法律制度，是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我国的保密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1988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出台以来，保密法实施办法、地方性法规以及一系列保密规章等相继制定，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据，以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为主干，包括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密法规体系。2010年保密法又在1988年保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历时近15年，幅度大，对原法大多数条款都作了修改，同时保密法律制度中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2014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由总理签署第646号国务院令予以公布，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实施条例对“依法治密”意义重大，其修订公布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保密法修改后我国保密法律制度建设的又一件大事，对于进一步健全我国保密法规体系，提高全社会保密法制观念，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人员和保密干部准确理解、全面贯彻实施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科学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贯彻实施保密法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保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突出表现在保密工作的对象、领域、内容、范围、形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载体形式多样，活动日趋频繁，窃密技术更先进、形式更隐蔽、手段更狡猾，泄密途径和隐患明显增多，保密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因而贯彻实施保密法意义重大。
（一）贯彻实施保密法是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保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上，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弱化我国的战略图谋没有丝毫改变，尤其是2012年以来，我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发生剧烈的变化，美国加紧回归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印度更加强硬，朝鲜变化莫测，南海岛屿与菲越之争更加公开化等等，这些复杂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保密工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上述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情报窃密活动日益猖獗，窃密与反窃密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空前激烈，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保密管理的对象、领域、方式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人员流动性增大，载体形式多样，活动日益频繁，窃密手段更先进、方式更隐蔽，泄密渠道和隐患明显增多，使得保密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一些机关、单位保密制度不健全、保密措施不落实、保密管理不规范、保密装备不达标，保密工作隐患大、漏洞多，严重违规事件时有发生，给党和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贯彻实施保密法是把握保密工作基本规律和强化保密管理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保密管理的难度日益加大。特别是新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使原有的一些保密管理方式失去有效性，泄密渠道增多，人员、会议活动、载体等保密管理需调整规范。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严格遵循保密法原则，进一步突出重点，对新形势下机关、单位依法管理国家秘密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健全了机关、单位保密工作责任制，规范了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的标准和程序，明确了国家秘密载体、信息系统、采购以及会议等保密管理措施，授予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人员管理办法的职权，强化了对机关、单位保密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等，为机关、单位依法履行保密职责，加强国家秘密管理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为提升新形势下保密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贯彻实施保密法是全面推进保密工作依法行政的需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出全面部署。保密法在总结提炼新时期党和国家保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规范和加强了保密行政管理职能，对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保密审查、保密检查和泄露国家秘密案件查处工作作出了规范，并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执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将保密法关于保密行政管理职能的规定要求进一步具体、细化，是深入贯彻中央有关部署，推进保密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和有效途径，也是提高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责任意识，提升保密行政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对于规范保密行政行为，实现保密行政管理科学、公正、严格、高效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三、我国目前保密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意识淡薄，缺乏对保密法的学习宣传
学习保密法规，增强全体公民的保密法制观念，是贯彻落实保密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习保密法不仅是党政机关和保密部门的事，全体公民都要学习。公民只有了解和掌握基本的保密法律制度，才能增强保密法律意识，在接触到国家秘密时才会采取有效的保护手段。前几年，一些军事爱好者不了解有关保密制度，擅自将拍摄到的涉及国家秘密的军事照片发到互联网上，造成了泄密事件，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我们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保密法制宣传，避免这种事件的再次发生。公民的保密意识提高了，保密管理工作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保密法，2010年我们对保密法进行了大修，今年我们又制定了保密法实施条例，但目前，我们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和人员本身的保密法意识令人担忧，很多从事保密工作的人员几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保密法律法规。再加上前些年，我们只顾一味地抓经济建设，保密工作部门在政府中的重要性也没大大低估，各级领导干部也对保密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看，学习宣传保密法的意识很淡薄，除了保密系统每年或多或少组织个别培训外，很少有各行各业各机关各单位性质的全员大规模的培训，保密法的宣传一直处于弱势。
（二）责任不清，缺乏对违反保密法的监督
现行保密法是1988年制定的，2010年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但是修改之前的保密法在法律责任方面仅规定对泄露国家秘密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行政处分，这种设定存在比较大的漏洞：一是机关、单位违反保密法的行为，无法追究法律责任；二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泄密行为，如果够不上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给予其他适当的法律制裁；三是违反保密法规定，存在严重泄密隐患但尚未造成泄密后果的行为，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保密法应当在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加大对泄密行为的查处力度有所回应。设定的法律责任的范围应当能够覆盖保密法规定的所有保密义务。无论是国家机关、单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从事活动和服务的社会组织，只要违反保密法规定的义务，就要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为此，2010年修改后的保密法及今年通过实施的保密法实施条例对以上责任的缺失给及了及时较全面的完善。
在2013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而作为接触保密的人员，有权必有责，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行保密法由于过去在责任方面的缺陷，导致一些违反保密法的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追究，幸好保密法实施条例及时弥补了相关空白。完善责任，加强监督，保护秘密，服务国家和人民。
（三）人才不足，缺乏保密人才的培育机制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都加紧了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与争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关注和窃密活动明显加剧，我国也逐渐成为国际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保密与窃密斗争空前尖锐。新形势下，保密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使保密管理的对象、内容、环境、手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传统的保密工作模式带来巨大冲击。我国当前的保密工作尚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部分人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追求趋于多元化，保密工作意识薄弱，操作手段老化，特别是保密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保密人员数量普遍不足，从保密局的角度说，三分之二的保密局人员在五人以下，而各机关单位从事保密的人员更少，多少仅仅一人；从年龄结构角度，40岁以上的人员占比达60%，这些人员对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方面有很大阻力；从专业背景角度，保密部门的人员以行政管理专业为最多，其次为计算机、电子专业，法学、文学专业也有不少，从整体而言，专业背景较为复杂。除人员不足外，国家在培养保密人才方面没有相应的机制，基本上来了就干活，一直到退休，周而复始，如此而已。如今国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要加强保密人才培养工作，培养懂法律、有技术、善管理的复合型保密人才，努力为国家保密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在实践中如何更好的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认真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客观需要，只有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保密工作真正纳入到法制轨道，把依法管理国家秘密落到实处。
（一）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要广泛开展保密法制宣传教育
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和人员的学习培训力度，把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学习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员和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的培训教育，除不断提高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外，还要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人员的法治水平。要准确理解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领会修订背景、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系统学习保密工作方针、保密制度、保密措施、监督管理等，重点把握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新增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抓好学习培训，抓好贯彻落实。
要在广大群众中深入开展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宣传教育，为贯彻实施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学习宣传活动。要结合“法律六进”活动，推动新《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学习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单位、进社区，并逐步向企业和乡村延伸。要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进一步拓展学习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利用一些典型的失泄密案例，对干部职工进行警示教育，警惕和防止失泄密案件的发生。
领导干部和人员要有针对性地学习保密法律制度。因为这些人员接触、知悉国家秘密的机会要比普通公民多，是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领导干部对职责范围内的保密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对保密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起到关键作用。人员直接负责国家秘密保护、管理工作，必须认真学习保密法规，掌握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密制度、掌握本岗位保密管理制度以及违反保密法应当承担的责任，增强自觉履行保密义务的法律意识。
（二）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要大力推进保密依法行政工作
保密法律制度贯彻实施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新形势下的保密依法行政工作是我们面临新的问题。现在保密工作以经向实现全面管理、规范管理和有效管理方向迈出了较大步伐，而我们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保密领导干部和人员的依法推进保密依法行政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还有很大的欠缺，如我们只顾一味地抓经济建设，保密工作部门在政府中的重要性也没大大低估，各级领导干部也对保密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看，学习宣传保密法的意识很淡薄，除了保密系统每年或多或少组织个别培训外，很少有各行各业各机关各单位性质的全员大规模的培训，保密法的宣传一直处于弱势。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范围内迷失了自我，不敢不愿依法去行政，新的时代新的社会需求要求保密行政部门和保密人员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意识，学习好保密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全面履行规章制度、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和泄密案件查处等工作职能，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提高管理能力；同时建立保密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和考核制度，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要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
开展监督检查，是贯彻执行保密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国家权力机关、党的组织、纪检机关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对机关单位贯彻执行保密法律制度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主要是各单位保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依法确定国家秘密，保密管理是否落实等。除法律授权的主体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外，机关单位也要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贯彻执行保密法律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泄密责任追究难是多年来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现行保密法律体系中劝导性规范多，惩戒性规范少，对泄密责任追究规定得较为原则，导致泄密行为查处和处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泄密问题有遮掩保护心态。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保密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近年来，国家保密局制定了《查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中密级鉴定工作的规定》《泄密事件查处办法》《报告泄露国家秘密事件的规定》等规章，对泄密案件的查处、密级鉴定的职权范围、程序等做出规范。对于违反保密法律法规、泄露国家秘密的案件，有关单位要以国家安全和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查处，依法处理。保密、公安、安全、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依法查处泄露国家秘密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严肃追究泄密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四）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要加快推进保密人才体系建设
保密人才是全国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各类保密工作机构及单位等中从事保密工作，并具备特定知识、特定能力的专业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保密工作的对象、环境和手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愈加凸显，对保密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推进保密人才体系建设是开展保密工作的生命工程，也是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重要工作，对开展各项保密工作，促进保密事业快速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第一，完善体制机制，提高人才管理规范水平。包括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保密人才管理发展升级等。第二，实现总量增长，保障保密事业科学发展。一方面实现数量规模明显壮大，使人才总量与保密事业快速发展相匹配；另一方面适度调控人才队伍性质比例，确保保密人才类型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对等性。第三，改善队伍结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布局。包括优化保密人才专业结构、加强保密人才流动、完善保密人才层次结构等。
党的十以来，多次就做好保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各项保密工作，切实筑牢保密防线。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着重抓好定密规范管理、人员管理、网络保密管理，更要贯彻实施保密法律制度，形成保密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2
一、认清形势，强化保密意识。首先是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切实强化保密意识。其次中层干部和保密工作人员及所有人员，更要强化保密意识。所谓强化保密意识，就是思想上深刻认识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言行上逐步养成保密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保密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把保密工作作为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从我们内部来看，尽管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之一，但是在当前扩大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保密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也是严峻的。比如，在对外合作过程中，既要提供必要的资料，又要保守国家秘密，这个“度”如何把握？虽然国家有了一系列规定，但实际情况往往难以预料，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员不断提高自己应变能力，强化“独立作战”情况下的保密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再比如，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有些外资和民办企业通过挖人才等手段获取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秘密情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堵住这方面泄密的漏洞，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更应该警惕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一些国家机关和保密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甚至有个别的党员干部，受私欲驱动，为追求金钱、美色，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党和国家秘密，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正是由于上面我们粗浅分析到的保密工作面临的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牢固树立“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的思想，切实重视保密工作，强化保密意识，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
二、学好保密法规。主要是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保密法规体系。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9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保密工作的法律。它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保密工作开始走上依法管理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是与《保密法》配套的重要保密法规，对《保密法》的正确贯彻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保密法》和《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颁布施行已十余年了。全国普法规划也将《保密法》列入普法内容，但是十多年来我们各个基层单位、历届领导班子、人员，许多人没有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过、看过、思考过《保密法》和《实施办法》。有些同志甚至不知《保密法》与《实施办法》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同志对具体内容恐怕多是不甚了了。这种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却要大喊加强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力加强《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以及其他配套的保密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就是一项十分紧迫又非常重要的任务。只有熟知《保密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在实践中运用这个法律武器，做好保密工作。学好保密法规，是新形势下基层单位加强保密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确定得坚持中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但是，在保密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中，一定要防止“刮风、赶浪头”。上边有了什么指示精神，或是本单位出了泄密问题，就风风火火抓一把，过后风平浪静，丢在脑后，这不行。必须持之以恒，形成制度，才能正真见到实效。
三、健全保密制度。我这里所说的“健全”是个动态概念。不单指的是“凑齐”各项保密规章制度，而是指要建立一整套健康的、活生生的、能发挥作用的制度。任何制度，只有得到严格执行，才能发挥制约作用。如果仅仅罗列出一系列看似完整的制度，然后将其锁入文件柜，或是贴在墙上便再无人问津，那再好的再完整的制度也是废纸一堆。制度如同法律法规一样，它是衡量是非的尺子，只有拿起这把尺子，时时用它度量人们的言行，这项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说健全保密制度，就是希望各单位把《保密法》上所列的14条保密制度，运用于本单位，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以充实、完善，使其更有现实针对性。比如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保密教育制度、检查制度、领导责任制度等。任何制度都应具有强制性。无论是什么人违反了制度，都要严格执行制度，以保持制度的严肃性。保密制度也一样。谁不按制度办事，泄露了国家秘密，必须视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程度及情节追究责任，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制度的制约。法律、法规、制度是无情的。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3
关键词：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完善
保密原则是调解的重要原则之一，调解能得以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原则，其使调解不但成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且成为维系个体之间和谐和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密是调解程序中的基本原则，是调解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但是在目前的人民调解实践中，调解保密原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不多，只有个别条文有所体现。①因此，在人民调解制度蓬勃发展的今天，全面阐释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将为人民调解的理论和实践注入源头活水，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何为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具有吸引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的制度魅力，也是成功调解的核心要素，更是人民调解的生命所在。但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主体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点不同，直接导致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争议历经数载却未有定论。②笔者认为，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是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调解的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诉讼程序的证据，调解员也不得作为证人在后续程序中披露调解信息的一项调解原则。具体而言，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人民调解程序保密原则与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相对，指的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除特殊情形外，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参与调解或者参加旁听的人员不得随意泄露调解过程中公开的调解信息。
（2）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是指秘密调解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人民调解有面对面方式和背靠背方式，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同时参加的调解，后者是指一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参加的调解。
（3）人民调解信息在后续程序中保密。这一要求是指当事人在人民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法律程序中对其不利的证据，后续法律程序不得要求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披露调解中公开的信息。
二、为何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制度意义
保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有很重要的制度意义，具体来看，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建立信任，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人民调解是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宗旨在于维续既已存续的良好关系。人民调解的启动和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调解员的信赖，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是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动力。
（2）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愿自由，促进当事人的坦诚交流。人民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第三人的主持下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当事人的自愿是人民调解的核心，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只起"催化剂"的作用，帮助当事人作出某种决定。
（3）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加强调解员的中立，实现人民调解的本位价值。调解员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处于中立、超然的地位，其主要作用是鼓励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帮助当事人交流信息，探究共同话语，寻求解决路径，促进纠纷的自治性解决，而不对当事人作出结论或者裁断。
（4）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持调解的独立性，维系调解程序的完整性。很多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程序，看中的就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尤其是在商业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期望他们之间的商业秘密或者专业信息被其他人获悉。
三、保密如何：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有待完善
（1）2009年7月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较为全面确立了调解保密原则，调解保密原则在《若干意见》的第19条上升为一种原则性规定。
（2）2010年的《人民调解法》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对人民调解保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两条的规定仅仅是关于人民调解程序的保密。
2、关于证据、证人的法律规定略显单薄。
（1）为调解目的而作妥协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这是我国关于调解信息在诉讼中的保密之规定。
（2）关于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四、如何保密：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完善
人民调解的秘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具有重要意义，在调解过程中，与纠纷有关的事实信息完全依赖于纠纷双方的自愿公开和说明，如果没有得到人民调解员和对方的保密承诺，双方当事人是不会透露自己对纠纷的认识和想法等私密性信息的。相反，如果调解员和纠纷双方都承诺保守秘密，纠纷双方就会增强对彼此以及人民调解员和调解过程的信任，减少对抗，消弭敌意，坦诚交流，从而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充分保障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
1、重视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只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最低要求，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才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精髓，《民事证据规定》第67的规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仍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要全面规定调解信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和后续程序中的保密。
2、构建人民调解员的免证特权。在单方会谈阶段，人民调解员可能已经知晓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不仅不利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贯彻，而且极大影响人们对人民调解的信任，降低人们对人民调解的选择率。
注释：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4
由于我国存在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长期以来并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我国从建国以后又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社会，没有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经验，因此，我们要研究商业秘密，必然力求借鉴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一）国外商业秘密保护的常见表现形式
例如：针对愈演愈烈的商业间谍活动，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常常采取一整套的反间谍的保密手段。措施严格的企业对新进员工在进厂时发的规章制度上就会写着：“不准在任何场合谈论企业的技术秘密；在职人员参与的一切活动（包括工作和生活），都不能接触并泄露所知悉的秘密；其他人如果问及，要坚决拒绝告知；在公众场合或活动中遇到此类情况，宁可退席回避”。另外，企业还会设置保安部门，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监督公司内部人员的工作情况，严格防范泄密事件的发生。下面，具体介绍一些国外企业进行安全保卫时经常采用的保密手段。
（二）外国企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常用手段
1.建立严格的进出入安保管理措施，力求在第一关卡阻止侵权人的进入
企业对外来人员要求登记及佩带出入识别证，对企业各个出入口及厂区内部的各个主要通道，实行全方位的控制管理；有些企业对外来人员进入厂区时拍照留存，并把照片粘附到出入证上，照片的清晰度非常高；有的公司斥巨资专门配备指纹识别系统，无论是企业原工还是外来人员都要进行指纹核对，其防范之严，花样之多，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2.设置严密的内部监控系统，充分监视、暴露侵权人的各种行动
为了避免秘密外泄，也为了获得遭到侵权后的第一手证据资料，在企业内部除了设有全套的防盗系统外，还设有专用的对内、对外接待部门，这些专门部门对各个业务、技术等不同的部门全天24小时进行可视监控，对于公司的重点管制区域或者重要的机房重地，则以对磁卡加密的操作方式予以保护，无论是有卡无码的还是有码无卡的均不得入内，两者缺一不可。此外，企业内部配备完全电脑化的机房，同时采用高科技的仪器及设备，由专职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轮流监视整个企业的全部区域，进行现代化的全方位的控制管理。
3．对企业计算机硬件方面的规范管理
对于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计算机系统设定全面的预防措施，防止外来侵入者通过盗号等外网连接方式把企业的商业秘密盗走或进行复制、甚至毁损。在企业软件开发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能将再有企业商业秘密的信息存入不加密的个人文档之中去，避免企业在细小的环节上出现闪失，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企业设定“暗号”—一种特殊的记录方式，并且可不定期更换“暗号”的方式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各种会议记录、各种技术资料以及商业秘密基本上是以书面的形式出现，这就为商业秘密的流失造成了不小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有些企业就采用技术含量较高的特殊质地做成的纸张，使需要保密的文件无法用一般的复印机复印。还有些企业用自己独创的特定语言（暗号）来记载文件内容，以此避免被窃取商业秘密。
5．企业对外实行隐名商业交易
有些生产制造类型的企业，在进行生产制造产品时，需要依赖采购的大量各种原材料、零部件等，因此，采购企业必然就要与企业外部的原材料供应商发生经常性的买卖业务联系，企业的采购者非常有可能被供货企业有针对的诱导出企业对各种原料的使用用途、用法用量、产品销售对象等商业秘密。为了避免在这一环节出现上述漏洞，有些企业或员工在购买重要物资时，就会经常以假名或隐名从事商业交易行为，来避免购买企业受到人际关系等其他可能导致不利因素的影响，避免原料供应商以此为契机把了解到的商业秘密泄露给其他的竞争企业。
6．对企业内部员工的保密训练及离职处理
商业间谍往往以企业内部职工为商业秘密的获取目标，因此国外企业也十分重视其内部员工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的管理及培训。有些企业还为了避免无意间侵害其他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求刚入职的、特别是从其他企业跳槽过来的员工在本企业工作期间，保证不使用其他公司的秘密信息。在员工离职时，企业除了给其办理工作上的交接手续外，还应当告知离职人员应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被其他企业加以使用。
7．在与员工的在劳动合同中订立反诱因条款
企业制定的各种内部规章制度的不完善，往往是造成员工对企业产生不满或最后离职的重要诱因。因此，在先进发达国家企业的劳动合同中，常常会订立反诱因条款来规范企业员工的合理福利待遇及职位升迁等内容，通过降低企业员工的跳槽来减少泄露商业秘密的可能性。
8．完善企业对商业秘密授权使用前的细节问题
这里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在商业秘密被授权使用的状况下，授权人不仅应当承担被授权人保密的义务，并且根据情况采取书面承诺的方式，一般被要求签订保密合同，在保密合同中，约定好如出现商业秘密违约的情况，被授权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2）在涉及公司购并情况下，拟购并的一方，通常都会有机会派遣专家到对方的企业就其生产技术作进一步了解和评估。如果双方购并失败，则一方有权依据保密合同要求另一方保守其商业秘密。
（3）在将商业秘密授权给第三人使用之前，秘密所有人应详细的拟定出授权合同，在合同中详细约定该项商业秘密的使用范围以及确定被授权人应遵守的合同条款义务，以避免出现纠纷，增加企业诉讼风险。
9．建立企业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实践中，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可避免的会被一部分企业的员工所知悉，因此，怎样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建立保护商业秘密的制度，约束接触员工的行为，这就比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保护商业秘密还要重要。以下分为三个方面做一周详介绍。
（1）建立、建全企业保密的规章制度。
如前所述，是否具备严格的保密手段是区别一个企业商业秘密能够存在的重要标志，这些手段的运用首先应当依赖于企业内部制定的保密制度。规章制度要求保密的对象根据种类不同可分为对物的保密制度和对人的保密制度。
（2）企业员工同企业签订保密协议，培养提高企业员工的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
对企业员工的保密要求事项要明确具体，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使企业的员工都能树立商业秘密保护的强烈意识，认识到商业秘密保护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自身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3）企业应尽最大限度的限制商业秘密的获取范围。
对属于商业秘密的原料，采用密封容器包装，不标注原料名称，用企业特有的暗语方式表达。确定专人使用特定经过保密设置的电脑，全面记录电脑每天的使用状况；对有关电脑的数据和文件进行加密处理，切实预防发生电子盗窃行为。
10．建立企业对外商业秘密的保护制度
对外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主要是体现在对外签署的各种合同上，那么在合同中就应当特别约定受托方应当对合同中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并且明确对于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还是建议在签订正式合同前订立保密合同，对在商务谈判中可能会涉及的商业秘密，各方可约定为谈判各方的保密义务。企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是比较容易泄露商业秘密的，还有的就是在对外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上，缺乏必要的、常识性的保密意识，很可能就在毫不经意之间，企业的商业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吃的亏很多，遭受了很大损失，有时后吃了亏都不知道如何吃的，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应当适时的建立新闻发言制度，统一对外口径，预先对的相关宣传材料进行必要的法律审查，以确保商业秘密在这个环节上不被泄露。上述内容概括了国外企业对于商业秘密保护常见的应用措施，毕竟国外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相信通过上面的介绍，对我国企业今后发展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能够起到一定的启发，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我国近几年的商业秘密保护情况，谈一谈我国企业在这方的现状以及急需完善的问题。
二、我国企业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一）我国企业要重视劳动关系中的竞业禁止
正确处理劳动关系中的竞业限制，是我国商业秘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业限制的法律规定：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次在国家劳动立法领域，规定了竞业限制，产生了空前影响：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第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保护商业秘密和采取竞业禁止措施，都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利益，而且两者关系密切，但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区别还是明显的。商业秘密权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一旦秘密公开即丧失。换言之，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行为，只要商业秘密处于秘密状态，义务人就要永远保密；而竞业禁止的效力，取决于约定的范围以及支付对价款的情况而定。即使协议有效，义务人最长守约期限只有三年。但义务人违反竞业禁止并不必然违反保密条款，反之，义务人解除竞业禁止重新择业，并不影响继续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
（二）企业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系统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5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基本现状和实践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可以明确今后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下文将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和相关加密处理技术措施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旨在更好的实现技术的改革，更好的促进工作向前发展。
1.1加强电子档案的同步管理
首先应当加强针对电子档案的专项的同步式管理，加强管理手段和相关政策制定的健全程度。在实践的档案和相关技术文件收集过程之中还应当加强对档案的存储和管理，对于一些原件，也应当进行妥善的保管，虽然电子档案的相关技术当前发展相当先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如果出现有电子档案受到破坏的情况，则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还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同步管理控制，同步的建设相关措施，严格的进行项目的审核与研究，同时还应当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之中增强资金的投入力度，依靠技术的支持，依靠规范化的管理和运行，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之上降低网络环境不安全性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和保密技术的发展真正意义上发挥出应有的效应。所以，还应当加强对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是相关项目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实践的工作之中应当结合传统工作的经验，认真的进行归纳和总结，并且树立起良好的工作意识和思想观念，最鲶使得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之中。不断的加强对原始数据信息的积累，实现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改进和相关项目的完善。对于相关技术文件，还应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和补充，常见的诸如工作档案以及人事档案等等，在存储的过程之中应当严格的遵循方便后期修改的基本原则，而对于一些合同性的文件，则应当保证其存储格式的科学性，保证后期查阅资料的方便与快捷，这一点是当前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
1.2健全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
除了上述分析到的电子档案的同步管理之外，在实践之中还应当充分的结合现有的资源情况制定出健全并且完善的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控制制度，以保证工作的开展可以真正意义上达到有章可循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环境的完善需要实现制度和法规的健全，所以还应当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信息控制系统，对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以及资源等进行全面的完善，同时还应当保证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可以充分的符合当前网络环境的基本状况，保证工作幵展的健全程度和制度制定的完善程度，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网络技术环境。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完善还应当加强信息技术、信息人才以及相关投资方面的建设，在当前的环境之下，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所以应当加强其中相关条例的制定。在实践的工作幵展过程之中不仅应当结合当前工作的基本趋势，提出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的防范措施，同时还应当对今后的管理方案和管理的政策等进行研究，旨在更好的促进实践工作的改革。而在信息技术的安全层面之中也应当保证政策制度的制定者可以结合安全管理的现状，制定出可行的措施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建设出安全的、和谐的、可靠的、稳定的网络技术环境。
1.3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中的保密工作
加强保密工作是真正意义上促进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水准持续改进的关键点。在实践的网络工作过程之中不少档案是可以进行浏览的，常见的诸如个人简历以及人事档案等等，但针对公司项目档案或保密档案等应当充分的结合我国保密法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的加密，因此应对档案进行分门别类，进行专项的技术管理，同时还应当设置工作的标准化方案，以保证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基本的保密性。此外针对档案的保密程度也应当进行严格的而划分，一些较为贵重的档案资料应当避免进入到网络之内，最后，结合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的保密程度不同，还可以釆取不同的安全标准化协议，以达到最佳的控制和管理的效果。
2结束语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6
一、引言
与一般保管文件不同，保密文件的归档是保密档案管理工作的起点。一般来讲，涉密文件的管理有一套规范的体式，是档案完整性的保障。提升涉密档案的归档管理水平是提升档案管理质量，保障其涉密性、时限性和封闭性的重要举措。新时期，兼顾保密工作与文件归档工作，使文件归档与保密相辅相成，做好保密文件的收集、整理、鉴定、归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现阶段面临的问题
确保国家机关单位、科研院所等所形成的各类有价值文件的完整和保密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档案保密工作备受国家关注，档案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并日益科学化、规范化，保密管理制度也开始向企事业单位渗透。虽然国家高度强调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但现阶段我国文件归档工作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1.纸质涉密文件归档不完整
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密信息导出管理制度与规定，要求各个单位必须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管理规范来管理涉密电子文档。规定了导出涉密文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涉密载体的导出申请、导出审批、信息检测、涉密中转机转换等规范化流程。然而，部分档案管理人员为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工作量，并未打印并妥善保管所导出涉密电子文档所对应的纸质文档，破坏了一些重要工作文件资料归档的完整性。与此同时，由于很多单位中实施集中打印的准则，打印涉密文件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的审批。尤其是那些需要保存纸质版资料的文件，需要严格遵循涉密载体的保存流程制度进行操作。但部分工作人员为了省时省力，自作主张简化工作流程，并未将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打印归档保存，进而引发了涉密档案资料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2.缺乏档案管理意识
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涉密载体销毁制度中对涉密载体的集中管理与销毁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保密管理部门需要定期安排各部门对涉密载体进行集中销毁处理。然而，各部门为了杜绝涉密文档泄密的隐患，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将所有有保存价值的涉密文件资料集中一批销毁，仅仅保留电子文档。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保密管理意识，但却忽视了文件归档的重要性，破坏了档案的完整性。
三、处理好保密与文件归档关系的措施
基于现阶段我国保密工作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应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好保密与文件归档之间的相互关系。
1.强化文件归档意识
各位档案工作人员的涉密档案管理意识和行为与档案管理水平息息相关。档案工作人员必须深刻认识到文件归档工作的重要性，强化自身档案管理意识，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加强自身对保密管理规定的认识和把握，保证档案管理工作的功能和效能。与此同时，各个档案管理部门要定期开展档案管理知识培训，建立健全档案管理教育长效机制。
2.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员制度
现阶段，我国档案管理规章体系不断完善，但档案管理不经只依靠档案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各个部门涉密文件的管理人员对档案秘密掌握较早，且把握详尽充分，肩负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的重任。各个部须依据国家出台的保密员制度，设立专（兼）职档案员职务，明确其职责和义务，建立健全档案员管理制度。各个单位要加强对档案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各个单位要强化对涉密计算机、存储介质以及集中打印、文件标密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的控制和监督，确保有价值的涉密纸质文件归档的完整性。
3.构建保密与归档管理的协调机制
文件归档与保密管理工作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若保密与归档管理工作之间缺乏配合，则会导致文件归档不完整性，利用效率低下。各个单位在完善保密管理机制的同时，还要基于单位运行的现实情况制定一套规范的档案流程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仅仅依靠档案职能部门进行档案收集难以满足档案管理工作的需求，要构建依托保密管理部门、档案职能部门以及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保障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科学性和有序性。
结语
档案能够被利用的前提是档案的安全制作与保管，档案管理工作与保密工作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各个档案管理部门要通过强化档案工作人员的文件归档意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员制度，构建保密与归档管理的协调机制等措施，协调好保密与文件归档之间的关系，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7
一、我国商业秘密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明确提出商业秘密权
商业秘密的权属性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到目前为止，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属性，已为国际公约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所认可，但长期以来，我国都未明确将商业秘密提高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高度。tRipS首次明确将商业秘密列为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明确了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在美国司法判例中，早就确定商业秘密的财产权属性。日本是通过《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来保护商业秘密的，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早已被作为知识产权来加以保护。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对商业秘密的认识有失偏颇，认为它只是一种契约关系和竞争手段。没有明确规定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也就达不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导致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
（二）构成要件模糊，保护范围较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限定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与tRipS规定的“未公开信息”相比，范围过窄。①商业秘密的种类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复杂，法律将其范围限定过窄，也不利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对商业秘密采取了概括和列举的方式进行界定，尽量扩大商业秘密的涵盖范围，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也进行明确界定，此举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明确原被告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和证明的深度。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1993年，在当时是符合相应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现实情况的。但18年后的今天，还用以前的标准来规范今天的行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我国应当扩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使之不再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tRipS中规定的“未公开信息”的提法值得借鉴。
（三）没有规定商业秘密善意取得制度
虽然国内外立法及国际公约对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立法的表述方式不同，但都在商业秘密的立法中，引入了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商业秘密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应当有以下三个：（1）第三人不是从商业秘密权利人处直接获得的商业秘密，且转让该商业秘密的持有人并不享有转让该商业秘密的权利；（2）第三人应为善意；（3）第三人已经支付了对价。目前我国法律仅规定了第三人应为善意，而对第三人是否应该支付对价，第三人在善意取得的前提下，如果知道转让人是非法转让该商业秘密时，是否有权继续披露、使用或转让该商业秘密等，则没有进一步规定。因此可见，我国商业秘密立法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是不完善的。
（四）民事救济手段不完善
依据tRipS第三部分中的“知识产权的实施”规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针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内外商业秘密持有人合法权益采取法律保护时，应达到以下标准：第一，完备性。建立事前预防措施，比如增加保密审理规定、增设即发侵权救济；建立事后补救措施，比如损害赔偿制度等；以及建立便于保护权利人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相结合的法律保护机制，这些制度在美国与日本均已确立。第二，有效性。商业秘密的合法持有人能通过这一机制对其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以便及时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或者防止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美国与日本还确立收缴侵权工具、销毁侵权产品等销毁消除请求权制度。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保护商业秘密的措施还不能达到以上标准，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没有事前的保护措施。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业秘密合法持有人的保护措施都是在侵害行为发生后，甚至是损害结果产生后才能采用，这一事后补救方式显然不能充分保护商业秘密合法持有人的利益。我们知道，一项信息失去其秘密性后，不但会失去它作为商业秘密的要件，使持有人的利益不能再依法受到保护，而且还会使其流入公共领域，使持有人的竞争优势削弱，甚至荡然无存。第二，事后的保护措施也不完备、可操作性不强。美、日等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允许商业秘密的合法持有人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其商业秘密，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商业秘密合法持有人的利益所采取的唯一保护手段，只是侵害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后的损害赔偿。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被侵犯后的救济措施，不仅种类单一，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也不易把握。这就导致了商业秘密合法持有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③。并且我国法律对被侵权人所遭受到的损失是以侵权行为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来界定，并没有就被侵权人所遭受到的损失予以界定。在侵权行为人未获得利润的情况下，即使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较大，也不能得到赔偿。因此，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被侵权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都是不易完全得到赔偿的，这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立法宗旨是相悖的。
二、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理论分析
商业秘密是一种技术上或经营上的信息，这种信息由商业秘密特定持有人，以信息管理的方式保持其秘密性。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受法律的保护，法律之所以保护作为商业秘密的信息，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侵权行为理论、反不正当竞争理论。合同理论、侵权行为理论、反不正当竞争理论可以统称为义务理论。
（一）义务理论
保护商业秘密是为了维护经济交往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正当竞争秩序，诚实守信和公平交易是商界的生命和精神，无论是基于合同法理论、侵权行为法理论、还是以反不正当竞争理法理论为依据来保护商业秘密，其主要目的都是维护商业道德和正当竞争④。早期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一般都认为商业秘密是一种对人权、相对权，因此，早期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理论都是以合同法理论为基础的。合同法理论的本质是，以违约责任预防和制裁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相对方履行忠诚义务，保证这种忠诚义务即使在该雇佣关系结束后，或其他保密关系结束后仍然存在。但保护商业秘密的合同法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它无法对抗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法行为，甚至在一般的雇佣关系中，该理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破坏保密关系的侵权行为法理论是美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领域曾经较为流行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泄露或使用商业秘密而破坏保密关系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美国1939年的《侵权行为法重述》部分地接受了侵权行为理论。该重述第757节规定：任何人泄露或使用他人因信任关系透露给他的商业秘密而构成失信的，应向该他人承担责任。该理论的特点是：较少重视商业秘密的财产属性以及应当保密的信息等问题，而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商业秘密泄露时有关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上。
从二者依据的事实的角度分析，侵权行为法理论和合同法理论并无不同，即两者都要求保密关系的存在。但两者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要承担侵权责任，后者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在惩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面，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相比，显然侵权责任的制裁更有力度。因为除了使用禁令、损害赔偿责任之外，根据破坏保密关系的侵权行为理论还可以对违法者处以罚款。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原是民法研究的对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逐渐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主要以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我国为代表。大陆法系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是通过侵权责任加以维护的，这与侵权行为法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二者又有不同之处，侵权行为法理论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它过分依赖保密关系的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论却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因为反不正当竞争理论的前提是反不正当竞争权的存在，而不是保密关系的存在。
（二）产权理论
在商业秘密的保护领域中，20世纪50年代产权理论逐渐占了优势。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大都认为：商业秘密是某种知识产权或者某种无形产权，应对商业秘密给予产权化的法律保护。在英美法系的衡平法司法中，⑤产权理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终于被1979年的《统一商业秘密法》和1981年的《保护秘密产权法》所接受。在国际领域，国际商会（iCC）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视商业秘密为知识产权。20世纪70年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草拟的各种知识产权示范法都规定了商业秘密法律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tRipS明确规定了“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目前，产权理论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领域，已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或默认。
在商业秘密保护领域，大陆法系国家曾经一度拒绝产权理论。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司法实务界已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秘密提供了产权化的法律保护，但是理论界还存在不能完全接受产权理论的现象，原因是，这种新的产权理论与大陆法系已有的根深蒂固的物权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传统物权理论以“排他性不足”来否定商业秘密的产权属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信息化社会里，商业秘密产权理论的建立，不应拘泥于传统所有权的理论基础，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0世纪90年代，关贸总协定的一百多个成员国在乌拉圭进行的谈判中达成了tRipS协议，该协定特别将商业秘密保护纳入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畴，专门规定了“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已逐渐接受了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在商业秘密保护领域的最终确立，使商业秘密的产权属性更加明确，这为商业秘密在商业实践中提供了发展的理论空间，也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途径更加广泛，既可以适用侵权责任，也可适用合同责任，从而使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范围从合同相对方扩大到第三人，增强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力度，完善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⑥世界《知识产权协定》对商业秘密的界定，既符合了信息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推动了大陆法系国家商业秘密产权理论的发展。目前，无论从国际上还是各国内来看，尚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决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是受各种理论的综合影响。
商业秘密保护大体都受着产权理论和义务理论的支配。其中的产权理论反映了商业秘密的经济利益，反映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有利于促进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从而能促进产业竞争，提高社会生产力，并最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义务理论则反映了工商业活动中尊重他人的秘密信息、信守合同和公平竞争的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涉案的商业秘密信息中的财产权和应尊重秘密信息的保密性义务的存在，法院会以产权理论和义务理论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则，作为审理商业秘密案件的理论基础。在适用产权理论原则时，法庭要考虑，被侵犯的商业秘密信息是否具有足够的秘密性和价值性，以判断是否可将其视为私有财产；在适用义务理论原则时，法庭主要是强调被诉的侵权行为人在获取有关信息时的具体情形，如果该信息是通过保密关系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即使信息的秘密性还不十分明确，法庭也会强调其不得披露或使用该信息。在具体的案件中，可能会由于法院审理时强调的原则不同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法院可能有时会侧重于义务原则，有时侧重于产权原则，但这两者并不矛盾。法院若从商业秘密所有人的角度来考虑，具体分析判断问题时，会对产权原则有所强调；而当法院侧重于商业秘密侵权关系，从侵权行为人的角度具体分析判断问题时，会对义务原则有所侧重。⑦
总的来说，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既不是仅由财产权原则决定，也不是仅由义务原则确定，而是多种利益综合平衡的结果。笔者认为，商业秘密是创造性的智力成果，鼓励发明创造，保护智力成果，是基于产权理论；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是基于义务理论。鼓励发明创造，保护智力成果与维护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这两者之间是权利义务的统一，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司法实践可能会侧重前者或后者，但不能偏废。
三、我国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完善
（一）明确界定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法律属性
商业秘密的属性问题，不仅关乎商业秘密保护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明确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依据、方式、责任承担、保护程度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设计的关键性问题。它是确认其构成要件的核心依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在tRipS中有明确规定，我国现行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但《刑法》已将商业秘密犯罪纳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事实上，我国已承认商业秘密属知识产权范畴。我国已是wto成员，承诺遵守tRipS的各项规定，因此，将商业秘密作为一种财产权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是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的。
（二）明确商业秘密的善意取得制度
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保护商业秘密交易安全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若第三人支付了对价，或者商业秘密状态已被改变，导致第三人承担不公平责任，那么善意第三人就不用承担责任。其中，对价是衡量第三人是否善意的标准，但不是标准的全部。日本法律也明确规定，若第三人是通过正当交易获取商业秘密，则可以使用或者披露。从国际立法来看，第三人有权通过多种方式对商业秘密进行披露或使用。但是，若第三人是通过较低价格，或无偿获得商业秘密，即使第三人主观上不是故意，或主观上无重大过失，在使用或披露时也应当附条件。比如在接到侵权通知之后，立即停止使用等。目前，对于侵权的具体种类我国法律规定得还不够明确。我国法律对第三人的善意取得制度只规定了第三人应为善意，但是对第三人是否应当支付对价，以及在善意取得的前提下，如果知道第二人是非法转让时，是否还有权继续使用或披露，法律没有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善意取得的规定，在我国商业秘密立法中应进一步细化。
（三）完善民事救济措施
1.增加保密审理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适当引入美国、英国与日本在诉讼过程中的保密审理⑧措施，诸如美国关于原被告双方的保密措施、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保密措施、证据和证人以及案件卷宗的保密措施，日本的私下审理制度等。此外，还应当注意引进违反该等规定时的行政、刑事处罚措施等，以确保商业秘密民事和刑事案件审理的有效性，从而避免商业秘密在诉讼过程中被公开。
2.增设即发侵权救济。即发侵权救济是tRipS规定的最低要求（包括该协议第50条规定的“临时措施”要求）之一，也应当是我国司法当局有权采取的措施之一，因为它可以有效防止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避免我国法院在审理潜在的或者即将发生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因无明确法律依据来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导致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现象再出现。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8
[论文摘要]密尔的自由主义受早期功利主义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不断地修正。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最终的价值目标。他详尽地阐述了社会所能合；~L-~／lf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与限度，划分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界限，突出了个性发展对社会福祉的重要性。代议制政府是自由的制度保障。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dmi11，1807-1873)是英国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当时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19世纪中叶最令人心悦诚服的自由主义者”〔’〕。肇始于17世纪的早期自由主义以争取个人政治权利与建立宪政政府为目标，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相继建立宪政政府与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保障，以及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逐渐暴露出弊端，自由主义者从关注个人自由向强调社会公正转变。集古典自由主义大成的密尔，也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放弃“放任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逐渐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从而使其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演化呈现出自由与反自由的矛盾纠葛，表现出很强的过渡性与折衷性。
一、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中期是欧洲经济繁荣和自由主义崛起以至胜利的光辉时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正好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他“在道德标准上是伊壁鸿鲁学派的，也就是功利主义的，以行为产生的是快乐还是痛苦作为决定是非的惟一标准。但他又不贪图快乐……他认为大多数生活中的失败，都是过分重视快乐的结果。因之，希腊哲学家所指的广义的克制—就是所有的欲望必须止于适度这一点上……几乎是教育哉言的中心要旨。}yz他一直以“苏格拉底美德”来教育儿子，“这就是正义、克制、诚实、坚韧、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关心公益、根据人的优点评论人、根据物所具有的效益评价物。关于生活则要求努力奋斗，反对贪图安逸与懒散。‑3;少年密尔视苏格拉底为理想美德的楷模，为柏拉图著作中的高尚道德标准所吸引。这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822年密尔对边沁(立法论》的潜心研究，使他树立了对功利主义的牢固信仰。他一度相信:所有的道德的感情和性质，无论好坏，都是人们与外界联想的结果。爱事物与恨事物是由于对那些事物有快乐或痛苦的观念，因而“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建立最牢固的、可能的、有益事物的联想;把喜悦与所有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把痛苦与所有有害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川但密尔渐渐发现把痛苦和快乐用这种强制的方法联想起来，并不是自然的联想。他怀疑“使这些联想历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开始习惯运用分析能力以前，就使这些联想已经非常强烈和根深蒂固，达到实际卜不可能消失的程度，;，r5〕结果导致分析的习惯磨灭了人的感情，甚至除了纯粹物质与感观的快乐以外，任何快乐都被破坏殆尽。但是到了1826年，密尔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他突然感到从小树立的“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的宏伟目标并不能带来生活的持久兴趣和快乐。在此后的几年中，他都无法摆脱对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的感觉。实际上，密尔的精神危机根本在于:他所受的功利主义教育没有为他在知识理性和情感熏陶之间设置合理的平衡，没有在个人快乐和社会幸福之间找到合理的理论联系，从而导致情感的萎缩和缺乏内在精神追求。“在詹姆斯·密尔看来，只有行为才能表征美德，而情感则不能，他忽视了情感在教育中的作用。川“〕密尔比任何人都坚信，物质上的快乐完全不足以使生活圆满，他对边沁功利主义产生了动摇。在英国诗人华滋华斯和科勒律治诗歌的启发下，密尔接受了他们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批评功利主义过于依赖冷酷的理性而压抑人的情感和想像力，过分强调逻辑而压抑人的直觉，将人类生活庸俗化的观点，开始主张将感情放到与理智同等的地位。密尔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首次将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在价值观上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快乐不仅有量的标准，也有质的标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1830年，密尔认识了他的夫人泰勒。她对密尔思想的进一步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加人了她的大量意见，《论自由》中有很大一部分由泰勒执笔，《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中表述的男女平等信念也主要受到她的影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阐述的关于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之弱点的思想给密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在中央集权问题上，托克维尔认为可以安全地由人民来管理的社会事业，政府不要干涉，应该尽可能让人民自己管理。这不但是锻炼人民社会情感和实际管理才能的最有效方法，也是保护民主政治不堕落为专制机关的必要手段。密尔在《代议制政府》和《论自由》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二、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与价值目标
密尔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观基础之上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最终的价值目标。边沁首次从心理角度提出一种人性论，认为人类只有两种动机:趋乐避苦。这一心理命题推导出的伦理命题就是:当我们必须在两种行为之间选择时，永远应该选择可以产生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他将行为的意义转化为对行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的明确计算。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直接与它的强度、持续性、确定性及实际感受快乐痛苦的人数相关。幸福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一与边沁将心理命题向伦理命题转化不同，密尔则从心理中引出道德:快乐之所以有质的区分，是因为人类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沉沦到低级快乐中去;在一个人人都趋乐避苦的社会中之所以能够获得公共福利，是因为人性中除了利己，还有一种社会感情，即想要与社会结为一体;人类的公道感情要求社会应该保护他应享受的东西，一旦受到侵害，之所以会产生报复感情，是因为人具有社会同情心，能领J晤到他个人与社会具有共同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他对边沁功利主义最深刻的修正就在于他“用心理学上的联想主义理论和社会感情论来作为快乐论向利他主义过渡的理论中介”川，提倡在人类的社会感情、社会同情心中促进每个人的利益。而且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善。精神与灵魂的快乐，要胜过肉体与物质的快乐。因此做一个失意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好。幸福需要的是高尚的快乐，即使这种快乐要以痛苦和牺牲低等快乐为代价。
然而个人的高尚快乐不是功利主义追求的惟一目标，功利主义“那个标准并不是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最大量之一般人幸福。.ysl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本身意味着，某些个人幸福不会而且实际上也不应该得到满足。那么个人一己幸福与社会的全体福利有什么联系?毕竟实际上多数行为只是有利于个人，任何人能够显著增进社会福利的机会很少。只有遇到这些机会，他才会考虑公共利益。密尔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法律和社会组织协调个人幸福与社会利益;教育和舆论则积极培养人的品格，使促进公益成为人人都有的行为动机。
密尔与边沁的思想分歧是明显的。1826年的信仰危机使他开始反对功利主义只注重现实物质利益的观点。无视人的精神需求必将使人的功名心和抱负的源泉枯竭，仁德和行善的源泉也会枯竭。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本身，首先应当追求的是精神的快乐。密尔还指责功利主义的联想方法，包括过多的表面的、人为的、偶然的成分，“把痛苦和喜悦用这种强制的办法与事物联想起来，决不是自然的联想。”〔”〕这种联想只重利益，会使感情逐渐泯灭。
对于任何伦理道德标准，人们都会问:它用什么力量使人遵循它?密尔认为，一切伦理系统的最后制裁力是人心中的一种主观感情，功利主义的制裁力就是人类的良心。那么公共利益又依靠什么来要求人们遵循?依靠法律、社会调节和教育引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自己的幸福在于别的东西，为什么他不可以选取别的东西?密尔转向人的心理，人性中有一种强烈的情操，就是人类的社会感情要同人类成为一体的欲望。因为这种感情，人总是设想他是团体的一分子，并且认识到，只有承认一切人的利益平等，才可以有彼此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通过合作，个人自己的目的渐渐同一。随着社会联系的加强，人人都会觉得顾及他人利益有利于自己，人人也越把自己的感情与他人的福利化为一体。
密尔在《论边沁》一文中指出，边沁的错误根源在于:忽视个人的自我发展和教育在道德伦理中的地位。在他看来，道德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自我教育，人自己训练、培养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规范。前者在边沁的体系中是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不完整。因为除非我们考虑到行为对我们或其他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否则怎么能判断出行为会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或是他人的利益呢?“论述边沁原则的道德家可以达到这一步，他不会杀人、防火或偷窃。但是他有什么资格来调整人类行为的细微差别，或规定有关人类生活中的那些事实的更重要的道德呢?’，〔’“J边沁的伦理理论不仅对个人的性格、情感和精神世界所知甚少，它对于整个社会精神发展和精神追求的理解也十分贫乏。密尔对边沁哲学的评价切中肯萦:它可以促使一个已经获得一定精神发展的社会制定和颁布准则来确保社会的物质利益，但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精神利益的发展。根源是他缺乏想像力，缺乏对人类情感的细微的体验，缺乏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体验。密尔所受的希腊人文精神的熏陶使他始终不能像边沁那样只醉心于外部的制度变革，而是将提升人的内在精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由外在向内在发展。
三、个人自由权利观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原则，为近代代议制政府确立了价值合法性。密尔在《论自由》中要阐明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其主题是社会自由与公民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与洛克相比，密尔更强调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所处的环境已经狭窄到甚至连自己的能力也无法有起码的发挥。而只有这些能力得到最起码发挥，他才可能追求那些人类认为是善的和神圣的目的。因此必须在个人的私生活和公众权威之间划出一条界限。
密尔思考自由问题的切人点是民主社会中的“多数暴虐”问题。尽管政治自由原则保证了个人在法律上的人身和财产自由，但他注意到，“民治”政体不一定带来自由。“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个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川密尔在这里把“社会”概念引人自由理论，并将其与国家对于个人自由的影响相比教，认为社会与国家不同，社会包罗一切，是多元的，无须有个单独的站在一切之上的总组织或权威。而国家却是一个组织，不能包罗一切，其职能有限，权利也有限，个人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有私人自由的余地，它对个人自由领域的渗透有限。但社会不同，它对个人自由的渗透会达到可怕的深度，即奴役人的灵魂。
密尔明确指出这种暴虐是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是社会假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J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自己的模型来裁剪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Unzl他反对倚仗社会优势去改变人类感想的行为，要求保卫公民自由，保障一切异端。其依据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asl即便是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或是精神上，都不能成为干涉的充足理由。从“自我防御”是根本目的出发，密尔得出结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他人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14〕洛克将自我保存的欲望当作人类天性，它使人类从自然人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政治社会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我保存。因而人民就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而密尔从“自我防御”中得出的结论则是每个人自己为自己做主，个人自由不受他人干涉。
在论述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时，密尔提出两个论点:“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as]这表明第一，密尔对启蒙哲学深信不疑的人类理性及其认识能力表示怀疑。认为人类的知识原则上不可完成，每个人都可能是错误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人类之所以有理性的意见和行为，原因在于人类心灵具有一种品质，即讨论和经验可以改正错误。压制异端意见则牺牲了人类心灵中的道德勇敢性，也限制了非异端者的精神发展，人类的思想因而僵化不前。第二，将正确的意见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也有助于培养人类的智力和判断力。关于互相冲突的意见，密尔认为可以通过公开讨论达到协调和结合，以更接近于真理。因而意见分歧不仅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更是全面认识真理的必要手段，“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
密尔也允许宣传错误的观点，而这不意味着破坏言论自由。他强调在争论中学习别人。但在争论方式上，他反对宗派主义的争辩，因为“可怕的祸患不在部分真理之间的猛烈冲突，而在半部真理的平静压熄……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t}l在此意义上，保有言论自由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言论自由不仅能使人们得到正确的观点，他们也可以分辨真理。分辨真理就是知道真理的根据，准备听取冲突的意见，并在深层的讨沦中修正自己的意见，而不仅仅是接受真理，相信真理。有了言论自由，即使在智力最一般的人中也会产生一些天才。
密尔认为天才的诞生源于个性的自我张扬，社会生活对于各种性格应当给予自由的发展空间，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们可以有自由去依照其意见而行动。洛克《政府论》里的人都是由均质构成的理性人，只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为根本原则，没有谈及人的个性。而密尔眼中的人是有血有肉、多种多样的人，这就部分纠正了古典自由主义中“无个性的人”的面貌。他认为，只有培养个性才能产生出发展很好的人类，个性的内在价值在于它是人类福扯的因素之
密尔对“大众的平庸”深恶痛绝，惟一能够对这种倾向进行平衡和矫正的方法就是为少数天才提供一块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他表露出与以往自由主义者不同的一个价值判断:“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这里强调的是个性的绝对性，而非理性的绝对性。当他提倡个人自己做主时，他的理由是个人总比他人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无疑，他预先假定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前提。但是密尔又认为教育是一种正当的强制行为。他说:“强迫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将来能够具有真知灼见。”“国家对于生为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求并强制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这难道不几乎是一条自明的公理吗?‑pv〕这就是说，如果某种个性要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那必然会遭受自由主义的强迫教育;而“最自由的言论自由”并不能帮助那些不受理性支配的人，他们需要对标准和价值达成共识，只有一定的外部权威才能教育他们获得理性。显然，在这种情形下，主张个体无论如何总要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的自由主义隐隐约约带有一些“精英主义味道”，为“专家统治”开启了方便之门。因此，密尔主张建立一种新“知识阶层”，这种知识精英会教给大众政治责任，把他们从习俗和独裁的习惯性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就体现出密尔的价值取向:知识精英比平庸大众更有价值。因为前者更能推动人类的知识发展与道德进步。问题是，既然每个人的需要都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根据密尔本人的功利主义思想，每个人自己总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厉害关系，人类关心的就是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而不是其他人认为他们需要什么。那么，幸福生活世界的寻求就必须由个人自主选择，怎么能将它委托给知识精英、技术专家的智慧统治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密尔的理论出现矛盾，并招致了猛烈的批评。
那么，个人与社会干涉之间的界线划分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呢?一是，“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二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的余地。Uzo，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各人只顾自己，对他人漠不关心，人类彼此之间应当相互鼓励和帮助。当一个人由于这种行为而背离了他对某人或一些他人的明确义务时，这种行为就不是只关自己的行为，应当受到道德的质问。他举例说，一个人由于挥霍浪费而无力偿还债务，使其债主受损，就应受到谴责。但是谴责之点是他背离了对债主的义务，而不是他的挥霍浪费。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对于公众的任何特定义务，损害也并非必然，或者只有推定的性质，那么社会为了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的缘故，宁可承受这一点点不便利，而不要再妄称:在只关自己的事情上有命令并强制人们服从的权力。
为了阐明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密尔区分了影响他人的行为和影响他人利益的行为，一个人可以受他人行为的影响而利益不受影响。区分行为影响与利益影响的意义在于:密尔在《论自由》中多次阐述损害原则时，强调的都是只有当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非仅仅行为对他人产生影响时，才能干涉个人自由。那么，是否由于对他人利益的伤害或者可能伤害这一点单独就能构成社会正当的理由呢?密尔对此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对他人或对其利益的损害，其中有许多甚至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有限、拥挤、各自钻牛角尖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相当无意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将本来由道德来谴责的损害转变为法律上规定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就会大大扩展损害原则要求国家有所作为(而不是有所不为)的领域。因为国家没有一条硬性原则来规定一个更为明确和严格的界限，它拥有伸缩性极强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不断将道义权利化为法律权利。
但是密尔认为某些行为(如“有伤体统”的淫秽现象)，虽然没有伤害他人利益，“其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因而不应当遭到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的风气，因而又可以划人犯及他人的范畴，予以禁止，是不失为正当的。U2}l禁止这类行为与《论自由》的宗旨并不相违背，因为它们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他人的利益具有间接性的损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在判定社会控制的合法性上，坚持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原则。
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第一，有些事由个人来办比让政府去办更好。第二，有些事，即使政府比个人办得更好，也应该由个人来办。让人民参与政治实践有助于使他们走出个人狭小的圈子，能够从公共动机出发来行动。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会导致很大的祸患。本来活跃而富有进取心的公众会愈益成为政府的附庸，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会使效率低下，难以改革。
四、自由的制度保障
密尔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不是惟一的，可以由该国的人民来选择。但它又是一个有限选择问题，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它必须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尤其是必须考虑到人民是否具有承受这种制度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说来有三个条件:人民必须乐意接受为他们设计的政府形式;人们愿意而且能够做使这种政府形式持续下去的事情;以及他们愿意并能够做一些可以让政府达到其目的的事情。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只有这种政府才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增进社会的进步。在密尔的心目中，代议制政府就是这种政府形式的“理想模型”。“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e[22原因在于，一方面代议制政府比其他任何政体都能促进当前社会福利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代议制政府能够培养公民与邪恶作斗争、主动适应环境等积极性格，锻炼智慧与经验，从而提升人的道德品格，增进人类的福扯。他还特别指出，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助于培养他们对普遍利益的感情，而消极被动的性格虽然无害于他人的安全，但实际上个人从不想到任何集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以邻为壑，甚至损害私人道德，“使社会中大多数人成为一群无害地并排在一起啃着青草的羊罢了。
鉴于此，密尔积极主张扩大选举权(包括给予妇女选举权)，放松对选举权的限制。在密尔看来，选举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能够锻炼民众能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福利，形成公共道德。同时，为了限制多数压迫和提高政府效率，提议比例代表制和和复数选举，以使得各种利益(尤其是少数派的利益)在议会中达到平衡。
他强调了真假民主的区别:不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对少数派不公正的、多数人的管理形式;真正的民主是使多数选民拥有多数代表，使少数选民也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政治制度。他的政府理论也集中反映了其功利思想和自由观念:代议制政府对公民负责，并能产生有能力追求公共利益的更明智的公民。因此代议制政府不仅是发展自我个性，保护个人自由—即多元社会—的一种手段，并且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一种最佳的民主秩序。
在密尔看来，人们必须警惕代议制民主的两大可能危险: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以及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进行阶级立法，谋求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社会普遍福利。密尔认为克服这两大危险的途径一是实行两院制，人民的议院代表舆论民情，政治家的议院代表有实际经验的个人美德，防止任何一种地方利益强大到能够压倒一切，以保持各种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使任何一种个人利益要获得成功必须有赖于得到至少一大部分按照更高动机和更全面更长远的观点行动的人们的支持。}}[24二是充分尊重天才的独创性，使那些具有独创天才的人的意见战胜庸众的意见，让有知识的阶层来领导一般大众，这与他的精英政治论是一脉相承的。
边沁和詹姆斯·密尔认为理解人类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人类行为的目的是趋乐避苦。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政府就必须直接对全体选民负责。只有通过选举、秘密投票、分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才能确保国家机器对被统治者负责。约翰·密尔一生关注的是在人类的全部行为领域中，个人自由能达到什么程度。因此，对他来说，代议制政府是否值得提倡，要看它能否保护个人自由和实现社会普遍福利。但是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只有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才适于采用，而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与代议制不相适宜。因为人民为了取得文明上的进步，需要先学会一些习惯，对于野蛮人民代议制根本无法限制人们的散漫不驯，若实行代议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选择暴君作为他们的代表。因此专制政府才是他们的合法政府形式，它能教会他们文明的第一课“服从”。
五、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评价
密尔的自由理论深刻体现了过渡时期新旧理论的对立与融合，对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期自由主义者洛克阐明了以天赋人权的名义来捍卫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其核心价值是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至高无上。其实质是一种革命信条:一旦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犯，个人反抗政府的革命就具有合法性。边沁的自由主义理论用功利原则代替天赋原则，宣称人类的需要才是惟一正当的理由，这样，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就不是依靠革命热情，而是靠从实际出发的研究和立法来实现。衡量一切制度和立法的标准就是功利主义—它对增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否有用。在政治上，他们把自由主义当作是人民反对专制君主的有力武器，坚持“议会至上”的普选原则，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情况是行使权利的人民与承受权利的人民并非吻合，人民的意志会演化为善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那些人的意志。密尔的自由理论关注的就是:社会舆论压制个人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如何防止多数暴政的问题。
另一方面，早期自由主义者还强化了个人追求财富的合理胜。虽然它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终目标，但因其过分依赖理性，以及认为追求直接的物质结果与追求精神快乐没有区别，最终损害了其理论本身。工业革命虽然增加了社会财富，但社会成员迅速两极分化。劳资的对立导致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贫困人口也日渐增多，社会潜藏着不稳定因素。边沁理论被庸俗化为支持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理论，为不择手段攫取金钱辩护，其先进性已荡然无存，“功利主义认可了伟大进步时代中富裕阶级的冷漠自私，贪图享受而麻木。他们被正当的合理性保护起来，不受富于想像力的同情心的纠缠。}}[25〕因而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与挑战。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9
医药产业属于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的突出特征就是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因此它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严密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除了包括药品专利、方法专利、注册商标、药品说明书著作权外，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实施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在医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拥有大量的商业秘密，无论从药品的研究与开发、药品生产工艺的改造、药品的包装设计到药品销售渠道的开拓及客户资源管理等领域无不充满着大量的商业秘密。主要包括药品的配方、实验数据、生产工艺新方法、企业的经营计划、决策方案、药品的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而这些商业秘密是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多年的研究开发，探索总结而得来，其中饱含了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心血，是其智力劳动的成果，是企业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一笔无形资产，它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企业也一定要小心保护它。然而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由于商业秘密本身的秘密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法律对其保护的不直接性，都使商业秘密的保护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企业的管理者不能充分重视，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手段，其大量流失将不可避免。
目前，我国医药企业商业秘密流失现象比较严重，从“金龙胶囊”失密事件，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企业管理者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还十分淡薄，保护力度也远远不够，因而给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商业秘密流失的几种途径
1．由于企业保密制度不完善，保密措施不得力，致使企业的商业秘密流失。
据调查目前我国许多医药企业的管理者对商业秘密的概念认识模糊，对其内容不甚了解，对其保护的制度措施不完善，因此在药品研究与开发中，对新药的资料、配方、实验数据；在企业生产工艺的改造中，对生产方法、工艺流程的创新；在药品的销售过程中，对客户资源、销售渠道等内容保护力度不够，致使大量商业秘密在悄无声息中被他人盗取。竞争者通过利诱、拉拢内部人员，通过假借参观访问、联系业务之名盗取企业的商业秘密的事件时有发生。如山西某制药厂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窃取了山东新华制药厂的吡哌酸生产工艺。
2．企业在人才流动中，被“跳槽”者带走了企业的商业秘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才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人才的流动也日益频繁，“跳槽”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企业的技术骨干，掌握企业核心秘密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带走企业商业秘密，非法泄露、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从而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
3．医药代表在药品销售活动中违背竞业避止义务，泄露、非法利用企业的商业秘密。
一些医药营销人员在为本公司效力的同时，利用本公司的客户资源、销售渠道推销其他竞争公司的竞争产品；还有个别营销人员暗中建立自己的医药公司，利用公司的客户资源和工作关系，暗中为自己企业服务。
可以看到，由于企业商业秘密的流失，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丧失，竞争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中国已加入wto的今天，医药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和压力更加严峻，因此我国医药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更应高度重视，积极研究，认真对待，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保护商业秘密的措施
1．加强教育，提高全体员工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
由于药品是特殊产品，在药品的生产过程中，充满着知识创新、产品开发等知识产权内容，因此应教育全体职工充分认识知识产权的价值，知悉其内容及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了解商业秘密的易流失性和保护的困难性，使全体员工增强自觉保护商业秘密的意识。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的普及教育，使员工了解知悉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性质和处罚原则，使人人知法守法，自觉遵守保密规则，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共同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2．不断改进，完善企业的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
针对商业秘密的流失大多是通过企业内部人员窃取或泄露的实际情况，企业应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企业保密的规章制度。如规定保密的级别、保密的范围，明确知密岗位的保密责任等。加强商业秘密档案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保管并严格执行档案借阅制度。建立监督保障措施，有关岗位要设立专、兼职的人员监督。企业管理层有专人负责并经常检查工作，从而有效防止企业内部人员盗窃、泄露商业秘密的事件发生。
企业还要建立监控设施，以防范外部人员的不正当行为。近年来，医药企业的竞争对手借参观访问、联系业务等机会窃取企业商业秘密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防范来自企业外部的威胁，企业对外来人员要监控，如进入企业要登记、禁止外来人员在企业内随意走动、重点区域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参观等，有条件的企业可设置屏幕监督系统，对重点部位进行重点监督控制。从而避免外部人员以不法手段窃取企业的商业秘密。
3．通过订立保密合同，以合同形式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在西方商界有这样一句格言：“公司的最大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公司内部的雇员，因为从竞争者那里失去的只是利润，而从不忠的雇员那里你失去的将是真正的财富。”实践表明，由于职工在职时的泄密和离职后的出卖行为是企业商业秘密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企业与员工订立保密合同或保密协议，加重员工的保密义务是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必然选择。通过合同形式规定员工在职时的保密义务，并强调员工在职和离职后所要承担的竞业避止义务。
此外还要同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相关的业务伙伴，如商、供应商、销售商，还有技术转让中的接受方订立保密合同，由双方约定保密的范围、保密期限、保密措施等，并规定承担保密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违反上述保密约定，将承担违约责任。
4．运用法律武器，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
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不但要靠其采取各种保密措施（如设立保密设施、建立保密制度、订立保密合同）加强管理，而且一旦此后发生泄露或被他人不正当地加以披露、使用等情况，也应寻求法律上的保护。并以诉讼为手段，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阻止不正当竞争者使用其盗窃的商业秘密，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0
关键词：服务外包；外包服务；商业秘密；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F75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75-06 收稿日期：2010-09-10
服务外包一般都要求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承包方共享彼此尤其是发包方的商业秘密，在服务外包中，约70％～80％的发包方认为商业秘密比其他知识产权更重要(胡水晶，2009)。由此，如何完善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提高我国作为服务外包承接国的商业秘密保护水平，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商业秘密在服务外包中的地位
依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该法将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分解为新颖性、实用性、保密件三个要素，其界定与tRipS协议的规定基本一致。所谓新颖性，是指该信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所谓实用性，是指该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所谓保密性。是指商业秘密持有人主观上将其所持有的某种信息视为商业秘密，并采取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加以管理。所谓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
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传统知识产权形态相比，商业秘密权的保护对权利人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因为前三种权利在被侵犯之前已处于公开状态，即使有人针对它们实施了侵权行为，也不影响权利人权利的保有和行使。但商业秘密一旦被泄露，权利人虽然可依法追究违约方或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但如果该违约或侵权行为的后果是导致相关信息进入公知公用领域，那么。该信息就不能被称为“商业秘密”。权利人对这些信息也就不再享有专有权。
服务外包运行的基础与载体是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属于典型的双务合同，即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且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对应关系。从发包方的角度看。虽然发包方订立服务外包合同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而是要通过将价值链上的非核心后台支持业务外包，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但该业务所涉及的商业秘密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却使发包方不得不特别关注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因为商业秘密往往是发包方的核心利益，而无论是哪种服务外包形式，都往往要求发包方不同程度地披露自己的商业秘密。譬如，就业务流程外包而言，发包方在把零售、批发、运输或客户服务等业务向外发包的同时，为了方便承包方的业务运作。必须把有关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提供给承包方，而这些信息大多构成发包方的商业秘密。又如，信息服务外包主要从事数据转换，数据库管理、系统管理与开发、阿站建设与网络管理等外包业务，这里面涉及的数据、软件等无一不是发包方的商业秘密。再如，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知识流程外包中，其外包的业务主要是那些比较高端的、主要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业务。如产品研发、财务分析、市场研究、数据处理等，也都涉及发包方的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
从承包方的角度看，提供符合合同约定服务应当是其主给付义务。至于保密义务的地位，则取决于当事人的安排。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未就相关商业秘密的保密问题进行约定，那么，承包方对发包方外包服务所涉及的商业秘密负有的保密义务为其附随义务；反之。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就承包方的保密义务作出明确安排，那么，保密义务则从附随义务上升为给付义务。
总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和水平成为发包方评估承包方承接服务外包能力的核心指标。在服务外包的合同实践中，要求对方周密保护本方的商业秘密，已成为发包方关注的核心利益，也是承包方的基本义务。可以这样说。对外包服务涉及的商业秘密的保护，从微观看，它不仅关系到特定服务外包交易的成败，也关系到各相关当事人的权益保护；从宏观看，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服务外包运行的规模与质量，还体现了服务外包承接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二、我国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有关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分散在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包括：
1 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受到窃取、篡改、假冒等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解释上，离岸服务外包中的商业秘密应当属于“其他科技成果”的范畴。
2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颁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次以法条形式对商业秘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且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主体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几种典型形态，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10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取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_一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第125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第22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规定；第102条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劳动合同法在继受劳动法第22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竞业限制的内容，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另外。该法还明确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合同法。合同l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5 刑法。刑法第219条规定：“凡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并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1991年4月修订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66条和第120条分别规定“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4条将民事诉讼法第66条和第120条所指的商业秘密解释为“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此外，在地方法规层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l1月3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保护商业秘密的地方法规，此后，广东、浙江。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制定了《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浙江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等地方法规；在行政规章层面，也曾出台了一些列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工商总局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与《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的《关于加强国有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以及原国家科委的《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等。
三、我国现行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检讨
(一) 制度安排过于分散和原则，适用效果欠佳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刑法等之中，呈支离破碎、各自为战的状态。它们各自对商业秘密的某一或几个方面作了规定，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远不能适应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现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既有法律层面的安排。又有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层面的规定，这种立法的多层次性，必然造成法律体系内部效力上的冲突和法律适用的困惑；现行制度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权利属性等均作明确规定，这种立法内容的疏漏，将导致裁决结果的不统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列为商业秘密范畴，但却无对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界定，劳动合同法授权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竞业禁止条款，却无有关竞业期限、竞业区域、竞业补偿等内容的规定等等，这种过于原则的安排，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二) 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过严，保护范围过窄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受该法保护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实用性”等构成要件。但是正如郑成思先生所指出的：“在商业秘密领域，合格的受保护信息并无‘实用性’要求，是tRlpS协议明文规定的”(郑成思，2000)。换言之。从构成要件的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要求严于tRipS协议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关法律的要求。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局限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范围明显窄于tRlpS协议所谓的“未披露信息”。再次。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于“经营者”，在服务外包实务中，商业秘密的保护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作为经营者的雇员，对于经营者与雇员之间的这种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显然难有施展的空间。1979年《统一商业秘密法》，美国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不仅如此，1995年《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也肯定了《统一商业秘密法》的做法，它“对商业秘密概念的规定。亦与统一商业秘密法第一节之(4)的商业秘密定义保持一致”，“同样不要求有关信息应该提供连续或长期的经济优势”，
“明确抛弃了对商业秘密的使用要求”(孔祥俊，1999)。
(三) 过于强调民事责任的“填平”功能，制裁与救济力度均嫌不够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显然，该法设计的赔偿制度传承了传统民法的利益均衡理念，体现了补偿性赔偿金制度“填平”损失的指导思想。参照该规定，在服务外包中，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遭受侵害时，权利人虽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加害人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从受害人的角度看，其接受赔偿所得实际上只是它实际损失的一部分，因为受害人在诉讼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律师费等均无法得到补救；从加害人的角度看，相当于加害人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换取了受害人同样价值的财产，实质上是以承担民事责任之名行完成交易之实。对加害人几乎难以产生惩戒和威慑作用。
(四) 刑法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
根据现行刑法第219条之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处罚，应区分不同情形而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何谓“重大损失”、何谓“特别严重后果”。刑法并未作出回答。
四、完善我国服务外包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若干设想
(一) 印度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考察
印度是迄今为止最受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青睐的地区，占据了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50％以上的份额，(胡水晶，2009)并取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在印度法中，商业秘密被定义为未公开的已被当作秘密进行保护的信息，该信息可以在商业上应用并能带来经济利益，包括技术数据、内部流程、专业的调查方法、配方、未申请专利的新发明、客户名单、技巧、公式、草图、培训材料、源代码等。印度没有专门为保护商业秘密立法，但为了发展外包产业。非常重视保护服务外包领域的商业秘密。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印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该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立体保护体系。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在行业层面，于1988年创立了印度软件服务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oftwareandServiceCompanies,简称naSSCom)，naSSCom多次与印度警方联手开展反盗版活动，为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为行业发展成功构筑了一道商业秘密的“防火墙”；在
企业层面，通过政策引导与专业培训，建立或完善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增强员工的保密意识，借助各种形式的保密协议以明确各有关当事人的保密义务。
二是建立了从合同责任到侵权责任、从民事责任到刑事责任，多种法律责任并用的法律制裁体系。首先，由于没有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印度服务外包的当事人会首先考虑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保护商业秘密，通过发包方和承包方订立保密协议、承包方和内部员工订立保密协议与竞业禁止协议等一系列合同确立相关各方的保密义务。其次，考虑到合同责任仅产生于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之间，但在实务中侵害他人商业秘密的人既可能是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也可能是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无任何关系的第三人，因此。印度普通法根据公平原则，认为违反信任构成侵权行为，无论合同是否成立，行为人都构成侵权，据此，无论服务外包合同是否成立，知晓商业秘密的人均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就要受到侵权责任的追究，从而扩大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适用范围。第三，合同责任也好，侵权责任也罢，作为民事责任，其对违法行为的遏止作用是有限的。为此，印度政府于2000年6月颁布了信息技术法，对之前的《印度刑法典》(1860年)、《印度证据法》(1872年)、《银行背书证据法》(1891年)、《印度储蓄银行法》(193年)。中的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在涉及犯罪与刑罚方面。将未经许可侵入他人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私自下载他人计算机或其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制造和散播计算机病毒等行为均规定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最高刑期可达10年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从而强化了对侵害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制裁力度，强化了制度的威慑效果。
三是充分利用和发挥行业协会在保护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中的作用。考虑到实务中承包方故意侵犯发包方商业秘密的事件极少，已发生的泄密事件都是承包方员工为了私利酿成的。为此。naSSCom于2006年1月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类似于银行个人信用的软件人才数据库。名为nationalSkillRegistryforitemployeesnationalSkillsRegistryforit／iteSprofessional(简称nSR-itp)。nSR-itp计划通过基础指纹和照片来辨认从业人员，用数据库记录印度所有软件公司职员的相关信息，包括受教育背景、身体状况、曾经担任的职务及承接过的项目与雇主评价等。nSR-itp系统的实施，对保护服务外包商业秘密、推动离岸服务承包事业的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
印度的经验告诉我们。服务外包商业秘密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该工程的构建与推行过程中，政府应当有所作为且可大有作为。其中，建立或者完善相关制度就是政府作为的核心内容。
(二) 完善我国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若干设想
1 制订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在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模式上，世界各国主要有分散立法、集中立法两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多采用分散立法模式，该立法模式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19世纪末民法典相对完善时期，商业秘密的财产价值还没有受到普遍关注，民法上有关权利的侵害和保护尚不涉及商业秘密；_二是商业秘密是否属于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客体一直存有争论，因此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以单行法的形式并列于知识产权法体系。以美，英等为代表的国家系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法以保护商业秘密，该立法模式可以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范围、属性、侵权的救济方式等作…全面系统。我们认为，我们应采集中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理由有二：一是我国迄今尚未制定民法典，民事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尚有一定距离；二是商业秘密虽然无形，但并非不可捉摸，其财产价值已被理论界、实务界广泛认同；三是商业秘密虽然具有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一些共性，但也具有其特有的个性，既有的专利法、商标法与著作权法的规定均无法直接适用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当然，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也不是万能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安排是，构建以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为中心、以合同法、侵权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为补充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以统一裁判尺度、统一实施效果。同时，应充分注意到服务外包运行的特质对服务外包商业秘密保护的影响，即应针对服务外包商业秘密的个性，安排专章进行调整。
2 建立商业秘密保护临时禁令救济制度：商业秘密是一种挥发性财产，具有“一旦丧失，就永远丧失”的特性，这种丧失往往是权利人既有竞争优势的丧失，且权利人的这种损害难以通过损害赔偿得到充分救济。为此，临时禁令救济当是权利人的不二选样。依照临时禁令救济制度的安排，在法院审理争议事项之前，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即可申请法院做出禁止或者限制被申请人披露或者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它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具有其它救济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也许因为如此，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将“禁令救济”排在第2条，位于第3条“损害赔偿”之前。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修改的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都增添了诉前临时禁令这一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两项司法解释对诉前临时禁令的适用作了专门规定。但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迄今尚未作相应修改，因此，裁判机构在实践中对商业秘密保护能否适用临时禁令不无疑问。
3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又称报复性赔偿，是与补偿性赔偿对应的一种赔偿，具有准刑事处罚人性质，其目的不只是为补偿受害人，兼具惩罚和遏制的功能。惩罚性赔偿主要是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中采用的制度，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第3条(b)款规定：“如果存在故意且为恶意盗用之事实，法院可以判令惩罚性赔偿，但其数额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的二倍。”一般认为，被告雇用原告的离职员工以获取原告的商业秘密，引诱他人违反保密义务，以间谍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等，均属于故意且为恶意(戴永盛，2005)。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已有松动的迹象。如德国最高法院于1992年6月4日承认美国法院作出的惩罚性赔偿判决可以在德国境内强制执行(徐海燕，2004)。台湾地区则明确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侵害他人营业秘密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第32条规定：侵害行为如属故意，法院得依情节，酌定损害额以上的损害赔偿，但不得超过已证明损害额之三倍；“营业秘密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侵害行为如属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请求，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以上之赔偿，但不得超过已证明损害额之三倍。”(戴永盛。
2005)在日本，一些著名民法学者认为将侵权行为责任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的制度来把握，而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的做法是错误的，主张有条件地推行惩罚性赔偿(于敏，1998)。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都有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只适用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服务以及商品房买卖领域。换言之，在涉及服务外包商业秘密的保护中，如权利人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话，尚处于无法可依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显现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差距，还会直接影响服务外包方对外包服务承接地的选择，进而影n向我国外包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