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1
【关键词】消费者；经营者；裁决；法律公平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简称“消法”）及相关规定为依据维权已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途径和手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假冒伪劣横行，商家做广告无所不用其极，产品质量和商业信用之差让人咋舌，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次年，消费者王海利用该法第四十九条“双倍赔偿”规定，打假行遍中国大江南北，并由此强烈激发出全国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和行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后简称“合同法”）出台，该法对合同的定义及相关规则的具体规定，为消费者以之为据进行与经营者的商品、服务纠纷交涉提供了重要的履约、违约认定与处理等重要的法律救济。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等，一大批新老法律规定分别从产品侵权、产品质量、药品食品等方方面面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强力的法律维权支持，从而，以这些法律规定为依据进行维权，已经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二、消费者法律维权的问题
以法律为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和手段不应忽视经营者的法律保护，即以法为据应重法律公平。如前所述，“消法”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建立健全，一方面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并促进了当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纠纷时前者知晓用法律途径和手段进行解决的维权意识，但另一方面，对法律相关规定的非专业理解和权益滥用，也会不同程度地促涨不当维权意识及行为，并形成对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侵犯或压制。对此，有人认为：“消费信息不对称使一部分消费者出于不当得利的趋利性或对经营者不满而诱发的报复消费心理等等极易使消费者产生消费者不当行为，让经营者开始在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破坏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消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此，形式上是对经营者的规范，其实质也是对消费者的规范，因为，公平是对双方和多方的公平，而不仅是对消费者一方的公平或对经营者一方的约束。可认为是“消法”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对此则规定得更加明晰：“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平等民事关系，脱离这个大原则，如前述，除消费者可能出现自身维权不当甚至违法的情形外，成都孔亮火锅“一元筷费”的诉讼败诉尚提示出另一种维权不当的法律失衡现象，即第三方裁决失衡导致经营者的权益受损。站在第三方裁决者的角度看，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后简称“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且举证充分，裁决者还是既可认为它是行业习惯或惯例，也可不认为它是行业习惯或惯例。如此，本案难以引入“习惯”或“惯例”作为裁据。但依据“消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的规定，经营者至少已就“一元筷”收费尽其法定义务，且并未违反该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特别要注意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第八条“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的规定，在允许消费者将使用过的筷子自行处理的前提下，本例必须要站在经营者的角度考虑这一“一元筷”服务收费的合理性问题。且，依据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规定，并结合发计委《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2001年）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2001年）第六条的规定，“一元筷费”的收取存在合法性依据。有人以“格式条款”来理解本例，这种理解方式也算是一种路径，但在本例中，“格式条款”规则基本不适用。以“解释”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为参照，本例的“格式条款”首先并不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限、免、排等），其次，本例中两项服务均予以了“合理的方式”提示。而依据“消法”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根据本例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者是否选择该火锅店进行消费则有完全的自。因此，本例除因“开瓶费”不符合“明码标价”规定或存在“价外收费”嫌疑而存在瑕疵外，“一元筷”的服务和“一元筷费”的收取合理合法。发生在成都孔亮火锅店的这起消费者维权事件，凸显的问题不是前述的消费者滥权问题，而是另一个我们需特别注意的第三方裁决问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第三方裁决往往由于形式上具有自有的、内部的、特定的纠错程序和方式而容易游离于消费者维权问题总览范围之外。
三、以经营者权益保护为另一基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和改进
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中暴露的问题及其改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法律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和手段，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严格”依法进行又包括“全面”依法和“切实”依法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三方裁决者并不应当引用“习惯”或“惯例”，尤其是不合“解释”的或含糊的“习惯”或“惯例”来作裁由，其次，依前例法律剖析，例示两项服务及其收费都有法可循，第三方裁决者应“全面”依法进行裁决，并阐明相关的“切实”的裁由和裁据，否则，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代价是便侵犯经营者的权益。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应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消费者、经营者实质和谐（法律公平）的更高层次上予以检视。才能促使理性的、正确的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行为的形成，也才能促使经营者或经营者行业去更加积极地根据千变万化的经营情况，采取对自身和消费者都切实有益的各种经营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出现保护一方挫伤另一方甚至间接挫伤行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出现。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07年）“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中提出：“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支持日益完善和增强的今天，无论是消费者自身，还是第三方裁决，只有以法律的实质公平为精神和原则，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注重保护经营者的权益，才能以此促进经营者在我国服务性经济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才能在更高程度上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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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费者不当行为破坏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中顾消费维权网．2011-10-22．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2
引子
案例：a乘客坐B汽车运输公司的大客车，途中一行人横穿马路，大客车司机急刹车，a摔倒在车内，致伤。a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①]选择合同之诉，起诉B公司（法院确定案由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a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要求B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B公司认为原告援引法律不当，合同之诉应排除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适用《合同法》，支付原告合同违约金。
一、问题的提出
a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种观点否定说，认为应排除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由：《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方有权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既然a选择了合同之诉，则理所当然应适用《合同法》而不是适用其他法律，否则《合同法》的该条规定即失去意义。
另一种观点肯定说，认为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由：1、《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没有排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如立法者认为排除适用应当阐明；2、《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关于合同的规定。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涉及经营者义务和消费者权利的规定，包含了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合同关系的规范，属“其他法律中关于合同的规定”，所以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先前案例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17日颁布的案例：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②].案情概要：1998年8月23日，两原告之女王翰入住银河宾馆。当天下午王翰在客房内被犯罪分子强行入室杀害并抢走财物。银河宾馆系四星级涉外宾馆，内部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并安装着安全监视设施。银河宾馆制订的《银河宾馆质量承诺细则》置于客房内。该细则中有“24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安全”，“若有不符上述承诺内容，我们将立即改进并向您赔礼道歉，……，直至赔偿”等内容，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违约责任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翰生前入住被告银河宾馆，其与宾馆之间建立的是合同法律关系，应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河宾馆基于宾馆的管理以及对入住宾馆客人的优质服务而作出“24小时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的服务质量承诺，应予兑现，但未能兑现，应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到银河宾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虽有一定的违约过失，但王翰之死及财物被劫毕竟是罪犯所为，所以参照实际情况，酌情而定违约赔偿的数额，判决被告银河宾馆给付原告赔偿费人民币8万元。原告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一中院审理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但此规定是指经营者之商品服务直接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情形。本案王翰之死，并非由上诉人银河宾馆提供的服务直接造成，故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对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于法有悖，宾馆与旅客的关系是合同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来调整。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这个案例，是一个合同之诉，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两审法院认识是不一致的。一审长宁法院认为：“合同法律关系，应适用合同法律进行调整，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逻辑上看这是个全称判断；二审上海一中院认为：王翰之死，并非宾馆服务直接造成，故不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情形。也就是说二审仅认为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没有采纳一审的全称判断观点，其表述是严谨的。让我们再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另一典型案例。
王培衔诉南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退还向其收取的出租车返程过路费案[③].案情概要：原告王培衔从南通市内乘坐被告公司出租车前往兴东机场，途中经过收费站，被收过路费10元。到机场后，被告驾驶员要求原告支付车费外，还提出按全国统一规定支付来回由收费站收取的过路费20元。原告以被告不应收取回程过路费为由，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退还多收的返程过路费5元。
崇川法院审理认为，过路费是履行本案客运合同时必须发生的额外费用，被告在提供服务时已支出了，双方在设立合同关系时虽未对此作约定，但理应由乘客负担，且出租车费用是政府定价，省、市物价局都明确了过路费应由乘客负担，所以依照《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中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客运合同关系，出租公司要求乘客支付出租车返回时的过路费，显然超出了当事人合同关系的范围，扩大了乘客的责任。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判决出租车公司退还上诉人人民币5元整。
该案例也是一个合同之诉，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两审法院的认识是一致的：可以与《合同法》同时适用。
三、法理上的分析
1、对肯定说的论证
本文之首所引的案例和所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典型案例有一个共同处，就是：三个案件都是合同之诉，而且都是基于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而接受经营者提供的服务而成立的合同。对此类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接受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所设立的合同，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者合同。从逻辑上讲消费者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它包含于《合同法》上的合同。
再看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性质，目前在法学研究的分类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常被划分为经济法中的市场秩序规制法，其调整对象为：因对消费者提供保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具体为三种社会关系：1、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2、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3、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前两种关系，本文不作讨论，第三种关系，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商品交换关系[④].而这种社会关系，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内容[⑤]，它的法条表现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和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七章法律责任中，规定的责任形式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对行政、刑事责任，本文也不作研究。对于民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1、经营者违反《产品质量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2、致人伤残的民事责任；3、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4、侵犯其他人身权的民事责任；5、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责任；6、违反约定的民事责任；7、提供不合格商品的民事责任；8、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述8种民事责任，有侵权责任，有违约责任。
综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对象包括：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其法律责任有民事责任。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有民法性质，又可细分为合同法性质和侵权法性质。其中调整消费者合同当事人（即经营者与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为合同法；调整非消费者合同当事人（即非购买者的商品使用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规范为侵权法。
经营者的违约行为侵害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消费者选择合同之诉，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调整消费者合同法律关系的法条可以适用。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应优先适用。
2、对否定说的辩驳
否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适用于合同之诉，其基础观点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具有合同法性质，其与合同法[⑦]的外延没有交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经济法，而合同法属于民法。那么，照此观点，《保险法》是规制市场主体秩序的法律，属于经济法，关于保险合同之诉，也只能适用《合同法》，而不能适用《保险法》。显然，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认为，《保险法》有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两大内容，关于保险合同之诉应当优适用《保险法》，同时也适用《合同法》；同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消费者合同的内容，关于消费者合同之诉也应当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否定说还认为，消费者选择合同之诉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有选择了侵权之诉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否定说实际上承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民事侵权法的内容，这与其基础观点也是矛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既然有民事侵权法的内容，为什么就没有合同法的内容呢？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既包含了民事侵权法的内容又包含了合同法的内容，所以不论消费者选择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都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也并不矛盾，因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
四、结论
合同之诉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数据库；
[③]同上；
[④]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修订第三版）第349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同上第351页；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3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商品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社会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生产商品，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从事生产、销售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条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公会议制度，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其日常工作，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五条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向经营者了解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
（三）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享有质量、计量、卫生、安全和合法价格的保障；
（四）购买的商品在规定或约定的期限内出现故障或影响正常使用的，要求修理、重作、更换、退货；
（五）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要求赔偿，提出批评、建议或进行投诉、起诉；
（六）检举、揭发或控告经营者的违法活动。
第六条 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的行为应当受到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有关资料、购货凭证、服务单据、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
第七条 消费者因受虚假广告及宣传媒介误导，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损害的，有权向广告主提出不低于广告内容价值的索赔；有权向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提出连带责任的索赔。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八条 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和热诚服务的原则，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经营者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不得在商品中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销售；
（二）生产的商品按规定附有检验合格证和中文使用说明书，并用中文标明厂名和厂址，规定有时效的商品，标明出厂日期和有效期；
（三）不得销售依法应检验、检疫而未经检验、检疫或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商品；
（四）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五）执行物价法规和政策，对物价部门有统一定价的商品或收费标准，不准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多收费用；
（六）生产、销售商品，不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七）对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或其他欺骗性宣传；
（八）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必须严格履行规定或约定；经法定部门认定不合格的商品，经营者必须退货，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退货时应当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原购货价款；
（九）不准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过期失效、腐烂变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商品；
（十）不准以任何形式搭售商品，提供可选择的服务，必须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十一）销售耐用消费品，允许当场试验；
（十二）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民族风俗；
（十三）经营者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以及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各级工商、物价、技术监督、卫生、商检等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和监督；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及时处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损害消费者权益，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及时立案侦察，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新闻单位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五章 消费者组织
第十四条 各级消费者协会是代表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实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消费者协会具有法人资格。
第十五条 省、市和县建立消费者协会，乡、镇、城市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可根据消费者要求，自愿建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组织。
第十六条 消费者协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接受消费者投诉，对投诉事件进行调查、调解；
（二）设立仲裁机构，依法对消费纠纷进行仲裁；
（三）参与有关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进行检查、测定；
（四）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者进行批评、揭露，直至宣布为“不良经营者”，并可利用舆论工具向社会公布或建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予以处罚；
（五）协同有关部门查处假冒、劣质商品；
（六）参与草拟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七）征求和收集消费者意见，向经营者反馈商品、服务质量信息，并可向人民政府直接汇报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八）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地消费；
（九）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当事人提出询问，被询问者必须在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十）支持或者代表消费者，对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消费者协会的活动经费，由同级财政拨款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资助。
第六章 处罚与奖励
第十八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按国家规定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约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消费者经二次以上交涉，经营者仍无理拒绝的，应承担消费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商品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的，经营者应以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给消费者赔偿因延误使用商品遭受的损失，同时保修期限应按修理期相应顺延；在保修期限内经二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负责更换或退货，退货时应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的原购货价款。
前款所称的“无理拒绝”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对消费者交涉的表示，视为经营者行为。
对包修、包换、包退消费者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商品，经营者应承担必须支付的运输等合理费用。
第二十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下列欺诈行为给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按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
（一）有欺骗性销售诱导的；
（二）虚假广告、作虚假现场演示和说明，以及对消费者的承诺不能履行的；
（三）商品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缺尺少秤，出售过期失效、腐烂变质商品的；
（四）出售国家明令禁止销售商品的；
（五）采取虚假的清仓、甩卖，最低价、优惠价等不真实价格表示的；
（六）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伪造商品产地、厂址、厂名、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的；
（七）销售“残次品”、“处理品”、“等外品”等商品不予标明的；
（八）以不真实的名称和标记从事经营的；
（九）有其他欺诈行为的。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因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残疾、死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项目和下列标准支付费用：
（一）医疗费按照医院对受害者的治疗所必需的费用计算；
（二）治疗期间护理费，受害者住院治疗期间生活不能自理的，按照当地雇请一名护理人员所需费用计算；
（三）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按照受害者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计算；减少收入难以确认的，以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农民年人均收入为标准计算；
（四）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按照普及型的费用计算；
（五）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受害者伤残等级，按照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十倍至二十倍计算；
（六）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者伤残等级，按照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农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倍至十倍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当地殡葬单位的基本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
（八）死亡赔偿金，按照当地年平均生活费的二十倍计算；
（九）死者生前抚养人的生活费，以当地年平均生活费标准，对不满十六周岁的，按抚养十六周岁计算；对其他无劳动能力的，按抚养二十年计算。
按照前款规定支付的费用应当一次性补偿；法律、法规对前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整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的主管部门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者，按有关规定及时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出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消费者协会可组织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质量进行评议、评比，根据评议、评比结果，授予、撤销某产品或单位以“消费者信得过”称号，并可通报。
第七章 处理程序
第二十七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按下列途径请求保护：
（一）直接向经营者交涉，提出合理要求；
（二）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请求合理解决；投诉事项涉及商品服务质量的，可以提交鉴定部门鉴定，鉴定费由经营者先行垫付，根据鉴定结果，由责任方承担；
（三）请求仲裁机构仲裁；
（四）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条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保护的时效，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应从消费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
第二十九条 消费者协会对投诉案件应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投诉者。
第三十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直接投诉的案件或由消费者协会转交处理的投诉案件，须在四十五日内作出处理，并通知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营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处理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时，应先责令违法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的经济损失，再没收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决定
（1997年6月29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7年6月29日公布施行）
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结合本省实际，决定对《河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整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4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生活消费,医疗纠纷
「正文
法律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同时，不同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 范围是各不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条 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 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消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 整范围所作的界定。据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调整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而产生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消费关系。但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 引发了不少争议。争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何谓消费者？消费者是仅限于自 然人还是包括法人？第二，如何界定“生活消费”？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哪些 关系不属于生活消费，并应当排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笔者不揣鄙陋 ，就有关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提出若干浅见，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消费者的概念曾经因为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即消费者是否 仅应限定在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的人？笔者认为，如 果仅仅将消费者的概念限定在满足自己消费的范围上，这未免对消费者的概念理解得过 于狭窄。事实上，消费者的含义本身比较广泛。它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物品的 人，也包括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代 理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①（注：the Shorter oxf 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1，Clarendon press，oxford 1973.p410d，1980，p282）而 在商品交易领域，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 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自己利用。②（注：p S atiyah，the Sale of Goods）例如 ，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 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澳大利 亚1923年的《货物买卖法》第62条在有关消费者交易的定义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美 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 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 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 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或服务契约），适应受让 该商品或服务者，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 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所以，笔者认为，在市场中，所谓 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对于该定义具体陈述如下：
1.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消费者是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就是说，消费者既可能是亲自购买商 品的个人，也可能是使用和消费他人购买的商品的人；既可能是有关服务合同中接受服 务（如旅馆、运输、酒店、食品、劳务等各种服务）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是接受服务的 非合同当事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买受人。所谓买受人，是指 买卖合同中，给付价款并受领买卖的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消费者，是指以消费为目的 而进行交易，取得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③（注：林世宗：《消费者保护法之商品责任 论》，台湾1996年版，第15页。）消费者的范围显然比买受人的范围更为宽泛，因为， 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限于对实物的买卖，因此买 受人只是商品买卖中购买商品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而并不包括提供服务合同中接受服务 的一方当事人。而消费者显然包括了提供服务合同中的接受服务者。另一方面，买受人 都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亲自缔约购买商品的人，而消费者则不限于亲自缔约购买商 品的人，还包括他人购买商品后，实际使用该商品的人。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 的交叉。如商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如果是单个的个人，一般都是消费者。
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否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对此在学理上有不同的看 法，有不少学者认为，支付对价是判断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看一个 人或一个家庭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关键是看他有偿获得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 是否用来满足个人或家庭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个人或家庭有偿取得的商品或接 受的服务是用于消费，那么，该个人或家庭就是消费者；④（注：李凌燕：《消费信用 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5页。）如果没有支付一定的对价则不是 消费者。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与经营者 之间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消费者大多需要通过支付一定的对价，但应指出的是，有偿 方式并不是市场交易的单一表象，换言之，在消费领域，消费者使用和接受某种商品或 接受服务时，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支付一定的对价，但这并不否定使用商品或接受一定 服务的人是消费者。例如，经营者向消费者无偿提供商品（如免费试用产品、免费品尝 饮料），以及实行附赠式的销售（如提供赠品、免费服务或以优惠价供应配件）等等。根 据我国《合同法》第191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 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暇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对这些赠品或免费服务，经营者不能被免除合同上的责任，同样，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领域，经营者仍然应当承担消法规定的诸如安全保障、质量保证、支付赔偿等 法定义务⑤（注：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 年第1期。），而免费接受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仍然应当受 到保护。更何况，使用他人购买的商品，或者虽然接受了服务但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 即并没有支付一定的对价，也可以成为消费者。由此可见，交易形式上的有偿、无偿不 是决定消费者构成要件的标准。
2.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非以盈利为目的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并不是为了将这些商品转让给他人从而盈利，消费者购 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个人与家庭的消费。这就是说，一方面，购买 商品和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资料的消费， 另一部分是劳务消费，即接受各种形式的服务。当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 的也不完全限于个人的直接消费，也可能是用于储存、欣赏，或作为赠品赠送给他人等 等。另一方面，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也可能是用于家庭的或单位的消费，这些 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虽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也是消费者。如果不是用于 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和经营，则不是法律上所说的消费者。
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个人，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 人。对此，许多国家的立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联邦瑕疵担保法（magnuson- moss warranty act）第101条第三款对消费者定义为：“（一）消费性商品的买受人（非以 转售为目的）；（二）商品的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限内的受让人；（三）适用商品或服务的 担保条款的人”。根据解释，消费者必须是：自然人或法人为其本人、家人或家庭而直 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不同于合伙或公司是以进行商业交易，通过转售来获得 商业利益为目的的。⑥（注：the “magnuson-moss warranty-Federal trade Commissi on improvement act”，15 U.S.C.a.2301-12（1975））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 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 ，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由此也说明确定消费者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 消费与经营行为。
消费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 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 动，他或她便是消费者。而他们与经营者所从事的交易都是具有消费者一方的交易。例 如，购入有些商品（像粮食）后不作为生活品耗费，而作为生产资料如种子等使用，或者 作为种子转售给他人，就不是消费者而是经营者。再如，购买两套住房，并不是用于自 己居住，而是等待价格上涨时出售，如果一旦转售，就不是消费者，而成为经营者。在 这些情形下，购买者虽有购买生活消费品的行为，但将商品投入经营领域，本质上已属 于经营活动，因而不应当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而只能受合同法的调整。由于在市 场中，消费者只是与生产者和商人相对立的，那么，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 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 当否认其为消费者。
3.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
消费者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用语，它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体），更不包括政府。所谓消费行为，不是指单位的消费，而是指个人的消费。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始终是与对消费者个人权益的保护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我国也有一些 类似的规定，例如，国家标准计量局1985年6月29日颁布的国家标准《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明确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 的个体社会成员”。⑦（注：徐国强：《对消费者主体范围的思考》，《江西法学》199 6第6期。）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1978年5月1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 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些 表述都将消费者定为个人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说，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但并没有意味着 消费者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在美国法上，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整编第402a 条，消费者不但包括真正消费该商品的消费者，还包括准备该商品以供消费的第三人。 ⑧（注：例如，甲为乙开汽水瓶时，瓶子爆炸，虽然甲并未喝汽水，但是甲也是消费者 .冯震宇等著：《消费者保护法解读》，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 .）事实上，消费者也不完全限于直接的交易人，也包括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例如 ，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受到伤害，不论是否由该消费者自行购买，只要最终消费者或 者使用者所受到的伤害是由制造商所生产的商品的危险造成的，消费者也可以基于产品 责任要求生产者赔偿损失。据此判断某人在取得某种商品和服务时是否为消费者，不一 定以该人是否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为标准。
二、单位是否为消费者
应当指出，在我国，关于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的问题，理论界与地方 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 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⑨（注：梁慧星：《关于消法 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第3版；持此类观点的文章还有 ：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求索》1998年第4期；肖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三 题》，《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 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等。只有少数学者如何山，赞同单位 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参见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持该类见解的学者主要理由是： 单位并非终极消费的主体。其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 单位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利益，归根到底自然人仍是终极消费的主体。此外，将单位 列为消费者也容易滋生腐败。因为《消法》规定了“假一罚二”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如 果将单位视为消费者，则可能导致单位采购人员和主管人员在“赔偿的归己，损失的归 单位”问题上做文章，最终产生腐败。⑩（注：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求索 》1998年第4期。）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 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 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 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 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 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 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 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 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 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 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 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 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 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 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 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经济合同法。（11）（注：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 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这两种 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需要在法律上作出研讨。
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 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调整。其原因在于：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5
摘要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时代，随着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消费者的权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其中，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作为消费者的基础性权利，更是受到消费者和法学家的高度重视。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科技发展也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成果时，也不免发生担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经营者最大化的追求自己的利益，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本文顺应时展的要求，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关键词经营者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消费者权利安全保障权一、经营者及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界定在了解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前，首先必须先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何谓经营者？二是经营者安全保障的范围是什么？对于第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找到答案，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通常认为，经营者是指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它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实践中，通常是指生产商、制造商、销售商、服务商。服务商又有批发商、零售商、商等。服务商则是因为在当代这个服务性行业发达，甚至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情形下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关于经营者的认定还有以下两个问题要区分清楚：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是不是经营者。在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存在两种相距甚远的评判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组织或者个人的权利能力作为判断其是否是经营者的评判标准，即具有“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权利能力就属于经营者，若不具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权利能力就不属于经营者。在现实生活中，就看其有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照这种观点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组织和个人就属于经营者，相反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无照经营者则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以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性质作为判断其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也就是说一个组织或个人只要实际实施了经营活动就属于经营者的范畴，而不去考虑其经营行为具有何种性质，其有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即使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只要从事了经营行为，就被划定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经营者。对于存在的两种分歧，笔者认为第二种更合理。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推究立法原意，尊重本来意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从上述对违法使用他人营业执照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也成为经营者，就能判定法的本意并没有把不具备权利能力的组织或个人排除在外。对于本身既没有在工商行政主管机关注册登记，也没有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笔者认为也应该参照第三十七的规定一并处罚。第二，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条规定普遍被认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明显体现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侧重。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甲和乙分别到丙和丁两处购买物品，丙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经过合法登记的经营者，丁则进行着无照经营，倘若两人使用了商品后都出现了安全方面的损害，要求赔偿损失。丙因为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要按照其规定进行双倍赔偿，而丁却因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只需进行一般的赔偿，而不必进行双倍赔偿。结果甲和乙虽然实施了相同的行为，结果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乙因为丁的过错而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足额赔偿，于理不通，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有利于保护经营者的利益。还以上面的例子为例，丙因为是合法的经营者进行了双倍赔偿，而丁却因为实施的是非法的经营活动却只是进行了一般的民事赔偿。不但于理不通，也容易助长非法经营活动，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判断谁是经营者的几种特别情形。1．企业合并分立的。变化发展是不变的规律，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之中，对于经营者的认定也不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以下几条规定，值得我们注意：第三十六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原企业分立、合并的，可以向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要求赔偿。”2．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第三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3．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接受商品或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向来是法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是阐述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项重要原理，正所谓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也同样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二者总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一方存在权利，他也必然存在义务。因为一个社会的权利义务总和是确定的，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是享有权利或只是承担义务，那么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一方享有权利，那么另一方必然要履行义务。经营者与消费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一对相对应的概念，经营者享有在消费关系中通过诚实守信与合法经营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利，自然也要维护消费者利益，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此同时，没有经营者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何来消费者的安全权。（二）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理的要求收益与风险同权利与义务一样，都是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谈论另一方，只片面追求收益，逃避风险，都是毫无意义的。经营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想获取正当的经济利益，实现其价值，必须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经营者通过和消费者进行直接和间接的交易，获取收益，同时也必然要担负起保障消费者安全权所带来的风险。经营者与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交易，即由销售者与服务者和消费者进行直接的交易活动；另一种则是借由销售者或服务者这个中介的存在使得生产商，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间接的交易关系。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达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良好互动。（三）危险控制理论的要求在市场中，一些商品和服务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然而却又是消费者需要的。因此，经营者在“创设”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创设”危险。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显然，经营者对危险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掌握更全面的知识，因此也就拥有了预防和处理危险的可能性。基于经营者这种控制危险的能力，决定其有义务拿出一部分收益用于控制危险，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四）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要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的存在不仅仅只是具有最大限度获取商业利益这样唯一的一个意义，同时也应当尽最大限度的责任去关心股东利益之外的社会利益，消费者权益就在上述的社会利益之中。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的关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公司取得财富的过程与处分财富的过程都应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设计。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的经营者当然也需要按照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要求，关注消费者的权益，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三、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对于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何种法律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约定义务说和法定义务说。约定义务说也称为合同附随义务说，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是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依据。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合同的附随义务，双方都应遵守，当然经营者也不例外，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法定义务说则认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符合我国的法律规范。经营者若违背法律的规定，要承担侵权责任。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够准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说是以法定义务为基础，同时允许一定范围的约定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该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和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和。”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为了侧重保护相对于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把在合同法中本属于合同附随义务的经营者安全保障权上升到一般义务的范畴，成为经营者的基本义务。这是由于之前的法律侧重保护行为的自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联系程度越发紧密，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从社会本位出发，强调经营者义务。《消费者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营者与消费者可以通过订立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是必须要在法律的限度内。法律规定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双方当事人不可以更改，但是法律规定的毕竟只是最低的限度，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按照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约定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若违反和消费者签订的安全保障义务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四、结语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近年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通过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概念，法理依据以及法律性质的一系列分析，希望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便能在实践中更加注重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参考文献：金海福．消费者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先林，何言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钱玉文．论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扩张与限制．河北法学．2009．姜艳玲．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刍议．江南论坛．2003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6
关键词:公司并购/公司社会责任/雇员权益/劳动关系继受内容提要:公司并购往往伴随着法人人格消灭、经营转换、生产要素重组，从而引起劳动关系变更乃至解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要求公司应该关注雇员的权益，维护实质公平的价值观要求法律应该为雇员权益保护提供制度安排。并购中一方面雇员权益保护应以具体的法律规则为主，以公平、正义、诚信等一般法治原则为补充，保障雇员在并购中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公平补偿权，并且并购的受让方应概括继受转让方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为兼顾公司的竞争能力与生存权益，必须在雇员权益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因此，在维护雇员利益的前提下，应允许公司并购后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实施整理解雇，以维护其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一般认为，公司并购包括新设合并、吸收合并、股权收购和营业转让四种类型。公司并购往往伴随着公司组织变动及经营控制权的转移，新的经营者可以运用其对经营事项的裁量决定权，实质地变更劳动关系或劳动条件，轻则涉及职工岗位的改变、工资的增减、就业的稳定，重则终止、结束劳动关系，甚至还引发矛盾，危害社会安定，如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河北保定依棉集团并购案、大宝并购案、河南洛阳中泰房地产公司兼并案。在公司并购中雇员的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我国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背景下，研究公司并购中的雇员权益保护问题更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一、公司并购中雇员权益保护的必要性（一）公司社会责任的体现公司并购中为何要保护雇员的权益呢？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是由各利害关系人缔结契约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集合，而且是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甚至政府、社区居民在内的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集合；公司的存在、发展必然会对各利害关系人产生影响，因而必须考虑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凭借于雇员的劳动，雇员的素质和对公司的忠诚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雇员和公司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从本质上看，保护雇员的劳动权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企业的客观要求，表现为社会对企业的期待，是企业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公司在并购中应公正地维护雇员利益，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即使在法治化的现代商业社会，提倡公司自愿承担“保护雇员权益”的道义责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earlwarren曾指出，在文明社会，法律之舟是漂浮在道德大海洋上的。不仅法律以道义责任为先决条件，而且法律认为在很多领域人们的活动只受制于道德，而不完全受制于法律。再之，公司在自愿承担道德责任的情形下能根据自己的意志相机抉择，可避免由法律强制性规定给公司带来的遵从成本和公权力强制执行所产生的执法成本。但是，自愿的社会责任是否承担取决于公司的自觉与否，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且，在现代多元的社会里，道德评价是多元的，而法律规范则是明确和唯一的，有公权力为后盾，可以充当评价公司行为的准绳和强制执行的依据。因而，公司并购中雇员权益保护应该首先落实为法律规则，同时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法治一般原则是保护雇员权益的具体法律规则的补充。（二）弱势群体保护的要求公司并购是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交易行为，根据私法契约自治的原理，双方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事交易。但是公司并购涉及到作为第三人的雇员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雇员在公司并购中往往是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一方。传统民法主要是确认各市场主体的形式公平和意思自治，它的公正性有赖于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而在公司并购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经济力量的薄弱，职工相对于公司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双方的讨价能力差别巨大。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解除劳动关系后雇员可能面临生活困难，而公司则可以很快再找到新的雇员。如果法律不对雇员权益进行保护而放任雇员和公司劳动契约自治和自由协商，则形式的平等必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再之，劳动者与公司双方的利益的性质和意义有所不同。劳动权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尊严和生存保障，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则是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得的回报，是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保证；而公司的经营权所蕴含的物质利益是资本收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利益。在法律所保护的价值位阶上，雇员的劳动权益应该优先于企业的经营收益。在雇员权益的问题上，传统的私法理念已捉襟见肘，不能适应劳动社会化发展的要求，“个人本位”理念应向“社会本位”理念转变。劳动法回应着劳动社会化对用人单位的客观要求，从私法手中接过大棒，矫正着私法对并购中雇员权益保护的乏力，在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的平等尊重与保护中突出对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劳动者的保障。这也是法律所追求的社会实质公平价值目标的体现。但是在公司并购中突出保护雇员权利的同时，也不应强制企业在并购中承担过高的雇员保护标准和过多的责任，否则会破坏劳动力市场规律，增加公司运行成本并恶化企业投资环境。在保护雇员权益的同时，也要善待公司及其股东。从辩证的角度看，没有企业家就没有雇员，公司和雇员是一对孪生兄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有具体利益的矛盾性，它们处于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否定或忽视用人单位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在并购中要追求雇员利益和公司利益分配的适当平衡，进而构造和谐的公司并购环境。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公司在并购中按照法律的要求，公平、诚信行为并保障雇员的基本劳动权利；同时也应该尊重公司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并购后的公司根据营业重组对现存劳动关系做出一定的调整，但是调整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并给予雇员相应的权利救济。二、公司并购中雇员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则在公司并购实践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雇员问题，将会使并购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败。据研究表明，75%的并购达不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雇员问题未处理好。如果能够在公司并购中赋予雇员知情权和参与决定权，并要求受让方继受劳动关系，问题便有望迎刃而解。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以立法例或判例的形式，确定了不同程度的雇员权益保护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大致包括两类：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一）事前预防规则事前预防主要是通过赋予雇员对公司并购交易行为的知情权和决策权来实现。知情权是指雇主必须提前告知雇员有关公司并购交易之信息。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13条a第5款规定：“转让方在转让营业之前，必须以文本的形式向雇员通知转让时间、转让原因、转让行为对雇员的法律、经济以及社会意义，以及为雇员利益而制定的措施。”法国2002年《社会法现代化法》第100条规定，在企业管理者通过公报的方式宣布涉及到企业战略问题，并且为此采取的措施会严重影响到劳动条件或者就业时，企业委员会享有一项“干预权”——该委员会可以在48小时之内召开会议，要求管理者向其作出切实的说明。在向企业委员会通报之前，企业管理者不得发出前述公报。欧共体在1977年的《关于协调成员国有关公司、营业或营业之一部发生转让时保护雇员权利的法律的第77/187号指令》第6条亦规定了雇员享有知情权。我国《公司法》第18条第3款也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现实中该条规定往往落空而得不到执行，根源在于工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不掌握话语权。参与决策权是指雇员有权参与公司并购决策事务。例如，荷兰现行立法规定雇员可以通过成立企业委员会和参与监事会的形式来参与公司管理。如果公司雇用了35名以上工人，则必须设立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有权获知有关经济、财政和社会改革等方面的信息；企业作出有关经济、财政方面的决策，如企业的关闭或转让，必须依法向企业委员会咨询协商。我国《公司法》也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应当包括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但是现实中，我国职工监事的选任机制不透明，监事会实权有限，在公司并购决策中代表雇员利益的力量薄弱，雇员利益容易受到忽视。针对此问题，应完善监事会对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以及把董事的忠实义务范围扩展到对公司雇员权益的保护。（二）事后救济事后救济主要是通过劳动关系继受来实现。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劳动关系继受，各主要法治发达国规定不一。而且每种公司并购交易类型的法律效果都不一样，对参与交易的公司法人人格的影响也不一样。比如，在公司吸收合并中涉及到现存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在新设合并中既有现存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又有新的公司法人产生；在股权收购中主要涉及到股东身份的改变；在资产收购中涉及到公司转换营业、公司战略的改变，所以应该区分不同的公司并购类型来讨论劳动关系的继受问题。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公司法和劳动法普遍都明确了公司合并中劳动合同的概括性承继规则。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在此，《劳动合同法》沿用了《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分立、合并时，依法产生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包括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合并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所以公司发生新设合并或吸收合并后其雇员的劳动关系由最后的受让方概括继受，且属于法律强制性继受，相关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权。但是《劳动合同法》对于资产收购中劳动关系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其他法律也未见有相关规定，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陷。资产收购分为股权收购和营业转让。因股权收购只涉及到股东身份的变化，对公司的法人人格和营业直接影响甚微，基本不涉及到雇员的解雇及劳动合同的承继问题，对此可以不进行深入探讨。但资产收购对雇员劳动权益却影响甚大。资产收购的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经营某种业务的能力。从目标公司的角度来看，就是营业转让，既可以包括收购个别或少数优质营业，也可以包括收购重要部分的营业，甚至还可以包括收购目标公司的全部营业或全部财产，使目标公司成为“空壳”。由此，引发了雇员保护的问题：若转让方解散，必然引起失业；若转让方转产，则可以以企业转产为由进行裁员。这个问题在我国也很严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很多公司特别是民营企业通过出售资产使公司成为“空壳”，然后拍拍屁股走人，逃避了拖欠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保护公司资产收购中雇员的劳动权益，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生计，而且事关社会的和谐。下面，将借鉴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讨论我国公司资产收购中雇员劳动关系的承继问题。三、公司资产收购（营业转让）中的劳动关系承继问题公司营业转让中何种情况下会发生劳动关系继受，各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规定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立法例：默示继受主义、强制继受主义、自愿继受主义。（一）默示继受主义在这一立法例下，受让方若无相反的意思表示，即须继受所受让营业上既存的劳动关系且须维持原有的劳动待遇，但雇员有权拒绝受让方继受劳动关系。属于这种立法例的国家有日本和德国。日本的立法对营业转让中劳动关系的承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有关资产收购中的劳动关系承继问题主要由法院的判例来解决。在日本，大多数判例支持默示继承说，在转让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受让方必须继受营业上既存的劳动关系；同样，在雇员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视为同意受让方继受劳动关系。因为营业财产是由物的设施和人的设施组成的财产整体；人的要素（人力资源）是营业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营业转让当然也包含了人的转移，即劳动关系的继承。但是，营业转让作为交易行为，转让对象（特别是债权债务方面）由双方协商决定，立法不应作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有权约定排除劳动关系的继承；劳动者亦有权反对受让方继受劳动关系。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13条的规定，德国法并未将继承劳动关系视为受让方的法定义务，而是界定为默示承担的义务。转让方在转让营业的同时转移劳动关系，受让方有权选择继受劳动关系，以维持营业整体机能的存续，同时，雇员有权反对受让方继受劳动关系。默示继承说实际上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不能充分保护雇员的劳动权益。因为，在受让方明确拒绝继受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雇员只能继续维持与转让方的劳动关系，而转让方可以以解散或转产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二）强制继受主义在这一立法例下，营业受让人必须继受既存的劳动关系，而且受让人和雇员均不得享有拒绝权。属于这个立法例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英国1981年颁布的《营业转让（劳动保护）条例》第5条明确规定，营业转让并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存续，劳动合同将在受让人和雇员之间继续存在，雇员在营业转让后自动成为受让企业的职工，有权向受让人主张原来对转让人的权利。法国《劳动法典》第L122-12条规定营业受让方必须继受既存的劳动关系；同时，雇员必须接受与受让方的劳动关系，向受让方履行劳动义务并主张劳动权利。（三）自愿继受主义自愿继受，是指劳动关系的继受完全遵循双方的合意，受让人有权选择不继受转让人的雇员，雇员也有权反对受让人继受原劳动关系。美国和台湾地区是这一立法例的典型。美国劳动法坚持以“自愿雇用”为基本原则，强调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该理论下，雇主实际上拥有解雇职工的自由权。虽然美国判例法发展了诸如公共政策、诚实信用等原则限制雇主的解雇自由，但这种限制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自由解雇权。因此，在美国公司并购中并未引起严重的并购公司接收被并购公司职工的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并购公司与被并购公司原则上均拥有解雇职工的自由，让其承担接受另一方职工的义务并无多大法律意义。[11]台湾地区2002年的“企业并购法”为因应企业并购趋势，排除企业并购障碍，针对劳动契约问题，也采取自愿继受的立法例。“企业并购法”第16条规定：“并购后存续公司、新设公司或受让公司应于并购基准日30日前，以书面载明劳动条件通知新旧雇主商定留用之劳工。该受通知之劳工，应于受通知日起10日内，以书面通知新雇主是否愿意留用，届期未为通知者，视为留用。”这三种立法例代表了三种思路：自愿继受主义完全遵循意思自治，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相契合，完全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但是对雇员权益的保护力度却是最差的；默示继受主义通过推定继受的方式来保护雇员权益，同时又尊重企业与雇员的意思自治，表面上对雇员权益的保护力度较自愿继受强，但如果受让方不愿意继受劳动关系，雇员的权益还是得不到保护；强制继受主义完全属于国家的强制，对雇员权益保护的力度也最强。（四）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改进建议如前所述，我国《公司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资产收购（营业转让）中的劳动关系继受问题。原国家经贸委曾出台两个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小型企业出售”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出售辅业的改制”中，受让方必须继受既存的劳动关系。[12]但是这两个行政规章的目的在于规范和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有明显把国企改制作为政府“甩包袱”手段的意图，而非为调整作为完全市场行为的公司并购而制订的。这两份文件的文字主要表现为政策性措辞，法律概念不够准确，逻辑不够严谨，比如“国有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从文件的调整范围来看，如果是国有大型企业出售主业的营业转让行为便不受这两个规章任一个的调整。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两个规章调整的范围局限于国有企业，而把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非国有企业雇员排除在外，属于典型的歧视对待，不符合平等保护的现代法治理念及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要求。在我国，非国有企业解决了80%就业人口的就业[13]，而且非国有经济的雇员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迫切需要保障非国有经济雇员在并购中的劳动权益。例如，由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有大批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这些企业大多走的是出售资产、遣散员工随后宣告解散的路线。由于立法没有赋予营业受让方继受劳动合同的义务，上述企业撤离后留下大批待业人员。从经济学上说，一方面，公司资产（营业）是由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组成的生产单位，光有作为权利客体之资产本身不能构成功能性营业，还必须包括运用该资产的劳动力要素，即职工，继受原雇员才不会减损转让之营业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从法理上来说，法律应该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作为弱者的雇员的劳动权益，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照顾到雇员的利益，生存权的法律价值高于营利权。因为如果法律不确认雇员随同被转让的资产转移，通常会导致职工最终被解雇，对职工的生活等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为了保障雇员的工作权，防止转让企业以岗位消失为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解除合同，有必要对营业转让中的劳动合同继承进行规定，即与转让的营业对象或内容密切联系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随着营业的转让而发生转移，并使之成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雇员都给予平等保护。具体说来，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劳动合同法》第34条进一步进行明确，即对“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该条中的“等情况”由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将“营业转让”作为“等情况”之一种，从而使营业转让中的劳动关系强制继受规则有了现行法的依据。四、公司并购后解雇被合并公司雇员的法律规制为保障并购后公司继受原劳动合同的实际效果，转让完成后受让人应当继续遵守转让人与雇员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直到劳动合同终止或者到期。如果放任受让人任意变更雇员劳动条件，或对雇员提出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有可能使雇员被迫愤而“主动辞职”。这就使“劳动合同继受”的法律保护规则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法律应该对公司合并后雇员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进行必要的规制。《德国民法典》第613条a就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工厂或者工厂的一部分因法律行为转让于另一所有权人时，该所有权人即参加到自转让之时起成立的劳动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中来。如果上述权利和义务是通过一项工资协定条款或者一项工厂协议来调整的，则该条款或协议构成新的所有权人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内容，并且不得在转让后那一年终了前作不利于雇员的变更。”[14]德国《公司变更法》第323条第1款给予雇员进一步的解雇保护。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在公司分立和部分转让的情况下，员工在解雇法上的地位于两年之内不受不利影响。[15]我国劳动法只是概况性地规定了受让方劳动合同的继受，而对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变动，则是由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制。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以暴力、胁迫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迫使劳动的；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但是该条司法解释是裁判规范而非行为规范；是消极性的惩罚，而非积极性的保障；是一种事后的救济，而不是事前的预防。雇员只能得到经济补偿或赔偿，但是无法保有原来的劳动条件。我国劳动法应该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限制受让企业对雇员的工作条件进行侵害雇员权益的重大变更，以确保雇员在公司并购后原有的劳动利益不受到损害。但如果公司并购后既存的劳动力过剩，则应该允许受让方实施整理解雇。[16]事实上，公司并购作为一种资产重组方式，在完成后通常会进行一定形式的组织变更或资源重新配置以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法律应在雇员利益保护与公司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避免法律的强制手段破坏企业经营机制及市场规律，故而应允许受让方根据营业的变化及组织调整的需要实施裁员。比如，英国1981年《营业转让（劳动保护）条例》规定：“因企业转让解雇职工的，该种解雇构成不公正解雇；但是，如果是出于导致劳动力变更的经济上的、技术上的或组织上的事由而裁减职工的，则属例外。”在德国，根据《德国民法典》以及《解雇保护法》的规定，如“认定为紧急的经营的必要性”，即使是营业的转让也可进行解雇。欧盟《关于企业、事业全部或部分转移时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指令》（77/187号）也规定了事业等的转让自身并不构成解雇事由，不过可以依经济的、技术的以及组织的理由解雇雇员。至于判断企业的整理解雇是否必要和公正，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主要是取决于裁员程序是否公正以及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义务和协商。英国劳动上诉法院（eat）在1982年williamsV.CompamaxamLtd一案中提出的五个原则来检验整理解雇是否是合理行为，对我们具有借鉴价值，即：（1）企业在面临职工富余时，应尽可能多地发出警告，以便工会与职工考虑解决方案，寻求其他工作；（2）企业应该与工会协商实现目标最佳方式，尤其是商定被裁减人员选择标准方面；（3）被裁减人员选择标准应经得起公正的检验；（4）企业须保证实际的选择符合上述标准；（5）企业应明确是否存在其他可提供给职工的工作。它表明职工富余这一事实不一定意味着应当裁减职工，一个合理行为的雇主应采取措施以明确职工是否可以在本企业的其他营业场所或关联企业中得到安置。[17]笔者认为，并购后之公司如果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1条第3款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9条所规定的条件的，应该允许其对所继受的雇员实施裁员，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英国劳动上诉法院提出的上述五个原则作为判断整理解雇是否必要的标准，以平衡协调好雇员劳动权益的保护与企业的经济效率。注释:Clarkson，maxB.e，aStakeholderFrameworkforanalyzingandevaluatingCorporateSocialperformance，theacademyofmanagement20（1995），p.92.n.preston，Understandingethics，2nded.，Federationpress，Sydney，2001，p.24.DonaldC.DoelingJr.，“Howtoensureemploymentproblems：Don’ttorpedoGlobalmergersandacquisitions”，13DepaulBus.L.J.159，2001，p.163.蒋大兴著：《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4页。我国《公司法》第52、55、118条的相关规定。候玲玲：“我国企业重组中的劳动合同继受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第34条未考虑劳动者独立人格权的保障，未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工作权。见候玲玲：“我国企业重组中的劳动合同继受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但是笔者认为强制性继受表现了国家和法律对劳动者“慈母般”的关怀。因为如果赋予劳动者自由选择权，那么转让方和受让方就可以合谋起来，通过改变劳动条件、调离岗位等“逼迫”劳动者自己行使异议权以使公司达到裁员的实质效果。王保树著：《商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国企员工身份依赖与消除——私企并购国企的个案研究”，载股权法律网http：//www.guquanlaw.com/html/2005-4-23/2005423171208.htm，最后访问于2010年4月10日；“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风险的特殊性与防控”，载课件网http：//www.kejianhome.com/lunwen/438/524/542/116443.htm，l最后访问于2010年4月10日。陈国奇：“营业转让研究”，清华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1页。[11]王健、宋永泉：“公司合并与职工权益保护”，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12]《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国经贸中小企【1999】89号）第9条规定：“出售企业的全部职工原则上由购买者负责妥善安置……对出售后愿意继续留在该企业工作的职工，购买方必须答应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职工与购买者的劳动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履行应尽义务。劳动合同期限一般应不短于职工与出售企业原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经贸委【2002】859号）第14条规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出售辅业的改制中，“对从原主体企业分流进入改制企业的富余人员，应由原主体企业与其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改制企业与其变更或重新签订三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13]常修泽：“我国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载新浪网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8/181716875342.shtm，l最后访问于2009年6月5日。[14]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15]【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31页。[16]整理解雇，又称经济性解雇或经济性裁员，是指因企业不景气，或采取技术革新、组织变更等合理化措施，需要裁减员工而实施的解雇。[17]王健、宋永泉：“公司合并与职工权益保护”，《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7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
本条例所称企业经营管理者，是指企业的董事长、经理、厂长等主要负责人。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及时制止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文明服务，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保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企业联合会、企业家联合会、商会、各类行业协会，应当依法维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反映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建议和要求，为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服务。
第六条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循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职工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对损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
新闻媒介应当对损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八条企业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处理涉嫌违法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得中止企业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九条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和合法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财产及其合法权益，不得违法向企业收费和罚款，不得向企业摊派财物。
第十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取得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非法限制外地产品或者服务进入本地市场，妨碍公平竞争。
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有权进行抵制，并向上一级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检举。有关政府或者其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检举者保密，并依法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补贴或者数量增加的情形，并对有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有关企业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组织依法向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或者采取保障措施的申请。
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或者保障措施调查的，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涉案企业应诉，并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组织协调应诉工作。
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国外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并配合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外开展贸易壁垒调查交涉工作。
第十三条有关国家机关制定涉及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听取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禁止以非法拘禁或者其他非法限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人身自由的方式解决经济纠纷。
违反前款规定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救助，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未经法律规定的机关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入或者搜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工作场所和住宅。
第十六条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第十七条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范围的，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组织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投诉者保密，并在60日内依法处理，书面答复举报、投诉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拒绝受理举报、投诉，认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在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5日内移送其他相关部门。
前款规定的期限，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
（二）包庇或者纵容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行为的；
（三）不为举报、投诉者保密，致使举报、投诉者受到打击报复的；
（四）对侵害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不及时处理或者推诿不办的；
（五）对受理的举报、投诉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处理的；
（六）违反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8
[关键词]劳工权益；劳务输出；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031-03
近些年来，我国海外职工的劳工权益频遭侵犯，对这一人群的劳工权益保护也随之成为焦点问题。加大保护力度有很多途径，法律保护无疑是最为有效和彻底的。法律保护的首要问题在于法律依据，都有哪些法律文件直接或间接地给这一人群提供法律上的支持，这一问题值得归纳和分析。文章将从国际公约、中外条约以及国内立法三个层次分析对海外劳工的法律保护问题，梳理这些法律文件，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保护的基本概念分析
（一）中国海外职工
中国海外职工，包括国内中资公司为海外在建工程项目派出的公司员工、通过合法劳务中介公司到海外务工的中国劳工以及以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的中国公民。这两类型海外职工因建立的法律关系不同适用的法律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和俄罗斯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劳务协定》就对这两类劳工及其权益适用的法律进行了区分，其中规定对于执行劳动者本人与接受国法人雇主达成劳动协议的劳动者，也就是，该类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条件由同俄罗斯雇主签订的劳动协议予以规定；其医疗保险及在劳动期间发生的由劳动直接造成的工伤、职业病和其他健康损害的赔偿，还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都按照俄罗斯的法律来处理；而对于执行具有劳动关系的长期居住国企业法人与接受国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签订的有关完成工作或提供服务的协议的劳动者，也就是上述的第二种海外职工，其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条件由同中国企业法人所签的劳动协议予以规定；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在劳动期间发生的由劳动直接造成的工伤、职业病和其他健康损害的赔偿，还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都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处理。
（二）劳工权益
劳工权益是指现代劳资关系中的劳动者的各方面的全部权利，概括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涉及到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如结社自由权、进行集体谈判权和参与社会民事和政治事物的权利、就业自由、禁止童工、消除就业歧视等；二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经济利益方面的权益，如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安全条件和健康保护等。
二、侵犯中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的主要实体
（一）“黑中介’
我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受侵犯的首要源头来自于“黑中介”，“黑中介”是指不具有商务部颁发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的违法违规经营者。它们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肆意非法敛财，造成大量出国务工人员上当受骗，在经济和精神上蒙受重大损失。
（二）国外用人单位
对我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的侵犯除了“黑中介”之外，还有就是来自于我国劳工工作地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日本“研修生”制度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欠薪、超长加班、居住条件恶劣、护照和通讯工具被非法没收等遭遇在“研修生”中间屡见不鲜，一些人甚至丢了性命。根据日方研修生项目的主要负责机构——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提供的数据，2008年，在日工作期间死亡的外国研修生为35人，其中16人死于心脏和大脑疾病；2009年有27人死亡，其中9人为心脏和大脑疾病，另有3人自杀。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合会秘书长安孙子理良认为，研修生大多是青壮年，出国前都通过了体检，而死于心脏和大脑疾病的比例却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两倍，因而极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强度过大造成。
（三）国内承包商
我国现阶段有大批的在外承包工程项目，多集中于非洲地区，这些承包商会从国内带出去一批职工，在承包工程所在地从事劳动。这些职工的劳工权益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国内承包商的侵犯。
以上就是对我国在外职工劳工权益构成最大威胁的三类实体，中介机构，国外用人单位以及国内承包商。对于劳务中介机构和国内承包商，主要是由我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规制；过于国外用人单位的行为，则主要是由该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相关法律规制。另外，我国会和主要劳务输出国就劳务合作问题签订条约或联合声明，通过规范我国中介机构和国外用人单位的行为来保护我国在外职工的劳工权益。
三、中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
（一）国际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都对劳工权做出规定，成为国际上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规则大多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和监督效力，而且不同国家在推进跨国公司保护劳工权利方面程度不一，很多公约就很难得到广泛认可，适用范围就比较有限，以国际劳工组织的8个核心公约为例，中国只批准其中的4个，而美国仅仅加入了其中2项。
（二）中外劳务合作条约
为规范和保护我国海外劳工的权益，我国已和多个国家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如中国和俄罗斯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劳务协定》，中国和巴林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林王国政府关于劳务合作及职业培训领域的合作协定》，中国和约旦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关于双边劳务合作的协定》，中国和毛里求斯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双边劳务合作的协定》等双边条约都是规范这一问题的。
中外劳务合作条约中一般涉及三个主体：国外雇主、中国劳务经营公司和中国劳务人员；三项法律关系：国外雇主和中国经营公司间通过协议形成的劳务合作关系，中国经营公司和劳务人员间通过劳务派遣协议形成的劳务关系，国外雇主和中国劳务人员通过雇佣合同形成的劳动关系。中外劳务合作的基本的流程如下：首先，中国在国外的大使馆向该国提供我国劳务经营公司的名单；然后由国外雇主和我国经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提供雇佣合同文本；最后我国经营公司根据协议上雇主的要求开始挑选、培训并派遣劳务人员。劳务人员一般在出境前就须和国外雇主签订好雇佣合同，该雇佣合同一般都要求须和该受雇国的法律、法规相一致，雇佣合同要包括一些基本条款：工种及工资、工作时间、加班费、病假和年休假、住房及生活用品、医疗保险、合同终止和赔偿、国际旅费和护照、合同期限、保险及争端的解决等。
（三）国内立法
1.我国相关法规
我国在对外劳务这一领域的立法主要由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2012年5月国务院新颁布了一项《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弥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长时间的立法缺漏。其次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如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商务部印发的《外派劳务培训管理办法》、《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暂行办法》等也都是规范对外劳务秩序的。还有一些相关组织制定的行业准则，如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制定的《对纳米比亚劳务合作业务小组成员公司行为准则》，以及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签署的一些法令，例如对外经济合作部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派劳务人员（研修生）培训资格证书管理办法》，也都是规范对外劳务的相关管理秩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我国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这项条款是对我国海外职工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一项概括性规定，依照该条款规定，我国海外职工的劳工权益保护一般适用的是劳动者工作地的法律，通过劳务派遣出去的，也可以适用我国的法律。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2012年5月16日国务院新出台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弥补了我国立法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该法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该法主要对对外劳务合作的企业与劳务人员、对外劳务合作有关的合同、政府的服务和管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问题予以规定。其中规定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企业法人条件；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有3名以上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人员；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法定代表人没有故意犯罪记录。而且明确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否则将由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该条例第三章“与劳务合作有关的合同”，弥补了我国以往立法的空白，该条例未出台之前，我国有关涉外劳务合作的合同都是由《劳动合同法》予以规制，而《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国内劳务关系的，其对涉外劳务关系适用的确定性和合理性一直存在诸多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在《条例》中基本都得到了解决。该条例规范的与劳务合作有关的合同包括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国外雇主签订的书面劳务合作合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订立的书面服务合同。
（3）《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外派劳务培训管理办法》
200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了《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宗旨是为加强对外劳务合作管理，规范对外劳务合作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外派劳务人员合法权益。
该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从事对外劳务（含研修生）合作的经营资格管理，也就是对国内劳务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根据该办法，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企业须经商务部许可，依据本办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该办法也对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列明了相应的处罚办法：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国家对外劳务合作管理规定，由商务部给予警告或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办法的实施抑制了“黑中介”问题的蔓延，对我国出国务工的劳动者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2004年我国商务部颁布的《外派劳务培训管理办法》宗旨是为了加强外派劳务培训管理，有了新出台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我国在外职工的劳工权益获得了立法上的基本保障。但也因此带来了一些问题，立法上存在冲突，就如《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而在《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规定企业的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是规范对外劳务合作的一般法，是新法；《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是规范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务合作企业经营资格的特别法，是旧法；在发生冲突时，是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还是以新法优于旧法，低位阶法不得与高位阶法冲突而适用《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这都需要我国相关立法部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2.劳务输入国相关法规
劳务输入国对于外籍劳工的法律规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籍劳工工作准入的限制规定，这一般体现在一国的《移民法》、《外国工人雇佣法》等之中；另一方面是对外籍劳工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劳动保险等规定，这方面规定主要集中在该劳务输入国的《劳动法》之中。
（1）对外籍劳工的特别规定
首先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劳务输入地的法律对于外籍劳工的特别规定，这方面规定一般会在相关国家的《移民法》、《外国工人雇佣法》等法规中予以规定，各国对外籍劳工的限制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而有所不同，主要会通过配额限制、工作准入限制、岗位限制、资格限制等来规范对外籍劳工的管理秩序。
（2）劳务输入国的劳动法规定
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在立法上都逐步采取开放的态度，采用国际通行的规则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导致许多法律规则和法律内容都很相近和相同。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别、劳工政策导向的差异、法制传统和法制发展水平的限制，各国劳动法还是体现出很强的国内法的色彩，存在很大的差异。各个国家在工资、工时、工伤赔偿、劳动保险、解雇等方面规定都有所不同，所以，劳动者在出国务工前，应了解务工所在地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自己权益的保护依据，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劳资纠纷。
综上，可看出我国海外职工的劳工权益受到相关国际公约、中外条约、国内国外立法的保护。我国的法律主要规制国内劳务中介机构和相关的劳务合同，就如上述中所提到的，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正在不断地完善，但也会出现一些立法上的冲突，这需要我国立法者进一步的解释，以减少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统一。国外立法也是我国海外职工劳工权益保护的主要依据，但在相关国外立法本身就构成对劳动者的侵害之时，就如日本的研修生制度，我国如何加强对海外职工的保护也是一个问题。我国应加强和相关劳务输入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和对话，通过政治协商及双边协议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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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9
论文摘要：财产性收入是十七大报告的新提法。从法学视角看，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投资、借贷、租赁和行使用益物权产生的收益关系。分析法学上的财产性收入的四种收益关系，有利于通过宪法原则性规定和商法、民法和物权法的具体规定予以法律上的保护，也有利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贯彻实施。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则性规定，其内涵丰富，富有新意，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的是，扩大公民的经济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减少贫富差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本文从法学视角解读财产性收入的含义，并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予以保护，这有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则得以贯彻实施。
一、法学视角的财产性收入
经济学上的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这样的表述，揭示了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特征，即：财产性收入是基于动产和不动产的利用而产生的收入。但是，没能揭示财产性收入分别源于何种收益关系，也就无法明确适用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护。
法学上的财产性收入，是指财产所有者通过投资、借贷、租赁和行使用益物权的行为所产生的经济上收入。具体地说，它是指财产所有者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或者以货币作为本金进行借贷，或者将实物、不动产借给他人使用、经营而产生经济上的收益。具体划分，法学上的财产性收入包括了四种收益关系：一是投资收益关系；二是借贷收益关系；三是租赁收益关系；四是行使用益物权收益关系。从法学视角分析财产性收入，就是要厘清财产性收入的收益关系，进而适用相应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一)投资收益关系
它是指公民以出资的方式创办公司或企业，以及认购股票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收益关系。投资收益关系的法律特征是，公民将其所有拥有的财产投资于公司或企业，即将财产所有权转让给公司或企业，为此享有股权并取得收益。根据《公司法》规定，公民投资于公司的财产包括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和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具体地说，公民必须将财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公司，其投资关系才成立，投资收益才被法律保护。《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投资收益是公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已经登记成立的公司多达200万家。相当一些公民是通过创办公司或企业来实现财产性收入。同时，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据资料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2007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居民的储蓄收入属于财产性收入，但不属于投资收益关系的收入。公民买卖股票的收入属于投资收益关系的收入。因为，公民认购某公司股票就成为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股权的收益；出售公司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是股权转让的收益，属于财产性收入。如前所述，在我国已有大量的投资者在沪深两市开户投资股票。这些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认购股票依法取得股票差价的收入和取得包括股息、红利、送配新股、增发新股等收益，是投资收益，属于财产性收入。
在分析投资收益关系时，应当将工资收入部分剔除。工资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不属于财产性收入。按我国统计理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例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可见，工资收入属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属于财产性收入。在投资活动中，创办公司的投资者，除了享有股权收益外，还可能享有工资性收入。创办公司的投资者多为该公司的经营者，肩负着确保公司财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他们除了依法享有股份收益外，因为还参与公司、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付出了劳动，所以享有工资性收入。这些工资性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不属于财产性收入。
(二)借贷收益关系
借贷关系是指财产所有者将其所有的货币出借给他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借贷收益关系与前述的投资收益关系是不同的。投资收益的公民必须将其财产所有权转让给公司而形成投资关系，并通过享有股权来获取收益。而借贷收益关系的投资者只是将其财产的使用权转让给公司、企业或他人而形成借贷收益关系，并通过享有债权来获取收益。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
债权收益是一种约定收益，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事先约好的利息作为收益。当公民将货币借贷给公司或企业，不论公司或企业经营业绩如何，其约定的利息是不变的。因此，债权收益具有收入低，但风险小的特征。譬如，公民认购公司债券的收益是债权收益，就是按事先约定的利息取得收益。
股权收益是一种不确定的收益，股东根据公司业绩的好坏获取收益。公司业绩好，股东收益就高，业绩不好股东收益低，甚至没有收益。因此，股权收益具有收入高，但风险大的特点。例如，将货币作为出资办公司，就不能按约定取得收益，只能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取得收益。
在法学上，借贷收益关系主要包括认购买政府债券的收益、购买金融债券的收益、购买公司债券的收益、购买基金的收益，或者将货币借给他人或将货币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收益，等等。就一般公民而言，其中主要收入是购买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基金和将货币借给他人、将货币存入银行获取利息的收益。
政府债券是政府财政部门为筹集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两大类。在我国，政府债券分为二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债券。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根据债券发行的年限以及银行利息的不同而不相同，以2000年政府发行债券为例，2000年政府第一期债券的收益率分别为：2.55％、2.89％和3.14％。
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相对而言，公司债券的收益率要比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高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公民购买公司债券。否则公民宁可购买政府债券，因为政府债券是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其安全性要比公司债券高。
基金，通常也称为证券投资基金，是基金公司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交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管理人运用该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买卖获取投资收益。简单地说，投资者认购基金，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货币借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进行股票或债
券投资。投资者认购基金形成的收益属于债权收益。目前，公民投资于基金的人越来越多，所获得的收益也不少。据资料反映，到2007年10月初，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货币借给他人的收益，是指公民将自己的资金借给他人使用，按照约定获取利息的行为。货币存入银行的收益，是指公民将自己拥有的货币存放在银行，银行依照法定的利息支付给储户而产生的收益。这两种收益的性质也属于债权收益，是公民经常性的财产性收入。
(三)租赁收益关系
租赁关系是指财产所有者将其所有的实物或不动产的使用权，出借给他人使用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租赁收益关系与借贷收益关系都是债权债务关系，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租赁收益关系是基于实物、不动产的出租形成的收益关系。而借贷收益关系是基于货币借贷形成的收益关系。租赁收益关系主要包括了有偿出借、租赁、融资租赁等形成的收益关系。
有偿出借是指公民将实物借给他人使用并按约定收取费用的行为。有偿出借的特征是临时借用，借用时间比较短。在日常生活中，有偿出借而产生的收益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因为租赁关系产生的收益。
租赁关系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租赁关系的法律特征是转移租赁物的使用权，不转让其所有权。租赁关系终止时，承租人必须返还租赁物。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依据租赁关系取得收益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房屋、店面、厂房、办公场所等出租都属于租赁关系形成的收益。目前，我国公民拥有自己名下的房产是拥有了不动产。不动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体现在租赁关系的收入上。
融资租赁关系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特征是，出租人的收益，不仅包括出租物的收益，还包括了为承租人购买出租物的贷款利息的收益。因此，融资租赁是集借贷、租赁、买卖于一体，是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一起的交易方式。融资租赁需要比较多的资金，多为公司或企业名义实施，一般公民不开展融资租赁活动。
(四)用益物权收益关系
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他物权。用益物权收益关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让渡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给他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我国物权法中，用益物权形成的收益关系主要包括在一定范围内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方式获取收益。其中，与公民财产性收入有关的用益物权的收益，是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出让地役权产生的收益。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主体是国家或集体，不属于公民个人，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人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者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取得收益：一是土地承包人使用土地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二是土地承包人转让土地经营权取得的收益。
地役权是指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利而使用，以提高自己不动产效益的权利。地役权的成立必须有两块土地存在为前提。其中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人是需役地人；提供土地给他人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人是供役地人。地役权的收益是指供役地人从需役地人那里取得的约定的收入。
二、财产性收入的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法学视角下的财产性收入，可以分为投资收益关系、借贷收益关系、租赁收益关系和用益物权收益关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这四种收益关系，可以通过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以及商法、民法、物权法的具体规定加以保护。
(一)宪法的原则性保护
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是原则性规定。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指公民通过合法劳动或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的权利。其中，以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权利就属于财产性收入，例如，非劳动的薪金、租金、储蓄、债券、股票、原材料、牲畜等方面的收入都属于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权利。这些财产权利就属于是财产性收入。可见，我国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面相当广泛，包括投资收益、租赁收益、借贷收益和用益物权收益，都受宪法保护。由于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是原则性保护，对财产性收入的具体保护是由各个部门法的具体规定。
(二)部门法的具体保护
与上述四种收益关系有关的部门法包括商法、民法和物权法。因此，财产性收入的具体的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商法、民法和物权法加以保护。
1、商法的保护。商法主要是对投资收益的保护，包括出资创办公司的投资收益、认购股票的投资收益、认购公司债券和认购基金产生的收益进行保护。其中分别适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1)公司法的保护。公司法主要是对设立公司的出资人和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予以保护。例如，《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第138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75条规定，当股东投资收益不能得到及时兑现时，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回其股份。即：“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该股东会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2)证券法的保护。证券法主要是通过规范证券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确保投资者依法取得财产性收入。例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5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证券法》还具体规定了什么是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并对实施这些行为人设定了处罚条款。这些规定为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者提供了良好交易秩序，有利于投资者通过合法的证券交易行为获取财产性收入。同时，《证券法》认购公司债券收益的保护，体现在规定了发行公司债券主体必须具有支付利息能力，防止债券发行人利用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侵犯公民合法的收入。例如，《证券法》第16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其中包括：要求公司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等条件。(3)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保护。证券投资基金法主要是通过保护基金持有者的权利实现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例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0条第l款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分享基金财产收益、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等。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还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作了禁止性规定，防止他们滥用权利侵犯基金持有人的权益。该法第15条规定，因犯有贪污贿赂、渎职、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的人员、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人员、因违法行为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
此外，认购公司债券的法律保护，还可以适用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保护，可以适用国库券管理办法等，对公民的财产性收入予以保护。例如，为保障债券持有人能够获取相应的收益率，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要求在确定公司债券利率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包括：①现行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现行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是公司债券利率的下限。②国家关于债券利率的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40％。这是企业债券利率的上限。③发行债券公司的承受能力。④发行公司的信用级别。社会知名度高，信用较好，则可相应降低利率，反之，则相应提高利率。⑤其他券种利率、债券市场行情、国家金融政策等。
2、民法的保护。民法主要是通过合同法的规定对借贷与租赁收益关系产生的收益关系进行保护。例如，为了规范借贷关系，《合同法》第200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利用其优势地位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按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对自然人之间的有偿借款，其利率不利高于法定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款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款的利率可以适应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并不允许复利。
租赁收入是公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租赁关系，《合同法》对租赁合同作出了具体规定。例如，在保护出租人权利方面，《合同法》第226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履行支付租金、按照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并且要妥善保管租赁物，不得擅自改变或增加其他物。在融资租赁方面，《合同法》第248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根据约定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应当妥善保管和使用租赁物并担负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依约定支付租金，并于租赁届满时返还租赁物。同时，合同法还规定，租赁物必须为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或不动产；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下的，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取书面合同形式等内容。
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篇10
内容摘要………………………………………1
引言……………………………………………1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
（一）赔偿功能……………………………………………2
（二）制裁功能……………………………………………2
（三）威慑功能……………………………………………2
（四）鼓励功能……………………………………………2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条件
（一） 权利的主体必须是消费者………………………3
（二） 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4
（三） 消费者受到损失…………………………………5
（四） 消费者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5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四、结 语…………………………………………7
内容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商品交易激活了市场、激活了企业。然而，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市场经济也有它的利弊两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有需求就有供应，需求什么就供应什么。同时，消费者又是市场经济的弱势群体，就单个消费者而言，相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是弱者，通常表现在，从与工商管理部门、法院、质量监督部门的关系来说，一般情况下，厂家、经销商比普通消费者占有较大的优势；从双方的人力、财力方面来说，单个消费者也无法与厂家、经销商抗衡。在强势对弱势这样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以及对商品性能、质量的了解较少，价格方面的信息绝对不对称，就是说，在价格方面，消费者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一切导致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慎之又慎、惟恐上当，希望买到物有所值的商品。基于此，规范市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时而出，其中第49条首次规定了对消费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消费者同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作斗争，进而促使经营者不敢以身试法，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健康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现实积极意义。但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不完善之处，需要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实践验证。本文试着通过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适用该制度的条件以及关于消费者的界定等方面对我国的该项立法进行分析，并对相关问题的完善提出了几点浅显的建议。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功能；消费者；欺诈行为；完善
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引 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短短二十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也从商品短缺社会进入到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生活在消费社会中,面对丰富多采的商品和服务,也伴随着出现了消费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中规定的“增加赔偿”即是指惩罚性损害赔偿,这是中国立法上第一次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做出的规定。它突破了一般民法原则,使加害人给予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超过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其目的在于通过给予消费者超出实际损失的私人利益,鼓励消费者同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作斗争,进而实现对全体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由于立法尚存不足，实践中引起类似“王海现象”等诸多案例的发生，有关司法判决也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惩罚性赔偿的研究，以促进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
《布莱克法律辞典》将惩罚性赔偿金定义为：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形式，我国的法律规范中没有出现“惩罚性赔偿”的提法，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已得到初步肯定。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法院在按照受害人或相对的受害人团体所遭受的损害或加害人的非法获利所判决的赔偿金之外,为惩罚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和威慑或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而判决加害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金。
实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在英美国家一般认为有三项:其一是削弱侵权行为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以及防止社会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其二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其三是对原告(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进行感情方面的损害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立法者的意图是，通过对经营者进行欺诈的恶意行为予以加重处罚，抑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现象的发展，逐渐减少商业欺诈行为。具体来讲，此制度至少有以下四个功能：
（一）赔偿功能
惩罚性损害赔偿适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原告遭受的损失获得全部的补偿，来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一方面补偿性赔偿对精神损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补救。另一方面尽管侵权行为法可以对人身伤害提供补救,但在许多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损失是很难证明的。因此,采用补偿性赔偿很难对受害人的损害予以充分补救。而惩罚性赔偿可以更充分地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再者，受害人提起诉讼以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特别是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补救。
（二）制裁功能
惩罚性赔偿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的行为而适用的,就是要对故意的、恶意的不法行为实施惩罚。而补偿性赔偿要求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在性质上乃是一种交易,等于以同样的财产交换损失。这样一来,补偿性的赔偿对经营者难以起到制裁作用,甚至使民事赔偿法律为经营者所控制。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则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不法行为,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
（三）威慑功能
威慑是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合理性的传统解释。惩罚性赔偿的这种威慑功能是为主张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学者和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院所普遍赞同的功能。威慑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别的威慑。一般威慑是指通过惩罚性赔偿对社会一般人将来可能的潜在侵权行为产生威慑作用,特别威慑是指对加害人本身的威吓作用，即防止加害人重复进行侵权行为。一般威慑是指确定一个样板,使他人从该样板中吸取教训而不再从事此行为。而人们在对这一样板进行经济分析时很容易得出成本大大高于收益的结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放弃潜在的侵权行为的足够的动因。
（四）鼓励功能
鼓励是指鼓励消费者积极同欺诈行为作斗争的功能。现代市场经济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欺诈地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犯。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可以刺激和鼓励消费者更加积极地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从而会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社会上全体消费者的利益。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条件
（一）权利的主体必须是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由此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权的行使主体必须是消费者。但“消费者”如何界定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单位能不能成为消费者？有学者认为应将消费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即自然人,而当法人、非法人组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受《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消费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给予特殊保护的立法,如果将消费者的范围规定的过广,将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都视为消费者,那么,以此为指导方针而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忽视个体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对其给予特殊保护亦就必然会失去理论上的依据。
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将消费者范围限制为自然人,而且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着单位为其职工消费而购买商品受到欺诈的情形,若将单位作为消费者,其获得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后再由受损害的单位职工接受,这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弱者的目的。我国地方立法上也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应该适用有关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规定。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我国法学理论认为构成欺诈的要件有：（1）主观要素，行为人有欺诈的故意；（2）客观要素，即行为人有虚假陈述或隐瞒实情的行为；（3）被欺诈人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4）被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其中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处罚办法还具体列举了一系列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表现形式,例如,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销售的商品分量不足的；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而谎称是正品的；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的；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欺诈行为的认定直接涉及到消费者能否请求双倍赔偿，而实践中的界定往往不像理论那样简单易明。如“知假买假”行为能不能使用双倍赔偿？此情况下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很多学者认为虽然“知假买假”不算诚实,但远没有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恶劣程度高,况且知假买假行为确实可以有效地遏制制假售假之风,起到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欺诈的首要问题是这一行为本身的非正当性,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的行为。而消费者具有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要求个人利益的区别,法律并不禁止个人基于“利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投机主义行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以一个“利他主义者”形象被设计的。“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笔者认为上述论述亦有道理，但法律不应成为任何人投机取巧的工具，恶意利用法律作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显然与法治的基本精神相悖。消法出台后实践中出现了不和谐因素，首先就是类似“王海现象”的“知假买假”行为的大量出现。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能为原告带来意外之财，“知假买假”并索取一倍赔偿一时被人们视为发财致富的途径而纷纷效仿。在市场规则尚未健全的今天,一方面“王海们”立意打假让人拍手称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故意“知假买假”并放任损害的发生,毫无疑问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导致了人们贪利的思想，破坏了市场交易中诚实信用、合法有序的规则。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须以消费者不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为前提,即不得“知假买假”，利用“法律盲点”，投机取巧获得不当利益。在消费者明知及经营者对自己实施了侵权行为，但为了获得惩罚性赔偿，故意不采取预防措施而放任损害的发生，或存在重大过失时，均不得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此种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那种知假买假行为的继续重演。故笔者认为构成欺诈的要件中应坚持消费者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判断，如明知是欺诈仍坚持购买则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三）消费者受到损失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依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只有当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对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时,经营者才负赔偿责任;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则不负赔偿责任。损害的发生是损害赔偿的基本构成要件,无损害就无赔偿可言。所以,若只有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没有消费者受到损失的事实,消费者向经营者提出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要求就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条件。事实上，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品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良利益，就可以认定损害已经存在。
（四）消费者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
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法定的赔偿制度,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无效。一般情况下,经营者不可能自觉的履行这样的义务,所以消费者必须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消费者可以向经营者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消费者没有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经营者就没有义务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法院也不会做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判决。如果经营者因违法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的话,也不能免除它对消费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两者在本质上不同,两种责任形式可以并存。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1、应在立法中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条件，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前所述，应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和欺诈行为的认定要件予以明确。此方面因前文已作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2、应该加大惩罚力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它的惩罚力度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上10倍乃至上100倍，仅仅只是双倍惩罚。这一数额标准显得过于死板，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标准偏低，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当企业的违法所得远远高于接受罚款数额的时候，企业会变本加厉地做违法的事情，企业会觉得双倍的罚款是一种鼓励，罚完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再做；相反如果惩罚力度大了，企业就不会这样做了。“制假”之所以在我国这么多年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打击的力度不大,惩罚的力度不足以让经营者惧怕。当赔偿的数额增大至一定程度时，侵权人的私人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侵权人受到法律制裁的结果不仅仅是无利可图，而是得不偿失，因此立法中规定惩罚数额越高，其威慑力就越强，侵权的概率也就越低。双倍赔偿条款当然是与我国的立法宗旨、法律传统相一致的，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这种轻微的惩罚力度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制假售假经营者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中,消费者也往往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经营者交涉,却只能得到较小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自认倒霉,大都采取让经营者换货、退货,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
故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应该取消赔偿的确定倍数，确定惩罚应考虑的因素。在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时,赔偿数额由法官在每一具体案件中根据具体案情酌情裁定，如可考虑（1）经营者的恶意程度；（2）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包括手段、方式、持续时间及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态度、行为等；（3）侵权行为的后果，即尊严、感情受损伤的程度；（4）经营者的财务状况等。有了这样的弹性规定后,法官就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明显失衡，消费者也可以得到安慰和补偿。当然为了避免过度的不平衡，可以在法律上对各类赔偿的最高限额予以限定。
3、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适用范围。在适用的条件上，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只适用于故意的欺诈行为,而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不适用。在实践中,除经营者故意欺诈消费者的情况外,其他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大量存在，但却得不到有效救济。根据我国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要想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就必须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但由消费者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故意非常困难。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很广泛,除故意欺诈以外,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东芝事件”中,东芝公司对美国用户给予了巨额赔偿却拒绝给中国用户以赔偿,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双倍赔偿制度只适用经营者的欺诈作为,而在该案中要想证明东芝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可能性很小。因此,即使由法院来判决,依据中国现行《产品质量法》、《消法》的规定,东芝公司不会被判令支付双倍的惩罚赔偿金。故笔者认为应扩大第49条的适用范围，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可以适用于主观的欺诈行为,而且可以适用于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等，这样规定,可以使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尽最大程度的注意义务，也将对消费者提供更为周到细致的保护。
结 语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法律保护是消费者维权的根本手段。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从无法可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法律的施行,走过了漫长的路。保护消费者权益所跨出的每一小步,都是中国消费者维权意识的飞跃,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更贴近消费者。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的经济生活将和世界接轨,面对这种全新的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不可避免要面临新的挑战。要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体现法律的公正,应该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效用,完善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加合理,以适应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更加有利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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